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氏易卷二十九

译《系辞下传》。八卦排列成列，象就在其中了。由此再重叠卦，爻就在其中了。刚柔相互推移，变化就在其中了。系上卦爻辞来命名【孟喜本作“明”】它，运动就在其中了。吉、凶、悔、吝，都是由运动产生的。刚柔，是建立根本的；变通，是顺应时势的；吉凶，是以正道取胜的【姚信本作“称”】；天地的道，是以正道显现；日月的道，是以正道明亮；天下的运动，是归于一个根本的。乾卦刚健明确【《说文》作“寉”】，向人显示平易；坤卦柔顺安静【孟喜本作“退”，董、陆、姚本都作“安”】，向人显示简约。爻，是仿效这些的；象，是模拟这些的。爻象在内发动，吉凶在外显现；功业在变化中显现，圣人的情意在卦爻辞中显现。这些话都是承接上《系辞传》而再次赞述的，这就是分为上下传的原因。八卦排列成列，便不只是确定乾坤，彖辞、象辞也由此产生【彖是有所言说，象是取象】。由此再重卦【是说因纯卦而在其上加重卦，如纯乾上重乾成为乾，纯乾上重坤成为泰。宋儒把陈氏先天图当作画卦、重卦的次第，这是极大的错误，详见卷首及“四象生八卦”之下。若说重卦也由伏羲开始，汉晋解释《易》都如此；只有郑康成、淳于俊把它归于大禹，司马迁、扬雄、皇甫谧把它归于文王，这些都不能作为依据。看《传》中“因而”二字，正是指伏羲，其他不必辨析】，不只是画纯卦有卑高之别【纯卦使用一画，重卦不再另画】，爻象也在其中了【有了重卦才有六爻】。于是通过推移来显现变化，前面所说“刚柔相互推移而变化产生”，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推《易》。于是把推《易》的结果写成系辞，吉凶悔吝在其中发动，前面所说“设置卦、观察象、系上卦爻辞来说明吉凶”，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系辞。然而，吉凶悔吝都是由系辞的发动产生的，而刚柔相互推移是它的根本。把推《易》作为变通，以占筮趋向吉祥；把系辞作为吉凶悔吝，以占筮守正而使吉胜【贞胜就是贞吉，即守正而趋吉，韩康伯说“贞”就是正】；这就是所谓观察天地、日月的光明，以及看见天下的运动而归本于一阴一阳，并且都用正道来确定它们。这就是说，乾坤以一简一易而使天下的道理得到显现【乾刚健，所以明确；坤居下，所以柔顺】。占筮所得的爻象不过是体现这一法则，属于在内发动而在外显现的东西罢了，怎么能同推《易》的变化、圣人的系辞争论功业、比较情伪呢？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圣人最大的宝物【孟喜本作“保”】叫作地位。怎样守住地位？靠仁【陆德明释文作“人”，宋本改作“伪古本”，后来朱氏《本义》以后多改为“人”，错误很大】。怎样聚集民众？靠财富。治理财富、端正言辞、禁止民众作非分之事，叫作义【吴澄怀疑从“天地之大德”到这里与上文不相衔接；龙氏仁夫则说这五句恐怕是其他经文误入，季本作“四”相同，于是后来把“将叛者”三十七字移到这里另作一章，这未免太无所顾忌】。古代包牺【一本作庖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上的象，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土地【王昭素认为“与地”之间多了“天”字；考察司马贞《史记补》引用此文，也没有“天”字】的宜适，近处取法自身，远处取法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以沟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他把绳子打结制成网罟，用来打猎、捕鱼【“佃”一本作“田”，“渔”一本作“鱼”】，大概取法于离卦。包牺氏去世，神农氏兴起，砍削木头制成耜，揉曲木头制成耒【陆德明说一本作“揉木为之耒耨”，不对】，用耒耨耕作的便利来教导天下，大概取法于益卦。在太阳正中的时候设市，招来天下民众，聚集天下货物，彼此交易后离去，各自得到所需，大概取法于噬嗑卦。神农氏去世，黄帝、尧、舜氏兴起，使事物的变化畅通而不使民众疲倦，以神妙的教化使民众得到适宜。《易》道穷尽就发生变化，变化就能通达【一本没有这三句】，通达就能长久。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大概取法于乾坤。把木头挖空制成船，削尖木头制成楫【陆本作“掞”；郑本、李氏本作“檝”，下同】，船楫的便利用来渡过不通之处，远行而给天下带来便利【一本无“致远”六字】，大概取法于涣卦。驯服牛、驾乘马，牵引重物、运送到远方而便利天下【一本无“以利”四字】，大概取法于随卦。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梆子来防备暴客【郑本作“暴”字异体】，大概取法于豫卦。砍断木头制成杵，掘地制成臼，臼杵的便利使万民得到帮助，大概取法于小过卦。把木头弯成弓，把木头削成箭，弓箭的便利用来威服天下，大概取法于睽卦。上古穴居野处，后世圣人改成宫室，上面有栋梁，下面有屋檐，用来防备风雨，大概取法于大壮卦。古代安葬死者，用厚厚的柴薪包裹尸体，埋葬在旷野之中，不筑坟封土，也不植树作标志，服丧期限没有固定的数目。后世圣人改用棺椁，大概取法于大过卦。上古结绳治理事务，后世圣人改用书契，百官凭此治理，万民凭此明察，大概取法于夬卦。至于揲筮之法，前面已经详细说过了。现在就制器而崇尚象来看，难道不是说“乾大生，坤广生”吗？这就是最大的德性。难道不是说“贵贱以位排列，贵贱存乎位”吗？这就是最大的宝物。统治天下的人，用它彰显仁德，以守住地位而使财富充足，以道义作为聚集民众的门径，治理财富、端正言辞、禁止民众作非分之事，那么制器就是关键。而这一切都根本出于包牺氏创作《易》。这样说来，制器从《易》中取象，并不只有一种途径。即使网罟也是如此。“佃”“畋”都与离有关；离有两只眼，中爻又用巽绳牵连，像网罟一样。耜，是犁头插入土中的部分；耒，就是耜柄，用曲木制成。益卦上巽下震，中间为艮、坤；巽木插入坤土并向前运动，艮手在后面推动，震足在下运动，这就是耕作的象。益卦初爻以农事为辞，正是这个意思。古代有三种市：早市、晚市和日中市，其中日中市最兴盛，所以凡说“市”，多兼指这三种。噬嗑上离下震，就是日中交易活动的象。翟玄说：“市井交易是取得饮食的途径，所以以此取义【合沙郑氏说：‘十三卦从离开始，接着是益、噬嗑，所取的只是食物和财货而已。’】。”

译《洪范》所说的三种八政中，第一是食，第二是货。黄帝、尧、舜并称，孔颖达说：“这是概略举出五帝的始终，少皞、颛顼、帝喾也都在其中。”徐仲山说：“后世圣人概括指五帝，就是这个意思。”大概典章礼制、文化器物到五帝时才完备，所以孔子说：“后世即使有创作者，也赶不上虞舜。”当时虞舜垂衣制作上衣、絺绣制作下裳，于是天下得到治理。这里单指虞舜，并没有涉及黄帝、尧，可以证明“通变”是说通过制作器物。可是这一切都以《易》为根本，所以仍然用《易》的通变来落实：乾为衣，坤为裳【见《九家易》】。挖空木头，使它成为中空；削尖木头，使它成为锐利。涣卦上巽下坎，是木乘水而行、制作舟船的象，所以彖辞说：“利于涉越大川。”《传》说：“乘木而行，可以取得功效。”有了水上的舟楫、陆地上的牛马，就可以在天下通行了。随卦上兑下震，兑中藏着坤牛，震中运行着乾马【兑是坤的终点，震是乾的起点】，而艮手、震足也一同随行【互卦为艮】。随、豫二卦虽然都崇尚取象，但卦义也包含在其中。牛马可以相随，敲梆子应当预先警戒；这些都是卦义、卦象可以并观的地方。《九家易》说：“豫卦上震下坤，中间有互卦艮；从外卦看，震又倒转成为艮。两个艮相对合起来，就是重门的象。”郑康成又说：“艮为门，震是太阳出来的地方，也为门，所以是重门。”至于敲梆子，震为木，艮为手拿着它；三爻、五爻为坎，坎为盗贼，就是暴客，所以要防备暴客。防备暴客和威服天下，都有禁止民众作非分之事的意思。杵臼在小过卦中没有直接的象，虞氏说艮在下、震在上，下止而上动，含有杵臼之义。不过震卦像仰口的盆，所以震的象常称为缶；艮是倒置的震，也可以说是臼。若把贯通的象看作臼，那么中间两个阳爻就是杵。把木头弯曲，就成为弓；把木头削尖，就成为箭。睽卦上离下兑，又有互卦坎、离；坎为弓，离为箭。至于卦义，也是因为睽违而取威服之义。栋是屋脊上的檩木，宇是屋檐。《考工记》说：“栋高而宇低，就会使水流得快、滴水落得远。”就是这个意思。大壮卦上震下乾，风雨在上面运动，栋宇在下面承受它，像乾的刚健；这也是没有直接卦象而取其义的例子。古代安葬，用柴薪包裹尸体，如同给它穿衣；不封土筑坟，不植树作标志，服丧期限也没有确定的年月，后来才改用内棺和外椁。有人说，礼制中虞氏用瓦棺，夏后氏用堲周，殷人用棺椁；这样看来，虞氏、夏后氏都用陶土，殷人才开始用木，称作棺椁。有人因为棺椁不是虞氏以前的事而产生疑问，却不知道用瓦还是用木，帝王之间或许不同；至于“棺椁”这个名称，黄帝、虞舜时早已有了。看瓦棺也称作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至于从大过卦取象，虞仲翔认为巽为木、为出入之处，兑为口，乾为人；木有口，乾人可以进入，正是棺椁的象。康成说，初六在巽体中，巽为木；上六处在己巳，属于巽位【东南为巳位】，巽又为木，两木在外面夹着四个阳爻，很像棺椁；这两种说法都近于合理。结绳而治，是根据事情大小打结作为约束：事情重大就把绳结打大，事情小就把绳结打小，各人各执一端，以相互考验和取信【见《史记》及郑氏《九家易》说；蔡虚斋说另有记号，但没有依据】。后来改用书契，就是用刀和笔在木简上刻画文字作为书；凡是语言不能记全的，就书写记录下来。又刻木作一、二、三、四的刻画，从中间分成两半，给予者执左半，接受者执右半，以此作为相合的凭证。之所以从夬卦取象，从卦义说，夬就是决断，可以决断事务；从卦象说，兑为口，乾为言，又用乾、兑所代表的金来刻木；五爻排列相连，很像契券的刻画，就是这样。因此，《易》就是象；所谓象，就是模拟【孟喜、京房、虞翻、董遇、姚信本都作“象”】。彖，就是裁度一卦的材料；爻，就是效法天下的运动。因此吉凶产生，悔吝也显现出来。所以《易》崇尚象，不只是制器时如此。所谓“材”，就是裁度一卦的意义【杨慎说：“彖”是茅犀的名称，因为犀牛能预知细微征兆，所以这样说。苏氏《传》说：“爻”是折俎，六爻排列相连，有折俎的象】。阳卦为什么阴爻多，阴卦为什么阳爻多？这是为什么？阳卦为奇，阴卦为偶；它们的德行又是什么？阳卦一君二民，是君子之道；阴卦二君一民，是小人之道。这里以后杂论卦爻，总的都归结到推《易》、系属卦辞的意思【崔憬说：阳卦阴爻多，是指震、坎、艮一阳二阴；阴卦阳爻多，是指巽、离、兑一阴二阳。虞翻说：阳卦只有一个阳，所以为奇；阴卦有两个阴，所以为偶。王氏《易是》说：德行，是指卦爻中所包含的义理，所以拿一君二民与二君一民相比较。阳为君，阴为民。若《仲长统传》引用此文作“一君二臣、二君一臣”，注释说阳为君、阴为臣】。《易》说：“心意不定地往来，朋友顺从你的心意。”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可虑的呢？天下同归于一个结果，却走不同的道路；目标一致，却有百般思虑。天下有什么可思、可虑的呢？太阳西去月亮东来，月亮西去太阳东来，日月相互推移，于是光明产生。寒气过去暑气到来，暑气过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于是一年形成。过去的屈伏，未来的伸展【韦昭说，古字‘信’就是‘伸’】。屈伸相互感应，于是利益产生。尺蠖屈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自身。精研义理而进入神妙，是为了达到实际应用；使实际应用有利于安定自身，是为了增崇德性。超过这个范围以后，就不是常人所能知道的了。穷尽神妙而知晓变化，是德性的盛大。”这以下十一节，也是脱落在这里的《文言》文字【吴澄本竟删去这些。李氏《易解》说：蠖是屈曲爬行的虫。郭璞说：是蝍蛆。仲氏说：这也是推《易》之法。又说：这里说的是不要心意不定地往来】。《易》说：“被困在石头旁，依靠在蒺藜【一本作‘黎’】上，进入自己的宫室，却看不见妻子，凶。”孔子说：“不该受困的地方却在那里受困，名声必定受辱；不该凭依的地方却在那里凭依，自身必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亡的期限【陆德明本作‘其’】将要到了，妻子哪里还能见到呢？” 虞仲翔把咸卦九三移作九二而成为阳爻，认为“名声受辱”也是推《易》的方法。

译《易》说：“王公在高墙之上射隼，捕获它，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隼是鸟，弓箭是器物，射隼的人是人。君子把器物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有什么不利呢？行动时不被阻碍，所以出动便有收获。”这句话说的是先成就器物，然后再行动。“括”是箭接受弓弦、扣住弓弦的地方。书中说：“出去察看箭尾是否合于法度，就把它释放。”就是这个意思。“行动而不括”，是说虽然行动，却没有把箭搭到弓弦上，以此说明要把器物藏在自身，等待时机再行动。旧来的解释都误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看不见利益就不肯勉励自己【《举正》作‘动’，误；这里‘劝’与‘惩’相对】；不受到威慑就不受惩戒。小的惩罚能够带来大的警诫，这是小人的福气。《易》说：‘脚戴刑具，遮没脚趾，没有灾咎。’说的就是这个。” 善行积累得不够，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积累得不够，也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把小善看作没有益处，所以不去做；把小恶看作没有伤害，所以不肯除去。因此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无法解脱。《易》说：“戴着重刑具，遮没耳朵，凶。” 孔子说：“所谓危险，是因为处于安定地位的人以为安全；所谓灭亡，是因为拥有存在的人只想保住现状；所谓混乱，是因为拥有治理的人自以为已经安定。”因此君子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存在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混乱，所以自身可以安全，国家也可以保全。《易》说：“灭亡了，灭亡了！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孔子说：“德薄而地位尊贵，智力小而谋划大，力量小而承担重大责任，很少有不遭祸患的【陆德明本作‘尠’】。”《易》说：“鼎折断了足，倾覆公侯的饭食，鼎身沾满污秽，凶。”这是说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孔子说：“能够知晓事物的细微征兆，真是神妙啊！君子与上位者交往不谄媚，与下位者交往不轻慢，这大概就是知晓征兆吧？”所谓几，是事物发动时的细微迹象，是吉祥将要先行显现的征兆【《汉书》引用此文有“凶”字】。君子看见征兆就行动，不等到一天结束。《易》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守正而吉。”既然坚定如石，哪里还需要等一整天？事情的决断可以看清了。君子知道隐微，也知道显著；知道柔弱，也知道刚强，是众人所仰望的人。这些都是截取各节的意思，未必与本卦卦辞的意义相同。孔子说：“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圣人的境界了吧？有不善之处，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来没有再去做。”《易》说：“离复归正道并不远，没有大的悔恨，大吉。” 天地之气交融，万物化育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化生。《易》说：“三个人同行，就减去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得到他的朋友。”这是说归于专一。归于一就能得到，分成三就会疑惑，所以取象于偶数。孔子说：“君子先安定自身，然后才行动；先使心意平和，然后才说话；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才有所求。君子修养这三件事，所以能够保全。自己处在危险中却行动，民众就不会帮助【《举正》作‘辅’】；怀着恐惧说话，民众就不会响应；没有交情却有所求，民众就不会帮助。没有人帮助他，伤害他的人就来了。《易》说：‘没有人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立定的心意不能恒久，凶。’ 孔子说：“乾坤，大概就是《易》的门户【一本又有‘户’字】吧？乾是阳性的事物，坤是阴性的事物。阴阳合德，刚柔各有形体；以这种形体来体现天地的撰述，来沟通神明的德性。它所称述的名称虽然错杂，却不越出一定的范围【《说文》作‘▯’】。这难道是衰世的心意吗？《易》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使隐微显现，阐明幽深【朱氏《本义》说应作‘显微而阐幽’，这是凭臆测而说】，开通而合乎适宜【何氏《订诂》把这一句断在此处】；命名【李氏《易解》把这里断句】、辨别事物、端正言辞、决断卦辞【《订诂》把这一句断在此处】，这样就完备了。它所命名的事物虽小，所取的类象却大；所防范的范围深远，文辞有文采，语言曲折而切中，所说的事情铺陈而含蓄。凭借疑贰【郑康成说“贰”应作“式”】来帮助民众，以行动说明得失的报应。” 这一段重新提出系属卦辞的意思，并加以切实说明。所谓事物，并不是别的，就是阴阳【由此可见，把“物”注解为事物是错误的】。阴阳的各种名称分别散见于众卦之中，虽然好像错杂，究竟却没有越出阴阳二者【如果说名称是卦爻的名称，那么伏羲之《易》就不是周《易》了；下文说“衰世之意”也无从解释。若泛指名称和卦象，又与“称名”“当名”不合】。只是恐怕阴阳分类聚合后相互争夺，于是君子、小人错杂相处，难免成为衰世的忧患。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使隐微显现、阐明幽深、命名适当、辨别事物、端正言辞、决断卦辞，分别用两个字组成篇章。“开”，就是开显阴阳；“称名取类”，就是辨别事物、防范长远的言辞；文辞中的“事隐”，就是决断中含有疑贰；有疑便用卜筮判断得失，也就是吉凶。这一句是从筮占来说的，承接上文“吉凶产生，悔吝显现”。《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作《易》的人，大概怀有忧患吧？因此，履是德性的根基；谦是德性的把柄；复是德性的根本；恒是德性的稳固；损是德性的修治【马融本作“循”】；益是德性的充裕；困是辨别德性的处境；井是德性的所在；巽是制约德性的方式。履卦和顺而达到完善，谦卦尊贵而有光辉，复卦虽微小却能辨别事物，恒卦处在杂处之中而不厌倦，损卦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卦不断增长充裕而不矫饰，困卦处于困穷却能够通达，井卦安居其所却能迁移施用，巽卦称量权衡而含蓄隐微。履用来调和行为，谦用来制约礼制，复用来自知，恒用来专一德性，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起利益，困用来减少怨恨，井用来辨别义理，巽用来行使权宜。处在忧患中的人，没有什么比《易》更能防备忧患的了，所以用《易》九卦反复说明这些道理，也就是为了加以辨别。郑康成说：“君子固守穷困，小人一处穷困就放纵无度；德行正是在这里区别出来的。”所谓“德之地”，是说井卦是施行德行的处所。“复小而辨于物”，虞翻说：“阳气刚开始显现，所以说‘小’；乾是阳物，坤是阴物。以乾居于坤中而能够分别阴阳，所以说‘辨于物’。”据此可知，凡是《系辞传》说到“物”，没有不是指阴阳的，这也是一个证明。“恒杂而不厌”，荀爽说：“夫妇虽然交错而居，却是不会厌弃的相处之道。”所谓“长裕不设”，是说天施予、地生养，其利益没有固定的范围。“居其所而迁”，韩康伯说：“改变邑居而不改变井，井所处的位置不迁移，却能迁移它所施予的作用。”所谓“巽称而隐”，崔憬说：“巽能够申明命令、推行政事，这是称扬；阴柔辅助德化，这是微妙隐蔽。【九卦依次列出上经三卦、下经六卦，也只是偶然记录下来，未必有意安排。宋代儒者多有狡黠之说，认为上经从乾到履为九卦，下经从恒到损、益也是九卦，从履到谦五卦，从益到困、井五卦，从谦到复九卦，从井到巽也是九卦，从复到恒八卦，从巽到乾也是八卦，可说是巧合了。

译但上经以乾为首，下经为什么不以咸为首？如果说因为记录了恒卦，所以以下经首列恒卦，那么乾卦也不曾被记录。若说乾是卦的开端，与依次计数不同，那么上经从复到恒依次数应有八卦，下经从巽到履依次数应有十七卦，为什么从复到乾却只算作八数呢？这些说法都只是徒然扰乱人的思绪，不必理会就是了。】《易》这部书，不能离得太远；它所体现的道，反复迁移。阴阳变动而不固定停留，周遍流转于六个爻位之间，上下没有恒常的位置，刚柔相互变易，不能把它作为固定的典范和要领，只能随着变化而适应。它的出入都有法度，使人知道外内之别而产生戒惧，又明白忧患及其缘故，即使没有老师和保傅，也像面对父母一样。开始依据它的文辞来揣度它的方向，既然有典常，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道也不会凭空运行。这是在重申推演《易》并切实指出它的要旨。《易》这部书，文辞虽然幽深，名称虽然繁杂，然而要寻求它，难道在于远求吗？只要把握一个“迁”字，就全都包括了。迁，就是移动，也就是推演。《易》之所以是推演，也正是《易》之所以称为“易”。所以又说：“前面所说刚柔相推，并不是别的，就是相互变易。”只是它的意义难以明白，事理纵横铺陈而又隐微，道则默默成就，不说话却能取信。所谓“书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不能明显地制定成固定典则，只是为了确立要领、加以防范罢了。然而其中也有法度。前面所说考察事物类别，如果遇到忧患，只要能明白其中缘故，并依据所系的文辞揣度其方向，那么同类聚集、群类分别，各自都有法则。我本来就说：“神明默默成就事情，也在于是否有合适的人，难道会凭空运行吗？【六虚，就是六爻的位置。因为随着所处位置而变易，本来没有预先规定的意向和必然性，所以称为“虚”。《易》这部书，推究事物的开端而概括其终结，用来作为根本。六爻彼此错杂，只是取决于时势和事物。初爻难以知道，上爻容易知道，这是因为初为本、上为末。初爻的文辞只是拟议，最后在终爻完成。至于错杂事物、编排德行、辨别是非，如果不考察中间的爻位，便不完备。唉，关于存亡吉凶，只要居处其中就可以知道了。聪明的人观察卦的彖辞，思考就已经完成大半了【《易学四同》把从“噫”字到这里的二十三字移到“其刚胜邪”之后】。二爻和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它们的善处也不相同。二爻多有赞誉，四爻多有恐惧，因为它接近君位【郭京《举正》认为王弼注中的“惧近也”有误，把“近也”二字当作经文。考察郭京所依据的，说是韩康伯、王弼的原本；现在王弼注已没有“惧近也”一句，而韩康伯注仍有“四近于君故多惧”的话，那么这确实是经文，怎么能如此妄自欺诳呢】。柔的道理，不利于处在远位；它的要旨在于无咎，它的作用在于居柔而得中。三爻和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这是贵贱等级造成的。柔弱处境危险，刚健或许能够胜过它吧。这是再次提出彖辞和爻辞，并切实指出其要旨。“原始要终”是从整个卦来说的，也就是彖辞。至于六爻，就是前面所说的阳物、阴物随时而处于上下的位置，只是特别取彼此错杂的爻，来区分初爻、上爻和中爻。初、上二爻的本末很容易明白，系属文辞并不困难。只有在六爻彼此错杂之时，考察事物并衡量德行、辨别是非，如果不舍去初、上二爻而专门观察中间四爻，方法仍然不完备【徐仲山说：所谓“不考察中爻便不完备”，说明必定另有关于中爻的事情，方法才会周全。否则初爻、上爻并没有说已经完备，而只说“不考察这些便不完备”，谁说六爻只包括初、上二爻呢】。这是因为上下六爻只具备两个正卦，而中间四爻又兼有互体的作用【两个卦分为上下，中间四爻交互又形成两个卦】。所谓“杂物”，仍然是阴阳作为事物，而把它们杂处其中。因此，从卦爻本身的文辞来说，本来就有互辞。例如坤、坎组成师卦，中间互体为坤、震；师卦六五说“长子帅师”，长子就是震【二、四爻互为震，震为长子；五爻与二爻相应，所以五爻辞提到它】。坤、艮组成谦卦，中间互体为震、坎；谦卦初六说“用涉大川”，大川就是坎【二、四、五爻组成坎，为大川；二爻在初爻之前，所以初爻辞涉及它。爻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一一列举。这两条出自何氏《订诂》。汉代儒者多阐发互卦，这里不再记载】。从史氏的占辞来说，也有互辞。例如《左传》记载陈敬仲为初生儿占筮，得到观之否。观卦为巽、坤，否卦为乾、坤；而观卦上体、否卦下体都有互艮，所以太史占断说：“风在天的上面，上面又有山；有山的材木，又受到天光的照耀。”所谓山，指的就是艮。《国语》记载晋文公为返回国都占筮，得到屯之豫。屯卦为坎、震，豫卦为震、坤；屯的互卦为艮、坤，豫的互卦为坎、艮，于是司空季子说：“有泉源来资助它，土地厚实而享受它的果实。”所谓泉源，指艮【杜预注：屯、豫都有互艮，水在山中就是泉源】；所谓土地厚实，指坤【坤为土，屯为厚，豫为乐；屯卦本身没有坤却说“土厚”，因为屯有互坤】。由此可知，互卦这一方法，在文王、周公的爻辞以及周代太史的占辞中都有。所以孔子谈到中爻，谈到二、四爻功用相同，三、五爻功用相同，都是明确切实地指向互卦；而王弼浅陋，不采用互卦，于是后世学习王学的人反而说《易》学没有互体，这是错误的【钟防也有主张没有互卦的论说，这是汉学将要改变的开端】。所以孔子又说：“果真善于观察《易》，那么就应当居处其中【见前】观察彖辞，也差不多可以有所收获了。” 但是中爻所错杂的事物，终究不能抹杀。二爻和四爻本来分属两个卦，却有相同的功用，这就是互卦。如果只论它们的位置，那么虽然功用相同，仍有差别。二爻常常多有赞誉，四爻常常多有恐惧，因为四爻接近五爻【五是君位，接近君位就有恐惧】。阴柔依附于上位，不利于处在远位；而二爻大体能够无咎，是因为它居中。三爻和五爻也是这样：三爻多凶，五爻多功，实际上是位置使它们如此。但在多凶的情形中，柔弱的更加危险，想来刚健的或许较为有利吧【由此可见，王学所说阴柔处在刚位而凶，并不是这里原本的解释】。《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它包含天道、人道和地道。兼备三才而各自分为两层，所以六爻并不是别的，就是三才之道。道有变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物彼此错杂，所以称为文；文有不当之处，所以吉凶由此产生。

译所以初爻、上爻和中爻，并不只是初、上二爻与中间四爻有所区分。若就三画的纯卦来说，叫作“参天”；就六画的重卦来说，叫作“两地”。归根结底，只是把天、人、地三者分配在其中。三画卦中，初爻属地，二爻属人，三爻属天；六画卦中，初、二爻属地，三、四爻属人，五、上爻属天。这就是三才之道，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三极。然而以此为爻，仍然是以事物的分合聚散和文理的推移为根本；只有推移而不相当，吉凶才会由此产生。《易》兴起的时候，大概正当殷代末世、周代德业兴盛之时吧？是与文王、纣王的事情有关吗？所以它的文辞带有危惧。使危险者趋于平安，使平易者转为倾覆。它的道理非常广大，百物都没有被遗漏。始终以戒惧为念，根本在于无咎。这就叫作《易》的道理。我前面所说《易》兴起于中古，就是指殷周之际；前面所说作《易》是因为有忧患，就是指文王与纣王的事情；前面所说《易》在反复迁移、使内外知道戒惧、平与险不恒常而安定与倾覆各有缘故，就是说推演变易、系属文辞的道理本来如此。乾是天下最刚健的，德行恒常简易，因此能够知道险难。坤是天下最柔顺的，德行恒常简约，因此能够知道阻碍。它能使人心中喜悦，能研察诸侯的【“侯之”二字，《本义》认为是衍文】忧虑，决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因此，变化和言语行为，吉祥的事情有征兆；观察象可以知道器物，占问事情可以知道未来。天地安排了位置，圣人成就了天地的功能。人谋与鬼谋都参与其中，百姓也能共同发挥作用。八卦用象来告知，爻辞、彖辞用情理来说明。刚柔错杂处在一起，吉凶就可以看见了。变动从利益方面来说，吉凶随着情势而变化。因此，喜爱和厌恶相互攻伐，吉凶由此产生；远近相互取用，悔恨和吝惜由此产生；真情和虚伪相互感应，利害由此产生。凡是《易》的情理，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便凶，有时还会互相伤害，于是既有悔又有吝。将要背叛的人，言辞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言辞支离。吉祥之人的言辞少，急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言辞有所防备；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以乾、坤两种事物显示变易，也显示简易。凭借简易来知道险阻，乐于顺应天道而不忧虑，不用思索便能通达。守正以应对变化而产生勤勉不息的事业，不过就是吉凶、制器尚象、卜筮尚占这三件事，也就是所谓推演其义、触类旁通而天下的能事都包括在内。但归根结底，都是由刚柔错杂而推演变易，以及由言明情理、显示卦象的系辞来完成的。这样看来，这些系辞难道只是产生情、伪、利害和悔吝吗？即使观察一切文辞，也会发现其中的错杂变动、言明情理和显示卦象，往往都是如此。何况“系辞诸侯之虑”，就是天下人的忧虑，与前后“天下”二字相呼应，指的是各诸侯国。爱恶、远近、情伪，都指推演变易而言。爱恶就是适宜与不适宜；远近是因移动而形成的位置；情伪就是虚实。把虚说成实，称为“情”；把实说成虚，称为“伪”。这些都是变易的方法。所以说“凡易之情近即移就之谓，则凶”，下一句又说“或害之”。韩康伯的注把“情近不相得，在则凶”列在这一句下面。《仲氏易》卷二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仲氏易》卷三十 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