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卷八

译皇帝说：“哪个时代没有小人？即使尧舜之时，也不能没有四凶。”王安石说：“正因为能够辨别四凶并诛除他们，这才成为尧舜。如果让四凶任意施展他们的奸邪，那么皋陶、夔、稷、契又怎么肯苟且领取俸禄来终身任职呢？”十一月，郊祀前，执政以黄河以北发生旱灾、国家费用不足为由，请求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金帛。皇帝下诏让学士们商议。司马光说：“救灾、节省费用，应当从地位尊贵而接近皇帝的人开始，可以听从这个请求。”王安石说：“常衮辞去堂馔，当时人们认为常衮自己知道不能胜任，应当辞职，不应当辞去俸禄。况且国家费用不足，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不过是加重盘剥、聚敛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可以不增加赋税而使国家费用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百物，不在民间就在官府。那种设法夺取百姓财物的做法，其危害反而比增加赋税更严重。这大概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把它记下来，是为了表现桑弘羊的不明智。”双方争论不止。皇帝说：“我的意见和司马光相同，但姑且用不准许来答复他们。”于是王安石起草诏书，援引常衮的事情，责备两府。两府不敢再辞谢。熙宁二年二月庚子，任命王安石参知政事。当初，皇帝想任用王安石，曾公亮极力推荐他。唐介说王安石难以担当重任，皇帝说：“他的文学不能任用吗？他的经术不能任用吗？他的办事才能不能任用吗？”唐介回答：“王安石好学却拘泥古法，所以议论迂阔；如果让他执政，一定会有很多变更。”唐介退下后对曾公亮说：“王安石如果得到重用，天下一定会困扰，各位应当自己知道这一点。”皇帝问侍读孙固：“王安石可以任宰相吗？”孙固回答：“王安石的文章和品行都很高，任侍从、献纳之职就可以了。宰相自有宰相的尺度，王安石性情狭窄、不能容人；如果一定要寻找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才是合适的人选。”皇帝不以为然，最终还是任命王安石参知政事，对他说：“人人都不了解卿，认为卿只懂经术，不懂世务。”王安石回答：“经术正是用来治理世务的。”皇帝问：“卿所要推行的措施，以什么为先？”王安石回答：“末世的风俗是，贤能的人不能实行正道，不肖的人却能实行无道；卑贱的人不能实行礼制，尊贵的人却能实行无礼。改变风俗、建立法度，是当前最急迫的事情。” 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甲子日，朝廷商议推行新法。王安石说：“周代设置泉府之官，用来防止兼并，使贫困者得到均济，调剂天下的财货。后世只有桑弘羊、刘晏大致符合这一思想，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制的本意，反而认为君主不应当同百姓争利。如今想治理财务，就应当修复泉府的法制，以收回财利之权。”皇帝采纳了他的说法。王安石又说：“人才难以得到，也难以了解。如今让十个人治理财务，其中容或有一两个人办坏事情，异议就会乘机而起。尧和群臣共同选择一个人治水，尚且不能没有失败，何况所选择、任用的不是一个人，怎么能没有过失？关键应当计算利害的多少，不要被异议迷惑。”皇帝说：“因为一个人办坏了事情就废止整个计划，这正是事情很少成功的原因。”于是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管筹划国家财务，商议变更旧法，以疏通天下的财利，命陈升之、王安石主持其事。当初，泉州人吕惠卿以真州推官任期届满进入京城，和王安石谈论经义多有相合，于是结为朋友。吕惠卿趁机对皇帝说：“吕惠卿的贤能，即使前代儒者也不容易相比。学习先王之道而能够运用的，只有吕惠卿罢了。” 于是任命吕惠卿和苏辙一同担任检详文字，事情无论大小，王安石都一定同吕惠卿谋划；凡是提出请求的章奏，大多出自吕惠卿之手。又任命章惇为三司条例官，曾布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凡有奏请，朝臣认为不便利的，曾布一定上疏逐条分析，以坚定皇帝的意志，使皇帝专任王安石，用威势胁迫众人，让他们不敢说话。因此王安石信任曾布，仅次于吕惠卿；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各项事务相继兴办，号称新法，颁行天下。王安石与刘恕友善，想引荐他进入三司条例司，刘恕以不熟悉钱谷事务为理由推辞，并且说：“天子正把大政托付给公，应当扩大推行尧舜之道来辅佐明主，不应当把财利放在首位。”王安石说：“财利用来调和义理，善于运用它，就是尧舜之道。”当时争论新法，朝廷中许多大臣的意见不一致。王安石说：“诸位只是因为不读书罢了。”赵抃说：“您这话错了，皋陶、夔、稷、契的时代，有什么书可读呢？”王安石不回答。夏四月丁巳，听从三司条例司的请求，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王广渊八人巡行各路，考察农田水利和赋役。” 苏辙说：“役使民户不能不用乡户，就像官府办事不能不用士人一样。乡户有田地作为生计，所以没有逃亡的忧虑；他们质朴愚直而少有欺诈，所以没有欺骗轻慢的祸患。如今却舍弃这些人不用，我私下担心掌管财物的人一定会有盗用的奸弊，捕盗的人一定会有逃窜失职的弊端。唐代杨炎制定两税法时，取大历十四年应当征收的赋税数额，来确定两税的定额，那么租、调和庸已经一并包括在内了。如今两税照旧征收，为什么又要征取庸钱呢？况且品官之家免除徭役，已经很久了。古代国子中才俊之士，如果将要任用他们的才能，就都免除本人徭役；胥吏、史官等地位低下的官吏既然已经被官府任用，也都免除其家人的徭役。圣人的旧法实在有深意，为什么到了官户又要让他们服役呢？”皇帝不听。六月丁巳，罢免御史中丞吕诲。王安石执政以后，士大夫大多认为任用了合适的人，唯独吕诲说他不通晓时事，重用他并不合适。吕诲将要入朝应对，学士司马光也将前往经筵，两人相遇后一同走，司马光私下问他今天准备说什么事。吕诲说：“弹劾的奏疏在匣中，是针对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司马光惊愕地说：“众人都高兴得到人才，为什么要弹劾他呢？”吕诲说：“君实也要说这种话吗？”

译王安石虽然一时有声望，但喜欢固执偏见，轻信奸邪反复之人，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听他们的话时觉得很好，实际施行起来却疏漏。把这样的人置于宰辅之位，天下一定会遭受他的祸害。况且皇上刚即位，能够共同谋划治理天下的不过二三位执政大臣罢了，假如不是合适的人，就会败坏国家大事。这是心腹之患，难道可以缓办吗？上防说：“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王安石表面显得朴实粗野，内心却藏着巧诈；骄傲傲慢，轻侮皇上，阴险残酷，伤害万物。我实在担心陛下喜爱他的才辩，久而久之倚重他，使大奸之人得到进用，众多奸邪之徒一齐进来，那么贤能的人就会全部离去，祸乱也会由此产生。我考察王安石的行迹，他本来没有长远谋略，只是一味务求改作，故意在人前标新立异，徒然讲究文辞来掩饰错误，打算欺骗皇上、蒙蔽下民。我私下担忧，误害天下百姓的，必定就是这个人。”防上奏后，皇帝正眷顾信任王安石，便把他的奏章退还了。防悔恨，于是请求离职，王安石也请求离职。皇帝对曾公亮说：“如果让防出去，恐怕王安石会不安心。”王安石说：“臣把自身献给国家，陛下处置臣合乎义理，臣怎么敢因为外在形迹而自我嫌疑？如果只是为了去留而计较，那就让他出去吧。”防任邓州知州。防被斥退后，王安石更加自行其是。司马光因此佩服防的先见之明，认为自己比不上他。秋季七月辛巳日，设立淮南、浙江、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淮南东路六路均输法。条例司说：各路上供每年都有固定数额，年成丰收时可以多运送，却不能留下余 surplus；年成歉收时难以供应，却又不敢不足。远方有加倍的运输负担，京城却以半价出售，这只会使富商大贾乘公私困急之时，擅自掌握物价轻重和收购散卖的权力。如今江浙荆淮发运使实际总管六路赋税收入，应当借给他钱财货物以资助其经费。凡是上供的物品，都可以从贵处转移到便宜处，因近处的物资替代远处的物资；预先知道京城仓库所需办理的物品，就可以相机储蓄购买，控制其有无，希望国家用度能够充足，百姓财力不至匮乏。诏令让发运使薛向主管均输平准，专在六路施行，赐给内藏钱五百万缗、上供米三百万石。当时议论此事的人担心它会造成扰乱，多说不便，皇帝不听。薛向主管此事后，便请求设置属官，皇帝听从了。苏辙说：如今先设置官员、安置吏属，文书和俸禄的费用已经很重；不是品质好的货物就卖不出去，不送贿赂就办不成事，这样官府收买的价格必定比民间高。等到出售时，弊病又会像从前一样。这笔钱一旦发出去，恐怕就不能再收回；即使其中稍有所得，征商所得的数额所受损失也一定更多。皇帝当时正受到王安石的迷惑，不采纳他的意见，但均输法最终也没有能够办成。八月，罢免知谏院范纯仁。范纯仁上奏说：王安石改变祖宗的法度，搜刮财利，民心不得安宁。

译《尚书》说：“怨恨难道一定要等到显露出来才会有吗？在还没有显露时就应当察觉并设法图治。” 希望陛下图谋防止那些尚未显露的怨恨。皇帝说：“什么叫尚未显露的怨恨？”范纯仁回答说：“就是杜牧所说的‘不敢公开说出来，却敢在心里愤怒’。”皇帝说：“你很善于议论政事，应当替朕分条陈述古今治乱、可以作为借鉴警戒的事情。”范纯仁于是写成《尚书解》进呈，说：“其中所说的都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事情。治理天下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个原则，希望陛下深入研究并努力实行。”皇帝急切求治，多次召见疏远卑微的小臣，询问政事的缺失。范纯仁说：小人的话，听起来好像可以采纳，实行起来却一定会造成祸害。大概是只知小事而忘了大事，贪图眼前而看不清长远，希望陛下加以深入审察。等到薛向在六路施行均输法，范纯仁说：臣曾亲自听到陛下的德音，想要修复先王补助百姓的政事；如今却仿效桑弘羊施行均输法，使小人得以搜刮，百姓产生怨恨，种下祸根。王安石以富国强兵的方法启发陛下的心意，想求得眼前的功效，忘记了自己从前所学；崇尚法令就称道商鞅，谈论财利却背离孟轲；鄙视老成之人，认为他们因循守旧；抛弃公论，认为那是流俗；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就是不肖之人，与自己合意的就是贤人。刘琦、钱顗等人只因说了一句话便受到降职斥退，朝廷上的大臣现在大多正趋附王安石。陛下又跟着他一起驱逐异己，那么他将会做出什么事情而不至于呢？路途遥远的事情，按理应当逐步达到；事情重大的事情，不可以急于求成。人才不能急切求得，积累的弊病不能一下子革除。假如想让功业迅速完成，必定会被奸佞之人乘隙利用。应当赶快召回进谏的人并斥退王安石。王安石用来回应朝廷内外的期望，把奏章留在手中不下发。范纯仁极力请求离职，皇帝不许。不久，范纯仁被罢免谏职，改任判国子监。范纯仁离职的意愿更加坚定。王安石派人告诉他说：“不要轻易离去，已经议定授你知制诰了。”范纯仁说：“这些话为什么要说到我这里来？意见既然不被采用，万钟俸禄也不是我所顾惜的。”于是抄录自己上奏的章疏，送给中书。王安石大怒，请求加重贬谪。皇帝说：“他没有罪，姑且给他一个好地方。”命他任河中府知府，不久又调任成都转运使。因他认为新法不便，告诫州县不得仓促施行。王安石恼怒他阻挠新法，借事把他降为和州知州。壬戌日，贬判刑部刘述等六人。起初，知登州许遵上奏州狱有一名妇人谋杀丈夫，已经造成伤害但尚未死亡。等到审讯追问，她便自行承认。法律规定，因犯有其他罪行而造成杀伤，后来自首的，可以免除因该罪所受的刑罚；许遵请求按减轻论罪。皇帝命司马光与王安石商议。王安石认为许遵的说法是对的。司马光说：“因其他罪行导致杀伤，其他罪行可以因自首而免罪，怎么能把谋杀和杀伤分成两件事，说谋杀是所谓‘所因’，也可以因自首而免罪呢？” 皇帝当时正倾向王安石，而文彦博、富弼等人大多支持司马光的意见。过了一年仍未决断。到这时，诏令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凡是谋杀已经造成伤害，经过审讯后自首的，减罪二等，并把它定为法令。侍御史知杂事兼判刑部刘述封还诏书，坚持上奏不止。王安石禀告皇帝，皇帝下诏令开封府推官王克臣弹劾刘述的罪行。刘述于是率领侍御史刘▯、钱顗共同上奏说：“王安石执政以来，还不到几个月，朝廷内外已经一片▯然。陛下把王安石置于政府，本来一定是想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治理，却反而采用管仲、商鞅的权诈之术，与陈升之合谋，侵夺三司的财利权力，把它据为自己的功劳；开设机构、设置官员，分派到天下各地，使万物听闻都惊骇。去年因许遵妄议审讯自首的法律，王安石任凭偏见制定新议，陛下没有察觉而采纳了它，于是损害了天下最大的公正。先朝制定的制度，本来应当世代守护而不丧失，现在却件件更改，废弃而不用。奸诈而专权的人，怎么适合处在朝廷，扰乱国家纲纪？希望罢免斥逐他们，以安慰天下。曾公亮害怕躲避王安石，暗中结交援助以巩固宠幸。赵抃则闭口束手，只是一味模棱两可，都应当斥退罢免。”奏章上呈后，王安石建议先贬刘琦为处州盐酒务监当，钱顗为衢州盐税监当。殿中侍御史孙昌龄起初因为附和王安石而得到进用。钱顗将要出朝任职时，骂了孙昌龄后离去。于是孙昌龄也说王克臣阿附奉承当权者，欺蒙皇帝的明察，便被贬为蕲州通判。王安石想把刘述投入狱中，司马光、范纯仁为他争辩，于是刘述被贬为江州知州、同判刑部。丁讽和王师元都是审刑院详议官，因为附和刘述而触怒王安石，丁讽被贬为复州通判，王师元被贬为安州税监。罢免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苏辙与吕惠卿多次意见不合，王安石派八名使者到各地搜求遗利，朝廷内外都知道他们必定会迎合上意、惹事生非，却没有人敢说。苏辙写信给王安石，极力陈述这样做不可以，王安石大怒，准备加罪于他，陈升之加以阻止，于是任命苏辙为河南府推官。九月丁卯日，施行青苗法。起初，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辖区内戍兵很多、粮食储备不足，命百姓自行估量麦子和粟米的余粮，先借给他们钱，等谷物成熟后归还官府，称为青苗钱。几年之后，粮仓里有了余粮。到这时，条例司请求按照陕西青苗钱的办法，把各路常平仓、广惠仓的钱粮借给愿意预借的百姓，规定收取二分利息，随夏秋两季的赋税一并缴纳；愿意交纳钱币的，听从其便。如果遇到灾害歉收，允许延长到丰收之日缴纳。不仅足以应对灾荒，百姓既然得到借贷，兼并之家也不能乘新粮旧粮青黄不接之时谋取高额利息。而且常平仓、广惠仓的物资收藏积压，必须等到年成歉收、物价上涨时才拿出来出售，能够得到它们的不过是城市中的游荡闲人。如今在一路之内调剂有无，在物价高时出售、低时收购，以扩大储蓄、平抑物价，使农民能够及时从事农务，而兼并之家不能乘人急迫之时取利。这些事情全都是为了百姓，公家并不从中获利，这也就是先王散发恩惠、兴利以助耕作的意思。希望根据各路钱粮的多少，分别派遣官员提举；每州选一名通判或幕职官主管转运和出纳。仍先从河北、东京、淮南三路施行，等有头绪后再推广到各路。诏令说：“可以。”于是从内库拿出缗钱一百万，购买河北常平仓的粟米，而常平、广惠仓的制度就变成了青苗法。起初，王安石与吕惠卿已经议定后，拿出来给苏辙等人看，说：“这就是青苗法，有什么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要疑虑。”苏辙说：“用钱借给百姓，本来是为了救济百姓；然而在收发钱财的时候，官吏会借机作奸，即使有法律也不能禁止。钱到了百姓手里，即使是良民也难免妄自使用；等到归还钱财时，即使是富民也难免超过期限。”

译这样一来，恐怕鞭打责罚就必然要使用，州县的事务也会更加烦扰。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时，从未实行借贷，却能使四方的丰歉、贵贱不超过时日便知道；物价低就一定收购，物价高就一定出售，因此各地没有价格过高或过低的弊病。如今这种办法现成存在，问题只在于没有修治实行。您如果确实有意为百姓着想，把它提举实行，那么刘晏的功业很快就可以实现。王安石说：“你说得确实有道理，应当慢慢考虑。”因此过了一个多月，他没有再谈青苗奏疏。京东转运使王广渊说：“春天农事兴起，百姓苦于缺乏钱粮，兼并之家得以乘人急迫谋取利益。请留下本路钱帛五十万，借给贫民，每年可以获得利息二十五万。”皇帝采纳了，这件事与青苗法相合。王安石开始认为可以采用，召王广渊到京城与他商议，于是决意施行。壬辰日，王安石推荐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进谏说：“吕惠卿奸邪巧诈，不是好人。使王安石在朝廷内外背负毁谤的，都是他的作为。”皇帝说：“王安石不喜欢官职，生活奉养很俭薄，可以说是贤人。”司马光说：“王安石确实贤能，但性情不明白事理而且刚愎，这是他的短处。又不应当信任吕惠卿。” 吕惠卿是真正的奸邪之人，而且是王安石的主要谋划者。王安石替他极力推行，所以天下人一并指他们为奸邪。近来破格进升官员，很不符合众人的心意。”皇帝说：“吕惠卿进见应对明白有条理，也似乎是有才华的人。”司马光回答说：“吕惠卿确实有文学才思，聪明善辩，但用心不正。希望陛下慢慢考察他。”江充、李训如果没有才干，凭什么能打动君主？皇帝默然。司马光又写信给王安石说：“谄媚进谏的人对您来说，今天确实有顺心适意的快感；一旦失势，必定会出卖您来谋求自己的进用。”王安石很不高兴。皇帝曾到迩英阁听讲，司马光讲到曹参代替萧何的故事。皇帝说：“汉朝始终遵守萧何的法令不改变，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哪里只是汉朝如此？假使三代的君主遵守禹、汤、文王、武王的法令，即使到今天仍然存在也可以。汉武帝改变高祖制定的约束，法令纷繁更改，盗贼遍布天下的一半；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事，汉朝的事业于是衰败。由此说来，祖宗的法令是不可以改变的。”吕惠卿说：“先王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开始调和，便在象魏公布法令，就是这种情况；有五年一变的，巡守时考察制度，就是这种情况；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随着时代而有轻有重，就是这种情况。” 司马光说这话不对，他的用意是在讽谏朝廷。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回答说：“在象魏公布法令，是公布旧有的法令。诸侯改变礼制、变换乐制，天子巡狩时就诛罚他们，并不是天子自行改变法令。新建立的国家使用轻刑，动乱的国家使用重刑，这就是随着时代而有轻有重，并不是改变法令。况且治理天下好比居住房屋，破旧了就修理，不是大坏了就不重新建造。公卿侍从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三司使。掌管天下财务的人如果没有才能，罢免他就是了；不可以让执政大臣侵夺他的职权。现在为什么要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宰相以道德辅佐君主，哪里用得着条例？如果要依靠条例，那就成了胥吏。现在为什么又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吕惠卿无言以对，便用其他话来应付司马光。皇帝说：“只是互相讨论是非罢了，何至于这样？”司马光又谈到青苗法的弊病说：“平民借钱并支付利息，尚且可能无法维持生活；下户甚至会饥寒流离，何况还有县官督促责罚的威势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才给，不愿意就不强迫。”司马光说：“愚民只知道借债的好处，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只是县官会强迫，富民也会强迫。”宋太宗平定河东时，设立收购粮食的法令，当时一斗米十钱，百姓乐意与官府交易；后来物价上涨，和籴却不能停止，于是成了河东世世代代的祸患。臣担心将来的青苗法也会像这样。皇帝说：“陕西施行它已经很久，百姓并不以为苦。”司马光说：“臣是陕西人，只看见它的弊病，没有看见它的好处。朝廷起初并不允许，有关官员尚且能够用它使百姓受害，何况现在法律允许它呢？”司马光又讲汉史，讲到贾山上奏，因而谈到听从进谏的好处和拒绝进谏的祸害。皇帝说：“舜憎恶谗言，杜绝恶行；如果台谏官欺骗蒙蔽，也属于谗言，怎么能不罢黜呢？”司马光说：“讲读已经涉及这些了，这是当时的事情，臣不敢评论。”退朝时，皇帝留下司马光说：“吕公着说藩镇想要兴起晋阳的军队，难道不是谗言和恶行吗？”司马光说：“吕公着平时和同僚说话尚且要再三思量，为什么在皇上面前却轻率地说出这样的话？外面的人多半怀疑这件事并非如此。”皇帝说：“这就是所谓‘言语安静而行为平庸违背’。”司马光说：“吕公着确实有罪，但罪不在今天。先前朝廷委托吕公着专门荐举台官，吕公着却把条例司的人全部推荐进去，与条例司互相内外呼应，使他们如此嚣张，后来才迫于公论，又说他们不对；这才是可以治罪的地方。”皇帝说：“如今天下喧扰，正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有了这种事情，众人都厌恶’。”司马光说：“是的，陛下应当辨论它的是非。” 如今条例司所做的事情，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对的，天下人都认为是错的。陛下难道能只和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吗？冬季十月丙申日，富弼被罢免。当时王安石执掌政事，与富弼不合；富弼估量自己不能争辩，多次称病请求退职，上了几十道奏章。皇帝说：“你如果离去，谁可以代替你？”富弼推荐文彦博。皇帝默然很久，说：“王安石怎么样？”富弼也默然，于是出任判毫州。富弼恭谨节俭、孝顺恭敬，喜爱善人而憎恶恶人，常说君子和小人同时存在，势力必定不能相胜。君子不能胜过小人，就保全自身而退，安于道义而没有忧闷；小人不能胜过君子，就交结朋党、构陷煽动，千方百计，直到获胜才停止。等到他们得志，就肆意毒害善良之人；想求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任命陈升之为同平章事。陈升之做宰相后，皇帝问司马光：“近来任命陈升之为相，外面的议论怎么样？”司马光回答：“闽人狡猾险诈，楚人轻率易变。如今两位宰相都是闽人，两位参知政事都是楚人，必定会援引同乡之人，塞满朝廷，风俗怎么还能变得淳厚？”皇帝说：“陈升之有才智，懂得民政。”司马光说：“只是到了重大关节不能坚持，不能改变罢了。”

译凡是有才智的人，必须有忠诚正直的人在旁边制约他，这是明君任用人才的方法。”皇帝又说：“王安石怎么样？”司马光回答：“人们说王安石奸邪，是过分毁谤了他；但他不明白事理，又固执罢了。”十一月乙丑日，命韩绛主持制置三司条例。起初，陈升之想要附会王安石，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王安石也因为朝廷中议论纷纷，想拉拢陈升之作为助力。陈升之知道这样做不对，却竭力替他办事，王安石因此感激他，所以先让他担任正宰相。陈升之做宰相后，便时时提出一点不同意见，表面上像是不与王安石相同；于是对皇帝说：“宰相没有不统领的事务，所统领的职事怎么可以称为司？请罢去制置三司条例司。”王安石说：“古代的六卿，就是今天的执政，有司马、司徒、司寇、司空，各自以一个职务命名，这对道理有什么妨害？”陈升之说：“如果是制定百司的条例还可以，但只设置制置三司这一官司就不可以。”王安石说：“如今中书支出一百钱以上的物品以及补任、转任三司吏人，都要奏请得到批复才能施行；至于制置三司条例，为什么不可以？”因此两人便不再和睦。王安石于是推荐韩绛与自己共事。王安石每次上奏政事，韩绛必定说：“臣看王安石所陈述的事情不止一件，全都极其恰当而可以采用，陛下应当省察。”王安石依靠他作为助力。丙子日，颁布农田水利约束。自此进献谋划的人纷纷而来。几年之间，各路总共获得废弃田地一万七百九十三处、三十六万一千一百七十八顷有余，但百姓受到差役劳扰。设置各路提举官，条例司上言：“民间很多人愿意借贷青苗钱，请求下令各路转运司普遍施行。”又下诏各路分别设置提举二员、管当一员，掌管施行青苗、免役、农田、水利诸法。各路共四十一人。提举官设置以后，往往迎合王安石的意旨，专门把散发钱粮多作为功劳。富民不愿借取，贫民才想得到，于是便按照户等高低强行配给，又命令贫富户相互担保，十户设一名保首。王广渊在京东时，一等户给钱十五千，依等次递减，直到第五等；即使下等也给一千，民间喧然认为不便。王广渊入朝奏报，说百姓都欢呼感戴。谏官李常、御史程颢弹劾王广渊强行摊派、搜刮财物，迎合朝廷奏疏的意旨，使百姓困苦。恰逢河北转运使刘庠没有散发青苗钱的奏章送到。王安石说：“王广渊竭力支持新法却遭到弹劾，刘庠想要败坏新法却不被追究，办事如此，怎么能使人没有拥护或反对的区别？”因此李常、程颢的话都没有被执行。闰月，派遣官员提举各路常平仓、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和差役事务。三年二月己酉日，河北安抚使韩琦上疏说：“臣依照散发青苗钱的诏书，知道其宗旨在于惠及小民，不使兼并之家乘人急迫而索取加倍利息，并且公家不从收入中获利。如今所制定的条约，却从乡户一等以下都规定借钱的贯数，三等以上还允许增加借贷。而乡户上等以及坊郭中有产业的人，正是从来以来的兼并之家，现在却命令他们借钱一千，归还一千三百，这是官府自行放钱取息，与最初的诏书相违背。条约虽然禁止强行摊派，但如果不强行散发，上等户一定不愿申请；下等户即使有时愿意申请，申请时很容易，缴纳时却很困难，将来必定会有催逼追索、由同保均摊赔偿的祸患。陛下亲自实行节俭来教化天下，自然不会缺少国家用度，何必让主张兴利的臣子纷纷出使各地，以致远近都产生疑虑呢？请罢免各路提举官，只委托提点刑狱，依照常平旧法施行。”皇帝把他的奏疏藏在衣袖里，拿给执政大臣看，说：“韩琦真是忠臣，虽然身在外地，也没有忘记王室。朕起初认为这可以利民，没想到竟然这样害民。况且坊郭之民哪里需要青苗钱，使者也强行给他们。”王安石勃然大怒，进言说：“假如顺从他们的愿望，即使是坊郭之民，又有什么妨害？” 于是责难韩琦的奏章说：“像桑弘羊笼括天下财货来供君主私人使用，才可以称为兴利之臣。如今陛下修明周公遗留下的法令，抑制兼并、救济贫弱，并不是为了满足私欲，怎么可以称为兴利之臣呢？”皇帝最终仍对韩琦的说法感到疑惑，王安石于是称病不出。皇帝告诉执政大臣罢除青苗法。赵抃请求等王安石出朝后再办；王安石请求离职，皇帝命司马光起草答诏，其中有“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的话。王安石上奏章抗辩，皇帝替他写诏书解释谢罪，并命吕惠卿传达诏意。韩绛又劝皇帝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入朝谢恩，趁机说朝廷内外大臣、从官、台谏官结党，想要败坏先王的正道，来阻挠陛下，这就是纷纷扰扰的原因。皇帝认为他说得对，王安石于是起身处理政事，坚持新法更加坚定。诏令把韩琦的奏疏交给制置条例司，命曾布写奏疏驳斥，刻石颁布天下。韩琦申辩得更加激切，并且论说王安石妄自引用《周礼》来迷惑皇帝，均未得到答复。当时文彦博也以青苗法的害处进言，皇帝说：“我派两个宦官亲自询问民间，百姓都说非常便利。”文彦博说：“韩琦历任三朝宰相，难道不信他，却相信两个宦官吗？”此前王安石曾与入内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震交结，皇帝暗中派人察访府界散发钱财的事情，恰好派了这两人；两人回来后，极力说百姓深切愿意，没有强行摊派的，因而皇帝相信了他们。

译壬申日，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坚决推辞不接受。起初，司马光一向与王安石关系亲厚；等到施行新法，他多次写信给王安石，详细陈述意见，又在经筵上与吕惠卿辩论，王安石很不高兴。皇帝想重用司马光，便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说：“表面上托名为磨砺君上的人，内心却怀有附和下属的实际；他所说的全是妨害政事的事情，所交往的全是妨害政事的人，却想把他放在左右，让他参与国家议论，这是消长的关键。司马光的才能难道能妨害政事吗？只是处在高位，就会使持不同意见的人有所倚重。韩信在汉军中树立赤色旗帜，赵军的士气便被夺走；如今任用司马光，就是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树立赤色旗帜。”等到王安石称病不出，皇帝便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辞谢说：“陛下任用臣，大概是看中了臣狂直，希望臣对国家有所补益。如果只是用俸禄官位来荣耀臣，却不采纳臣的意见，这是拿天官的职位私授给不合适的人。臣如果只因俸禄官位而自我荣耀，却不能救济百姓的祸患，就是盗取名位器物来满足自身。陛下如果确实能罢去制置条例司，追回提举官，不施行青苗、助役法，即使不用臣，臣所受的恩赐也已经很多了。”青苗钱散发之后，使者担心百姓拖欠，必定命令贫富户相互担保；贫户无力偿还，就会逃散到四方；富户不能逃走，必定要责令他们代为偿还。十多年以后，贫户已经耗尽，富户也会贫困，常平仓又废弃，再加上战争，接着又发生饥荒，百姓中瘦弱的必定弃尸沟壑，强壮的必定聚集成为盗贼，这些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司马光共上奏疏九次，皇帝派人告诉他说：“枢密院掌管军务，官员各有职守，不应当以其他事情作为辞职理由。”司马光回答说：“臣还没有接受任命，就仍然是侍从官，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不能进言的。”在王安石重新起身处理政事后，皇帝于是下诏准许司马光辞职，收回任命文书。知通进银台司范镇两次封还诏书并上奏，皇帝把诏书直接交给司马光，不经门下省。范镇上奏说：“由于臣没有才能，使陛下废弃法令，请求解除臣的职务。”皇帝准许了。乙酉日，韩琦因为进言青苗法却没有被听取，上疏请求解除河北安抚使，只领大名府路。王安石想要阻挠韩琦，立即同意了他的请求。三月，贬知审官院孙觉为广德军知军。皇帝刚即位时，孙觉任右正言，因为进言政事触犯皇帝心意，被罢职离去。王安石早先与孙觉友善，想援引他作为助力；孙觉从知通州召回后，屡次改任知审官院。当时吕惠卿掌权，皇帝问孙觉，孙觉回答说：“吕惠卿善辩而有才，超过一般人好几等，只是因为贪图利益的缘故，委身于王安石；王安石没有察觉，臣私下很担忧。”皇帝说：“朕也怀疑他。”青苗法施行后，最初提出此议的人说是依据《周官》的泉府，百姓借贷到期归还时，缴纳利息二十分之五，国家事务所需的财用都从那里取得。孙觉分条上奏，说明这种说法的荒谬：“成周时代的赊贷，只是用来应付百姓的缓急，不能白白给出，所以按照国服来收取利息。然而国服之息，解释者并不明白。郑康成解释经文，竟然引用王莽计算赢余、收取利息不过每年十分之一作为依据，这不应当说明周公收取的利息反而重于王莽时代。况且如果国家用度专门都从泉府取得，那么太宰所掌的九赋又将用来做什么呢？”圣明的时代应当讲求先王的法令，不应当拿可疑的文辞和虚妄的说法来谋求治理安定。王安石看了后大怒，开始有驱逐孙觉的意思。曾公亮上言说京畿县散发青苗钱有追呼和强行摊派的扰乱，王安石派孙觉去察看虚实。孙觉说：“百姓确实不愿意和官府发生借贷关系，希望赐令停止罢除。”于是获罪于奉诏办事反复，被贬为广德军知军。程颢上疏说：“臣近来多次上言，请求罢除预先散发青苗钱并收取利息，以及裁汰提举官的事情，早晚都盼望着，却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未形成时看见端倪，聪明的人能在祸乱尚未发生时加以防范。何况今天的事理明显易懂，如果不趁着时机赶快决断，越坚持就越牢固，必定留下后悔。等到后悔后才改正，造成的危害就已经很多了。安危的根本在于人心，治乱的关键取决于事情的开始。众人的心意离散乖违，说话就没有人相信；天下各方协和，所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成功。” 本来就不能靠威势力量强行取胜，也不能靠言语争辩必定压倒别人。而近来听说的事情尤其不便。臣恭敬地看见制置条例司驳斥大臣的奏章，弹劾不奉行命令的官员，只会使朝廷内外的民情更加惊骇。这是抓住一点偏见而完全阻挠公论，因为小事而先失去众人的心。权衡轻重，没有看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臣私下认为，陛下本来已经洞察事情的情势，彻底知道是非；在圣心中并不是吝惜改动，只是执政大臣仍然固执坚持，必定会使舆情大为郁结，众议更加喧嚣。如果想强行施行，必定难以最终成功。希望陛下振作神明的威势，在成败的先机上作出决断。与其因一件错误而废弃百件事业，哪里比得上广施恩惠、更新众人的意志？对外裁减使者造成的扰乱，赶快推行免除利息的仁政。况且买卖粮食的法令同时施行，储蓄的资源自然会扩大。在朝廷还没有因措施失误而丧失民心时，议论凭什么沸腾呢？恳请陛下查考臣以前所上的奏章，早日赐予施行，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夏季四月戊辰日，贬御史中丞吕公着。此时青苗法施行，吕公着上疏说：“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够谋求治理的，也没有用威势胁迫、用辩论压服别人却能够得到人心的。从前所谓贤能的人，如今都认为这项举措不对，而主张此议的人却一概诋毁他们为流俗的浮泛议论。” 难道从前都贤能，而如今都变成不肖了吗？王安石大怒，这篇奏疏深深触怒了他。皇帝让吕公着推荐吕惠卿为御史，吕公着说：“吕惠卿固然有才，但奸邪，不可任用。”皇帝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恼怒，于是诬陷吕公着说韩琦想要趁人心动荡，像赵鞅发动晋阳军队那样，驱逐君主身边的恶人。于是贬吕公着为颍州知州，并命知制诰宋敏求起草制书，明确写出他的罪状。宋敏求不肯，只说陈述的事情不符合事实。王安石大怒，命陈升之改写他的用语，制书于是施行。己卯日，赵抃被罢免，王安石坚持新法更加坚定。赵抃非常后悔，上疏说：“制置条例司设置使者四十多人，扰动天下。”王安石强行辩解、自行其是，把公论诋毁为流俗，违背众意、欺骗百姓，顺从错误、粉饰过失。近来台谏官和侍从官很多因为进言不被听取而离去。司马光被授予枢密副使，却不肯接受。而且事情有轻重，体制有大小；财利对于政事是轻的，民心得失却是重的。青苗使者在体制上是小事，而禁近耳目之臣的任用和罢免却是大事。如今舍弃重事而取轻事，失去大事而得到小事，恐怕不是宗庙社稷之福。奏章送入后，赵抃恳切请求离职，于是出任杭州知州。任命韩绛为参知政事。侍御史陈襄说：“王安石参与主持大政，首先提出兴利的谋划，先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一同主管条例司。”

译不久陈升之被任用为宰相，韩绛又接替他。还不到几个月，韩绛便参与政事，这就意味着中书的大臣都是凭借财利之事得到进用的。请求罢免韩绛的新任命，另外寻求有道德、通经术的贤人来担任此职，希望不至于损害王政，也足以保全大臣的气节。”没有得到答复。癸未日，任命李定为监察御史里行，罢免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李定年轻时曾向王安石求学，考中进士后任秀州判官，孙觉向朝廷推荐他，召到京城。李常见到他，问：“你从南方来，百姓认为青苗法怎么样？”李定说：“百姓认为便利，没有不喜欢的。”李常说：“满朝正在共同争论这件事，你不要这样说。”李定立即去告诉王安石，并且说：“李定只是知道依据事实说话，不知道京城竟然不许这样说。”王安石大喜，立即推荐他应对。皇帝问青苗法的事情，李定说：“百姓认为非常便利。”于是凡是说新法不便的人，皇帝都不再听取。命李定知谏院，宰相说：“过去没有从选人中任命谏官的先例。”于是授任他为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说：“李定不是经过铨选考核而提升授官，也不是由于御史推荐而置于宪台。” 即使朝廷急于任用人才，超越通常的规格，然而破坏、紊乱法制，所得的好处小，造成的损害却大。”三人封还制书。皇帝多次下诏说明，苏颂等人仍坚持上奏不止，又因触犯格令和诏命一并获罪，削去知制诰，天下称他们为熙宁三舍人。壬午日，罢免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和右正言李常。当时程颢上疏说：“臣听说天下的道理，本来以简易为根本，施行时顺应正道，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所以说：‘有智慧的人像禹治水一样，顺着水势去做，不额外制造事端。’舍弃这个原则而走入艰险阻塞之路，就不足以称为有智慧了。自古以来兴起治道，即使有专任一人、独自决断而成就功业的，也从未听说辅弼大臣各自怀有心意、彼此乖离而不能一致，国政从不同渠道发出，名分不正，朝廷内外人心都说不可以，却还能有所作为的。何况措施不当，阻挠废弃公论，让一两个小臣实际参与重大决策，以卑贱压制尊贵，以邪恶妨害正道呢？这些都是天下的常理，不应当成功，也是有智慧的人不会做的。假如依靠侥幸因此获得小小成功，而主张兴利的臣子日益进用，崇尚德行的风气逐渐衰败，更不是朝廷的福分。何况天时还不顺利，地震接连多年发生，各地人心日益动摇，这些都是陛下应当仰观天意、俯察人事的地方。” 臣任职不才，议论对政事没有帮助，希望早日赐予降职责罚。”皇帝命程颢到中书议事，王安石正因言事者而发怒，脸色严厉地对待他。程颢慢慢说道：“天下的事情不是一家人的私下议论，希望您平心静气来听。”王安石因此惭愧屈服。张戬与台官王子韶议论新法不便，请求召回孙觉、吕公着。又上疏论说王安石扰乱法令，曾公亮、陈升之模棱两可，不能挽救纠正；韩绛在旁边顺从附和；李定凭借邪曲谄媚窃居台谏官；吕惠卿刻薄善辩，借经术来文饰奸邪言论，怎么适合在君主身边担任劝讲之职？张戬又到中书争论，王安石举扇遮住脸笑。张戬说：“张戬的狂直，当然应该被您嘲笑；但天下嘲笑您的人也不少。”陈升之从旁解围，张戬说：“您也不能说没有罪。”陈升之面有惭愧之色。李常上言：“均输、青苗，收取财物、散发借贷并收取利息，牵强附会经义，与王莽琐碎剖析《周官》只言片语而流毒天下有什么不同？”王安石派亲信秘密传达自己的意思，李常没有因此停止。李常又说：“州县散发常平钱，实际没有拿出本金，却强迫百姓交纳利息。”皇帝责问王安石，王安石请求命令李常经常列出官吏的姓名，李常认为这不合谏官体制，不奉诏。程颢的进言既然没有被采纳，便恳求到外地任职；张戬、李常也各自请求罢职，于是罢免李常为滑州通判，张戬为公安县知县，王子韶为上元县知县。王安石一向与程颢友善，到这时虽然意见不合，仍敬重他的忠诚守信，只让他出任京西路提点刑狱。程颢推辞，于是改任佥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几天之内，台谏官几乎空缺。王安石因为外间议论纷纷，请求任用他的姻亲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皇帝同意了。五月癸巳日，下诏边境州郡一律不得发放青苗钱。甲辰日，下诏罢除制置三司条例，归还中书，以吕惠卿兼判司农寺。此前，进言的人都请求罢除条例司。皇帝问王安石：“可以并入中书吗？”王安石说：“条例还没有修完，而且臣与韩绛共同主管这个机构，每次请求都要间奏政事。如今韩绛在枢密院，暂时还不能合并，请缓一缓。”到这时韩绛进入中书，于是下诏把此事归还中书；又亲自写手诏告诉王安石：“凡是修订条例的属官，全部授予官职。青苗、免役、农田、水利等法，交给司农寺，命吕惠卿掌管。”九月，任命曾布为崇政殿说书、判司农寺。王安石常常想把一两个党羽安置在经筵，以便防备、察看进奏应对的人。吕惠卿因父亲去世服丧而离职，王安石便推荐曾布代替他。曾布资历浅，众人尤其不服，不久便被罢免。山阴人陆佃曾经向王安石学习经学，这时应试来到京师。王安石拿新政询问他，陆佃说：“法令并不是不好，只是推行不能像最初设想的那样，反而成了扰民之举。”王安石惊讶地说：“怎么会这样？我曾和惠卿商议过。”又询问外面的议论，陆佃说：“您乐于听取善言，是古来未有的；但外间很认为您拒绝进谏。”王安石笑着说：“我难道是拒绝进谏的人吗？只是那些邪说纷纷扰扰，实在没有值得听的。”陆佃说：“这正是导致人们议论您的原因。”第二天，王安石召见陆佃，对他说：“惠卿说，私人借贷也必须收取一只鸡和半头猪，我已经派李承之到淮南查究了。”后来李承之回来，谎称百姓没有不认为便利的，于是陆佃的意见便没有实行。任命刘庠知开封府，刘庠不肯屈意侍奉王安石。王安石想见他，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刘庠。刘庠说：“王安石自从执政以来，没有一件事合乎人情，我去了将说些什么呢？”最终没有去，并且上疏极力指出新法不对。皇帝说：“为什么不和大臣同心协力来成就治理呢？”刘庠回答说：“臣只知道侍奉陛下，不敢依附大臣。”

译庚子日，曾公亮被罢免。曾公亮起初嫉恨韩▯，所以推荐王安石来离间他。等到两人共同辅政，曾公亮知道皇帝倾向王安石，凡是改革各种事务，都暗中帮助他，表面上却装作不同意。曾经派他的儿子曾孝宽参与谋划，到了皇帝面前，几乎没有提出异议。因此皇帝更加信任王安石，王安石也深深感激曾公亮。曾公亮以年老请求离职，于是被任命为司空、侍中、集禧观使。苏轼曾从容责备他不能挽救并纠正变法，曾公亮说：“皇上和介甫如同一人，这是天意。”然而王安石仍认为曾公亮没有完全阿附自己，于是听任他罢去宰相。乙巳日，皇帝亲自策问贤良方正。太原判官吕陶回答说：“陛下刚即位时，希望您不要被理财的说法迷惑，不要疏远老成之臣的谋议，不要兴起疆场上的战争。陛下用心制定法令，自认为差不多可以比拟尧舜；然而以陛下的想法如此，而天下的议论却是那样，难道不反过来思考这件事吗？”等到呈上策问成绩，皇帝回头让王安石取卷阅读，读到一半，神色很是沮丧。皇帝察觉到这一点，便让冯京读完，冯京称赞吕陶的话有道理。范镇所推荐的台州司户参军孔文仲对策，共九千多字，极力论说王安石所建立的理财、训兵之法不对。宋敏求被列为异等，王安石大怒，请皇帝亲笔批示，罢黜孔文仲并让他回任原职。齐恢、孙固封还皇帝的批示，韩维、陈荐、孙永都极力论说不应贬黜孔文仲，皇帝没有听从。范镇上疏说：“孔文仲出身草野而疏远朝廷，不懂得忌讳，况且本来是因为求取直言才征召他，现在又因此治罪，恐怕会成为圣明的累赘。”皇帝也没有听从。吕陶只被授任蜀州通判。癸丑日，罢免司马光知永兴军。冬十月，翰林学士范镇请求退休，皇帝答应了。范镇上疏说：“臣的意见不被采用，已经没有脸面再站在朝廷上，请求辞职。”又极力论说青苗法的危害，并且说：“陛下有采纳谏言的资质，大臣却进献拒绝谏言的计策；陛下有爱护百姓的本性，大臣却采用残害百姓的手段。”奏疏送入后，王安石大怒，亲自起草诏书极力诋毁范镇，于是范镇以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范镇的谢表大略说：“希望陛下汇集群臣的议论作为耳目，来除去壅塞蒙蔽的奸邪；任用老成之臣作为心腹，以培养中和的福气。”天下听说后，都认为他壮烈。苏轼前去祝贺，说：“您虽然退居了，声名却更加显著了。”范镇神色忧伤地说：“君子如果说的话被听取、计策被采用，使天下暗中受到他的恩惠，自己没有智慧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功劳，我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使天下承受它的危害而我享有它的名声，我是什么心情呢？” 十二月，改革各路更戍法。当初，宋太祖鉴于五代的弊病，采用赵普的计策，收编四方的精锐部队，在京畿排列营寨，以备宿卫，分批轮流屯戍，来守卫边疆。当时将帅之臣入朝奉职，强暴的百姓被收入军籍；即使有人桀骜放肆，也没有地方施展。又制定什长之法，划分等级，使内外互相维系、上下互相制约，界限严明而不可侵犯。后来确定军制，天子的卫兵用来守卫京师；轮番戍守边疆的称为禁军；各州的镇兵，分配给各地服役使唤的称为厢军；从户籍中选取或招募人员，编组起来作为当地防守力量的称为乡军；登记在册驻守塞下，作为藩篱的称为蕃军。有人说：“军队大体上不过就是这四种。”这时议论者认为，更戍法虽然没有难以控制的忧患，但士兵和将领彼此不熟悉，遇到紧急情况不能依靠，于是把各路的将领和士兵分别编制，总归禁军统领，使士兵熟悉自己的将领，将领训练自己的士兵，平时知道训练整饬，而没有轮番戍守的劳苦。不久设置京畿、河北、河东、河北西路二十七将，陕西五路四十二将。然而禁军全部隶属于将官后，饮食游乐，养成骄纵懒惰的习气；将官也于是和州郡长官争强较量。每一将都设有部队将、训练官等几十人，而各州原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置的官职重复，白白耗费俸禄。懂得军事的人都知道这样不对，但最终不能改变。乙丑日，建立保甲法。当时王安石说：“先王把农民作为士兵。如今想使公私财用不匮乏，为国家长久考虑，应当停止募兵，使用民兵。”于是建立保甲。其法规定：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个大保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主户、客户中有两个成年男子以上的，选一人作为保丁。附保户中有两个成年男子以上的，有多余成年男子的，也把其中强壮勇敢的人编入。家产最丰厚、才能勇力超过常人的，也充任保丁，发给弓弩，教习战阵。每一大保夜间轮流派五人巡逻防盗，凡是告发、捕获盗贼的，依照赏格办理。同保中有人犯强盗、杀人、强奸、略人、传习妖教、制造或储藏蛊毒等罪，知情而不告发的，依照伍保法治罪。其他事情如果与自己无关，又不是敕令和法律允许检举的，都不得告发；即使知情也不治罪。如果依法邻保应当连坐的，才治罪。若有三名强盗寄住在某处，经过三天，保邻即使不知道实情，也按失察罪论处；如果有人逃亡迁徙、死亡绝户，同保不足五家，或有其他保从外面迁入本保的，等收编到足够同保户数时，就把他们附入。等到达到十家，就另立一保，设置牌子，写明户数和姓名。提点刑狱赵子几迎合王安石的意旨，请求先在京畿实行，诏令同意了。于是推广到永兴、秦凤、河北东路、河北西路五路，最后推行天下。这样一来，各州登记保甲，聚集百姓训练，禁令苛刻急迫，百姓往往逃去做盗贼。郡县不敢上报。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危害说：“这不只是困窘百姓的财力、夺去他们的农时，而是用法律驱使他们，使他们处在犯罪的险境中。逐渐发展成大盗，征兆已经出现。即使不能全部罢除，也希望削减下等户的负担来使他们得到宽缓。”主管者指责王拱辰阻挠法令。王拱辰说：“这正是老臣报效国家的方式。”他不断抗章进谏。皇帝醒悟，因此下等户得以免除。丁卯日，任命韩绛、王安石同平章政事。戊寅日，实行募役法。在此以前，诏令条例司讲议制定役法。条例司说：“让百姓出钱，招募人来充当差役，就是先王拿百姓的财物来给在官府任职的庶人发俸禄的意思。”命令吕惠卿、曾布相继起草具体条文，过了一年才完成。

译按照百姓的贫富，把他们分为五等缴纳钱，称为免役钱。官户、女户、寺观、单丁、未成丁者，也按等级缴钱，称为助役钱。凡是缴钱，先看州或县需要多少雇役工钱，再按照各户等级平均征取雇役钱，并且增加二分，用来预备水旱灾害和欠缺，称为免役宽剩钱。用这些钱招募人来代替差役。在开封府试行这种办法后，便推广到各路。后来东明县几百名百姓纷纷到开封府申诉。皇帝知道后，拿这件事责问王安石。王安石极力说：“外间煽动动摇役法的人说，缴钱多必然会有剩余，如果大家聚众申诉就可以免缴。他们既然聚众侥幸求免，假如接受他们的申诉，免除他们缴钱，就应当仍然让他们服役。”皇帝于是完全采用了他的话。不久，由于台谏官多次论奏，皇帝便认为王安石应当稍微裁减此法。王安石回答说：“朝廷制定法令，应当以义来决断，难道还要防备、体恤见识浅近之人的议论吗？”司马光说：“上等户从来轮流服役，有时还能休息。如今让他们每年出钱，就是永远没有休息的时候。下等户以及单丁、女户从来不服役，如今却全都让他们出钱，而鳏寡孤独之人也都不能免除。劳力，是百姓能够生产并拥有的；谷物和丝帛，是百姓可以通过耕田和养蚕得到的。至于钱，是县官铸造的，百姓不能私自制造。如今主管官员制定法令，只求钱财。年成好时，百姓低价卖掉粮食；年成不好时，就砍伐桑树、枣树，杀牛、卖田来取得钱缴纳，百姓靠什么生活呢？”这项法令最终还是实行了，富裕人家稍微能够自行宽解，贫困的人却一天比一天困苦。皇帝没有听从。庚辰日，命王安石提举编修三司令式。当时天下因新法而骚动不安，邵雍隐居在洛阳，门人和旧友中在朝廷内外做官的，都想辞职归去。他们写信询问邵雍，邵雍说：“这正是贤人应当竭力的时候。新法固然严苛，能够放宽一分，百姓就能受到一分的恩惠。辞职有什么好处呢？” 四年三月辛卯日，诏令考察奉行新法不称职的人。陈留知县姜潜到任才几个月，青苗法令下达后，姜潜立即把告示张贴在县门上，又传到乡村各处，每处张贴三天，没有人前来，于是撤下告示交给属吏说：“百姓不愿意。”随即借口有病离职。山阴知县陈舜俞上书极力论说新法，被贬为监南康军盐酒税。到这时，他又上书说青苗法实际上很便利，说自己起初迷惑不知情，了解的人听了都讥笑他。夏四月癸酉日，任命司马光判西京留台。在此以前，司马光在永兴，因为意见不被采用，请求判西京留台，没有得到答复。又上疏说：“臣才干不足，最在群臣之下；预见不如吕诲，公正刚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进言不如苏轼，孔文仲果敢决断不如范镇。如今陛下只信任王安石，依附他的人被称为忠良，攻击他的人被称为谗邪。臣今天所说的话，正是陛下所谓的谗邪之言。如果臣的罪和范镇相同，就请求依照范镇的事例退休；如果罪过比范镇重，或流放或处死，臣不敢逃避。”过了很久，皇帝才答应他的请求。司马光回到洛阳后，从此闭口不再议论政事。苏轼出任直史馆，任杭州通判。苏轼任直史馆时，议论贡举之事与皇帝意见相合，皇帝当天召见他，询问当前政令的得失。苏轼回答说：“陛下天资极高，文武兼备，不必担心不明察，不必担心不勤勉，不必担心不能决断，只担心求治过于急迫、听取言论过于广泛、进用人过于急锐。希望您以安静持重的态度等待事物发展，然后再作应对。”皇帝肃然说：“你说的这三点，朕应当认真思考。”凡是在馆阁任职的人，都应当为朕深思国家的治乱，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后对同僚说了这些话，王安石很不高兴，命令苏轼权任开封府推官，想用事务来困住他。苏轼处理决断精明敏捷，声名更加远播。他曾因认为新法不便而上疏极力论说，并且说：“臣所说的只是三件事，希望陛下结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纲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与众人和易相处却不能安定的，也没有刚愎果断、独断自用却不会危险的。祖宗以来，治理财用不过是三司的职责；如今陛下又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让六七名年轻人日夜在内廷讲求财利，让四十多名使者分赴外地经营办理。以万乘之主谈论财利，以天子的宰相治理财用，君臣日夜辛劳，已经将近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效却茫然如同捕风，只听说内库拿出几百万缗钱，祠部给度五千人而已。把这当作治国办法，人人都知道它很难成功。汴水浑浊，自从百姓出现以来就没有用来种稻；如今想筑堤使水变清，万顷稻田必然要用千顷堤塘，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淤满。陛下派人察看各地地形，徒然凿空寻访水利堤防。一旦开挖水道使水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把提议者的肉吃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自古役使民工必定使用乡户，如今只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实行雇役，却想把它推行到天下。自从杨炎实行两税法，租调和庸已经合并在其中了，为什么又要征取庸？青苗放贷钱财，自古就有禁令；如今陛下开始制定成法，每年固定实行。即使说不允许强行摊派，几代以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从前汉武帝因财力耗尽，采用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人不再经营，盗贼日益猖獗，几乎导致动乱。臣希望陛下结聚人心，正是为了这件事。国家之所以存亡，在于道德的深浅，不在于强弱；国运之所以长短，在于风俗的厚薄，不在于贫富。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敦厚风俗，不希望陛下急于求成、贪图富强。仁祖持法极其宽厚，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和纠正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有章法。

译考察他的政绩，就说没有达到目标；说到用兵，出兵十次有九次失败；说到府库，只是勉强够用而没有剩余。只是因为他的恩德惠泽留在人间，风俗知道义理，所以他升遐之日，天下都归向仁德。议论者看到末年官吏多因循守旧，事情不能振作办理，便想用苛细考察来矫正，用才智来补救，招来新进而勇锐的人，图求一切事情迅速成功。还没有享受到这种做法的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想使风俗敦厚，难道办得到吗？臣希望陛下敦厚风俗，正是为了这件事。祖宗任用台谏官，从未因一句话治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越级升迁，允许他们根据传闻进言而不受长官约束。言及皇帝，天子就改变脸色；事情关系朝廷，宰相就等待治罪。台谏官固然未必全是贤人，他们所说的也未必全对，但必须培养他们的锐气、借给他们重权，是要用来挫败奸臣作恶的苗头。臣听长老们谈论，都说台谏所说的常常符合天下的公议。如今物议沸腾，怨恨纷纷而来，公议所在，也已经可以知道了。臣恐怕从今以后，习惯渐渐形成风气，台谏全部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纲纪尽废；一旦废弃，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臣希望陛下保存纲纪，正是为了这件事。当时王安石赞助皇帝独断专任，苏轼便借策试进士发问，列举晋武帝独断而平定吴国、苻坚伐晋而独断导致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王哙专任子之而失败的事例。同样是独断专任，结果却不同，这使王安石更加不高兴，于是让侍御史谢景温上奏，说苏轼过去丁忧回蜀时乘船贩卖货物。诏令下达后，在六路追捕审查船夫水手，最终一无所得。苏轼于是请求外任，任杭州通判。任命邓绾为侍御史，判司农寺。当初，邓绾任宁州通判，知道王安石受到皇帝信任而专权执政，便分条上奏几十件时事，认为宋朝兴起一百年，已经习惯安逸而不理政事，应当改变现状；又说陛下得到伊尹、周公一样的辅佐，制定青苗、免役等法，百姓无不歌舞称颂圣恩，希望不要被浮泛的议论动摇而坚定实行。又写信给王安石，极力表达对他的谄媚，因此王安石大力向皇帝推荐他，便通过驿站召来应对。邓绾把防御夏人、守护庆州的事情在皇帝面前陈述得很详细。皇帝问他是否认识王安石、吕惠卿，邓绾回答说：“不认识。”皇帝说：“安石是当今的古人，惠卿是贤人。”邓绾退下后拜见王安石，欣喜得像平素的旧交；恰逢王安石将要致斋。陈升之认为邓绾熟悉边境事务，让他再次知宁州。邓绾听了很不高兴，公开说道：“急忙召我来，竟然又让我回去吗？”有人问他如今应当做什么官，邓绾说：“不失为馆职，难道不能做谏官吗？”第二天果然授任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在京城的同乡都嘲笑并辱骂他，邓绾说：“任凭他们嘲笑辱骂，嘲笑辱骂之后的好官还是让我来做。”不久，兼任同知谏院。当时新法都出自司农寺，而吕惠卿正在服丧，曾布不能独自承担这件事，王安石想借助邓绾来威服众人，所以有了这一任命。五月甲午日，右谏议大夫吕诲去世。吕诲患病时，上表请求退休说：“臣本来没有宿疾，偶然遇到医者用药不合医理，胡乱投药，渐渐形成风痹，于是行走艰难。不只是害怕肢体痿弱的痛苦，又将担心心腹发生变故，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怎么办？虽然一身的祸患本来不值得忧虑，但九族所托付的事情，却实在令人忧愁。这是借身体的疾病比喻朝政。”到这时病情危急，司马光前去探望，到了那里吕诲已经闭上眼睛；听见司马光哭泣，睁眼勉强看着他说：“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挽救，君实你要努力。”说完便去世了，享年五十八岁。天下认识他和不认识他的人，都为此痛惜。当时保甲法正在实行，皇帝听说乡民担忧没有钱买弓箭，又加上传闻迷惑，便把他们迁去戍守边疆，父子相聚哭泣。皇帝把这件事告诉王安石，说：“保甲法应当放缓而且周密。”王安石回答说：“每天的时间和力量都很可惜。”韩维当时任开封知府，上言说各县编组保甲，乡民惊扰，以至于有人截断手指、砍断手腕来逃避充丁，请求等农闲时再编定。皇帝拿这件事询问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这件事本来还不能确定，即使确有其事，也不值得奇怪。”皇帝说：“百姓的言论如果合乎情理，就应当听取；圣人尚且如此，也不可不畏惧民言。”王安石回答说：“治理天下，如果只想任凭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设立君主并为他设置官署任用官吏呢？大体说来，保甲法不只是为了除盗，本来还可以逐渐训练成军队，并且节省财费。只要陛下果断，不顾惜人们的议论，就应当实行它。”皇帝于是把河东、河北、陕西三路的义勇改按府畿保甲法办理。不久，韩维出任襄州知州。甲戌日，富弼改任汝州通判。富弼在亳州时，坚持不实行青苗法，说：“这样一来，财富聚集在上面，百姓却离散在下面。”提举官赵济弹劾富弼阻挠诏令，邓绾请求交给有关部门审讯，于是削去富弼的武宁节度使、同平章事职衔，以左仆射身份改任汝州通判。王安石说：“富弼虽然被贬，仍然没有失去富贵。从前鲧因为违抗命令被杀，共工因为外表恭敬而内心傲慢被流放，富弼兼有这两种罪过，却只削夺使相之职，怎么能够阻止奸邪呢？”皇帝没有回答。富弼经过应天时，对判府张方平说：“人本来就很难了解。”张方平说：“您是说王安石吗？他也哪里是难以了解的人呢？”张方平不久前任皇祐贡举考官，有人称赞王安石的文章学问，便征召他来参与考校；王安石到了之后，院中的事情都想纷纷更改，张方平厌恶他的为人，发文让他离开，从此不曾和他说话。富弼面有惭愧之色，大概富弼平素也喜欢王安石。秋七月丁酉日，御史中丞杨绘说：“提举常平张靓等摊派助役钱，一户多的达到三百千，请求稍加裁减，以安定民心。”皇帝没有听从。当时贤士大多引退，以躲避王安石。杨绘又上疏说：“老成之臣不可不珍惜，如今旧臣大多称病请求离去：范镇六十三岁，吕诲五十八岁，欧阳修六十五岁而退休，富弼六十八岁而称病求退，司马光、王陶都五十岁而请求到闲散之地任职。

译陛下难道不思考其中的原因吗？”王安石听说后非常憎恶他。刘挚被王安石器重，授任监察御史里行，入朝拜见皇帝，皇帝当面赐给嘉奖和训谕，因而问道：“你是跟随王安石学习的吗？”又说王安石极力称赞你的才能和见识。刘挚回答说：“臣是东北人，年少时孤独求学，并不认识王安石。”退下后上疏说：“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只在于义和利。小人希求赏赐的心总在办事之前，奉公的心总在私心之后。陛下有劝农的意图，如今却变成烦扰百姓；陛下有均平差役的意图，如今却借此聚敛钱财。天下有人喜欢敢作敢为，有人乐于无事；前者把后者看作流俗，后者把前者看作扰乱常道。害怕义理的人把进取看作可耻，贪恋利益的人把守道看作无能。这种风气逐渐形成，汉唐的党争祸患一定会发生。”于是陈述按户征钱助役的十项弊害。杨绘又论说提刑赵子几恼怒东明知县贾蕃，不允许县民申诉助役之事，反而以其他事情罗织罪名，把贾蕃下狱并亲自审讯，这是迎合王安石的意旨。杨绘还指出助役法难以实行的五件事。刘挚也论说赵子几罗织贾蕃，是想钳制天下人的言论，请求查办他的罪行。于是王安石大怒，让知谏院张璪取来杨绘、刘挚所论助役的十项弊害、五项难行之处，撰写“十难”来诘问他们。张璪推辞不肯。曾布替他请求，张璪于是写成“十难”，并弹劾杨绘、刘挚欺骗诬妄、心怀向背。诏令把他的奏疏交给杨绘、刘挚，让他们各自陈述情况。杨绘抄录前后四次奏疏为自己辩解。刘挚奋然说：“做人臣的，难道可以被权势压制，使天子不知道事情利害的真实情况吗？我就逐条回答他们所谓的难处，以申明自己的说法：‘说助役征钱的法令，有大臣和御史在朝廷内部主持，有大臣的亲党作为监司、提举官在各路推行，形势本来很容易办成。然而经过长日累年，最终仍没有确定的结论，是因为它不顺应民心。臣任言官，采集士人和百姓的意见上报，是本职。如今却突然命令我们互相剖析、争相辩驳，岂不是辱没陛下耳目之任吗？’至于所谓向背，臣所趋向的是义，所背弃的是利；所趋向的是君父，所背弃的是权臣。希望把臣的奏章连同司农寺的奏章一起公布给百官，考定谁是谁非。”没有得到答复。第二天又上疏说：“陛下日夜振作精神，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天下却还没有达到安定太平，这是谁造成的呢？陛下专心希望太平，并且把实现太平当作自己的责任；取得君主信任而专权执政的人就是王安石。两三年之间，政令开合摇摆，天下之内，没有一个百姓、没有一件事物能够安居其所。议论财利时，连市井中的屠夫、商贩也被召到政事堂；征取利益时，甚至连历日也由官府自行出售。由此推下去，无法一一说尽。轻易使用官爵名器，混淆贤能与不肖；忠厚老成的人被排斥，认为没有才能，轻佻少年和巧言善辩的人却被选用，认为可以任用。守道忧国的人被称为流俗，败坏常道、危害百姓的人却被称为通权达变。凡是政府谋划、规划、任免、升降，都只同一个亲属曾布商议决定，然后才下笔；同列大臣反而在事情确定之后才知道。因此奔走求官、乞求权势的人，曾布门下像集市一样。如今西夏尚未纳款，反复不安的军队还未安定，三边遭受创伤、流散溃乱的局面还未平息，河北大旱，各路大水，百姓劳苦、财力匮乏，县官的收入减少。圣上忧劳勤政、思虑治理之时，政事却成了这样，都是大臣误导陛下，而大臣所任用的人又误导大臣。”奏疏呈上后，王安石想把刘挚流放到岭外，皇帝不答应。诏令贬杨绘知郑州，贬刘挚监衡州盐仓。张璪也被削职，派遣察访使遍行各路，催促完成役法文书。八月，任命王雱为崇政殿说书。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为人勇悍阴险刻薄，毫无顾忌。天性极其聪敏，未到成年已经写了几十万字的书。邓绾、曾布极力推荐他，于是有了这一任命。王雱曾称赞商鞅是豪杰之士，并且说不杀死持不同意见的人，法令就不能推行。一天王安石和程颢谈话，王雱披头散发、赤脚，妨碍妇人。戴帽子出来后，问父亲谈的是什么事，王安石说：“因为新法受到人们阻挠，所以正在和程君商议。”王雱大声说：“如果把韩琦、富弼的首级悬挂在市集上，法令就能推行了。”王安石急忙说：“你错了。”程颢说：“我正和参政商议国家大事，子弟不可以参与，你暂且退下。”王雱很不高兴。九月，出售各路的坊场、河渡，招募人承买，收取净利，每年收入六百九十八万六千缗，粮食和丝帛九十七万六千六百石匹有余。后来司农寺又把祠庙出售，听任百姓充当商人，在其中划分经营区域。冬十月，任命鲜于侁为利州转运副使。当初，诏令各监司分别确定所属地区的助役钱数额，利州路转运使李瑜想定为四十万，鲜于侁当时任判官，与他争论说：“利州百姓贫穷，土地贫瘠，定为这个数的一半就可以了。”李瑜不听，于是两人分别上奏。此时各路的役法文书都还没有完成，皇帝认为鲜于侁的意见对，告诉司农寺曾布让他把此意见推广作为标准，于是罢黜李瑜而提升鲜于侁为副使，兼任提举常平。起初，王安石居住金陵时享有盛名，士大夫都期望他做宰相；鲜于侁厌恶他沽名激进、求取君主信任，曾对人说：“这个人如果被任用，一定会败坏扰乱天下。”等到王安石掌权，鲜于侁便上书论说时政：“可以作为忧患的有一件，可以令人叹息的有两件，其他违背治国原则、招致民怨的事情更是不能一概列举。”他的意思专门指王安石。王安石大怒，诋毁贬低他。皇帝称赞鲜于侁有文学才可以任用，王安石说：“您怎么知道？”皇帝说：“有他的奏章在。”王安石于是不敢再说。鲜于侁任副使后，所属百姓不来请求青苗钱，王安石派官吏责问他，鲜于侁说：“青苗法规定，百姓愿意借取就给；百姓自己不愿意，难道还能强迫他们吗？”苏轼称赞鲜于侁“上不损害法令，中不废弃亲情，下不伤害百姓”，认为这是三件难事。五年春正月己亥日，设置京城巡逻卒，侦察诽谤时政的人，逮捕治罪。三月，富弼退休。富弼到汝州两个月，就上言说：“新法臣不懂，不能用来治理郡务，希望回洛阳养病。”皇帝答应了，于是请求告老，又授任司空、武宁节度使退休。富弼虽然居家，朝廷有重大利害之事，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说的；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见，对他的眷顾礼遇却没有衰减。曾经因为王安石有所建议，皇帝拒绝说：“富弼的奏疏中说‘老臣没有地方申诉，只能仰面靠墙暗自叹息’，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皇帝敬重他到了这种程度。丙午日，实行市易法，六个市易司都隶属于它。夏四月丙午日，实行保甲养马法。诏令开封府界各县，保甲中愿意牧养马匹的听任其自愿，并且命令用陕西买来的马选择发给他们。诏令曾布等人上报具体条约。凡陕西五路的义勇、保甲愿意养马的，每户一匹；物力较高、愿意养两匹的也听任其意；都用监牧现有的马发给，或者由官府给钱，让他们自行购买。先在开封府及陕西五路实行，府界不得超过三千匹，五路不得超过五千匹。除追逐盗贼之外，骑马越过三百里的有禁令。每年检查马匹的肥瘦、死亡、疾病；死亡或患病的，在府界养马者免除缴纳二百五十束草料的折变钱，并加给钱帛；〔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正月〕

译在五路养马者，每年免除因缴纳钱物而发生的折变。三等以上的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的十户为一社，用来共同承担马匹病死、逃失的赔偿。保户的马死了，由保户独自赔偿；社户的马死了，由社户承担一半赔偿。后来这一办法便推行到各路。王安石请求离职，皇帝不答应。在此以前，枢密都承旨李评喜欢议论政事，皇帝多采纳他的意见。他又曾极力说助役法不便，王安石憎恶他。李评上疏妄言应罢去阁门官吏，王安石说他擅自作威作福，一定要治他的罪。皇帝也认为李评有罪，但始终没有治罪。第二天，王安石入朝拜见，请求到东南某郡任职。皇帝说：“自古以来，君臣之间像你我这样彼此深知的极少。朕鄙陋迟钝，起初什么也不懂，自从你在翰林任职，朕才开始听到道德的学说，心里逐渐开悟，天下的事情才有了头绪。你怎么能说要离去呢？”王安石坚持请求。皇帝说：“你莫非是因为李评的事情，认为朕有疑心吗？朕自从任知制诰时，就知道你把天下大事托付给自己；像吕诲一类的人，你比作少正卯、卢杞，朕不会被他们迷惑，难道还会有别人能迷惑朕吗？”不久，王安石又亲自带着奏表入朝请求，皇帝不看，把奏表交给王安石，坚决命令他就职。八月甲辰日，颁布方田均税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月、两月、四月、一匹、二匹、三千匹、五千匹、三百里〕 皇帝担心田赋不均，诏令司农寺重新制定方田和均税法，颁布天下。方田法规定，东西南北各一千步，折合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作为一方；每年九月，县里委派县令、县丞等分头丈量土地，根据坡地、平原、水泽确定土地情况，又根据红土、淤土、黑土、垆土辨别土色。丈量完毕后，把土地面积和土色一并参考，确定土地肥瘠，分为五等，以此确定税额。到第二年三月完成，张榜向百姓公布；一季度没有争讼，就登记户帖，连同庄帐交给百姓，作为土地凭证。均税法规定，各县以原有租额、税额作为限额；过去曾收取不足整数的零数，如米不满十合而收作一升，绢不满十分而收作一寸之类，如今不得采用这种办法；应当均摊、增加或扩展征收，但不得超过旧额。凡超过额定数目而增加的，都禁止。贫瘠盐碱、不能生长作物的土地，以及众人赖以获利的山林、陂塘、沟渠、道路、坟墓，都不设税。凡田地四方的角落，堆土作为标志，种植当地适宜的树木，来封闭标明。有方帐、庄帐、甲帖、户帖。凡分户析产、典卖、分割、转移土地，官府发给契据；县里设置簿册，都以这次丈量的土地为准。法令完备后，便任命钜野县尉王曼为指教官，先在京东路实行，各路仿照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户、八月〕 六年夏四月己亥日，文彦博被罢免。文彦博长期任枢密使，因为王安石多次改变旧有典章，便对皇帝说：“朝廷处理事务应当合乎人心，应该兼采众议，以安静持重为先。陛下振作精神求治，而人心仍未安定，大概是因为过多更张改革。祖宗的法令未必都不能实行，只是有偏弊而没有推行罢了。”王安石知道这是针对自己而发，便奋然说：“要去除百姓的祸害，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万事都零乱琐碎，那就是西晋的风气，对治理有什么益处？”等到市易司建立，甚至连果实也由官府监督出售，文彦博认为这损害国体、聚敛民怨，导致华岳山崩，便对皇帝极力陈说，并且说：“衣冠之家到市场上逐利，士大夫的清议尚且不能容忍；堂堂大国，怎么能急急忙忙追求利益，而上天却不显示警告呢？”王安石说：“华山发生变故，大概是上天的意思用来警告小人。市易法的兴起，是因为小民长期困苦，用来抑制兼并而已，对官府有什么利益呢？”文彦博更加力求离职，于是以司空、河东节度使身份判河阳，后调任大名府。九月，收取免行钱。在这以前，京师各种物品都有行会，官府所需要的都责令行会承办，甚至下及贫民和流动商贩，往往还要他们赔补亏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步、一百六十步、三月〕 吕嘉问请求按照各行获利的厚薄，命令它们缴钱来供给官吏俸禄，并免除免行户的祗应；同时禁止宫中出售、购买各种货物，并把这一办法下达到杂买场务；又设置市司评估物价的高低，凡内外官府想要占取货物，就由市司按此办理。到这时开始实行。七年夏四月癸酉日，暂时罢除新法。自去年秋七月起一直不下雨，直到这个月，皇帝忧色显露在脸上，叹息恳切，想把不好的法令全部罢除。王安石说：“水旱灾害是常有的，尧、汤也不能免除。陛下即位以来，连续多年丰收，如今旱灾虽然持久，只应当修治人事来应对。”皇帝说：“朕之所以恐惧，正是因为人事还没有修治。如今征收免行钱太重，民情嗟叹怨恨，从近臣直到外戚，没有不说它有害的。”冯京说：“臣也听说了。”王安石说：“士大夫中不得志的人，把冯京作为归附之处，所以只有冯京听到这些话，臣却没有听说。”起初，光州司法参军郑侠受到王安石奖拔，感激王安石知遇，想竭尽忠诚。等到任期届满入京，王安石询问他听到的情况，郑侠说：“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几件事，以及边境用兵，在臣心中不能没有一点忧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九月〕 王安石没有回答。到这时，郑侠任安上门监官，年成饥荒而征敛苛刻急迫，东北来的流民每逢风沙阴霾天气，便扶老携幼堵塞道路，身体瘦弱多病，忧愁困苦，身上没有完整的衣服；有人甚至吃树木的果实和草根，直到身戴枷锁、背负瓦片。他们砍木出售来偿还官府，接连不断。于是郑侠把亲眼所见画成图，又附上论说时政过失的奏疏，到阁门投递却不被接受，便声称事情机密紧急，派人骑马通过驿站上奏。大意说：“陛下南征北伐，都凭借胜利的形势作图上奏，却没有一个人把天下百姓忧苦、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迁徙困顿、惶惶不安而无以为生的情状画图献上。臣谨慎地根据在安上门每天所见，绘成一图，实际百不及一。只要经过圣上阅览，也足以使人流泪，何况千里万里之外呢！陛下如果看臣的图、采纳臣的话，十天不下雨，就请求在宣德门外斩臣，以惩治欺骗君主之罪。”奏疏送上后，皇帝反复观看图画，长叹了好几次，把它藏在衣袖中带入内宫。这天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便命令开封府查验，免除免行钱；命三司察看市易法；命司农寺打开常平仓；命三卫具报熙河一带所用兵力；命各路上报百姓流散的原因；青苗、免役法暂时停止追缴催逼；方田、保甲法一并罢除，共计十八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四月、七月〕

译安石没有回答。到这时，侠监安上门防，年成饥荒，征收赋税苛刻急迫；东北流民每逢风沙、雾霾昏暗之时，扶老携幼堵在防塞道路上，身体瘦弱多病，忧愁困苦，身上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有的人甚至吃树木的果实和草根，直到身上戴着枷锁镣铐，还要背负瓦片。他们砍下木材出卖来偿还官府的征敛，接连不断。于是，侠防把自己所见绘成图，又把时政的弊失写成奏言，前往阁门进呈却没有被接纳，便称事情机密而紧急，发驿马递送上奏。大意说：陛下南征北伐，都是凭借胜利的声势；有人绘制图画前来进献，却没有一个人把天下百姓忧愁困苦、父母妻子不能相互保全、迁徙困顿、惶惶不安而无以为生的情状绘成图献上。臣谨按安上门每日所见，绘成一图，但百不及一。即使只经圣上阅览，也足以使人流泪，何况相隔千万里之外的百姓呢！陛下如果观看臣的图，采纳臣的意见，十天不下雨，臣就请求在宣德门外斩首，以此纠正欺骗君上的罪过。侠防上奏后，皇帝反复观看图画，长叹了好几次，把图卷藏在衣袖中带入内宫。当晚皇帝睡不着觉，第二天便命令开封府全数放免行钱，三司考察市易事务，司农寺打开常平仓，三卫准备熙河一带所需的军用物资，命各路上报民众流散的原因，暂时停止追征青苗钱和免役钱；方田、保甲也一并罢除，共计十八件事。民间欢呼庆贺。这天果然下了大雨，远近都得到充分滋润。甲戌日，辅臣入朝庆贺下雨。皇帝拿出郑侠的图和奏疏给辅臣看，问王安石：“你认识郑侠吗？”王安石说：“他曾跟我学习。”于是上章请求离职，外界这才知道郑侠所作所为的缘由。群奸咬牙切齿，于是把郑侠交给御史台审狱，追究他擅自发布驿马文书的罪。吕惠卿、邓绾对皇帝说：“陛下几年来废寝忘食，才成就了这些美政，天下正享受它的恩惠，却因为一个狂人的话，几乎全部废除，难道不可惜吗！”二人相对在皇帝面前哭泣，于是新法全部照旧，只有方田法暂时停止。丙戌日，王安石被罢免，以韩绛同平章事，吕惠卿参知政事。王安石执政六年，改变法度，开拓边疆，使老成正直之士几乎全部被罢黜，轻薄机巧、巧言谄媚的人却越级进用并掌权，天下人都怨恨他，而皇帝对他的倚任反而更加专一。太皇太后曾趁机会对皇帝说：“祖宗的法度不应轻易改变。我听说民间很苦于青苗、助役法，应当废除。”皇帝说：“这是为了使百姓得利，并不是使他们受苦。”太皇太后又说：“王安石确实有才学，但怨恨他的人很多。想保全他，不如暂时把他调到外地。” 皇帝说：“群臣中只有王安石能为国家担当事务。”当时皇帝的弟弟岐王赵颢正在身旁，便进言说：“太后的话不能不考虑。”皇帝发怒说：“难道是我败坏天下吗？你自己去做吧！”赵颢哭着说：“何至于这样呢！”众人都不高兴地散去。过了很久，太后流着泪对皇帝说：“王安石扰乱天下，怎么办呢？”皇帝这才开始怀疑他。等到郑侠的奏疏送入，王安石感到不安，于是请求离职。皇帝再三勉强挽留，王安石请求更加坚决，于是任命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吕惠卿让他的党羽改名换姓，冒充投匦上书挽留王安石。王安石感激他的情意，于是请求让韩绛代替自己，吕惠卿辅佐韩绛。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二人守成新法，一点也没有损失，当时人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吕惠卿害怕朝廷内外有人议论新法，于是写信遍送给监司、郡守，让他们陈述新法的利害，又从容地向皇帝说明。皇帝下诏说：“终究不能因为官吏违法的缘故而废除新法。”所以王安石所建立的制度，没有再作任何改变。五月，三司使曾布提举市易司，吕嘉问被罢免。此前，吕嘉问提举市易司，连续因为征收的羡余超过定额而受赏。皇帝听说他扰民，便把这件事告诉王安石。王安石回答说：“吕嘉问奉行法令是出于公心，因此招来怨恨。”皇帝说：“免行钱所收的细碎财物，市易司还贩卖水果、冰和炭，实在太损害国家体统。”王安石竭力辩解，甚至讥讽皇帝琐碎细密，不懂得帝王的大略。皇帝说：“既然如此，士大夫为什么都认为它不便？”王安石请求皇帝说出议论者的姓名，让吕嘉问逐条分析。后来皇帝因为旱灾，命韩维、孙永召集商人询问，减免坐贾钱一千万。王安石于是拿着吕嘉问的条析奏疏上奏说：“朝廷允许百姓交钱免除行役，是因为人情安于安居乐业，厌恶官府追逼扰乱。如果一概废除，就没有人肯承担差役。况且小吏的俸禄微薄，势必不得不向百姓索取；若没有严刑峻法，就无法禁止。以微薄俸禄配合严厉法令，法令有时就会屈服。如今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很少，而官吏知道自重，这正是我们推行此法的本意。”议论者于是想废除它，这恐怕是不对的。百姓从来没有不害怕官吏的；当他们因承担行役而触犯刑法时，即使想交钱，也往往无从交纳。如今官吏的俸禄可以说很优厚了，但还不到过去从百姓那里取得的收入的一半。当时市易司隶属于三司，吕嘉问仗势欺凌使者薛向，地位反在薛向之上。等到曾布代替薛向后，心中一直不能平衡。皇帝于是拿出手诏询问曾布。曾布向魏继宗了解情况，详细上奏说吕嘉问多收利息以求赏赐，倚仗官府势力从事兼并。皇帝将要委任曾布审查此事，王安石说二人有私人怨恨。于是下诏让曾布和吕惠卿共同审理，吕惠卿本来就怨恨曾布，便胁迫魏继宗诬陷曾布，魏继宗不肯听从。曾布说吕惠卿不可共事，皇帝想听从他，王安石却不同意。皇帝于是诏告中书说：“朝廷设置市易司，本来是为了平准物价、便利百姓，类似《周官》所说的泉府。如今反而使中等人家失业到这种地步，百姓怎能安然无忧？应当整顿确定它的制度。”曾布见皇帝时说：“臣常听到陛下的德音，想用王道治理天下；如今市易司造成的虐害，渐渐接近间架、除陌之类的弊政了。这样的政令写在简册上，不只是唐虞三代没有，遍观秦汉以来衰乱的时代，恐怕也从未有过。吕嘉问又请求贩盐卖布，难道不被四方耻笑吗？”皇帝点头赞同。事情尚未决定，王安石便离职，吕嘉问抱持此事哭泣。王安石安慰他说：“我已经推荐吕惠卿了。”等到吕惠卿执政，便审理先前的案件，弹劾曾布阻挠新法，把他调出任饶州知州。吕嘉问也调出任常州知州。任命章惇为三司使。秋七月，制定手实法。

译当时免役出钱，有的地方还不均平。吕惠卿采用他的弟弟、曲阳县尉吕和卿的计策，创立手实法。按照这项法律，官府规定物价，让百姓分别按照田亩、房屋、资财、货物、牲畜的价格，自行申报。凡是拥有五钱财产的，要按一钱计算其孳息。不是日常使用的器物、粮食，却擅自隐瞒漏报的，准许告发者查获实情，并以所罚的三分之一充作赏赐。预先编制格式给百姓看，命令他们依照格式写成申状。县里接受后登记造册，按财产价格排列高下，分为五等。等到查明一县百姓的财产和钱数，便参照全县役钱的原额，确定各户应缴的钱。皇帝下诏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百姓家中的一尺屋椽、一寸土地，都被搜括无遗，甚至鸡和猪也全部登记。百姓无法生活。起初，吕惠卿制定这项法律时，原本规定灾伤达到五成以上的地区不列入。但荆湖察访使蒲宗孟上奏说：“这是天下的良法，让百姓自行申报，起初并没有扰民，为什么要等到丰收年才实行？请求诏令有关部门不要因丰歉而放松或收紧这项法律。”皇帝听从了他。百姓因此更加困苦。冬十月庚辰日，设置三司检计司。起初，皇帝曾担心增设官司会耗费财力。王安石说：“增设官司正是为了节省费用。”皇帝说：“古代按十分之一征税，如今却从各方面搜取财物。”王安石说：“古代并不只是征收十分之一。” 王安石又想让天下官吏都获得足额俸禄，皇帝没有答应。后来三司上奏，新增官吏俸禄每年达到缗钱一百一十万有余。支持新法的人都说，官吏俸禄既然优厚，人就知道自重，不敢触犯法律，可以减少刑罚。但清廉良吏实际上很少，收受贿赂仍和过去一样，往往因此陷入重罪。议论者不认为这是好事。皇帝诏令三司帐司、检计司把这一年天下财物收支的数目上报，并命宰相提举其事。到这时，韩绛请求选派官员设置机构，把天下户口、丁口、税赋、场务、坑冶、河渡、房园等类的租额年课，以及各路钱粮出入的数目，除去重复项目，每年比较增减、废置、羡余和额外费用，计算盈亏之处，使有无能够互相调剂，并以任职是否称职作为升降标准，那么国家财政的大纲就可以得到省察。三司使章惇也这样说，于是诏令设置三司检计司，任命韩绛提举。八年春正月，郑侠上奏弹劾吕惠卿结党、蒙蔽阻塞言路，又取唐代魏征、姚崇、宋璟、李林甫、卢杞的传记，编成两轴，题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在位的臣子中，暗中与李林甫一类相合、反而背离姚崇和宋璟的人，分别按其类别编写成书进献，并且推荐冯京可以任宰相，还说宫中有人披甲登殿，辱骂皇帝等事。吕惠卿奏称这是诽谤讪笑，命中丞邓绾、知制诰邓润甫审理，于是把郑侠编管到汀州。御史台小吏杨忠信拜访郑侠说：“御史缄默不言，而你却不断上书，这是说，进谏的责任落在守门人身上，而御史台中竟没有人了。”他从怀中取出两部《名臣谏疏》交给郑侠说：“用这个来帮助正人。”冯京与吕惠卿同在政府，议论多有不合，而王安国一向和郑侠友善。御史张璪迎合吕惠卿的意旨，弹劾郑侠曾到冯京门下游走，存在交通的迹象。邓绾、邓润甫说：“王安国曾借郑侠的奏稿观看，其中有赞助促成的言辞，意在诽谤他的兄长。”于是放王安国归乡。又把冯京调出任亳州知州。当时郑侠已经被贬往汀州，吕惠卿又命舒亶逮捕他，途中搜查他的箱子，发现所抄录的《名臣谏疏》中有谈论新法的内容以及亲友书信，便逐一按姓名治罪。案件审理完毕，吕惠卿想把郑侠置于死地，皇帝说：“郑侠所说并不是为了自身，忠诚也值得嘉奖，怎么能严加治罪？只把郑侠迁往英州即可。”起初，王安国任西京国子教授，任期届满来到京师。皇帝因为王安石的缘故，特意召见他，问：“汉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王安国回答：“三代以后没有超过他的。”皇帝说：“只可惜他的才干不能创立法制、改革制度。”王安国回答：“文帝从代地进京进入未央宫，在顷刻之间平定变故，在一呼一吸之间完成这些事情，恐怕没有才干的人做不到。又采用贾谊的意见，使群臣有节制，专心用德行教化百姓，天下因礼义而兴盛，几乎达到刑罚废置的境地；这样一来，文帝就比有才干还高出一等了。”皇帝说：“王猛辅佐苻坚，凭那么小的国家却能使命令必行；如今朕拥有天下之大，却不能使人服从，为什么呢？”王安国说：“王猛教苻坚用严法杀人，导致前秦国祚不能传世。如今刻薄的小人一定有人会用这种说法误导陛下。希望陛下专门以尧、舜和三代为法则，天下难道还会有不服从的吗？”皇帝又问：“你的兄长执政，外界怎么议论？”王安国回答：“只是怨恨他识人不明，聚敛财富过于急迫罢了。”皇帝不高兴，于是只授予他崇文院校书一职，不久改任秘阁校理。王安国多次竭力进谏新法的弊端，王安石又曾把吕惠卿视为佞人，因此吕惠卿排斥王安国。二月癸酉日，又任命王安石同平章事。起初，吕惠卿迎合王安石，建立新法，王安石因此极力援引他，使他突然升至执政。吕惠卿得志后，产生了后羿射日的念头，嫉恨王安石再次被任用，于是想堵塞他的仕途，凡是可以伤害王安石的手段，他无所不用。那时朝士见吕惠卿得到皇帝宠信，认为可以扳倒王安石来讨好吕惠卿，于是纷纷改变立场归附他。邓绾、邓润甫又借李逢案件，并拉拢李士宁来动摇王安石。王安石听说后怨恨他们。当时韩绛专门处理中书事务，许多事情拖延不决，而且多次和吕惠卿争论，估计无法制服他，便秘密请求皇帝重新任用王安石。皇帝答应了。吕惠卿听说后感到不安，于是列举王安石兄弟的几件过失，当面奏报，意在使皇帝对王安石产生疑心。皇帝把吕惠卿所说的密封起来给王安石看。王安石上表说：“忠诚不足以取得信任，所以每件事都要亲自说明；道义不足以胜过奸邪，所以人人都和他树立敌对关系。”大概说的就是这件事。后来王安石接受召令，便日夜兼程赶路，七天到达汴京。起初，蜀人李士宁得到导气养生的方法，自称当时已经三百岁，又能说人的吉凶祸福。

译王安石和他有旧交，经常在东府请他来，来往十分熟悉。王安石镇守金陵时，吕惠卿参与执掌政务。后来有人告发山东发生李逢、刘育的叛乱，事情牵连到宗室赵世居，御史府和沂州各自立案审理，弹劾者说李士宁曾参与这一阴谋，于是下令天下捉拿他。案件审结后，赵世居被赐死，李逢、刘育在市中处以磔刑，李士宁决杖后流放永州，被牵连治罪的人很多。吕惠卿当初兴起这起案件，传召李士宁，是想从中诬蔑他人。后来王安石再次入朝执政，这个阴谋没有实行。冬十月庚寅日，吕惠卿被罢免。御史蔡承禧弹劾吕惠卿欺骗君主、玩弄法令、结党肆奸。吕惠卿居家等待命令，中丞邓绾也想弥补自己此前依附吕惠卿的痕迹，以讨好王安石。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又深深怨恨吕惠卿，于是暗示邓绾揭发吕惠卿兄弟强行借取秀州华亭富民的钱五百万，又和知华亭县张若济买田、共同牟取奸利，于是立案审讯。吕惠卿最终被罢免，出任陈州知州。邓绾又弹劾三司使章惇协助成就吕惠卿的奸事，章惇被调出任湖州知州。乙未日，彗星出现在轸宿。皇帝因灾异屡次出现，避开正殿、减少膳食，下诏征求直言，赦免天下，并询问政事中有哪些不合民意的地方。程颢应诏评论朝政，言辞极其切直，被差遣为扶沟县知县。王安石率同列上奏说：“晋武帝在位第五年彗星出现在轸宿，第十年又出现孛星，但他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年占辞所预期的不相合。大概天道深远，先王虽然设有占候官，但所信任的还是人事罢了。裨灶说会有火灾而得到应验，想要禳除它，国侨却不听从，郑国也没有发生火灾。裨灶尚且不免有妄诞之说，何况如今的星官呢？臣私下听说两宫因此忧虑，希望采纳臣等所说，努力施行，以此开导安慰她们。”皇帝说：“听说民间特别苦于新法。”王安石回答：“严寒大冷、暑热下雨时，百姓尚且会怨恨叹息，这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皇帝说：“难道连严寒暑雨所引起的怨恨也不必顾虑吗？”王安石不高兴，退下后称病卧床。皇帝抚慰勉励他起身。他的党羽谋划说：“如今如果不把皇帝平素不喜欢的人公开提拔任用，权势就会减弱，将会有人窥伺间隙。”王安石认为这话对。皇帝高兴他出面，凡是他所推荐任用的人都依从了。邓绾说：“凡是百姓用来养生的物品，每天都要使用，每家都有。如今却想让他们全部登记核实，那么每家都会担心被告发，人们心中都会有隐匿的忧虑。商人流通货物、互通有无，有的春天还拥有，到了夏天已经耗散；有的秋天储藏，到了冬天已经散失。官府的簿书怎么能够把这些全部拘录在案？势必不能不触犯法律。这样只会使好争讼的人奔向赏赐、借机报怨，使胆怯的人抱着困苦走向死亡罢了。”皇帝下诏废除手实法。九年秋七月，邓绾被罢免。吕惠卿被调出后，任陈州知州，但张若济的案件长期没有审结。王雱命门客吕嘉问、练亨甫共同取来邓绾所列举的吕惠卿罪状，又夹杂其他文书，一并交给制狱审理。王安石并不知道这件事。省吏在陈州把吕惠卿告发，吕惠卿把情况上奏，并且上书控诉王安石，说他完全抛弃所学，推崇纵横末流，多次违抗命令、矫改诏令，欺骗皇帝、要挟君主，在几年之间极力推行；即使失意而倒行逆施的人，也几乎没有这样严重。皇帝把奏状给王安石看，王安石道歉说没有这些事，回去后拿来询问王雱。王雱说明了实情，王安石责备他。王雱愤怒怨恨，背上毒疮发作而死。皇帝很厌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邓绾担心王安石离职后失去势力，便上书说应当录用王安石的儿子和女婿，并仍赐给他京师的宅第。皇帝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说：“邓绾作为主管监察国事的官员，却替宰相乞求恩泽，极大地损害国家体统，应当罢黜他。”皇帝认为邓绾用心偏邪，天性奸诈反复，议论政事、推荐人才不守本分，于是斥责他出任虢州知州。冬十月丙午日，王安石被罢免。王安石再次任宰相后，多次以病请求离职；到儿子王雱死后，他更加悲伤不堪，竭力请求解除机务。皇帝更加厌恶他，于是任命他为使相、判江宁府，不久改任集禧观使。王安石退居金陵后，往往书写“福建子”三个字，大概是深深后悔被吕惠卿误导了。任命吴充、王珪同平章事。吴充的儿子吴安持虽然娶了王安石的女儿，但吴充心里并不赞成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多次对皇帝说新法不便。皇帝看出吴充能够保持中立、不结党，王安石被罢免后，便任命吴充为宰相。吴充想有所变革，请求召回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又推荐孙觉、李常、程颢等几十人。司马光从洛阳写信给吴充说：“自从新法施行，朝廷内外骚动不安，百姓困于烦琐苛细，迫于诛求聚敛，忧愁怨恨、流离失所，转死沟壑，日夜翘首盼望，希望朝廷觉悟，一举改变弊法。如今说要救天下的急难，应当废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并停止征伐的谋划。想要除去这五项，必须先区分利害，开通言路，以启发君主的心。如今弊病虽然已经很深，却还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现在不医治，最终就会成为顽疾。”吴充不能采纳。任命冯京知枢密院事。当时吕惠卿告发王安石的罪行，拿出他的私信，其中有“不要让皇上知道”和“不要让同年知道”之类的话。冯京与王安石同年出生，所以信中这样说。皇帝认为王安石欺骗自己，而认为冯京贤能，于是召回任用他。《宋史纪事本末》卷八 《史部，纪事本末类，宋史纪事本末》钦定《四库全书》《宋史纪事本末》卷九 明代 冯琦 原编 陈邦瞻 增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