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

译又说：“本朝治理的体制，有远远超过前代的地方，也有比前代还不完备的地方。以宽大忠厚建立规模，以礼让、节义成就风俗，这就是所谓远远超过前代之处。所以在动乱艰危之后，皇帝驻跸东南，超过五十年而没有丝毫忧患，由此可知根本深厚。然而文治值得观览，武功却没有振作；名望胜迹相继出现，而干略才干却没有兴起。所以即使在昌盛强大之时，这种弊病已经显现；因此遇到元昊之难，范仲淹、韩琦都是一时之选，却不能平定消灭敌患，由此也可以知道事业功绩没有取得。臣认为，今天的政事体制，比前代不完备的地方，固然应当激励振兴；比前代远远超过的地方，尤其应当爱护扶持。”皇帝认为他说得好。乾道六年夏季发生旱灾，皇帝下诏征求直言。知南康军朱熹上密封奏章，大略说：天下的事务，没有比体恤百姓更大的；体恤百姓的根本，在于君主端正心术以建立纲纪。纲纪不能自行建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私结党的邪曲，然后才有所依凭而建立。君主之心不能自行端正，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讲明义理，堵塞私邪，然后才能端正。如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都失去了职分，而陛下亲近、秘密谋议的人，不过是二三名近习之臣。对上，他们蛊惑陛下的心志，使陛下不相信先王的大道，却喜欢功利的卑下言论；不喜欢庄重正直之士的正直言论，却安于私下取巧的鄙陋态度。对下，他们招集士大夫中贪图利益、没有廉耻的人，文臣武将分别聚集，各自进入他们的门下。所喜欢的人，他们暗中为其援引，提拔安置在清要显贵的职位；所厌恶的人，他们秘密诋毁，公开排挤。相互交通货赂，所盗取的都是陛下的财物和任命之权；所窃取的，都是陛下任置卿相、设置将帅的权柄。陛下所谓的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有的反而出自他们的门下，迎合他们的意旨。那些侥幸能够自立的人，也不过谨小慎微地自守，从未敢说一句话斥责他们。其中尤其害怕公论的人，才会稍微驱逐他们一两个党羽。他们既不能真正伤害这些人，最终也不敢直言捣毁他们钱袋和巢穴所在的地方；于是声势形成、威势确立，朝廷内外都纷纷归向他们。使陛下的号令、黜陟不再出自朝廷，而出自一两个人的门下；名义上说是陛下独断，实际上却是这一两个人暗中掌握权柄。他们所怀有的，不只是破坏陛下的纲纪，也连同陛下用来建立纲纪的根本一起破坏。使天下忠臣贤士深深忧虑、长久叹息，不愿安享其生；而贪图利益、没有廉耻、敢于作恶的人，却从四面纷纷挽袖而起，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一来，百姓又怎么能够得到体恤？财赋又怎么能够得到治理？军政从哪里修整？疆土从哪里恢复？宗庙社稷的仇恨耻辱又从哪里洗雪呢？皇帝读后大怒，说：“这是把我当作亡国之君了。”朱熹以患病请求奉祠，皇帝没有答复，命赵雄让他分析说明。赵雄对皇帝说：“士人喜欢求名，陛下越憎恶他，称赞他的人就越多，这恐怕反而正好抬高了他的声望。不如利用他的长处任用他，等他逐渐担任事务职务，能不能胜任自然会显现。”皇帝认为有理，朱熹照旧任职。淳熙八年十一月己亥日，朱熹在延和殿奏事。朱熹离开朝廷二十年，再次得以见到皇帝，极力陈述灾异产生的原因以及修德任人的道理，共写了两篇奏札。大意说：陛下临朝二十年间，水灾、旱灾、盗贼几乎没有一年安宁。难道是德行崇高还没有达到上天的要求吗？功业广博还没有达到覆盖大地的程度吗？重大的政事有尚未举措的，小的政事又没有统摄的吗？远处的刑罚或许不恰当，近处的罪过或许有人侥幸免除吗？君子有尚未任用的，小人有尚未斥退的吗？大臣失去职分，而卑贱之人窃取权柄吗？正直诚实的言论很少听到，而阿谀奉承的人很多吗？德义的风气没有显著，而污秽卑贱之人肆意横行吗？货赂或许向上流通，而恩泽没有下达到基层吗？责备别人或许已经很详细，而反躬自省却没有做到吗？一定有这些情形，然后才足以招来灾害、导致怪异，而陛下还没有觉悟。又说：陛下刚开始执政时，曾经选拔建立豪杰英才的队伍，任用他们处理政事；不幸其中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因此不再广泛求取贤哲，姑且选取柔弱圆熟、容易控制的人充任职位。于是左右近习、私门小臣和供使令的卑贱之人，开始得以侍奉于燕闲之时，供皇帝驱使，而宰相的权力日渐减轻。又担心他们的势力有所偏颇，因而更加用来阻塞自己的视听，于是有时听取外廷的议论，暗中察看这些人的过犯并加以控制。陛下既不能遵循天理、公正圣心来端正朝廷的大体，就已经失去了根本；又想兼听士大夫的公正言论，把这当作驾驭他们的手段。可是士大夫进见有固定时日，而近习从容相处却没有间隔。士大夫的礼貌庄重而难以亲近，他们的议论又苦切而难以被接受；近习亲幸之人便利谄媚的姿态，足以蛊惑心志；他们像胥吏一样的狡诈手段，又足以蒙蔽聪明。这样一来，其中的生疏与熟悉、甘甜与苦涩已经有所区别，恐怕陛下还没有来得及施展驾驭之术，便已经落入他们的计谋之中了。因此，陛下虽然想稍稍抑制这些人，但这些人的势力却日益加重；虽然想兼听公论，但士大夫的势力却日益减轻。势重的人既凭借权势窃取陛下的权力，势轻的人又借助势重者的力量，把它作为窃取职位、巩固宠幸的计策。内外相互呼应，更加助成他们的私利，日积月累，逐渐侵蚀损耗，使陛下的德行功业日益毁坏，纲纪日益败坏，邪佞之人充斥，货赂公开流行，军队忧愁、百姓怨恨，盗贼间或发生，灾异屡次出现，饥荒接连到来，小人相互扶持，人人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有陛下什么也没有得到，而国家反而独自承受这些弊害。皇帝为之动容，恭敬听取。朱熹于是分条陈述救荒办法，拟定七件事进呈。

译皇帝全部采纳了这些意见。又把朱熹的社仓法下达到各路。所谓社仓法，是在此以前，乾道年间朱熹居住乡里，正逢饥荒、百姓粮食困难，便向府中请求常平米六百石，用来赈济借贷。夏季从仓中领取粮食，冬季则按加息计算粮数偿还。以后随着年成收取和发放，歉收时免除一半利息，大饥荒时全部免除。共十四年，用原来六百石的数目还给官府，现有储米三千一百石，作为社仓，不再收取利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因此一乡方圆四五十里之间，即使遇到歉年，百姓也不缺粮。其办法是十家编为一甲，甲中推举一人为甲首；五十家则推举一名通晓事务的人为社首。逃亡的军人、没有品行的士人以及有税粮、衣食不缺的人，都不得编入甲中。应当编入甲中的人，还要询问其愿意还是不愿意；愿意的人登记一家大小人口若干，大口每人一石，小口每人五斗，五岁以下儿童不计算在内，造册后借给粮食。归还时如果用受潮、变坏或不足数的粮食，有处罚。淳熙十一年，删定官陆九渊上殿轮流应对，进呈五篇奏札。第一篇说：“臣读《典谟》以及古代的大训，看到君臣之间彼此赞许、叹息、呼应、驳难，相互论辩，各自充分表达心意，完全没有忌讳和嫌疑；由此知道侍奉君主的道义，应当没有什么不能尽情直言的。唐太宗即位初年，魏征任尚书右丞。有人诋毁魏征，说他偏袒亲戚，太宗让温彦博审查讯问，结果并不是这样。温彦博说，魏征作为臣子，不能做到不留下形迹、避开嫌疑；虽然内心没有私心，也有值得责备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从今以后应当注意留下形迹。’魏征入朝觐见，说：‘臣听说君臣同德，称为一体，应当彼此竭尽忠诚。如果上下只顾保全形迹，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太宗惊醒般地说：‘我已经后悔这件事了。’几年之间，蛮夷君长带刀在宫中值宿警卫，城外门户不闭，商旅可以露宿野外，这不是偶然的。唐太宗固然还不足以拿来作为陛下的标准，但他的君臣之间一旦能够如此，便显现出了成效。陛下天赐勇气和智慧，宽厚隆盛而能尽量容纳臣下，远远追踪尧舜之治，本来不难。然而临朝二十多年，还没有达到唐太宗几年间的成效，疆域没有收复，仇恨耻辱没有洗雪，生聚教训的实际功效也没有建立，实在令人寒心。掌管政事的人正和和气气、悠闲自得，在处理文书和期限的空隙，与前来请见、乞求怜悯的人俯仰应酬而不知疲倦；道路上风雨及时，好像有歌咏太平的意思，臣私下对此感到疑惑。臣实在担心因循玩习日久，熏染浸润日深，即使陛下刚健，也不能不被消磨。凤凰之所以能高飞，在于六根翅羽。臣希望陛下不要把今天所进的意见看成这样就够了，而应广泛求取天下杰出硕士，与他们共同讲论治理国家的职责，那么将会看到足以无愧于唐虞之治的朝廷。唐太宗实在不足以作为陛下的标准。”第二篇说：“臣年轻时读汉武帝策问贤良的诏书，读到‘任大而守重’这句话，曾私下叹息说：汉武帝又哪里知道什么叫任大而守重呢？自秦以来，谈论治理的人称道汉唐；汉唐的治理，即使是贤明君主，也不过是因循简陋、就着旧制而已，没有卓然有志于大道的人。因循简陋，哪里谈得上任大、守重？如今陛下卓然有志于大道，才真正是所谓任大而守重。大道存在于天下，本来不可磨灭；然而人能够弘扬大道，不是大道能够弘扬人。如今陛下羽翼尚未长成，臣担心陛下这个志向也不能自行实现。陛下的志向不能实现，那么治理功业不能建立就理所当然；年日不断过去，便渐渐反而落到汉唐贤君之下了。” 神龙离开沧海，舍弃风云，却要在小水泽中同小鱼鳅较量，按道理必定比不上臣。希望陛下更加培养尊崇德行、喜爱大道的诚意，以实现最初的志向；这样岂只是今天天下的幸运，也将使千古增添光彩。第三篇说：臣曾经认为，事情最难的没有超过识别人。君主如果确实能够识别人，天下就没有剩余的事情了。管仲曾三次作战三次败北，三次出仕三次被君主驱逐，鲍叔牙看到了什么，竟能使公子小白放下弯弓射杀他的怨恨，释放被拘禁的管仲而任用他为相？韩信家贫而没有品行，不能被推举选拔为官，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谋生，被人轻视，寄食度日，曾从胯下爬过。萧何看到了什么，竟一定要让汉王把他从逃亡士卒中拔擢出来，斋戒、筑坛而拜他为将？陆逊只是吴地的年轻书生，吕蒙看到了什么，竟一定要孙仲谋超越众多老将而任用他？诸葛孔明在隆中耕作，徐庶看到了什么，竟一定要刘先主屈尊驾车前去拜访？这四个人，从他们已经成就的功效来看，连小孩子都知道他们不是寻常士人；但在他们困顿而未遇时，我认为普通人的见识必定不可能识别他们。人的见识就像登梯子，向上前进一级，所能看见的就更加广阔。处在上位的人能够兼有下位者所见的范围，下位者却一定不能达到上位者所见的境界。陛下如果确实能够坐而不断进修这条道路，使古今人物的品格清楚呈现在心目中，那么四人的事迹又哪里值得臣向陛下陈说呢？如果仍然把凤凰的翅膀屈折在鸡鸭群中，每天与琐陋之人共事，听信他们庸俗的耳目，把他们所习俗的东西作为判断古今、褒贬人物的标准，那就不是臣所敢知道的了。第四篇说：臣曾经认为，天下的事情，有些可以立即建立成效，有些应当逐步取得成效。进取趋向的差错、议论的失误，正是由没有觉悟造成的。觉悟了，就可以立即实行。至于挽救积久形成的风俗弊病、纠正长期毁坏的法度，即使大舜、周公再生，也不能一天之内完全达到心愿。只有先确定趋向，建立规模，再慢慢谋求渐渐治理，经过岁月磨炼，才可以希望发生巨大变化；这就是所谓应当逐步取得成效。太阳运行到应至的时节，阳气立即响应，这是可以立即取得成效的验证；严冬不可能一天变成盛夏，这是应当逐步取得成效的验证。凡是不合天理、不合人心的事情，一定会危害天下，其后果显著，聪明或愚笨的人都知道它不对。然而有的人明察不能照见道理，器量不能容纳事物，一旦不能忍受愤怒，便突然更改政事，这种祸败往往比从前更严重。后人鉴戒这种事，便说没有可以更改的道理，真是所谓惩罚喝羹而吹冷腌菜，因为噎住便废弃吃饭了。

译自秦汉以来，治理之道庞杂，而甘心怀惭于上古的人，弊病正是由此产生。壬辰年，臣参加省试，所作策问首篇大体说，评论古代事情的是非，本来不难；但拿来评论今天，大多成为空话，因为事情的体制相距遥远，形势阻隔，无法施行。末章有这样的话：‘那么三代的政治终究不能恢复了吗？只是应当逐步实行，而不能骤然实行罢了。’有包容荒秽的器量，有徒步渡河的勇气，有不遗弃远方人才的明察，有不结党营私的公正，对于恢复三代，哪里会有困难！臣今天又为陛下诵读这段话。第五篇说：臣听说君主不亲自处理琐细事务，所以皋陶作歌时提出不要事务烦琐的告诫；周公作《立政》，称赞周文王没有同时兼管众多言论、讼狱和事务。唐德宗亲自选择官员担任京畿县令，柳浑说：‘陛下应当选择我们这些大臣来辅佐圣德，臣应当选任京兆尹来承接大化，京兆尹应当寻求县令长官来亲自处理细务。’代替京兆尹选择县令，不是陛下应当做的事。这些话确实深得皋陶、周公的意思。如今陛下连米盐般细密的事务，往往也要上达而劳累圣听。臣认为，即使陛下得到皋陶、周公辅佐，又哪里有空闲同他们讨论治理国家的大道呢？” 荀卿子说：‘君主喜欢掌握要领，那么百事都能得到详尽处理；君主喜欢事事详察，那么百事都会荒废。’臣观察今天的事情，有些应当责成县令办理，县令却说：‘我不能自行处理事务。’有些应当责成太守办理，太守也说：‘我不能自行处理事务。’向上推究，没有不是这样。文书来回往复，彼此牵制。他们的说法是：‘名义上是防止私心，实际上却借此实行私心，正好利用它隐藏奸邪，使人无法追究。’竭尽忠诚、努力办事的人，想要完成自己的职守，却苦于阻隔，不能实现志向。以陛下的英明，却在上面焦劳，而天下的事势都不能符合陛下的志向，这难道不是喜欢事事详察的过失吗？这就是臣所谓趋向的差错、议论的失误，也是可以立即改变的事情。臣认为必须严厉惩治这一过失，然后才能实现求道的志向，达到识人的明察。陛下即使垂衣拱手、无为而治，百事也会得到治理。”皇帝反复赞叹。淳熙十二年五月庚寅日发生地震，尚书左郎官杨万里应诏上书说：“臣听说，在无事的时候谈论有事，并不妨碍它成为忠言；在有事的时候却说无事，那种奸邪就严重了。南北和好超过二十年，突然断绝使者往来，敌情不可测，有人却说：‘金国有五单于争立的祸乱。’又说：‘金国有匈奴被东胡困扰的灾祸。’后来都没有应验。道路上传言，金国正在修缮汴京城池，疏浚海州漕渠，又在河南、河北签发民兵，增加驿骑，编制马匹簿籍，凿井察看泉水，使我国间谍不能进入；这都是为了什么？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论有事的第一件。有人说金主北归，可以作为中原的庆贺；臣认为中原的忧患正在这里。这个人北归，大概是因为吸取了金亮倾尽全国南侵的教训；想要南下，就必定先故意北归。也许他亲自镇抚北方，而让他的儿子和女婿经营南方。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论有事的第二件。臣私下听说，有人议论：‘一旦淮河难以守住，就放弃淮河而守长江。’这不对。从前吴国与魏国竭力争夺合肥，吴国得到合肥之后才开始安定；李煜丢失滁州、扬州二州，从此南唐才开始局促衰败。今天放弃淮河而保守长江，既然没有淮河，长江又怎么能保住呢？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论有事的第三件。如今淮河东西共有十五郡，所谓守帅，陛下是不知道，还是让宰相选择呢？还是让枢密院选择呢？如果让宰相选择，宰相未必替枢密院考虑；如果让枢密院选择，那么任命就不是出自宰相。一方不替此事考虑，一方又不是自己作出任命，遇到紧急情况而事情失败，便都说：‘不是我的责任。’陛下将要责问谁呢？这就是臣所说在无事时谈论有事的第四件。况且南北各有长处：骑马、射箭，是北方的长处；舟船、步兵，是南方的长处。如今替北方谋划的人，每天修缮他们的海船，而南方的海船却没有听说修缮。有人说：‘我们的船一向完备。’有人说：‘船虽然没有完备，但害怕扰民。’绍兴辛巳年的战事、采石之战山东方面的功劳，不是靠骑兵，不是靠射箭，也不是靠步兵，唯独依靠舟船罢了。当时的船，现在还可以重新使用吗？况且百姓一天受到的扰动，与社稷百世的安危相比，哪一个轻、哪一个重？事情本来有比扰民更重大的。” 我所说的在看似无事时谈论有事，是第五件。陛下认为今天是什么样的时局？金人一天比一天逼近，边疆一天比一天受到骚扰，却没有听说防备金人的具体措施是什么，保卫边疆的办法是什么。只听说某日修订某种礼文，某日进呈某种书史，这就像用乡饮酒礼来整治军队，用千根羽毛来解除围困一样。我所说的在看似无事时谈论有事，是第六件。我听说古代的人君，如果人不能使他醒悟，那么天地就会使他醒悟。如今国家的事情，敌情像这样不可测，而君臣上下却把它当作太平无事的时候来对待，这就是人不能使他醒悟。因此上天显现灾异：以前荧惑星侵犯南斗，近来镇星侵犯端门，荧惑星停留在羽林。臣是书生，不懂天文，不敢认为这些一定如此。至于春季正月，太阳昏暗无光，好像有两个太阳互相摩擦，这难道还不算大的异变吗？然而上天还担心陛下不相信。到了春天阳气盛发的时候，又下雨雪而伤害生物，这难道还不算大的异变吗？然而上天还担心陛下又不相信。于是五月庚寅日，又发生地震，这难道还不算大的异变吗？况且天变发生在远方，臣子不敢上奏，不相信也可以；地震发生在外州郡，不敢让您听到，不相信也可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日〕

译如今上天的灾变接连不断，地震发生在京城，而君臣却没有听到警戒和恐惧之声，朝廷也没有听到咨询访察之举。人不能使天地醒悟，那么天地就会使人醒悟。臣不知道陛下对此是否已经醒悟。我所说的在看似无事时谈论有事，是第七件。近年以来，两浙最先遭遇旱灾，江淮又遭旱灾，湖广又遭旱灾，流离迁徙的人接连不断，道路上死者相枕，而常平仓的积储只是名义上存在、实际上已经空虚，鼓励输粟的法令上面推行、下面却怠慢。平静无事时，尚且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赈济救援；一旦发生事变，又将靠什么来取得资助呢？我所说的在看似无事时谈论有事，是第八件。古代要使国家富足、百姓宽裕，只有粮食和货财两项。如今所谓钱财，都被富商巨贾、宦官和权贵装满屋子藏起来。至于百姓和三军的使用，只能得到破旧的纸币。万一发生像唐代泾原军那样的事情，因为对粗劣饭食愤怒，军士把饭踢翻，口出不逊之言，终于引发朱泚之乱，难道不令人寒心吗？我所说的在看似无事时谈论有事，是第九件。古代建立国家，一定要有令人畏惧的地方；并不是畏惧那个国家，而是畏惧其中的人。所以苻坚想图谋晋国时，王猛认为不可，认为谢安、桓冲是江左的希望，保存晋国的只是这两个人而已。从前的名相如赵鼎、张浚，名将如岳飞、韩世忠，都是金人所畏惧的。近来刘珙可以任用，却早早去世；张栻可以任用，却因阻挠而死。万一有紧急情况，不知道可以统领诸军的人是谁，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是谁，而金人一向所畏惧的又是谁。有人说，人的才能要任用以后才看得出来。臣听说《礼记》说：“如果有车，一定能看见它的车轼；如果有言语，一定能听见它的声音。”如今说有这样的人，却还没有看到他的才能，就好比有车而没有车轼，有言语而没有声音。况且要任用以后才看得出来，若不让他面对重大的安危，不让他接受胜负的考验，就无法看出他的作用。平日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人，一定要等到重大安危和胜负之后才看出来；事情成功还算幸运，万一事情失败，后悔又来得及吗？从前谢玄在北方抵御苻坚，郗超就知道他一定会胜利；桓温向西征讨李势，刘惔就知道他一定能够取胜。大概谢玄在日常举止之间，没有一处不称职；桓温在樗蒲赌博时，如果不能取胜就不肯参加。这两个人在平常无事的日子里，大概一定是通过观察他们的细小表现，才相信他们有成就大事的能力。难道一定要等到重用以后才看得出来吗？我所说的在看似无事时谈论有事，是第十件。希望陛下超然远见，明白地早日醒悟：不要倚仗圣德崇高，就去增添自己尚未做到的事情；不要倚仗中原人口繁衍，就不去严密准备尚未完备的方面；不要把天地的变异看作偶然，而应效法周宣王对灾异的恐惧；不要把臣下的苦口之言视为逆耳，而应体察唐太宗引导臣下进谏的做法；不要把妇女进谒和近习宦官妨害政事看作小事，而应鉴戒汉唐末世导致祸乱的原因；不要把仇敌暗中包藏祸心看作没有别的企图，而应以宣和、政和末年遭受祸患的惨酷为戒；应当按照富弼的请求，要求大臣通晓边疆事务和军务；不要因为东西二府意见不同，就把它们分开；应当像萧何所推重的那样，委任大臣荐举有谋略的将领；不要因为文武分途，就使他们走不同的道路；不要让人贿赂宦官而取得旄节，重蹈唐代大历年间的弊病；不要让人用财货贿赂近幸而取得招讨之职，重蹈梁朝段凝失败的覆辙。要用治理蜀地的心力治理荆襄，使东西两面的形势相互连接；要用保卫长江的心力保卫两淮，使内外像唇齿一样相互依存。不要认为海道没有忧患，不要认为大江可以凭恃；增加屯驻和积粮，整治舰船、扼守险要；君臣所咨询访察的，早晚所讲习谋求的，暂且放下不急迫的事务，只专心准备防御敌人，这样或许对上可以消除天变，对下可以不落入敌人的奸谋。然而天下的事情有根本和枝叶，我前面陈述的只是枝叶罢了。所谓根本，就是人主不可以独断专行。人主独断专行，大臣就不承担责任，不过这还没有造成祸害。至于军事上还说：“谁应当忧虑这件事？我亲自来办。”今天的事情恐怕就会像这样了。

译《左传》说：“水和树木都有本源。” 圣人的学问高明，希望陛下留心于作为根源的道理。绍熙十五年十二月，朱熹上封事说：国家的根本和当前的急务。所谓大本，是陛下的内心；所谓急务，是辅佐太子，选拔任用大臣、振兴纲纪，改变风俗，爱护养育民力，整顿澄明军政，这六项就是。臣之所以冒昧把陛下的内心作为天下的大本，为什么呢？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端绪无穷，但没有一件不以人主的内心为根本，这是自然的道理。人主的内心端正，那么看得明白、听得聪敏，举止合乎礼法，自身没有不端正的地方，因此所做的事没有过分或不足，只是把握中正之道。即使天下这么大，也没有一个人不归附于我的仁德。然而邪正显现在外面的征验，没有比家人更早的，其次及于左右近臣，然后才能通达朝廷并影响天下。如果宫禁之内端庄、斋戒、严肃，后妃有《关雎》所说的德行，后宫没有因炫耀美色而受到讥刺，宫人像贯鱼一样顺序而行，没有一个人敢依仗恩宠私情扰乱典章常法、收受贿赂而进行请托，这就是家内端正。贵戚、近臣、宦官、仆役和内官陪侍左右，各自恭敬地履行职务；上面对他们以严厉而不苟的态度使他们畏惧，下面又谨慎遵守不可任意窥伺的戒律，没有一个人敢沟通内外、窃取威权福柄、招揽权力和求取宠幸来扰乱朝政，这就是左右端正。从宫禁内部直到外面的朝廷，在这两者之间通透明白，没有一丝一毫私心邪念的间隙，然后发布号令，众人听了都不怀疑；进用贤人，罢退奸邪，众人的意志都信服；纲纪因此能够振作而没有受到侵扰的忧患，政事因此能够修明而没有偏袒私人的过失。这样，朝廷百官、六军和万民就没有敢不归于正道的，治国之道也就完备了。内心一旦不正，这几件事本来就不可能端正；这几件事一旦有一件不正，却说内心端正，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宫省中的事情受到禁约，臣固然有不能知道的；但是不看它的形迹而观察它的影子，那么爵赏的滥用、货贿的流通、街巷中的私下议论，早已多得无法胜数了。臣私下据此窥察，恐怕陛下整治家内的做法，还没有达到古代圣王的程度。至于左右近习的私情，恩遇超过常度，从前渊觌、说抃一类人，势焰炽盛，震动一时，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前些日子臣当面奏陈的那件事，虽然陛下委婉地加以开导说明，但臣愚昧，始终私下认为，这些人只应让他们守门传令，供从事洒扫清除之役，不应借给他们权力、抬高他们的地位，使他们得以施展邪曲媚上的本领，在宫内制作淫巧之物来动摇君心，在宫外建立自己的门庭、招揽权势来连累圣政。至于他们有才还是无才、有罪还是无罪，自然不应在这里讨论；何况他们有才恰好足以作奸，有罪又不能再任用吗？臣的痛心，起初只在这里。等到了都城，又知道这类掌权办事的人不只是这一个，而侍从之臣中大概已经有出自其门下的了。至于他们收纳钱财的途径，又不在士大夫，而专门针对将帅。陛下耗尽百姓的膏血来供养军士，本来就是不得已；但做将帅的却巧立名目，层层搜刮，暗中夺取军粮和赏赐，再把财货送给近习，以图谋升迁任用。这些已经得到满足以后，便时常以微薄的钱物称作“羡余”，暗中供奉宴饮私交的费用，把士卒怨怒的祸根嫁给陛下。而陛下没有醒悟，反而亲近宠信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私人。以至于宰相不能议论他们安排处置的得失，给事中、谏官不能评论他们任免授官的是非。由此看来，陛下整肃左右的做法还没有达到古代帝王的程度，更加明显了。况且“私”得到这个名称，究竟是为什么呢？就是据有本来分给自己而独自占有的东西，不能与外部相通的称呼。普通人把一家看作私有，诸侯把一国看作私有；到了天子，则四海之内、天地所覆盖承载的一切，没有不是自己分内所有的，没有一处不能相通。又为什么还要有私心呢？如今因为不能胜过一念之间的邪念，以至于产生私心；因为不能端正家人和近习，所以以至于有了私人。用私心任用私人，就不能没有私下的费用；于是对内损耗经费收入，对外接受羡余的进献，终于形成私财。陛下在上承受皇天的爱护，完整地拥有天所覆盖的一切，使它没有一处是私有而不公的；天地所给予我的东西，也实在不小。可是您不能充实它的广大，反而自行割裂，使它变得狭小，于是天下万事的弊端没有不由此产生的。这难道不可惜吗？如果从时势的利害来说，天下的形势，合则强，分则弱。所以诸葛亮告诫他的君主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惩罚、赞扬、批评，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以及忠诚行善的人，应交给有关官署评定其刑罚和赏赐，以彰明陛下公平清明的治理，不应偏袒私心，使内外采用不同的法令。”当时昭烈帝父子凭小小的蜀地，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的力量，谋划夺取中原、复兴汉室；凭诸葛亮的忠诚和智慧进行深谋远虑，而他们的防范也不过如此。如果蜀地已经很小，又在其中把公和私分成彼此，好像两个国家，那么这就是要用梁州、益州的一半去图谋吴、魏的全部。又在内部亲近小人，在外部排斥君子；废弃法令而保护奸邪，那么这两个国家还会彼此攻打，内部的私心常常获胜，外部的公义常常失败。外有邻敌的忧患，内有阴邪的侵扰，日夜夹攻而不停息，治理国家的人也已经危险了。从义理来说，既然如此；从利害来说，又是这样。那么今天的事情如果不早日纠正，臣恐怕陛下的内心虽然辛劳地求取贤人，贤人最终却不能任用，所任用的都是庸碌、谬妄、奸佞巧诈的人；虽然勤勉地建立政事，善政却一定不能树立，所施行的都是阿谀偏私、苟且敷衍的政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养成祸患的根本，臣私下感到寒心，不知道陛下将怎样善后。既然如此，臣所说的天下大本只在陛下的一心，难道不应急切惶惧地设法端正它吗？至于辅佐太子的意见，臣私下奇怪陛下安排东宫官属，为什么疏略到了这种程度。既然立了太子却不设置师傅、宾客，就无法启发他尊敬老师、亲近朋友、尊崇德行、喜爱义理的心；只让春坊使臣侍奉左右，就无法防止戏慢轻薄、亲昵狎亵以及奇邪之人混杂进用的祸害。至于皇孙，德性尚未定型，又不能和皇太子相比，臣认为应当郑重诏令大臣，讨论前代典故，在东宫另设师傅、宾客之官，使他们朝夕与皇孙交游相处；罢去春坊使臣，让詹事、庶子各自恢复本职。

译又设置赞善大夫，以比照谏官来规诫过失。王府则略仿六典中亲王的制度，设置傅、友、谘议来掌管训导，设置长史、司马来总理各项职务；精心选取年高有德之人，不掺杂其他人才，全部设置为正式官员，不兼任其他职务；明确他们的职责，以考核功效。这是今天的急务之一。至于选拔任用大臣的意见，以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一定要得到刚正明察、公平正直的人才能任用吗？之所以常常得不到这样的人，反而容许鄙陋之徒窃据职位，没有别的原因，只是由于一念之间还不能撤去私心邪念的蒙蔽，不能使宴饮私交的爱好和近习宠幸之流完全由法度约束。若任用刚正明察、公平正直的人作为辅相，就担心他们会妨碍我的事情、损害我的人，使我不能任意行事，所以选拔时总是先排斥这类人，把他们置于考虑之外，然后挑选平庸疲弱、软弱圆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的人加以揣摩；又从其中找到最庸碌、最鄙陋、肯定能够保证不会有所妨碍的人，然后提拔他置于职位上。因此任命诏书尚未发布，人选早已确定；姓名还没有公开，朝廷内外已经预先知道，他决不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既然选取他们的方式如此，所以任用他们时不能郑重，他们自己承担职务也很轻率；以极为平庸的才干承担极为轻微的职责，虽然名义上是大臣，实际上不过是供给唯 诺，奉行文书，像吏卒所做的那样罢了。要寻求他们能够辅佐圣德、整顿朝政、振兴纲纪，不用等到聪明人也能知道他们做不到。陛下试着反转这种心态来求取大臣：不寻求让自己喜欢的人，而寻求让自己畏惧的人；不寻求能够迎合自己心意的人，而寻求能够辅佐自己德行的人；不担忧他们自己承担职务不够郑重，而常常担心自己任用他们还不够充分；不为宴饮私交和近习宠幸作一时的打算，而为宗庙社稷和百姓万世无穷的利益作打算。如果这样还说得不到合适的人，难道合乎道理吗？至于振肃纲纪、改变风俗的意见，因为陛下一念之间还不能除去私心邪念的蒙蔽，所以宫省之间、禁宫深密之地，凡是不公不正的事都得以在那里盘踞藏身。等到事情败露，又不能深切割舍私情，把他们交给外朝议论，按照有关官署的法令处理；因此纲纪不能不受到挠乱败坏，对外施行的政令也因此不愿深究严治。纲纪在上面已经败坏，风俗在下面就会颓败，大概这种祸患已经存在很久了，而浙中尤其严重。大体上形成了柔弱媚人的姿态、依附逢迎的话语，把不讲求是非、不辨别曲直当作得计。下属侍奉上司，本来就不敢稍微违背他的意愿；上司统治下属，也不肯稍微拂逆他们的情意。只要是私心所在，就千方百计地经营筹划，只求得到它，再也没有廉耻。父亲教给儿子，兄长勉励弟弟，都使用这种手段，不再知道忠义名节的可贵。一旦有刚强坚毅、正直守道、遵循义理的人出现在其中，众人便一起议论排斥，指责他是道学之人，加给他矫饰激烈的罪名。大概从朝廷直到街巷，十几年间都用“道学”两个字禁锢天下的贤人君子，又像崇宁、宣和年间所谓的“元祐学术”那样。唉，这难道是盛世的事情吗？难道还忍心再说下去吗？更严重的是，竟敢当众宣扬，说陛下曾经认为，如今幸好没有变故，即使有守持节义、为义而死的人，又有什么用呢？守持节义、为义而死的人，在平常无事时，确实好像没有什么用途。然而古代的人君之所以一定急切地求取他们，是因为这样的人面对患难能够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么他们在太平时代一定能够轻视爵禄；面对患难能够竭尽忠诚，那么他们在太平时代一定不会诡诈随从。平常无事时能够得到并任用他们，那么君主的内心在上面端正，风俗在下面就会美好，足以预先挫败奸邪的萌芽，暗中消除祸患的根本，自然不会真的发生守节义而死的事情。这并不是说一定预知后天会有变故，预先蓄养这些人来备用；只是因为平日自以为安宁，便说这类人才必然没有用处，专门选取一类不讲道理、没有学识、看重爵禄、轻视名义的人，认为他们不务求矫激，便加以尊宠。因此纲纪一天比一天败坏，风俗一天比一天偷薄，非同寻常的祸患潜伏在暗中，终于在一天之内爆发。平日所任用的人纷纷降服叛变，没有一个人可以共同患难；这以后，从前被排斥而流落的人，才不得已显现出他们的忠义。比如唐代天宝年间的动乱，将相和贵戚都已经在叛贼朝廷叩头，而起兵讨贼、以至于杀身灭族也不后悔的颜杲卿、张巡、许远一类人，却是远方下邑中君主连面貌都不认识的人。假使唐明皇早早得到张巡等人并任用他们，难道不能把祸患消灭在尚未萌发之时吗？张巡等人早早被唐明皇发现并任用，又哪里会真正做出守节义而死的举动呢？商朝的鉴戒并不遥远，这就是有识之士深深痛恨有人那种说法的原因。至于爱护养育民力、整顿澄明军政的意见，民力不能富足，是由于私心尚未克服、宰相和台谏失职；军政不能修明，是由于私心尚未克服、近习得以谋求安排将帅，这些前面都已经充分陈述了。这六件事全都不能拖延，而它们的根本都在陛下的一心。一心端正，六件事没有不端正的；一旦有私心和欲望夹杂其中，那么即使想要竭尽精力和力量来使这六件事端正，也只会徒然成为表面文章，反而更加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所以所谓天下的大本，是急务中最急迫的事情，尤其不能稍有延缓，只希望陛下深深留意圣心，赶紧设法解决。防入漏下七刻，皇帝已经就寝，急忙起身秉烛阅读，读完全文，最终却没有采用。陈亮关于恢复中原的建议

译孝宗隆兴元年十二月，婺州人陈亮进呈《中兴论》。当时金人约定议和，朝廷内外都欣喜，庆幸能够得到休养。唯独陈亮认为不可，于发解后到达京师，便上书说：“臣私下认为，天下百姓陷于涂炭已经四十多年了，百姓哀号而无处申诉，不能不救助；国家受人欺凌的耻辱，不能不洗雪；帝后的陵寝不能不收还，国土不能不恢复。这是三尺童子都共同知道的，只是过去害怕敌人的强大罢了。韩信说过：‘能够反其道而行，强者就容易变弱。’何况如今敌人庸碌懦弱，政令一天比一天松弛，舍弃弓箭、矢、鞍马的长处，却去从事中原浮华靡丽的习俗，君臣之间一天比一天懈怠。自古以来强弱的形势，没有四五十年而不发生变化的。考察天时，揆度人事，变化应当已经不远了。如果不在这时早作谋划，即使发生其他变化，又凭什么利用它呢？万一敌人受到创伤后有所警惕，重新建立贤明的君主；不然豪杰同时兴起，事业归于别的姓氏，那么南北之间的祸患才刚刚开始。又何况南渡已经很久，中原父老一天一天去世，他们的子孙生长在别人的统治下，哪里还知道有我们？过去宋文帝想夺取河南旧地，魏太武帝认为：‘我从出生头发还没有干时，就知道河南是我的疆土，怎么能说是南朝的旧地？’ 所以宋文帝得到以后又失去了它。河北各镇，直到唐朝末年，都把奉行职守看作忠义，习惯于这种做法，又时常受到他们的恩惠，竭力与上国为敌却不知道自己是在叛逆。再这样下去而不能恢复中原，那么中原百姓哪里知道我们是谁？即使力量增加一倍，功效也未必有一半。用俗语来比喻，父祖把产业抵押给别人，子孙不能继续赎回；又过几十年，时局一变，别人都来向官府陈述，把它认作自己的旧产业，我们哪里还能说这是抵押的而重新取回呢？那么今天的事情，难道还可以更加拖延吗？”陛下凭借神明勇武的资质，忧劳勤政，侧席而待，慨然有平定天下的志向，本来已经不被众人的议论所迷惑了。然而仍然担忧人心不一致、天时不顺，贤能的人私下忧虑，奸邪的人暗中讥笑，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没有想到反其道而行的方法。果真反其道而行，那么政教就会施行；政教施行，人心就会一致；人心一致，天时就会顺利；这是因为天不违背人，人也不自相违背罢了。现在应当清理中书省的事务，以建立大计；提高六卿的权力，以总揽大纲；任用贤能，以澄清官署；尊重年长者、慈爱百姓，以敦厚风俗；减少进士名额，设置选拔贤能的科目；改革任子制度，以尊崇荐举的实际作用；多设置台谏官，以整肃朝纲；精心选拔监司，以澄清郡县；简明法令、加重号令，以澄清根源；崇尚礼制、建立制度，以统一习俗；建立纲目以节省浮费，显示先务以排斥空文，严格政令条文以核实名实，惩治吏奸以明确赏罚。当时选取外郡士卒来补充禁军人数，调拨总领所的盈余来补助军队储备。选拔州县长官以增加户口，户口繁盛，财赋自然丰足；选取将帅人才以建立军政，军政明晰，军队自然强盛。设置大帅总领边疆，把专任权交给他，边疆的利益自然兴起；任用文武官员分管边郡，长期交付给他们，边郡的守备自然牢固。重视武事以振作国家声势，慰勉敢于进言的人以振作天下士气，精心安排间谍以获得敌情，凭借地势以打动中原人心。不出几个月，纲纪自然确定；等到两年收成之时，内外自然充实，人心自然一致，天时自然顺利。有所不去，真正一去，百姓自然归附，为什么呢？因为耳朵听到的是同样的声音，内心服从的是同样的道理。有所不动，一发动便使敌人自然相互争斗，为什么呢？因为形势共同趋向，利益共同牵动。中兴的功业，抬脚即可等待它到来。攻守之道，一定有奇特的变化：向敌人显示某种形势，敌人就一定跟随；冲击某处，敌人就无法救援；禁制某处，敌人就不敢行动；扰乱牵制敌人，使敌人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所以我方常常能够集中，敌方常常分散；敌方有穷尽的时候，我方常常没有穷尽。奇变之道虽然根本在于人的谋略，却常常因地形而形成。一纵一横，有长有短，缓急相互对照，盈虚相互倾轧，这些是人的谋略所能施展的地方，也是奇变所寄托之处。如今东西绵延数千里，像长蛇横在道路上，地形大致相等，没有可以错综利用的地方。攻守之道没有别的奇变。如今朝廷鉴于固守长江的弊病，在两淮修筑大城，考虑不能说不深，但能保证我方守城的士卒守得住吗？所以不如设法扰乱敌人的行动方向。说到进取的道路，一定要先向东攻取齐地，向西攻取秦地，那么大江以南、长淮以北本来就是我腹中的东西。齐、秦确实是天下的两条手臂，难道敌人会把它们当作上天设置的险要而牢牢防守吗？所以一定要有打击要害、捣击空虚、使形势受阻、使力量受到限制的办法。臣曾经观察天下的大势。襄阳、汉水一带，是敌人防备松弛的地方，是今天应当有所行动的地方。这里控制连接京洛，侧面俯视淮蔡，包围荆楚，像衣襟和衣带一样联系吴蜀；沃野千里，可以耕种，也可以防守，地形四通八达，可以向左，也可以向右。如今如果确实任命一位重臣，平日德望显著、谋略明慎的人，镇守安抚荆襄，协调军民，公开布告最大的信义，不争夺小利，谨慎选任守令，减少刑罚、减轻赋税，修筑城池、控制要害，大力兴办屯田。荆楚一带的奇才和剑客，自古以来就以强悍著称，应当徐徐招募来充实军籍。百姓习俗剽悍，应听任他们在农闲时讲习武艺。襄阳既然是重镇，而安随、信阳以及光州、黄州，都可以采用艺祖委任边将的办法，给他们州兵，同时又让他们自行招募；给他们州中的赋税，同时放任他们自行使用。使他们养士足以取得死力，用间足以获得敌情。兵力虽少，却多方建立援助；官位虽低，却充分授予权力。各城相互援助，邻近地区相互和协。养精蓄锐以等待时机，一触即发。一天金人沿袭旧习，常来侵犯江淮，那么荆襄的主帅就率领诸军进讨，袭取唐州、邓州等地，在颍州、蔡州之间屯兵，表示一定截断敌人的后路。于是命令各州转相修筑城池，按照三受降城的办法，依吴军旧城设置蔡州，使唐州、邓州相距各二百里，并依靠桐柏山作为坚固屏障。发动军队攻打营垒，增筑陂堰、挖深壕沟，招集土豪，每千家设一堡，发展农耕与其他生产的利益，作为长期驻守的基础。敌人来时就环绕城池坚守，出奇制胜、随机应变；敌人离去就让各城相互呼应，首尾如一。精心安排间谍，明确侦察和了望。各军进驻光州、黄州、安州、随州、襄阳、郢州之间，前面作为各州的援军，后面依靠屯田的利益。

译朝廷迁都建业，在武昌修筑行宫，皇帝的大驾不时巡幸。敌人知道我方意在京洛，那么京洛以及陈州、许州、汝州、郑州的防备当天就会增加；东西两面的形势一分开，齐地和秦地之间就可以乘机进取。四川的主帅亲自率领大军等待凤翔的敌人，就命令骁将出祁山截断陇右，偏将从子午道窥伺长安，金州、房州、开州、达州的军队进入武关镇守三辅，那么秦地就可以谋取。命令山东归正的人前去游说豪杰，暗中作为内应。水军从海道进攻敌人的腹背，敌方正四处支撑奔走时，大军分两路同时进攻，直捣其胸腹，那么齐地就可以谋取。我们虽然在唐州、邓州、上蔡显示出进攻的态势，却不再谋求前进，只作为东西两面的援助，形势像猿臂一样。敌人将更加怀疑我们有意于京洛，特意稳重持守来表示不进，那么京洛的防备就会更加集中，而我们一定能在齐、秦取得成功。平定齐、秦之后，京洛还将归向哪里呢？这就是所谓打击要害、捣击空虚、使形势受阻、使力量受到限制的办法。即使我们没有发动东西两面的攻势，敌人也一定不敢离开京洛而轻易侵犯江淮，这也可以说是扰乱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又假如敌人集中力量压迫唐州、蔡州，那么淮西的军队出动来制止它向东，金州、房州、开州、达州的军队出动来制止它向西，变换形势对付敌人，从多方面牵制它，这样权势才开始掌握在我方手中。然而荆襄的主帅一定要有纯粹为国家办事的心，没有贪图功劳、制造事端的心，然后才能把这件事交给他。平常无事时，就要公开建立诚信来攻破敌人的心理；一旦进取，就要见到有利条件便选择有利之处而停止，以遏制敌人的势力。东西两面的军队有功时，就要驾驭诸将，持重而不进，以分散敌人的形势；这不是陆抗、羊祜一类的人，谁能做到呢？讨伐国家，是大事。古人曾用一个比喻说明：拔小孩的牙，必须逐渐摇动它；一旦一下拔掉牙齿，必然会伤害孩子。如今想竭尽东南的力量，形成大举进攻的势头，臣恐怕进取未必成功，得到的土地未必守得住，万一偶然不合心意，那么我们的根本就动摇了。这难道是谋划国家的万全之道吗？所以臣说，攻守之间一定要有奇变。臣是迂拙的人，哪里足以阐明天下的大计？姑且把愚昧思虑的大略写成《中兴论》，只请陛下裁定。不予答复。陈亮退居永康，努力学习，著书立说。陈亮曾经环视钱塘，感慨叹息说：“城可以灌水淹没。大概是因为地势低于西湖，所以这样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淳熙五年春正月丁巳，陈亮到朝廷上书说：“臣认为，中原是天地的正气，是天命所集中之处，是人心所系属之处，是衣冠礼乐所汇聚之处，是历代帝王相承之地。把中原的衣冠礼乐带到偏远地方，即使天命和人心仍有所依系，难道能因此认为可以长久安定而无事吗？天地的正气郁结压抑很久而不能伸展，必然会有所发泄；天命和人心本来就不是偏远地方能够长久维系的。国家二百年的太平根基，是夏、商、周三代所没有的；徽宗、钦宗二圣被迫北去的痛苦，是汉、唐所没有的。南渡最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发誓不与敌人共同生存，最终却能凭借败逃之后的余力战胜百战之敌。等到秦桧倡导邪议，极力阻挠恢复，忠臣义士被斥逐而死在南方，天下的气势就衰惰了。三十多年间，即使西北流寓之人也都在东南抱孙养息，而君父的大仇全都不再挂念。如果不是完颜亮来到淮南，也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何况还指望他们为故国的耻辱愤怒，彼此率领着发射一箭吗？丙午、丁未之变，距离今天还被认为遥远；而海陵之祸，大概就在陛下即位前一年。只有陛下奋发而不顾自身，志在抵御敌人；天下人却安稳得像无事之时，公开议论、暗中腹诽，认为陛下喜好功名而不顾后患。即使陛下也不能凭崇高的地位压服他们，只能隐忍到今天，又已经十七年了。从前春秋时期，君臣父子互相残杀的祸乱，整个时代的人都安然接受，只有孔子认为三纲一旦断绝，人道就会变成禽兽之道；他惶惶奔走，认为义理不能因为一时安定就放弃，最终没有得到任用，便把自己的志向发露在《春秋》一书中，尚且还能使乱臣贼子感到恐惧。如今整个时代都忘记君父的大仇，这难道是人道可以安然接受的吗？假使学者知道学习孔子的道理，就应当引导陛下有所作为，决不能以苟且安定来阻挠陛下。南方军队已经多少年没有出动了？难道没有一个豪杰能够自我奋发吗？这种形势必然会有时机发泄出来。假如国家不能奋起承接它，一定会有别人来承接它。不能倚仗衣冠礼乐的旧有传统、祖宗积累的深厚根基，认为天命和人心可以安坐着长期维系。《春秋》末年，齐、晋、秦、楚都衰弱，吴、越从小国兴起，终于称霸诸侯；黄池之会是孔子非常痛心的事，这可以说明中原已经没有人了。王通说过：‘帝王的德行，百姓怀念他，天地人三才难道会舍弃他吗？’如今世上的儒者不讲求这些，金国在这里扎根已经很久，不可能一举就使它消灭；国家的大势还没有张大，也不可能一朝之间发动大举。然而人情都以互通和好为便利，臣认为，所谓通和，是用来促成上下苟且偷安的局面，成为妄庸之人双方都能取利的地方，所以它适合成为人情所便利的事情。自从和好形成以来，大概已经多年了。如今凡是指画方略的人，到了日后将只会坐在那里筹划；今天击球射雕的人，到了日后将用这些来决定胜负。府库充满，除财货之外别无他物；铠甲鲜明，除兵器之外别无他物。假使一旦战争开始，他们的真实情况就会败露。为什么呢？人才要在任用时才能看出能不能干，安坐而显得有才能的人不值得依靠；军粮也要在使用时才能看出充足还是不足，安坐而显得充足的军粮不值得依靠。朝廷正庆幸一旦没有事变，庸碌愚昧、猥琐苟且的人都能够守着格令、办理文书来奉行陛下的命令，而陛下也庆幸他们容易控制、没有别的事。这样只会使超出常格的人被排斥，不能施展才干，日月蹉跎，老年就要到来了。所以臣说，通和是用来促成上下苟且偷安的局面，成为妄庸之人双方都能取利的地方。

译东晋一百年间，南北从来没有互通和好，所以东奔西走的臣子中，有许多可以任用的人才。如今一旦和好，朝廷内外的议论常常像敌兵已经在边境，只担心不能议和。即使陛下也不得不议和。从前金人住在野外，往来没有常规，能够使人不知道应当防备什么，军队又随时都可能出动。如今他们有城郭宫室，政教号令全都与中原没有不同；防守的军队和聚积的粮食，文书往返，动辄经历数年。一方发生警报，三边就骚动，这难道能够每年出兵来扰乱我们吗？然而如果朝廷内外常常像敌兵在境，这反而是国家的福气，也是英雄用来争夺天下的机会。掌权办事的人为什么要急于议和来使他们的心志懈怠呢？晋、楚在邲地交战时，栾书认为：楚国自从战胜庸国以来，它的君主没有一天不征讨国人，并向百姓训示民生不容易、祸患随时可能到来，告诫他们不可松懈戒惧；在军队中也没有一天不整治军备，并反复警告胜利不能保持。纣王百战百胜，最终却没有后代。晋、楚在宋国议和息兵时，子罕认为：军队是用来威服不守法的人、彰明文德的。圣人凭军队兴起，乱臣凭军队败亡；国家的废兴、存亡、昏暗、光明的谋略，都由军队而来，却要寻求除去军队，这就是用诬妄之道蒙蔽诸侯。” 人心不可懈怠，军威不可废弃，所以即使处在成康时期那样的太平时代，仍然有所谓“四征不庭”、张扬六军威势的做法。这就是李沆极力不愿真宗皇帝同辽国和亲的原因。何况现在正是南北对峙的时候，却废弃军备，使人心懈怠，让他们安于忘记君父的大仇，把中原置之度外，只是为了使妄庸之人获得一时安逸，那么执掌政事者防备失职也太严重了。陛下为什么不明白大义，慨然同金国断绝关系呢？应当减损皇帝车舆的仪仗，退居便殿，不临正殿，痛切地自我责备，发誓一定复仇，以此激励群臣，振作天下的气势，感发中原人的心志。即使暂不出兵，人心也不敢懈怠了。这样东西驰骋，人才就会涌现；盈亏相补，军需粮饷就会显现出来。狂妄的言论不用攻击就会自行消失，懦弱庸碌的人不用排斥也会一天天退缩。自然会有不拘常格的士人起来，任凭陛下选用。这是云集响应的形势，不是安坐不动所能造成的。臣请求为陛下陈述国家立国的始末，提出今天大有作为的方略；论述天下形势的消长，迎来今天大有作为的时机。只愿陛下幸而听取。唐朝自肃宗、代宗以后，皇帝失去了权柄，藩镇彼此争强称雄，擅自掌握土地、人民，使用军队、财赋，官爵任凭自己授予，人才也各自尽心于所事奉的藩镇，终于造成君弱臣强、正统多次变易的祸患。艺祖皇帝一兴起，四方就相继平定，藩镇拱手接受约束，使各郡都能自行通达京师；以京官暂代知州，三年一换任；财赋归漕司，军队各归所属州郡。朝廷一纸命令下达到郡国，就像手臂指挥手指一样，没有任何阻滞。即使是掌管仓库的微末职务，也必须由朝廷任命，于是天下的权势统一了。因此京师常年驻有重兵，各郡国也各自拥有禁军，无非是天子用来守护自己土地的军队。军队全是天子的军队，财赋全是天子的财赋，官职全是天子的官职，百姓全是天子的百姓；纲纪总摄一切，法令明确完备，郡县不能擅自专断任何事情。士人按照尺度选取，官员按照资历升进，不求破格的奇才，不羡慕绝世的奇功。天子早晚勤劳忧虑于上，以义理廉耻触动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平、宽恕厚待百姓的生活，使天下全都处在规矩准绳之中，于是二百年太平的根基从此建立。然而契丹终于凭借逐渐积累的势力同中国抗衡，俨然形成南北两个朝廷；边地不断遭受侵扰削弱，几乎没有安宁的岁月。如果不是澶渊一战，中国的形势就会逐渐衰微，根本虽然深厚，也无法确立了。所以庆历年间增加岁币一事，富弼认为是朝廷的奇耻大辱，终身也不敢自称有功。这是因为契丹征取财物，是君上的操持；天子供奉贡物，是臣下的礼数。契丹最终能够胜过中国，是因为它的势力逐步积累起来。建国之初，形势本来就一定会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我们的祖宗曾经严肃整顿朝廷而尊重大臣，放宽对郡县的束缚而重视守令。在文法范围之内，从未使天下的富商大户困窘；在格律之外，又能够容纳、奖拔天下英伟奇杰的人物，这些都是为了帮助建立国家的势力，并作为防备意外的准备。庆历年间的诸位大臣也曾为中国的势力不能振作而愤慨，但他们的大致做法，却是让群臣争相提出主张，变更法令，使朝廷的威重减轻；严格掌握按察之权，以邀功而制造事端，使郡县的地位也更加轻弱。哪里只是没有帮助立国的形势，反而还从中削弱了它。即使没有章得象、陈执中来排斥阻挠这些事情，怎么能不自行受挫呢？只有废除旧例，破格任用人才，劝课农桑，致力于宽大，这些做法合乎因时损益的道理；但其大体方针已经错了。这就是不能洗雪契丹轻视中国的耻辱，最终激发神宗皇帝强烈愤怒的原因。王安石首先以整顿法度的主张迎合圣意，但实际上却想把天下的军队集中起来，全部统属于朝廷，另行训练阅兵，以此求得强盛。他又把郡县的财赋搜括起来，全部收入朝廷，另行设置封桩库，以此求得富足。青苗法只怕富民不能困窘，均输法只怕商人不能受损。罪行无论大小，动不动就兴起狱讼，于是士大夫都闭口害怕获罪。西北两边甚至让内臣主持经营规划，使豪杰以供其差役为耻。结果只是让神宗皇帝看见军队和财赋的数目已经增多，便锐意南征北伐，最终违背了圣意，而天下的形势实际上并没有振作起来。他大概不知道，本朝立国的形势，正是担忧文法过于严密、事权分割过细、下层郡县过于轻弱而所委任的人不足以依靠，军队财赋过多集中于上层而行动迟缓、难以发动。祖宗只是利用前面四项来帮助国家形势，王安石却竭尽全力把它们耗尽，不留余地。不懂得立国的始末，实在不足以谋划国事。元祐、绍圣年间一反一复，最终成为金人侵侮中国的凭借，还能指望它振兴中国、使远方之人畏服吗？南渡以来，大体遵循祖宗旧制，虽然略有因革增损，却不足以说有重大变化。像赵鼎等大臣，本来已经不明白通权达变的道理，何况秦桧又把这些旧制全部取去并加以毁坏，忍受耻辱侍奉仇敌，在一隅粉饰太平，用来欺骗世人，真是罪不可胜诛了。

译陛下因王业偏屈在一隅而愤懑，励志复仇，却不免把天下的军队登记起来以求强盛，把郡县的财利搜括起来以求富足；虽然加惠百姓，却使富人没有五年的积蓄；虽然不增加征税，却使大商人没有巨万的收藏，国势一天天困乏枯竭。臣担心，登记在册的军队和府库中的财物，不足以支撑一天的使用。陛下早朝晚退，希望成就中兴的日月之功，却用防墨取士，以文法处理政事；圣断裁制朝廷内外，大臣只是充数任职，胥吏坐着执行，百司借条令逃避责任，人才一天天变得鄙陋衰弱。臣担心，靠程文取用的士人和按资历任用的官员，不足以承担破格任用的任务。艺祖经营天下的大略，太宗已经不能全部施行；如今其中遗留下来的意旨，难道不可以寄望于陛下吗？陛下如果推究它的本意而加以施行，就可以开创社稷数百年的根基，何况恢复旧有疆土呢？否则，维持国家的办法既然已经穷尽，臣恐怕祖宗积累下来的事业也不足以依靠。陛下若确实命令臣把一切在面前陈述完，今天大有作为的方略一定就知道如何安排了。吴、蜀是天地偏处的气运，钱塘只是三吴的一隅。唐朝衰落时，钱镠凭借闾巷中的雄才崛起，在那里称王；从此以后，钱塘不能独立，常常向中国朝贡称臣，以此自重。等到我宋受命，俶带着全家进入京师，主动献出自己的土地，所以钱塘在整个五代遭受兵祸很少；二百年间，人物一天天繁盛，于是成为东南最盛之地。到了建炎、绍兴年间，成为皇帝车驾驻留的地方，当时的论者本来已经怀疑这里不足以张大形势、从事恢复。秦桧又在这里设置各个百司、庶府，在其中讲求礼乐；当地风俗本来已经华丽奢靡，士大夫又修建园囿台榭，在干戈之后以此享乐，上下安逸无忧，钱塘便成了享乐之国。一小块地方本来不足以容纳万乘之尊并镇压天下，却在那里驻留将近五十年；山川的气运大概也已经发泄殆尽了。所以谷粟、桑麻、丝、枲的收益一年比一年减少，禽兽、鱼鳖、草木的生长一天比一天衰微，而上下却不觉得有什么异常。公卿将相大多是江浙、闽、蜀人，人才一天天流于平庸低下；参加科举场屋的士人以十万计，文章稍有小小不同，便足以在其中称雄。陛下凭借气运已经耗损的钱塘，任用日益衰落的闽浙士人，却想鼓动东南习惯安逸、性情脆弱的众人，向北争夺中原，臣因此知道这很难。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期楚国凭借它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使楚屈服。到了战国时期，楚国独能同秦国争夺帝业；此后三百多年，光武帝从南阳起兵，同时共事的人往往多是南阳旧人。又过了二百多年，那里终于成为三国交相据守之地。诸葛亮从这里出发，辅佐先主，荆楚士人像云一样跟随他，汉氏因此得以在蜀地复存。周瑜、鲁肃、吕防、陆逊、陆抗、邓艾、羊祜，都凭借这个地方显扬名声。又过了一百多年，晋氏南渡，荆襄常常在东南称雄，东南地区也往往依靠它作为强援，终于凭借它取代了齐地的地位。等到这里的气运发泄殆尽，隋、唐以来，它便成为偏远一方的下等州郡。五代时期，高氏独自常常向各国称臣。到了本朝二百年间，降为荒凉衰落的地方。北面连接许、汝，百姓居住稀少，土产低劣贫薄，人才中能够把姓名通报到上国的，稀少得如同早晨的星星彼此相望。到了建炎、绍兴年间，群盗在这里出没，所受祸害尤其严重。直到今天，虽然南北分界、互相据守，往往又把这里置于不足使用的地位，百姓的粮食无从产生，军队也不能由此推进。议论的人有的因此忧虑，却不知道这里的形势其实足以使用。这个地方虽然是偏远一方，但从来没有偏方之地的气运五六百年不发泄的。何况它东面通向吴防，西面连接巴蜀，南面抵达湖湘，北面控制关洛，左右伸缩进退，都足以成为进取的机会。如今如果确实能够开拓那里，洗涤振作那里的人，使其气运得到发泄并加以使用，使它足以接续关洛的气运，就可以同中原争衡了。这也是形势消长的常理。陛下如果慨然迁都建业，百司、庶府都从草创开始，军国礼仪都从简略做起；又在武昌修建行宫，以表示不敢安居的意图，常常把江淮军队作为防备金人侵扰的力量；再精心选择沉着刚毅、有谋略、胸襟开阔而没有私心的士人，把荆襄的任务交给他们，放宽文法，任凭他们废置人事，在三五年之间抚慰、振作、激励那里的人，那么国家的形势就形成了。石晋丢失卢龙一道，造成开运年间的祸乱，大概是在丙午、丁未年。第二年，艺祖皇帝开始跟随郭太祖征伐，最终平定天下。后来契丹在甲辰年于澶渊战败；丁未、戊申年间，真宗皇帝东封西祀，告祭太平，这大概是本朝最强盛的时候。又过了六十年，神宗皇帝正是在丁未年即位，国家的事情从此发生了变化。再过六十年，丙午、丁未年，终于酿成靖康之祸。上天偏偏在这一年启发陛下，又启发陛下产生向北复仇的志向。如今距离丙午、丁未年近在十年之内，上天的规律是六十年发生一次变化，陛下难道可以不采取措施来应对这种变化吗？这确实是今天大有作为的机会，不可苟且求安、玩弄岁月。臣没有才能，从年轻时便有驰骋四方的志向，曾多次到行都，那里人物如林，但他们的议论全都不足以激发人的意志。臣因此知道，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是孤单的。辛卯、壬辰年间，臣才退下来探究天地造化的开端，考察古今沿革的变化，推究帝王、霸主之道，于是明白汉、魏、晋、唐成败得失的原因，天人之间的关系清楚明白，都可以考察而知。臣开始悟到，当今世上的儒士自以为学得了正心诚意之学，其实都是患风痹、不知痛痒的人。整个世道都安于君父之仇，却低头拱手谈论性命，不知道什么才叫性命。陛下接见这类人却不任用他们办事，臣因此佩服陛下的仁德。臣又悟到，当今世上的人才自以为掌握了富国强兵的方法，其实都是狂妄迷惑、肆意叫嚷的人。不在闲暇时讲究立国的根本和始末，却扬眉伸气谈论富强，不知道什么才叫富强。

译陛下看出了这一点却不敢全部任用他们，臣因此佩服陛下的明察。陛下励志复仇，足以回应天命；笃行仁爱，足以凝聚民心；又有足够的明察照临群臣各自偏执的议论，这就是百代少有的英主。如今却任用庸人，笼络小儒，来拖延大有作为的岁月，臣不胜愤懑，所以忘掉自己的卑贱，献上愚见。陛下如果确实命臣把一切在面前陈述，哪里只是臣个人的小小愿望，天地之神、祖宗之灵也实在会共同听到。奏书呈上后，皇帝震怒而振奋，想把它张贴在朝堂上以激励群臣，采用种放的旧例，召令陈亮入殿，将要提拔任用他。左右大臣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曾觌知道这件事。陈亮将要去见皇帝时，以被曾觌知道为耻，便翻墙逃走。曾觌因为他不来拜访自己而不高兴，大臣们尤其憎恶他直言无所避讳，互相阻挠，于是有了在都堂审察他的命令。宰相拿着皇帝的诏令来见他，询问他想说什么，他的言辞都直截了当，没有丝毫贬损。又不合意地等候了十天，他再次到宫阙上书说：“恭敬地思念皇帝陛下励志复仇，不肯立即安居在一隅，这是对社稷有大功的事情。然而坐守钱塘这个浮华奢侈的一隅，来谋划中原，并不是合适的地方；使用东南习惯安逸的众人来实行进取，也不是合适的人选；财赋只停留在府库中，就不足以调通天下的有无；军队只停留在兵籍之中，就不足以兼用天下人的勇敢和怯弱。因此拖延的计策得以实行，而陛下大有作为的志向已经怯弱了。这就是臣不能抑制忠愤之情，斋戒沐浴后写成奏书献到宫阙之下，希望能够得到陛下的接见，亲睹圣颜，陈述国家立国的始末，提出大有作为的方略；论述天下形势的消长，决定大有作为的时机。务必使它符合艺祖规划天下的根本防备。但臣等候了八天，仍没有听到任何消息。臣担心天下豪杰会因此测知陛下的意向，云集响应的举动就不能实现了。臣又上书说：“臣妄自认为，国家用来维持自身的办法到了今天已经穷尽，但艺祖皇帝规划天下的大要，仍然可以依靠来长久维持。假如推究他的本意并加以变通，恢复旧业就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变通的方法有三种：有的可以用来拖延几十年，有的可以用来谋划一百五六十年，有的可以重新开创数百年的根基。事情的形势明白可见，而所取得的效果差别极大；如果不是陛下聪明超过百代，决不能逐一听取并实行。臣不敢在大臣面前泄露这些内容，但大臣拱手称说‘请陈述方略’来询问，臣也姑且选取其中大体上可以说的三件事回答。第一，二圣北狩的痛苦，是国家的大耻，也是天下共同的愤怒。五十多年过去了，天下的气势虽然消磨衰败，不再知道应当念及复仇雪耻，正需要君主和两三位大臣振作这种气势、发泄这种愤怒，使人人都像报私仇一样复仇；这就是《春秋》记载‘卫人杀州吁’的用意。第二，国家的规模制度使天下人遵循规矩准绳办事，群臣忙于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哪里有空闲舒展四肢，去求取超出常格的功业呢？第三，艺祖皇帝任用天下的士人，来替代武臣掌管事务的人，因此本朝以儒术立国，儒学之道的振兴远远超过前代。如今天下的士人已经熟烂委靡，确实令人厌恶；正需要君主和两三位大臣反过来改变做法来教育他们，振作他们的气势并培养他们，使他们临事时不至于缺少人才，任凭什么才能都足以发挥作用。这样，立国的规模制度就不至于违背艺祖的根本防备，而向东西驰骋以平定祸乱，也不必专靠武臣。”臣用来向大臣陈述的，大略就是这样。

译奏书呈上后，皇帝想授予他官职，陈亮笑着说：“我想为社稷开创数百年的根基，难道愿意用它来换取一个官职吗？” 他立即渡过长江回去。后来穷困失意，常常喝醉酒，同乡里的狂放士人饮酒。醉中开玩笑说些大话，言辞涉及冒犯皇上。一个士人想陷害陈亮，便把这件事报告给刑部侍郎何澹。何澹曾任考试官，黜退过陈亮；陈亮心中不平，言语多次触犯何澹。何澹听说后怀恨在心，立即把供状上缴报告。案件交给大理寺，陈亮被打得体无完肤，被诬陷供认有不轨行为。事情上报后，皇帝知道陈亮曾经暗中派身边人探听事情，等奏章送入后，取来那份报告。皇帝说：“秀才醉后胡言乱语，有什么罪？”把案牍划到地上，陈亮于是得以免罪。过了不久，陈亮家的僮仆在境内杀了人，恰好被杀的人曾经侮辱过陈亮的父亲；被杀者家人怀疑此事是陈亮指使，便报告官府。官府把僮仆打得死去活来数次，他仍不服，又把陈亮父子囚禁在州狱，并嘱托台官论说陈亮罪情严重，案件交给大理寺。丞相王淮知道皇帝想让陈亮活下来，辛弃疾、罗防、高亮才又极力援救他，于是陈亮再次得以不死。陈亮自认为凭豪侠之气多次遭遇大狱，回家后更加励志读书，所学也更加广博。他的学问自孟子以后只推重王通，曾经说：“穷究义理的精微，辨析古今的同异，从极细微处探究内心，在分寸之间比较义理，以不断积累作为功夫，以涵养作为正道。面色圆润、背部充盈，这一点同各位儒者相比，我确实有所惭愧。至于堂堂的阵势、整齐的旗帜，如风雨云雷交相发作、同时到来，如龙蛇虎豹变化显现、出没不定，推倒一世人的智慧勇气，开拓万世人的心胸，我自认为在这些方面略有一日之长。”陈亮的意思大概是指朱熹、吕祖谦等人。十五年夏四月，陈亮上奏说：“有非同寻常的人，然后才可以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想求取非同寻常的功业，却任用平常的人才，提出平常的计策，办理平常的事情来应对，不必等到有智慧的人，也能知道这样不会成功。秦桧以和议误国二十多年，天下的气势已经消磨得一无所有。陛下慨然产生削平天下的志向，又过了二十多年，天下的士人开始知道方向。陛下对宗庙社稷的功劳，不是臣微薄的力量所能称述万分之一的。高宗皇帝年岁已经很高，陛下不想大举行动，惊动慈颜，于是抑制自己的心志，低头顺从，以成全侍奉父皇的孝行，这种盛德是书册中从未有过的。如今高宗已经附祭太庙，天下的英雄豪杰都抬头观察陛下的举动，陛下难道忍心让二十多年间用来振作天下气势的努力，一旦又归于消沉吗？天下不能坐等取得，军队也不可能永远取胜；驰骋运动、亲自操劳，又不是年高德尊者所适宜做的。东宫平时居处便称监国，出行便称抚军，陛下为什么不在此时命令东宫抚军？让大将军每年巡行建业，使他兼统各司，完全防制诸将，设置长史、司马来专门分担其劳务；陛下则在服丧期间，运用人才，调度天下，以应对无穷的变化。这就是肃宗命广平王办理军务的旧例。” 军队虽然尚未出动，但圣意已经振奋，天下英雄豪杰纷纷知道方向，那么我们的驰骋运转也就有了依凭。臣请求为陛下论述天下的形势，然后陛下就会知道江南不必忧虑，和议不必固守，敌人不足以畏惧，书生的议论也不足以凭信。臣听说吴防，晋人认为不可以在那里建都，钱镠却据有它来抗拒四方邻敌，大概出了毗陵以外，晋人不能再拥有这样的地方。那里南面有浙江，西面有崇山峻岭，东北有重重湖泊和低湿之地，松江、震泽又横亘在它前面，即使有百万兵马，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钱镠凭借它获得安定、国家建都在那里六十年而没有外患的原因。只有海道可以直接抵达吴防，但海道险恶，连熟悉舟船的吴人都害怕，敌人难道能够凭少量军队直接到达吗？既然要攻破别人的国家，难道可以只用少量军队吗？书生认为江南不容易保守，真是妇人女子的见解。臣曾经怀疑书册上的说法不足凭信，所以曾到京口、建业一次，登高四望，深深懂得天地设置险要的用意，知道古今的议论都没有说尽。京口三面连绵，大江横在旁边，极目可以望到千里；它的形势大略像老虎从洞穴中跃出，而不是老虎藏在洞穴里。古人认为京口的酒可以饮用，军队可以使用，北府军是天下最强，大概是因为地势本来如此，而人又善于利用它。臣虽然没有到过采石，但那里同京口一样，是建业的股肱，必然有凭据险要、面临前方的形势，而不只是勉强自守。难道上天只让南方永远受一条长江限制，而不让它同中原合为一体吗？长江边极目千里，本来就是要使谋士勇士能够施展才干，同中原争衡。韩世忠在山阳屯驻八万兵马，像老熊挡在道路上，淮东因此得以安睡，这是守卫淮东的关键方法。天下一旦有变，就可以长驱直入使用这支军队。如果每一处都想挖壕沟防守，分兵据守，出奇兵、设险要，就像兔子防护洞穴一样，形势分散、力量削弱，反而会形成让敌军长驱直入的形势。所以二十年间，纷纷有人献上守备方略，使圣上劳心，最终却没有一项成功；即使成功，也不足以依靠，原因就在于不知道如何运用淮东的形势。书生竟便利地认为长淮不容易守住，这也属于向盲人问路一类。自晋朝永嘉年间直到隋朝开皇年间，南方确定建业为都城；经历六个朝代，天下分裂三百多年，南方军队谋划北进的，不知有多少；北方军队谋划南下的，大概也有不少。

译南北互通和好的时候，这种事情绝无仅有；从未听说像今天这样危险，把北方看成可怕，把南方看成可忧，一天不和，君臣上下早晨就不能谋划晚上的事情。罪过在于书生不懂形势，连逆顺曲直也一并忘记了。高宗皇帝同金国有父兄之仇，活着不能报仇，死后必然寄望于子孙，怎么忍心把升遐的哀讯告知仇敌呢？高宗遗留的报谢之礼，连续派遣三批使者，金帛宝货成千上万地接连送去，而金人仅派一个使者，像面对小国一样前来；从道路上传来的消息看，他们哀悼祭祀的言辞寂寥简慢，义士仁人痛彻心骨，难道凭陛下的圣明智勇就能忍受吗？想来是办事的大臣忧虑畏惧的事情太多，以致误导了陛下。南方妇女纺织，一寸一尺积累机杼上的功夫，每年把织物输送给敌人，本来已经痛苦不堪。金银财宝出自山林湖泽，数量有限，而输送给敌人的却没有止境，十几年以后，难道不会用尽吗？陛下为什么不猛然想到大仇尚未报，寻回即位时的初心，把这种愤怒充分发泄出来并加以使用，同天下重新开始呢？却没有听说这样做，反而因为拥有数千里土地而畏惧别人。刘渊、石勒、石虎、苻坚，都是夷、羌中的雄杰，却没有一个能终其一生；阿固达如今兴起，也才八十年，中原遭受涂炭又六十年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两〕 父子相互残害的祸乱都在眼前，却还害怕对南方造成祸患，难道不是错误吗？陛下如果认为大义是正确的，认为抚军的建议可以实行，就应当先经营建业，然后让抚军统领那里。今天的建业，已经不是过去的建业了。臣曾登上石头、钟阜远望，如今它们竟只在沙嘴旁边罢了。钟阜的支脉山陇隐隐向下延伸，如今行宫占据它的平坦处，面对城郭之前，于是逼近山势而形成险绝之地。这一定是后世读山经、考察地形建宅的人所确定的。江南李氏建造的城，并没有凭借高处俯临低处、乘用正气的意图。本朝凭借至仁平定天下，不依恃险要来固守，而是同天下共同守护，所以因循旧址而没有废弃。臣曾经询问过，钟阜的僧人也能说出这些情况：台城在钟阜旁边，大司马门恰好在今天马军新营旁边。那里据高临下，东面环绕平冈作为坚固屏障，西面以石头城加重防卫，依带玄武湖作为险阻，又以秦淮、清溪作为阻隔，所以可以凭借王气，随意运转。若像如今的城池，只需侯景花费几天力气就能攻下。曹彬登上长干，乌珠登上雨花台，都能俯视城郭，即使一只飞鸟也不能逃脱。臣又曾询问过这件事，守臣认为今天的城池不必改建；如果皇上有向北进取的志向，那么这里不过是暂时寄居的道路罢了。臣怀疑这话虽然说得大，实际上却没有切中要害。占据这个地方，任命将领、出动军队来谋划守护国家，不能让它乘用正气而有所作为；即使省去眼前经营的劳苦，又怎么知道将来不会垂手得到却又失去呢？即使今年还没有向北进取的谋划，而只做经营建康的计划，以此震动天下并同金国断绝关系，那么陛下即位初年的志向，也差不多可以略微伸张了。只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不可以同平常人谋议。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乐、是非好恶，像日月在天上一样明白，雷动风行，天下正像草一样随风倒伏。只是后来有时过于怯弱，所以书生得以拘泥文书、执守法令来议论其后；而那些真正有志向的人私下奋发努力，想要符合圣意所在，陛下却未必知道。陛下看见天下士人都不足以仰望圣明之光，而书生拘文执法的说法往往得到验证，圣意也就逐渐衰退。因此大事一定要集体议论，授官一定按照资历；有才能的人因放纵不羁而被抛弃，没有才能的人因平稳妥当而被任用；正直的话因迂腐空疏而被废弃，柔顺悦耳的话却能入选；奇异的议论被视为横议，庸常的议论反而被认为符合典章。陛下凭借雄心英略，却在这些事情之间对上下各方曲意迁就，迟疑徘徊，不敢突然表现出喜悦；忍耐着侍奉仇敌，不敢奋发显露赫赫的愤怒。早晨得到一个有才能的士人，晚上却因为当权者认为不方便而把他斥退；心里明知某人是庸人，表面上却因为没有舆论反对而把他留下。抹杀喜怒哀乐，混淆是非好恶，以依违不决当作仁，以劝诫告谕当作义，以笼络羁縻当作礼，以设关防备当作智。陛下的聪明出于天赋，英武盖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天下并没有豪强狡猾、无法制服的奸人，敌人也没有正在兴盛、不可遏止的势力，又何必采用这些做法呢？喜怒哀乐、爱憎好恶，是君主用来鼓动天下、使用天下的工具；而皇极所说的“无作”，只是不要刻意在其中妄为，难道是想像老子、庄子所说的枯木死灰一样，同天下人都成为婴儿，然后才算达到至治的极点吗？陛下在二十七年之间，遵循涵养、等待时机的做法，向天下显示欢乐而亲近，天下因此归服于您的孝行；三年服丧期间，一片真诚始终不变，向天下显示悲哀而遵守礼制，天下因此服从您的义行。陛下以一身的哀乐鼓动天下，使天下随之而动，验证就像回声和影子一样明显。乙巳、丙午年间，敌人并不是没有发生变故，但陛下不但没有把喜悦表现出来，也没有把机密透露给大臣。近来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变故，敌人对前来慰问的礼节很是简略，而陛下不但没有表现愤怒，也没有把他们简慢的文书藏起来。陛下不把喜怒显示给天下，天下怎么知道仇敌是不可以安处的？放弃喜怒来发动天下的机会，却想让功业自然形成，这就像闭着眼睛还想行走。小臣得以面见，是陛下有卓然识别他才能的人；外地臣子奉公办事，是陛下暗中记挂他的忠诚；但已经任用的人很快被罢免，已经离职的人又没有途径自行进用，这就是陛下无法向天下显示自己的爱惜。大臣弄权，陛下已经知道他有堵塞道路的行为；议论别人多有私心，陛下也知道有人蒙蔽自己，却因为唯恐伤害他们的心意而不肯罢黜，又唯恐揭发后使他们怨恨不满，这就是陛下无法向天下显示自己的厌恶。陛下猛然回想即位初年的初心，难道会知道今天竟到了这种地步吗？臣还替陛下为过去的事情惆怅惋惜；但上天降生英雄，难道会让他终老而不能成功吗？长江、大河，一旦筑起堤防便可延伸千里；如果能得到非同寻常的人同心共事，那么像闪电一样扫荡六合，并不是难以达到的事情。本朝用儒道治理天下，用格律守护天下，天下人知道经义是常制，科举是正路；法律不能任凭个人议论私意，人不能任凭自己的才智擅自作为，二百年的太平正由此产生。

译到了艰难变故之际，书生只知道议论应当端正，却不知道事功究竟是什么；只知道节义应当坚守，却不知道形势有什么用处，辗转拘束在文法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自行谋划。陛下即使想得到非同寻常的人同这个时代共事，天下又有谁肯相信呢？臣在戊戌年春正月丁巳，曾极力论述宗庙社稷的大计，陛下也对那些话慨然有所感动，但最终不能得到一次瞻望圣颜、陈述臣微薄诚意的机会，这不只是因为廷臣全都厌恶臣，也是形势使然。臣今天不是因为那番话得到了一点小小验证，就再次冒着万死来自我陈述，实在是因为宗庙社稷的大计到了这个时候不得不作出决断。陛下运用喜怒哀乐、爱憎好恶的权力来鼓动天下，使像臣这样的人能够借一席之地，完成前一封书所说的事情，把微小的姓名附在史册之间，不让邓禹讥笑人默默无闻，并使陛下得以施展雄心英略，同四海的才臣智士共同完成大业。上天降生英雄，大概不是偶然；帝王自有真实本领，不是区区小智所能攀附的。大略是想激发皇帝恢复旧业的志向，而当时皇帝正准备内禅，没有答复。因此朝廷内外交相愤怒，把陈亮视为狂妄怪异的人。《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史部，纪事本末类，宋史纪事本末》。钦定四库全书。《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明代冯琦原编。陈邦瞻增辑。道学的尊崇与贬抑。高宗绍兴元年秋七月丁亥，诏令追赠程颐为直龙图阁，诏书大略说：“周朝衰微以后，圣人的道统没有得到传承，世上的求学者如果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向谁求取？又能向谁听闻呢？你程颐潜心于圣人大业，所学高明而能自得，确实可信而无须怀疑。然而那些浮薄虚伪的人，自己学问文采不足以在世上显露，便偷偷借用这个名义来推销自己；表面上显得恬静沉默，内心其实奔走争逐，使天下士人听到这种风气便厌恶他们，这就更加不幸了。朕之所以振兴声誉、褒奖显扬你，是为了表明君上所赞许的对象正在这里，而不在他们那里。” 绍兴六年十二月，左司谏陈公辅请求禁止程氏之学，皇帝听从了。此前，自崇宁以来，元祐学术一直受到禁锢。皇帝渡江以后，又恢复尊崇程颐的学说。到这时，陈公辅上疏说：“如今世人取用程颐的学说，称为伊川之学，彼此相率跟从，倡导夸大的言论：‘尧、舜、文、武的道，传给了仲尼；仲尼传给孟轲；孟轲传给程颐。程颐死后，就没有传承了。’又有狂妄怪异、淫滥邪僻、鄙陋浅薄的议论，说：‘这就是伊川的文章。’头戴幅巾，穿着大袖衣服，昂首阔步，说：‘这就是伊川的行为。’学习伊川的文章，实行伊川的行为，就是贤士大夫；舍弃这些就不对。臣实在担心士人的习气从此大坏，请求禁止它。”于是诏令说，士大夫的学问一律以孔子、孟子为老师，这样或许可以使言语和行为相称，能够有助于当世的实际使用。臣僚所奏之事，可以公布于朝廷内外，使他们知道朕的意思。当时正准备召见尹焞，尹焞是程颐的门人。陈公辅的意思，大概是有所指的。” 绍兴七年五月，张浚推荐胡安国，皇帝召见他。胡安国听说陈公辅请求禁止程颐之学，便上疏说：“孔子、孟子的道已经失传很久了，自从程颐兄弟开始阐明它以后，人们才知道这种道是可以学习的。如今却让学者以孔子、孟子为老师，同时禁止跟从程颐学习，这就像进入房屋却不经过门户。程颐研究《易》，根据义理来阐明卦象，因而知道体和用本来同出一源；研究《春秋》，从历史行事中观察它，因而知道圣人的最大作用。诸经、《语》《孟》中的文字，他都阐发其中微妙的旨意，因而知道进德修业的方法。那么所谓狂妄怪异的言语，难道是他的文章吗？他在家中显明孝悌，在乡里以忠诚感动人，不合道义的东西，即使极小也不取不予。那么所谓昂首阔步，难道是他的行为吗？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程颐，关中有张载，都以道德闻名于世，著书立说，公卿大夫敬仰爱慕，以他们为师。等到王安石、蔡京等人曲意加以排斥压抑，所以他们的道才不能施行。希望下令礼官讨论旧例，给他们加封爵位，载入祭祀典籍；仍诏令馆阁收集他们的遗书，作为六经的羽翼，使邪说不能兴起，道术就确定了。”奏疏送入后，陈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交相上章，议论胡安国的学术颇为偏僻，胡安国于是推辞了召命。孝宗淳熙五年春正月，侍御史谢廓然请求告诫有关部门，不要用程颐、王安石的学说来取士。不久，秘书郎赵彦中又上疏说：“科举文章的格式已经具备，如今却把祖述性理的学说当作标准，以浮泛的言语、游移的文辞相互夸耀。士人相信道义、守持自身，以六经和圣贤为老师，就可以了；却另外创立洛学，用怪异的言辞粉饰自己、惊吓愚人，士风一天天败坏，人才一天天偷薄。希望诏令有关臣僚，使他们明确知道圣朝所喜所恶的所在，以改变士风。”皇帝听从了。绍熙十年六月，监察御史陈贾请求禁止道学。此前，朱熹任浙东提刑，巡行所属地区到达台州，知州事唐仲友被本地百姓控告，朱熹便弹劾查办他。唐仲友同宰相王淮是同乡，又是姻亲，王淮因此怨恨朱熹，想要阻挠他。于是他指使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说：“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欺骗世人、盗取名声，不应当信任任用。”皇帝已经被这番话迷惑，王淮又任命太府丞陈贾为御史。陈贾因面见皇帝，首先论说道：“臣私下认为，天下士人从圣人之道中所学的东西，从来没有不同。既然相同，却说自己的学说独异于人，这一定是假借它的名义来成就自己的虚伪。邪正的辨别，不过在于真诚与虚伪罢了。表里相称，叫作真诚；表里相违，叫作虚伪。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他们的说法以谨慎独处为能事，以践履实践为高尚，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务。像这些内容，都是求学者共同学习的；但他们的门徒却说只有自己能够做到。平心考察他们所做的事情，却又完全不是这样，岂不是近于借用这个名义来成就自己的虚伪吗？臣希望陛下明白诏告朝廷内外，痛切革除这种风气。” 每当在听取意见、任命官员时，都要考察这个人的品行，排斥不用，以表明朝廷的好恶所在。这样或许士人们都会纷纷顺从风尚，言语和行为、表面和内心，都出于正道，不再任意做出诡异的事情来妨害治理国家的体制，这实在是宗室无穷的福气。”这话是指朱熹。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从此“道学”这个名称给世人带来了祸害。后来，直学士院尤袤认为程氏之学受到陈贾攻击，便对皇帝说：“道学，是尧舜之所以成为帝、禹汤文武之所以成为王、周公和孔孟之所以设立教化的根本。近来创立这个名称，诋毁士人君子。因此，面对财物不苟且取得，称为廉洁耿介；安于贫困、守持道义，称为恬淡退让；选择言语、顾念行为，称为实践；行为有失而感到羞耻，称为名节，这些都被称作道学。这个名称一旦确立，贤人君子想要在世上显露自己，刚一举步就会被归入其中，谁都无法避免。这难道是盛世所应有的吗？希望按照名称考察实际，听取言论、观察行为，人们的心情或许就不会因似是而非而疑惧。”皇帝说：“道学难道不是美好的名称吗？我只是担心有人借此托名作奸，使真假混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