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氏易卷二十七

译就可以附属辞文。于是创立推易的法则说：方位依据同类聚合，就是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取上下方位和阴阳相合并的，称为聚卦【除乾坤成列以外，如否泰是三阴三阳合并，剥复是五阳一阴合并，姤夬是五阴一阳合并等】。阳与阳同类，阴与阴同类，然后使它们聚在一起，这就是类聚。《乾》卦所说“也各随从自己的同类”，就是这个意思。再根据卦画中已经聚合的同类【物指阴物、阳物，就是卦画，详见卷二】，推移分开而形成变化，称为分卦，也称为易卦【如把泰卦二爻移到上面成为贲卦，把否卦二爻移到上面成为革卦等】。所谓易卦，是以移易形成卦，与变易、交易不同：变易是阳变阴、阴变阳，这里只是移动，并没有改变；交易是阴阳各出一爻彼此对待交换，这里只是移动一爻，没有对待关系。这一法则，从来解释《易》的人都没有涉及。阳聚成阳群，阴聚成阴群，而这里把它们分开，就是群分。《否》卦所谓“大人否亨，不乱群”，就是这个意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于是撰写辞文，根据分卦的来源，依照卦象立言。彖辞中有彖辞【如讼卦把遯卦三爻移到二爻，彖辞说“刚来而得中”；既济、未济分别把泰二爻移到五爻、否五爻移到二爻，都说“柔得中”】；爻辞中有爻辞【如讼卦初爻移取中孚卦的兑，兑为言，所以爻辞说“小有言”；既济、未济的三、四爻移取损、益卦的坤、艮，坤为方，艮为鬼方门户，所以爻辞都说“伐鬼方”，其余见卷二及各卦之下】。卦本来由伏羲画成，文王并没有推改伏羲的卦画；只是画卦、重卦，也没有真的移动变化。但文王把推易作为附属辞文的方法，考察其中的美恶，写明其中的休咎，于是撰成吉凶之辞，供掌管筮占的人使用。推易确定爻辞的来源，从这里开始；各国史官据辞论事，疑惑于鬼神。世上流传的那些令人惊异怪诞的事情，都根本出于此。至于变化又是什么呢？辞义非常广博，震为雷，巽为风，离为日，坎为月，直到艮为山、兑为泽、乾为金、坤为土、震为竹、巽为木，以及牛马、甲兵、井绠、床足等，凡天地之间有象有形的事物，都可以通过变化造化而写入辞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它附属辞文就是这样【专指《系辞》而言，所以说是赞述周易；否则就会涉及伏羲之易】。画卦本来没有阴阳分聚的法则，自然无法明白推易。卦和爻全都晦暗，至于辞文则一打开书卷便令人困惑。从两汉直到今天，这个问题长期处在漆黑的屋子里。年轻时读《易》，疑惑愤懑充满胸中；读到《系辞》便放下书卷，几个月不能继续。所谓方、物的分聚，难道没有实际所指吗？汉儒根据卦爻推测，有时说是水火【郑氏说：类聚群分就是水火】；有时说是阳阴【《九家易》说：阳道施生为方，阴主成物称物】；有时说是坤乾【虞氏说：坤的方道安静，所以类聚；乾的物道运动，所以群分】；有时说是姤复【《九家易》以姤卦阳爻聚于子为类聚，以复卦阴爻群于子为群分】；完全没有把握。王弼矫正这种偏差，笼统地以混沌解释，只说方、物，却不建立义理疏解。于是宋人凭空臆测，无从捉摸：把方解释为情，说是情感所向；把物解释为事，说是事物；又把方解释为理，说是事理；把物解释为形，说是物形【如程氏说，事情有理，物体有形，事情有类，形体有群】；又总把方说成事理，把物说成事物【如《本义》先说方是事情所向，后来又总说事物的善恶】。文意曲折简略，东边投奔、西边跳跃。

译至于分聚，却完全不加追问：什么叫聚，什么叫分？为什么说到聚，为什么说到分？只是朦胧含混、昏昧不明，迷惑而无法解释。近来谈《易》的人，甚至援引康成《乐记》注，把方解释为行走的虫，认为行走的虫懂得道理，所以称为方；把物解释为植物，认为植物不懂道理，所以只称为物。又引用杨慎把方解释为虸蚄，引用张有《复古编》把虸蚄解释为“子方”来作为依据。唉！经学的晦暗侵蚀，竟到了这种地步；还不痛切地振作自拔，反而动辄拘泥于成说，纠结固执而不能解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所以刚柔相互摩荡，八卦相互推移【有的版本作“荡”，意义相同】；以雷霆鼓动它，以风雨滋润它。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形成男性，坤道形成女性。乾主管万物的大始，坤承接而成就万物。乾因为平易而容易认识，坤因为简约而容易施行。平易就容易认识，简约就容易遵从。容易认识就有亲近，容易遵从就能建立功业。有亲近就可以长久，有功业就可以壮大。能够长久，是贤人的德；能够壮大，是贤人的业。平易简约，天下的道理就可以得到；天下的道理得到之后，尊卑的位次就成就于其中了【马融、王肃本“而”字下面都有“易”字】。刚柔相互摩荡，就是推移阴、推移阳。摩就是推【两物相互推移叫摩】。八卦相互荡，就是从已经重成的八卦中进行移易。荡就是移动【如移动船只叫荡舟即可见】。这时阴阳已经形成，所以称为刚柔；卦画已经完成，所以称为八卦。震、艮、巽、兑，就是雷霆风雨；坎、离，就是日月。如今运用推移摩荡的方法，以此推向彼、以彼推向此，一来一往，就像寒暑交替。然而总的要归结于乾坤成列【成男、成女就是成列】，所以说“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乾坤成列以后，只是一种知能，只是一种易简，但万事万化都从这里产生，其体和用就是这样【乾知就是知，坤作就是能；大始就是资始。说“大”，是因为八卦以乾坤为开始，而坤又从乾开始。何氏说：容易认识，就是不以疏远人为道，所以有亲；容易遵从，就是圣人与夫妇都能做到，所以有功】。圣人以德业配合长久与壮大而形成六位【见《乾传》】，以守护尊贵的宝位【见《系辞传》下】；参天两地，难道还能在此之外吗【《本义》分章断句，把这里以上作为第一章，不对】？圣人设立卦象，观察卦象，附属辞文，从而说明吉凶【虞氏本有“悔吝”二字，是错误的】；刚柔相互推移，于是产生变化。所谓类聚群分而产生吉凶，就是附属辞文。前面没有明说系辞，所以这里直接揭出系辞。所谓形成形体、显现卦象而出现变化，就是推易。前面没有明说推易，所以这里特别指出推易。三易的法则是文王创倡的，只有孔子能够理解；然而他不愿明说，只是用隐微的方式彼此启发。比如《杂卦传》明明有转易，却闭口不提；《序卦传》补充说明对易，但如果不懂对易，就无法验证它。所谓“设”，就是倡导、施行。已经形成的卦，文王并不重新画卦，却说“设卦”，这明明说明推易是文王所设立的。设立推易所得的卦，观察它的卦象而系上辞文，吉凶便由此产生。天地就是刚柔，推移刚柔而成为辞文，变化便显现出来，这就是变化。仲长统传说：“即使有周遍万物的智慧，也不能研究透彻它的推变；因为推能够产生变化，所以把推和变合起来说。”这些都是善于解释的地方【考察李鼎祚说，文王观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象而附属辞文，那么爻辞都指文王，这与《史记》的说法相同】。我曾在徐仲山家中集合许多人讲解推易之法。徐仲山的儿子徐东说，解释经书必须有依据；他以前怀疑王辅嗣解释《易》，开启了宋人杜撰的习气，就是因为依据太少，那么推易又有什么依据呢？仲山逐一引用焦赣、虞翻、侯果、蜀才、《九家易》等各家的说法来给他看。当时正讲《系辞传》上，徐东诵读“类聚群分”这句话，说：“我明白了。”仲山说：“还没有，试着把这一段诵读到这两个词。”仲山故意提高声音应和他的诵读，说：“怎么样？”徐东拜谢说：“圣人明明指示出来，而世人却没有察觉，这是为什么呢？”这些话见于康熙丁卯年《传是斋录》。所以吉凶，是得失的象；悔吝，是忧虑和疑惧的象；变化，是进退的象；刚柔，是昼夜的象【虞氏本作“昼夜者，刚柔之象”】。六爻的变动，是天地人三极之道。因此，君子安居时所依据而感到安稳的，是《易》的次序【虞氏本作“象”】；所喜爱、玩味的，是爻辞【虞氏本和李氏《易解》都作“变”】。所以君子安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辞。因此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元代吴澄本删去“是以”以下十字】。从吉凶、变化进一步说明，悔吝与吉凶属于同类，刚柔由变化推移而来，这些总的说的是卦辞、爻辞。如果专门说爻辞，那么六个爻位具备，三才也具备【陆绩说：初、二是下极，三、四是中极，五、上是上极。何氏《订诂》说：三极就是天地人；六爻中，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三爻中，第一爻为地，第二爻为人，第三爻为天】。因此，这就是筮法开始时所用的次序：安静时使用随后得到的卦辞，发动时使用所占的爻辞【居就是停止、安静；乐就是活动。《论语》说“知者乐”，又说“知者动”，可以验证其先后次序。这里说安居而玩味卦的次序，又说玩味辞，就可知是玩味卦辞；行动时玩味爻辞，又说玩味占，就可知是玩味所占的爻辞】。彖是说明卦象的，爻是说明变化的；吉凶是说明得失的，悔吝是说明小的瑕疵的，无咎是善于弥补过失。因此，排列贵贱在于爻位，齐列大小在于卦体，辨别吉凶在于辞文；彖辞和爻辞也因此区分开来，所以这里只以吉凶概括【不涉及变化】，而悔吝、无咎都可以归类看待。卦有卑高大小的位次【见前文】，通过推易显现出来，最终都保存于辨明吉凶的系辞之中。这就是所谓类聚群分而产生吉凶、系上辞文而说明吉凶，反复强调三次的意义。忧虑悔吝，在于把握细微的分界；震动而无咎，在于能够悔改。因此卦有大小，辞有险易。所谓辞，各自指示它所趋向的方向。

译至于前面所说忧虑悔吝，只在于细微的分界。介就是吉凶之间。震动而无咎，只在于悔改。震就是危险，悔就是变化【见《乾卦》】。只是从辨别吉凶推演到这里，并且在这里形成辞文【指上文“言乎其失得”等语】，也在这里形成占断【指“存乎介”等语】。卦辞、爻辞虽然各有大小、险易，但辞文各自指示其趋向；辞文成为占断，就是这样。《易》与天地相准，所以能够包罗天地之道；抬头观察天文，低头考察地理，因此知道幽暗与光明的缘故；推究开始而反观终结【郑氏、虞氏、李鼎祚本都作“及”】，因此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聚合成为万物，魂魄散开而形成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易》根本于乾坤，而天地之道都包罗在其中【弥是充满；《说文》说，弥就是张开弓，弓张开便充满。王肃说，纶是缠裹，有统摄包络之义，所以虞翻说，《易》存在于天下，包络万物】。因此抬头观察、低头考察，乾坤成列，阴阳由此分开【幽明就是阴阳】。于是推究阴阳最初聚合的状态，称为原始【《九家易》说：阴阳交合，是万物的开始】；阴阳已经分离的状态，称为反终【《九家易》说：阴阳分离，是万物的终结】。原始时，阴精阳气聚合而成为万物【王弼说：精气交结聚集而成万物，也是以聚合为说；朱汉上说：气聚成精，精聚成物】；反终时，魂上升、魄下降，散开而成为变化【“防魂”即散开、推移，都是指卦而言，所以京房《易》有“防魂归魄”之卦；虽然说法与推易不同，但形成卦的道理相同。郑康成又把精气解释为七、八，把防魂解释为九、六；七、八是木火之数，九、六是金水之数，木火当令则万物生，所以说“精气为物”；金水当令则万物变化，所以说“防魂为变”。虽然其中有一定道理，但与文辞意义不合。至于后魏正光年间推演四正卦的术法、焦延寿以卦气值日，都是术数中的旁支学问，与《易》没有关系】。总而言之，凡是阴幽阳明、始生终死，以及鬼归神伸的说法，都是通过推易形成彖象，再通过玩味辞文、玩味占断而清楚知道的【物就是方物，举出物也包含方；变就是变化，举出变也包含化】。它与天地相类似，所以不会违背天地之道；它的知识周遍万物，而它的道能够济助天下，所以没有过失；它旁行于各处而不流失（京房本作“留”），乐于顺应天道、知晓命运，所以没有忧患；安于所处之土而敦厚行仁，所以能够爱护万物。它裁成、范围天地的化育（马融、王肃本作“犯违”，犹如裁成之意），却不过度；曲折地成就万物而不遗漏，通晓昼夜运行的道理而明知万物。因此，神没有固定的方所，《易》也没有固定的形体。凭借这些道理，可以参验天地、周遍万物；即使权宜行事、反归正道，旁行侧见，也从未流失。在天表现为乐，在地表现为安土。这就是说，天地为我裁成范围万物，万物因此得到曲折成就；通晓寒暑运行、昼夜往来的道理，于是能够历历显见其中的智慧。既然如此，方位因同类聚集而有所分别，便没有固定的方所；万物因形体分别而发生变化，便没有固定的形体。屈平说：“圣人不被事物凝滞，却能随着世道推移；既没有固定方所，也没有固定形体，即使面对万物，又有什么可凝滞的呢？”（前文把“分”归于物，此处却说“精气为物”，以聚集而言；前文把“聚”归于方，此处却说“方无体”，反以分别而言。这些都是相互发明，用来显示变化之处。） 一阴一阳的运行叫作道，继承此道的就是善，成就此道的就是性。仁者从中看见仁，便称它为仁；智者从中看见智，便称它为智。百姓每天都在使用它，却不知道它，所以君子之道很少有人知晓（郑氏本作“尠”）。把它显现在仁上，把它隐藏在作用中，鼓动万物，却不与圣人共同忧虑。盛大的德行和功业，真是达到极点了！富有万物叫作“大”，功业日日更新叫作“盛德”，生生不息叫作“易”。成就形象叫作乾，效法规律叫作坤；穷尽数理而知晓未来叫作占，通达变化叫作事，阴阳变化不可测叫作神。万物与方位，其实就是阴阳；阴阳就是道。前面所说由易简推知其才能，而盛德大业都由此产生，是因为继承道的就是善。乾元、坤元都是善的开端（乾刚健、坤柔顺，都是阴阳之德，所以可以用“善”来称说）。继承善而使之成就的，就是性。成就自己、成就万物，都是性所生发的（这里的“性”专指人而言，所以可以兼指成就自己和成就万物。性成于善，所以孟子说性善）。然而，获得阳之性的人称为仁，获得阴之性的人称为智。显现为仁，就称为仁；显现为智，就称为智，随着它在人身上的表现来称说。百姓每天都在使用道，什么时候不是道呢？只是他们不知道，所以说君子之道少有人知（“知”字应与上文“知幽明”等几个“知”字相应）。仁显现在外，作用却藏在内，震动万物而不凭借外力；圣人忧虑世人的忧患，也正是前面所说盛德大业各自达到极致的情形。既然如此，由盛大之德显现出来，推演《易》而撰属卦辞，应对占筮并使变化达到不可测，这难道会是毫无根据而这样说的吗？生生不息、推移变化的法则，效法此法就是把它呈现出来（《韵府》说：“效”是呈现、进献之意。《韩信传》有“愿效愚忠”，《唐书》有“持众美而效之”）。阳发生变化，阴从坤开始，所以推移转变的法则首先从坤显现，然后推究三百六十四爻的数目，用来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作为占卜之事。吉凶和变化，全都以《易》为根本。《易》是多么广大博大啊！说到它的远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说到它的近处，则安静而正直；说到天地之间的一切，它无不具备。乾卦，静止时专一（陆绩本作“虫”），发动时直行，因此能产生广大之物。坤卦，静止时收敛，发动时开张，因此能广泛地产生万物。广大与天地相配，变化通达与四时相配，阴阳的意义与日月相配，易简的善与至高的德相配。那么，它为什么会这样广大呢？这是因为乾坤产生广大万物，推移变化而没有穷尽；它就是天地，就是四时和日月，也就是至高的德（“大生”“广生”就是生生不息，即所谓“生生之谓易”，也就是所谓推演《易》的法则）。孔子说：“《易》大概已经达到最高境界了吧！《易》是圣人用来崇尚德行、扩充功业的。知识崇高，礼法谦下（蜀才本作“体”，或作“俾”）；崇高效法天，谦下效法地。天地安置了上下尊卑的位置，而《易》就在其中运行。成就人的本性，并使其不断保存，道义就是由此进入的门户。因此，盛大的德行和功业，都是从乾坤形成并列开始的（“成性”就是“成之者性”；善性存在于其中，这就是阴阳、道义的门户）。

译圣人能够看见天下幽深细密的事物，于是模拟它们的形状容貌，取法它们各自适宜的事物，所以称为“象”。圣人能够看见天下的运动变化，于是观察其中的阻碍和通达，实行相应的典章礼法，并系上文辞来判断吉凶，所以称为“爻”（《易学四同》说这五十六字与后文重复，因而删去）。于是，对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画中幽深而运动的内容，分别撰成彖辞和爻辞（彖辞是说明卦象的，所以象就是彖辞；伏羲画爻，文王撰爻辞）。依据万物的形象（“物”就是阴阳，见前文；各有其适宜之处叫作“物宜”；“形容”就是形象，即所谓成形、成象），推移变化（“阻通”），建立法则（典礼就是法则，建立法则见前文），于是撰写文辞。所谓同类聚集、群类分别而吉凶明白，就是已经使它明白，可以据此判断。这就是系辞，这里又一次表达了用意。这是说天下最幽深而不可厌恶（荀爽本作“亚”，说是次等之意）的事物，也是说天下最剧烈的运动（郑氏、虞氏本都作“颐”；郑氏说应作“动”，虞氏说“动”旧误作“赜”，《九家易》作“▯”），却不可使之混乱。先模拟它，然后发言；先审议它，然后行动。通过模拟和审议来成就变化（《易学四同》把这三十五字移到后文“极天下之赜者”之前，文义不通）。系辞就是言语。它所说的内容有善而没有恶（“继之者善”），所以不可厌恶；它安静而正直、没有阻碍（见前文），所以不可混乱。通过模拟、审议和推移，变化便由此形成。所谓刚柔相互推移而产生变化，是说既然已经产生变化，就应当使它完成。这就是推演《易》，这里又一次表达了用意。“鹤在幽暗处鸣叫，它的子女应声和鸣。我有美好的爵位，我愿与你共同享有它。”孔子说：“君子居处在自己的房室中，发出的言语是善的，那么千里之外也会响应他，何况近处的人呢？居处在自己的房室中，发出的言语不善，那么千里之外也会违背他，何况近处的人呢？言语从自身发出，影响会施加到百姓身上；行为从近处发生，影响会显现在远处。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的枢纽和关键。枢纽关键一经发动，就会成为荣辱的主宰。言语和行为，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怎么可以不谨慎呢？” 这一段以下七节，本来是正文中的《文言传》，却在这里脱落错置了（吴澄本竟删去这七节）。“同人卦：开始号哭，后来欢笑。”孔子说：“君子的道路，有时出仕，有时退处；有时沉默，有时发言。两个人同心同德，其锐利可以斩断金属；同心者说出的话，其气味如同兰花。”（汉、晋各家《易》都把这些赞语归于互卦来说。例如中孚卦的互卦为艮、震，震为言语行动，艮为门，所以说是枢；震为动，所以说是机。这里同人卦的互卦为乾、巽，乾为金，巽为利，又巽为草木、为气味。后面的谦卦和节卦都有互震，所以有德言、礼言以及言语为阶梯之语。考察起来确实如此。后汉郎顗的疏奏说：“臣愿陛下发扬乾刚之德，援引贤能，勤于寻求枢机衡量之任，以获得斩断金属的锐利。”这里以两个人指君臣，与《文言》“断金”取义完全相同。汉人的《易传》和韩婴的《诗传》都仿照这种体例。） 初六：借用白茅来承托，没有灾害。孔子说：“如果直接放在地上也可以，为什么还要用茅草承托呢？哪里会有什么灾害？这是谨慎到了极点。茅草这种东西虽然微薄，但使用起来却可以很重要。”谨慎地遵循这个方法去做，就不会有什么过失了。劳苦功高而谦逊的君子，最终吉祥。孔子说：“劳苦而不自夸，有功劳而不以为德（郑氏本作‘置’，说应作‘志’），这是厚道到了极点。这里说的是把自己的功劳置于众人之下。德行的言语要盛大，礼法的言语要恭敬。所谓谦逊，就是以恭敬来保全自己的地位。” 亢龙有悔。孔子说：“地位尊贵却没有相应职位，处于高位却没有百姓，贤人在下位却没有人辅佐他，因此一有所行动就会有悔恨。” 这一段见于《乾卦·文言传》。不走出门庭，没有灾害。孔子说：“祸乱的产生，往往以言语作为阶梯（姚信本作‘机’）。君主言语不严密，就会失去臣子；臣子言语不严密，就会丧失自身；机密之事不严密，就会使事情失败。”因此君子谨慎保守机密，不把话说出去。虞仲翔认为节卦本于泰卦，所以坤象征祸乱，互卦震象征言语，乾坤象征君臣；这也是推演《易》的方法。孔子说：“作《易》的人，大概知道盗贼的道理吧？”《易》说：“背负东西而乘车，就会招来盗寇。”背负东西，是小人的事情；乘车，是君子的器物。小人却乘坐君子的器物，盗贼就会想到夺取它。上位者傲慢，下位者暴虐，盗贼就会想到攻伐他们。怠慢财物的收藏，就等于教导盗贼；打扮修饰自己，就等于教导淫乱。《易》说：“背负东西而乘车，招来盗寇，这是招致盗贼的原因。” 《仲氏易》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仲氏易》卷二十八。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大衍之数为五十，实际使用其中四十九根，把它们分成两组，以象征两仪；挂起一根，以象征三才；用四根一组来数蓍草，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归到指间，以象征闰月。五年有两次闰月，所以两次归扐以后才再次挂起一根（京房本作“卦”，说是两次归扐以后才布置卦象）。按《汉书·律历志》，卫元嵩《元包运蓍篇》引用下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二十字，并与“天数五”一段相接；这里是引用经文时偶有错杂。程传、朱本义于是把“天一地二”二十字与“天数五”到“行鬼神也”一段合并，又移到“大衍之数”之前，这就用后儒的说法改动圣经了。到了季本作《易学四同》，又把后文“易曰知变化之道者”两句共十五字，连同“天一”到“天五”两段，一并加到“大衍之数”之前。唉，圣经遭受这样的困厄！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五个位置彼此相得而各有配合。天数共二十五，地数共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就是用来成就变化、运行鬼神的道理。这样就可以用来占筮了。于是创立了揲蓍占筮的方法，称为“大衍”。《洪范》说，卜五、占二，用来推演差错。“衍”就是推演；“大衍”就是用来推演揲蓍方法，并取得其广大意义的东西（大衍是指筮法而言，过去把它指作天地之数，是错误的；天地之数是大衍所依据的数，并不是大衍本身就是天地之数）。它的数是五十，也就是下文天地之数五十五。只说五十，是因为蓍草的数目是五十根（蓍草总共五十茎），而且天地生成之数也止于五十（生数止于五，成数止于十，所以称五十；郑康成说五行之气合并，所以减去五，这个说法难以解释）。所谓实际使用四十九根，是说作为大衍来使用时只用四十九根（揲蓍时先取五十根，舍去一根）。这是因为蓍数为圆、卦数为方（见后文），蓍数为奇、卦数为偶，所以把天地五十五之数分开，以四十九作为推演蓍草的数，六作为卦数（卦有六爻；李鼎祚说，大衍五十使用四十九根，并把舍去的一根和余下的五根合起来，以备六爻之位）。蓍草为圆，象征天；卦为方，象征地，而且五十这个完整的数不能直接用来作为七、八、九、六的大衍之数（因为推演起来不相合），所以必须减去一根。于是把四十九根蓍草分成左右两组，以象征两仪（把蓍草分置左右两处；这里不说太极，崔憬认为舍去的一根象征太极，也有人认为四十九根尚未分开时象征太极），又挂起一根蓍草（“挂”就是悬挂；把蓍草分成两组后，任取其中一根挂起，与分开的两组相配而成为三，孔颖达说挂在左手小指之间），以象征三才。于是用四根一组来数蓍草，并连续拨动它们（连续拨动就是揲），象征春夏秋冬四时（一根蓍草象征一个时，四根为四数）。前面挂起的一根是奇数，意思是零数；现在揲数后剩下的蓍草叫作扐，意思是夹在指间。前面已经把奇数挂在指间，现在又把左右两组蓍草各按四根一组揲数，并把余数仍归到这里，这就叫“归奇于扐”（虞氏认为扐在次小指之间，宋儒认为在三指之间，何氏《订诂》认为另置于案上，这些说法都与正文不合）。这象征闰月；“闰”就是余数（历法中每年三百五十四日，余下十二日，积三年而加一个月，叫作闰月）。把按四根一组揲数的余数归到这里，四揲象征四时，时有余数便成为闰月，所以这里也象征闰月。然后取挂起的奇数和扐中的余数合在一起相加，于是看出奇数和偶数（把左右两边的余数合起来，挂起的一根加上余数，可能是五，也可能是九；五为奇，九为偶；五只有一个四，四个九则有两个四）。这就是第一变。但一卦不只变化一次，蓍草也不只揲数一次，还要再次计算；再次得到的余数就是再次归扐。四时经过五年而得到两次闰月（前三年有一次闰月，还余下六日；加一个月只有三十日，而三年余下三十六日）。所以两年有二十六日，加上前面余下的六日，再加一个月，便成为第二次闰月。现在的蓍筮，把两次分组、一次挂起、两次揲数合起来作为五个环节，可以相当于五年，也得到两次闰月，这就是第二变。第二变虽然也有奇偶，但还没有形成爻；再次归扐就是其中的下一步，归扐以后又重新挂起一根，经过三次而完成三变，三变完成便形成一爻（第二变只说归扐，第三变只说挂起，这是互文；总之第二变、第三变都与第一变的方法相同。有人说第一次挂起以后，后两变不再挂起，这是不对的）。三变完成，一爻便确定了（把三变所得的余数合起来观察：三次都是奇数，就是老阳；三次都是偶数，就是老阴。老阳、老阴都应当变。两次奇、一次偶为少阴，两次偶、一次奇为少阳。这就是一阳为男、一阴为女的例子。一爻形成只得到一画，一画经过三变，所以六画要经过十八变。至于阴阳老少的说法，起源于占筮家；占筮有动变，所以不得不采用这种方法。考察崔憬的说法，他认为《说卦》说“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明确说明揲蓍应当依据数理。他说“参天”，是指阳数从三开始，顺数到五、七、九，不取一数。他说“两地”，是指阴数从二开始，逆数到一、八、六，不取四数。于是把这些数配于八卦：艮为少阳，数三；坎为中阳，数五；震为长阳，数七；乾为老阳，数九；兑为少阴，数二；离为中阴，数十；巽为长阴，数八；坤为老阴，数六。把八卦所配之数合计，正好是五十，所以说“大衍之数五十”。不取天数一、地数四，是因为八卦以外的数不在大衍所管辖之内。蓍草取四十九根，是效法长阳七七之数；卦取六十四，是效法长阴八八之数。这就是所谓蓍草圆而神，象征天；卦方而智，象征地。这个说法相当详尽，但天一、地四不在大衍之内，李鼎祚曾经批评过它。何况少阴、少阳只涉及七、八，却没有涉及五、十，遗漏的意义不止一、四。总之，老少之说虽为占筮家所有，后人附会增饰，往往失去本意。至于所谓数为五十，并不是别的，就是天地生成的原数（五是天地的生数，十是天地的成数，合起来称为五十；这是孔子自己解释的，与崔憬等人的说法不同）。天数和地数分布在五个位置上（虞氏《易》说：“天数五”，指一、三、五、七、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