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五星见伏术第七

译镇星（即土星）在早晨与太阳相合，位于太阳之后隐没。经过十八日，日余四百九十，镇星运行二度，度余六千八百六十二。早晨从东方出现，作顺行，每日运行十二分之一度，八十四日运行七度后停留不动。停留三十六日后转为逆行，每日运行十七分之一度，一百二日退行六度。再次停留三十六日。然后再次顺行，每日运行十二分之一度，八十四日运行七度。运行到太阳之前，傍晚在西方隐没；此后作顺行，经过十八日，日余四百九十一，运行二度，度余六千八百六十二，便与太阳相合。太白（即金星）从一次相合到下一次相合，共经历五百八十三日，合终日余一万四千五百零二；周虚为二千三百五十八，运行二百九十一度，这也叫作一合日数。度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也叫作一合日数。太白：傍晚与太阳相合，在太阳前隐伏四十一日，日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度，度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傍晚在西方出现，顺行而快速，每日运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运行一百一十二度。顺行而迟缓，每日运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运行一百零五度。顺行而大幅快速，每日运行十五分之十二，四十五日运行三十三度后停留不动。停留八日后转为逆行。逆行时每日运行三分之二，九日退行六度。在太阳前方，傍晚隐伏于西方；隐伏六日，退行四度，便与太阳在早晨相合。太白：早晨与太阳相合，在太阳后隐伏六日，退行四度。早晨在东方出现，逆行，每日运行三分之二，九日退行六度后停留不动。停留八日。顺行，每日运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运行三十三度。顺行而快速，每日运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运行一百零五度。顺行而大幅快速，每日运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运行一百一十二度。在太阳后方，早晨隐伏于东方；顺行四十一日，日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行星五十一度，度余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便与太阳在傍晚相合。辰星（即水星）从一次相合到下一次相合，共经历一百一十五日，合终日余一万四千八百一十八；周虚为二千零四十四，运行五十七度，这也叫作一合日数。度余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八，也叫作一合日数。辰星：傍晚与太阳相合，在太阳前隐伏十七日，日余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八。傍晚在西方出现，顺行而快速，每日运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运行二十四度。顺行而迟缓，每日运行七分之五，七日运行五度后停留不动。停留四日。在太阳前方，傍晚隐伏于西方；逆行十一日退行六度，便与太阳在早晨相合。辰星：早晨与太阳相合，在太阳后隐伏十一日，退行六度。早晨在东方出现后停留不动，停留四日。顺行而迟缓，每日运行七分之五，七日运行五度。顺行而快速，每日运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运行二十四度。在太阳后方，早晨隐伏于东方；顺行十七日，日余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八，行星三十四度，度余一万五千八百四十八，便与太阳在傍晚相合。推算五星运行历程的方法说：把伏日度及余加到星日度及余上，余数满日度法一万六千八百六十就进一，依照前法确定，所得就是星辰出现时的日度及余。用星行分母乘出现度分，以日度法除，所得为一就进一分；余数超过半法的也进一分。把它加到已运行的分数上，分数满其分母就进一度。顺行、逆行的分母不同，应以当前运行的分母乘原有分数，再用原分母相除，所得就是当前运行的分数。停留时承接前一数，逆行时减去；隐伏时不满一度的部分，除去斗宿分数，以运行分母为比例，分数的增减前后相互制约，共十四项。求五星运行所在度数的方法说：用运行分子乘运行日数，再以分母相除，所得就是星辰运行所在的度数。

译《志》第十，礼四之一。天上没有比日月更明亮的，人世间没有比礼仪更彰明的。先王用礼仪安定上位、治理百姓，以成就风俗教化；如果失去礼仪，灭亡就会随之而来。圣人根据人具有尊敬、哀思、嗜好、欲望、喜悦和愤怒等感情，制定上下尊卑、长幼、众寡的礼节；这些礼节根源于人的内心，又符合神明之道，所以使天地人三才和穆，百姓诚信和谐。然而，世道有淳厚与浇薄的不同，制度有质朴与文饰的差异，礼制不断有所损益，随着时势制定规范。秦朝毁灭儒家经典，汉朝承受其弊端，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几乎只剩一线。刘氏中兴后，颇能遵循周代典制；魏晋时代的情况，也还有可考知之处。自从永嘉年间战乱以来，中原荒芜污秽，礼制败坏、音乐崩毁，人与神都遭到毁灭。太祖向南平定燕、赵，每天都忙于应付事务；又连续多年征战，专心扩张疆域。虽然在马上取得天下，却没有空闲制定礼制；至于治理国家的制度和仪节，只是分别举其大要，很多事情粗略，而且还有缺漏。高祖考察古制，大体遵循旧有法则，斟酌前代君王的制度，选择其中好的典章，使朝廷章程和国家规范重新焕发光彩。高祖早年去世，深谋远虑尚未施行；否则，刘氏、司马氏的成例又哪里值得一提！世宗安闲居上，专意于玄门，儒学事业和文教风气终究还不够完备；礼制坠落、声教沉沦，也就由此发展下去。肃宗以后，魏国的国运衰弱，太和年间的风气一代代凋落，以至天下倾覆，纲纪荡然无存。唉！鲁国掌持周礼，国家因此能够稳固；齐国的大臣撤去礼器，连投降之人的谋略也被破坏。修养自身，怎么可以因为仓促而忘记礼仪；治理国家，难道可以在片刻之间忽视礼仪吗？从皇始年间开始，到武定年间为止，朝廷礼典的事迹，现总汇编录于此。太祖登国元年，在牛川登上代王之位，面向西方设坛祭祀，向上天报告，完成即位礼。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设立坛场和界兆祭告天地。祝文说：“皇帝臣拓跋珪谨用黑色公牛，明白地向皇天后土之神灵报告：上天降下命令，眷顾我的祖宗，使他们世代在幽都称王。我拓跋珪德行不足，却继承先人武功的事业，思图安定百姓，恭敬地执行上天的讨伐。杀死刘显，诛灭卫辰，平定慕容氏，安定中原。群臣劝我登进帝位，说应当正位居尊，以符合上天和人的期望。我拓跋珪认为，天时和人谋都不可以长久违背，谨命礼官选择吉日接受皇帝玺绶。愿神灵大大赐福于魏室，永远安定四方。”仪式结束后，下诏命有关官署确定车驾行列的次序，正定服色。群臣上奏说，国家继承黄帝之后，应当以土德为德运，所以神兽像牛；牛是属土的牲畜，又有黄星显耀，这是相应的符瑞。于是开始采用土德，数以五为基准，服色崇尚黄色，祭祀牲畜使用白色。祭天的礼仪采用周代典制，于夏历四月亲自到西郊祭祀，旗帜又有所增加。天兴二年正月，皇帝亲自在南郊祭祀上帝，以始祖神元皇帝配享。祭坛设四级台阶，坛外筑有三重矮墙。天帝神位在坛上，面向南；神元皇帝面向西。五精帝在坛内，矮墙内的四帝各在相应方位，另有一帝在未方。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禄、司民位于中层矮墙内，各依照相应方位。其余陪祭神灵共一千多位，在外层矮墙内用祭酒祭祀。祭坛铺藁秸，玉器用四珪，币帛用束帛，牲畜用黑色小牛，祭器用陶制匏器。上帝、神元皇帝各用小牛一头，五方帝共用小牛一头，日月等神共用牛一头。祭祀完毕，在坛南巳方燎烧牲体的左半部，这是遵循阳的意义。埋祭牲的地坛和界兆，规制同南郊。第二年正月辛酉日，在南郊祭天；癸亥日，在北郊埋祭地，以神元皇帝的窦皇后配享。五岳名山位于中层矮墙内，四条大河位于外层矮墙内。后土和神元皇后的牲畜共用黑色牲一头，玉器用两珪，币帛用束帛；五岳等共用牛一头。祭祀完毕，在坛北亥方埋牲体的右半部，这是遵循阴的意义。乙丑日，赦免京师及京畿以内五年徒刑以下的罪犯。此后，冬至在圜丘祭祀上帝，夏至在方泽祭祀地神，所用牲畜、币帛等与南北二郊相同。冬十月，平文、昭成、献明三座祖庙建成。每年祭祀五次，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和腊祭，牲畜用太牢，通常派宗正兼太尉率领祀官陪祭。又在宗庙右侧设置太社、太稷、帝社，筑方坛，设四级台阶。祭祀在二月、八月举行，选用戊日，均用太牢。句龙配享社，周弃配享稷，都由有关官员陪祭。又建立祖神祠，通常在正月第一个未日，在端门内设置祭席，祭牲用羊、猪、狗各一头。又在宫中建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献明五帝庙，每年祭祀四次，用正月、冬季、腊月和九月，牲畜用马、牛各一头，由太祖亲自祭祀。宫中建立星神祠，每年祭祀一次，通常在十二月，荐献马各一匹，牛、猪各两头，鸡一只。太祖初年，曾有两颗彗星出现，刘皇后让占卜者占问，占卜者说：“向它们祈祷，就应当扫平安定天下。”刘皇后听从了，因此建立相应的祭祀。又建立了阙二字神十二座，每年祭祀一次，通常在十一月，每座各用牛一头、鸡三只。又建立王神四座，每年祭祀两次，通常在八月、十月，每次各用羊一只。又把献明帝以前所建立的天神四十处列入祭祀，每年祭祀两次，也在八月、十月。尊贵的神用马，其次用牛，低等的用羊，都由女巫主持。又在云中和盛乐这两个神元皇帝的旧都祭祀神元皇帝以下七帝，每年祭祀三次，在正月、冬季和腊月举行，用马、牛各一头，由祀官陪祭。第二年春天，皇帝开始亲自耕种籍田，祭祀先农，用羊一只。在东郊祭祀太阳，用赤黄色牛一头。秋分在西郊祭祀月亮，用白羊一只。天赐二年夏四月，恢复在西郊祭天，筑方坛一座，坛上设置七个木制神主牌位。东面设两级台阶，不分等级；四周筑墙，设四门，各门依其方位的颜色命名。祭牲用白犊、黄马驹、白羊各一头。祭祀当天，皇帝乘大驾，百官以及宾国各部大人全都随从到郊外祭所。皇帝站在青门内、靠近南坛的西侧；内朝臣都位于皇帝北面；外朝臣和大人都位于青门外；皇后率领六宫从黑门进入，排列在青门内靠北处，一同面向西。廪牺令掌管祭牲，把它们陈列在坛前。女巫手持鼓，站在台阶东面，面向西。选皇帝同族十族子弟七人执酒，站在女巫南面，面向西，以北为上。女巫登坛，摇动鼓。皇帝行拜礼，或行肃拜，内外百官全都拜。祭祀完毕，再拜。拜完才杀牲。七名执酒者面向西，以酒洒在天神木主上，再拜；这样做七次。礼毕返回。从此以后，每年祭祀一次。

译太宗永兴三年三月，皇帝在武周、车轮二山祈祷。起初，清河王拓跋绍受到太祖宠爱，性情凶悍；皇帝常常依据义理责备他，他却不听。皇帝害怕他发生变乱，于是在山上向天地神祇祈福。皇帝即位后，设坛立兆，后来便把这里作为常祀之地，每年祭祀一次，用牛作牲，皇帝都亲自祭祀，没有固定日期。第二年，在白登山建立太祖庙。每年祭祀一次，备办太牢，由皇帝亲自祭祀，也没有固定月份。同时祭祀皇天上帝，以山神配享；遇到旱灾就祈祷，多有应验。这一年，下诏命郡国在太祖巡幸时所住行宫的地方各设祭坛，用太牢祭祀，每年一次，都由牧守陪祭。又在宫中建立太祖别庙，每年祭祀四次，用牛、马、羊各一头。又在宫内增加设置天神、日神、月神以及各种小神共二十八处，每年祭祀两次，各用羊一只。又过了两年，在白登山以西太祖旧日游览的地方，建立昭成、献明、太祖三庙，通常在九月、十月交替之时由皇帝亲自祭祀，用马、牛、羊作牲，并举行亲自捕杀野兽的貙刘之礼。另在庙的左右设置天神等二十三座神位，大神用马，小神用羊。华阴公主是皇帝的姐姐；元绍发动叛乱时，她有保护皇帝的功劳，所以另在太祖庙围墙后建立她的庙，并借祭太祖时荐献祭品。又在云中、盛乐、金陵三处各建立太庙，四时由祀官陪祭。泰常三年，在四郊为五精帝设立祭坛和界兆，远近位置依照五行的数目安排。各筑方坛，设四级台阶，坛外筑三重矮墙，开四门。以太皞等神以及各位辅佐之神配享。祭祀黄帝，通常在立秋前十八日举行；其余四帝分别在四个立日祭祀。各用牛一头，由有关官署主持。又为六宗、灵星、风伯、雨师、司民、司禄、先农设置祭坛和界兆，都有固定日期，牲畜用少牢。立春日，派有关官员到东郊迎春，祭品用酒、干肉、枣、栗，不用牲畜和币帛。又在桑乾水北岸建立五岳、四渎庙，春秋两季派有关官员祭祀，使用牲畜和币帛。四渎只用牲牢，按古代望秩之礼办理。其余各州郡的山川以及海若等神，共有三百二十四处；每年十月，派祀官到各州镇遍祭。发生水灾、旱灾、灾害和疫病时，牧守各自在辖区内祈祷拜谒，祭祀都使用牲畜。王畿以内的各座山川，都列入祭祀次序；发生水旱灾害时，也都向它们祈祷。第二年八月，皇帝曾在白登庙将要荐献熟食时，出现了神异现象。太庙博士许钟上书说：“臣听说，圣人能够享祀上帝，孝子能够享祀亲人。伏惟陛下孝敬真诚到了极点，可以通达神明。近来曾在太祖庙中听到车马骑兵的声音，仿佛从北门进入，声音轰轰作响，震动门阙，执事人员无不肃然战栗。这实在是国家福运永远兴盛的征兆，应当把它告知天下，使大家都知道圣德的深厚长远。” 辛未日，皇帝巡幸代地，到达雁门关，遥望祭祀恒岳。又过了两年九月，巡幸桥山，派有关官员祭祀黄帝、唐尧庙。第二年正月，南巡恒岳，用太牢祭祀。巡幸洛阳，派使者用太牢祭祀嵩高、华岳。返回时登上太行山。五月，从洛阳回来，沿途经过的山川都遍行祭祀。又过三年二月，在国学祭祀孔子，以颜渊配享。神▯二年，皇帝将要征讨蠕蠕，省略郊祀仪式。四月，用小驾祭祀天神，祭毕，皇帝便亲自统兵出征。大胜而回，归来后到祖庙祭告祖先，并遍告各位神灵。九月，在邺地建立密皇太后庙，那里是太后的旧乡。设置祀官、太常博士和齐郎三十多人陪祭，每年祭祀五次。太延元年，在恒岳、华岳、嵩岳山上各建立庙宇，各设置待祀人员九十人，按时祈祷水旱灾害。春秋两季水涸时，派官员率领刺史用牲牢祭祀，并使用玉和币帛。魏国先祖居住在幽都时，曾在乌洛侯国西北凿石建造祖宗庙。后来向南迁徙，那地方相隔遥远。真君年间，乌洛侯国派使者入朝进献，说石庙仍和过去一样，百姓常去祈求，而且有神验。这一年，朝廷派中书侍郎李敞前往石室，祭告天地，以皇祖和先妣配享。祝文说：“天子拓跋焘谨派李敞等人，奉用骏马和一头大牛，恭敬地向皇天之神灵报告：自天地开辟之初，上天保佑我的皇祖，使他在那片土地上立业。历经亿年，终于来到南方迁徙。祖先和父辈光明显赫地居有中原，能够剪除凶恶丑类，开拓平定四方。我这个年轻的继承人承受基业，但德行声誉还没有彰显。哪里想到在幽远之地的先民，竟低首来归王化。现在得知旧庙仍在，没有毁坏，也没有消亡。我的深长怀念，寄托于仰望祖先遗留的光辉。王业的兴起，始于皇祖；子孙绵延，如瓜藤不断，这是因为福祐众多。谨以伟大的功业，使祖先配享上天。子子孙孙，福禄永远延续。”李敞等祭祀完毕，砍下桦木立在那里，用来放置祭牲的尸体，然后返回。后来所立的桦木生长起来，形成树林，当地百姓更加神圣地奉祀它。众人都说，这是魏国感应神灵显验的结果。石室向南距离代京约四千多里。第二年六月，司徒崔浩上奏议论说：“神灵祭祀有许多不合经典的地方。考察祭祀典制，应当祭祀的总共只有五十七处；其余重复设置的以及小神的祭祀，请全部停止。”奏议得到批准。十一年十一月，世祖南征，经过恒山，用太牢祭祀。渡过黄河、济水，用少牢祭祀。经过岱宗，用太牢祭祀。到达鲁地，用太牢祭祀孔子。随后到达长江，登上瓜步山后返回。文成皇帝即位第三年正月，派有关官员到华岳修建庙宇、树立碑刻。几十个人在山上时，听到空中似乎有声音，声音中称颂万岁。和平元年正月，皇帝向东巡行。经过桥山，祭祀黄帝；巡幸辽西，遥望祭祀医无闾山。随后沿海向西南行进，巡幸冀州，向北到达中山，经过恒岳，礼敬山神后返回。第二年，皇帝南巡，经过石门，派使者用玉璧和牲牢礼敬恒岳。四月发生旱灾，下诏命州郡在各自辖区内，无论大小神灵，全都洒扫祭坛，献上酒和干肉。等到年成丰收后，各自按照原有等级，用牲牢祭祀。到这时，群祀中原先废止的都恢复了。显祖皇兴二年，因为青州、徐州已经平定，派中书令兼太常高允奉玉帛到东岳祭祀，用太牢祭祀孔子。

译高祖延兴二年，有关官员上奏说，天地五郊、社稷以下以及各类神灵，共有一千零七十五处，每年要用牲畜七万五千五百头。显祖深深怜悯这些生命，于是下诏说：“朕承受上天之命侍奉神灵，以养育万物，却把祭祀等级安排得过于广泛，使用的牲畜非常多。神灵聪明正直，享受的是德行和诚信，何必要依赖牲畜？《易经》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举行礿祭，反而真正得到福祉。’如果诚意确实能够感通神灵，即使只用路旁积水和蔬菜汤，也可以得到最大的福祐，哪里一定要大量杀牲，才能获得福祉呢！命令有关官署，除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外，其他祭祀一律不使用牲畜。”于是各类祭祀全都只用酒和干肉。此前，长安的牧守常常到周文王、周武王庙祭祀。延兴四年，挖坑埋牲时，庙中的玉器显露出来。四月，下诏命东阳王元丕祭祀文王、武王二庙。由于庙玉露出地面，如果就地埋回去，恐怕愚民会来盗窃，便命令近侍官署把它收进府库。六月，显祖认为西郊旧有的做法每年增加七个木主，改朝换代就重新设置界兆，这些事情对神明没有益处，于是开始革除旧仪，确定只设置七个神主，并在郊外祭所立碑。太和二年，发生旱灾。皇帝亲自在苑中向皇天、日月、五星祈祷；祭祀的当晚下起大雨，于是赦免京师。太和三年，皇帝在北苑祈祷，又在苑中向星辰祈祷。太和六年十一月，皇帝将亲自祭祀七庙，下诏命有关官署依照礼制准备仪式。群臣于是议论说：“从前有虞氏君主亲自虔诚祭祀，祖先便降临；殷宗亲自拜谒，福佑于是降下。大魏祭祀七庙，按照先朝旧例，多数不亲自拜谒。如今陛下内心发出孝敬之诚，想亲自祭祀亲人，考察并符合古代君王礼制的常典。臣等谨查旧有章程，并采纳汉、魏旧事，撰定祭服、冠帽、鞋履、牲牢等物，以及罍洗、簠簋、俎豆等器具，百官助祭的位次，乐官演奏节拍的引导，升降进退的法则，另行汇集为亲自拜祭的仪式。”制度得到批准。于是皇帝亲自祭祀。此后四时常祀，也都亲自举行。太和十年四月，皇帝第一次穿着法服乘坐辇车，在西郊祭祀。太和十二年十月，皇帝亲自到南郊修筑圜丘。太和十三年正月，皇帝乘大驾在圜丘举行祭祀。五月庚戌日，车驾在方泽举行祭祀。壬戌日，高祖临幸皇信堂，召见群臣。下诏说：“《礼记·祭法》说：‘有虞氏禘祭黄帝。’《大传》说‘禘祭祖先所自出的祖先’，又说‘不是王者不能举行禘祭’。《论语》说：‘禘祭从灌礼以后开始。’《诗经·颂》中《长发》篇，是大禘祭的歌诗。《尔雅》说：‘禘，是大祭。’夏、商四时祭祀的名称为礿、禘、烝、尝，周代把禘改称为祠。《祭义》说‘春祭、秋尝’，也是夏、商的祭祀。《王制》说：‘春季举行犆礿，合祭时举行祫禘，秋季合祭举行祫尝，冬季合祭举行祫烝。’礼书流传下来的文字就是这样。郑玄解释禘，认为天子祭圜丘叫禘，宗庙大祭也叫禘。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举行祫祭时，把各毁庙的神主合并到太庙，一同祭祀；举行禘祭时，又增加百官配享的神位，详审地祭祀。天子先举行禘祭而后举行四时祭，诸侯先举行四时祭而后举行禘祭。鲁国的礼制，是三年服丧完毕举行祫祭，第二年举行禘祭。圜丘大祭和宗庙大祭都称为禘，说明祭祀有两个禘。王肃解释禘、祫，认为天子和诸侯都在宗庙举行禘祭，不是祭天的祭祀。郊外祭祀后稷，不称为禘；宗庙祭祀才称为禘。禘、祫是同一个名称，因为合并祭祀所以称祫，因为详审祭祀所以称禘，并不是两种祭祀的名称。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只是总括起来互相举称，所以说五年举行两次大祭，而不说一次禘、一次祫，其意已完全可以判知。礼书文字的大略以及各位儒者的说法，都已经具备在这里。卿等可以就此议论它们的是非。” 尚书游明根、左丞郭祚、中书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回答说：“郑氏的观点认为，禘是大祭的名称。大祭圜丘称为禘，是为了详审祭祀五精、星辰；大祭宗庙称为禘，是为了详审祭祀昭穆。圜丘通常合祭，所以不说祫；宗庙按时合祭，所以说祫。这样看来，宗庙中祫、禘两种礼都实行，而圜丘只有一种禘礼。应当在宗庙同时实行禘、祫之礼。两种礼不同，所以名称也不同。依照礼制，春季废除犆礿，秋尝和冬烝时举行祫祭，不在其余三个时节都实行禘祭之礼。”中书监高闾、仪曹令李韶、中书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回答说：“圜丘禘祭的禘，与郑氏的解释相同；宗庙禘、祫之祭，与王肃的解释相同。之所以与郑氏相同，是因为有虞氏禘祭黄帝，黄帝不是有虞氏宗庙中的帝，不在宗庙，除了圜丘还能在哪里？《大传》所说禘祭祖先所自出的祖先，也不是在宗庙祭祀的文字。《论语》说‘禘自既灌’，事情似乎也指向这种祭祀。《尔雅》说‘禘，是大祭’。《颂》说《长发》是大禘祭之诗，是殷王的祭祀。这些都不是诸侯的礼，诸侯没有禘祭。礼书中只有夏、商的礼，夏季祭祀称禘，也不是宗庙中的禘祭。鲁国实行天子的礼仪，不敢擅自举行圜丘禘祭，便改变殷代的禘祭，把禘这个名称取来用于宗庙；由于原先已有祫祭，于是产生了两个名称。按照王肃的观点，先祫祭而后禘祭，所以称为禘祫，总称为两次大祭，显然并没有不同。禘、祫是同一个名称。禘祫只在一个时段内举行；之所以限定在一个时段，是因为祭祀不宜过于频繁，频繁就会亵渎神灵。一年举行三次禘祭，我认为次数太多了。”}], 皇帝说：“尚书、中书等官根据两家的说法，对禘佩的论述已经很详细了。但是对于实际施行取其中道，仍有不妥之处。监等把禘佩作为名称，意义同王氏；把禘祭用于圜丘，事情又同郑氏。这样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尚书等人的说法同郑氏，把两个名称、两种祭祀并存并用，按道理却不够妥当。若都依据两种说法，一时举行禘祫，就会缺少另外两时的禘祭，事情难以实行。先王制定礼制，对内是顺应人子的感情，对外是协调尊卑的次序。所以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数目达到规定后就毁去旧庙，把神主收藏在太祖庙中，三年举行一次祫祭。世代尽了就毁庙，以表示终有尽头的道理；三年举行祫祭，以表达追念远祖的感情。禘佩既然是一种祭祀，就不应分成两种，事情没有依据。毁庙后每三年举行一次祫祭，又不能遍行四时祭祀，按礼制说是有所缺失。七庙每年四时举行常祭，祫祭则三年一次，却又不能遍及四时，按人情说是过于简略。王氏把禘佩看作一种祭祀，王氏的说法较为正确。郑氏把圜丘祭称为禘，和宗庙大祭使用同一名称，意义也很恰当。现在兼取郑、王两家的意思：禘佩合并为一个名称，依从王氏；禘佩是祭祀圜丘的大祭之名，上下都这样使用，依从郑氏。”

译如果认为祭祀次数太多会造成亵渎，那么就五年举行一次禘祭，改为以禘代替祫祭。五年举行一次禘祭，就能遍行四时祭祀，以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形。禘祭依照《礼》的文字，先举行禘祭，然后举行四时祭祀。立即施行，把它写入法令，永远作为制度。”},{ 高闾说：“《尚书》称：‘举行禋祀，以祭告上帝；又以烟气祭祀六宗。’关于六宗的祭祀，《礼经》没有明文，祭祀的名目、位次、坛场和兆域，历代都存有疑问。汉、魏和晋代各位儒者说法不同，有的说是天地和四时之神，有的说是天地、四时、阴阳之间的六种事物，有的说是《易经》的六子，有的说是风、雷之类，有的说是星辰之属，有的说是世代所尊奉的对象，有的说是宗庙所崇尚的对象，有的说是社稷和五祀，共有十一家说法。自晋以来直到圣明之世，认为议论虽多，却都各有缺失，没有人能够评判考究清楚。于是相互沿袭，另立六宗的祭祀兆域，总合为一个神位来祭祀。近来陛下命令臣等评议，取其中正之说，附入祭祀典制。臣等奉行诏旨，考察研究以前的各种说法，发现各自都有道理。比较而论，各有长短；如果偏用其中一家，事情或许会有差错。众人都有疑惑时，就采用多数人的意见；今日仍有疑惑，就沿用古说。请依照先前的做法，分别设置六宗的祭祀兆域，总合为一项祭祀来祭祀。”皇帝说：“详细制定朝廷法令，祭祀是首要大事，却因为疑惑而沿袭疑惑，究竟以什么作为正确标准？从前石渠阁、虎观阁的议论，都是依据事类来引申义理，推原事实来验证情理，所以能够贯通百家要旨，确定历代的疑难。何况如今有文字可以依据，有根本可以推求，却不加评议便作决定，这样做的理由在哪里？” 朕亲自阅览《尚书》的文字，其中说‘举行禋祀以祭告上帝，又以烟气祭祀六宗’，两句文字相互连接，义理似乎是同一件事。上帝只说‘肆类’而没有说‘禋’，六宗说‘禋’却没有分别说明它的名称。由此推断，上帝和六宗应当是在同一时间举行的祭祀，并不是两项不同祭祀的名称。‘肆类上帝’并非专指单独祭祀，焚烟也不是其他祭祀所专用的仪式。六宗一定是天皇大帝和五帝的神明。‘禋’是祭祀天帝的事情，所以用‘禋’来兼指其他神灵；又说‘六’，是用来证明这一点的。这样看来，‘肆类上帝，禋于六宗’就是一次祭祀，是互相举说以共同完成文义。如今祭祀圜丘，五帝都在其中，祭牲和币帛都举行禋祀，所以说‘举行禋祀以祭告上帝，又以烟气祭祀六宗’。一次祭祀便同时完备六项祭祀。六项祭祀既然已经完备，就不必再另立六宗的神位。只须依照这一说法附入法令，永远作为确定的制度。” 十四年八月，下诏说：“圜丘、泽中方丘最初的制度，配祀对象也应当确定；五德相承替代，次序排列自有常规。然而关于异同的议论，已经见于前汉；尚未详定的说法，却在当今史书中引起疑问。各位群臣和百官，可以议论其中应当采用的方案，务必使其合乎中正，以成就万世遵行的制度。” 中书监高闾议论认为：“帝王创制立业，历经百代也可以考知；朝代气运相承，书籍记载可以验证。虽然国祚有长有短，德政有优有劣，但说到接受天命、终结前代，并以庄严的祖先礼隆重荐享上帝，其道理是相同的。因此臣冒昧叙述前代记载，举出大略。臣听说，居于尊位、据有帝王极位而确实符合天命的人，无不以中原为正统，以神州为帝王居宅。只要名位相当、名分完备，教化功业流布融洽，就不能只依据世代的多少来决定取舍，也不能只以善恶来判定是非。因此尧、舜以禅让相交接，同一身而所崇尚的德运不同；魏、晋相互代替，所记载的年代虽少而气运各异。桀、纣极其残暴，并不废弃承继历数的次序；周厉王、周惠王极其昏庸，也没有缺漏周、晋的记载。考察五德终始之说，起自汉代刘氏；这是一时的议论，三家便产生了不同说法。因此张苍认为汉代是水德，贾谊、公孙臣认为汉代是土德，刘向认为汉代是火德。认为是水德的，正是因为曾有水灾泛滥的征应，于是没有推究朝代气运相承的次序；认为是土德的，是因为灭亡秦朝后承继历数，彼此相接为次序，没有推究正统与逆统的差异；认为是火德的，则悬引赤帝斩蛇的符瑞为证，抛弃秦朝的暴政，超越恶世而承接善德，不把世代次序当作正统依据，所以认为汉承周为火德。从此以后，便把这种说法作为常规。” 魏承接汉，火生土，所以魏为土德。晋承接魏，土生金，所以晋为金德。赵承接晋，金生水，所以赵为水德。燕承接赵，水生木，所以燕为木德。秦承接燕，木生火，所以秦为火德。秦尚未灭亡时，皇魏还没有攻克神州；秦氏灭亡以后，大魏在玄朔地区称制。因此平文帝的宗庙开始称为‘太祖’，以彰明接受天命的证据，如同周人在岐山南面兴起一样。如果说魏继承晋，晋灭亡已经很久；如果舍弃秦，那么中原便有所归属。由此推论，承接秦朝的道理，事实已有明证。所以认为魏承接秦，魏为土德；又有五纬星的表征验证，黄星光彩明耀，考察氏族而确定事实，与轩辕黄帝的德运相合，承接土德而尊祖，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再说秦、赵和燕，虽然不是圣明之君，却都各自正式建立号称赤县的国家，统治中原，祭祀郊天和大地，举行禋祀都遵循秩序，制定刑法和礼制，也没有失掉旧有典章。它们的疆域东至泰山，越过黄河，境域扩展到淮水、汉水一带，并不像局促于边远地区、僭越拟制帝号之类的政权；远的如孙权、刘备，近的如刘裕、萧道成，所作所为属于蛮夷之事，与中原无关。伏望圣朝，德行与天地相配，道化遍及四海，承接上天的正统和历数，功业可与百代帝王相比。光辉与唐尧、虞舜相同，享有国祚如周、汉长久，正居中原而统有天下万方。” 如今如果把三家的说法一并抛弃，远远承接晋氏，就会蔑视中原正统次序的事实。保存这种说法，对于这里没有损害，对于另一面却有所成就；废弃它，对当今没有益处，对于大事却会造成损伤。臣愚昧地认为，应当遵从崇尚黄色的制度，确定魏为土德。又，前代的君主和贤明的史官，都依据事实：应当褒扬的就褒扬，应当贬斥的就贬斥。如今议论的人偏执地依据可以断绝的道理，却不记载可以保全的礼制。所讨论的事情重大，将要流传万世。应当把秘府中各位儒者一并召集起来，让每个人分别议论，选择他们的长处，使道理完备周详。”

译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议论认为：“尚书高闾的议论，是继承较近的秦氏。臣任职掌管国家典籍，颇为阅览前代书籍，痛惜这种正统次序，也感慨那种并非正统的承绪。臣于是上推帝王的起始，远考百代帝王。魏虽然建立国家、统治人民，兆▯关振古【此处文字疑为讹误，含义不明】，以黄德为祖、制定正朔，延续下来的踪迹是有缘由的。然而这番帝业，应以神元帝为开端。考察神元帝与晋武帝同一时代，往来和好。到了晋桓帝、晋穆帝时，洛阳京城被攻破灭亡。两位皇帝有志于挫败石聪、石勒，心中想要保存晋氏，常常帮助刘琨，伸张威势于并州、冀州。因此晋室感念扶助救援的恩德，刘越石深深感激代王的请求。平文帝、太祖与苻氏、石氏抗衡，最终平定燕氏，大大创立了中原地区的基业。也就是说，司马氏的国祚在郏鄏终结，而元氏在云代接受天命。大概从周朝灭亡到汉朝正式建立国号，将近六十年，祥瑞和崇尚的旗帜大多以赤色为主。后来虽然张苍、贾谊各有不同议论，暂时有所疑惑，但最终还是采用火德，以继承周氏。排斥残暴的嬴秦，把它比作共工；鄙弃暴虐的项羽，把他比作吴广。近则洗除荒谬虚伪，远则归依神明正统，其道理就是这样明白。难道能让白蛇徒然被斩、雕云白白凝结吗？自从晋朝倾覆沦亡，到登国年间开始建立国号，也将近六十多年；器物颜色和旗帜，大多依从黑色。这又自然与天命相合，在玄色方面同于汉朝初年。” 况且秦朝兼并天下，改革创制法度，汉朝仍沿用它的制度，很少加以变更；尚且还要上推五德运行，最终接续周姬的隆盛。何况刘氏、石氏、苻氏、燕氏，世代基业短促狭小，纲常法纪没有建立。魏接续它们的弊病，自有常典，怎么能不同于汉承木德、舍弃晋而改为土德呢？皇统尊崇至极，承接天运极其重大，必须推求是否合于天命的绪统，考察审定正统次序，不可以把僭越窃取帝位者混杂其中，也不可以把强横奸诈者列入其中。神元帝与晋武帝处于同一时代，桓帝、穆帝又与晋怀帝、晋愍帝相接同时。晋室沦亡之时，平文帝开始兴盛，庙号称太祖，也不是没有缘由。承继晋朝而确定德运，谁能说不可以；却想把这些伪窃僭越的政权排列在这里，难道不是迷惑吗？臣之所以恳切地为此惋惜，只希望陛下明察并采纳。”诏令群臣官员议论此事。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侍中、吏部尚书、中山王元孙，侍中、尚书、驸马都尉、南平王冯诞，散骑常侍、都曹尚书、新泰侯游明根，散骑常侍、南部令邓侍祖，秘书中散李恺，尚书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卫庆，中书侍郎封琳，中书郎、泰昌子崔挺，中书侍郎贾元寿等说：“臣等奉诏共同议论中书监高闾、秘书丞李彪等二人关于大魏正统次序的意见。尚书高闾认为石氏承接晋为水德，燕承接石氏为木德，秦承接燕为火德，大魏承接秦为土德，都是因为这些政权占据中原，以此作为取得正统的证明。大魏建立国号，事情接续秦朝末年；晋已经灭亡，天命在我朝。因此因中原有所归属，便承接这一正统。李彪等人则根据神元皇帝与晋武帝同时在世，晋桓帝、晋穆帝仍然修好往来。自平文帝开始，直到太祖，与秦、赵抗衡，最终平定慕容氏。晋朝国祚终结于秦地，大魏兴起于云朔地区。他们依据汉朝舍弃秦而承接周的道理，认为大魏承接晋，应为水德。” 两家的议论，大致就是这样。臣等谨慎地共同参酌评议，伏望考虑：皇魏世代在玄朔称王，往下直到魏、晋，赵、秦以及两个燕国，虽然都占据中华之地，但德运和国祚浅薄，却都得到推叙，在道理上仍不妥当。况且国家积累德行，国运长久，道光照万载。李彪等人职掌东观，详细考究图籍史书，他们所依据的道理，很难加以驳夺。如今想采用李彪等人的议论，应该承接晋为水德。”诏令说：“越过较近的朝代而承接遥远的朝代，情理上终究不安。然而考察次序、推求时运，也确实难以承继。朝廷贤臣的议论，难道朕能够违背和驳斥吗？便依此确定为水德，以申日为祖，以辰日行腊祭。” 四年，开始营建明堂，改建太庙。诏令说：“祖必须有功，宗必须有德；如果不是功德深厚的人，不得擅自使用祖、宗的名号，也不得居于二祧之庙。朕仰察先朝旧事，发现错杂不一，难以作为准则。如今将要遵述先人的志意，详细考定礼典，应当制定祖宗的名号，确定后世的法则。烈祖有创建基业的功劳，世祖有开拓疆土的德业，应当作为祖、宗，百世不迁。至于远祖平文帝，功劳并不比昭成帝多，但庙号却称太祖；道武帝建立基业的功勋高于平文帝，庙号却称烈祖。这样比较功劳、考量德业，认为并不恰当。朕现在奉尊道武帝为太祖，与显祖共同作为二祧；其余祖宗依次迁出。平文帝迁出后，宗庙中只有六庙，从今以后应为七庙，其中一庙便会没有神主。只是这件事正涉及朕自身，也是臣子难以进言的。人活着必然有终结，这是人的常理。朕以德行不足，惭愧地承受宏大的基业；如果承蒙宗庙神灵保佑，能够保全性命、寿终正寝，并按昭穆次序安排神位，心愿就满足了。此事必定不能预先确定；即使可以确定，也应撰写能够流传的文辞，告示后世，必须将其迁出。”司空公、长乐王穆亮等上奏说：“天下升平之时，事情正在今日。推论功劳、考察德行，确实如同圣旨所说。但七庙的祭祀已经完备施行很久，不应缺少一庙，空着等待。” 臣等愚昧地认为，依照先前尊奉祭祀的制度，可以撰写文辞流传后世、告示后人。道理和内心的判断就是这样，不敢不说。”诏令说：“道理或许确实如此。等有空闲时，当撰写文辞来说明此事。” 八月壬辰日，下诏说：各郡国有应时成熟、可以进献的果品，都送到京师，用来供奉宗庙祭享。又下诏说：“《礼经》说，从外面来的神灵，如果没有主祭者，就不能建立祭祀。先朝以来，每年正月的吉日，在朝廷设置帷幕，帷幕中安置松柏树，设置五帝的神座。既然这里没有可以作为祖先配享的对象，按照古代典籍考量，实在没有可取之处，可以废除这种祭祀。又，探策之祭既然不属于礼典，也应全部停止。” 戊午日下诏说：“国家自先朝以来，祭享各类神灵，共有一千二百多处。如今想要减少、精简各种祭祀，务必遵从简约。过去汉高祖初年，所祭祀的众神以及寝庙并不少于今天；到了汉元帝、汉成帝时期，匡衡坚持议论，才得以减少精简。后来到了光武帝时代，礼仪才开始完备，祭享也有了秩序。凡是祭祀，不宜过于频繁；频繁就会亵渎，亵渎就会不敬。神明聪慧正直，不需要烦琐的祭祀。”又下诏说：“明堂、太庙，都已经祭祀祖宗，举行配祭、配享，祭祀在这里已经完备。白登、崞山、鸡鸣山的庙，只派有司前往办理祭祀。冯宣王冯诞出生时间先后有别，又因为他任官时曾在长安，所以为他立庙应当不同于一般等级。可以命令雍州，按时供奉祭祀。”又下诏说：“过去常有水神、火神四十多个名号，以及城北星神。如今在圜丘之下，已经祭祀风伯、雨师、司中、司命；在明堂祭祀门神、户神、井神、灶神和中霤神，每一类神灵都已经有祭祀。这四十位神灵计算起来不必另立祠位，全部可以废止。”

译甲寅日，召集群臣，下诏说：“近来议论朝拜太阳、夕祭月亮，都想在春分、秋分两天，于东西郊举行礼仪。但月份有闰余，举行仪式没有固定的标准。如果完全依照分日，有时恰逢月亮出现在东方，却要在西郊举行礼仪，推究情理和道理，不能这样施行。从前秘书监薛谓等人曾议论此事，认为朝日应在朔日，夕月应在朏日。你们认为朔日、朏日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正确？”尚书游明根回答说：“考察旧有制度，推求比较众人的议论，应当采用朏月。” 十一月己未朔日，皇帝在太和庙举行释禫祭。皇帝穿衮冕服，参加祭祀的人穿朝服。随后皇帝戴黑色介帻，穿白纱深衣，拜谒山陵后回到宫中。庚申日，皇帝亲自检查斋宫所用的冠服以及郊祀用的俎豆。癸亥日冬至，将要祭祀圜丘，皇帝穿衮冕、佩剑、着舄，群臣穿朝服。皇帝辞别太和庙，前往圜丘，登坛举行祭柴燎礼，随即祭祀明堂，举行大合祭。随后返回太和庙，才入庙中。甲子日，皇帝穿衮冕辞别太和庙，来到太华殿，接受群臣朝见。随后皇帝戴通天冠，穿绛纱袍，亲临飨礼。皇帝感念追慕先祖，乐器悬挂着却不演奏。丁卯日，迁移宗庙，陈列冕服，皇帝亲自察看。随后皇帝穿衮冕，辞别太和庙，前往太庙，百官陪同随从。把神主供奉在齐车中，运到新庙。有司将神主升入太庙；诸王、列侯、州牧、郡守以及四海的藩属，都按照各自的职分前来祭祀。” 十六年正月戊午日，下诏说：“按四时举行祭享，是人子应遵守的常道。然而祭祀、进献的礼仪，贵贱各有不同。因此，有封邑的国君在岁首祭祀，没有田地的士人在仲月进献。何况七庙如此重要，却采用仲月的节令吗？近来春祭、秋祭的礼仪，很是违背旧有义理。如今将要仰遵远古制度，在孟月于太庙举行特祭。但朝廷典制刚刚改变，各种事务纷繁聚集，没有空闲斋戒洁净，所以拖延到今天。又因为接神、飨祖必须选择吉日。如今礼令还没有公布，有司中有的人或许不知道这件事。可以命令太常选定日期后上报。” 二月丁酉日，下诏说：“尊崇圣人、祭祀有德者，是远古各代共同的原则；秩阙三字【原文缺字，含义不明】，是中古以来较近的制度。因此，三皇五帝达到仁德的极致，只有德行能够与之相配的人才可配享；夏、殷稍稍偏重于本姓，开始使用本姓之人配享。况且法令施行于百姓，祭祀有明确的典制；建立功业、施加恩惠，祭祀也有固定的制度。这就是不同时代走同一条道路，历代共同遵循的轨则。如今远远遵循明确的法令，效法旧有的制度，关于祭祀法令，已经作出决定。那些本应在孟春祭祀的对象，近来因为事务繁多，拖延到今天。可以命令仍在仲月举行祭享。凡列入祭祀法令的，共有五位。帝尧树立了合于天的功业，兴起巍巍的治理，可以在平阳祭祀。虞舜传播太平的风气，达到无为而治的教化，可以在广宁祭祀。夏禹治理洪水灾害，建立有利于天下的事业，可以在安邑祭祀。周文公制定礼制、创作乐章，为万世留下典范，可以在洛阳祭祀。至于宣尼的庙，已经由中书省办理，应当另行命令有司。祭享进献的礼仪，从周文公以上的圣贤，可以命令当地的州牧、郡守，各自就近代理举行祭祀，都使用清酒和尹祭。”}], 丙午日，诏令有司选定吉日为亥日，准备小驾仪仗，皇帝亲自到千亩举行仪式；具体事务另有诏令规定。癸丑，皇帝来到宣文堂，召来仪曹尚书刘昶、鸿胪卿游明根、代理仪曹事务的李韶，授予孔子策命，尊崇并追谥为文圣。于是刘昶等到孔庙办理祭祀。随后皇帝在中书省斋戒，亲自到孔庙拜祭。九月甲寅朔日，在明堂举行大享，祭祀文明太后于玄室，皇帝亲自为此撰写祝词。十月己亥，诏令说：“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治理万代，为后世留下法则。至于郊祀上天、享祀祖先，没有不举行配祭的，然而也有一定节制。白登庙是因事而兴建，昭穆次序不合常规。因此太祖有三层高的殿宇，巴陵却没有一丈见方的房室。又常常在季秋亲自乘车前往表示虔敬，祭祀礼仪或许有亵慢之失，美乐也颇有近于野合的讥议。如今授衣之日举行明堂享祭，初冬举行太庙烝祭。如果再到白登斋戒，就会一个月内两次出驾，事情便成了亵渎。反复考虑这两方面，认为应当省去一项。白登山的高大，不如九室的壮美；帷幕仪仗的华丽，也不如清庙的盛大。现在将废止东山白登的祭祀，以成全明堂、太庙两次享祭的敬意。可以详细命令有司，只让掌管内典神祇的人代行祭祀。献明、道武二帝各有自己的庙号，可以完全依照旧制。”自太宗以来的诸帝，过去没有殿宇，因此停止祭祀。” 十八年，皇帝南巡。正月，驻扎在殷比干墓旁，用太牢祭祀。三月，诏令停止西郊祭天。十九年，皇帝南征。正月，车驾渡过淮水，命太常前往致祭。又诏令祭祀岱岳。三月癸亥，诏令说：“听说太和庙已经建成，神像和神主应当及时奉安。可以择定三月三日己已，在宫内奉迎神主迁入正庙。神主出金墉城时的仪式，完全依照从代都太和庙出发的旧制；进入新庙的典礼，可以依照近来进入金墉城的礼仪。全部威仪、卤簿，都依照从代都太和庙出发的仪式。百官奉迎迁移的礼仪，可以省略；只令四品以上朝官、五品以上侍官以及宗室前往奉迎。” 六月，相州刺史高闾上表说：“臣私下想到，太武皇帝发自深厚孝思，怀有如同渭阳一般的远感，因为邺地是舅氏的故乡，又是亡魂归来的旧宅，所以在城内为密皇后建立庙宇，按时举行祭祀，设置十户庙户、三十名斋宫人员。春秋烝尝祭祀时，按照冠服办理事务；刺史备具威仪，亲自进献酒食，升降、揖让，都和七庙采用相同仪式。礼毕，撤去会聚而结束。如今庙殿破漏，门墙倾毁，簠簋残破，举行礼仪有所缺失。臣任职于此，亲眼看见了这些情况。如果因为七庙刚刚更新，明堂刚开始建立，配享仪式在京城已经完备，就应当拆毁此庙、停止常祭；如果认为她功劳很高而应当特意立庙，就应当修缮她的神宇。臣斗胆陈述所见，恭请陛下裁决。”诏令停止祭祀。”

译十一月庚午，皇帝到委粟山，议定圜丘礼仪。己卯，皇帝在合温室召见咸阳王禧、司空公穆亮、吏部尚书兼任城王澄以及议论礼制的官员。诏令说：“召集公卿，是想议论圜丘的礼仪。现在短日已经到了极点，长日将要到来。考察《周官》，是在圜丘祭祀昊天上帝，这是礼制中最大的祭祀。两汉的礼制有参差不同，魏、晋也还没有统一。我们魏氏虽然上考三皇，下考后世，近代祭祀圜丘的礼仪却仍未考察《周官》，不能作为不可更改的法令。现在把祭祀圜丘的礼仪拿给你们看，是想和诸位贤臣共同考究其中的恰当之处。”皇帝说：“夕牲之礼，没有可以依照的准则，近来在代都已经议论过。杀牲、灌鬯以告神，确实是一天内的事情，终究不能晚上杀牲，等到天明才祭祀。”员外散骑常侍刘芳回答说：“臣谨考《周礼·牧人职》，其中正有晚上检视祭牲的礼仪，确实没有杀牲的事情。”秘书令李彪说：“晚上不杀牲，确实如圣旨所说。只是不知是否要告祭宗庙？臣听说鲁人将要祭祀上帝，必先在泮宫举行祭祀，注解说是‘先人’。由此推求，应当有告庙之礼。” 皇帝说：“你说得有道理。不过朕原先因为已经举行郊祀配享，打算废除告庙；现在你引用的证据有根据，应当依从你的议论。” 皇帝又说：“圜丘所用祭牲的颜色没有固定标准，阅览、推求古代事例，彼此违背而不统一。周朝使用赤色祭牲，解说认为这是崇尚赤色。晋代则不知道依据什么。虞舜命令禹时，完全采用尧的辞令，却又说用黑色公牛向后帝禀告。如今我国采用夏历，至于祭牲的颜色，不知道应以什么为准？”秘书令李彪说：“考察古代使用黑色，似乎取用上天玄黑的意义。臣认为应当使用黑色。至于五帝，则各自象征所在方位的颜色，也有相应的意义。”皇帝说：“天什么时候不是玄黑的，地什么时候不是黄色的？朕的意思是想采用黑色。” 皇帝又说：“我国一向击鼓召集众人。《易》说，二至之日，商旅不出行，君主不巡行四方，以扶助微弱的阳气和阴气。如今如果仍按旧制击鼓，恐怕会违背寝鼓的意义，但也未必妨碍古义。”员外郎崔逸说：“臣考察《周礼》，祭祀之日击雷鼓、摇雷鼗，从八面同时奏响，尚且不妨碍阳气。臣私下认为，用鼓召集众人不妨碍古义。” 癸未，诏令三公穿八章衮冕，太常穿六章毳冕，用来陪同进献祭品。甲申长至日，在委粟山祭祀昊天；大夫祭祀，存疑。二十年，在河阴建立方泽，仍派使者用太牢祭祀汉光武帝以及明帝、章帝的陵墓。

译志第十一 礼四之二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书丞孙惠蔚上奏说：“臣听说，国家最重大的礼仪，没有比崇奉明祀更重要的；祭祀中最重大的，没有超过禘佩的。它用来严肃地尊祖敬宗，追念祖先、继续孝道，使圣灵合享，审察昭穆次序，迁毁有一定制度，规定尊卑而有确定的体制；内心的诚敬显著，外在的各种顺序也都相应。因此只有王者创制礼制，作为建立国家的典章；仲尼加以述定，成为不可更改的法式。到了秦朝焚毁《诗》《书》，宏大的典籍便散失了。汉朝兴起后寻求典籍，收集残缺的文字；从淹中得到的经书，经孔安国整理所得的，只有卿、大夫、士馈食仪式的篇章。天子、诸侯祭享宗庙的祭祀以及禘佩的礼仪，全都亡佚了。曲台的《礼记》，是戴氏所撰述的，但大多记载尸、灌等礼义，祭牲和献礼的数目；至于行事的方法、器物完备的制度，却没有完整记载。如今可以取作证据的，只有《王制》一篇简文、《公羊》一部书。考察这两部书，来求取其中的旨意。除此以外的经传，虽然有时有片段记载，但说到取为正据，没有可以依凭的。因此两汉的博学儒者、魏晋的硕学之士，全都依据这些文字，把它们作为朝廷典制。然而各家立论有深浅，义理有精粗，所以传记虽然只有一套，探求其中意义却彼此乖异。恭敬地想到孝文皇帝，德性与乾元相合，承受神灵而降生，玄妙的思想洞察幽微，神明的心意通晓古代，礼制总括商、周，音乐宣扬《韶》《濩》；使幽深的六籍重新显明，使沉沦的五典得以复兴，在和中之世举起两部经典，在洛邑成就周公一样的事业。” 陛下聪睿明哲，深沉凝重，敬明之道达到极致，正逢必世而成的时期，又处在功业完成的盛会，继承文德、垂示法则，实在是后继周文王、周武王的君主。然而祫趾二殷，是国家的大事；烝尝合享，是朝廷的盛礼。这是先皇所留心的事情，也是圣心长久追慕的所在。臣听说司疑宗初开，清洁宗庙、举行礼仪之时，斗胆竭尽浅见，陈述内心所想。谨考《王制》说：‘天子举行犆祭、祫趾、祫尝、祫烝。’郑玄说：‘天子、诸侯服丧完毕，把先君的神主合祭于祖庙，称为祫；后来便以此作为常礼。’又说：‘鲁国的礼制，三年服丧完毕，在太祖庙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在各庙举行禘祭。从此以后，每五年举行两次大祭，一次祫祭、一次禘祭。’《春秋公羊传》鲁文公二年说：‘八月丁卯，在太庙举行大事。’《传》说：‘大事是什么？是大祫。大祫是什么？是合祭。已经毁去的宗庙中的神主，陈列在太祖庙前；尚未毁去宗庙中的神主，都升入太祖庙，在那里合食。五年举行两次大祭。’何休说：‘陈，是就近陈列在太祖面前。太祖面向东，昭位面向南，穆位面向北，其余子孙依从祖父的位置。父为昭，子为穆。’又说：‘殷，就是盛大的意思，指三年举行祫祭、五年举行禘祭。’ 禘祭之所以不同于祫祭，是因为功臣也都参加祭祀。祫有会合之意，禘有审谛之意，审慎详察而不遗漏。考察礼记和传文，大体可以知道何休、郑玄关于祫趾的意义。这样看来，三年丧服完毕，在太祖庙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举行祭祀，遍及各个宗庙，正是礼制的正道，也是古代的制度。又考察魏氏旧例：魏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去世，到第五年正月，经过二十五个晦日，举行大祥祭。太常孔美、博士赵怡等认为，禫祭在二十七个月时举行，到这一年四月，依礼应当举行祫祭。散骑常侍王肃、博士乐详等认为，禫祭在大祥之月举行，到这一年二月，就应当举行祫祭。虽然孔美、王肃意见不同，六月、八月的制度也各异，但对于丧服完毕举行祫祭、第二年举行禘祭，意见是一致的。陛下长久追念孝恩，因内心感情而合乎礼制，采用郑玄说而舍弃王肃说，在这个晦日结束禫服，下月中旬按礼应当举行大祫。六室的神主将在外面与太祖合食。明年春天举行享祭，全部在群庙举行禘祭。从此以后，以五年为常制。又，古代的祭祀制度有时祫并行，天子先祫后举行时祭，诸侯先举行时祭后祫祭。这在古代是恰当的，但在今天就过于烦琐。况且礼制有升降，事情有仪文和节度，适应时代的制度，圣人也不会违背。” 在举行祫祭的月份，应当减少四时常祭，以遵从重要而简省的原则。然而大礼废弃已久，各家议论或许不同；臣看来，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什么呢？服丧的心制已经结束，二殷大祭才刚开始，祫、禘的正礼，确实就在这个时候。如果停止而使它缺失，只举行四时祭祀，那么七位圣祖都不能参加合享，百官也不能看见盛大的礼事，凭什么宣扬显赫的名声、为后世留下法式呢？皇朝和三代相同，治理超过往古，却让美好的典章比古人有所缺失，让宏大的美德在先代志书面前感到惭愧；这种礼不实行，情理上不能允许。臣学问不能深入幽微，思考也不能通达久远，只是徒然阅读章句，实际上没有什么建树。但臣承受圣朝的恩泽，铭记上天造就之恩，所以冒昧竭尽微薄心意，希望能有微小的补益。所陈之事若蒙允许，请交给礼官，召集众人制定仪注。” 诏令说：“礼制贵在遵循古法，何必要改作？况且先圣长久遵行，历代相传成为常典，难道凭朕浅陋昏昧，适宜加以革除吗？而且关于礼祭的议论，是国家最重大的事情，前代博学儒者的论说也不一致。可以交给八座、五省、太常、国子共同参议确定后上报。”七月，侍中、录尚书事、北海王元详等说：“奉行诏旨集议，大家都认为设置禘佩，是前代的常典；孙惠蔚所陈述的意见，符合旧义。请依照旧制择定日期，恭敬地享祀清庙；至于请求省去四时祭祀，按道理确实应当如此。但考察解说和注释，这样做又会降低到列国的礼制；兼且四时祭祀的恭敬之礼，事情难以贸然省略。请改在仲月举行，择定吉日后再上报。”诏令批准施行。十一月壬寅，在伊水北岸改建圜丘。乙卯，又在那里举行祭祀。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去世，肃宗即位。三月甲子，尚书令、任城王澄上奏，太常卿崔亮进言：“今年秋季七月应当在太祖庙举行祫祭。如今世宗宣武皇帝的神主虽然已经入庙，但在烝、尝时祭中仍另处于寝室；至于大祫，应当保存古典制度。考察《礼》，三年丧服完毕，在太祖庙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又考察杜预也说，卒哭后除服，三年丧毕举行禘祭。魏武宣皇后在太后四年六月去世，当月安葬，除服即恢复吉服；四时祭祀照常举行，却仍未举行禘祭。王肃、韦诞都认为，如今除服即恢复吉服，所以只特别举行四时祭祀；至于禘、祫，应当保存古礼。高堂隆也同意王肃的议论，于是停止举行大殷祭。回顾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去世；当年十月祭祀宗庙，景明二年秋七月在太祖庙举行祫祭，三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也是三年才举行祫祭。谨依古礼、晋魏两代的议论以及景明年间的旧例，臣愚昧地认为，来年秋七月的祫祭应当停止，应等待年终以后再举行祫趾。”诏令说：“太常引用古今事例，都有证据，可以依从所请。”

译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奏说：“谨考《礼记·祭法》：‘有虞氏禘祭黄帝，在郊外祭喾，以颛顼为祖，以尧为宗。夏后氏也禘祭黄帝，在郊外祭鲧，以颛顼为祖，以禹为宗。殷人禘祭喾，在郊外祭冥，以契为祖，以汤为宗。周人禘祭喾，在郊外祭稷，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郑玄注说：‘大禘、郊祭、祖祭、宗祭，都是指祭祀时让这些祖先配食。虞舜以前崇尚德行，禘祭、郊祭、祖祭、宗祭都用有德者配享；夏代以后，逐渐用同姓祖先代替。’因此周人以先稷为始祖，以文王、武王为两座祧庙。直到周代结束，配祭的制度也没有废毁。考察《礼》，喾虽然没有专庙，也在禘祭中配食。谨考察圣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祭圜丘，以道穆皇后刘氏配祭方泽；又以太宗明元皇帝配享上帝，以明密皇后杜氏配享地祇；又以显祖献文皇帝配享雩祀。太宗明元皇帝的庙既已迁毁，但上帝、地祇的配祭仍有制度。国家的大事，只有祭祀与战争；宗庙配祭之事关系重大，不敢专擅决定，请召集群官共同议论后上报。”灵太后下令说：‘依照所请。’于是太师、高阳王元雍，太傅、兼领太尉公、清河王元怿，太保、兼领司徒公、广平王元怀，司空公、兼领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侍中、中书监胡国珍，侍中、兼领著作郎崔光等议论说：‘崇尚德行、尊重功勋，这种制度由来已久；郊祭后稷、宗祭文王，是周代美盛的典章。” 仰想世祖太武皇帝凭神武之才继承基业，能够平定祸乱，使百姓得到德政救济，功劳遍及四海，应当配享南郊。高祖孝文皇帝具有大圣之德，承受天命，全面更新魏道，刑罚几乎不用，胜过残暴，功劳与天地相同，应当配享明堂。”灵太后下令说：“依照议论施行。” 七月戊辰，侍中、领军将军、江阳王元继上表说：“臣在功缌服制之内，是太祖道武皇帝的后代；对臣来说，道武皇帝正是曾祖。然而道武皇帝传下的基业无穷，四祖三宗之中，他的功德最为重大，配享上天、在郊外祭祀，百世不迁。而曾孙、玄孙等后代在烝尝祭祀时，却不能参与宗庙庭院中的拜祭；面对霜露产生的感怀，也缺少陪同在阶前席上的祭奠。如今七庙之后，不只是隔绝了分取祭肉的神灵恩泽；五服以内的孙辈，也不能享受由出身而来的次序。考察坟墓史书并不是这样，验证人情也认为不合适。为什么呢？《礼》说，祖迁于上，宗易于下。臣的曾祖既然是皇帝，世代还没有迁毁，便被疏远得如同庶族，连孙辈也不能参加祭祀。这种委屈，古今很少有。过去尧使九族敦厚，周代使本宗枝叶兴盛，所以能够像磐石和城墙一样维系国家，在外抵御侮辱。如今臣的亲属，活着就亲眼看见自己被隔绝、被抛弃，这难道是用来作为国家栋梁、巩固根本、兴盛宗室的方法吗？臣看到高祖孝文皇帝制定铨衡法令，取曾祖服制作为资廕依据，直到现在仍在施行，世代相传而不绝。何况曾祖是皇帝，却反而不予记录。希望上天明鉴，予以照临，使皇恩普遍和洽，宗室之人都能获得应有的次序。请交给外朝广泛议论，永远作为确定的准则。” 灵太后下令说：“交给八座召集礼官议定后上报。” 四门小学博士王僧奇等议论说：“考察《孝经》说：‘在郊外祭祀后稷，让他配享上天；在明堂宗祀文王，让他配享上帝。’这样看来，太祖不迁，是尊重王业最初的根基；两座祧庙不毁，是表彰永垂不朽的宏大功业。那些旁支远裔，怎么能和四庙之内的亲属相同呢？所以《礼记·婚义》说：‘古代女子出嫁前三个月，如果祖庙尚未毁，就在公宫中接受教导；祖庙已经毁了，就在宗室中接受教导。’《文王世子》又说：‘五庙之孙，如果祖庙尚未毁，即使是庶人举行冠礼、婚礼也必须告知，死亡也必须报丧，这是不忘亲属。亲属关系尚未断绝，却列为庶人，是因为卑贱而没有才能。’郑玄注说：‘报丧是向国君报告。实际说四庙却说五庙，是因为可能把显考作为始封君。’郑玄把四庙分别说明，义理与两种祭祀相协调。四庙之内的亲属，属于当代服属范围，可以参与子孙的位次；如果庙已毁、服制也已尽，怎么能和这个例子相同呢？臣等斗胆竭尽愚昧，请以四庙作为判断标准。” 国子博士李琰之议论说：“考察《祭统》说：‘在太庙举行祭祀，昭穆各序的宗族成员都在。’郑玄注说：‘昭穆都在，是说同宗的父子都来参加。’古代礼制如此宽广，而如今的仪注只限于亲庙四代，我私下实在疑惑。怎么知道应当如此呢？假如世祖的儿子中男子如今还有在世的，他们本人既是外戚藩王，号称尊贵的宗子，难道可以只在门外作为宾客，而不能参与太庙祭祀之事吗？况且这件事应当改变旧法，《礼经》中也有相关说法。《礼记》说：‘五庙之孙，只要祖庙尚未毁去，即使已经成为庶人，行冠礼、娶妻都必须告祭，死了也必须讣告。’《注》说：‘实际是四庙，却说五庙，是因为还包括显考，即始封君的父亲。’如今太祖之庙尚在，仍然让他的曾孙、玄孙参加侍祠，和古代记载十分相合。况且国家议定亲属关系的法令，明确取天子的玄孙为限，却不应旁推到当时在位君主的后代。至于助祭，如果一定要说必须和当代君主同等，势必难以一概而论。人的寿命有长有短，世代有延续有促短，最终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全相同？我认为进入太庙的制度，应大体依照议亲条文；祖先迁祧之后的后裔，各自听任到玄孙为止。这样可以使他们快步奔走于堂坛，恭敬地承奉禘、礿之祭，情理上比较通顺。不应再分别另立条例，弄得事事矛盾驳杂。” 侍中、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澄与侍中、尚书左仆射元晖上奏说：“臣等参酌李琰之等人的意见，认为即使是始封君子，《祭统》也说：‘在太庙举行祭祀，昭穆各序的宗族成员都在，而且不失其伦次。’郑玄注说，昭穆是指同宗的父子都来。这里说祖庙尚未毁去以及同宗，都是说共同属于四庙的范围；说未断绝和父子，明确是尊崇五服亲属的称谓。天子和诸侯继位，并没有什么不同，吉凶之事的讣告，都只到四庙为止。祖庙虽还存在，但亲属等级已经十分疏远，告祭、讣告、拜荐等礼典并没有相应的文字。这是因为祖先向上迁祧，表现出仁爱亲亲之义逐渐疏薄；宗族在下代更替，显示五服之恩已经断绝。江阳王与当今皇帝相比，按亲属关系计算，旁支宗族已经更换三次，再过数代，庙制应当四次迁移；那时连吉凶之事都尚且不必告知，拜荐之礼又怎能随意参与？高祖孝文皇帝圣德高明，深察古今，效法古制建立政令，陪祭和拜礼只到四庙，对丧事的哀恤也从缌麻亲属处断绝。按照人情来看，完全暗合；推究礼典，也实在难以违背。这就是所谓贤明君王世代沿用、古今不变的制度。”

译太常少卿元端议论说：“《礼记·祭法》说：天子建立七庙，依次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远祖之庙称为祧庙，共有二祧。祖考因为功劳重大而不迁毁，二祧因为盛德而不毁。递次迁庙的原则，就在四亲庙之中。《祭统》说祭祀有十种伦序意义，第六是表现亲疏尊卑的差等。‘祭祀有昭穆，昭穆是用来区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的次序，使其不发生混乱’，所以才有伦次。郑玄注说：‘昭穆都在，是说同宗父子都来。’这句话指的是同一座庙中的父子合称为群，并不是说要依昭穆排列来计算。假如一个公爵有十个儿子，便可以称为群公子，难道还要等到有几个公爵以后才设立这个称呼吗？《文王世子》说‘五庙之孙，祖庙尚未毁去’，虽然可以作为援引，但和朝廷的议论不同。如果依照他的意见，不仅太祖的曾孙、玄孙，各庙的子孙也都应当参加。既然没有确凿依据，我私下认为范围过于宽广。臣等愚见，请同意僧奇等人的意见。” 灵太后下令说：“《议亲律》的注说：‘不只是当代的宗属名籍，还历数到先帝的五世。’这正说明亲亲之义深厚，骨肉之恩重大。尚书主张远及各代孙辈，未免范围过宽而引起疑虑。百官助祭，难道还能说范围太窄吗？祖庙尚未毁去，而曾孙、玄孙却不能参与坛堂祭祀，这就成了同宗亲近之人反而不如附庸，王族亲近之人反而比一般诸侯更加疏远。先朝旧有仪制本来只是草创，尚未确定，如今应刊定制度和法令，传之后世。李琰之所引的依据，很合情理。可以依照他的主张办理。” 十二月丁未日，侍中、司空公、领尚书令、任城王元澄和度支尚书崔亮上奏说：“我们谨按《礼记》记载：曾子问道：诸侯群体朝见天子，有几种情况不能完成礼仪？孔子回答说：有四种，即太庙失火、日食、皇后的丧事，以及雨水沾湿礼服、仪容失态，礼仪就应停止。臣等认为，元日万国前来朝贺，应当属于诸侯群体朝见的情况。如果因为禘祭而停止朝会，孔子本应说有五种，却只说四种，显然说明不会废止元日朝贺。郑玄在《礼记》注中说：‘鲁国的礼制是，三年丧期结束后，在太祖庙举行祫祭；第二年春天，在群庙举行禘祭。’《郑志》又说：考察鲁国礼制，《春秋》记载，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归氏去世；十三年五月举行大祥，七月解除禫服，昭公与刘子及诸侯在平丘会盟，八月返回，来不及举行祫祭；冬天，昭公前往晋国，第二年即十四年春天回来后举行祫祭，到十五年春天才举行禘祭。《春秋经》说：‘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左传》说：‘在武公庙举行禘祭。’我们谨按《明堂位》说：‘鲁国采用的是天子的礼制。’丧期结束后举行祫祭而有所退后，似乎是有道理的。详细考察古礼，从未有因祭祀之事而废止元日朝会的。《礼记》说‘吉事要选择先于近日的日期’，如果不吉利，也可以改为另行占筮，推迟三十天。” 不久，代理太史令赵翼等人上奏称，正月二十六日举行祭祀也吉利。请把禘祭改在月中十四日举行，把时祭改在二十六日举行，仍然称为春禘，也不算推迟。这样祭祀不会有疏忽怠慢的讥责，三元朝会也有顺应礼制轨道的美名。既然已经承蒙定旨，就应立即宣布施行。臣等私下考虑，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君主举行的事情必须记载，恐怕会给后世留下讥议，所以冒昧访求并援引古籍，私下仍觉得有未妥之处。臣等学识不足以通晓经义，见识也不能考核古制，身居枢要纳谏之位，对于可行与否必当陈奏。冒昧陈述所见，恭候圣上裁决。”灵太后下令说：“可以依照你们的主张。” 起初，世宗永平、延昌年间，曾想营建明堂。但议论者有人说应设五室，有人说应设九室，又接连遇到年成饥荒，于是搁置下来。到这时重新议论，诏令采用五室方案。等到元议执掌政事后，又改为营建九室。恰逢天下动乱，最终没有建成，宗庙配享的礼制也一直没有设置。神龟初年，灵太后的父亲司徒胡国珍去世，追赠为太上秦公。当时人们对他的庙制有所疑问。太学博士王延业议论说：考察《王制》说：诸侯祭祀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庙；《小记》又说：王者建立四庙。郑玄说：‘高祖以下，加上始祖共五庙。’这明确说明建立庙宇的正制以亲属关系为限，不超过四庙。亲庙之外，只有功劳重大者才立为祖宗。这样看来，没有太祖的，只到四世；有太祖的，才可以成为五庙，这是礼经的正文。《文王世子》说：‘五庙之孙，祖庙尚未毁去，即使是庶人，行冠礼、娶妻也必须告祭。’郑玄说：‘实际上是四庙，却说五庙，是因为可能包括高祖，即始封君的父亲。’这说明始封君在四世亲庙之外，正位为太祖，才可以称为五庙之孙。如果还没有太祖，已经祭祀五世，那么郑玄就没有必要解释为包括始封君的父亲了。这是先儒精深的义理，也是当今明显的证据。又《丧服传》说：‘如果公子的子孙有人受封成为国君，那么世世代代都以这个人为祖，而不以公子为祖。’郑玄说：‘这是说后世成为国君的人，以这个受封的君主为祖，不得祭祀旁支别子。公子如果还在高祖以下的亲属范围内，就按亲属关系穿丧服；后世迁移之后，才毁去他的庙。’这说明始封君仍在亲属范围之内，所以祭祀只到高祖。” 又说：如果按照亲属关系迁庙，就更能知道高祖的父亲不应另立庙宇。这又是关于立庙的明确制度，和现在的事情相符合。又《礼纬》说：‘夏代四庙，到子孙一代为五庙；殷代五庙，到子孙一代为六庙。’注说：‘说到子孙，说明最初还没有完备。’这又明载于《礼纬》，其区别就是这样。晋朝初年，因为宣帝是始封君，应当立为太祖；但当时他仍处在祖位，所以只祭祀征西将军以下六世。等到世世推迁，宣帝迁出祖位而居太祖之位，然后七庙才完备。这又是依照前代轨范，如同重重遵循规矩。臣私下认为，太祖功高业大，百世不迁，所以在亲庙之外另加尊崇而建立。假如没有这样的功劳，就不能独自居于正位而立即被迁毁。况且三世以前，庙制可以达到五庙；玄孙以后，祭祀却只到四世。一会增加，一会减少，名分和位置没有定准，考察典礼，这是从未听说过的。”

译如今太上秦公爵位尊显、拥有封土，大规模开拓河山，福祚可以传之无穷，与国家永远同受保卫，确实有始封之功，正可以建立永不迁毁的太祖之庙。但他本人仍在四世亲属范围内，名位属于昭穆次序之中；虽然应当成为太祖，却还处于祢位，不能越过他而远追高祖的父亲，以凑足五庙之数。太祖之室，应当等世世推迁、亲属关系断尽之后，再迁出居于正位，以完备五庙的制度。按照经文考察实际，贵在合乎情理；考察创建宗庙之事，能够合礼才是美事。不能苟且尊奉空有其名的太祖，借多数庙室取得荣誉。考察经书礼记，臣私下认为这样才妥当。又武始侯本来没有采邑，按照本朝制度，名分相当于大夫。依照礼意，诸侯可以夺取宗族大宗之位，武始侯四时的蒸尝祭祀，应当在秦公之庙举行。” 博士卢观议论说：考察《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诸侯五庙，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自天子以下，身份每降低一等，庙数便递减二座；庶人没有庙，死后成为鬼。因此说，尊贵者统摄久远的祖先，卑下者统摄近亲。所以诸侯以太祖为尊，天子则上及始祖所自出的祖先。《祭法》说：诸侯建立五庙、一坛、一墠，分别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庙，这三庙每月祭祀；显考庙、祖考庙，只在春禴、夏禘、秋尝、冬蒸时祭祀。离开祖庙的设坛，离开坛的设墠，离开墠的便成为鬼。至于禘祭，才在太祖之宫合祭众祖。《大傅》说：‘别子为祖。’《丧服传》说：‘公子不得以先君为祢，公孙不得以诸侯为祖。’郑玄解释不得祖、祢，是说不能建立他的庙来祭祀；世世代代以此人为祖，是说世世代代以受封的君主为祖；不得以公子为祖，是说后世成为君主的人以受封的君主为祖，不得祭祀别子；公子如果还在高祖以下的亲属范围内，就按亲属关系服丧，后世迁移之后，才毁去他的庙。臣愚以为，所谓迁，是迁入太祖庙；所谓毁，是随太祖一同毁去。” 如果不迁入太祖庙，就没有必要废弃‘以此人为祖’这句话；这说明他并非始封君，所以又出现迁后才毁庙的礼节。怎么知道呢？考察诸侯有祖考之庙，实行祭祀五世的礼制。五庙之制本来是逐步确定祖位，若一旦突然建立，便会使祖考之庙必须等到第六世君主时才有依据；在六世以前，庙宇空置而没有神主。寻求圣人旨意，这不能算周详的说法。《曾子问》说：‘庙中不能有空缺的神主。’可以空缺的神主只有四个，祖考不在其中。这说明太祖之庙一定不能空置。” 《礼纬》说：‘夏代四庙，到子孙一代为五庙；殷代五庙，到子孙一代为六庙；周代六庙，到子孙一代为七庙。’这说明当时太祖的神主仍然按照昭穆次序排列，必须等到子孙后代世世推迁，然后太祖才迁出居于正位。远考《礼纬》及诸儒的说法，近循晋公庙制的旧例，应当依照博士王延业的意见，确定建立四个神主，亲属关系只到高祖和曾祖，并且暂空太祖之位，等待子孙后代世代推迁，以完备五庙。” 又说：始封君有时在上，有时在下，即使尚未居于正位，也不能废止对四世亲属的祭祀。《小记》说：‘王者禘祭祖先所自出的祖先，并以自己的祖先配祭，同时建立四庙。’这确实是殷汤时期的制度，并不难理解。我姑且标举出来，略引这些条文。臣愚昧固陋，不足以承受更大的诘问。” 侍中、太傅、清河王怿议论说：太学博士王延业和卢观等人，各自持有不同意见。考察《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这些都是后世追论完备庙制的文字，并不是当时实际建立神位的制度。实在是因为距离圣人时代久远，经书礼制残缺，各位儒生的注释记载也没有明确制度依据。虽然可以考察异闻、援引古代义理，但制度的取舍要随时代，礼制的通行与阻滞也各有时机，折中裁取而定为正制，确实难以详细说明。如今相国、秦公刚开始建造国庙、追立神位，只应仰祭二昭二穆，向上追到高祖、曾祖，共四世而已。为什么呢？秦公本人就是始封君，将来要成为永不迁毁的祖先。如果因为功业隆盛而越过亲位居于正室，恐怕会以卑位凌驾尊位，扰乱昭穆次序。如果权且把始祖立入庙中，以凑足五庙之数，又恐怕数目一满便要毁去，这不合礼意。从前司马懿在魏国建立功业，成为晋朝太祖；到了他的儿子晋公昭，才建立五庙，也只祭祀四世，止于高祖、曾祖。太祖之位暂时空着，等待宣帝、文帝的后代世代推迁，数目齐备后才确定。这也是前代已经实行的成例，正是如今应当深切借鉴的。又《礼纬》说：‘夏代四庙，到子孙一代为五庙；’ ‘殷代五庙，到子孙一代为六庙；周代六庙，到子孙一代为七庙。’这明确说明，当时太祖的神位仍然依照昭穆次序排列，必须等待子孙后代世世推迁，然后太祖才迁出居于正位。远考《礼纬》及诸儒的说法，近循晋公建庙的旧例，应当依照博士王延业的意见，确定建立四个神主，亲属关系只到高祖、曾祖，同时暂空太祖之位，等待子孙后代世代推迁，以完备五庙。”

译又王延业、卢观此前经过详细议论，并根据许慎、郑玄的解释，认为天子、诸侯可以制作神主，大夫和士则没有。臣认为，这种说法虽然出自前代儒者，实际上并不合乎情理和礼制。为什么这样说呢？推究制作神主的礼制，本来是为了有所凭依神灵；孝子的心情，没有神主便无所依托。如今铭旌用来记录棺柩，设重用来凭依神灵，祭祀必有尸，神灵必有庙，这些都是为了充分表达事奉和孝敬之情，把祖先想象成仍然活着。上自天子，下至士，这四件事礼制都相同。为什么唯独说只有王侯才有神主呢？《礼》说：‘重，是神主之道。’这就是说，设置重便是因为要立神主。所以王肃说：‘重，是尚未建立神主时所行的礼。’《士丧礼》也设置重，这就明确说明士也有神主。孔悝反回祏主，左史记载了此事；馈食时设置神主，也见于《逸礼》。大夫和士既然可以有庙来题记和祭祀祖考，怎么能没有神主？《公羊传》说：‘国君正在庙中举行祭祀，听到大夫去世，便撤去音乐而完成祭祀；大夫听到国君去世，就代理神主前往。’如今有人把摄主解释为代理神灵、收摄神主而已，是因为没有时间等到祭祀结束。何休说：‘宗人代理执行神主之事而前往。’臣认为不是这样。国君听到臣下去世，尚且会因此不快，何况臣下听到国君去世，难道还能安然代替神主完成祭祀吗？”},{ 另外，相国建立宗庙，设置神主以凭依神灵；神主不分贵贱，只是用来记明神灵所坐的位置罢了。如果神位相当于诸侯，就应当有神主；神位属于大夫，就不应当有神主。这样一来，三位神灵有神主，唯独一位没有，从人情和礼制来看，实在令人不安。应当一律设置神主，用来铭记神位。怿又议论说：“古代有七庙，各庙的庙堂都彼此分开。光武帝以来，改为不同的内室共用一座庙堂，所以先朝的《祀堂令》说：‘各庙都是四栿五架，北厢设置座位，东边为昭，西边为穆。’因此，相国营建宗庙时，只按制度建造一室，合祭祖先。近来诸王建立宗庙，都是自行私造，不依照公令，有的建五室，有的建一室，彼此参差，没有统一标准。必须先议定并施行新的法令，然后才能确定其制度。相国的宗庙已经建成一室，确实符合朝廷法令。应当立即依照这一制度，扩展其祭享。”诏令采纳了元怿的意见。天平四年四月，七位皇帝的神主已经迁入太庙，太社的石主将要迁往社宫。礼官说应当使用币帛。中书侍郎裴伯茂当时撰写《祖祀文》，伯茂根据旧例指出：太和年间迁移社主到社宫时，高祖使用牲畜而没有使用币帛，于是将此事上奏。此时议论者有人引用《大戴礼》，认为迁移宗庙神主要使用币帛，那么现在迁移太社石主也不应有所不同。裴伯茂依据《尚书·召诰》，认为应当使用牲畜，诏令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武定六年二月，将要营建齐献武王庙，朝廷议定庙室的数量和形制。兼度支尚书崔昂、司农卿卢元明、秘书监王元景、散骑常侍裴献伯、国子祭酒李浑、御史中尉陆操、黄门侍郎李骞、中书侍郎阳休之、前南青州刺史郑伯猷、秘书丞崔劼、国子博士邢峙、国子博士宗惠振、太学博士张毓、太学博士高元寿、国子助教王显季等议论说：“考察《礼》，诸侯有五庙，包括太祖庙和四座亲庙。如今献武王是始封君，便是太祖；既然还在亲庙范围内，就不能建立五室。况且帝王的亲庙也不过四座。如今应建四室两间，中间两端各设一间夹室，夏季屋脊两端安置鸱尾。又考察《礼图》，诸侯庙只开南门；但《二王后祔祭仪法》说，执事人员排列在庙东门之外。既然有东门，说明并非只有一门。献武王的礼数既然隆重，所备礼物也特别优厚。参照如今的庙制，应开四门。内院南面开三门，其余各面以及外院四面都各开一门。内院围墙四面都架设步廊。南面夹门外各建一屋，用来存放礼器和祭服。” “内外门墙都涂成赭红色。庙东门道路南面设置齐坊；道路北面设置两坊，西边作为典祠庙和厨宰，东边作为庙长官署并安置车辂；北面是饲养祭祀牲畜的地方。”诏令同意了这个方案。

译志第十二 礼四之三 魏朝自太祖到武泰帝，以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去世，都依照汉魏旧制，在安葬后解除丧服。只有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去世、将要营建陵墓时，九月，安定王元休、齐郡王元简、咸阳王元禧、河南王元干、广陵王元羽、颍川王元雍、始平王元勰、北海王元详、侍中、太尉、录尚书事、东阳王元丕，侍中、司徒、淮阳王尉元，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等率领百官到宫门上表说：“上天神灵没有降福，大行太皇太后去世，天下普遍悲痛思慕，哀痛欲绝。伏想陛下孝思深厚，攀号痛哭而无穷尽。臣等听说先王制定礼制，必然随着时代而变；前代贤人创立法度，也务求适合时宜。实在是因为时代不同，古今情势各异。三年之丧虽然自古已有，但中世以后从未能实行。先朝形成的制度已有成例可以遵循，圣后关于丧期的最终制度也已刻在金册之上。伏愿陛下至孝发自内心，哀伤损毁身体超过礼制，却想依照上古制度服丧三年。这确实符合大舜孝敬思慕的美德，但实在不是俯身遵循治理天下的办法。” “如今中原虽然安定清平，各国大多安康宁静，但政务繁多，一刻也不能荒废；春秋两季的烝尝祭祀，也难以废止。伏愿陛下体察上天，抑制至孝的深情，满足亿万百姓的期望，丧期和礼数一概依照先定的制度办理，那将是天下的大幸。丧期已有期限，山陵即将完成，请允许我们营建安葬的兆域，以便准备奉行终丧的礼仪。”诏令说：“灾祸刚刚发生，我还不能忍心答应你们的请求。” 元休等又上表说：“臣等听说，五帝以前丧期没有定数；夏、商、周三代相承，礼制才开始建立，名义上虽设置了三年之丧，实际实行的人却很少。高宗徒有居谅暗之丧的说法，却没有可以遵行的制度；康王既废除了初丧礼仪，先行即位之礼，于是守常不变的原则有所亏缺，三年之丧也有了缺失。难道是没有至孝的君主和贤明的后代吗？都是因为道理贵在顺应时势，义理在于保全百姓。所以君主去世后继位者立即即位，没有时间改换年号；过了一个月便安葬，哪里还要等到道路统一；安葬后立即除服行吉礼，不必等到丧期结束。这正是两汉用来经营治理之道的办法，也是魏晋用来整治政治的原则。伏惟陛下以至孝的性情遭遇无穷的艰难，长久哀慕痛哭，悲哀超过虞舜，确实是万古罕见的高尚德行、旷世少有的绝伦典范。然而天下极为广大，政务极为繁多，荒废一天，各项政务必然停滞。况且圣后关于丧期的最终制度已经成为成例，废弃宗庙社稷的礼制，事情尤其重大。伏愿陛下体察上天，抑制哀伤损毁身体的至诚，想到自己肩负的深重责任，仰遵先帝遗志和典册上的规定，俯察百官和百姓的请求。”诏令说：“自从遭遇灾祸惩罚，恍惚之间就像昨天一样；侍奉梓宫，仍然仿佛能够看到她的身影。迁葬山陵的事，我还不忍听到。” 十月，元休等又上表说：“臣等屡次烦劳上奏，仰面申述诚意，但圣上的哀慕还很深远，尚未降下明确的答复。伏读诏书，哀痛灼心，忧心如焚。臣等听说，承受天命登上帝位的人，应当以救济世人为职责；治理天下的人，尤其要把百姓放在心上。所以政务全部压在身上，周成王、周康王也不能尽情表达哀慕；汉文帝曾留下戒令，孝景帝也不能终尽丧礼。这是前代形成的轨范，近世不曾改变。伏惟太皇太后睿智圣明、见识深远，考虑到事情始终，把明白的诰令垂示于典册，遗训也详备地写在临终遗命中。努力修治她的德业，是圣人所看重的；遵守承继先代制度，是臣子所崇尚的。陛下虽然想完成上古的丧礼，但百姓又怎么办呢？臣等不胜忧惧诚意，冒昧再次陈奏，请陛下垂听询察，以满足亿万百姓的期望。”诏令说：“仰面追寻遗旨，俯首听到你们的奏请，更加悲痛号哭。山陵可以依照典册办理，按公卿所议执行。至于穿丧服的事，感情上仍不能忍受，另当详述我心中的想法。” 安葬以后，元休又上表说：“臣等奉到癸酉日诏书，诏书说明遗诫的旨意，彰明应当违背私情而遵从制度的道理，遵行节俭安葬的重大制度，表达孝思的深厚诚意。臣俯读未完，悲痛感伤交集。丧期已有期限，山陵即将完工，伏想陛下长久哀慕痛哭，悲痛更加摧裂。臣等身居官位，与国家同休戚，内心忧虑到了极点，不敢不陈奏。大家都认为，天下最尊贵的地位，没有比王业更尊贵的；皇帝极其重大的职责，没有比处理万机更重要的。地位至尊，所以不能用平常礼制来要求自己；职责至重，也不能仅按世代相传的典制来尽情抒发哀情。因此自两汉以来，直到魏晋，安葬不过超过一个月，服丧也不拖过三十天。实在是因为末世事务繁多，礼制随时变化，不能把无所作为时代的制度实行于大有作为的时期。文质不同，古今制度各异，已经由来很久了。自本朝改朝换代以来，经历了许多年，四祖三宗相继承继帝业。上承历代旧有成例，下满足亿万百姓的期望，难道是不思念先后吗？实在是道理本应如此。文明太皇后恭敬明达、考察古制，圣思深远，所制定的终丧制度符合当世典制。送终的礼仪既已明确，遗诰的文字也已完备，奉行这些制度，足以给历代君王垂示风范，成为万世的轨范。” “陛下以至孝的诚心，哀伤损毁身体超过礼制，每日三餐都吃不满半碗，昼夜不解绖带，长久思念缠绵不已，几乎到了损伤生命的地步。百姓因此忧惧而恐怕失去依靠，臣等也因此愿肝脑涂地。君王尊贵，亲自这样做一天，本来就可以感动上天、贯通幽明。何况如今山陵已经完工，百礼全部结束，日子已经超过一个月，仍然不占卜练祭的日期；和前代相比，实在已经过分了。愿陛下思考大孝始终的道理，怜悯亿万百姓悲惶的心情，抑制哀思，遵奉终丧制度，按时改行吉礼，处理一天的万机政务，那么天下将蒙受恩惠，四海都将仰赖。谨依照旧制，请求确定练祭日期，以准备祔祭和禫祭的礼仪。”诏令说：“近来当另行说明我的心意。”

译不久，皇帝在太和殿前召见太尉元丕和群臣等，哭拜尽情表达哀痛；随后出行到思贤门右侧，诏令尚书李冲向诸王等宣读旨意：“我仰想先后平日，近来还曾召集群官，共同讨论政治，整治民事。哪里料到一旦灾祸惨烈地突然降临，只能独自面对公卿；一谈到丧事，追想先后的苦难，五脏六腑都崩裂摧毁。”元丕回答说：“臣等恭敬接受明诏，群臣的心情也都悲痛欲绝。臣与元等不懂古代义理，但以衰老之年历事多位圣主，对国家旧事还颇有了解。臣仰想远祖世代承袭帝位，每逢大丧之日，只有侍奉护送梓宫的人穿凶服，其余左右近臣全都改穿吉服。四祖三宗以来一直没有改变。世祖、高宗时期的情况，臣亲眼见过。只有先帝升遐时，臣受任长安，不在侍送之列；私下听到流传的情况，也和前代制度没有不同。伏惟陛下以至孝的性情，哀伤损毁身体超过礼制；臣听说陛下所用三餐，还吃不满半碗。臣等叩心绝气，坐立不安。愿陛下暂且抑制至深的思慕之情，遵循先朝成例，思念金册中的遗令，奉行旧制，不要失掉旧典。”诏令说：“追念慈爱的恩德，犹如昊天无穷无极；哀伤损毁身体是常情，哪里值得再说。既然不能等到丧期终了，早晚吃些粥，勉强也还能够支撑，二位公卿何必因此忧惧到这种地步。” “你们所奏的先朝成例，我也都知道。祖宗们专心于武略，没有修明文教。我如今仰承圣人的训诫，希望学习古道；考察时势、比较事例，也和先世不同。太尉等人是国家元老，政事所寄托之人，对于典籍记载和旧有制度，或许有些还不完全熟悉，暂且了解我的大意即可。其余丧礼仪制的古今异同、汉魏成例以及先儒的议论，我虽然身穿丧服，但丧礼之事关系重大，感情上又认为必须实行，所以暂且压抑哀慕，亲自查阅考察。如今先把我的想法，另外询问尚书游明根、高闾等人，诸公暂且听着。” 高祖对游明根说：“我遭逢惨重的灾祸，日月推移，山陵安葬之事已经结束，公卿又依照金册、依据魏晋旧例，请求我除去丧服。重新听到你们的奏请，更使我号哭哽咽。先前因为山陵之事紧迫，悲哀忧伤使我疲敝不堪，没有来得及详细说明，如今特意召你们来，是想把心中的想法全部说清楚。你先前上表请求除去丧服、脱掉衰麻，我听了实在悲痛怨恨。当时我亲自侍奉梓宫，匍匐在席几之间，哀号痛哭，思慕之情片刻也没有停止，公卿怎么忍心这么快提出这样的请求？” “对人情体察得为什么这样不足！圣人制定卒哭之礼、授练布而改变丧服，都是逐步地夺去人的哀情。又听说君子不应强行夺取他人的丧亲之情，也不能强行夺去自己的丧情。如今不过十天之内，就谈到立即改行吉礼，实在太伤害情理。”游明根回答说：“臣等伏读金册中的遗旨，知道其中规定超过一个月便安葬，安葬后立即行吉礼。因此在最初卜定葬期时，便趁机奏请练祭、除服之事，仰面伤害了圣上的心意，臣更加悲惧惶恐。”高祖说：“你们都说三年之丧虽然自古已有，但中世以后一直不能实行。我认为中世不能实行三年之丧，大概是因为君主去世，继位的君主刚刚即位，所以亲自穿戴衮冕，举行即位之礼。又有从储宫登上帝位的人，君德尚未显明，臣下的义理也尚未协调，天下人仰望而不安，不知道将依靠谁。因此颁布完备的朝会仪礼，以显示皇帝大位的尊严。至于皇后去世，因为父亲在世时不能完成丧礼，于是产生懈怠和轻忽的情绪，后来便沿袭成为制度。大概是知道敦厚教化难以轻易遵行。朕年少时承受抚养教育，慈爱和严厉都极为周全；作为臣子的感情和作为君父的道理，没有不受到教诲。虽然我天资昏昧，也大致懂得遗诏旨意，希望能够酌情施行，以免获罪。朕实在没有德行，在位已经超过十年，虽然还不能使恩德遍及四方、教化推行天下，但仰承圣人训诫，也足以让亿万百姓知道国家有君主。” “在这样的日子里，如果不能实现哀慕之心，使感情和礼制都受到损害，丧礼纲纪败坏，实在令人深深痛恨。” 高闾回答说：“太古时代已经遥远，事情难以照搬实行；汉魏以来，都有现成的成例可据。汉文帝承继高祖、惠帝的基业，断狱四百，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境界，尚且只实行三十天的丧礼。孝景帝承平继位，也遵循而没有改变。由此说来，并不是因为即位之际有所逼迫畏惧。这实在是为君之道，按理本来就应如此。汉代所称的文帝、景帝，虽然不是圣君，也都是中世的贤明君主。如今遗册中的旨意，和前代制度相同。伏愿陛下述行并遵守遗令，以满足群臣百姓的心愿。杜预是晋朝博学之士，他论说自古以来没有天子实行三年之丧，认为汉文帝的制度暗中与古礼相合。虽然这是末世实行的制度，但事情可以承袭，所以臣等诚恳地前来请求。”高祖说：“汉魏的事情和如今不同，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孝景帝虽然承接太平盛世的基础，但他以嫡子身份即位，君德尚未显著，和古代情形没有不同。父子亲情确实是天生亲属中最重的，但圣母的恩德如昊天一般无法报答，思念到宁愿毁灭自身，难道只是穿着丧服就够了吗？我私下考察金册的旨意，它之所以告诫夺去臣子之心、命令尽早改行吉礼，是担心荒废万机、耽误政事。群臣之所以诚恳请求，也是害怕政务不能治理。” “如今让我仰承金册诏令，俯顺群臣之心，我不敢沉默不言，以致荒废各项政务。我只是想保留衰麻丧服，废止吉礼，在每月初一、十五尽情哀悼，抒发悲痛思慕之情；上面不失去接受先后教诲的意旨，下面也不违背群臣所请，感情上确实可以允许，所以专门想这样实行。公卿应当仔细体察我的心意，不应固执坚持。至于杜预的议论，虽然一时适合当时的事务，但对于怀有孺慕之情的君主、处于谅暗之中的天子来说，大概也是诬枉之说。孔圣说‘丧礼与其把仪节办得周全，不如内心真正悲戚’，而杜预对孝道过于简略，朕不采纳。” 秘书丞李彪回答说：“汉明德马后抚养保护章帝，母子之间的道义无可挑剔。马后去世时，安葬没有超过十天，不久便改穿吉服。然而汉章帝没有受到前代讥议，明德皇后也没有在历代史书中损害名声。虽然论功比德，事情有特殊和悬殊之处，但母子亲情也未尝不可以相比。愿陛下察看前代成规，遵守金册遗令，割舍哀情听从群臣议论，以便亲自处理万机。这确实是臣下的至诚之心，也是亿万百姓的愿望。”高祖说：“既然你说事情有差别，就本来不应拿她来比拟最高的德行；又说孝章帝改穿吉服而没有受到前代讥议。朕之所以眷恋丧服、不听从你们的意见，是因为仰受慈恩感动，感情上不能忍受。听说孝子居丧时，看见美丽华贵的东西便会感念亲人，所以脱去锦衣而穿粗衰；内心和外表相称，并不是徒然增加形式。如今哪里只是顾念礼制、违背议论，姑且避免讥笑而已？也是因为感情发自内心，想在外表上表现出来。金册的意思，前面已经回答清楚，所以不再重复议论。又在先后去世当天奉到遗旨，我不忍只用几句话说明。后来事情没有依遗志办理，我一直默默记在心中，没有显露自己的想法。如今奉行送终之事，一概仰遵遗册，对于诏令不敢有所违背。但痛苦思慕的心情，事情系于我自身。”

译“即使不能有丁兰那样的感应，也希望不使圣灵夺去我的至愿；所以我认为这样做并不违背遗旨，也没有可嫌之处。诸公上表称说先朝成例，认为事情可以作为依据。朕仰想太祖如飞龙登上九五之位，最初平定中原；太宗承继基业，世祖继承帝统，都因为四方尚未统一、群雄争相兴起，所以专心致力于武功，没有修明文德。高宗、显祖也心存武略，因循旧制而没有改变。朕承受历代积累的基业，仰承圣明慈善的教诲，使内外和谐、上下协调。考察参照古代制度，遵循旧有典章，使四海转变风俗，边远荒服地区革除旧俗。仰遵明确的轨范，希望没有过失违背。如今却在惨烈灾祸之时，援引末朝因循旧制的规则作为先例，这不是朕所能理解的。” 高闾回答说：“臣等认为先朝所实行的制度很像魏晋旧制，又适合当时形势，所以才敢继续请求。”高祖说：“你们又说如今中原虽然安定清平，各国大多安康宁静，但政务繁多，不可暂时荒废。朕知道你们苦苦相逼，感情上实在不能自胜。我查阅丧礼仪制，看见前代贤人议论说，卒哭以后，王者可以处理各项政务。依据这段文字，又遵从遗册的旨意，即使保留丧服，也不废止万机、不耽误百政，同时可以抒发无穷的哀思，在情理上比较能够得到伸展。” 高闾回答说：“君主在上面不除丧服，臣下却在下面脱去衰服，这和从服的道义相违，也显得臣下为臣之道不足。况且亲自穿着衰麻丧服，却又听理朝政，吉礼凶礼混杂，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高祖说：“你们还是因为朕在上面没有除服，便不忍心在下面独自脱去丧服，那为什么要让朕独自忍心对待亲旧呢？论说中讲，王者不能实行三年丧服，是为了委屈自己而宽待群臣。先后抚养群臣，把他们看作子女，想到他们便感到悲伤。你们哀慕之情已经不求宽免，朕想尽情表达无穷的哀慕，又为什么不可以？只是迫于遗册，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心愿。朕将要居住在倚庐、穿着衰服，以抒发早晚的思慕；登堂时改穿素服，以处理每日直到日落的政务。这样使大政不致荒废，哀情也能得到抒发；吉礼不妨害凶礼，凶礼也不妨碍吉礼。按内心的实际情况处理，我认为这样可以。遗旨中说，公卿所议，都是服丧满三十天，除去衰服改穿吉服。若按此实行，感情上实在不能忍；若服丧三年，又重重违背遗旨诰令。如今处在这两种道理之间，只希望服丧达到规定期限，使四时运行一周、寒暑交替。虽然不能完全满足服丧三年的心愿，但能够完整度过一个忌日，感情上也可稍稍得到伸展。考察《礼》，卒哭之后将要接受改变丧服。到了朕改服的那一天，百姓和低级官员都命令立即改穿吉服。” 内职中，羽林中郎以下、虎贲郎以上，以及外职五品以上而不穿衰服的，都穿素服服丧，直到三个月期满；内职和外臣中穿衰服的，改按练服之礼办理。外臣到三个月便除去丧服；诸王、三都、驸马以及内职官员，到第二年三月月底，随朕改穿练服，除去丧服而恢复吉服；侍臣中服君丧的人穿这种服，随朕所规定的等级办理。这虽然不是旧有的制度，但推求情理，也是合乎道理的，只是有贵贱之差、远近之别。明根回答说：“陛下追慕之情深远，孝心也极其深厚。臣等所奏请求，既然已经没有得到允许，希望能够过了新年便除去丧服而恢复吉服。既然已经经历了冬至和正月，岁时次序也发生了变化，这足以申明极深的追慕之情，又接近先帝遗诰的意思，为什么还要等满一年呢？”高祖说：“册令中有迅速除服的意思，是担心牵连百官，使众多政务长期荒废。难道只是对朕一人，才偏偏要违背、剥夺服丧之礼吗？如今既然按次序逐步降等除服，各自又不废弃王政，还有什么妨碍事务的地方，却还要剥夺朕服满一年的心愿吗？” 高闾回答说：“从前王孙裸葬，士安不用棺木安葬，他们的儿子都依从父亲而不加违背，并不能说是不孝。这些事虽然贵贱不同，不能相提并论，但事情颇为相似，臣冒昧借此作比喻。如今亲自奉行遗令，却又有所不从，这就是臣等屡次烦劳上奏的原因。”李彪也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治道，可以称为大孝。如今不遵守册令，恐怕会有改变父道的嫌疑。”高祖说：“王孙、士安都是用节俭教导儿子，送终之事，等到他们的儿子遵行时，难道与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所谓改变父亲的治道，是指怠慢孝道、忘却礼法、任性违背制度。如今梓宫简朴，墓室节约，明器、帷帐一概没有陈设。这些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关于衰服的诏令，是圣心谦抑自己、申明臣下之意，难道可以苟且顺从遗诰中迅速除服的旨意，突然断绝创伤般的巨大悲痛吗？即使有所牵涉，朕也甘愿承受后代的讥议，只是不忍答应你们今日的请求。你们的奏表又说，春秋两季的蒸祭、尝祭，事情难以废止或缺漏。朕听夫子说过：‘我若不亲自参加祭祀，就像没有举行祭祀一样。’但自先朝以来，都是由有司办理祭祀事务，不一定亲自参加；与圣人的话相比，这在祭祀上几乎是有所缺失。幸而承蒙慈母教训的恩德，朕亲自行致敬之礼。如今上天降下惩罚，灾祸上及，人神都失去了依靠，阴间阳世同样悲痛；想来宗庙的神灵，也停止享受祭祀了。假如还举行献飨进荐之礼，恐怕会违背冥冥中的旨意。仰念先前所受的训诫，悲痛反而更加深重。难道忍心让自己穿上衮冕，亲自举行吉礼吗？” 高闾回答说：“古人在郊外祭天时，可以越过丧服的绳带而办理祭事；宗庙祭祀的重要性，仅次于郊祀。如今山陵已经完毕，不能长久废止宗庙祭享。”高祖说：“祭祀的制度出自圣人经典，朕不忍的心情，已经如前面诏告所说。假如到了宗庙庭院，悲号追慕之情自然缠绕心中，最终恐怕会废弃礼仪。公卿如果能够独自举行祭祀，事情的道理也就不必明说了。” 李彪说：“三年不举行礼仪，礼仪一定会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音乐一定会崩坏。如今想废止礼仪、缺少音乐，臣等不敢同意。”高祖说：“这只是宰予所谓不仁的说法，他已经受到孔子的责备，不值得再说。群官先前的奏表说：‘高宗只是有居丧默默守丧的言语，却没有可以遵行的制度。’朕深知居丧沉默的困难，周公制定的礼制，自此以后没有人能够完全奉行。说没有可以遵行的制度，实在令人奇怪。奏表又说，康王既然废除了初丧的仪式，先举行即位之礼，于是‘不改父道’的制度受到损害，三年之丧也有了缺失。朕认为，服饰虽美而内心不安，先贤已有明训；礼仪完毕后仍居丧，前代典籍也有记载。所谓有所亏损、制度有缺失的说法，实在深深违背道理和本心。”

译高闾回答说：“臣等根据已有的成例办事，依附杜预的说法，其中有许多未必允当。至于推考古今、衡量考察众人的议论，确实如圣旨所说。臣等私下想到，曾参不过是平民，七天不进食，夫子还认为不合礼。等到记载这件事时，只记了七天，而没有说三年，大概是看重他最初追慕父母的心情。伏望陛下以万乘之尊，五天不进食，进食以后每天三次也吃不满半碗。臣等想到这些，悲惶得肝脑涂地。亲自服丧一天，已经足以贯通阴阳两界，怎么适宜穿衰服三年而荒废政务呢？圣人制定礼制，对于做得不够的人，要求他努力赶上；对于做得过分的人，则让他俯身退就中正。伏愿陛下抑制极深的追慕之情，俯就典礼的重大原则，这确实是臣等恳切的愿望。”高祖说：“恩德深厚，思念自然深切，即使不是极致的感情，也会由感受而激发出来。然而曾参的孝行，历经许多时代才有一个，哪里是朕今日所能相比的？先前奏表又说：‘古人安葬以后便恢复吉服，不一定终守丧礼；这正是二汉治理政道、魏晋整饬百政的原因。’朕认为，安葬后立即恢复吉服，大概是末世风俗多乱时，为挽救世道而采取的权宜办法，并不是光明地治理国家、振兴邦国的教化。二汉的强盛、魏晋的兴起，难道是由于简略丧礼、遗忘仁孝吗？” 公卿偏执于一端，便请求说治理国家的根本都在于此，恐怕不合义理。从前平日里，公卿每次上奏都说当今四海安宁，华夏清平安泰，礼乐日益更新，政治和谐、百姓喜悦；功业可以比拟轩辕、唐尧，事情可以等同虞舜、夏禹，汉魏以下本来都不值得仰望这种圣明的治理。到了今天，却想苦苦剥夺朕的心志，使朕不能超过魏晋。这样的想法，朕实在不明白缘由。从前文母上承圣主的资质，下有贤子的教化，只是辅助德政、宣扬政令，因而使风俗和谐罢了。如今各种事务刚刚创始，万事都在起步，朕凭借浅薄的德行、年少之身登上帝位。而圣母以合乎义理的原则匡正训导朕，以政事诏告教诲朕，治理内外事务，忧劳于亿万百姓，使君臣协和，天下和睦。自上古以来，有哪位皇后的功劳可以仰相比拟？如果有可以相比的，就依从众议。尧虽然抛弃自己的儿子而把帝位禅让给舜，但舜自有圣德，并不依靠尧才成就。等到尧去世，仍然使四海停止音乐和歌声，直到三年期满。如今慈母养育的恩德、诏令教导的恩德，追寻历代，也没有可以匹敌的。既然承受了非同寻常的恩德，哪里忍心遵从通常的制度？况且还没有过一个时节，公卿便想让朕立即恢复吉服：戴冠冕、穿黼黻之服，在宗庙庭院举行礼仪；临轩设置悬乐，宴享会见万国使者。仔细追究这些事情来体察内心，实在是朕所不能忍受的。” 高闾回答说：“臣等遵奉册令，沿用前代典礼，只希望陛下除去衰服、恢复吉服，亲自处理万机。陛下具备最高的德性，聪明明察而又考察古制，广泛阅览典籍；孝性发自圣明的本质，极深的感情出于自然流露，斟酌古今，事情不是臣等所能企及的。”李彪说：“如今虽然政治清明、风俗和睦，百姓安然无事，但江南还有未归顺的吴国，朔北还有不称臣的胡虏，东西两方的蕃国虽然在文书中表示归顺，实际情况仍然难以预测。因此臣等仍然怀有发生意外的忧虑。”高祖说：“鲁公带着丧服的麻带跟随军队，晋侯穿着黑色丧服击败敌寇，往昔圣人没有责怪，前代典籍也允许。假如有意外，即使越过丧服绳带而办事也没有嫌疑，何况只是穿着衰麻丧服呢？难道可以在天下安宁之时，预先考虑军旅之事，因而废弃丧礼吗！” 李彪回答说：“从前太伯的父亲去世后，太伯前往越地，并没有失去最高道德的名声。他难道没有感情吗？其中自有缘由。伏愿陛下抑制极深的追慕之情，遵从遗诰的重大原则。臣听说，了解儿子没有比父母更深的，圣后知道陛下至孝的本性难以改变，所以预先制作金册，明确写下遗留的礼制。如今陛下追慕深远，果然不能改变，臣等常常推辞，已经不知道还能够说些什么了。”高祖说：“太伯的事情与今天不合，诸种情由都如前面的议论所说，不再重复讲古义。又有人说，君王除去衰服而默默守丧直到丧期终了；如果不允许朕穿衰服，朕就应当除去衰服，默默居丧，把政务交给冢宰。这两件事中，由公卿选择。”明根说：“陛下的孝心可比高宗，追慕之情同于大舜；穿衰麻以表达极深的悲痛，处理万机以遵从遗旨，兴起旷世以来废弃的礼制，制定一代的崇高规范。臣等反复考虑，若陛下深沉不言，代行政务就会荒废；仰体圣上追慕之心，请依从穿衰服的旨意。” 东阳王丕说：“臣与尉元历事五位皇帝，虽然年老而见识浅陋，仍冒昧陈述所听闻的旧事。自圣明时代以来，发生大丧之后三个月，必须到西方迎神，到北方驱除邪恶，并完整举行吉礼；自皇始年间以来，从未有过改变。”高祖说：“太尉是国家元老，所说的是先朝旧事，确实如你所陈述。但神明正直，只依从有德之人；如果能够以道德感召，即使不召请也会自行到来；如果丧失仁义，即使请它也不会来。发生大祸才三个月，就完备举行吉礼，实在难以忍受。即使恢复吉服以后，这些事情尚且不举行，何况在几十天之内，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恐怕这是先朝万全之策中的一项过失，不能作为通常制度。朕处在不言语守丧的地位，本不应这样做。但公卿坚持要剥夺朕的服丧之情，朕又不忍依从，于是反复争论，追念此事更加悲痛绝望。”皇上于是放声痛哭，群官也哭泣着辞别出宫。壬午，诏书说：“公卿多次上奏，依据金册遗旨和中代形成的制度，请求安葬后便恢复吉服。朕仰念恩德深重，无法承受无边的悲痛，想遵循远古制度，完成三年之礼。近来看到群官详细陈述心中所想，如今依照礼制，既已举行虞祭和卒哭祭，朕将在本月二十日接受练服，以葛布替换麻布。既然朕上面仍穿着衰服，公卿也不能在下面单独除去丧服。因此，朕授服改穿练服，以下官员也要再次按等级递减。裁度古今制度，以感情制定合宜的礼制；只是取遗旨中迅速除服这一条，略微申明臣子哀悼追慕的深情。想让百官都知道这个意思，所以特此宣示。如今又涉及变更丧礼，感伤悲痛更加深重。”

译十五年四月癸亥朔，在太和庙设置祭品。这一天，高祖和服丧的人仍然早晚到陵前临丧，开始进食蔬食；皇上悲哭追念感伤，不肯进饭。侍中、南平王冯诞等人进谏，过了一夜皇上才进膳。甲子日停止早朝，晚上哭祭。九月丙戎〔原文作“丙戎”，疑为“丙戌”〕，有司上奏请求占卜祥祭的日期。诏书说：“忽然到了这个期限，览读此事令人摧心断绝。恭敬地祭祀并占卜祥日，是古代形成的典制。但世人已经失去了其中的意义，选择长久吉利的日期，既违背恭敬办事的心意，又违背长久追慕的心情。如今将要屈从礼制、勉励众人，不再询问龟兆。既然已经盼望到这个月底，哪里敢再次违背册令而与群议不同？追念先帝永远离去，言语之间更加悲痛欲裂。”丁亥日，高祖住宿在宗庙。到了夜里一更一刻，召集诸王、三都大官、驸马、三公、令仆以下、奏事中散以上，以及刺史、镇将，在宗庙庭院站立哭泣，三公、令仆登上宗庙。出来后，监御令把服装箱陈列在宗庙台阶南面，近侍捧着服装登上台阶，排列在垩室前的席位上。侍中、南平王冯诞跪奏请求更换服装，进上缟冠、皂色朝服、革带、黑鞋；侍臣各自换穿黑色介帻、白绢单衣、革带、乌履，于是悲哭直到乙夜，延续到戊子日。” 天刚亮便进献祭品和食物。奏事中散以上，冠服同侍臣；刺史以下不更换服装。高祖进献酒爵，神部尚书王谌赞礼祝告完毕，哭拜后便退出。有司准备的祥祭服装同前。侍中跪奏，请求更换祭服，进上缟冠、素色边饰、白布深衣、麻绳鞋。侍臣除去帻改戴幍，群官换服同侍臣，又像先前一样引入。仪曹尚书游明根登庙跪下慰问，回到原位哭泣，随后退出。又引太守、外臣及各部渠帅入内哭祭，接着引萧赜的使者和其他宾客入内。到了甲夜四刻，侍御、散骑常侍、司卫监以上登庙哭祭，随后出来。皇帝走出宗庙，停立哭泣哀悼，过了很久才回去。十月，太尉丕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太庙已经建成，明堂的工程也已完毕，但享祀之礼不能长期荒废。至于迁移宗庙的日子，必须由国中的大姓承担迁奉神主、安置宗庙的事务。神部尚书王谌既然是庶姓，不宜参与此事。臣过去因为是皇室宗属，曾迁奉世祖的神主。先朝旧制，不敢不奏闻。”诏书说：“已经详细听到你的奏议，回想平日之事，悲痛更加深重。如今遵循先帝的旨意，营建寝庙，如今已经大致完成。先王制定礼制，职责各有分工。迁庙之日，迁奉神主，都是太尉的职责；朕也要亲自行礼，不能越过职分，专门委托大姓。王谌所负责的，只是赞礼和奉板而已。时光流逝很快，转眼已经到了穿缟服的时期，朕又不能在明堂哭祭，日后应当亲自拜谒山陵，抒发并排遣哀慕之情。” 这一年，高丽王去世。十二月，诏书说：“高丽王琏守卫东部边疆，多次承担朝贡之职，年逾期赜〔原文作“期赜”，疑有文字讹误，含义不明〕，勤勉守德更加显著。如今既然不幸去世，他的报丧使者将要到达，朕将为他举行举哀之礼。古人同姓者在宗庙哭吊，异姓者依照所在方位参加，都有相应的丧服制度。如今这一制度已经废弃很久，不能仓促为他穿衰服，暂且想戴素色委貌冠、穿白布深衣，到城东尽情哀悼一场，以接见他的使者。朕虽然从未见过此人，却非常悲悼惋惜。有关部门可以再次下令准备。”事情按照另定的仪式办理。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在文明太后陵的左边哭泣，整天哭声不断；搭设帷幕、铺越席作为休息处，侍臣陪侍哭泣。壬申日，高祖因为忌日在陵左哭泣，悲痛到了极点便哭，侍臣陪哭如同昨天。皇帝两天没有进膳。癸酉日，早朝、中朝、夕朝三时，都在陵前哭拜；夜里住宿在监玄殿，当夜撤去休息处。甲戌日，皇帝拜哭辞别陵墓，返回永乐宫。十九年，太师冯熙去世，他有几个儿子还年幼。议论者认为，童子服丧的礼节应当比成人降等，规定穿衰服而不穿下裳，戴免冠而不系绖带，也没有腰间的麻带垂下，只有绞带。当时博士孙惠蔚上书说：“臣虽然见识比不上古人，但略微涉猎过传记。近处从自身情理出发，远处依据礼制，以感情验证道理，根据道理推求制度。臣私下认为，童子年幼时的仪节、居丧的规矩、戴冠和执杖的制度，都比成人有所降低；但衰麻丧服，大体上并没有不同。以《玉藻》中的两条记载来看，略微可以说明这一点。书中说：‘童子的礼节，系锦带并系细带。’锦就是大带；既然有佩觿的皮带，又有用锦做的绅带，这说明童子虽然年幼，已经具备两种带子。以吉服类推凶服，那么腰间的绖带也应当存在。书中又说：‘童子不穿缌服。’郑玄注说：‘虽然不穿缌服，仍然戴免冠、穿深衣。’这就承认童子有下裳，只是上下衣裳不作区别。况且深衣的制度，年长年幼都穿。童子在缌服这种较轻的丧服中，尚且戴免冠、穿深衣，何况居斩衰这种重丧，反而会没有下裳吗？臣又听说先师的旧说，童子的常服类似深衣，衰服和下裳的设置，或许也有取法这种形制的道理。但经典没有明文，所以不敢独断。又说：‘听政办事时便不佩麻。’ 由此可知，不参与办事时就佩麻。因此注解说：‘没有前往办事时便不除去麻服。’这说明族人服丧时，童子如果有事务，要把绖带系在麻服上，办理事务时不能更换，所以暂时允许除去麻服，以便行动；前往办事时不佩麻，不前往时就系绖。如果说童子本来就没有麻服，那么《礼》中关于腰绖、首绖，听事和不听事都缺少两种绖带，只说不佩麻就足以说明不完备了，怎么能说‘听事时便不佩麻’呢？由此看来，童子有绖带是明确的。况且童子不执杖、不居倚庐的礼节，按道理是对成人礼的节省；但不穿下裳、不系绖带的制度，却没有见到这种说法。臣又私下解释，关于童子不穿下裳的记载，是有所依据的说法。大概是说童子当时年纪很小，还没有出外从师，出门不与族人交往，在家也不同于侍奉长者；在父母面前接受剩余食物，往来都由慈母乳母照料，所以允许他没有下裳，以便于行动。如果已经过了立志求学的年龄，到了将要加冠的时候，年龄已经十八岁，身体也和成人一样，接受成均的教育，在上庠中行释菜礼，将要奉命进入孔氏之门，拿着蜡烛到曾参的房间去，却只有遮盖身体上部的衣服，没有遮蔽下身的裳，臣愚昧地认为这是不妥的。又如女子尚未许嫁，二十岁便举行笄礼，可以观看祭祀，奉进酒浆，在宗庙中帮助祭奠；处于这样最为恭敬的礼仪场合，对于体现柔顺仪容的服装，难道会没有相应的配备吗？”

译由此推论，男女即使年幼，按道理也应当有下裳。但男女未加冠，礼制上没有三次加冠；女子未出嫁，所穿的衣服也不同于已婚妇女的狄禄服。这些没有专门名称的服装，礼书中很少见到。童子虽然不能主持家室之事，假如按照成人的心志来论，那么也应允许他穿缌服、系绖带。轻丧尚且有绖带，斩衰重丧反而没有麻服，这就是给轻丧保留而夺去重丧，绝不是《礼》的本意，这正是臣深感疑惑的地方。况且衰服旁边有衤任，用来遮盖下裳的边际；如果没有下裳，衤任就成了徒然设置；如果连衤任也去掉，衰服又不完备。假如遇到齐衰、斩衰之丧，却让童男童女只穿没有衤任的衰服，去掉下裳和绖带，这一定是通晓礼制的人所不会实行的，也由此可以明白。若自己不这样实行，却为别人制定这种制度，就是违背制度而把它当作法则，依从错误的制度而误导别人。宽宥礼制而实行，按道理应当不是这样。”诏书采纳了他的意见。志第十三 礼四之四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员外将军、兼尚书都令史陈终德遭祖母之丧，想穿齐衰三年；但因没有世袭爵位的重要身份，不能凌驾于诸位叔父之上，如果降低到与众孙相同，又恐怕违背继承祖父的原则，所以请求详加考定。国子博士孙景邕、刘怀义、封轨、高绰，太学博士袁升，四门博士阳宁居等议论说：“嫡孙继承祖父的宗统，承担重任，服丧三年；不论品秩高低，终德都应当排在诸位叔父之前。”太常卿刘芳议论说：“考察《丧服》，这是士的正礼，其中也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事；其中有时向下适用于庶人，都分别明确标出。至于继承重任，从士以上，古代的卿士大多拥有世袭职位；而且士以上才有宗庙。世俗儒者多说，嫡孙继承宗统的礼制向下通用于庶人，这是错误的。怎么说明呢？《礼稽命征》说：‘天子的元士有两座宗庙，诸侯的上士也有两座宗庙，中士、下士有一座宗庙。’一座宗庙，就是祖先和父亲共用一庙。《祭法》又说‘庶人没有宗庙’。既然这样清楚，怎么能通用于庶人呢？所谓继承重任，是主持宗庙，并不是说庶人在寝室祭祀。还必须连续几代承袭嫡统，才可以称为嫡子、嫡孙。否则就不能继承祖先。郑玄又分别说明变服除服，说为五世祖的长子服斩衰。魏晋以来，这种礼已经不再实行。考察《丧服经》，没有嫡孙为祖父服丧三年的正文，只有为长子服三年，嫡孙服一年之期。《传》和注解因而说明嫡孙继承宗统的道理。如今世人既然不再为嫡子服斩衰，处于卑下地位的嫡孙不凌驾于诸叔父之上而承担重丧，这一点就可以明白了。况且按照终德的资历品阶，与古代的士相比，还没有达到下士的等级；即使是官府中的庶人，也没有这种礼制。考察旧典，验证当今，这种规范很少实行。况且诸叔父都还在世，丧主另有托付，终德应当依照一般孙辈，服期年丧，这才合适。” 景邕等又议论说：“《丧服》虽然以士为主要对象，但一定向下包括庶人。怎么说明呢？大夫以上的身份，每一条都分别标明；到了庶人，只是包含在其中而没有详述，是因为与士的制度相同，免得后人产生疑惑。只有庶人为国君服丧一条，明确说明义服的轻重，并不涉及孙辈和祖父的关系。即使从曾祖父那里承受国家，患病残废的祖父没有重任可以传给孙辈，仍然服丧三年，也不一定是由于世袭重任。霜降露濡，不同身份的人都能感受；承继重任、主持宗统，难道还要区别寝室和宗庙吗？嫡孙的制度本来就不能截然分开。况且古代从卿以下，都没有区别承袭，后世僭越妄为，不能拿来说明通行的典制。因此《春秋》讥刺世代为卿，《王制》说大夫不得世袭，这都是明确的训诫。《丧服》正文虽然没有嫡孙为祖父服三年丧的条文，却有祖父为嫡孙服丧的规定；难道祖父因为嫡孙身份而为他服丧，嫡孙却与庶孙一样只为祖父服期年，在道理上说得通吗？为祖父服三年，这是近世从未改变的制度。按照古代士官俸禄不过二百石以上的标准，终德就是古代的庙士。即使终德尚未列入朝班，只要有志于仁，也必定应当这样实行。况且他已经身处士流，正逢教化礼制昌明的时代，却因为顾虑庶叔的嫌疑而取代他嫡孙承担重任的地位，这不是成人应有的善行。” 刘芳又议论说：“国子博士所说《丧服》虽然以士为主要对象，但一定向下包括庶人，原本并不是说一篇之内完全不向下适用于庶人，而是说嫡孙继承宗统，专门适用于士以上。这是《经》和《传》的正文，明确没有涉及庶人。戴德《丧服变除》说：‘父亲为长子服斩衰，从天子一直到士都如此。’这正是士以上才有嫡子的明确证据。况且承继重任的人，是因为将来要代替自己主持宗庙，明明说的是宗庙之主，而不是寝室，这也是证据。所引用的‘大夫不世袭’，是《公羊传》《谷梁传》这些近世儒者的小道之书；至于《左传》《诗经》《易经》《论语》都有经典依据，或许是他们还没有明白。许叔重《五经异义》说，如今《春秋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卿大夫世代拥有职位，这样权力就集中在一个姓氏手中，说的是周朝尹氏、齐国崔氏。而古代《春秋左氏传》说卿大夫都可以世袭俸禄。《传》说‘官族’，《易》说‘食旧德’，所谓旧德，就是享用父亲过去的俸禄。《尚书》说：‘世代选择你的功劳，我不会断绝你的善行。’《诗经》说：‘周朝的士人，显赫于世世代代。’ 《论语》说：‘复兴已经灭亡的国家，接续已经断绝的世系。’所谓国，是指诸侯国；所谓世，是指卿大夫的世系。这些都是正经和《论语》中关于士以上世代拥有职位的明确证据，士也都享有世袭俸禄。八品官是一命，这一点确实如此。但只看这些根据，可以说只是看见了纲要，还没有照见具体条目。考察晋朝《官品令》所规定的九品，都是正品，没有从品，所以把第八品比作古代下士。如今本朝《官令》都有正品和从品，如果按他的员外资历，只是第十六品，怎么能算作正八品的士呢？推考古今制度，谨慎地如前面所议。” 景邕等又议论说：“《丧服》正文中，大夫以上每一件事都明确列出，只有庶人只是包括其中而没有明说。这种向下通用的意义非常清楚，没有疑问。所谓‘官族’，是说世代因功而为官；所谓‘食旧德’，是说凭借有德的祖先而世代拥有职位；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主要是指诸侯、卿大夫中无罪而被诛灭、世系断绝的人。况且金貂七毦、杨氏四公，虽然职位相承，难道能说是世袭俸禄吗？晋武帝太康年间，令史殷遂因为父亲殷祥没有来得及承继宗统，请求改为替祖母服丧三年。当时朝廷认为礼制没有代替父亲追服的条文，也没有不允许服三年的制度，这就是晋代形成的规矩。”尚书邢峦上奏，请依从刘芳的意见。诏书说：“嫡孙为祖母服丧，礼制和法令都有依据，士人普遍实行，何必还劳烦提出疑问请求呢？可以依照国子博士等人的意见办理。”

译延昌二年春，偏将军乙龙虎父亲去世，朝廷给假二十七个月；乙龙虎把闰月也计算在内，未满期限便到官府请求恢复任职。领军元珍上奏说：“考察《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充哀丧未满便请求出仕，处五年刑。乙龙虎还没有满二十七个月便请求担任宿卫，依律应判五年刑。”三公郎中崔鸿驳议说：“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为大祥。有的儒者说在大祥月下旬举行禫祭，有的说二十七个月，各有各的道理，不知道哪一种才符合圣人的旨意。乙龙虎居丧已经二十六个月，如果依照王肃、杜预的说法，便已经超过禫祭、恢复吉服的月份；如果依照郑玄二十七个月的说法，禫祭期间也可以任职供事。《礼》说：‘大祥之日弹奏素琴。’既然如此，大祥以后丧事就结束了。既然可以任职供事，请求入宫宿卫为什么不可以？如果依照府衙的判决，禫祭期间弹琴也要获罪吗？从经典和法律考察，这个道理实在不妥。”于是下令再详细辨析。元珍又上奏说：“考察《士虞礼》，三年之丧，满一年举行小祥，又满一年举行大祥，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郑玄说‘中’就是间隔，‘从开始服丧到这里，总共二十七个月’。礼书又说：‘大祥之日弹奏素琴。’郑玄说：‘弹琴，是保存乐意。’孔子在大祥后五日弹琴还不成曲，十日后才奏成笙歌。郑玄注、《郑志》以及‘过了一个月才可以唱歌’的说法，都是说本人要过了一个月才可以这样做。这叫保存乐意，并不是真正的音乐。所谓乐，是让乐工演奏。晋代博士许猛《解三验》说：考察《黍离》《麦秀》的歌，《小雅》说‘君子作歌，只是用来表达哀伤’，《魏诗》说‘内心忧愁啊，我且歌且谣’。像这类歌，怎么能说是钟磬等乐器演奏的音乐呢？所以徒歌叫作谣，徒吹叫作和。《礼记》说：‘把声音配合起来使之成为音乐，再加上干戚羽毛的舞蹈，才叫作乐。’至于礼乐施用于钟磬等乐器、超越单纯声音的，才是所谓音乐。至于弹素琴表示丧事将终、奏笙歌以减少哀痛，则不是真正的音乐。《间传》说：大祥时除去衰服，执杖而穿素缟麻衣，这是大祥时的服装。” 《杂记》的注解说：‘穿黑衣、黄裳，就是禫祭；黄色表示还没有完全恢复吉服。’《檀弓》说：‘大祥时穿缟服，这个月举行禫祭，过一个月才奏乐。’《郑志》中，赵商问郑玄，郑玄回答说：祥祭是大祥，在第二十五个月；这个月举行禫祭，是第二十七个月，并不是说上祥所在的月份；要到下一个月才奏乐。许猛《释六征》说：所谓乐，是指八音和谐的音乐，到了第二十八个月，乐工才演奏钟磬等金石之乐。崔鸿的驳议却说：‘大祥以后丧事就结束了。’如果像这样驳议，禫祭又用来做什么？他又说：‘禫祭期间弹琴，难道也有罪吗？’然而禫祭时穿黄裳，说明尚未完全恢复吉服；弹琴以保存乐意，是礼制所允许的。假如让乐工演奏八音，融和成韵，既然还没有到下一个月，不治罪又治什么罪呢？他又说：‘禫祭期间既然可以任职供事，请求入宫宿卫为什么不可以？’考察乙龙虎居丧二十六个月，这时才是穿素缟麻衣，仍在大祥之中，怎么能说已经举行禫祭了呢？三年丧期不计算闰月，道理上没有可疑之处。麻衣还穿在身上，却冒丧求仕、追求荣达，实在是最大的过错，怎么能不治罪！又看他竟采用王肃、杜预把禫祭和大祥定在同一个月的说法，完全违背郑玄的义理。丧期尚且远未结束，却想赶快除服，为什么这样匆忙呢？” 下官愚见，认为郑玄的说法是正确的。为什么呢？《礼记》说：‘吉事重视选择近的日期，凶事重视选择远的日期。’《论语》又说：‘丧事与其办理得周全，不如内心悲戚。’服丧期限是三年，悲痛则终身不尽。‘中月’的解释虽然可以容纳两种说法，但选择远日而内心悲戚更合适。再考察王肃、杜预的说法，起于魏末晋初。到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斥郑玄禫祭定为二十七个月的错误，提出六条证据、三项验证，上奏晋武帝说：‘礼是国家的大典，百姓每天都要遵行，怎么能有两种说法？如今服禫的人各不相同，不是圣明时代应有的统一制度。郑玄说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严重违背大义。臣每次驳难郑玄的错误，有六条证据、三项验证，从来没有人能够驳倒臣的质难而使郑玄的说法通行。’按照程猗的意思，就是认为郑玄的义理已经废弃了。太康年间，许猛上奏为郑玄辩护，作《释六禫》《解三验》，认为郑玄主张二十七个月举行禫祭是正确的，程猗和王肃是错误的。博士宋昌等议论，认为许猛为郑玄辩护最为恰当，晋武帝便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王肃、杜预的说法于是失败。王肃、杜预的说法之所以失败，是晋武帝知道它不能实行。如今上级却同意程猗而赞成王肃，想损害郑玄已经形成的规范，臣私下认为实在不安。” 没有其他不同的意见，仍然依从前面的处理意见。” 崔鸿又驳议说：“考察三年之丧不计算闰月的道理，即使是资质柔弱、研习经学的士人，尚且有人对此感到困惑。乙龙虎生长在军旅之乡，没有受到考察古制的教训，几个月间长大成人，便害怕自己违背礼制、拖延服丧期限。推究他的本心，并不是贪图荣华、求取官位；如果要用礼义方正的标准责罚他，恐怕不可以这样做。况且三年之丧，经过两个周年举行大祥，再隔一个月举行禫祭。郑玄把‘中’解释为间隔，王肃、杜预认为是当月中旬。郑玄也未必一定符合经典旨意，王肃、杜预难道就一定违背圣人心意吗？既然各位儒者探索先圣深奥的意义，后世贤者所见又有不同，晋武帝后来虽然听从宋昌、许猛的驳议，赞同郑玄关于禫祭的意见，但最初也曾听从程猗，赞成王肃、杜预的说法。这两种议论究竟谁对谁错，尚不能确定。圣人大祥以后弹素琴、奏成笙歌，是因为丧事已经结束，在余哀之中可以保存乐意。至于乐府必须用干戚羽毛，施于钟磬等金石乐器，然后才称为乐，而且必须由乐工演奏。普通百姓，在大祥以前弹琴，难道可以无罪吗？法律所防范的，难道只针对贵族士人，也同样涉及平民。府衙的这个道理，更加说不通。鲁国人早晨举行祥祭，晚上便唱歌，孔子认为过一个月才可以。按你的说法，大祥以后丧事已经结束，弹琴、奏笙歌，都是经典礼制所允许的。”

译龙虎想担任宿卫皇宫的职务，怎么能适合判处五年刑呢？就像郑义的情形：服丧二十七个月后举行禫祭；到二十六个月时，穿十五升布制的深衣、戴素冠，系缟制的冠带，穿黄色下裳、系彩色冠缨，以此居丧。这些都是三年丧期以外的余哀，并不计入服丧服的期限。丧服和丧带要埋在地下，丧杖则丢弃在隐蔽的地方，这难道还不是丧事的结束吗？府中却认为大祥之后还不算丧事结束，那又怎么能再说弹奏素琴来表示结束呢？丧事结束的日期还在后面，确实应当像郑义所说。龙虎尚未满二十七个月就请求宿卫，实在过于匆忙；按居丧亲戚之情的道理，应当在情理上加以责备。如今却把他穿深衣、用素缟的时期，与执丧杖、系丧带、居苫块的日子同样定罪，在礼制和法令上都是不妥的。详细考察律法的本意，所谓冒犯丧制而求仕，是指仍在斩衰、居草土之中的时候，并不是指已经除去丧服、丧杖之后。况且龙虎已经详细列明居丧的日月，并没有隐瞒冒充，府中本应依据礼制向他说明，遣送他回去服满剩余月份。如今反而利用他〔“味识”疑为“昧识”，意为无知〕而想加罪于他，难道这是遵循礼制、敦厚风俗、爱护百姓的做法吗？正如郑义所说，龙虎的罪也不应判刑；只是匆忙行事的过错，应该科处鞭打五十下。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元怿的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刘氏去世；司徒、平原郡开国公高肇的兄长之子、太子洗马员外也去世。他们一同上奏，不知道出殡入殓前后是否仍应奏鼓吹，请求交给礼官议决。太学博士封祖胄议论说：“《丧大记》说，服期年、九个月之丧，安葬后可以饮酒吃肉，但不与人一同奏乐；服五个月、三个月之丧，到安葬时可以饮酒吃肉，但不与人一同奏乐；对于叔母、已故国君、宗子，只说可以饮酒吃肉，没有说不能与人同乐。郑玄说：‘义服所受恩情较轻。’由此推论，明确可知义服安葬后在道理上可以奏乐。又《礼》说：‘大功之丧，言谈而不议论；小功之丧，议论也不涉及音乐。’连言谈议论都尚且不涉及音乐，至于发出乐声，当然更不应当。即使有功德，音乐也应当停止。”四门博士蒋雅哲议论说：“凡三司这样的尊贵身份、开国这样的重大爵位，对于王服都有压服、绝服的规定。如果身份尊贵而与死者同等，即使关系疏远，也应当停止音乐。如果身份不同，子孙亲属中非嫡系的丧事，入殡以后，按义理可以不停止音乐。”国子助教韩神固议论说：“羽旄可以满足耳目游观的享受，丝竹可以尽情满足游宴的娱乐，所以对于音乐，贵在悬挂陈设；有哀丧时就应当废止。” 至于德行节俭合乎礼制，升降进退都有一定制度，文物彰明，旗帜显耀，锡鸾发出行走的声响，这些是排列尊卑贵贱的礼仪，并不是在其中安排哀乐。臣认为威仪和鼓吹照旧举行是合适的。” 兼仪曹郎中房景先驳议说：“考察封祖胄的意见，是有功德者服丧时不奏鼓吹；蒋雅哲的意见是齐衰丧到卒哭后便一定陈设箫管。按照丧服轻重衡量，这些道理都不妥当。圣人依据感情制定丧服，根据丧服来配合内心，怎么能在神宫中举行虞祭、进献祭品时，身穿衰麻却奏乐呢？大燧一经移动，衰丧之情便突然消尽；反过来体察内心，这难道是制定礼制的本意吗？即使按照所说义服恩情较轻，举行虞祭后可以奏乐，那么正服服丧一年又以什么为界限？有时义服尊贵，正服卑下，像这样的情况又根据什么区别节制？蒋雅哲所议，公子之丧若非嫡子，入殡之后按义理可以不停止音乐。考察古礼，虽然有尊卑降服之制，却没有见到奏乐的文字；不知道这个依据究竟出自哪部典籍。君主对于臣下本来没有服丧之体制，但恩情确实相互感动，因此仍然存有内心的悲痛。所以仲遂去世时，笙箫不入；智悼子停柩时，杜蒉明白说出不可奏乐。难道大伦之痛，入殡以后就可以奏乐吗？又韩神固等人的意见认为，笳鼓不在音乐范围内；鸣铙是为了警示众人，吹笳是为了清理道路，都是用来辨明等级、彰显贵贱的，即使居丧哀悼，施行这些也不应废止。粗略说来，似乎可以讲通；但考察正典，仍然不相符合。” 考察《诗经》说‘云钟鼓既设’，又说‘击鼓鸣钟’，还说‘在辟雍讲论鼓钟，在辟雍奏乐’。这些话前后相连，难道不是音乐吗？八音的类别本来没有笳这种乐器，把它推类来看，箫管之类的乐器，难道可以因为名称稍有不同，就不算音乐吗？如果因为王公地位尊贵，威仪装饰应当崇盛，鼓吹又是官府供给、不能私自辞掉的，就像魏绛和戎以后接受钟磬之乐的赏赐，钟公因功勋显著而蒙受五熟之赐；如果确实有功而接受赏赐，君主的命令就必须执行，那么难道可以在齐衰服丧、灵柩停殡之时陈设美味祭品，在虞祭之后尚有疑问时敲击钟磬吗？反复推究这些事情，没有找到依据。国子官兼掌文学，声望和职任所归，应当明确依据经典诰谟，周详斟酌，务必合乎中正，以辨明深重的疑惑。怎么能把各种意见笼统上报而不加分析，使其中毫无剖辨？请进一步详究得失，依据经典端正议论。” 秘书监、国子祭酒孙惠蔚，太学博士封祖胄等重新议论说：“司空身着衰麻丧服，内心悲痛凄惨，对于音乐本来就没有演奏的道理，只是因为鼓吹属于公仪，所以引起了疑议。考察鼓吹的制度，大概是古代军中的乐声，也是献捷时的音乐，并不是平常使用的。有地位尊贵、功勋卓著的人，才可以具备并演奏它。把它同钟磬比较、同管弦乐器相准，它的声奏虽说略有不同，但大体上与音乐没有差别。所以《礼》说：‘鼓不属于五声，但五声不能不和谐。’臣私下认为，现在增加台司的仪仗，大概是想兼备扩大威势和荣耀；如果在丧事中使用它，却不改变吉礼的仪式，便成了一个人在一年之中悲哀与欢乐并用，按礼意推求，实在理有未尽。二位公虽是在公仪中接受这种礼制，使用时也不是私自使用，出入时奏乐，也可以说是以此自娱。如今既然有丧，内心不在音乐上，笳鼓之事，明明不是想听的，应当遵从宁戚的义理，废止而不要演奏。但是，礼制崇重公卿出入的仪式，以至于有快步行进时奏《采齐》、行进时奏《肆夏》，并有和銮之声、佩玉之饰，这是用来显示三公九卿极其尊贵、彰明宰辅地位重要的。如今二公身居尊贵亲近之位，仪仗不同于一般百官，鼓吹的使用不能完全废除。” 礼制中有悬挂乐器而不演奏的做法，如今陈设它是为了完备威仪，不演奏则是为了表示哀痛。阐述礼理而节制人情，臣愚以为这样是妥当的。”诏令说：“可以依从国子监后一次的议议。”

译清河王元怿的生母罗太妃去世，他上表请求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诏令礼官广泛议论。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议论说：“《丧服·大功章》说：‘公的庶出兄弟为母亲服丧。’《传》说：‘先君残余的尊贵所压制，不能超过大功。’《礼记》说：‘公子为自己的母亲戴练冠、穿麻衣，用红色镶边，既已下葬便除去。’《传》说：‘为什么不列入五服之中？因为君主不服的丧服，儿子也不敢服。’这些话都是说公侯的旁支儿子，借父兄的身份来称为公子；他们的母亲本来是妾，即使依附于君主，也不能因儿子尊贵而成为夫人。至于应、韩两国的开国君主，他们的母亲本来就可以申明内主的尊贵；凡、蒋等另行封国者，他们的亲属也可以完全享有君主母亲的尊重。若是这样，便是所谓周公制定礼制而使子侄共同尊奉母亲。汉代诸王就国，称其母为太后，宫室百官仿照京城制度，本来就应当依傍天子的礼式，而不采用公侯庶子的轨制。魏氏以来，虽然群臣称其为微贱之人，但她曾经可以出宫治理封国的百姓，恐怕也未必舍弃近例而采用远古制度，服大功衰和练麻服。罗太妃居王母的尊位二十多年，两个儿子都成为藩国之主，并建立大国；子孙满堂，臣吏遍国，堂堂诸王，礼乐完备，吉庆、凶丧、哀痛都应当与实际身份和礼典相称。” 因此不应当把她仅仅比作公侯之家，仍旧拘泥于先君尊位压制的旧例。臣愚以为，可以远取《春秋》中因儿子尊贵而提高母亲地位的义理，向上比附周、汉侯王的体制，成就母后的尊贵，免除帝王妾的卑贱，使她充分表达为疏远亲属服丧的极度哀慕，仿照大功、练服的轻微悲服。果真如此，服丧三年便不会违背自然抒发哀情的原则；巨大创伤般的悲痛，也能在内心得到充分表达，即使成为过度悲哀，情理和礼制也都可说恰当。”当时议论者意见不一，诏令规定服大功丧服。当时又有人疑惑清河国官员随王服丧的制度。太学博士李景林等二十一人议论说：“按照《礼》的文字，君主为母亲服丧三年，臣下随从服丧一年。如今司空元怿自己受到先帝尊位的压制，不能充分表达无穷的哀痛。依《礼》应服大功，按照丧服中因尊位压制而降等的例子，并没有臣下随从被压制而再降等的文字。如今太妃既已离开后宫的普通身份，加上太妃的名号，成为封国之君的母亲，尊贵地位为一国所崇奉，臣下本来应当服期年丧服，不能因为王的服制受到压制而屈降，之后又再降一等。礼制有随从较轻服制却反而加重的情况，其义理包括在这里。”太学博士封伟伯等十人议论说：“考察臣下随君主服丧，须比君主降一等。君主为母亲服三年，臣下便服一年。如今司空因为仰承先帝的压制而降服大功，臣下随从服丧，不应超过这个程度。但礼文残缺，制度没有明确条文，臣私下依附情理，认为应当服小功。这样或许能使君臣的服制不失次序，升降的差别也较为符合礼意。”清河国郎中令韩子熙议论说：谨考《丧服·大功章》说：‘公的庶出兄弟为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服大功。’《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先君残余的尊贵所压制，不敢超过大功。’一个封国之内如此尊贵的人，儿子尚且受到压制，何况拥有天下尊位的人，当然没有充分申明服制的道理。近来国王遭逢太妃之丧，议论者援引这条礼文，降低国王的服制。仔细推究其义例，似乎确有一条途径。但是，公的庶出兄弟，有的成为国王，有的成为大夫；士的地位卑贱，不能向上与亲王相比，只是因为都受到先君残余尊位的压制，所以可以类比来夺情。然而士不是有封土的诸侯，没有臣下随从服丧的制度；如今国王有臣下，就不能再完全依照士的例子了。议论者仍然让国臣随从服期年丧服，臣愚昧浅陋，不能明白其中高深的旨趣。考察《不杖章》说：‘为君主的父母、妻、长子、祖父母服丧。’《传》说：‘父母、长子，君主服斩衰；妻是小君；父亲去世后，继承祖父成为宗子的人服斩衰。’《传》之所以特别解释父亲去世后为祖父服斩衰，大概是怕君主为祖父服期年，臣下也跟着服期年。可见臣下服期年，是由于君主服斩衰。如果是君主服斩衰之后臣下才服期年，那么君主服大功时，怎么能也让臣下服期年？如果依照‘公的庶出兄弟’那一条，文中并没有说有臣下随从服期年。” 如果依照‘为君主的父母’那一章，就应当相应申明服三年。这两章完全不是一回事：引用那一章，就必须舍弃这一章；引用这一章，就必须舍弃那一章。终究不能把大功和期年两种服制混在一起。议论者看见先君残余尊位的压制不能超过大功，便让国王依照庶出兄弟的例子；又看见《不杖章》中有为君主父母服丧的规定，便让臣下随从服期年。这是依据残缺的礼文而拘守一隅，恐怕不是先圣的本意，也不是通达礼制丧服之理的做法。” 况且随从服丧自有其条理贯通之处，即使品秩低微的阍寺、地位卑下的室老，也没有君主服细麻丧服、仅超过三个月，臣下却穿疏衰、独自服丧两年的情况。考察《礼》，天子、诸侯的大臣只为君主的父母、妻、长子、祖父母服丧，其余亲属不服；只有亲近的阍寺才随君主服丧。若是大夫的室老，凡君主所服的丧服，他都随从服丧，但比君主降一等。这三条是随从服丧的通常原则，是清楚明白的例子。即使亲近臣下地位卑贱，也不过随君主的服制，从未有君主服制较轻而臣下服制较重的情况。议论者说礼制有随从较轻服制而反而加重的情形，臣下随君主服丧，其义理包括在这里。臣愚以为，《服问》所说‘有随从较轻而加重，公子的妻子为公子的姑母服丧’，只是《礼记》中的一个异例，只有这一条而已。怎么知道是这样？考察《服问》，经文说：‘有随从较轻而加重，公子的妻子为公子的姑母服丧。’而《大传》说：随从服丧有六种，其中第六种叫‘有随从较轻而加重’。《注》说：‘公子的妻子，为公子的姑母服丧。’如果随从较轻而加重不只是公子的妻子这一种情况，那么郑玄就应当再列举同类情形并广泛说明，不应反过来只引用《服问》的文字来解释《大传》的含义。” 可见随从较轻而加重，只适用于公子的妻子。臣下随从君主服丧，不能包括在这一条中。如果另有君主为母亲服大功、臣下随从服期年的情况，就应当说：‘有随从较轻而加重，公子的妻子为公子的姑母服丧；君主为母亲服大功，臣下随从服期年。’为什么不把两条都完整记载，以杜绝后世的疑惑，却只记载一件事，反而更加造成今天的疑问？况且臣下为君主的母亲服丧，只是徒然随从，徒从的性质是君主死亡便停止。妻子为姑母服丧，却不是等待随从的关系，即使公子早已去世，难道还可以不为姑母穿丧服吗？如果姑母去世与公子是否在世必然无关，只要听到丧讯就除去丧服，而不计算日月远近，那么这与臣下随君主服丧就完全不同了。”

译又考察，臣下为君主的亲属服丧，不过五人，而且全都服三年，其余亲属不服。妻子为丈夫的亲属服丧，难道也只限于五人吗？服期年、功服以下的亲属，难道可以完全不服吗？臣下和妻子的情况不同，远如胡越，若勉强援引，恐怕不是通行的例子。臣愚以为，臣下可以与君主离合，三次进谏后等待裁决；妻子没有离去或留下的选择，一旦嫁人便终身相随。亲属关系和义理既有差别，丧服当然不应相同。因此，受到尊位压制的妇人，可以申明她原本的服制；君主屈服为大功，不能让随从者反而超过君主服期年。所以从麻服到齐衰，专属于公子的妻子；随从较轻而加重，与随从服丧的臣下有什么关系？反复寻求道理和途径，或许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一定要拿臣下的妻子来相比，臣还没有看出其中的门径。臣子熙实在不能深入探究古代典籍，曲折地发表高明见解，请允许臣以情理来考察其中的是非得失。君主遭逢母丧，是巨大创伤般的悲痛；臣下服丧，是由于随从君主的义理。怎么能君主到了九个月便凄然除服而恢复吉礼，臣下却仍服满一年，继续穿丧服在君王府中哭泣？创伤巨大，服制反而轻；依从君主的义理，服制反而重。顺着人情推求，难道能说这样合理吗？侍中崔光学通古今，通达礼制的根本，近来探究幽微而建立义理，主张服丧三年。虽然经典没有明文，前代儒者也未辨析，但推求类例、探究旨意，其道理也难以驳夺。如果臣下随从服期年，就应当依照侍中的议论；如果君主仍旧服九个月，那就不能依照议论者所说的办法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使《礼经》残缺，所以如今追寻古制没有依据，临事时多有疑惑。臣愚以为，法律没有明确条文，必须参照相近条文来定罪；礼制缺少旧文，也应当依照同类事例制定规范。礼制中有期年服与缌麻、功服同类，但服制却像齐衰、疏衰，正是因为内心实际较轻，而在义理上却较重。如今若完全依照丧服制度，就不能君主服九个月而臣下服满一年；如果要降一等，兄弟的丧服又不能用来服君主的母亲。详细比较这两种办法，取其中折衷，臣以为应穿麻布丧服，服制可与齐衰相同，服丧期限则同于小功。之所以这样，是加重衰麻，以尊重君主的母亲；缩短日月，以随从君主降等。如此，衰麻仍然较重，不损害君主母亲的尊严；期限随君主降等，也可以堵住‘随轻而重’的责难。” XXB尚书李平上奏说：“《礼》规定，臣下为君主的亲属服丧，妻子为丈夫的亲属服丧，都是随从服丧，各比君主、丈夫降一等。因此君主服三年，臣下服一年。如今司空臣元怿自己按照尊位压制的礼制，不能抒发无穷的哀痛；清河国臣下不受这种压制，不应有随之降等的道理。《礼记·大传》说‘随从较轻而加重’，郑玄注说‘公子的妻子为公子的姑母服丧’。既然舅家不压制妇人，明确不受压制的人就应当服她原本的服制。这正是可以援引的例子。”诏令说：“礼制有从无服而变为有服的情况，哪里只是随从较轻而加重呢？元怿如今自己受到压制，所以不能申明超过九个月的服制；众臣在古礼中没有关于受到压制的疑议，却有随从较轻而加重的依据，为什么不能申明本来的服制？可以依从尚书李平和李景林等人的议论。”不久又下诏说：“前些时候裁定清河国臣下为君主的母亲服期年丧服，是因为礼制之事极为重要，所以重新加以审议。如今既没有明确正据，就不能违背礼文另立条款。但是君主的服期已经较短，而臣下的服期仍然较长。礼制依据人情，遇到尊位压制就应改变服制。可以恢复先前的判定，既已下葬便除服。” 四年春正月丁巳日夜里，世宗在式乾殿去世。侍中、中书监、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领军将军于忠与詹事王显，中庶子侯刚到东宫迎接肃宗，从万岁门进入，到达显阳殿，长时间哭泣顿足，才恢复平静。王显想等到天亮再举行即位礼。崔光对王显说：‘帝位不能暂时空缺，为什么要等到天亮？’王显说：‘必须先奏告中宫。’崔光说：‘皇帝去世而太子即位，是国家通常的典制，为什么还需要中宫的命令？’崔光和于忠让小黄门曲集奏请设置兼任官职并办理有关事务。于是崔光兼任太尉，黄门郎元昭兼任侍中，王显兼任吏部尚书，中庶子裴俊兼任吏部郎，中书舍人穆弼兼任谒者仆射。崔光等请肃宗停止哭泣，站在东序。于忠、元昭扶肃宗面向西哭了十几声，停止哭泣，穿上太子的丧服。太尉崔光捧着策书进献玺绶，肃宗跪着接受，穿皇帝的衮冕服，登临太极前殿。太尉崔光等从西阶下去，夜间值班的群臣在庭中面向北叩首，称颂万岁。”},{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日，太尉、清河王元怿上表说：“臣听说，历代帝王所崇尚的事物，没有比礼更重要的；礼中最为重要的内容，莫过于丧葬制度。世代不断沿革，增损各不相同，但遗留下来的风俗和先贤的功业，仍然值得景仰。至于前代贤人和先哲，对此也有不同的商榷。有的共同援引经文，却分别论述其中的情理；有的各自陈述所见，却共同探讨同一事端。虽然都遵循典章、承述先祖，各自成为一家之说，但议论纷繁，最终都归于众多正确的道理。无不顺应当时所尊奉的学说，各自成为一代的典范；从上至下，没有不遵照施行的。因此，叔孙通制定的礼仪专行于汉朝，王肃制定的礼制独行于晋代。这就是所谓礼制文书采用共同轨范、四海整齐划一。至于转身、周旋、俯首、仰身的仪态，哭泣、进退、升降的节度，出入内外门巷的仪容，以及进出闺门的法度，尚且需要反复咨询礼官，广泛访问儒士，载录在纸帛上，著成通行的法令。若辩答彼此乖异、证据不明，便斥责其错误，纠举弹劾而定罪。这些都是简牍上已经形成的文字，完全可以查阅而知的。臣从未听说有帝王垂示规范，却使国家没有一定的章程；有贤能之士辅佐治理，却使各家制度各不相同，而还想让流传的风俗成为准则，长久遗留给后世。近来虽已设置学官，学校却没有修治；考察古今，也没有专门负责此事的人。” 至于宗室的丧礼、百官办理丧事，以及冠服的制度和裁定、服丧日期的长短与轻重，大多只命令一名博士草率地加以议定。广陵王元恭、北海王元颢同样为庶母服丧，元恭却服重丧，居丧守庐；元颢则服齐衰一年，居于涂白的房室。论亲属关系，元恭、元颢都是皇帝的孙子；论爵位尊贵，二人又都为藩国之王，却不知道这两种服制究竟依据哪部经典。不久便出现彼此驳斥的情况，却没有人裁定纠正。即使是懿王这样亲近的宗室，尚且有如此不同的情况；从这以后，等级更低的又怎么能够一一记述穷尽呢？遍观汉、魏两代，丧礼的各种仪节，卷帙多达数百。有的是当时的名士反复讨论而成为定规，有的是一代的文辞宗师考订明确而作为准则。何况如今国势堂堂、四海之内贤士众多，却让丧礼参差不一，从皇帝宗族开始就如此，这不是用来规范天下、整齐四海的办法。臣惭居台傅之官，充任辅弼，不能执掌国政，使丧礼出现这样的缺失；为众人所瞻望而又受到责备，实在无处逃避罪责。谨略举元恭、元颢两国制度不同的情形，以说明丧制乖异的过失。乞请召集公卿、枢密近臣以及内外儒学之士，广泛议论，制定制度，颁行天下，使礼制不再有不同的标准，使得失都有所归依，并且因事增广，永远成为条例。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报答国家，略酬万分之一。”灵太后下令说：“礼是施政的根本，怎么能有这样大的不同！可以依照表章所说，议定施行。”此事记载在《张普惠传》中。

译神龟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在瑶光寺去世。肃宗下诏说：“崇宪皇太后，德行与坤仪相合，征兆符合日月运行，正要融化陶冶、教化万民，却突然去世。朕幼年便遭逢忧患，很早就凭借太后的德训；等到平定祸乱、安定国难，也依赖她的谋略。礼制随人情而制定，义理依事情而确立，可以特意为她服齐衰三个月，以表达追怀仰慕之心。”有关官员上奏说：“考察旧例，皇太后去世的仪式，从招魂、收殓到下葬，百官哭临，礼节很多。如今尼太后既然舍弃世俗尊号，依凭道法居处，丧事应当简约迅速，不能依照皇后至尊的礼典；而且庭院局促，也没有容纳百官列位的地方。但过去曾接受她的教诲和侍奉，名分上已经形成君臣关系，从始至终的情礼，按理不能废弃。谨依照旧式，另行制定仪礼。内外群官暂时改穿平常服装，穿单衣、戴斜巾，送她到墓地，列位哭拜；事情完毕后即脱去。仪式只在京师举行，不再向下颁宣。”诏令准许。十一月，侍中、国子祭酒、仪同三司崔光上言说：“臣接到尚书台祠部曹的符令，因文昭皇太后改葬，议论至尊、皇太后和群臣服制的轻重。四门博士刘季明议论说：‘考察《丧服》，《礼记》虽然说“改葬服缌麻”，但经文没有明确指据；至于注解，各家说法也彼此不同。马融、王肃说，原本有三年之服的人，改葬时服缌麻；郑玄及三家之说却不同。然而后来的儒者，多数附和马融，少数赞同郑玄。如今请依照马融、王肃等儒者的意见，至尊应服缌麻。考察《礼记》说：“外宗为国君的夫人服丧，如同内宗。”郑玄注说：“为国君服斩衰，为夫人服齐衰，不敢以亲属之服加于至尊。”如今皇太后上奉宗庙，下临朝臣；至于她作为至尊的姑母，服丧不得超过一年，推算起来应当无服。清河王、汝南王的母亲服三年，也应当服缌麻；其余王公百官，为国君的母亲、妻子服丧，只服一年而已，都应当不服丧。’又有太常博士郑六议论说：‘谨慎查检《丧服》以及中代以来的各种论说，《礼记》说：“改葬服缌麻。”郑玄注说：“臣为国君、儿子为父亲、妻子为丈夫服丧。亲眼见到尸体和棺柩，不能不服丧，所以服缌麻。” 服三年丧尚且只服缌麻，那么服期年以下的就不应有丧服。臣愚以为，郑氏理解服缌麻的旨意是正确的，但所说三个月是错误的。依臣所见，请按照康成所说服缌麻，已经下葬便除服。”臣愚以为这样妥当。”诏令同意。神龟二年正月二日举行元会，高阳王元雍因为灵太后临朝听政，而太上秦公的丧制尚未结束，想要停止百戏和丝竹音乐。清河王元怿认为，万国共同庆贺聚会，天子亲临享宴，按理应当齐备设置。太后向侍中崔光询问此事，崔光支持元雍所坚持的意见。元怿对崔光说：“应当以经典作为依据。”崔光援引《礼记》“缟冠玄武，是子姓所戴的冠”，认为父母有重丧时，子不能穿戴完全吉利的服饰。安定公亲自是太后的外祖父，又有师傅之恩，太后不允许安定公除去丧服，因此衰服麻衣仍穿在身上。正月朔日，他回到家中哭临，至尊乘舆前往慰问。《礼记》说：“朋友的墓上长出了隔夜的青草，便不再哭。”这说明对朋友也有一年之丧的哀痛。子贡说：孔子为颜渊服丧，好像死了儿子却没有丧服；为子路服丧也是这样。颜渊去世时，有人送来练熟的生肉，孔子接受了，弹琴之后才吃。如果按对儿子的哀痛来看，容许服丧满一年，在此期间也不能奏乐。孔子完成大祥练祭后，过了五日才弹琴，这是父母去世时的丧礼。因此，服丧如同为老师服丧，就如同为父亲服丧却没有丧服；内心服丧三年，便是由此制定的。虽然古代的义理难以完全追溯，但近来发布诏令时，常常说到老师、祖父的尊贵。这样看来，在服丧一年的期限内，仍然有未尽的哀痛。” 况且按照《礼》，母亲有丧服期间，只要音乐声传入耳中，儿子就不应奏乐。如今太后没有另外的宫殿，所居住的嘉福宫距离太极殿并不很远。在宫中敲鼓击钟，声音会传到宫外，何况相距如此近。君主的卿佐，被称为股肱；股肱有所损伤，还有什么痛苦能与之相比！智悼子去世尚未下葬，杜蒉正是因此进谏晋平公。如今相国虽然已经安葬，不过才三个月，陵墓封土还没有干。元怿以这些道理为正确，于是听从元雍的议论。孝静帝武定五年正月，齐献武王去世，当时秘密压下了这一凶讯。第六天，孝静皇帝在太极东堂举哀，穿齐衰三月的丧服。将要下葬时，改穿练服。齐文襄王请求从发布丧讯的月份起计算服丧，皇帝派侍中陆子彰捧诏前往，三次诚恳劝谕，齐文襄王仍坚持己见，诏令不准。于是仍从齐献武王去世的月份开始计算。太祖天赐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制作兵法。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借岁末举行大傩礼的机会，便炫耀军威，展示武力。另行制定制度，命步兵列于南方，骑兵列于北方，各自敲击钟鼓作为节拍。步兵所穿衣服以青、赤、黄、黑分别编成部队。盾、槊、矛、戟依次环绕、变换位置，互相迎击。有飞龙、腾蛇的变化，也有函箱、鱼鳞、四门等阵法，总共有十多种。跪下、起立、前进、后退，无不合乎节拍。布阵完毕，南北两军都鸣鼓吹角，众人一齐大声喧呼。各命六名骑将来回挑战，步兵不断进退，互相抵拒攻击；南军败北，北军获胜，以此作为盛大景观。此后沿袭成为常例。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日，在宗庙为皇太子元恂举行加冠礼。丙申日，高祖来到光极堂，太子入内拜见，皇帝亲自教诲他。事情记在《恂传》中。六月，高祖来到光极堂，召见群臣。诏令说：‘近来为元恂举行冠礼，礼仪有所缺失，应当追思过去的过错，改正以顺应将来。礼制古今有不同的制度，夏、商、周三代的章法也各不相同。近来为元恂举行冠礼有三项过失：第一，朕与诸儒一同犯了错误；第二，诸儒违背朕意，所以造成第三项错误。如今中原开始建立新的秩序，百种礼制都应当更新，却有这三项过失，实在惭愧叹息。《春秋》记载，襄公将要到卫国去，因为卫国是同姓之国，询问其弟排行，然后举行冠礼。古人都要灌地以降神，有时还奏乐迎神。上次失误在于没有奏乐。到了庙庭，朕凭自己的意思行拜礼，虽然没有灌地降神，但按理说还算较为完整。司马彪说，汉代皇帝有四种冠：一是缁布冠，二是进贤冠，三是武弁，四是通天冠。朕见《孔子家语·冠颂篇》说，冠礼要四次加冠，这是公卿的礼制。《家语》虽不是正经，但孔子的话与经书有什么不同？诸儒忽略司马彪《志》的记载，致使天子的儿子竟然举行士人的冠礼，这是朝廷的过失。朕认为冠礼应当有宾客，诸儒都认为没有宾客，朕既听从了他们，又造成了过失。’ 孔子所说‘斐然成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谢。高祖说：“过去裴頠制定冠礼仪式，不知道有四次加冠；连裴頠都不知道，你们又有什么可惭愧的？” 正光元年秋天，肃宗举行加元服礼，时年十一岁。加冠以后，拜谒太庙，大赦天下并改年号。有关官署已有相关记载。

译车舆、服饰的制度，自秦、汉以来，其增减变化是可以考知的。魏氏处在历代王朝的末端，承接分崩离析之后，典章礼制的施行因此有所缺失。太祖时期制定的车辇，虽然参考采用了古代形式，却多有违背旧章的地方。现在考订并记载下来，以保存一个时代的遗迹。乘舆辇辂：龙辀十六根，四根衡木，朱色斑纹的车毂，绣饰的车轮，装饰有雕刻的虬龙、彩绘的老虎和盘曲的螭龙。龙首衔着车轭，鸾鸟和三足鸟立在衡木上，圆形车盖绘有华虫，金鸡树上装饰羽毛，蛟龙形的流苏下垂。树立十二重游的太常旗，绘有日月和升龙。郊天、祭祀宗庙时乘坐这种车。乾象辇：有羽葆，圆形车盖绘华虫，金鸡树上饰羽，绘有二十八宿、天阶、云罕、山林云气、仙人圣贤、忠孝节义，以及游龙、飞凤、朱雀、玄武、白虎、青龙；凡是可以用来装饰的奇禽异兽，也都绘在车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协助祭祀郊庙时乘坐。大楼辇：辀十二根，加以玉饰；衡木和车轮雕刻彩绘，和辇辂相同；用二十头牛驾车。小楼辇：辀八根，衡木和车轮的颜色、数目与大楼辇相同；用十二头牛驾车。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祀、庙祭时也乘坐。象辇：左右绘凤凰，有白马，有仙人前后退行、飞行的图像，用两头象驾车。羽葆、旒苏、龙旗、旌、旍、麾等装饰，与乾象辇相同。这是太皇太后、皇太后协助祭祀郊庙时乘坐的副车。马辇、重级辇，装饰都与上述相同。彩绘漆饰，直辀六根，左右有騑马驾车。天子举行籍田礼和小型祭祀时乘坐。卧辇：装饰都与上述相同。丹漆车身，用六匹马驾车。游观辇：装饰也与上述相同。用十五匹马驾车，都是白马，鬃毛和尾巴为朱红色。天子以法驾出行、巡狩和举行小型祭祀时乘坐。七宝旃檀刻镂辇：贴金箔，并作凸起的装饰。马辇：天子举行三种驾式时所乘，也可作为副车。缁漆蜀马车：贴金箔，华虫图案作凸起装饰。轺轩：用四匹马驾车，饰有金银凸起纹样。出行时可拆开挽车，回来时合并。步挽：天子举行小型驾式出游、宴饮时乘坐，也可作为副车。金根车：有羽葆、旒，车辀和车轮绘彩，车首华美，彩色车厢交错装饰，左右有騑马。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协助祭祀郊庙、举行籍田礼和先蚕礼时乘坐。长公主、大贵人、公主、封君、诸王妃都可以乘坐，但只能使用右侧騑马。太祖初年，皇太子、皇子都乘坐立式鸾辂，彩绘车辀和龙首，朱色车轮、绣饰车毂，彩色车盖内衬朱红，龙旌有九重游，绘有云纹。皇子受封时便赐给这种车，都用四匹马驾车。又有轺车：黑漆车身，紫色车盖、朱红内衬，用一匹马驾车，作为副车。公安车：黑漆车身，紫色车盖、朱红内衬，彩绘车辀，绘有朱雀、青龙、白虎，龙旗有八重游，用三匹马驾车。轺车的规格与王所用的相同。侯车：与公所乘的车相同。旗有七重游，紫色车盖、青色内衬，用两匹马驾车。副车也相同。子车：黑漆车身，有草叶蠡纹，旗有六重游，黑色车盖、青色内衬，用一匹马驾车。副车也相同。阙。公、侯、子陪同祭祀郊天时乘坐此车；祭祀宗庙和举行小型祭祀时，只乘轺轩。到高祖太和年间，诏令仪曹令李韶监督制造车辂，完全遵循古代形式。太祖天兴二年，命礼官搜集古代事例，制定三种驾式的卤簿。一叫大驾，设置五种辂车，树立太常旗，属车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隶校尉、丞相在前引导，太尉陪乘，太仆驾车跟从。轻车、甲士，千乘万骑，像鱼鳞般排列、如雁阵般行进。前导有皮轩、阘戟、芝盖、云罕、指南车；后殿有豹尾。鸣奏葭管并唱导，上下都奏鼓吹。军事行动和大型祭祀时设置。二叫法驾，属车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在前引导，侍中陪乘，奉车都尉驾车。巡狩和小型祭祀时设置。三叫小驾，属车十二乘。平城令、太仆在前引导，常侍陪乘，奉车郎驾车。游宴和前往离宫时设置。冬至、夏至祭祀天地，四时祭祀五帝，有时由公卿代行；只有四月郊天，皇帝通常亲自前往，并增加编钟悬挂，用作迎送的节拍。” 天赐二年初，改变大驾鱼鳞雁行的排列，改为方阵卤簿。排列步兵和骑兵，内外分为四重，列置标志、树立旌旗，四面设门，五色车旗各按方位安置。诸王的导从列在铠骑之内，公列在幢旗之内，侯列在步槊之内，子列在刀盾之内；五品朝臣排列在乘舆前方两侧，官位低的在前引导。王、公、侯、子的车旗、麾盖、信幡以及散官的服装，全都用纯黑色。肃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刘腾等上奏说：‘中宫仆所掌管的车舆已经破旧。自从过去的旧都以来，礼制器物颇有不同，迁都以来还没有重新制造。请召集礼官，裁定其制度。’灵太后下令说：‘交给尚书省酌量议论。’太常卿穆绍、少卿元端、博士郑六、刘台龙等议论说：‘考察《周礼》，王后的五种辂车是：重翟车，锡面、朱总；厌翟车，勒面、缋总；安车，雕面、鹥总，都有容盖；翟车，贝面、组总，有握；辇车，组绳挽引，有翣，使用羽盖。重翟车是王后随从君王祭祀所乘；厌翟车是王后随从君王宴享诸侯所乘；安车是王后朝见君王所乘；翟车是王后亲自采桑所乘；辇车是王后在宫中所乘。谨按《周礼》这一圣人制定、不可更改的典籍，其中礼文尤其完备。孔子说‘如果有继承周代的朝代，即使经过百代也可以预知’，正因为它的法度不可逾越。由此说来，后世君王的车服典章，大多取法周制。虽然文饰和质朴会随时代变化，车辂的名称应当保存；雕饰即使不同，道理也不应完全舍弃。如今圣后临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车舆仪式应当完备合乎典礼。臣等学问不足以通晓经籍，忝列议论末席，只能率直陈述浅见，宜依《周礼》完备制造五种辂车，雕饰制度随时代增减。’

译太学博士王延业议论说：‘考察《周礼》，王后有五种辂车：重翟车用于随君王祭祀，厌翟车用于随君王宴享宾客，安车用于朝见君王，翟车用于亲自采桑，辇车在宫中乘坐。又据《汉舆服志》说，秦兼并天下后，考察夏、商、周三代礼制，有人说殷代的瑞应之车是山车，金根车的颜色取自殷制，殷人把它作为大辂，于是秦始皇制作金根车。汉朝承袭秦制，皇帝乘坐它，称为乘舆。太皇太后、皇太后都乘金根车，加交络、帷裳；不是法驾时，则乘紫色罽軿车，饰云纹、虡纹，彩绘车辀，五个末端涂金，车盖如爪，置于右侧騑马，用三匹马驾车。阮谌《礼图》也记载秦、汉以来的车服，说金根辂由皇后在法驾时乘坐，用于婚礼朝见和祭庙；乘辂由皇后在法驾时乘坐，用于亲自采桑；安车由皇后在小驾时乘坐，用于协助祭祀；山軿车由皇后出行时乘坐；绀色罽軿车由皇后小规模出行时乘坐，用于哭吊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阁舆由皇后出入宫阁、在宫中小游时乘坐。晋代《先蚕仪注》说，皇后乘云母安车，用六个▯鬼驾车。考察周、秦、汉、晋的车舆仪式，散见于图籍，名称虽略有不同，大体上互相仿效。’ 金根车虽起源于秦代制造，却是殷代遗制；如今的乘舆五辂，就是它的形制。它华美的装饰合乎典制，外观庄重美丽。司马彪认为孔子所说乘坐殷代的大辂，指的就是这种车。考察《阮氏图》，采桑车也用云母装饰，晋代的云母车就是这种车，功用正与周代翟车相同。安车名称与周制相同，功用也与重翟车相同。山軿车，按《图》所载用紫色装饰。绀罽軿车虽然制作和厌翟车不同，但实际用途相同。如今的入阁舆与辇车，功用又相同。按《图》所载，现在的黑漆彩绘扇辇，形状与周代辇车相似。臣私下认为，秦代削减周制，百事都有创制改革，官名和车制无不不同；汉、魏因循承袭，接踵沿用旧制，虽时时有所增减，却没有能力恢复古制。实在是因为距离圣人久远，典章礼仪残缺，时代迁移、风俗改变，器物随事变迁；即使经过贤哲，也只是祖述承袭而没有改动。恭敬地思量，皇太后睿智圣明、深沉凝重，照临万物，举动都遵循典故，为后世君王留下法则。现在臣冒昧竭尽管见，考察《周礼》，参考汉、晋制度，采集图籍史书，验证当时实情，认为应当依照汉、晋制度：法驾时乘金根车，用四匹马驾车，加交络、帷裳；亲自采桑时乘云母车，用四匹马驾车；不是法驾时乘紫色罽軿车，用三匹马驾车；小驾时乘安车，用三匹马驾车，以协助祭祀；小规模出行时乘绀色罽軿车，用三匹马驾车，用于哭吊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在宫中出入时乘彩绘扇辇车。考察旧事，与《周礼》相比，只有缺少随君王宴享宾客和朝见君王时所乘的车。臣私下认为，古代诸侯有朝会之礼，所以有随从宴享的仪式；如今没有这种事情，应当从简省略。又如今皇宫内各宫相互逼近，即使有朝见，也没有理由驾驷马之车；按实际情形考察，也应当废除这一项。至于哭吊公主和王妃，是《周礼》没有的制度，但施行于今天，确实符合实际需要。礼制有增有减，取舍随时代而定，三代制度各不相同，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又金根车和云母车所驾马匹有三匹或六匹之别，查考经礼，没有驾六马的文字。如今乘舆又都驾四马，合乎古典义理，应当仍旧驾四马；其余小驾，宜驾三马。其制度、用途和形制装饰，详见图志。’ 司空、领尚书令任城王元澄，尚书左仆射元晖，尚书右仆射李平，尚书齐王萧宝夤，尚书元钦、元昭，尚书左丞卢同，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刘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进，三公郎中崔鸿，长兼驾部郎中薛悦，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韡，骑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长兼右外兵郎中郑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书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颖，左民郎中张均，金部郎中李仲东，库部郎中贾思同，国子博士薛祯、邢晏、高谅、奚延，太学博士邢湛、崔瓚、韦朏、郑季期，国子助教韩神固，四门博士杨那罗、唐荆宝、王令俊、吴珍之、宋婆罗、刘燮、高显邕、杜灵俊、张文和、陈智显、杨渴侯、赵安庆、贾天度、艾僧、吕太保、王当百、槐贵等五十人议论认为：‘皇太后称制临朝，亲自处理各种政务，祭祀郊天、祭地和宗庙时所乘的车，应当与至尊相同，不应另行制造。’ 《周礼》在魏、晋虽有文字记载，却没有辨明具体形制；假如想要制作，恐怕不合古制，不能作为一代典范。臣等对太常和国子监两种议论有所疑惑，因此再次召集群官，准备一并依从今天的议论，唯请太后裁决。”灵太后下令说：“群官采用后一种议论、取其中折衷的意见，就可以依照奏议办理。” 太祖天兴元年冬天，诏令仪曹郎董谧撰写朝觐、宴享、郊庙、社稷的礼仪。天兴六年，又诏令有关官署制定冠服，按照品秩各有差等；但当时事务繁忙，没有时间完备办理，很多地方违失古礼。世祖经营四方，也未能留意这些事情，后世仍以武力为务，只取便于实行和熟悉的制度而已。到高祖太和年间，才开始考察旧典，制定冠服，百官和六宫各有等级次序。高祖早年去世，制度仍未完全周备。肃宗时，又诏令侍中崔光、安丰王元延明以及朝中有名的学者重新议定，条文制度大致完备了。

译熙平元年九月，侍中、仪同三司崔光上表说：“奉诏制定五时朝服。我查考北京以及迁都以来，还没有这种制度，于是命令礼官详细依据典籍考察。太学博士崔瓚议论说：‘《周礼》和《礼记》中，三种冠、六种冕，承用各有区别；琐玉有五种颜色，配饰也各不相同，都没有随着时气而分春夏的差别。只有《月令》记载青旗、赤玉、黑衣、白辂，随四时而改变，却没有列出弁冕随之改用玄黄颜色的制度。由此推论，五时之冠在《礼》中既无明文；如果要从正典中寻求依据，就难以用经文证明。查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和《祭祀志》说：在五郊迎接五方之气，自永平年间起，依据《礼谶》和《月令》规定迎气时的服色，又采用汉元始年间的旧事，在洛阳设置五郊坛兆。又说五郊所穿的衣服、所戴的头巾，各随方位的颜色。《续汉礼仪志》又说：立春时，京都百官都穿青衣、戴青色头巾；秋夏两季也都穿戴与时令相应的颜色。从汉代到魏、晋，五郊迎气时都用头巾配合服装，服色随时气改变。这种制度沿袭相承，从未改革；冠冕仍按旧制，也没有听说有变化。如今皇魏承袭前代法度，酌情增减，务求适宜。关于五时之冠，我认为依照汉、晋旧制使用头巾是恰当的。’” 灵太后下令说：“太傅博学多闻，通晓广博，前代的朝廷礼仪他已经综合研究，对这件事更加熟悉，可以去向他咨询，以解决疑惑。”熙平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元怿和给事黄门侍郎韦延祥上奏说：“谨查前次诏敕，制定五时朝服时，曾经咨询国子学，讨论旧制。太学博士崔瓚等人议论说：‘从汉代到魏、晋，五郊迎气时用头巾配合服装，服色随时气改变。这种制度沿袭相承，从未改革；冠冕仍按旧制，也没有听说有变化。如今皇魏承袭前代法度，酌情增减，务求适宜。五时之冠，依照汉、晋使用头巾是恰当的。’尚书认为这不合礼制，请求再咨询负责议论礼制的人，奉诏交给臣等，命我们进一步考察裁定。臣等认为，帝王的服饰制度，是为万世制定的法则，不可轻率裁定。请求再次召集礼官，在尚书省共同议定，承蒙诏令允许。谨召集门下省及学官以上官员共四十三人，考察史传，斟酌古今，意见与国子学先前的议论相同：头巾随服装改变，冠冕不改。另有四门博士王僧奇、蒋雅哲二人认为，五时冠冕应当随衣服改变。臣等认为采用国子学先前的议论较为恰当。”灵太后下令说：“依照议论办理。”

译《志》第十四 乐五 天地之气与形质最初分开，声音和形体也由此建立。圣人根据天然存在的事物，把它们制成可以实际使用的器物；又根据喜怒之情，设置表达哀乐的乐器。土鼓槌和芦苇管，出现已经很久了。伏羲制作弦琴，神农氏制作瑟，垂制作钟、磬，女娲制作簧，都是随着感受而创造，作用逐渐扩大。轩辕氏制作桴、阮、瑜之管，确定小一律，以成就《咸池》的美乐；其次又有《六茎》《五英》《大章》《韶》《夏》《护》《武》等乐舞，这就是圣人用来移风易俗的东西。所以《易经·豫卦》的意义在于彰明崇尚德行。《尚书》说：‘诗是表达志意的，歌是咏唱语言的，声音依循长音，律吕调和声音，八类乐音能够和谐，神灵与人便能相和。’《周礼》规定：以圜钟为宫音，黄钟为角音，太蔟为徵音，姑洗为羽音；击雷鼓、雷鼗，吹孤竹之管，弹云和之琴瑟，演奏《云门》之舞，变换六次，天神就可以降临了。以函钟为宫音，太蔟为角音，姑洗为徵音，南吕为羽音；击灵鼓、灵鼗，吹孙竹之管，弹空桑之琴瑟，演奏《咸池》之舞，变换八次，地神就可以受到礼敬了。以黄钟为宫音，大吕为角音，太蔟为徵音，应钟为羽音；击路鼓、路鼗，吹阴竹之管，弹龙门之琴瑟，唱《九德》之歌，演《九召》之舞，变换九次，人鬼就可以受到礼敬了。这就是用来协调天地人三才、使万国安宁的方法。各种音调中，宫代表君，商代表臣，角代表百姓，徵代表政事，羽代表万物；这五者不发生紊乱，就不会有滞涩不畅的声音。宫音紊乱，声音就荒疏，说明君主骄纵；商音紊乱，声音就偏邪，说明官吏败坏；角音紊乱，声音就忧愁，说明百姓怨恨；徵音紊乱，声音就悲哀，说明政事劳苦；羽音紊乱，声音就危险，说明财用匮乏。邪曲之声感动人心，悖逆之气便相应而来；悖逆之气形成征象，淫靡的音乐就兴起了。正气感动人心，顺应之气便相应而来；顺应之气形成征象，和谐的音乐就兴起了。先王以音乐紊乱为耻，所以制定雅、颂之声来引导，使乐声足以令人快乐却不至于放纵，使歌词足以供人议论却不至于停息，使曲调的刚柔、繁简、清浊、节奏足以感发人的善心而已，不让放纵之心和邪气有机会接触。音乐在宗庙中演奏，君臣上下共同听它，无不和睦恭敬；在宗族、乡里中演奏，长幼共同听它，无不和顺；在闺门之内演奏，父子兄弟共同听它，无不和亲。又有《韎昧任禁》之类的音乐，用来娱乐四夷之民。这大概就是建立音乐的原则。夏、商、周三代衰落时，邪曲之音间或兴起，于是烂漫靡靡的音乐盛行。周朝衰微时，诸侯竭力争斗，浇薄虚伪开始滋长，淫邪恶行越来越严重；人们竞相追逐邪曲，忘却正声，扩充乐器，蔑视礼制，有的演奏邪乐而内心疾苦，有的撞击乐器却不合音律。晋平公听到清角之音而颠仆，魏文侯听古雅之乐却昏昏欲睡；郑、宋、齐、卫等国的音乐流荡放纵而不能回归正道，于是正乐衰败了。伟大的音乐受到风俗教化的影响，也随着时代而变化：治理国家的音乐安和欢乐，国家灭亡的音乐悲哀而忧思，随着时势兴衰而变化，声音并不固定。延陵季子遍听各国音乐，必能说明各国的盛衰，大概是因为他所感受到的深刻，所认识的也深远。音乐崩坏以后，秦始皇焚书禁学，经籍亡失，义理断绝，没有人能够采集其中的真义。人们重视迎合习俗，世人以顺耳为贵，于是雅正的声音和古代乐器几乎要沉沦断绝。汉朝兴起后，制氏只懂得乐器的铿锵声和歌舞，不传授其中的意义；郊庙、朝廷所用的音乐，都调和采用新的变化，夹杂赵、代、秦、楚的曲调。因此王禹、宋晔上书恳切劝谏，丙强、景武也在当时显著有名，成为通儒达士共同叹息之事。后汉东平王刘苍总管议定音乐之事，颇有增益，但大体上仍沿袭旧制。到了黄巾起义、董卓之后，天下丧乱，各种音乐大量亡失残缺。魏武帝得到杜夔后，命他考订会合古乐；但柴玉、左延年最终还是因创制新声而受到宠爱。晋代荀勖掌管音乐，与郭夏、宋识等人共同加以研究汇集，认为已经符合古乐，但阮咸讥笑他们。晋朝国运不长，终于灭亡；悲哀忧思随之而来，正好成为音乐不合的验证。伟大的音乐与天地同和，如果不是通达而精深的见识，怎么能够体会它的极致妙处？汉代以后，舞名、歌名一代代改易，服饰制度的用法也有所不同，这就是不必拘泥承袭旧制的道理。永嘉年间以后，天下分裂崩乱，伶官和乐器都被刘聪、石勒俘获；慕容俊平定冉闵后，又取得了这些乐器。王猛平定邺城后，乐器进入关右。苻坚败亡以后，长安纷扰；慕容永向东迁徙时，礼乐器用大多归于长子；到慕容垂平定慕容永时，这些东西又都进入中山。自始祖拓跋力微归附魏、晋以来，两代不断得到音乐伎艺；穆帝为代王时，愍帝又进献乐器。金石乐器虽然还不完备，但弦乐、管乐已经齐全。到太祖平定中山，获得那里悬挂的乐器。太祖刚刚平定乱局，无暇创制改革，于是因袭当时通行的音乐而使用。后来世代经历分裂崩乱，乐器颇有遗失。天兴元年冬，诏令尚书吏部郎邓渊制定律吕，协调音乐。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等诸帝时，音乐采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是太祖所作，用来彰明开创大始祖事业的功德。后来又制定宗庙礼乐：皇帝进入庙门时，演奏《王夏》；太祝在庙门迎神时，演奏迎神曲，相当于古代降神之乐；进献干肉等祭品时，演奏登歌，相当于古代《清庙》之乐；曲终，下面演奏《神祚》，赞美神明享用祭品；皇帝在七庙行礼时，演奏《陛步》，作为行走、停止的节拍；皇帝出门时，演奏《总章》，接着演奏《八佾舞》，再演奏送神曲。旧礼又规定：孟秋在西郊祭天，在西郊坛内设置坛兆，完备陈列金石乐器；皇帝进入坛兆内行礼，都演奏《八佾》之舞。孟夏在东庙举行祭祀，所用音乐大体与西郊相同。太祖初年，冬至在南郊圜丘祭天，音乐采用《皇矣》，演奏《云和》之舞；祭祀结束后，演奏《维皇》，准备燎祭。夏至在北郊方泽祭地神，音乐采用《天祚》，演奏《大武》之舞。正月初一，宴享群臣，宣示政令教化，完备陈列宫悬正乐，同时演奏燕、赵、秦、吴的音乐以及五方不同风俗的曲调。四时的宴享会聚也使用这些音乐。凡是音乐，都是用来歌颂其产生的地方；礼制也不忘记它的根本。掖庭中演唱《真人代歌》，上面叙述祖宗开创基业的缘由，下面说到君臣兴废的事迹，共一百五十章，早晚歌唱，有时还与丝竹乐器合奏。郊庙祭祀和宴享也使用它。

译太和六年冬，诏令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制作五兵、角牴、麒麟、凤凰、仙人、长蛇、白象、白虎以及各种畏兽、鱼龙、辟邪、鹿马仙车、高絙百尺、长桥、缘橦、跳丸、五案等节目，用来准备百戏。举行大宴时，在殿庭陈设演出，像汉、晋旧制那样。太宗初年，又增修这些节目，编撰合成大曲，重新规定钟鼓的节拍。世祖攻破赫连昌，获得古雅乐；平定凉州后，又得到那里的乐工、乐器和服饰，选择其中的保存下来。后来打通西域，又把悦般国的鼓舞设置在乐署中。高宗、显祖没有改作。诸帝的心思都在经营国家，不把音律当作要务；古乐的音调和制度很少再有人传习，旧日乐工又相继死尽，许多声曲也因此亡失。太和初年，高祖一心关注雅正古乐，致力于端正音声。当时司乐上书说，典章制度有所缺失，请求集中秘府典籍，召集群官议定此事，并访求吏民中能够理解古乐的人，与他们一起修订、扩充乐器的数目，甄别确立名目品类，使八音和谐。诏令说：“可以。”虽然经过众人议论，当时最终没有真正通晓音律的人，乐部无法建立，这件事更加残缺。然而，方乐的制度以及四夷歌舞，逐渐增加并列入太乐。金石、羽旄等装饰，比过去更加壮丽。太和五年，文明太后和高祖一起创作歌章，用来告诫劝勉上下，全部配入管弦乐器演奏。太和七年秋，中书监高允上奏乐府歌词，陈述国家王业的祥瑞以及祖宗的德行功绩，又随着时事创作歌谣，不拘泥于古旧形式，用来辨别雅乐与郑声。太和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下令说：“先王制作音乐，是为了调和风气、改变习俗；不是雅曲正声，不适合在朝廷演奏。可以汇集新旧乐章，参考探究音律，除去新声中不合典制的曲子，补益并增加钟磬悬乐的铿锵声韵。” 太和十五年冬，高祖诏令说：“音乐用来感动天地、感通神祇、调和阴阳、沟通人鬼，所以能够联系山川风气，把德化传播到天下之外。由此说来，它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很大。到了末世风俗衰败，正声顿时废弃，人们大多喜好郑、卫之音来悦耳娱目，于是乐章散失残缺，乐官失去职守。如今正要整治时弊，考察古制、恢复礼制，希望使乐官正雅颂之乐，各得其宜。现在设置乐官，确实需要任用称职之人，不得仍让不合资格的人滥竽充数。”于是选拔设置乐官。太和十六年春，高祖又诏令说：“礼乐之道，是自古以来最先重视的，所以圣王制作音乐以调和内心，制定礼制以防范外在行为。然而声音的作用极为深远，可以沟通人神、移风易俗。以至于《箫韶》九奏，凤凰前来仪态降临；击石、拊石，百兽都随之起舞。周朝末年，这条道路崩坏残缺，所以孔夫子听到《韶》乐后竟忘了肉味，回到鲁国后又整顿正乐。到了汉、魏之间，乐章又有缺失，但广泛采集音韵，大体上还保留了一些篇章条目。自魏室兴起，太祖时期尊崇古制，旧典没有失坠。只是战事不断，文教尚未淳厚，所以使司乐失于治理、审定雅正之音，反而学习不合典制的繁杂曲调。近来太乐奏陈其职掌，请求与中书共同议定。我看了它的请求，既惭愧又感慨。然而先帝去世，哀痛正在身上，实在不忍把这件事搁置。但礼乐之事关系重大，是教化的根本；若不是博通之才，不能用心处理。中书监高闾器量见识详备丰富，志向度量明达公允，常常间或陈奏乐典，对音律颇有体会，可以命他与太乐广泛采集古今资料，共同完备这项典制。内外官员中有能够胜任此事的，也任其参与议论。”高闾历年考察测定，大体已经建立制度，但遇到迁都洛阳，来不及精密完成，最终未能施行。不久高祖去世，没过多久，高闾也去世了。此前，高闾引荐给事中公孙崇共同考察音律；景明年间，公孙崇于是上言音乐之事。正始元年秋，诏令说：“太乐令公孙崇重新调定金石乐器，协调音律标准。他所撰书两卷和奏表全部交给尚书省。礼乐之事，是国家所重视的，可以依照他的请求；八座以下、四门博士以上的官员，本月下旬集中到太乐署，考察讨论异同，广泛采集古今资料，以成就一代的典制。”十月，尚书李崇上奏说：“此前奉诏，因为兼任太乐令的公孙崇重新调定金石乐器，已将他的书和奏表交付外廷考查，现谨依诏令办理。八月初，我们到太乐署集会讨论。但六乐的道理深奥，五声的妙旨幽远；即使仲尼那样深广的见识，也会因听到《韶》乐而忘记肉味；吴札善于听乐，才可以讨论辨析。自此以下，没有人能详细通晓。如今只是草创，诸事都没有穷尽理解；即使略有诘难争论，也完全没有深入考究。正想斟酌淫滥之音，为后世制定规范，难道能如此草率试验一下，便把它写入史册吗？现在请求依照此前召集的官员，并加上博闻通学之士，再举行一次集议，考察其中是否正确，深入研究音律，辨析权衡。如果可以施行，再另行上奏请求。”诏令说：“可以。”但当时仍未能考定。正始四年春，公孙崇又上表说：“臣私下思量，皇魏如龙腾凤举，承配上天，光明显赫地居四方。世祖太武皇帝变革安定荒远地区，使天下广泛安宁；但凶恶之徒仍多，战车仍在行动，所以制定礼制、制作音乐的事情有所缺失。高祖孝文皇帝的德行适逢后世仁治之期，道术与先天之理相合；他顾念《云门》而兴发言论，感于《箫韶》而忘记肉味。因此任用中书监高闾。他博学明敏，文思优美广博，继承成均的传统，确实值得托付。于是命高闾扩充儒林的研究范围，考究古乐，依据《六经》，参照各国志书，综合阴阳之理，以制定声律。钟、磬、管、弦大体已经完备，八音的声韵也分别粗略确定。正逢迁都崧、瀍之间，未能周密完成，五权五量最终没有制成。此后直到今天，大多已经脱落失散，金石乐器空悬，宫商之音尚未调和。臣又想到，陛下以至圣之德承受天命，继承武功大业，因为金石乐器尚未协调，诏令臣整理治理。谨已广泛搜集秬黍，选择形制适中的，又采伐梁山之竹，重新裁定律吕，制作磬、铸造钟，都依照律吕完成。但权衡度量的差误由来已久，近来承蒙把并州百姓王显进献的古铜权交给臣，臣按照古代范式考察，又用今天的制度核验，使钟律的标准尺度与铜权相互参合。”

译古代制作的乐器如今看起来仍像新的一样，刚开始创制的制度又仿佛承袭旧制，虽然时代不同却符契相同，如同合乎规矩。乐府原有正声，包括《王夏》《肆夏》、登歌、《鹿鸣》等六十多种曲调；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兴时，设置《皇始》之舞，又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共有这七种舞。太和初年，郊庙只使用《文始》《五行》《皇始》三种舞而已。臣私下认为，周代文王、武王的颂歌各不相同；汉代祖宗的宗庙乐舞也各有区别。陛下，皇魏四祖、三宗的道德超过盛大的周朝，功业胜过伟大的汉朝，颂歌和宗庙乐舞应当有所表彰，或用文舞，或用武舞，以彰明功德。如果不是有美好的声望、深厚的亲属关系，气度高雅深远、学识博大广闻的人，谁能辨识其中的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量深厚高雅，精神鉴赏能够深入细微，长期辅佐赞助国家大业，声名光彩传布海内，应该委任他监督完成此事，以成就皇代典谟的美盛。过去晋代中书监荀勖是前代著名贤臣，奉命掌管成均，受托负责音乐事务，推崇叙述旧章，以古代典制为法式，使事情光耀前代，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又有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之士也可以任用高闾所请求的人。” 如今所需要的，应当依照以前的先例办理。”世宗知道高肇没有才能，诏令说：“王者功业成就、政治安定之后，制定礼制、制作音乐，用来宣扬风化、沟通神明、治理万物、辅助阴阳、光大功德，这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应当详细办理。可以命太常卿刘芳也参与主持此事。” 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等上奏说：“查太乐令公孙崇所制作的八音乐器以及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和朝廷儒学之士依据各种经传考察辨析是否相合，结果尺寸度数全都与《周礼》不同。询问其中原因，他们说一定依照经文制作，但声音却不协调，只能凭主观意愿增减，完全没有统一标准。臣等私下认为，音乐是皇朝政治安定后的盛大事业，用来光大赞美祖宗的功业，并流传给后代。这样的不可更改之制，应当以先圣为法，详细依照经史。况且从二汉到魏、晋，历代儒者贤哲，从未听说乐器尺度依经制作却声音调和失误。臣等共同商议，请命臣刘芳依照《周礼》重新制作乐器，完成后召集群臣议论并呈奏，采用其中最好的方案。”诏令说：“可以。”刘芳上书尚书说：“关于歌词和乐音的协调，本来就不是臣所通晓的；况且国家大事，也不能由几个人决定。现在请求再次召集朝廷贤士，众人辨别是非，明确取用典籍依据，借助元凯来作裁决，然后再营造制作。”高肇及尚书邢峦等上奏表示同意，诏令说：“可以。”于是由刘芳主持修造。当时扬州百姓张阳子、义阳百姓兒凤鸣、陈孝孙、戴当千、吴殿、陈文显、陈成等七人，颇为通晓雅乐正声、《八佾》、文武二舞、钟声、管弦、登歌的声调，刘芳都请求命令他们教授学习，并参考他们来辨别是非。永平三年冬，刘芳上奏说：“观察古代帝王，没有不依据功业、象征德行来制定舞名和各种乐章的。如今想要教授文舞、武舞，施用于郊庙，请共同制定二舞的名称。臣私下观察，汉、魏以来鼓吹曲也不是一成不变地相承，今天也应当制作新曲，以宣扬皇家的德行美善。”诏令刘芳与侍中崔光、郭祚，黄门游肇、孙惠蔚等四人共同议定舞名和鼓吹诸曲。同年冬，刘芳又上奏说：“臣听说音乐能够感应万物、移易风气，讽谏百姓、改变习俗；先王借此教化百姓，商汤、周武王也借此修订乐章、彰明功德。晋氏失去政权，中原纷乱。刘聪、石勒凭一时的奸雄之势，在魏、赵之间跋扈；苻坚、姚氏凭部帅强豪之势，在关中、关西徘徊。于是礼制败坏、音乐毁废，废弃后无人治理。大魏顺应时运开启国运，拥有天下，虽然每日事务繁忙，仍常把礼乐放在首位。古乐残缺，四处询求也无从获得，所以近年以来创制的不止一种，但考察经史，常常违背典制。于是使铿锵的礼乐不能完备施用于郊庙，鼓舞的仪式也仍缺少于朝廷殿陛。臣忝居宗伯之职，掌管礼乐，因此上仰惭愧、下也羞惭，不能安处。自今年春季奉旨以来，蒙赐命令广泛采集经传，重新制作金石乐器，并教授文舞、武舞以及登歌、鼓吹诸曲。如今刚刚校订完成，谨依照前次诏敕，邀请公卿和当时的儒学俊彦共同讨论始末，没有人能够提出不同意见。谨此上报，请与旧制一同呈上比较。如果臣等所制作的形制符合古制，敲击、拊击能够合乎节拍，那么元日大宴时就应当陈列使用。如今一年将尽，三朝也已不远，请允许臣与本曹尚书及郎中率领属官呈奏试演。如果蒙准许，请下诏裁定。”诏令说：“舞可以使用新的，其余暂且仍用旧制。”于是鼓吹杂曲的制作便停止了。起初，御史中尉元匡与刘芳等人争论钟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元匡又上奏此事，太师、高阳王元雍等上奏请求停止讨论。此前，有个叫陈仲儒的人从江南归附魏国，颇为熟悉音乐之事；他请求依照京房的方法，设置准器来调和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关官员询问具体情况。陈仲儒说：此前奉符命询问：‘京房用准器确定六十律，后来虽然还有保存，但通晓它的人很少。到了熹平末年，张光等人仍不能确定琴弦的松紧和声音的清浊。仲儒是从哪位老师那里学习的，又出自什么典籍，竟说自己能够通晓？’臣陈仲儒在江左时，曾经学习弹琴，后来又读过司马彪撰写的《续汉书》，看到京房的准术，其中的数目明白清楚，而张光等人却不能确定。臣不自量力，私下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竭尽愚思，钻研了很久。虽然还不能测知其中的精妙关键，但对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权衡和历法都出自黄钟；即使制作律管、考察气候，史经中也有完备记载，但气有盈虚，黍有大小，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若不是律管应合时令、声音能够验证吉凶，是非的根源确实也难以确定。这不是仲儒浅薄的见识所敢妄谈的。至于准器，本来是用来代替律吕的，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宫商就容易辨别。如果尺寸稍微长一些，六十律的宫商都会相对略浊；如果分数稍微短一些，六十律的徵羽大多都会略清。说到根本，确实只是细微差别。至于清浊相互宣发、歌声与管乐协调，都可以达到相应合拍。即使积累黍粒来验证气、取得声音的根本，要使清浊协调，也还需要有方法。如果熟悉准器的原理，就能辨别五声清浊的韵律；如果精通琴术，就能了解五调调音的方法。参照这两条途径来调匀乐器，自然就会和谐，不会互相侵夺声序。如果不钻研这些，必然会出现差错。

译查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在辟雍举行礼仪，演奏应钟，开始恢复以黄钟为宫的乐制，乐器随着每月的律吕变化。这说明十二律必须依次充当宫音，而商、角、徵、羽则按类别随之配置。考察调声的方法，宫、商应当用浊音，徵、羽应当用清音。如果公孙崇只依据十二律的声音，便说十二律轮流作宫、清浊都足够，那么他不仅没有掌握五调调校乐器的方法，连五声的次序也不够正确。为什么呢？黄钟是声音和气的本源，它的律管最长，所以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宫与徵便相顺。如果调和八音，仍须错综采用各种声音，配合成美妙的乐曲。如果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徵，那么徵音浊而宫音清，虽有其韵，却不能成曲。如果以夷则为宫，那么十二律中只有中吕可以作徵，商、角、羽都没有相应的韵。如果以中吕为宫，那么十二律中完全没有可取的配置。为什么呢？中吕是十二律的终极，也是变律的开始。依照京房的书，中吕为宫，就应当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才有韵。而公孙崇以中吕为宫，却仍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怎么能够协调呢？” 陈仲儒认为，调和乐器、修饰五声，离开准器就不能达到精妙。如果像严嵩父子那样，单凭内心欣赏声音的清浊，事情就很难办。若依照所考察的尺寸制作准器，调节琴弦的松紧，声音的清浊就可以凭意会推知了。只是音声精微，史传记载又简略，旧《志》只说准器形状像十三弦的瑟，隐间长九尺，用来对应黄钟九寸；调校中间的一根弦，使它与黄钟相合。按照这些记载穷究它的声音，却无法辨明准器是否必须设置柱。柱有高低，弦有粗细，其余十二根弦又应当怎样设置？这使得想要掌握它的人一听到就束手无策。又查京房的准器，九尺之内有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有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再把它扩大十倍，那么准器一寸之内也有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这样，准器一分之内还要乘为二十分，再分为小分，用来辨别声音强弱。中间的差别极其急促细微，即使有离朱那样的明察之力，也不能穷尽分辨。虽然如此，仲儒私下曾考验过：把中柱前后移动，使它进入准器通常的尺分范围内，那么相生的韵律自然已经能够相合。分数既然如此微细，乐器就应当制作精妙。准器表面要平直，必须像静止的水面；中间弦上的一根柱，必须与两端临岳等高；上下移动柱时，不能使它离开琴弦，也不能把琴弦抬起。中间弦的粗细，还必须与琴的宫弦相近。中间弦应像琴一样安装轸，用轸调节声音，使它与黄钟的一管相合。中间弦以下，依照数目完整表现出六十律清浊的节度。其余十二根弦，必须像筝一样设置柱。所有弦都要预先张好，使临时不会移动；然后把中间弦上考定的一周声音，量度后记录在十二根弦上。再依照相生的方法依次运行，取得十二律中的商、徵。商、徵确定后，又依照琴的五调调声方法来调匀乐器。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官为主。五调各以一个音为主，然后错综采用其他声音加以修饰，才像锦绣一样美好。以上关于消长变化、调校准器的方法，以及史书中省略的内容，都是出自仲儒的思考。如果事情违背这些原则，声音就不会和谐。仲儒所考究的准器分数精微到那种程度，调定琴弦松紧又艰难到这种程度；而张光等人亲自掌管此事，尚且不知道宫中收藏有准器。既然连这种乐器都不认识，又怎么能把弦安置上去呢？况且燧人氏没有老师传授却学会了取火，延寿没有交束脩拜师却改变了律法，所以说：‘知道的人想要教授却没有从师的途径，内心通达的人能够亲自体会而不必有老师。’如果确实有一丝所得，都会铭记于心，难道一定要经过老师传授才算奇异吗？只是仲儒自己反省，见识浅薄，才力也不够，只能粗略认识音韵，勉强谈说其中的道理罢了。当时尚书萧宝夤上奏说：“金石、律吕的制度和调和方法，自中古以来很少有人能够通晓。仲儒虽然粗略陈述了书中文字，颇有一些说法，但他没有师承，却说出自自己的心意；又说旧乐器不能使用，必须重新制作才能协调。这违背了皇上已经下达的使用旧器的诏旨，擅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轻率地想要制作。臣私下思量，不应当依从他的请求。”诏令说：“礼乐之事，大概不是普通人所能明白的，可以依照你的奏议办理。” 正光年间，侍中、安丰王元延明奉诏监督修造金石乐器，广泛探究古今音乐之事，命他的门生河间信都芳考察计算。正逢天下多难，最终没有制造出来。后来信都芳撰写元延明所汇集的《乐说》和《诸器物准图》二十多项，并为它们作注，却没有能够在乐署考定正声律。普泰年间，前废帝诏令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营造治理金石乐器。永熙二年春，长孙稚、祖莹上表说：臣听说，使上位安定、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好的；移易风气、改变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易经》说：‘先王制作音乐以崇尚德行，并隆重祭祀上帝，使祖先配享。’《尚书》说：‘敲击石磬、拊击玉磬，弹奏琴瑟并歌咏，使祖考的神灵降临。’诗歌表达志意，律吕调和声音，敦厚叙述九族亲亲之情，平正彰明百姓关系；天神因此降临享用祭祀，地神也可以受到礼敬。所以音乐用来象征德行，舞蹈用来象征功业；盾牌和大斧用来比拟功业的形貌，金石乐器用来发扬歌颂。把音乐献于宗庙，神灵便享用它的和声；用于朝廷，君臣便协调他们的志意。音乐合乎时宜的意义真是重大啊！即使沿革因时而不同，盛衰处境各异，周朝承袭殷礼，百世之后也可以由此推知。

译太祖道武皇帝应图受命，光明显赫地居四海，义理符合天道，德行与地理相应；但九种戎事屡次兴起，五礼尚未详备。太宗、世祖光辉相继，恭宗、显祖大大隆盛祖业，但仍在经营四方，无暇制作礼乐。高祖孝文皇帝承接太平的事业，继承无为而治的运数；帝王的谋略已经长远，王者的法度也焕然一新。太和年间命已故中书监高闾草创古乐，高闾不久去世，功业没有完成。高闾死后，已故太乐令公孙崇继续修订遗留事项，十多年后，公孙崇陈奏了他的成果。当时太常卿刘芳认为公孙崇所作的体制有差错，违背古义，请求重新修造，奉诏准许。刘芳又整理综合，过了很久才上呈。当时已故东平王元匡与他共同辩论驳难，各自树立朋党，争论纷纭，最终没有确定。到了孝昌以后，世道处于艰难忧患之中，内部灾难非常严重，外部敌患也越来越多。永安末年，胡人贼军进入京城，焚烧乐库，所有钟器全都落入贼手，其余磬石也都化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诏营造乐器，询问太乐过去在郊丘悬设乐器的方法和宗庙安设乐器的等级。太乐令张乾龟回答说，刘芳所造六格中，北厢黄钟之均实际上是夷则之调；其余三厢宫商不和，共用一支笛，曾施用于前殿，乐人至今还有保存的。又有沽洗、太蔟二格，用于后宫；检验它们的声韵，也仍然是夷则之调，至今还保存着。但刘芳是一代大儒，属于当时文化典章所依托的人，在讨论之日必定考察过古制，也应当有深刻明确的证据。张乾龟的辨说，恐怕是年代久远，乐官失职所致。刘芳早已去世，遗文又已销毁，没有办法再依据查访。臣等谨慎考察《周礼》，依次区分乐制并加以排列。各种音乐中，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蔟为徵，姑洗为羽；如果演奏六次变调，天神就可以受到礼敬。函钟为宫，太蔟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如果演奏八次变调，地神就可以受到礼敬。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蔟为徵，应钟为羽；如果演奏九次变调，人鬼就可以受到礼敬。至于乐器的布置，不能按照相生的次序；两种均调的宫音不同，却都没有商声，并且共同使用一个徵音。《尚书》说：‘我击石、拊石，百兽都随之起舞，八音能够和谐，神与人便能相和。’如果五音不齐全，声音怎么能形成文理；七律不完备，道理就不能形成和韵。八音和谐，其中的旨意却没有人明白。圣人的道理幽深玄妙，精微的言语已经断绝，汉、魏以来一直没有能够制作的人。查《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对齐侯说：‘先王调和五味、和谐五声，是为了平正人的心志、成就政治。声音也像滋味一样，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相互成就。’服子慎《注》说：‘黄钟之均，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悬有十九口钟，十二悬有二百二十八口钟，共有八十四律。”按照这个意义，才可以进一步考究。现在查《周礼》小胥的职掌和悬挂乐器的制度，郑玄注说：“钟、磬编联悬挂，每编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犍为郡在水边得到古磬十六枚，献上朝廷；汉朝认为这是祥瑞，又依照《礼图》编悬十六枚。正始年间，徐州薛城送来玉磬十六枚，也是一悬所用的乐器。考察太乐署使用的钟、磬，每悬各十四件，不知依据什么。魏代侍中缪袭说：《周礼》用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总合奏乐，以招致鬼神。如今的乐官只是知道古代有这种制度，却没有人能够明白它。又说：乐制已经亡失，汉成帝认为《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用来具备四代之乐。演奏黄钟，舞《文始》，用来祭祀天地；演奏太蔟，舞《大武》，用来祭祀五郊、明堂；演奏姑洗，舞《武德》，巡狩时用来祭祀四方山川；演奏蕤宾，舞《武始》《大钧》，用来祭祀宗庙。祭祀圜丘、方泽以及群庙合祭时，可以兼用四代的乐舞。汉代还有《云翘》《育命》之舞，已经没人知道它们的来源，汉代用来祭天。魏代又把《云翘》兼用于祭祀圜丘天郊，把《育命》兼用于祭祀方泽地郊。如今这两种舞已经失传很久，再没有人知道。臣等谨依照高祖制定的尺度，依据《周官》《考工记》中凫氏制作钟鼓的尺寸比例、磬氏制作磬的形制方法，以及《礼运》所说五声十二律循环相为宫的意义，以律吕作为标准，奏请制定制度、规划营造。依照魏、晋所用四厢宫悬制度，钟、磬各悬十六件，埙、篪、筝、筑的声韵分别区别。大约治理了三年，到此时才开始完成；五声有节度，八音没有差错，笙与镛协调和合，彼此不侵夺声序。元日完备陈设，百官都确实看到了。虽然还没有完全达到万古以来的美盛遗迹，确实是一时的盛大事业。我私下考察，古代贤明的帝王制定礼制、创作乐舞，各有不同的名目：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创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是尧、舜乐舞的不同名称，《大夏》《大濩》是禹、汤乐舞的不同称号；周代称《大武》，秦代称《寿人》。自从焚书、学术断绝以后，旧有典章毁灭，再也没有可以遵循的依据。汉高祖时，叔孙通借用秦代乐人制定宗庙乐章，在庙门迎神时演奏《嘉至》，皇帝进入庙门时演奏《永至》，登堂歌唱两遍后，再演奏《休成》，这些都是叔孙通创作的。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又有《房中祠乐》，是高祖的唐山夫人所作。孝惠帝二年，命乐府令夏侯宽整备箫管乐器，改名为《安世乐》。高祖庙中演奏《武德》《文始》《五行》三种舞，孝文帝庙中演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四种舞，孝武帝庙中演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四种舞。《武德》是高祖四年创作的，用来象征天下人乐于归附自己，施行武力以平定祸乱；《文始舞》本是舜的《韶舞》，高祖六年改名为《文始》，用来表示不袭用旧名；

译《五行舞》本是周代的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改名为《五行》；《四时舞》是孝文帝创作的，用来表明天下安定和谐。孝景帝把《武德舞》改为《昭德》，孝宣帝又把《昭德舞》改为《盛德》。光武帝庙中演奏《大武》，各代皇帝庙中都演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到了刘氏不再享祀、当涂氏兴起时，魏武帝庙的乐舞改称《韶武》，采用虞舜的《大韶》和周代的《大武》，总名为《大钧》。曹魏失去天下，司马氏乘机兴起，晋代的乐舞改名为《正德》。自古以来，帝王没有不沿袭前代而有所增损的，乐舞的美称也各有区别。可是我大魏统治天下一百三十年，乐舞至今还没有正式定名，这不是用来广泛宣扬皇帝的威风、彰明功德、赞美盛大功业、给后世留下无穷典范的办法。考察现在后宫宴会和五郊祭祀，都使用两面悬挂的乐器，详细考察先代诏令，实在大有错误。古礼规定：天子使用宫悬，诸侯使用轩悬，大夫使用判悬，士使用特悬。皇后的礼数、德行都与王者相合，作为名位和礼器依据的身份，难道能同大夫一样吗？《孝经》说：‘尊奉父亲，没有比让他配享上天更大的礼。’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也就是配享五方精帝。《礼记·王制》说：‘日常的菜肴不能超过祭祀用的牲畜，燕居时的服装不能超过祭祀服装。’《论语》说：‘禹住简陋的宫室，把力量全部用在疏通沟渠上。’又说：‘厌恶粗劣的衣食，却把礼服做得精美。’怎么能有宫殿庭院的乐舞超过天地祭祀的规格呢！礼制一旦失误，差别就会远达千里。汉孝武帝东巡狩并举行封禅后，回来在甘泉祭祀泰一，在汾阴祭祀后土，都使用完整的乐悬，说明不应有所减省。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元孚、臣祖莹等上奏请求制造十二悬，六悬刚完成，接着又继续营造，不久蒙受诏旨，改为判悬。如今六悬已经完成，臣等考虑钟磬各四架，钣、鐏等乐器相配，十六格的宫悬已经足够。现在请求再营造二悬，合计八悬，就是两套宫悬了：一套置备在太极殿，一套陈列在显阳殿。今后圜丘、方泽、上辛、四时五郊、社稷等祭祀，即使日期有冲突，也可以交替使用，不会缺少。孔子说：周代的礼制通行四方，礼乐彼此贯通。《左传》说：‘鲁国有禘祭的乐舞，宾客祭祀时使用它。’这样看来，天地祭祀和宗庙祭祀使用同一种乐舞，已有明确的证据。至于升、斗等量器和权量，当时还没有确定，请立即刊定校正，作为永久的标准。周代保存六代乐舞，《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祀和宗庙，各有不同用途；只是年代久远，随着时代变迁而散失残缺。汉代只保存虞舜的《韶》和周代的《武》；魏代改为《武始》《咸熙》，综合错杂各种声调，作为一代的礼乐。晋代没有重新制作，只改名为《正德》。如今圣朝的乐舞还没有定名，舞人的冠服也没有标准，只称作文舞、武舞而已。依照魏景初三年以来的服制，祭祀天地、宗庙时，武舞执干戚，戴平冕、黑介帻，穿黑色衣裳、白色领袖，内穿绛色领袖中衣，穿绛色合幅裤袜和黑色皮鞋；文舞执羽龠，戴委貌冠，服装与上面相同。在宗庙庭院演奏时，武舞戴武弁、赤介帻，穿生绛袍、单衣，衣领和袖子用练，内穿皂色领袖中衣，穿虎纹彩绘合幅裤、白布袜和黑色皮鞋；文舞戴进贤冠、黑介帻，穿生黄袍、单衣和白色合幅裤，其他服装与上面相同。这些制度魏、晋相沿，承袭使用而未曾改变。古代神室各自分开，所以歌声乐曲各不相同。如今太庙地基相连、屋栋相接，乐舞同时演奏，在道理上是可以相通的。自从中原遭受烦乱丧亡，晋室流离播荡，永嘉年间以后，旧有典章便湮没了。太武皇帝攻破平定统万，得到一套古雅乐，包括正声歌曲五十曲，乐工和技艺世代相传，间或还加以使用。自从高祖迁居以后，到世宗去世，内外事务繁多，礼乐器物还没有完备。如今所有的《王夏》《肆夏》等二十三曲，还能演奏，足以阐明历代圣君的美好遗风，宣扬盛大功业和累世相承的美德。伏惟陛下仁德上达先皇，义行光照后代，道与玄理相合，功业隆盛、国运昌盛，思考遵行典章，留心制度法度，使尧舜的淳厚风俗复归，使文王、武王的疆土恢复，修饰天地的仪则法度，把百姓纳入福地。道德兴盛安泰，乐舞创制新的声调，天地各得其宜，这些都将在今日实现。乐舞的名称，恳请陛下下诏裁定。臣等以愚昧之才参与议论、请教圣道，在呈给御前之日，更加惶恐。诏令说：‘把乐舞名称交给尚书省广泛议论后上报。’ 这一年夏天，召集群臣议论此事。祖莹再次议论说：‘乐是用来承接神灵、沟通教化的，舞是用来象征万物、彰显功业的；钟磬等金石乐器传播风声，丝竹乐器伸展歌咏。祭祀天、地的道理，即使百世以后也能知晓；奉事神灵、养育百姓的原则，经历千年也不会昏暗。因此黄帝创作《咸池》之乐，颛顼有《承云》之舞，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周称《大武》，秦称《寿人》，汉称《大予》，魏称《大钧》，晋称《正德》。虽然三统交替变化，五行之运代代更替，但没有不是前后相承地创作、名称各有区别的。大魏的道德与天地人三才相合，教化清明遍及四方，世代承载德业，累叶接续光明；有时凭文教兴国，有时凭武功平乱，功业完成、政治安定，正在于此。等到当今皇帝飞龙在天、重新建立基业，天命焕然一新，文字车轨统一，典章法令没有二致，天地万物平均承载，仁德恩泽遍及四海，五声有序，八音和谐，乐舞名称应当详细确定。考察周代兼用六代乐舞，各种声律的施用都有次序。学术灭绝以后，经书礼制散失，汉代以来保存下来的只有两种舞。’ 请把《韶舞》定名为《崇德》，把《武舞》定名为《章烈》，总名为《嘉成》。汉代乐章说：‘高高张设四面乐悬，神灵前来享用祭品。’宗庙中既然如此设置，显然应当使用宫悬。五郊的天神尊贵胜过人鬼，六宫属阴的极尊之处，体制也与至尊相同，按道理不应降低规格，都应使用宫悬。舞人的冠服制度都依照旧式制定。这样或许可以光大赞美宏伟功业，宣扬伟大事业。’录尚书事长孙稚以下六十人共同议论并上奏。诏令说：‘君王功业完成便制作乐舞，政治安定便制定礼制，以“成”为名，确实没有什么不妥。况且六代乐舞都以“大”为名，现在可以按照古制定名为《大成》。凡是音乐以舞为主，所以执干戈还是执羽龠，礼制上并无区别，只依旧称作文舞、武舞。其余依照所议。’

译起初，侍中崔光、临淮王元彧都曾创作郊祀、宗庙歌词，却始终没有施用；乐工传习旧曲，又加上讹误，已经完全没有章法句读。后来太乐令崔九龙对太常卿祖莹说：‘声音有七声，调式有七调，把现在的七调配合七律，从黄钟开始，到中吕结束。古今杂曲随着调式演奏，将近五百曲。恐怕各种曲名以后会散失，现在特意逐条记录，保存到乐府中。’祖莹依照这些记录上奏。崔九龙所记录的乐曲，有雅乐，也有郑声，至于民间歌谣、四夷杂歌，只记下它们的声调曲折罢了，不能知道原本的意思。曲名又多有错误，没人知道由来，只随着它们是淫声还是正声而取名。乐署如今所见传习的曲目，其中还遗漏了一些，至于古雅乐曲，散失的尤其多。当初，高祖讨伐淮、汉地区，世宗平定寿春，收取了当地的乐工。江东所传的中原旧曲，如《明君》《圣主》《公莫》《白鸠》等，以及江南吴歌、荆楚四声，总称为《清商》。宫殿庭院的宴享也兼奏这些乐曲。圜丘、方泽、上辛、地祇、五郊、四时拜庙、三元、冬至、社稷、马射、籍田等礼仪中，所用乐人的人数，各有不同等级。志第十五 食货六 治理国家、经营家庭的人，没有不把粮食和财货作为根本的。所以《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把粮食放在首位；《易经》说‘聚集人民叫作财’，《周礼》用九种职业使万民各尽其职，用九种赋税征收财物。因此古代贤明的帝王无不慎重地授予百姓农时，致力于农业、重视粮食，亲自耕种千亩籍田，并征收九州贡赋。况且一个男子不耕田，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到饥寒。饥寒逼身，不能保全自己的孩子，便抢劫偷盗而触犯法律，甚至丧失生命。追究事情的由来，这是王政把百姓逼入了困境。只要在百亩田地以内不耽误农时，改良田地，减轻赋税，百姓就可以富裕。吃饱而且富裕之后，仁义礼节就会产生，这也就是所说的衣食充足便懂得荣辱。晋朝末年，天下大乱，百姓的生路断绝，有的死于战争，有的死于饥荒，侥幸存活下来的，大概只有十分之一二。太祖平定中原，接手的是丧乱造成的弊病，战争接连发生，百姓荒废农业。当时战事虽然繁多，但筹划治理首先以粮食为根本，命东平公元仪开垦河北，从五原到棝阳塞外设置屯田。起初，登国六年攻破卫辰，收得他的珍宝、牲畜，其中名马三十多万匹，牛羊四百多万头，逐渐增加了国家的财用。平定中山后，把官吏、百姓以及徒何部族人和工艺伎巧之人十多万家分批迁来充实京城，分别发给耕牛，按人口授予田地。天兴初年，确定京城辖区，东至代郡，西到善无，南至阴馆，北达参合，作为京畿内的田地；在四方外围设置八部帅进行监督，劝勉督促农耕，考核收成，以定优劣。又亲自耕种籍田，为百姓做表率。从此以后连续多年大丰收，每匹田地收获八十多斛。当时战争没有停息，虽然年年丰收，仍不足以长期供养军国。太宗永兴年间，水灾、旱灾频繁，诏令挑选出宫中不应侍奉皇帝的宫人以及不从事劳作、技艺的宫人，其余宫人都放出赏赐给鳏夫。神瑞二年，又遇到歉收，京畿以内道路上到处有因饥饿而流亡的人。皇帝因饥荒将要把都城迁到邺地，采用博士崔浩的计策才停止。于是把特别贫困的人分批迁到山东就食。命令有关官员劝勉督促留下务农的人说：‘前代的记载说，人生在于勤劳，勤劳就不会贫乏。平民不蓄养牲畜，祭祀就没有牲畜；不耕田，祭祀就没有黍稷；不种树，死后就没有棺材；不养蚕，穿衣就没有丝帛；不纺织，丧服就没有粗麻。教导百姓从事三农，便能生产繁殖九谷；教导经营园囿，便能培育草木；教导虞衡管理山泽，山林水泽便能出产材物；教导管理薮牧，鸟兽便能繁殖；教导百工，便能修整制成器用；教导商贾，便能使财货流通充裕；教导嫔妇，便能治理丝麻；教导臣妾，便能勤力服役。’从此百姓都努力勤劳，所以连年丰收，畜

译牧业也日益繁盛。泰常六年，下诏规定，六部百姓养羊达到百口的，征调戎马一匹。世祖即位后，开拓四方，因为五方百姓各有自己的禀性，所以修明他们的教化而不改变其风俗，统一政令而不改变其适宜之处，接受各地贡赋来充实仓廪，收取各地货物来充实府库；又在每年应时取得鸟兽中可供祭祀和膳食使用的，送入膳府。在此以前，禁令和户籍管理十分疏漏，百姓多有逃亡隐匿。天兴年间，下诏搜集各类漏籍户，命令他们缴纳纶绵。此后，各地把逃户登记为细茧、罗谷等户的很多。于是杂营户帅遍布天下，不隶属于郡守县令，赋役征收不周全，户口也混乱。始光三年下诏全部废除这种设置，把他们归属郡县管理。神龟二年，皇帝亲自统率六军，攻取广漠地区。分别命令各位将领追击蠕蠕，东到瀚海，西接张掖，向北越过燕然山，大败蠕蠕，俘获其部落以及马、牛和各种牲畜、地方物产，数量以万计。后来又派成周公万度归向西征伐焉耆，焉耆王鸠尸卑那单骑逃往龟兹，举国臣民背负钱财、怀抱货物，一时投降归附，缴获奇珍异宝和珍玩数以巨万计，骆驼、马匹及各种牲畜多得数不清。万度归于是进入龟兹，又获得当地奇异珍贵之物一亿以上。当时边远地区尚未全部平定，皇帝屡次亲自驾车出征，把政务交给恭宗处理。真君年间，恭宗下令修明农业官职和农事教化，事情记载在《帝纪》中。此后几年，军国所需便充足了。高宗时期，牧守一类的官员大多贪图货利。太安初年，派二十多批使者巡视天下，观察风俗，了解百姓的疾苦。诏令使者察看各州郡开垦田地、饮食衣服、乡里的虚实、盗贼劫掠、贫富强弱等情况，并据此处罚官员。从此牧守大多改掉了过去的弊病，百姓得以安定地从事本业。自太祖平定中原、世祖平息祸乱以来，收获的珍宝使府库充盈。和平二年秋，下诏命中尚方制作黄金合盘十二具，每具直径二尺二寸，用白银镂刻，以玫瑰石镶嵌。盘上的铭文说：‘九州进献贡物，异域前来朝见，于是制作这些器物，错杂采用各种珍宝。借用紫金为材，镂刻白银为饰，形制仿佛承载天地，吐露光辉、蕴含真质。纹理纤细，质地华美，仿佛化成神物；皇帝使用它，万种福气都焕然更新。’这一年冬天，下诏从内库拿出绫锦布帛二十万匹，命内外百官分曹进行赌射。和平四年春，下诏赏赐京城百姓中七十岁以上的人，由太官供给膳食，终身如此。显祖即位后，亲自实行俭朴素约，给公卿作表率，思考救济和增益百姓的办法。天安、皇兴年间，连续多年大旱，一匹绢只值一千钱。刘彧在淮北的青、冀、徐、兖、司五州宣布叛乱并请求投降，显祖命将领率军援助。军队到达那里后，青、冀二州又怀有二心，魏军进军包围，几年后才攻下。山东百姓都勤于服兵役、运送军需，皇帝对此深为挂念。于是根据百姓贫富，制定租税运输三等九品制度。京城千里以内缴纳粟，千里以外缴纳米；上三品户送入京师，中三品送入其他州的重要仓库，下三品送入本州。在此以前，太安年间，高宗在通常赋税之外又征收十五种杂调，颇为繁重，打算将其免除。尚书毛法仁说：‘这些是军国所需的资用，现在突然全部免除，臣愚昧地认为不可。’皇帝说：‘如果让土地的产出没有穷尽，让百姓的力量不被耗尽，使百姓有余，我难道会不足吗？’于是免除了这些杂调。不久，又恢复像以前一样征调，到这时才最终废除。从此赋税稍微减轻，百姓又富足起来。旧制度规定，民间织造的绢、布，幅宽都是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为一匹，六十尺为一端，命令百姓按此供服用。后来逐渐变得滥劣，不符合尺寸。高祖延兴三年秋七月，重新制定严格制度，命令一律符合原来的规格，违犯者按情节轻重分别治罪，有关官员不加检查监察的，与违令者同罪。

译太和八年，开始按照古制给百官分定俸禄，依品级各有差等。在此以前，天下各户按九品混合征调：每户缴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另外缴纳帛一匹二丈，交给州库，供给赋税以外的费用。到这时，每户增加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作为官府官员的俸禄。后来又增加调外帛，达到二匹。所说的赋物，都依各地出产而定。司、冀、雍、华、定、相、秦、洛、豫、怀、兖、陕、徐、青、齐、济、南豫、东兖、东徐十九州，进贡绵、绢和丝；幽、平、并、肆、岐、泾、荆、凉、梁、汾、秦、安、营、豳、夏、光、郢、东秦诸州，司州的万年、雁门、上谷、灵丘、广宁、平凉郡，怀州邵郡以及上郡的长平、白水县，青州北海郡的胶东县、平昌郡的东武平昌县、高密郡的昌安、高密、夷安、黔陬县，泰州河东郡的蒲坂、汾阴县，东徐州东莞郡的莒、诸、东莞县，雍州冯翊郡的莲芍县、咸阳郡的宁夷县、北地郡的三原、云阳、铜官、宜君县，华州华山郡的夏阳县，徐州北济郡的离狐、丰县、东海郡的赣榆、襄贲县，都以麻布充作赋税。太和九年，下诏把天下百姓的田地平均授给他们：凡男子十五岁以上，授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按照良民的标准授田。每个成年男子配一头耕牛，授田三十亩，最多四头牛。所授田地通常加倍，实行三年轮耕的田地再加倍，用来满足耕作需要以及归还、重新授田时的增减。凡百姓到了应当征课的年龄就授田，年老免除征课以及本人去世时，就要归还田地。奴婢和耕牛按实际有无办理归还和重新授给。凡桑田不在归还和重新授给的范围内，只计入加倍授田的份额。即使超过份额，主人去世时也要归还，不能用来充抵露田的数额；露田不足时，用露田补足加倍授田的数额。各类最初接受田地的人，成年男子一人给田二十亩，督促其在余地种植桑树五十株、枣树五株、榆树三根。不是适宜种桑的土地，每个成年男子给田一亩，依法督促种植榆树、枣树。奴婢各按良民的标准办理。限定三年种完；三年内种不完的，夺去尚未种完的那部分土地。在种桑、榆树的土地中，分种其他果树，或者多种桑树、榆树的，不加禁止。凡应当归还的田地，不得种桑、榆、枣和其他果树；种植的按违犯命令论处，土地收入归入应归还的份额。凡桑田都作为世代相传的产业，终身不归还，永远按现有的人口占有。桑田有余的，不再授给也不再归还；不足的，依法授给树苗。多出的可以卖掉，不足的可以买入所缺部分；不得卖掉属于自己的份额，也不得买超过应得数量的部分。凡出产麻布的地区，男子以及应服课役者另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民标准办理，全部按照归还和重新授田的办法执行。凡全户中有老幼、残疾而不能授田的人，年满十一岁以上者以及残疾者，各授给半个男子的田地；年过七十岁的人不归还所授田地；守志不改嫁的寡妇，即使免除课役，也授给妇人应得的田地。凡归还和重新授给民田，一律在正月办理。如果刚授田本人就去世，以及买卖奴婢、耕牛的，都要到第二年正月才能办理归还和重新授田。凡土地广阔、人口稀少的地方，官府按照百姓力量所能达到的程度，借给百姓土地耕种。凡服役而居住在当地的人，依法封授土地。凡土地狭窄的地方，有新增成丁者应当授田却不愿迁徙的，就把他家桑田作为正田份额；仍不足的，不再给加倍田；还不足的，就在家内各人份额中分别减去一部分。没有桑田的乡里也按此办理。愿意迁徙的，听任其迁往空荒之地，不限于本州本郡，但不许逃避劳苦而专门选择安逸之处。土地足够的地方，不得无故迁移。凡百姓新建居所，三口人给地一亩作为住宅用地；奴婢五口给地一亩。男女十五岁以上的，按照住宅地份额，每口督促种菜，占地五分之一亩。凡一人的田地份额，正田只能连着正田，加倍田只能连着加倍田，不得隔越别人的田界。新增成丁授田时，一律就近授给。若同一时间一起授田，先给贫困者，后给富裕者。再加倍的田地，也按这个办法办理。凡被远方流放、贬谪而没有子孙的，以及绝户人家的房屋、宅基地、桑树、榆树，全部作为公田，用来授给和收回。办理授受时，先给他们的亲属；尚未授出的期间，也可借给他们的亲属耕种。凡治理百姓的官员，各按所在地方授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官员更替时相互交付。私自出卖的，依法律治罪。魏初没有设立三长，所以百姓多依附豪强而逃避户籍。依附者都不承担官府的劳役，豪强的征敛反而比公赋多一倍。太和十年，给事中李冲上奏说：‘应当依照古制，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长官选取乡里中强健谨慎的人担任。邻长免除一夫的赋役，里长免除二夫，党长免除三夫；免除的仍须承担征戍，其余与百姓相同。三年没有过失的，提拔任用，每次提升一级。百姓的调，一夫一妇缴帛一匹、粟二石。百姓十五岁以上而未婚的，每四人缴纳一夫一妇的调；奴婢中能耕田的、婢女中能纺织的，八口抵未婚者四人；耕牛二十头抵奴婢八口。出产麻布的乡里，一夫一妇缴布一匹，下至耕牛，也按此递减。大致每十匹中，工调占一匹，调外费用占二匹，内外百官俸禄占三匹，其余是杂调。百姓八十岁以上，允许有一个儿子不服役。孤儿、独居者、残疾老人、重病者以及贫穷不能自存的人，由三长轮流供养。’ 奏书上报后，各官员共同议论，称赞此法好的人很多。高祖采纳了它，于是派使者推行。又下诏说：‘根据土地情况错杂征收贡赋，是为了使有无相通；按照井田、乘马之制确定赋税，是为了使劳逸均衡。有无相通，百姓的财物就不会匮乏；劳逸均衡，人们就乐于从事本业。这是自古以来的常道。邻、里、乡、党的制度，来源已久。这样做是想使风俗教化容易周遍，逐家逐日都能看见，以大督小，由近及远，就像身体支配手脚、树干统摄枝条一样；然后户口计算平均，仁义兴起，争讼止息。因此三种典章所说相同，随着时代有盛有衰；二种监察制度的施行，也随时增减。所以郑国子产恢复丘赋之法，邹人献上什一而税的制度。虽然轻重不同，但在当时都适宜。自古以来，各州户口登记不实，包藏隐匿漏报，废弃公法而图私利。富强者兼并土地还有余，贫弱者连糊口都不足。赋税一律相同，不分轻重；劳役同样征发，不分人口多少。虽然建立了九品标准，但肥沃与贫瘠的土地还没有得到调节；虽然设立均输的法则，但各地养蚕纺织仍没有区别。这使淳厚的教化不能建立，民情日益苟且浅薄。我常常想到这些，实在深为感慨。如今革除旧制、实行新法，建立里党制度，各地牧守应当向百姓说明，使他们懂得去掉烦琐、趋于简易的要旨。’ 起初，百姓都认为这不如沿用旧制，兼并土地的豪强富户尤其不愿意。制度施行以后，户籍计算所得比过去增加了十多倍。于是天下都安定接受了它。

译太和十一年，大旱，京城百姓饥饿，又遇到牛疫，公私都缺乏物资，当时有时用马、驴以及骆驼来供驾车、耕作和运输。下诏允许百姓迁往丰收地区。出发的人十五六岁，道路上给粮供给；到达目的地后，由三长供养。派使者不时巡察。留下务农的人，都命主管官员审核登记，开仓赈济借贷。对于特别不能自存的人，全部查验集中起来，在道路交叉处熬粥，救济他们的困苦。然而主管官员没有认真监督察访，郊外和近郊一带有很多人被饿死。此时太平日久，府库充盈，诏令把御府的衣服珍宝、太官的杂器、太仆的车马器具、内库弓箭刀矛中的十分之八，以及外府衣物、缯布、丝絮等各项供国家使用的物品，拿出大半赏赐给各官署，下至工匠、商人和皂隶，远及六镇边防士卒；京畿内的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者、贫困残疾老人，也都按等级得到赏赐。太和十二年，诏令群臣寻求安定百姓的办法。有关官员上奏说：‘请把各州郡通常赋调的十分之二，以及京都度支每年用度以外的余粮，分别设立官署管理，丰年买入储存在仓中，年景歉收时便在原有数量上增加一成向百姓购买。这样，百姓一定会努力耕田来换取绢帛，积蓄财物来换取粮食。官府在丰年便能经常积存，凶年则直接发给百姓。另设农官，从州郡户口中抽取十分之一作为屯民。考察水陆地势适宜之处，确定田亩数，用没收物、赎罪物及杂物买牛，按等级发给屯民，命令他们尽力耕作。每个男子的田地，每年征收六十斛，并核定其应缴正课以及征戍、杂役。实行这两件事，几年之内粮食就会积存，百姓也会富足。’皇帝看后认为很好，不久便施行。从此公私都丰足充裕，即使时有水旱，也不成为灾害。世祖平定统万、安定秦陇后，因河西水草丰美，便把那里作为牧场。牲畜繁殖兴旺，马达到二百多万匹，骆驼将近一半，牛羊则多得无法计数。高祖即位以后，又把河阳作为牧场，常年设置戎马十万匹，用来准备京师军事和警备的需要。每年把河西的牲畜迁到并州放牧，再逐渐向南转移，是想让它们适应水土而减少死亡损伤；而河西的牧畜更加繁盛。正光以后，天下丧乱，于是被各路盗贼抢掠一空。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关官员上奏说，长安骊山有银矿，两石矿石可得银七两；这一年秋天，恒州又上奏说，白登山有银矿，八石矿石可得银七两、锡三百多斤，颜色洁白，超过上等品。诏令两处都设置银官，常令开采铸造。汉中旧有金户一千多家，常在汉水沙中淘金，年终统一缴纳。后来临淮王元彧任梁州刺史，上奏请求停止此事。各地都有铸铁制造农具、兵器的，然而以相州牵口冶炼场的工艺最好，所以常在那里炼铁锻造刀，送入武库。自从魏的德化广被以后，西域、东夷进贡珍贵物品，充满王府。又在南部边境设置互市，以招致南方货物，羽毛、象牙、皮革等物品无论多远都能运来。神龟、正光年间，府库充盈。灵太后曾命公卿以下官员尽力搬取财物，又多次赏赐宫禁内外近侍，耗费无法计数，却不能拿出一件施舍给百姓。自从徐州、扬州归附以后，魏朝仍世代经营江淮地区，于是从中州转运物资来充实边镇，百姓疲于奔走道路。于是命轮番戍守的士兵兴建屯田，又收取内郡的军需物资，与百姓实行和籴，积存起来作为边防储备。有关官员又请求在水运途中就近设置仓库，于是在小平、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八处各设邸阁；军国有需要时，便根据情况从水路运输。从此费用和劳役稍微减少。三门都将薛钦上奏说：‘估计京城以西水运沿线的汾州、华州，以及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每年应缴的绵绢和资麻都折合成公物，雇车雇牛送往京城。道路险峻，人力疲敝，既耗费公家，也损害百姓。大略计算，华州一车，官府支付绢八匹三丈九尺，另有向百姓支付的雇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府支付绢五匹二丈，另有向百姓支付的雇价布五十匹。其余州郡，虽然尚未精确计算多少，但推究远近，应该不会少于这些。现在请求每辆车取雇绢三匹，用来购买木材造船，不必劳烦采伐。计算一艘船，装运十三车；每车取三匹，共三十九匹，用来雇工匠、支付船上杂项器具和食物费用，足够造船。一艘船可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如租用一辆车，官府规定装载四十斛；向百姓支付的雇价，远处五斗粮给布一匹，近处一石粮给布一匹。按百姓实际费用计算，一车布，远处需八十匹，近处需四十匹。造一艘船，预计装运七百石，按雇价应需布一千四百匹。现在取布三百匹，造一艘船并办理船上的其他修造杂事，一艘船可以剩布一千一百匹。’ 另外，凡是造船的地方，都需要锯木工人的劳力，还要削制船材，应按照工程多少，直接从本州郡的门兵中拨给，不必再另行征召。汾州有租调征收地，距离汾州不过一百里；华州距离黄河不到六十里，都命令按路程依旧支付报酬，运送到造船处。船运只到雷陂为止。陆路从雷陂运到仓库，调物用一车雇绢一匹，租车一辆用布五匹，这样对公家和百姓都方便。尚书度支郎中朱元旭计算说：‘功效建立在公事上，救济百姓是根本；政令列于朝廷，滋润国家是首要。因此大禹疏通河道，以通达四方运输的便利；汉代开凿水道，以接纳百川之水。其功绩显著于当时，美名传播于图籍史册。如今考察薛钦的建议，虽然实际成效还没有显现，但其主旨和设想很好。他所说以船代车，是这个策略中最有价值的地方。若使用门兵造船，便会使防御力量有所缺失，不能完全照办。应当命令用雇车所需的物资购买木材、组织制作，以及仓库所需的一切，都用来营办。七月初、十月上旬，命州郡负责纲运的官员到指定地点接受租调，然后交付运输。十车之中，留下四名车夫协助守护。粟帛装船之日，随运输一同送到京城，共同监督谨慎办理；如果有损耗，就加倍征收。河中发生的缺失，专由运司负责。运到京城时，允许当即交纳，不得混杂合并，不能违背通常规制。一定要使交纳的数量足够、接收的数量谨慎，其他事项全依所列办法。考察底柱的险难，号称天险，水流迅疾惊险，千里航行不容易取得成效。然而既然已经陈述了便利之处，就不能随意压制。若成效符合他的主张，就按规定补偿功劳；如果没有效果，就征收补足损失。’

译‘现在刚开始创办，不可以预先设想减省折损，暂且依照请求营造。一年以后，必须查明盈亏费用。每年派御史核查实际情况，如果有违背逾越，另行裁定。’尚书崔休认为，剖开木头制成船只，是上古兴起的办法；开凿渠道以通运输，是中古充分利用水利的办法。因此从河、渭漕运，留侯张良认为是伟大的谋略；在蜀、汉地区用连船运输，郦生称赞为值得称道的事。哪里只是张纯的奏议在东都受到赞美、陈勰的功劳在晋代被推重呢？它带来的利益，由来已久。考察薛钦所列举的办法，确实符合实际；郎中的筹划，也把公私利益考虑得很周全。但是水路能够通达的地方，无论远近都应当利用；只要有利于公私，就不应局限于前面所说的地方。过去有人远道开通褒斜道，以便利关中的漕运；向南通达交州、广州，以增加京城和洛阳的物资。何况漳水、洹水道路平坦，黄河、济水水流平缓，却不把它们同样利用来减少烦劳、取得巨大收益吗？况且鸿沟引水连接宋、卫，史书明确记载；讨伐虏寇时疏通水路连接幽、冀，古迹也完整存在。水运和车运所节省的费用，实际差别很大；水陆两路的难易，所需人力物力也不相等。过去我任职东州，亲自经过关隘，亲眼见到实际情况，因此其中的损益不能相提并论。请凡是能够通水运的地方，都应一律采用这种办法。即使有五百里、三百里的距离，车运到水边，核算利益和节省，仍然不少。薛钦所列的州郡，应依请求兴造。东路各州都先开通水运，今年的租调全部使用船运；如果船数不足，暂且租借船只办理，比起租车运输，必定都能减少损耗。以前尚未通航的地方，应派人勘察，利用农闲月份修治，使水道有条件通行，务必不发生阻塞。这样，征发的人不会太多，获得的益处却很广，一时劳作，长久安定。’录尚书、高阳王元雍，尚书仆射李崇等上奏说：‘漕运的利益古今相同，船运和车运在节省损耗方面，实际差别极大。薛钦所列只是关西一带，如果全国都实行，足以给公家和百姓带来巨大利益。谨慎地参酌计算，详细情形都如前面的筹划，希望征召减少，劳作稍得安宁。如果这个请求获准，必须疏通沟渠使水流通行，于是请求开凿、兴修和修筑。有的地方可以先行开挖治理，有的地方古代水道遗迹还在，可以因袭旧制，所需功力较少。今年冬天的农闲月份，命令把疏浚工作全部完成，到春水上涨时，使漕运不受阻滞。’诏令同意了此事，但最终没有全部实行。正光以后，四方多有事变，又加上水灾旱灾，国家用度不足，便预先折算天下六年的租调来征收。百姓怨恨困苦，无法承受命令。有关官员上奏，请停止按惯例供给百官的酒，计算一年可节省米五万三千五十四斛九升、孽谷六千九百六十斛、面三十万五百九十九斤。四时郊祀、宗庙祭祀和百神群祀，仍按规定供给营办；远方藩国使者和宾客不在停止供给之列。此后盗贼越来越多，各路将领出征，接连奔逃失败，损失的器械、资粮数也数不清，而关西地区损失尤其严重，国库更加空竭。有关官员又上奏，内外百官以及各藩国使客的禀食和肉食都减去三分之一，计算全年可节省肉一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征收京城田租，每亩五升；租借公田的，每亩一斗。又征收市场税，进入市场的人每人一钱；店铺又分为五等，按等级征税，各有差别。庄帝初年，承接丧乱之后，仓库空虚，于是颁行纳粟授赏的制度：输送粟八千石，授散侯；六千石，授散伯；四千石，授散子；三千石，授散男。任职的官吏输粟七百石，赏升一大阶，并授予实职。平民输粟五百石，准许依照门第取得出身资格；输一千石，加升一大阶。没有门第的，输粟五百石，准许取得正九品出身；输一千石，加升一大阶。各寺沙门中，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的，授本州统；没有本州的，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而输往外州郡仓，输三千石的，授畿郡都统，依照州格办理；输粟五百石入京仓的，授本郡维那；没有本郡的，授外郡维那；输粟七百石入外州郡仓、或三百石入京仓的，授县维那。孝静帝天平初年，由于迁民刚刚安置，尚未置办产业，诏令发放粟一百三十万石赈济他们。天平三年夏，又给迁民各发四十日的粮食。这年秋天，并州、肆州、汾州、建州、晋州、泰州、陕州、东雍州、南汾州九州遭受霜灾和旱灾，百姓饥饿流离。四年春，诏令各地开仓赈济抚恤，但死亡的人很多。当时各州征调绢帛不依照旧制，齐献武王认为这会损害百姓，兴和三年冬，请求颁行全国，一律以四十尺为标准。天下人都从中获利。河东郡有盐池，过去设置官署征收盐税盐利。当时撤除官署后，富强之家便独占盐池的使用权，贫弱百姓不能从中获益。延兴末年，又设置监司，根据盐价贵贱调节赋税收入，于是公家和私人都得到利益。世宗即位后，政务崇尚宽松简约，又撤除禁令，让百姓共同使用盐池。国家所需的用度另行制定条款，只取足够的数量而已。此后豪贵之家又乘势侵占掠夺，盐池附近的百姓也常常设置障碍、吝惜不让。强者欺凌弱者，远近都听说了。神龟初年，太师、高阳王元雍，太傅、清河王元怿等上奏说：“盐池是上天储藏的资源，可以资养众生。仰想先朝设置限制，也不是要同平民争夺这点利益。只是盐利出自天然盐池，若取用没有法度，有的豪贵之家封锁保护，有的附近人家吝惜把守，使卑贱而远来的百姓徒然绝望。因此设置主管官司，令其裁量监察，使强弱各方都能兼顾，务必让物资得到合理分配。况且按十分之一征税，从古至今都是逐次征取，所能救济的范围很广。自此盐利流通润泽，远近公平，公私两便，储备增加不少。后来鼓吹主簿王后兴等上奏请求，除供给百官食用的盐二万斛外，每年还要求输送马一千匹、牛五百头。由此推算，所得并不是可以稍微计算的数目。” 后来中尉甄琛上奏请求撤除禁令，诏令交付有关部门讨论。尚书执意上奏说，甄琛的奏议只是空谈时道理很高，实行起来却会造成事务缺失，请仍依照通常的禁令为宜。诏令采纳甄琛的意见。于是围绕盐池的百姓尉保光等擅自加以封护，他们设置障碍、禁止取盐，比官府还要严厉；盐的取用和给予全凭自己，贵贱任由口说。若不是遇到大赦，罪行本应依法推断。仔细衡量，这实在严重违背王法。臣等商议，请依照先朝诏令实行禁令为便。防止奸邪、平息暴乱以及罪责轻重的裁决，也准照先前诏旨办理。所设置的监司，一律依照过去的制度。”于是又设置监官进行监督检查。此后时而撤除、时而恢复，一直延续到永熙年间。

译自从迁都邺城以后，在沧、瀛、幽、青四州境内，靠近海边煮盐。沧州设置盐灶一千四百八十四座，瀛州设置盐灶四百五十二座，幽州设置盐灶一百八十座，青州设置盐灶五百四十六座，又在邯郸设置盐灶四座，计算全年共收盐二十万九千七百二斛四升。军队和国家所需的物资，已经可以得到充分供给了。从魏初直到太和年间，钱币没有流通。高祖才开始下诏令天下使用钱币。太和十九年，铸钱工艺大致完备，钱文为“太和五铢”，诏令京师和各州镇都通行。朝廷内外百官的俸禄都按照绢帛折给钱，每匹绢折钱二百文。各地派遣铸钱工匠备置炉冶，百姓有想铸钱的，准许到那里铸造；铜必须精炼，不得掺杂。世宗永平三年冬，又铸造五铢钱。肃宗初年，京师和各州镇有的铸造，有的不铸；有的地方只使用古钱，不通行新铸的钱币，导致商货不能流通，贸易往来很受阻隔。熙平初年，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说：“臣听说《洪范》所说的八项政事，货币居第二。《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行叫作生长，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帝位；靠什么守住帝位？靠仁爱；靠什么聚集人民？靠财货。’财货，是帝王用来聚集人民、守住帝位、养育众生、顺应上天德行的手段，是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根本。夏、殷的政制，九州进贡金属，以此确定五种货币的标准。周代沿用旧制。太公制定九府管理货币的法令，于是国家货币开始流通，并确定铢、两的标准。齐桓公沿用它，因而称霸诸侯。下及秦始皇、汉文帝，遂有货币轻重不同的情况。吴王刘濞、邓通所铸的钱，收取的利益遍及天下，河南一带尤其多。到了孝武帝，才改铸五铢钱，其中有人毁钱、私铸，随着利益变化而不断改换，所以钱币有大小不同的品类。我私下考察太和钱，高祖留心创制，后来又同五铢钱并行，这是不可废弃的制度。但臣私下听说，君子施行礼制，不要求改变风俗，而是因势制宜，顺应实际加以使用。‘太和五铢’虽然有利于京城市场，却不能进入徐州、扬州的市场。各地土产既然不同，贸易买卖也不同；适合荆州、郢州的，在兖州、豫州一带便会受阻。” 这使贫民陷入更加困苦的境地，也使王道蒙受教化隔绝的指责。永平三年以前，尚书省奏请裁定天下使用不合标准钱币的人。当时奉敕说：‘不通行的钱，虽然有通常的禁令，但在原先已经使用这种钱的地方，暂且可以听任流通，到年末一律令其停止。’延昌二年，徐州百姓贫困，刺史上奏请求使用本地钱币，诏旨准许暂时依旧使用。臣谨考察所谓不通行的钱，律令已有明确规定，指的是鸡眼钱、镮凿钱，此外并没有其他禁令。考察河南各州，如今通行的钱全都不在禁限之内。过去一直严加禁止，臣私下实在疑惑。又如河北各州镇，既没有新铸五铢钱，即使有旧钱也再次禁止，结果钱币完全不能流通，只好专门使用单丝绢、稀疏的布，幅面狭窄、尺寸不足标准，甚至把整匹布帛割成尺来使用，以调剂有无。直到今天，只是徒然增加织机上的劳作，仍免不了饥寒之苦，实在是由于把布帛分割开来，堵塞了钱货流通。这并不是救济受冻挨饿的人、养育百姓的办法。臣谨考察，自古以来钱币品类本来就不一致，前后历代反复更换，没有固定不变的制度。况且钱币之所以称为‘钱’，就是希望它像泉水一样不断流通。臣愚见认为，现在的太和钱、新铸五铢钱，以及各地风俗中便利使用的古钱，虽然大小不同，都应当允许通行。” 钱币贵贱的差别，仍依照当地价格确定。这样希望货物遍通海内，公私都不受阻塞。对于不通行的钱，以及盗铸、把大钱毁成小钱、制作精巧伪劣而不合规格的钱，应当依据律令治罪。”诏令说：“钱币流通已经很久，如今东方还有战事，暂且仍依旧制使用。” 元澄又上奏说：“臣承蒙任职枢衡，希望竭尽心力，常愿货物流通公平，文字、车轨和制度统一。臣谨考察《周礼》，外府掌管国家布帛货币的出入。布就像泉水，收藏时称为泉，流通时称为布。由此看来，钱币的兴起始于统一品类，是希望当世工匠铸造一致，使钱币循环流通而没有穷尽。到了周景王，下及王莽新朝，改铸钱币接连不断，钱币参差不齐，多达百种，于是使相邻地区贸易不合，邻近国家贸易隔绝。臣近来上奏，请求将此事传告天下，依照法式使用钱币。不久奉到诏旨说：‘钱币流通已经很久，暂且依旧使用。’臣再次参酌衡量，认为‘太和五铢’是大魏通行的货币，是不可毁弃的永久标准，难道可以只在京城贸易而不让天下通行吗！只是如今兵马还在郊外，江南边疆尚未统一，东南各州依旧使用旧钱比较便利。至于京城以西、以北境内尚未使用钱币的州镇，推行钱币并不困难，堵塞不用反而违背通行的典制。为什么呢？布帛不能按尺寸撕裂，五谷又有搬运负重的困难；钱币使用时可以串贯相连，不必借助斗斛等量器，也不劳烦用秤尺来校量，实在是救济世务的便利办法。臣认为这是很恰当的。请一并下诏各方州镇，太和钱、新铸五铢钱以及古钱中内外完整无损的，不限大小，一律听任通行。” 鸡眼钱、镮凿钱，按照法律予以禁止。河南各州镇先前使用的钱币，既然已经听任依旧使用，便不在禁断期限之内。只有太和钱、五铢二钱可以使用官府新铸的，其余各种杂钱，一律使用古钱；新铸的钱等，一概共同禁止。各地的钱币，可以在京师通用；在听任依旧使用的地方，与太和钱以及新铸的五铢钱并行使用。如果有人盗铸，罪责比通常法令规定的更重。既然想使物品价格均衡，市场和居民区相安和谐，如果不用严厉的法律加以约束，就无法整肃这些违法行为。诏书旨意一经宣布，仍不遵照使用的，刺史、郡守、县令依照法律治罪。”诏令同意了这项建议。然而河北各州过去钱币本来就少，仍然用其他物品交易，钱币几乎不进入市场。熙平二年冬，尚书崔亮上奏说：“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算每斗矿石可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的矿，每斗可得铜五两；鸾帐山的矿，每斗可得铜四两；河内郡王屋山的矿，每斗可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都是过去的铜官所在地，旧有遗迹如今还在。臣谨考察，铸钱刚刚兴起，用铜的地方很多，既然有利可图，都应当开采铸钱。”诏令同意了。此后流通的钱币，百姓多私自铸造，逐渐变得小而薄，价格和用途也越来越低贱。建义初年，加重禁止盗铸钱币的法令，公布检举盗铸的奖赏规定。到永安二年秋，诏令更改铸钱制度，钱文为“永安五铢”，由官府自行设置炉灶，从九月开始，至永安三年正月停止。官府想提高钱币价格，于是拿出库藏的绢帛，分别派使者到两个市场上加价收购，每匹绢只折钱二百文，而私人市场上仍值三百文。利益所在，盗铸的人更多；伪造精巧的也越来越多，钱币轻重不一，各地州镇使用的也各不相同。

译迁都邺城以后，轻薄而泛滥的钱币尤其多。武定初年，齐文襄王上奏请求革除这些弊端。于是诏令派使者前往各州镇，收取铜和钱币，全部重新铸造，钱文仍旧。可是奸诈逐利的人越过法令谋利，没过多久，钱币又逐渐变得细小轻薄。武定六年，文襄王认为钱文既然是五铢，名称就必须同实际重量相符，应该规定钱币一文重五铢，准许入市使用。计算一百文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其余都依此作为标准。京城两个市场以及天下州镇郡县的市场，各设置两杆秤，悬挂在市场门口；私人使用的秤，都要以市场的秤为标准来确定轻重。凡是私铸的钱，一概不禁止，但必须重五铢，然后才准使用。若进入市场的钱不足五铢，或虽重五铢却掺杂铅、锡，都不准使用。若有人擅自把小而薄的杂钱带入市场，有人检举捕获，所查获的钱全部归检举者。小薄钱若立即禁绝，恐怕人们会交相陷入困乏断绝。京畿以内以五十日为限，外州以一百日为限。群臣商议，都认为当时粮食价格很贵，请等到丰年再实行。皇帝听从了这一意见，于是暂时停止办理。志第十六 刑罚七 天地阴阳既已分判，各类万物便由此产生；五行同时发挥作用，废弃其中任何一行都不行。金、木、水、火、土彼此相生相克。阴阳所孕育的万物，承受元气而显现形体；雷霆使它们振动，云雨使它们滋润；春夏使它们生长，秋冬使它们凋杀并收藏。这就是德政和刑罚的设置，自神明之道起便已经显明。圣人处在天地之间，遵循神祇的意旨。百姓具有喜怒的本性和哀乐的内心，受到感应便有所行动，行动之后又会不断变化。淳厚的教化所陶冶的，是使人趋向淳朴。因此区别衣服章饰，绘制衣冠等级，显示羞耻、申明禁令，使人不敢触犯。后来风气逐渐尖刻，奸诈狡黠开始滋生，所以彰明法令，建立刑罚和奖赏。因此《尚书》说：‘以象征性的刑具明示常刑；以流放宽宥本应受五刑的人；鞭刑作为官府刑罚；扑打作为教化刑罚；用金赎罪作为赎刑；倚仗恶行而屡犯的，施以贼刑；因过失或灾祸造成的罪，可以大加赦免。’舜命令咎繇说：‘五刑各有适用的对象，五种服刑应分为三等处理；五种流放各有安置之处，五种安置又分为三等居处。’夏代刑法中，死刑二百条，膑刑三百条，宫刑五百条，劓刑和墨刑各一千条。殷代沿用夏制，大概有所增损。《周礼》说：建立三种典刑，用来治理诸侯国；以五听审察民情，以八议申明宽宥，以三刺反复审慎。左边设置嘉石，使疲困懒惰的百姓受到惩治；右边设置肺石，使穷困的百姓得以上达。对不知情的可以宽宥，对过失可以宽宥，对遗忘可以宽宥；对幼弱者赦免，对年老者赦免，对愚蠢者赦免。周代的治道衰落以后，穆王年老昏聩，命令吕侯制定祥刑，用来诘问四方，五刑所属的条目便增加了。对于疑难案件，要广泛询问，与众人共同审议；众人仍有疑惑的，就赦免被告；还必须考察罪行大小的类比，然后定案。先王爱护百姓到了这样的程度；刑罚一经确定便不能随意改变，所以君子必须尽心办理。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争相任用威严刑罚，彼此吞并残害。商君拿《法经》六篇，到秦国游说，提出夷灭三族的诛罚，以及彼此连坐的法律。风俗日益衰败浅薄，被称为虎狼之国。到了秦始皇时，终于兼并天下，毁弃先王的典章，制定禁止民间藏书的法令；法律比秋天的荼草还繁多，法网比凝结的油脂还严密，奸诈虚伪一起滋生，穿着赭衣的囚徒堵塞道路，诉讼案件长期积压，监狱多得像集市。于是天下怨恨反叛，十户人家中有九户如此。汉高祖进入关中，免除削减烦琐苛刻的法令，订立三章之约。汉文帝以仁厚治国，审理案件四百起，几乎达到了废置刑罚的境地。汉孝武帝时期，奸邪盗贼日益增多，于是增加法律五十多篇。汉宣帝时，路温舒上书说：“案件审判关系到天下人的性命。《尚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放过有罪的人。’如今审理案件的官吏，并不是不仁慈，只是上下彼此攻击，把刻薄严酷当作明察；处理得深重的人能够获得公正严明的名声，处理得平允的人却常常留下后患。因此，审理案件的官吏都希望置人于死地，并不是憎恨别人，而是使自己安稳的办法在于让别人死亡。人的常情是，安逸时就乐于活着，痛苦时就想到死亡；在捶打刑讯之下，还有什么供词得不到呢？所以囚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编造供词来迎合审讯者。审理案件的官吏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便加以引导，使供词显得明确；向上奏报时害怕被驳回，就反复罗织罪状，使案情周密地符合罪名。” 即使让咎繇来审理，也还会认为犯人死有余罪。为什么呢？因为审狱官可以通过文书罗织罪名。所以天下的祸患，没有比狱讼更深重的了。”宣帝认为这话说得好。可悲啊！狱吏危害百姓，已经很久了。所以说，古代设置狱讼，是为了寻求保全生命；如今设置狱讼，却是为了寻求杀人，不能不慎重。于定国任廷尉时，汇集各项法律，共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涉及一千八百八十二件事；死罪按判例裁决的，共三千四百七十二条；各类判罪时应当采用的条文，合计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律令条文没有大的增减。魏武帝制定《甲子科条》，规定犯用铁钳夹左右脚趾之刑的，改用斗械。魏明帝修改士民罚金的罪罚，废除妇女加笞刑的制度。晋武帝认为魏代制度严峻繁密，又诏令车骑将军贾充召集儒学诸生，删定名例，编为二十卷，合计二千九百多条。晋朝皇室遭逢丧乱，中原一片荒废。魏氏承接历代帝王的末世，又处在天下崩溃离散之后，典章刑法泯灭废弃，礼俗浇薄。自太祖平定乱局、荡涤华夏，到太和年间，才达到官吏清正、政务公平、审决狱讼简省的境地，这就是所谓经过百年之后才战胜残暴、停止杀戮。因此择取其中有关刑事诉讼的事例，编写在这一篇中。魏初，礼俗淳厚朴实，刑罚禁令宽疏简略。宣帝南迁后，又设置四部大人，坐在王庭审决诉讼，以口头约束百姓，刻契记录事情，没有监狱和拷问审讯的制度；各类犯罪者，都临时裁决遣送。神元帝沿袭旧制，没有改革变更。穆帝时，刘聪、石勒颠覆了晋室。穆帝将要平定他们的叛乱，于是加重刑法，常常按照军令办事。百姓乘着宽松的政令，多因违抗命令而获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家陷入衰落，社会惊扰不安。平文帝继承事业，安抚聚集流离失所的百姓。昭成帝建国二年规定：应当判死刑的人，允许其家属献金马赎罪；犯大逆不道罪的，亲族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斩首；男女之间不按礼法交往的，一律处死；百姓互相杀害的，允许向被杀者之家送马牛四十九头以及丧葬器物，以此调解；没有因牵连而拘押审讯、逮捕连坐的罪名；盗窃官物的，按所盗数额赔偿五倍，盗窃私人物品的赔偿十倍。法令明白，百姓安宁。太祖幼年遭逢艰难，历尽险阻，完全了解百姓的真情和伪诈。即位后，亲自实行仁厚政策，协调安抚百姓。平定中原以后，他担心前代刑法网罗严密，于是命三公郎王德删除其中对百姓过于残酷苛急的条文，约束确定科条法令，大力崇尚简易。当时天下百姓长期苦于兵乱，害怕法律而希望安定。皇帝知道这一点，于是以清静无为来镇抚他们，处罚必定从轻，百姓都欣喜拥戴。然而对于大臣坚持法律、不肯宽舍的行为，他并不放任。太祖晚年灾异屡次出现，又身体不适，法纪纲常衰败，刑罚颇为滥用而严酷。太宗即位后，修复废置的官署，体恤百姓隐情，命南平公长孙嵩、北新侯安同审理百姓诉讼，希望各项政务重新有条理。皇帝既已精通各类政务，担任官吏的人渐渐用深文周纳来逃避罪责。

译世祖即位后，认为刑罚禁令过重。神▯年间，诏令司徒崔浩制定律令。废除五年刑、四年刑，增加一年刑。把大辟分为两种死刑：斩首和绞死。犯大逆不道罪的腰斩，亲属同籍者一并诛杀；十四岁以下的男子施腐刑，女子没入县官。杀害亲属的，施轘刑。施行蛊毒的，男女一律斩首，并焚烧其家。施行巫蛊的，背负黑羊、怀抱狗，沉入深渊。应当受刑的人可以赎罪，贫穷的则加鞭二百。京畿以内富裕的百姓到山中烧炭，贫穷的服役于厕所；女子入官府舂米舂草；患有顽疾、不能与常人相当的，守卫苑囿。王官按九品分等，可以用官职爵位抵除刑罚。妇女应受刑而怀孕的，生产一百日后才执行。十四岁以下的，刑罚减半；八十岁以上和九岁以下的，除非杀人，不追究罪责。拷问不得超过四十九下。审理刑狱时，由各部主管官员备具案情，交公车署审问供词，再由三都决定。应当处死的人，由主管部门将案情奏报。因为人死不能复生，担心监狱官不能公平，案件审成后都要呈报，皇帝亲自临狱询问；若没有不同意见和怨言，才处决犯人。各州、各国的大辟案件，都必须先审议报告后才能执行。宫阙左边悬挂登闻鼓，百姓有无处申诉的冤情就击鼓，公车署上奏其申诉。此后皇帝想到百官贪污受贿，应当设法整肃。太延三年，诏令天下官吏和百姓，可以举发告发州牧郡守的不法行为。于是凡是凶暴悖逆的平民，专门寻找州牧、郡守的过失，威胁在位官员，在乡里强取财物。而长官们都降低姿态等待这种告发，只求免罪而不以为耻，贪婪暴虐仍旧如常。当时皇帝多次亲自出征，又巡行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总理百官、代理国政。少傅游雅上疏说：“殿下亲自总揽百官，经营内外政务，天不亮就起身，向国中元老咨询。臣忝居辅弼之职，掌管进谏和匡正。汉武帝时，开始开拓河西以西的四郡，曾议定把有疑罪的人贬谪迁徙。十多年后，边郡充实，又修治农田和戍守，孝宣帝沿用这一办法，使北方归服。这是近世的事例。帝王对待罪人，并不是因愤怒而杀他们，而是希望他们迁移到善处、惩戒恶行。贬谪迁徙的痛苦，本身就是深重的惩罚。只要不是大逆而应判正刑的，其他都可以迁徙；即使全家被迁往远方，也会高兴地上路，终身服劳役，不敢说苦。而且流放到远方、亲人离散，内心或许会思念善行。这样一来，奸邪可以平息，边疆也足以得到充实和防备。”恭宗认为这话说得好，但没有实行。真君六年春，因为有关部门判决法律不公平，诏令所有疑难案件都交给中书省，依照古代经典的义理审议决定。起初盗窃罪的规定是，赃物达到四十匹才判大辟；后来百姓轻慢政令，便加重法律，赃物达到三匹也处死。正平元年，诏令说：“刑法网罗太密，触犯的人反而更多，朕对此深感怜悯。应当详细考察律令，务求适中；有不便于百姓的地方，就加以增删。”于是游雅与中书侍郎胡方回等修改制定律制。盗窃律恢复旧制，又增加故意纵容、知情通报、停止收容以及其他罪名，共三百九十一条。其中门诛四条，大辟一百四十五条，其他刑罚二百二十一条。有关部门虽然增删条文，仍不能把刑法典章阐释清楚。高宗初年，仍遵循旧制。太宗四年，开始设置酒禁。当时年年粮食丰收，士人和百姓多因饮酒导致酗酒争讼，有的甚至议论和攻击主管政事者。皇帝厌恶这种情形，所以一律禁酒；酿酒、卖酒、饮酒都处死。吉事、凶事、宾客和亲属聚会，则开禁，但规定了期限。增加设置内外候官，侦察各部门、外部州镇，甚至让人改换服装混杂在官府寺署之间，以搜求百官的过失。他们追查案件时，有关官吏极力加重拷问逼供，又常常互相诬告逮捕，动辄以不敬罪弹劾。各部门官员收受赃物二丈的都处死。又增加律令七十九章，其中门房诛十三级，大辟三十五条，其他刑罚六十二条。和平末年，冀州刺史源贺上奏说：“除非犯大逆罪或亲手杀人，请免除死刑，贬谪去边疆戍守。”诏令同意了。显祖即位后，废除因口头失误而获罪的规定，开放酒禁。皇帝勤勉于治理政务，内外百官没有不震惧肃敬的。到把帝位传给高祖时，他仍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刑法政令严明，显拔清廉有节操的人，淘汰贪婪卑鄙者。州牧郡守中廉洁的人，往往因此闻名。延兴四年，诏令规定，除非犯大逆、触犯纲纪的罪，都只惩罚本人，废除诛及门房的制度。案件交中书省重新审查后，后来上下任意改变法律，于是停止了这一制度；只有狱案有重大疑难时，才共同评议。此前各部门奏事，常有疑问请求，又有口头传达诏令，有时导致擅自假传。于是无论事情大小，都命令依据律令确定罪名，不得以疑问形式奏报。合乎法令的就批准，不合适的就弹劾诘问，一律依据中书省拟定的墨诏办理。从此各项事务都审查得很精细，下级官员不敢欺骗上级。显祖末年，尤其重视刑罚，谈到通常使用的刑罚时常常感到悲痛。每逢狱案，必定命令重新审问；有些囚犯被关押，甚至多年没有处斩。群臣多次以此进言。皇帝说：“案件积压虽然不是治理国家的正常状态，难道不比仓促处理而滥杀更好吗？人陷于幽闭困苦就会思考善行，所以监狱和福堂可以看作处在同一处。朕希望他们改过悔悟，所以加以从轻宽恕罢了。”因此囚犯虽然有积压滞留，刑罚大多仍处理得当。又因为诏令屡次下达，狂妄愚蠢的人多抱有侥幸心理，所以从延兴年间直到末年，不再颁布赦令。司法官审问囚犯，规定杖打以五十为限；但有关官吏想使犯人免罪，就使用细小的杖，想陷害犯人，就先用大杖。百姓多承受不住，因而被迫诬告牵连他人，有的死在杖下。显祖知道这种情况，于是制定规定：杖刑使用荆条，削平竹节；审讯囚犯时，荆条根部直径三分，杖背部位二分，抽打小腿部位一分；拷问都依照诏令执行。总的都采取轻简的办法。高祖统治天下后，留心刑法。按照旧例，被斩的人都要赤裸身体伏在砧板上；应处死的人施绞刑。虽然律令已有规定，却一直没有实行。太和元年，诏令说：“刑法是用来禁止暴乱、平息奸邪的，断绝人的生命并不在于使其赤身裸体。应当详细考察旧典，务必实行宽厚仁慈的办法。”司徒元丕等上奏说：“圣上施行仁恕恩惠，使受戮者免除暴露尸骸的羞辱。普天之下感戴圣德，没有不庆幸的。臣等谨慎议定：大逆罪和叛贼都在市朝斩首，袒露上身；盗窃者和官吏受贿者都处绞刑，交给甸师执行。”又诏令说：“百姓由于教化而和睦，并不是靠严刑峻法控制的。防禁越严，陷入罪网的人反而越多。如今犯法至死的都一律处斩，脱衣裸体，使男女互相裸见。这难道是用法律整齐民众、用礼制教化民众的办法吗？现在应当为此制定具体制度。” 太和三年，诏令说：“治理因政令宽松而得到成效，弊端却由于法网过密而产生。如今候官有数千人，奸诈巧伪者借机逞威，重罪收受贿赂反而不列举，细小过错却吹毛求疵地罗织。把这些一概罢除。”于是改置数百名谨慎正直的人，以防止在街巷中互相争斗。官吏和百姓都安于自己的职业。

译此前因为律令不完备，奸吏任意用法，导致刑罚轻重失当。诏令中书令高闾召集掌管秘密文书的官员等，修改旧文，随着案例增删。又命群臣共同议定其中的适当之处，经皇帝审定刊行。太和五年冬完成，共八百三十二章，其中门房诛十六条，大辟罪二百三十五条，其他刑罚三百七十七条；废除群体抢劫中首谋者诛及门房的规定，律令中较重的，只处枭首。当时法官以及州、郡、县官不能根据实际情状判断案件。于是制作沉重的大枷，大到几乎可以环绕身体；又用绳子悬挂石块系在囚犯颈上，伤势深入骨头；还让强壮士卒轮流殴打他们。囚犯大多承受不住，因而被迫诬服。官吏拿这一套来显示自己能干。皇帝听说后很伤心，于是规定：除非大逆罪已有明确证据而本人仍不服罪，不得使用大枷。律令规定：枉法收受赃物十匹，义赃达到二百匹，判大辟。到太和八年，才开始颁行俸禄制度，并重新规定义赃一匹，枉法受赃无论多少都处死。这年秋天，派使者巡行天下，纠察州牧、郡守的不法行为；因受赃而判死的有四十多人。领取俸禄的官员都战战兢兢，行贿请托的途径几乎断绝。皇帝怜悯各种狱讼，到了奏报定罪时，大多从轻降等宽恕，保全性命而迁徙边疆的，每年以千人计算。京师审决死刑案件，一年终了不过五六起，各州镇也很少。太和十一年春，诏令说：“三千种罪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而律令规定不顺从父母，罪止于髡刑。这在道理上并不适当，可以重新详细讨论修改。”又诏令说：“先前命公卿议定刑法典章，但诛及门房的规定仍在律令中，这违背《周书》父子罪责各异的原则。推究古制、寻求人情，这种规定实在没有可取之处。可以重新议论，删除繁琐残酷的条文。”秋八月诏令说：“律文规定刑期达到三年，便进入极重的刑罚。定罪时没有过半数的考校，却使罪犯有死生的区别。可以详细考察律条，凡属此类的，一并重新刊定。”冬十月，又诏令公卿让他们共同议论。太和十二年诏令说：“犯死罪的人，如果父母或祖父母年老，又没有成年的子孙，也没有期亲，应当在审理后列名奏报，等待诏令裁决，并把这项规定写入令格。” 世宗即位，意在实行宽和的政事。正始元年冬，诏令说：“议定狱案、制定法律，是国家极为慎重的事情；刑罚轻重以及增删损益，各时代有时不同。先朝用心于法典，修订废革法令制度，但当时正值征战徭役，没有详细研究；施用于现实事务，仍然造成疑难错舛。尚书省和门下省可以到中书省外省共同讨论律令。凡有疑难事项，应斟酌新旧制度，进一步思考条理，增减调整上下轻重，务必使之周全完备；凡有所制定，另行上报。希望能够顺应变化、协调时势，永远成为通行制度。” 永平元年秋七月，诏令尚书省检查枷、杖大小不合制度的原因，并分别评定其罪过。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尚书邢峦，尚书李平，尚书、江阳王元继等上奏说：“臣等听说，君王承受上天治理万物，做百姓的父母，以德教导他们，以刑法整齐他们；无论罪大罪小，都必须根据实际情状，怜悯而不要以处罚为乐，务必实行三讯五听，不能用木石刑具草率定狱。伏惟陛下像父母爱子一样爱护百姓，恩德同于天地，疏理法网、改革旧制，仁慈超过商代先王。因为枷杖使用不合标准，怜悯百姓性命可能受到伤害，于是降下慈爱诏旨，广施明白的救恤。即使虞舜慎重审狱的深厚，汉文帝恻隐之心的至极，也不能同陛下相比。臣等谨按《狱官令》：审察狱讼，首先要具备五听的道理，充分寻求实情；还要验证各种证据，事情多有疑似而仍不肯首实的，才可以加以拷掠。凡犯年刑以上的加枷锁，流徙以上的增加杻械；两者交替使用，不得同时使用。除大逆、外叛罪外，都不得使用大枷、高杻、重械，也没有使用石刑的条文。但是法官和州郡官吏借机增加刑具，终于成为固定惯例。这样进则违背五听，退则违反令文，实在应当查究弹劾，依照诏旨治罪；但这些做法沿袭已久，姑且不追究责任。” 检查杖刑的大小、鞭子的长短，令文已有固定标准；但枷的轻重过去没有成规定。臣等共同衡量，制作大枷，长一丈三尺，喉部以下长一丈，夹住两颊的木条各方五寸，用来处置大逆、外叛罪；杻械用于流刑以上。各台、寺、州、郡的大枷，请全部焚毁。枷本来是用来拘押囚犯的，不是用来拷讯的。从今以后审判案件，都依照令文，充分听取审讯的道理，根据人的强弱施加拷掠；不准非法拷打犯人，也不准使用拷石。”从此枷杖的制度颇有固定标准。不久，狱官肆意虐待囚犯，刑具又逐渐恢复沉重。《法例律》规定：“五等爵位以及在官品令中列在第五等的，以官阶抵刑二年；被免官的人，三年以后准许再做官，但在原有官阶上降一等。”延昌二年春，尚书邢峦上奏说：“臣私下详细考察，王公以下，有的身分同皇室相亲，有的在当时建立功勋，都分封土地、授予民众，成为维护王室的屏障。至于五等爵位，也是因功赏赐；虽然爵秩有差别，但名号可以比拟山河，取得极其困难，失去后便永远坠落。刑典既然相同，名分却有极大差别，请议定适当办法，附入法令作为永久制度。”诏令让议定法律制度，与八座、门下省共同讨论。众人都认为：“官员如果因罪被除名，以官职抵刑，仍有余下的官资，因而还可以降阶叙用。至于五等封爵，若抵除刑罚后爵位全被削尽，便永久被甄别削除，等同除名，按事例来说实在不合适。臣等愚见认为，自王公以下有封邑者，因罪被除名，三年以后应各自将原有爵位降一等：王和郡公降为县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伯降为子，子降为男，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散爵也依此降等，直到散男。乡男已经没有可再降授的爵位，三年以后，准许按照原来的品级资历取得出身。” 诏令同意了这一意见。

译这一年秋天，符玺郎中高贤、他的弟弟员外散骑侍郎仲贤、叔父司徒府主簿六珍等，因为弟弟季贤同元愉谋反而被除名为民。适逢赦免以后，他们奉诏不再追究。尚书邢峦上奏说：“考察季贤已经接受叛逆官职，为叛军传布檄文，图谋煽动幽州、瀛州，造成这场祸乱。依照律令，罪当诛戮其家；兄长、叔父按连坐法治罪，法律有明确规定。幸而蒙受大赦，身家性命得以保全，除名为民，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幸运。然而反逆罪连坐很重，所以亲属相互牵连。既然已经牵连，事情就属于同一科罪，哪有赦免以前都是流放、斩刑的罪，赦免以后却只除反叛者本人之名？而且连坐之罪不能用官职抵除流刑。况且即使是收受财货的小过错、盗贼的小罪，赃证已经查明，遇到赦免还要除名。怎么能罪行大到毁冠、罪衅同于毁冕，父子一同受刑，兄弟共同受罚，赦免前同样判斩或流，赦免后却有恢复官职的道理？依照律令，罪当诛戮其家；按照赦例，却都只除名。古人议论谋逆未遂的罪，尚且毁坏其住宅、污辱其宫室、断绝其踪迹、灭绝其族类。住宅都要被废弃，何况人呢？请依照律令处理，除名为民。”诏令说：“死罪发生在赦免以前，而且员外官也不在正式侍从官的范围内，那么可以全部准许恢复仕途。” 三年，尚书李平上奏说：“冀州阜城的百姓费羊皮的母亲去世了，家里贫穷，无法办理丧葬，便把七岁的儿子卖给同城人张回作奴婢。张回又把他转卖给鄃县百姓梁定之，却没有说明其良民身份。按《盗律》规定：‘掠夺人口、掠卖人口、双方同意把人卖作奴婢的，处死。’张回明知买的是羊皮的女儿，却故意谋划将她转卖。依律应处绞刑。”诏书说：“律文所说的双方同意卖人，是指两人以欺诈手段取得他人财物。如今羊皮卖女儿时，告知张回她是良民；张回以低价获利，明知她是良民却出钱购买。这件事确实与律文都不相合，但两人各自又都不是欺诈。这个女子虽被父亲卖作奴婢，本来却是良民。张回转卖她时，本应有所迟疑，却决定按真正的买卖处理。按情理说不可以这样。应当再推究判例，把它作为永久遵行的制度。” 廷尉少卿杨钧议论说：“臣谨慎考察盗律：‘抢掠人口、掠卖人口为奴婢的，都处死。’另有条文说：‘卖子孙的，处一年刑。’同样是卖良人，刑罚却有死刑和一年刑的悬殊，这是因为根据实际情状制定刑罚，所以罪责有差别。又考察律文：‘君主盗窃、强盗，首犯和从犯同罪。’双方同意买卖人口的罪，本来就应当与掠卖没有差别。又说：‘明知他人的抢掠盗窃物而故意购买的，按从犯论。’但是五服亲属之间相互买卖，律令都有明确条文；买受人的罪，律文没有记载。臣私下认为应按一般从犯之法处理；因亲属关系而减罪的，应当有所差别，买受人的罪不应超过出卖人的罪过。可是羊皮把女儿卖为婢，并未说要追赎；张回确实买来时，把她看作同普通家产一样，到了转卖之日，便不再怀疑。因为他从女子父亲那里买来，随即又卖给他人，按双方同意掠卖来比照，这属于有前因关系的情形。又考察恐吓条的注释：‘尊长已经同意给付，便恐吓幼贱之人向其索取。’恐吓的事实相同，但不按恐吓罪治罪，是因为尊长已经同意给付。张回本来从羊皮那里买得婢女，后来确实卖给梁定之。依照这个条例，既然先有买受的原因，推究其因缘，道理很相似。根据案情比照条文，判处流刑较为恰当。” 三公郎中崔鸿议论说：“考察律令：‘卖子，处一年刑；出卖五服以内的亲属，若出卖尊长，处死；出卖期亲以及妾、儿媳，处流刑。’唯独没有规定买受人的罪。但既然出卖人有罪，买受人不能不治罪。只是出卖人受到天性牵制，亲属关系容易被遗弃，尊卑又不同，所以罪责有差别。买受人明知是良人而故意购买，同对方又没有亲属关系。若把买受人与出卖人同等治罪，从道理上说不可以。为什么呢？‘出卖五服以内亲属中的尊长处死’，这也不是抢掠，而是真实买卖，但涉及定罪时刑罚却有很大差别。这说明买受人的罪责自然应当另作一例，不能完全像杨钧所说的那样，认为买受人的罪不超过出卖人的罪过。况且买受人与对方没有天性和亲属关系的义务，为什么可以有罪责差等的道理？又考察另条：‘明知他人抢掠盗窃所得而故意出卖的，按从犯论。’依照此律，明知抢掠良人而买来，应按正常买卖处理，罪止于流刑。然而亲属之间相互出卖，定罪又不同于普通抢掠；至于买受人，也应当有所区别。若判处同样的流刑，从法律上说又过重。准照律令酌情减轻，应当判五年刑。至于买受人明知是良人，决定就把她当作真正的奴婢卖掉，却不告诉前一个买主她取得此人的来由。前一个买主以为是真正的奴婢，后来又可能转卖；这样一再转卖，便流转到不知何处，家人想追赎，寻找也没有地方，永远沉沦于卑贱奴籍，再没有恢复良民身份的期限。” 考察他的罪状，与掠卖人口没有区别。况且法律严明，奸邪就容易止息；政令宽缓，百姓就多有苟且。水火的譬喻，古代典籍已有明确说明。如今应规定：买下他人亲属后又转卖，却不把前一个卖主说明的良民身份及来历告诉后买者的，按掠卖人口罪论处。太保、高阳王元雍议论说：“州府处理张回的案件，专门援引盗律。查验张回所犯，本来不是和平买卖，而是掠卖，证据明白，距离盗罪还很远。如今援引盗律的条文，却按掠卖之罪处罚，推究案情和法律，实在不合适。依照臣下钧的意见，明知买的是被掠来的良民，本来没有明确的罪文。为什么这样说？律文说：‘群盗、强盗，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同罪。’和平买卖与掠卖的罪，当然不应相同。由此可见，本案没有正条可援，只是比附同类罪名来定罪。臣下鸿认为，转卖流离之人，罪与掠卖相等，可以说是‘罪人斯得’。考察《贼律》说：‘谋杀人而被发觉的，流放；从犯判五年刑；已经伤人或杀人而又苏醒的，主犯处死，从犯流放；已经杀死人的，斩首；从犯如果加功，处死；不加功的，流放。’详细比较，沉沦卑贱与死亡，流离转卖与尸骨腐烂，一存一亡，哪一种危害更大？然而《贼律》对杀人罪有首从之分，盗人并买卖人口却没有主从差等。谋杀与和平掠卖，所涉及的都是良民，应当作为比照的例子。因此不能援引杀人罪减轻处罚的规定，反而降到强盗从犯的一等。即使把谋杀与强盗都作为比照，也似乎是从轻处理，其中道理在哪里？律文又说：‘知道是别人掠盗来的财物而故意买下的，按从犯论处。’

译这条规定是为了明确禁止暴力掠夺、遏制奸盗的根本，并不是说从亲属尊长手中买卖人口，就应与盗掠同样处刑。私下认为，五服以内亲属之间相互买卖的，都是良民；之所以罪刑有差等，是因为它们与掠盗的情理相距很远，所以按亲疏分级、尊卑定轻重。依照律文：‘凡共同犯罪，都以首先起意者为首犯。’既然买卖都有发起者，首犯、从犯的罪责就应当确定。假如羊皮没有提出卖女儿，张回就没有买人的意图，那么羊皮应为首犯，张回只负从犯之罪。首犯有应受刑罚的规定，从犯也有最重的罪责；推究宪法和律令，却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买者的罪，应分别依卖者所负的罪来判定。又考察臣下鸿的意见：有人从别人的亲属手中买得良民，后来又转卖，却不把前一手的来历告诉后买者，便按掠卖罪论处。既然已经成为婢女，无论卖掉还是不卖，都已不是良民，为什么不卖可以宽恕，转卖就难以宽赦呢？张回的过错，应鞭打一百下。卖儿子安葬亲人，孝心诚意值得赞美，但没有听说要表彰奖赏，反而已经降下刑罚，恐怕不是敦厚风俗、砥砺习俗、用德行教导百姓的做法。请免除羊皮的罪，令公家偿还卖女所得的钱。”诏令说：“羊皮卖女儿安葬母亲，孝心诚意值得嘉奖，可以特别赦免。张回虽然从她父亲那里买来她，却不应再转卖，可处五年刑。” 此前，皇族中有人获罪，通常都不加审讯。当时宗士元显富犯罪，依法必须审问，宗正却援引旧制。尚书李平上奏说：“皇帝宗族根基牢固，遍布天下；其中有些宗籍关系已经疏远，所受荫官又低微末等，但只要违法犯罪，按理都必须推究。请设立限断，作为固定制度。”诏令说：“皇族源流绵延久远，繁衍世代增多，列入宗族籍册而作恶的，想来也不少。先朝本来没有一概不审讯的制度，却徒然互相矫饰、倚恃身份，助长违犯法暴的行为。凡不属于议请范围的，一律依照通常法律办理。” 这一年六月，兼任廷尉卿的元志、监王靖等上言说：“考察除名的条例，依照律文，所谓‘狱成’，是指罪案已经判定。大理寺认为，犯罪经过弹劾后，又复核审讯、核定证据和刑罚，罪状已经显露，案卷已经分成两部分，案件审理就算完成了。若案件虽已形成，虽已上报尚书省，事情下交廷尉，或者大理寺认为情状尚未查尽，或者有人邀驾击鼓申诉，或者门下省提出疑问，又交给别的使者办理，都可以依照‘狱未成’的条文处理。若听信罪犯家人的单方面陈诉而阻碍定案，便是曲意满足私情，有违公正体制。为什么呢？五种欺诈都已经穷尽，六项证据也已经具备，侥幸之徒还要另生枝节，进而求得拖延罪案片刻，退而希望得到意外的恩赦；以辩词迷惑正理，以曲说扰乱是非，在下助长百姓的奸诈，在上毁坏国家的法令，这是我们私下认为不妥的。”大理正崔纂、评事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认为：“律文规定，案件已经审成并且判决完毕，经过有关机构掌管后，如果怀疑其中有奸诈欺骗、判决不合于法律，或者有人诉说冤枉，可以拘提审讯，重新审理。检查使所判的罪案，虽然已经结案，但御史弹劾，可能是为了严厉逼迫其诬陷认罪；或者拷问而不得供词，只依据证据定罪；或者因为私怨，强行逼成罪案；家人申诉冤枉，供词与案卷彼此相违。刑法严峻，按理必须审讯。既然是为了公正，怎么能怀疑其中有私情？如果说这是为了图求意外的恩泽，压制一切诉讼端绪，那么蒙受冤屈、案件滞留的人终究没有申理之路。若依照已经成案的规定，就会违背关于重新审理的法律。然而尚未判决而遇到赦免，以及重新审理案件事实的，真伪尚未分明。以前以来，依照这种情况办理的，都可以恢复官职。我们愚见认为，已经上奏而遇赦，以及已经重新审理的，都可以视为狱成。”尚书李韶上奏说：“即使使者已经结案，案件上送廷尉，解送到尚书省，且家人申诉冤枉，尚书省接受诉辞，连同案卷下交审讯，只要还没有经过复核而遇到宽赦，就不能算作已经成案的狱。推究情理，崔纂等人的意见是可取的。”诏令采纳了这一意见。熙平年间，有冀州妖贼延陵王买负罪逃亡，赦书规定的期限过后仍不自行归首。廷尉卿裴延俊上言说：“《法例律》规定：‘凡逃亡的人，赦书规定的期限过后不自行归首的，恢复原罪处罚。’依照《贼律》，谋反、大逆之罪，应处枭首。像延陵王买、法权等人所称的‘月光童子’刘景晖，以妖言蛊惑众人，事情发生在赦免以后〔缺字〕，应当按死罪正法。”崔纂认为：“刘景晖能变成蛇、野鸡，是旁人的说法。即使杀死刘景晖没有道理，又恐怕赦免他会使他再次迷惑众人，所以犹豫不决，不敢专断坚持。如今是可以直言无讳的朝廷，不应进行无罪的杀戮。刘景晖只有九岁，嘴里还带着奶味，他的言语行动都与此事无关；‘月光’这个称号，也不是出自他的口。全是奸吏无端捏造，横加粉饰，正所谓制造罪名的人巧妙，杀人的人便自称有能耐。如果以妖言惑众为据，按律确实应当处死，但现在既不能再〔缺字〕蛊惑众人，又是在赦令以后才显露其事；这是在律令之外另行追求他的罪责。赦令还凭什么取信于天下，天下又怎能不怀疑赦令呢！《尚书》说：‘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放过有罪的人。’又考察《法例律》说：‘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的人，犯杀伤罪应判刑的，应上请裁决。’ 议论的人说，老人和幼儿的罪不适用这条法律。我认为，老人中有像尚父那样智慧的，少年中有像甘罗那样聪慧的，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人，可以依照他们的意见办理；刘景晖愚昧幼小，应当依照一般法律。灵太后下令说：“刘景晖既然已经蒙受恩赦，怎么还能议论给他加上横加的罪名？可以把他贬为略阳的编户民。其余依照奏议。” 当时司州上表说：“河东郡百姓李怜生服用毒药，按案应处死罪。他的母亲申诉说：‘我年老一身，没有其他服丧期亲，按例应当上请。’查验户籍没有错误，但还没有判决上报，李怜生的母亲就去世了。州府判决等三年服丧期满后再执行。”司徒法曹参军许琰认为州府的判决正确。主簿李瑒驳议说：“考察《法例律》：‘凡犯死罪的人，如果祖父母、父母年满七十岁以上，没有成年的子孙，旁边又没有服丧期亲，应将情况具文上请。犯流罪的，施以鞭笞，留下来奉养亲人；亲人去世后，仍按流罪执行，不在赦免范围内。’考察上请之语，并不是府州可以自行裁决的。毒杀人的，斩首，妻子儿女流放；计算他的罪行，确实重于其他法律所规定的罪。依情理和法律衡量，所减免的太多了。况且李怜生既然已经存有下毒害人的心，就不应牵连邻人任氏。假如他的母亲还在，尚且应当全家投弃远方，何况如今母亲已经死了，难道还能援引三年服丧的礼制吗？况且准给假期办理殡葬，已经足以表示仁厚宽大；如今已经过了卒哭之祭，不应再拖延。应依法处斩，流放他的妻子儿女。这样足以警戒百姓，严肃刑法。”尚书萧宝夤上奏同意李瑒的意见，诏令采纳了这一意见。

译旧制规定，直阁、直后、直斋以及武官中的队主、队副等，按比视官办理；至于犯有谴责之罪，不得免除其罪。尚书令、任城王元澄上奏说：“考察各州中正，他们也不见于品令记载，又没有俸禄和抚恤，先朝以来都可以依法受刑。直阁等人值班护卫宫禁，上下勤于宿卫，按理不应有所不同。”灵太后下令，准照中正办理。神龟年间，兰陵公主驸马都尉刘辉因与河阴县百姓张智寿的妹妹容妃、陈庆和的妹妹慧猛通奸淫乱并沉溺迷惑，殴打公主而使其胎儿受伤。刘辉害怕获罪而逃亡。门下省拟定奏报：“各人都应处死；张智寿、陈庆和都因知情而没有防范限制，处以流放之罪。”诏令说：“容妃、慧猛免死，剃去头发、鞭打后交付宫中；其余依奏议办理。”尚书三公郎中崔纂坚持说：“我恭敬地看到诏旨悬赏：如果有人捕获刘辉，现任官员赏升二阶，白身百姓允许出身并升一阶，厮役免除役籍，奴婢恢复良民身份。考察刘辉并没有谋反之罪，赏格却与谋反者刘宣明相同。又查门下省拟奏说：‘容妃、慧猛与刘辉私通，两情沉溺迷惑，使刘辉挟恨殴打公主、伤及胎儿。虽然律文没有正条，罪行应合于最重的刑法，一并处死。张智寿等两家，发配敦煌充军。’皇上的慈爱广被天下，没有立即施行这一议定；虽然宽免了她们的性命，臣私下认为仍不可行。律令是高皇帝用来治理天下的，不应随喜怒增减，也不应因亲疏而改变。考察《斗律》：‘祖父母、父母因愤怒用兵刃杀死子孙的，处五年刑；殴打致死的，处四年刑；如果因为心中有爱憎而故意杀死的，各加一等。’ 即使王姬下嫁，身份贵重而不同于平常妻子，但妇人怀孕，也不可能一夜之间生产。永平四年先朝旧格规定：‘凡判流刑及死刑的，先判首犯，随后再处置从犯。’事情必须根据根本罪行来追究枝节；如果以刘辉逃亡为由，便应悬赏缉捕，不能舍弃他的首罪而只追究从犯的过失。流罪和死罪有差别，有时未必恰当。门下省和中禁大臣，职责在于陈奏。过去丙吉做宰相时，不只关心斗殴致死案件，反而询问牛喘，难道不是因为职司各有区别吗？考察容妃等人，罪行止于私通。如果在淫乱场所将她们擒获，众多证据清楚，依律定罪即可，不会超出刑罚范围。怎么能把她们同宫中女官的罪过相提并论，与奚官的过失一同处置呢？考察张智寿的口供，他的妹妹已嫁给司士曹参军罗显贵，已经为丈夫生了两个女儿，就是别人家的母亲了。《礼记》说妇人不能有两个丈夫，甚至说不能有两个天。假如私门失去规矩，罪在丈夫，祸衅不应牵连兄弟。过去魏、晋尚未废除夷灭五族之刑时，也有免除杀子而连坐母亲的判例。何曾曾经据理争辩说：‘女子尚未出嫁，依父母的刑法；已经出嫁的妇人，依丈夫家的刑法。’这正是不可废弃的准则，也是古今共同的议论。《律》所谓‘期亲相隐’，指的是一般罪行。” 何况私通淫乱是丑事，怎么能让同胞兄弟彼此作证而受牵连？这样定刑超过了他们所犯的罪，按情理说也违背法律。考察律文，奸罪没有因牵连而连坐的规定。不能借刘辉的愤怒，加重兄弟的刑罚。刑人在市朝，是让众人共同弃绝他；授爵于朝廷，是与众人共同承认，说明刑赏不对天下徇私，也不欺骗众人的耳目。怎么能拿不合正当刑书的规定施行于四海？刑名一旦错误，即使有四匹马也追不回来。既然已有诏旨，应立即依诏施行；对于不合律法的案件，按理应重新上请。” 尚书元修议论说：“从前哀姜在鲁国违背礼法，齐侯将她带走并杀死，《春秋》对此有所讥刺。又如夏姬在陈国罪行泛滥，只追究征舒，却不责罚他的父母。这说明妇人出嫁以后，犯礼的过错与本家无关。何况已经出嫁的妹妹，怎么会把祸衅牵连到兄弟呢？”右仆射游肇上奏说：“臣等错误地参与机要职务，职责在于进谏和纠正，门下省负责出纳诏令、谋划明定常法。至于不善而犯法的人，自有主管官司办理；弹劾罪行、结成案件，本来不是门下省的职责。容妃等人的奸情，罪止于刑罚，却要一并处以极刑，按律并不恰当。已经出嫁的女子，连坐到兄长身上，推究典章法令，实在过于严酷。刘辉虽然逃避刑罚，但罪行并非应当诛灭家属，悬赏规格却与大逆相同，也可说是加重了处罚。这样的违律案件，按理应当陈奏请求复议。请交给主管官司，重新详细议定。”诏令说：“刘辉违犯法令，罪不可纵容。悬挂厚重赏格进行搜捕，是希望一定将他擒获。容妃、慧猛与刘辉私通淫乱，因此沉溺迷惑，导致公主遭受非常之祸。这样的罪行如果不诛杀，将拿什么来惩戒整肃？况且已经出嫁的女子，不应连坐兄弟；但张智寿、陈庆和明知妹妹奸情，起初不加防范，反而招引刘辉，共同造成淫乱丑事，败坏风俗、玷污教化，按理应当加重处罚。特令门下省审结此案，不受常规主管机构限制，怎么能完全按照通常案例，作为普遍准则呢？” 况且古代有诏狱，难道都要归大理寺办理吗？尚书省本来负有审理政务之责，纳言属于其职掌。如果不究明违背义理的轻重，不详察对教化损害的多少，违背职责道路，只是拘泥于执掌法律，实在辜负所任职守，罪责很重。崔纂可以免去郎官之职，参与议论的尚书全部停禄一年。” 孝昌以后，天下混乱，法令不固定，有时宽缓，有时严酷。及至尔朱氏专擅权力，刑罚轻重任意施行，在官任职的人多把严酷深刻当作能干。迁都邺城后，京畿地区盗贼纷纷兴起。有司奏请制定严厉制度：凡强盗杀人的，首犯、从犯一律斩首，妻子儿女同籍登记，发配为乐户；不杀人而赃物不满五匹的，首犯斩首，从犯处死，妻子儿女也发配为乐户；小盗赃物满十匹以上的，首犯处死，妻子儿女发配驿站服役，从犯流放。侍中孙腾上言说：“谨慎考察，法律如果划一，情理也应不二，不能因喜怒随情而造成刑罚轻重不一。考察律文，公私劫盗，罪止于流刑。近来执掌政事的人偏偏违背这一点，喜欢穿凿附会，在律令之外另立条文，普遍开设互相告发的途径，颁布捕捉盗贼的赏格。这只会使刑书徒然设置，诉讼更加烦杂，法令越多，盗贼反而越多。并不是所谓不用严刑而能治理、遵守旧典的做法。臣认为，太平盛世的美德，在于减少刑罚；衰败的弊病，必定由严酷法律造成。因此汉高祖约法三章，天下归附其德；秦朝施行严酷的五刑，天下随即瓦解。礼制教训君子，律法禁制小人；列明罪行、确定罪名，国家自有常法。至于‘过失造成灾害就广施赦免，倚仗势力反复作恶就施以贼刑’，经典已有明言，本朝也已有成规。应当根据时势分别采用，各有主管官司办理。不应使大小事务日益烦琐，让百姓预先防备。恐怕防范越坚固，攻击就越猛烈。凡犯盗罪的人，都依照律令处理，以彰明固定的法典。希望刑罚杀戮能够适中，不要舍弃根本而追逐枝末。”诏令采纳了这一意见。天平年间以后，迁都初创，百官多不奉行法令，公开行贿受贿。兴和初年，齐文襄王高澄入朝辅政，以公平整肃事物，大大改变了这种风气。到武定年间，法令严明，天下都知道国家治理有序了。

译《灵征志》上八　志第十七 帝王应当使自己的德行与天地相配，与阴阳相合；发布号令、施行政令，举动都关系到幽冥与显明之事。因此必须克制自身、修明政事，敬畏上天、尊敬神灵；即使有休美之事也不自以为功，不敢懈怠。教化所感召的事物，其征兆必定出现；善恶的到来，报应如同回声。这大概是神祇眷顾，向人君告示祸福；人君因此仰观俯察，戒慎德行，谨慎行事，消除谴责和灾咎，招致吉祥，使所有百姓都享有仁德长寿。然而，治理时代的祥瑞、乱世国家的灾异，随处发生，迹象各不相同，从远古百王以来，无法胜数。现将皇始年以后灾异祥瑞的大小事例，总编为《灵征志》。地震 《洪范论》说：大地属阴，是大臣的象征；阴气本来宁静，不应当动荡，发生震动，是臣下势力强盛、将要发动并造成祸害的征兆。太宗泰常四年二月甲子日，司州发生地震，房屋全都摇动。世祖太延二年十一月丁卯日，并州发生地震。太延四年三月乙未日，京师发生地震。十一月丁亥日，幽州、兖州二州发生地震。真君元年五月丙午日，河东发生地震。高祖延兴四年五月，雁门崎城有像雷一样的声音，从上方往西传来十多声，声音停止后发生地震。十月己亥日，京师发生地震。太和元年四月辛酉日，京师发生地震。五月，统万镇发生地震，有像雷一样的声音。闰月，秦州发生地震，发出隆隆声。太和四年正月，雍州氐人齐男王反叛。太和二年二月丙子日，兖州发生地震。太和四年十月，兰陵百姓桓富反叛，杀死县令。十月丁卯日，并州发生地震，并有声响。太和三年三月戊辰日，平州发生地震，声音像雷一样，野鸡都鸣叫起来。七月丁卯日，京师发生地震。太和五年二月，僧人法秀谋反。太和四年五月己酉日，并州发生地震。太和五年二月戊戌日，秦州发生地震。太和六年五月癸未日，秦州发生地震，并有声响。八月甲午日，秦州发生地震，声音像雷一样。乙未日又发生地震。太和七年三月甲子日，秦州发生地震，并有声响。四月丁卯日，肆州发生地震，并有声响。六月甲子日，东雍州发生地震，并有声响。太和八年十一月丙申日，并州发生地震。太和十年正月辛未日，并州发生地震，发出隆隆声。闰月丙午日，秦州发生地震。二月甲子日，京师发生地震。丙寅日又发生地震。丙午日，秦州发生地震，并有声响。三月壬子日，京师和营州发生地震。太和十二年三月，中散梁众保谋反。太和十九年二月己未日，光州发生地震；东莱郡牟平县虞丘山有五处塌陷，其中一处涌出水来。太和二十年正月辛未日，并州发生地震。四月乙未日，营州发生地震。十二月，恒州刺史穆泰等人在州内谋反，被诛杀。太和二十二年三月癸未日，营州发生地震。八月戊子日，兖州发生地震。九月辛卯日，并州发生地震。太和二十三年六月乙未日，京师发生地震。世宗景明元年六月庚午日，秦州发生地震。景明四年正月辛酉日，凉州发生地震。壬申日，并州发生地震。六月丁亥日，秦州发生地震。十二月辛巳日，秦州发生地震。正始三年正月，秦州百姓王智等聚集二千人，自称王公，不久又推举秦州主簿吕苟儿为首领。正始元年四月庚辰日，京师发生地震。六月乙巳日，京师发生地震。正始二年九月己丑日，恒州发生地震。正始三年七月己丑日，凉州发生地震，发出隆隆声，城门崩塌。八月庚申日，秦州发生地震。九月，夏州长史曹明谋反。永平元年春正月庚寅日，秦州发生地震。永平三年二月，泰州僧人刘光秀谋反。九月壬辰日，青州发生地震，发出隆隆声。永平二年正月壬寅日，青州发生地震。永平四年五月庚戌日，恒州、定州发生地震，发出隆隆声。十月己巳日，恒州发生地震，声音像雷一样。延昌元年四月庚辰日，京师以及并州、朔州、相州、冀州、定州、瀛州六州发生地震。恒州的繁畤、桑干、灵丘，肆州的秀容、雁门发生地面塌陷裂开，山崩泉涌，死亡五千三百一十人，受伤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马等各种牲畜死伤三千多头。后来这是尔朱荣强行专擅权力的征兆。十月壬申日，秦州发生地震，并有声响。十一月己酉日，定州、肆州发生地震。十二月辛未日，京师发生地震，东北方有声响。延昌二年三月己未日，济州发生地震，并有声响。〔缺月〕丙戌日，京师发生地震。延昌三年正月辛亥日，有司上奏：“肆州上报，秀容郡敷城县自延昌二年四月发生地震以来，直到现在仍未停止。”这是尔朱荣兴起的征兆。延昌四年正月癸丑日，华州发生地震。十一月甲午日，地震从西北方传来，发出隆隆声。丁酉日，又有地震从东北方传来。肃宗熙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日，秦州发生地震，并有声响。正光二年六月，秦州发生地震，有声响，震动向东北延伸。正光五年，莫折念生反叛。正光三年六月庚辰日，徐州发生地震。孝昌元年，元法僧反叛。孝静帝武定三年冬，并州发生地震。武定七年夏，并州各郡发生地震。山崩 《洪范论》说：山属阳，是君主的象征；水属阴，是百姓的象征。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君主之道崩坏，百姓将失去安身之所。太祖天赐六年春三月，恒山崩塌。世祖太延四年四月己酉日，华山崩塌。对此的占验说：山岳配属于上天，就像诸侯隶属于天子。山岳崩塌，意味着诸侯中将有人灭亡。这是沮渠牧犍将要灭亡的征兆。世宗景明元年五月乙丑日，齐州山茌县太阴山崩塌，飞泉涌出，杀死一百五十九人。景明四年十一月丁巳日，恒山崩塌。正始元年十一月癸亥日，恒山崩塌。延昌三年八月辛巳日，兖州上奏：“泰山崩塌，崩落的石头和涌出的泉水共有十七处。”泰山是帝王告成封禅的地方，如今山崩泉涌，阳气受到抑制而阴气盛强；岱山又在齐地。上天的意思仿佛是说：将会有人继承齐地而兴起，接受禅让。这是齐取代魏的征兆。大风 京房《易传》说：众人共同叛逆、心志相同，至高的德行于是潜藏；这种异常现象就是大风。太宗永兴三年二月甲午日，京师刮大风。五月己巳日，昌黎王慕容伯儿谋反，被伏法诛杀。十一月丙午日，又刮大风。永兴五年，河西叛胡曹龙、张大头等各自率领部众二万人进入蒲子。永兴四年正月癸卯日，举行元会时刮大风，天色昏暗，因此停止朝会。永兴五年十一月庚寅日，京师刮大风，风从西方吹来。神瑞元年四月，京师刮起大风。

译神瑞二年正月，京师刮起大风。三月，河西饥民和胡人反叛，聚集驻扎在上党，推举白亚栗斯为盟主。世祖太延二年四月甲申日，京师突发暴风，宫墙倒塌，压死几十人。太延三年十二月，京师刮起大风，飞沙扬尘，吹折树木。真君元年二月，京师出现黑色旋风，直冲天空，宽达五丈多。四月庚辰日，沮渠无讳进犯张掖，秃发保周驻扎在删丹岭。高宗和平二年三月壬午日，京师刮起大风，天色昏暗。高祖延兴五年五月，京师刮起红色的风。太和二年七月庚申日，武川镇刮起大风，卷走六户人家；风如羊角般向上旋转，后来不知吹到了哪里。壬戌日，雍州刮起红色的风。太和三年六月壬辰日，相州刮起大风，从酉方吹来，掀翻房屋，吹折树木。太和七年四月，相州、豫州刮起大风。太和八年三月，冀州、定州、相州发生暴风。四月，济州、光州、幽州、肆州、雍州、齐州六州发生暴风。太和九年六月庚戌日，济州、洛州、肆州、相州四州以及灵丘、广昌镇发生暴风，吹折树木。太和十二年五月壬寅日，京师连续多日刮大风，甲辰日尤其猛烈，掀翻房屋，拔起树木。六月壬申日，京师刮起大风。太和十四年七月初一丁酉日，京师刮起大风，拔起树木，掀翻房屋。太和二十三年八月，徐州从甲寅日到己未日连续刮大风，拔起树木。闰月庚申日，河州发生暴风，并下大雨和冰雹。世宗景明元年二月癸巳日，幽州发生暴风，杀死一百六十一人。景明三年闰月甲午日，京师刮起大风，拔起树木，掀翻房屋，还吹折了阊阖门的门关。九月丙辰日，幽州、岐州、梁州、东秦州发生暴风，昏天暗地，拔起树木，掀翻房屋。景明四年三月己未日，司州的河北、河东、正平、平阳地区刮起大风，拔起树木。正始元年七月戊辰日，东秦州发生暴风，拔起树木，掀翻房屋。正始二年二月癸卯日，出现黑色旋风，像羊角一样向上旋转，起于柔玄镇，覆盖地面一顷，经过之处树木都被拔起。甲辰日，旋风到达营州，向东进入大海。正始四年五月甲子日，京师刮起大风。永平元年四月壬申日，京师刮起大风，拔起树木。八月癸亥日，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占据州城反叛。永平三年五月己亥日，南秦州广业郡、仇池郡刮起大风，掀翻房屋，拔起树木。延昌四年三月癸亥日，京师发生暴风，从西北方吹来，掀翻房屋，吹折树木。肃宗熙平二年九月，瀛州发生暴风和大雨，从辛酉日持续到乙丑日。正光三年四月癸酉日，京师发生暴风和大雨，掀翻房屋，拔起树木。正光四年四月辛巳日，京师刮起大风。孝昌二年五月丙寅日，京师发生暴风，拔起树木，掀翻房屋，吹倒并损坏了平昌门的门扉，永宁寺九层佛塔也被吹折。当时天下各处都在发生战乱。前废帝普泰元年夏天，刮起大风并下大雨，把普光寺的门屋吹倒在地。孝静帝武定七年三月，颍川发生大风。大水 《洪范论》说：大水灾都是由于君臣治理失当，使阴气积蓄并强盛起来，从而产生水灾和雨灾。太祖天赐三年八月，连日下大雨，雷声震动，山谷中的水泛滥。太宗泰常三年八月，河内发生大水。世祖延和元年六月甲戌日，京师洪水泛滥，冲坏民居数百家。真君八年七月，平州发生大水。高祖太和二年夏季四月，南豫州、徐州、兖州连日下大雨。太和六年七月，青州、雍州发生大水。八月，徐州、东徐州、兖州、济州、平州、豫州、光州七州，以及平原、枋头、广阿、临济四镇发生大水。太和九年九月，南豫州、朔州各自发生大水，杀死一千多人。太和二十二年戊午日，兖州、豫州连日下大雨。太和二十三年六月，青州、齐州、光州、南青州、徐州、豫州、兖州、东豫州八州发生大水。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青州、齐州、南青州、光州、徐州、兖州、豫州、东豫州，以及司州的颍川、汲郡发生大水，低洼地积水一丈五尺，民居完整的只有十分之四五。正始二年三月，青州、徐州连日下大雨，海水从青州乐陵的隰沃县溢出，冲走一百五十二人。永平三年七月，各州郡有二十处发生大水。延昌元年夏天，京师以及四方都发生大水。延昌二年五月，寿春发生大水。肃宗熙平元年六月，徐州发生大水。熙平二年九月，冀州、瀛州、沧州发生大水。正光二年夏天，定州、冀州、瀛州、相州发生大水。孝昌三年秋天，京师发生大水。出帝太昌元年六月庚午日，京师发生大水，谷水泛滥，冲坏三百多家房屋。孝静帝元象元年，定州、冀州、瀛州、沧州发生大水。兴和四年，沧州发生大水。涌泉 太宗泰常五年十二月壬辰日，平城涌出泉水。高宗和平五年十一月，雁门的泉水穿过石头涌出。前废帝普泰元年秋天，司徒府太仓前的两口井一同水满外溢。占卜说：“这是百姓迁徙流离的征象。”永熙元年十月，京城迁到了邺城。孝静帝天平四年七月，泰州的井水外溢。元象元年二月，邺城西南有一口枯井水满外溢。雨雹 《洪范论》说：阳气专聚就形成冰雹，阴气的声势之气就形成霰。这是说阳气专盛而阴气逼迫它，或阴气专盛而阳气侵凌它，二者不能相互融入，就转化成冰雹。这就像臣下的意见与君主的心意不相合。高祖延兴四年四月庚午日，泾州降下大冰雹，损伤庄稼。承明元年四月辛酉日，青州、齐州、徐州、兖州刮大风并下冰雹。八月庚申日，并州乡郡降下大冰雹，平地积雹一尺，草木和禾稼全都毁尽。癸未日，定州降下大冰雹，打死人；大的冰雹方圆有二尺。世宗景明元年六月，雍州、青州下大雨和冰雹，打死獐鹿。景明四年五月癸酉日，汾州下大雨和冰雹。六月乙巳日，汾州下大雨和冰雹，草木、禾稼、野鸡、兔子全都死了。七月甲戌日，发生暴风并下大雨和冰雹，风雹从汾州起，经由并州、相州、司州、兖州，到徐州才停止，范围宽十里，所经过之处草木无一幸免。正始二年三月丁丑日，齐州、济州降下大冰雹，并下雪。永平三年五月庚子日，南秦州广业郡下大雨和冰雹，打死鸟兽，毁坏禾稼。雪 《洪范论》说：《春秋》所记的大雨雪，就像《洪范》所说的恒久下雨一样，但程度更加严重。雨属于阴，雪也属于阴。大雪，是阴气积蓄得极其旺盛的表现。另一种说法认为它与大水相同，只是冬天因寒冷而形成雪罢了。世祖始光二年十月，下了几尺厚的大雪。真君八年五月，北方各镇降下寒冷的雪，人和牲畜都冻死了。当时施政严酷急迫。高祖太和四年九月初一甲子日，京师刮起大风，下了三尺厚的雪。世宗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日，武川镇下大雨雪。

译正始四年二月乙卯日，司州、相州发生暴风，下大雨雪。九月壬申日，下大雪。肃宗正光二年四月，柔玄镇下大雪。霜 京房《易传》说：兴兵妄杀无罪之人，这叫作违法，所导致的灾害是霜；夏天会使五谷死亡，冬天会使麦子死亡。不根据实情宽宥罪过，这叫作不仁，夏天就会先降大霜。太祖天赐五年七月，冀州降霜。世祖太延元年七月庚辰日，降下严重的霜，草木因此枯死。高宗和平六年四月乙丑日，降霜。高祖太和三年七月，雍州、朔州以及枹罕、吐京、薄骨律、敦煌、仇池镇都降大霜，禾苗和豆类全都冻死。太和六年四月，颍川郡降霜。太和七年三月，肆州风霜交加，豆类作物被冻死。太和九年四月，雍州、青州降霜。六月，洛州、肆州、相州以及司州的灵丘、广昌镇降霜。太和十四年八月乙未日，汾州降霜。世宗景明元年四月丙子日，夏州降霜，草被冻死。六月丁亥日，建兴郡降霜，草被冻死。八月乙亥日，雍州、并州、朔州、夏州、汾州五州，以及司州的正平、平阳地区屡次发生暴风并降霜。景明二年三月辛亥日，齐州降霜，桑树和麦子被冻死。景明四年三月壬戌日，雍州降霜，桑树和麦子被冻死。辛巳日，青州降霜，桑树和麦子被冻死。正始元年五月壬戌日，武川镇降霜。六月辛卯日，怀朔镇降霜。七月戊辰日，东秦州降霜。八月庚子日，河州降霜，庄稼被冻死。正始二年四月，齐州降霜。五月壬申日，恒州、汾州降霜，庄稼被冻死。七月辛巳日，豳州、岐州降霜。乙未日，敦煌降霜。戊戌日，恒州降霜。正始三年六月丙申日，安州降霜。正始四年三月乙丑日，豳州屡次降霜。四月乙卯日，敦煌督辖地区降霜。八月，河州降霜。永平元年三月乙酉日，岐州、豳州降霜。己丑日，并州降霜。四月戊午日，敦煌降霜。永平二年四月辛亥日，武州镇降霜。延昌四年三月癸亥日，河南八州降霜。肃宗熙平元年七月，河南、北部十一州降霜。没有云却打雷。《洪范论》说：雷属阳，云属阴。有云之后才有雷，就如有臣之后才有君。雷依托于云，君依托于臣，这是阴阳相合的道理。所以没有云却打雷，是在显示君主独处而没有臣民。显祖皇兴元年七月，东北方没有云却打雷。皇兴二年七月，东北方传来像雷一样的声音。世宗延昌元年二月己酉，东北方响起声音，向南延伸，轰轰然像雷，响了两声便停止。鼓妖。世祖太延四年十月辛酉，北方传来像大鼓一样的声音，向西北而去。雷。《洪范论》说：阳气运行一百八十三日而终，阴气运行也一百八十三日而终；雷从地中出来一百八十三日，又进入地下，进入地下后过一百八十三日再从地中出来，这是正常的规律。所以雷声安宁，万物就安宁；雷声为害，万物就受害。这同国家一样，君主安定，国家也安定；君主为害，国家也受害。不应当打雷时却打雷，都是失常。世祖神▯元年十月己酉，下雨并有雷电。太延三年十月癸丑，打雷。太延四年十一月丁亥，打雷。高祖太和三年十一月庚戌，豫州雷雨交加。戊申日，豫州大雷雨，平地积水三寸。太和四年十月戊戌，打雷。太和七年十一月辛已，幽州雷电交加，城中一片赤红。世宗景明二年十一月辛卯，凉州打雷，连续发出七声。景明三年十二月己已，夜间打雷，连续发出九声。正始元年十一月甲寅，秦、齐、荆、朔四州雷电交加。肃宗正光元年正月壬寅，打雷。震。《春秋》记载震毁夷伯的宗庙，左丘明认为展氏有所隐匿。刘向认为，夷伯是世袭的大夫，这是上天的警告，仿佛在说：不要让大夫世袭官职，以免他们专擅政事。太祖天赐六年四月，天安殿东面的序屋遭雷击。皇帝厌恶此事，命左校用冲车攻毁殿东西两侧的序屋。皇帝最终突然驾崩。显祖皇兴二年十一月夜间，雷击并发出闪电。高祖太和三年五月戊午，东庙东面中门屋的南侧鸱尾遭雷击。雾。班固说：君主不能宽厚广大、包容臣下，就不能居于圣明之位。容貌、言语、视察、听闻，都以心为主宰；这四方面全都失常，就会昏乱无知，所以相应的灾异是雾。世祖太延四年正月庚子，洛阳下土，像雾一样。高祖太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土雾弥漫，遮蔽整个天空，连续六日不散；到甲夜仍然浓密，蓬勃得像火烟，气味辛烈，刺鼻难闻。世宗景明三年二月己丑，秦州出现黄色雾气，降土覆盖地面。八月己酉，浑浊的气息四处充塞。景明四年八月辛已，凉州降土覆盖地面，也像雾一样。正始二年正月己丑夜间，阴雾四处弥漫，起初是黑色，后来变成赤色。正始三年正月辛丑，土雾四处充塞。九月壬申，黑雾四处弥漫。延昌元年二月甲戌，黄色雾气遮蔽四方。当时高肇凭借外戚身份受到宠信，他的兄弟都受封，和汉代的五侯一样。桃李开花。这是五行诸征中“恒燠”的征应。刘向、班固认为，冬天不结冰以及霜不能杀死草木，就是这种征应。京房《易传》说：夏天的暑气反而能杀死人，冬天则万物开花结果。世祖真君五年八月，华林园中的各种果树全都开花。高祖延兴五年八月，中山的桃树、李树开花。承明元年九月，幽州百姓齐渊家中的杜梨树果实已经成熟，忽然一早全部落尽，花和叶子又重新长出，七天之内，茂盛得如同春天。世宗景明四年十一月，齐州东清河郡的桃树、李树开花。延昌四年闰十月辛亥，京城的柰树开花。火不向上燃烧。《洪范传》说：废弃法律，驱逐功臣，杀害太子，把妾立为妻，就会出现火不向上燃烧的异常现象。这是说火失去本性而成为灾害。高宗太安五年春季三月，肥如城内发生大火，官府和民间的房舍几乎全部烧尽，只有东西两座寺院中的佛像和房舍没有被火烧到。高祖太和八年五月戊寅，河内沁县的沼泽自行燃烧，火势逐渐扩大到一百多步，五天后才熄灭。世宗景明元年三月乙已，恒岳祠发生火灾。肃宗正光元年五月，钩盾禁发生火灾。孝昌二年夏季，幽州遒县地面燃烧。孝昌三年春季，瀛州城内发生大火，烧毁三千多家。出帝永熙三年二月，永宁寺九层佛图发生火灾。不久，当时的人都说有人看见佛图飞入东海。永宁佛图是灵异佛像所在之处，上天的意思仿佛是说：永宁佛图遭灾，魏国也将不得安宁。渤海是齐献武王原先受封的地方，神灵归入大海，是齐室将要兴起的征兆。三月，并州三级寺的南门发生火灾。

译孝静帝天平四年秋季，邺城阊阖门东阙失火。武定三年冬季，汾州西河郡北山的火在地下暗中蔓延，热气从地面冒出。黑色灾异与黑色祥瑞。世祖始光二年正月甲寅夜间，天空东南方出现黑气，宽一丈，长十丈。占卜认为将有战事。二月，慕容渴悉邻在北平反叛。显祖皇兴三年正月，黄河、济水一带升起黑云，宽数里，遮蔽东阳城上空，昏暗得像夜晚。不久，东阳城失守。世宗景明三年九月己卯，黑气四处弥漫。甲辰日，扬州击败萧衍的将领张嚣之，斩获首级二千。赤色灾异。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丁未夜间，有三道白气从地面升起，片刻后变成黄赤色，光明照亮地面。太和十六年九月丁已，黄昏时，西北方出现赤气，长二十丈，宽八九尺，过了一顿饭的工夫才消失。世宗延昌元年三月丙申，天空中出现赤气，从卯时一直到戌时。肃宗正光元年十一月辛未，西北方的赤气布满天边，像火焰升腾的气。京城看不见，凉州上报了此事。正光三年九月甲辰夜间，西北方有赤气，像火焰一样，东西方向长一匹多。这是北镇反叛作乱的征兆。正光五年五月癸酉申时，北方有赤气，东西方向横贯天际，如同火焰。庄帝永安三年十一月己丑，有像雾一样的赤气，从显阳殿台阶西南角斜着连接到步廊，高约一丈，连接地面，像深红色的纱帐，从未时到戌时都没有消散。皇帝看见后很厌恶，最终遭遇幽禁而死的灾祸。孝静帝天平三年正月己亥戌时，东方有赤气，高约三丈多，经过三顿饭的时间才消失。青色灾异。庄帝永安三年六月甲子申时，辰地有青气，宽四尺，东端沿着山势，向西北延伸，到半空便停止。西北方戌地有黑、赤、黄三色的云，像山峰，云头有青气，宽约四尺，向东南延伸。延伸到半空时，两股气相接。东南方的气先散去，西北方的气后来消失。这也是皇帝被执而死的征兆。夜间灾异。班固说：所谓夜妖，是云和风一同兴起，使天色昏暗，所以与普通的风具有相同的征象。天气温暖而又多风，就会产生螟虫、螣蛇一类的灾害。世宗正始元年六月乙已，发生日食，白昼昏暗。八月甲辰，白天昏暗。人▯彖。刘歆说：容貌举止不恭敬，就叫作不肃。上位者轻慢下属、暴虐施政，就会使阴气胜过阳气，水灾伤害各种谷物，衣食不足，奸邪盗贼同时兴起，所以这是最严重的恶象。另一种说法是，百姓多遭刑罚，因而容貌丑陋。班固认为，六畜出现这种情况叫作“祸”，是说灾异已经显著；出现在人身上，则叫作“▯彖▯彖”，指容貌患病，是说灾异更加深重。太宗永兴三年，百姓乌兰喉咙下长出一块骨头，形状像羊角，长一尺多。高祖太和十六年五月，尚书李冲上奏：“定州中山郡毋极县百姓李班虎的女儿献容，去年九月二十日右手大拇指甲下长出九根毛，到十月二十日长到一尺二寸。” 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己未，并州上表送来祁县百姓韩僧真的女儿令姬，她从母亲右肋处出生。灵太后下令把她交付掖庭。正光元年五月戊戌，南兖州下蔡郡出现巨人的脚印，看起来走了七步；脚印长一尺八寸，宽七寸五分。高祖延兴三年秋季，秀容郡一名妇人一次生下四个男孩，四次生产共生下十六个男孩。庄帝永安三年十一月丁卯，京城百姓家中一名妻子生下男孩，长着一个头、两个身体、四只手、四只脚和三只耳朵。太和十六年十一月乙亥，高祖与沙门道登前往侍中省。太阳落山、六鼓响过时，看见一个穿黄色褶裤的鬼站在门口，想要进来。皇帝以为是人，呵斥它退下。皇帝问身边的人，众人都说没有看见，只有皇帝和道登看见了。显祖皇兴二年十月，豫州发生瘟疫，百姓死了十四五万人。世宗永平三年四月，平阳的禽昌、襄陵两县发生大瘟疫，从正月到这个月，死了二千七百三十人。金属灾异。太和十九年六月，徐州上表说，一尊高一丈八尺的铜像汗流到地上。永安、普泰、永熙年间，京城平等寺的定光金像常常流汗；国家发生事变时，人们都害怕这种异象。永安三年二月，京城百姓家中有两尊铜像，各自一尺多高；一尊在下巴长出四根白毫，另一尊在脸颊旁长出一根黑毛。龙蛇之灾。《洪范论》说：龙是有鳞的动物，生于水中；云也是水的象征。阴气旺盛，所以会出现龙蛇之象。君主对下违背人伦，对上扰乱天道，必定会有篡位杀戮的灾祸。世祖神▯三年三月，京城百姓家中的井里出现两条白龙。真君六年二月丙辰，京城百姓家中的井里出现白龙。龙是神异之物，却屈居井中，这些都是世祖突然驾崩的征兆。肃宗正光元年八月，有一条像狗一样大的黑龙，向南跑到宣阳门，跃起穿过门楼下方而出。这是魏国衰败的征兆。庄帝永安二年，晋阳井中出现龙，长久不离去。这是庄帝将在晋阳突然驾崩的征兆。前废帝普泰元年四月甲寅，有龙的足迹从宣阳门向西出去，又进入城中。乙卯日，群臣入宫祝贺，皇帝说：“国家将要兴盛，应该听取民意；国家将要灭亡，才会听信神意。只要君臣上下都能克制自己，用心治理国家，就不值得依靠这件事来庆贺。” 马的灾异。《洪范论》说：马是战争的象征。将要发生盗寇和战争之事，所以马会出现怪异。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恒州送来一匹马驹，肉尾长一尺，▯▯处不长毛。正光元年九月，沃野镇的官马被虫钻入耳中，死了十四五匹。虫子像螝，长五寸以下，粗细如筷子。牛的灾异。《洪范论》说：《易经》说“坤为牛”。坤代表土地，土地之气紊乱，牛就会出现怪异，这叫牛灾。它的征象是宗庙将要灭亡。另一种说法是，转运输送过于繁重，就会使牛产生灾异。世宗景明二年五月，冀州上报说，长乐郡有头牛生下一头牛犊：一头、二面、二口、三目、三耳。羊的灾异。《洪范论》说：这是君主不明智、政治失误所导致的。高祖太和二十三年三月，肆州上报说，阳曲县有只羊生下羊羔，长着一个头、两个身体，一雌一雄，三只耳朵和八只脚。不久高祖驾崩，六位辅政大臣专擅政事。世宗正始元年七月，鄯善镇送来一只羊羔，长着一个头、两个身体和八只脚。正始二年正月，鄯善镇送来一只八脚羊。延昌四年五月，薄骨律镇上报说：有一只羊羔长着一个头、六只脚和两条尾巴。猪的灾异。京房《传》说：凡是妖异的形状，若同类动物的脚很多，就说明所任用的是邪佞之人。京房《易》说：妖异表现为猪生出人头猪身的怪胎时，那个城邑将要动乱灭亡。高祖延兴元年九月，有司上奏，豫州刺史、临淮公王让上表说，有头猪生下猪仔，长着一个头、两个身体和八只脚。

译世宗景明四年九月，梁州上报说，狗和猪交配。正始四年八月，京城有头猪生下猪仔，长着一个头、四只耳朵、两个身体和八只脚。延昌四年七月，徐州上报说，阳平戍有头猪生下猪仔，头脸像人，头顶有肉髻，身体没有毛。这是灵太后和幼主覆亡的征兆。鸡的灾异。《洪范论》说：京房《传》说，鸡属于小畜，犹如小臣；头上长角，是兵器的象征，处在头顶，又象征君主的威权。这表示掌事的小臣将要执掌君主的威权而制造混乱，是政治失治的祸害。高祖太和元年夏季五月，有司上奏，京城有两只母鸡，头上长出像角一样的鸡冠，与其他鸡不同。这时文明太后临朝听政、任用众多小人的征兆。世宗正始元年四月，河南有鸡雏长着四只脚、四只翅膀。相关记载见《崔光传》。八月，司州上报说：河内百姓席众家养的鸡雏，靠近尾部的上方又长出一个头，口、眼都具备。两个头都从颈后各长出两只翅膀，双足在身体两侧横向行走。这时世宗很信任群小，又形成朋党，这是邪佞之人干预朝政的征兆。延昌四年十二月，洛州上报说：魏兴太守常矫家的一只黄母鸡，头上长出肉角，大得像枣，长一寸三分；角上又生出聚拢的毛，长一寸半。肃宗正光元年正月，虎贲中郎将兰兜家中的一公一母两只鸡，各自在头上长出两只角，毛色杂乱，上耸超过鸡冠。当时灵太后临朝专权。飞禽之类的灾异。《洪范论》说：这是视力不明、听力不聪的惩罚。太宗泰常三年十一月，京师捕获一只白枭。肃宗正光二年八月己卯日，在殿内捕获一只秃鹙鸟。孝昌二年四月，有百姓送来一只死鸭雏，只有一个头，却有两个身体、四只脚、四只翅膀和两条尾巴。孝静帝天平二年三月，一只雄雉飞入尚书省，在殿中被捕获。蝗虫、螟虫。《洪范论》说：刑罚暴虐，向下民强取财利；贪婪无度，以致兴师动众；夺取城邑、修筑城池，却失去众人的民心，于是就会有虫灾。高祖太和五年七月，敦煌镇发生蝗灾，秋季庄稼几乎全被吃尽。六年七月，青州、雍州两州的虸蚄虫危害庄稼。八月，徐州、东徐州、兖州、济州、平州、豫州、光州七州，以及平原、枋头、广阿、临济四镇发生蝗灾，危害庄稼。七年四月，相州、豫州两州发生蝗灾，危害庄稼。八年三月，冀州、州、相州三州的虸蚄虫危害庄稼。四月，济州、光州、幽州、肆州、雍州、齐州、平州七州发生蝗灾。六月乙巳日，相州、齐州、光州、青州四州的虸蚄虫危害庄稼。十六年十月癸巳日，枹罕镇发生蝗灾，危害庄稼。世宗景明元年五月，青州、齐州、徐州、兖州、光州、南青州六州的虸蚄虫危害庄稼。四年三月壬午日，河州发生严重螟灾，两季麦子一粒也没有留下。五月，光州的虸蚄虫危害庄稼。六月，河州发生严重蝗灾。七月，东莱郡的虸蚄虫危害庄稼。正始元年六月，夏州、司州两州发生蝗灾，危害庄稼。四年四月，青州的步屈虫危害枣树花。八月，泾州的黄鼠、蝗虫、班虫，河州的虸蚄虫、班虫，以及凉州、司州恒农郡的蝗虫，一并造成灾害。永平元年六月己巳日，凉州蝗虫危害庄稼。五年五月，青州的步屈虫危害枣树花。七月，发生蝗灾，京师有虸蚄虫。八月，青州、齐州、光州三州的虸蚄虫危害庄稼，庄稼十成中被吃掉了六成。肃宗熙平元年六月，青州、齐州、光州、南青州四州的虸蚄虫危害庄稼。显祖天安元年六月，兖州有黑蚁和赤蚁交战，战线长六十步、宽四寸，赤蚁被咬断头而死。黑蚁代表北方，赤蚁代表南方。十一月，刘彧任命的兖州刺史毕众敬派使者归附魏朝，诏令镇南大将军尉元接纳他，并大破贼将周凯等人。高祖太和十年七月，并州治中张万寿上表说：建兴濩泽县百姓贾日成在前四月间养蚕，发现有丝网结成帷幕，里面有一件卷曲的东西像绢带，长四尺、宽三寸；在薄层上又得到两个黄色蚕茧，形状像鞋。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的蚕蛾吃人，造成肢体残废的有一百一十多人，死亡二十二人。毛虫之类的灾异。指事物改变常态而成为异常现象。太祖登国年间，河南有七只老虎，卧在黄河边，三个月后才离去。又过一年，蚍蜉和白鹿全部渡过黄河向北。再过一年，河水红得像血。这是卫辰灭亡的应验。等到诛杀他的族人，把他们全都投入河中，那一带地方便空了。孝静帝元象元年正月，有一只狼进入城中，来到硖石，被曹疑捕获。武定五年十二月，在北城铜爵台上捕获一只豹子。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日，有狐魅截取人的头发，这是文、明太后临朝时行为多不正的征兆。肃宗熙平二年，自春季以来，京师有狐魅截取人的头发，人们彼此惊恐。六月壬辰日，灵太后召来那些截发者，让崇训卫尉刘腾在千秋门外鞭打他们，事情与太和年间相同。《瑞图》说：外镇的王公、刺史、二千石，以及县令、县长残酷暴虐百姓，人民怨恨叹息，白鼠就会出现。太宗永兴三年二月，京师百姓赵温家出现一只白鼠，便把它献上。三年春，在北苑捕获一只白鼠，不久便死了。剖开它，腹中有三只幼鼠，全都是白色。四年三月，皇帝临幸西宫，捕获一只白鼠。八月，御府百姓张安捕获一只白鼠。神瑞二年五月，皇帝在榼仑山打猎，捕获一只白鼠；平城捕获三只白鼠。六月，平城捕获两只白鼠。八月，豫章王夔捕获一只白鼠。泰常元年十一月，京师百姓捕获一只白鼠，献了上去。二年六月，中山捕获两只白鼠。三年三月，京师捕获一只白鼠。十一月，京师捕获一只白鼠。世祖始光三年八月，相州魏郡捕获白鼠。太延元年八月，雁门进献白鼠。高祖太和二十三年八月，京师捕获白鼠。世宗景明四年五月，京师捕获白鼠。正始元年六月，京师捕获白鼠。肃宗熙平元年四月，肆州上表送来白鼠。

译志第十八　灵征八下 魏氏世代居住在幽州、朔州一带。到了献帝时期，有神人说应当向南迁徙，于是把帝位传给儿子圣武帝，命令向南迁移；山谷险阻难行，便想在那里停留下来。又出现一种神兽，形状像马，声音像牛，走在前面为他们引路，多年之后才走出山谷。他们开始居住在匈奴的旧地。高祖延兴元年十一月，肆州秀容百姓捕获麒麟，献了上去。君王不剖取胎儿、不剖开鸟卵，麒麟就会出现。世祖神瑞三年七月，冀州进献白龟。君王不把私人亲信任命为官，尊重年长者，任用旧臣，这是没有偏私结党的应验。高祖兴安二年六月，营州送来一只大龟。高祖延兴元年十二月，徐州竹邑戍的士卒邢德在彭城以南一百二十里处，得到一株蓍草，共有四十九根；向下挖掘，又得到一只大龟，便献了上去。诏书说：“龟和蓍草与经文相合，正是所说的灵物。邢德可以赐予五等爵位。” 三年六月，京师捕获一只大龟。肃宗神龟元年二月，在九龙殿灵芝池捕获一只龟，于是大赦天下并改换年号。孝静帝武定三年十月，有关官员上奏：南兖州陈留郡百姓贾兴达在家中得到一只毛龟。天平四年八月，有一头巨象来到南兖州，砀郡百姓陈天爱报告了这件事；巨象被送到京师，朝廷大赦天下并改换年号。君王自我节制、生活有度，巨象就会出现。高祖太和二年十一月，徐州进献黑狐。周成王时，政治清明、天下太平，黑狐曾经出现。三年五月，捕获白狐；君王仁慈而有智慧，白狐就会出现。六月，抚冥捕获白狐并献上。八年六月，徐州捕获黑狐并献上。十年三月，冀州捕获九尾狐并献上。天下六合统一时，九尾狐就会出现。周文王时，东夷归附周朝。又说，君王不沉溺女色，就会达到最高的德行，鸟兽也会来归附。十一年十一月，冀州捕获九尾狐并献上。二十三年正月，司州、河州各自进献白狐狸。十九年六月，司州平阳郡捕获白狐并献上。世宗景明三年二月，河州进献白狐。永平三年十月，白狐出现在汲郡。延昌四年四月，兖州进献白狐。九月，相州进献白狐。闰月，汾州进献两只白狐。肃宗正光二年三月，南青州进献两只白狐。三年六月，平阳郡进献白狐。八月，光州进献九尾狐。四年五月，平阳郡进献白狐。孝静帝天平四年四月，西兖州进献白狐；七月，光州进献九尾狐。元象元年四月，光州进献九尾狐。二年二月，光州进献九尾狐。兴和三年五月，司州进献九尾狐。十二月，魏郡进献白狐。四年四月，瀛州进献两只白狐。武定元年七月，幽州捕获白狐，献给皇上。三年七月，瀛州进献白狐，共两只雄狐、一只雌狐。九月，西兖州进献白狐。太和二年十一月辛未日，泰州进献五色狗。三年三月，齐州进献五色狗，五种颜色像画出来的一样。太祖天兴四年五月，魏郡斥丘县捕获白鹿。君王的恩惠施及下民，白鹿就会出现。太宗永兴四年九月，建兴郡进献白鹿。世祖神瑞元年二月，定州捕获白鹿；白鹿又出现在乐陵，于是据此改换年号。三年二月，白鹿出现在代郡倒刺山。太延四年十二月，相州进献白鹿。真君八年五月，洛州送来白鹿。高宗太安二年十月，白鹿出现在京师西苑。高祖承明元年六月，秦州进献白鹿。太和元年正月，白鹿出现在秦州。三月，白鹿出现在青州。四年正月，南豫州进献白鹿。十九年七月，司州捕获白鹿和幼鹿，献了上去。二十年六月，司州进献白鹿。世宗景明元年四月，荆州进献白鹿。永平四年八月，平州进献白鹿。延昌二年五月，齐州进献白鹿。四年六月，司州进献白鹿。肃宗熙平元年五月，济州进献白鹿。二年五月，司州进献白鹿。神龟二年六月，徐州进献白鹿。孝静帝元象元年六月，齐献武王捕获白鹿并献上。武定元年六月，兖州进献白鹿。太祖登国六年十二月，皇帝出猎，亲自捕获一只独角鹿。他召集并询问群臣，群臣都说：“鹿本应有两只角，如今只有一只，这是各国将要被兼并统一的应验。” 高祖太和三年三月，肆州进献一只独角鹿。神龟元年七月，徐州进献一只独角鹿。世宗正始二年九月，后军将军尔朱新兴进献一只独角兽。天下太平时就会出现这种瑞兽。肃宗熙平元年十一月，肆州进献一只独角兽。神龟二年九月，徐州进献一只独角兽。高宗太安三年三月，有一只白狼出现在太平郡。议论此事的人说：“古今出现的祥瑞很多，但是白狼出现在成汤在位的时代，所以殷朝的国运因此兴盛；‘太平’正是一个美好的名称。况且这里又是先帝原来受封的国家，而白狼出现在这里，这是国家长盛不衰的征兆。周宣王得到白狼后，犬戎便归服了。” 太宗永兴四年十二月，章安子封懿进献一只白獐。君王刑罚得当、政理清明时，就会出现这种祥瑞。高祖太和二年十二月，怀州进献一只白獐。三年五月，白獐出现在豫州。二十三年正月，华州进献白獐。肃宗熙平二年三月，徐州进献白獐。神龟二年七月，徐州进献白獐。孝静帝武定七年七月，瀛州进献白獐。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青州进献三足乌。君王慈爱孝顺天地时，就会出现这种祥瑞。十三年十一月，荥阳进献三足乌。十四年六月，怀州进献三足乌。十五年闰月，济州进献三足乌。十七年五月，冀州进献三足乌。二十年六月，豫州进献三足乌。二十三年六月，冀州进献三足乌。世宗景明元年五月，徐州进献三足乌。三年二月，豫州进献三足乌。四年六月，幽州进献四足乌。正始元年二月，冀州进献三足乌。五月，幽州进献三足乌。同月，相州进献三足乌。六月，定州进献三足乌。二年五月，肆州进献三足乌。三年三月，豫州进献三足乌。同月，豫州又进献三足乌。永平元年四月，豫州进献三足乌。延昌三年二月，冀州进献三足乌。肃宗熙平元年四月，汲郡进献三足乌。二年四月，东郡进献三足乌。同月，豫州进献三足乌；南兖州又进献三足乌。神龟元年八月，雍州进献三足乌。二年五月，颍川郡进献三足乌。正光元年四月，济州进献三足乌。

译同月，济州又进献三足乌。二年闰月，东郡进献三足乌。三年五月，东郡进献三足乌；颍川郡许昌进献三足乌；肆州进献三足乌。六月，冀州进献三足乌。四年六月，瀛州进献三足乌。出帝太昌元年五月，齐献武王捕获三足乌后进献给朝廷。孝静帝元象二年四月，京师捕获三足乌。武定三年五月，瀛州进献三足乌。四年四月，颍州进献三足乌。五月，颍州又进献三足乌。高祖太和二年七月，白乌出现在凉州。君王恭敬肃穆地奉祀宗庙时，就会出现这种祥瑞。九月，白乌出现在京师。三年五月，白乌出现在豫州。九月，白乌出现在秦州。十七年六月，兖州进献白乌。二十三年十二月，司州进献白乌。世宗正始二年五月，司州进献白乌。三年九月，颍川君进献白乌。四年七月，颍川又进献白乌。永平元年四月，颍川进献白乌。延昌二年八月，平阳郡进献白乌。三年六月，冀州进献白乌。肃宗正光元年十月，幽州进献白乌。孝静帝天平二年七月，齐献武王捕获白乌后进献给朝廷。元象元年五月，冀州捕获白乌。二年八月，徐州上表说：“济阴郡▯事前的槐树上，有乌鸦筑巢。乌鸦母死后，有喜鹊衔食喂养乌鸦幼雏，没有错过喂食的时间，乌鸦幼雏也都长大了。”赏赐太守绢帛十匹。兴和四年四月，魏郡贵乡县捕获白乌刍▯。五月，京师捕获白乌。同月，阳夏郡进献白乌。七月，北豫州进献白乌。十月，瀛州进献白乌。武定元年六月，东郡百姓进献白乌。三年五月，北豫州进献白乌。同月，广宗郡进献白乌；颍州又进献白乌。六月，沧州进献白乌。四年四月，梁州进献白乌。五月，济州进献白乌。八月，阳夏郡进献白乌。高祖太和二年二月，凉州进献赤乌。周武王时，赤乌衔着麦子到来，周武王因此战胜了殷。肃宗熙平元年二月，赤乌出现在肆州秀容郡。神龟元年四月，赤乌出现在并州晋阳县。世宗景明二年十二月，南青州进献苍乌。君王修养德行、奉行孝慈，百姓不喜好杀生时，就会出现这种祥瑞。正始二年五月，雍州进献苍乌。六月，雍州又进献苍乌。永平二年四月，河内进献苍乌。肃宗熙平元年六月，冀州进献苍乌。前废帝普泰元年五月，河内进献苍乌。孝静帝兴和四年五月，济州进献苍乌。七月，瀛州又进献苍乌。武定元年四月，兖州进献苍乌。五月，济州又进献苍乌。二年五月，京师捕获苍乌。三年六月，京师捕获苍乌。十月，光州进献苍乌。高祖延兴二年四月，幽州进献白鹊。四年九月，白鹊出现在中山。承明元年八月，定州、冀州同时进献白鹊。十一月，定州又进献白鹊。太和二年十一月，洛州进献白鹊。肃宗熙平元年正月，定州进献白鹊。正光四年正月，京师捕获白鹊。孝静帝兴平二年五月，京师捕获白鹊。武定二年七月，林虑进献白鹊。三年六月，京师捕获白鹊。世祖太平真君二年七月，天空出现黄色光芒，四面照耀。议论此事的人都说这是荣光。高宗兴光元年二月，天空出现五色云。人们所说的景云，就是天下太平的征兆。景明二年六月，天空出现五色云，出现在申、酉两个方位之间。出帝太昌元年六月，太阳刚升起时，出现大片黄色云气，形状像环抱太阳。世祖始光四年六月，甘露降落在太学。君王德行达到极高境界、上天和气旺盛时，甘露就会降下；又因为君王敬养老人，柏树便承受甘露；君王尊重贤者、爱护老人，连细微之处也不疏忽时，竹子和芦苇便会承受甘露。神▯元年二月，甘露降落在范阳郡。二年四月，甘露降落在邺。六月，甘露降落在平城宫。三年三月，甘露降落在邺。四年五月，甘露降落在河西。太平真君元年四月，甘露降落在平原郡。高宗太安二年七月，甘露降落在常山郡。和平二年七月，甘露降落在京师。世宗景明三年八月，甘露降落在青州新城县。永平元年十月，甘露降落在青州益都县。延昌二年九月，甘露降落在齐州清河郡。三年十月，齐州上言甘露降落。四年七月，甘露降落在京师。肃宗正光三年十月，甘露降落在华林园的柏树上。四年八月，甘露降在显美县。孝静帝元象二年三月，甘露降在京师。武定五年十月，甘露降在齐文襄王府第门前的柳树上。六年三月，甘露降在京师。四月，太山郡上报说降下了甘露。太祖天兴二年七月，在平城县得到嘉禾，禾茎各异而穗头相同。八月，广宁送来一茎十一穗的嘉禾；平城南面十里的郊外又有一茎九穗的嘉禾，献告于宗庙。太宗永兴二年十月，清河郡生出嘉禾。太和三年八月，勃海郡东光县生出嘉禾。世祖神▯二年七月，魏郡安阳县生出嘉禾，三株共一个穗头。高祖承明元年八月，齐州进献嘉禾。太和三年九月，齐州进献嘉禾。五年八月，常山进献嘉禾。七年八月，定州进献嘉禾。世宗景明元年七月，齐州进献嘉禾。三年七月，齐州进献嘉禾。四年八月，冀州进献嘉禾。正始元年八月，济州进献嘉禾。二年六月，齐州进献嘉禾。七月，鲁阳郡进献嘉禾。八月，司州进献嘉禾。三年七月，冀州进献嘉禾。永平三年八月，荥阳进献嘉禾。肃宗熙平二年八月，幽州进献嘉禾，三株共一个穗。正光二年七月，朔州进献嘉禾。三年八月，肆州进献嘉禾，一根生出六穗。孝静帝天平三年七月，魏郡进献嘉禾。四年八月，并州进献嘉禾。这个月，京师又得到嘉禾。虞曹郎中司马仲璨又进献嘉禾，一茎五穗。元象元年八月，东雍州进献嘉禾。兴和三年八月，南青州进献嘉禾。四年八月，京师再次得到嘉禾。武定二年八月，京师得到嘉禾。三年八月，并州进献嘉禾。高祖太和三年十月，徐州进献嘉瓠，一个蒂上结出两个果实。

译太祖天兴二年七月，并州进献一只白兔；据说君王敬重老年人，白兔就会出现。三年五月，皇帝车驾出巡，驾临广宁，有一只白兔出现在车驾前，便将它捕获。四年正月，并州进献白兔。太宗永兴三年，皇帝在西山打猎，捕获白兔。八月，京师捕获白兔。泰常元年十一月，定州安平县进献白兔。二年六月，京师捕获白兔。三年六月，顿丘郡捕获白兔。世祖始光三年五月，洛州进献黑兔。神▯元年九月，章武郡进献白兔。四年二月，渤海郡进献白兔。真君七年二月，青州进献两只白兔。高宗和平三年十月，云中捕获白兔。四年闰月，鄴县捕获白兔。高祖延兴五年四月，白兔出现在代郡。承明元年八月，白兔出现在云中。太和元年六月，雍州周城县进献白兔。三年三月，吐京镇进献白兔。八年六月，徐州进献白兔。十八年十月，瀛州进献白兔。二十年七月，汲郡进献黑兔。七月，京师捕获白兔。二十三年，捕获黑兔。世宗景明元年十一月，河州进献白兔。三年四月，颍川郡进献白兔。八月，河内郡进献白兔。四年六月，河内郡南面有白兔。七月，夏州进献黑兔。正始元年三月，河南郡进献黑色的祥瑞之物。四月，鲁阳郡进献白兔。二年八月，东郡进献白兔。九月，河内郡进献黑兔。这个月，肆州进献白兔，东郡又进献白兔。三年七月，薄骨律镇进献白兔。九月，肆州进献白兔。四年四月，河内郡进献白兔。永平元年四月，济州进献白兔。五月，河内进献黑兔。十月，乐安郡捕获白兔。二年二月，相州进献白兔。延昌三年七月，豫州进献白兔。四年三月，河南进献白兔。八月，河南又进献白兔。九月，河内又进献白兔。肃宗熙平二年四月，豫州进献白兔。五月，东郡进献白兔。六月，京师捕获白兔。十一月，鄯善镇进献白兔。神龟元年六月，京师捕获黑兔。二年八月，正平郡进献白兔。九月，正平郡又进献白兔。十月，京师捕获黑兔。正光元年正月，徐州进献白兔。五月，冀州进献白兔。三年五月，徐州进献两只白兔。这个月，冀州进献白兔。孝静帝天平二年八月，光州进献白兔。四年十月，光州进献白兔。元象元年五月，徐州捕获白兔。六月，齐献武王捕获白兔，拿来进献。这个月，濮阳郡进献白兔。兴和二年四月，徐州进献白兔。六月，京师捕获白兔。四年正月，光州进献白兔。武定元年三月，瀛州进献白兔。月份缺失，汲郡进献白兔。六年十一月，武平镇进献白兔。太祖天兴五年八月，皇帝在曜军览谷，看见一只白燕。太宗永兴三年六月，京师捕获白燕。四年闰月，京师又捕获白燕。泰常二年六月，京师捕获白燕。高祖太和二年三月，白燕出现在并州。八年四月，白燕聚集在京师。这个月，代郡捕获白燕。二十三年八月，荆州进献白燕。闰月，正平郡进献白燕。世宗景明三年六月，泾州进献白燕。肃宗熙平元年七月，京师捕获白燕。孝静帝元象元年八月，西中府进献白燕。兴和二年三月，京师捕获白燕。武定三年六月，北豫州进献白燕。太宗泰常八年五月，雁门进献白雀。据说君王如果使爵位和俸禄分配公平，白雀就会到来。世祖神▯元年九月，沧水郡进献白雀。十月，魏都进献白雀。真君八年五月，雁门郡进献白雀。高祖延兴二年二月，白雀出现在扶风郡。三年五月，白雀出现在代郡。四年正月，青州进献白雀。太和三年五月，白雀出现在豫州。十三年正月，清河郡武城县进献白雀。世宗景明三年六月，荥阳郡进献白雀。十月，薄骨律镇进献白雀。四年三月，敦煌镇进献白雀。五月，京师捕获白雀。六月，恒农郡进献白雀。七月，京师捕获白雀。正始二年七月，薄骨律镇进献白雀。三年四月，在京师捕获白雀。十月，河州进献白雀。十二月，雍州进献白雀。四年二月，豫州进献白雀。永平三年七月，京师捕获白雀。延昌三年七月，河南郡捕获白雀。十一月，秦州进献白雀。四年五月，荥阳进献白雀。八月，秦州进献白雀。这个月，青州进献白雀。这个月，恒州进献白雀。这个月，洛阳捕获白雀。十一月，荆州进献白雀。肃宗熙平元年四月，京师再次捕获白雀。七月，宫中捕获白雀。二年四月，华州进献白雀。六月，相州进献白雀。这个月，薄骨律镇进献白雀。七月，京师捕获白雀。八月，薄骨律镇又进献白雀。这个月，京师捕获白雀。十一月，京师捕获白雀。神龟元年五月，京师捕获白雀。六月，京师捕获两只白雀。八月，薄骨律镇进献白雀。三年五月，徐州进献白雀。这个月，京师捕获白雀。三年七月，京师又捕获白雀。正光元年六月，京师捕获白雀。二年六月，光州进献白雀。三年四月，京师捕获白雀。六月，荥阳郡进献白雀。八月，济州进献白雀。这个月，光州进献白雀。九月，白雀出现在舍人省。四年六月，京师捕获白雀。七月，京师捕获白雀。出帝太昌元年四月，京师捕获白雀。孝静帝天平二年五月，北豫州进献白雀。三年七月，京师捕获白雀。四年七月，兖州进献白雀。元象元年五月，京师捕获白雀。六月，京师捕获白雀。七月，肆州进献白雀。这个月，齐献武王捕获白雀。二年五月，京师捕获白雀。六月，齐文襄王捕获白雀，将它进献上去。这个月，南兖州捕获白雀。七月，京师捕获白雀。兴和二年四月，京师捕获白雀。闰月，京师捕获白雀。六月，光州进献白雀。七月，京师捕获白雀。

译三年五月，京师捕获白雀。四年正月，京师捕获白雀。六月，京师捕获白雀。七月，京师捕获白雀。武定元年六月，京师捕获白雀。七月，京师捕获白雀。三年五月，梁州捕获白雀。七月，京师捕获白雀。十月，兖州捕获白雀。四年六月，京师捕获白雀。六年六月，京师捕获白雀。世宗景明三年三月，济州进献赤雀。赤雀在周文王时曾衔着文书来到。四年五月，在京师捕获赤雀。永平元年四月，京师捕获赤雀。肃宗孝昌三年四月，河南捕获赤雀，将它进献上去。高宗和平四年三月，冀州进献白鸠。白鸠在殷汤时曾经出现。君王能够奉养老人，遵循道德，不因有了新事物就抛弃旧事物，白鸠就会出现。高祖承明元年十一月，冀州进献白鸠。太和二十三年七月，瀛州进献白鸠。八月，荥阳郡进献白鸠。世宗景明三年七月，泾州进献白鸠。正始元年十月，京师捕获白鸠。这个月，建兴郡进献白鸠。二年四月，并州进献白鸠。七月，冀州进献三只白鸠。三年七月，夏州进献白鸠。永平元年六月，洛州进献白鸠。肃宗熙平二年九月，汲郡进献白鸠。太祖天兴四年春，新兴太守上奏说：“从前晋昌百姓贾相，二十二岁那年，曾任雁门郡的属吏，进入句注山西陉时，见到一位老人。老人对贾相说：‘从今以后四十二年，北方将有圣人出世。那时天下将大为欢乐，子孙永远繁衍，我却来不及看到那一天。’说完就离开了。贾相回头看时，老人已经变成了石人。如今贾相七十岁了。派人查验，石人仍然存在。到皇帝攻破慕容宝的那一年，正好是四十二年。” 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上奏说：“从前曹氏统治时，丘池县大柳谷山中有一块石头，表面呈龙马形状；石马脊背上的纹理写着‘大讨曹’，后来晋氏取代了魏氏。如今石头上的文字记载了国家祖宗的名讳，显示了受命的符瑞。”于是派使者把这些文字描绘下来。大石共有五块，都是青色质地、白色纹理，间杂形成文字。其中两块石头记载张氏、吕氏以前已经应验的事；另外三块石头记载国家祖宗直到今天的事情。石文记载昭成皇帝的名讳，说‘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共十四字；其次记载太祖道武皇帝的名讳，说‘应王，载记千岁’，共七字；其次记载太宗明元皇帝的名讳，说‘长子二百二十年’，共八字；其次记载‘太平天王继世主治’，共八字；其次记载皇太子的名讳，说‘昌封太山’，共五字。起初，皇帝被册封为太平王；天文图录又授予‘太平真君’的称号，与石文相互应合。太宗名讳之后，有一个人的图像，手里牵着一个小孩。看见的人都说：‘皇上疼爱皇孙，时刻提携在身边，片刻不离左右，这就是与皇上的形象相契合的灵验，确实是上天授予的。’于是卫大将军、乐安王拓跋范，辅国大将军、建宁王拓跋崇，征西大将军、常山王拓跋素，征南大将军、恒农王奚斤上奏说：‘臣听说帝王兴起，必定有上天授命的符瑞，所以才能经纬天地人三才，建立皇极；三皇五帝盛德之时，没有不具备这种征验的。”},{ 伏羲有河图、八卦，夏禹有洛书、九畴；因此，神明的功业传播于往古，圣人的遗迹显现于后世。臣恭敬地认为，陛下的德行与天地相合，光明与日月相并，确实是上天纵成的圣人，应天命而挺然而生；上天垂顾，征兆善美而完备地汇集。因此，始光元年，经由天师奉上天文图录，授予陛下“太平真君”的尊号。陛下深深持守虚静谦冲之道，历经多年才接受这一尊号。精诚感动了神灵之物，诚信恩惠协和于天人之间，所以威势能够加于四海，恩泽流布天下，普天之下、四方土地上的人，没有谁不思服从。如今张掖郡上报说：丘池县大柳谷山中有一块大石，石质青色，纹理白色，间杂形成文字，记载国家祖宗的名讳，显著写出承受天命、历数相传的符瑞。王公以下以及各部门官员、众位百官看到这些图文，没有不感动的，众人都说：“自古以来，祥瑞征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光明显著。这是上天降下命令，是国家国祚无穷的征兆。”臣等有幸遇到盛大的教化，沐浴在光荣恩宠之中，却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报答并发扬上天的美意、增益天地之功，谨与群臣共同商议，认为应当根据石文所显示的征兆，向四海宣告，使境外那些僭越窃取者知道天命已经有所归属。”皇帝下诏说：“可以依照所奏办理。这是天地的嘉祥施予，也是先祖父留下的征兆，哪里是我一人所能独自招致的呢？” 可以依照所奏办理。太和元年冬十月，南部尚书、安定侯邓宗庆上奏说：“乡郡百姓李飞、太原百姓王显先前陈述：我们到京城南面的山中采药，走到游越谷南岭下，看见青碧色的石柱有数百枚。奉诏查验后，他们说所看见的青碧色石柱，长的有一匹，彼此相接向上；有的方一尺二寸，有的方一尺，方正的棱角全都齐整。石柱数量既多，无法一一计数，请交给作曹采用。”诏令准许。显祖皇兴三年六月，尉元上表说：“臣在彭城派遣别将，于八月到睢口邀击贼将陈显达。有战士在营外五里割草放牧，看见一位白头老人，骑着白马，自称将军，呼唤他并说：‘到十八日辰时，我一定来到这里；告诉你们将军，率领众人从东北面临近进攻，我当驱赶贼军使其逃走。申时，贼军一定大败，宿豫、淮阳都无疑可以攻克。我当在淮水之畔替你们国家划定界限；下邳城我当把敌军驱逐出去，不劳烦军队用力。’十天以后，这个人又在彭城南面戏马台以东二里处看见白头老人，也骑着白马，从东北方向而来，呼唤这个人说：‘我与东海、四渎、太山、北岳的神灵一同巡视淮北，帮助你们两位将领荡除敌寇，这件事已经确定。你们上下高兴吗？’说完忽然不见了。”于是下诏命尉元把老人前后出现的地方筑坛，并立表记载此事。肃宗孝昌二年十月，扬州刺史李宪上表说：“门下督周伏兴在前一年七月因病请假回家，到十一日夜里梦见渡过肥水，走到草堂寺南面，远远看见七个人，其中一人骑马、穿朱红色衣服、戴笼冠，另外六人跟在后面。周伏兴在路左站立，那人到来后，他便拜了两拜。那人问他是什么人。周伏兴回答说：‘我是李公的门下督，暂时出使硖石。’那人对他说：‘你可以回去，我是孝文皇帝的中书舍人，特来告诉李宪，不要忧虑贼人的堰，此月就会决破。’周伏兴走了两步，那人记录下他的姓名，让他赶快报告。周伏兴醒来，天亮后便回到城中，详细说明梦中的情形。七月二十七日，堰果然决破。” 世祖延和三年三月，乐安王元范获得一方玉玺，上面的文字是“皇帝玺”，将它献上。

译太延元年，从三月一直到六月没有下雨，朝廷命有关官员遍请众神，几天后下了大雨。这一天，有个妇人拿着一枚玉印到潞县侯孙家出售。孙家得到玉印，觉得奇异，寻访那名妇人，却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玉印上的文字是：“旱疫平。”寇天师说：《龙文纽书》记载，这是神灵所用的三字印。” 高宗和平三年四月，河内人张超在城北毁坏的楼所、旧佛图处获得一枚玉印，献了上去。玉印方圆二寸，上面的文字是：“富乐日昌，永保无疆，福禄日臻，长享万年。”玉色光润，模制精巧，百官都说：“这是神明所授，不是人为制作的。”皇帝下诏天下举行大酺三日。高祖承明元年八月，上谷郡百姓献上一枚玉印，印上有蛟龙纹。太和元年三月，武川镇献上一枚玉印，玉质青色，纹饰素净，印文是“太昌”。六月，雍州献上一枚玉印。这个月，长安镇献上一枚玉印，印上有龟形印纽，下面有文字，颜色非常鲜明洁白，是不同于寻常的美玉。太和三年七月，定州钜鹿县百姓献上一方玉印，方圆七分，上面有文字。世宗永平元年四月，瀛州百姓获得玉璧、玉印各一件，献了上去。肃宗熙平二年十一月，京师又获得两方玉玺。孝静帝兴和三年二月，东郡白马县百姓献上一枚玉印。太宗永兴三年十二月，北部边塞的候人获得两块玉板，献了上去。君王仁慈，才会有这种祥瑞出现。孝静帝天平二年二月，员外散骑常侍穆礼得到一块玉板，宽三寸，长一尺五寸，顶端有两个孔，献了上去。高祖承明元年九月，京兆百姓献上一对青玉璧，纹理和色泽光彩灿烂。君王贤能、品德美好，祥瑞之物才会到来。肃宗正光三年六月，并州静林寺的僧人在阳邑城西的橡谷挖药，得到五块玉璧、十件玉珪、一枚玉印、一根玉柱和一个玉盖，一并献了上去。高祖太和五年六月，上邽镇将上奏说：“在镇城以西二百五十里处射猎时，在营地南面的千水中得到三枚玉车钏，其中两枚青色、一枚赤色，制作形状非常精巧。” 孝静帝兴和四年七月，邺县百姓献上一块未经雕琢的白玉。肃宗熙平二年正月，岐州横水县的赤粟谷中出现金子。太祖天兴三年四月，有连理木生长在代郡天门关道路的左边。君王的恩德润泽纯厚融洽，天下八方归于一统，才会生出这种祥瑞。八月，渤海郡上报说，修县、东光县各有一株连理木。十二月，豫州上报说，河内郡沁县生长有连理木。太祖天兴四年春，河内郡有两株连理木。八月，魏郡上报说，内黄县有连理木。太宗泰常元年十月，范阳郡上报木连理。十一月，常山郡上报木连理。泰常三年正月，渤海郡上报东光县有木连理。八月，广宁郡上报木连理。世祖神▯四年九月，荥阳郡上报木连理。延和二年三月，楼烦南山有木连理。三年九月，上谷郡上报木连理。太延元年二月，魏郡上报木连理。五年二月，辽西上报木连理。高祖延兴元年十一月，秘书令杨崇上奏说，钟律郎李生在京师看见了长生连理树。承明元年九月，并州上报木连理，彼此相距一丈二尺，中间有五根枝条相连。太和元年三月，冀州上报木连理。太和十七年六月，京师有木连理。太和十八年十月，河南上报巩县有木连理。太和二十三年十月，并州上报百节连理生长在县甕山。济州上报木连理。十二月，瀛州上报木连理。世宗景明二年正月，瀛州上报平舒县有木连理。景明三年正月，颍川郡上报木连理。二月，平阳郡上报襄陵县有木连理。四月，荆州上报南阳郡宛县有木连理。六月，徐州上报东海有木连理。十月，秦州上报南稻、新兴二县各有一株木连理。景明四年二月，赵平郡上报鹑觚县有木连理。二月，齐郡上报临淄县有木连理。四月，汾州上报五城郡有木连理。五月，青州上报莒县有木连理。六月，恆农卢氏县有木连理。这个月，徐州上报梁郡下邑县有木连理。九月，秦州上报当亭四县交界处各有木连理。正始元年五月，司州上报荥阳郡京县有木连理。六月，京师西苑有木连理。七月，河东郡上报闻喜县有木连理。八月，河南郡上报，慈水岸边有木连理。十月，恆农郡上报崤县有木连理。十二月，凉州上报石城县有木连理。正始二年正月，汾州上报平昌县有木连理。二月，司州上报崤县有木连理。九月，司州上报颍川郡阳翟县有木连理。正始三年六月，汾州上报永安县有木连理。这个月，京师有木连理。七月，颍川郡阳翟县上报有木连理。这个月，建德郡上报石城县有木连理。永平元年四月，司州上报颍川郡有木连理。永平二年四月，司州上报恆农郡北陕县有木连理。永平三年十一月，夏州上报横风山有木连理。延昌二年正月，徐州上报建陵戍有木连理。延昌三年正月，司州上报轵县有木连理。延昌四年三月，冀州上报信都县有木连理。六月，京师有木连理。九月，雍州上报酃县有木连理。肃宗熙平元年正月，光州上报曲城县有木连理。熙平二年十一月，京师有木连理。十二月，敦煌镇上报晋昌戍有木连理。神龟元年正月，汾州上报永安县有木连理。三月，沧州上报饶安县有木连理。八月，燕州上报上谷郡有木连理。九月，秦州上报陇西的武阳山有木连理。神龟二年六月，夏州上报山鹿县有木连理。正光元年五月，并州上报上党东山谷中有木连理。十一月，齐州上报济南郡灵寿山有木连理。正光二年六月，齐州上报魏郡逢陵县有木连理。正光二年二月，凉州上报榆中县有木连理。三月，青州上报平昌郡有木连理。八月，徐州上报龙亢戍以东有两株木连理。正光四年二月，扬州上报汝阴县有木连理。八月，凉州上报显美县有木连理。孝昌元年十月，魏郡元城县有木连理。孝静帝天平二年四月，临水郡有木连理。

译七月，魏郡有木连理。天平三年五月，司州上报清河郡有木连理。天平四年六月，广平郡上报有木连理。八月，并州上报有木连理。元象元年二月，洛州上报有木连理。五月，林虑县上报有木连理。八月，上党郡上报有木连理。兴和元年九月，有司上奏：西山采材司马张神和上报司空谷有木连理。兴和二年四月，光州上报卢乡县有木连理。武定元年闰月，西兖州上报济阴郡有木连理。九月，齐献武王上报并州有木连理。武定三年九月，瀛州上报，河间郡有木连理。武定五年十一月，汾州上报有木连理。武定六年五月，晋州上报有木连理。武定八年四月，青州上报齐郡有木连理。世宗景明三年七月，鲁阳进献乌芝。君主慈爱仁厚，就会生出这种东西；吃了它可以使人超脱世俗、长生不死。太祖天兴二年七月，并州进献白雉。周成王在位时，越裳氏曾来进献白雉。天兴四年正月，上党郡进献白雉。二月，并州进献白雉。五月，河内郡进献白雉。太宗神瑞二年十一月，右民尚书周几在博陵郡安平县捕获一只白雉，献了上去。泰常三年正月，渤海郡高城县进献白雉。三月，渤海郡南皮县进献两只白雉。十一月，中山郡行唐县进献白雉。泰常四年正月，新兴郡进献白雉；十二月又进献两只白雉。泰常五年二月，白雉出现在河内郡。世祖神▯元年二月，相州进献白雉。神▯二年二月，上党郡进献白雉。高祖延兴二年正月，青州进献白雉。延兴五年正月，白雉出现在上谷郡。太和元年二月，秦州进献白雉。三月，白雉出现在秦州。十一月，白雉出现在安定郡。太和二年十一月，徐州进献白雉。太和三年正月，统万镇进献白雉。太和四年正月，南豫州进献白雉。太和六年三月，豫州进献白雉。太和八年六月，齐州清河郡进献白雉。太和十七年正月，幽州进献白雉。四月，瀛州进献白雉。太和二十年三月，兖州进献白雉。世宗景明三年正月，徐州进献白雉。二月，冀州进献白雉。正始三年三月，齐州进献白雉。十月，青州进献白雉。正始四年十一月，秦州进献白雉。永平二年四月，河内郡进献白雉。六月，河南进献白雉。十二月，豫州进献白雉。延昌四年二月，冀州进献白雉。这个月，京师捕获白雉。闰月，岐州进献白雉。十二月，幽州进献白雉。肃宗熙平元年二月，相州进献白雉。三月，肆州进献白雉。熙平二年三月，徐州进献白雉。神龟元年三月，颍川郡进献白雉。神龟二年正月，豫州进献白雉。正光三年二月，夏州进献白雉。正光四年三月，光州进献白雉。孝静帝天平三年正月，青州进献白雉。天平四年二月，青州进献白雉。十二月，梁州进献白雉。元象二年正月，魏郡繁阳县进献白雉。武定元年正月，广宗郡进献白雉。这个月，兖州进献白雉。武定四年三月，青州进献白雉。太宗泰常七年九月，涿鹿出现温泉。当时有人患风寒之病，进入温泉的人大多痊愈。高祖太和八年正月，上谷郡惠化寺涌出了醴泉。醴泉是水中的精华，味道甘美；君王修治政事，醴泉就会出现。兴和元年冬，西兖州济阴郡宛句县濮水南岸有泉水涌出，水色清澈、味道甘甜，饮用的人疾病痊愈，四面八方的人纷纷赶来。齐献武王下令在泉水旁修建庐舍。尚书上奏，请赏赐刺史粟一千石、太守粟五百石、县令粟二百石，以表彰因善政而感得祥瑞；此前上奏此事的人，按功劳次第授予出身。诏令准许。高宗太和二年九月，滍水中出现鼎，送到了京师。君王不极度追求珍美滋味，神鼎就会出现。

译志第十九　官氏九 百姓不能靠自己治理自己，所以设立君主来主管、治理他们；君主也不能独自决断一切，于是任命臣下来辅佐。由此说来，安定天下、端正国家，并非一个人的力量能够做到。文字契券产生以前的事情，几乎没有听闻；到了羲、轩、昊、顼之间，关于龙、火、鸟、人等职官的设置，大致还可以知道。唐、虞时有六十种官职，夏、商增加了一倍，周代超过三百，这时官制才算完备。可是秦、汉、魏、晋各代都有增减，官职的废置和兴衰，随时势而适应事务。况且国家各有政制，家庭各有风俗，设置官员、授予职务，哪里有固定不变的呢？帝王治理天下，礼乐也不彼此沿袭；天下各地兴起家业，物产和风俗也不是只有一种。这种情况由来已久。魏氏世代统治北方，远古以来的官统有所缺失；掌管事务、设置官司，各有名称和等级。等到同南方诸夏交好，也颇有改创。昭成帝即王位时，已经任命燕凤为右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其余官职和杂号，大多与晋朝相同。建国二年，开始设置左右近侍之职，人数没有定额，有时多达百人，轮流在宫禁中值班，传达宣布诏令。他们都从各部大人以及豪族良家子弟中选取仪表端庄、机敏善辩而有才干的人任用。又设置内侍长四人，主管顾问、拾遗和应对，如同今天的侍中、散骑常侍。各地前来归附的杂类人，统称为“乌丸”，根据人数多少称为酋或庶长，分为南、北两部，又设置两部大人来统领。当时皇帝的弟弟孤监督北部，皇子实君监督南部，分别治理百姓，如同古代的二伯。太祖登国元年，沿袭旧制不作改变，南、北两部仍设置大人，分别治理两部。这一年设置都统长，又设置幢将和外朝大人官。都统长统领殿内军队，在王宫中值班；幢将共六人，主管三郎卫士在宫禁中值宿，从侍中以下、中散以上的官员都由他们统领；外朝大人人数没有定额，主管接受诏命、接待外来使者，出入宫禁，国家遇有大丧、大礼，都参与决策，并按所掌管的事务办事。皇始元年，开始建立曹、省等机构，完备设置百官，分封和授予五等爵位；外任官职则从刺史、太守、令、长以下，凡尚未完备的，随即设置。天兴元年十一月，下诏命吏部郎邓渊主持官制，制定爵位等级。十二月，设置八部大夫、散骑常侍、待诏等官。八部大夫在皇城的东、南、西、北及四方角落各设置一人，用来比拟八座，称为八国。常侍、待诏在左右值班，出入传达王命。天兴二年三月，把尚书三十六曹及各外署分设为三百六十曹，总共设置三百六十曹，由令大夫主管。大夫各有属官，凡有文书簿册，由本曹陈奏，意在减少省中驳议弹劾的烦劳。起初命《五经》等书各设置博士，国子学生定额三十人。天兴三年十月，设置受恩、蒙养、长德、训士四种官职。受恩的职秩相当于特进，没有固定员额，有人选才设置，任用亲近的贵族和有声望的人。蒙养的职秩相当于光禄大夫，也没有固定员额，选取勤劳而年老闲居的人担任。长德的职秩相当于中散大夫，没有固定员额。训士的职秩相当于谏议大夫，负责规劝讽谏时政，匡正和指责错误违法之事。又设置仙人博士，主管煮炼各种药物。天兴四年七月，撤销匈奴中郎将一职，命各部护军都隶属于大将军府。九月，撤销外兰台御史，将其总归内省管辖。十二月，恢复尚书三十六曹；每曹设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天赐元年八月，开始设置六谒官，仿照古代六卿，秩为五品。属官有大夫，秩为六品；大夫的属官有元士，秩为七品；元士的属官有署令、署长，秩为八品；令、长的属官有署丞，秩为九品。九月，降低五等爵位的等级，开始分为四等，称为王、公、侯、子，取消伯、男两种爵号。皇子以及异姓中建立重大功勋、勋位最高的人封为王，宗室和原来受封为藩王的人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子也依此逐级递降。于是，封为王的有十人，封为公的有二十二人，封为侯的有七十九人，封为子的有一百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县，子封小县。王为第一品，公为第二品，侯为第三品，子为第四品。又制定散官五等：五品散官比照三都尉，六品散官比照议郎，七品散官比照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三种大夫，八品散官比照郎中，九品散官比照舍人。文官五品以下，才能出众的人都比照造士，也分为五等。武官五品以下，能够担任将帅的人，也分为五等。如果百官中有职位空缺，就从这些人中选拔补任。起初，皇帝想效法古代淳朴的制度，每当制定官名，多不沿用周、汉的旧称；有时取名于身体，有时取名于事物，有时取名于民事，都是仿照远古以云、鸟命名的含义。各曹奔走办事的官吏称为凫、鸭，取其飞行迅疾之意；负责侦察的人称为候官，称作白鹭，取其伸长脖子远望之意。其余官职的命名，大多也都如此，各有相应的含义。又规定各州设置都尉统领军队。十一月，由于八国的姓族难以区分，所以各国设置大师、小师，命他们辨别宗族党类，品评并推举人才。八国以外，各郡也分别设置师，职掌与八国的师相同，相当于今天的中正。宗室设置宗师，也依照州、郡和八国的制度。十二月，下诏开始赐给王、公、侯、子等封国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和上郡公一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都设置典师，职秩相当于家丞，总管各类属吏。天赐二年二月，又撤销尚书三十六曹，另设武归、修勤二职。武归相当于郎中，修勤相当于令史，分别主管省中事务。天赐二年正月，设置内官二十人，职秩相当于侍中、常侍，轮流在左右值班。又规定各州设置三名刺史，刺史使用六品官，宗室一人，异姓二人，相当于古代上、中、下三大夫。郡设置三名太守，任用七品官；县设置三名令、长，任用八品官。刺史、令、长各自治理州县；太守之上有刺史，太守之下有令、长，虽有设置却尚未亲临治理百姓。此前由功臣担任州官的，一律征回京师，让他们凭爵位归第；另设置散骑郎、猎郎以及各省令史、省事、典签等官。天赐四年五月，增设侍官，负责在左右值班、出入传达诏令；从八国的良家子弟以及代郡、上谷、广宁、雁门四郡百姓中，选取年长而有才器声望的人充任。永兴元年十一月，设置骐驎官四十人，在殿省值宿，职秩相当于常侍、侍郎。神瑞元年春，设置八大人官，大人以下设置三名属官，总理国家各种机要事务，所以当时世人称他们为八公。

译泰常二年夏，设置六部大人官，包括天部、地部和东、西、南、北部，都由各位公爵担任。每位大人设置三名属官。始光元年正月，设置右民尚书。神麚元年三月，设置左右仆射、左右丞和十多名诸曹尚书，各自驻在不同的官署。七月，下诏规定各征、镇大将依照品级开设府署，设置属官。延和元年三月，将代尹改为万年尹，将代令改为万年令。后来又恢复原称。真君五年正月，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辅佐朝政，设置通事四人。又选拔各曹的优秀官吏，供职于东宫。正平元年七月，因为各曹官吏过多，削减员额。兴安二年正月，设置驾部尚书、右士尚书。太安三年五月，将各部护军分别改任太守。延兴二年五月，下诏说：“没有功劳就不能接受爵位，没有才能就不能接受俸禄。凡是出任外官而升迁的，都要据此上奏，申请暂授品级。在职任上有成效的，允许降等附入正式品级；如果没有特别的声誉，就随即削除。旧制规定，各镇将、刺史暂授五等爵位，以及因有所贡献而获得暂授爵位的人，都不得世袭。” 延兴四年二月，设置外牧官。延兴五年九月，设置监御曹。太和二年五月，裁减候职，设置四百人，负责监察违法失职之事。太和四年，裁撤二部内部的幢将。太和十一年八月，设置散官一百人、朝请官二百人。太和十五年七月，设置司仪官。十二月，设置侍中、黄门各四人，又设置散骑常侍、侍郎，员额各四人；通直散骑常侍、侍郎，员外散骑常侍、侍郎，各六人。又设置司空、主客、太仓、库部、都牧、太乐、虞曹、宫舆、覆育少卿等官。又设置光爵、骁游、五校、中大夫、散员士等官。又设置侍官一百二十人。改设各局，监督羽林、虎贲。旧制规定，凡因功勋而获赐官爵的人，其子孙世代承袭军号。太和十六年，改为降授五等爵位，开始革除这一制度，只允许世袭爵位而已。旧制规定，边境各地都设置镇都大将，统率军队，负责防守御敌，地位与刺史相同。城墙、护城设施、仓库都由镇将主管，但不亲自治理。因此镇将的地位高于刺史。从太祖到高祖初年，内外百官屡有裁减和增置；有些官职只是因当时事务需要而设，并非固定官名，如万骑、飞鸿、常忠、直意将军之类就是这样。旧有法令已经散失，无从依据。太和年间，高祖下诏命群臣议定百官制度，写入法令；现将其列在下面，勋品和流外等低品位官职不再记载。太师、太尉、仪同三司。太保、司徒、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司空、特进。以上为三师；右边为三公。大司马；各类开府官。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二将军中加“大”字的，位次在三司之上。卫将军中加“大”字的，位次在仪同三司之后。以上为三将军。右边列第一品上、第一品中、第一品下。太子太师；四征将军中加“大”字的，位次在卫将军之后；四镇将军中加“大”字的，位次在尚书令之后。太子太傅、左右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尚书左仆射、太常。以上为东宫三师；尚书右仆射、光禄勋。尚书令、中书监、卫尉。都督府州诸军事；以上为三卿。中军将军。镇军将军。抚军将军。以上三将军中加“大”字的，秩位在四征将军中最低一等之下。金紫光禄大夫。右边列从第一品上、从第一品中、从第一品下。太子少师；列曹尚书；四安将军中加“大”字的，秩位在三少最低一等之下。太子少傅；中书令；凡三品以下、五品以上的将军加“大”字。太子少保、领军、太子左右詹事。以上为东宫三少；护军两职如由侍臣兼任，则加“中”字；散骑常侍。

译中侍中、司州刺史。都督三州诸军事。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以上为六卿。领军将军。护军将军；领军、护军二职不同时设置。右边列第二品上、第二品中、第二品下。前、后、左、右将军；秘书监；武卫将军。四平将军中加“大”字的，秩位在护军将军之下；银青光禄大夫；都督一州诸军事。大长秋卿；将作大匠。左卫将军；右卫将军。右边列从第二品上、从第二品中、从第二品下。驸马；给事黄门侍郎；通直散骑常侍。诸王师；太子中庶子；城门校尉。太子左右卫率；南、北、东、西中郎将；羽林中郎将。御史中尉；护匈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太中大夫。中常侍；护羌、戎、夷、蛮、越校尉。征虏将军。辅国将军。龙骧将军。司卫监。中尹。少卿。光爵。代尹。右边列第三品上、第三品中、第三品下。员外散骑常侍；中给事；镇远将军。骁骑将军；射声校尉；安远将军 太子家令；越骑校尉；建远将军 太子率更令；屯骑校尉；建中将军 太子仆；步兵校尉；建节将军 太子庶子；长水校尉；立义将军 给事中；监军；立忠将军 前军将军、后军将军、左军将军、右军将军；立节将军 中大夫；恢武将军 秘书令；勇武将军 给事；曜武将军 昭武将军 显武将军 直阁将军 右从第三品上；右从第三品中；右从第三品下 国子祭酒；公府司马；谏议大夫 下大夫；尚书右丞；秘书丞 公府长史；司马别驾；建武将军 尚书左丞；太子中舍人；振武将军 太子三校；中黄门令；奋武将军 散骑侍郎；令；扬武将军 中书侍郎；内署令；广武将军 中谒者大夫；都水使者；广威将军 中散大夫；符节令 中坚将军；通直散骑常侍 中垒将军；建威将军 宁朔将军；振威将军 扬威将军；奋威将军 右第四品上；右第四品中；右第四品下 元士；诸开府司马；诸王友 公府谘议参军；司州功曹都官；员外散骑侍郎 诸开府长史；五局司直；太子门大夫 尚书吏部郎中；司败；协律中郎 太子洗马；诸局校尉；戟楯虎贲将军 武骑侍郎；符玺郎中；募员虎贲将军 奏车都尉；高车虎贲将军 驸马都尉；左右积弩射将军 骑都尉；强弩将军 羽林中郎 中散庶长 谒者仆射 羽林郎将 高车羽林郎将 冗从仆射 右从第四品上；右从第四品中；右从第四品下 中军长史、镇军长史、抚军长史；中书议郎；皇宗博士 鹰扬将军；诸开府从事中郎；归义侯 折冲将军；公府正参军

译；率义侯 宁远将军；公府主簿；顺义侯 扬烈将军；廷尉正、廷尉监、廷尉评；朝服侯 诸开府谘议参军；太子舍人；太常丞 秘书著作郎；司州主簿 治书侍御史；中黄门 中谒者仆射；轻车将军 中黄门冗从仆射；威远将军 侍御中散；虎威将军 中军司马、镇军司马、抚军司马；中散 公府从事中郎；殿中将军 尚书郎中；散臣监 伏波将军；太子仓令 陵江将军 平漠将军 太子食官令 太子中盾 右第五品上；右第五品中；右第五品下 秘书郎；太子厩长；附义中郎将 国子博士；诸局监；归义中郎将 太学祭酒；尚书郎；率义中郎将 秘书著作佐郎；侍御史；顺义中郎将 武士将军；殿中御史；戟楯虎贲司马 虎贲司马；京邑市令；募员虎贲司马 虎贲郎将；典牧都尉；高车虎贲司马 方舞郎庶长；水衡都尉；戟楯虎贲将 宿卫军将；司盐都尉；募员虎贲将 掖庭监；司竹都尉；高车虎贲将 典客监；崇虚都尉；尝药监 典仪监；列卿丞；中谒者 协律郎；詹事丞；宫门司马 太祝令；代尹丞；宗圣士 小黄门；诸开府正参军 谒者；诸门府主簿 员外将军；辨章郎 散员大夫；太宰令 太乐祭酒；廪牺令 门下录事；殿中监 奉乘郎；翼驭郎 羽林郎；高车羽林郎 瞻人郎 方者郎 右从第五品上；右从第五品中；右从第五品下 公府行参军；太学博士；散骑 宣威将军；太史博士；奉朝请 明威将军；律博士；武烈将军 襄武将军；礼官博士；武毅将军 厉威将军；公府记室督；武奋将军 公府掾属；威烈将军；太乐博士 中军正参军、抚军正参军、镇军正参军；威冠将军；河堤谒者 主书郎；威虏将军 詹事五官；威戎将军 门下主书舍人；威武将军 门下通事舍人 司州司事 司州从事 代郡功曹主簿 右第六品上；右第六品中；右第六品下 诸开府行参军；监淮海津都尉；戟楯

译虎贲 散员士；诸局中校尉；募员虎贲 中书舍人；方舞郎；高车虎贲 领军、护军二卫主簿；诸宫门仆；治礼郎 主事郎；诸开府记室督；狱丞 詹事主簿；司马督 集书舍人；千人督 中军行参军、镇军行参军、抚军行参军；校尉 领军、护军功曹掾 领军、护军五官 散臣中校 宿卫统 太子常从虎贲督 侍干 寺人 暗人 掌玺郎（掌管印玺的郎官）。太子守舍人（太子宫守卫机构的舍人）。掌服郎（掌管服饰的郎官）。掌筵郎（掌管宴席、筵席的郎官）。虎贲郎（虎贲卫士中的郎官）。各开府的属官。集书校书郎（集书省、校书职掌的郎官）。秘书校书郎（秘书机构校勘书籍的郎官）。秘书钟律郎（秘书机构掌管钟律的郎官）。右列为从第六品上、从第六品中、从第六品下。公府舍人；国子学生；秘书舍人。太子主书舍人；讨寇将军；符史郎。太子主衣舍人；讨虏将军；荡寇将军。都令史；讨难将军；荡虏将军。主书令史；讨夷将军；荡难将军。门下令史；荡逆将军。太子左、右卫率主簿；太庙门仆。司事郎（掌管事务的郎官）。司州录事（司州掌管记录、事务的官员）。代郡通事（代郡掌管通报、传达的官员）。御属（属官名）。绥远将军。绥虏将军。绥边将军。右列为第七品上、第七品中、第七品下。各门府舍人；祝史；各局督事。秘书令史；太常齐郎；狱掾。主书令史；王家尉；太学典录。集书令史；公主家令；太史博士。起居注令史；太卜博士。直事郎；太医博士。司州本曹；太常日者。散臣督事；扶令。宿卫幢将；太乐典录。右列为从第七品上、从第七品中、从第七品下。公府令史；太学助教；厉武将军。太子典书令史；扫寇将军；厉锋将军。太子典衣令史；扫虏将军；虎牙将军。司事令史；扫难将军；虎奋将军。各局通事；扫逆将军。殄寇将军。殄虏将军。殄难将军。殄夷将军。右列为第八品上、第八品中、第八品下。

译直事令史；尚书算生；各寺算生。宿卫军司马；典客舍人；各局书令史。各局省事；符券吏；虎贲军书令史。尚书记室令史；公府閤下令史；乘传使者。右列为从第八品上、从第八品中、从第八品下。各开府令史；祀官齐郎；白衣臣。宿卫军吏；典客参军。各局书吏；太医、太史助教。书干（掌书写事务的属吏）。主书干（主管书写事务的属吏）。典书干（掌管文书的属吏）。广野将军。横野将军。偏将军。裨将军。右列为第九品上、第九品中、第九品下。统史；主驿博士；八书吏。中校尉；王家吏。右列为从第九品上、从第九品中、从第九品下。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降低车将军、骠将军、侍中、黄门的品秩，依照魏、晋旧例办理。十九年八月，开始设置直齐以及御仗左右武官。二十三年，高祖重新编定职令；到献文帝去世，世宗即位之初开始颁行，并把它作为永久的制度。太师、太傅、太保。右列为三师上公。王。大司马、大将军。右列为二大。太尉、司徒、司空。开国郡公。右列为第一品。仪同三司、开国县公、都督中外诸军事、各开府、散公。右列为从第一品。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特进、尚书令、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二将军加“大”字的，职位在都督中外诸军事之下。卫将军加“大”字的，职位在太子太师之上。四征将军加“大”字的，职位次于卫大将军。各将军加“大”字的，左右光禄大夫，开国县侯。右列为第二品。尚书仆射如果左右同时设置，则左仆射在上，右仆射在下。中书监、司州牧；四镇将军加“大”字的，职位次于卫将军。中军将军、镇军将军、抚军将军。右列为三将军。金紫光禄大夫、散侯。右列为从第二品。吏部尚书、四安将军、中领军、中护军；中领军、中护军二军如果加授将军，就去掉“中”字，职位次于抚军将军。太常、光禄、卫尉。右列为三卿。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中书令、太子詹事、侍中、列曹尚书、四平将军。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太府。右列为六卿。河南尹、上州刺史、秘书监、诸王师、左右卫将军、前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后将军、光禄大夫（佩银印青绶者），以及开国县伯。右列为第三品。散骑常侍、四方郎将、护匈奴、羌、戎、夷、蛮、越中郎将、国子祭酒、御史中尉、大长秋卿、将作大匠、征虏将军；二大、二公长史。如果司徒设置两名长史，左长史在散骑常侍之下，右长史在中庶子之下；太子左、右卫率、武卫将军、冠军将军、护羌、戎、夷、蛮、越校尉、太中大夫、辅国将军、中州刺史、龙骧将军、散伯。右列为从第三品。二大、二公司的司马。太常、光禄、卫尉。右列为三少卿。尚书吏部郎中、给事黄门侍郎、太子中庶子、司空及皇子长史、太仆、廷尉、大鸿胪

译、宗正、大司农、太府。右列为六少卿。中常侍、中尹、城门校尉、司空及皇子司马、从第一品将军、开府长史、骁骑将军、游击将军。以上为上阶。镇远将军、安远将军、平远将军、建义将军、建忠将军、建节将军、立义将军、立忠将军、立节将军、恢武将军、勇武将军、曜武将军、昭武将军、显武将军；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司马、通直散骑常侍、司徒谘议参军事、中散大夫、下州刺史、上郡太守、内史、相、开国县子。右列为第四品。中坚将军、中垒将军、尚书左丞、二大、二公谘议参军事、司州别驾从事史、第二品将军及始蕃王长史、太子家令、太子率更令、太子仆、中令侍郎、太子庶子、第二品将军及始蕃王司马、前军将军、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后军将军。以上为上阶。宁朔将军、建威将军、振威将军、奋威将军、扬威将军、广威将军、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司空及皇子谘议参军事、司州治中从事史、左中郎将、右中郎将、建武将军、振武将军、奋武将军、扬武将军、广武将军、从第一品将军开府谘议参军事、散子。右列为从第四品。宁远将军、鹰扬将军、折冲将军、扬烈将军；从第二品将军及二蕃王长史、二大二公从事中郎、秘书丞、皇子友、国子博士、散骑侍郎、太子中舍人、员外散骑常侍、从第二品将军及二蕃王司马。以上为上阶。射声校尉、越骑校尉、屯骑校尉、步军校尉、长水校尉、司空及皇子开府从事中郎、第二品将军及始蕃王谘议参军事、开府从事中郎、中郡太守、内史、相、开国县男。右列为第五品。伏波将军、陵江将军、平汉将军、第三品将军及三蕃王长史、二大二公掾属、著作郎、通直散骑常侍、太子洗马、从第二品将军及二蕃王谘议参军事、第三品将军及三蕃王司马、奉车都尉。以上为上阶。太子屯骑校尉、太子步兵校尉、太子翌军校尉，主管水利事务的都水使者，司空以及皇子开府中的属官，领军、护军的长史，司马，归义侯、率义侯、顺义侯、朝服侯等侯爵，轻车将军、威远将军，开府属官，虎威将军，洛阳县令，中给事中，以及散男等官爵名号。右列为从第五品。宣威将军、明威将军、从第三品将军长史、二大二公主簿、二大二公录事、皇子郎中令、司空主簿、司空及皇子录事参军事、从第三品将军司马、第三品将军及三蕃王谘议参军事、二大二公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皇子文学、治书侍御史、谒者仆射、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录事参军、司空及皇子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皇子功曹史。以上为上阶。河南郡丞、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冗从仆射、附马都尉、廷尉正、廷尉监、廷尉评、尚书郎中、中书舍人、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功曹、记室、仓曹、户曹、中兵参军事及功曹史、下郡太守、内史、相、上县令、

译相。右列为第六品。襄威将军、厉威将军；第二品将军、始蕃王录事参军；二大、二公列曹参军事；给事中；太子门大夫；皇子大农；骑都尉；符玺郎。以上属于正阶。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录事参军；皇子主簿；司空、皇子列曹参军事；第二品将军、始蕃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及功曹史；从第一品将军开府主簿、列曹参军事；从第二品将军、二蕃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及功曹史；太子舍人；三卿丞。右列为从第六品。

译威烈将军、威寇将军、威虏将军、威戎将军、威武将军；四品正从将军长史、司马；二大、二公祭酒；第三品将军、三蕃王录事参军；司空、皇子开府祭酒；武烈将军、武毅将军、武奋将军；王、公国郎中令；积弩将军、积射将军；员外散骑侍郎；皇子中尉；二大、二公参军事；二大、二公列曹行参军；开府祭酒。以上属于正阶。司空、皇子参军事；司空、皇子列曹行参军；从第三品将军录事参军；第二品将军、始蕃王主簿、列曹参军事；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列曹行参军；第三品将军、三蕃王功曹、记室、户曹、仓曹、中兵参军及功曹史；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主簿、列曹参军事；二卫司马；讨寇将军、讨虏将军、讨难将军、讨夷将军；从第三品将军功曹、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詹事丞；列卿丞；秘书郎中；著作佐郎；中县令、相。右列为第七品。荡寇将军、荡虏将军、荡难将军、荡逆将军；五品正从将军长史、司马；强弩将军；二大、二公行参军；司空、皇子行参军；第二品将军、始蕃王列曹行参军；第三品将军、三蕃王主簿、列曹参军事；第一品将军开府行参军；王、公国大农。以上属于正阶。太学博士；皇子常侍；太常博士；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参军事；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列曹行参军；从第三品将军主簿、列曹参军事；四品正从将军录事、功曹、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司州主簿；奉朝请；国子助教。右列为从第七品。殄寇将军、殄虏将军、殄难将军、殄夷将军；第二品将军、始蕃王行参军；第三品将军、三蕃王参军事；第三品将军、三蕃王列曹行参军；四品正从将军主簿、列曹参军事；侯、伯国郎中令；司州西曹书佐；殿中将军；皇子侍郎；大长秋丞。以上属于正阶。侍御史；协律郎；辨章郎；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行参军；从第三品将军参军事；从第三品将军列曹行参军；五品正从将军录事、功曹、户曹、仓曹、中兵参军事；王、公国中尉；司州祭酒从事；下县令、相。右列为第八品。扫寇将军、扫虏将军、扫难将军、扫逆将军（均为将军名号）；司州议曹从事史（司州掌议曹事务的属官）；二大、二公长兼行参军（在二大、二公府中兼任行参军）；公车令（主管公车事务的长官）；符节令（主管符节的长官）；各署令中秩禄在千石以上者；中黄门令（主管中黄门的长官）；门下录事尚书都令史（门下录事尚书的总令史）；主书令史（主管文书的令史）；殿中侍御史（在殿中侍奉并掌监察的御史）；中谒者仆射（中谒者的长官）；中黄门冗从仆射（中黄门冗从的长官）。以上属于正阶。宫门仆射；侯、伯国大农；司空、皇子长兼行参军；二大、二公长兼行参军；皇子上、中、下将军；皇子中大夫；二率丞；四品正从将军列曹行参军；王、公国常侍；厉武将军、厉锋将军、虎牙将军、虎奋将军；五品正从将军主簿、列曹行参军；司州文学；从第一品将军、开府长兼行参军；员外将军。右列为从第八品。旷野将军、横野将军；子、男国郎中令；太祝令；各署令中俸禄在六百石以上者；中黄门；公主家令；皇子典书令；四门小学博士；律博士；校书郎；二大、二公参军督护；检校御史。以上属于正阶。王、公国侍郎；侯、伯国中尉；谒者；太子三卿丞；五品正从将军列曹行参军；司空、皇子参军督护；第二品将军、始蕃王长兼行参军；从第一品将军、开府参军督护；殿中司马督。右列为第九品。偏将军、裨将军；太子厩长，即掌管太子马厩的长官；监淮海津都尉，即监管淮海渡口的都尉；各局都尉；皇子典祠令，即掌管皇子祭祀事务的长官；皇子学官令，即掌管皇子教育事务的长官；皇子典卫令，即掌管皇子警卫事务的长官；王公封国的上、中、下将军；王公封国的中大夫；各署令中秩禄不足六百石者。以上属于正阶。第二品将军、始蕃王参军督护；从第二品将军、二蕃王长兼行参军；太常、光禄、卫尉、领、护詹事功曹、五官；治礼郎；子、男国大农；小黄门；员外司马督。右列为从第九品。前代的官职等级都没有从品，魏氏开始设置从品，这也是一代的特殊制度。正始元年十一月，废除郡中正官。正始四年九月，下诏说：“五校尉过去统领营兵，地位次于列卿；奉车都尉掌管禁卫，是显贵而通达的官职。世道推移、时势变化后，竟成了闲散官职。既然官名仍和过去一样，就应当规定员额；殿中二司马也必须有固定人数。现在五校尉各置二十人，奉车都尉二十人，骑都尉六十人，殿中司马二百人，员外司马三百人。” 永平元年十二月，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元怿等上奏，请设置小学博士三千人。永平二年正月，尚书令高肇上奏，都水台请求依旧设置两名使者，参军事、谒者以及录事、令史也随事务需要重新设置。诏书说：“使者设置两人，可以依照所奏。至于下属官司，只要足以办事就行，何必劳烦设置那么多？参军、录事各重新设置一人，谒者增加两人，令史仍依旧制。”高肇又上奏，请将各州谘议、记室、户曹、刑狱、田曹、水曹、集曹、士曹参军一并裁省。永平四年七月，下诏把宗子羽林改称宗士；其原有品秩交付尚书，根据资历和任职年限计算，分别授予从七品以下、从八品以上的官职。正光元年七月，设置左、右卫将军各二人。十二月，废除各州中正官，由郡县评定姓族；后来又恢复。孝昌二年十月，下诏规定宗士、庶子两官各增加二百人；设置望士队四百人，从肺府的族人中选取有武艺者。孝庄帝初年，因为尔朱荣有辅佐拥立之功，授任柱国大将军，地位在丞相之上；又授任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并增加属官。又任太尉、上党王元天穆为太宰，并增加属官。永安二年，各下诏重新设置司直十人，品秩相当于五品，隶属于廷尉，恢复审理御史检举弹劾之事。普泰初年，任尔朱世隆为仪同三司，位次于上公；又在侍中、黄门、武卫将军等官中各增加设置六人。永安以后，远近多有事变，于是设置京畿大都督，又恢复设置州都督，二者都总领军队。天平四年夏，废除六州都督，将其全部隶属于京畿；京畿大都督仍不改变，并设置府署和属官。旧制度规定：设置大将军，就不设置太尉；设置丞相，就不设置司徒。正光以后，天下多事，功勋之臣和贤能之士并列任用，于是这些官职一同设置。

译武定二年十一月，有关官员上奏：“齐献武王高欢功勋卓著、德望深重，礼制待遇超过群臣。过去霍光的陵邑也设置长、丞主持陵墓事务，现在请设置长一人、丞一人、录事一人、户曹史一人、禁备史一人、侍一人，品秩都比帝陵官低一等；其中侍仍依旧制。”诏令说：“可以。” 武定七年三月，下诏规定左右光禄大夫各设置二人，金紫光禄大夫设置四人，光禄大夫设置四人，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各设置六人。五月，又下诏说，四名中郎将过去在世宗永平年间权宜隶属于领军将军，如今恢复隶属于护军将军。自古以来，天子树立德业，便根据出生赐予姓，以土地作为封赏并为之命氏；诸侯则以家族和谥号命氏；官员若有世代相传的功劳，便形成宦族，封邑也同样如此。姓，是标明其出生来源；氏，是记载其宗族由何处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至于有的以居住地为氏，有的以国号为氏，有的采用官爵为氏，有的采用事物为氏，虽然因时代不同而有差异，但都有各自的意义。魏氏本来居住在朔方一带，地域遥远、风俗不同，赐姓命氏的情况并不相同，也如长勺、尾氏、终葵这一类。起初，安帝统治国家时，各部共有九十九姓。到献帝时，把国人分为七部分，让各位兄弟分别统领，于是分别确定他们的氏。此后兼并其他国家，各自拥有本部；部中另有的族，成为内姓。年代久远后，姓氏相互改易，兴衰存亡间或发生；现在只列举那些可以考知的。献帝把长兄命为纥骨氏，后来改为胡氏。把次兄命为普氏，后来改为周氏。把次兄命为拓拔氏，后来改为长孙氏。把弟弟命为达奚氏，后来改为奚氏。把次弟命为伊娄氏，后来改为伊氏。把次弟命为丘敦氏，后来改为丘氏。把次弟命为侯氏，后来改为亥氏。七族的兴起，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又把叔父的后裔命为乙旃氏，后来改为叔孙氏。又把疏远的宗属命为车焜氏，后来改为车氏。总共与帝室合为十姓，百世不许通婚。太和以前，国家的丧葬、祭祀礼仪，非这十族不得参与。高祖改革了这一制度，各族分别按照所掌管的职务办事。神元皇帝时期，其他各部中归入内姓的诸姓。丘穆陵氏，后来改为穆氏。步六孤氏，后来改为陆氏。贺赖氏，后来改为贺氏。独孤氏，后来改为刘氏。贺楼氏，后来改为楼氏。勿忸于氏，后来改为于氏。是连氏，后来仍改为连氏。仆兰氏，后来改为仆氏。若干氏，后来改为苟氏。拔列氏，后来改为梁氏。拨略氏，后来改为略氏。若口引氏，后来改为寇氏。叱罗氏，后来改为罗氏。普陋茹氏，后来改为茹氏。贺葛氏，后来改为葛氏。是贲氏，后来改为封氏。阿伏于氏，后来改为阿氏。可地延氏，后来改为延氏。阿鹿桓氏，后来改为鹿氏。他骆拔氏，后来改为骆氏。薄奚氏，后来改为薄氏。乌丸氏，后来改为桓氏。素和氏，后来改为和氏。吐谷浑氏，仍为吐谷浑氏。胡古口引氏，后来改为侯氏。贺若氏，仍为贺若氏。谷浑氏，后来改为浑氏。匹娄氏，后来改为娄氏。俟力伐氏，后来改为鲍氏。吐伏卢氏，后来改为卢氏。牒云氏，后来改为云氏。是云氏，后来改为是氏。叱利氏，后来改为利氏。副吕氏，后来改为副氏。那氏，仍为那氏。如罗氏，后来改为如氏。乞扶氏，后来改为扶氏。阿单氏，后来改为单氏。俟几氏，后来改为几氏。贺兒氏，后来改为兒氏。吐奚氏，后来改为古氏。出连氏，后来改为毕氏。庾氏，仍为庾氏。贺拔氏，后来改为何氏。叱吕氏，后来改为吕氏。莫那娄氏，后来改为莫氏。奚斗卢氏，后来改为索卢氏。莫芦氏，后来改为芦氏。出大汗氏，后来改为韩氏。没路真氏，后来改为路氏。扈地于氏，后来改为扈氏。莫舆氏，后来改为舆氏。纥干氏，后来改为干氏。俟伏斤氏，后来改为伏氏。是楼氏，后来改为高氏。尸突氏，后来改为屈氏。沓卢氏，后来改为沓氏。嗢石兰氏，后来改为石氏。解枇氏，后来改为解氏。奇斤氏，后来改为奇氏。须卜氏，后来改为卜氏。丘林氏，后来改为林氏。大莫干氏，后来改为郃氏。尔绵氏，后来改为绵氏。盖楼氏，后来改为盖氏。素黎氏，后来改为黎氏。渴单氏，后来改为单氏。壹斗眷氏，后来改为明氏。叱门氏，后来改为门氏。宿六斤氏，后来改为宿氏。馥邗氏，后来改为邗氏。土难氏，后来改为山氏。屋引氏，后来改为房氏。树洛于氏，后来改为树氏。乙弗氏，后来改为乙氏。东方有宇文氏、慕容氏，就是宣帝时期的东部；这两个部落最为强盛，另有专传。南方有茂眷氏，后来改为茂氏。宥连氏，后来改为云氏。南方次一等的地方有纥豆陵氏，后来改为窦氏。侯莫陈氏，后来改为陈氏。库狄氏，后来改为狄氏。太洛稽氏，后来改为稽氏。柯拔氏，后来改为柯氏。西方有尉迟氏，后来改为尉氏。步鹿根氏，后来改为步氏。破多罗氏，后来改为潘氏。叱干氏，后来改为薛氏。俟奴氏，后来改为俟氏。辗迟氏，后来改为展氏。费连氏，后来改为费氏。其连氏，后来改为綦氏。去斤氏，后来改为艾氏。渴侯氏，后来改为缑氏。叱卢氏，后来改为祝氏。和稽氏，后来改为缓氏。冤赖氏，后来改为就氏。嗢盆氏，后来改为温氏。达勃氏，后来改为褒氏。独孤浑氏，后来改为杜氏。以上这些部落，其渠长都各自统领部众；但尉迟氏以下的部落，不如贺兰等诸部的氏族。北方有贺兰氏，后来改为贺氏。郁都甄氏，后来改为甄氏。纥奚氏，后来改为嵇氏。越勒氏，后来改为越氏。叱奴氏，后来改为狼氏。渴烛浑氏，后来改为味氏。库褥官氏，后来改为库氏。乌洛兰氏，后来改为兰氏。一那蒌氏，后来改为蒌氏。羽弗氏，后来改为羽氏。以上四方的各部落，按时前来朝贡。到了登国初年，太祖把各部落分散，使他们开始一律成为编户民。

译太和十九年，诏令说：“代人请求确定姓族，但过去没有姓族，虽然是有功劳、有贤德之人的后裔，也混杂在一起而没有分别。因此，官位显达的人可以位至公卿，而他们功劳已经衰微的亲属，仍然任卑贱的职务。近来想制定姓族，事情多未完成，暂且应当甄别提拔，随着时机逐渐考核铨选。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都是太祖以来功勋著于当世、官位都达到王公、情况明显可知的人，暂且下令司州和吏部，不要让他们充任卑贱官职，与四姓同等对待。除此以外，应当列入士流的人，随后另行颁布诏令。原本出自朔方土地，过去是部落大人，而从皇始年以来，已有三代官位在给事中以上，以及任州刺史、镇大将，或品秩达到王公的人，定为姓。若本来不是部落大人，而从皇始年以来，三代官职达到尚书以上，以及品秩达到王公，中间没有降等的官职承袭，也定为姓。各部落大人的后代，从皇始年以来官职没有达到前面所列标准，但有三代任中散、监以上官职，对外任太守、子都，品秩达到子、男爵的人，定为族。若本来不是部落大人，而从皇始年以来，三代有令以上官职，对外任副将、子都、太守，品秩达到侯以上的人，也定为族。” 凡是这些姓族的旁支亲属，以及本人有缌麻服以内亲属关系、略有一两代官职的人，虽然不能完全符合优等标准，也可以列入姓族；超过五代的，就各自计算，不享受宗族成员的荫庇。即使属于缌麻亲属，但三代官职没有达到姓族等级，有族官的就列入族官，没有族官的就不适用列入姓族的条例。凡是这样确定姓族的人，都要详细列出其来历，直接拟定姓族名单上报，朕将裁定姓族的始末。对于这些情况，都必须询问宗族，列明疑点并核实相同之处，然后查考旧籍，审核其官职经历；确有事实的才上奏，不得轻信他们的话，使虚假和侥幸伪造之事滋长。事实不实的，告发者都要加以‘奉诏询问却欺诈而不据实回答’的罪名，选官则依照‘回答有关职事的问题不据实’的条文处理。命司空公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琇等详细评定北人的姓氏，务必做到公平。从各处办结的案件中，每三个月编列一次簿册账目，送到门下省上报。”于是姓族便有了升降区别。世宗在位时，代人仍然因为姓族问题相互诉讼，于是又派尚书于忠、尚书元匡、侍中穆绍、尚书元长等人衡量评定。

译志第二十　释老第十。大人物出现并治理百姓，在结绳记事的时代以前，以及文字契刻失传之后的事情，所以无法知道。自伏羲、轩辕以来，直到夏、商、周三代，他们神秘的言论和秘藏的策略，包含在图谶纬书之中，用来规范世道、率领百姓，留下了坟典一类的著作。秦朝肆意施行暴政，这些典籍被焚成灰烬；汉朝搜集遗留的典籍，又多得如山丘。司马迁区分异同，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学说。刘歆撰写《七略》，班固记载《艺文志》，却没有记述释氏的学说。考察汉武帝元狩年间，派霍去病讨伐匈奴，到达皋兰，经过居延，斩杀敌人并大获全胜。昆邪王杀死休屠王，带领五万人前来投降。汉武帝得到他们所献的金人，认为是大神，将它陈列在甘泉宫。金人身高一丈多，不举行祭祀，只是烧香礼拜而已。这就是佛教流传的开始。到开通西域以后，派张骞出使大夏回来，张骞传说大夏旁边有身毒国，又名天竺，这才开始听说有浮屠教。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接受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口授的浮屠经。中原听到这些，还没有真正相信。后来汉明帝夜里梦见金人，颈项有日光，飞行在宫殿庭院中，于是询问群臣，傅毅首先以佛来回答。明帝派郎中祭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天竺，抄写浮屠的遗法。祭愔又和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向东回到洛阳。中国有沙门以及跪拜的礼法，从这时开始。祭愔又得到佛经《四十二章》和释迦佛立像。明帝命画工绘制佛像，安置在清凉台和显节陵上，把经书封缄藏在兰台石室。祭愔回来时，用白马驮着佛经来到洛阳，汉朝于是就在洛城雍关以西建立白马寺。摩腾、法兰都在这座寺中去世。“浮屠”的正式名称是“佛陀”。佛陀与浮图的声音相近，都是西方语言，传入后逐渐变成两种读音。用华言翻译，就是“净觉”，意思是灭除污秽而成就光明，以道达到圣人的觉悟。佛经的宗旨，大体说一切有生命的种类，都是因过去所造的业而产生。有过去、现在、未来，经历三世，而识神永远不灭。凡是作善作恶，必定都有报应。逐渐积累殊胜的功业，陶冶粗鄙的本性，经历无数形体，修饰锻炼精神，最后达到不再受生而获得佛道。其中修心的阶次和心行的等级并不相同，都是由浅入深，凭借微小的修行而达到显著的成就。总的在于积累仁爱和顺善，去除嗜欲，修习虚静而获得通达明察。因此，开始修心时要依靠佛、法、僧，称为三归，类似君子的三种敬畏。又有五戒，即戒除杀生、偷盗、淫欲、妄言和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说奉行持守这些戒律，就会转生到天、人等优胜之处；违犯了就会堕入鬼、畜生等各种苦难。善恶所感的生处，总共有六道。” 凡是信奉这种道法的人，就剃去胡须和头发，舍弃牵累，辞别家庭，结交师友，遵守戒律制度，彼此和睦相处，修治内心、净化身心，靠乞讨来供给自己。这样的人称为“沙门”，有时也称为“桑门”，二者读音相近，总称为“僧”，这些名称都是胡语。“僧”译作“和命众”，“桑门”译作“息心”，“比丘”译作“行乞”。世俗之人中信奉、依凭道法的，男子称为“优婆塞”，女子称为“优婆夷”。出家为沙门的人，开始修习十条戒律，称为“沙弥”；最终修满二百五十条戒，便具足戒，成为大僧。妇女出家入道的称为“比丘尼”。比丘尼的戒律达到五百条，都是以“阙”为根本，随着具体事务增加条数，目的在于防护内心、约束身体、端正言语，即“正口”。内心要除去贪欲、愤怒和愚痴，身体要戒除杀生、淫乱和偷盗，口中要断绝妄言、杂言以及一切不正当的言语，这些合称为“十善道”。能够具备这些，就称为身、口、意三业清净。凡人的修行，大致以此为最高境界。说是可以由此通达恶善报应，逐渐登上圣者的境地。最初达到圣者阶位的，有三种人；他们共同的根器和业力都很差，因此称为“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和大乘。取能够乘载、运送人到达道境之意而命名。这三种人的恶行已经断尽，只需修炼内心、涤除牵累，救济众生、增进德行。根器最初等的人属于小乘，修行四谛之法；根器中等的人属于中乘，接受十二因缘。根器上等的人为大乘，修行六度。虽然分为三乘的阶次，但总要通过修行万行、拯救度化亿万众生，经历更加长久的时间，才可以登上佛的境界。所谓佛，本来称作释迦文，翻译为能仁，意思是德行充足、道术完备，能够救济万物。释迦以前有六佛，释迦继承六佛而成道，处在现今的贤劫。经文说将来有弥勒佛，正当继承释迦而降生世间。释迦就是天竺迦维卫国王的儿子。天竺是总称，迦维是别名。当初，释迦在四月八日夜里从母亲右胁出生。出生后，具有三十二种超凡的姿态和相貌。上天降下吉祥的瑞应来响应他，也有三十二种。《本起经》记载得很详细。释迦出生时，是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里明亮，说的就是这件事。到魏武定八年，共一千二百三十七年。释迦三十岁成佛，教导化育众生四十九年，后来在拘尸那城娑罗双树之间，于二月十五日进入般涅槃。涅槃翻译为灭度，也有人说是常、乐、我、净，说明没有迁变消逝，也没有各种苦累。诸佛的法身有两层含义：一是真实身，二是权宜应化身。真实身，是达到至极的本体，微妙而超绝于各种束缚，不能用方位处所来限定，也不能用形状大小来衡量；有所感应便有所响应，本体永远深静清湛。权宜应化身，是说佛与六道同其光明，和万类混同于尘世，生灭随着时机，寿命长短顺应众生，形体因感应而产生，本体并非真实存在。权宜之形虽然消失，真实本体并不迁变，只是当时没有奇妙的感应，所以不能常常见到罢了。这说明佛的出生并非真实的出生，寂灭也并非真实的寂灭。佛去世以后，用香木焚烧遗体。灵骨分裂成碎片，大小像颗粒，敲击也不会破坏，焚烧也不会烧焦，有的还发出光明、显现神异。胡人称它为“舍利”。弟子收集供奉，放入宝瓶，竭尽香和鲜花表达敬慕，建造宫宇，称为“塔”。“塔”也是胡语，类似宗庙，所以世人称作塔庙。后来过了一百年，有个国王名叫阿育，凭神力分散佛的舍利，在各地鬼神之处建造八万四千座塔，遍布世界，而且都在同一天建成。如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都有阿育王寺，大概都是这些遗迹。释迦虽然已经般涅槃，但在天竺还留有他的影迹、指甲和牙齿，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中原前往天竺的人，都说曾经见到过它们。

译起初，释迦所说的教法在涅槃以后，有声闻弟子大迦叶、阿难等五百人，编集记录下来。阿难亲自承受佛的嘱托传授，听闻广博而且总持不忘，大概能够综合考核其中深奥的旨意，没有遗漏。于是缀辑文字，撰写记录三藏十二部经，如同九流各有不同的统系，但其根本归结都以三乘为本。后来数百年间，有罗汉、菩萨相继撰写论著，赞明经义，用来破斥外道；《摩诃衍大、小阿毗昙》《中论》《十二门论》《百法论》《成实论》等就是这类著作。它们都依傍各藏各部的大义，假设外道提出的问题，再用佛法加以解释。汉章帝时，楚王刘英喜欢奉行浮屠的斋戒，派郎中令带着黄缣、白纨各三十匹，到国相那里赎罪。诏书答复说：“楚王崇尚浮屠的仁祠，洁斋三个月，与神明发誓，有什么可嫌疑、可疑虑而应当后悔呢？应当把赎罪的财物退还给他，用来帮助优婆塞、桑门准备丰盛的饭食。”于是把这道诏令颁示各国。汉桓帝时，襄楷以佛陀和黄老之道进谏，希望皇帝喜好生养、厌恶杀戮，减少嗜欲，去除奢侈，崇尚无为。魏明帝曾想毁掉宫西的佛图。外国沙门于是用金盘盛水，放在殿前，把佛舍利投入水中，便有五色光升起。明帝于是叹道：“如果不是灵异之事，怎么能这样呢？”于是把它迁到道阙，替它建造周围有百间房屋的楼阁。佛图原来的地方被挖成濛汜池，在池中种植芙蓉。后来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来到洛阳，宣讲翻译戒律，这是中国戒律的开始。自从洛阳修建白马寺以来，佛图装饰得很华美，绘画极其精妙，成为四方的样式。凡是宫塔的制度，都依照天竺旧有的形制重新建造，从一层到三、五、七、九层。世人相沿称为“浮图”，也有人称为“佛图”。晋代时，洛阳城中的佛图已有四十二所。汉代的沙门都穿红布衣服，后来才改穿杂色衣服。晋元康年间，有胡人沙门支恭明翻译佛经《维摩》《法华》以及三部《本起》等经。经中的精微言语和隐奥义理，当时还不能彻底探究。后来有常山沙门卫道安，天性聪敏，每天诵读经文一万多字，研究探求深奥的旨意。他感叹没有老师指点，独自坐在静室中十二年，深思细究，心神领悟了精妙深奥的道理；由于此前译出的经文多有错乱驳杂之处，于是纠正其中的乖谬。石勒时期，有天竺沙门佛图澄，年轻时在乌苌国跟随罗汉入道，刘曜时期来到襄国。后来受到石勒尊奉信任，号称大和尚，军国大事的谋划，石勒常常向他咨询，他所说的多有应验。道安曾到邺地拜访佛图澄，佛图澄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佛图澄去世以后，中国陷入混乱，道安便率领门徒南游新野。为了使佛教玄理在那里流传，分别派遣弟子各自前往四方。法汰到扬州，法和进入蜀地，道安与慧远到了襄阳。道安后来进入苻坚的政权，苻坚一向敬仰他的德行，想向他请教；见面以后，便以师礼尊奉他。当时西域有胡人沙门鸠摩罗什，通达佛法，道安想和他讲论解释，常常劝苻坚招致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也承受道安的声名，称他为东方圣人，有时还遥遥拜谢致敬。道安去世二十多年后，鸠摩罗什才到长安，遗憾未能见到道安，深为感慨。道安所校正的经义，与鸠摩罗什译出的经文彼此符合，完全一致，起初没有一点差错。于是佛法的旨意在中原大为显著。魏国起初在北方玄朔建国，风俗淳朴统一，以无为自我守持，与西域隔绝，不能往来。因此没有听闻浮图教，有时虽听说过，也没有相信。等到神元帝与魏、晋互通聘问，文帝又到了洛阳，昭成帝又到襄国，于是详细了解南方中原佛法的事情。太祖平定中山、经营燕赵时，所经过的郡国佛寺，见到各位沙门、道士，都恭敬礼遇，禁止军队有所侵犯。太祖喜好黄老之学，也颇为阅览佛经。但当时天下刚刚平定，战事频繁，各项事务刚开始创建，还没有修建佛图宫宇、招请僧众。然而仍时时向旁处寻求。此前有沙门僧朗，和他的门徒隐居在泰山的琨▯而谷中。太祖派使者送信给他，带着缯帛、素帛、旃罽和银钵作为礼物。如今那里仍称为朗公谷。天兴元年，下诏说：“佛法兴起，已经由来久远。救济利益众生的功德，暗中遍及生者和死者；神圣的遗迹和遗留下来的规范，确实值得依凭。应当命令有关官员，在京城建造并装饰佛像，修缮整治佛寺宫舍，使信奉向往佛法的人有居住的地方。”这一年，开始建造五级佛图、耆阇崛山殿和须弥山殿，并加以彩绘装饰。另建讲堂、禅堂和沙门座位，没有不庄严完备的。太宗登上帝位，遵循太祖的事业，也喜好黄老之学，又崇奉佛法；在京城和四方建立佛图、佛像，仍然命令沙门宣讲教化民俗。起初，皇始年间，赵郡有沙门法果，持戒修行精诚至极，开讲阐述佛法典籍。太祖听说他的名声，下诏以礼征召他到京师。后来任命他为道人统，管理统摄僧徒。他每次和皇帝谈话，皇帝大多感到满意，供给布施十分优厚。到了太宗时，越发尊崇敬重他；永兴年间，前后授予他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等称号，他都坚决推辞。太宗常亲自到他的住处，因为门小而狭窄，容不下车舆，于是把门修得更加宽大。法果八十多岁时，于泰常年间去世。还没有入殓，太宗三次亲临他的丧事，追赠他老寿将军、越胡灵公。起初，法果常说：“太祖明智睿哲而喜好道法，就是当今的如来，沙门应当竭尽礼敬。”于是他常向太祖行拜礼。他对人说：“能够弘扬大道的是君主，我拜的不是天子，而是在礼敬佛罢了。”法果四十岁时，才成为沙门。他有个儿子名叫猛，皇帝下诏让猛承袭法果所获得的爵位。太宗后来到广宗，有一位沙门昙证，年纪将近百岁。他在路上迎见太宗，进献果物。太宗敬重他年老而志气精力不衰，也加给他老寿将军的称号。当时，鸠摩罗什受到姚兴尊敬，在长安草堂寺召集八百名义学僧，重新翻译佛经。罗什聪慧善辩，思想深邃，通晓东西方语言。当时沙门道彤、僧略、道恒、道衤剽、僧肇、昙影等人与罗什共同扶持协助，阐发深奥的旨意。十多部深奥宏大的经论，重新审定章句，使文辞义理通畅明白，直到今天仍是沙门共同尊奉学习的典范。道彤等人都学识广博、通达各学，僧肇尤其是其中最杰出的人。罗什把撰写和翻译的任务交给他，僧肇常常执笔，审定各种文辞义理，注释《维摩经》，又撰写数种论著，都有精妙的旨意，学者尊奉他。

译又有沙门法显，感叹戒律藏不完备，从长安游历天竺。他经过三十多个国家，凡是有经书和戒律的地方，就学习当地的文字语言，翻译并抄写下来。十年后，他在南海师子国跟随商人乘船向东航行。昼夜昏暗迷失方向，将近二百天，才到达青州长广郡不其县的劳山；从南面下行，才出海到达陆地。这一年是神瑞二年。法显把所经过的各国写入传记，至今流传于世。他所得到的戒律，全部翻译后还不能完全校正。到了江南，又和天竺禅师跋陀罗辨析审定，称为《僧祇律》，比以前完备得多，成为当今沙门所受持的戒律。在这以前，有沙门法领从扬州进入西域，得到《华严经》原本。戒律审定后几年，跋陀罗和沙门法业又加以翻译撰述，在当时宣扬流行。世祖刚即位时，也遵循太祖、太宗的事业，常常召见德高的沙门，和他们谈论。四月八日，他用车舆载着各尊佛像，在宽阔的街道上巡行；世祖亲自登上城门楼临观，散花致以礼敬。此前，沮渠蒙逊在凉州，也喜好佛法。有位罽宾沙门昙摩谶，研习各种经论，在姑臧和沙门智嵩等人翻译《涅槃》等经十多部。他又通晓术数和禁咒，历来预言其他国家的安危，很多都应验。蒙逊常常以国事向他咨询。神▯年间，世祖命令蒙逊把昙摩谶送到京师，蒙逊爱惜他而没有遣送。后来害怕魏国的威势责罚，便派人杀死昙摩谶。昙摩谶死的那天，对门徒说：“今天将有客人到来，可以早点吃饭等候。”吃完饭，魏国的使者就到了。当时人们认为他能预知命运。智嵩也聪慧明悟，专心致志于经籍。后来便用新译出的经论在凉州讲授，辨析深奥旨意，撰写《涅槃义记》。他持戒修行严谨整肃，门徒也整齐恭敬。他知道凉州将有战争，便和几个门徒想前往胡地。途中遭遇饥荒，多日断粮，弟子找到禽兽肉，请求智嵩勉强进食。智嵩以戒律自我发誓，最终饿死在酒泉以西的山中。弟子堆积柴薪焚烧他的尸体，尸骨都化为灰烬，唯独舌头完整，颜色形状都没有改变。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诵经说法功德所得到的报应。凉州自张轨以后，世代信奉佛教。敦煌地接西域，僧俗交往都能得到佛教旧有的形式，村落堡坞相连，多有佛塔寺院。太延年间，凉州平定，迁徙其国人到京城，沙门和佛教事务也都一同向东迁来，佛教更加兴盛。不久因为沙门人数太多，下诏罢遣年龄在五十岁以下的人。世祖起初平定赫连昌时，得到一位沙门惠始，姓张，家乡本在清河。他听说鸠摩罗什译出了新经，便到长安拜见罗什，阅览研习经典。他在白渠以北坐禅，白天到熟城听讲，晚上回到住处静坐。三辅地区有见识的人大多尊奉他。刘裕消灭姚泓后，留下儿子义真镇守长安，义真和他的僚属都敬重惠始。义真离开长安时，赫连屈丐追击并击败了他，路上的僧俗无论老少都被坑杀。惠始身受刀刃砍刺，身体却没有受伤。众人十分惊异，把这件事告诉屈丐。屈丐大怒，把惠始召到面前，用手中的宝剑砍他，也不能伤害他，于是害怕并向他谢罪。统万平定后，惠始到京都，广泛训导众人，当时人们无法测知他的踪迹。世祖非常看重他，常常给予礼敬。惠始自从开始修习禅法，直到终身，据说五十多年从未躺下睡觉。有时赤脚行走，即使踩过泥尘，脚也一点不脏，颜色反而更加鲜白，世人称他为白脚师。太延年间，他在八角寺临终时，整齐洁净地端坐，僧徒满在身旁，心神凝定寂静地去世。尸体停放十多天，坐姿仍未改变，容貌颜色如同生前一样，举世都认为神异，于是埋葬在寺内。到了真君六年，朝廷规定城内不得留有坟墓，于是改葬在南郊以外。惠始去世已经十年了，打开墓穴时，尸体仍然仪态严整，完全没有倾倒毁坏。送葬的人有六千多人，无不感伤悲痛。中书监高允为他撰写传记，歌颂他的德行事迹。在惠始的墓上，建立石室精舍，绘制他的形象。毁灭佛法的时期，这些建筑和画像仍然完整地立在那里。世祖即位时年纪还轻。后来他锐意追求武功，总是把平定祸乱放在首位。虽然归依佛法、敬重沙门，却没有留心阅览佛教经教，深入探求因缘报应的意义。等到得到寇谦之的道术，世祖认为其中有清净无为和能够成仙变化的证明，于是相信并实行他的法术。当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世祖常常向他询问大事。崔浩信奉寇谦之的道术，尤其不信佛教，和世祖谈论时多次加以非难诋毁，常说佛教虚妄荒诞，是耗费世人、贻害社会的东西。世祖因为崔浩辩才广博，颇为相信他。适逢盖吴在杏城反叛，关中骚动，世祖于是西征，到了长安。在此以前，长安的沙门在寺内种麦，皇帝的骑从把马放牧在麦田中，世祖进寺观看马匹。沙门给随从官员饮酒，随从官员进入他的便室，看见里面有很多弓、箭、矛、盾，出来后把这件事上奏。世祖大怒说：“这些不是沙门所使用的东西，他一定是和盖吴暗中勾结，图谋加害人罢了！”命令有关官员查办并诛杀一寺之人，清点其财产，发现大量酿酒器具以及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财物，总数大约以万计。又发现他建有屈室，与贵族家的女子私下淫乱。世祖既因沙门违法而愤怒，崔浩当时随从出行，便趁机进一步进言。于是下诏诛杀长安的沙门，焚毁破坏佛像，并命令留台通知四方，全部按照长安的做法执行。又下诏说：“那些沙门，借助西方戎人的虚妄荒诞之说，妄自制造妖异，不是用来统一政令教化、把淳厚的德行传播到天下的办法。自王公以下，凡是私自供养沙门的人，都送交官府，不得隐瞒藏匿。期限截至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交出沙门的，沙门本人处死，容留他们的人诛灭全家。” 当时恭宗担任太子监国，一向敬重佛道。他多次上表，陈述滥杀沙门的过失，也指出佛像本身没有罪。如今只是废除这种道法、关闭各寺院的大门，世人不再修缮供奉，土木和彩绘自然会毁坏。恭宗这样反复劝说，世祖仍不允许。于是又下诏说：“从前后汉的荒唐君主，信从迷惑于邪伪之说，妄借梦境，把胡人的妖鬼当作事情来奉行，使天理常道混乱；自古以来九州之中从未有过这种事。夸张荒诞的大话，不合乎人情。末世的昏君乱主，没有不被它迷惑的。因此政令教化不能施行，礼义大为败坏，鬼道兴盛，把王者的法令看得极其轻蔑。从那以后，世代经历乱祸，上天的惩罚频繁降临，百姓死伤殆尽，五服以内都变成了丘墟，千里萧条，看不见人的踪迹，都是由于此事。朕承受上天的帝统，正当处于国运衰败之时，想要除去虚伪、确定真实，恢复伏羲、神农时代的治理。应当把胡人的神灵一概清除，消灭它们的踪迹，希望不至于愧对风姓的圣人。从今以后，胆敢祭祀胡神以及制造泥人、铜人的形象者，诛灭全家。即使说是胡神，询问如今的胡人，也都说没有这种事。这些全是前代汉人的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流，乞求胡人的荒诞言论，又附会老庄的虚假学说加以增饰，根本不是真实的。”

译以至于使王法废弛而不能施行，这实在是大奸大恶的首领。有非同寻常的人，才能施行非同寻常的事情。不是朕，还有谁能除去历代流传的这些伪物！有关官员应当宣告征镇诸军和刺史：凡有佛图、佛像以及胡人经书的，全都打碎焚烧；沙门无论年长年幼，全部活埋。”这一年是太平真君七年三月。恭宗的进言虽然没有被采用，但仍然延缓宣读诏书，使远近的人都预先听到消息，得以各自设法。四方的沙门大多逃亡藏匿而得以免死，在京城的人也得到保全。金银佛像、珍宝佛像以及各种经论，大多被秘密收藏起来。但土木建造的佛宫佛塔，凡是声威教化所到之处，无不全部毁掉。起初，寇谦之与崔浩一同随从皇帝车驾，寇谦之苦苦劝说崔浩停止这种做法，崔浩不肯；寇谦之对崔浩说：“你如今很快就会因年寿将尽而受戮，家门也要灭亡了。”后来过了四年，崔浩被诛杀，备受五刑，当时七十岁。崔浩被诛死后，世祖颇为后悔。事情已经实行，很难从中恢复佛法。恭宗暗中想要兴复佛法，却不敢明说。佛法的沉沦废绝一直持续到世祖一生，积累有七八年。但后来禁令逐渐宽松，笃信佛法的人家得以秘密奉事佛法，专心修行的沙门仍偷偷穿着法衣诵经学习，只是不能在京都公开活动。此前，沙门昙曜很有操守，又受到恭宗知晓并以礼相待。佛法被毁灭时，许多沙门凭借其他才能自我效力，还想求见恭宗。昙曜发誓要至死守持佛法，恭宗亲自再三劝说开导，他不得已才停止。昙曜秘密携带法衣和法器，一刻也不离身，听说这件事的人都赞叹并敬重他。高宗即位后，下诏说：“凡是做帝王的，必须敬奉神明，彰显仁道。凡是惠泽显著于百姓、救济有益于众生的，即使在古代，也还要记述他们的功烈。因此，《春秋》赞美崇明之礼，祭祀典籍记载施功有德的族类。何况释迦如来的功德救济大千世界，恩惠流布尘世；平等看待生死的人赞叹他的达观，研览经文义理的人珍视他的精妙明达；他有助于王政禁令，有益于仁爱智慧的善性，能够排斥各种邪说，阐明正觉。所以自前代以来，没有不崇奉佛教的，这也是我国一向尊奉侍奉的。世祖太武皇帝开拓广远的边荒，德泽远播。沙门、道士中善行纯诚的人，以及惠始等人，无论远近无不来到，彼此以风义感召，往往聚集如林。山海深处，多有怪物，奸邪淫乱之徒得以借此藏身托名，讲经寺院之中竟有凶恶党徒。因此先朝趁其有过失，杀掉其中有罪的人。有司违失旨意，便一概禁绝佛教。景穆皇帝常为此慨叹，但正值军国事务繁多，来不及修复。朕承继大统，君临万国，思念继述先帝遗志，以兴隆这一道法。现在规定各州、郡、县，在民众聚居之处，各自听任建立一座佛图寺院，任其使用财物，不限制集会的期限。” 凡是喜好佛道、想做沙门的人，不论年长年幼，只要出身良家，性情品行一向笃厚，没有各种嫌疑污秽，并且为乡里所知晓，就听任他出家。大州限定五十人，小州四十人，距离京师遥远的郡限定十人。各自依照辖区分别办理，都足以教化恶人趋向善行，传播弘扬佛教。”天下都遵从这一风气，早晨下诏，晚上便已实行；过去毁掉的佛塔寺院，又重新修复了。佛像、佛经和佛教论著，也都重新显现于世。京师的沙门师贤，本是罽宾国王的后裔，年少时出家修道，向东游历到凉城，凉州平定后前往京师。废止佛法时，师贤假称精通医术而还俗，但守持道心并未改变。佛法恢复的那天，他立即重新做了沙门，和他同辈的还有五人。皇帝于是亲自为他们剃发。师贤仍任道人统。这一年，诏令有司雕造石像，命其形貌像皇帝。石像完成后，脸上和脚下各有黑石，竟然与皇帝身体上下的黑痣暗中相同。议论者认为这是纯诚信念感应所致。兴光元年秋，命有司在五级大寺中，为太祖以下五位皇帝铸造五尊释迦立像，每尊高一丈六尺，共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太安初年，师子国的胡人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带着三尊佛像来到京都。他们都说，自己遍历西域各国，看见过佛的影迹和肉髻；外国诸王相承，都派工匠摹刻佛的容貌，但没有能赶上难提所造佛像的。离开十多步看它，佛像光彩分明；越走近，反而越显得细微。又有沙勒国的胡人沙门来到京师，带来佛钵和佛像画像的遗迹。和平初年，师贤去世。昙曜接替他，改称沙门统。当初，昙曜在佛法恢复的第二年，从中山奉命赴京，正遇到皇帝出行；皇帝在路上看见他，御马走到前面，衔住昙曜的衣服，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马也能识别善人。后来皇帝以师礼奉事他。昙曜对皇帝说，在京城西面的武州塞凿山开壁，开凿五所石窟，每窟雕建一尊佛像。最高的七十尺，次高的六十尺，雕刻装饰奇特雄伟，冠绝当世。昙曜上奏：平齐户以及各地百姓中，有人每年输送六十斛粮食给僧曹的，就称为“僧祇户”，所缴的粮食称为“僧祇粟”；到了歉收之年，便用来赈济饥民。又请求把犯重罪的百姓和官府奴婢作为“佛图户”，供各寺院洒扫之用，同时每年耕种田地、输送粮食。高宗都准许了。于是僧祇户、僧祇粟和寺户遍布各州、各镇。昙曜又起用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人，译出新经十四部。另有沙门道进、僧超、法存等，都在当时很有名望，讲说各种异义。”},{ 显祖即位后，笃信佛法更加深厚，阅读各种经论，喜好老子、庄子的学说。他常召集各位沙门以及善于谈论玄理的人，同他们讨论佛理的要旨。当初，高宗太安末年，刘骏在丹阳中兴寺设斋。有一名沙门，仪容举止特别出众，众人都注目于他，却没有人认识他。沙门惠璩起身询问，回答说自己名叫惠明。又问他住在哪里，回答说是从天安寺来的。说完，忽然不见了。刘骏及其君臣都认为这是神灵感应，于是把中兴寺改名为天安寺。此后七年，显祖登上帝位，年号为天安元年。这一年，刘彧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开始带着城池土地前来投降。第二年，北淮地区全部归魏所有。同年，高祖出生。当时兴建永宁寺，建造七层佛塔，高三百多尺，地基和结构宽大宏伟，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铸造释迦牟尼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年间，又建造三层石佛塔。椽、栋、楣、柱上下层层连接，大小构件全用石头，高十丈，坚固巧密，成为京城的壮观景象。高祖即位后，显祖迁居北苑崇光宫，阅读学习玄学典籍。在苑中西山建造鹿野佛图，距离崇光宫向西十里；山岩中的房舍和禅堂，供禅僧居住其中。

译延兴二年夏四月，下诏说：“近来比丘不住在寺院，游走往来于乡村，与奸猾之人交往，经过多年。现在命令民间每五家互相担保，不得收留他们。对于没有僧籍的僧人，要认真加以查核，有的送交州、镇处理；在京畿诸郡的，送交本曹处理。如果是替三宝巡行民间教化的人，在外地须携带州、镇维那的文书，在台省的须携带都维那等的印信文牒，然后才准许出行。违犯者加重治罪。”又下诏说：“内外之人兴建祈福事业，建造佛图寺院，只要高大宽敞、显明宏博，也足以使佛教昌盛了。然而无知之徒各自争相追求高大，贫富互相竞争，耗尽自己的财产，只求高大宽广，反而伤害、杀死昆虫等有生命的东西。只要能够精心制作，即使堆土聚沙，福报也会长存不朽。想要建寺求福，却不知道这是伤害生命的罪业。我作为百姓的父母，只以慈爱养育百姓为要务。从今以后，一概禁止。”又下诏说：“信仰真诚，感应就能达到远方；行为笃实，感应就会深切。考察前代的灵异祥瑞，甚至有禽兽改变毛色、草木改变性状的事。济州东平郡有一尊灵像发出光辉，变成金铜的颜色。这是超出常情的事情，古代从未有过；弘扬兴盛佛法，正是当今的道理。有关官员应与沙门统昙曜命令州里把佛像送到京城，使僧俗都能看见真实法相的形貌，并向天下普遍宣告，让所有人都知道。” 延兴三年十二月，显祖因田猎用鹰捕获了一只鸳鸯，它的配偶悲鸣不止，在空中盘旋，不肯离去。皇帝于是警醒地问身边的人：“这只飞鸣的，是雌的还是雄的？”身边的人回答说：“臣认为是雌的。”皇帝问：“你怎么知道？”回答说：“阳性刚强，阴性柔弱，从刚柔来推断，必定是雌的。”皇帝于是感慨叹息说：“虽然人与鸟的事情不同，但至于资质、知觉和性情，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于是下诏，禁止捕猎猛禽，不得再饲养。承明元年八月，高祖在永宁寺设置大法供，度良家男女一百多人为僧尼。皇帝亲自为他们剃发，给他们穿僧服，命令他们修习道法和戒律，以此为显祖积累福德。同月，又下诏兴建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皇帝到永宁寺设斋，赦免死罪囚犯。三月，又到永宁寺设法会，举行行道、听讲，命中书省、秘书省和僧众讨论佛法义理，按等级赏赐僧衣、法器等物。又在方山太祖营垒旧址修建思远寺。从正光年间到这里，京城内新旧寺院将近一百所，僧尼二千多人；四方各州寺院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太和四年春，下诏把鹰师改为报德寺。太和九年秋，有关官员上奏：上谷郡比丘尼惠香在北山松树下死亡，尸体形状没有腐坏。到那时已经三年了，士人和女子前来观看的有成百上千。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奇异之事。太和十年冬，有关官员又上奏说：“先前奉诏在开始编定僧尼户籍时，愚民侥幸，假称出家，以逃避输纳赋税；没有僧籍的僧尼应当罢遣还俗。后来又奉旨，所查验的僧尼，由寺主、维那在寺内分别审查。其中有道行、修行精勤的，准许仍留在佛道中；至于行为平凡粗疏的，无论有无僧籍，一律罢遣，令其还归齐民。现在依照圣旨筛选遣散，各州还俗的僧尼合计一千三百二十七人。”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议。太和十六年下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准许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作为固定标准，载入法令。”太和十七年，下诏制定《僧制》四十七条。太和十九年四月，皇帝到徐州白塔寺，回头对诸王和侍官说：“这座寺近来有一位著名僧人嵩法师，他曾从罗什学习《成实论》，并在这里传播。后来又传给渊法师，渊法师再传给登、纪两位法师。我每次研读《成实论》，都能解释人的深层情感，所以来到这座寺院。”当时沙门道登，很有义学成就，深受高祖宠爱赏识，常在身边侍奉，讲论佛法。他曾在宫禁之内与皇帝夜间交谈，两人一同看见一个鬼。太和二十年道登去世，高祖非常悲痛惋惜，下诏赏赐绢帛一千匹。又设一切僧斋，并命令京城连续七日举行行道。又下诏说：“我的老师登法师突然去世，悲痛摧折，哀恸不能自已。近来因服药治疗、谨慎守丧，未能立即前往，于是依照老师的礼义，在宫门外哭悼。”以此作为丧礼的终结。又有一位西域沙门名叫跋陀，具有道业，深受高祖敬重信奉。高祖下诏在少室山北面修建少林寺，让他居住，并由官府供给衣物和生活用品。太和二十一年五月，下诏说：“罗什法师可以说是神思出众、五才兼备，志向深入四行的人。如今他常住的寺院还留有遗址，我敬仰喜悦于他的踪迹，情意深远，可以在旧堂所在之处建造一座三级浮图。又听说他曾受昏暴虐待，为佛道耗尽身体；既然一度同世俗礼法相同，应该有子嗣后代，可以访求查明后上报，我当加以叙录接待。” 此前曾设置监福曹，后来又改为昭玄，配备了完整的官属，用来裁断僧人的事务。高祖时期，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都因佛学义理和德行而受到世人重视。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下诏说：“僧俗既然不同，所用法律也应有区别。因此，道教和佛教各自彰显，禁令和劝导也各有适宜。从今以后，众僧中犯有杀人以上罪行的，仍依世俗法律判决；其余罪过全部交给昭玄，按照佛教内部戒律和僧制处理。永平二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僧尼数量众多，清浊混杂，不遵守禁典，精粗无法区别。我擅自与经律法师共同商议制定制度：各州、镇、郡的维那、上坐、寺主，都应各自修习戒律，全部依照佛教内部禁令行事；如果不懂戒律，就降退其原有等级。又，出家之人不应犯法，不得积聚八种不净之物。然而经律所规定的可行与不可行，各有方法。依照戒律，车、牛、淫人以及其他不净之物，不得私自蓄养。只有年老、患病或年满六十岁以上的人，限于一乘，准许拥有。又，近来僧尼有的借三宝名义，贷放自己的财物，牵连到州外。又，出家舍弃世俗服饰，本来没有凶丧的仪式，不应废弃佛道而遵从世俗。父母、三师从远处听到凶信，准许哭泣三日；如果在眼前见到死亡，限于哭七日。有些人不安住寺院，游走停留在民间，扰乱佛道、产生过失，都是由这些事情造成的。如有违犯，脱去僧服还归民籍。有人要建寺院的，必须僧众达到五十人以上，申报后才准许修建。’ 如果有人擅自营建寺院，就按违抗诏令的罪名处置；该寺的僧众则驱逐到外州。僧尼的制度规定，不得被俗人役使。如果有违犯，就遣返回本籍服役。外国僧尼前来归化的，要认真查验；有德行并且符合精通三藏条件的，准许留住；没有德行的，遣送回本国。如果不肯离去，就依照这项僧制治罪。”世宗下诏同意了这一建议。

译此前，曾在恒农郡荆山雕造一尊高一丈六尺的珉玉佛像。永平三年冬，将它迎请安置在洛水边的报德寺，世宗亲自前往观看并致敬。永平四年夏，下诏说：“僧祇粟本来是为了救济施舍，年成不好时贷出，年成丰收时收回。山林中的僧尼，随时用它来供给施舍；百姓有贫困急难，也立即用它赈济。但是主管官员贪图利益，设法索取超过本金的利息；到了征收偿还时，又不顾水旱灾害，有的索取的利息超过本金，有的擅自改换契券，侵害贫困下层百姓，没有止境。小民的怨恨和苦痛，年深日久越来越严重。这不是体恤贫困、尊崇慈悲救济的本意。从今以后，不得把这件事转交维那、都尉办理，应令刺史共同加强监督查核。尚书应检查各地有僧祇谷的地方，由各州分别列出原有数额、出入及利息、赈济给出的数额，以及借贷偿还的年份和现存未收的数目，报上台登记。如果所收利息超过本金，或者擅自改换原始契券，依律免除，不得再行征收。有私人债务转而施舍给僧人偿还的，就当作施给百姓，不准收取和查核。以后再有贷放，应先贷给贫困者；征收债务的规定，一律依照旧有标准。富裕之家，不准随意贷给。如果仍然贪污滥用，依法治罪。” 尚书令高肇又上奏说：“谨按：已故沙门统昙曜过去在承明元年上奏，将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列为僧祇户，设立赋役，积储粮食，准备在饥荒之年救济，不论僧俗都一律施救。又依照佛教内部戒律，僧祇户不得另行隶属于某一寺院。但都维那僧暹、僧频等，对上违背已定诏旨，对下违背佛教法规，任意行事，奏请强行征召，导致怨声叹息充满道路，甚至有人丢弃子女、伤害生命，自缢、投水而死的有五十多人。这难道是仰承赞助圣明、慈爱养育百姓的本意吗？实在深深辜负了陛下归依佛法的心意。于是这些人沿街号哭，呼喊申诉而无处可告，甚至把白羽插入耳中，列队到宫阙前诉讼。普通人尚且为此悲痛，何况慈悲之士，怎么能够安然不管？请准许赵苟子等还乡，照常输纳赋役；在年成歉收、贫困乏食之时，周济贫弱孤寡；如果有意外情况，则用来防守边境。对于僧暹等违背圣旨、违反戒律、错误上奏的过错，请交昭玄，依照僧律推问处置。”诏令说：“僧暹等特别赦免，其余依照奏议办理。” 世宗十分喜好佛理，每年常在宫禁之中亲自讲说经论，广泛召集名僧，阐明佛理要旨。沙门将讲说内容记录下来，编成《内起居》。皇帝既然崇奉佛教，下面的人更加仰慕推崇。到延昌年间，天下州郡的僧尼寺院累计达到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僧徒人数更加众多。熙平元年，下诏派遣沙门惠生出使西域，搜集各种佛经和戒律。正光三年冬，他回到京师。所得经论共一百七十部，流传于世。熙平二年春，灵太后下令说：“每年度僧，应依照规定。大州按理应度一百人的，州郡要在前十天解送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员共同从中精心考察选取，补足规定人数。若没有品行精纯的，不得滥行选取。若选取了不合格的人，刺史作为首犯，按违抗圣旨论罪；太守、县令以及各级属吏逐级连坐；州统和维那则迁往五百里以外的其他州做僧人。从今以后，奴婢一律不准出家；诸王和亲贵也不得随意上奏请求。如有违犯，按违抗圣旨论罪。僧尼擅自为他人的奴婢度脱出家，也迁往五百里以外做僧人。僧尼常常收养亲属、熟人以及他人的奴婢子女，等他们长大后私自度为弟子，从今以后禁止此事。违犯者还俗，被收养的人送还原来的身份和所属。寺主如果容留一人，迁出寺院五百里；容留两人，迁出一千里。私自度僧的事情，都是因为三长的罪责没有牵连到自己，以致容许许多隐瞒滥度。从今以后，只要有一人私自度脱，都按违抗圣旨论罪。邻长为首犯，里长、党长各降一级连坐。县中达到十五人，郡中达到三十人，州、镇达到三十人的，主管官员免官，属吏逐级连坐。私自度脱的人，发配到本州服下等劳役。”当时法令禁制虽然严厉，却宽弛废弃，无法改正整肃。景明初年，世宗下诏命大长秋卿白整仿照代京灵岩寺石窟的样式，在洛阳以南的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各开凿一所石窟。开始建造时，窟顶距离地面三百一十尺。直到正始二年中，才开凿出二十三丈的山体。后来大长秋卿王质认为削山太高，耗费人工，难以完成，便上奏请求下移到平地处，距地面一百尺，南北长一百四十尺。永平年间，中尹刘腾上奏为世宗再造一所石窟，这样共为三所。从景明元年到正光四年六月以前，共耗费人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肃宗熙平年间，在城内太社以西修建永宁寺。灵太后亲自率领百官，勘定地基、树立刹柱。佛塔九层，高四十多丈，各项费用多得无法计算。景明寺的佛塔，也仅次于它。至于官府和私人修建的寺院、佛塔，数量非常多。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上奏说：我恭敬地思念高祖，他在嵩山、瀍水一带定都，卜问国运长久。他考虑到终究要治理天下，制定的制度上合天意、下合人情，仿佛造物主开启祥符，要把这些制度传给万代。因此旧都城的制度规定：城内只规划一处永宁寺的地基，郭内只规划一所尼寺，其余寺院全部设在城郭之外。希望永远遵守这一制度，不敢越过规矩。到了景明初年，稍有违反禁令的情况。因此世宗敬承先帝遗志，特意发布明确诏旨，规定城内不得建造佛塔、僧尼寺院，也希望彻底断绝这种侥幸谋求。文帝、高祖两位皇帝，难道不喜爱崇尚佛法吗？只是因为僧俗归宿不同，按理不能互相混乱罢了。然而世俗之人被虚浮声名迷惑，僧人贪图丰厚利益，虽有明确禁令，仍然冒险营建。正始三年，沙门统惠深违背景明年间的禁令，却说：‘已经营建完成的寺院，不忍心迁移毁掉，请求从今以后不再允许新建。’先前的旨意含有宽容，于是压下法典，依从他的请求。此前颁布的诏令仍被收回不实行，后来私下请托的人越来越多，奔走争竞更加厉害。永平二年，惠深等人又制定条款，上奏说：‘从今以后，想建寺院的，僧众必须达到五十人以上，报告朝廷听凭批准后才准许修建。如果有人擅自营建，就依照世俗中违抗诏令的罪名治罪；寺中僧众驱逐到外州。’从那以后十年，私自营建反而越来越盛，关于治罪驱逐的事情，却寂然无闻。这难道不是因为朝廷的法令虽然明白，人们却仗恃祈福而共同毁坏它；僧制虽然徒然设立，却因为顾惜利益而无人遵从吗？既不遵循世俗法令，也不遵循佛道，专门做损害法制的事情，人如果贪得无厌，哪里会有尽头呢！

译佛法的学问深奥微妙，不是浮浅的见识所能辨析；玄妙之门广大寂静，哪里是简短言辞所能穷尽的。然而，清净居于尘世之外，是道家所首先倡导的；修行功德深藏幽远，并不崇尚浮华逃遁。如果能够真诚信奉，即使儿童堆土聚沙，也可以胜过道场的功德；纯陀节俭地设置供养，也足以荐福于双树之间。何必放纵盗窃，拿百姓财物来资助营建寺观？这只是百姓的多重不幸，并不是国家的福分。然而近来私自建寺，动辄多达百所。有人借口请求公地，便建立自己的祈福场所；有人获准建寺后，又突破限制大肆营造。像这样欺骗蒙蔽，不能稍微估计其数量。我才能力低下，却实在忝居掌管工程事务之职，奉行遵守既成规章，裁量核查是我的职责。因此我查阅旧有诏旨，研究图籍制度，擅自派府司马陆昶、属官崔孝芬，在都城之中以及郭邑之内查核寺院房舍；数量多得以五百为单位计算，空地上已经立有刹柱、尚未建成塔宇的，还不计入其中。百姓不畏惧法令，竟到了这种地步！自从迁都以来，已经超过二十年，寺院夺占民居，几乎达到三分之一。高祖制定制度，不只是要使僧俗各走不同道路，也是为了防微杜渐、深谋远虑。世宗继承这一制度，也不是要禁止人们营造福业，而是要在祸患尚未萌发时加以堵塞。如今的僧寺到处都有，有的几乎占满城邑之中，有的连接着屠宰、沽酒的店铺，有的只有三五个僧人，却共同组成一座寺院。梵呗歌唱和屠宰声连檐相接、彼此回响，佛像和佛塔被腥臊之气缠绕，人的性灵沉没于嗜欲之中，真假混杂居住，往来纷乱复杂。这难道不是污染真正的修行、玷污清修的僧人，使香草和臭草同放一器，太过分了吗！过去北代有法秀的阴谋，近来冀州又遭遇大乘之变。他们都先假借神教迷惑众心，最后设置奸诈欺骗，以满足自己的私欲、违逆行径。太和年间的制度，是因法秀之事而防患于未然；景明年间的禁令，是担忧大乘之乱将要发生。由此才知道祖宗英明圣睿，防范遏制得十分深远。霜降时踩到薄霜，就应想到坚冰将至，这种事情不可不慎重。过去如来宣扬教法，多依托山林；如今这些僧徒却留恋执着于城邑。难道狭窄逼仄的地方适合修行，喧闹浮华之处必定适合修禅吗？这应当是利益引诱了他们的心，使他们不能自行停止。居住其中的人既已失去修行本真，营造寺院的人有时又损害自己的福德，实在是佛门的糟粕、佛法中的蛀虫，是佛教内部戒律所不能容忍、王法所应当抛弃的。此事不只是京城如此，天下各州、镇的僧寺也一样。他们侵夺平民，广泛占有田地住宅，有损于慈悲怜悯，反而加重百姓的叹息和痛苦。况且人心各不相同，善恶也各有差异。有的人专心追求真实的佛理，道业清正高远；有的人表面假穿法服，内心却怀有违逆道德的念头。这样的人，应当分别清楚，像泾水、渭水那样分明。若把他们一概而论，凭什么劝导善人呢？然而看见佛法便赞美善行，是普通人都知道的；矫正风俗、避免嫌疑，也是众人的共同心情。我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做，独自提出不同意见？实在是因为一旦国家法典废弛，事后追究就极其困难；法网一时松弛，条文纲纪就会混乱。因此我冒昧陈述愚见，希望两方面都能得到好处。我听说，发布命令在于必须实行，制定刑罚贵在能够使众人肃敬。命令而不实行，还不如没有命令；刑罚不能使人肃敬，又和没有刑罚有什么区别？近来明确诏令屡次下达，营造寺院的人却越来越多；严厉限制屡次施行，违犯的人却不停，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假借祈福、托称行善，以为侥幸不会获罪吗？人们只顾追求私利，官吏也难以随便弹劾。过去的制度没有追究往日过错，后来的诏旨又开了从今宽恕的口子，悠悠世情于是忽视了成法。现在应当加重刑罚，特别设置严厉禁令，纠正过去的违犯，惩处以往的过失。如果不严格查验，反而继续宽容借贷，恐怕今天的诏旨虽然明白，又会同过去一样。又有诏旨规定，凡是已经立有标志、供人礼拜的地方，一概听任不禁。我认为，所立标志没有固定标准，礼拜之处也难以查验；如果说那里已经建造，只要立榜作为公开凭证，就可以用曾经礼拜的说辞来指称。这样一来只是徒有禁止建寺的名义，实际上却为营造打开了道路。况且迁都以后，已经有四道断然禁止的诏令，但私自营造的人仍不畏惧制度和诏旨。这难道是百官和有关部门怠于奉行法令吗？恐怕是法网有漏洞、禁令太宽松，容许他们借其他理由逃避罢了。依照我的愚见，都城之中即使已经立有标志，凡营造工程粗具规模、事情尚可改立的，请依照先前的制度办理；在郭城以外，则任凭选择方便的地方。如果那块地是买来的，契券凭证清楚明确，准许把寺院迁到那里。如果盗用官地建造，就命令归还官府。如果灵像已经完成，不能迁移拆除，请依照现今诏令，仍旧暂不禁止；但一律只能在坊内通行，不准拆毁坊墙、另开坊门，以免妨碍坊内通往各巷的道路。凡奉诏特许的，不在禁止范围之内。郭城以内也依此斟酌办理。若寺庙佛像庄严地矗立，却逼近屠宰、卖酒之处，请禁止旁边屠杀，以使灵像居处洁净。寺中虽有僧人，但如果事情还可以迁移，就迁到宽闲开敞的地方，以避开狭窄逼仄。像今年正月大赦以后修建的，要求依照僧制，按法律定罪处置。若僧人不满五十，却彼此包容，可以合并到规模较大的寺院，务必使人数达到规定限额。寺地出售、归还等事，一律依照上述办法办理。从今以后，外州如果想建寺，僧人达到五十人以上，先由本州上表列明情况，再由昭玄审查核实，奏报获准后才能修建。如有违犯，一律依照前述刑罚办理。州、郡以下的官员如果容许而不禁止，罪名与违抗诏旨相同。这样希望上能敬遵先皇永垂不朽的事业，下能奉行当今诏旨慈悲的命令，那么法度就可以保全，圣道也不会坠落了。奏议获准。不久以后，天下发生丧乱，又遭遇河阴惨祸，朝士中死去的人很多，他们的家属大多把住宅捐给僧尼，京城的宅第几乎都变成寺院了。从前的禁令不再施行。元象元年秋，下诏说：“佛教境界幽深玄妙，义理归于清静旷远；伽蓝是净土，按理应绝无喧嚣尘俗。前朝在城内原先已有禁令，自从迁都到邺以来，大体都沿用旧章。然而百官、士人和百姓刚到新都时，城外新城都分给了住宅；旧城中的住宅只是暂时普遍借给他们，原本打算以后另行安排，并不是永久给他们的。如今听说许多人在两处都取得了土地，有的舍弃旧城借住的住宅，擅自把它建立为寺院；明知不是自己的土地，却借此名义占用。最终恐怕因循成习，越来越严重，有损于恒常制度。应交给有关官员，认真查核。况且城中的旧寺院和住宅都有登记账簿，新近建立的这些寺院，一律拆毁废弃。”冬，又下诏说：“天下州牧、郡守、县令、县长，一律不准修建寺院。如果有违犯，不论财物从哪里来，都要计算所营建的功役，全部按枉法论罪。”兴和二年春，下诏把邺城的旧宫改为天平寺。从世宗以来直到武定末年，知名沙门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钦、僧献、道晞、僧深、惠光、惠显、法营、道长，都受到当时人的尊重。自魏国拥有天下直到禅让，佛经流通，大量汇集到中原，共有四百一十五部，合计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以后，天下多灾多难，劳役尤其繁重，于是各地编户百姓相继出家，假装仰慕沙门，实际上是逃避调役，滥杂到了极点；自中原有佛法以来，从未有过这种情况。大略计算，僧尼大众有二百万人，寺院三万多所。弊端流传而无法收拾，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是有识之士叹息的原因。

译道教的源头出自老子。道教徒自己说，老子先于天地而生，用来资助万物。上居玉京，是神王的宗主；下临紫微，是飞仙的君主。他千变万化，有时显现德行，有时不显现德行，随着感应而应对万物，踪迹没有固定不变的形态。他在峨眉山传授轩辕黄帝，在牧德之地教导帝喾，大禹听闻长生的秘诀，尹喜接受道德的旨意。至于丹书、紫字，以及升玄、飞步的经书；玉石金光、妙有灵洞的说法，这类文字不可胜数。道教作为一种教化，都主张清除邪恶牵累，洗涤心神，积累善行、建立功德，累积德行、增加善事，直到白日升天、长生于世。所以秦始皇、汉武帝都甘心追求而不停止。灵帝曾在灌龙设置华盖，设立坛场举行礼仪。后来张陵在鹄鸣山受道，因而传授天宫章本一千二百篇，弟子相互传授，道教之事大为盛行。齐备祭祀、跪拜等仪式，各自形成法门道法。有三元、九府、一百二十官，一切神灵都由其统摄。又称有所谓劫数，很像佛经。延康、龙汉、赤明、开皇这一类，都是劫数的名称。到了劫数终结，就说天地一同毁灭。这些书大多有禁止和秘密的内容，不是其门徒，不得随便观看。至于把金子炼化、销熔玉石，施行符箓、命令水神，以及各种奇方妙术，千种万条，最高的说法是羽化飞天，次一等的则说能够消除灾难、灭除祸患。因此喜好奇异的人往往尊奉侍奉他们。当初文帝作为宾客进入晋国，随从中有务勿尘，仪态神采奇特伟岸，后来在伊阙山的寺院成仙。有见识的人都说魏国的国运将要兴盛。太祖喜好老子的学说，诵读吟咏不知疲倦。天兴年间，仪曹郎董谧于是进献了几十篇服食成仙的经书。朝廷因此设置仙人博士，建立仙坊，煎炼各种药物，封闭西山来供给烧炼所需的柴薪。让犯死罪的人试服这些药物，但他们并非出于本心，许多人因此死亡，药物也没有效果。太祖仍打算继续修炼。太医周澹苦于煎药采药的劳役，想要废止此事。于是暗中让妻子把仙人博士张曜的妾卖掉，从而得到张曜隐藏的罪状。张曜害怕被处死，便请求辟谷。太祖答应了，给张曜供应资用，又在苑中为他建造静堂，给他两家百姓供洒扫使用。但负责炼药的官员仍然没有停止。过了很久，太祖的心意稍有懈怠，这件事才停止。世祖时期，有一位道士名叫寇谦之，字辅真，是南雍州刺史寇赞的弟弟，自称是寇恂的第十三世孙。他早年喜好仙道，有超脱世俗的志向。年轻时修习张鲁的方术，服食丹药，多年没有效果。他幽深的诚心上达天听，有个仙人成公兴，不知是哪里人，来到寇谦之外祖母家做雇工。寇谦之曾去拜见姨母，看见成公兴体格强健，劳作不知疲倦，便请求让姨母把成公兴退租给自己代为服役。将要回去时，寇谦之让他开垦屋南面的辣田。寇谦之坐在树下计算，成公兴专心耕作，偶尔过来看他的计算。寇谦之对他说：‘你只管用力劳作，为什么要看这个？’过了两三天，成公兴又来查看，像这样一直没有停止。后来寇谦之推算七曜星历，有一处不能解答，惘然若失。成公兴对寇谦之说：‘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寇谦之说：‘我学习计算多年，近来推算《周髀》却不相合，因此感到惭愧。况且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何必来问呢？’成公兴说：‘先生试着按照我说的把它列布出来。’一会儿工夫，问题便解决了。寇谦之惊叹佩服，无法测知成公兴学问的深浅，请求拜他为师。成公兴坚决推辞不肯，只请求寇谦之收自己为弟子。不久，他对寇谦之说：‘先生有意学习道术，难道能和我一起隐遁吗？’ 寇谦之欣然答应。成公兴于是让寇谦之斋戒三天，二人一同进入华山。成公兴让寇谦之住在一间石室中，自己出去采药，回来后给寇谦之服食药物，他便不再感到饥饿。后来成公兴又带寇谦之进入嵩山。那里有三重石室，成公兴让寇谦之住在第二重。过了几年，成公兴对寇谦之说：‘我出去以后，会有人把药送来。你得到后只管服食，不要感到疑惑惊怪。’不久，有人带着药来到，所带的全是毒虫和臭恶之物，寇谦之非常害怕，逃了出去。成公兴回来询问情况，寇谦之详细回答。成公兴叹息说：‘先生暂时还不能成仙，正可以做帝王的老师罢了。’成公兴侍奉寇谦之七年后，对他说：‘我不能长久留在这里，明天午时应当离去。我死后，希望先生为我沐浴，自然会有人来迎接。’成公兴于是进入第三重石室而死。寇谦之亲自为他沐浴。第二天午时，有人敲击石室，寇谦之出去观看，看见两个童子，一个拿着法衣，一个拿着钵和锡杖。寇谦之把他们引进来，到了成公兴的尸体旁，成公兴忽然起身，穿上衣服，拿着钵和锡杖离去了。此前，京兆灞城人王胡儿的叔父去世后，颇有灵异之事。他曾带王胡儿到嵩高山另一座山岭，同行观望，看见金室玉堂，其中有一座馆舍尤其珍丽，里面空无一人，题名为‘成公兴之馆’。王胡儿觉得奇怪，便询问此事。他的叔父说：‘这是仙人成公兴的馆舍。他因为坐视失火烧毁七间房屋，被贬谪下来，给寇谦之做了七年弟子。’这才知道寇谦之的精诚能够通达幽远之处，成公兴原来是仙人，等贬谪期满便离去了。寇谦之在嵩山守志修行，精诚专一，毫不懈怠。神瑞二年十月乙卯日，他忽然遇到一位大神，乘云驾龙，前后有百灵神相随，仙人、玉女在左右侍卫，一同聚集停留在山顶，自称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对寇谦之说：‘过去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的主人上表天曹，说自从天师张陵去世以来，地上缺少虔诚修道的人，修善之人没有老师传授。嵩岳道士、上谷人寇谦之，立身正直，行为合乎自然，才干足以作为法式规范，首先应当处在天师之位。因此我特意来察看你，授予你天师的职位，赐给你《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名号叫‘并进’。我这部经诫，自天地开辟以来从未传给世人，如今时运和命数已经到了应当出现的时候。你要宣扬我的《新科》，清理整顿道教，除去张陵、张鲁、张角三张的伪法，包括租米钱税以及男女合气的方术。大道清静虚无，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应当专以礼仪法度为首，再加上服食丹药、闭气炼养。’又派王九疑人长客之等十二人，向寇谦之传授服气导引的口诀方法。寇谦之于是学会辟谷，气力旺盛，身体轻健，面色格外美丽。他的十多个弟子也都学会了这种方法。

译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日，有一位牧土上师李谱文来到嵩岳，说自己是老君的玄孙，过去居住在代郡桑乾，在汉武帝时期得道，成为牧土宫的主人，掌管三十六土中人与鬼的政务。其管辖地域方圆超过十八万里，大概是历术一章的数目。其中方圆一万里的区域有三百六十方。他派弟子宣扬教法，说嵩岳所统辖的广汉平土，方圆一万里，可以授给寇谦之。他制作诰文说：‘我居于天宫，讲演真正的道法。你入道至今二十二年，除去十年算作完全蒙昧，剩下十二年，教化虽然没有大的功劳，姑且有传授百人的劳苦。现在赐你迁入内宫，授予太真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种名录。修行勤奋不懈，就依照功劳再次升迁。赐给你《天中三真太文录》，用来弹劾、召遣百神，并传授给弟子。《文录》分为五等：第一是阴阳太官，第二是正府真官，第三是正房真官，第四是宿宫散官，第五是并进录主。坛位、礼拜、衣冠和仪式各有等级差别。总共六十多卷，名叫《录图真经》。交付给你奉持，用来辅佐北方泰平真君，传出天宫静轮之法。能够兴建道场并把事情完成，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仙人了。又因为地上的百姓到了末劫将临之时，其中推行教化十分困难。只要让男女设立坛宇，早晚礼拜；如果一家有严正的家长，功德还可以上及祖先。其中能够修养自身、炼制丹药，学习长生之术的，就算是真君的种民。丹药分别传授各种方术，包括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的方法，都有关键要诀。上师李君亲笔写了几篇，其余都由正真书曹赵道复书写。文字采用古代鸟迹，篆书、隶书杂糅成体；文辞义理简约而明辨，委婉而能成章。大体上与世俗礼制相符合，以选贤推德为原则，以诚信者为先，勤勉者次之。又说天地阴阳之间有三十六天，其中有三十六宫，每宫有一位主宰。最高的是无极至尊，其次是大至真尊，再次是天复地载阴阳真尊；又其次是洪正真尊。洪正真尊的姓名是洪赵，道号道隐，在殷代得道，是牧土的老师。牧土到来时，赤松子、王子乔这一类人，以及韩终、张安世、刘根、张陵和近世的仙人，都作为他的羽翼和随从。牧土命令寇谦之做自己的儿子，并让他同群仙结为师友。关于幽冥之事，是世人所不能了解的，寇谦之详细询问，牧土便一一告诉他。《经》中说：佛，是过去在西胡得道的人，居于四十二天，担任延真宫的主人。他们刻苦修习勇猛之术，所以他的弟子全都剃光头发、穿染色衣服，断绝人的生活方式；诸天的衣服也都是这样。始光初年，有人奉上他的书来进献，世祖便命令谦之住在张曜那里，供给他食物。当时朝廷内外听说此事，有的相信，有的怀疑，并未完全信服。只有崔浩认为他的话非同寻常，于是以师礼侍奉他，接受他的法术。于是崔浩上疏，赞扬并说明此事说：“臣听说，圣王接受天命，就会有上天的感应。而《河图》《洛书》都只是借虫兽的文字寄托言辞，哪里比得上今天人与神相互接见，亲手书写的文字灿然可见，文辞旨意深奥精妙，自古以来无可比拟。过去汉高祖即使英明圣武，商山四皓还有人以他为耻，不肯屈节。如今清高有德的隐逸仙人，不经召请便自行到来。这实在是陛下与轩辕、黄帝相媲美、得到上天应验的符瑞，岂能把它当作世俗的寻常言论，而忽视上天神灵的命令？臣私下对此深感恐惧。”世祖非常高兴，便派谒者带着玉帛和牲畜，祭祀嵩岳，迎接并招致其余在山中的弟子。于是尊崇奉事天师，显扬新的道法，向天下宣布，道教事业大为兴盛。崔浩侍奉天师，行拜礼非常恭谨。有人讥笑他。崔浩听说后说：“从前张释之替王生结衤蔑〔疑有讹误〕，我虽才智不如贤哲，但如今为天师上奏，足以不愧于古人了。”等到嵩高山的四十多名道士到来，便在京城东南修建天师道场，设五层重坛，遵照他的新经所规定的制度。供给一百二十名道士衣服和食物；他们整齐严肃地祈祷请愿，每日六时礼拜，每月设置厨会，参加者达数千人。世祖将要讨伐赫连昌，太尉长孙嵩对此表示为难，世祖便向谦之询问幽深隐微的征兆。谦之回答说：“一定能够取胜。陛下以神武顺应时运，天道降临人间治理天下，应当用武力平定九州，先武后文，以成就太平真君之世。”真君三年，谦之上奏说：“如今陛下以真君的名义统治天下，营建静轮天宫之法，这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应当登坛接受天帝的符书，以彰显圣德。”世祖听从了他。于是亲自来到道坛，接受符箓。准备法驾出行，旗帜全都用青色，以遵从道家的颜色。此后各代皇帝每逢即位，都这样办理。恭宗见谦之上奏营造静轮宫，要求宫殿必须高到听不见鸡鸣狗叫的声音，想要向上与天神交往沟通；役使工匠和民夫数万人，历时多年也没有建成。恭宗于是对世祖说：“人间与天上的道路不同，尊卑高下各有定分。如今谦之想用一个无法实现的期限，来游说您做不可能的事，耗费财力，使百姓疲劳，恐怕不可以吧？如果一定要照他说的做，不如利用东山万仞高处，工程还稍微容易些。”世祖深深认为恭宗说得对，只是因为崔浩赞成此事，很难违背他的意思，沉吟了很久，才说：“我也知道这事不能成功，但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又何必吝惜五三百名工役呢。” 真君九年，谦之去世，按照道士的礼仪安葬。在他尚未去世之前，他对众弟子说：“趁我谦之还在，你们可以请求迁录；我离开以后，天宫确实很难建成。”又逢设会的日子，他在上师座前另外摆设了两席。弟子问他原因，谦之说：“仙官来了。”当天夜里便去世了。前一天，他忽然说：“我的气息接续不上，腹中非常疼痛。”但行动举止仍和平常一样，到了第二天早晨便死去。不久，他口中的气息像烟云一样冒出，向上穿过窗户，升到半空才消散。尸体被拉长，弟子量得有八尺三寸。三天以后，尸体渐渐缩短，到了入殓时量得长六寸〔疑为“六尺”等，原文有误〕。于是众弟子认为他是尸解变化而去，并没有真正死亡。

译当时有个京兆人韦文秀，隐居在嵩高山，朝廷征召他到京师。世祖曾询问方士炼制金丹的事情，方士大多说可以炼成。韦文秀回答说：“神仙之道幽深昏昧，变化难以测度，可以暗中遇合，却难以预先约定。臣过去曾从先师那里受教，听说过这件事，但从未实际做过。”世祖因为文秀是关右的豪族，风度操守温和雅正，言谈应答有条理，便派他与尚书崔赜到王屋山炼制丹药，最终也没能炼成。当时前后到来的方士有好几人。河东人祁纤，善于观察面相。世祖认为他贤能，任命祁纤为上大夫。颍阳人绛略、闻喜人吴劭，修习导引、调养气息，活了多年，都超过一百岁而精神气色不衰。恒农人阎平仙，博览百家著作，却不能通晓其中的义理；他的辞令、占问和应答，义理旨趣还算可听。世祖想授给他官职，他始终推辞不受。扶风人鲁祈，遭受赫连屈孑的暴虐，逃到寒山避难，教授弟子数百人，喜好方术，欲望很少。河东人罗崇之，常服食松脂，不吃五谷，自称从中条山接受了道术。世祖命令罗崇回到乡里，设立道坛祈祷请愿。罗崇说：“中条山有个洞穴，与昆仑山、蓬莱山相通。进入洞穴走进去，就能见到仙人，并同他们来往。” 诏令河东郡供给他所需要的一切。罗崇进入洞穴，走了一百多步，便到了尽头。后来朝廷把他召来，有关官员认为罗崇欺骗妄言、散布不合道义的话，上奏请求治罪。世祖说：“罗崇是修道之人，哪里至于用欺骗妄言来欺诈世人？或许是传闻不够确实，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古代君子任用人合乎礼，罢退人也合乎礼。如今治罪罗崇，是伤害朕礼待贤人的本意。”于是赦免了他。又有东莱人王道翼，年轻时便有超脱世俗的志向，隐居在韩信山，四十多年不吃粟米而只吃麦子，通晓经书典籍，能书写符箓。他常年隐居深山，不参与世俗事务，年纪已六十多岁。显祖听说后召见他。青州刺史韩颓派使者到山中征召他，王道翼于是前往京城。显祖认为他仍然坚守原来的操守，便命令僧曹供给他衣食，使他终其一生。太和十五年秋，诏令说：“最高的道无形无状，以虚寂为根本。自汉代以来，设置坛场祠庙，先朝认为道教极其顺理，值得归依，因而建立寺院。从前京城之内，房屋还很稀少；如今里巷住宅密集，人和神混杂聚集，这不是恭敬崇奉最高道法、清静敬重神道的做法。可以把寺院迁到都城南面桑乾水的北岸、岳山的南面，永远安置在那里。拨给五十户人家，供斋戒祭祀之用，仍命名为崇虚寺。可以召集各州的隐士，人数满九十人。” 迁都洛阳、移都邺城，都沿袭旧例。道坛设在南郊，方二步；每年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十五日，由坛主、道士和高人一百六人举行拜祭祠祀的礼仪。各道士很少有精通道术的，也没有才艺足以得到推重的人。武定六年，有司执掌此事，上奏请求废止。至于有道术的人，如河东张远游、河间赵静通等，齐文襄王另在京师设置馆舍，以礼相待他们。《帝纪》第一：序纪。《帝纪》第二：太祖纪。《帝纪》第三：太宗纪。《帝纪》第四：世祖纪上。《帝纪》第四：世祖纪下、宗纪。《帝纪》第五：高宗纪。《帝纪》第六：显祖纪。《帝纪》第七：高祖纪上。《帝纪》第七下：高祖纪下。《帝纪》第八：世宗纪。《帝纪》第九：肃宗纪。《帝纪》第十：孝庄纪。《帝纪》第十一：前废帝广陵王、后废帝、安定王、〔疑有缺字〕出帝平阳王。《帝纪》第十二：孝静纪。《列传》第一：皇后列传。《列传》第二：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第三：昭成子孙。《列传》第四：道武七王。《列传》第五：明元六王。《列传》第六：太武五王。《列传》第七上：景穆十二王。《列传》第七中：景穆十二王。《列传》第七下：景穆十二王。《列传》第八：文成五王。《列传》第九上：献文六王。《列传》第九下：献文六王。《列传》第十：孝文五王。《列传》第十一：卫操、莫含、刘库仁。《列传》第十二：燕凤、许谦、张衮、崔玄伯、邓渊。《列传》第十三：长孙嵩、长孙道生。《列传》第十四：长孙肥、尉古真。《列传》第十五：穆崇。《列传》第十六：和跋、奚牧、莫题、庾业延、贺狄干、李栗、刘洁、古弼、张黎。《列传》第十七：奚斤、叔孙建。《列传》第十八。《列传》第十九：于栗磾。《列传》第二十：高湖、崔逞、封懿。《列传》第二十一。《列传》第二十二：王洛兒、车路头、卢鲁元、陈建、万安国。《列传》第二十三：崔浩。《列传》第二十四：李顺。《列传》第二十五：司马休之、司马楚之、司马景之、司马叔璠、司马天助。《列传》第二十六：刁雍、王慧龙、韩延之、袁式。《列传》第二十七：李宝。《列传》第二十八：陆俟。《列传》第二十九：源贺。《列传》第三十：薛辩、寇赞。郦范、韩秀、尧暄。《列传》第三十一：严棱、毛修之、唐和、刘休宾、房法寿。《列传》第三十二。《列传》第三十三：韦阆、杜铨、裴骏、辛绍先、柳崇。《列传》第三十四：窦瑾、许彦、李欣。《列传》第三十五：卢玄。《列传》第三十六：高允。《列传》第三十七：李灵、崔鉴。《列传》第三十八：尉元、慕容白曜。《列传》第三十九：韩茂、皮豹子、封敕文、吕罗汉、孔伯恭。《列传》第四十。《列传》第四十一：李孝伯、李冲。《列传》第四十二：游雅、高闾。《列传》第四十三：游明根、刘芳。《列传》第四十四：郑羲、崔辩。《列传》第四十五：高祐、崔挺。《列传》第四十六：杨播。《列传》第四十七：刘昶、萧宝夤、萧正表。《列传》第四十八：韩麒麟、程骏。《列传》第四十九：薛安都、毕众敬、沈文秀、张谠、田益宗、孟表。《列传》第五十：李彪、高道悦。《列传》第五十一：王肃、宋弁。《列传》第五十二：郭祚、张彝。《列传》第五十三：邢峦、李平。《列传》第五十四：李崇、崔亮。《列传》第五十五：崔光。《列传》第五十六：甄琛、高聪。《列传》第五十七：崔休、裴延俊、袁翻。《列传》第五十八：刘藻、傅永、傅竖眼、李神。《列传》第五十九。《列传》第六十。《列传》第六十一：奚康生、杨大眼、崔延伯。《列传》第六十二：尔朱荣。《列传》第六十三：尔朱兆、尔朱彦伯、尔朱度律、尔朱天光。《列传》第六十四：卢同、张烈。《列传》第六十五：宋翻、辛雄、羊深、杨机、高崇。《列传》第六十六：孙绍、张普惠。《列传》第六十七：成淹、范绍、刘桃符、刘道斌、董绍、冯元兴、鹿悆、张熠。《列传》第六十八。《列传》第六十九：綦俊、山伟、刘仁之、宇〔下承“文忠之”，原文疑有串接或断裂〕

译文忠之。《列传》第七十：李琰之、祖莹、常景。《列传·外戚》第七十一上。《列传·外戚》第七十一下：高肇、于劲、胡国珍、李延实。《列传·儒林》第七十二。《列传·文苑》第七十三。《列传·孝感》第七十四。《列传·节义》第七十五。《列传·良吏》第七十六。《列传·酷吏》第七十七。《列传·逸士》第七十八：眭夸、冯亮、李谧、郑修。《列传·术艺》第七十九。《列传·列女》第八十。《列传·恩幸》第八十一。《列传·阉官》第八十二。《列传》第八十三。《列传》第八十四：僭晋司马叡、賨李雄。《列传》第八十五：岛夷桓玄、海夷冯跋、岛夷刘裕。《列传》第八十六：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列传》第八十七。《列传》第八十八。《列传》第八十九：氐、吐谷浑、宕昌、高昌、邓至、蛮、獠。《列传》第九十：西域。《列传》第九十一：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车。《列传》第九十二：自序。《志》第一：天象一之一。《志》第二：天象一之二。《志》第三：天象一之三。《志》第四：天象一之四。《志》第五：地形二上。《志》第六：地形二中。《志》第七：地形二下。《志》第八：律历三上。《志》第九：律历三下。《志》第十：礼四之一。《志》第十一：礼四之二。《志》第十二：礼四之三。《志》第十三：礼四之四。《志》第十四：乐五。《志》第十五：食货六。《志》第十六：刑罚七、灵征八上。《志》第十七。《志》第十八：灵征八下。《志》第十九：官氏九。《志》第二十：释老十。本书由霓裳小轩提供下载！http://www.emgo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