列传酷吏第七十七

译列传·酷吏，第七十七 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 淳厚的风俗既已丧失，奸诈狡黠便开始滋生；法令越来越繁密，设置的禁令也越来越多。做官的很少有仁慈宽恕的诚心，任职时把威严严猛作为治理手段。魏氏凭借战马建立王业，以武力平定天下，治理国家任用刑罚，以严肃严厉为根本，所以把严酷暴烈的一类官吏列入本篇史传。于洛侯，是代人。因资历功劳任秦州刺史，却贪婪残酷、安于忍心害人。州人富炽夺取百姓吕胜的一具胫缠，于洛侯便把富炽鞭打一百下，砍断他的右手腕。百姓王陇客刺杀百姓王羌奴、王愈二人，依法本来只应判处死刑，于洛侯却活生生拔出王陇客的舌头，刺穿舌根，又在胸腹刺了二十多处伤口。王陇客忍受不了痛苦，随着刀刃颤动。于洛侯于是竖起四根柱子，把他的手脚分裂绑在柱上，直到将要断气，才砍下他的头，肢解四肢，分别悬挂在道路上。看见的人无不悲伤痛苦，全州震惊，人们心中都怀有怨恨愤怒。百姓王元寿等人一时起兵反叛。有关官员检举弹劾于洛侯。高祖命使者在州中刑场处向军民宣告诏令，然后斩杀于洛侯，以向百姓谢罪。胡泥，是代人。历任官职至司卫监，赐爵永城侯。胡泥率直严厉地执行宫禁法令，不畏惧豪门贵族。殿中尚书叔孙侯头应当入宫值班，却有一次缺席，胡泥依法惩治他。侯头依仗宠幸，便和胡泥当面争辩。高祖听说后嘉奖胡泥，赐给他一套衣服。出任幽州刺史，假授范阳公。因为平阳尼硕学识渊博，便上表推荐他。调任平东将军、定州刺史。后来因暴虐，刑罚残酷滥用，又收受财物贿赂，被征召回朝处死。将要依法处置时，高祖亲临太华殿召见他，派侍臣宣读诏令斥责他，随后在家中赐令自尽。李洪之，本名李文通，是恒农人。年轻时出家为僧，晚年才还俗。真君年间，任狄道护军，赐爵安阳男。适逢永昌王拓跋仁跟随世祖南征，得到元后的两个姐妹。李洪之以宗族人的身份暗中送给她们财物，和她们结为兄弟，于是相处得像亲人一样。他颇为了解元后在南方的兄弟姓名，便改名为洪之。等到拓跋仁因事获罪被杀，元后入宫，得到高宗宠幸，生下显祖。元后临终时，昭太后问起她的亲属，她便说洪之是自己的兄长。元后与李洪之诀别多日，详细列出南方兄长珍之等人的情况，亲手交给洪之。于是李洪之号称显祖的亲舅。太安年间，珍之等兄弟来到京城，与洪之相见，叙说元后一生的往事，并按照年长年幼排列为兄弟。李洪之以外戚身份任河内太守，进爵任城侯，威仪和待遇与刺史相同。河内北边连接上党，南边接近武牢，地势险要而民风强悍，屡次发生抢劫杀害，历任长官都不能禁止。李洪之到郡后，严密设置科条防禁，招募斩杀贼人的人，立即给予重赏；劝导百姓务农守本，盗贼于是平息。他诛杀铲除奸党，过于残酷暴虐。后来任怀州刺史，封汲郡公，征召授任内都大官。河西的羌、胡率领部落反叛，显祖亲自出征，命李洪之与侍中、东郡王陆定统领各军。皇帝车驾到达并州，诏令李洪之任河西都将，讨伐山胡。山胡都凭险据守，拒绝交战。李洪之在石楼南面的白鸡原筑垒与他们对峙。各位将领都想进攻，李洪之于是用极大的诚信开导他们，允许他们恢复旧业，胡人便投降了。显祖嘉奖他，升任尚书外都大官。后来担任使持节、安南将军、秦益二州刺史。到任后，制定禁止奸邪的法令：凡佩带刀剑上路的人，罪同抢劫，罪行轻重各有等级，分别制定条文。于是大规模宴请州中的豪杰和长老，把法制向他们宣布。又在夜间秘密派遣骑兵分路巡察各条要道，凡有违反禁令的人，立即捉拿送到州府，宣布斩首处决。因此被误杀的人有数百名。赤葩渴郎羌居住在深山峡谷中，虽然名义上接受羁縻，但王朝使者很少到达那里。于洪之砍伐山林开辟道路，宽十多步，向他们显示军队将要进发的声势，于是发兵抵达其境。山中人十分惊骇。于洪之带领几十名骑兵来到他们的村落，抚慰他们的妻子儿女，询问疾苦，趁机赠送财物。羌众十分喜悦，请求编入户籍、承担赋税，所缴纳的数额是平常的十倍。于洪之很善于驾驭戎夷，颇有威严和恩惠，但他刻薄残酷的声名也传遍朝廷内外。起初，于洪之身份卑微时，妻子张氏帮助他经营家产，使他从贫穷达到富贵，补益很多，生有男女子女几十人。于洪之后来得到刘氏，她是刘芳的堂妹。于洪之敬重刘氏，却疏远薄待张氏，把两位妻子分置在两所宅院居住，偏爱刘氏。于是两妻彼此嫉妒争斗，互相诉讼咒骂，两宅的母子往来如同仇人。等到于洪之任职西州时，便带着刘氏同行。于洪之一向不廉洁，经常收受财物。当时高祖刚开始建立俸禄制度，法令禁令十分严厉，监察官听到有关情况后，无不彻底追查纠劾。于是把于洪之锁押到京城。高祖亲临大华殿，朝廷在殿庭召集群臣，有关官员奏报于洪之贪赃狼藉，又残酷暴虐。高祖亲自当面斥责数说他，因他是大臣，准许他在家自尽。于洪之性情慷慨刚强，能忍受许多痛苦；患疹病接受灸疗时，艾炷围长将近二寸，头脚十多处同时施灸，他仍谈笑自若，接待宾客不停。到了自尽之时，他沐浴更衣。防守的士卒扶着他，将要出门却又退回，绕着庭院走了好几圈，像这样反复三次，哭泣叹息了很久，才躺下服药。起初于洪之假托自己是元后的哥哥，公事私事都把自己当作外戚。到了这次获罪之后，高祖才稍稍向百官说明元后哥哥的身份是虚假的，但各位李氏仍然彼此友善相待，恩情礼数如同亲属。于洪之第一次见到元后时，按年龄计算，把自己当作她的哥哥。等到李珍之等人来到，于洪之认为元后早已确定了长幼次序，因此他们之间的称呼、拜见和座次都像一家人。晚年他多次邀请并携带李珍之等人宴饮，酒兴正浓时，李珍之有时谈到事情的始末，于洪之便起身更加恭敬，仍旧谈笑自如。他显贵荣耀，在舅舅亲戚之家中，终于抛弃本族，专门依附李珍之等人。他们颇为保存和振兴本族亲属，但仍没有明显表现出来。刘氏有四个儿子，长子刘神自有传。高遵，字世礼，勃海蓚县人。父亲高济，任沧水太守。高遵出身卑贱，哥哥高矫等人常常欺侮他。父亲去世时，他们不让他处在服丧的正位上。高遵于是骑马赶到平城，归附堂祖兄、中书令高允。高允便替高遵的父亲举行哀礼，让高遵担任丧主，京城中没有不前来吊唁的，朝廷显贵也都认识了他。高遵随后返回奔丧。服丧期满后，高允为他经营仕进之路，使他得以补任乐浪王侍郎。高遵感念高允成全帮助的恩德，侍奉他如同几位父亲。

译高遵涉猎文史，很有写作才能，升任中书侍郎。他到长安去刊刻《燕宣王庙碑》，进爵为安昌子。新制衣冠制定后，高祖恭敬地荐祭宗庙；高遵相貌端庄整洁，声音气势雄健畅达，常兼任太祝令，跪拜赞诵礼仪事项，俯仰行礼的节度大体符合仪制。因此高祖认识并礼遇他。后来他与游明根、高闾、李冲一起参与议定律令，亲自面对御座，时常有所陈奏。凭借多年积累的功劳，获赐粟帛、牛马。出任立忠将军、齐州刺史。他持节巡视本州，宗族乡里都对他刮目相看，而高矫等人更加嫉妒诋毁他。高遵性情不廉洁，在中书任职时，每次请假回山东，必定借用骡马，随从有一百多人。他们驻扎时逼近百姓家中索取丝帛，不满意便辱骂不走，强行征求。十天一月之间，索取的缣帛布匹就有成千之数，地方百姓深受其苦。高遵到任州刺史后，本来的贪求之意仍未停止，选用召集僚属官吏时，也多有索取收受。他的妻子明氏家在齐州，母亲、弟弟、舅舅、外甥相互凭借关系，争相求取财利，严酷暴虐，毫无道理，杀害了很多人。关于他贪婪残酷的声名，皇帝也颇有所闻。等到车驾临幸邺城，高遵从州中来朝，恰逢朝廷实行赦免。高遵临行返回州中时请求辞别，皇帝在行宫召见他并斥责责备。高遵自称没有过失，皇帝厉声说：“如果没有迁都时的赦令，就一定没有高遵这个人了！而且你不只是贪婪，还滥用刑法，像济阴王那样尚且不能免于法律，你是什么人，竟敢这样做！从今以后应当自己谨慎约束。”高遵回到州中，仍不悔改。齐州人孟僧振到洛阳控告高遵。皇帝下诏让廷尉少卿刘述彻底审讯，结果都如孟僧振所控告的那样。在此之前，沙门道登拜访高遵，高遵因为道登受到高祖宠信，便多送给他财物，深深依仗他。道登多次借谈话的机会替高遵申辩求救，皇帝不听取接纳，于是下诏命刘述赐高遵死。当时高遵的儿子元荣到洛阳申诉冤屈，仍然倚仗道登，没有及时返回赴死。道登知道事情已经决定，这才派他回去。高遵怨恨妻子，不肯同她诀别，到别处沐浴，含椒自尽。元荣，爱好学习，有文才，长于处理案牍事务。官位兼任尚书左丞，任西道行台，到了高平镇，遇到城池覆陷而被害。高遵的弟弟高次文，虽然没有官位，家产却有巨万之多。高遵常常责求他的财产，因此与高遵结下怨恨，吉凶之事也互不往来。当时舆论责备他。张赦提，是中山安喜人。性情雄健勇武，有谋划。当初任虎贲中郎时，京畿地区的盗贼首领自称豹子、虎子，都擅长弓马，于是招领逃亡者以及受到牵连的各类牧人，分别成为部帅，在灵丘、雁门之间聚众抢劫作乱。后来竟然砍下人的头，射入他们的嘴，刺穿人的肚脐，抽出肠子缠在树上，一同射击取乐。他们凶暴残酷到了这种程度。军队和骑兵多次搜捕，长久不能擒获，行路的人都以此为患。张赦提设法制定防备阻截、追踪穷究的策略，主管官员认为很好，便任命他为逐贼军将。张赦提于是招募勇猛之士追捕，不久便抓获虎子、豹子及其党羽。全部送到京城，在宫阙下面斩首，从此地方安宁。灵丘人罗思祖是宗族豪强，家住险要狭窄之地，常常收留亡命之徒，与他们一起抢劫。显祖对此大怒，把他全家诛杀。但罗思祖的家党相继继续进行寇盗活动。张赦提应募请求追捕，于是被任命为游徼军将，前后擒获，将他们杀得差不多了。因而滥杀无辜，尤其残忍酷烈。他凭借先前的声望，又借助这次功劳，被任命为冠军将军、幽州刺史，假授安喜侯。张赦提约束自己，严于自律，于是获得了清廉的名声。后来他很放纵妻子段氏，段氏多有收受财物之事，还让僧尼借事替人通报请托，贪婪残虐的名声传开。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考察刺史、太守的政绩。李真香查验案情，认定张赦提有罪，张赦提害怕被处死，想要逃跑。他的妻子姑母是太尉、东阳王元丕的妻子，倚仗元丕亲近显贵，自称要到元丕那里申诉求助，便对张赦提说：“我会替你申诉辨理，希望能够洗雪冤屈，你暂且放宽忧虑，不要另想办法。”张赦提因此稍稍得到安慰。段氏于是陈述说，李真香过去曾因借事经过幽州，知道张赦提有好牛，曾索取而没有得到；如今台使的心意与过去那件事相合，所以威逼部下，拷打过度，任意把无辜之事作为证据，构成诬陷的罪名。办案官员担心案情还有不完备之处，便让驾部令赵秦州再次前往审究。审讯结果与先前相同，判处张赦提死刑。高祖下诏让他在家中赐死。将要赴死时，他召来妻子责骂说：“贪污浑浊、玷污我的人就是你；又安慰我使我不能免祸，到了九泉之下，我们应当成为仇敌了。” 另有华山太守赵霸，残酷暴虐，毫无道理。大使崔光上奏说赵霸：“不遵守法令制度，任凭性情施加威虐，甚至亲手殴打吏员，僚属纷纷逃走。这样的人不能用来治理百姓、使他们纳入法度轨则，应立即禁止他留任州中。”诏令免去赵霸现任官职。羊祉，字灵祐，太山钜平人，是晋代太仆卿羊琇的第六代孙。父亲羊规之，任宋朝任城令。世祖南征到邹山时，羊规之与鲁郡太守崔邪利以及所属县的徐通、爱猛之等一同投降，赐爵钜平子，任命为雁门太守。羊祉性情刚愎，喜好刑法名理，任司空令、辅国长史，承袭钜平子爵位。他侵吞盗用公家财物，私自营建住宅，有关官员查办后判处死罪，高祖特意宽恕他，改为流徙。后来又返回。景明初年，任将作都将，加授左军将军。景明四年，持节任梁州军司，讨伐叛乱的氐人。正始二年，朝廷军队讨伐蜀地，以羊祉假节、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的身份出兵，从剑阁出发后返回。又以原任将军职务任秦、梁二州刺史，加授征虏将军。他天性残酷忍毒，又不清廉。因掠夺人口充作奴婢获罪，被御史中尉王显弹劾免官。高肇南征时，羊祉又被起用为光禄大夫、假平南将军，持节率领步骑三万人作为先驱，向涪地进发。尚未到达，世宗驾崩，军队返回。夜间率军行进时，山中有两条道路，军人迷路失道。羊祉便斩杀队副杨明达，把首级悬挂在路旁。被中尉元昭弹劾，恰逢赦免而免罪。后来加授平北将军，尚未正式拜官便去世。追赠安东将军、兖州刺史。

译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刘台龙议定谥号说：“羊祉立志如古代拦车谏诤，不逃避强暴权势；等到统领军队、整饬军法时，勇武而能裁断；持节安抚藩镇时，边地夷人认识到他的德行，教化沾及异族，他们背负孩子归附，心怀仁德。谨依照谥法，施布恩德、行为刚强称为‘景’，应谥为‘景’。”侍中侯刚、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等驳议说：“臣听说名号和礼器都不能随意假借，确定谥号、依据行为，必须符合实际事迹。考察羊祉性情急躁残酷，任职之处威势过度，施布恩德很少听闻，暴虐声名却屡屡传出。礼官虚妄铺陈，把他谥为‘景’，不只是错失评价一个人，实际上还败坏朝廷法则。请交还外廷，依照实际行为重新衡量。”灵太后下令说：“依照驳议重新议定。”元端、刘台龙上奏说：“臣私下认为，谥号是行为的事迹，行状是对事迹的称述。然而尚书负责铨衡，区分评定各种事物；如果行状与事迹不符，就应当压下不接受，记录真实行状，然后交给太常寺，依谥法按照行状拟定上报。哪里有舍弃实际行为，另有所求，既去掉行状又去掉称述，将依据什么来判定？羊祉以母亲年老为由辞去藩镇职务时，皇帝还下亲笔诏书说：‘你安抚治理多年，声誉和实际都很显著，使边地安定、境内宁静，确实符合朝廷的期望。’等到他去世，又加以显荣的追赠，说羊祉的忠诚和功绩连续得到历朝认可，功效在朝廷内外都很明显；担任岷地牧守时，抚育百姓的功绩很快就传扬开来。诏册对他加以褒美，足以保持其名望而不使之坠落。然而君子任用人，应取其所长，并不是要求一个人具备全部美德。各种德行有优劣不同，刚强而能够自我克制，也是一种德行。谨依照谥法，施布恩德、行为刚强称为‘景’，认为先前的议定是恰当的。”司徒右长史张烈、主簿李▯易刺称：“考察羊祉历仕数朝，在任官职时颇有声誉；他屡次捍卫西南，边疆得以安定。依据行为确定谥号，奖善惩恶的作用正在于此。臣私下认为并不违背体例。”尚书李韶又上奏，说明府寺的议定是恰当的，灵太后批准了他的奏议。羊祉自任官以来，不畏惧强暴权势，朝廷认为他刚强果断；当时有审查复核之事，常常派他出使。他喜好追求名声利禄，颇多深文周纳，所到之处，人们称他为“天狗下凡”。等到他出任将领、治理州郡时，却没有施加恩惠，军民都苦于他的严酷暴虐。崔暹，字元钦，本是清河东武城人。世代为家族子弟，居住在荥阳、颍川一带。性情凶猛残酷，缺少仁慈宽恕，奸猾贪利，善于侍奉权势之家。起初以秀才身份逐渐升任南兖州刺史，盗用官府瓦料，盗用官府瓦料，贪赃污秽狼藉，被御史中尉李平纠劾，免去官职。后来代理豫州事务，不久即正式任职。因派遣儿子分立户籍，把人口分隶三个县，广泛占有田地住宅，藏匿官府奴婢，阻拦吝惜陂塘芦苇，侵盗公私财物，被御史中尉王显弹劾，免去官职。后来多次升迁为平北将军、瀛州刺史。贪婪暴虐而安忍无亲，百姓深受其苦。他曾在州北出猎，单骑来到百姓村庄。井边有个汲水妇人，崔暹命令她给马饮水，趁机问道：“崔瀛州这个人怎么样？”妇人不知道他就是崔暹，回答说：“百姓有什么罪，竟摊上这样一个癞头刺史！”崔暹默默离去。因不称职被解任，返回京城。武川镇反叛，诏令崔暹任都督，隶属大都督李同崇讨伐叛军。他违背李同崇的节制指挥，被贼军打败，独自骑马偷偷返回。被拘禁在廷尉府。后来把女妓和园田卖给元义，因此获免。建义初年，在河阴遇害。追赠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县公。儿子崔瓒，字绍珍，官位兼任尚书左丞，去世。崔瓒的妻子是庄帝的妹妹，后来封为襄城长公主，因此特意追赠崔瓒为冀州刺史。儿子崔茂，字祖昂，承袭祖父的爵位。郦道元，字善长，范阳人，是青州刺史郦范的儿子。太和年间，任尚书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因为郦道元执法严明勤勉，举荐他任治书侍御史。后来多次升迁为辅国将军、东荆州刺史。他用威严强猛治理，蛮族百姓到宫阙控告他苛刻严峻，因此获罪免官。过了很久，代理河南尹，不久正式任职。肃宗把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等镇一并改为州，并命令各郡县和戍所的名称依照古代城邑名称设置。诏令郦道元持节兼任黄门侍郎，与都督李崇筹划州的设置，裁减应留应去的人员，储备兵员、积存粮食，用来作为边防准备。不久，任命为安南将军、御史中尉。郦道元一向以严厉勇猛著称。司州牧、汝南王元悦宠爱亲近左右丘念，常与他同卧同起。等到选任州官时，很多人都是通过丘念得到任用。丘念藏在元悦府中，偶尔回自己家，郦道元把他捕获送入狱中。元悦向灵太后请求保全丘念，灵太后下令赦免他。郦道元于是仍将丘念处死，并借此弹劾元悦。当时雍州刺史萧宝夤谋反的迹象逐渐显露，元悦等人暗中劝说朝廷派郦道元担任关右大使，结果郦道元被萧宝夤杀害，死在阴盘驿亭。郦道元好学，广泛阅览奇书。撰写《水经注》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写有《七聘》以及各种文章，都流传于世。然而他兄弟之间不能深厚和睦，又多猜忌，当时舆论因此轻视他。谷楷，昌黎人，是濮阳公拓跋浑的曾孙。逐渐升任奉车都尉。当时沙门法庆在冀州反叛，虽然大军已经讨伐击破，但妖贼首领仍未被斩除。诏令谷楷到冀州追捕，他把这些人全部擒获。谷楷一只眼睛失明，性情十分严酷残忍，前后奉命出使，都以残酷暴虐著称。当时人称他为“瞎虎”。不久任城门校尉，去世。史臣说：士人树立名声，途径并不相同，有的凭借循良仁厚而进用，有的凭借严酷而显名。所以宽厚与严厉相互辅助，德行与刑罚同时设置；但不靠严酷而能使人受到教化，是君子首先看重的。洛侯等人作恶各不相同，最终都归于残酷。他们肆意施放毒害，屡屡行事残忍；把卑贱之人的肌肤视同木石，把人的性命看得比草狗还轻。长期作恶而不悔改，很少有不遭祸患的。因此有的自身遭受诛杀，有的忧愤而死，虽然途径不同，最终都死亡，各自都是应得的。天下所有君子，都可以由此认为确有天道。

译列传：逸士，第七十八。眭夸、冯亮、李谧、郑修。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显达与隐晦的不同，所作所为也不一样，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从前伯夷、叔齐在周武王时得以保全，华矞、和氏却不被太公容纳，这是为什么呢？探求他们内心的人，认为可以借此激励贪婪；只考察他们行迹的人，则认为这是束缚教化的风气。远走隐居而不回返的人，历代都有。对于人情的得失，他们忘怀累积很多。与那些弘扬德行、阐明大道、匡正风俗、庇护百姓的人相比，或许可以认为他们有所不足，但不可以因此忽视他们。自从末世风俗浮薄，淳厚风气几乎消尽，人人成群争逐细小利益，而能够静心超脱于外物，坚定地离开世俗，仰慕古人而独自获得适意，跨越千年寻求知己，也可算非凡之人了。何必一定要驾着霞云追逐日月，穷尽天地，才算超逸高远呢？如今把眭夸等人收入《逸士传》。眭夸，另名眭昶，赵郡高邑人。祖父眭迈，任晋东海王司马越的军谋掾，后来被石勒俘获，任徐州刺史。父亲眭邃，字怀道，任慕容宝的中书令。眭夸年轻时便有宽宏气度，不拘泥于小节，专心于经书史传，从不把世俗事务放在心上。他喜欢饮酒，胸怀浩然，超然于万物之外。二十岁时遭逢父丧，胡须鬓发因此变白；每当悲痛哭泣，听到的人都为他流泪。他崇尚高洁而不出仕，把感情寄托在山林丘壑。同郡人李顺希望与他交往，眭夸拒绝而不答应。国内无论老少，没有不畏惧他的。眭夸年轻时与崔浩是莫逆之交。崔浩任司徒时，上奏征召眭夸为其中郎，眭夸以疾病为由推辞不去。州郡强迫遣送，他不得已进入京城。与崔浩相见后，崔浩留他住了几天，两人只饮酒谈叙平生，不谈世俗利禄。崔浩每次想要辩论折服他，竟然都无法开口。他受到眭夸敬畏到了这种程度。后来崔浩把诏书投入眭夸怀中，眭夸仍不开口。眭夸说：“桃简，你已经做了司徒，怎么还值得用这种事来劳烦国士呢？我就要在这里同你告别了。”桃简是崔浩的小名。崔浩担心眭夸立即返回。当时眭夸只骑一头骡子，没有备用坐骑，崔浩便把眭夸的骡子藏进马厩中，希望借此挽留他。眭夸于是托付给替乡里运送租税的人，假称自己是赶车的，才得以出关。崔浩知道后叹息说：“眭夸是独立特行的人，本来就不应以小官职辱没他；又让这个人拿着鞭子走上归途，我将用什么话来向他道歉呢？”当时朝廷法令十分严厉，眭夸私自返回，可能获罪于私自归乡。崔浩仍在各方面替他周旋，才使他没有获罪。过了一年，崔浩送还眭夸原来的骡子，又把自己所骑的马赠给他，并写信向他道歉。眭夸更加不接受他的骡马，也不再回信。等到崔浩被诛杀，眭夸为他穿白色丧服，接受乡人的吊唁，过了一段时间才停止。他叹息说：“崔公已经死了，谁还能再容纳眭夸呢！” 于是写作《朋友篇》，文辞义理受到当时人的称赞。他的岳父是钜鹿人魏攀，当时是声名显达的士人。他从未把女婿当作一般女婿看待，感情如同朋友。有人对眭夸说：“我听说有大才的人一定会身居显贵官职，你为什么偏偏到了晚年还这样呢？”眭夸于是写下《知命论》来解释这件事。七十五岁时去世。下葬那天，前来参加的人像集市一样多。他没有儿子。冯亮，字灵通，南阳人，是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的外甥。他年轻时便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又专心喜爱佛理。随蔡道恭到义阳时，恰逢中山王元英平定义阳，将他俘获。元英早已听说他的名声，以礼相待。冯亮性情清静，到洛阳后隐居在嵩高山，因为感念元英的恩德，按时前往致敬。元英去世时，冯亮赶去奔丧，极尽哀痛。世宗曾召他任羽林监，兼领中书舍人，准备让他侍讲《十地》等佛经，冯亮于是辞谢不接受任命。世宗又想让他穿官服戴官帽入朝拜见，冯亮苦苦请求只戴幅巾入朝，世宗便没有强迫他。他回到山中数年，以同僧徒礼佛诵经为业，吃蔬菜、饮清水，立志终老山中。正逢逆贼王敞的案件发作，牵连到山中的沙门，冯亮也被捕送到尚书省，关押十多天，诏令特意赦免洗雪其罪。冯亮不敢再回山中，于是寄居景明寺。朝廷下令供给他衣食，并供养跟随他的几个人。后来他思念旧居，又回到山中住所。冯亮既雅性爱好山水，又兼有巧妙构思，在山岩林木间搭建房舍，非常得到栖居游赏的乐趣，因此颇有名声。世宗供给工匠劳力，让他与沙门统僧暹、河南尹甄琛等人遍察嵩高山形胜之处，于是建造闲居佛寺。林泉景色奇特，营造制度又很美好，把山居的妙处曲折详尽地表现出来。冯亮有时出入京师。延昌二年冬天，他因患重病，世宗下令用马车送他回山，居住在嵩高道场寺。几天后去世。诏令赏赐绢帛二百匹，用来供办丧事。他临终告诫兄长之子冯综，收殓时只穿衣服、戴头巾，左手拿着笏板，右手拿着一卷《孝经》，把尸体放在磐石上，离人居住处数里之外。放置十多天后，才在山中焚烧。在焚烧灰烬的地方，建起佛塔和经藏。起初，冯亮在隆冬去世，当时连续多日大雪，深山荒野中鸟兽饥饿困窘，尸体僵卧山野，没有任何防护。当时寿春道人惠需每天早晨前去察看他的尸体，拂去尘土和雪粒。禽鸟虫兽的踪迹交错分布在尸体左右，却始终没有侵害毁坏尸体，衣服仍如原样，只是风吹动了头巾。又因为冯亮认识过去南方的法师信，法师信曾给他十枚大栗，说约定以此作为将来获得十地果报的凭证；惠需打开冯亮的手，把栗子放在掌中。过了一夜，栗子才被虫鸟偷食，皮壳留在地上，但也没有损伤尸体肌肤。焚烧那天，有白色浓雾弥漫，回旋环绕在尸体旁边，从地面连接到天空，整个早晨都没有散去。山中的僧俗人士前来营助的有一百多人，没有不觉得奇异的。李谧，字永和，赵郡涿人，是相州刺史李安世的儿子。年轻时好学，广泛通晓各类经书，遍览诸子百家。起初拜小学博士孔璠为师。几年后，孔璠回过头来向李谧请教。 同门学生编成话说：“青色由蓝色制成，蓝色又要感谢青色，老师哪有什么固定的呢？关键在于明晓经书。”李谧以公卿子弟身份被征召任命为著作佐郎，便以要教授弟弟李郁为由辞谢，诏令准许了他。州中两次举荐他为秀才，公府两次征召他，他都没有赴任。只是把琴和书作为事业，怀有超脱尘世之心。读到《考工记》《大戴礼·盛德篇》，认为其中关于明堂制度的说法不同，于是撰写《明堂制度论》，说：

译我认为讨论事理、辨析事物，应当以经典的真实文字为准；援引证据、判定疑惑，必须在周公、孔子遗留下来的训诫中得到验证。这样以后才可以称为标准。如今礼书残缺，圣人的言论已经散失，明堂的制度，谁来使它得到订正？因此后人纷纷争论，竞相提出不同说法，关于五室、九室的说法，各自相信自己所承袭的学说。是非没有定准，得失各占一半。所以历代争论纷纭，没有可以取为准则的。于是裴頠说：‘如今群儒纷纷争论，互相攻讦，即使明堂的形制可以画出来，它用来居住、施行礼仪的制度也没有人能够通晓，只不过是设置一件空洞的器物罢了，何况汉代所建的明堂，四角的房间又不能让各自处在相应的时辰方位。愚臣认为，尊奉祖先、配祀上天的礼仪已经明确；宗庙宫室的制度，道理依据还没有分明。只可以建造殿屋来崇敬地祭祀严父，其余琐碎的制度一概删去。’这难道不是因为群儒说法错乱，全部违背实际，想依据义理求得折中，却没有一种可以适从吗？只可惜经典文字残缺毁灭，寻求它却没有依据罢了。于是又擅自去掉室、牖等各种制度。把它施行于教化，不知它究竟能崇尚什么政教；从人情推求，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一定需要这样。可惜啊，这些言论！孔子曾说：‘赐啊，你爱惜的是那只羊，我爱惜的是礼。’我认为，崇尚政教必须依靠礼，难道只是为了那一只羊吗！由此推论，圣人对于礼，殷切重视；裴頠对于礼，却任意处置而忽视。这样说来，裴頠比孔子还贤明了。由此看来，裴氏的后人是因为不能通晓礼的宗旨而丧失礼意。我私下不自量力，略有一些浅陋见解，依据道理探求义旨，以求得到真实情况，重在符合正确的本意，不随便偏信一端。于是借助《礼传》考察，依据训诂注释验证，广泛采集先贤的言论，搜求博通儒者的学说，衡量其中是否恰当，参校它们的相同与不同，舍弃短处，收取长处，推究义理，考察图样，以求折中，哪里敢说一定正确，不过姑且使它符合自己表达志向的意图罢了。凡是讨论明堂制度的人虽然很多，但考察他们的大致说法，也不过是两条道路。主张五室的人，依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作为根本，这是康成一派所坚持的；主张九室的人，依据《大戴礼·盛德篇》作为源头，这是蔡伯喈的说法所坚持的。这两部书虽然不是圣人的言论，却是先贤中见闻广博、学识通达的人所传述的。不过记载的只是听闻所得，未能完全正确，可以说已经很美好，却还没有尽善。先儒不能考察它是否恰当，便各自认为自己的学说正确，最终互相诋毁，这难道是通达之士的确切议论吗？小戴传述礼事四十九篇，称为《礼记》，虽然未能完全正确，但多数得到其中的恰当之处，与前代贤者相比，也并不惭愧。其中《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颇有关于明堂的义理，所以我采集两家的说法，参照《月令》，认为明堂五室是古今通行的制度。中央的室称为太庙，太庙东面的称为青阳，位于太室西南的称为明堂，位于太室【方位缺字】的称为总章，位于太室北西的称为玄堂；四面的室各有夹房，称为左右个，共有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室和个的形制，大概就是今天殿堂前面的遗留形象。所谓“个”，就是寝宫的房间。只是明堂与寝宫的用途不同，所以“房”和“个”的名称也随着具体事务而有所变化。现在姑且粗略画出它的形状，用来说明我的浅见；考察图样、推求义理，大致可以得到验证。所以考察五室，义理比《考工记》更明确；校验门户窗牖，数目与《盛德篇》相合；考察使用方式，事情在《月令》中说得清楚；考察闰月，又与《周礼》《玉藻》相符合。既同于夏、殷，又符合周、秦，虽然不同于众儒的说法，或许道理就在这里。《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以九尺长的筵作为尺度，东西长九筵，南北长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宽二筵。室内以几作为尺度，堂上以筵作为尺度。”我认为，《考工记》在五室这一点上说对了，在堂的长宽方面却错了。为什么呢？应当用道理推求，使它合乎古今的情理。明堂，大概是用来告知每月初一、颁布时令、祭祀文王、祭祀五帝的地方。但营造的规范本来就应当因地制宜、创立制度。所以五室符合五帝各居一室的道理；而且四时的祭祀，都依据各自方位的正位。又听朔、颁布政令，都能得到相应月份的时辰方位。这样施行政令和记载礼制，几方面都合理，探求古义，我私下认为是恰当的。郑康成是东汉末年的博通儒者，后世学者所宗奉。他解释五室的位置，认为土居中央，木、火、金、水分别居于四维。然而四维的室既然偏离各方正位，施行政令、听取朔日又都失去恰当之处。至于左右的个，他抛弃不论，反而用美好的说法加以文饰，用巧妙辞句加以粉饰，说水木掌管时令交接于东北，木火掌管时令交接于东南，火土掌管时令交接于西南，金水掌管时令交接于西北。既然依据五行，就应当遵循五行；但这些掌管时令的交接依据哪部经典？可以说他专攻异端，言论虽多却不正确，疑惑误导后学，这不是先儒应有的表现！《礼记·玉藻》说，天子“在南门外听取朔日政令，闰月则关闭左扇门，站在门中”。郑玄注说：“天子的宗庙和路寝，都如同明堂的制度。明堂在国都的南面，每月到与当月时令相应的堂上听取朔日政令。事情结束后，返回路寝住宿，也同样如此。闰月不是通常的月份，就在明堂门下听朔，回来住在路寝门中直到月底。”至于《考工记》所说的“周人的明堂”，郑玄注说：“有时举路寝来说，有时举明堂来说，交互说明，是为了表明二者制度相同。”它们制度相同的说法都出自郑玄的注释。既然如此，明堂与寝宫就不能不同。可是《尚书·顾命篇》说：“到南门外迎接子钊，引导他进入翼室。”这里的翼室就是路寝。下文又说“大贝、贲鼓在西房”，“重之竹矢在东房”，这就是路寝有左右房，见于经书史籍的证据。《礼记·丧大记》说：“国君和夫人在路寝去世。”小敛时，“妇人梳髽髻、系麻带于房中。”郑玄注说：“这大概是诸侯的礼制，在房中系麻带，就是在西南方。”天子、诸侯有左右房，见于郑玄的注释。论述路寝时明确说有左右房，讲到明堂时却缺少左右个；制度相同的说法前后互相矛盾，博通儒者的注释为什么会这样呢？假使主张九室的人奋笔争论，难道不正是因为室的位置安排不恰当吗？

译《考工记》说：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每室二筵。把五室放在这座堂中，即使有班、倕那样善于构思的工匠，有王尔那样善于营造测度的人，也无法使中间三室不占据南北方向。这样一来，三室之间就占去了六筵的地方，而室壁之外剩下的堂面只有四尺五寸。哪里有天子发布政令的地方、祭祀文王配享上帝的殿堂，以及周公背负屏风面向南方朝见诸侯的场所，室门外却只剩四尺多的空间呢？即使说这是节俭，也已经简陋得超过约束了。论其堂宇，偏狭而不合制度；从道理上求证，也不合人情，这是第一处不合理。我担心研究郑学的人为了求得必胜，竞相产生异说，彼此诋毁压制。他们说，所谓二筵只是室的东西宽度，南北方向则狭窄。于是我详细论述说：‘如果东西宽度二筵，那么室门之外只有一丈三尺五寸；南北方向之外也如此，那么中间三室在南北方向各自只剩一丈二尺。《考工记》说：“四房两夹窗。”如果室门宽三尺、窗宽二尺，窗户之间只剩一尺。像绳作门轴、瓮作窗的简陋房屋，华美门扉、狭小门洞的厅堂，也不会如此。假如还想把它稍微加宽，那么四面之外宽窄不齐，东西既深，南北更浅，屋宇的制度就无法通行。用各种途径验证，几乎没有可计算成立的地方。况且每室二筵，只是丈八之地，那么门窗之间不超过二尺。《礼记·明堂》说：“天子背靠斧扆，面向南站立。”郑玄注说：“把斧扆设置在门户窗牖之间。”郑氏《礼图》解释斧扆的形制说：“纵横八尺，上面画斧形纹饰，就是今天的屏风。”把八尺的斧扆放进二尺的空间，这种安排根本无法通行，不用有智慧的人，明显就能看出。况且如果二筵的室设置四尺宽的门，那么门两侧各自只剩七尺；把这些空间全部用来安置斧扆，尚且容纳不下，何况还要放在门窗之间呢？’ 这是第二处不合理。再从时代先后考察，虞、夏尚且质朴，殷、周逐渐文饰，营造制度的差别应当越来越崇高华美。可是夏后氏的世室，堂长是二七，也就是十四筵；周人的制度反而更加狭促，这难道符合夏禹建造卑小宫室的本意，符合周朝借鉴前代而形成的郁郁文治之美吗？由此观察，这是第三处不合理。又说“堂高一筵”，那就是台基高九尺，而墙壁、门户之外只剩四尺五寸，在营造制度上本来就不相称。这是第四处不合理。又说“室中以几为尺度，堂上以筵为尺度”，却又说“每室二筵”，不以几为尺度，前后自己相违。这是第五处不合理。由此验证，记载者的错误，也就可以看出来了。《盛德篇》说：“明堂共有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上圆下方，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我认为，《盛德篇》在户牖数目上说对了，在九室上说错了。为什么呢？五室的制度，旁边有夹房，每面各有门户，每个门户有两扇窗。这是根据实际用途制定的规则，并不是拘泥于奇异的术数，所以户牖的数目本来就是自然形成的。九室的说法，若用来配五帝，事情并不相合；用来施行时令，又失去相应时辰。左右的个重复安置在一个角落，两个时辰处在同一位置，进出参差错乱，这种说法没有义理依据，不值得称道。况且堂的长宽仅有六十三尺。假使四尺五寸是外围的空间，那么中间五十四尺便是五室的地方。计算每一室之中，仅仅可以有一丈，放置门户窗牖后，还能容纳什么呢？如果一定把室做得很小以容纳这些数目，那就要让帝王侧着身子进入，实在奇怪。这不只是与典制不合，也十分可笑。我认为，他说九室也确实有原因；但我私下认为，戴氏听说有三十六户、七十二牖，却没有见过具体制度，不知道应当如何安置，于是便说一室有四户之窗，计算户牖的数目后，就认为是九室。也许他没有思考到这一点。蔡伯喈是东汉末年的学者，当时很受尊重，他已经看出明堂长宽不恰当，却一定没有想到九室的说法是错误的，反而又把它修饰扩大，假借其法式形制。可以说这是沿袭虚妄、粉饰辞说，顺着错误加以润色，实在令人叹息。我现在减少采纳众家说法，专心遵从正确的意见，希望探求其中的真实义理，不是为了故意求异。只是尊古非今，是世俗常情；喜爱遥远的古代、厌恶眼前的现实，是世间常态。可是相隔千年以后，偏偏只讨论古代制度，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本来就会招来许多讥笑。倘若有真正赏识君子的人，读到这些内容并加以推究，或许其中的道理还能保存下来。李谧不饮酒，喜爱音律，喜欢山水，以高尚自得为情怀，年长以后更加坚定；一旦遇到值得欣赏的景物，便悠然忘记回去。于是写作《神士赋》，歌道：“周公、孔子重视儒家的教化，庄子、老子推崇无为。两条道路虽然看似不同，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求取声名。活着时心意不能满足，死后留下名声又有什么用？只要内心称意，姑且自得其乐，终究不为他人所改变。假如有人探求我的志向，大概就是这样陶然自得。”延昌四年去世，享年三十二岁，远近之人都为他哀悼惋惜。这一年，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四十五名学官上书说：“我们私下看到，已故的处士、赵郡人李谧：十岁时父亲去世，他悲痛号哭，使邻人停止了互相慰问；年幼时侍奉兄长李瑒，恭敬顺从，充分尽到了友爱兄长的诚意。十三岁便通晓《孝经》《论语》《毛诗》《尚书》。尤其精通历数之术，州里乡党都称他为神童。十八岁时，到学校学习，当时的博士就是孔璠。李谧从头到尾阅读经书，论述问题的开端，探究事理的脉络，凡是接受他传授的人，没有不欣赏他的言论的。于是汇集各部经书，广泛校对异同，比较《春秋》三传的事例，编成《春秋丛林》，共十二卷。他替我们孔璠等分析幽隐难明的问题，几乎有一百条。凡是停滞不通的地方，没有固定不通之处，哪怕极细微的地方也一定指出；凡是通达之处，也不认为一概长通，若有不当就加以纠正。不苟且立言以违背经义，也不粉饰言辞而背离道理。言辞气势磊落，读者看了忘记疲倦。他常说：‘大丈夫拥有万卷书，哪里还需要面南而王、统治百座城池呢？’于是断绝踪迹，垂帘闭门，谢绝来客，放弃产业来经营书籍，亲手删削校订。书卷中没有重复的文字，已有四千多处。他还继续汇集、编次诸家学说，搜求比较正直的议论，隆冬直到天亮，盛夏通宵不眠。即使董仲舒不窥视园圃、君伯闭门读书、高凤丢失麦穗、张生废寝忘食，用来比拟这个人，也不足以说明他的勤学。”

译李谧曾到已故太常卿刘芳那里推究询问音义，谈到中世兴亡的原因，刘芳于是叹息说：‘您如果遇到高祖，侍中、太常这样的职位就不是我所有的了。’前河南尹、黄门侍郎甄琛在朝廷内部辅佐机要事务，朝野都注目于他。当时亲友相识来求官，他回答说：‘赵郡李谧，专心求学、守持道义，不因时俗而烦闷，常常想荐举他说话，只是还没有合适的次序罢了。诸位为什么要轻率地自我推销炫耀呢？’他又对自己的儿子说：‘从前郑玄、卢植不远数千里到扶风拜马融为师，如今你的明师离你很近，为什么不去求学呢？’又对朝士说：‘甄琛的品行没有愧对当今，只是没有荐举李谧，因此对朝廷有所辜负罢了。’李谧又在山岩旁筑屋，倚着山崖凿成居室，正想在那里教导青年学生，宣扬古代典籍，希望西河的教育重新兴盛、北海的遗风不致衰坠。然而他的善行只流于空闻，竟因暴病去世。国家怀着人才殒灭的悲痛，儒生怀着栋梁摧折的哀慕。何况孔璠等人，有的曾服膺于他的学说，有的亲自承受过他的教诲；师儒之间的情义，难道可以默然不言吗？”事情奏报后，诏书说：“李谧多次辞却征召和征聘，立志守持淡泊清静的操守，他作为儒者隐士的节操，实在值得深深嘉美。可以远比惠、康二人，近取玄晏为准，谥号为贞静处士，并表彰他的家门和里闾，以表扬他的高尚节操。” 于是派谒者捧着册书前往，表彰他家门的匾额为“文德”，所居的里称为“孝义”。郑修是北海人。年轻时隐居在岐山南面的几谷之中，依傍岩石筑屋，独自居住，淡泊自守，断绝与世俗人事的往来，以耕种为食、饮用泉水，戴皮帽，穿草衣，平素喜爱经史，专心于玄学。前后州郡长官多次征召，他都不去。岐州刺史魏兰根多次派人传达命令，郑修不得已，暂时出山拜见魏兰根，不久又回到山舍。魏兰根上表推荐郑修，肃宗下诏命雍州刺史萧宝夤查访实情后上报。恰逢萧宝夤发动叛乱，此事没有实行。史臣说：古代所谓的隐逸之士，并不是隐藏身体而不让人看见，不是闭塞言论而不向外发言，也不是藏起才智而不施展。他们只是把恬淡作为内心，不显耀也不昏昧，安于时势、顺应处境，对万物没有私心罢了。眭夸这一类人忘却了做官和戴冠冕的念头，把全部志向寄托在山林园圃之中。有的人隐居却不违背亲人，守贞却不与世俗断绝；有的人不用教诲便能劝化他人，使空手前往的人得到真实收获。如果不是具有天赋的纯正德性，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