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氏易卷二十八

译地数有五，指二、四、六、八、十；这是五位五行的位置。阴阳各自相合（“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有两种说法：一说甲干与乙坤相合为木，丙艮与丁兑相合为火，戊坎与己离相合为土，庚震与辛巽相合为金，天壬与地癸相合为水；一说一六合水，二七合火，三八合木，四九合金，五十合土）。把天地二数相配合，便成为五十五（天数一、三、五、七、九共二十五，地数二、四、六、八、十共三十，合计五十五），统称为五十；凡是鬼神和变化，都在其中，何况小小的大衍呢？”},{ 考察郑康成对“大衍之数”的注释，他对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解释得最为清楚。他说：天一在北方生水，地二在南方生火，天三在东方生木，地四在西方生金，天五在中央生土，这就是五个生数。然而阳没有偶数，阴没有配数，还不能彼此成就。于是地六在北方成水，与天一并列；天七在南方成火，与地二并列；地八在东方成木，与天三并列；天九在西方成金，与地四并列；地十在中央成土，与天五并列，这样五个位置才形成。天地之数有五，正是五行之数（这里所说天地之数五，就是“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一节的意思，只是说法略有不同）。一水以天数与地六相合，成为一配；二火以地数与天七相合，成为一偶；三木以天数与地八相合，成为一配；四金以地数与天九相合，成为一偶；五土以天数与地十相合，成为一配。所以二数、五数中的阴阳各有配合（五个配合，所以二数、五数各有相合）。这是根据郑康成注释，把天地五十五之数用作大衍之数的说法。按照这些数目考察其次序，分析其方位，详列其分合，金木水火以及中央、边方、奇偶、四正、四维，都清楚地呈现在眼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三匹、五匹〕 虽然汉、晋、唐的儒者凡是讲《易》的，从来没有绘制图形（易学绘图起于宋代），但这幅图实际上已经存在于他们心中。因此，华山道士陈抟窃取此说绘成图，并且隐藏它的来源，不称为“大衍之数图”，而称为“河图”，说它与阴阳和大衍之数相合，使人相信。后来用图来注解大衍之数的人，反而说大衍之数与图相合；又取《乾凿度》（《易纬》书名）中的太乙下九宫法（出自《乾凿度》下篇），见于《后汉书·张衡传》的记载（张衡奏疏的注释中载有此法），窃取其名称称为“洛书”，于是经学更加昏暗了。大衍之数虽然也是易学本来具有的内容，太乙下九宫法也是大衍之数中最有根据的内容，但总的说来都不是图书。太乙九宫显然是汉儒所遵循的法则，但从来没有称为“洛书”；因此张衡的奏疏中大力称说律历、卦候、九宫、风角，奏疏末尾又另列《河洛六艺》篇名，却没有混在一起，这足以证明。这个注释是郑康成所作，汉、晋、唐儒者都尊奉它（如虞翻、荀爽、王弼、李鼎祚诸家《易》都以此说为根本），但它从未说这是河图之数。何况郑康成在下文注释“河出图，洛出书”时，又另说《春秋纬》称河水通达乾道，出天苞。洛水流出坤道，吐出地符；河中龙显现图，洛中神龟感应而出书。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这几句话在《汉书》和历代史志中都能见到。由此可知，大衍之数本来就是郑康成注释的内容，而郑康成本人明说这不是河图。既然河图有九篇，其他人就不能擅自插入一句。何况自陈抟传授图法以后，他的门人刘氏和邵氏各自互相抵牾（考察《宋史》等书，陈抟把图传给李溉，李溉传给许坚，许坚传给范谔昌，范谔昌传给刘牧；陈抟又把先天古《易》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李挺、周敦颐，李挺传给邵雍，周敦颐传给程颢、程颐）。刘氏把五十五数作为洛书（就是今天所说的河图），把四十五数作为河图（就是今天所说的洛书）；邵氏却反过来。那时学者无所适从，胡瑗的门人阮逸于是伪造关朗《易传》，袒护邵氏而排斥刘氏。南宋儒者多采用邵氏的说法，但终究疑义未除，于是又假称传自蜀山隐者，制作《龙马旋毛文》（这种说法始于郑樵《通志》，完成于蔡元定，如今此说盛行），袭用司马君实《潜虚》的画数和□□甲文（即《洪范》皇极），改易星宿，苦心修饰其漏洞，却不知道漏洞反而更多。河图大概早已亡佚。自《尚书》记载周康王时期东序有天球、河图以来（河图有九篇，所以与《大训》《赤刀》相对陈列），后来便无法考察。因此汉代纬书凭借河图妄立学说的共有一百十家，历代史志中多有记载（如《河图著命》《河图玉版》《河图稽命曜》《河图括地象》等），但都没有可考的根据。孔安国说河图就是八卦，这也是厌烦世间纷纷争论，所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它；却不知道这种说法也有障碍（根据圣人所取法的内容来看，河图不可能就是八卦，这一点是可以知道的）。如果大衍之数原本配合八卦，那么后来卦数都从这里产生。例如坎为一数，因为《说卦》说坎是北方之卦，而天一在北方生水，正好相合。离为二数，因为《说卦》说离是南方之卦，而地二在南方生火，也正好相合。推而论之，乾、坤、震、兑也都如此，所以卦数有确定的次序：坎一、离二、震三、兑四、乾六、巽七、艮八、坤九。这是孔子之书的本来内容，绝不能改动。而伪造洛书的人窃取太乙下九宫法，却没有理解其意义，错误地以坎北、离南的方位来配它，却不知道九宫的方位另有不同。

译九宫法明确说太乙运行于八卦（先有八卦，后有九宫法，所以更可知它不是洛书），从北方坎宫开始。坎数为一，所以履一。于是从北向南，下临坤宫；坤数为九，所以戴九。九不是南方之数，南方是离数。又从南向东，下临震宫；震数为三，所以左三。再从东向西，下临巽宫；只有巽数为七，所以右七。否则，七怎么会是西方之数呢？于是此法说：每经过四宫便返回，返回后停留在中央。中央是太乙宫。因为中央没有卦，于是又从西北开始，下临乾宫；乾数为六，所以六为右足。又从西北向东南，下临兑宫；兑数为四，所以四为左肩，这与巽宫互换。又从东南向东北，下临艮宫；艮数为八，所以八为左足。又从东北向西南，下临离宫；离数为二，所以二为右肩，这又与坤宫互换。到了这里不再返回中央，而是上游于紫庭，只有五数而没有十数。所谓九宫缺少十数，就是这样。至于有人窃取九宫法作为洛书，我已经详细辨析过，这里不再赘述。只比较它的方位和数目：太乙运行八卦，是以卦来定数，不是以方位来定卦；所以乾、坎、艮、震的方位与《说卦》相同，而巽、离、坤、兑则从乾逆推，不从震顺转。它一半相离、一半相合，而宋儒只接受陈抟传授的说法，并不知道原文，只知道离南、坎北的方位，却不知道太乙运行八卦时，南为坤、西为巽、东南为兑、西南为离，这四个方位并不相同。因此坤九、离二、巽七、兑四的方位和数目不同，宋儒却仍把本来方位当作异数，导致从北宋直到今天六七百年间，把坤数说成二、离数说成九、巽数说成四、兑数说成七，颠倒悖谬，却茫然不知。所以河图的错误不必逐一辨析，单是所绘的图就已经有错误。郑康成推演这些数，是用来配合八卦的。他说六与一并列、七与二并列，并不是重叠混合成一个，而是“并”即并列，意思是彼此肩并肩排列；正如阴阳相合，却仍然各自分明。哪里见过把阴画和阳画合并排列后，混杂重叠成一画的呢？《说卦》有四正、四维，大衍之数也依照这一点：坎、离、震、兑是四正，乾、巽、艮、坤是四维。所谓“并”，是以一维连接一正：乾、坎在西北，艮、震在东北，巽、离在东南，坤、兑在西南，彼此连接并列。如今陈抟所传的图，把一与六、二与七、三与八、四与□□重叠，只有四正而没有四维，只有生数而没有成数，只有合数而没有分数，只有四卦而没有八卦，其荒谬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于是陈氏错误传授，刘氏、邵氏错误接受，以致四十五数有四正四维，五十五数反而没有四正四维。其中有的称图，有的称书；有的说圆，有的说方，由此引起水火之争，形成彼此攻伐的局面。即使凭邵氏的才智，仍然把图圆书方的说法纠结在胸中，却不知道自己接受的说法竟有这样的差错。况且《说卦》是孔子的书，孔子明明说：“乾是西北方的卦，巽是东南方的卦。”所以乾数为六、巽数为七，既然取此说，那么如今把一、六并列于南北，所说“乾为西北、巽为东南”又是什么意思呢？又怎么知道坎不能为六、离不能为七，而要把一、六、二、七这样分别归属呢？这些都是非常曲折周章的说法，错误地承袭了错误的说法，结果又错上加错，有什么意义呢？详见我的《河图洛书原舛编》。乾的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坤的策数为一百四十四，总共三百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年中的日数。上下两篇经的策数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好相当于万物的数目。因此，经过四次经营而成就《易》，经过十八次变化而成就一卦，八卦形成小成。由此引申伸展，触类旁通而发展，天下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全都包括了。显明道理，神化德行，因此可以与人互相酬酢，也可以辅助神明（荀爽本作“侑”）。所以就以大衍之数来详细说明：阳数为九，乘以用四来揲数的数，四九为三十六，这就是阳爻的策数。乾卦有六个阳爻，所以应有二百一十六策（荀爽说：三六为一百八十，六六为三十六，合计二百一十六。唐一行说：揲蓍得到乾卦时，在四十九根蓍草中已经得到二十五策，剩下的刚好是三十六策。“策”是蓍草茎数，《礼记·曲礼》所说“策为筮”就是这个意思）。阴数为六，乘以四揲之数，四六为二十四，这就是阴爻的策数。坤卦有六个阴爻，所以应有一百四十四策（荀爽说：二六为一百二十，四六为二十四，合计一百四十四。唐一行说：揲蓍得到坤卦时，在四十九根蓍草中已经得到二十五策，剩下的刚好是二十四策）。只是这大衍五十，合计乾坤所得的策数（二百一十六加一百四十四，共三百六十），就可以相当于一年三百六十日的数目（按十二个月实际计算应有这个数；现在不足，是因为朔日的空缺使月份不足）。上下两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半，共得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阳爻一百九十二个，每爻三十六策，共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一百九十二个，每爻二十四策，共四千六百零八策，合起来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可以相当于万物的数目（仲氏曾说：礼制中羽虫、毛虫、鳞虫、甲虫、裸虫各三百六十类，所以万物应合天时之数；天官中的微星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颗，天象已经预先显示了万物的数目）。这些都通过四揲来求取。因此，四次经营（“营”就是求取）就形成了《易》的仪象，十八变（三次六变为十八变）就形成了内卦；以内卦（就是八卦）的小成引申推类，达到重卦的大成，用来显明道、神化德行，并与神明相互酬酢；这一切就是一个大衍，而天下能够做的事情已经全都包含在其中了。

译孔子说（虞翻说：各家儒者都把“子曰”作为章首，荀爽、马融也如此，这是非常错误的；到了吴澄便删去“子曰”二字，把它移到前文“神”字之后）：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明所作为的事情了吧？《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言语的人崇尚卦辞，用行动的人崇尚变化，用来制作器物的人崇尚卦象，用来卜筮的人崇尚占断。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向《易》询问并让它发言；它接受命令后作出回答，就像回声一样（虞翻本作“响”；他说震为声响，与巽为命令同声相应，所以如同回声）。无论远近幽深，都能由此知道将来的事物。若不是天下最精微的道理，谁能达到这种境界？参杂交错而使之变化，错综安排其数；通达它的变化，于是形成天地的文理（一本作“下”，虞翻、陆绩本作“爻”）；穷尽它的数，于是确定天下的卦象。若不是天下最变动的事物，谁能达到这种境界？《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静而不动；一经感应，便通晓天下的事理。若不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谁能达到这种境界？《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求几微的工具。正因为深奥，所以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能察知几微，所以能成就天下的事务；正因为神妙，所以不用急迫就能迅速，不必行走就能到达。孔子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说的就是这些。用言语而崇尚卦辞，就是系辞（虞氏说：圣人的情意显现在系辞中）；用行动而崇尚变化，就是推演《易》（陆绩说：变化是爻的变化，正指推移变化）；制作器物而崇尚卦象，指包牺、神农、黄帝、尧、舜各自制作器物的事迹，正如后文所说（荀爽说：就是结绳、制作网罟之类）。这些最终都体现于卜筮所崇尚的占断之中，那么卜筮怎么可以轻视呢？“问”就是筮，“命”就是告知；神明告知它，而我接受它，这叫作受命。例如冠礼时用筮法选择日期，宰从右边辅助宣布命令，就是这种情况。“如向”是相对而向的意思，犹如面对面。这里的“物”就是阴阳之物，指将来的事情。三个人相杂叫“参”，五个人相杂叫“伍”。《史记》引用《周书》说：“必须参而伍之”，注释说：“三卿、五大夫想要重新商议，就是这个意思。”错就是交错混杂；综，《三苍》解释为“整理经线”，意思是把丝缕织成经线，使它能够开合。筮法以三次揲数得到一爻，经过五年两次闰月而再次归扐，这就是参伍（虞翻说：五年两闰、再归扐而成一爻）。取归扐所得的余数合计，经过乘除往复，就是错综（虞翻说：以参天两地来依凭数理）。万物就是这样在相互交杂中形成的。通过揲数三变而成一爻，这就是参伍而变化（刚柔彼此交错，所以称为“文”）。通达三极之数，以确定天下吉凶的卦象，这就是错综其数（六爻形成，三才之极便显现，所以说“极其数”）。韩康伯说：“如果不忘却卦象本身，就不能制御卦象；如果不遗忘数本身，就不能穷极数理。最精微的东西没有筹策，却不可扰乱；最变化的东西本体归一，却无不周遍；最神妙的东西寂然而然，却无不响应。这大概是功用的根本，也是象数建立的依据。所以说，不是最精微、最变化、最神妙的东西，就不能达到这种境界。”《易》之所以成为《易》，它的义理极其深奥（荀爽说：伏羲画卦，穷极幽深），它的文辞极其变化（荀爽说：文王系辞，研求尽微）。因为极其深奥，所以能通达心志；因为极其变化，所以能成就事务；而总以一个神妙之理统摄它，因此圣人的四种道最终归于占筮，概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根据《前汉书·律历志》和卫元嵩《元包运蓍篇》的引文，这一段与下文“天数五，地数五”一段相接，所以本应在“大衍之数至再扐而后挂”之下，却脱误到了这里。李鼎祚也说：“这是大衍之数五十五，是蓍草和龟卜所由产生的数。”程颐、朱熹于是把它移到“大衍之数”之前，这是错误的。至于虞仲翔注下文“易何为”说：“问《易》做什么，是取天地之数。”他的意思是先列出这些数，然后阐发其意义，说明大衍五十为什么要从天地取数，并没有说这一段在这里脱简。因此陆绩注释“开物成务”说：“触类引申爻策，达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好相当于万物之数。”从文辞观察意义，这样也似乎可以讲通。汉、晋、唐儒者竭力维护圣经，必定不敢移动一个字；宋人却一定要逐字挑剔、曲为辩护，为什么呢？孔子说：“《易》究竟是做什么的呢？《易》开通万物、成就事务，包摄天下的道理，如此而已。因此圣人借此通达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判断天下的疑惑。因此，蓍草的德性是圆而神妙；卦的德性是方而有智。六爻的意义，可以变易而贡献其作用（京房、陆绩、虞翻本作“工”，荀爽本作“功”）。圣人借此洗涤心灵，退藏于幽密之处，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神妙之道用来知晓未来，智慧用来收藏过去。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古代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戮的人，正因为如此，能够明白上天的道理，察知百姓的事情。于是兴起神妙之物，以预先供百姓使用。圣人因此斋戒，使自己的德性通于神明。” 圣人的道理有四项。占卜虽然只有一条途径，但上可以兴起鬼神之理，下可以开启万事万物，沟通民众的意志来确定大业，没有什么比它更切要的了，所以如此而已，没有别的了。大概说到占筮的方法，没有比推演《易》更完备的了。观察《春秋》，史官尚且能够治理和防范，所以孔子再三表示重视，只可惜后世不明白这种方法。蓍草属圆，蓍数以七为数，七七四十九，象征阳的奇数；奇数就是圆。卦属方，卦数以八为数，八八六十四，象征阴的偶数；偶数就是方。圆形以直径一、周长三为数，数为奇；方形以直径一、周长四为数，数为偶，道理本来如此。六爻是通过变易而贡献出来的，“贡”就是告知【见韩康的解释】。然而心中无思无为，什么也不思虑，本来已经退藏于幽密之中；但它显现吉凶，与民众共同忧患，于是蓍草能知未来，卦能知隐藏的事，过去、现在和未来，没有什么不能蕴含并通达的。既然制定了占筮的方法，以兴起神妙之物，那么临近筮占时又要洗心斋戒，这正是聪明睿智、具有神武之德却不用刑杀的人。人人趋吉避凶，各自知道忧患，又怎么会遭受刑杀呢【有人说，郑玄、王肃、干宝的版本都把“戒”读作“反”，于是作“等杀”解释，彼此不同】。

译因此，关闭门户叫作坤，打开门户叫作乾。一闭一开叫作变，往来不穷叫作通。显现出来叫作象，形成形体叫作器。制成并加以使用叫作法，有利于出入，民众都使用它叫作神。这大概是以乾坤为根本，最终落实到民众的使用上【器与道相对，阴阳属于道，事物属于器。前文已经有“通”“象”“器”“神”等字，这里是再次解释它们所指的意思】。因此，《易》有太极，由太极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大业。这段话是对揲筮之法再三致意。只是一种揲筮，根本出于乾坤，却能完全用于民众，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在揲筮以前，把五十之数合在一起，聚集而未分，其中含有大中之道。“说文”说“极”就是中，屋脊叫作中，是说没有偏分在一角。崔憬说舍去一根蓍草作为太极，就是这个意思。于是把它分为二，以象征两仪，这就是太极产生两仪。李氏《易解》说，只把四十九根蓍草在未分时称作太极，分开后成为阴阳，也是这个意思。于是每四根一揲，以象征四时，这就是两仪产生四象。虞翻说四象就是四时，也是这个意思。于是经过一扐、再扐，再经过两变、三变，八卦便形成了，这就是四象产生八卦。荀爽说四时通过变化，成为八卦的起始，也是这个意思。这样看来，所产生的难道只限于八卦吗？吉凶一经确定，大业就由此产生，何况其他事情呢？所谓“生生之谓易”，就是这样。这里没有涉及“挂一象三、归余象闰”，只是概略地说罢了；就像后文只说象征四时一样。旧说把太极、两仪泛指天地，那么“易有太极”和“易有四象”中的两个“易”便不能统一。若说这是伏羲画卦时的情形，那么画卦是创作卦【原辞作“作八卦”】，不是产生卦。《系辞》中凡是说“生”的，如生变化、生吉凶、生情伪、生利害，都是指筮卦，不是指画卦。第二，伏羲画卦，是由乾到坤，由八个纯卦，再因重卦而达到六十四卦；这是孔子在原辞中亲自说的，根本没有由一到二、由二到三、由三到四的法则。第三【见后文】，太极只是“中而未分”的意义，后人却画图立说，争论不休，终究不能作为训释。第四【见后文】，四象从来没有明确解释。第五【见后文】，而且后文明确说“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与下文“所以示”“所以断”的句式相同。若把它解释为画卦，那么老阳、少阳、老阴、少阴只是画卦时取用的象，难道能说是用来向世人显示、告知并判断吉凶的吗？第六，我最初解释这一节时，前后改了两次稿子，已经略有定说。忽然我的儿子远宗【字姬潢】从南昌的船中寄信来，说我始终拘泥于常见的说法，恐怕这里是在申说揲筮之意，并反复举例给我看，我于是突然接受了他的看法。不过这也实在隐秘难察，没想到他竟能立即领会到这里。汉代儒者多把四象解释为四时，但他们不懂揲筮，那么四时怎么能够产生八卦呢？现在这个道理已经完全清楚了。康成把木、火、金、水作为四象，虞翻把男女、长少作为四象，侯果把神物、变化、垂象、图书作为四象，总之都不相合。到了赵宋，专门推尊陈抟的先天图，说老阳、少阳、老阴、少阴是四象，世人便一直遵从它。考察阴阳老少，仍然是揲蓍时所用的数，与画卦不同。只是卦有动静，爻有贞变；老为动，少为静；老为变，少不变，所以才建立这些数。如今画图的人，先把两仪作为一重【一阳一阴】，这样虽然看似正确，但画卦就不再是一画了。若又在两仪之前加画一个中间空虚的夹圈作为太极，便又多出一画，这就不是画卦了。而且伏羲从未有过这样的画法，却把两阳两阴作为四象，认为是二重。老少都是从已经形成的卦推出来的，所以乾是老阳，并不是先有老阳然后才有乾。伏羲画乾卦时，虽然已有两画，但还不知道它最终会成为哪一种卦，怎么能先说这是纯阳之卦、这画是老阳呢？这种说法必定讲不通。于是又画成三重，并把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同时画出；这样一来，第一画之后不必形成乾，已经先画出了兑、离等卦的图形。等到乾卦形成之后，又不必接着形成坤卦，反而以六子的卦来完成它。这与孔子《大传》所说“成象乎乾，效法乎坤”，以及“乾坤成列，因而重之”“一索再索得男得女”等话，显然相互抵牾。这是敢于违背圣人之言，却用这种说法解释经文，实在是极其鲁莽。因此，先天之学由魏伯阳创立，后来由道家传承。我有《八误辩》一文，见于卷首，这里不再详述。只是九、六、七、八这些数又不合常理。崔憬据此立说，认为“三天两地”：阳数从三开始，阴数从二开始。阳数由三到五、到七、到九，顺数则九为老阳、为乾，七为长阳、为震，五为中阳、为坎，三为少阳、为艮；阴数由二到十、到八、到六，逆数则六为老阴、为坤，八为长阴、为巽，十为中阴、为离，二为少阴、为兑。后来揲筮法出现，计算四十九策中每次四根一揲所得的余数，只有九、六、七、八，并没有一、四、三、五、十二这些数，于是只以七为少阳、八为少阴，又用三、四建立法则：纯阳之卦中三个三相加为九，纯阴之卦中三个二相加为六。两阴一阳为三，表示一个阳；四表示两个阴，合起来成为七。两阳一阴为六，表示两个阳；二表示一个阴，合起来成为八。所谓老少，其数就是这样。如今既然称为老少，但其卦数却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这既不是大衍之数，也不是参两之法，更不是三扐四揲，却公然把它当作老少之数，实在是妄说。又有说法认为陈抟把太极图及图说传给种放，种放传给穆修，穆修传给周敦颐。那张图本来是魏伯阳《参同契》中“坎离匡廓三五至精”两图，隋唐之间道士把两图合为一图，名为《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图》，唐玄宗又作御制序冠于篇首。现在流传的一个圆圈、三个轮圈、五行，以及一个小圈和两个大圈，正是这种图。图说不知是谁所作，但看意思似乎旧已有之。看它开头的“无极”二字，就可由《参同契》三宝章“往来洞无极”和玄宗序中宝号所称“真元圣主上方开化无极而龙而用之”得到验证。至于匡廓三五原图、真元图，以及绍兴年间朱内翰子发所进献的图，其中的谬误和不合道理之处，历来都有考证，详见我的《太极图说遗议》。

译因此，法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变化通达没有比四时更大的，悬示之象、光明显著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尊崇高贵没有比富贵更大的。备具万物而使其得到使用，建立并制成器物，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大的。探究幽微，搜索隐秘，钩取深意，达到远方，以确定天下的吉凶，使天下人勤勉不懈，没有比蓍龟更大的【“九家《易》”作“册”】。由此可知，法象、变化各有大小；即使“崇德而礼卑”只在职位等级之间，尚且还要用财富事业的多少、贵贱等级来辨别轻重，更何况制器崇尚象、卜筮崇尚占呢【《释诂》说：“亹亹”是勤勉。侯果说：吉凶尚未显露的事物，人人都勤勤勉勉地希望知道】。因此，天生出神妙之物，圣人取法于它；天地发生变化，圣人仿效它；上天垂示象征，显现吉凶，圣人取法其象。黄河出现图，洛水【王肃本作“雒”】出现书，圣人取法于它。《易》有四象，用来显示；系上卦爻辞，用来告知；用吉凶加以确定，用来决断。因此，既有上天产生的蓍龟【就是神妙之物】，又加上法象，天地的变化没有不能取法、不能效法的；何况洪荒刚刚开辟、神物初次显现时，黄河出现龙马所负的图，山中出现器车，其可供取法之处更不只是蓍龟。这就是把乾坤分析为四象，用来显示吉凶的意思，于是再系上卦爻辞来告知，一切都是为了作出决断。所谓“系辞焉以断吉凶”，就是为了占筮【据《竹书纪年》，马图出于河；《帝王世纪》说河出龙图、洛出龟书。班固《前汉书·志》说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与郑氏《易注》相同。相传龙马出河，背负九册图；神龟出洛，背负六册书。大概中古时代使用的是竹板漆字，上古则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后来儒者俞琰因为《尚书》把天球、河图同列于东序，便说河图就是球石一类的东西，这是不对的。河图与《大训》相对，显然就是书册。只是孔安国、刘歆、班固、王肃等儒者都把洛书说成是禹治水时出现的，那么孔子引用它作为作《易》的取法对象，反而没有道理。考察禹治水所得，名称是《洪范》九畴，并不叫洛书。《尚书》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完全没有提到洛书，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说上天所赐的是洛书，禹因而推演它，才命名为《洪范》九畴，那么《尚书》又说“天不畀鲧洪范九畴”，难道可以说这是禹重新确定的名称，却被上天预先盗用了不成？其余见前文“大衍之数”下。《易》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祐’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人所帮助的，是诚信。履行诚信，思考顺从，又【郑氏本作‘有’】崇尚贤能。”因此说“上天保佑他，吉祥，没有什么不利”。这也是《文言》脱落在这里的一段话：把《大有》卦上六移作五六，并与上九相配，这就是崇尚贤能。顺，是九五顺从上九；信，是九五有孚信。孔子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难道就不能显现吗？”孔子说：“圣人树立卦象来充分表达心意，设置卦来充分表现真情和虚伪，系上卦爻辞来充分表达语言，通过变化而使之通达来充分发挥利益，用鼓动和舞动来充分发挥神妙。” 这样看来，系辞确实重要。然而所谓系辞，就是写成文字的书；书也有不能完全表达语言的地方。系辞写成书，就是语言；语言也有不能完全表达心意的地方。若有所不能表达，那么心意便不可见，《易》却不是这样。《易》从未不能尽言、不能尽意。它通过立言来尽意，凡是卦爻所表现的真情和虚伪，无不表达尽了；通过系辞来尽言，凡是使变化通达而有利、通过占卜来役使鬼神的内容，无不表达尽了【苟爽说：“鼓”是发动，“舞”是运行。用三百八十四爻的发动运行，使它们与本卦相反，以尽显《易》的神妙】。乾坤难道就是《易》的深藏之处吗？乾坤排列成列，《易》便建立在其中了。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不可见，乾坤也几乎要停止作用了。因此，形体以上的叫作道，形体以下的叫作器。变化并加以裁制叫作变，推演并施行叫作通。把它举措于天下民众之中，叫作事业。因此，所谓象，是圣人由此看见天下的幽深复杂，模拟它的形状容貌，象征它所适宜的事物，所以叫作象。圣人由此看见天下的运动，观察其变化通达之处，以施行典礼，系上卦爻辞来断定吉凶，所以叫作爻。穷极天下的幽深复杂，存在于卦；鼓动天下的运动，存在于辞。使之变化并加以裁制，存在于变；推演并施行，存在于通；使其神妙而明白，存乎其人。默默地完成它，不用言说却能使人信服，存乎德行。只是其中所表达的心意和语言还有蕴藏深奥之处，藏在《易》的乾坤之中【虞氏说“緼”是隐藏；侯果说是深渊奥妙】。自从乾坤排列成列，卦便聚集生成；如果不是排列成列，就无法考察它推移变化的踪迹。所谓一阴一阳就是道，也不能只停留在这里【息，是停止】。阴阳就是道，而把它们聚合起来便成为形。形体以上是道，形体以下是器；器就是事物，也就是所谓万物分类聚合。于是对它加以推演、分判，变化裁制成为变，推行施用成为通。变化而推行它，难道不就是推《易》吗？变化推行，难道不就是所谓刚柔相互推移而变化显现吗？何况它还能通达鬼神、显现在事业中呢？我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只是担心世人不能领会其中的语言，而我又不能直白说明，所以在一篇之中再三致意。我前面所说看见幽深、看见运动，因事物而形成象，建立推演法则来作系辞，并不是没有说出；所以说“系上卦爻辞，吉凶就产生了”。前面所说说明天下的幽深、说明天下的运动，通过拟议而形成变化，也不是没有说出；所以说“刚柔相互推移，变化就显现了”。只是其中的心意终究不能直接显现，要存于默默完成之中【“德行”是从言语中有所获得，并能在行动中表现出来。旧说不得其解，竟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一段重复出现视为不合而妄加改移，哪里知道圣人的言辞竟有这样的神妙】。《仲氏易》卷二十八。【经部，易类，仲氏易】。钦定《四库全书》。《仲氏易》卷二十九。翰林院检讨毛奇龄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