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儒林第七十二

译列传·儒林第七十二 梁越、卢丑、张伟、梁祚、平恒、陈奇、常爽、刘献之。张吾贵、刘兰、孙惠蔚、徐遵明、董征、刁冲、卢景裕、李同轨、李业兴。自从晋朝永嘉年间以后，时运陷入丧乱，天下分裂崩溃，众多凶暴之徒肆意制造祸乱，百姓看不到礼器和祭祀的仪容，只能看见战马驰骋的踪迹；礼乐文章几乎被扫荡殆尽。然而上天所感应的正道仍然存在。那些才高德厚的人，自强于蓬门陋室；博学鸿儒之辈，怀抱才器而隐晦自守。太祖刚平定中原时，虽然每天都忙得没有空闲，刚开始营建都邑，便把经学放在首位，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学生有一千多人。天兴二年春，增加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人。这难道不是因为天下可以在马上取得，却不能在马上治理；治理国家必须文武并用，培养人才、成就功业，心意正在这里吗？圣人通达而制定经略，考虑得实在长远。天兴四年春，命令乐师入学学习舞蹈，在先圣、先师前举行释菜礼。太宗时期，把国子改为中书学，设置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在城东另建太学；后来征召卢玄、高允等人，又命令各州郡分别荐举有才学的人。于是人们大多磨炼品行、崇尚学业，儒学之林逐渐兴盛。显祖大安初年，下诏建立乡学，每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来又下诏：大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下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年间，把中书学改为国子学，修建明堂和辟雍，尊奉三老、五更，又开设皇子之学。迁都洛阳后，下诏建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高祖聪明明察，敬重考察古事，特别喜好古代典籍，即使坐在车中、骑马扶鞍，也不忘讲习经道。刘芳、李彪等人凭经书学问受到进用，崔光、邢峦等人凭文章史学显达，其余涉猎典章、通晓文辞的人，无不因才学获得美爵，动辄得到赏赐和恩宠。于是文教郁然兴盛，足以与周、汉相媲美。世宗时期，又下诏营建国学，在四门建立小学，大量选拔儒生，任命为小学博士，名额四十人。虽然学校房舍尚未建成，经学却更加显著。当时天下太平，学业大为兴盛。因此燕、齐、赵、魏之间，横持经书、著录求学的人多得数不清。多的有一千多人，少的也有几百人。州郡荐举茂才异士，郡里贡举孝廉，到王廷应对，年年人数超过往年。神龟年间，准备建立国学，下诏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和五品清官的子弟可以充任国学生。还没来得及选拔安置，事情又停止搁置了。正光二年，才在国学举行释奠礼，命祭酒崔光讲授《孝经》，开始设置国子生三十六人。到了孝昌以后，天下混乱，各地学校保存下来的已经没有多少。永熙年间，又在国学举行释奠礼；又在显阳殿下诏，命祭酒刘钦讲《孝经》，黄门李郁讲《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篇》；重新设置学生七十二人。迁都邺城后，国子学设置学生三十六人。到了兴和、武定年间，寇乱灾难已经平定，儒学事业又重新兴盛起来。汉代郑玄为众多经书作注解，服虔、何休也各有自己的说法。郑玄注《易》《书》《诗》《礼》《论语》《孝经》，服虔注《左氏春秋》，何休注《公羊传》，这些学说在黄河以北广泛流行。王肃的《易》注也间或流行。晋代杜预为《左氏》作注，杜预的玄孙杜坦、杜坦的弟弟杜骥，在刘义隆时期都任青州刺史，传承家学，所以齐地多有人学习。自梁越以下，传授讲说这些经书的人很多。现在选取其中知名的人附列在后面。梁越，字玄览，新兴人。年轻时就喜好学习，广泛综合经书和传记，没有什么不通晓的。性情纯厚温和，笃信正道，行为没有可挑剔的地方。北魏建国初年任《礼经》博士。太祖认为他谨慎敦厚，举止可以作为准则，授任上大夫，命他教授各位皇子经书。太宗即位后，因为他有师傅之恩，赐爵祝阿侯；后来出任雁门太守，捕获白雀进献，授光禄大夫。去世。儿子梁弼早年去世。梁弼的儿子梁恭袭承爵位，降为云中子。没有儿子，爵位被取消。卢丑，昌黎徒河人，是襄城王拓跋鲁元的族人。世祖任监国时，卢丑凭借学问深厚、见闻广博入宫教授世祖经书。后来因旧日师傅的恩宠，赐爵济阴公。授镇军将军，拜尚书，加散骑常侍，出任河内太守。延和二年冬去世。卢阙起初袭承爵位，太和年间因年老多病自行免官。儿子卢升头袭承爵位，后来按惯例降爵。张伟，字仲业，小名翠螭，是太原中都人。高祖张敏，任晋朝秘书监。张伟学通各种经书，在乡里讲学授业，拜他为师的人常有几百。为人儒雅谨慎，广泛接纳学生，勤于教导训诫；即使遇到顽固不懂的学生，问上几十遍，他仍殷勤地解释劝导，从没有恼怒的脸色。他常依据经典，教人孝敬父母、敬爱兄长，门人感受到他的仁德教化，侍奉他如同父亲。性情恬静平和，不因环境险易而改变操守，清雅笃实谨慎，不合礼法的话不说。世祖时期，他与高允等人一同被征召，授中书博士。转任侍郎、大将军乐安王拓跋范从事中郎、冯翊太守。返回后，仍任中书侍郎、本国大中正。出使酒泉，慰劳沮渠无讳。回来后，升任散骑侍郎。出使刘义隆政权，回来后授给事中、建威将军，赐爵成皋子。出任平东将军、营州刺史，进爵建安公。去世后，追赠征南将军、并州刺史，谥号为康。他治理州郡以仁德为先，不任意使用刑罚，以自身清廉率领下属，地方长官不敢做违法之事。儿子张仲虑，太和初年任假给事中、高丽副使，不久又任假散骑常侍、高丽使。后来出任章武太守，加宁远将军。张仲虑的弟弟张仲继，学业和崇尚都颇有父亲的风范，擅长《仓》《雅》《林说》。太和年间，官至侍御长，因犯罪被流放到西部边远地区，途中去世。

译梁祚，北地泥阳人。父亲梁劭，皇始二年归顺魏国，授吏部郎，出任济阳太守。到了梁祚时，家居赵郡。梁祚专心好学，历遍研习各种经书，尤其擅长《公羊春秋》和郑玄的《易》注，常常用来教授学生。有儒者的风范，却没有适应当世的才干。他同幽州别驾平恒有旧交，又因姐姐早已嫁给范阳李氏，于是带着家人寄居蓟地。十多年间，虽然寄居贫困窘迫，却著述不懈。平恒常常请他前去，与他讨论经史。被征召任秘书中散，逐渐升任秘书令。被李▯排挤，退任中书博士。后来出任统万镇司马，征召为散令。撰写一部与陈寿《三国志》相并的史书，命名为《国统》。又作《代都赋》，在世上颇为流行。清贫守志，不交结权贵。享年八十七岁。太和十二年去世。儿子梁元吉，很有父亲的风范。小儿子梁重，历任闲散小职，后来任相州镇北府参军事。平恒，字继叔，燕国蓟人。祖父平视，父亲平儒，都在慕容氏政权任官。平恒勤奋专心读诵，研究综合经籍，钩深致远，见闻广博。自周朝以来直到魏代，帝王传代的原因、贵臣升降的源流，他都撰录品评，考察是非，名为《略注》，合计一百多篇。好事者阅读后，都认为写得很好。安于贫困而以道为乐，不因屡受贫困、常常空乏而改变操守。被征召为中书博士。很久以后，出任幽州别驾。廉洁正直，少有欲望，不经营产业，衣食常常不足，妻子儿女也免不了饥寒。后来授著作佐郎，升秘书丞。当时高允任著作监，河间邢祜、北平阳嘏、河东裴定、广平程骏、金城赵元顺等任著作佐郎。他们虽然才学各有长短，但都称职，并且都被称为忠厚长者。高允常说，通晓经籍的人没有谁超过平恒。平恒就是刘彧将军王玄谟的舅舅之子。平恒的三个儿子都不继承父业，喜欢喝酒，自暴自弃。平恒常因家世衰落而愤懑，拄着手杖在房舍旁的山冈上徘徊哭泣；他不替儿子经营婚姻和仕宦，任凭他们随意做官娶妻，所以他们所任的官职和婚姻都低微琐碎，无法进入平恒家族原有的社会阶层。平恒的妻弟邓宗庆以及外甥孙玄明等人常常以此劝说他。平恒说：“这些人将来必定衰败困顿，何必劳烦我呢？”于是另建一座精致的房舍，在里面放置经籍，只让一个奴仆供给自己，妻子儿女都不许前往，酒食也不和他们一起享用。遇到珍贵美味的食物，便叫来当时的老友东安公刁雍等人一起饮食，家人没有人能尝到。太和十年，任命平恒为秘书令，但平恒坚持请求任郡守，尚未授任便去世了，时年七十六岁。追赠平东将军、幽州刺史、都昌侯，谥号为康。儿子平寿昌，太和初年任秘书令史。逐渐升任荆州征虏府录事参军。陈奇，字脩奇，河北人，自称是晋朝凉州刺史陈骧的八世孙。祖父陈刃，在慕容垂手下任官。陈奇年幼丧父，家境贫困，却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七八岁时便聪明有见识，早早显露出成才的美质。性情刚正明亮，与世俗不同。喜爱研读经典，广泛通晓古籍，常认为马融、郑玄解释经书失去了本义，立志著述《五经》。起初注释《孝经》《论语》，在世上颇有流传，受到士大夫称誉。陈奇与河间邢祐一同被征召赴京。当时秘书监游雅一向听说陈奇的名声，起初很喜欢他，便引入秘书省，想授给他史官职务。后来游雅同陈奇讨论典诰以及《诗》《书》，游雅称赞并维护马融、郑玄的说法。谈到《易经·讼卦》中“天与水违行”时，游雅说：“从葱岭以西，水都向西流；由此推论，《易经》所说的范围只到葱岭以东。”陈奇说：“《易》的义理深远广大，包容整个宇宙。如果像您说的那样，葱岭以西难道还能面向东方看见天吗？”陈奇坚持自己的义理，不肯屈从游雅，类似的情况总是这样。游雅生性护短，因此对他产生嫌隙。曾经当众侮辱陈奇，有时直呼其“你”，有时指斥他为小人。陈奇说：“您自身是君子，我本来就是小人罢了。”游雅说：“你说自己是小人，那么你的祖父是什么人？”陈奇说：“我的祖父是燕国东部侯陈釐。”游雅质问：“侯釐是什么官？”陈奇说：“三皇时代没有流传下来的礼制，官名怎么会相同呢？所以古代有云师、火正、鸟师这样的官名。由此说来，世代改变，官名就不同；时代变迁，礼制也会改变。您是大魏东宫内侍长，内侍长究竟是什么职务呢？”因此游雅对他极为怨恨。在此之前，诏令把陈奇交给游雅，命游雅考核补任秘书省官员。游雅既然厌恶他，于是不再叙用。陈奇闲散了好几年，高允同陈奇一起研究温习古籍，赞赏他的深远旨趣，称说陈奇见识通达，不是平常学问所能窥见的。高允暗中劝游雅说：“您在朝廷中声望很高，为什么要同一个乡野儒生计较文书章句呢？”游雅认为高允偏袒陈奇，说：“难道您也结党庇护小人吗？”于是把陈奇所注的《论语》《孝经》取来，扔进坑中烧掉。陈奇说：“您是贵人，并不缺少柴薪，为什么竟要烧掉我的《论语》呢？”游雅更加愤怒，于是告诉京城后生不要听从陈奇的传授。但陈奇并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也评论游雅的过失。游雅撰写昭皇太后的碑文，谈论太后名字的美好，把她比作前魏的甄后。陈奇讥刺指出其中的错误，事情于是被皇帝听闻。诏令交给司徒核查碑文与史书，发现应当是郭后，游雅因此理屈。有人写了一篇诽谤性的文章，其中多是怨恨时政的话，颇为陈奇抱不平，说他不得志。游雅于是暗示主管官员说：“这篇文章说陈奇不得志，应当是陈奇假托他人写成的。依照法律条文，制造诽谤书的人，连同妻子儿女都要一并杀戮。”于是便把罪名加在陈奇身上。当时司徒、平原王陆丽知道陈奇受了冤枉，爱惜他的才学，所以拖延了一年多，希望能得到宽赦。但案件既已定成，最终还是遭到大规模杀戮，并牵连到他的家人。陈奇尤其精通《易》。在狱中曾亲自占筮，卦还没有排成，便把卦象抓破，叹息说：“我过不了明年冬天了！”陈奇被杀时，果然如同他所占。陈奇刚被征召时，夜里梦见星星坠落压在脚上，天亮后告诉别人说：“星星出现就主风，星星出现就主雨；梦见星星压脚，一定不是吉祥的征兆。但时运和命令都紧迫，不敢不赴召。”陈奇的妹妹嫁给常氏，生有一个儿子叫常矫之。常矫之历任郡守。神龟年间，上书陈述时政中应当施行的事情，言辞很忠诚恳切，清河王元怿称赞他。陈奇所注的《论语》，由常矫之传承掌握，但还没有能在世上流行；其中义理多不同于郑玄，往往同司徒崔浩的说法相同。常爽，字仕明，河内温人，是魏朝太常卿常林的六世孙。祖父常珍，任苻坚的南安太守，因世道动乱便居住在凉州。父亲常坦，任乞伏氏政权的镇远将军、大夏镇将、显美侯。常爽年轻时聪敏，严肃正直而有志气，即使家人和奴仆也从未见过他宽纵放诞的样子。他专心好学，见闻广博、记忆力强，明习图谶、历候之学，《五经》和诸子百家大多有所研究。州郡以礼征召他，他都不肯就任。

译世祖西征凉州时，常爽和哥哥常仕国到军门归顺，世祖嘉奖他们。赐常仕国五品爵、显美男爵；常爽为六品，授宣威将军。当时战事频繁，征伐是主要事务，贵族子弟无暇学习学术，常爽便在温水以西设置学馆，教授门徒七百多人，京城的学业因而同时复兴。常爽制定的教规有许多劝勉和惩罚的条文，弟子侍奉他如同严厉的君主。尚书左仆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都是受常爽教导而成才的；崔浩、高允都称赞常爽教导严格，奖劝激励得法。高允说：“文翁以柔和取胜，先生以刚强克制；建立教化的方法虽不同，使人成才却是一样的。”他对常爽通达的见识如此赞叹佩服。常爽利用教学之外的空闲，撰述《六经略注》，以推广经学著作，内容很有条理。他的序言说：“《左传》说：‘建立天道叫作阴与阳，建立地道叫作柔与刚，建立人道叫作仁与义。’既然如此，仁义就是人的本性，经典就是人的外在文饰；它们都用来陶冶铸炼人的精神性情，启发明悟人的耳目。没有不通过学习就能成就器用的人，也没有不通过反复研习就能使事业精进的人。因此季路是勇士，接受道义教化后成就了忠烈的气概；宁越是平庸之人，讲习学艺后保全了高尚的节操。大概所凭借的是学习，所依循的是根本；根本树立，道就产生；自身有文饰，德行就完备。过去先王教导天下，没有不以《诗》《书》引导，以《礼》《乐》教化，用来改变风俗、使人民和谐。所以恭敬节俭、庄重严肃而不烦琐，是因为受到《礼》的深刻教化；广博平易、善良宽厚而不奢侈，是因为受到《乐》的深刻教化；温和柔顺、敦厚诚实而不愚昧，是因为受到《诗》的深刻教化；通达事理、见识深远而不虚妄，是因为受到《书》的深刻教化；清洁宁静、精深微妙而不邪僻，是因为受到《易》的深刻教化；善于缀辑文辞、比类记事而不混乱，是因为受到《春秋》的深刻教化。乐用来调和精神，诗用来端正言语，礼用来阐明人的仪容规范，书用来扩大听闻，春秋用来裁断事情；这五者大概是五常之道，彼此相须而完备，而《易》是它们的源头。所以说：‘如果看不见《易》，乾坤大概就要停止运转了。’由此说来，《六经》是先王遗留下来的功业，是圣人的盛大事业，怎么可以不寄托心意、寓目其中，借此陶冶本性、文饰自身呢？近来我趁着闲暇，把心思放在学术之林，简略撰写所听闻的内容，探讨它的根本，命名为《六经略注》，用来教导门徒。”他的《略注》在世上流传。常爽不侍奉王侯，独自守持闲静，讲习经典二十多年，当时人称他为“儒林先生”。六十三岁时，在家中去世。儿子常文通，历任官职至镇西司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常文通的儿子常景，另有传记。刘献之，博陵饶阳人。年幼丧父，家境贫寒，却很喜好《诗》和《传》，曾向渤海程玄求学，后来广泛阅览各种典籍。看到名家法家的言论，合上书笑道：“如果杨朱、墨翟这一类人没有写出这些书，千年以后谁知道他们的学说浅小呢？”他曾对亲近的人说：“读屈原的《离骚》，可见他本来就是个狂人，死去也是应该的，有什么值得惋惜的！我常说，濯洗帽缨、临水洗耳，表现出不同凡人的踪迹；吃酒糟、饮薄酒，则表现出同流合污的志向。但孔子说：‘我却不同于这些人，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话确实正确，实在合乎我的心意。当时有人跟随刘献之学习，刘献之总是对他们说：“人立身处世，虽然各种行为道路不同，但按照孔门四科来衡量，总要把德行放在首位。您如果能够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做到忠诚、守信、仁厚、谦让，不必走出家门，天下人自然会知道。倘若不能这样，即使闭门读书、刺股勤学，穿草鞋跟随老师学习，也只不过是广泛听闻、增加见识，如同泥塑的龙求雨，迷惑后人，对立身处世之道有什么好处呢？孔门弟子起初也没有领悟，听到旱鱼的叹息后，才回家奉养父母。唉，前代的贤达者，怎么觉悟得这样晚呢！古人束修拜师的礼物并不容易得到，接受它也很困难；我冒昧把心里话告诉您，希望您仔细考虑。”因此四方学者无不尊崇他的品行道义，希望登门拜访。刘献之擅长《春秋》《毛诗》，每次讲《左氏春秋》，讲到隐公八年便停止，说其中的义例已经讲完，不再需要解释。因此弟子不能彻底了解他的学说。后来本郡荐举他为孝廉，这不是他的爱好；郡里强迫送他赴选，他才接受命令，到了京城便称病返回。高祖巡幸中山时，下诏征召他掌管内廷校书，刘献之叹息说：“我还远不如庄子所说的散木啊！同样的事情做一次已经太过，怎么可以再做一次呢？”于是坚决以有病为由辞谢。当时中山人张吾贵与刘献之齐名，天下人都称他们为儒学宗师。张吾贵每次讲学，门徒有上千人，但品行学业值得称道的很少。刘献之著录的门徒只有几百人，却都是通晓经书的人。于是有见识的人便分辨出二人的优劣。北魏经历丧乱以后，《五经》的大义虽然还有各家师说，但天下的学生大多存在疑难滞碍，都由刘献之来裁决。六艺的文字，他虽然没有全部作注，但所标举的宗旨颇不同于旧义；撰有《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现今仍在流行，另有《章句疏》三卷。注释《涅槃经》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有四个儿子：刘放古、刘爰古、刘参古、刘脩古。放古，年幼时就显露才干。任州从事，早年去世。爰古、参古，都承传父亲的《诗经》学问，却不能精通。张吾贵，字吴子，中山人。年轻时聪明敏慧，口才善辩，身高八尺，容貌奇异伟岸。十八岁时，由本郡举荐为太学博士。张吾贵起初没有广泛求学，于是跟随郦诠学习《礼》，跟随牛天祐学习《易》。郦诠、牛天祐粗略地为他启发讲解，但张吾贵只读一遍，便另有自己的见解。世人争相归附于他。他曾在夏学聚集门徒数千，却不讲解《左氏传》，学生私下说：“张先生对于《左氏》似乎不能讲说。”张吾贵听见后，对门徒说：“我今天暂且停止在夏学讲学，以后应当讲《左氏传》，你们明天都要带着书来。”学生只是觉得奇怪。张吾贵对刘兰说：“你曾读过《左氏》，替我讲一讲。”刘兰于是为他讲解。三十天内，张吾贵兼读杜预、服虔两家的注解，综合概括两家的说法，异同全部举出。各位学生后来聚集，他便为他们讲授，义理和条例无穷无尽，都有许多新颖奇异之处。刘兰于是拜服倾听。求学者因此更加惊异于他。但张吾贵喜欢用辩才掩饰过错，好发表诡奇之说，因此学业没有长期流传；他气势凌驾于州郡长官之上，不向王侯屈服，最终没有做官，直到死去。

译刘兰，武邑人。三十多岁时，才进入小学，学习《急就篇》。家人发现他聪明敏慧，便让他跟随老师学习；他向中山王保安学习《春秋》《诗》《礼》。家里贫困，无法供给自己的生活，于是一边耕种一边求学。三年后，他便对哥哥说：“我想讲授经书。”哥哥笑着听从了他，为他建立学校，聚集学生二百人。刘兰研读《左氏》，五天读一遍，同时通晓《五经》。在此以前，张吾贵凭借聪明善辩超过常人，他的解释却不以先儒的旨意为依据。只有刘兰推究经文和传文的源流，探求原注作者的本意，并参考纬书、谶候以及先儒的旧事，十分精细详尽。从此以后，经义能够明审而广博，都有赖于刘兰。刘兰又通晓阴阳之学，博学多识，成为儒者所宗仰的人。瀛州刺史裴植征召刘兰到州城南馆讲学，裴植担任学主，所以学生非常多，海内都称道此事。他又特别受到中山王英的器重。中山王英把他请到馆中，让他教授自己的儿子熙、诱、略等人。刘兰前后有几千名门徒，学业有成的人很多；但他排斥诋毁《公羊传》，又非难董仲舒，因此受到世人的讥刺。永平年间，任国子助教。延昌年间，他静坐读书，有人敲门，门人通报后，刘兰命人把他领进来。那人戴着葛巾，穿着单衣，进来与刘兰同坐，对刘兰说：“您本来就是学士，为什么每次都被人毁谤侮辱？道理义理的是非曲直，究竟在谁那一边，您却因为无礼而被欺凌。如今我想召集人来，要和您把这件事辨明。”说完便出去了。那人走后，刘兰告诉了家人。不久，那人因病去世。孙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小字陀罗。他自称六世祖道恭是晋朝长秋卿，从道恭到惠蔚，世代以儒学相传。惠蔚十三岁时，粗略通晓《诗》《书》以及《孝经》《论语》；十八岁，拜董道季为老师学习《易》；十九岁，拜程玄为老师，学习《礼经》和《春秋》三传。他周游各处儒学馆舍，在冀州一带有了名声。太和初年，郡里举荐他为孝廉，他在中书省应对策问。当时中书监高闾早就听说惠蔚的名声，称赞他的才智和辩才，便与他交谈，推荐他为中书博士。后来改任皇宗博士。高闾奉诏整理确定雅乐，惠蔚参与了这件事。雅乐完成后，高闾上疏请求把朝中贵臣聚集到太乐，共同研究是非。秘书令李彪自以为才智善辩，在其中提出诘难，高闾命惠蔚与李彪抗辩，李彪不能使惠蔚屈服。黄门侍郎张彝常与惠蔚交游，每当上表疏论事，多向他参访。太和十七年，高祖南征，惠蔚上议告类之礼。太师冯熙去世后，惠蔚监督他的丧礼，上书请求让冯熙未成年的儿子都穿成年人的丧服。惠蔚与李彪因儒学相知，等到李彪官至尚书，惠蔚仍任太庙令。高祖曾从容地说：“道固已经登上龙门，而孙蔚还沉在涓涓小水沟里，朕常常认为这是对不起他。”虽然长期滞留在小官职位上，他深深体会仕途的通塞，并没有孜孜以求的愿望，儒者因此尊重他。太和二十二年，任东宫侍读。在此以前，七庙把平文帝作为太祖；高祖议定祖宗次序，把道武帝作为太祖。祖宗虽然确定了，但昭穆次序没有改变。高祖去世后，将神主附祭于宗庙。当时侍中崔光兼任太常卿，认为太祖既已更改，昭穆也应按次序改变。兼任御史中尉、黄门侍郎的邢峦认为，太祖虽然改变，昭穆仍不应改变，于是起草弹劾文书，准备上奏弹劾崔光。崔光对惠蔚说：“这本来就是礼制，但执法官却要弹劾我，我想求助于博学之士。”惠蔚说：“这正是深得礼制变通之意。”不久，他写信给崔光，赞同并说明这件事。崔光把惠蔚的信交给宰辅，于是召惠蔚与邢峦当庭议论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帮助邢峦，但邢峦的道理最终屈服，弹劾之事便搁置了。世宗即位后，惠蔚仍在左右讲授训导经典；后来由冗从仆射升任秘书丞、武邑郡中正。惠蔚进入东观后，发现典籍还不完备，于是上疏说：“臣听说，圣明的皇帝治理天下，必定有幽微的神助和贤人的辅佐，参合天道地道，效法典章旧事，遵循先王宏大的谋略。所以《易经》说：‘观察天上的文象来考察时令的变化，观察人间的文教来教化成就天下。’这样说来，《六经》和诸子百家、图书秘籍，都是承受天意的正道，治理人民的正当规范。因此，温和柔顺、疏通远方，是《诗》《书》的教化；恭敬节俭、平易善良，是礼乐的道理。卦爻和卦辞以精微为神妙，《春秋》以缀辑文辞来施行教化。所以先王的大训在东序明亮彰显，艺文典籍在麟阁光耀。这实在是太平的枢纽根本，是战胜残暴的要道，是国家的灵妙根基，是帝王的盛大功业。使上位安定、百姓安宁，敦厚风俗、美化民俗，难道不在于此吗？到了秦朝抛弃学术，《礼经》湮没断绝。后来重新兴起访求典籍，经典文献才被大体搜集起来，先王遗留下来的训诫，又灿然复存。到光武帝平定乱世时，每天尚且没有空闲，而从洛阳所得到的书已有二千余辆。魏晋时代尤其重视典籍，搜集散亡、汇聚遗逸，九流之学都已齐备。看他们搜集阅读史书，访求购买经书论著，纸张竹简所记载的，几乎没有遗漏。” “臣的学问不足以成为通儒，思想也不能达到深远之处，只是拘泥于章句，连片段的义理也不能树立；如今却曲承恩遇，列身于秘书省，惭愧地接受职位，专门掌管书籍。但东观、麟阁的旧典，过去没有确定的目录，新旧书籍混杂，首尾不全。有的书累积几十帙，有的却多年无人抄写。有的篇章次序脱落，始末残缺；有的文字损坏、字迹错误，谬误败坏接连不断。篇目虽然很多，完整确定的却很少。臣如今依照前任秘书丞卢昶所撰的《甲乙》新录，想补益残缺，合并多余、补足缺少，校订句读，作为定本，按次序均匀抄写，永远作为常规。省中原来没有底本的，广泛推求查访，搜求补足。然而经书典籍浩大广博，诸子百家纷繁复杂，部帙既多，章篇又有错乱，不是少数校书人员用几年时间就能完成的。现在请求让四门博士以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心校勘考订，共同确定字义。如果蒙准许，那么典籍文字就能确实订正，各种书籍也能大为汇集。”诏令准许了这件事。又兼任黄门侍郎，升任中散大夫，仍兼任黄门侍郎。过了很久，正式任黄门侍郎，代替崔光任著作郎。他才学不在文史方面，没有撰写著作，只是亲自翻阅自己传记注解中的几行文字而已。升任国子祭酒、秘书监，仍掌管史事。延昌二年，追论他侍讲的功劳，封为枣强县开国男，食邑二百户。肃宗初年，出任平东将军、济州刺史。回到京城后，授光禄大夫。魏初以来，儒生出身而官位清显的人中，惠蔚最为显达。他原来只有一个名字“蔚”，正始年间在宫禁中侍讲，夜里谈论佛经，有合乎皇帝旨意的地方，诏令加“惠”字，称为惠蔚法师。神龟元年，在任上去世，时年六十七岁。赐帛五百匹，追赠大将军、瀛州刺史，谥号戴。

译儿子伯礼，承袭封爵。伯礼擅长隶书。授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宁朔将军、步兵校尉、国子博士。去世后，追赠辅国将军、巴州刺史。儿子产同，承袭爵位。年轻时有才学，早年去世，时人都为他惋惜。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身高八尺，幼年丧父，喜爱学习。十七岁时，跟随乡人毛灵和等到山东求学。到了上党，便拜屯留人王聪为老师，学习《毛诗》《尚书》《礼记》。一年后，辞别王聪到燕赵，拜张吾贵为老师。张吾贵门徒很多，徐遵明专心学习了几个月，便私下对朋友说：“张先生名声很高，但义理没有规范，凡是讲说的内容，都不合我的心意，请让我另从老师学习。”于是与平原人田猛略一同前往范阳，拜孙买德为老师。一年后，又想离开他。田猛略对徐遵明说：“您年轻时跟随老师学习，总是不能完成学业，千里背着书箱而来，为什么在去留上这样过分？这样用心，恐怕最终不会有成就。”徐遵明说：‘我现在才知道真正的老师在哪里。’田猛略说：“在哪里？”徐遵明便指着自己的心说：“正在这里。”于是到平原唐迁那里，唐迁收留了他，他住在蚕舍中。徐遵明研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不出院门，前后共六年；有时弹筝吹笛来自我娱乐和安慰。他又得知阳平馆陶人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代永嘉年间的旧本，于是前去阅读。又过了几年，他亲手撰写《春秋义章》，共三十卷。此后他开始教授学生，门徒大概很少，过了很久才兴盛起来。徐遵明每次临登讲席，必定手持经书、拿着注疏，然后铺陈讲解；他的学生至今渐渐把这种做法形成习俗。徐遵明在外讲学二十多年，海内没有不宗仰他的。他颇爱好聚敛钱财，有损于儒者的风范。后来广平王怀听说他的名声，征召他。到了京城不久便退去，因为不喜欢京城。孝昌末年，他渡过黄河南下，寄居在任城。因为在兖州有旧交，便迁居那里。永安初年，东道大使元罗上表推荐他，最终却没有以礼征召。永安二年，元颢进入洛阳，任城太守李湛准备发动义兵，徐遵明参与了这件事。他夜间来到民间，被乱兵杀害，时年五十五岁。永熙二年，徐遵明的弟子、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上表说：“臣听说，推行道义、树立德行，并不是为了在当世求取利益；奉行道义、履行仁德，难道是为了在死后邀取恩宠吗？但上天所授的爵位若真实存在，最终会带来为其表彰门闾的礼遇；民众所归心仰望的人，最终会享有修建祠堂、修饰坟墓的荣耀。臣见已故处士、兖州人徐遵明，生长在衡门隐居之处，并没有凭借世族的根基；成长于乡野，也没有乘坐华美车舆、处身雕饰之地。然而他寄托心志于深广旷达，寄托情怀于恬淡高雅，处于寂静而不烦闷，生活俭约而不忧愁。因此能够垂帘专心自修，闭门独自有所心得，钻研经纬中的微妙言辞，探究圣贤的精深旨意。没有谁不进入他的门庭、登堂入室，确实可以称为海内的大儒、当代杰出的明师。因此四方遥远之地，凡是知音之士，都伸长脖子仰慕他的德行，踮起脚跟依附他的风尚。每当他的精舍暂时开讲，学生们手杖背囊，不远千里而来；交纳束脩前来求学的人，登记起来将近超过一万人。他确已仰慕西河子夏的盛大功业，可以比拟北海郭泰的高尚踪迹。若有人仰慕奇才、喜爱士人，爱护宾客、尊重贤者，像罢免官职游于梁地那样，宾客纷纷成列。徐遵明凭借厚重的德行和崇高的名声，首先蒙受礼聘，曳裾雅步，受到如同亲身置于一体般的礼遇。黄门李郁详细了解并说明他的情况，正要施行推荐上奏的恩典；但徐遵明守心安居、乐于道义，终于隐居不出，往而不返。“所以北海王进入洛阳之初，天下都随风归附，徐遵明却坚定地守持志节，忠贞清白而不改变，于是与太守李湛准备诛讨叛逆。后来遭遇意外，死于凶险之中。他至诚高尚的节操，埋没而无人知晓，朝野人士彼此叹息哀悼。伏愿陛下远承龙运，俯察上天的本心，每每专心听政而忘记天晚，常常坐着思考而等候天明。即使是微小功劳、微小善行、片言只语、一个行为，也无不加以表彰，使其荣显于朝廷。何况徐遵明冠盖一时、足为当世师表，却忽然死去，表彰纪念反而寂寥。死者长辞于世，无论荣誉价值如何，文明之治在于叙录人物、敦厚勉励；这正是应当施行的。臣寄身于诸生之中，亲自承受他的顾视，只因感念弟子对老师的义理以及‘三在’之重，所以越过职分陈述愚见，冒昧上闻于帷帐之前。特请求加给他显赫的谥号，追赠优厚的爵位，向上申明朝廷崇尚德行的风气，向下显示学徒考求古事的益处。如果陛下明察并特别垂怜采纳，那么即使荒坟千年，也足以使他一生的声望显贵。”最终没有给他赠谥。董徵，字文发，顿丘卫国人。祖父董英，任高平太守。父亲董虬，任郡功曹。董徵身高七尺二寸，喜好古学，崇尚高雅朴素。十七岁时，拜清河人监伯阳为老师，学习《论语》《毛诗》《春秋》《周易》；又到河内向高望崇学习《周官》，后来在博陵向刘献之遍学诸经。几年之内，他对经书大义精熟简练，开始讲授，教授学生。太和末年，任四门小学博士。后来世宗下诏召董徵入璇华宫，命孙惠蔚用《六经》向他提问，又下诏召他教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后来特授员外散骑侍郎。清河王怿任司空、司徒时，征召董徵为长流参军；王怿升任太尉后，董徵任仓曹参军。出任氵市郡太守，加扬烈将军。入朝任太尉司马，不久加辅国将军。没过多久，以本将军官职授任安州刺史。董徵因述职，途中经过家乡，置酒大宴，盛情款待乡里的老人，于是说：“腰系龟绶回到故国，古人称为荣耀；手持符节还乡，怎么会不快乐呢？”又告诫几个子弟说：“这种富贵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勤奋学习所取得的。” 当时人们都以此为荣。入朝任司农少卿、光禄大夫。董徵由外任州官而入朝任九卿，不只是因为学业，也由于汝南王悦看重他作为老师的情义，替他上启奏请。永安初年，加平东将军，不久因年老辞去官职。永熙二年去世。出帝因为董徵过去传授父亲的学业，所以优厚追赠散骑常侍、都督相州、殷州、沧州三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相州刺史，谥号文烈。儿子仲曜，武定末年任仪同开府属。

译刁冲，字文朗，渤海饶安人，是镇东将军刁雍的曾孙。十三岁丧父，孝顺思慕超过常人。他的祖母是司空高允的女儿，也是一位聪明的妇人，怜惜他早年丧父，抚养格外深厚。刁冲服丧期满后，便立志到外地求学；高氏哭泣挽留他，刁冲最终没有停止求学。虽然家世显贵通达，他仍在外面拜师，和普通学生一样。那时的学制规定，学生每天都要轮流在监厨当值；刁冲虽然有仆役，却不让他们代替自己，亲自烧火做饭。每当接受老师教诲时，他都情志专一、精力集中，不分昼夜，几乎忘记寒暑。后来他通晓各种经书，尤其专门研究郑玄的学说；阴阳、图纬、算数、天文、风角等书，没有不综合通晓的。当时人都佩服他的精深博学。刺史郭祚听闻他的盛名，向他询问疑难义理，刁冲随机应答、分析辩说，没有不能消除郭祚长期疑惑的。后来太守范阳卢尚之、刺史河东裴植都征召刁冲任功曹、主簿，这并非他的志趣，他只是接受任命而已，并不参与事务。唯独把讲学作为心愿，四方前来向他求学的学生，每年有数百人。刁冲虽然是儒生，但意志刚强壮烈，不畏惧权势。延昌年间，世宗的舅舅司徒高肇擅自放纵、滥用威权，刁冲于是上抗表极力陈说此事，言辞恳切正直，文章充满忠诚和愤激。太傅、清河王元怿读后叹息。此前，刁冲的曾祖刁雍曾作《行孝论》来告诫子孙，说：“古代下葬时用柴草裹尸，不起坟、不植树；后世圣人改变了这种做法，使用棺椁。有的人活着不能尽奉养之责，死后却厚葬过度。到了末世，甚至有用粗席裹尸、裸体下葬的。于是我确实撰成此论，作为折中。既然知道两种做法都有过失，怎么能相同对待？应当使现存的棺材厚不过三寸，高不过三尺，不使用彩帛，用当时的衣服入殓。灵车只用白布作帷幔，不加彩绘装饰，称为清素车。又去掉挽歌、方相以及各种明器杂物。”等到刁冲的祖父刁遵将要去世时，诏令他的子孙奉行刁雍留下的旨意。河南尹丞张普惠认为这样过于节俭，写信给刁冲的叔父刁整，讨论应当遵行还是改变。刁整命令刁冲与通晓学问的人讨论此事，刁冲又写信给国学诸儒论说此事，学官最终不能回答。刁冲因嫡长子继承祖先爵位，承袭东安侯。京兆王元继任司空时，因他是高才，多次征召他为记室参军。肃宗将要亲自举行释奠礼，于是国子助教韩神固与诸儒到国子祭酒崔光、吏部尚书甄琛那里，推举刁冲的才学，上奏后征召他。刁冲去世后，国子博士高凉以及范阳卢道侃、卢景裕等又上表陈述刁冲的学业和品行，议定奏请谥为安宪先生，用太牢祭祀。儿子刁钦，字志儒，早年去世。卢景裕，字仲儒，小字白头，范阳涿人，是章武伯卢同哥哥的儿子。年轻时聪明敏慧，专心研究经学。居住在拒马河边，只让一名老婢女做饭，妻子儿女也不随从。他又到大宁山避居，不经营世俗事务，居处没有其他产业，只专心作注解。他的叔父卢同身居显要，而景裕只住在园舍，心境如同处于郊野，谦逊恭敬、守持道义，守贞朴素而自得。因此世人称他为居士。前废帝初年，授国子博士，参与议定正声，很受皇帝亲近礼遇，皇帝以不臣之礼相待。永熙初年，按例免职。天平年间，回到乡里，与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一同被征召前往邺城。卢景裕寄居在佛寺中，不停地讲学听学。不久，回到本郡。河间人邢摩纳与卢景裕的堂兄仲礼占据乡里发动叛乱，逼迫卢景裕一同反叛，以响应元宝炬。齐献武王命都督贺拔仁讨伐平定了他们。齐献武王听说卢景裕经学明达、品行显著，便专门用驿马征召他，随后又放弃追究，让他教授自己的诸子。他在馆中每十天回家一次，回去时就随带鼎食。卢景裕的风度仪表、言语行为，很受人赞赏。在此以前，卢景裕注释了《周易》《尚书》《孝经》《礼记》《老子》，《毛诗》和《春秋左氏》还没有完成。齐文襄王入朝为相后，在府第开讲，招揽当时才俊，命卢景裕讲解他所注的《易》。卢景裕义理精微，言谈发论闲雅。当时有人提出诘难，有人互相斥责，大声厉色，言辞甚至不逊，而卢景裕神色庄严，风度语调始终如一，从容往复应答，没有可以乘隙攻击的地方。因此士大夫都赞叹称美他。元颢进入洛阳后，任他为中书郎。普泰初年，又授国子博士。他在进退之间，从来没有显露得意或失意的神色。性情清静，淡泊荣誉利益，穿破衣、吃粗食，安然自得；整日端庄严肃，好像面对宾客。兴和年间，补任齐王开府属，在晋阳去世，齐献武王为之悲痛惋惜。卢景裕虽然没有聚集门徒教授，但他所注的《易》在世间广泛流传。他又喜好佛教，通晓佛教的大义。天竺胡人沙门道悕每当讲论各种经论，总是请卢景裕替它们作序。卢景裕遭逢败亡时，被关在晋阳狱中，至诚诵经，枷锁竟自行脱落。当时又有一人因犯罪应当处死，梦见沙门教他讲经；醒来后与梦中所见相同，默诵一千遍，临刑时刀折断，主管官员把此事报告上去，便赦免了他。这部经于是流传于世，称为《高王观世音》。李同轨，赵郡高邑人，是阳夏太守李义深的弟弟。体貌魁梧高大，腰带要围十圈，学问综合贯通各种经书，精通诵读许多典籍，也兼读佛教书籍，又喜好医术。二十二岁时，被举为秀才，应射策，授奉朝请，兼任国子助教。改任著作郎，掌管仪注，修撰国史，升任国子博士，加征虏将军。永熙二年，出帝驾临平等寺，僧众讲法，诏令李同轨提出诘难；他的声音韵律闲雅明朗，往复辩论很有观赏性，出帝称善。永熙三年春，举行释菜礼，诏令公卿和学官到显阳殿，命祭酒刘廞讲《孝经》，黄门李郁讲《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解《大戴礼·夏小正篇》。当时广泛招揽儒学之士，召来参加听讲。李同轨经义一向优秀，分析辩说兼美，却不能执经讲授，深感慨恨。天平年间，改任中书侍郎。兴和年间，兼任通直散骑常侍，出使萧衍。萧衍深深沉溺于佛学，于是召集名僧在爱敬寺、同泰寺讲《涅槃大品经》，邀请李同轨参加。萧衍又派遣他的朝臣一同观看听讲。李同轨长时间提出诘难，道士和俗人都认为讲得好。卢景裕去世后，齐献武王把李同轨召到馆中教授诸位公子，对他格外礼敬。李同轨每天早晨入馆授课，直到傍晚才回去。僧俗中来向他求学的人，他夜间也为他们讲解，四季一直如此，从不认为疲倦。武定四年夏天去世，时年四十七岁，时人都悲伤惋惜，齐献武王也特别叹息哀悼，赠送的丧仪财物十分丰厚。追赠骠骑大将军、瀛州刺史，谥号康。

译李业兴，上党长子人。祖父李虬、父亲李玄纪，都因儒学被举为孝廉。玄纪死于金乡令任上。李业兴年轻时刚正耿介，立志求学，精力专一，背着书箱拜师，不怕辛劳。他沉思章句，喜爱浏览异说。晚年才在赵魏之间拜徐遵明为老师。当时渔阳人鲜于灵馥也聚集门徒授业，而徐遵明声誉还不高，登记入学的学生很少。李业兴于是到鲜于灵馥的学校，装作求学者。灵馥对他说：“李先生，长期追随羌博士，究竟学到了什么？”李业兴默然不语。等到鲜于灵馥讲《左传》时，李业兴问了几条大义，灵馥不能回答。于是李业兴振衣起身说：“羌人的弟子正是这样罢了！”随即径直返回。从此鲜于灵馥的学生都离开他，转而跟随徐遵明学习。徐遵明的门徒大为兴盛，是李业兴促成的。后来李业兴广泛涉猎百家之学，图纬、风角、天文、占候等无不详细精熟，尤其长于算术和历法。虽然处于贫贱地位，却常常自负；如果礼遇不够，即使面对权贵也放纵直言，不向他们屈服。后来成为王遵业的门客。被举为孝廉，任校书郎。因为当时世间实行赵匪▯历，节气比实际时令推算得晚，延昌年间，李业兴于是撰作《戊子元历》上奏。那时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各自进献新历，世宗诏令他们共同制定一部历法。张洪等后来共同推举李业兴主持，完成《戊子历》，正光三年上奏施行。事情记载在《律历志》中。李业兴多次升迁为奉朝请。临淮王元彧征讨蛮族，任用他为骑兵参军。后来广陵王元渊北征，又任他为外兵参军。李业兴认为殷历甲寅、黄帝辛卯，只是徒然累积历元，推算方法已经残缺，于是又加以修订，各成一卷，流传于世。建义初年，诏令他掌管仪注，不久授著作佐郎。永安二年，因为过去制定历法的功劳，赐爵长子伯。遭遇父母丧事而解除职务，不久起用，恢复原官。元晔擅自称帝时，授通直散骑侍郎。普泰元年，裁汰侍从官员，李业兴仍任通直散骑侍郎，加宁朔将军。又授征虏将军、中散大夫，仍任通直散骑侍郎。太昌初年，改任散骑侍郎；又因掌管仪注勤劳，特加一阶，授平东将军、光禄大夫，不久加安西将军。后来因出帝登基初年参与举行礼仪，封屯留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改任中军将军、通直散骑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举行释奠礼，李业兴与魏季景、温子升、窦瑗负责摘取经文要句。后来入朝任侍读。迁都邺城之初，起部郎中辛术上奏说：“如今皇宫迁徙，百事开始，营建一旦兴起，必须合乎制度。对上要效法前代典章，对下要仿照洛京。如今邺都虽然是旧都，但根基遗址已经毁坏，而且图记记载彼此参差，事情应当审慎确定。臣虽说掌管此职，但学问不能考据古事，国家大事不敢独自承担。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兴是博学的通儒，见闻广博、知识丰富，像万门千户这样的营建之事，正应当向他咨询。现在请求前往他那里展开图纸、查阅记载，考订是非，参酌古今，折中制定制度；召集画工以及所需的调度人员，详细绘制新图，上奏请旨确定。这样或许在开始营建之日，办事人员就没有疑惑。”诏令同意。天平二年，授镇南将军，不久任侍读。当时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将高隆之奉诏修治三署的乐器、衣服以及百戏等物，于是上奏请求李业兴共同参与此事。天平四年，李业兴与兼散骑常侍李谐、兼吏部郎卢元明出使萧衍。萧衍的散骑常侍朱异问李业兴：“魏朝洛阳的委粟山，是南郊吗？”李业兴说：“委粟山是圆丘，不是南郊。”朱异说：“北方把郊和丘分为不同的地方，这是采用郑玄的说法；我们这里采用王肃的说法。”李业兴说：“是的，洛京郊坛、丘坛的位置专门采用郑玄的解释。”朱异说：“如果这样，女子出嫁后降低身份而服从旁系亲属，也采用郑玄的说法吗？”李业兴说：“这件事也不是完全采用郑说。若您这里采用王肃的说法，除服应当用二十五个月；那么为什么王俭的丧礼规定除服用二十七个月呢？”朱异于是无言以答。李业兴说：“我昨天看见明堂四根柱子、屋顶方正，完全没有五室、九室，大概是裴頠所制定的。明堂上圆下方，裴頠只是去掉了室。如今上面不圆，这是为什么？”朱异说：“圆形方形的说法，经典中没有文字依据，为什么责怪它是方的？”李业兴说：“圆方之说，出处非常明确，只是您自己没有看见。我看见您记录梁主《孝经义》时也说上圆下方，您的话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朱异说：“如果这样，圆方之说究竟出自哪部经书？”李业兴说：“出自《孝经援神契》。” 朱异说：“纬书、谶候之书，有什么可相信的！”李业兴说：“您如果不相信，那么灵威仰、叶光纪这一类名称在经典中也没有出处，您还相信它们吗？”朱异无言以答。萧衍亲自问李业兴：“听说您擅长经义，在儒学、玄学之中，通晓什么？”李业兴说：‘我年轻时只是个书生，只读过五典；至于深奥义理，不能分辨通晓和解释。’萧衍问《诗经·周南》是王者之风，却归属于周公；《召南》是仁人贤者之风，却归属于召公。为什么称作‘归属’？李业兴回答说：“郑玄注《仪礼》说：‘从前太王、王季居住在岐阳，亲自实行《召南》的教化，以兴起王业；等到文王实行当今《周南》的教化而接受天命，在酆地建城，便把原来的土地分割出来，分别归属二公，所以称为归属。’”萧衍又问：“如果是原来的土地，就应当由文王自己统摄，怎么会分封给二公？”李业兴说：“文王为诸侯时，这是他所教化的本国；如今既已登上九五之尊，不能再守着诸侯的土地，所以分封给二公。”萧衍又问：“《乾卦》初爻称‘潜龙’，二爻称‘见龙’，到五爻称‘飞龙’。初爻也可以称作虎。”这句话的问意稍有偏差。李业兴回答：“我的学识浅薄，不足以仰答。”萧衍又问：“《尚书》说‘正月上日受终文祖’，这里的正月是哪一种历法的正月？”李业兴回答：“这是夏历的正月。”

译萧衍问他凭什么知道，李业兴说：“考察《尚书中候·运行篇》说‘日月营始’，所以知道是夏历正月。”萧衍又问：“尧时以哪一个月为岁首？”李业兴回答：‘尧以前，书典没有记载，实在不知道。’萧衍又说：“‘寅宾出日’，就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就是二月。这些话出自《尧典》，怎么能说尧时不知道采用哪一种岁首呢？”李业兴回答：‘虽然三种历法的岁首不同，但说到时令节气的，都依据夏历的正月。《周礼》说仲春二月聚会没有夫家的男女。虽然出自周代书籍，月份也是夏历的月份；尧时的日月，也应当如此。只是我的见识不深，没有办法清楚辨析这一问题。’萧衍又说：“《礼记》记载，原壤的母亲去世，孔子帮助他洗涤棺椁。原壤敲着棺木唱道：‘很久没有寄托声音了。狸首的斑纹啊，握着你的手弯曲啊。’孔子是圣人，怎么会和原壤交朋友？”李业兴回答：“孔子自己已经解释过，说亲近的人不会因为某事而失去亲近关系，旧交也不会因为某事而失去旧交。”萧衍又问：“原壤是什么地方人？”李业兴回答：“郑玄注说，原壤是孔子幼年时的旧交。” “所以他是鲁国人。”萧衍又问：“孔子是圣人，他所保存的事例一定可以作为法则。原壤不孝，违背人伦，为什么保存旧交这一小节，却废弃不孝这一大罪？”李业兴回答：“原壤的行为，事情本身已经显著表明；幼年时的交情，并不是今天才开始，既然没有重大变故，怎么能抛弃他？孔子深深厚待旧交之义，在道理上没有过失。”萧衍又问：“孔子是圣人，为什么记录原壤的事情，把它流传给万代作为法则？”李业兴回答：“这是后人记录的，不是孔子亲自编定的。就像合葬于防这一类事情，《礼记》中动辄有上百条。”萧衍又问：“《易经》所说的太极，是有还是无？”李业兴回答：“流传下来的说法认为太极是有。我一向没有研究玄学，哪里敢贸然回答。” 回朝后，兼任散骑常侍，加中军大将军。后来停止在议事省议事，诏令右仆射高隆之以及诸位朝臣与李业兴等人在尚书省议定五礼。兴和初年，又撰作《甲子元历》，当时被采用施行。又参与议定《麟趾新制》。武定元年，授国子祭酒，仍任侍读。武定三年，出任太原太守。齐献武王每次出征讨伐，时常召见询问。武定五年，齐文襄王召他任中外府谘议参军。后来因事获罪，被禁止行动。李业兴于是制作《九宫行棋历》，以五百年为一章，四千四十年为一部，九百八十七为斗分，又以己未年为历元，使始终相互维系，不再移动转变，与当今历法的推算方法不同。至于节气次序的交接、日影度数的盈缩，则没有不同。武定七年，死在禁所，时年六十六岁。李业兴喜爱古代典籍，不停地搜集聚合，亲手修补整理，亲自题写书签，他家中所有的书将近一万卷。他不停阅读，知道很多奇异见闻，诸儒都佩服他的深广博学。他性情豪侠，重视意气。有人遭遇急难，把性命托付给他，他便能收容隐藏；与他意气相投的人交往，他倾尽自身而毫不吝惜。如果有人与他意见不合或冒犯他，他立即挑剔诋毁，甚至声色俱厉，加以诽谤辱骂。他性情又急躁狭隘，到了论辩时，便高声挥动手臂，没有儒者的风度。他常对人说：“只管说我的好话，即使知道是妄言，也总胜过说我的坏话。”他一味求进，嫉妒在自己之前的人，不顾将来的祸患，时人因此厌恶他。至于学术的精微，当时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儿子崇祖，武定年间任太尉外兵参军。崇祖的弟弟遵祖，太昌年间，李业兴把长子伯的爵位传给他，让他承袭。齐朝接受禅让后，按例降等。史臣说：古语说：容貌形体不足以观赏，勇力不足以依恃，族姓不足以称道，先祖不足以夸耀；然而能够显名于四方、声名流传后世子孙的，大概只有学问吧。这话确实正确。梁越等人，专心立志而不知疲倦，从自身求取学问，于是能够听闻道义、受到后世推重，在尊贵席位上被称为珍宝；有的聚集门徒成百上千，有的穿戴冕服、乘坐轩车，全都是考求古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