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

译淳熙十五年六月，任命朱熹为兵部郎官。在此以前，朱熹因周必大的推荐被任命为江西提刑，入朝奏事。有人在路上拦住他说：“正心诚意的说法，是皇上厌恶听到的，千万不要再说。”朱熹说：“我平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难道可以默不作声来欺骗我的君主吗？”等到入朝应对，皇帝迎着他说：“很久没有见到你了，你也老了。浙东的事情，朕自己知道。现在应当把你安排在清要之职，不再用州县事务来烦劳你。”皇帝对他褒奖劝勉十分优厚，于是任命他为兵部郎官。朱熹以脚疾为由请求担任祠禄官。兵部侍郎林栗与朱熹讨论《易》和《西铭》时意见不合，于是弹劾朱熹，说他本来没有学术，只是窃取张载、程颐学说的余绪，作为浮夸荒诞之说的宗主，称之为道学，狂妄地自我抬高。他所到之处总是带着几十名门生，学习春秋战国时期的作派，妄想仿效孔孟周游列国、受聘游说的风气。若用治理世道的法度来衡量，他就是扰乱人心的首要人物。如今皇上采纳他的虚名，让他入朝奏事，将要把他安置在朝廷官列中，依次任用。而朱熹刚听到任命时，便在路上拖延，索要高价，门徒们轮番游说。政府答应先采纳传闻中的意见，他才进入宫门。既然已经经过殿对，获得了防御使一类的郎官任命，却又心怀不满，连续多日傲慢斜视，不肯任职。这难道是程颐、张载的学说教导他这样做的吗？希望将朱熹停职罢免，作为侍奉君主无礼之人的警戒。皇帝认为林栗的话说得过分，但大臣们畏惧林栗的强势，没有人敢深入议论，于是命令朱熹仍旧担任江西提刑。周必大说：“朱熹上殿那天，脚病还没有痊愈，是勉强登殿应对的。”皇帝说：“朕也看见他跛行拖步。”太常博士叶适上疏说：“考察林栗弹劾朱熹的言辞，从始至终相互验证，没有一句是真实的，只是发泄他的私意，竟然忘了自己是在欺骗皇上。至于其中所说的‘道学’一语，关系到的利害并不只在朱熹一人。自古以来小人残害忠良，通常都有一个指名的罪名，有时说他们好名，有时说他们好立异，有时说他们结党。近来又创立‘道学’这一名目，郑丙首先倡导，陈贾附和，居于要津的人彼此秘密传授这种说法。见到士大夫稍稍爱好洁身自修，便动辄把道学的名称加在他们身上，把行善说成污点，把好学说成过错，互相指责，使他们不能进用。于是贤士恐惧，中等才质的人也丧失志气，销声匿迹，甚至败坏品德、污秽行为，只为避开这个名称。从前王淮表面和内里迎合台谏，暗中废黜正直之人，大概就是使用了这种手段。林栗作为侍从官，不能把陛下的德意和志虑传达下去，反而又袭用郑丙、陈贾秘密传授的说法，把道学当作大罪，罗织言辞，驱逐一个朱熹，本来还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只是恐怕从此以后浮夸无实的言辞四处流行，谗言横生，善良的人遭受祸害，那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恭敬地希望陛下端正纲纪所在，在欺骗蒙蔽已经显露出来时予以断绝，摧抑暴横之徒以扶助善类，振作精神、刚断处置，以安慰公正的言论。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诏令朱熹仍赴江西任职。朱熹极力推辞，没有前往。光宗绍熙元年二月，殿中侍御史刘光祖入朝应对时说：“近世是非不明，于是邪正相互攻击；公论不能树立，于是私情交相滋长。这本来是道的消长、时势的否泰，实际上却关系到国家的祸福、社稷的存亡，实在令人畏惧。本朝士大夫的学术最接近古代，并没有什么强国的奇术，但国势尊严安定，根本深厚。咸平、景德年间，道达到皇极，治理保持太和。到了庆历、嘉祐年间，盛况达到了极点。不幸在熙宁、元丰时期被邪说破坏，正直士人被疏远，小人被招致。幸而元祐年间君子兴起而加以挽救，后来流弊逐渐分裂，事情又反复变化。绍圣、元符年间，群凶得志，纲常几乎完全灭绝。他们的议论既已获胜，势力既已形成，崇宁、观年间以后，还能再说什么呢？臣刚到任时，听说有讥讽贬斥道学的说法，却还没有看见朋党之分。后来遭逢母丧，离开京城六年，已经忧虑两种议论各自加剧，又担心有一天会彼此攻击。等臣再次回来，这种事情果然出现了。因为厌恶道学，于是产生朋党；因为产生朋党，于是又把忠诚进谏定为罪过。把忠诚进谏当作罪过，这距离绍圣时期还有多远？陛下即位之初，凡是官员的进退，大多采用众人的意见，原本没有个人好恶，难道是把偏袒党派作为原则吗？” 可是不到一年之内，斥退驱逐之事纷纷发生，往往把进献忠言说成沽名钓誉的举动。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顺从沉默才被认为合适。顺从沉默成为风气，国家还能依靠什么？臣想要消除将来的祸患，所以不怕反复陈说，恭敬地希望圣心豁然开朗，永远做皇极的君主，使是非从此确定，邪正从此分明，公论从此显明，私意从此熄灭，道学的讥讽从此消除，朋党的踪迹从此泯灭，这就是百姓的幸运、社稷的福分。否则彼此激发、相互胜负，辗转反复，祸患将无穷无尽。臣实在不知道将来还能在哪里安身。”皇帝把他的奏章下发给有关部门阅读，读到的人甚至流下了眼泪。宁宗庆元元年六月，右正言刘德秀请求考察道学的真伪，皇帝听从了。此前，皇帝还是嘉王时，黄裳任嘉王府翊善。光宗告诉他说：“嘉王能够进学，都是你的功劳。”黄裳谢恩说：“如果想要增进德行、修习学业，追踪古代先王，就必须寻访天下第一等的人物。”光宗问：“是谁？”黄裳以朱熹回答。直讲彭龟年因讲解鲁庄公不能制约他的母亲，说：“母亲不能制约，就应当制约她的侍御仆从。”皇帝问：“这是谁的说法？”他回答：“是朱熹的说法。”从此以后，每次讲课皇帝都要问：“朱熹怎么说？”等到皇帝即位，宰相赵汝愚首先推荐朱熹，于是从潭州召他入朝，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在路上，听说皇帝身边的近臣已经有人掌权，便具奏说：“一旦打开幸进之门，它的弊端将再也无法堵塞。”到任以后，每次进讲，都努力积聚诚意来感动皇帝的内心，皇帝也逐渐嘉许并采纳。朱熹又上奏疏，极力说：“陛下即位还不到一个月，进退宰臣、调动台谏，全部出于陛下独自裁断，朝廷内外都说左右近臣或许窃取了权柄，臣恐怕君主的威势向下转移，求取治理反而会导致混乱。”

译当时韩侂胄正掌握权势，朱熹的意思大概是指韩侂胄。韩侂胄因此非常痛恨朱熹，让优人戴着高帽、穿着宽大的衣服，在皇帝面前模仿大儒演戏。又趁机说朱熹迂腐疏阔、不可任用，于是通过内批罢免朱熹的经筵职务，任命他为宫观官。朱熹离开后，韩侂胄更加肆无忌惮。他的党羽又说：“凡是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都是道学之人。”暗中列出姓名交给有关方面，让他们依次斥逐。又有人说：“把他们称作道学，有什么罪呢？应当称为伪学。”于是有了“伪学”这个名称，善良的人都不得安宁。到了这时，刘德秀上言说：“辨别邪正，没有超过真假二字的。那些口头谈论先王之言，行为却连市井之人都不肯做的事情也做，在兴盛王业的时代一定会被斥责。从前孝宗锐意恢复，首先致力于考核事实，凡是言行相违背的人，没有不深知其奸邪的。臣希望陛下以孝宗为法，考核真伪，以辨别邪正。”诏令把他的奏章下发，于是博士孙元卿、袁燮，国子正陈武都被罢免。司业汪逵上札子为他们辩护，刘德秀认为汪逵说的是狂妄之言，他也被斥退。秋七月，御史中丞何澹上疏说：“绍兴年间，谏臣陈公辅曾说，程颐、王安石的学说都有崇尚苟同的弊病。” 高宗皇帝亲自书写御笔说过：‘求学的人应当以孔子、孟子为老师。’臣希望陛下用高宗的话来教导激励天下，使天下人都以孔孟为老师；有志于求学的人不必互相标榜，使众人得以指责他们，也不必因为同门的缘故彼此包庇。正确的就按照正确的对待，错误的就按照错误的对待。朝廷也只遵从正确的，只选取善良的，而不分彼此、异同。听取言论而观察行为，根据名声考察实际，录用真实的人而除去虚伪的人，那么人们就知道自我勉励，不敢用虚假来装饰自己以求被任用。士风纯正而国家的大政方针确定，必定由此开始。”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下诏把这些话张榜于朝堂。不久，吏部郎官糜师旦又请求考察真伪，被升任为左司员外郎。又有张贵模，指斥议论太极图，也受到奖赏擢用。何澹再次上疏说：“在朝廷的臣子中，大臣已经熟知他们的邪恶行迹，却也不敢公开揭发，以招致报复之祸。希望明诏大臣，除去那些应当除去的人。” 庆元二年二月，任命端明殿学士叶翥主持贡举。叶翥与刘德秀上奏说：“伪学的首领以平民身份窃取君主的权柄，鼓动天下，所以文风还没有彻底改变。请把语录之类的书全部删除、毁弃。”因此这一科考试选士，凡稍微涉及义理的都被黜落。《六经》《语》《孟》《中庸》《大学》等书成为世间严禁之物。淮西总领张釡上言：“近来伪学盛行，依赖陛下圣明，斥退天下相关之人，他们都洗心涤虑，不敢再做从前的事情。希望明诏在位臣僚，上下坚定地遵守，不要改变，不要让伪造的言论和行为乘隙而入，破坏已经确定的制度规模。”于是任命张釡为尚书左司郎官。八月，再次严格申明道学之禁。当时中书舍人汪义端援引唐代李林甫的旧事，认为伪学党徒都是名士，想要把他们全部除掉。皇帝很知道这不对，于是下诏说，台谏、给舍论奏时不必再涉及过去的事情，务必要公平正直，以符合朕建立中正之治的意旨。诏令下达后，韩侂胄及其党羽都很愤怒。刘德秀于是与御史张伯垓、姚愈等上疏说：“从今以后，旧日的奸邪和积恶之人如果滋长而不悔改，臣等不说，恐怕会耽误陛下用人。若等到他们像前日那样败坏国事以后才说，就只会有后悔莫及的遗憾。” 希望把这篇奏章下发，传告朝廷内外，让旧日的奸邪知道朝廷的纲纪还在，不至于放纵肆意。”皇帝听从了。自此以后，韩侂胄和他的党羽攻击、整治道学的意图更加急迫。太常少卿胡纮上言：“近年以来，伪学猖獗，图谋不轨，动摇上皇，诋毁诬蔑圣德，几乎导致大乱。幸赖二三位大臣和台谏官拼死竭力排斥它，所以首恶丧命，群邪销声匿迹。自从御笔中有救正偏失、建立中正之治的说法，有人误认天意，急于奉承，倡议调停，准备把从前伪学中的奸党依次任用，以希望将来不遭到报复。从前建中靖国年间的事情，可以作为戒鉴。”于是诏令伪学党徒，宰执暂且停止拟定任命。大理司直邵褎然说：“三十年来，伪学公开流行，科场的权力全归于他们的党徒。请下诏让大臣考察他们所学。”诏令伪学党徒不得任官，只在京内安排差遣。不久，言事者又议论伪学的祸害，请求以元祐年间调停的说法为鉴，堵塞它的根源。于是下诏：“监司、帅守荐举改官，以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都要在奏牍前说明不是伪学之人。乡试时，漕司应提前取得家状，必须让其写明‘不是伪学’几个字。” 抚州推官柴中行独自向漕司申明说：“我自幼学习《易》，读程氏《易传》，还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伪学。如果认为是伪学，我不愿意参加。”考官们称赞他的言论壮烈。十二月，削去秘阁修撰朱熹的官职。朱熹居家，想到自己一向受到历代皇帝知遇之恩，而且还担任着从臣的职务，名分和道义不容许沉默，于是起草数万字的封事，陈说奸邪蒙蔽君主的祸害。子弟和学生轮番进谏，认为这样一定会招来祸患，朱熹不听。蔡元定请求用蓍草占决，得到遯卦变同人卦。朱熹默然取出稿子烧掉，于是六次上奏极力辞去职名。诏令仍让他充任秘阁修撰。当时台谏官都是韩侂胄所引荐，气势汹汹地争着想把朱熹当作奇货，但没有人敢首先发难。胡纮未显达时，曾在建安拜访朱熹，朱熹招待学生只用粗米饭，对待胡纮也没有不同。胡纮很不高兴，对人说：‘这不合人情，山中又不是连一只鸡、一斗酒都没有。’到这时他任监察御史，便锐意把攻击朱熹作为自己的责任，四处搜寻却没有所得。经过一年酝酿，奏章才写成。适逢改任太常少卿，事情没有成功。有个叫沈继祖的人，做小官时曾摘取朱熹《语录》《孟子》中的话来为自己谋取声誉，到这时因为追论程颐而得以担任御史。胡纮把奏疏草稿交给沈继祖。沈继祖认为可以立刻由此取得富贵，于是弹劾朱熹剽窃张载、程颐的学说余绪，把吃菜事魔的妖术寓含其中，鼓动诱骗后进，夸张浮饰、制造荒诞，私自评定品级，招集四方没有品行道义的人来壮大党羽，暗中隐藏踪迹，像鬼魅一样，请求加以少正卯那样的诛杀，作为欺骗君主、蒙蔽世人、污秽行为、盗取名声者的警戒。又说朱熹的门徒蔡元定帮助朱熹行妖术，请求把他编管到别州。诏令朱熹削职、罢免祠禄，把蔡元定流放到道州。不久，选人余嚞上书，请求斩杀朱熹以断绝伪学。谢深甫驳回了他的奏书，余嚞因此得以免祸。

译庆元三年十一月，知绵州王沇上疏，请求设立伪学党籍。并且从今以后，凡曾经接受伪学荐举而获得升迁，以及由刑法官、廉吏自代的人，都命令省部登记姓名，安排闲慢差遣。皇帝听从了。于是因伪学逆党获罪并登记在册的人，宰执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人；待制以上有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黼、何异、孙逢吉十三人；其他官员有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芳、项安世、李巙、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赵汝谠、赵汝谈、陈岘、范仲黼、汪逵、孙元卿、袁燮、陈武、田澹、黄度、张体仁、蔡幼学、黄灏、周南、吴柔胜、王厚之、孟浩、赵巩、白炎震三十一人；武臣有皇甫斌、范仲壬、张致远三人；士人有杨宏中、周端朝、张道林、仲麟、蒋傅、徐范、蔡元定、吕祖泰八人。共五十九人。庆元四年五月，谏议大夫姚愈又上言：“近世行为险恶、侥幸求进的一类人，倡导道学的名目，蒙蔽愚弄百姓。权臣极力主持他们的说法，结成死党。陛下只把其中罪行显著的首恶流放或赦免，其余全部不追究，存全他们的意旨可以说已经非常深厚了。怎奈那些受其影响很深的人，依仗罪恶而不悔改，每天怀着怨恨不满，反而把自己比作元祐党籍中的人。臣希望特地下达明诏，传告天下，使朝廷内外都明白邪正的实际情况，或许奸伪之徒就不至于借助似是而非的名目，盗取名声、欺骗世人。”皇帝听从了，为此下诏告诫整饬。庆元六年三月，朱熹去世，将要下葬。右正言施康年说：“各地的伪学徒众聚集在信州上饶，想要送伪师下葬。聚集期间，不是妄谈当时人物的是非长短，就是错误议论当时政治的得失。请求下令让守臣约束。”皇帝听从了。嘉泰二年二月，放宽对伪学党徒的禁令。当时韩侂胄已经厌倦此前的事情，张孝伯对他说：“不放宽党禁，恐怕以后难免遭受报复的祸患。”韩侂胄认为他说得对，所以有了这道命令。嘉定四年十二月，著作郎李道传上奏说：孔子、孟子去世以后，正统的学术不再彰明。汉、唐并不是没有儒者，但是对于圣门大学之道，有的只是谈到了却还不接近它，有的虽然接近了却还不真实。义理没有能够完全穷究，义旨没有能够完全精审，施行于事务时，也没有能够完全恰当地处理。因此一千几百年间，虽然有些顺应时势以求功名的臣子，也不过达到他们天资和能力所能达到的限度罢了。治理不如古代，原因就在这里。至于本朝，河洛之间大儒一同出现，于是孔孟之学又在世上彰明。虽然还没有完全施用，但功效已经很多。近世儒者又得到这些学说并加以推明，选择更加精审，论说更加详尽。凡是求学者修养自己、接待外物、侍奉君主、治理百姓的道理，以及本末精粗，几乎没有遗留下来的奥义。假如确实使这种学说更加推行，那么人才众多，朝廷端正，天下就能得到治理了。从前权臣反而把这种学说作为禁忌，十几年间，士气日益衰落，士论日益卑下，士风日益败坏，有见识的人为此忧虑。现在禁令虽然解除，却还没有明确向天下说明解除禁令的道理。臣私下认为，当今最先要办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现在如果有这样的人，在家顺从父母，出外对朋友守信，在上不欺骗君主，在下不欺骗百姓。义理不允许他进取，他就不肯苟且求进来改变终身的操守；义理不允许他偷生，他就不忍苟且偷生来损害本心的德行。假如能够让这样的人布满朝廷内外，平时可以任用，危急时可以依靠，难道不是陛下所希望的吗？这样的人，难道都是因为天资聪慧而知道并实行这些道理吗？不能不靠学习。既然如此，学术能够造就人才，难道不是今天最重要的事务吗？臣希望陛下特地下达明诏，尊崇推重这种学说，说明前一天禁止它是错误的，使天下明白圣意所在，君臣上下同心一意，感应的迅速超过回声和影子。诏令一下，必定有人振作奋发、意气昂扬，以符合陛下造就人才的意旨。臣听说求学没有比致知更急迫的，致知没有比读书更重要，应该读的书没有超过圣人的经典，经典中应当首先读的没有比《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更重要。因此侍讲朱熹有《论语》《孟子》集注，《大学》《中庸》章句以及回答学者疑问的著作，所谓选择精审、论说详尽，就在这些书中。臣希望陛下诏令有关部门取这四部书颁发给太学，让诸生依次诵读学习，等到他们融会贯通、理解透彻以后，再依次学习其他经典，务必寻求用来教育天下人才、供国家任用的方法。臣听说绍兴年间，从臣胡安国曾经想向朝廷请求，请把邵雍、程颢、程颐、张载四人列入春秋两季配享孔子之庙。淳熙年间，学官魏掞之也说应当罢去王安石父子的配享，改为配享程颢、程颐兄弟。后来虽然下诏罢去王安石之子王雱的配享，但其他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儒者相互议论，认为还应当上推，将二程的老师周敦颐也列入其中。臣希望陛下诏令有关部门，考察胡安国、魏掞之曾经说过的话，商议后加以实行。对上可以彰明圣朝尊崇儒学、端正学术的意旨，对下可以表明学者所应尊奉的对象，这件事的益处很大，关系也十分重大，不只是用来弥补配享礼典的缺漏而已。陛下如果不认为臣的意见迂阔，确实能够下达解除禁令的诏书，颁行四人的著作，确定诸儒的配享，那么三件事实行以后，人心振奋兴起，就应当能看见天下人才一天比一天兴盛，天下的治理一年比一年改善。如果不能这样，臣愿意伏地接受妄言之罪。”当时西府中有不喜欢道学的人，因此还没有来得及实行。

译嘉定九年春正月，潼川府路提点刑狱魏了翁上状奏说：臣私下看到已故虞部郎中周敦颐，曾任合州签书判官，州里的事务不经过他的手，下吏不敢决断；即使下达命令，百姓也不肯听从。蜀地的贤人君子，没有不喜欢称道他的。他的遗风所及，直到今天还没有泯灭。士人争相讲学，百姓也知道归向这种风气。春秋两季奉祀他，长久不废。臣刚到任时，曾派吏员到他的祠庙用币帛祭祀。回来以后又思考，这只不过是周敦颐施行于一方、表现在事务中的一小部分罢了。自从周朝衰落以后，孔子、孟子相继而逝，经过秦、汉、魏、晋、隋、唐，学者没有可以宗奉的主旨，学术支离破碎、涣散不一，不知道归向哪里。淳厚质朴的人拘泥于烦琐的训诂，聪明爽利的人沉溺于博闻记诵和辞章。谈论义理就归于清虚寂灭，议论事务就崇尚功利权术，欺骗百姓、迷惑世人，甚至深入肌肤骨髓，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唯独周敦颐在百代之后兴起，深入探究天地造化的奥秘，创制图式、撰写书籍，阐明幽深之理，揭示隐秘之处。就在普通人日常生活和行为之中，向学者指示穷究义理、尽明本性的归宿，使诵读他遗言的人，才得以清楚明白洙泗一脉的正统传承，也知道世人所谓的学术，不是拘泥于世俗老师，就是沉沦于异端，其中有许多并不值得学习。于是河南的程颢、程颐亲自得到他的传授，圣人的学术更加大为振兴。虽然这三个人当时都没有得到重用，但他们继承前代圣人、开启后世贤哲，阐发天理，端正人心，使孔孟失传的学术在本朝独自兴盛，并且超过历代，其功效所涉及的范围、治理所关系的事情，实在不小。臣愚昧，希望圣上先特别赐给周敦颐一个美谥，这对于表彰、宣扬并激励风俗，大概并非小小的补益。”诏令下达太常寺议定。嘉定十三年，追赐周敦颐谥号为“元”，程颢谥号为“纯”，程颐谥号为“正”。这是听从魏了翁、任希夷的请求。理宗宝庆三年春正月，诏书说：“朕看到朱熹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所作的集注，阐发圣贤深藏的奥义，对治理之道有所补益。朕正励志讲学，远远追念古代典范，深深地感到叹服仰慕。可以特意追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三月，朱熹之子、工部侍郎朱在入朝应对，谈到君主求学的要点。皇帝说：“你父亲的《中庸序》说得非常详细，朕读起来爱不释手，只恨不能和他同时代。”绍定二年九月，改封朱熹为徽国公，采用邹兖的先例。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诏书说：“朕思考孔子的道，自孟轲以后没有得到传承，到了本朝的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正有所见解并亲身实践，深入探究圣人境界，使千年失传的学术开始有了归宿。中兴以来，又有朱熹精心思考、明辨是非，融会贯通，折中取正，使《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这些书的本末都彻底明白，孔子的道因此更加彰明于世。朕每次阅读五位臣子的论著，都受到许多启发，现在临近视察学校的日期，命令学官把他们列入孔庙配享，以符合朕尊崇、褒奖先代儒者的意旨。”不久，认为王安石说过“天变不值得畏惧，祖宗不值得效法，人们的言论不值得忧虑”，是万世的罪人，哪里适合配享孔子？于是黜去他的配享。丙午，封周敦颐为汝南伯，张载为郿伯，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戊申，皇帝视察太学，拜谒孔子，于是驾临崇化堂，命祭酒曹觱讲解《礼记·大学》篇，按等级给诸生推恩赐帛。制作《道统十三赞》，交给国子监，向诸生宣布，又亲自书写朱熹《白鹿洞学规》赐下。按宋代道学的传承来说，从周敦颐开始，周敦颐把学说传给程颢及其弟程颐，他的学说才开始兴盛。同时，张载、邵雍和程颢兄弟实际上互相以师友相待，虽然各自立言成一家之说，但在仁义道德方面所达到的境界，即使不求相同，也自然不会不同。程氏门人中，最著名的是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杨时把学说传给罗从彦，罗从彦传给李侗，朱熹向李侗求学，朱熹出仕以后，程氏所传的学说才被充分阐明，没有遗留的奥义。与朱熹同时而志向相同、道义相合的是张栻、吕祖谦，主张不同的是陆九龄兄弟。现在从周敦颐以下，略微采录师友传授的源流，以显示一代道学脉络的大概。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他从小信奉古道、喜爱义理，以名节磨炼自己，奉养自身十分俭约，粗粥有时也不能供给，但仍旷达坦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黄庭坚称赞他的人品非常高尚，胸襟洒脱，如同雨后晴日、清风明月；不屑于求取名声，却锐意追求志向；轻视求福，却厚待百姓；俭薄于奉养自身，却使恩泽延及亲族；不屑于迎合世俗，却以古人为友。他喜爱读书，素来寄情山林，不被人事困窘，也不受世故牵累，不经老师传授，便默契于道体。他曾著《太极图说》，说明天理的根源，探究万物的终始。他说：“无极就是太极，太极运动而产生阳，运动到极点就转为静，静而产生阴，静到极点又转为运动，一动一静，互相以对方为根；阴阳分开，两仪由此确立；阳气变化、阴气交合而产生水火。” 木、金、土五种气依次运行，四时于是运行。五行就是一个阴阳，阴阳就是一个太极，太极的本体就是无极。五行生成时，各自具有一种性质。无极的真实之理和阴阳五行的精气，奇妙地结合凝聚。乾道形成男性，坤道形成女性。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不断生成，变化无穷。只有人得到天地之秀气，最为灵异。形体既已生成，精神便发出知觉。五种本性受到感动，善恶由此分开，各种事情也由此产生。圣人用中正仁义来安定这些，主张以静立人的准则。因此圣人与天地的德相合，与日月的明相合，与四时的秩序相合，与鬼神的吉凶相合。君子修养它就吉祥，小人违背它就凶险。所以说：‘确立天道，是阴和阳；确立地道，是柔和刚；确立人道，是仁和义。’又说：‘推究事物的开始，反观事物的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伟大啊，《易》！这就是它的最高境界。周敦颐又著《通书》四十篇，阐发太极的深奥意义。作序的人说，他的言语简约而道理宏大，文辞质朴而义理精深，得到了孔孟学说的本源，对学者有很大的功劳。程颢、程颐曾接受他的教诲，他常常让他们寻求孔子、颜回以求学为乐的境界，问他们所乐的是什么。程颢曾说：‘自从第二次见到周茂叔以后，便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的意味。’

译侯师圣向程颐学习却没有领悟，后来拜见周敦颐，周敦颐留他同榻而睡、彻夜交谈，过了三天他才回来。程颐惊异地说：‘你不是从周茂叔那里来的吗？’他善于启发引导人，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学者称他为濂溪先生。程颢字伯淳，河南人。程颢的天资已经不同寻常，又有道地充实涵养，纯粹如精金，温润如美玉，宽厚而有节制，平和而不随波逐流。他胸怀洞彻明朗，观察事物通透无碍，德行之美达到极点，不是言语形容所能达到的。他十五六岁时，听到周茂叔谈论道，便厌弃科举之学，慨然有求道的志向。起初不知道要领，广泛涉猎各家学说，出入于老子、佛教之间几十年，后来回到六经中寻求，才获得真正的道。明白穷尽人的本性、达到天命，必定以孝悌为根本；穷究精神、认识变化，必须通晓礼乐；辨别异端似是而非的错误，开解百代以来未明的疑惑。秦汉以来，没有人达到这样的道理。他认为孟子去世后圣人的学术失传，以振兴斯文为己任。他说：‘道之所以不能彰明，是因为异端损害了它。’过去的祸害接近而容易知道，现在的祸害深藏而难以看见。过去迷惑人，是趁着人的昏暗；现在进入人的内心，是凭借人的高明。自称能够穷究神妙、认识变化，却不足以开通万物、成就事务。他们的言论说来无所不包，实际上却脱离了伦理。即使穷究深奥、探至幽微，也不能进入尧舜之道。天下的学术，不是浅陋固执、拘泥不通，就是必然陷入这一类学说。这些都是正道上的荆棘，圣门前的障碍，必须排除它们以后，才能进入正道。他去世以后，文彦博在他的墓上题写“明道先生”，弟弟程颐为他作序说：‘周公去世，圣人的道便不能实行；孟轲去世，圣人的道便不能传承。道不能实行，百代没有善治；学不能传承，千年没有真儒。没有善治，士人还可以阐明善治的道理，用它来使人向善，并传给后代；没有真儒，天下人就茫然无所适从，不知道应当往哪里去。人的欲望放纵，天理就灭亡了。先生生在千百年以后，从遗存的经典中得到失传的道，把振兴斯文作为自己的责任，辨别异端，排斥邪说，使圣人的道重新光明地显现于世。大概自孟子以后，只有这一人罢了。然而学者如果不知道道应当归向哪里，又有谁知道这个人的功劳？如果不知道道达到哪里，又有谁知道这个称号是否符合他的实际呢？’程颐字正叔，从小不合礼的事不做。他说求学的要领是：‘涵养必须用敬，求学进步则在于致知。’他曾作《颜子好学论》说：‘圣人的门徒有三千人，唯独称赞颜子好学。《诗》《书》和六艺，七十名弟子不是没有学习并通晓它们。那么颜子所喜爱的学习，究竟是什么学习呢？是学习以达到圣人之道。圣人可以通过学习达到吗？回答说：可以。学习的道理是什么？回答说：天地积聚精气，得到五行秀气的人称为人。人的根本是贞正而安静的，在本性尚未发作时，五种本性都具备，即仁、义、礼、智、信。形体既已生成，外物接触他的形体，便在内心引起活动。内心一动，七种情感便产生，即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既炽烈而更加放纵，人的本性就被凿伤了。因此，觉悟的人约束自己的情感，使它符合中正；他的心用来涵养本性，所以说‘以性统摄情’。愚昧的人不知道约束它，放纵情感而达到邪僻，束缚并损害本性，使本性丧失，所以说‘以情损害性’。凡是求学的道理，不过是端正自己的心、涵养自己的本性罢了。心达到中正而诚实，就成为圣人。君子的学习，必须先在内心明白道理，知道所应涵养的东西，然后努力实行以求达到最高境界，这就是所谓由自明而达到诚。因而学习必须竭尽自己的心，竭尽自己的心就能知道自己的本性，知道本性以后反过来使自己诚实，这就是圣人。所以《洪范》说：‘思考就能通达明睿，明睿就能成为圣人。’使自己诚实的道路，在于笃信道；笃信道，行动就果断；行动果断，操守就坚定。仁义忠信不离开内心，在仓促急迫时一定如此，在颠沛困顿时一定如此，出仕、退处、说话、沉默时也一定如此。长久不失去它，就会安于这种境界，举止周旋都合乎礼，邪僻的念头也无从产生。所以颜子所实践的就是：‘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孔子称赞他时说：‘得到一种善，就牢牢抓住它。’要牢牢记在心中而不失去它。又说：不把怒气转移给别人，不犯同样的过错。有了不善的地方，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来不再去做。这就是他爱好学习的专一和求学的方法。他的视、听、言、动都合乎礼。他与圣人不同的地方，大概在于圣人不思考就能得到，不勉强就能合乎中道，自然而然合乎道；颜子则一定先思考才能得到，一定努力之后才能合乎中道。所以说颜子与圣人之间只差一线。孟子说：充实而有光辉叫作大，广大到能够化育万物叫作圣，圣而达到不可测知叫作神。颜子的德行可以说已经充实而有光辉了，他还没有达到的，是坚守而不是化育。凭借他好学的心，再给他一些寿命，不久就会达到化境。所以孔子说：‘不幸短命而死了。’大概是悲伤他没有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所谓达到化境，就是进入神妙境界而自然地不思考便能得到、不勉强便能合乎中道。孔子说：‘七十岁时可以顺从心意而不越过规矩。’说的就是这种境界。有人说：圣人是生来就知道的，现在却说可以通过学习达到，难道有什么根据吗？回答说：有。孟子说：尧舜是顺着本性成为圣人的，汤武是反求本性而成为圣人的。顺着本性，就是生来就知道；反求本性，就是通过学习才知道。后人不明白这一点，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知，不能通过学习达到，于是求学的道路就丧失了。他们不从自己身上求取，反而向外追求，把博闻强记、巧妙文章、华丽辞藻当作工夫，言辞虽然光华美盛，却很少有人达到道。因此今天的学习与颜子所喜爱的学习不同了。程颐所著的书，只有《易传》是完整成书的。尹焞说，程颐的实践全都符合《易》，作《易传》只是顺着实践把它写出来罢了。他的自序说：《易》就是变化，随着时势变化来顺从道。作为一部书，它广大而完备，是用来顺应性命的道理，通晓幽明的缘故，穷尽事物的实情，并指示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的道路。圣人为后世忧虑，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距离古代虽然遥远，遗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前代儒者失去经典的本意，只传述言辞；后来的学者诵读言辞，却忘记其中的意味。自秦代以来，大概已经没有真正的传承了。我生在一千多年以后，哀伤斯文被埋没不明，想使后人沿着流脉追寻源头，因此作了这部《易传》。

译《易经》所说的圣人之道有四种：用言语说明的，重视卦辞；有所行动的，重视变化；制定器物的，重视卦象；用于卜筮的，重视占断。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原则，都完备地表现在卦辞中。推求卦辞、考察卦象，就可以知道变化，卦象和占断也都包含在其中。君子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得到卦辞却不能通达其意义的人是有的，但从未有不从卦辞入手却能通晓其意义的人。最隐微的是道理，最显著的是卦象，体和用本出于一源而显现出来。隐微之处没有间隔，观察并贯通隐微的道理来实行典礼，那么卦辞就没有不完备的。所以善于学习的人，探求言辞一定从切近处入手。连切近之处都不能理解，就不能说是懂得言辞的人。我所传授的是卦辞。由卦辞取得其中的意义，就在于学习者自己。游酢、杨时跟随程颐学习。一天，程颐坐着闭目很久，醒来后说：“你们两个人还在这里吗？天晚了，姑且回住处去吧。”两人走到门外，雪已经有一尺多深了。他们的老师就是这样尊严。张载字子厚，是凤翔人。年少时丧父，什么都学习，喜欢谈论军事。康定年间用兵时，他慨然以建立功名自许，上书拜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就知道他器识远大，想要成就他，便告诉他说：“儒者自有名教，为什么要从事军事呢？” 于是劝他阅读《中庸》。张载读了这部书，虽然喜爱它，却仍认为不够；又去寻访佛、道两家的书，后来反过来从六经中求取道理。嘉祐初年，他在京师见到二程，和他们共同谈论道学，顿时完全自信地说：“我们的道理本来就足够了，何必还要到旁处寻求？”于是把异端学说全都抛弃了，思想纯正。熙宁年间，他被征召入朝，因事推辞而归，在南山脚下筑室居住，穿破衣、吃粗菜，专心精研学问。只知道认识人而不知道认识天，只求做贤人而不求做圣人，这是秦汉以来学者的最大弊病。所以他整天端正地坐在一室之中，左右放着书籍，低头读书，抬头思考，有所得便记下来，有时半夜起身坐着，拿蜡烛把自己的心得写下。他精心思索道理，从未稍有停息。张载曾把“定性”的学问向程颢请教，程颢回信说：“承蒙你来信说，自己还不能做到心性安定不动，仍然受到外物牵累。所谓安定，就是动时也安定，静时也安定；不预先迎接，也不事后送拒，不分内外。假如把外物看作外在牵累，随后又跟从它，就是把自己的本性看成有内外之分了。况且如果认为本性会随着外物而在外面，那么它在外面时，什么又是在里面呢？这就是有意排除外界诱惑，却不知道本性本来没有内外之分。既然把内外看成两个根本，又怎么能马上谈论安定呢？天地的常道，是因为它的心遍及万物却没有私心；圣人的常道，是因为他的情感顺应万事却没有私情。所以君子学习，最好是心胸廓然、广大而公正，事物来到便顺其自然地应对。《易经》说：‘守正则吉，悔恨消失；心思纷乱地往来，朋友便顺从你的思虑。’假如拘谨地只想排除外物诱惑，就会看到东边刚消灭，西边又产生。这样不只是每天的时间不够，而且诱惑的源头无穷无尽，根本无法排除。人的情感各有蒙蔽，所以不能合乎正道。大体说来，弊病在于自私而运用机巧；自私，就不能把有意作为看作顺应事物的表现；运用机巧，就不能把明觉看作自然本性。现在抱着厌恶外物的心，却想求得一个没有外物的明察境界，就像把镜子反过来寻找光明。《易经》说：‘艮止在背后，便不能看见自身；行走在庭院中，也看不见人。’孟子也说：‘所谓厌恶智巧，是因为它会穿凿附会。与其排斥外物而肯定内心，不如把内外两方面都忘掉。内外两忘，心就澄澈而无事；无事便安定，安定便明察，明察之后，哪里还会把应对外物看作牵累呢？’圣人喜悦，是因为事物本来值得喜悦；圣人发怒，是因为事物本来值得发怒。因此，圣人的喜怒不系于私心，而系于事物本身。这难道不是说圣人也会应对外物吗？怎么能把从外物而来的情感说成错误，反过来寻找内在的情感作为正确呢？现在如果把自私和运用智巧所产生的喜怒，拿来同圣人正当的喜怒相比，又会怎么样呢？人的情感容易发作而难以控制，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愤怒。只要能在发怒时立即忘掉自己的愤怒，观察其中的是非道理，也就能看出外物诱惑并不值得厌恶，对于道也就已经想通一大半了。张载得到这番道理后非常喜悦。张载著有《西铭》《正蒙》，其中《西铭》最受当时儒者尊重。书中说：“乾称作父，坤称作母，我这样渺小的人，处在天地之间，与万物浑然一体。因此，天地所充塞的气，就是我的形体；天地所主宰的理，就是我的本性。百姓是我的同胞，万物是我的同伴。”天子，是我父母的嫡长子；大臣，是嫡长子家中的辅佐者。尊敬年长者，是为了使我的长辈得到尊长；慈爱孤弱者，是为了使我的幼辈得到慈幼。圣人，是与天地合德的人；贤人，是众人中秀异的人。天下所有疲弱、衰老、残疾、孤苦无依、鳏寡之人，都是我流离困苦而无处申诉的兄弟。此时保全他们，是作为子女来辅翼父母。使他们快乐而不忧愁，是纯粹的孝。违背这些，就是悖逆道德；伤害仁爱，就是贼害。助长恶行的人是不才者；能够践行并充分体现人的本性的人，才是最相似于天地之道的人。懂得万物变化，就能善于述行天地的事业；穷究神妙，就能善于继承天地的意志。即使独处暗室也不感到惭愧，才是没有辱没自己；存养本心、涵养本性，才是不懈怠。厌恶酗酒，是继承崇伯子顾养父亲的志意；培育英才，是继承颍封人推恩及类的做法。不放松劳苦而达到安乐，是舜的功绩；无处逃避而等待烹杀，是申生的恭顺。体察并完整归还所承受的本性，是曾参做到的吗？勇于顺从父命，是伯奇做到的吗？富贵和福泽，是用来使我的生命得到滋厚的；贫贱和忧患，是用来磨炼我、使我成材的。活着，我顺从天地之事；死后，我便安宁。杨时曾问程颐：“《西铭》只说体而没有涉及用，恐怕它流传下去最终会变成兼爱。”程颐回答：“《西铭》推明天理来保存义，阐发了前代圣人没有阐发的道理，与孟子关于性善、养气的学说功用相同，怎么能和墨家相比呢？”《西铭》说明理本是一源而事物各有分别；墨家却把根本分成两处而不讲分别。根本分成两处的弊病，是产生私心间隔而失去仁；没有分别的弊病，是实行兼爱而失去义。确立分别而推明一贯的天理，可以遏止私欲压倒公义的流弊，这是仁的途径；没有分别而迷失于兼爱，以至达到不认父亲的极端，这是义的贼害。你把两者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况且《西铭》本来就是想让人推而行之，原本就是讲用的；反而说它没有涉及用，不是很奇怪吗？邵雍字尧夫，是范阳人。年轻时专心求学，刻苦自励，冬天不用火炉，夏天不用扇子，几年都不靠枕席睡觉。

译他曾认为，学者的弊病在于先在心中形成好恶，又挟带自己的私智去求道，于是被自己所喜好的东西蒙蔽而不能得到真理。所以他探求道理，远到四方万里，天地阴阳屈伸消长的变化，没有什么不贯通的，而且一定以圣人的道理为准绳。虽然他精通象数，具有先见默识，却从未拿这些来为自己扬名。他的学问纯一而不杂，居之则安，行之则成，平易浑厚广大，看不出棱角，他的自得非常深。程颢早年侍奉父亲时，听到邵雍的议论，回来后整天感叹说：“尧夫，是内圣外王的学问啊。”邵雍自己写《无名公传》说：“无名公出生在冀方，老于豫方。十岁时，向乡里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乡里人的情性，自己的杂质十成中去掉了二三成。二十岁时，向乡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乡人的情性，自己的杂质十成中去掉了三四成。三十岁时，向国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国人的情性，自己的杂质十成中去掉了五六成。四十岁时，向古今求学，于是完全了解古今的情性，自己的杂质十成中去掉了八九成。五十岁时，向天地求学，于是完全了解天地的情性；想要再去掉自己的杂质，却没有办法了。” 起初乡里人怀疑他孤僻，便问乡人说：“这个人善于同人群交往，怎么能说他孤僻？”后来乡人怀疑他浮泛，便问国人说：“这个人不随便同人交往，怎么能说他浮泛？”后来国人怀疑他浅陋，便问四方之人说：“这个人不是只能充当一种器具的人，怎么能说他浅陋？”后来四方之人又怀疑他，便拿他同古今之人相比，始终没有一个可以同他相同。又拿他考察天地，天地也没有回答。在这时，四方之人迷惑混乱，再也无法认识他，于是称他为无名公。所谓无名，就是无法给他命名。凡是有形的事物，就可以作为某种器物；既然可以作为器物，就可以命名。那么这个人难道没有实体吗？回答说：“有实体。”他有实体，却没有踪迹。这个人难道没有作用吗？回答说：“有作用。”他有作用，却没有私心。凡是有踪迹、有私心的，就可以被认识；没有踪迹、没有私心的，即使鬼神也无法认识，无法命名，何况人呢？所以他的诗说：“思虑还没有兴起时，鬼神也不能知道。不由我自己，又由谁呢？能够创造万物的是天地，能够创造天地的是太极。太极，难道能够被认识吗？所以勉强给它命名叫太极。” 太极，莫非就是所谓无名吗？”谢良佐字显道，是上蔡人。他初次见程颢时，接受教导非常专心，后来又师事程颐。程颐曾指着谢良佐对朱公掞说：“这个人学习的是切实地提问、就近思考的学问。”有人问谢良佐：“太虚无穷无尽，而心却有止境，怎么能合而为一？”他说：“心有止境只是因为它要发生作用；如果不发生作用，又有什么止境呢？”又问：“您难道不让心发生作用吗？”他说：“是的。圣人就不让心发生作用。”当初他曾说出这句话，被伊川一句话扰乱了，二十年后曾去见伊川。伊川问：“近来情况怎样？”他回答：“天下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呢？”伊川说：“这话本来有这个道理。”只是说得太早了。又问：“当初说这句话时，究竟是怎样的情形？”他说：“当时看见事情经过时心中没有其他念头，接触事物也能够自然应对。”又问：“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被一句话改变了呢？”他说：“当时一定还有没有彻底通达的地方。”当初如果没有得到伊川这一句话的挽救，他就会进入禅宗了。伊川实在善于锻炼人，话说完后却又说，这样正好可以下功夫。游酢字定夫，是建阳人，起初以文章学问闻名于当时。程颐一见他，就说他的资质可以通达圣道。当时程颢任扶沟县令，兄弟正把倡导阐明道学作为自己的责任，设立学校，聚集邑中子弟教育他们，便召游酢主管学校事务。游酢欣然前往跟随他，得到他的精微言论，于是完全放弃原来的学问，改学道学。吕居仁说：“定夫后来又学习禅宗。”吕居仁曾写信询问他，他回答说：“佛书所说的内容，世间儒者也没有深入考察。”过去曾见伊川，伊川说：“我所攻击的是它的踪迹；然而踪迹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总之，这件事必须亲自到达这个境地，才能辨别它们的异同，否则很难用言语争辩。”尹焞字彦明，是洛阳人，跟随程颐学习。程颐教人，专门把以敬使内心正直作为根本，只有尹焞能够努力实行。他曾说：“伊川教人，只是专门让人运用敬来使内心正直；如果运用这个道理，那么百事都不敢轻率去做，不敢妄为，即使独处暗室也不会惭愧。长久学习它，自然会有所得。”过去先生从涪陵回来后，我每天去拜见他。一天读《易经》读到“敬以直内”的地方，便问：“到了不学习也没有不利的时候，是不是就再没有阻挡，也没有计较了呢？”先生深以为然，并且说：“不容易看出是这样，姑且再涵养自己，不可轻易说出。”杨时字中立，是将乐人。起初考中进士取得官职，听说二程的学问后，立即前往跟随他们。程颢见到杨时非常高兴，常说：“杨君最能领会容易明白的道理。”杨时回去时，程颢送他出门，对在座宾客说：“我们的道统向南方传播了。” 杨时回去闲居多年，沉浸于经书，推广老师的学说，深入探究、竭力求索，务求穷尽其中的旨趣；他的涵养积蓄广大，却不敢轻率放纵自己。学者称他为龟山先生。罗从彦字仲素，是南剑人。起初任博罗主簿，听说杨时得到程氏学问，便慨然仰慕。正值杨时任萧山县令，罗从彦徒步前去求学，见到杨时三天后，便惊得汗流浃背，说：“如果不是来到这里，几乎要虚度一生了！”学业完成后回去，在山中筑室居住，断绝了做官求进的念头，学者称他为豫章先生。罗从彦曾同人谈论士人的操守，说：“周公、孔子的心意，是使人明白道。学问如果真能使人明白道，就能深刻体会周公、孔子的心意。三代的人才，能够体会周公、孔子心意而明白道的很多，所以他们把生死、出仕和退处看得像寒暑、昼夜的更替一样，实行忠义比较容易。汉唐只是把经术、古文作为崇尚的对象，却失去了周公、孔子的心意，能明白道的人少，所以把生死、出仕和退处看得像万钧、九鼎那样沉重，实行忠义就困难。”又说：“士人立于朝廷，最重要的是以正直忠厚为根本。正直，朝廷就没有过失；忠厚，天下就没有嗟叹怨恨。”他的议论醇正，大多如此。李侗字愿中，是剑浦人。

译李侗起初向罗从彦学习，罗从彦让他在静坐中观察喜怒哀乐尚未发作以前的气象，探求所谓的“中”。时间久了，他对天下的道理都能包摄贯通，逐一融会解释，各有条理次序。他退居山中，谢绝世俗事务，共有四十年。他接待后学、回答问题从不厌倦，曾说：“求学的道理不在于多说话，只要默默静坐、澄清内心，体察认识天理，天理自然会显现。”学者称他为延平先生。朱熹字元晦，是新安人。他的父亲朱松，同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翚三人交好。朱松病重时，朱熹以对待父亲的礼节侍奉这三人，并且向他们学习。刘子翚曾告诉朱熹：“我从《易经》中找到了进入德行的门径，所谓‘不远复’，就是我一生的三字箴言。”后来朱熹又向李侗求学，李侗也是他父亲的朋友。朱熹说：“自从见到李先生求学，我才开始走向平实，由此知道以前所从事的佛、道学说都是错误的。”李侗写信给人说：“元晦起初从吕谦开善处下功夫，所以都从内心体认；如今既然讨论、诘难儒者的学术脉络，极能指出其中的差误。自从见到罗先生以来，从没有像这样用功，而且别无其他事情，一心潜心于此。”他起初讲学时，很受道理的束缚，如今渐渐能够把道理融会到日常生活中，一心下功夫。如果在这方面逐渐纯熟，体和用就合一了。这种道理全在日常生活中求得纯熟；如果静处有而行动时没有，那就不对。朱熹一生读书没有不读的，对义理没有不探究的。说到最根本的纲领和关键，则集中在《中庸》“未发”一句上，他先后同张栻讨论得最详细。他说：“一个人的身体，知觉和运用，没有不是心所作为的，所以心固然是主宰身体的；无论动静、言语或沉默，都没有间隔。然而当它处于静时，事物还没有来到，思虑还没有萌发，而本性浑然一体，道理全部具备。所谓‘中’，就是心作为本体、寂然不动的状态。等到它活动时，事物交相而来，思虑开始萌发，七情交替发生，各自有它所主宰的对象。所谓‘和’，就是心作为作用，受到感触便能够通达。但本性的静，不能不发生作用；情感的动，也一定要有节制。这就是心能够寂静而又感通，周流贯通，体和用从来没有分离的原因。然而人虽然有这种心，有时却不仁，就无法显现此心的妙处；人虽然想要实行仁，有时却不敬，就无法取得求仁的功效。心主宰全身，无论动静、言语或沉默都没有间隔，因此君子对于敬，也无论动静、言语或沉默，都不能不用力。在情感尚未发出以前，这是敬，已经在主持存养的实际功夫；情感已经发出时，这也是敬，又常常运行在反省考察之中。当心存养时，思虑还没有萌发而知觉不昏昧，这就是静中有动，是《复卦》所显示的天地之心。等到情感发出时，事物纷杂交错而品节没有差错，这就是动中有静，是《艮卦》所说的不能获得自身、也不能看见他人的状态。有东西主宰静中的动，所以虽寂静却从未不感应；有东西考察动中的静，所以虽感应却从未不寂静。寂静而常常感应，感应而常常寂静，这就是此心周流贯通、没有一刻不合乎仁的原因。那么君子之所以达到中和，使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就在这里罢了。主宰全身、无论动静、言语或沉默都贯通其中的，是心；仁，是心的道路；敬，是心的真实状态。这是贯通上下的道理，是圣贤的根本道统。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性情之中、中和的妙处，就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了。朱熹的门人黄干为朱熹作行状说：“道的正统，要等待合适的人才传下去。自周代以来，承担传道责任、得到正统的人不过几位；而能使这一道理显明清楚的，也只有一两个人而已。” 孔子以后，曾子、子思继承了他的道统，到孟子时才开始显著。孟子以后，周敦颐、二程、张载继承了中断的道统，到朱先生时才重新显著。大约一千多年之间，孔子、孟子的门徒用来推明这种道理的著作，已经被焚毁残缺、分裂割裂、穿凿附会；在学术受到蛀蚀破坏之后，能够扶持并重新建立它，功劳实在伟大。不到一百年，错误混杂更加严重。朱先生出现后，自周以来圣贤相传的道理，一下子豁然开朗，如同太阳当空，明白清晰地显露出来；他使将要坠落的斯文重新振起，使后世无穷的人得到觉悟。即使同天地一同长存，也完全可以。张栻字敬夫，是广汉人。张栻聪颖早熟，父亲张浚很爱他；他从小所学习和接受的教导，没有不是仁义忠孝的实际内容。长大后跟随胡宏学习。胡宏向他询问程氏学说，第一次见面就知道他是大器，立即把孔门关于仁的亲切精微道理告诉他。张栻回去思考，仿佛有所领悟，便写信向胡宏求证。胡宏高兴地说：“圣门有传人了。”张栻更加自我激励，以古代圣贤自我期许，写成《希颜录》一篇，早晚省察自己以警戒策励。他为人表里通透，勇于遵从义理，没有丝毫滞碍吝惜。朱熹常说，自己的学问是积少成多、逐寸积累而成的；像敬夫这样的人，却是根本之处卓然，早已有所见识。张栻曾说：“求学没有比辨别义和利更优先的。义，是本心所应当做的事，不能自已，并不是有所图谋才去做。只要是有意图、有所求而去做，就都是人欲，而不是天理。”学者称他为南轩先生。吕祖谦字伯恭，是婺州人。他的学问根源于家庭，继承了中原文献的传统。长大后跟随汪应辰、林之奇、胡宪交游，并与张栻、朱熹交友。他以关洛学派为宗旨，广泛考察各种典籍，心平气和，不故意标新立异。年轻时性情急躁，一天诵读孔子“严于要求自己而少责备别人”的话，忽然觉得平日的愤怒怨忿涣然冰释。朱熹曾说：“像伯恭这样求学，才是真正能够改变气质的人。”他所讲论筹划的，都是要用来开通事理、成就事务的。即使卧病在床，担当重任、任道而行的志向也没有衰减。他治理家庭的办法，都可以作为后世的规范。吕祖谦曾给朱熹写信说：“求学的人必须专心致志，断绝逐利的根源，使精神凝聚、积蓄停留，这样才开始能够收拾得住。”又给张栻写信说：“从前的毛病，实在是因为嗜好欲望粗浅，所以缺少克制和治理的功夫；思虑稍少，所以又缺少操守存养、澄清安定的力量。积蓄还不深厚，发挥作用却太急迫；涵泳还不够，谈说却已经有余。”

译他自我克制和修治到了这种程度。学者称他为东莱先生。陆九渊字子静，是金溪人。他小时候就有非凡的禀赋，三四岁时侍奉父亲陆贺出行，遇到事物一定追问。有一天忽然问天地的边际在哪里，父亲笑而不答，于是他深思到忘记睡觉吃饭。他曾读书读到“宇宙”二字，忽然大悟说：“宇宙之内的事情就是我分内的事情，我分内的事情就是宇宙之内的事情。”又说：“宇宙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宇宙。”“千万世以前有圣人出现，和我同一颗心、同一种道理。”“千万世以后有圣人出现，也和我同一颗心、同一种道理。”“东海有圣人出现，也和我同一颗心、同一种道理。”“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现，也和我同一颗心、同一种道理。”起初，陆九渊的兄长陆九韶曾写信同朱熹讨论《太极图说》，对濂溪的学说多方非难，后来成为根本弊病。他认为不应在“太极”上再加“无极”二字。朱熹回答说：“不说无极，太极就同于一个具体事物，不足以成为万物变化的根本；不说太极，无极就陷入空寂，也不能成为万物变化的根本。”又说：“无极只是没有形状，太极只是具有道理。” 陆九韶不以为然，不停地诋毁濂溪。陆九渊于是又写信给朱熹，为此申述辩解，大略说：《易经》的《大传》说：“有形之上叫作道”；又说：“一阴一阳叫作道。”一阴一阳已经是形而上的，何况太极呢？“极”就是中。说无极，就是说无中，怎么适合把“无极”二字加在太极上面？“无极”二字出自老子，圣人的书中没有。朱熹回答说：《大传》既然说“有形之上叫作道”，又说“一阴一阳叫作道”，这难道真是把阴阳看成形而上的东西吗？正是为了说明，一阴一阳虽然属于形气，但之所以有一阴一阳，正是道体的作用。所以说，道体的极致叫作太极；说太极的流行，就叫作道。虽然名称像是两个东西，实际上并没有两个实体。周敦颐之所以称它为无极，正是因为它没有方位、没有形状；可以说它在万物出现以前，却未尝不建立在万物出现以后；可以说它在阴阳之外，却未尝不运行于阴阳之中；可以说它贯通整体、无处不在，却又根本不能说它有声音、气味或形影。如今你却极力诋毁无极不正确，那就是把太极直接看成有形状、有方位的东西了；如果直接把阴阳看作形而上的东西，那又是不明白道与器的区别；并且你在“有形之上”后面又说“何况太极”，这又是把道之上另有一种东西看成太极了。老子所说“复归于无极”，是无穷的意思，并不是周敦颐所说的含义。陆九渊始终不认为朱熹的话正确，第二次写信辩论时言辞更加愤激严厉。朱熹回答说：凡是辩论，也必须心平气和，反复精细地考察，务求得到真实正确的结论，这样才有归宿。如果不能这样，只是在匆忙急迫中放肆地说出枝蔓、急躁、轻率的话，以发泄愤怒不平之气，哪里还有君子长者的意味呢？如果你说不是这样，那么我每天向前走，你每月向前行，各自尊重自己听到的道理，各自实行自己所知的事情，也就不再希望一定相同了。朱熹又曾说：子静兄弟的气象很好，他们的毛病却在于完全废弃讲学，只专门致力于实践；然而在实践之中又要别人时时提醒。通过省察而悟得本心，这是他们最大的毛病。总的说来，他们操守谨慎质朴，表里如一，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可惜他们过于自信，学术规模狭窄，不再吸取别人的长处，恐怕会流入异端学说而自己不知道。蔡元定字季通，是建阳人。蔡元定天生聪颖，他的父亲蔡发博览群书，把程氏《语录》、邵氏《经世》、张氏《正蒙》传授给元定，说：“这是孔子、孟子的正统。”元定涵泳其中的意义，长大后辨析更加精密。他登上西山绝顶，对书没有不读的，对事没有不探究的。义理能够洞见根本，图书、礼乐、制度没有不精通的。著有《洪范解》《大衍详说》《律吕新书》，流传于世。他评论《皇极经世书》说：“元、会、运、世的数目，大到不可看见；分、厘、丝、毫的数目，小到不可察觉。能够计算的，只能通过年、月、日、辰来知道。一世有三十年，一月有三十日，所以年和日的数目是三十；一年有十二月，一日有十二辰，所以日和辰的数目是十二。由年、月、日、辰的数目向上推，可以得到元、会、运、世的数目；向下推，可以得到分、厘、丝、毫的数目。三十和十二反复相乘为三百六十，所以元、会、运、世、年、月、日、辰八者的数目都是三百六十。用三百六十乘三百六十，得到十二万九千六百，所以元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会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月，运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日，世有十二万九千六百辰。年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分，月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日有十二万九千六百毫，辰有十二万九千六百丝，都是天地自然如此，并不是凭借智力经营、用力搜索得来的。天地的运行、日月的运行、节气和朔日的盈亏、五星的隐伏和出现、朒朓屈伸以及交食的深浅等数目，没有不由此而来。自汉代以来，以历数著名的学者，只有太初历和大衍历。太初历以四千六百六十七年为元，以八十一为分；大衍历则以一百六十三亿七千四百五十九万五千二百为元，以三千四十为分，都是牵强附会。用这种办法求天地之数，怎么能没有差错呢？”蔡元定被贬谪到道州时，郡县追捕得非常急迫，元定神色不为所动，和小儿子蔡沉徒步上路。朱熹和跟随他学习的一百多人，在萧寺中为他饯行，座中有人兴叹落泪。朱熹暗中观察元定，神色和平时没有不同，于是感慨地说：“朋友相爱的情谊，季通没有被挫折。”他的志向和朋友的情谊，可以说两方面都保全了。众人认为应当放慢行程，元定说：“得罪上天，难道上天可以违抗吗？”他拄着杖、穿着草鞋，和儿子蔡沉同行三千里，脚都流血了。没有多久，忧患已经显现在他的言语和面色上。到了舂陵，远近前来求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州里的士人没有不来到座下听讲的。爱护元定的人认为应当辞谢学生，元定说：“他们是因为求学而来，我怎么忍心拒绝？如果有祸患，也不是关起门、堵住洞口就能躲避的。”他写信给几个儿子训诫说：“独自行走时不要对着影子惭愧，独自睡觉时不要对着被子惭愧。不要因为我获罪，就因此松懈你们的志向。”他在路上超过一年，最终去世。《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二 明代冯琦原编 陈邦瞻增辑 两朝内禅【附孝宗、光宗、宁宗的庙议、陵议】孝宗淳熙十四年九月癸卯日，太上皇生病。冬十月辛未日，皇帝停止上朝，侍奉太上皇的疾病，并下诏赦免。乙亥日，太上皇在德寿殿去世，遗诏规定太上皇后改称皇太后。皇帝号哭捶胸、顿足，对宰臣王淮等人说：“晋孝武帝、魏孝文帝确实实行了三年丧服，哪里妨碍听政？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得很详细。”王淮回答：“晋孝武帝虽然有这个意思，后来在宫中只穿深衣、戴练冠。”皇帝说：“当时群臣不能顺从并成全他的美意，所以司马光才议论这件事。现在我自行创制，又有什么妨碍？”辛巳日，诏书说：“太上皇帝突然抛弃了至亲的奉养，朕应当穿丧服三年，群臣自行遵守改为以月代日的服丧命令。可令有关部门讨论仪制，奏报上来。”尤袤主持礼仪事务，定大行皇帝的庙号为高宗。翰林学士洪迈独自请求称为世祖。尤袤率领礼官颜师鲁等上奏说：“宗庙制度中，祖是有功的，宗是有德的。艺祖谋划创立大业，所以称宋太祖；太宗统一天下，所以称宋太宗。自真宗到钦宗，圣圣相传，庙号制度已经确定，万世不可改变。按照礼制，儿子对父亲要有所屈从，以表示尊敬。太上皇亲自是徽宗的儿子，以儿子作为祖、父亲作为宗，就失去了昭穆次序。议论者不过是拿汉光武帝作比较。光武帝原是长沙王的后代，以平民身份崛起，并不是承继哀帝、平帝，所以称祖没有嫌疑。太上皇中兴宋朝虽然同光武帝相似，但实际上承继的是徽宗的正统，是儿子继承父亲，不能同光武帝相比。将来祔入太庙时排在徽宗之下却称祖，恐怕在天之灵会不安。”诏令群臣集体讨论，尤袤仍按原议上奏，洪迈的意见于是被压下。诏令采纳礼官的意见，众人的议论纷纷。礼部和太常寺也都主张庙号为高宗，说本朝创业和中兴都在商丘，取商高宗为例，确实有根据，于是采纳了最初的议案。乙酉日，百官五次上表请求皇帝回到内宫，皇帝不许。戊子日，皇帝穿着丧服，乘素辇回到内宫。十一月己亥日，皇帝才穿白布巾袍在延和殿处理政务；每月朔日、望日到德寿宫时，仍像先前一样穿丧服、拄丧杖。于是下诏让太子在议事堂参与裁决庶务。左谕德尤袤对太子说：“大权所在，是天下人争相趋附的地方，十分可怕。希望殿下无论事情大小，都先取决于皇上的意见，然后实行；无论情面厚薄，都交给众人议论，然后决定。”又说：“储君的职位，只在侍奉饮食、问候安否，不参与外廷事务。抚军、监国从汉代到现在，多是权宜之计。事权不统一，行动时常常彼此触犯妨碍。请等祔庙以后，立即恳切辞去参决之职，以彰显殿下美好的德行。”庚子日，皇太子三次辞谢参与裁决政务，皇帝不许。辛丑日，皇帝到德寿宫举行禫祭，百官脱去丧服。服丧至甲辰日，群臣三次上表请求皇帝登殿听政，诏令等过了祔庙再说。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日，皇帝到德寿宫几筵前行礼。三月庚子日，为已故太上皇上谥号“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庙号高宗。采用翰林学士洪迈的意见，让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配享高宗庙庭。秘书少监杨万里认为张浚有安定社稷的功劳，请求让张浚配享，皇帝没有听从。丙寅日，将高宗暂时安葬在永思陵。夏四月壬申日，皇帝亲自举行迎奉虞主的礼仪，从此七虞、八虞、九虞、卒哭、奉辞等礼仪也都照此办理。丙戌日，把高宗的神主祔入太庙。诏书说：“朕近来下令，想要穿丧服三年，群臣屡次请求登殿并改换服装，所以穿布衣素服在内殿处理政务。虽然曾下诏说等过了祔庙再办，但还是勉强听从了请求。然而考察各种典礼，内心实在不安。实行完整的丧制，才接近古礼。应当体察朕的至意，不要再请求。” 十六年春正月丙申日，任命周必大、留正为左右丞相。皇帝自从高宗去世，就想把皇位传给太子，曾对周必大说：“礼制没有比祭祀宗庙更重大的，而举行孟享时我常因病分别前往；孝行没有比亲自服丧更大的，而我却不能每天到德寿宫。朕将要退居了。”于是秘密把绍兴年间传位的亲笔手札赐给周必大，命他预先起草诏书，专心奉守几筵，以完成高宗三年的丧制，并提升周必大为首相。乙巳日，皇太后迁居慈福宫，把德寿宫改名为重华宫。二 月壬戌日，下诏把皇位传给皇太子。太子即位，皇帝穿素服退居重华宫。辛未日，尊皇帝为寿皇圣帝，皇后为寿成皇后，皇太后为寿圣皇太后。大赦天下，册立皇后李氏。李后是安阳人，庆远节度使李道的女儿。李道镇守湖北时，听说道士皇甫坦善于给人相面，便把几个女儿叫出来向他行礼。皇甫坦见到李氏后，惊讶得不敢接受她的拜礼，说：“这个女子将来应当成为天下之母。”皇甫坦把这话告诉高宗，于是把她聘为恭王妃。她性情强悍而善妒，曾向高宗和寿皇告发皇帝身边的人。高宗不高兴，对吴后说：“这是将门女子，我被皇甫坦误导了。”寿皇也多次训诫她，让她以皇太后为榜样，否则将来会废掉她。李后怀疑这些话是太后说的，因此心怀怨恨。到这时被立为皇后。三月己亥日，儿子赵扩进封嘉王，是李后所生。光宗绍熙元年春正月丙辰日，皇帝到重华宫朝见寿皇。二年十一月辛未日，皇帝在太庙举行祭祀，皇后杀死了贵妃黄氏。起初，皇帝想诛杀宦官和亲近侍从；他们害怕了，便图谋离间三宫。皇帝对此有所怀疑，却不能自行解脱。后来皇帝得到心病，寿皇寻得良药，想趁皇帝到宫中时把药交给他。宦官便向皇后告发说：“太上皇配了一丸药，等皇帝车驾经过时就投药，万一发生意外，那宗庙社稷怎么办？”李后察看那药，实际上本来就怀有吞服它的念头。不久举行宫内宴会，皇后请求立嘉王赵扩为太子，寿皇不答应。皇后说：“妾是按照六礼聘娶的，嘉王又是妾亲生的，为什么不可以？”寿皇大怒。皇后退下后，拉着嘉王哭诉于皇帝，说寿皇有废立之意。皇帝被她迷惑，于是不再朝见寿皇。有一天，皇帝在宫中洗手，看见宫人的手洁白可爱，便称赞了她。后来皇后派人送食盒给皇帝，打开一看，里面竟是那名宫人的两只手。到这时，因为黄贵妃受到宠爱，皇后趁皇帝祭祀太庙、住宿斋宫之机，杀死黄贵妃，对外说是暴病死亡。壬申日冬至，举行郊外合祭天地的仪式，风雨大作，黄坛上的蜡烛全部熄灭，仪式不能完成，只好停止。皇帝听说贵妃死亡，又遇到这种变故，震惊恐惧，病情加重，不再上朝，政事大多由皇后裁决，皇后更加骄横放纵。寿皇听说皇帝病得很重，前往南内探视他，并且责备皇后；皇后因此更加深深怨恨寿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