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卷九

译学校与科举的制度 仁宗庆历四年三月乙亥日，下诏天下州县设立学校，实行科举新法。当时范仲淹想恢复古制、劝勉学习，多次进言兴办学校，使人实行实际的学业。皇帝下诏让近臣商议，于是宋郊等上奏说：“教育如果不以学校为根本，政事如果不在乡里考察，就不能核验名实。有关部门又被声病、章句束缚，学习的人专门死记硬背，就不足以充分造就人才。”参考众人的意见，选择适合当今的办法，没有比让士人都成为本地人并在学校中接受教育更好的了；然后由州县考察他们的品行操守，学习的人就会修养整饬。先考策论，那么作文辞章的人就会留心政治得失。简化考试程式，那么见识宏博的人就能充分发挥。询问经书大义，那么研习经书的人就不会只专注于背诵。皇帝听从了。到这时于是下诏说：“儒者通晓天地人的道理，明白古今治乱的根源，可以说是博大了。然而学习的人不能伸展自己的见解，有关部门却专门先从声病、章句方面加以拘束，那么豪杰俊异奇伟之士凭什么奋发呢？士人具有纯正明达、质朴茂实的美德，却没有教学培养使之成材的方法，让他们和不肖之人一同进用，那么美好的品德、敏捷的行为凭什么显现呢？这就是选取士人的最大弊病，也是学习者自己感到忧患的地方。以刻薄的态度对待别人，就不能要求别人厚道。如今朕建立学校、兴起善行，用来尊崇士大夫的品行；改革制度、革除弊端，以充分发挥学习者的才干。有关部门应当努力严格进行训导，精心考察举荐，以符合朕的心意。学习者应当努力增进道德、修习学业，不要错过时机。命令州和县都设立学校，由本路使者选派所属官员担任教授；人数不足的，从乡里有学问、有道德的宿学中选取。士人必须在学校学习三百日，才准许参加秋试；过去曾经参加考试的，在校一百日即可。参加州试的人，命令互相作保。禁止冒充服丧、触犯刑法、品行有亏、冒名顶替等行为。三场考试先考策论，其次考诗赋，综合考察后决定取舍，废除帖经、墨义。士人通晓经术而愿意回答经书大义的，考十道题。”夏四月壬子日，判国子监王拱辰、田况、王洙、余靖等说：“汉代太学有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学生三万人。唐代学校也有一千二百间。如今选取人才、培养士人的制度已经很兴盛，但国子监只有二百楹，规模狭小，不足以容纳。”皇帝下诏把锡庆院改为太学，设置内舍生二百人。五月壬申日，皇帝到太学拜谒孔子，按照旧例本来只需肃拜作揖，皇帝特意行再拜礼。赐直讲孙复五品服。起初，海陵人胡瑗任湖州教授，教导学生有方法，规章条目详尽完备，并且亲自率先示范；即使盛暑也一定穿公服坐在堂上，严格遵守师生礼节，把诸生看作自己的子弟，诸生也像信任爱戴父兄一样信任爱戴他，跟从他学习的常有几百人。当时正崇尚词赋，只有湖州学校专门学习经义和处理政事的学问，以斋舍来敦促实际学业。到这时兴办太学，诏令下达湖州，取用胡瑗的办法，写成法令。胡瑗上书请求兴办武学，大意说：“前些年吴育已经建议兴办武学，但主管官员不是合适的人，没多久就废止了。如今国子监直讲中有梅尧臣，曾经注释《孙子》，深明其中的意义；孙复以下的人，也都通晓经学。我曾任丹州军事推官，对军事事务颇为了解。如果让梅尧臣等兼任武学官员，每天命令他们讲授《论语》，使学生知道忠孝仁义的道理；讲授孙武、吴起的学说，使学生知道制胜御敌的方法。在武臣子孙中选取有智谋才略的二三百人，教导训练他们，那么一二十年之间必定会有成效。臣已经撰成《武学规矩》一卷，进呈。”当时议论者认为这件事很难实行。五年三月，废止科举新法。范仲淹离开执政职位后，认为新制定的科举、入学、预试制度不便，并且说诗赋的声病容易考察，而策论内容漫无边际，难以判断。自祖宗以来从未改变过，而且一向得到的人才很多。皇帝把他的意见交给有关部门讨论，有关部门请求恢复旧法，于是下诏把先前修改的法令全部废止。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巳日，重新制定科举法，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废除诗赋和明经诸科，专门用经义、论、策来考试士人。王安石又说：“孔子作《春秋》，实在是垂范后世、树立教化的大典；当时子游、子夏尚且不能赞助一言，自从秦火焚烧以后，原书已经荡然无存。汉代寻求遗书，但当时的儒者附会增饰，以求取得厚赏；从今天看来，那些文字就像残破的邸报，绝不是孔子的手笔。《仪礼》也是如此。请从今以后，经筵不要拿它进讲，学校不要把它作为课程，贡举不要用它取士。”皇帝听从了。当时皇帝下诏讨论贡举制度，众人都认为应当变法，只有苏轼独自上议说：“取得人才的方法，在于了解人才；了解人才的方法，在于考察实际。假如君主、宰相有识人的明察，朝廷有考核实际的政令，那么胥吏、皂隶中也从来不缺人才；即使沿用现在的法令，臣认为也已经足够。假如君主、宰相不能识人，朝廷不考察实际，那么公卿、侍从尚且会担心无人可用，何况学校和贡举呢？即使恢复古制，臣也认为不够。时代有可行和不可行，事物有兴盛和废弃；假如三代圣人重新生在今天，他们的选举制度也一定会有适合时宜的办法，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学校呢？况且庆历年间本来已经设立学校，天下都以为太平可待；到了今天，只剩下空名存在了。如今陛下如果一定要寻求品德、行为、学问、技艺兼备的人才，要求他们完成九年学业，那么就要改变现在的政理，改变现在的风俗，还要发动民力修建宫室，搜刮民财供养游学之士，设置学校、聘立教师，又要不时考察并把不遵守教导的人屏斥到远方，这只会造成纷纷扰扰，和庆历年间有什么不同？至于科举，有人说应在乡里选取品德而略去文章；有人说专取策论而废除诗赋；有人想援用唐代旧例，采择声誉而废除弥封；有人说应改变经生的帖经、墨义而考经书大义。这几种办法都不对。想要兴起德行，关键在于君主修养自身以感化万物，审慎地确定好恶以树立风俗。如果想设置科目、建立名目来选取德行，那就是教天下人一同弄虚作假。上面以孝行取人，勇敢的人就割股，胆怯的人就守墓；上面以廉洁取人，就乘破车、骑瘦马，穿坏衣、吃粗食，凡是可以迎合上意的事情，没有做不到的。从文章方面说，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没有用的；从政事方面说，诗赋和策论都没有用。然而自祖宗以来没有废除它们，是因为认为设置法令来取士，也不过如此。何况自唐代到今天，以诗赋成名的名臣数不胜数，它们对天下有什么辜负，为什么一定要废除呢？”

译皇帝高兴地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一点，得到苏轼的议论，心里释然了。”后来有一天，王安石对皇帝说：“如今人才缺少，而且学术不统一，异论纷纷，不能使道德归于一统，这正是原因。想要统一道德，就应当整顿学校；想要整顿学校，贡举法就不能不改变。如果说进士科的诗赋也能得到很多人才，那是因为仕进没有别的道路，其中自然不可能没有贤才；如果说现行科举法已经完善，那还不是这样。如今少壮之士正应当讲求天下的正理，却关起门来学习写诗赋；等到进入官场，世间事务全都没有学习过。这种科举法损坏人才，使人才不如古代。”不久，中书、门下又说：“古代取士都以学校为根本，上面统一道德，下面形成风俗，人才都足以在世上有所作为。如今想要追复古制，担心没有渐进的步骤，应当先除去声病、偶对之文，使学习者能够专心研习经术，等待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教育、选举的方法，施行于天下，这样或许可以恢复古制。”于是改革法令，废除诗赋、帖经、墨义。士人各自选择《易》《诗》《书》《周礼》《礼记》中的一经研习，并兼习《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四场：第一场考本经，第二场考兼经大义，共十道题；第三场考论一篇，第四场考策三道。礼部试再增加两道策题。中书撰定经义考试的格式颁行，考经义的人必须通晓经书并有文采，才算合格，不只是像明经科墨义那样粗略解释章句。殿试专门考策，限定一千字以上，分为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等赐同进士出身；第五等赐同学究出身。旧制中进士入宫谢恩要交银一百两，到这时也废除了，仍赐钱三千作为期集的费用。三月庚寅日，开始命令各州设置学校官员，通常拨给田十顷供养士人，并设置小学教授。冬十月戊辰日，制定太学生三舍法。宋初，国子生由京朝官七品以上的子孙中应试者充任；太学生由八品以下官员的子孙以及庶民子孙中才智出众者充任，考试论、策、经义，和进士科相同。神宗即位后，特别重视儒学，因为天下郡县都已经设学，每年、每季、每月都有考试课程，按照才艺等级升入各舍；其中最优秀的为上舍生，免除发解试和礼部试，特赐科第，于是专门以此取士。又因为庆历年间曾经设置太学内舍生二百人，神宗逐渐增加到九百人。到这时，有人上言说太学借用锡庆院西北廊，十分狭窄，于是把锡庆院以及朝集院西廊全部改建为四座讲书堂。除主管判官外，又增置直讲十员，通常每两人共同讲授一经，命令中书选拔；或者由主判官奏请选拔生员。太学学生分为三等，初入太学为外舍，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名额三百人；内舍升上舍，名额一百人。学生各自学习一经，向所对应的讲官受学，每月考试学业，成绩优异的依次升舍。上舍生免除发解试和礼部试，召来考试后赐予科第。正录、学谕以上舍生充任，每经各二人；学行特别优秀的，主判官、直讲再次向中书推荐，授予官职。后来增置八十斋，每斋三十人，外舍生增加到二千人。每年考试补充内舍生，隔一年考试补充上舍生，弥封、誊录都依照贡举法。六年三月己未日，设置各路学校官员，更新学校制度，有关部门制定的约束过于烦琐严密。刘挚上疏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首善之地，是教化产生的地方，不是施行刑法的场所。虽然众人共同居住、聚集，也要率领整齐，不能没有法度，但其中也有礼义存在。治理天下的人，如果用对待君子长者的方式对待人，下面一定会以君子长者的行为来回应上面；如果把人当作小人、犬豕来对待，他们就会把自己当作小人、犬豕，何况把这种做法施行在学校之中呢？希望废除这些制度。”丁卯日，下诏进士各科都考试明法后再授官。乙亥日，设置律学。诏令说，士人任官后依照法律办事，如今所学并不是任官所需的学问，应当设置律学，设教授四人，命官和举人都可以入学学习律令。九月辛亥日，首次以策问考试武举士人。此前，武举在秘阁考试经义、策，在殿前司考试武艺；殿试时又考骑射，并在殿廷考试策问；策问和武艺都优秀的授右班殿直，武艺次优的授三班奉职，再次的授借职，末等授三班差役。起初，枢密院修订武举法，规定不能回答策问的就回答兵书墨义。王安石说：“武举却考墨义，和学究只会背书却不懂道理有什么不同？对事情没有帮助。王翕收取有勇力的人，都让他们隶属于车右，是想用来防御侮辱、抵御外敌，那么死记背诵又有什么用处呢？” 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到这时，才开始用策问考试武举士人。八年六月己酉日，王安石把自己训释的《诗》《书》《周礼》三经进献。皇帝对他说：“如今讲说经书的人各有不同，凭什么使道德归于统一？你所撰写的经义，应当颁行，使学习者归于一致。”于是颁发给学校官员，称为《三经新义》。一时间学习者没有不传习的，有关部门完全依据它来取士。王安石又撰写《字说》二十四卷，学习者争相传习。从此，先儒的传注全部废弃。九年三月甲戌日，皇帝亲自策问进士，并一同考试律义和断案。

译哲宗元祐元年夏四月辛亥日，司马光请求设置经明行修科，每年委托升朝文臣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以此勉励天下，使士人敦厚品行，表明并不专门取用文学之士。如果被举荐的人违背名教，一定追究举荐人的责任，不予赦免，那么举荐者自然不敢妄加推荐；乡里、家居的士人立身行事，只怕留下污点缺失。这样就是所谓不说话的教化，不必肃然整顿就能成功，也不必等学校官员每天训诫、每月考察，设置赏赐来鼓励告发，士人的品行自然会变好。于是下诏说：从今以后每逢科举，命升朝官各举荐经明行修之士一人，等到此人登第时，与升甲一同办理，并废除入谢拜谒的禁制。五月戊辰日，命程颐等修订学校制度。太学自蔡确兴起大狱，牵连朝廷官员以后，有关部门借此制定了烦琐严苛、凝滞严密的法禁，博士和诸生禁止相见，教谕无从施教。御史中丞刘挚提出了这件事，到这时命程颐、孙觉、顾临与太学长贰共同考察详定、修订条制。程颐大体认为，学校是礼义优先的地方，却每月让学生争竞，完全不是教育培养的办法，请把考试改为课业考核；有不足之处，就由学校官员召来教导，不再考定高下。设置尊贤堂，用来延请天下有道德的人；减少发解名额，以去除利诱；省略繁文，专心委任；勉励品行，厚重风教；并设置接待宾客的官吏，在斋舍中树立观光法等，这样的条目也有几十条。秋七月癸酉日，制定十科举士法。旧制中铨选授官有一定格式，大体受法令拘束；法令可以用来保持公平，却不能用来选取人才，所以命令内外官员都可以推荐人才。后来被举荐的人越来越多，授官更加困难。神宗即位后，便废除奏举，大体按照固定格式，于是内外举官法全部废止，只命吏部审官院评议选官格式。到哲宗即位，左司谏王岩叟说：“自从废除辟举、采用选格，只能看见功劳多少，却不能看见人才。”于是不得已采用平日所信任的人，因此有了“踏逐申差”的名目。“踏逐”实际上就是荐举，却不和荐举同罪；而且选拔人才、推荐能人却称为踏逐，并不是雅称。何况把权力交给人，却不允许他推荐自己所了解的人，难道是通达的办法吗？”于是恢复内外举官法。司马光上奏说：“治理政事，得到合适的人才就能治理好；但人的才能有的长于这一方面而短于另一方面，即使皋陶、后稷、契各自掌管一项官职，中等人才又怎能要求样样完备？所以孔门用四科评论士人，汉朝通过多种途径取得人才。如果专门指摘缺点而遮掩优点，那么朝廷就没有可用之人；如果只按照片面所见任用，那么世上就没有可弃之士。臣充任宰相，职责在于选官和识人，但见识短浅、器量狭窄的士人，隐退而困滞的，或孤寒而被遗落的，哪里能够全部知道呢？如果只引荐熟人，就有偏私的嫌疑；如果只按照资历次序，也未必人人有才。不如让有职位的达官各自推荐自己所知的人，这样才能符合至公之道，使民间不遗留贤才。请求朝廷设置十科举士：一是品行义理纯正坚定、可以作为师表科，有无官职的人都可以举荐；二是节操方正、可以担任献纳科，只举荐有官职的人；三是智勇超过常人、可以担任将帅科，举荐文武有官职的人；四是公正聪明、可以担任监司科，举荐知州以上资序的人；五是经术精通、可以担任讲读科，有无官职的人都可以举荐；六是学问广博、可以担任顾问科，与经术科一同举荐；七是文章典雅华丽、可以担任著述科，与经术科一同举荐；八是善于听理狱讼、完全秉公并查明实情科，只举荐有官职的人；九是善于治理财赋、公私双方都便利科，只举荐有官职的人；十是熟悉法令、能够防止请托并审理疑狱科，只举荐有官职的人。应举荐的职事官，从尚书到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寄禄官，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大中大夫；职官，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每年必须在十科中举荐三人，并写明情况、负责担保，由中书设籍登记。以后遇到事务需要人才时，就由执政按名册查看他曾经被举荐的科目和等级，依据事务进行试用；有功劳的再记入名册。内外官职有空缺时，选取曾经试用并有成效的人，按照科目授予官职；所发告命还要写明举荐官的姓名。如果这个人任官没有成绩，就以错误举荐之罪追究举荐者。这样贵在人人慎重，所举荐的人确实有才。司马光又说：朝廷的执政只有八九人，如果不是旧日交往的人，就无法知道他的品行和才能；这不只是有徇私的嫌疑，而且所能取用的人范围极其狭窄，哪里足以尽知天下贤才？如果通过访察声誉来选人，真情假意会有万种变化。与其听信游谈之人的话，哪里如同让举荐者承担罪责、负责担保呢？所以臣上奏设置十科来举士。公正聪明、可以担任监司的人，确实知道请托、夹带私心的事不能完全没有；但如果所举荐的人不如举荐者所说，便严加谴责，毫不宽宥，那么举荐者就不敢妄加推荐了。”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意见。二年春正月戊辰，下诏不得用老子、列子命题考试士人。当时科举废罢词赋，专用王安石的经义，并且夹杂佛教的说法。凡是士子所作文字，自一句话以上，若不是王安石的新义便不得采用。学者甚至不诵读正经，只偷取王安石的书来求取进用。精通熟习的人往往名列高等，所以科举更加弊病丛生。吕公着主持国政后，才开始请求禁止主考官不得用老庄之书命题，举子不得以申不害、韩非和佛书作为学业。经义可以参用古今诸儒的学说，不得专取王氏之说。不久又禁止引用王氏《字说》。夏四月丁未，吕公着请求恢复制科。诏书说：“祖宗设置六科选士，以三道策问的要义来网罗天下贤俊。先皇帝兴办学校，尊崇经术，用来造就新的人才，改变天下风俗。因此科举制度的设置，有所未能及时办理。如今天下士人多能通晓经术，也知道应当学习什么了。应当恢复策问之科，以招来超越常俗的人才，辅助治理之道。这就是帝王之道，随着时势而有所损益，不必完全相同，只要同归于治理天下罢了。现在重新设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从今年开始。”

译四年夏四月戊午，把经义和诗赋分为两科来考试士人，废罢明法科。尚书省请求恢复诗赋与经义并行，解释经义通用先儒的传注以及已有的学说。又说旧日明法科最为下等，如今考中便授予司法官职，排列名次反而在及第进士之上，这是不合理的。于是下诏设立经义、诗赋两科，停止考试律义。凡考诗赋的进士，在《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左传》中选择学习一经，初试考本经经义一道、《论语》义一道、《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考赋和律诗各一首；第三场考论一首；最后考子、史及时务策两道，共四场。经义进士必须学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愿意学习两部大经的听其自便，不得偏选两部中经。初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孟子》义一道；随后考试论、策，也共四场。两科统一评定高下并取中解额，中额分开，各占一半。专习经义的人以经义决定取舍，兼习诗赋的人以诗赋决定去留；至于名次高下，则参考策论评定。自从恢复诗赋后，士人多在乡里学习诗赋，而专习经义的人十人中不过两三人。起初，司马光说，选取士人的办法，应当先看德行，后看文章；就文章而言，经学又应当先于词章。神宗专门采用经义和论策来选士，这是恢复先王的法令典章、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制度。但是王安石不应当凭一家私学，想要压倒先儒，命令天下师生讲解；至于律令，都是官府所需要的内容，使做士人的如果确实能够懂得道义，自然会同法律相契合，何必另设明法一科，使人学习刻薄之术？这不是培养人才、敦厚风俗的办法。到这时便废罢了明法科。六年夏四月乙未，恢复设置通礼科。先在开宝年间，把乡贡的《开元礼》改为《通礼》。熙宁年间，曾经停止考试这一科，到这时礼官把此事提出来，于是又恢复设置，用来考试士人。八年三月庚子，下诏御试举人时恢复考试诗、赋、论三题。中书省请求御试恢复采用祖宗的办法，并且说士子大多已经改学诗赋。太学生员总数三千一百多人，而不兼习诗赋的才八十二人罢了。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令。绍圣元年闰四月，废罢以十科举士的制度。五月甲辰，下诏进士专门学习经义，停止学习诗赋。三省上言：“如今进士纯粹采用经术，像诏诰、章表等文章，都是朝廷官员日常职守中不可缺少的；如果完全不学习、不考试这些内容，怎么能够兼收文学广博奇异的人才呢？”于是改设宏词科，每年下诏让进士登科者报名应试。应试的人虽然很多，录取的不超过五人；词格特别高超的人，另行奏请授予官职。六月，重申禁止引用王安石《字说》的规定。二年夏四月丁亥，下诏依照元丰年间的制度设置律学博士。五月乙巳，命蔡卞详细审定国子监三学以及外州学校的制度。徽宗崇宁元年八月甲戌，蔡京请求兴办学校、贡举士人。县学生经过选拔考试，升入州学；州学生每三年贡入太学。考试分为三等，列入上等的补为上舍生，列入中等的补为下舍生，列入下等的补入内舍，其余居于外舍。各州军的发解名额，各以三分之一充作贡士。蔡京又请求建立外学，于是下诏就在京城南门外营建，赐名辟雍。外面圆形，里面方形，共有房屋一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学专门安置上舍、内舍学生，外学则安置外舍学生。士人最初贡入时，都进入外学，经过考试补入上舍、内舍后，才得以进入太学。太学的外舍生，也命令迁出居于外学。于是上舍生达到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外舍生三千人。三年九月，废罢科举制度。当时虽然设置了辟雍、太学，用来等待士人升贡入学，然而州县仍然依靠科举贡士。蔡京把此事提出来，于是下诏天下选取士人，全部由学校升贡。州郡发解以及凡是依照礼部制度进行的考试，全都废罢；但每年考试上舍生，则按照礼部考试的制度差遣知举官。四年五月甲寅，设立词学兼茂科。皇帝认为宏词科不足以招致文学之士，所以改立这一科。每年附在贡士院考试，符合标准的便授予馆职。每年录取不超过五人。三舍法在天下推行。元丰官制 神宗元丰三年六月丙午，下诏给中书省，诏令审定官制。宋朝初年沿袭唐制，三省没有专门职掌，台省寺监也没有固定员额，大多让其他官员主持判理。三省长官不参与朝政，六曹不管理本部门事务，给事中、中书舍人不掌领本职，谏议大夫没有进谏责任，起居郎、起居舍人不负责记注，司谏、正言也不是专门供职，更不负责谏诤。官员任用授受的区别，有官、有职、有差遣。凡是做官的人，把登上台阁、升入禁从看作显要官职，却不以升官迟速作为得意或失意；把差遣是否紧要看作贵贱途径，却不以阶、勋、爵、邑有无作为轻重。议论此事的人多请求正名，皇帝慨然想要更改制度，于是在中书省设置详定官制局，命翰林学士张璪、枢密副使承旨张诚一主持。九月乙亥，端正官名，以开府仪同三司改称中书令，侍中改称同平章事，特进改称左右仆射，以下官名也各有改易。详定官制所上报的寄禄格，下诏施行；凡是只领空名的人一律罢去，改用官阶，并以此作为寄禄。议论此事的人又想废罢枢密院，把职权归于兵部。皇帝说：“祖宗不把兵权归给有司，所以专门任命官员来统领，并使各方互相制约，怎么可以废掉呢？”

译于是停止了这一主张。皇帝曾对执政大臣说：“官制即将施行，我想让新旧人员一并任用。”他指着御史大夫说：“非司马光不可。”王珪、蔡确相互看着，脸色大变；王珪非常忧虑，不知如何是好。蔡确说：“皇上很久以来想要收用灵武公，只要能够承担责任，相位就可以保住。”王珪高兴地向他道谢，于是推荐俞充统帅庆州，让他向皇帝进献平定西夏的策略。他的意思是，既然已经用兵深入，皇帝一定不会召司马光；即使召他，他也不会来。不久司马光果然没有被召。四年秋七月己酉，下诏审定选官条例。起初，太祖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大多沿袭五代制度，稍加损益。凡是进入仕途，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种途径。吏部铨选只负责注拟州县官、幕职以及两京诸司六品以下官员，这些都没有统一的选格。文臣少卿监以上由中书省主管；京朝官由审官院主管；武臣刺史、副率以上以及内职由枢密院主管；使臣由三班院主管。后来掌管选官的机构分为四个：文选称审官东院和流内铨，武选称审官西院和三班院。皇帝自即位以来想要更改制度，提出建议的大臣认为唐代铨选与今天的选官制度差异很大，杂糅采用会有滞留、烦乱、紊杂的弊病，于是下诏内外官司举荐官员的制度全部废止。大理卿崔台符会同尚书吏部、审官东西院、三班院议定选官条例，于是确定铨选注拟的办法，全部归于选部。把审官东院改为尚书左选，流内铨改为侍郎左选，审官西院改为尚书右选，三班院改为侍郎右选。于是吏部有了四选的制度。文臣寄禄官自朝议大夫起，职事官自大理正以下，凡不是中书省敕授的，都归尚书左选。武臣升朝官自皇城使起，职事官自金吾阶卫仗司以下，凡不是枢密院宣授的，都归尚书右选。自初仕至州县幕职官，归侍郎左选；自借差监当至供奉官、军使，归侍郎右选。凡应当注拟、升迁、调任、叙复、荫补、封赠、酬赏的，按照所属机构分别办理，考核合格后，三品以上送尚书省；如果是中散大夫、阁门使以上，则把选叙的状文列出，呈送中书省，由枢密院得以签押发付，授给告身。自祖宗以来，中书省有堂选，百司郡县有奏举，虽然大小等级不同，却都不隶属于有关官司。王安石对皇帝说：“中书省总管众务，如今连通判也应当由堂除选授，只会徒然滞留，不能精心选择，应该归给有关官司办理。” 皇帝说：“唐代陆贽认为，宰相应当选择百官中的长官，而百官长官再选择百官。如今的审官机构，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哪里会有不能选择百官的道理呢？我想废罢堂选。”曾公亮坚持认为不可，于是此事停止。到这时，既然已经废罢内外长吏举荐官员的制度，堂除也一并废止。五年二月癸丑，颁布三省、枢密院和六曹的条制。癸酉，任命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起初议定官制，大概仿照唐代《六典》，事务无论大小，都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查复核，尚书省接受后执行。三省分班奏事，也都归于中书省。蔡确劝王珪说：“您长期居于相位，一定会得到中书令。”王珪相信而毫不怀疑。蔡确于是对皇帝说：“三省长官地位很高，不必设置令，只令左右仆射分别兼任两省侍郎就够了。”皇帝认为这样可以，所以蔡确名义上是次相，实际上专掌大政。王珪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虽然是首相，也只能拱手而已。西夏用兵 英宗治平三年夏四月，西夏人侵犯边境，经略使蔡挺将他们击退。在此以前，夏主谅祚派吴宗前来祝贺皇帝即位，吴宗言语不恭，诏令谅祚惩治吴宗。谅祚不奉诏，反而出兵秦凤、泾原，抄掠熟户，骚扰边塞，杀掠的人畜以万计，于是侵犯大顺城。环庆经略使蔡挺派蕃官赵明迎击。谅祚身穿银甲、披着毡裘，督军作战。蔡挺先派强弩排列在壕沟外，向下射箭，谅祚被流矢射中，逃走。西夏军转而侵犯柔远，蔡挺又派副总管张玉率三千人夜间出兵袭扰敌营，敌军惊慌溃退，驻扎在金汤，并扬言要增发十万骑兵包围大顺城。朝廷发放每年的赏赐银币，延州知州陆诜说：“朝廷长期姑息迁就，所以敌人才敢狂妄悖逆；如果不稍加挫折斥责，国威就不能树立。”于是扣留赏赐不予发放，并移文宥州询问缘故。谅祚于是大为沮丧，徘徊在边塞之下，便派使者谢罪，说边吏擅自兴兵，自己将要诛杀他们。起初谅祚入侵时，韩琦主张停止给他的岁赐，断绝与他的和市，派使者责问其罪。文彦博认为难以实行，举出宝元、康定年间的往事说：“谅祚只是一个狂妄的年轻人，没有元昊那样的智谋，而我们的边备远远超过当时，赶快责问他，他一定会服罪。” 陆诜的主张与文彦博的意见相合，谅祚果然归顺纳款。皇帝回头对韩琦说：“完全如同你所预料的那样。” 四年春夏之交，夏主谅祚派使者进献地方特产来谢罪。当时神宗刚刚即位，于是赐给诏书说：“朕考虑夏国多年以来屡次兴动兵甲，侵犯边疆，惊扰百姓，诱迫熟户。去年秋天又直接侵犯大顺城，围困逼迫城寨，焚烧村落，抗拒官军，边地奏报屡次传来，民情共同愤怒。群臣都说夏国已经违背誓约诏令，请求实行拒绝往来的处置。先皇帝务求宽容含恕，并且追问事情的起因，希望观察其逆顺之情，以决定众多人的议论。等到这份谦逊的表章奉达时，已经悲痛地迎来了先皇帝升遐。朕初登大位，常念包容荒远之国，仰承先帝遗志，俯察你的诚意。既然你已经自省先前的罪过，又愿意坚定长久的友好关系，如果奏表中所陈说的忠信确实没有改变，那么加给你的恩礼、岁时的赏赐仍旧照常；使百姓安定、保全福祉，岂不是很好吗？”冬十月癸酉，青涧守将种谔袭击并俘获夏国监军嵬名山，于是收复绥州。嵬名山的部落在旧绥州，他的弟弟夷山向种谔请求投降。种谔派人通过夷山诱骗嵬名山，用金盂贿赂他。嵬名山的小吏李文喜接受金盂，暗中答应归顺纳款，但嵬名山并不知道。种谔立即把这件事上报，并且想趁机夺取河南地区。延州知州陆诜说：“带着部众前来投降，其中真假还不能知道，应当告诫种谔不要轻举妄动。”

译种谔坚持己见，极力主张这样做。诏令陆诜召种谔来询问情况，并且与转运使薛向商议抚慰接纳之事，于是共同筹划三条策略，命幕府张穆之入朝奏报。张穆之接受薛向的指示，虚称此事一定可以成功。皇帝认为陆诜没有协力办理，便把他调到秦凤。种谔没有等待命令，全部调动所属军队，长驱直进，包围嵬名山的营帐。嵬名山迫不得已，率领全部部众跟随种谔向南，得到首领三百人、尸体一万五千具、士兵一万人，于是在那里筑城。夏人前来争夺，种谔将其击败。陆诜起初弹劾种谔擅自兴兵的罪行，想逮捕治罪，没有成功；这时调往秦地的命令到了。宋朝西部从此开始用兵。种谔接受嵬名山投降后，到十一月，夏主谅祚便假称商议防务，诱骗保安军知军杨定等人，将他们杀死，边境的嫌隙再次产生。朝廷议论认为种谔惹起事端，想放弃绥州并诛杀种谔。陕西宣抚主管机宜文字赵卨说：“敌人既然杀了王朝官员，而我们又放弃绥州不守，显示的软弱已经太过分了。况且嵬名山全族前来归顺，应当怎样安置他们？”他又写信给执政，请求保留绥州以壮大兵势，筹划测量大理河川，在三十里范围内修筑堡寨、规划耕作之地，用来安置投降者，但没有被采纳。于是改命韩琦判永兴军、经略陕西。韩琦起初说绥州不应当夺取，等到杨定等人被杀后，又说绥州不能放弃。枢密院拿最初的议论责问韩琦，韩琦详细说明其中缘故，最终保留了绥州。当时言官交相议论种谔，于是把种谔交给司法官吏，降四级官，安置在随州。这一月，郭逵侦察得知杀死杨定等人的首领姓名是李崇贵、韩道善，夏主谅祚于是把李崇贵等人囚禁起来送来。神宗熙宁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谅祚去世，他的儿子秉常即位，派臣子薛宗道等人来报哀。皇帝询问杀害杨定的事情，薛宗道说：“杀人的人已经捉住送来了。”等到李崇贵等人到来，他们说杨定奉命出使谅祚，曾经下拜称臣，并且答应把沿边熟户归还。谅祚送给他宝剑、宝鉴以及金银物品。起初杨定回来时，只把宝剑、宝鉴上交，却隐瞒金银，说谅祚可以刺杀。皇帝很高兴，于是提拔他为保安军知军。后来夏人失去绥州，认为杨定出卖了自己，所以杀了他。到这时事情败露，皇帝只是薄薄责罚李崇贵等人，却削去杨定的官职，没收他的田宅达万计，派刘航册封秉常为夏国主。三年八月己卯，夏人侵犯环庆州，任命韩绛为陕西宣抚使。在此以前，夏人修筑闹讹堡，庆州知州李复圭集合蕃汉军三千人，派副将李信、刘甫抵御，李信等人大败而回。李复圭害怕，想为自己开脱，已经逮捕李信等人并斩杀，随后又出兵追击夏人，杀死其老弱二百人，把功劳上报朝廷。到这时，夏人大举进入环庆，攻打大顺城、柔远砦、荔原堡，兵力多的号称二十万，少的也不下于一二万人，驻扎在榆林，游骑抵达庆州城下，九天后才退去，钤辖郭庆等数人战死。韩绛请求出行边地，王安石也请求前往。韩绛说：“朝廷正倚赖安石，我应当前去。”于是任命韩绛为陕西宣抚使，授给他空名告敕，允许自行任命官吏。不久又命他兼任河东宣抚使。四年春正月己丑，韩绛派种谔袭击夏人，击败了他们。韩绛一向不熟悉军事，在延安开设幕府，处置失当，选蕃兵组成七军，又任种谔为鄜延钤辖、知青涧城，信任他，命各将都受他节制，蕃兵全都怨恨不满。韩绛和种谔谋划出兵夺取横山，安抚使郭逵说：“种谔只是个狂妄的书生，朝廷只因种氏家世而任用他，一定会误了大事。” 韩绛上奏说郭逵阻挠军事，把他召回。后来种谔率军在鄂罗特袭击并击败夏人，于是率领部众二万人在那里筑城。从此夏人天天聚集军队，谋划报复。吕公弼说：“种谔已经酿成边患，不应当不告诫他。”韩绛没有听从。不久韩绛说种谔有进入夏境作战的功劳，请求增加他的旌赏，诏令同意。三月丁亥，夏人进攻抚宁等城。起初，种谔进军修筑永乐川、赏逋岭两座堡寨，分别派都监赵璞、燕达修筑抚宁旧城以及分荒堆、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葭芦川四座堡寨，并与河东路共同修筑，各处相距四十多里。不久夏人前来进攻顺宁砦，于是包围抚宁。折继昌、高永能等拥兵驻扎在细浮图，距离抚宁近在咫尺，而罗鄂特的兵力还完整。种谔在绥德节制各军，听说夏人到来，茫然失措，想写信召燕达，却因战栗不能下笔，只能回头看着运判李南公不停流泪。由此新修筑的各堡寨全部失守，将士战死一千多人。诏令放弃罗鄂特城，治种谔的罪，责授汝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潭州。韩绛因兴师作战失败而获罪，罢去邓州知州，果然如郭逵所料。元丰四年六月，夏人囚禁了他们的国主秉常。庆州知州俞充知道皇帝有用兵的意图，多次请求讨伐夏国。又说间谍报告，夏将李清本是秦地人，劝说秉常以河南地区归附。秉常的母亲梁氏知道后，便杀了李清，夺取秉常的政权并把他囚禁起来。应当兴兵问罪，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秋七月庚寅，下诏命熙河经制李宪等人统领陕西、河东五路的军队，大举讨伐夏国，并召鄜延副总管种谔入朝应对。种谔到后，大言说：“夏国没有人才，秉常只是个小孩子，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带回来就是了。”皇帝认为他很有气势，于是决定向西讨伐。正商议出兵时，孙固进谏说：“发兵容易，消除祸患却很难。”皇帝说：“夏国有了衅隙，如果不夺取，就会被辽人所有，不能错失。”孙固说：“如果实在不得已，请先宣扬它的罪行，少量出兵讨伐，分割它的土地，使它的酋长各自守卫。”皇帝笑着说：“这真是郦生的主张啊。”当时执政大臣中有人说，应当直接渡河，不可停留。孙固说：“那么谁替陛下承担这个责任呢？”皇帝说：“朕已经交给李宪了。”孙固说：“讨伐国家是大事，却让宦官来做，那么士大夫谁肯为他效力呢？”

译皇帝不高兴。后来孙固又说：“如今五路进兵，却没有大统帅，即使取得成功，军队也一定会发生混乱。”皇帝告诉他没有这样的人。吕公着进言说：“问罪之师，应当先选择统帅。既然没有合适的人，为什么不停止呢？”孙固说：“公着的话是对的。”皇帝不听，最终命李宪从熙河出兵，种谔从鄜延出兵，高遵裕从环庆出兵，刘昌祚从泾原出兵，王中正从河东出兵，分道并进。又下诏让吐蕃首领董毡集合军队协助讨伐。八月丁丑，李宪统领熙、秦七军以及董毡的三万军队，在西市新城击败夏人。庚申，又在女遮谷袭击并击破夏人，斩获很多，于是恢复古兰州城，并请将其建立为帅府。辛亥，鄜延经略副使种谔率鄜延军队出绥德城，进攻米脂。夏人八万人前来救援，种谔与他们在无定川交战，将其击败，于是攻克米脂。冬十月庚午，环庆经略使高遵裕率步骑八万七千人，从庆州出兵与夏人交战，将其击败，收复通远军。种谔派曲珍率兵打通黑水、安定堡，与夏人相遇，也大败夏人。内使王中正率泾原军从麟州出发，渡过无定河，沿河向北行进，土地全是沙地湿地，士兵和战马大多陷入其中，军粮也无法继续供应；他又以没有功劳为耻，于是进入宥州。当时夏人弃城逃走，黄河以北城中的遗民有一百多家，王中正于是把他们全部杀死，抢掠牛马来充作食物。当时刘昌祚率领蕃汉军五万人，受高遵裕节制，命令两路合军讨伐夏国。进入夏境后，庆州军却没有到达。刘昌祚驻扎在玛伊克隘，遇到十万夏军，扼守险要把他们大败，于是逼近灵州城，军队几乎攻入城门。高遵裕嫉妒他的功劳，派使者骑快马前去制止。刘昌祚按兵不敢前进。高遵裕到达后，围城十八天仍不能攻下。夏人决开黄河七级渠，把水灌入宋军营地，又抄掠截断粮道，士卒冻死、溺死，军队于是溃败退回，剩下的军队才一万三千人。夏人追击他们，再次将其击败，刘昌祚也退回。泾原的种谔留下千人守卫米脂，自己率领大军进攻银州、石州。夏州于是攻破石堡城，进军到夏州，驻扎在索家平。副大校刘归仁率部溃败，军粮又缺乏，恰逢大雪，于是引军退还，死者多得无法计算。进入边塞的仅三万人。王中正从宥州走到奈王井，粮食用尽，士卒死了两万人，于是退回。起初诏令李宪统帅五路军队直趋兴州、灵州，李宪统领军队向东进发，驻扎在天都山下，焚烧夏国的南牟内殿及其馆舍、仓库，又追击袭扰其统军星多哩鼎，将其击败。军队驻扎在葫芦河，便撤军回师。当时五路军队都到达了灵州，唯独李宪没有到。五年春正月庚子，贬黜高遵裕等人的官职。起初，夏人听说朝廷大举出兵，梁氏向朝廷询问对策，年轻将领全都请求交战，只有一位老将说：“只要坚固营垒、清除野外物资，放任宋军深入，把精锐军队集中在灵州、夏州，再派轻骑抄掠截断他们的粮运，可以不交战就使他们困窘。”梁氏听从了他，宋军最终无功而还。皇帝说：“朕当初认为孙固的话迂腐，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到这时追究败军之罪，高遵裕被责罚，责授郢州团练副使，安置在本州。种谔、王中正、刘昌祚一并降官。李宪想以开兰州防守的功劳赎罪，孙固说：“兵法规定，迟到者斩，何况各路军队都已到达，唯独李宪不进军，不可赦免。”皇帝认为李宪有功，只命令追问他擅自退还的原因；李宪以粮饷接济不上为借口，皇帝便释放他，没有诛杀。李宪又上奏再次出兵的策略，诏令任命他为泾原经略安抚制置使，知兰州李浩为副使。三月壬寅，鄜延路副总管曲珍在金汤击败夏人。夏四月，李宪请求再次讨伐夏国，皇帝把这件事拿来询问辅臣。王珪回答说：“先前所担心的是军需不足，朝廷如今拿出钱钞五百万缗供应军队，粮食已经有余了。” 王安礼说：“钞币不能吃，必须兑换成钱，钱又要换成草料和粮食；如今距离出征期限只有两个月，怎么能够办成呢？”皇帝说：“李宪认为自己已经有所准备，他一个宦官尚且能够这样做，你们难道就没有这个心意吗？唐朝平定淮蔡，只有裴度的谋划与皇帝相同；如今这件事却不是出自公卿，而是出自宦官，朕对此深感羞耻。”王安礼说：“淮西不过三州，有裴度的谋划，有李光颜、李愬这样的将领，然而还要调动天下兵力，经过多年才平定。如今夏国的强盛不是淮蔡可比，李宪的才干也比不上裴度，各位将领又没有李光颜、李愬那样的人臣担心无法符合圣意。”六月辛亥，环庆经略司派将领与夏人交战，将其击败。戊辰，曲珍等人在明堂川击败夏人。延州知州沈括建议把横山全部修筑城寨，从高处俯视平夏，使敌人不能越过沙漠来侵犯。种谔自认为西征没有功劳，于是把他的计划上奏朝廷，并且说：“建立功业应当从银州开始。”皇帝认为他说得对，派给事中徐禧和内侍李舜举前往鄜延商议。李舜举退朝后到执政处，王珪迎上去说：“朝廷把边疆事务交给押班和李留后，我们就没有西顾之忧了。” 李舜举说：“四郊多有战争，是卿大夫的耻辱。宰相主持国政，却把边疆事务交给两个内臣，难道可以吗？内臣只应当供职于宫禁之中的洒扫事务，怎么可以承担将帅的任职呢？”王珪脸上没有惭愧之色，听到的人都以此为耻。徐禧到达后，鄜延的种谔上言说：横山绵延千里，适合养马和耕种，当地人强悍善战，而且有盐铁之利，夏人依靠这些生存；那里的城垒都控制险要，足以防守。如今建立功业，应当从银州开始，其次迁建宥州，再其次迁建夏州；三郡鼎立，横山地区就已经包括在其中了。再其次修建盐州，那么横山的强兵、战马以及山泽之利就全归中国所有；凭借居高临下的形势，可以直接覆灭兴州、灵州的巢穴。徐禧上言说：银州虽然据有明堂川、无定河的防守，但旧城东南已经被河水吞没，西北又有天险阻隔，实际不如永乐的地势险要扼守，请先修筑永乐城。我私下认为，银州、夏州、宥州沦陷已有一百年，如今一日之间兴复，实在是宏伟的功业。但开始建州时，费用极其巨大；如果选择要害之地，修建堡寨，名义上虽不是州，实际上却占有其地。过去的疆界，应当从腹心之地逐渐推进。

译已经与沈括商议，各修筑六座堡寨。种谔说：“如果修筑永乐城，西夏一定会竭力争夺，不能这样做。”皇帝采纳了徐禧的意见，下诏让徐禧统领各将前去修筑永乐城，命沈括把府治迁到边塞附近，统领军队作为援助。陕西转运判官李稷负责粮饷。徐禧认为种谔骄横跋扈，上奏请求留下种谔守卫延州，自己率领各将前去修筑，十四天便建成，距离旧银州二十五里，赐名银川砦。徐禧、沈括和李舜举等人退回米脂，把一万军队交给曲珍守卫永乐。九月丁亥，夏人进攻永乐，徐禧等人战败身死。徐禧等筑城离开九天后，夏人率一千骑兵奔向新城，曲珍派人报告徐禧，徐禧于是和李舜举、李稷前往救援，留下沈括守米脂。当时夏人三十万已经驻扎在泾原北边，前来报告的人有十多人。徐禧说：“他们如果大举而来，正是我建立功名、取得富贵的日子。”大将高永亨说：“城小人少，又没有水泉，恐怕守不住。”徐禧认为他是在动摇军心，把他用械具押送到延州监狱。徐禧抵达永乐时，夏人倾全国之兵而来。大将高永能说：“先到的都是精锐部队，趁他们尚未列阵，赶快攻击，就能使他们惊慌溃散；后面即使还有人到，也不敢前进，这是通常的形势。”〔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徐禧说：“你懂什么？王师不击鼓、不列成阵势，怎么能作战？”于是拿着刀亲自率领士卒出战。夏军大举逼近城下，曲珍的军队列阵在水边，将士们都面有惧色。曲珍告诉徐禧说：“如今众人的士气已经动摇，不能交战，交战一定失败，请收兵入城。”徐禧说：“你身为大将，怎么能遇到敌人便先自行退却呢？”于是把七万人列阵在城下。夏人放出铁骑渡河。曲珍说：“这是铁鹞子军，应当趁它们渡到一半时攻击，才能取胜；否则它们的锋芒不可抵挡。”徐禧不听。铁骑渡过河后，震撼冲击宋军，接着曲珍的精锐部队败退，奔逃回来践踏后阵，夏人乘势进攻，曲珍的军队大溃。曲珍收拢余众进入城中，夏人包围城池，包围圈厚达数里，并且占据了水砦。曲珍的士卒昼夜血战，城中已经缺水数日，挖井也挖不到泉水，渴死的人十之六七，甚至把马粪汁绞出水来饮用。沈括与李宪的援兵以及粮饷都被夏人隔断，不能前进。种谔怨恨徐禧不派兵救援，城中形势极其危急。半夜忽然下大雨，夏人环城急攻，城终于失守。徐禧、李舜举、李稷、高永能都被乱兵杀死，只有曲珍赤身光脚逃脱。将校死了数百人，损失士卒、役夫二十多万人。夏人到米脂城下炫耀武力后退去。自熙宁以来，用兵取得了夏国的葭芦、吴保义、合米脂、浮图、塞门六座堡寨；而灵州、永乐两次战役中，官军、熟羌、义保死了六十万人，钱、粮、银、绢多得无法计算。事情传来后，皇帝临朝悲痛哀悼，为此不进食。自灵武战败以来，秦地、晋地困苦艰难，天下都盼望停止战争；而沈括、种谔提出进攻夺取的策略，徐禧一向以边疆事务自任，谋划狂妄而轻视敌人，终于导致覆灭失败。从此皇帝才知道边臣不可倚信，深深悔恨自责，不再有西征的打算，而夏人也困顿疲弊了。起初皇帝派徐禧时，王安礼进谏说：“徐禧志向很大而才干疏浅，一定会误国。”皇帝没有听从。等到战败后，皇帝说：“安礼每次劝朕不要用兵，稍微把他置于狱中，原来是因为这个缘故。”皇帝又每次临朝都叹息说：“边民疲困到这种地步，只有吕公着常常替朕说起。”于是调吕公着任扬州知州。六年二月，夏人几十万人包围兰州，已经占据两处关隘。李浩关闭城门坚守，钤辖王文郁请求出击。李浩说：“城中的骑兵不满数百，怎么能够交战？”王文郁说：“敌众我寡，正应当挫败敌人的锋芒来安定众心，然后才能守城；这就是张辽攻破合肥的办法。” 于是夜间召集敢死之士七百多人，用绳索从城上缒下，手持短刀冲杀，敌众惊慌溃散。当时人们把王文郁比作尉迟敬德，提拔他主持州事。不久，夏人又分道入侵，也多被各路宋军击败。中丞刘挚说：“熙河经略使李宪贪图功劳、惹起事端，一出兵便欺骗蒙蔽朝廷，躲避兴庆防守军队的期限，停兵修筑兰州城，遗留下来的祸患直到今天。”诏令贬李宪为熙河安抚经略都总管。五月，夏人侵犯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亲自督兵出战，击败了他们。诏令訾虎从今以后不得轻易出入，遇到敌人侵犯边境，只命副将出兵抵御驱逐，恐怕失利损害威势，反而助长敌人的声势。闰月，夏主秉常也因战争困弊，命西南都统昴星威明济勒移书给泾原刘昌祚，请求像从前一样通好。刘昌祚把这件事上报，皇帝告诉刘昌祚答复他。等到夏人入侵屡次失败，国用更加枯竭，于是派摩格蔑密伊裕前来进贡，上表说：“臣自历代以来向朝廷进贡供奉，没有亏缺懈怠。直到近年，仍然十分和睦友好，没想到奸邪之人诬陷离间朝廷，特意发动大军，侵夺疆土城寨，因此结下怨仇，年年交战。如今请求朝廷向我说明大义，特别归还所侵夺的土地；如果能够开恩接纳，我将另外效忠尽力。” 皇帝赐诏说：“近来夏国凭借强势，竟敢进行废辱之事，朕因此震惊，命令边臣前往问责，你们却隐瞒不报。王师出征，大概就是为了讨伐有罪者。如今你派使者入朝，辞礼恭敬顺服，又听说国政已经恢复正常，朕更加嘉许接纳。已经告诫边吏，不得擅自出兵。你也应当谨慎遵守先前的盟约。”又下诏给陕西、河东经略司，命令对新近收复的城寨进行巡逻防守时，不得出城二三里以外。夏国的岁赐全部照旧，唯独夏国请求归还被侵夺的疆土，不予允许。七年春正月癸丑，夏人侵犯兰州。起初，李宪看到夏人到了兰州河外，却徘徊不前，料想他们一定要大举进攻，于是增加城防守备。到这时，夏人果然大举入侵，步兵、骑兵号称八十万，包围兰州，意在一定攻取，督促军队猛烈进攻，箭如雨雹，云梯、革洞等攻城器具从多面同时推进。经过十个昼夜仍未攻克，粮食用尽才退去。不久又侵犯延州、德顺军、定西城以及熙河各堡寨。九月，夏人包围定州城，熙河将领秦贵将其击败。

译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乙丑，夏国主秉常去世，他的儿子干顺即位。起初，秉常派阿拉雅请求兰州、米脂等五座堡寨，神宗不答应。等到哲宗即位，秉常又派使者前来请求。司马光说：“这是边境安危的关键，不可不察看。灵州、夏州之战，本来就是由我们发动的。如今既然已经允许他们内附，如果吝惜而不归还，他们一定会认为恭顺没有好处，不如用武力夺取。小则上书言辞悖慢，大则进攻新城。到了那时，不得已才把它们交还，这对国家的耻辱，岂不是比现在更加严重吗？群臣只看见小处而忘记大处，只顾眼前而遗漏长远，吝惜这些没有用处的土地，使战争连续不断。希望陛下决断圣心，为亿万百姓着想。”文彦博与司马光意见相合，太后将要答应。司马光又想连熙河也放弃，安焘坚持争辩说：“从灵武向东，都是中国过去的土地。先帝有这样的武功，如今无缘无故放弃，难道不是使外藩轻视我们吗？”邢恕也说：“这不是小事，应当向边地之人询问。”司马光于是召来礼部员外郎、曾任河州通判的孙路询问。孙路带着舆地图给司马光看，说：“从通远到熙州，只有一条通道。熙州北面已经接近夏境，如今从北关沿着大河修筑兰州城，然后才可以作为屏障。” 如果把它弃置而送给敌人，一条通道就危险了。”司马光于是停止了放弃熙河的主张。秉常去世后，夏国派使者来报哀。诏令说，从元丰四年用兵以来所得的城寨，等到夏国归还我方永乐城中被俘的百姓后，应当全部划定交还给他们。派穆衍前往吊祭。穆衍上奏说：“如果放弃兰州，熙州就危险；熙州危险，关中就会震动。唐朝自从失去河湟地区，西部边境一有不顺，警报就会传到京都。如今已经过了二百多年，如果不是先帝英武，谁能够收复这些地方？如果一旦把它们交出去，恐怕日后的祸患会超过今日，后悔也来不及了。”放弃的议论于是停止。不久派使者册封干顺为夏国主。五年二月己亥，夏人送还在永乐掠去的官吏和士兵一百四十九人，于是诏令把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座砦归还给他们。夏人得到土地后更加骄横。秋七月，夏人来商议划定疆界。六年九月，夏人侵犯麟州，又侵犯府州。七年冬十月，夏人侵犯环州。绍圣三年冬十月壬戌，夏人侵犯鄜延，进攻金明砦。夏人取得四砦后，连续多年因为疆界没有确定而侵扰边境，还派使者想用兰州全境交换塞门两砦，朝廷没有答应。夏主干顺于是奉着他的母亲，率领五十万人大举进入鄜延。西边从顺宁、招安砦，东边从黑水、安定，中间从塞门、龙安、金明以南二百里之间，夏军接连不断。军队到达延州以北五里，当月又从长城一天驰至金明，列营包围城池。干顺的母亲亲自督促击鼓，放纵骑兵四处掠夺。听说麟州已有防备，夏军又退回金明。后来把精锐骑兵留在龙安，边将率全部兵力出击，毫不退却。金明砦于是被攻破，守军二千八百人，只有五人逃脱。城中粮食五万石、草料一千万束，也全都耗尽。将官张舆战死。当初，皇帝听说夏人入侵，安然微笑说：“五十万军队深入我国境内，不过几天就会取胜，也不过攻下一两座砦，很快就会离去。”后来果然攻破金明，夏军引兵退走。四年夏四月甲辰，知渭州章楶修筑平夏城。章楶认为夏人猖獗，上奏说应在葫芦河川筑城，占据险要地势来逼近夏境。朝廷同意了，于是会合熙河、秦凤、环庆、鄜延四路军队，表面上修缮其他几十座砦以显示怯弱，暗中准备版筑和守战的物资。宋军出到葫芦河川，在石门峡、江口、好水川以北筑成两座砦。夏人听说后，率军来袭，章楶迎击并打败了他们。经过二十天又两天，城池筑成，赐名平夏城，砦名灵平砦。章惇于是请求断绝给夏人的岁赐，并命令沿边各路相继在要害处筑城，以推进并拓展疆土，共五十多处。八月，鄜延经略使吕惠卿收复宥州。吕惠卿请求各路出兵，乘机讨伐夏人，诏令河东、环庆两路都听从吕惠卿的约期。吕惠卿于是派将官王愍攻破宥州。不久又奏请修筑威戎、威羌两城，加授吕惠卿银青光禄大夫。当时章惇肆意制造边境事端，所以各道兴工筑城，屡次得到爵位和赏赐。元符元年冬十月己亥，夏人包围平夏城，章楶抵御他们，擒获了夏军勇将威明阿密西。寿监军美楞多布斩杀、俘获了很多夏军，夏人十分震惊。防守胜利的消息传到朝廷后，皇帝在紫宸殿接受庆贺。章楶在泾原任职很久，曾说夏人贪利而畏惧威势，如果不加以惩罚，边境就不能安宁。应当逐步夺取他们的土地，像古代削地的制度那样，以巩固我国边防。然后各路出兵，选择要害之处，不必一再举兵，夏人的形势将会自行窘迫。章惇与章楶同宗，章楶的话多被采纳。因此创建一州、修筑九座城砦，多次打败夏人。各路也大多修建城砦来逼近夏境。到这时有了平夏城的防御，夏人不再振作。二年三月丙辰，夏人向辽求援。辽主派佥书枢密院事萧徳崇来替夏人议和，并献上玉带。诏令郭知章答复。复信说：“如果确实出于至诚，深深悔过谢罪，应当慢慢衡量适宜的办法，为你们开辟自新的道路。”冬十月，答应夏人与宋通好。夏人屡次战败，派遣他们的臣子凌囊威、明济勒。等人来谢罪，并且进献誓表。诏令答应与他们通好，岁赐照旧。从此西部边境的百姓稍微安定。徽宗崇宁三年十二月，任命陶节夫经制陕西、河东五路事务。当初，蔡京任命陶节夫为鄜延帅，陶节夫尤其荒诞妄言，每修筑一座城寨，就上奏说：“这是西人必争的要害之地。”不到一年，他从常调升为枢密直学士。然而他从未派一名骑兵或一名士卒出塞，因为同敌人交战就有胜负，单独修筑城寨却没有危险。而且这些城寨都距离灵武数百里，是敌人到不了的地方，所以都能建成并据此论功行赏。蔡京又竭力支持这种做法，所以有了这项任命。

译四年三月，王厚被贬到郢州。当初，蔡京派王厚招降夏国卓罗右厢监军星多保忠。王厚说保忠虽然有归附的意思，但部下没有愿意跟随他的。王厚多次上奏，蔡京对他的责备越来越急。王厚于是派弟弟前往保忠那里，回来时被夏人的侦察者捕获。于是朝廷追查保忠，命他前往夏军牙帐。王厚认为，即使保忠被放回而不被夏人杀死，也不能再掌管军政，只会得到一个普通人，有什么益处？蔡京大怒，命令用金帛招降他。夏人于是向渭、延、庆三路派出各数千骑兵出没，声称要向辽借兵。朝廷采用蔡京的计策，又命西部边境能够招降夏人的，无论首领还是随从，都与斩获敌人首级同样赏赐。命陶节夫在延安大力招诱。夏主派使者恭敬请求，宋朝都拒绝了。又命令杀掉夏人的牧民，夏人于是进入镇戎，掠走数万人口，并与羌族酋长锡罗萨勒合兵，逼近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兵抵御，行军三十里，被羌人擒获。都尔伯对部下说：“此人夺走我国使者，使我的宗族流离失所。”于是杀了高永年，剖取他的心肝吃掉。不久羌人又在大通河桥分兵反叛，新疆大为震动。事情传到朝廷，皇帝大怒，亲自写下五路将帅刘仲武等十八人的姓名，命御史侯防前往秦州逮捕治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侯防到达秦州，刘仲武等人穿着囚服听候命令。侯防晓谕他们说：“你们都是侯伯，不必让狱吏侮辱，只须据实回答。”案件审理完毕后，侯防上奏说：“汉武帝杀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免孟明、子玉被缢死而晋侯高兴；诸葛亮死后蜀国就轻弱了。如今羌人杀了我国一名都防，却使十八位将领因此获罪而死，这就像自己砍伤肢体；想使身体不生病，能做到吗？”皇帝醒悟，释放他们，不再治罪，只有王厚因逗留贻误军机获罪，被贬为郢州防御使。政和五年春正月，童贯派熙河经略使刘法率步兵、骑兵十五万人从湟州出兵，秦凤经略使刘仲武率兵五万人从防州出兵。童贯把中军驻扎在兰州，为两路军声援。刘仲武到达清水河，筑城驻守后返回。刘法在古骨龙与夏国右厢军交战，大败夏军，斩首三千多人。二月，任命童贯统领六路边防事务。当时永兴、鄜延、环庆、秦凤、泾 原、熙河各自设置经略安抚司，由童贯统领，于是西部边境的权力全都归于童贯。九月，王厚、刘仲武会合泾原、鄜延、环庆、秦凤四路军队，攻打夏国臧防河城，战败，死者十之四五。童贯隐瞒不报。不久，夏人劫掠萧关后离去。六年春正月，童贯派刘法、刘仲武合并熙河、秦凤两路十万军队，攻打夏国仁多泉城。城中兵力单薄，守军孤立无援，于是投降。刘法接受投降后却屠杀了城中人。渭州将领种师道攻克夏国臧防河城。种师道是种世衡的孙子。宣和元年三月，童贯派熙河经略使刘法攻取朔方。刘法不想出兵，童贯强行派遣他，于是率兵两万人出发，到达统安城。遇到夏主的弟弟察克率领步兵、骑兵列成三阵，阻挡刘法的前军，另派精锐骑兵登山，从后方出击。大战持续了七个时辰，前军杨惟忠败退进入中军，后军焦安节败退进入左军，朱定国从早到晚奋力作战，士兵饥饿、战马口渴，死者很多。刘法趁夜逃走，天亮时已经逃出七十里，到达葢朱峗。守军追上他，斩下他的首级离去。察克见到刘法的首级，悲悯地对部下说：“刘将军先前在古骨龙、仁多泉打败过我，我曾经躲避他的锋芒，以为他是上天生出的神将，哪里料到今天竟被一个小卒砍下首级呢？他的失败在于倚仗胜利而轻率出兵，这一点不可不戒。”于是乘胜包围震武。震武在山峡之中，熙河、秦凤两路无法供应粮饷；自从筑城以来三年间，知军李明、孟清都被夏人杀死。到这时城池又将失守，察克说：“不要攻破这座城，留下它作为南朝的病块。”于是自行撤离。当时各将所筑的城砦，都在不毛之地，是夏人不争夺的地方，关辅地区却因此变得萧条。刘法战败身死后，童贯才把情况上报，数百人因而受赏。六月，夏人派使者来纳款，诏令童贯停止用兵。熙河之战。神宗熙宁三年冬十月，秦凤经略使李师中被贬为舒州知州。在此以前，建昌军司理王韶到朝廷，上奏平戎三策，认为西夏可以攻取。要攻取西夏，应先收复河湟；要收复河湟，应先用恩德和信义招抚沿边各族。从威武以南直到洮河、兰、鄯，都是过去的汉郡，那里的土地可以耕种取食，百姓可以征用役使。现在各个羌族分散割据，没有统一，这正是可以合并兼并并加以安抚的时候。况且唃氏的子孙玛尔珍势力正盛，受到各戎族畏惧。如果招抚他，使他纠集宗族党羽，控制自己的部族，对汉朝来说就是身边的助力，也能使夏人无法与之联合，这是上策。皇帝认为他的话奇异，召来询问方略。王安石认为王韶非同寻常，请任命王韶管干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王韶请求在渭、泾两河上下筑城，屯兵以安抚、招纳洮河各部。朝廷交给李师中商议，李师中认为不便。诏令李师中停止帅府事务。王韶又说：从渭源到秦州，有万顷良田没有耕种，希望设置市易司，逐步收取商人的利润，用赢余治理田地，请求借官钱作为本钱。诏令秦凤经略司用川交子购买物货供给他，命王韶掌管市易事务。李师中说：王韶所说的田地其实是最边远的弓箭手土地，而且还要把市易司迁到古渭，恐怕秦州从此会更加多事，所得补偿不了所失。王安石支持王韶的主张，于是削夺李师中的职务，调任舒州知州，改任窦舜卿为秦州知州。窦舜卿与内侍李若愚查验闲田所在，只得到一顷土地，地主又提出诉讼，土地便归还给他了。窦舜卿、李若愚上奏说王韶欺骗，王安石又替窦舜卿辩护，反而贬谪窦舜卿，任命韩缜处理此事。韩缜于是附和王韶，证实了他的说法，便晋升王韶为太子中允。四年八月，命王韶掌管洮河安抚司事务。当时朝廷商议收取河湟，从古渭砦连接青唐，武胜军负责招纳蕃部、市易、募人、营田等事务，也都命王韶主持。王韶到秦州后，会合各将，认为蕃部的俞龙珂在青唐势力最大，渭源的羌人与夏人都想羁縻他，于是商议先发兵讨伐。王韶借巡视边境之机，带领几名骑兵直接抵达他的帐幕，向他说明成败利害，于是留下住宿。第二天早晨，两族都派本族豪强跟随王韶向东。俞龙珂率领所属十二万人口归附。俞龙珂归附朝廷后，自己说平生听说包中丞是朝廷的忠臣，请求赐姓包氏。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赐姓包，取名顺。

译五年五月，把古渭砦改为通远军。皇帝有意收复河陇，防定州驻泊都监张守约请求把古渭设置为军，作为陇右的根本，皇帝听从了，任命王韶知军务，实行教阅法。八月，秦凤路沿边安抚王韶率兵攻打吐蕃，请求神平攻破防罗觉穆尔瑞巴等部族。当初，各个羌族都凭险据守，各将谋划在平地列阵，王韶说：“敌人不离开险地来交战，我军就必然白白返回。如今既然已经进入险地，就应当使险地归我们所有。”于是径直赶往玛尔邦山，压迫敌军列阵，下令说：“敢说退兵的斩首。”敌人从高处冲下来交战，宋军稍稍后退，王韶亲自穿戴甲胄，指挥帐下士兵迎击，羌人大败，宋军焚烧他们的庐帐后返回，洮西大为震动。防穆珍渡河来援，残余部众又聚集起来，王韶告诫另一名将领从竹牛岭道路张扬军队声势，自己暗中率军越过武胜，与玛尔珍的首领辖裕勒等交战，击败他们，于是修筑武胜城，建立为镇洮军。王韶说：“安排洮河事务，只使用贸易所得的利息钱，从未擅自耗费官府本钱。”文彦博说：“工匠造房子，开始一定把预算说得少，希望人们容易动工；等到工程已经开始，知道不能停止，才逐渐增加费用。” 皇帝说：“房屋坏了，难道可以不修吗？”王安石说：“主持此事的人善于计算，自有他的考虑，难道会被工匠欺骗吗？”文彦博不敢再说话。从此王韶进兵讨伐，敢于肆意欺骗夸大，朝廷也不再和他计算钱财。冬十月，设置熙河路，统领熙河、洮、岷州和通远军，将镇洮军升为镇洮军。改为熙州，任命王韶为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但河州、洮州、岷州仍然没有能够收复。十一月，河州首领辖裕勒等人来投降，任命他们为内殿崇班，赐姓名包约。六年二月，王韶收复河州。▯穆珍妻子九月，岷州首领穆珍献城投降。当初，王韶收复河州后，防定州投降的羌人反叛，王韶回军攻击他们。吐蕃的穆珍于是占据河州。王韶进兵攻破噶纳木藏城，穿过露骨山，向南进入洮州境内，道路狭窄险隘，便放弃骑马徒步行军，有时一天走六七里。穆珍留下党羽守卫河州，亲自率军跟随宋军。王韶奋力作战，将他击败赶走，河州又恢复安定。穆珍听到宋军先声，便献城投降。王韶进入岷州，于是宕、洮、叠三州的羌族酋长都献城归附。王韶行军五十四天，跋涉一千八百里，得到五州，斩首数千级，俘获牛、羊、马数以万计。战报送到朝廷，皇帝在紫宸殿接受群臣祝贺，解下自己所穿的玉带赐给王安石。晋升王韶为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七年二月，知河州景思立与吐蕃别将交战于塔布城，战败身死。三月壬寅，穆珍侵犯岷州。穆珍虽然屡次战败，但栋戬的别将青伊结果荘所率部众又多次侵扰河州所属蕃部。当时王韶入朝，景思立已经战死，穆珍的势力又重新强盛，于是侵犯岷州。刺史高遵遣包顺将其击退。这月，朝廷派使者分别巡视各路，招募武士前往熙河。夏四月，穆珍再次侵犯河州，将城包围。当时敌势正盛，王韶从京师返回到兴平，听到消息后，便与李宪日夜奔驰到熙州。熙州正在筑城防守，王韶命令撤除工事，选得士兵二万人。各将想直奔河州，王韶说：“敌人之所以围城，是倚仗有外援。攻击他们所倚仗的地方，包围自然就会解除。”于是直奔定羌城，击破西蕃结河川部族，截断夏国的通路，进兵逼近宁河，分别命令偏将进入南山。穆珍知道援军断绝，便拔营离去。王韶返回熙州，率军沿西山前进，绕到塔布城后方，焚烧敌军八十座帐篷，斩首七千多级。穆珍陷入困境，率八十多个酋长到军门请求投降，王韶接受了，将穆珍送往京师。当初景思立军队覆没时，羌人的势力又强盛起来，朝廷商议想放弃熙河，皇帝因此忧劳得不能安食，多次下诏告诫王韶慎重，不要出兵。到这时，皇帝非常高兴，任命穆珍为荣州团练使，赐姓名赵思忠。八年十二月，任命王韶为枢密副使。九年二月，吐蕃果荘侵犯五牟谷，蕃将凌戬诺尔结将其大败。十二月，果荘在洮、岷一带聚集军队，胁迫新近归附的羌人，许多人归附了他。皇帝派遣内侍。押班李宪乘驿马前往秦凤、熙河处理边防事务，诏令各将都受他节制。御史彭如砺等极力论说这样做不可，并且说：“果荘造成的祸患小，任用李宪造成的祸患大。李宪不能成功，祸患还小；如果成功，祸患就大了。”奏章两次上呈，皇帝都不听。十年二月，王韶被罢免。王韶与王安石有隔阂，又把长期用兵、远方经营的过失归咎于朝廷，皇帝也不高兴。他多次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归乡，于是出任洪州知州。王韶凭空开拓边境，很快升入执政之地位，但用兵有谋略。临出兵时，他召集各将授予方略，不再过问其他事务。每次交战一定防备周密，常常夜里睡在帐中，前部遇到敌军时箭石已经飞到，呼喊声震动山谷，侍从吓得大腿发抖，而王韶却鼻息平稳，人们都佩服他的气度。夏四月，赐给熙河路军队特别支给钱，战死者赐帛。十一月，任命宗格首领青伊结果荘为廓州刺史，鄂特凌古为松州刺史。哲宗元祐二年八月，岷州将领种谊收复洮州，擒获果荘青伊结，用囚车送往京师。当初栋戬死后，他的养子阿里库继任邈川首领，逼迫果荘率领部众占据洮河、岷州。种谊等率军擒获他，将他安置在秦州听候命令，并招抚他的儿子结鄂特促及部属，让他们通过赎罪自保。阿里库害怕了，于是上表谢罪。

译元符二年秋七月，洮西安抚使王赡攻取吐蕃的邈川、青唐，降服其酋长玛尔珍。当初，阿里库死后，他的儿子玛尔珍继位。玛尔珍生性嗜杀，部众离心。大酋长森摩钦戬等人另有打算，认为玛尔珍的叔父索诺木丹津勇猛强悍，便诬陷并杀死了他。他的党羽都被杀死，只有绰尔结逃脱。绰尔结奉栋戬的远族溪巴乌之子必赞占据溪格城，玛尔珍攻打并杀死必赞，绰尔结逃到河州，向知州王赡说明攻取青唐的策略。王赡向朝廷上奏，章惇同意了。到这时，王赡带兵奔赴邈川，守城者献城投降。王赡留下军队驻守。玛尔珍知道部下多有叛意，于是从青唐脱身来向王赡投降。诏令以胡宗回为熙河帅，节制王赡。八月，在防州筑城。元丰年间，虽然把兰防路与熙河合为一路，但会州实际上还没有收复。到这时，才开始在防州筑城，把西安城以北六砦隶属其中。闰九月，吐蕃隆赞重新占据青唐，王赡将他击败并使其投降。诏令把青唐改为鄯州，把邈川改为湟州。当初，玛尔珍向王赡投降后，王赡与总管王愍争功，互相到朝廷争讼。于是青唐大酋长森摩钦戬迎接溪巴乌入城，拥立穆珍的儿子隆赞为首领，势力又重新壮大。玛尔珍非常害怕，自行剃发做和尚，希望祈求免死。熙河帅胡宗回督促王赡进军，王赡迅速攻打隆赞，隆赞和森摩钦戬等人都出城投降。王赡进入并占据其城，把青唐改为鄯州，由王赡任知州；把邈川改为湟州，由王厚任知州。三年三月，诏令放弃鄯州、湟州，把它们交给吐蕃。当初，王赡留守鄯州，放纵部下抢掠，羌人于是离心。森摩等人联合各族帐落谋反，王赡击破他们，将其全部捕获斩杀。城中羌人的尸体堆积如山。王赡又暗示各羌族酋长，把能作战的士兵全都在手臂上刺字，没有响应的人也不放过。绰尔结请求回去统率本路，充当倡导者，王赡答应了他。绰尔结离开后便聚集数千人，包围邈川。夏季，夏人出兵十万人援助他，城中十分危急。苗履、姚雄率领所属军队前来救援，包围才解除。王赡于是放弃青唐返回。溪巴乌和他的儿子锡罗萨勒占据青唐，群羌又联合进攻邈川。王厚也无法支撑。朝廷议论请求连邈川也放弃，并且认为隆赞是穆珍的儿子，于是任命他为鄯州知州，赐姓名赵怀德。他的弟弟巴尔辟勒、鄂丹斡分别赐名怀义，任湟州同知。加授玛尔珍为怀远军节度使，而将王赡贬到昌化军。王厚被贬到贺州，胡宗回被夺去官职，任蕲州知州。王赡到达穰县后，自缢而死。徽宗崇宁元年十二月，蔡京论说前任宰执韩忠彦等人主张放弃湟州，导致边防失守，又推荐高永年、王厚担任将帅，皇帝同意了。二年夏四月，诏令宦官童贯监督洮西军。六月，童贯收复湟州。当初，蔡京重新主张开拓边境，恢复王厚原来的职务。羌人都尔伯奉立锡罗萨勒，谋划复国。赵怀德害怕受到逼迫，逃到河南。各部落轮流挟持他，以此号令各部。朝廷担心羌人相互煽动联合，于是命王厚安抚洮西，合兵十万人讨伐他们。蔡京又与内客省使童贯友善，便说童贯常常出使陕西，熟悉五路事务和各将的才能，请依照李宪的旧例，让童贯监督军队。皇帝同意了。童贯到湟州时，正好禁中太乙宫失火，皇帝下手札叫童贯停止西行用兵。童贯拆开看后，立即把手札塞进靴子里。王厚问他原因，童贯说：“皇上催促我们成功罢了。”于是继续前进。都尔伯知道宋军将到，聚集部众抵抗。王厚声称要驻兵，却暗中告诫羌人出行，使他们防备更加松懈。于是与偏将高永年分路进军。都尔伯的三个儿子率数万人分别占据要害，王厚击杀其中两个儿子，只有小儿子阿防中箭逃走，途中遇到都尔伯，便一同逃走。王厚于是攻取湟州。战报传来后，蔡京进官三等，蔡卞以下进官二等。向熙河、兰防路颁降恩诏，追究放弃湟州的罪责，贬韩忠彦为磁州团练副使，安焘为祁州团练副使，曾布为贺州别驾，范纯礼为静江军节度副使，削夺蒋之奇三秩。凡是参与商议此事的人，都分别贬出。三年夏四月，王厚收复鄯州、廓州。五月，封蔡京为嘉国公，任命王厚为武胜节度留后。当初，王厚率大军驻扎在湟州，命高永年率左军，别将张诫率右军，自己率领中军。约定在宗格川迎战羌人，在宗水边列阵，锡罗萨勒依靠北山驻扎。王厚张起黄屋车盖，竖起大旗，登高指挥呼喊。羌人看到中军的旗鼓，争相奔来。王厚指挥游骑登山，从北面进攻；又亲自率强弩迎面射击，羌人退走。右军渡水攻击，狂风卷起沙尘，遮住羌人的眼睛，使他们无法视物，于是大败，斩首四千三百多级，俘获三千多人。锡罗萨勒骑一匹马逃走，他的母亲龟兹公主和各酋长打开城门投降。王厚估计锡罗萨勒一定将逃往青唐，准备夜间追击。童贯认为追不上，于是停止进军，向青唐进发。得知锡罗萨勒停留一夜后已经离去，童贯才后悔。王厚率大军奔赴廓州，羌族酋长落施军令结率众投降，于是进入廓州。诏令加蔡京为司空，封爵，并破格任命王厚为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史臣说：吐蕃的后裔守卫西部边塞，成为不侵犯、不叛乱的臣民，本来曾经为王室效力，奋力攻击夏国这个敌人。然而王安石支持王韶，章惇支持王赡，蔡京支持王厚，三次在他们的国家用兵。唃氏的子孙没有罪，却遭到覆亡；功业虽然最终完成，边患却没有停止。等到金人取得青陇，才得以寻找他们的后代，延续他们的祭祀血脉。谁说金人没有人才呢？泸夷。神宗熙宁六年五月，泸夷叛乱。诏令派中书检正官熊本担任梓夔访察使，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处置各夷事务。七年春正月，熊本平定泸夷。熊本曾任戎州通判，熟悉夷族内部的风俗；到达辖区后，认为那些能够扰乱边境的人，是凭借十二个村寨的豪强作为向导，于是用计诱来一百多人，在泸州斩首示众。他们的同党吓得双腿发抖，愿意拼死效力赎罪。只有柯阴的一名酋长没有到来。熊本会合晏州十九姓的部众，调发黔南义军，派强弩大将王宣等率军前进。敌人竭尽兵力抵抗，王宣在黄▯之下击败他们，追击败军深入柯阴。敌人困窘后请求投降，熊本接受了，将其丁口、土地以及珍贵财物和良马全部登记，归于官府；任命其酋长海努勒为归徕州知州，其子弟和弟弟任蕃部巡检。于是淯井、长宁的乌蛮罗氏鬼主及各夷族，都愿意世代担任汉朝官员。熊本回来时，皇帝慰劳他说：“你没有耗费财物，也没有伤害百姓，一旦之间就除掉了百年的祸患。”至于檄文和奏章详细明白，近来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提升为集贤殿修撰，赐三品服。西南地区的用兵从此开始。

译八年十一月，熊本攻打渝州的獠人。渝州南川的獠人穆敦叛乱，诏令熊本安抚他们。熊本进军驻扎在铜佛坝，击破穆敦的党羽。穆敦把溱州五百里土地献出归附，设置四砦九堡，建立铜佛坝为南平军。召熊本回朝，任知制诰。元丰三年五月，又诏令中州团练使韩存宝经制泸夷。在此以前，渝州獠人侵犯南川，他们的酋长阿鄂特逃到海努勒那里。熊本重金悬赏并发布檄文要杀他，阿鄂特凶悍狡猾，熟知边境间隙，海努勒把他藏起来而没有杀掉。后来海努勒年老，把兵力交给他的儿子奇塔特，于是奇塔特与阿鄂特侵扰各部。当时罗茍夷叛乱，侵犯纳溪，提刑穆珦说：“罗茍首先发动事端，如果不加诛讨，乌蛮就会观望，造成的祸害不会小。”于是诏令韩存宝进攻。韩存宝召奇塔特从两面夹击讨伐，扫荡五十六村、十三囤，蛮人请求投降并承诺缴纳租赋，于是停止用兵。到这时，奇塔特率步兵、骑兵六千人来到江安城下，要求赏赐平定罗茍的功劳，几天后才引兵离去。知泸州乔叙派梓夔都监王宣率兵二千守卫江安，又用财物招诱奇塔特，在纳溪与他结盟。蛮人认为宋军畏惧自己，越发傲慢无礼。结盟五天后，奇塔特便率众包围熟夷罗个牟部族。王宣前去救援，全军都覆没了。事情于是扩大，朝廷用驿马召韩存宝回朝，授予他方略，统率三将的兵力一万八千人奔赴东川。韩存宝胆怯懦弱，不敢前进。奇塔特送来降书，欺骗说要投降，韩存宝相信了他，于是在绵、梓、遂、资之间停止用兵。四年秋七月，韩存宝因逗留不进、没有功绩获罪，在泸州被诛杀，以步军都虞候林广代替他统兵。当时奇塔特又送来降书，皇帝认为他反复无常，并没有投降的意图，督促林广进兵。林广于是把奇塔特击败于纳江，攻破乐共城，斩首二千级。奇塔特逃走，林广率军深入，从纳江出发便进入丛林密箐，天天下雨下雪，士兵和民夫因疾病死亡，数也数不清，往往还把僵尸割成肉片食用。经过鸦飞不到的山地，到达归徕州，最终没有抓到奇塔特，只得返回。当时朝廷因安南用兵无功而惩罚将领，又正准备大举攻伐夏国，所以诛杀韩存宝来号令各将。《宋史纪事本末》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史纪事本末》卷十。明，冯▯原编。陈邦瞻增辑。元祐更化。神宗元丰八年三月，皇帝驾崩，皇太子煦即位，当时十岁。太皇太后高氏临朝，与皇帝共同听取政事。太后开始听政后，立即遣散修筑京城的役夫，停止建造军器以及禁廷中的工艺工程，驱逐近侍中尤其无状的人。告诫朝廷内外不得苛征暴敛，放宽民间保户养马的事务，这些都是由中书省办理的。宰相王珪等人并不知道这些事。司马光听到先帝丧事的消息，入朝哭临。当时司马光已经罢官居住在洛阳十五年，田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女儿童也知道有君实这个人。到这时他入朝哭临，卫士见到司马光，都抬手加额致敬。百姓拦在道路上喊道：“您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天子，使百姓活下去。”他所到之处，人们都聚集观看。司马光害怕，急忙返回。太后派梁惟简慰劳司马光，询问治理政事应当先做什么。司马光上疏说：“我听说《周易》说天地之气相交就成为泰卦，不相交就成为否卦。君主如同天，臣民如同地。因此君主放低心态来询问，臣下竭尽诚意提出可行和不可行的意见，各项政务就能得到整治，国家就能安定。君主厌恶逆耳之言，臣下经营保全自身的计策，那么下情就会堵塞而不能上达，上面的恩泽也会壅塞而不能下达。自从有人类以来，治乱没有不由此道产生的。道就像岔路，起初只差半步，后来就会相差千里。” 现在陛下刚登上帝位，太皇太后共同处理万机，刚刚发布号令，正是治乱分岔、安危由此分开的时刻。应当把紧要急切的事情放在前面，把琐碎细小的事情放在后面。我私下看到，近年以来风俗衰败，士大夫把苟且迎合、委曲求容当作聪明，把危言正论当作狂妄，因而下情被遮蔽而不能上达，上面的恩泽被堵塞而不能下传。民间百姓忧愁困苦，痛心疾首，却不能让上面知道；明主忧劳勤政，早起晚睡，却没有地方听取下面的诉说。这些都是群臣的罪过，而愚昧的百姓不了解，往往把怨恨归于先帝。我认为今天最应当先做的事，没有比明发诏书、广开言路更重要的了。不论有官职还是无官职，只要知道朝政的缺失和民间的疾苦，都允许进呈实封状，尽情极力陈说。还要颁发到各路州军，张榜晓谕。在京城就投到登闻鼓院，委托主判官立即送入；在外地就投到州军，委托长吏当天附驿上奏。都不得索取副本，也不得强行压制退回。如果群臣中有人阻挠，这个人一定有奸恶之心，害怕别人指责揭发，只想堵塞圣聪，这一点不可不察。”诏令同意了。夏四月甲戌，诏书说：“先皇帝临朝十九年，建立政事来使天下受恩泽，但有关官署执行不当，几乎造成烦扰；有的苟且敷衍，徒具文书形式，不能把实际恩惠施行天下。” 应当再次告谕朝廷内外，齐心奉行诏令，以符合先帝使百姓得到惠益安宁的心意。五月丙申，诏令百官陈说朝政缺失，在朝堂张榜公布。当时有大臣不高兴，便在诏书中设置六条限制来阻止进言，说：“如果暗中另有打算，越过自己职分；或者煽动、动摇机密事务，或者迎合已经施行的命令，对上用来窥测朝廷的意图，以侥幸求得进用；对下用来迷惑流俗的情绪，以此谋求虚名。像这样的人，一定严惩不赦。”太后又把诏书草稿封好给司马光看，司马光说：“这不是求取谏言，而是在拒绝谏言。人臣只是不开口，一开口就会被归入这六条了。”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员外郎王谔都应诏陈说政事，有人想借这两个人来惩罚天下进言者，说他们越过本职进言，罚铜三十斤。司马光完整地论述其中的情况，朝廷于是改正诏书并施行。于是进呈封事的有数千人。丙辰，任命蔡确、韩缜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中书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诏令起用司马光为陈州知州，司马光经过宫门入朝觐见，朝廷留他任门下侍郎。当时天下百姓伸长脖子、擦亮眼睛，等待观察新政，但议论者仍然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司马光说：“先帝的法令，其中好的即使经过百世也不能改变。至于王安石、吕惠卿所制定的那些危害天下的措施，改正它们应当像抢救火灾、拯救溺水一样迅速。” 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亲的身份改正儿子的政策，并不是儿子改正父亲的政策。”于是众人的议论稍稍平息。罗从彦说：“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是孝子居丧期间，心中存念父亲在世时的道理，并不一定是说主持政事。何况现在正是把危险变为安全、把混乱变为治理的时候，行动迅速就能成功，行动迟缓就来不及了。加以改正正是为了尽孝。天子的孝，在于保全天下。司马光没有立即处理这些事，反而说……” “以母亲的身份改正儿子的政策，不是儿子改正父亲的政策。用这句话来压制众人的议论，就错了。”后来到了绍圣年间，排斥陷害忠良，损害了政事，这难道也是司马光有意招致的吗？朝廷召程颢任宗正寺丞。当时朝政刚刚更新，贤德之人得到提拔。程颢虽然官职不高，却特别受到当时舆论的推重，所以有这次召命。程颢因病不能赴任，不久去世。丁亥，诏令朝廷内外的臣民，允许直言朝政得失和民间疾苦。秋七月戊戌，任命吕公著为尚书左丞。当初，吕公著任扬州知州，被召任侍读，太后派使者迎接，询问他想说什么。吕公著说：“先帝的本意，是把宽减赋役、节省民力放在首位，但提出建议的人却把变法、侵扰百姓作为要务，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便一概排斥，所以时间一久弊病越来越深，法令施行而百姓更加困苦。如果确实得到中正之士，探求天下的利弊，协力去做，应该不会困难。”于是上奏十件事说：“敬畏上天，爱护百姓；修养自身，讲习学问；任用贤能，采纳谏言；减轻赋税，减少刑罚；戒除奢侈，不要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