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夲末卷七

译皇帝大受感动，说：“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人，说：“诸公如果不趁现在确定议论，将来某一天半夜从宫中送出一张小纸，指定某人为嗣，天下人就没有谁敢违抗了。”韩琦等拱手说：“岂敢不竭尽全力！”当时知江州吕诲也上疏谈论此事。韩琦入宫应对时，把司马光、吕诲的两篇奏疏进呈给皇帝诵读，皇帝于是说：“朕已经有这个打算很久了，谁可以担当？”韩琦惶恐地回答：“这不是臣等所能议论的，应当由圣上亲自选择。”皇帝说：“宫中曾经养过两个孩子，年幼的很纯朴，但近来不聪慧；年长的可以。”韩琦请求说出他的姓名，皇帝说：“宗实。”韩琦等人于是极力赞成，议论才确定。宗实天性孝顺笃厚，喜欢读书，不沉溺宴饮嬉游，也不轻慢失礼，衣服用度俭朴，像儒者一样。当时他正居濮王丧，朝廷于是起复他，任知宗正寺。韩琦说：“事情一旦实行，就不能中途停止；陛下既然决断无疑，请从宫中批示下发。”皇帝不想让宫人知道，说：“只由中书执行就够了。”诏令下达后，宗实坚决推辞，请求服满丧期。皇帝又拿这件事询问韩琦，韩琦回答：“陛下既然知道他贤能而选择他，如今他不敢立即承当，大概正是器识远大，所以才贤能。希望一定起用他。” 皇帝说：“好。”前后下了十八道诏书之后，宗实才答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八章〕 七年八月己卯，立宗实为皇子，赐名曙。九月乙巳朔，进封皇子曙为钜鹿郡公。宗实服满丧期后，韩琦说：“宗正的任命刚下时，外面的人都知道他必将成为皇子，不如直接确定他的名分。”皇帝听从了。韩琦到中书省，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诏书。王珪说：“这是大事，不亲自接受圣旨不能起草。”第二天请求入对，说：“海内盼望这一举措已经很久了，果真是出自圣意吗？”皇帝说：“朕的主意已经决定。”王珪拜了两拜祝贺，这才退下起草诏书。欧阳修听说后，感叹道：“王珪真是学士。”诏书下达后，宗实又称病坚决推辞，上疏十多次。记室周孟阳询问他推辞的原因，宗实说：“我不是想求福而躲避祸患。”周孟阳说：“如今已经有了这个迹象，假如你坚决推辞不接受，宫中另有奉立的人选，难道就能获得安逸而没有祸患吗？”宗实这才醒悟。司马光对皇帝说：“皇子推辞不可估量的富贵，直到十多天，贤于一般人太多了。但父亲召唤不能不应，君主召唤不能等到驾车才动身，希望陛下用臣子的义理责备他，他一定会入宫。”皇帝听从了。宗实才接受诏命，将要入宫时，告诫他的舍人说：“谨慎守护我的府舍；一旦有嫡亲继承人，我就回来。” 于是宗实乘坐肩舆前往应召，随从和仆役总共不到三十人，行李简朴冷落，只有几厨书而已。朝廷内外都互相庆贺。八年春二月癸未，皇帝身体不适。丙戌，中书、枢密院在福宁殿西阁奏事。三月辛未，皇帝在福宁殿去世，享年五十四岁。遗制规定皇子即皇帝位，山陵的制度务必从俭从简。于是皇后把各宫门的钥匙全部收集起来放在面前，天明时召皇子入宫继承帝位。皇子惊惧，再三说道：“曙不敢做。”于是转身逃走。韩琦等人共同扶住并挽留他。夏四月壬申朔，皇子即位，想服丧三年，命韩琦代理冢宰，宰臣们不同意，于是停止。乙亥，皇帝生病。丙子，尊皇后为皇太后。己卯，诏令请皇太后暂时共同处理军国大事，此后皇太后才在内东门小殿垂帘听政。宰臣每天奏报政事。太后性情慈祥节俭，广泛涉猎经史，处理政事多引用其中的道理。内外每天上奏几十件，她都能逐一记住要点。遇到有疑问尚未决断的事情，就说：“你们再议论吧，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出去。”曹氏以及身边的臣仆，太后丝毫不宽纵，宫廷内外秩序严肃。庚子，立高氏为皇后。皇后是侍中琼的曾孙女，母亲曹氏是太后的姐姐，因此她小时候在宫中长大，与皇帝同年出生，又都由太后抚养。仁宗曾说：“将来一定要让她做皇帝的配偶。”她长大后出宫，嫁到濮王府，封为京兆郡君，生了三个儿子。到这时册立为皇后。秋七月，皇帝的病痊愈了。起初，皇帝病得很重，举止有时反常，对宦官尤其缺少恩意，身边的人多不高兴，于是共同在两宫之间进谗挑拨，终于造成隔阂，宫内宫外都骚动恐惧。知谏院吕诲给两宫上书，阐明大义，言辞深切，其中许多话是别人难以说出口的，但两宫之间仍没有完全释怀。一天，韩琦、欧阳修在帘前奏事，太后呜咽流泪，并且说明了原因。韩琦说：“这是疾病造成的，病好了，一定不会这样。儿子生病，母亲难道不能容忍他吗？”太后的心意还没有解开，欧阳修进言说：“太后侍奉先帝几十年，仁德闻名天下；从前温成的宠遇，太后尚且能宽厚相处，如今母子之间反而不能相容吗？”太后的情绪稍微缓和。欧阳修又说：“先帝在位很久，恩德深入人心，所以一旦驾崩，天下人都拥戴嗣君，没有人敢有异议。如今太后只是一位妇人，臣等也只是五六个书生；如果不是奉行先帝的遗意，天下有谁肯听从？”太后沉默了很久。韩琦进言说：“臣等在外面，如果圣上的身体失调，太后就不能推辞责任。” 太后惊讶地说：“这是什么话？我的心情更加急切。”同列听到的人没有不流汗的。几天后，韩琦独自见皇帝，皇帝说：“太后对待我稍有不慈。”韩琦回答：“自古圣帝明王并不少，为什么唯独称颂舜是大孝，难道其余的人都不孝吗？父母慈爱而子女孝顺，这是常情，不值得特别称道；只有父母不慈爱而子女仍不失孝道，才值得称颂。只是恐怕陛下侍奉太后还没有做到极致。父母哪里会有不慈爱的呢？”皇帝大为醒悟。皇帝从六月起没有临朝，到这一月壬子，才第一次到紫宸殿接见百官。韩琦趁机请求皇帝乘车为求雨祈祷，穿着素服出行，人心于是大为安定。冬十月甲午，安葬仁宗于永昭陵。十二月己巳，开设经筵。翰林学士刘敞进读《史记》，读到“尧把天下传给舜”时，拱手说道：“舜出身极其卑微，尧把帝位禅让给他，天地因此享受安宁，百姓因此拥戴他，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孝友的德行光照上下罢了。”皇帝听后肃然改容。太后听说后，也非常高兴。两宫之间的疑虑逐渐消除了。

译英宗治平元年春正月，皇帝的病大为好转。韩琦想让太后撤去帘幕、归还政权，于是拿十多件事情向皇帝禀报，皇帝裁决都很恰当。韩琦随即到太后那里复奏，太后每件事都称好。韩琦于是向太后说明自己请求离职，太后说：“相公不能离职，我应当住在深宫里。”但每天还要处理这些事情，实在是不得已。韩琦说：“前代的皇后，贤明如马太后、邓太后，也不免留恋权势。如今太后能够立即复辟亲政，确实是马太后、邓太后所不能相比的。还不知道决定哪一天撤帘吗？”太后于是起身，韩琦立即命令撤帘。帘幕落下后，从御屏后仍能看见太后的衣服。皇帝亲自执政，加授韩琦为尚书右仆射。吕中说：“在国家处于危疑之际，大臣中能够担当事务的人，一要有德望，二要有才智。有才智却没有德望来镇服人心，就不足以使天下人服从；有德望却没有才智来充实，也不足以办成天下的事务。所以说：‘可以把六尺之孤托付给他，可以把百里之命交付给他，面临重大节义关头而不能改变。’韩魏公大概从庆历、嘉祐年间起，就可以托付大事了；他的德望早已使人心服。至于处理事务、应对变化，他胸中的才智又足以运转天下，这就是他能够端正英宗初政的原因吧？真宗初年有吕端，仁宗初年有王曾，这些都是安定国家、安定社稷的名臣。”丙辰，为皇太后的宫殿命名为慈寿宫。秋八月，内侍都知任守忠流放到蕲州。起初，章献太后临朝听政时，任守忠与都知江德明等人相互勾结，接受请托，权势宠幸过盛，屡次升任宣政使、入内都知。仁宗因为没有储嗣，曾属意于皇帝。任守忠建议援立一个昏弱的人，以求取得巨大利益。皇帝即位后，他又趁皇帝生病，在两宫之间交相构陷。知谏院司马光论述任守忠离间两宫、成为国家大贼的罪行，请求把他斩于都市。吕诲也上疏论劾他。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第二天韩琦拿出一张空头敕书。欧阳修已经签署，赵槩认为此事为难。欧阳修说：“只管写上，韩公一定自有说法。”不久韩琦坐在政事堂，召任守忠站在庭下，说：“你的罪当死。”于是将他责罚流放到蕲州安置，取来空头敕书填上内容给他，当天押送出发。韩琦的意思是认为稍微迟缓就会发生变化。他的党羽史昭锡等人全都流放到南方，朝廷内外都感到痛快。二年二月，罢免三司使蔡襄。皇帝从濮王府被立为皇子时，听说近臣中有人持有异议，众人怀疑是蔡襄。即位后，皇帝多次询问蔡襄是怎样的人。韩琦等人为他解释开脱，但皇帝的心意仍未释然。蔡襄请求罢职，出任杭州知州。秋七月，富弼被罢免。嘉祐年间，韩琦与富弼同任宰相，中书省遇到疑难事情，往往与枢密院共同谋议。自从富弼任枢密使后，除非有需要会同商议的诏令，韩琦从未询问富弼。富弼很不高兴。等到太后归还政权，富弼大为惊讶，说：“富弼身为辅佐大臣，其他事情固然不能预先知道，这件事韩公难道也不能和我共同商议吗？”有人因此责怪韩琦，韩琦说：“这件事当时出自太后的意思，怎么能公开对众人说明？”富弼更加不高兴。皇帝亲政后，加授富弼为户部尚书。富弼推辞说：“制词中说因为嘉祐年间曾参与议论建立储嗣而推恩，这不过是丝毫的劳绩，哪里值得加以赏赐？仁宗和太后对陛下有天地般的恩德，还没有听说您怎样报答，这可以说是颠倒轻重。”他再次上奏，皇帝不听，于是接受任命。到这时，他因脚病极力请求解除政务，上疏二十多次，于是以使相、郑国公身份任判扬州。不久，改任判汝州。任命文彦博为枢密使。文彦博从河南入朝觐见，皇帝说：“朕的即位，有赖于你的功劳。”文彦博惊惶地回答：“陛下入继大统，是先帝的意思，又有皇太后的协助赞成，臣有什么功劳？况且当时臣正在外地，都是韩琦等人承受圣意、接受顾命，臣没有参与其中。”于是他避开致谢，不敢承当。皇帝说：“暂且麻烦你向西行，我很快就召你回来。”于是改任他判永兴军。不久，果然有召他回朝的命令。刺义勇 英宗治平元年十一月，刺陕西百姓为义勇军。当时韩琦说：“夏、商、周三代以及汉、唐以来，都登记百姓作为士兵，所以人数虽然很多，供养费用却非常少，能够借此维持控制各地、防威服四海，不是近来蓄养的冗兵所能相比的。唐代的府兵制度最接近古制。天宝以后废止，不能恢复，因循到五代，广泛招募长期征戍的士兵，所以使天下困乏而无力供给。如今的义勇军，河北将近十五万人，河东将近八万人，勇猛强悍而质朴实在，这是天性所生；他们又有财产和产业，是父母、妻子、儿女所系恋的，如果稍加训练，也就是唐代的府兵。陕西在西部战事开始时，也曾在三丁中选一丁充任弓手，后来刺面编为保捷正军。等到夏国纳款，朝廷挑选释放，到如今所剩没有多少。河东、河北、陕西三路，都是控制防御西北的地区，事情应当一体办理。如今如果在陕西各州也设置义勇，只刺手背，那么百姓知道不会再刺面，就可以不致惊骇。或者先命永兴、河中、凤翔三府刺字，等观察到民众已经安定，再逐步推广到各郡；一时之间虽不免稍有扰动，但最终会成为长久的利益。”诏令同意，于是命徐亿等人前往登记陕西主户每三丁中的一丁，刺字编入义勇，共十五万六千多人，每人赏钱二千。百姓情绪惊恐骚扰，而纪律又很松弛，不能使用。知谏院司马光上疏说：“臣听说朝廷派陕西提点刑狱陈安石，在本路百姓每三丁中刺一丁充任义勇，不知是真是假。如果果真如此，非常不妥。臣私下认为，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一定是因为河北、河东都有义勇而陕西独无，近来又因赵谅祚侵犯边境，所以想广泛登记兵民以备缓急，让他们防御敌军。臣看见康定、庆历年间，赵元昊叛乱，王师屡次战败，死者动辄数以万计，国家缺少正规军，于是登记陕西百姓每三丁选一丁为乡弓手，不久又刺字编为保捷指挥，派去防边戍守。当时乡里之间惶恐骚扰、忧愁怨恨，无法尽述；从事耕种养蚕的百姓不习惯战斗，官府既要耗费衣粮，私家又要负责供应，骨肉流离，田园荡尽，陕西百姓家家凋敝，至今二十多年仍未恢复旧状，都是这件事造成的。其筹划防御的错误，也足以作为警戒。当时河北、河东的边事稍微缓和，所以朝廷只登记那里百姓充任义勇，不再刺字编为军队；虽然比陕西的保捷为害稍小，但国家何曾让他们防御戎狄，得到一丝一毫的好处呢？”

译如今提议的人只是奇怪陕西独自没有义勇，却不知道陕西百姓三丁中已经有一丁充任保捷。自从西部战事以来，陕西困于各种征发，与景祐以前相比，百姓减少损耗了三分之二。加上近几年屡遭灾荒，今年秋天才刚刚获得小熟收成，正希望稍微休息一下；又正逢边境有警，众人的心已经动摇，如果再听到这道诏令下达，必然引起骚扰，人人忧愁困苦，和康定、庆历年间一样，这是敌人还没有到，自己先把自己困敝了。况且目前陕西的正规军已经很多，并不缺乏，为什么要仓促做这种有害无益的事，重走覆车之路呢？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别停止此事，实在是一方百姓的大幸。他连续上了六道奏疏，竭力说明不便，朝廷不听，甚至到中书省与韩琦争辩。韩琦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赵谅祚正骄横不服，如果突然听到增加二十万兵力，难道不会震惊恐惧吗？”司马光说：“用兵贵在先声，是因为实际上没有兵力，只能在一天之内欺骗对方。如今我们虽然增加了兵力，实际上却不能使用，不过十天，对方就会知道详情，还害怕什么？”韩▯说：“你只是看见庆历年间乡兵被刺为保捷，担心如今又这样；现在已经下敕与百姓约定，永远不把他们充作军队，也不派去边境戍守。” 司马光说：“朝廷过去曾经对百姓失信，臣不敢认为这次一定能做到。”韩琦说：“有我在这里，你不要忧虑。”司马光说：“您长久在这里当然可以这样说，将来换了别人当权，把他们用来运粮、戍守边境，不过转手之间就会发生。”韩琦没有听从，最终成为陕西的祸患。起初，韩琦曾说：“蓄养士兵虽然不是古制，但也自有好处。”议论的人只说不如汉、唐把兵役分派给百姓，却没有看到唐代杜甫《石壕吏》一篇所写的情形：把兵役加在百姓身上，弊端竟然如此。后世既然登记强悍无赖的人作为士兵，良民虽然不能免除供养军队的费用，却可以免除父子、兄弟、夫妻生离死别的痛苦，这才知道蓄养军队的制度，实在是万世的仁政。到这时，陕西义勇的制度实际上出自韩琦；虽然司马光连续六次上疏极力说明不便，最终也没有因此停止。濮王礼仪之争 英宗治平二年夏四月戊戌，诏令讨论尊奉濮王的礼仪。起初，知谏院司马光认为皇帝一定会追尊生父，曾因奏事进言：“汉宣帝作为孝昭皇帝的后嗣，最终没有追尊卫太子和史皇孙；光武帝继承元帝，也没有追尊钜鹿南顿君。这是万世应当遵守的法则。”后来韩琦等人说：“礼制不能忘本，濮安懿王德行深厚、地位尊贵，应该尊崇礼遇，请交给有关部门议论。”至于濮王夫人王氏、韩氏以及仙游县君任氏，也应一并举行相应礼仪，以符合人情。皇帝命令等大祥之后再议论。到这时，诏令礼官和待制以上官员共同议论。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互相观望，没有人敢先发表意见，只有司马光奋笔写成议状，大略说：“成为别人的后嗣，就应当作为他的儿子，不能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如果对亲生父母的恭敬和爱分给了他们，那么对所继父母就不能专一。秦汉以来，帝王有从旁支入继承大统的，有的推尊自己的父母为帝后，都被当时人认为不合适，受到后世讥笑。臣等不敢拿这些作为圣朝的法则。况且前代入继者多是在皇帝驾崩以后，由臣下提出援立的方案，并不像仁宗皇帝年岁未衰时，深切考虑宗庙的重要性，从宗室中选择推举圣明之人，把大业交给他。陛下亲自作为先帝的儿子，然后继承帝位、承奉宗庙，拥有天下。濮安懿王虽然与陛下有天然的亲情，有抚养顾复之恩，但陛下所以能够背屏端冕、使子孙万世相继承袭，都是先帝的德泽。臣等私下认为，濮王应当依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以高官大国尊崇他；谯国、襄国、仙游三位夫人都封为太夫人。考察古今，这样才合适。”于是王珪立即命令属吏把司马光的手稿整理成议案，上交中书省。王珪等人的议论没有详细确定濮王应当以什么亲属名分称呼，以及是否应当避讳不称名。王珪等人议论说，濮王对于仁宗是兄长，对于皇帝应当称为皇伯而不称名。欧阳修引用《丧服大记》认为：“作为别人的后嗣，应当为亲生父母降服，服丧三年改为一年，但不能抹去父母的名分，以表明服制可以降等，而名分不能抹去。”如果把亲生父母改称皇伯，考察前代都没有典据。进封为大国，又不合礼制加爵的办法。请下令尚书省召集三省、御史台、谏议共同议论，太后又亲自下诏责问执政大臣。皇帝于是下诏说：“听说集体议论没有统一意见，暂且停止此事，命有关部门广泛寻求典章旧例，奏报上来。” 三年春正月，关于尊崇濮王的议论久久没有确定。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援引义理坚决争论，认为王珪的议论是正确的，请求采纳。奏章上了七次都没有答复，于是弹劾韩琦专权、诱导皇帝，罪名是：“昭陵的土还没有干，便想追尊濮王，使陛下厚待生父而薄待所继父亲，使小宗尊贵而断绝大宗。”他们又共同弹劾欧阳修首先提出邪说，以歪曲的道理劝说君主，以眼前利益辜负先帝，诱导陛下做错误的举动；又说韩琦、曾公亮、赵槩附和邪说而不正，请求一并贬黜。没有得到答复。当时中书省也上言，请求向朝廷内外明确宣布，“皇伯”这一称呼没有依据，绝不可以这样称呼。如今想确定的只是名号而已。至于在京师建庙、违犯纲纪、扰乱统绪的事情，都不是朝廷本意。皇帝的心意不能不偏向中书省，但没有立即下诏。后来皇太后亲自下诏给中书省，应该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皇帝下诏谦让，不接受尊号，只称亲。又在濮王园寝旁建庙，封濮王之子宗朴为濮国公，奉祀濮王，并且仍命臣民避濮王名讳。当时舆论认为，太后追尊濮王和皇帝谦让不受尊号，都是中书省的谋划。于是吕诲等人因为所弹劾的奏议没有得到采纳，交还御史的符印、敕诰，退居家中等待治罪。

译皇帝命阁门把诰书退还给他。吕诲极力辞去台职，并且对辅臣说，形势已经不能两立。皇帝拿这件事询问执政，韩琦、韩脩等回答说：“御史认为此事难以两立；如果我们有罪，就应当留下御史。”皇帝犹豫了很久，命令把御史逐出，于是下令贬吕诲为知蕲州。吕纯仁任安州通判，吕大防任休宁县知县。当时赵鼎、赵瞻、傅尧俞出使契丹回来，因为他们曾经和吕诲谈论濮王之事，便一起上疏请求与吕诲同受贬谪，于是出任赵鼎为淄州通判、赵瞻为汾州通判。皇帝特别眷顾傅尧俞，唯独提升任命他为侍御史。傅尧俞说：“吕诲等已经被逐出，按臣的道义不应留下。”皇帝不得已，命他为和州知州。知制诰韩维和司马光都上疏请求留下吕诲等人，皇帝没有答复。于是他们请求与吕诲等一同贬谪，也没有获准。侍读吕公著说：“陛下即位以来，接纳谏言的风气尚未彰明，却屡次屈抑言官，凭什么来教化天下？”皇帝不听。吕公著请求到外地任职，于是出任蔡州知州。吕诲等人既已出外，关于濮王的议论也搁置了。程颐说：“进谏论事的大臣知道称濮王为亲属是不对，却不明白尊崇的礼制，使濮王与诸父等同。如果尊称为皇伯父濮国大王，那么在濮王一方已经达到了极其尊崇的礼数，对仁宗也不会产生有两个父亲的嫌疑了。” 欧阳脩撰写了《为人后》一文，有人问上篇说：“作为别人的后嗣，不能断绝与自己亲生父母的亲情，这可以吗？”回答说：“可以。”古人并没有断绝这种关系，只是降低礼制上的服等；怎么知道呢？可以从经书中看出来。问：“什么叫降低服等而不绝亲？”回答说：“所谓降低服等，正是为了不绝亲；如果要断绝亲情，就用不着再降低服等了。所谓降低服等而不绝亲，就是礼制规定，作为别人的后嗣，把对亲生父母服丧三年的服制降为期年服，却不改变称呼他们为父母。”问者说：“如今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作为别人的后嗣，必须把亲生父母看作仿佛从未生过自己一样，一概按照所后之父的尊卑亲疏来确定关系；如果所后之父是兄长，就称亲生父母为伯父；如果所后之父是弟弟，就称为叔父。这样说来，应当怎么办呢？”我说：“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什么依据。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抹去亲生父母的称呼，一概按照所后之父的尊卑亲疏来确定关系，那么宗族中的世代次序也都应当按照亲疏轻重各自确定服制了。圣人何必特意制定降低服等的服制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如果要断绝亲情，就不必再降低服等。考察圣人的礼制却不是这样。过去圣人制定礼制，作为别人的后嗣，对于自己的父母，并不根据所后之父的尊卑亲疏来区别，只是在父子关系上把服制降低一些罢了。” 亲情本身不能降低，所降低的只是外在礼制，丧服就是这样。之所以必须降低，是为了表示有所屈抑；因为承当大宗的重任，所以为了尊祖而对亲生父母有所屈抑。这是在这里屈抑，以便在那里伸张。世间没有比父母更重要的亲人，却要为此有所屈抑，是为了表明承继大宗同样重要。这样做，是勉励作为别人后嗣的人知道所承当的责任重大，从而专心承担别人的事业。这是按照义来制定的礼。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用大义来约束它，可以降低外在礼制，但以至仁为根本，就不能断绝这种天性。断绝人伦、毁灭天理，是不仁之人或许会做的事。因此圣人制定服制时，把三年服降为期年服，却不抹去亲生父母的称呼，并在六经中明确说：“作为别人的后嗣，为自己的父母服丧。”由此表明，服制可以降低，但父母的称呼不能抹去。这就是所谓降服而不断绝亲情，因为仁爱仍然存在。事情有不能两全的，形势有不能两遂的；作为这边的儿子，就不能同时作为那边的儿子，这是乡里人都知道的道理。所以有人说：“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做他的儿子。”这是一概而论的话，不是圣人的话，而是汉代儒者的说法，是普通人也能说出的道理。拿它来和礼制相考察，却不是这样。当子夏传述丧服制度时，如果真像普通人那种一概而论的说法，就不必多说，只要说一句“作为别人的后嗣，就做他的儿子”，自然就会把亲生父母看作仿佛从未生过自己一样，自然也会一概按照所后之父的尊卑亲疏来确定关系。为什么子夏偏偏不是这样呢？他传述经书时，委婉详尽地说：“把所后之父的某位亲属看作某种亲属，就应当把他当作儿子；所谓当作儿子，就是把自己当作所后之父的亲生儿子，并一概按照所后之父的尊卑亲疏来对待他的族亲。”所以又说：“对于所后之父的祖父母、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都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服丧。”恐怕还嫌说得不够完备，于是又说：“对于所后之父的兄弟的儿子，也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些话说得很详细。唯独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不是这样，而是另外规定服制，说：“为自己的父母服期年丧。”这是因为对于亲生父母，不让人像所后之父的亲生儿子那样；如果把自己完全当作所后之父的亲生儿子，就会把亲生父母看作仿佛从未生过自己一样，这样断绝亲情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是人情所不能忍受的，圣人也不会这样做。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因为把亲生父母相对于所后之父视为兄长，便把他们称作伯父；这就是把自己当作所后之父的亲生儿子了。称为伯父，自然另有相应服制，就不能服齐衰期年服，也不能再说“为自己的父母服丧”。经书中所载、子夏所细加分别的内容，他们全都不采用，反而采用人情所不能忍受的做法，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依据。这是大义所在。不采用礼经，却采用没有依据的说法，可以吗？不可以。问者说：“古人都没有断绝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为什么今人却不是这样？”回答说：“这是什么话？今人也都是这样，而且比古人还要更进一步。”如今《开宝礼》和《五服图》都是国家的典礼，其中都说：“作为别人的后嗣，为亲生父母服齐衰期年服。虽然服等降低了，却一定仍按正服对待，这是为了表明父母之道仍然存在。”对所后之父服斩衰三年服，虽然服制很重，却一定称作义服，这是为了表明服制是按照义制定的。律令中的规定也相同。五服都不改变亲生父母的称呼，拿来和礼经相考察，完全相合，没有丝毫不同。五服图又增加了心丧三年的规定，认为三年本来是父母之丧；虽然因为作为别人后嗣而把身上所穿的服制降低了，仍然要在内心为亲生父母服丧三年，以表明对亲生父母的恩情不能在内心断绝。那么今人的礼制与古人相比，反而还有增加。怎么能说今人不是这样呢？下篇说：“作为儿子的不能断绝与亲生父母的关系，这一点见于经书，见于通礼，见于五

译服图，见于律，见于令，文字记载已经很明确了。至于为什么不能断绝亲情，怎么办呢？回答说：“圣人是根据人情制定礼制的。”问者说：“事情有不能两全的，形势有不能两遂的；作为这边的儿子，就不能作为那边的儿子，这难道不是人情吗？”回答说：“这是普通人的说法，是不懂仁义的人。圣人对待人情，一概以仁义为根本，所以能够两全两遂；这正是圣人与普通人不同、成为圣人的地方，也是圣人值得尊奉并作为众人法则的原因。父子之道是正道，是所谓最深厚的天性，也是仁的道理。作为别人的后嗣是权宜之道，权宜而适当，是义的制度。恩情没有比亲生父母更重的，义理没有比所后之父更重的；仁与义二者经常相互配合，从来没有互相损害。因此，人情没有比亲生父母更深厚的；之所以抑制它而降低外在服制，是因为受大义所迫；降低服制却不在内心断绝亲情，是因为保存至仁。抑制并降低服制，仁就不会妨害义；降低服制而不绝亲情，义也不会妨害仁。这就是圣人能够使仁义相互配合发挥作用。普通人却不是这样，他们说：不能两全，是有仁就没有义，有义就没有仁。所谓仁义，果真是这样吗？” 所以说，不懂仁义的人就是普通人。唉！圣人根据人情制定礼制，只是顺应人的本性，为它制定节文罢了；凡是需要强行违背的，就不这样做，凡是需要拂逆本性的，也不这样做，更何况想反过来改变它，怎么可能呢？如今却说作为别人后嗣的人必须断绝对亲生父母的爱，这哪里只是强迫他做困难的事、违背他的愿望呢？这简直是要反过来改变他的天性，说：“你所厚爱的人，要替我断绝；把你对那个人的深厚感情，一概改为对这个人的深厚感情。”这难道可以强行做到吗？父母就如同天地，他们生我之恩、至深至厚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超过。如今如果仅仅因为作为别人后嗣，就突然把亲生父母看作仿佛从未生过自己一样，这种断绝已经太过分了。假如真的断绝亲情，这不合人情；假如因为迫于义而断绝，那就是仁义在教人作伪。因此圣人知道这两种做法都不可取，认为向前承受所后之人的重任而不损害仁，退后伸展对亲生父母的恩情而不损害义，同时保全人的天性而不使人陷入虚伪，只有降低服制而不绝亲情才能一件也不失，这可以说是把各种情理都考虑周全了。只有仁义能够曲尽人情，善于保养人的天性，并用来成就人事，因此没有什么不可行。所以，知道按照义可以作为别人后嗣，却不知道按照仁不能断绝亲情，是普通人的偏见。懂得仁义相互配合发挥作用，能够曲尽人情，善于保养人的天性，使人不陷入虚伪，只有通达礼制的人才能领会圣人的深意。问者说：“作为别人后嗣而拥有天下的人，如果不与亲生父母断绝关系，将会不会妨害正统？怎么办呢？”回答说：“降低服制就不会妨害正统。自汉代以来，作为别人后嗣而拥有天下的人，尊崇亲生父母的很多，什么时候妨害过正统？假使汉宣帝、汉哀帝不在京师立庙，从而扰乱昭穆次序，那么这对正统又有什么妨害呢？”曾巩《为人后议》说：礼制规定，大宗没有儿子，族人就以支子作为他的后嗣。作为后嗣的人，为所后之父服斩衰三年，而把为亲生父母的服制降为期年。礼制这样规定，为什么呢？因为人所能认识的范围近，就只知道亲爱自己的父母；认识的范围远，就知道尊敬父亲的道理；知道尊敬父亲的道理，就知道尊祖；知道尊祖，就知道大宗上承祖先、下统族人，不可以断绝，所以要以支子作为后嗣。作为后嗣的人，因为从所后之人那里承受重任，所以不得不以尊贵的服制服丧。已经以尊贵服制服丧，如果不降低亲生父母的服制，又恐怕还不足以表明所后之人的重要性。以尊贵服制为所后之人服丧，又为此降低自己亲生父母的服制，然后才可以说表明了所后之人的重要性，承继祖先的道理也尽到了，这就是圣人制定礼制的本意。所谓收族，《礼记》说是“与族人合食，按照昭穆排列，以礼义区别类别”，这只是对于诸侯的别子所形成的大宗，尚且如此严肃对待。何况依礼所说，天子以及天子始祖所出自的祖先，是天子的大宗，是天地、宗庙和百神祭祀的主持者，是族人万世所依归的对象，怎么可以不彰明其至尊至重呢？所以前代有些君主以支子的身份继承帝位，却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给他们增加名号爵位，建立宗庙奉祀；这些做法都受到古今非议，确实是因为他们所认识的范围近，不能割舍私爱，不能用礼制加以节制，所以失去了奉承正统、尊奉唯一至上者的意义。如果对所后之人按尊贵服制服丧，又降低自己亲生父母的服制，而对于亲生父母的名号爵位不敢违反礼制擅自增加，宗庙祭祀也不敢违反礼制擅自奉祀，那么至亲之恩和大义就都已经完备了。有人却说还应当改变亲生父母的称呼，按照所后之人的亲属关系来称呼他们，这是不知道考察礼制。礼制规定，作为别人的后嗣，对于所后之人的祖父母、父母、妻子的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都像对待自己的亲属一样服丧；这些服制是为所后之人而定的，并不是说这些人就是自己的亲属。为自己的父母服期年，为自己的兄弟服大功，为出嫁的姐妹服小功，这些都是在本来服制上降低一等；这些服制是为自己而定的，不是为所后之人而定的。如果对于自己的父母也按所后之人的名义服丧，那么名分和实际就相违背，服制和恩情也相冲突了。圣人制定礼制，不会这样错乱。况且自古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不一定都是亲兄弟的儿子，同宗族人都可以作为后嗣，那么也有以大功、小功亲属的儿子作为后嗣的。如果应当按照所后之人的亲属关系来称呼，那么也应当按照所后之人的服制来服丧；这样对于亲生父母，有的应当服大功，有的应当服小功，有的应当服缌麻，有的应当袒免，甚至有的应当无服。但圣人制定礼制，一律为亲生父母服期年服，只是为了充分表明所后之人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应当因此改变对亲生父母的亲属称呼。亲属关系既没有改变，称呼当然也不能改。《戴德王肃丧记》说：“作为别人的后嗣，为亲生父母降一等服齐衰期年服。服丧期间的居处、言语、饮食，与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相同。不同之处是，不举行不祥和禫祭。即使除去丧服，内心仍服丧三年。”所以直到今天，这一规定仍载在服令中，从未改变。服制的规定既然如此重要，哪里能因此就断绝对亲生父母的称呼呢？”

译《崔凯丧服驳》又说：“亲生父母有天然的恩情，降低一等服制，就足以表明所后之人的重要性，没有理由竟然断绝与亲生父母的关系。过去从未有人说可以断绝亲情，却偏偏说可以断绝亲生父母的称呼，这也是糊涂。”况且支子之所以继承大宗，是为了推广尊敬严父的心意，以尊奉祖先。难道因为尊祖，就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吗？这难道是亲恩产生的根本，也是先王教化天下的本意吗？礼制又规定，嫡子不能作为别人的后嗣，是因为他要承继重任；支子可以作为别人的后嗣，是因为他不承继重任。让承继重任的人继承自己的宗族，让不承继重任的人继承大宗，这种安排可以说顺应人心，使两方面的义理都得到安顿。如今如果让作为别人后嗣的人，只因把亲生父母的服制降低一等，便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称呼，不再称为父母，那就不是使两种义理都得到安顿，而是违背人心，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人道对于大宗，是最尊贵、最重要的，不能断绝尊奉尊长的原则。尊尊和亲亲，道理是相同的，不能废弃其中任何一项。所以，作为别人的后嗣，降低亲生父母的服制，礼制中确有此规定；但为此断绝亲生父母的称呼，礼制中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 有人认为，想要断绝亲生父母的称呼，大概是厌恶出现两个称呼、想让它们合而为一，这样才能使作为别人后嗣的道理完备。考察实际情况，就有称作所后之人、称作亲生之人的区别；制定服制，就有为自己而定、不是为所后之人而定的服制，也有为所后之人而定、不是为自己而定的服制。大家都知道，不能因为厌恶出现两个区别，就强行把它们合而为一。至于称呼，大概是由实际关系产生的，却不知道它不能因为厌恶有两个区别就强行合而为一，这也是错误。即使可以强行把称呼合而为一，但实际关系并不相同、服制也不相同，终究不能改变，那么又何必想要断绝亲生父母的称呼呢？所以古代圣人知道不能因为厌恶有两个区别就强行合而为一，而是能够使疏远的亲属相互承担较重的关系，使亲近的亲属相互承担较轻的关系，这只是依靠礼义罢了。为什么呢？作为别人的后嗣的人，对于所后之人，实际并非自己的亲生父亲，却为他服斩衰三年，并作为他的祭祀主持者，这是用义来引导他。对于亲生父母，实际确实是自己的亲人，却服齐衰期年，不得参加他们的祭祀，这是用礼来抑制他。用义来引导，就使疏远的亲属承担较重的关系；用礼来抑制，就使亲近的亲属承担较轻的关系。这样，作为别人后嗣的道理就完备了。既然如此，想使作为别人后嗣的道理完备，就应当用礼义明确其内在关系，而不在于厌恶两种关系并存、强行从外在改变亲生父母的称呼。因此《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说：“作为别人的后嗣，为自己的父母服丧。”这见于经书，是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仍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的明文。汉代《祭义》认为，汉宣帝亲生父亲的谥号应称“悼”；魏相认为应当给他加尊号称“皇考”，并建立宗庙。后世议论者都认为给亲生父亲加“皇”字、立庙祭祀是不对的，但对于称亲生父亲为亲、称考，却从来没有人认为不对。后来魏明帝尤其反对作为别人后嗣的人厚待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反对汉宣帝给悼考加皇号；又说后嗣中有从诸侯入继正统的，都不得称亲生父亲为皇考，称亲生母亲为皇后。大概也只是禁止擅自增加不合正礼的名号，却从未废止称亲生父亲为考、称亲生母亲为妣。这见于前代的议论，是作为别人后嗣的人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考妣的明文。晋代王坦之《丧服议》又说：“父母恩德无边的深重，不是制度教令所能裁断的；过去的称呼，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去掉的。”这就是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仍然为亲生父母服丧的原因。他又说：“感情不能被夺去，称呼不能被废除。尊崇根本、叙明恩情，这正是降低服制的原因。” 由此可知，作为别人后嗣的人，从来没有去掉对亲生父母的称呼，这是古人的常理，所以王坦之引用它作为制定服制的证据。这又见于前代的议论，是作为别人后嗣的人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的明文。也就是说，作为别人后嗣之人的亲生父母，见于经书，见于前代议论，称作父母，称作考妣，其中的大义如此，明文如此。至于见于其他书籍和史官记载的，也称作父母、考妣、私考妣、本亲、亲者，多得无法一一列举；而把他们称作世父、叔父的，不仅礼制中没有这种规定，自有典籍记载以来也从未有过。如今想让人按照所后之人的亲属关系来称呼亲生父母，改变他们父母的称呼，这种主张从来没有不同的义理依据。不遵从经文，也不遵从前数千年议论此事的意见，却没有任何考据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将凭什么向天下表明呢？况且中国之所以尊贵，是因为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经和前代数千年的议论来治理和说明它。如今忽然想抛弃这些，却伸张毫无考据依据的说法，难道不是错误吗？有人说，作为别人后嗣的人称自己的亲生父母为父母，就会形成两个正统、两个父亲，这可以吗？所谓两个正统、两个父亲，是指给亲生父亲加皇号、建立宗庙奉祀；这才是不专一于正统、对所后之人怀有二心，用来表明这种做法错误，并不是说要改变亲生父母的称呼。那么，给亲生父亲加皇号，与礼制中以及建立宗庙时称“皇考”，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皇考’这个名称有三种解释。礼书说有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显考庙、祖考庙。这样看来，皇考是曾祖庙的名称。魏相说汉宣帝的父亲应当加尊号称皇考，既不是礼制中曾祖的称呼，又有尊号的含义，所以魏明帝反对给悼考加皇号。至于光武帝，在南顿君一事中也称皇考庙，意义就是由此而来，因此加皇号是侍奉亲生父亲的尊称。屈原称‘我的皇考名叫伯庸’，又有晋代司马机为燕王撰写告祢庙文，称‘谨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这又表明在臣下中也把皇考作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把皇考作为曾祖庙号，是古代的用法；把它作为侍奉亲生父亲的尊称，是汉代的用法；把它作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直到今天仍在使用。那么，使用这个称呼也有可以和不可以之分吗？回答说：把皇号加在亲生父亲身上，作为侍奉亲生父亲的尊称，并用于作为别人后嗣的情形，就会妨害正统；从礼制上考察，这是不可以的。”

译在臣下中把皇考作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施用于作为别人后嗣的情形，却不妨害正统；从礼制上考察，这是可以的。那么，把皇考作为父亲去世后的通称，有什么情况是不可以的呢？回答说：例如汉哀帝给亲生父亲加尊号称恭皇，汉安帝给亲生父亲加尊号称孝德皇，这就是从礼制上考察不可以的。况且礼制规定，父亲是士，儿子是天子，祭祀时可以按照天子的礼制，但尸服仍穿士服；儿子没有给父亲加爵位的道理，这是为了尊敬父母。前代违背礼制的君主给亲生父母尊崇官位名号，难道不只是失去作为别人后嗣时奉祀正统、尊奉唯一至上者的意义吗？因此儿子给父亲加爵位，以卑下的身份命令尊长，也不是尊重厚待亲生父亲的办法。前代擅自增加不合正礼名号的错误，就是这样；后世又有人认为应当像对待期亲一样，于是增加官位、扩大封国，也都可以说不合礼制。考，是父亲去世后的称呼；但在礼制中使用它，只限于朝廷典章制度中的文字和宗庙祭祀中的祝辞。如果不加官位名号，就没有典章制度中的文字；不建立宗庙奉祀，就没有祝祭中的辞语。那么即使把称呼改正，又有什么实际作用呢？只是说话不能不顺当罢了。前代从未认为这值得怀疑，是因为礼制规定得很清楚。如今世上的议论纷纷扰扰，以至于耗费很长时间，仍不知道如何裁决，大概是因为不考察礼制，而任凭个人意见。因此我从经书中采集依据，列出其中的纲要，希望可以借此相互讨论考辨。《宋史纪事本末》卷七 《史部，纪事本末类，宋史纪事本末》钦定《四库全书》《宋史纪事本末》卷八 明代 冯琦 原编 陈邦瞻 增辑 王安石变法 仁宗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任三司度支判官。王安石是临川人，喜欢读书，擅长写文章。曾巩带着他所撰写的文章给欧阳脩看，欧阳脩替他宣扬声誉。他考中进士，名列上等，授任淮南判官。按照旧例，任期届满后可以进献文章，请求参加馆职考试。王安石唯独不请求参加考试，调任鄞县知县。他修筑堤堰，疏通陂塘，使水路和陆路都得到便利；借粮给百姓，收取利息偿还，使新旧粮食能够相互调换，县里人都认为便利。不久任舒州通判。文彦博推荐王安石，说他淡泊退让，请求破格提拔任用，以激励人们不要奔走争逐名位。朝廷召他参加馆职考试，他不肯就任。欧阳脩推荐他任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为由辞谢。欧阳脩认为他需要俸禄奉养祖母，又向朝廷进言，于是任用他为群牧判官。他再次恳切辞谢，请求到外地任职，出任常州知州。调任提点江西刑狱，与周敦颐相遇，连续谈论了好几天几夜。王安石退下后精心思考，以至于忘记睡觉和吃饭。在此之前，馆阁任命多次下达，王安石总是辞谢而不肯赴任。士大夫认为他无意于仕途，遗憾不能见到他的面。朝廷每次想授予他优厚的官职，只担心他不肯接受。等到这次任度支判官，听到消息的人无不欣喜。王安石果然自行其是，于是上万言书。他的主要意思认为，如今天下的财力日益困乏，风俗日益衰败，祸患在于不懂法度、不效法先王的政治。效法先王的政治，只需效法它的精神实质罢了。效法其精神实质，那么我们所要改易变革的事情，就不至于使天下人震惊、使天下舆论哗然，而本来已经符合先王的政治了。应当借助天下的力量来创造天下的财富，用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以来的太平之世，从未把财富不足当作祸患，祸患只在于治理财务没有正确的方法。现在在位的人才已经不够任用，而民间乡野之中，也很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把社稷托付给谁，把边疆交给谁守卫，陛下难道能长久把上天的幸运当作常态，而不考虑一旦发生忧患吗？希望陛下鉴察苟且因循的弊病，明令大臣逐步推行，期望符合当今形势的变化。臣所说的这些，是流俗所不谈的，议论者认为迂阔陈腐的。皇帝看过后把它搁置了。吕祖谦说：王安石变法的内涵，在这篇文章中也略有显现，只是他的学说在嘉祐年间没有得到施行，到熙宁年间才全部施行；世道升降的关键，大概正在这里。当时有诏令规定，舍人院不得请求改动任命文书，王安石争辩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舍人就不能再履行自己的职务，而只能听任大臣所作所为。” 如今软弱的大臣不敢替陛下守法，强横的大臣则挟持皇上的诏令来制造法令，谏官和御史没有人敢违背他们的意旨，臣实在对此感到忧惧。这些话都触犯了执政，执政者很不高兴；王安石以母亲去世服丧为理由，于是离职。英宗治平四年闰月癸卯，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英宗在位期间，王安石受到召见，却始终没有起任。韩维、吕公著兄弟轮流称赞他。神宗在颍王府时，韩维任记室，每次讲说受到称赞，就说：“这不是我的说法，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说法。”韩维升任庶子，又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皇帝因此想见王安石。即位后召见他，王安石没有到。皇帝对辅臣说：“王安石历经先帝一朝，召他也不赴任，有人认为这是不恭敬。如今又不来，究竟是真的有病，还是有所要求呢？”曾公亮说：“王安石确实是辅佐宰相的人才，一定不会欺骗蒙蔽皇上。”吴奎说：“我曾经和王安石一同主管群牧，见他在众人面前自行其是，所作所为迂阔；万一任用他，必定扰乱纲纪。”皇帝不听，于是下达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的诏令。众人都认为王安石一定会辞谢，等诏书到了，他却立即起身办理政事。九月，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当时宰相韩琦执掌朝政三朝，有人说他专擅。曾公亮趁机极力推荐王安石，希望借此离间韩琦，韩琦于是更加坚决请求离职，皇帝不得已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入朝应对，皇帝哭着说：“侍中一定要离去，今天已经下诏了。但是卿离去以后，谁可以托付国家大事呢？王安石怎么样？”韩琦回答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是有余力的，处在辅弼的位置上却不行。”皇帝没有回答。神宗熙宁元年夏四月乙巳，王安石才来到京师。当时他接受翰林学士的任命，已经超过七个月了。皇帝下诏让王安石越级入对。皇帝问：“治理国家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王安石回答：“选择治国之道应当放在首位。”皇帝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说：“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为什么要以唐太宗为榜样呢？尧舜之道极其简明而不烦琐，极其重要而不迂阔，极其容易实行而不艰难。只是后世的学者不能全面通晓，认为它高不可及罢了。”皇帝说：“卿可以说是在责难君主了。我自己看自己的资质浅薄，恐怕无法符合卿的这一期望。卿可以尽心辅佐我，希望能够共同达到这种境界。”一天在讲席上，群臣退下，皇帝留下王安石坐下，说：“我想和卿从容地谈论一些事情。”于是说：“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汉昭烈帝一定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有所作为。这两个人确实是世上罕见的人才。”王安石说：“陛下如果真能成为尧舜，就一定会有皋陶、夔、稷、契；如果真能成为高宗，就一定会有傅说。那两个人都将被有道之人所耻笑，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天下这样大，人民这样多，又有百年太平，学者不能说不多；然而常常忧虑没有人可以帮助治理国家，是因为陛下选择治国之道还不明确，推诚待人还不够，即使有皋陶、夔、稷、契、傅说那样的贤才，也会被小人蒙蔽，只好收敛才华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