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明 冯 琦 原编陈邦瞻 増辑孝宗朝廷议孝宗隆兴元年冬十月辛巳，召朱熹入对垂拱殿。先是，帝即位，诏中外臣庶陈时政阙失。熹时监南岳庙，上封事，首言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纎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恢复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説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而或者犹为是説者，其意必曰：今根本未固，形势未成，进未有可以恢复中原之防，退未有可以备御冲突之方，故不得已而出于此，因得以其间从容兴补，而大为之备。以臣防之，则议者所谓根本未固，形势未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何为而然哉？正以有讲和之説故也。此説不罢，则天下事无一可成之理，何哉？进无生死一决之计，而退有迁延中已之资，则人之情虽欲勉强自力于进为，而其气固已涣然离沮而莫之应，气为势所分，志为气所夺也。故今日讲和之説不罢，则陛下之励志必浅，大臣之任责必轻，将士之赴功必缓，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听上之所欲为。然则根本终欲何时而固？形▯终欲何时而成？恢复又何时而可图？守备又何时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臣愿陛下断以义理之公，叅以利害之实，罢黜和议，追还使人。自今以往，闭闗絶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制治保邦备边之外，了然无一毫可恃以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懐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逺近中外，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必于复讐啓土，而无玩岁愒日之心，更相激励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于是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諌之亲旧宾客。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上异其言，至是召熹入对。熹复陈三劄：一言《大学》之道，本于格物。格物者，穷理之谓也。谓之理，则无形而难知；谓之物，则有迹而易覩。必因物求理，使了然无毫髪之差，则应事自然无毫髪之谬。是以意诚心正，而身脩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今劝讲之臣所以闻于陛下者，不过记诵词章之习，而陛下又不过求之老子、释氏之书。是以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能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能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也。愿博访真儒知此道者，讲而明之，则今日之务所当为者不得不为，所不当为者不得不止。次言今之论国计者有三：曰战，曰守，曰和。此三説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夺，谈者各饰其私，听者不胜其▯。由不折▯于义理之根本，而驰▯于利害之末流故也。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专于一已之私也。国家之与北敌，其不可与共戴天明矣。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讐，非守无以制胜，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三言先王制治保邦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乎纪纲。愿开纳諌诤，黜逺邪佞，杜塞幸门，安固邦本。四者为急先之务，庶几形势自强，而恢复可冀矣。时朝廷遣王之望使金约和未还，宰臣汤思退等皆主和议，而近习曽觌、龙大渊招权，故奏及之。三劄所陈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剀切焉。熹初读第一劄，上为动容听纳；至第二劄论复讐之义，上遂黙然。淳熈四年三月己酉，吕祖谦入对，上言曰：「夫治道体统，上下内外不相侵夺，而后安。向者陛下以大臣不胜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亲细务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监司守令，职任率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县忽省部，掾属凌长吏，贱人轻柄。臣平居未见其患，一日有急，谁与指麾而伸缩之耶？如曰臣下权任太重，惧其不能无私，则有给舍以出纳焉，有台諌以纠正焉，有侍从以询访焉。傥得端方不倚之人分处之，自无专恣之虑，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劳哉？人之闗鬲脉络，少有壅滞，乆则生疾。陛下于左右虽不劳操制，茍玩而弗虑，则声势浸长，趋附浸多，过咎浸积。内则惧为陛下所谴，而益思壅蔽；外则惧为公论所疾，而益肆诋排。愿陛下虚心以求天下之士，执要以总万事之机，勿以图任或误而谓人多可疑，勿以聪明独高而谓智足徧察，勿详于小而忘逺大之计，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 明代冯琦原编 陈邦瞻增辑 孝宗朝廷议 孝宗隆兴元年冬十月辛巳日，召朱熹到垂拱殿应对。在此以前，皇帝即位后下诏，命内外臣民陈述时政的缺失。朱熹当时主管南岳庙，上密封奏事，首先说帝王的学问，必须先从格物致知入手，穷尽事物的变化，使义理所在之处纤细详尽地都能明白，那么自然能够意念真诚、内心端正，便可以应付天下事务。其次说，恢复中原的大计迟迟不能确定，是因为讲和的说法误导了国家。金人与我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不能与之议和，道理已经很明白了。但有人仍然提出这种说法，他们的意思一定是：如今根本尚未稳固，形势尚未形成，向前没有能够恢复中原的条件，向后没有能够防御敌人冲突的办法，所以不得已采取讲和，借此空隙从容兴办修补，充分做好准备。依臣看，议论者所谓根本未固、形势未成，进不能攻、退不能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正是因为有讲和的说法。这个说法不停止，天下事务就没有一件能够成功。为什么呢？向前没有拼死一决的计划，向后却有拖延苟安的凭借，于是人的心情虽然想勉强振作、努力进取，但气势已经涣散、离心、沮丧而无人响应；气势被形势分散，志向又被气势夺走了。所以今天讲和的说法不停止，陛下励精图治的志向就会浅薄，大臣承担责任就会轻率，将士赴战立功就会迟缓，官员百吏奉行职务也不能竭尽心力来听从皇上的意图。这样说来，根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稳固？形势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形成？恢复中原又什么时候可以谋划？守备又什么时候可以依靠呢？显然都不能指望。臣希望陛下以公正的义理作出决断，同时参酌实际利害，罢黜和议，召回使者。从今以后，关闭关隘、断绝盟约，任用贤能，建立纲纪，整饬风俗，使我国治理国家、保卫邦国、准备边防之外，明明白白没有一丝可以用来拖延苟安的凭借，不敢怀有片刻自安的念头。这样以后，将相军民、远近内外，没有不清楚知道陛下志在复仇拓土，绝不会有虚度年岁、苟且度日的心思；大家互相激励以图建功。数年之后，志向坚定，士气充足，国家富裕，军力强盛，于是衡量我方力量的强弱，观察敌方形势的浅深，从容起来谋求恢复中原旧地；中原不归我国所有，又将归向哪里呢？其次说四海的利弊，关系到百姓的安乐与忧患；百姓的安乐与忧患，又关系到守令是否贤能。监司，是守令的纲；朝廷，是监司的根本。想使百姓各得其所，根本所在也只在朝廷。如今监司贪赃狼藉、肆意暴虐而使百姓受苦的，没有不是宰执、台谏的亲属旧交和宾客。只是陛下没有途径知道罢了。皇帝对他的言论感到惊异，到这时召朱熹入朝应对。朱熹又陈述三篇奏札：第一篇说《大学》的道理根本在格物。格物，就是穷究事理。说它是“理”，便无形而难以知道；说它是“物”，便有迹象而容易看见。必须通过事物探求道理，使理解清楚到没有丝毫差错，那么处理事务自然不会有丝毫谬误。因此意念真诚、内心端正，自身修养、家庭整齐，国家治理、天下太平。如今劝讲之臣使陛下听到的，不过是记诵辞章的习气，而陛下又不过从老子、释氏的书中寻求道理。因此虽然具有生而知之的资质和超出世人的品行，却不能随事观察道理，所以天下的道理有许多没有察知；不能依据道理处理事务，所以天下的事务有许多没有明白。因此举措之间动辄涉及疑惑和反复，听取采纳意见时也难免受蒙蔽欺骗，这是因为不讲求《大学》的道理，却沉溺于浅近虚无的过失。希望广泛访求真正懂得这一道理的儒者，讲明它、阐明它，那么今天应当做的事情就不得不做，不应当做的事情就不得不停止。第二篇说，现在谈论国家大计的有三种意见：说战，说守，说和。这三种说法彼此攻击是非，互相争夺可否，谈论者各自修饰自己的私见，听取者被弄得眼花缭乱。这是因为不在义理的根本上加以裁断，却在利害的末流上奔逐。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是天地所覆盖、承载的一切事物中，凡具有君臣父子本性的人都会由极度痛苦而产生、不能自已的共同感情，并不只是个人的私怨。国家与北方敌国之间不可共戴天，这一点很明白。今天应当做的事，不作战就无法复仇，不守备就无法制胜；这些都是天理自然，不是个人私愤。第三篇说，先王治理国家、保卫邦国的方法，根本不在威势强盛，而在德行功业；防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所凭借的不在兵力粮食，而在纲纪。希望陛下广开言路、采纳谏诤，贬黜疏远邪佞，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安定巩固国家根本。这四件事是最急迫的先务，希望这样形势自然会强盛，恢复中原也就可以指望了。当时朝廷派王之望出使金国约和，尚未回来；宰相汤思退等都主张和议，而近习曾觌、龙大渊招揽权势，所以奏章也涉及这些事情。三篇奏札所陈述的没有超出密封奏事的意思，只是更加恳切激烈。朱熹起初读第一篇奏札时，皇帝为之动容并听取采纳；到了第二篇谈论复仇道义时，皇帝便默然不语。淳熙四年三月己酉日，吕祖谦入朝应对，上奏说：“治理之道的体统，是上下、内外不互相侵夺，然后才能安定。过去陛下因为大臣不能胜任，便兼任并亲自处理他们的事务；大臣也都亲自处理细务，代行有关官署的职事。向外直到监司、守令，职权大多被上级侵夺，因而不能使下属听命；于是强横狡猾的人轻视官府，郡县忽视省部，属官欺凌长官，卑贱之人轻视掌权者。臣平时尚未见到这种弊病，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谁来指挥调度、伸缩处理呢？如果说臣下权任太重，担心他们不能没有私心，那么有给舍负责出纳诏令，有台谏负责纠正，有侍从负责询问访察。倘若能得到端正方直、不偏不倚的人分别处理这些事务，自然没有专擅放纵的忧虑，何必使至尊屈身代替他们操劳呢？人的关节、膈膜和脉络，稍有阻塞，时间久了就会生病。陛下对于左右近臣，虽然不费力控制，如果任其玩忽而不加考虑，那么他们的声势会逐渐增长，趋附的人会逐渐增多，过失罪咎会逐渐积累。对内，他们害怕被陛下责罚，便更加设法蒙蔽；对外，他们害怕被公论憎恨，便更加肆意诋毁排挤。希望陛下虚心求取天下人才，掌握要领来总揽万事的关键；不要因为任用人才或许有误，就认为人多可疑；不要因为自以为聪明高明，就认为自己的智慧足以遍察一切；不要在小事上过于详察而忘记长远大计；不要忽略眼前而忘记蒙蔽的苗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