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卷六

译夏竦上奏说：‘李继迁在太宗时逃亡困窘，多年也不能将其剿灭。先帝只是告诫边疆官吏谨慎侦察烽火，严格整治士卒和车辆，敌人来了就驱逐，离去就不追捕。然而自从灵武失陷、银州和绥州割弃以来，借助朝廷的威势，李继迁所役使统属的不过是河外的小羌部罢了。何况李德明、元昊相继猖獗，把穷困窘迫的李继迁同富足强盛的元昊相比，形势就可以知道了；把先朝屡次获胜的士卒同当今关东的军队相比，勇敢怯弱也可以知道了；把兴国年间熟悉战事的将帅同如今沿边未经战阵的将领相比，优劣也可以知道了；把李继迁藏身平夏同元昊盘踞河池相比，地势也可以知道了。如果分兵深入，军粮不能供应，进攻时贼人避开锋芒，退却时敌人又从后追击，军队疲惫，粮食耗费，实在值得忧虑。如果穷追到他的巢穴，必须渡过大河，长舟巨舰不是仓促之间可以准备的。如果用浮囊、绳索连接而进军，我军渡到一半，敌人乘势掩击，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抵御。臣认为不比较主客双方的有利条件，不计算攻守的便利与否，就议论追讨敌人，不是良策。’于是分条上奏十件事：一，教练强弩，把它作为奇兵；二，羁縻归附的羌部，把它作为藩篱；三，下诏嘉奖勒斯赉，使他合力攻破贼人；四，估量地势险易、远近以及砦栅多少，增减屯驻军队；五，下诏让各路互相援助；六，招募当地人充任士兵，以代替东部来的军队；七，增加设置弓手和壮丁，以备守城；八，合并并修完边境小砦，使兵力由关中统一听命；九，百姓缴纳粮食来赎罪，以供养边境；十，裁减边境多余的军队和官员，以缓解粮饷运输。朝廷大多采纳了这些意见。然而当时边臣多主张征讨，反而认为夏竦胆怯。吴育又上言说：‘天下长久安定，事务只求因循，厌恶兴起事端；政令纲纪、边防机要，放置不再修治，一旦边境发生警报，就仓皇失措，不知道该做什么。等到稍微安静下来，又没有人敢轻易进言。如果政令修明，纲纪严肃，财用充足，恩信融洽，赏罚分明，将帅熟悉战事，士卒精锐，那么四方夷狄望风就会自然没有其他心思。如果有一项没有防备，他们就会乘隙而起。’他又说：‘汉朝与西域诸国交往，斩断匈奴的右臂，诸戎归附，即使其中有桀骜狡黠之人，也不敢独自反叛。唐太宗曾亲自写信赐给回鹘可汗及其宰相，接受他们的贡奉，用金帛厚加赏赐。真宗命令潘罗支攻杀李继迁，李德明于是投降。’ 元昊只是看到朝廷近年不再同西域各部往来朝贡，于是得以利用利益防护邻近境地，巩固自己的巢穴，没有肘腋之患，便跳梁猖獗，肆意妄为而不顾忌。请招募士人，晓谕嘉勒斯赉和其他蕃部，离散他们的党羽，使他们合力进攻，并平均给予恩赐；这是攻伐谋略的关键。于是又抄录上报真宗时与西域各蕃往来的事迹。十一月，夏人侵犯保安军，巡检指挥使狄青将他们击败。狄青起初因为善于骑射，任骑御散直，跟随西征作战，安远等砦都取得胜利；临敌时披散头发，戴着铜面具，出入贼军之中，所到之处敌人都溃散，没有人敢抵挡。到这时元昊侵犯保安军，钤辖卢守懃派狄青将其击退，因功加任秦州刺史。皇帝想召见他，询问方略，防备贼人侵犯渭川，并命人画下他的形貌进呈。康定元年春正月，元昊侵犯延州。延州正处在夏人出入的要冲，地域宽广、砦堡稀疏，土兵少而且弱，又没有久经战阵的老将。延州知州范雍听说元昊将要到来，非常害怕。元昊假意派人向范雍表示通好，范雍相信了他，没有设防。不久元昊大举进兵攻打保安军，鄜延副总管刘平、石元孙驻军庆州。范雍写信召他们前来，刘平和石元孙赶往土门。元昊攻破金明砦，擒获都监李士彬父子，又攻破安远、塞门、永平各砦，乘胜抵达延州城下。范雍闭门坚守。刘平、石元孙听说后，督率骑兵日夜兼程前进，第二天到达万安镇。刘平先派步兵前进，随后继续推进；夜里到达三川口以西十里处停下扎营，派骑兵先赶往延州争夺城门。当时鄜延都监黄德和、巡检万俟政、郭遵分别驻守外境，范雍都召回作为援军。刘平与他们会合，步骑兵一万多人，列阵向东行进约五里，遇到贼军。刘平和贼军都摆成偃月阵相对。过了一会儿，贼军涉水摆成横阵，郭遵将其击退。贼军又用盾牌遮蔽组成阵势，官军再次进攻，将其击退，夺取盾牌，杀死、俘获以及溺死的敌人将近一千人。刘平被流箭射中，天黑时贼军用轻兵逼近交战，官军稍稍退却。黄德和处在军阵后方，看见军队退却，便率领部下逃往西南山，众人也跟着他，于是全军溃败。刘平派他的儿子刘宜孙骑马追赶黄德和，抓住缰绳对他说：‘应当约束军队返回，合力抵抗贼军，为什么要先逃跑？’黄德和不听，纵马逃往甘泉。刘平派军校拿着刀剑拦截挽留，收拢了一千多人，转战三天，贼军退回水的东面；刘平率领剩下的军队据守西南山，修筑七座栅寨自我固守。夜里四更，贼军环绕营寨喊道：‘像这样残余的军队还不投降，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天亮时，贼军首领举鞭指挥骑兵，从山上四面出击，把官军截断为两部分，刘平于是和石元孙等人都陷没于贼军之中。恰逢大雪，贼军解围离去，延州得以免于陷落。诏令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在河中设置狱案审问情状，黄德和获罪，被腰斩；范雍被贬为安州知州。朝廷追赠刘平、石元孙官职。范雍处理政务崇尚宽恕，善于谋划却少有成效，所以导致这次失败。皇帝因刘平、石元孙战败，询问防御边境的办法，判太常礼院丁度上奏说：‘如今士气受到损伤而低落，如果再追到敌人的巢穴，粮饷运输千里，轻率地使用人命，只为满足一时的意图，不是正确的计策。唐朝定都长安，天宝以后河湟失陷，泾州西门不能打开，京师距离贼境不到五百里，于是屯驻重兵，严密设置烽火；虽然常有侵扰突袭，但最终没有酿成祸患。’

译太祖时，边疆任职不用节度将领，只审慎选择有才干器识的人，厚给俸禄赏赐，信守赏罚，才……边陲辑睦安宁二十年。就今天的策略而言，没有比谨慎修筑亭障、远设斥候、控制扼守要害更完备的防御办法了。于是分条上奏十项策略，名为《备边要览》。当时西部边疆尚未安定，二府三司即使逢旬休日，也不停止政务。有人说，苻坚曾以百万军队侵犯晋国，谢安却命驾出游，以安定人心，请求照此给假，因而不要让外藩窥探朝廷的深浅，朝廷采纳了。二月丁亥，任命夏守赟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内侍王守忠为都钤辖。知谏院富弼说：“唐朝衰落时，以内臣监军，因而失败的事不止一例。如今王守忠任钤辖，与监军没有差别。此前任用夏守赟，已经失去人望，希望罢免王守忠，不要派遣他。”皇帝没有听从。当时西部战事一天比一天纷扰，征调京畿、京东、京西、淮南的马匹；诏令枢密院与宰臣共同商议边事，从内藏库拿出八十万缗钱到陕西购买军粮；访求了解边事的人，并赦免敌寇所到州县的罪责。命知制诰韩琦安抚陕西。当初，韩琦出使蜀地回来，详细论述西部军队的形势，朝廷随即任命他安抚陕西。韩琦说：“范雍统领军队没有作为，应召回知越州范仲淹来任用。正值陛下焦虑劳苦之时，臣难道敢避嫌而不说吗？如果因此被认为结党，误了国家，我愿灭族。”皇帝听从了，召范仲淹知永兴军。三月丙辰，诏令大臣分条陈述陕西攻守策略。戊寅，王昪、陈执中、张观被罢免。当初，天圣年间，王昪出使河北，经过真定，当时曹玮任总管。王昪拜见曹玮，曹玮对他说：“你将来应当掌握重权，希望留意边防。”王昪问：“请您指教我什么？”曹玮说：“我听说赵德明曾派人用马匹交换汉人的货物，因不合意便想杀掉来人。他的小儿子元昊当时才十多岁，劝说：‘我们戎人本来以鞍马为业，却拿它资助邻国，交换不急需的物品，已经不是好策略；又因此杀人，更会失去众人的心。’赵德明听从了他。我曾派人窥察元昊，他相貌异常，将来一定会成为边患。”王昪没有以为然。等到他再次进入枢密院，元昊果然反叛。皇帝多次询问边事，王昪不能回答。到刘平战败，议论刺募乡兵的事情很久没有决定，皇帝大怒，于是王昪与陈执中、张观一同被罢免。王昪这才感叹曹玮见识明达。夏五月壬辰，张士逊被罢免，任吕夷简为同平章事。当时军务兴起，机要事务堆积，张士逊身居首相却没有补益，谏官因此进言，于是罢免张士逊而任用吕夷简。戊寅，任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为陕西都转运使。夏守赟庸弱胆怯而缺少谋略，被召回，与王守忠一同回朝。范仲淹说：“如今边城的防备，十处中有七八处；关中的防备，十处还不到二三处。如果元昊的军队深入，乘关中空虚，向东阻断潼关，隔绝两川的贡赋，那么朝廷就不能安睡了。现在的办法，应当严格告诫边城，使它能够长期坚守；充实关内，使敌人没有可乘的空隙。敌寇到来时，边城清空野外，不与之决战；关中逐渐充实后，敌人哪里敢深入？两三年之间，他们自然会困顿衰弱，这是上策。如今边城请求从五路进军讨伐，我担心承平日久，没有久经战阵的老将和精锐士兵，一旦发动深入的计谋，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这一月，元昊袭击塞门各砦，俘虏砦主高延德而去；又袭击安远、承平砦。当时著作郎张方平上《平戎十策》，大意认为应在河东屯驻重兵，向敌人显示军势；敌人入侵必定从延州、渭州直到兴州，敌巢穴的守备必然空虚，我军从麟府渡河，不到十天就能到达那里。这就是攻击敌人必定要救援之处，以造成形势阻隔、行动受制的办法。宰相吕夷简见到后认为很对。秋七月己卯，授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共同主管都部署司事务。当初，范仲淹与吕夷简有嫌隙。到议论加官时，吕夷简请求破格提升范仲淹，皇帝很高兴，认为吕夷简是宽厚长者。后来范仲淹入朝致谢，皇帝告诉他应当放下过去的怨隙。范仲淹叩头说：“臣先前所论说的只是国事，对吕夷简有什么怨恨呢？”八月，诏令范仲淹兼任知延州。此前诏令分配边军：总管统领一万人，钤辖统领五千人，都监统领三千人；敌寇到来抵御时，官职低的人先出战。范仲淹说：“将领不选择适当的人才，却按官职高低决定出战次序，这是招致失败的办法。”于是大规模检阅州兵，得到一万八千人，分给六名将领统领，日夜训练，根据敌军人数多少，轮流出兵抵御。人们听说后互相告诫说：“不要把延州当作可以轻视的地方，如今小范老子肚子里自有数万甲兵，不像大范老子那样可以欺负。”所谓大范，指范雍。范仲淹认为百姓长途运输劳苦，请求建立鄜城为军镇，把河中府、同州、华州中下户的租税就地输送到那里，春夏两季把军队迁去就地取食，可以省下购买粮食费用的十分之三，其余所节省的费用还不计算在内。诏令将其命名为康定军。范仲淹又修缮承平、永平等砦，逐渐招回流亡百姓，确定堡垒和障塞，打通斥候道路，修筑十二座砦。于是羌人和汉人相继回来恢复旧业。九月，元昊进犯三川砦，都巡检杨保吉战死，接着又进犯干沟、干福、赵福三堡。韩琦派环庆副总管任福等率兵七千，声称巡察边境，分派各将领连夜赶行七十里到达白豹城，天刚亮就攻克，击破四十一族，焚烧他们的积储。聚集军队返回时，塞门各砦已经遭到袭击。鄜州判官种世衡说：“延安东北二百里有废弃的宽州，请利用旧堡垒重新兴建，以抵挡敌寇冲击。右边可以巩固延安的形势，左边可以取得河东的粮食，向北可以谋取银州、夏州的旧地。”朝廷采纳了，命种世衡负责这项工程。夏人多次前来争夺，种世衡一边作战一边筑城。但那里地势险要而没有泉水，众人议论认为不能守。向地下挖了一百五十尺，遇到横亘的岩石。工匠说：“这里不能打井了。”种世衡说：“越过石头再往下挖，难道会没有泉水吗？你们把石头碎屑清除出去。”每清除一筐石屑，确定赏钱一百文，工匠于是努力挖穿了几层岩石，泉水果然大量涌出。城修成后，赐名青涧，任种世衡知城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钱〕 种世衡开辟营田，招募商人流通货物，城中于是富足充实。他教百姓练习射箭，用银钱作为靶子，射中的人就把银钱给他。有的人争执徭役，也让他射箭，射中的人就从徭役中优先免除。有过失的人，也让他射箭，射中就释放。因此人人都会射箭。十二月癸未，从内藏库拿出绢一万匹，帮助购买边地军粮。戊申，铸造当十钱，以资助边防费用。

译庆历元年春正月，皇帝因元昊的势力越来越猖獗，派翰林学士晁宗慤到陕西询问攻守策略。夏竦等提出两种方案，命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到朝廷奏报。皇帝采纳进攻策略，执政大臣认为很难实行。杜衍也说：“靠侥幸取得成功，不是万全之计。”皇帝不听。诏令鄜延、泾原两路会合军队，定期在正月进军讨伐。范仲淹说：“正月塞外非常寒冷，我军暴露在外，不如等到春深时敌人的马匹瘦弱、士卒饥饿，那时形势容易控制。况且鄜延靠近灵州、夏州，是西羌必经之地，只须按兵不动，观察他们的破绽。请允许臣逐渐用恩惠和信义招抚他们；否则双方情意隔绝，臣恐怕停止用兵将没有期限。请求留下鄜延一路，以便招纳；或者选择有利时机进军，修筑废弃的城砦，以牵制元昊。”皇帝听从了，仍诏令范仲淹与韩琦等共同谋划，可以根据时机、利用便利采取行动，必要时仍可出兵。韩琦也上奏说：“两路协力，尚且担心不能重挫强悍的敌人。如果以鄜延牵制为名，就是把泾原的孤军交给敌人试攻，不是妥当的计策。请求督促鄜延进兵一同出击。”皇帝把奏章给范仲淹看，范仲淹说：“臣与韩琦等人都是同心协力，并不是怯弱。” 只是战争是危险的事情，应当谨慎固守，观察形势变化，不可轻率地出兵深入。”韩琦又让尹洙到延州商议，范仲淹坚持不同意。尹洙叹息说：“您在这件事上不如韩公。韩公说：‘大凡用兵，应当把胜败置于考虑之外。’”韩琦再次上奏说：“范仲淹的意图在于招纳敌人，朝廷如果强迫他出兵，终究不是他的本意。将领们听到这些，必然没有锐意进取的志气。臣认为元昊倾全国之力入侵，不过四五万老弱妇女，举族而行。我军各路都重兵自守，因而兵力分散、力量削弱，所以遇到敌人不能支持。如果大军一同出动，击鼓前进，趁敌人骄傲懈怠，必定可以击破他们。如今朝廷内外都不查究这个原因，于是过分等待敌人，屯驻二十万重兵，只守在界壕之中。西夏的衰弱，自古以来没有比这更明显的。我担心边境堡障日益空虚，士气日益低落，经费更加困窘，军队疲惫而思归，敌人会乘此机会产生吞并陕右的想法。请求另行任命亲近大臣观察敌人的空隙，决定如何进讨，务必果断不要迟疑。”朝廷最终认为难以实行。当时元昊派延德回到延州，与范仲淹约定讲和。范仲淹亲自写信送给元昊，详细陈述利害。韩琦听说后说：“没有经过约定却主动请求和谈，这是阴谋。”于是命令各将严加戒备，自己也巡视边境。二月，韩琦巡视边境到达高平，元昊果然派军队防守渭州，逼近怀远城。韩琦于是赶往镇戎军，全部出动当地军队，又招募勇士一万八千人，命环庆副总管任福统领，任命耿傅为参军。泾原都监桑怿任先锋，朱观、武英、王珪各率本部军队跟随。任福将要出发时，韩琦命他把军队从怀远直趋德胜砦，抵达羊牧隆城，从敌军后方出击。各砦相距只有四十里，道路远近和粮饷运输都便利，估计形势尚不可交战，便占据险要设置伏兵，截断敌军归路；韩琦再三告诫，并说：“如果违背节制，即使有功也要斩首。”任福率数千轻骑赶往怀远，在捺龙川遇到镇戎西路巡检常鼎、刘肃，他们在张家堡南面与敌军交战，斩首数百。敌人丢弃马匹、羊和骆驼，假装败退。桑怿率骑兵追赶，任福跟在后面。侦察者传报敌兵很少，任福等人因此轻视他们。傍晚与桑怿合军驻扎在好水川，朱观、武英驻扎在笼络川，两军相距五里。约定第二天防守川口，一定使夏人一骑也不能逃回，却不知道已经落入敌人的伏击之中。道路已经遥远，草料和粮饷接济不上，士兵和战马缺乏粮食已经三天。当时元昊亲自率领十万精兵驻扎在川口，侦察者却说夏人的砦不多。第二天，任福和桑怿沿好水川向西行进，出了六盘山下，距离羊牧隆城五里，与夏军相遇。各将领这才知道中了计，形势已不能停留，于是上前交战。桑怿在路旁发现几个用银泥封好的盒子，封口严密，里面有跳动的声音，疑惑之下不敢打开。任福到来后打开它们，原来盒中悬挂着一百多只传递哨声的鸽子，纷纷飞起，盘旋在军队上空。于是夏兵从四面合围，桑怿奔驰冲击敌军锋线；任福的阵形还没有列成，敌人就驱使铁骑冲来。从辰时到午时，阵中士卒动摇，想要占据有利地势。忽然夏人阵中竖起鲍老旗，桑怿等人不能猜测其意图。随后旗子向左挥动，左边的伏兵便出动；向右挥动，右边的伏兵便出动；伏兵从山后下来攻击，士卒大多坠入山崖和壕沟，彼此压叠。桑怿、常鼎战死，敌人分出数千人截断官军后路。任福奋力作战，身中十多箭，有小校刘进劝任福自行逃脱。任福说：“我身为大将，军队战败，应该以死报国。”于是挥动四刃铁简，挺身决战，被长枪刺中左颊，割断喉咙而死。他的儿子任怀亮也战死。敌人于是合并军队进攻朱观、武英。战斗已经展开，王珪从羊牧隆城率驻扎的四千五百名士兵，在朱观军队西面的渭川列阵。驻泊都监赵津率瓦亭的二千骑兵随后到达，王珪多次出阵略战，阵势坚固，无法攻破。武英身负重伤，不能指挥军队，敌兵越来越多，官军大败。武英、赵津、王珪、耿傅都战死，士卒战死一万三百人。只有朱观率一千多人守住民居的墙垣，向四面连续放箭，恰逢天黑，敌人退去，他们才得以返回，关右地区大为震动。当时元昊倾全国之力入侵，任福面对敌军接受命令，所统率的军队都不是平时训练抚养的部队，又分兵出去争逐利益，所以遭到惨败。韩琦返回，走到半途，阵亡将士的父亲、兄长、妻子、儿女数千人聚在马前号哭，拿着旧衣和纸钱招魂哭道：“你过去跟随招讨出征，如今招讨回来了，你却死了。你的魂魄也能跟随招讨回来吗？”悲痛哭喊之声震动天地。韩琦掩面流泪，停马不能前进。范仲淹听说后叹息说：“在当时的情势下，确实不能把胜败置之度外。”奏章送到朝廷，皇帝震惊悲悼，为此连饭也吃不下。宋庠请求修缮潼关，以防敌军冲突。夏竦派人收拢散兵，在任福衣带中发现韩琦的檄文，文中说明罪责不在任琦。韩琦也上表自劾，仍被削去一官。当时进言者又说，任福失败是因为参军耿傅督战过于急迫；后来得到传书，才知道韩琦曾告诫任福要持重，不要轻率进军。经略判官尹洙认为耿傅是文官，没有统军责任，却死于战阵，又被当时的人诬陷，于是写了《悯忠辨诬》两篇。

译三月，元昊答复范仲淹的信，言辞极其悖逆傲慢。范仲淹当着来使的面把信烧掉。吕夷简对宋庠说：“人臣不能与外国私下交往，希文竟然擅自给元昊写信。得到他的回信又烧掉而不上奏，别人谁敢这样做呢？”当时朝廷命范仲淹陈述答辩，范仲淹上奏说：“臣起初听说敌人有悔过的意思，所以写信诱导劝谕他。正逢任福战败，敌势更加张大，所以他的回信言辞悖慢。臣认为，若让朝廷看到这封信却不能讨伐，耻辱就在朝廷。于是臣当着属官把它烧掉，使人好像朝廷起初并不知道此事；这样耻辱就专在臣身上了。因此不敢上报。”奏章下达到两府共同议论。宋庠立即说：“范仲淹可以处斩。”杜衍说：“范仲淹的志向在于招抚叛乱者，大概是忠于朝廷，怎么可以重罪惩罚？”他极力争辩。宋庠认为吕夷简一定会说话帮助自己，吕夷简却默不作声。皇帝回头问吕夷简怎么看，吕夷简说：“杜衍的话是对的，只可给予较轻的责罚而已。”于是降范仲淹为知耀州。夏四月，任陈执中为同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当时夏竦任永兴军判官，陈执中任知军，两人意见多有不同，所以分别命夏竦屯驻鄜州，陈执中屯驻泾州。夏竦一向心思在朝廷，等到任命他处理西部事务后，颇多犹豫推脱、瞻前顾后；他曾出巡边境，安置侍婢，军中几乎发生兵变。元昊悬赏三千钱征求夏竦的首级，他被轻侮到这种程度。六月壬辰，诏令陕西各路总管司严格整备边防，不得擅自进入敌境；敌人到来就抵御。秋七月，元昊进犯麟府州，折继闵击败了他。八月，元昊进犯金明砦，攻破宁远砦，砦主王世亶、兵马监押王显战死。元昊进而围攻丰州孤城，因没有援军而失守，知州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战死。当时元昊派兵分别驻屯要害，断绝麟州的粮道，杨偕请求放弃河外，保守合河津，皇帝不允许。适逢管勾麟府军马事张亢攻击敌军在琉璃堡的部队，将其击破；又在柏子砦和兔毛川交战，都击败敌人，于是修筑建宁等五堡十多座栅寨，河外地区才开始稳固。冬十月，夏竦、陈执中被罢免。当时知谏院张方平说：“夏竦担任统帅到现在已经三年，军队只有不出战，一出战就失败；敌寇只有不来，一来就造成残破伤亡。还任用他做什么统帅？如今将校被斥退而统帅不加罪，不是刑罚和赏赐公平。”于是改任夏竦判河中，陈执中知陕州。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分为四路，任韩琦知秦州，王昪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各兼任经略安抚招讨使，诏令分别统领本路。张方平说：“泾原最处于敌军冲击之地，王昪不能满足众望，不应与韩琦等人同列。”朝廷没有答复。韩琦上言：“请求在鄜州、庆州、滑州各增兵三万人；任用有勇有谋的将帅统领训练，预先分配部队；在西部敌人有所行动时，把斥候派得更远，先占据要害。” 敌人到来时，就命驻扎的军队观察有利时机，整顿阵势，合力攻击；又在西部敌军尚未集结时，派三州已经整顿好的军队浅入敌境，大肆抢掠，或者破坏敌人的和市，招降他们的部族，修筑堡垒、拓展土地，另行建立经制。朝廷应当节俭省费，拿出内库钱财的三分之一，分配资助边防费用，并派人到军中侦察敌情。这样两三年间，敌人的力量会逐渐屈服，平定就有日期了。”自从元昊反叛以来，延州城砦几乎全被焚毁抢掠，庞籍到任后逐渐修缮治理；十万戍兵没有壁垒，都分散住在城中，因畏惧庞籍而不敢犯法。庞籍命部将狄青率一万人，在桥子谷旁筑招安砦，以防敌寇出入的道路；又让周美袭取承平砦，王信修筑龙安砦，全部收复失地，修筑十一座城，使延州百姓得以安定。当初，元昊暗中诱使属羌作为助力，环庆的六百多名酋长约定做向导，事情不久便败露。范仲淹认为他们反复无常，到任后立即奏请巡视边境，拿诏书犒赏各部羌人，检阅他们的人马并为他们制定条约，各羌都接受命令，从此为中国效力。羌人亲近爱戴他，称他为“龙图老子”。范仲淹认为庆州西北的马铺砦正当后桥川口，处于敌人腹地，想在那里筑城，估计敌人一定会争夺，于是秘密派他的儿子纯佑与番将赵明先占据那里，自己率兵随后赶到，各将领都不知道此事。他们向前行进到柔远时，筑城所需的版筑材料都已准备好，十天城就建成了，这就是大顺城。敌人察觉后，派三万骑兵来交战；范仲淹假装败退，并告诫不要追赶，后来果然发现敌人设有伏兵。大顺城建成后，白豹、金汤都不敢侵犯，环庆从此敌寇日益减少。范仲淹在边境时，纯佑刚到二十岁，和将士们混处在一起，深入探查、寻求隐情，考察他们的才能和优劣，因此范仲淹用人没有失误，所到之处都能立功。自从西部用兵以来，皇帝因忧劳而晚食；但元昊也困顿疲惫，渐渐产生悔过的意思。知谏院张方平说：“陛下仍然是天下人的天地和父母，难道要与犬豕豺狼计较吗？希望借郊祀赦令承认过失、表示诚信，给他开辟自新的道路。”皇帝高兴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意。”命张方平把这份奏稿交给中书，吕夷简读后拱手说：“您能说到这里，是国家的福气。” 庆历二年闰九月，知延州庞籍说，夏境正防备收割庄稼，而且发生旱灾；元昊想接受诏命、归附，知保安军刘拯便向元昊的亲信伊里刚朗、凌伊齐兄弟晓谕，说朝廷正准备统领灵州、夏州的军队，如果他们归附，就应当分封西平的土地给他们。刚朗、凌伊令、朗默、奇沙密囊三人到种世衡处请求投降，又派教练使李文贵到青涧，告诉种世衡说，用兵以来资财用度困乏，人心倾向于讲和。种世衡与庞籍都怀疑这是欺诈，于是在青涧屯兵，留下李文贵不遣返。不久元昊果然大举入侵，攻打镇戎军。王昪派副总管葛怀敏督率各砦军队抵御，把各将分为四路赶赴定州砦。敌人毁掉桥梁，截断他们的退路，从四面包围。葛怀敏突围逃走，因此全军大败。葛怀敏驰到长城时，濠沟和道路已经被截断，于是与十四名将校一同战死；其余军队九千六百人、战马六百匹，全都被敌人俘获。元昊乘胜直抵渭州，焚烧荡平房舍，屠杀抢掠百姓和牲畜；从泾州、汾州以东，都闭守堡垒。范仲淹亲自率庆州番汉军队前往救援，元昊才退兵。议论的人想用金帛诱使契丹攻打元昊，命御史中丞贾昌朝出使，贾昌朝竭力推辞使命，并且上疏说：“太祖收取方镇的权力，把它作为万世的利益。

译到太宗时，将帅大多还是旧人，尚且能够使人服从皇威，所到之处都有功绩。近年因为西羌反叛，仓促选择将领，而士兵没有训练，又频繁更换将领，用未经训练的将领驾驭未经训练的士兵，所以一交战就必定失败，这是削弱方镇过度的弊端。何况如今武臣多是亲旧和受恩幸之人，一出任就做将领，平时根本不懂军事，一旦把千万人性命交给他们，就是把他们赶入死地。这是任用亲旧恩幸之人的弊端。请从今以后方镇守臣不要频繁更换，刺史以上的官员应当慎重授任，以等待他们建立功劳。并且任命将领时，要消除疑虑，推施恩惠，务必要求他们取得大的成效，使他们一切可以相机行事，这样或许能掌握驾驭将领的方法。”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冬十月戊午，调发定州禁军二万二千人屯驻泾原。庚申，诏令抚恤将校中战死而妻女无所依靠的人，把她们养在宫中。十一月壬申，黑气贯穿北斗。辛巳，任韩琦、范仲淹、庞籍为陕西安抚经略招讨使，治所设在泾州。当初，翰林学士王尧臣体量安抚陕西回来，上疏论述军务，因而说韩琦、范仲淹都有忠义、智谋和勇略，不应把他们置于闲散之地。葛怀敏败死后，朝廷内外震惊恐惧，皇帝想起王尧臣的话，恰逢范仲淹跟随王怀德入朝奏事，请求与韩琦共同经略泾原，并一同驻在泾州。韩琦兼管秦凤，臣兼管环庆。泾原有警报时，臣与韩琦合并秦凤、环庆的军队，从两面夹击前进。如果秦凤、环庆有警，也可以率泾原的军队前去救援。臣应当与韩琦训练军队、选拔将领，逐渐收复横山，以截断敌人的臂助。不出几年，可以期待平定。希望诏令庞籍兼领环庆，以形成首尾相应的形势。秦州交给文彦博，庆州任用滕宗谅。总管渭州，只要一名武臣就够了。”皇帝采纳了他的策略，于是重新设置陕西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总管四路事务。府治设在泾州，增加屯兵三万人，由韩琦、范仲淹、庞籍分别统领。又任王尧臣为体量安抚使，调文彦博统帅秦州，滕宗谅统帅庆州，张亢统帅渭州。王尧臣又说：韩琦等既然任陕西四路招讨等使，那么四路就应当接受他们的节制，不应再兼带其他使名；各自设置司署办理事务，否则所禀报的对象不一致。于是各路一并罢去经略使。韩琦与范仲淹长期在军中，声望一时很高，人心归附他们。朝廷倚重二人；二人的号令严明，又爱护士卒。各部羌人来归附时，他们推诚相待、安抚接纳，羌人都感恩而敬畏，不敢轻易侵犯边境。人们因此编歌谣说：“军中有一个韩，西部敌寇听到他就心胆寒；军中有一个范，西部敌寇听到他就惊破胆。” 庆历三年春正月，诏令陕沿边招讨使韩琦、范仲淹、庞籍，凡军期紧急、来不及申报复核的事情，都可以相机处理。这是采纳安抚使王尧臣的请求。癸巳，元昊上书请求讲和。当时西部边境用兵日久，皇帝心里厌倦。防守契丹的使者来到，也说元昊想归附，于是朝廷秘密诏令庞籍招抚接纳他。庞籍派李文贵回去，以沟通双方意向。元昊听说后非常高兴，又派李文贵到延州商议和约。但他仍然倔强，不肯削去僭越的称号，还说：“太阳正处在中天，只能顺应天意向西运行，怎么能违逆天意向东降落呢？”庞籍认为这句话表明他还没有服从，于是命他自行请求。诏令庞籍回信答应他。元昊知道朝廷已经同意讲和且事情有了头绪，于是派六宅使贺从朂与李文贵到延州上书，自称“男邦泥定国乌珠”，上书称“大宋皇帝”为父亲，又改名为囊苏，却不称臣。乌珠就是“吾祖”，如同王的汗号。庞籍认为名分和体制没有端正，不敢把此事上奏。贺从朂说：“儿子侍奉父亲，就像臣子侍奉君主一样；如果能到京师，天子不同意，就回来再商议。”庞籍把使者送到朝廷，并趁机陈述权宜之计说：羌人长期不能进行和市，国内人心忧愁怨恨，如今他们的言辞渐渐顺从，必定有改变而归服中国的心意，请派使者去晓谕他们。契丹使者来请求不要接纳元昊，朝廷不知道如何答复。礼部郎中吴育于是上疏说：“契丹承受朝廷恩惠已经很久，不能为了接纳一个叛羌而失去世代兄弟相处的欢娱。如今这两个藩国彼此争斗已久而不能解除，可以观察形势，乘机建立功业。万一谋划失当，仓促接纳元昊，臣恐怕契丹会窥伺赵州、魏州一带用兵，朝廷既得不到元昊丝毫帮助，太行山以东以西还会有烽烟警报。应当派人告诉元昊：‘契丹是你世代的姻亲，你一旦自行断绝关系，在力量穷困时归附我朝，这是我所怀疑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应当像从前一样顺从契丹，然后我才答应你归附。’又告诉契丹：‘已经诏令元昊，如果他能到辕门投降谢罪，就听任他归附；如果仍然坚决拒绝，就为你们讨伐他。’这样双方都不能把罪责归于我朝。”于是诏令两制官员拟写答复契丹的文书，命两制共同上奏答对，不得与吴育的意见不同。范仲淹巡视边境，知道环州所属的羌人多暗中与元昊互通消息；因种世衡一向深得属羌人心，而且青涧城已经建成，于是上奏调种世衡知环州，以镇抚他们。有个叫牛诺尔阿的羌人性情倔强，从来不出来拜见州官；听说种世衡到来，才到郊外迎接。种世衡与他约定，第二天一定到他的帐中慰劳部落。当天晚上雪深三尺，左右人说：“诺尔阿凶狠奸诈，难以相信，而且道路险峻，不能前往。”种世衡说：“我正要用信义结交他，怎么能失约呢？”于是冒雪前往。到达后，诺尔阿大惊说：“我世代居住在这座山中，汉官没有敢来的，您竟然一点也不怀疑我吗？”于是率部落列队跪拜，众人都感动而心悦诚服。夏四月癸卯，贺从朂到京师。皇帝采纳庞籍的意见，命著作佐郎邵良佐前往夏州，答应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给绢十万匹、茶三万斤。富弼说：“元昊向契丹称臣，却不向我朝称臣，这就是认定契丹天下无敌，必须让他称臣才可以答应讲和。”蔡襄也说：“元昊自称乌珠，随后又翻译为吾祖，明显是侮慢朝廷；让朝廷赐给他诏书，而他又称吾祖，这是什么样的话？” 不能答应他的请求。”皇帝都没有听从。邵良佐到达夏州后，元昊也派嘉鼎、聿舍、张延寿等来商议和约。谈到岁币时，甲辰，朝廷因元昊请求讲和，于是诏令韩琦、范仲淹任枢密副使，命知永兴军郑戬代替他们。富弼说：“西部敌寇还没有消灭，也需要借助人才；如果二人都回来，恐怕会耽误边事。希望召回一人留在朝廷，另一人就地授任副枢，并且让他们一人在边境、一人在朝廷，内外相互帮助，这样事情就没有办不成的。”皇帝不听。当时元昊倚仗契丹，索取无度；晏殊等人厌恶战争，想把一切都答应下来，韩琦极力陈述这样做的不便，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译庆历四年五月，元昊又派使者呈上誓表，说双方失去和好，已经七年；现在立誓，从今以后希望把盟约收藏在盟府中。以前掳掠的将校和百姓，双方都不再归还；从今以后如果有边民逃亡，也不得追袭。臣近来已经把本国的城砦献纳给朝廷，其中栲栳、镰刀、南安、承平等旧地，以及其他边境上番汉人居住的地方，请求划定中间作为界限，在界内允许筑城堡。每年所赐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请求照旧数目，臣不再以其他事情相干。请求颁发誓诏，是希望世世代代遵守，永远结为友好。如果君臣亲近的道义不存，或者臣子的心志改变，就会使宗庙祭祀不能长久，子孙遭受灾祸。”皇帝派使者赐给元昊诏书，同意了。十二月，派尚书员外郎张子奭充任册礼使，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并赐给对衣、黄金带、银鞍勒马、白银二万两、绢二万匹、茶三万斤。册封文书用漆书写在竹册上，印用锦包裹、金涂银制成，印文为“夏国主印”。约定元昊称臣、奉行正朔，把朝廷所赐勑书改称诏而不署名，允许他自行设置官属。使者到京后就在驿馆进行贸易，在朵殿设宴会见；使者到夏国后，双方相见使用宾客之礼；在保安军和高平砦设置榷场，只是不通行青盐。命国子博士高良夫等人与夏人共同划定疆界，但朝廷使者前往后只停留在宥州的馆舍，最终没有再到兴州、灵州，而元昊仍在自己的国中自称皇帝。庆历五年夏四月，夏人归还石元孙。谏官、御史上奏说：“石元孙军队战败却没有战死，使国家蒙受耻辱，请在边塞下斩首，以此向西部人示威。”贾昌朝说：“《春秋》记载晋国与楚国在邲地交战，楚国俘获晋国的知罃，晋国俘获楚国的公子谷臣。后来晋国送还谷臣以求知罃，楚人答应了，双方各自保全了性命。请按照旧例赦免他。”他入朝应对时，又从袖中取出《魏于禁传》进奏说：“前代将领覆没后回来，多数也没有加罪。”皇帝于是宽赦石元孙，将他编管全州。他的子弟曾因阵亡而得到的恩泽，也一并夺回追缴。庆历八年春，元昊去世，时年四十六岁。他的儿子谅祚当时刚满一岁，是默藏氏所生，养在母族鄂特彭家。鄂特彭于是与三名大将分掌国政。追谥元昊为武烈皇帝，庙号景宗。尊默藏氏为皇太后。李焘说：元昊最初娶伊齐的女儿伊里氏为妻，生下宁凌格，特别宠爱他，立为太子。后来想为宁凌格娶摩伊克氏为妻，见到她美丽，便自己把她夺来。宁凌格愤怒，刺杀元昊却没有杀死，只割掉他的鼻子而离去，藏在鄂特彭家，被鄂特彭杀死。元昊因鼻伤而死。夏四月，册封谅祚为夏国主。此前，夏国派使者来报告哀讯，朝廷和契丹都派使者慰问祭奠。议论的人请求趁谅祚年幼、母族专擅国政之际，用旌节和斧钺诱使三名大将，使他们各自有所分掌，以分散他们的势力，便可以达到目的。陕西安抚使程琳说：幸灾乐祸地利用别人危急，不是使远方人归服的方法，不如趁此抚慰他们。皇帝于是派使者册封谅祚为夏国主。议论的人深深惋惜朝廷失去了机会。侬智高 仁宗皇祐元年九月乙巳，广源州的蛮人侬智高反叛，进犯邕州。当初，侬氏从唐朝初年起就在西原强盛，世代担任广源州首领。唐末，交阯势力强盛，广源州归附它。知傥犹州侬全福被交阯人杀死，他的妻子改嫁商人，生下智高，智高冒用侬姓。成年后，他与母亲占据傥犹州，建立国家，称为大历。交阯人进攻并俘获他，赦免他的罪过，让他知广源州。智高怨恨交阯，于是乘机袭击占据安德州，僭越称为南天国，改年号为景瑞。接着招纳逃亡者，向中国进贡，请求归附。朝廷不允许，他又奉上金函书请求，朝廷也没有答复。智高恼怒，与广州进士黄师密等谋划占据广南，于是多次穿着破旧衣服交换谷物食物，欺骗说洞中发生饥荒、部落离散。知邕州陈珙相信了，没有设置防备。一天晚上，智高突然放火烧掉自己的居所，趁机欺骗众人说：“平生积聚的财物如今被天火烧尽，生计已经穷困，应当夺取邕州、广州，自行称王；否则就会战死。”众人听从了他，于是率领五千人沿江向东，进攻邕州横江寨，守将张日新等战死。诏令江南、福建等路发兵防备。皇祐四年五月，智高攻陷邕州及横州等州，随即包围广州。诏令钤辖陈曙等发兵讨伐。智高攻陷邕州，俘获知州陈珙等人，想任用司户孔宗旦处理事务；孔宗旦不屈服，大骂而死。智高就在州城建立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改年号为启历，设置官属。当时天下长期太平，广南各州郡没有防备，智高所到之处，守臣往往弃城逃走，于是攻陷横州、贵州、藤州、梧州、康州、端州、龚州、封州八州。知封州曹觐、知康州赵师旦都战死。智高进而包围广州，知州魏瓘奋力作战抵御。知英州苏缄搜集招募壮勇，集合数千人前往救援，扼守敌军归路，抓到黄师密的父亲，斩首示众。转运使王罕也从外地赶到，招募民兵，进一步修整防守，广州城才没有失守。事情传到朝廷，命陈曙讨伐智高，又任余靖为广西安抚使，与提刑李枢及陈曙共同处理盗贼事务。又任杨畋体量安抚广西，兼任广东钤辖，率兵前往。六月丁亥，任狄青为枢密副使。当初，尹洙曾与狄青谈论军事，彼此友善。有人把他推荐给韩琦、范仲淹，说：“这是良将的材料。”两人待他十分优厚。范仲淹把《左氏春秋》授给他，并说：“将领不了解古今，不过是个有匹夫之勇的人罢了。”狄青从此改变志向，勤奋读书，完全通晓秦汉以来将帅的兵法。后来屡次升任马军副都指挥使。狄青出身行伍十多年而显贵，脸上的刺字仍然留着。仁宗曾命令狄青敷药除去刺字，狄青指着脸说：“陛下是因为我的功劳提拔我，并不追问我的门第；我之所以有今天，就是靠这刺字。我愿意把它留下来，用来劝勉军中将士，不敢奉行诏令。”仁宗更加看重他。到这时，狄青自知延州，被召入朝任命为副使。台谏官王居正等人进谏说不可以，仁宗不听。秋七月，侬智高防守昭州。九月，任命孙沔为广南安抚使。起初，孙沔任秦州知州，入朝拜见，仁宗以秦州的事情勉励他，他回答说：“秦州的事情不值得烦劳圣上忧虑，陛下应当把岭南作为忧患。我看贼势正盛，官军早晚会有失败。”奏报刚上去，昭州钤辖张忠便把战败的消息报告朝廷，仁宗于是任命孙沔为湖南、江西安抚使。孙沔请求调发骑兵，索取武库中的精锐铠甲。梁适责备他说：“不要惊慌。”孙沔说：“前些日子正是因为没有防备才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却想显示镇静吗？

译实际上没有防备，却表面装作镇静，这是走向危亡的道路。”于是给了他七百名士兵。孙沔担心贼军越过岭向北进犯，便向湖南、江西发布檄文说：“大军将要到来，你们应修治营垒，多准备宴饮和犒劳物资。”贼军疑虑，不敢向北侵犯。孙沔行军到鼎州时，加任广南安抚使。侬智高的侵扰一天比一天严重，岭外骚动不安。杨畋等人长期没有功劳，仁宗对此忧虑。侬智高给行营送信，要求授予邕、桂节度使。仁宗将要接受他的投降，梁适说：“这样一来，岭表就不是朝廷所有的了。”正在这时狄青上表请求出征，于是任命他为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狄青入朝应对，自己说：“臣出身行伍，除了作战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国家的。希望得到番落骑兵数百骑，再增加禁兵，拘捕贼首送到朝廷。”仁宗认为他的话很壮烈。当时命入内都知任守忠担任狄青的副职。知谏院李兑说：“唐朝失去政权，是因为让宦官观察军容，导致主将受到牵制，这种做法不足以效法。”于是罢免任守忠。谏官韩绛又说：“狄青是武人，不应当让他独自担负重任。”仁宗拿这件事询问庞籍，庞籍极力赞成狄青可以任用，并且说：“号令不能专一，不如不派他去。”于是下诏，岭南各军都接受狄青的节制。侬智高防守宾州，又进入邕州。当时交阯请求出兵帮助讨伐侬智高，余靖认为可以临机处置答应了他，并向朝廷请示。狄青上奏说：“向外族借兵来消除内部的寇乱，对我们并没有好处。一个侬智高横行于两广，我们自己没有力量制服他，才要借助蛮夷。蛮夷贪图财利而忘记道义，因而开启祸乱，将来拿什么来抵御他们？”希望停止交阯的援兵，仁宗听从了。十二月，狄青在宾州整顿军队，陈曙战败，狄青将他斩首示众。狄青行军时建立行伍，明确约束，野战时都修筑营栅。到了广南，会合孙沔、余靖的军队，进军驻扎在宾州，告诫各将不得擅自与贼军交战，听从自己的安排。广西钤辖陈曙趁狄青尚未到达，擅自率步兵八千攻击贼军，在昆仑关溃败，殿直袁用等人都逃走了。狄青说：“命令不统一，是军队失败的原因。”第二天早晨，他在诸将厅堂上召见诸将，向陈曙作揖请他起身，又召来袁用等三十二人，按照战败逃亡的罪状审问处理，把他们赶出军门斩首。孙沔、余靖相互对视，惊愕不已；诸将两腿发抖，没有人敢抬头仰视。仁宗庆历五年春正月，狄青夜间越过昆仑关，在邕州大败侬智高。侬智高逃往大理，广南平定。狄青诛杀陈曙以后，便按兵不动，停止扎营，命令军队休息十天，众人都猜不透他的意图。贼军的侦察者回来报告说宋军没有立即进攻，狄青第二天就整顿军队亲自率领，前军由孙沔统领，后军由余靖统领。傍晚驻扎在昆仑关，天刚亮便整备大将的旗帜和鼓乐。诸将环立在帐前等待命令才出发，而狄青已经穿着便服，和先锋军越过关口，催促诸将到关外会餐。贼军刚刚察觉，便全部出兵迎战。右将孙节与贼军搏斗，死在山下。贼军锐气很盛，孙沔等人害怕，脸色都变了。狄青手执白旗，指挥番落骑兵从左右两翼攻击，纵横驰骋，分合进退，队伍始终不乱。贼军不知如何应对，大败逃走，宋军追击五十里，斩首数千级。贼党黄师宓、侬建中等以及伪官属中死去的共有一百五十七人，生擒贼军五百多人，死亡者以万计。侬智高等人在夜间放火烧城逃走，从合江口进入大理。天快亮时，狄青约束军队进入城中，缴获金帛数以巨万计，招抚使七千二百名老壮重新归附；那些曾被贼军俘虏胁迫的人，则全部释放。把黄师宓等人的首级悬挂在城下，收敛尸体，在城北角筑成京观。当时贼军尸体中有穿金龙衣的人，众人都说侬智高已经死了，想把这个消息报告朝廷。狄青说：“怎么知道那不是诈术呢？宁可让侬智高逃脱，也不敢为了贪功而欺骗朝廷。”广南全部平定。捷报传到，仁宗高兴地说：“狄青能够破贼，是庞籍的功劳。”又说：“如果当初不是梁适说南方的安危尚不可知，后果就难以预料了。”下诏让余靖负责经制广西、追捕侬智高，并召狄青回京。两年以后，余靖派都监萧注进入特磨道，生擒侬智高的母亲以及他的弟弟智光、儿子继宗、继封。又招募敢死之士，派往大理寻找侬智高，经过多次翻译才得到消息送回；适逢侬智高已经死在大理，于是将他的首级装在匣中送到京师，朝廷这才诛杀他的母亲、弟弟和儿子。五月，任命狄青为枢密使，孙沔为副使，以奖赏平定广南的功劳。庞籍以及台谏官和朝廷士大夫都议论说狄青不可以长期掌管省府，仁宗不听。贝州士卒作乱【王则】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贝州贼人王则占据州城反叛。朝廷任命明镐为河北安抚使。王则是涿州人，起初因为年成饥荒流落到贝州，自卖为人放羊，后来隶属于宣毅军，任小校。贝州、冀州一带的风俗崇尚妖术幻术，众人一起学习《五龙经》《滴泪经》等经书，以及各种图谶书，宣称释迦佛已经衰落，弥勒佛将要执掌世间。王则同母亲诀别时，曾在背上刺下“福”字作为记号。妖人于是胡乱传播说王则这个“则”字会应验而兴起，众人争相相信并侍奉他。州吏张峦占卜吉凶，主持了这项谋划。他们的党羽联络德州、齐州等州，约定第二年正旦截断澶州浮桥发动叛乱。有人把同党的书信送到北京留守贾昌朝那里，事情被发觉而遭到逮捕。王则因此不再等待约定日期，立即在冬至日反叛。当时知州张得一正和属官拜谒天灵观，王则率领党徒劫取武库兵器，抓住张得一，将他囚禁起来。他们向通判董元亨索要武库钥匙，董元亨厉声痛骂贼人，贼人于是杀了他，又杀死司理王奖等人。兵马都监田斌带领跟随的士卒在巷中交战不能取胜，便出城关闭城门。提举刑狱田京等人用绳索从城上缒下出城，守卫南关，进入骁健营安抚士卒。凡是想响应贼人的人，田京都设法将他们全部诛杀。因此，营兵中留在城外的全都震慑服从，南关得以没有陷落。王则僭越自称东平王，国号安阳，年号德胜，旗帜和号令都以佛教名号称呼。把城中的一座楼当作一个州，写上州名，任命他的党徒为知州；每一面城墙设置一名总管。然而每天从城上缒下投降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下令百姓五人编成一保，只许一人缒下，其余人全部斩杀。事情传到朝廷，朝廷任命知开封府明镐为体量安抚使，并下诏说贝州有能擒获贼人的，授予诸卫上将军。明镐到达贝州，百姓汪文庆从城上系着书信射到明镐的营帐，约定作为内应。夜间有数百人垂下绳索，接引官军入城。贼人察觉后，率众抵抗，官军失利，于是又和汪文庆等人缒城而出。明镐认为贝州城墙高峻，无法强攻，于是筑造距闉将，结果被贼人焚毁。明镐便在城南开挖地道，每天攻打城北，以牵制贼军。

译仁宗庆历八年春正月，朝廷因王则尚未攻下，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使。夏竦厌恶明镐，担心他立功，凡是明镐所上奏章，总从中阻挠。文彦博接受任命后，请求军事事务可以专断施行，朝廷答应了。文彦博到达贝州时，明镐所挖的地道正好打通，于是挑选壮士在半夜从地道进入城内。众人登上城墙，贼军放出火牛，官军用长枪刺中牛鼻，火牛掉头反攻贼军，贼军大败，打开东门逃走。总管王信追击，擒获王则；其余守在村舍中的贼众都被焚死。夏竦又说，所擒获的恐怕不是真正的贼首，于是下诏把王则押送到京师，在市中处以磔刑。贼人占据贝州共六十六天后失败。朝廷改贝州为恩州，张得一因投降贼人而被依法诛杀。下诏任命文彦博同平章事，加授明镐端明殿学士，封贾昌朝为安国公。侍读学士杨偕说：“贼人从贾昌朝所管辖的地区发动，直到出动大臣才得以平定，贾昌朝有罪，不应当赏赐。”朝廷不听。夏四月，任命明镐参知政事，这是因为文彦博推举明镐有平定贝州的功劳，并且推荐他的才干可以得到重用。疏浚六塔河和二股河 仁宗天圣元年秋七月，下诏征发丁夫三万八千人、士卒二万一千人，调拨缗钱五十万，堵塞滑州决口的黄河。天圣六年八月，黄河在澶州王楚埽决口。天圣八年，朝廷才下诏让河北转运司筹划堵塞黄河的物资。良山县令陈曜请求在郓州、滑州交界的糜丘河开渠，以分散水势，于是派使者前去巡视。庆历元年，朝廷下诏暂时停止修治决口，从此很久没有再堵塞决口，而开河分水的议论由此兴起。皇祐元年三月，黄河与永清渠合流。注：干宁军。皇祐二年秋七月，黄河又在大名府馆陶县的郭固决口。至和二年，朝廷派使者巡视测量黄河旧河道，并且到铜城镇海口，估量古河道高低的形势。此前，朝廷已经堵塞郭固决口，但河势仍然壅塞，议论者请求开通六塔河来疏导水势，因此有了这道命令。翰林学士欧阳修上疏说：“朝廷想等到秋天兴办大工程，堵塞商胡决口，开通横陇河道，使黄河回到古河道。发动大批民众，必须顺应天时，估量人力，在开始时谋划，在结束时审慎，然后才能实行。估算它带来的好处很多，才可以没有后悔。近年以来，兴办工程、劳役民众，耗费民力财物，却没有在最初精心谋划，轻信片面的利害之说；事情开始时已经仓促慌乱，众议一有动摇，不久又悔恨而停止。不敢远举其他事情，姑且说河决商胡一事：当时执政大臣没有慎重谋划，仓促谋议修筑堵塞，征调梢木、芟草等物资共一千八百万，骚扰六路一百多个军州。官吏催促驱使，急迫如星火；百姓的愁苦充满道路，有的物资已经运到官府，有的人正在路上，还没有开始工程，不久便停止修治，白白耗费百姓财物，替国家积聚怨恨。办事如此轻率，造成的祸害竟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又听说要再次兴办修河工程，动用三十万人，开凿一千多里长的河道，估计所需物资和人力将是往年的数倍。正值天灾、年成干旱，百姓困苦、国家贫乏之时，不估量人力，不顺应天时，我知道这件事有五项大不可行。自去年秋天到今年春天，天下有一半地方苦于旱灾，京东尤其严重，河北次之。国家平时还常常只求安静，对于赈济抚恤尚且担心百姓会起而为盗，何况在两路聚集大批民众、兴办大工程呢？这是第一项必不可行。河北自从恩州用兵以后，又接连遭遇防秋之役，百姓流亡，十户中有八九户失散。几年来百姓逐渐归来复业，但在死亡流离之后，留下的人很少，创伤还没有平复，物力也没有恢复。京东又从去年冬天起没有雨雪，小麦没有出苗，将要过了暮春，粟米还没有播种，农民内心焦灼劳苦，眼前没有希望。如果再从其他路差派民夫，路远的人难以赶来服役，一旦从各路抽调，两路的人力都无法承受。这是第二项必不可行。往年商议堵塞滑州决口时，公家和私人力量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贫乏，但仍然积蓄物料、诱导征发民财，过了几年才得以兴办工程。如今国家财用正缺乏，民力正疲惫，又要汇合堵塞商胡的大决口，这是一项大工程；从横陇到海边，一千多里埽岸长期荒废，必须立即兴修补缉，这又是一项大工程。往年公私力量充足时，兴办一项大工程尚且需要几年，如今却要在灾荒、干旱、贫困、空虚之际突然兴办三项大工程。这是第三项必不可行。即使商胡决口可以堵塞，旧河道也未必可以开通。鲧治理洪水九年没有成功，禹得到《洪范》五行之书，知道水滋润下行的本性，于是顺着水流疏导使它向下，水患才平息。既然大禹那样的功业尚且不能用筑堤来阻挡洪水，只能顺应水势疏通决口，那么如今想违逆水性，筑堤堵塞，夺走洪河的正常流路，依靠人力使水改道回流，是大禹也做不到的事。这是第四项必不可行。横陇淤塞已经二十年，商胡决口也有好几年，旧河道已经填平而难以开凿，水流安定已久而难以改道。这是第五项必不可行。臣私下思考，国家连年灾异很多，其中京东的变异尤其严重：大地贵在安静却发出声响，巨大的山岭崩塌，海水震荡。这样的灾异持续了近十年，天地的警告，应该不是无缘无故发出的。臣认为，灾异发生的地方，尤其应当多加考虑、警惕防备。如今却想在凶年歉岁聚集三十万民众，在变异最严重的地方兴办工程，臣恐怕灾祸会由此发生。何况京城附近赤地千里，遭受饥荒的百姓正苦于天灾，又听说河工即将兴办，到处砍伐桑树、毁坏房屋，使他们再没有生计；流亡和盗贼的祸患不能不防，应当赶快停止，以安定人心。

译九月，朝廷下诏说：“自从商胡决口以来，黄河水冲入堤埽，成为河北的祸患；由于河北、京东发生饥荒，旧河道又没有兴工修治。如今河渠司李仲昌建议把水引入六塔河，使它回到横陇的旧河道，以暂时缓解急迫的水患。命令两制官至待制以上、台谏官与河渠司共同详细审定修河之事。”欧阳修又上疏说：“臣伏见学士院集议修河，还没有定论，难道是因为贾昌朝想恢复旧河道，李仲昌请求开通六塔河，各自坚持一种说法，无法知道谁对谁错吗？臣愚昧地认为两种说法都不对。主张恢复旧河道的人没有弄清利害的根源，称述六塔河好处的人近于欺骗蒙蔽的谬论。如今说旧河道可以恢复，只是看见河北有水患，想把水引回京东，却没有想到天禧以来黄河屡次决口的原因，因此不知道旧河道已经有不可恢复的形势；所以臣说他们没有详察利害的根源。若说开六塔河有利，那么这种说法不用攻击就会自行破灭。如今六塔河已经开通，恩州、冀州的水患为什么还报告说水势奔腾、形势危急？这说明分水并没有显现好处。又有人说开六塔河可以使大河完全改道，恢复横陇旧河道。如今六塔河只是另一条河流的下游，已经成为滨州、棣州、德州、博州的祸患；如果使整个黄河都改道流入其中，究竟会造成多大祸害？所以臣说这近于欺骗蒙蔽的谬论。” 况且黄河本来就是泥沙河流，不可能没有淤积。淤积通常先发生在下游，下游淤积升高，水流逐渐壅塞，于是上游低洼处决口，这是通常的形势。然而避开高处、流向低处，是水的本性。因此，黄河已经废弃的河道，自古以来就难以恢复。臣不敢广泛叙述河源，只说现在想恢复的旧河道。天禧年以来屡次决口的原因是：起初，天禧年间黄河流出京东，水流经过今天所谓的旧河道；水道既然淤积阻塞，便在天台埽决口，不久堵塞后又恢复旧河道。没有多久又在滑州南面的铁狗庙决口，就是今天所谓的龙门埽。此后几年，又堵塞后恢复旧河道。不久又在王楚埽决口，决口比以前稍小，和旧河道分流。然而旧河道的水最终因为壅塞淤积，又在横陇大决。这说明决口并不是不能用力堵塞，旧河道也不是不能用力恢复；但恢复后不久，最终必定在上游决口，是因为旧河道淤积，水流不能通行。横陇决口以后，水流向低处，所以十多年间黄河没有造成灾害。到了庆历三、四年，横陇的水又从海口开始淤积，共一百四十多里。此后游金河、赤河三条河相继淤塞，下游既然阻塞，于是在上游的商胡口决口。这样看来，京东和横陇两条旧河道都是下游淤塞，已经成为黄河废弃的高地。京东旧河道屡次恢复又屡次决口，按道理不可能恢复，这是不用说也很容易明白的。昨天议论者测量京东旧河道的工程材料时，只说铜城以北特别高；其实铜城东北方向以北地势稍低，和商胡以北相比却确实很高。如果说铜城以东地势陡然下降，那么当时水流就应当在铜城以北决口，又怎么会突然淤塞在横陇的河口，为什么又会发生大决口呢？既然两条旧河道都不能治理，那么河北的水患怎样才可以除去？臣听说，智者处理事情，如果有不能确定做到的地方，就比较各种办法利害的轻重，选择危害较少的去做，总胜过危害多而好处少。更何况有害而无利，这三种办法也可以比较选择。商胡最初决口时，想议论修筑堵塞，估计要用梢木、芟草等物一千八百万，并向六路一百多个州军征调。如今要堵塞的就是往年的商胡决口，必然要用往年的物资数量。至于开凿旧河道，张奎估算的工程费用很大，后来李参虽减省，仍需三十万人。然而想用宽五十步的狭窄河道容纳大河的水，这是可笑的。又想把每个民夫开凿三尺见方的土方增加一倍，变成六尺见方，而且宽厚三尺、长六尺，仅仅增加一倍的工程量，对人力来说已经很劳苦了。况且六尺见方的土方按开方术计算，工程量竟是八倍，这哪里是人力能够承担的？这样看来，前一项工程规模太大而难以兴办，后一项工程虽然规模较小却并不切实。大体说来，堵塞商胡、开凿旧河道，是两项大工程，都是使国家困乏、使百姓劳苦的举措。像这样还想开凿，去恢复那条已经屡次决口、事实证明难以恢复的旧河道，只会白白耗费，而商胡又不能堵塞，旧河道也不能恢复。这就是所谓有害而无利。即使侥幸暂时堵塞，能够缓解眼前的水患，最终也一定会像龙门、横陇那样在上游决口。这就是所谓好处少而祸害多。至于六塔河，名义上可以给大河分水，实际上却没有减轻水患的效果。如今下游分散的水已经造成很多祸害，如果使大河全部改道注入六塔河，那么滨州、棣州、德州、博州这些依靠河北水系的州县，将承受无法承受的灾害；而且旧河道淤积阻塞，上游又必定有在其他地方决口的忧患。这纯粹是有害而无利，都是智者不会做的事。如今如果顺着水流所在的地方，增加修治堤防，疏通下游，开挖使水流入海，就可以没有决口泛滥、四处漫流的忧患。现在黄河经过的几个州的土地确实受到水患，堤防每年使用民夫确实劳苦。与其白白耗费天下财物，白白发动大批民众服役却不能成功，最终仍免不了成为几个州的水患，劳烦每年服役的民夫，这就是所谓危害较少的办法，正是智者应当选择的。大致说来，如今黄河的形势有三种决口的忧患：恢复旧河道，上游必定决口；开通六塔河，上游也必定决口；黄河下游如果不疏浚使它流入大海，上游同样会决口。臣请求选派懂水利的大臣，到黄河下游寻找入海的道路并加以疏浚。不这样做，下游阻塞不畅，最终就会担心上游决口，祸患没有尽头。仁宗不听，最终采纳了李仲昌的意见。嘉祐元年夏四月，六塔河又决口。当时殿中丞李仲昌等人堵塞商胡北流，将水引入六塔河，但六塔河不能容纳，导致再次决口，淹死士卒和民夫，漂走粮草，数量多得无法计算。河北受害的地方总共延续数千里。朝廷下诏让三司判官沈立前去巡视。宦官刘恢于是上奏说，六塔河工程中淹死的人有数千万人，挖掘土地还触犯了禁忌。而且河口在赵征村，与国姓和御名有嫌疑，大规模使用锸、斸挖掘，也不合适。朝廷下诏停止这项工程，命御史吴中复、内侍邓守防在澶州设置监狱，弹劾李仲昌等人违背诏令，不等待秋冬就堵塞北流，导致决口溃坏。于是将李仲昌流放到英州，其余人分别受到程度不同的贬谪。

译嘉祐五年春正月，朝廷议论开凿二股河。自李仲昌因河工被贬以后，很久没有人再议论此事。到这时，都转运使韩贽说：“四界首是古代大河流经的地方，就是《沟洫志》所说的平原金堤；开通大河，使它流入笃马河，直到大海，共五百多里。从春天起用壮丁三千人疏浚，可以一个月完成。把河流分成八支，使金河、赤河深六尺，这样做的好处可以确定。”商胡决口的河水从魏州流到恩州、冀州，在干宁军入海。如今二股河从魏州、恩州向东流到德州、沧州入海，把河流分成两支，上游就不会壅塞，可以没有决口泛滥的忧患。”于是上呈《四界首二股河图》。英宗治平元年，才开始命令疏浚二股河，以缓解恩州、冀州的水患。不久，又把五股河合并起来一同疏浚。神宗熙宁元年六月，黄河在恩州泛滥，又在冀州枣强埽决口。七月，又在瀛州乐寿埽泛滥。于是都水监丞李立之请求在恩州、冀州、瀛州等州新筑生堤三百六十七里，用来防御黄河。宋昌言说：“如今二股河内部河道发生变化，应当迎着河港向前推进，修筑横断河流的堤坝，使它伸入河身，以缓解四州的水患。”都水监又上奏：“庆历年间商胡北流，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从澶州以下直到干宁军，新筑堤防一千多里，公私都受到劳扰。近年以来冀州以下河道阻塞，导致上下埽岸屡次危险；即使新筑堤岸，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希望察看六塔旧河口，和二股河合并，引导水流向东，逐渐堵塞北流。”于是下诏让翰林院学士司马光、入内都知张茂则乘驿车巡视测量四州的生堤，回来时兼察六塔河、二股河的利害。熙宁二年正月，司马光入朝应对，请求采用宋昌言的策略：在二股河以西设置上约，挡开水流使它向东，等东流逐渐变深、北流逐渐变浅后，就堵塞北流，放出御河、胡卢河下游的水，以缓解恩州、冀州、深州、瀛州以西的水患。起初，商胡决口的河水从魏州向北流到恩州、冀州，在干宁军入海，这称为北流。嘉祐八年，黄河在魏州第六埽分流，于是形成二股河，从魏州、恩州向东流到德州、沧州入海，这称为东流。当时议论者大多不同意，李立之极力主张筑生堤，仁宗不听，最终采用宋昌言的策略，设置上约。正好北京留守韩琦说：“今年的兵夫数量少，却要舍弃两道堤埽，赶紧修筑上下两道堤约。把马头深入河中，想截夺大河；二股河以及嫩滩旧河道原来宽一千一百步，因此可以容纳涨水。如今截去八百多步，就要把大河约束在二百多步之间。下游既然壅塞，上游便受到压迫，湍急的水势怒涌，又没有兵夫修护堤岸，一定会决口。何况从德州到沧州都是二股河的下游，既没有堤防，必然侵入民田。假如河口束得太窄，不能容纳涨水，上下堤约随水流脱落，那么二股河与北流就会合为一流，水患会更加严重。” 仁宗于是对两府说：“韩琦很怀疑修治二股河。”赵抃说：“很多人把六塔河的事情当作警戒。”王安石说：“提出异议的人都是没有考察事实的缘故。”仁宗又问：“程昉、宋昌言一同修治二股河，怎么样？”王安石认为可以治理。仁宗说：“想修筑签河很好。”王安石说：“确实如此。如果及时修筑，往往可以使河水向东北流，并且可以堵住北流。”仁宗认为他说得对。七月，张巩等人上奏：“上约多次经受泛涨，下约也都已经没有忧患，东流的水势逐渐顺畅迅疾，应当堵塞北流，消除恩州、冀州、深州、瀛州等州的水患。”司马光说：“张巩等人想堵塞北流，臣担心劳费不容易承受；即使侥幸能够堵塞，东流浅窄，堤防又不完整，也一定会决口泛滥，这只是把恩州、冀州、深州、瀛州的水患转移给沧州、德州等州。不如等两三年，东流更加深广，北流逐渐变浅，再堵塞它更合适。”仁宗说：“如今不趁东流顺畅迅疾时堵塞北流，日后河势发生变迁怎么办？况且如果河水长期分成两股，什么时候才能取得成功？”司马光说：“如果上约流失，事情就无法预料；上约存在，东流必定增加，北流必定减少，暂且可以方便地分成两股。” 即使张巩等人不能为国家取得成功，也没有什么损害。为什么呢？西北来的水汇合到山东，所以危害大；分开以后，危害就小了。”张巩等人急于堵塞北流，都是为自身谋划，不顾国家力量和百姓的水患。仁宗最终听从了张巩等人的意见。熙宁四年秋七月，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口，漂没、淹死了馆陶、永济、清阳以下地区的百姓。八月，黄河在澶州曹村泛滥。十月，在卫州王供泛滥。当时新堤总共有六埽，其中三埽决口；水流下接恩州、冀州，贯穿御河，奔涌冲击而合为一股。仁宗为此忧虑。当时人们争相谈论疏导黄河的好处，张茂则等人说：“二股河地势最低，可以利用旧有堤防。如今淤塞的地方只有三十多里，如果横渡河流的急流，疏浚并逆向导引，又保存清水镇的河道来分散水势，那么猛烈的水流可以改道，决口可以堵塞。”仁宗认为说得对。十二月，命河北转运使开凿修治二股河上游，并堵塞决口。熙宁五年夏四月，二股河修成。六月，黄河在夏津泛滥。仁宗对执政大臣说，听说京东调发民夫修河，有人因此损坏了家产。河北紧急调发的夫役还很多，如果黄河再次决口怎么办？而且黄河决口不过占据一条河的地方，或向西或向东；如果利害没有明显差别，就听任它往哪里流，怎么样？”王安石说：“北流不堵塞，占据公私田地最多，而且水流四处漫延，时间久了又会淤积堵塞。前些日子修治二股河，费用最少，而公私田地都从原先被水冲刷的盐碱地变成了肥沃土地，难道不是好处吗？何况调发的民夫已经比去年减少了；如果民夫只用来修补治理堤防，那么河北每年所用民夫还会更加减少。”

译熙宁六年夏四月，设置疏浚黄河司。在此以前，有个候补官李公义，献上用铁龙爪扬泥车疏浚河道的方法。这种方法用几斤铁制成爪形器具，用绳子系在船尾，沉入水中；撑船的工人迅速划船，顺流接连而下，来回一两次，水就已经深了几尺。宦官黄怀信认为可以使用，但担心它太轻。王安石请求让黄怀信、李公义共同商议增减，于是另外制造了疏川杷。这种器具用长八尺的巨木，下面排列着长二尺的齿，形状像杷；两旁用石头压住，系上大绳，两端拴在大船上，两船相距八十步，各自用滑车绞动，使木杷来回搅动沙泥。随后又移动船只进行疏浚。有人说水深时木杷够不到河底，即使来回多次也没有用；水浅时木齿卡住沙泥，拖不动，最后只好让齿朝上拖行。人人都知道这种器具不能使用，只有王安石认为它的方法好，让黄怀信先在二股河试用，以疏浚河道。又谋划开凿几里直河，观察它的效果。王安石还对仁宗说：“开凿直河，水势就会分流；过去不能开凿，是因为靠近河边，每开几尺就会见水，不能施工。现在只要见到水，就用木杷疏浚，水应当随着木杷改变流向，进入直河。假如设置几千具木杷，那么各条河的浅淤都不再是忧患，每年可以节省开凿疏浚费用数以百千万计。” 仁宗说：“果真如此，那就太好了。”听说河北一座小军垒将要征发五千民夫，计算全境的丁口也只有这么多，一个民夫竟要用钱八缗。因此欧阳修曾说：“开河就像放火，不开河就像失火；与其劳烦百姓，不如不要开。”王安石说：“劳烦百姓来消除祸害，就是所谓毒害天下百姓却顺从他们的意思。”到这时，朝廷于是设置疏浚黄河司，准备从卫州疏浚到海口，任命虞部郎范子渊为都大提举，李公义为属官。当时北流已经关闭数年，河水有时横向决口、四处漫流，常常担心水势壅塞。外监丞王令图在北京献策，建议在第四、第五埽等处开凿修治直河，使大河回到二股河的旧河道，朝廷采纳了。熙宁十年秋七月，黄河在澶州决口。自从开凿直河以后，水势逐渐上涨，田地房屋受到的损坏更加严重，到这时终于在澶州曹村大决口，北流断绝，河道向南迁移，向东汇入梁山张泽泺，分成两股：一股汇合南清河流入淮河，另一股汇合北清河流入大海，共灌淹四十五个郡县，其中濮州、齐州、郓州、徐州最为严重。朝廷派使者修治堵塞决口。判大名府文彦博说：“河势发生变化，四处漫流，两岸都遭受水患，而都水监只防护东流；北岸的人希图节省费用而得到奖赏，从来没有增加修筑堤岸。如今的决口泛滥，不是天灾，实在是人力没有尽到的过错。” 元丰元年夏四月，决口堵塞。朝廷下诏把曹村埽改名为灵平。五月，新堤修成，堵住决口，截断水流，黄河又回到北流。起初黄河在澶州决口时，北外监丞陈佑甫说：“商胡决口已经三十多年，所流经的河道逐渐淤积抬高，堤防年年增加，仍免不了泛滥。如今应当修治的地方有三处：商胡是第一处，横陇是第二处，禹的旧河道是第三处。然而商胡、横陇的旧河道地势高平，土质疏松恶劣，都不能恢复；即使恢复也不能长久。只有禹的旧河道还存在于大伾山、太行山之间，地势低而且稳固。”因此，秘阁校理李垂和当时的深州知州孙民先都有恢复旧河道的建议。请求召孙民先和河北漕臣一人，从卫州王供埽开始巡视，直到海口。朝廷采纳了。元丰四年夏四月，小吴埽又大决口，黄河从澶州流入御河，恩州的形势极其危险。六月戊午，朝廷下诏说，东流已经填淤，不能恢复；今后也不再修治堵塞小吴决口，等到看见大河回归并汇纳水流，再决定应当修筑什么堤防，命李立之谋划后上报。仁宗对辅臣说：“黄河成为祸患，已经很久了。后世用具体事情治理水，所以常常有所妨碍。水向下流，是它的本性；依照水道治理水，不违背它的本性才可以。如果能够顺应水流的方向，迁移城邑来躲避它，还有什么忧患？即使神禹再生，也不过如此。”辅臣都说：“确实如圣上所说。”不久，李立之说：“黄河从干宁军到劈地口入海，应当从北京到瀛州分立东西两道堤防，共五十八埽。”朝廷下诏采纳。李立之在熙宁初年已经主张修筑堤防，如今终于实行了他的意见。大体说来，熙宁初年专门主张疏导东流、关闭北流；元丰以后，因为黄河向北决口，议论者才开始想恢复禹的旧河道。仁宗爱惜民力，考虑顺应水性，但主管水利的官员很难找到合适的人。王安石极力支持程昉、范子渊，所以两人尤其把河工视为自己的责任，然而耗费财力，最终没有成功。哲宗元祐元年三月，降授范子渊为峡州知州，这是因为中丞吕陶弹劾他的罪行。中书舍人苏轼撰写制词，其中说：“你用有限的财物，兴办注定不能成功的工程，驱使无罪的百姓，把他们置于必死之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至理名言。九月，朝廷下诏让秘书监张问巡视考察河北水利事务。当时黄河虽然向北流，但孙村地势低洼，夏秋久雨，水势上涨，常常向东流出。小吴的决口尚未堵塞，又在大名的小张口决口，河北各郡都遭受水灾。澶州知州王令图建议疏浚迎阳埽旧河道，又在孙村金堤设置堤约，恢复旧河道；转运使范子奇仍请求在大吴北岸修筑向前伸出的锯牙堤，并设置堤约来改变河势。于是改变河流、使它向东流的议论兴起。十一月，张问又上言：“臣到达滑州决口，巡视了迎阳埽至大小吴一带，看到水势低下，旧河道淤积抬高，旧河道难以恢复。请求在南乐大名埽开凿直河，并开签河分引水势，使水流入孙村口，以解除北京以下的水患。”王令图也认为可以，于是恢复了开减水河的议论。朝廷已经同意了这件事。恰逢北京留守韩绛上奏说，引河靠近府城不妥，朝廷下诏命人另行巡视。元祐二年二月，王令图、张问想一定实行先前的主张，朝廷又听从了他们。

译三月，王令图去世，由王孝先代替他掌管都水事务，王孝先也请求按照王令图的主张办理。元祐三年十一月，派吏部侍郎范百禄等人巡视黄河。当时王孝先请求修筑减水河，王觌说这样做有利，安焘认为使黄河向东流是正确的，便上疏陈述。于是朝廷下诏说，黄河没有恢复旧河道，终究会成为河北的祸患，应当兴办工程使它改道。范纯仁、王存说：“假如大河决口可以改向东流，而北流最终堵塞，那么为什么要吝惜劳民伤财来成就长久的利益？如今王孝先等人还没有必然可行的论证，只是侥幸希望万分之一的成功，不可以轻率行动。”文彦博、吕大防、安焘等人认为黄河不向东流，就会失去中原的险要，成为契丹的便利，极力主张这项议论。范纯仁又陈述四条不可行的理由，并说：“北流已经几年没有形成大患，议论者却担心失去中原的便利，预先改道，正像前些时候西夏本来还不是近在眼前的祸患，好事之徒却认为不能不取，担心失去机会，于是兴兵攻打灵武一样。”于是朝廷收回改道的诏书，改派范百禄等人巡视考察。户部侍郎苏辙上疏说：“黄河向西流，议论恢复旧河道，这件事已经议论了多年，动用士卒二万人，聚集梢木、桩木等物资三千多万；正当河朔遭受灾害、困乏疲弊之时，却兴办注定不能成功的工程，官吏百姓私下都在叹息。” 如今关于回河的大议虽然暂时搁置了，但听说主张此事的人仍固执地坚持明年开河分水的方案。现在小河决口流入地下已经很深，而孙村所开河道宽度有限，不仅不能使河道回归旧道，也一定不能实现分水。况且黄河的水性是水势急就畅通，水势缓就淤积；既然没有东西两面水势都急的条件，哪里有两河并行的道理？即使两河并行，也免不了各自修筑堤防，费用又要增加一倍。如今建议回河的人有三条理由，臣请求逐一驳斥：第一，说御河会淤塞，失去漕运的利益。从前黄河在东面，御河从怀州、卫州经过北京，逐渐流经边郡，漕运便利，商贾也能通行。自从黄河向西流，御河淤塞，失去了这项巨大好处，这是上天造成的。现在黄河从小吴向北流，占据并压过御河的旧河道；即使让它从北京以南转向东流，御河也已经淤塞了一二百里，怎么能够恢复呢？由此可见，这种关于恢复御河的说法不值得听从。第二，说恩州、冀州以北水位上涨会造成灾害，使公私财物受损。臣听说河水所经过的地方，利弊各半：水来虽然有毁坏田地、损失赋税的害处，但水退以后也有淤泥增厚、利于旧麦生长的好处。况且旧河道退水后的土地，桑麻绵延千里，赋役也全部恢复了，所以这种关于涨水为害的说法不值得听从。第三，说黄河迁徙没有常态，万一从契丹境内入海，就会使边防失备。考察黄河从前在东面时，黄河以西的郡县都与契丹接壤，没有山河作为界限，边臣修筑塘水来抵御契丹进攻。如今黄河既然向西流，那么西山一带契丹可以通行的地方失去了黄河作为边防屏障的好处，这一点不说也明白。然而主张回河的人还担心黄河再次向北迁徙，使海口出现在契丹境内；那样契丹造船搭桥，便于向南侵牧。臣听说契丹境内的河流是从北向南流入大海，大概因为地势北高，黄河没有向北迁徙的道路；而且海口深而通畅，水势也没有迁移的可能，因此这种关于边防的说法不值得听从。臣又听说谢▯材到朝廷后，直言黄河从小吴决口，顺着高处向北奔流，水势冲决，下游堤防再没有决口发怒的忧患。朝廷如果把河务交给臣，不征用一个民夫，不花费一文钱，十年之内可以保证没有河患。大臣们因为他的意见与自己不同，便罢免他让他回去，却又派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新谋划回河之计。这大概是因为元老大臣不愿承认错误，所以借口契丹有不可预料的忧患，来迫使朝廷一定同意。虽然已经派百禄等人出去查考利害，但还不敢保证他们不会观望风势、预作防备。希望赶快收回购买稍草的命令，明年不要征调开河的役兵，使百禄等人明白圣意没有偏向，不至于阿附而误了国家大计。适逢百禄巡视东西两条河，也上奏说东流地势高仰，北流地势顺下，绝对不能使河道回归旧道。第二年，他奉使回朝入对，又说愿意停止这种有害无利的工程，但没有被听从。过了很久，才停止回河工程以及修筑减水河数月。尚书省再次讨论回河之事。当时吴安持、李伟极力主张东流，而谢卿材认为近来河流逐渐在地中流行，没有可以回河的道理，便上奏《河议》一篇。朝廷召他到政事堂与大臣会商，但大臣们不以为然。李伟又说：“如今黄河已经分流，如果兴修工程，可以使它完全恢复旧道。朝廷今天应当竭力一定堵闭北流，这才是上策。如果不明白诏令有关部门立即回河，我深恐上下拖延，议论始终不能决定。观望之间，就会失去机会。”于是请求重新设置修河司，朝廷听从了。五年二月，诏令开修减水河。不久因外路发生旱灾，暂时停止。七年冬十月，因为黄河向东流，赐都水使者吴安持三品服，北都水监丞李伟再次任职。八年二月，诏令北流软堰一事全部按照都水监的奏议办理。门下侍郎苏辙说：“水官的意思，是以软堰为名义，实际上修筑硬堰，暗中谋划回河，不应听从。”赵偁也上疏说：“臣私下认为，河务有三件大害，也有三件大关系，而议论的人各自提出说法，有的只看眼前而忘记长远，侥幸偷取功劳；有的取此舍彼，夸张妄说而不明事理，终于使大的利益得不到说明，大的祸害不能消除，上面迷惑圣听，下面增加百姓忧患，横加劳役、徒耗费用，几乎没有尽头，臣私下对此深感痛心。所谓三件大利害是：北流时黄河全河集中，忧虑的是水势无法分开；东流时分水，忧虑的是水势不能通行；宗城河决口，忧虑的是水势无法堵闭。这三件事，消除其忧患就是利，不能消除就是害。如今不谋划这些，却议论要专门堵闭北流，只知道一日之间堵闭的好处，却不知道以后堵塞造成的祸患；只知道北流伏槽之水容易施工，却不知道阚村水势正在上涨，不能一并引入东流。想合并河流以求利，却不顾上下游壅塞决溃的祸患，这都是只看眼前而忘记长远、侥幸偷取功劳的做法。有司想截断北流，却不肯承担责任，于是拿分水来作说辞，姑且修筑软堰；知道河水冲击不是软堰所能抵挡，又谋划决开堰坝。”

译臣恐怕白白耗费工程钱财，却把河务当作儿戏。请等到涨水退落、河槽显露之后，观察黄河的水势，再治理东流、北流。”没有被听从。十二月，监察御史郭知章说：“臣近日因奉使经过河北，从澶州进入北京，渡过孙村口，看见向东流的水，河道非常宽而且深；又从北京前往洛州，经过杨家浅口，再次渡过河流，看见向北流的水只有向东流的十分之二三。这样以后才知道黄河应当堵闭北流而向东流，请下令都水监考察。”于是吴安持又主管都水，吕大防极力主张他的意见，范纯仁、苏辙又加以争论，于是诏令本路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详细议论。这是绍圣元年正月的事。转运司赵偁的意见与范纯仁、苏辙相同。赵偁说：“黄河从孟津开始流经平地，必须汇集全流才能形成河道。大禹治水，从冀州北部到沧州、棣州，才开始分流为九河，因为那里靠近大海，没有水患。如今黄河从横垅、六塔、商胡、小吴等处，在一百年间都从西面决口，这大概是河道迁徙的通常趋势。然而有司设置埽工、创设约束，横截河流，回河没有成功，于是改说分水。第一次在南宫决口，第二次在宗城决口，第三次在内黄决口，也都是向西决口，地势向西低下，由此清楚可见。如今想要消除河患，却违背地势，违反水性，臣没有看见这样能够成功。请开通阚村河门，修整平乡钜鹿埽、焦家等堤，疏浚澶渊旧河道，以防备涨水。大名安抚使许将说：估量现在的利弊，如果舍弃旧河道，只走北流，就担心下游河道已经淤塞，而上游横向决溃造成的灾害会很大；如果直接堵闭北流，使河水向东回到旧道，又担心旧道不能完全容纳水流，冲破堤防造成祸患。臣私下认为，应当利用梁村的决口引水向东，利用内黄的决口引水向北，同时堵闭其他各个决口，以断绝大名等州的祸患。等到春夏水势大涨，再观察旧河道能否容纳水流；如果能够容纳，就可以堵塞内黄的决口；如果不能容纳，就可以停止梁村的工程。确定这个方案后，民心就会安定，而河水恢复顺流也会有时机，可以保证不造成灾害。郭知章又说：黄河恢复旧道，水流向东，已经不可阻挡。近来派使者巡视察看，但议论还没有统一。臣认为水官早晚都在河上办事，应该专门委任他们。十月，都水使者王宗望说：自元丰年间黄河溃决以来，东北两股水流的利害极大，连年争论，国家的意见不能决定，水官也无所适从。臣自奉诏以来已经九个月，遵照皇上的谋划，从阚村以下直到栲栳堤，七处河门全都堵塞，修筑金堤七十里，完全挡住北流，使全河回到旧道。希望把这件事交给史官记载绍圣以来圣明独断而取得这一成绩。元符二年六月，黄河从内黄口决口，东流于是完全断绝。左司谏王祖道请求追究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的罪责，把他们流放到远方，以表明先帝坚持北流的意旨。诏令批准。《宋史纪事本末》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