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五

译西蜀所剩下的只有防州一路以及潼川、顺庆府而已。冬十月壬寅，蒙古军攻陷固始县。丙午，蒙古奎腾的军队离开成都进入文州，知州刘锐、通判赵汝向登城坚守，昼夜搏战超过一个月，援兵始终没有到。刘锐估计不能幸免，召集全家人，让他们都服药而死，然后聚集他们的尸体以及公私金帛、诰命，一并焚烧。刘家一向有礼法，刘锐的儿子只有六岁，服药时还跪拜接受药物，左右的人都为之感动。城被攻破，刘锐和他的两个儿子自刎而死，赵汝向被擒后遭肢解杀死，军民中一同死去的有数万人。十一月，蒙古扣肯布哈进入淮西，蕲州、舒州、光州的守臣都逃走。扣肯布哈集合三州的人马、粮食和兵械向黄州进发，游骑从信阳趋向合肥。诏令淮西的史嵩之援救光州，淮东的赵葵援救合肥，沿江的陈韡经过和州为淮西声援。蒙古特们德尔进攻江陵，史嵩之派孟珙救援。孟珙派张顺先渡江，自己率全军救援，变换旗帜和服色，来回循环往来；夜间则排列火炬，照亮江面，绵延数十里相接。孟珙又派赵武等人与蒙古军交战，亲自前往指挥调度，于是攻破蒙古军二十四座营寨，救回百姓二万人后返回。蒙古将领察罕进攻真州，知州丘岳部署严明，守城器具齐备。蒙古军逼近城下就被击败，丘岳乘胜在胥浦桥出战，用强弩射杀敌军负责挑战的人一名。敌兵稍稍退却，丘岳说：“敌军人数是我们的十倍，不能凭力量取胜。”于是设置三重伏兵，在西城准备炮石等待敌军。敌军到来后，伏兵发动，炮石发射，杀死了蒙古军的骁将。敌军大为混乱，丘岳挑选勇士袭击敌营，焚烧敌人的房屋和营帐。过了两天，蒙古军全部撤走。嘉熙元年冬十月，蒙古扣肯布哈进攻黄州，孟珙率军救援并击退了他，随后进攻安丰。杜杲修缮完善守城设施，蒙古军用火炮焚烧楼橹，杜杲随毁随补，立即修复。蒙古军命巴图尔砍伐盾牌和木材。巴图尔都是死囚，攻城是为了赎罪。杜杲招募善射者，用小箭射他们的眼睛，巴图尔多有受伤，因而退去。蒙古军填壕沟筑成二十七道坝，杜杲分兵扼守各坝。蒙古军借风放火，不久风雪突然降临，杜杲招募壮士夺取坝路，士卒都奋勇跃出，拼死作战。蒙古军池州都统制吕文德突围进入城中，合力守御，蒙古军撤走。淮右因此安定。吕文德是安丰人，身材魁梧、勇猛强悍，曾经在城中卖柴。赵葵看见他遗下的鞋长一尺多，觉得奇异，便访查此人。正好吕文德傍晚外出打猎，背着一只虎和一只鹿回来，赵葵召他置于帐下；他后来屡立功劳，越级提升为军职。二年春正月己未，诏令史嵩之、赵葵援救黄州、安丰，并把立功将士的等级，赶快列名上报。二月，蒙古再次派王檝来索取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佥书枢密李宗勉说：“轻率答应会留下许多后患，还是遵守原来的约定为好。然而与开禧年间相比，物价飞涨，哪里只是增加一倍而已！”史嵩之开设督府，竭力主张和议。李宗勉说：“使者有三点可疑。史嵩之的职务在于督战，如收复襄州、光州，控制扼守施州、澧州，招集山寨，保卫巩固江流，都是现在应当做的事。如果他的主张在于求和，那么凡是有机会可以防御和乘势进取的地方，未免会有退缩的意思，必定导致白白浪费岁月，坐失战功。”三月己丑，任命将作监周次说为蒙古通好使。九月，蒙古察罕率兵号称八十万人包围庐州，约定攻破庐州后在巢湖制造船只，以窥伺江左；又在濠水外筑土城六十里，挖掘两道壕沟，攻城器具都是攻打安丰时的数倍。杜杲竭力守御，蒙古军筑坝高过城楼，杜杲把油浇在草上，在坝下焚烧，坝木全都化为灰烬。又在串楼内设置七层雁翅形防御设施，不久炮石击中坝上，蒙古军众惊乱，杜杲乘胜出战，蒙古军败逃，杜杲追击数十里。杜杲又训练水军扼守淮河，派他的儿子庶监吕文德、聂斌把精锐部队埋伏在要害之处，蒙古军不能前进，于是撤军北归。诏令加授杜杲为淮西制置使。冬十月，任命孟珙为荆湖制置使，诏令孟珙收复京襄。孟珙说：“一定要得到郢州，才能打通粮饷运输；得到荆门，才能派出奇兵。”等到他到岳州，便传檄江陵节制司攻打襄州、郢州，召集诸将指授方略，发兵深入，于是收复郢州、荆门军。三年三月，孟洪派兵与蒙古军交战，三战三捷，于是收复信阳、光化军、樊城、襄阳。孟珙因此上奏防务说：“夺取襄阳并不难，难的是守住它。并不是将士不勇敢，也不是车马器械不精良，实在是财力和物力供给不足。襄阳是朝廷的根本之地，如今经过百战才得到，应当加以经营治理；要防护国家元气，没有十万甲兵不足以分兵守卫。与其在战事之后抽调军队，不如保全这次胜利。最高明的用兵在于攻伐谋略，这就是不争之争。”于是把蔡州、息州的降人编置为忠卫军，把襄州、郢州的降人编置为先锋军。八月，蒙古诺海率兵进入蜀地，制置使丁黼听说后，先派妻子儿女向南归去，自己发誓死守。到这时，诺海从新井进入，欺骗性地竖起宋军将领的旗帜，丁黼以为是溃败的宋军，便张榜招降。后来查明他们并不是宋军，丁黼率兵连夜从城南出迎。交战后战死，蒙古军于是攻取汉州、邛州、简州、眉州、蓬州、遂宁、重庆、顺庆府，不久便撤回。丁黼统领蜀地时，施政宽大，蜀人都思念他。十二月，孟珙侦知蒙古军、诺海等率领号称八十万人的军队南侵，防备他们一定会经过施州、黔州以进入湖湘，于是请求粮食十万石供给军饷，派三千人屯驻峡州，一千人屯驻归州，命弟弟孟瑛率精兵五千驻守松滋作为防御声援，并增兵守卫归州隘口、万户谷。等蒙古军到来后，孟珙秘密派将领抵御，又派一千人屯驻施州。蒙古军进入蜀地后，孟珙增设营寨，分布战舰，派兵从间道抵达均州进行防遏，并设置防御设施。不久，蒙古军渡过万州湖滩，施州防务震动。孟珙的哥哥孟璟当时任峡州知州，率兵在归州大垭寨迎击，取得巴东之战的胜利，于是收复防州。

译四年春正月，蒙古张柔等人分路入侵。二月癸丑，任命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孟珙于是兴办屯田，把上游的事务分条上奏。孟珙的侦察得知蒙古军在襄樊、信阳、随州招集军民，在邓州顺阳播种并积存造船材料，于是分兵扰乱其部署，暗中派兵烧毁所积存的船材。又估计蒙古军一定会依靠蔡州的粮食，便派兵烧毁他们的积聚。于是授任四川安抚使，知防州，节制归州、峡州、鼎州、澧州军马。孟珙到任后，招集流散百姓编为宁武军，把投降的回鹘人阿里巴图尔编为飞鹘军。他整顿蜀地政务的弊病，制定条文颁行各郡县，并说：“不选择险要之地建立寨栅，就难以要求军队保护百姓；不收集流离者、使他们安定耕种，就难以要求百姓供养军队。”于是建立赏罚制度来考核政绩优劣，令各部门奉行。不久兼任防州路制置、屯田事务，征调民夫修筑堤堰，招募农民发给种子，从秭归开始，到汉口结束，设置屯田二十处，共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顷。任命李庭芝代理施州建始县事，李庭芝训练农民、整治军队，选拔壮士，掺杂在官军中训练他们。一年以后，百姓都懂得作战和防守，善于奔驰追逐；没有战事时就扛着戈耕种，敌人到来时就全部出战。孟珙把这套办法下达到所属地区施行。夏四月，蒙古再次派王檝前来。王檝前后总共来了五次，因为和议没有决定，忧虑暗中积聚而得病死亡。宋朝派使者把他的灵柩送回蒙古。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诺海部下的汪世显等人再次进入蜀地，进而包围成都。制置使陈隆之坚守十多天，发誓与城池共存亡。部将田世显暗中向蒙古送去降表，趁夜打开城门，蒙古军突入。陈隆之全家数百口都死了；蒙古军把陈隆之关在囚车中送到汉州，命令他劝守臣王防投降。陈隆之大声说：“大丈夫不过一死罢了，不要投降！”于是被杀。汉州三千士兵出城作战，城门关闭后，城中军民全都被蒙古军屠杀。十二月，蒙古伊埒黙色前来议和，随行七十多人。伊埒黙色说：“我和你们奉命南下，楚地人多诈，我发誓死也不辱没我们的君主。”不久他奔驰到淮河边，守将用军队威胁他说：“你的性命在我手中，生死只在顷刻之间！如果你能投降，官爵立刻可以得到；否则，必定不会饶你。”伊埒黙色说：“我持节南来，是为了沟通两国友好，你们反而用不义诱使我，我只有一死罢了。”守将知道不能逼迫他，于是把他囚禁在长沙飞虎寨。二年二月，蒙古伊克诺延、耶律珠格从京兆取道商州、房州，趋向三川，于是进攻泸州。孟珙派一支军队屯驻江陵和郢州，一支军队屯驻沙市，另一支军队从江陵出发前往襄阳，与各军共同防守。又派一支军队屯驻涪州，并下令：“凡是应当出城戍守的主兵官，不许丢弃一寸土地。”开州代理知州梁栋因为粮食缺乏返回官署，孟珙说：“这是弃城！”于是斩杀梁栋以示众。由此各将领接受命令格外谨慎。冬十月，蒙古攻陷通州，屠杀当地百姓。守将杜霆弃城逃走。十二月，蒙古军进攻叙州，都统杨大全战死。三年春正月，蒙古张柔分兵在襄城屯田。秋七月，蒙古军攻破大安军，忠义副总管杨世安守卫鱼孔隘，奋力作战击退了敌军。诏令任命杨世安就地担任大安军知军。四年五月，蒙古军包围寿春，吕文德率各军抵御。六月，任命吕文德为淮西招抚使。不久，吕文德在五河击败蒙古军，收复了五河城。十二月，任命孟珙兼任江陵府知府。孟珙到江陵后，登城叹息说：“江陵所依仗的是三片水域，却不知道低洼湿地已经有变成桑田的地方，敌人一挥马鞭就能到达城外。大概从城东起，古岭、先峰一直到三▯，没有任何阻隔，于是修复内隘十一处，又在外面另建十处隘口，其中有的距离城池数十里。沮水、漳水原来从城西流入长江，于是设置障碍使水流向东，令它绕过城北流入汉水，这样三片水域就连通成一片。随着地势高低修筑堤坝，蓄积水流，三百里之间形成浩大的水面；土木工程役使了数以百千万计的民众，而百姓却不知道自己被征发，于是绘制地图上报。”五年五月，诏令沿江、湖南、江西、湖广、两浙的制帅和漕司共同制造轻便迅捷的战船，设置游击军，选壮士分区防备抵御。七月，蒙古、察罕、张柔掠夺淮西，直到扬州才离去。六年十一月，蒙古军进犯荆湖、江淮一带，进攻虎头关，随后到达黄州。余玠守卫蜀地 理宗淳祐三年二月，任命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余玠家境贫寒而落魄，品行不受拘束，喜好功名，喜欢说大话。他曾作长短句拜见淮东制置使赵葵，赵葵认为他豪壮，便把他留在幕府，命他率领水军沿淮水逆流进入黄河，到达汴京，所到之处都立有功劳，屡次升任淮东制置副使。他入朝应对时说：“如今世袭贵族中的才俊、科举场中的士人、乡里的豪杰，一旦有人投身军旅，便把他指为粗人，斥责为市井之徒。希望陛下把文武之士同等看待，不要使一方受到偏重；有所偏重就必然导致激变。文武相互激变，不是国家的福气。”皇帝说：“你的为人和议论都不同寻常，可以独当一面。”于是授任他为四川宣谕使。到这时，加授制置使，兼知重庆府。蜀地的财赋，交入户部三司的有五百多万缗，交入四总领所的有二千五百多万缗，金银、绫锦之类还不包括在内。自宝庆三年失去关外，端平二年蜀地残破以后，所剩的州郡没有多少，国家费用更加窘迫。到这时十六年之间，共有三人被授为宣抚使，九人被授为制置使，四人任副使；他们有的年老，有的任职短暂，有的平庸，有的贪婪，有的残酷，有的荒谬，有的遥领职务而不到任，有的制造裂隙、各自谋划，最终都没有成效。

译于是两川再也没有纪律，监司和戎帅各自专擅号令，擅自任命守臣和县令，完全失去了纲纪。余玠到任后，在府署左边修建招贤馆，供给陈设完全按照帅府的规格，下令说：“集中众人的思想，广泛吸收忠诚有益的意见，这是诸葛孔明治理蜀地的办法。士人想提出谋略告诉我的，近处可以直接到公府来，远处可以在所在州郡自行陈述，然后以礼送来。高爵厚赏，朝廷不会吝惜用来报答功劳。豪杰之士赶来，正是约定期限、建立功业的时候，现在正是时机。”前来的人，余玠都不厌其礼地接待，使他们全都得到欢心；意见有可采用的，就根据才能任用；如果不能采用，也丰厚地赠送礼物答谢。播州的冉琏、冉璞兄弟有文武才能，隐居在蛮地，先后几任边帅征召他们都不来；听说余玠贤能，兄弟便一同前来拜见。余玠按照宾客之礼接待他们，供给食宿格外优厚。他们住了几个月却什么也不说，余玠于是另建馆舍让他们居住，并且常派人暗中观察他们的行为。兄弟二人整天不说话，只相对盘腿坐着，用白垩在地上画山川城池的形状，站起来就把它抹去。这样又过了十多天，他们请求拜见余玠，屏退旁人后说：“今天谋划西蜀的办法，是否在于迁移合州城？”余玠不觉跳起来说：“这正是我的心愿，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罢了。” 冉琏、冉璞说：“蜀地的关口中，形势险要的地方没有比钓鱼山更好的，请把城迁到这里。如果任用合适的人，积聚粮食守卫它，其作用远远胜过十万军队。巴蜀就不足以守卫了。”余玠大喜，于是不与众人商议，秘密把这个谋划上报朝廷，请求下诏破格任官，任命冉琏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冉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迁城的事情全部交给他们负责。任命下达后，整个府署都喧然起来，一致说不可。余玠大怒说：“城池建成，蜀地就会依靠它而安定；建不成，由我一人承担罪责。诸位不要参与。”于是率先修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等十多座城，全部依山筑垒，像棋子、星辰一样分布，作为各郡的治所。又把金州军迁到大获，以保护蜀口；把沔州军迁到青居，兴州军先驻扎在合州旧城，再迁来守卫钓鱼山，共同防备内水；把利州军迁到云顶，以防备外水。这样各处如臂使指，气势相互联络，屯兵聚粮，作好必守的打算，百姓才开始有安居本土的意愿。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兵攻打兴元，没有成功。余玠意气激昂，自信能够建立功业，有把旧日土地带回献给天子的说法。几年之间，他修建城堡、修筑关隘、增加屯堡，边境警报稍稍平息。于是余玠一心出兵，率领各将巡视边境，直接攻打兴元，遇到蒙古将领汪德臣、郑鼎，大战后返回。十二年二月，蒙古将领汪德臣在沔州筑城。不久，又在利州筑城。从此，蒙古军一边耕种一边作战，蜀地于是无法收复。冬十月，蒙古军和汪德臣率兵掠夺成都，进逼嘉定，四川大为震动。余玠率领诸将余愈、兴元用等连夜打开关门，奋力作战，才使蒙古军退去。宝祐元年五月甲午，召回余玠。六月庚申，任命余晦为四川宣谕使，代替余玠。起初，利州都统王防一向残暴强悍，号称“王夜义”，仗恃功劳而骄横放纵，桀骜不驯，不接受节制调度，所到之处都进行抢掠，蜀人深受其害。起初余玠统领蜀地，到达嘉定时，王防率所属部队前来迎接拜见，只有羸弱的二百人。余玠说：“早就听说都统的军队精锐，如今疲惫衰弱到这种程度，实在与我的期望不相称。”王防回答说：“我的军队并不是不精锐之所以不敢立即拜见，是担心惊动随从罢了。”不久，队伍的行进声如雷，江水仿佛沸腾，旗帜鲜明，船中士兵都战栗失色，而余玠神色自若。他慢慢命令属吏按等级赏赐。王防退下后对人说：“儒生中竟然有这样的人。”余玠很久以来就想杀王防，只是担心他在外掌握重兵，轻率行动会危及蜀地，于是与亲将杨成商议。杨成说：“如今即使不杀他，任其势力养成，日后他一抬脚，西蜀就危险了。王防在蜀地虽然时间很久，有威名，但哪里比得上吴氏？吴氏在中兴危难之时，能够百战保卫蜀地，传到四代，恩威更加显著。有一天吴曦发动叛乱，诸将诛杀他就像捉一只孤豚。何况王防没有吴氏的功劳，却有吴曦的反叛之心，仗恃突击的勇力，轻慢法度，放纵士兵残害百姓，把同僚视作奴仆，并没有吴氏那样得到人才拥护的根基。” “现在杀他，不过是杀一个人而已；等他发动起来再擒取，就困难了。”余玠于是下定决心，夜里召王防商议事情，暗中让杨成代替他统领部众。王防刚离开军营，新任将领杨成已经单骑进入营中。将士们都惊愕地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杨成用帅府的指示向他们解释说明，于是他们相继下拜。王防到达后，余玠将他斩杀，随后推荐杨成为文州刺史。戎州守帅想举荐统制姚世安接替王防，余玠一向想革除军中推举替代的弊病，于是带三千骑兵来到云顶山下，派将领接替姚世安。姚世安关闭关门不接纳，且姚世安一向结交丞相谢方叔的子侄，到这时便向谢方叔求援。谢方叔于是宣扬余玠战败，说戎州人心不是自己调停就会发生变故，又暗中唆使姚世安秘密搜求余玠的短处，向皇帝陈奏。皇帝被他迷惑，于是姚世安便与余玠抗拒。余玠郁郁不乐。余玠专制四蜀，凡有奏报，言辞语气都不谨慎，皇帝不能平心接受。防徐清叟入朝应对，谈到余玠时，趁机说余玠不懂侍奉君主的礼节，陛下为什么不出其不意召他回来？皇帝没有回答。徐清叟说：“陛下难道是因为余玠掌握重兵，担心召他而他不来吗？臣料想余玠一向失去士人之心，一定不敢不来。”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以资政殿学士的名义召回余玠，任命余晦知鄂州代替他。秋七月，余玠去世。余玠治理蜀地时，任用都统张实管理军务，任用安抚王惟忠管理财赋，任用监簿朱文炳接待宾客，各自都有固定的法度。至于修建学校、培养士人，减轻徭役以宽缓民力，减轻征税以便利商贾，也都做得很好。蜀地既已富足充实，于是停止京湖地区的粮饷供应，边关没有警报，又撤去东南方面的戍军。自宝庆以来，蜀地的边帅没有能比得上余玠的。然而他长期借用便宜行事的权力，不顾避嫌，又不懂得勇于退让，终于给进谗陷害者留下了口实。他又设置机捕官，虽然足以防止得知士人实情，却把耳目寄托给群小，因此人们多有疑惧。到这时听说皇帝召回自己，内心不得安宁，一夜之间突然死亡。有人说他是服药而死，蜀人没有不悲痛的。薛应旂说：“宋朝不能奋进，像是上天有意限制它。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人才，谗言和嫉妒就随即侵入。这种情形在宋朝盛世时本来就已经有了。熙宁、元丰以后，人才大多互不相容；到了南渡以后，一天比一天严重。等到嘉定、宝庆年间，金国虽然灭亡，蒙古正强盛，余玠治理蜀地，安排部署很有方略，还足以像一根木柱支撑局面。可是谢方叔、徐清叟之流，偏偏制造猜疑离间，导致他死亡。唉！余玠死后，不只是蜀地不再属于宋朝，连国运也可以由此看出结果了。”

译不久又登记没收余玠的家产来犒劳军队，如果不是忠义之士，谁能不因此离心离德呢？二年八月，把利州西路安抚王惟忠交给大理寺审理。余晦统领蜀地时，王惟忠暗中与北方国家相通，于是被交付狱官审理，最终在市集处斩。九月，削去余玠的官阶，夺去他儿子余晦的告身。在此以前，侍御史吴燧等人弹劾余玠聚敛财物、图谋私利等七项罪状。余玠死后，他的儿子余如孙等人把国库仓库中的积蓄全部偷偷带回家，诏令登记没收余玠家产，用来犒劳军队、赈济边境。余如孙于是承认有钱三千万，征收多年才补足。真德秀、魏了翁等贤臣被罢免 理宗宝庆元年八月，罢免直学士院之职。真德秀在此以前，嘉定年间任起居舍人兼东宫讲官，议论政事不避权贵。他知道宰相史弥远想用爵禄笼络天下士人，慨然对刘钥说：“我们这些人必须赶快请求离去，让朝廷知道世上有不肯做从官的人。”于是极力请求出任外职。皇帝刚即位时，真德秀任潭州知州，召回朝廷任礼部侍郎、直学士院。他入朝应对，劝皇帝以容纳接受直言、召用贤臣、牢固凝聚人心为根本，皇帝颇为采纳。当时又召魏了翁为起居郎。魏了翁在开禧初年以武学博士身份应对，因进谏不要开边用兵，被调出任嘉定府知府。不久，他在白鹤山下筑室，以从辅广、李燔那里听到的学问，开门授徒，士人争相背着书箱跟从他学习，蜀人全都知道了义理之学。到这时，他与真德秀一同被召回，洪咨夔也入朝任考功员外郎。洪咨夔议论政事尤其恳切，因而论述台谏官失职，说道：“每月考课即将到来，笔下不敢写出衡量议论是非的不同，也不敢揣摩人情厚薄；不置可否，犹豫吞吐，不能作决定。那些相继勇往直前而不顾一切的人，不过是请求圣驾前往景灵宫拜谒罢了。”台谏官对他十分怨恨。上书谈论济王事情的人很多，史弥远把这视为忧患。有个梁成大，当时县令任期已满等待升迁，谄媚侍奉史弥远的家人，干求请托，态度极其殷勤。一天，他说真德秀应当被驱逐，并说：“如果我进入台谏，一定能够办成这件事。”梁昕把这话传达给史弥远，于是梁成大被提升为监察御史。梁成大便与莫泽、李知孝等人一同议论真德秀所主张的济王赠典不正确，于是命令真德秀提举玉隆宫，洪咨夔也被削去两级官阶离职。梁成大、莫泽、李知孝三人共同做史弥远的鹰犬，凡是违背史弥远意旨的人，三人一定接连攻击。于是名人贤士几乎被排斥殆尽，人们把他们称作“三凶”，又把梁成大称作“成犬”。冬十月，贬低魏了翁的官职，罢免真德秀的祠禄。起初，胡梦昱因议论济王的事情被驱逐，魏了翁出城为他饯行。李知孝于是指称魏了翁是首先倡导这类议论的人，准备攻击他。史弥远还畏惧公众舆论，表面上表示优礼相待，改任魏了翁代理工部侍郎。魏了翁以疾病为由极力辞谢，于是出任常德府知府。谏议大夫朱端常弹劾魏了翁欺世盗名、结党邪佞、诽谤国家。真德秀上奏揭露这些诬陷，诏令魏了翁被削去官职、夺去三级官阶，居住靖州。真德秀被削去焕章阁待制，罢免祠禄。李知孝上书请求再削官阶并流放。真德秀按照正典刑处理此事，梁成大也上奏说：“大奸佞看起来像忠臣，大辩才看起来像木讷的人；有的人喜好名声来推销自己，有的人故意标新立异来自我诡饰，有的人假借高尚的节操来求取名声，有的人装饰矫饰虚伪的学说来欺骗世人。他们的话似乎忠直耿介，内心实际上迂曲邪僻；一旦不能察辨，就会使香草和臭草同放在一个器皿中，使泾水和渭水混杂在一起。他们所说的不能通达时势，所谋划的不能合乎时机；有的强行辩说，把这当作才能；有的诡诈攻击，把这当作求取直名；有的提出奇险的说法来惊骇众人的听闻；有的肆意发表诡诞的议论来迷惑士人的心。他们所做的不是所说的，所坚守的不是所学习的；一旦不能辨别，就会像榫头和卯眼不相合、矛与盾相互冲突一样。”魏了翁虽然被追究并流放，人们仍认为他的罪大而处罚轻。真德秀狂妄僭越、悖逆荒谬，并不比魏了翁少，长期闲居在家，应当削去官阶，按比魏了翁高一级的标准贬谪流放。史弥远劝皇帝把这篇奏章交付有关部门处理，皇帝说：“仲尼不做过分的事。”于是停止了这件事。梁成大写信给亲近的人说：“真德秀是真小人，魏了翁是假君子。”这次举动太过轻率，公论和有见识的人都笑话他。魏了翁到达靖州后，湖湘、江浙的士人不远千里背着书来跟他学习，于是撰写《九经要义》一百卷，订正审定得十分精密，是前代儒者所没有的。真德秀回到蒲城后，修撰《读书记》，对门人说：“这是君主治理国家的门径，如果有人任用我，就拿着这部书去实行。” 绍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任文华阁待制。魏了翁接受诏令后上奏，论述十项弊病，请求恢复旧有典制以彰显新的教化：一是恢复三省的制度，以提高六卿的地位；二是恢复二府的制度，以集中众人的议论；三是恢复都堂的制度，以提高尚书省和枢密院的地位；四是恢复侍从的制度，以招来忠诚的劝告；五是恢复经筵的制度，以光大圣学；六是恢复台谏的制度，以公正地决定官员的升降黜陟；七是恢复制诰的制度，以谨慎发布命令；八是恢复听取言论的制度，以沟通下情；九是恢复三衙的制度，以加强君主的威势；十是恢复制阃的制度，以排除个人私意。魏了翁陈列万言，先引用旧日事实，接着陈述当时弊病，分别说明利害，灿然如同黑白分明。皇帝读后很受感动。戊辰，礼部郎中洪咨夔入朝应对。皇帝问他当今的急务，洪咨夔说：“进用君子，斥退小人，敞开诚心，布施公道。”于是请求召用崔与之、真德秀、魏了翁。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命洪咨夔与王遂一同任御史。洪咨夔对王遂说：“朝廷很久没有台谏官了，应当穷究根本，先从这件事论起。”于是上奏说：“我遍考古代治乱的根源，权力归于君主，政令出自中书，天下没有不治理好的。”

译“权力不归于君主，宫帘与殿陛之间就没有分别，纲常也无法建立，还谈什么政事？政令不出自中书，君主的腹心就没有寄托，必然转而归属于其他方面，还谈什么掌握权力？这就是八种政务驾驭群臣的道理，所以权力独归于君王；而发布诏令的人，必须是天官冢宰。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威势、福祸和权柄都收回掌握，朝廷发布命令，震动四海，天下这才知道有我们的君主。君主既然英明，辅佐大臣就不能自行懈怠；撤除副封，停止先行，坐在政事堂处理政务，天下这才知道有朝廷。这些大的权力和政务，也已经多次推行了。然而中书的弊病，最主要的有四项：一是自作主张，二是独断专行，三是谋求私利，四是固守己见。希望陛下在从容讨论治国之道的时候，宣示臣下所说的话，使大臣充实最初的志向并增强定力，惩戒过去的错误，谋划将来的事务，以符合陛下励精图治、革新开始的意旨。”当时枢密院编修官陈埙也上言：“天下的安危，在于宰相。南渡以来，屡屡错失机会。秦桧死后，所任用的不过是万俟禼、沈该罢了；韩侂胄死后，所任用的不过是史弥远罢了。这是今天应当谨慎对待的事情。”接着又说：“内廷应当严格禁止宦官干政，外廷应当严格选择台谏官。” 于是宦官陈洵益暗中陷害他，监察御史王定弹劾魏了翁，使他出任常州知州。魏了翁是史弥远的外甥。绍定初年，他曾说：“请除去君主身边蛊惑媚上的人，以端正君主的德行。顺从天下公论，革新各项政务。”这大概是指贾妃和史弥远。史弥远对魏了翁说：“我的外甥大概是喜欢求名吧？”魏了翁说：“喜欢求名，是孔子、孟子所赞许的。先秦三代以上寻求士人，唯恐他们喜欢求名；三代以下寻求士人，唯恐他们不喜欢求名。”于是坚决辞去职务，正直的声名一时震动朝廷。端平元年春正月，秘书郎蒋重珍上奏五件事，并说：“从前隐蔽君主的德行，所以咎责故相、故臣，便可以专门诋毁权臣；如今彰明君主的德行，责任在陛下，所以臣下可以责难君父。请召回真德秀、魏了翁任用他们。”皇帝对他说：“君主的职责没有别的，只在于辨别君子和小人。”蒋重珍回答说：“君子指小人为小人，小人也指君子为小人，这就难以辨别了。君主应当精心选择有声望的人，把他们安置在重要职位上，正直的言论每天都能听到，就一定能知道君子的姓名和小人的情状。蒋重珍每次起草奏章，必定斋戒内心、穿戴整齐；有密奏亲笔书写后删削草稿，皇帝称赞他的忠诚笃实。冬十月，召真德秀为翰林学士，魏了翁任直学士院。当时江淮帅阃有进取中原的议论，真德秀上密封奏章说：“调动江淮的兵器甲胄去守无用的空城，运输江淮的金钱粮食去治理不耕种的荒废土地，富庶的成效还未可期待，根本性的弊病却已经显现。请陛下慎重考虑。”皇帝于是提拔真德秀为户部尚书。他入宫觐见，皇帝对他说：“你离开京城十年，我常常切切思念贤才。”真德秀进呈《大学衍义》，乘机对皇帝说：“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者，人民所帮助的是守信者。陛下想祈求上天使国运长久，只在于保持敬慎罢了。敬慎是德行的聚集。仪狄的酒、南威的美色、游盘驰猎和射箭的享乐、玩弄禽兽狗马之物，只要有一样，都足以损害敬慎。如今上天厌弃祸乱已经很久了，陛下如果能敬守德行来迎接并延续上天的福命，中原终究会归我所有；如果只是凭借武力去求取，却不返回根本，天意难以测度，臣实在忧虑。”魏了翁入宫应对，首先请求明辨君子和小人，把它作为进退人才的根本，以杜绝奸邪窥伺的开端；其次论述故相遗留下来的十项过失仍然存在；又论及修身齐家、选用宗室贤者、建立内小学等，都是切实关系到皇帝自身的事情。他又说和议不可信，北方军队不能依靠，军事实力和财用不能倚仗，共有十多条。又口头奏陈利害，直到白昼漏刻已过四十刻才退下，皇帝全都赞许并采纳。当时又召徐侨为太常少卿，催促他入朝觐见。他亲手写了几千字的奏章，内容都激愤恳切。皇帝安慰劝谕他，回头看见徐侨衣服鞋子污损，忧愁地说：“你可以说是清贫了。”徐侨回答：“臣不贫，陛下才贫。”皇帝说：“朕为什么贫？”徐侨说：“陛下的国本尚未建立，疆域日益收缩，受宠幸的人掌权，将帅没有才能，旱灾蝗灾接连发生，盗贼同时兴起，国家经费没有节制，府库空虚，百姓困于横征暴敛，军队怨恨于搜刮克扣，群臣结交营私而天子孤立，国势危急，可陛下还没有觉悟；臣不贫，陛下才贫啊！”他又说：“如今女宠和宦官相互勾结，成为囊橐，放纵地把两个坏人当作工具，侵削国家的精华；而执政大臣又没有缓解的办法。陛下不考虑这些，反而沉溺享乐，世上即使有扁鹊，也会远远看见而转身逃走了。”当时贵妃阎氏正受宠，内侍董宋臣又内外勾结、掌握权势，所以徐侨提到了这些。皇帝被他说动，第二天亲自下诏罢免边帅中尤其无能的人，告诫群臣以朋党为戒，命有关部门裁减节省内外浮费，并厚赐徐侨金帛，徐侨坚决辞谢不接受。二年三月，任命真德秀为参知政事，他以疾病辞谢，于是授任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宫。真德秀上奏说：“使百姓休养生息，讲习武备。”皇帝赞许并采纳。五月，真德秀去世。真德秀在朝任职不到十年，上奏和防奏数十万字，全都切合当时的要务，正直的声名震动朝廷，四方人士传诵他的文章，想见他的风采。他外任所到之处，惠民政绩深厚而广泛，不辜负自己所说的话，因此朝廷内外都称颂他。都城中有时惊传消息，人群喧闹奔拥出关，说：“真直院到了！”他果然到达后，人群又挤满道路聚集观看，久久不散。史弥远因此嫉恨他，总是排斥不用他，但他的声望反而更加显著。他又慨然以弘扬斯文自任，不因学禁之后的处境而稍有疑虑沮丧，后来的学者都尊奉他。晚年皇帝才开始有意任用他，真德秀却突然去世，天下人都以此为遗憾。十一月，任命魏了翁同佥书枢密院事。十二月，派魏了翁前往江淮、京湖督视军马。魏了翁在朝共六个月，前后上了二十多道防奏，都是当时的急务。皇帝将要引他参与政事，但嫉恨他的人相互合谋排斥他。又有人说魏了翁懂得军事体制，于是命他出朝督视军队，赐给他可便宜行事的诏书，待遇如同张浚旧例。魏了翁临行辞别皇帝时，皇帝亲书唐代严武的诗和“鹤山书院”四个大字赐给他。魏了翁在江州开设幕府，任命吴潜为参谋官，赵善瀚、马光祖为参议官。

译三年二月，召魏了翁回朝。当时朝廷大臣多嫉恨魏了翁，所以谋划借派他出外督军来排斥他。过了二十天，又以建督不当为由召他回朝，但皇帝没有察觉。于是魏了翁坚决辞职请求离去。夏四月，魏了翁被罢免。他请求归还田里，未获准许，任资政殿学士、潭州知州。殿中侍御史李韶上奏说：“魏了翁专心于学问，已经将近四十年；忠诚正直的言论，都记载在国史中。近来枢密院的诏令刚下不久便改任镇守，没过多久又上奏让他提举宫观。不知道国家人才中，像魏了翁这样声名显著的人还有谁；请允许臣等尽快召他回来，安排在台辅之位。”没有得到答复。皇帝当时又召崔与之任参知政事，他没有到任。崔与之从成都请求归还广州，每次有任命，都极力辞谢而不肯起任。等到他被任命为广东安抚使时，摧锋军的士兵作乱，放火焚烧惠阳，郡中军队长驱到广州城下，声称要得到帅府属官而杀死他们。崔与之乘轿登城，叛兵望见他，便俯伏听从命令而散去。于是就在家中处理政事。皇帝对他的思念更加迫切，召他参与大政，崔与之极力辞谢。皇帝于是派使者催促他，并向他询问政事中应当施行和停止的事项，以及人才中应当任用和舍弃的人选。崔与之上奏说：“上天生育人才，自然足以供一代任用，只在于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忠诚笃实而有才能的人是上等；才能虽不高但忠诚笃实且有操守的人是次等。任用人的原则，没有比这更好的。所谓忠诚笃实而有才能，就是有德行又有才能的人。如果认为君子没有才能，非要寻找有才能的人任用，意向一旦偏差，名实混淆，那么君子和小人此消彼长的趋势，就从这里开始了。陛下振作精神重新开始，提拔任用老成之士；然而把正直的人看作迂腐疏阔，怀疑他们难以成事；把忠直的言论看作矫饰激烈，怀疑它们近于求名；任用不专一，信任不坚定。有人说世道教化将要衰败，那么人才早已凋零。像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正要进入执掌政权的职位，却相继离去，天意固然难以晓知。至于敢于进谏的大臣，忠心为国，话还没有说出口，斥退就随之而来，一经离去便不能再留，人才难道可以这样轻易得到又轻易抛弃吗？陛下如果能明白过去而谋划将来，近来因直言而离职的人，应立即大力提拔；被调到外地的人，早些召回，使天下明确知道陛下不是疏远正直的人，也不是厌恶忠言，只需稍加转变就可以了。陛下收揽大权，全部归于独断；所谓独断，必须是对是非利害心中有明确见解，然后独自决断并施行。近来听说自从独断以来，朝廷的体统更加轻弱，宰相提出的人选多被阻挠而不能实行，有时任命还从宫中直接发出而宰相并不知道，制定政令、发布命令的根本，已经失去要领了。大体说来，独断应当以兼听为先；如果不兼听而独断，势必发展到偏听，实际上是祸乱的阶梯。威令虽然在上面施行，权柄却已经暗中转移到下面了。又说：边臣主张和议，朝廷虽然知道，却从未明确施行。忧虑边患的人恳切进言，一开口就被斥退，难道不是朝廷也暗中主张和议吗？假使和议可以保全，也应当议定后实行，这才可以。又说：近年来变故层出不穷，盗贼猖獗，雷雹震动，星辰运行异常，都不是小事。京城的灾害，七年中两次出现，难道数万户百姓全都得罪了上天吗？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人，这正是陛下应当战栗警惕的事情；只有征求直言，才可以帮助君德、感通天心。又说：外戚、旧日属官，凡是有丝毫攀附关系的人，谁不乘机等待空隙，以求达到他们最大的欲望？近身侍从之臣，早晚都在身边，容易亲近，却难以防范。司马光说过，不可让内臣使其访察外面的事情，也不可向他们询问群臣的才能与否，因为干预政事的门户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说他们的询问是无心之举，哪里知道爱憎的私心会不会因此而进入其中呢？这对于圣明的德行，难道能没有玷污吗？皇帝看了奏章，赞叹不已，更加急切地催促召崔与之入朝；崔与之多次上奏辞谢，达到十三道，皇帝仍不准许。三年九月，郑清之、乔行简被罢免，召崔与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又辞谢不来。十一月，任命魏了翁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诏令尚未发出，魏了翁就去世了。史嵩之起复 理宗绍定五年春正月，任命史嵩之为京湖安抚制置使、襄阳府知府。端平元年六月，因攻入蔡州的功劳，加授史嵩之为兵部尚书。九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被罢免。三年二月，任命史嵩之为淮西制置使。嘉熙二年二月，下诏让史嵩之以参知政事身份督视京西、荆湖南北路、江西军马，在鄂州设置司署。三年春正月，任命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督视两淮、四川、京湖军马。史嵩之任相以后，当时的正直人士如杜范、游侣、刘应起、李韶、赵汝腾等，都因与他不合而被逐出。王万首上奏论说史嵩之，认为他的行事急迫，气势和声望动摇不定。太学生想催促他回乡时，他受贿的痕迹已经显露。有人说是他的族人揭发他的私事，他便放纵地进行丑诋。身为相国大臣却如此，便不是《尚书》所说的大臣了。当时史嵩之与乔行简、李宗勉一同任相主持国政，议论者说乔行简的缺点是宽泛，李宗勉的缺点是狭隘，史嵩之的缺点是专断。淳祐四年六月，礼部进士徐霖认为宰相史嵩之挟持边功、要挟君主、培植党羽、专擅国政，上奏历数他的深重奸恶，认为他首先夺取了陛下的心，其次夺取了士大夫的心，最严重的是夺取了豪杰的心。如今的士大夫，史嵩之都改变他们的心志并收罗控制了。而且他的改变手段非常深，不是公开向人号召让他们做小人，而是常在善类中选择那些性情柔弱、气势软弱、容易被夺取志向的人，亲近任用一两个；其中稍有不同意见的，便暗中抛弃并远远排斥，以此示范给其他人看。

译那些柔弱的人，起初虽然想做君子，最终却认为名节的尊贵不足以改变对富贵的愿望，对义与利的辨别也终于被妻妾宫室的私欲遮蔽，于是也就跟随他罢了。这就是史嵩之改变士大夫的手段，满朝都受到他的蒙蔽，很少有人不被他欺骗。凡是好事都归功于自己，有过错就归给君主。他入朝向陛下报告，只窥测皇上的心意，迎合顺从风向；出朝对人说，则说某件事是我调停的，某个人是我斡旋的。这就是史嵩之在下面求取声誉，而陛下在上面积聚怨恨。古人所说“这些谋略和政事，都是我君主的德行”，史嵩之哪里曾有过呢？没有得到答复。九月癸卯，史嵩之以父亲生病请求告假，获准。甲辰，史弥忠去世，下诏起复史嵩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朝廷内外没有人敢说话。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一百四十四人叩击宫门上书说：“臣等私下认为，君主和亲人同等重要，如天地一般；忠孝不分古今。侍奉父母孝顺，所以忠心可以移用于君主。自古寻求忠臣，必定要到孝子之家去寻，未有不孝而可以希望他忠诚的。宰我向孔子问服三年之丧，竟说‘服一年就可以停止了’，孔子说‘宰予是不仁的’。孩子出生三年以后，才免于被父母怀抱；三年之丧，是天下共同遵行的丧礼。宰予对他的父母难道有三年的爱吗？宰予请求服丧一年，孔子尚且以不仁斥责他；没有听说过听到父母将死于疾病却不去探问，听到父母已经去世的讣告却不奔丧，有人心和天理的人难道会这样吗？这不只是对父母没有三年的爱，而是对父母连一天的爱也没有。宰予得罪圣人，而史嵩之又是宰予的罪人。这种行为是天地所不容、日月所不照、鬼神共同诛罚、天下万世公论共同讨伐的，他距离禽兽已经不远了。况且起复的说法，圣经中没有，而是权宜变化之法，衰世才开始出现。我朝大臣如富弼，一身关系社稷安危，进退关系天下轻重，是所谓国家重臣、不可一日缺少的人。起复诏书五次派使者送达，富弼认为金革之事改变丧礼，不能用于太平之世，最终不奉命，天下至今称道他。至于郑居中、王黼一类人，顽固残忍而无耻，固守禄位，甘心起复，灭绝天理，最终酿成靖康之祸，过去的事情可以作为鉴戒。史嵩之是什么人呢？心术乖僻邪恶，行迹诡秘。从前他开设督府，用和议使将士的心志懈怠，用丰厚财物窃取宰相之位，网罗天下小人作为自己的私党，把天下的利益和权力夺来归入私室，蓄谋积虑，险恶得不可测量。他在朝廷一天，就造成一天的祸害；在朝廷一年，就留下 一年的忧患。众口一词，都唯恐他不能尽快离去。史嵩之父亲去世，使史嵩之离去有了希望，朝廷内外正以为快，而陛下起复的命令已经下达了。陛下姑且说：“大臣离去，不可以不挽留。”史嵩之没有天良，听到讣告却不动身，反而徘徊拖延，周旋弥缝于贵戚之间，买通嘱托宦官，改变皇上的心意，攀附御笔，必定得到起复的札子，然后才慢慢引身离去。大臣辅佐天子以孝治理天下；孝道不能施行于大臣身上，就是率领天下成为没有父亲的国家。鼎锅尚且有耳朵，史嵩之难道没有听说富弼不接受起复的事情吗？却忍心去做郑居中、王黼一类人所做的事吗？礼制规定，士人听到父母丧讯，见星而行，见星而止。如今史嵩之把父亲去世看得像路人一样，正忙着经营宫中引荐，摇尾乞怜，等到奸谋成功，才开始上路，起初根本看不出有忧伤的神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史嵩之既然是一个没有父亲之心的人，陛下却一定要起复他，难道是因为他有纵横万里、抵御敌人的才能吗？史嵩之本来没有保卫疆土的能力，只有劫制朝廷的手段；敌国内乱、骨肉相残，是上天给他的机会。史嵩之贪取上天的功劳，来欺骗陛下。他的意思是三边纷乱，非我不能制服敌人。却不知道敌情不可测度，并不是史嵩之所能制服的。史嵩之只是想借制服敌人的名义来制服陛下罢了。陛下起复史嵩之，难道是认为他有经营财用的才能吗？史嵩之本来没有使国家富足、使百姓宽裕的能力，只有为自己私下增殖财富的计策。况且国家的财利来源，以盐政最为重要。如今钞法屡次变更，归于国家的利益十中只有一二，而聚集到私库中的已经无法计算。国家的土地日益减少，史嵩之的田宅却越来越广；国家的府库日益空虚，史嵩之的钱袋却越来越厚。陛下眷顾挽留史嵩之，是想用他来有利于国家，却不知道恰恰因此留下无穷的祸害。史嵩之敢于肆无忌惮地谋划起复，是因为有史弥远的先例。或许可以说效法先例，但史弥远丧失的是庶母，史嵩之丧失的是父亲；史弥远先奔丧而后起复，史嵩之却先起复而后奔丧。即使史弥远贪污黩货、贪恋权位，还有顾忌，在嘉定改元十一月戊午起复，到次年五月丙申之间，也没有像史嵩之这样隐瞒父丧、欺骗皇上的；他毁灭天常，竟惨酷到这种地步。而且史嵩之的谋划也很奸诈。自从入相以来，他本来知道父母都已年老，早晚必有意外，便想着没有一件事不为起复预先铺路。在父亲尚未去世以前，已经预先安排好了父亲一死后的局面。近畿总领军饷本来不缺人，却起复尚未卒哭的马光祖；京口守臣难道没有胜任者，却起复尚未服丧期满的许堪。因此民间编了十七字的歌谣，说：“光祖任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以里巷小民之见，尚且知道他的奸诈，陛下难道独独不知道吗？台谏不敢说话，因为台谏是史嵩之的爪牙；给舍不敢说话，因为给舍是史嵩之的心腹；侍从不敢说话，因为侍从是史嵩之的肘腋；执政不敢说话，因为执政是史嵩之的羽翼。史嵩之正当五内分裂之时，却还提拔奸臣掌管言论，认为一定不会有阳城毁坏麻制那样的事情；培植私党占据要津，认为一定不会有吕惠卿反咬那样的忧患。自古以来，大臣若不出自忠孝之家，凭借宠幸和势力延续三代，没有不使国家灭亡的。

译汉代的王氏、魏代的司马氏，就是这样。史氏掌握权柄如今已经三代了，军队将校只知道有史氏，天下士大夫只知道有史氏，陛下身边前后左右的人也只知道有史氏。陛下的势力在上面孤立无援，实在可怕。上天想除掉史嵩之，陛下却挽留他。堂堂中国，难道没有君子吗？只相信一个小人而不觉悟，难道陛下是要让艺祖三百年的天下毁在史氏手中才罢休吗？臣正流泪裁写奏章，恰好看到麻制中说：“赵普处在乾德开创之初，胜非处在绍兴艰难之际，都依从改变丧礼，直到武功安定为止。拟定人物必须同类相比。难道可以把奸恶深重的史嵩之和赵普诸贤相提并论吗？”赵普、胜非在相位时，忠肝义胆贯日，一种德行承受上天恩佑，百姓依靠他们把生命托付，宗庙社稷依靠他们获得安宁。我太祖、太宗、高宗夺去他们守丧尽孝的心愿，使他们勉力陈说国家大事，是为了百姓和宗庙社稷考虑。史嵩之自己看他的器量才干，比胜非如何？尚且不能赶上胜非万分之一，何况能与赵普相提并论吗？臣所谓“提拔奸臣掌管言论”，这就是验证。臣又读麻制，其中说：“探听到愤怒的军队聚集在边境，传递哨骑飞驰的消息。何况秋高马肥，接近冬天，寒气又逼人。正当史嵩之像老虎一样盘踞相位时，忌讳谈论边事，通川失守，过了一个多月才报告；寿春出现警报，直到危急之后才报告。如今谋划起复，却秘密指示词臣公开宣扬边境警报，夸大事势来恐吓陛下，大概是想施行劫制皇帝的阴谋。”臣所谓“提拔奸臣掌管言论”，这里又得到验证。臣私下看史嵩之自称宰相，动辄想守法，到他自己身上却放纵地越出礼法之外。五刑所列罪名有三千种，没有比不孝更大的罪。如果按法律处置他，即使把他置于斧钺之下，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何况还把他放在众人瞻仰的位置上，这将拿什么来教训天下后世呢？臣等与史嵩之本来没有旧日怨恨和私仇，所以争相赶到宫阙之下替陛下进言，也只是想让纲常如日月般显明，使名教重如山岳，让天下做臣子的、做儿子的都以死尽忠、以死尽孝，来保全立身的大节罢了。孟轲说过：“学习三代共同的学问，都是为了明白人伦。”臣等长久受到教育，如果对此不说话，人伦就会被扫地，将和史嵩之一同陷入沉沦。请陛下裁断。没有得到答复。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上书，大意说：“天下有一天也不能废弃的人伦，人心有一天也不能磨灭的公论。大伦即使完全废弃，本来也不足以使乱臣贼子感到羞耻；公论不能磨灭，是为了替宗庙社稷考虑。先儒说，侍奉亲人的感情可以被夺取，那么侍奉君主的感情也可以被夺取。正因为不忠实在源于不孝，最终就会发展到无父、无君，这是必然的道理。陛下对史嵩之恋恋不舍、不忍放弃，难道是因为秋风将近、冬寒又逼近，若不是史嵩之熟悉敌情、熟知边事，就没有人能担当这一使命吗？然而臣等不担忧敌国势力强盛，却担忧陛下的势力孤立。从前金人强盛时，力量是鞑靼的十倍，我国专擅国政的只是秦桧。秦桧死后，金亮南侵，号称有百万军队，谁不是束手而没有对策？当时宰臣陈康伯以沉着镇定运筹庙堂，词臣虞允文以忠义鼓舞士气，最终取得采石之捷，完成诛杀金亮的功业。秦桧死后有陈康伯、虞允文，谁说史嵩之离去后就没有像康伯、允文这样的人呢？只是陛下如今提拔的人，臣等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当代杰出之士，都在史嵩之排斥之后凋零了。王万、谢方叔因争论不能取胜，最先离去；游侣因不让他听到大政而被激怒离去；刘应起因转对时直言而离去；张蟠因转对触犯忌讳而离去；刘汉弼因在台谏中攻击史嵩之的党羽而离去；赵与权因才名压过史嵩之，史嵩之便唆使人将他逐斥；李韶因作为侍从多次指责史嵩之专擅权柄而离去；王伯大因意向不合而离去；赵汝腾因起草麻制没有阿谀之语，史嵩之暗中挑出他的小过失而遣去；徐荣叟、赵葵都落入他的陷阱而离去；别之杰号称宽厚，又因为每件事都要追问始末，被史嵩之假借名义排挤离去；杜范尤其不受皇帝宠信，却负有众望，敢在皇帝面前论争，遇事又有决断，于是史嵩之任用李鸣复，加速使他离去。我私下听说，当时太学九名学生叩击宫门上奏，请求罢免李鸣复、留下杜范，九名学生的密封奏章还没有送到皇帝面前，李鸣复的门生却已经进入台端了。庸俗奸邪的小人恭顺奉承、唯命是从，如今主管官署的人接连上章议论杜范，陛下所借以作为耳目心腹的人，都被史嵩之的“一网”扫空了。陛下虽然居于九重深宫，身处安逸快乐之中，身边没有可以谋议的人，外面没有入朝报告的益处，因此清静自守的圣体，只能在史氏的党局中游移。君父到了这种地步，天下将怎样看待呢？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上书，大略说：“恭敬地读麻制，私下有所疑惑。陛下说史嵩之能够修明法度、使远人服从、运筹三边、指挥百将，又说史嵩之可以安慰中外的期望。这些话都一定不是陛下的意思，而是史嵩之的心腹小人肆无忌惮地替陛下掌管言论。史嵩之不孝，上达于天；吊丧的人在门口，祝贺的人却在里巷，他竟想舍弃丧居而坐上朝廷，脱下丧服而穿上公卿礼服，这样的事情可以忍受吗？谁不能忍受呢？”即使陛下顾念史氏，授给他公卿圭、旌旗和符节等，恩典也已经很深了；可是史嵩之如今一天也不肯放弃相位，他的意图究竟想达到什么地步呢？只要陛下果断除去大奸，社稷就万分幸运。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等也上书恳切劝谏，同样没有得到答复。诸生于是把文字张贴在太学斋舍走廊，说：“丞相早晨入朝，诸生晚上离开；诸生晚上离开，丞相早晨入朝。”当时范钟、刘伯正暂时主持相事，厌恶京学生议论政事，认为都是游士鼓动倡导的讽刺。京伊赵与欢驱逐游士。诸生听说后，作《卷堂文》，辞别先圣而离去，说：“上天将要使斯文丧失，实在关系兴衰的命运。士人又有什么辜负国家之处，竟突然遭受斥逐的罪责？静下来想这件事，实在可耻。”他们感慨祖宗建立国家，扩大兴办学校来储备人才，不只是使丰厚的遗产延续给后人，也是为了使汉都兴盛、尊重国士。

译所以皇上能够大大扩展先祖的事业，明亮显著的御笔把学校整治为四学，少量束帛按例赏给诸生。承受教育如同上天一样广大，只恨没有地方报答；但只想着粉身碎骨，哪里还怕触犯龙鳞。我们尽力揭露王安石的奸邪，共同惋惜刘安世的离去，实在是公议不利于小人。起初暗中劝说我们闭口不言，最终却把我们全部打入一网；他们不承担罪责，反把罪责归于君主，这究竟是什么心肠，竟要使国家空虚？从前郑侨尚且说不可以毁坏学校，李斯也知道驱逐客卿是不对的。他们既然方便地实行这种做法，我们还有什么脸面留在这个困厄之地呢？我们的道义告诉你们，同盟之人不可见到正义而不去做；应当行动，并以此为耻。如果只是为了饱暖，怎能忍受贪恋周粟的羞耻；我们相互扶持，不要踏入秦坑的惨祸。这些话说出后，第二天便离去了。京尹于是把游士的学籍全部削除。当时将作监徐元杰恰好轮流应对，进言说：“臣前些日子进宫侍奉经筵，亲自承受圣上的询问，关于大臣史嵩之起复，臣奏报说陛下发布命令太轻率，士人的议论不可压制。陛下自己尽到陛下的礼，大臣自己尽到大臣的礼。陛下亲口赐答赞同，臣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如今看到学校的文章，使人感慨。况且大臣读圣贤之书，应当畏惧天命、畏惧人言；家庭发生变故，应当悲哀忧戚直到丧事结束，礼制自有常规。臣私下揣想，他怎么竟至于忽视送死这样的大事，轻率出仕而触犯清议呢？前日朝廷轻易发布起复命令，士人议论之所以凛然不安，实在是因为陛下是四海纲常的主宰，大臣身负执掌道义和政事、扶持纲常的责任。自从听说大臣有起复的命令，即使还不知道他将怎样避让或接受，凡有父母之心的人，没有不失声流泪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人心和天理，谁真正没有呢？谈到这里，事情不能传到邻国去。陛下怎么能不悔悟？大臣怎么能不坚忍？臣诚恳地奉纳忠言，哪里敢诋毁攻击？只是为了替陛下爱惜民间伦理，替大臣爱惜名节罢了。奏疏传出后，朝野都传诵称赞，皇帝也察知他的忠诚刚正。冬十月，任命刘汉弼为左司谏。当时史嵩之长久专擅国柄，皇帝也以此为忧苦，于是夜间下御笔，贬黜四名不称职的台谏官。于是谏议大夫刘晋之、侍御史王瓉、监察御史龚基先、胡清献都被罢免，刘汉弼因此得到这一任命。刘汉弼首先赞颂皇帝说：“排除阴邪之人，也许可以转危为安；否则，是非不能并立，邪正不能同进。陛下即使想召回善类，也办不到了。” 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话。十一月，徐元杰再次上奏，论说史嵩之起复，士人议论纷纷，请求允许史嵩之举荐执政大臣代替自己。皇帝说：“学校中的议论虽然是正论，但说得太过分了。”徐元杰回答：“正论是国家的元气。如今正论还存在于学校，就应当保养这一线命脉。”于是请求辞职离去。左司谏刘汉弼也上奏，希望听任史嵩之服完丧期，赶快选用贤臣，早日确定相位。又论及马光祖夺情起复、总领淮东财赋，正是史嵩之预先为日后援引先例留下的地方，请求命令马光祖追回服丧，以补救名教。恰好史嵩之也知道自己不能被众议容纳，上奏请求服满丧制，皇帝于是答应了。五年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突然去世。在这以前，史嵩之离职后，元老旧德之士相继被召回。等到杜范入相，又延请徐元杰参与议政，给政事增益很多。这月初一，徐元杰应当侍立，前一天拜访范钟后回家。当晚，他的腹部突然剧烈疼痛，到了四更，手指和爪甲忽然裂开而死。三学诸生相继伏在宫阙前上言：“从前小人倾陷君子，不过让他们死在南方蛮烟瘴雨之乡；如今蛮烟瘴雨不在岭外，而在朝廷之中。”皇帝下诏交临安府审问，平时供给使唤徐元杰的人都被投入狱中，最终没有办成案件。刘汉弼也常常忧虑奸邪没有全部屏退，没过多久因肿病突然去世。太学生蔡德润等一百七十三人又叩宫门上书申诉冤屈，皇帝下诏赐给徐元杰、刘汉弼各官田五百亩、缗钱五千，抚恤他们的家属。当时杜范入相八十天就去世，徐元杰、刘汉弼又相继暴死。当时人说诸公都是中了毒，朝廷供食也没有人敢把筷子伸下去。史嵩之的侄子史璟卿曾上书劝谏史嵩之说：“自从开设督府以来，东南百姓的民力困于供应，州县仓促之间疲于应办；车载金帛、牵挽刍粟，络绎不绝于道路，一次说督府，两次说督府，却不知道所要做的是什么事，所成就的是什么功。近来听说蜀川失守，议论者多把退兵归咎于鄂州的失误。为什么呢？分兵戍守、排列营屯来准备边防抵御敌人，首尾相互援助，就像常山之蛇。维江有赵葵，庐江有杜伯虎，金陵有别之杰。作为督府，应当占据鄂渚的险要之地，向西可以援助蜀地，向东可以援助淮地，向北可以镇守荆湖。却不谋划这些，反而全部丢弃藩篱，深入腹地，坐视饥民和叛将乘虚捣乱、攻打危弱之处，向沅湘侵犯，向鼎澧动摇。恐怕江陵的形势一旦孤立，武昌的形势就不容易守住；荆湖道路稍有警报，江浙各郡哪里还能高枕而卧？况且杀害投降者而失去信用，那么前日撤除边疆防线的计划就不能再用；内地失去防守，那么前日清空野外物资的防备也不能再施行。这一缺口一旦打开，东南百姓就只会成为砧板上的肉。宋室南渡后的疆土，怎么能够保证金瓯没有缺口呢？为今天计，不如全部撤掉幕府中的群小，尽数召回在野的君子，共同改弦更张，竭力办理王事，也许可以在东隅失误后于桑榆之时挽回。不然，眼看失误却不知道救治，看到错误却不知道改革，天下大势就会日益迅速地走向危亡之境了。” 不久，史璟卿突然去世，相传是史嵩之下毒害死他的。十年十二月，史嵩之服丧期满，有意再次任用他。殿中侍御史章琰直言说：“李昂英、监察御史黄师雍、翰林学士李韶都上奏抗疏论说此事。”于是命史嵩之退休，并下诏不再任用。董宋臣、丁大全的奸邪

译理宗宝祐三年五月，任命宦官董宋臣主管佑圣观事务。董宋臣迎合皇帝的心意，兴建梅堂、芙蓉阁、香兰亭，强行夺取民田，把倡优带入宫中，招揽权势、收受贿赂，没有什么坏事不做，人们把他看作董阎罗。监察御史洪天锡上奏说：“天下的祸患有三种，叫作宦官、外戚、小人，大概是指董宋臣、谢堂、厉文翁。”皇帝让洪天锡修改奏疏，想借此自我警戒整顿。洪天锡又说：“自古奸人即使有所凭恃依仗，心中也未尝不害怕君主知道他们的罪恶。如果君主知道了却只停留在告诫整顿，那么他们的凭恃反而更加扩张，还不如不知道为好。”没有得到答复。六月，任命丁大全为右司谏。丁大全是镇江人，脸色青蓝，是外戚家的婢女女婿；他攀附阎妃以及内侍卢允升、董宋臣，于是得到皇帝宠幸。从萧山县尉逐级升任右司谏。当时正言陈大方、侍御史胡大昌与丁大全同时受任，人们称为“三不吠犬”。戊子，罢免监察御史洪天锡。当时下土雨，洪天锡把这种异常现象写入奏疏，极力论说阴阳以及君子小人的辨别。又说：“蜀中发生地震，闽浙发大水，朝廷上下穷困空虚，远近百姓嗟叹怨恨，只有贵戚和大宦官享受富贵。天下人都贫穷而且怨恨，陛下难道能独自和几十个人共同拥有天下吗？”恰逢吴地百姓列举事实控告宦官董宋臣夺取他们的田地，洪天锡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而御前提举说这些田地属于御庄，不应交给御史台和仪鸾司，又移文给常平司。洪天锡说：“御史的职责是为人洗雪冤屈，常平司的职责是调剂□。如果内廷贵人可以控制这些事，那么内外台官都可以废弃了，还能说国家有纲纪吗？”于是再次弹劾董宋臣，并担忧卢允升。他又说，修内司本来只应负责供应膳食、修缮等事务，近年以来动辄称为“御前奸赃之老吏、逋逃之渠凶”，只要把名字列入其中，有关部门就不能举手办理。狡猾的人献计，凶暴的人助虐，辗转受到伤害的都是良民。希望不要让史官记载说：“内司的横暴，从今天开始。”奏疏上了六七次，全都留在宫中不答复。洪天锡于是离去。宗正寺丞赵崇嶓写信责备丞相谢方叔不能纠正救助，而进谗言的人又说：“洪天锡的论奏，是谢方叔的意思。”于是监察御史朱应元弹劾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两人都被罢免。董宋臣、卢允升仍认为不够痛快，重金贿赂人上书，极力诋毁洪天锡、谢方叔，并请求诛杀他们，使天下明确知道宰相、台谏的罢免出自皇帝独断，与内侍无关。于是调谢方叔出任提举洞霄宫。四年六月，丁大全驱逐右丞相董槐。董槐认为，凡是君主所应当振作防范、能够有利于国家安定的事，没有不去做的。他曾对皇帝说：“有三种情况会损害官吏：一是外戚之家不奉行法令；二是执法的大臣长期任职而擅自施行威福；三是皇城司不约束士卒和将领，军队又不能约束下属，所以士卒横行。士卒横行，变乱就会随时发生；执法者擅自施行威福，所以贤能与不肖混杂。贤能与不肖混杂，奸邪之人就会肆意妄为，贤人则隐伏而不出仕；亲戚不奉法，所以法令被轻视。法令被轻视，所以朝廷的威望降低。这三种弊病不除，政事将日益废坏。希望从皇上自身开始加以革除。”因此，嫉恨他的人更加多了。当时皇帝年纪渐长，独断地掌握权柄，群臣没有能合乎他心意的，于是渐渐喜欢亲近佞人。丁大全正谄媚侍奉受宠的内宫之人，暗中图谋掌握威权，皇帝却没有醒悟。丁大全曾派宾客私下联络董槐，董槐说：“我听说人臣不应有私下交往。我只知道侍奉皇上，不敢私下结交约定，幸亏替我向丁君致谢。”丁大全料定董槐终究不能容纳自己，于是日夜刻意搜求董槐的过失。董槐入宫应对时，极力说丁大全奸邪谄佞，不可亲近。皇帝说：“丁大全从来没有说你的坏话，你不要疑心。”董槐说：“我和丁大全有什么怨仇？只是陛下提拔我到今天这个地位，我明知丁大全奸邪却闭口不言，这是辜负陛下。况且陛下认为丁大全忠诚，而我认为他奸邪，我不能和他共事。”董槐上书请求退休，皇帝没有答复。丁大全更加怨恨他，于是上奏章弹劾董槐。奏章还没有下发，丁大全半夜拿着台谏的檄文调来隅兵一百多人，拔出刀剑包围董槐的宅第，驱逼他出来，骗他说要用轿子把他送到大理寺，想借此胁迫他。将要走出北阙时，隅兵丢下董槐，叫喊着散去。董槐慢慢步入接待寺，罢免宰相的诏令才下达，舆论大为震惊。三名太学生多次上书陈说此事，于是诏令董槐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丁大全驱逐董槐以后，更加肆意横行，路上的人只能以眼色相互示意。太学生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曾唯、刘黻、陈宗六人上书攻击丁大全，丁大全发怒，指使御史吴衍弹劾他们，削除他们的学籍，编管到远州，并在三学立碑，告诫诸生不得妄议国政。士大夫舆论一致称赞陈宜中等人，号称“六君子”。左司郎中陈宗礼看到丁大全专擅权柄，因忌讳而不敢直言，叹息说：“这种情形怎么能居处一天呢？”他面对皇帝进言说：“希望为国家社稷的大计谋划，不要只考虑仓廪府库这类小计；希望取得天下四海人心，不要只取得左右近臣、受宠之人和外戚的欢心；希望把腹心之事托付给忠良，不要只把耳目托付给卑微近幸之人；希望四方通达，以招来正直之人，不要只从旁门小道招引贪污浑浊之徒而拒绝正人。”十一月，任命丁大全签书枢密院事，马天骥同签书院事。当时阎妃宠信丁大全，马天骥也掌握权势。有个无名氏在朝门上写了八个字：“阎马丁当，国势将亡。”十二月，罢免知严州吴槃。皇帝用御宝和黄册催促征收内藏坊场钱，吴槃上奏说：“内库理财过于急切，督促催逼过于严厉。”皇帝的诏书和御用印玺竟用于催缴帑藏钱财，宝册泥封下发，和一般官吏的文书檄令没有区别。身居万乘之尊，却计较财货有无，这件事虽然细小，关系却十分重大。董宋臣暗示台谏弹劾吴槃，使他被罢职。六年夏四月，任命丁大全为右丞相兼枢密使。

译开庆元年春正月，国子监主簿徐宗仁伏在宫阙前上书说：“赏罚，是军国的纲纪。赏罚不明确，纲纪就不能建立。如今天下形势如同器物倾斜，却还没有坠落到地上，国家存亡的关键，确实只在一线之间。军队空虚，将领懈怠，力量匮乏，财用耗尽，环视四方，都似乎不足以依靠。而所能依靠来维系人心、使豪杰奔走效力的，只有陛下的赏罚大权，关键全在这里。权力在陛下手中，而陛下却不知道怎样运用它，那么尚未坠落的东西，怎么能保证最终不会坠落呢？臣私下为此忧惧，已经很久了。陛下在危急之时，拿出金钱布帛，赏赐土地，授予节钺，封以公爵和官秩，即使只有尺寸之功，也一定赏赐，所以臣下应当尽心竭力，图报万分之一的恩德。但是自从出兵越过长江、渡过广南以来，没听说有谁死于疆场，难道是赏罚不足以劝善惩恶吗？现在全国所说的逃避惩罚的人，就是丁大全、袁玠、沈翥、张镇、吴衍、翁应弼、石正则、王立爱、高铸这些人，而首恶则是董宋臣。因此朝廷士大夫抗疏进言，学校诸生叩击宫门，甚至有人想借尚方剑替陛下除掉恶人，而陛下竟释放他们而不追问，难道真是想偏爱这几个人，而严重违背千千万万人的心愿吗？” 如今天下的事势危急了，朝廷的纲纪败坏了。如果误国之罪不加诛罚，那么用兵的将士就不会勇敢；东南一隅，已经有一半败坏在这几个人手中，而惩罚却没有损伤他们一根毫毛。他们正拥有丰厚资财，挟持声色享乐，高卧在华屋之中，却使陛下和几位大臣焦心劳神，这可以吗？在外征战的三军，难道不会愤愤不平地说：‘酿成祸患的是谁？’却让我们捐躯于战争之中；遭受灾难的百姓，难道不会群起怨恨地说：‘招来祸乱的是谁？’却让我们在刀兵之下流血。陛下也曾想到这些吗？”皇帝没有答复。徐宗仁又极力论说董宋臣，说他盘踞固守已久，蒙蔽皇帝日深，如果不诛杀他将贻误国家，最终仍没有得到答复。冬十月，罢免丁大全。当时防古侵犯侵扰日益严重，丁大全掌国政，却隐瞒不让皇帝知道。到这时罢去宰相职务，任观文殿大学士、判镇江府。中书舍人洪芹封还诏书并上奏说：“丁大全具有鬼蜮般的资质，行为像穿墙盗窃之徒，援引凶恶之人，陷害忠良，阻塞言路，扰乱朝纲，请求追夺官职，远地流放，以伸张国法。”御史朱貔孙等人相继论说丁大全奸邪回险、狡诈狠毒、残害贪婪，借陛下的刑罚威势来钳制天下人的嘴，凭借陛下的爵禄来笼络天下的财货。饶虎臣又论说丁大全断绝言路，破坏人才，耗竭民力，贻误边防。因这四项罪行，诏令他退休。景定元年夏四月，把内侍董宋臣调出，安置到安吉州。三年十一月，把丁大全流放到新州，他在途中死去。公田的设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谢方叔说：豪强兼并土地的祸患，到今天已经达到极点；如果不限制民户占有的田产，实在无法挽救世道，这也是挽救世道的权宜办法。国朝驻跸钱塘，已经一百二十多年了。外部疆土日益荒芜，内部人口日益增多，权势之家日益强盛，兼并的风气日益滋长，百姓日益贫困，财政经制日益败坏，上下受到煎熬逼迫，形势仿佛已经到了无法作为的地步。所谓掌握富贵权柄的人，如果不是君主能够专有这些权力，有识之士就会感到忧惧。百万百姓赖以生存养活的东西，都根本出自粮食；粮食的产出，都出自田地。如今百姓的肥沃田地，全都归于权贵势力之家，有的每年收取租米达到一百万石。小民有一百亩田，连年被差充保役，官吏从各方面苛索；不得已，只好把自己的产业献给豪门大族，以求免除差役。小民的田地日益减少，而保役却没有停止；大官僚的田地日益增加，而保役却不涉及他们。这正是弱肉被强者吞食，兼并日益严重，百姓无法完成自己的生计。到了这个时候，难道可以不严立经制来加以防范吗？去年谏官曾以限制田产为说，朝廷把这件事搁置不问，却不知道今天的国用和边饷，全都依靠和籴。然而，权势显赫、田地很多的人家，和籴不能加到他们身上，保役也不能涉及他们。敌人在外窥伺，盗贼在内窥探，处在这样的时势中，与其拥有很多田地和丰厚资财却不能长久保全，哪里比得上拿出钱财帮助国家，共同缓解当前困难呢？关键只在于转变他们的想法并加以开导。请陛下告谕几位大臣，摘取臣僚所陈述的建议加以施行，使经制得以确定，兼并得以遏止，以此尊重朝廷、充裕国计。陛下不要被贵近之人的言论牵制而动摇最初的主意，大臣不要因为害怕仇怨太多而废弃良策。”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考察谢方叔的这个建议，大概是设置公田的开端，所以记载在这里。景定四年二月，贾似道掌管国政，因为国家财政困窘于制造楮币，富民又困苦于和籴，想要变更法令却没有想好办法。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献上购买公田的建议。贾似道于是命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毖、张希颜上奏建议说：“三边屯驻的军队，没有粮食就不能吃饱；各路实行和籴，没有楮币就无法进行。既然不能免除供给军粮，那么和籴就应当广泛筹划；既然不能免除和籴，那么楮币就不能停止制造。为今天谋划，想要便利国家、便利百姓，同时办理军粮、提高楮币价格，没有比实行祖宗限制田产的制度更好的办法了：按照官品计算田地顷数，按照品级计算数额。命令两浙东西实行和籴的地区，先进行归并和析分的清理，然后把官户超过限额的田产抽出三分之一按价买回，用来充作公田。只要得到一千万亩田地，每年就可以收取六七百万石粮食，这样军饷就非常充足，可以免除和籴，可以供给军队，可以停止制造楮币，可以平抑物价，可以安定富室。一件事实行起来，就会兴起五种利益。”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诏购买公田，设置官田；任命刘良贵提领，通判陈訔任检阅，作为副手。

译刘良贵请求下达都省，严格建立赏罚，查究归并田产的弊病。只有徐经孙分条列举了它的危害，贾似道暗示御史舒有开弹劾他，使他罢职归家。浙西安抚魏克愚说：“收取四路民田，确定限额后按价买回，是为了免除和籴、增加国家储备。议论这件事的人并非不认为自己公正而忠诚，然而还没有看见它的利益，却已经看见它的危害。近来给事中徐经孙上奏，详细说明江西买田的弊病；浙西的弊病则比徐经孙所说的更加严重，于是我逐一陈述八件危害，上疏后却没有被采纳。”不久，皇帝亲笔下诏说：“要永远免除和籴，没有比购买超过限额的田地更好的办法；但是现在春耕正开始，暂且等到秋收后再继续讨论施行。”贾似道愤然上疏请求离职，又暗示何梦然、陈尧道、曹孝庆上奏挽留他，并劝皇帝下诏慰问勉励。皇帝于是催促贾似道出来处理政事，并说：“应当先从浙西各路开始，把那里作为准则。”贾似道详细陈述制度，皇帝全部听从。两省恭敬谨慎地奉行。贾似道首先拿出自己在浙西的一万亩田作为公田，荣王和苪接着这样做，赵立奎自己陈说愿意投卖田产，从此朝廷内外没有人敢再说话。六月庚申，下诏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办理完毕。买得公田三百五十多万亩。现在秋收临近，荆湖、江西各道仍旧实行和籴。丙寅，下诏公田事务办完，晋升刘良贵等人的官职。最初购买官田时，还有抑制豪强、排斥富户的意思；后来实行摊派，二百亩以下的免除，其余各家都购买三分之一。此后即使只有一百亩田的人家，也不能免除，仍要定价收买；每石只偿付十八界会子四十文。而浙西的田地，每石租额有价值千缗的，也按这个价格办理。价钱稍多的，就一半给银、一半给绢；再多的，就给度牒、告身，按价值折算：登仕郎诰准三十楮，将仕郎诰准一千楮，并允许参加漕试；校尉诰准一万楮，承信郎诰准一万五千楮，承节郎诰准二万楮，安人诰准四千楮，孺人诰准二千楮。百姓失去实在的田产和差役利益，得到的却是虚名和空额；官吏又任意施行严酷手段，浙中大为骚扰，百姓破家失业的很多。官吏中有奉行不力的，刘良贵就弹劾他们，追夺出身，永不收录叙用。因此主管官署争相把买得田多作为功劳。贾似道又派陈訔到秀湖，廖邦杰到常润，督促六郡买田，并设置专官。平江是包恢、成公洙；嘉兴是潘墀、李补、焦焕炎；安吉是谢奕、赵与訔、王唐珪、马元演；常州是洪穮、刘子庚；镇江是章坰、郭梦熊；江阴是杨班、黄伸恢。在平江，甚至使用肉刑办理此事；廖邦杰在常州残害百姓尤其严重。甚至有本来没有田地的人，因为被强行归并、压迫购买而自缢。朝廷只把买得公田当成功劳，下诏晋升刘良贵官阶两转，其余人也分别晋升品秩。五年三月，贾似道说：“公田已经办成，如果再由州县总管，恐怕危害不能消除而利益也不能长久，请把江阴、平江公田隶属于浙西宪司，把安吉、嘉兴公田隶属于两浙运司，把镇江公田隶属于总所。每年把租税输送到官仓，特别给予减免二分；如果遇到水旱灾害，再另行议定减免数额。仍设置四个分司主管公田，每乡设置官庄一所；百姓替官府耕种的称为官佃，替官府督管的称为庄官，由富裕者充任，每两年轮换一次。”最初购买时，上下迎合，只想使购买的数额多，凡是六七斗都算作一石。等到收租时出现亏欠，便按规定数额向田主收足，于是造成无穷的祸害。秋七月甲戌，彗星出现。下诏允许朝廷内外直言，台谏和士人百姓多次上书，认为公田制度不便，是民间愁怨造成的。于是贾似道上奏，极力辩解并请求退位。皇帝说：“议论事情容易，承担事情困难，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假如公田的主张不可行，你当初提出建议时，朕早已阻止了。正因为它能够兼顾公私，所以才决定实行。如今事情已经办成，每年的军饷都要靠它供给，如果突然因为人的议论而废止，虽然可以立即平息一时的异议，但国家的财政怎么办呢？你既然承担了事情，也应当承担怨恨；只要礼义没有过失，又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呢？”知临安府刘良贵也因为人们议论纷纷，自己陈说括田的劳苦，请求一同罢免，皇帝没有答应。因此，公正的舆论顿时受挫。九月，贾似道请求在各路实行经界推排法，从此江南的土地无论大小都有税，百姓的负担更加困苦。度宗咸淳三年十二月，司农卿李镛说：经界之法曾经商议要修明，但修明最终没有实行；曾经下令自实田产，但自实最终也没有完成。这难道不是因为上面主持政事的人总想逃避理财的名声，下面妨害成事的人又总是倡导扰民的说法吗？所以宁可坐视县邑政事败坏，也不敢追究狡猾官吏和奸诈百姓的欺骗；宁可忍受向下户苛取，也不敢承受豪门大姓的怨恨。经界之法，必定要增派许多官吏，必须召集全部都保，必须走遍田间小路，必须全部丈量步亩，必须审定田地等级，必须详细折算等级。奸弊会不断产生，事情长久不能办完。至于推排法，不过是由县统辖都，由都统辖保，选用富裕而公正的人，核定田亩和税色，记载在图册中，使百姓有固定的产业，产业有固定的税，税有固定的簿籍罢了。臣守吴门时，已经看见这种方法施行。如今听说绍兴也逐渐办出了头绪，湖南漕臣也已报告一路办成。臣私下认为，东南各郡都应恭敬谨慎地奉行。如果有田亩尚未核实，就命乡局加以厘正；图册尚未完成，就命县局督促办理。又必须由郡守监察县里的拖延，监司监察郡里的懈怠，严格号令，落实赏罚，以秋冬为期限完成此事，以年岁考核它的成效。

译像《周官》所说的每日完成、每月核计、每年考察那样，进行综合审核。于是下诏各路漕司和帅司施行。大体说来，南渡以后，水田的收益比中原丰富，所以水利大为兴盛。至于那些没收后招募百姓耕种的田地，都仍按旧有的私租额收取，每每失之过重。缴纳租税时，公田和私田的办法完全不同：私租额虽重而缴纳较轻，公租额重而缴纳也重，佃户便无法承受。州县胥吏和仓库办事人员，都能借此谋求侵吞渔利。金人时而和谈、时而交战，交战时军需浩繁，和谈时岁币重大，国家财用常常难以接济。于是趁百姓苦于官租太重，命有关官署括取、出卖官田来供给国用。起初放宽他们的力役以诱导他们，最后却免不了强行摊派，这就是官田的弊病。嘉定以后，又有所谓安边所田，收取田租来帮助缴纳岁币。后来又限制百姓所占有的田产，买取超过限额的部分，称为公田。起初议论是想减少和籴来减轻百姓力量，但它的弊病非常多，租额尤其沉重。直到宋朝灭亡，遗留下来的祸患仍没有停止。《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六 明代冯琦原编 陈邦瞻增辑 防古诸帝的即位【太宗、定宗、宪宗、世祖】理宗宝庆三年十二月，防古主特穆津在六盘山去世，在位二十六年，庙号太祖，共有六个儿子。长子叫卓沁，性情急躁而善于作战，早死。第二子叫察罕台，第三子叫谔格德依，第四子叫图类。到这时，由图类监国。绍定二年八月，防古主谔格德依即位。谔格德依听说太祖去世，从和博果地赶来。防古人耶律楚材以遗诏召集诸王，诸王全都到齐，请求立谔格德依为帝。当时图类监国，诸王的意见仍然犹豫不决。耶律楚材对监国说：“这是国家的大计，如果不早作决定，恐怕会发生其他变故。”监国于是和诸王奉谔格德依在和琳东边奎腾阿喇勒之地即位。当时各种事务刚开始建立，礼仪简略草率，耶律楚材首先制定册立礼仪，使皇族诸王和尊长都按班次排列行拜礼。又因为中原刚刚平定，还没有号令制度，长官都可以自行决定杀人和处置生死，稍微有违逆心意的人，刀锯刑罚立即跟随而来，甚至有全家遭祸的。耶律楚材把这件事说出来，命令禁止断绝这种做法。淳祐元年十一月，防古主谔格德依去世，庙号太宗。谔格德依性情嗜酒，晚年尤其严重，耶律楚材多次劝谏，他都不听，于是拿酒槽的铁口献给他，说：“这块铁被酒腐蚀，尚且达到这种程度，何况人的五脏呢？”防古主才稍微减少饮酒。这年二月，他病势沉重，脉搏断绝。第六皇后鼐玛锦氏不知如何处理，召耶律楚材询问。耶律楚材回答说：“如今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卖官鬻狱，无辜被囚禁的人很多，应当大赦天下。”皇后急忙想施行，耶律楚材说：“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能这样做。”过了一会儿，防古主稍微苏醒，皇后把这件事告诉他，他点头答应，于是发布赦令，脉搏又恢复了。到十一月病愈，耶律楚材按照六一之数推算，认为不适合打猎。身边的人都说：“不骑马射箭，拿什么作乐呢？”于是出猎，五天后到达谔特古呼兰温都尔哈玛尔，进酒欢饮，直到深夜才停止。第二天去世。谔格德依量度时势、估量能力，所做的事没有超过常规。当时华夏百姓富足，羊马成群，时人称为太平。起初，防古主曾下诏，指定孙子实勒们为继承人；实勒们是防古主第四子库春的儿子。到这时，皇后召耶律楚材询问，耶律楚材说：“这不是外姓臣子所敢知道的，自有先帝的遗诏，希望遵照执行。” 皇后不听，于是在和林临朝称制。三年三月，防古中书令耶律楚材因忧虑成疾而去世。当时防古后鼐玛锦氏临朝称制，温都尔哈玛尔专擅政权，权势压倒朝廷内外。皇后后来拿御宝盖过的空白纸张让他自己书写填充。耶律楚材说：“天下是先帝的天下，朝廷自有法令章程。如今想要扰乱它，臣不敢奉诏。”又有诏令说，凡是温都尔哈玛尔提出的意见，令史不替他记录，就砍断令史的手。耶律楚材说：“国家的典章旧制，先帝全都交给老臣掌管，令史有什么关系？事情如果合乎道理，自然应当奉行；如果不能实行，即使死也不躲避，何况只是砍手呢？”皇后不高兴，耶律楚材愤懑忧郁，积成疾病而死。有人诬陷他说：“耶律楚材做宰相二十年，天下贡赋有一半进入他家。”皇后命近臣查验，只发现十多件琴阮、古今书画和金石遗文数千卷。耶律楚材做宰相时，端正严肃地立于朝廷，不向权势屈服；每当陈述国家的利弊、百姓的安危时，言辞神色都十分恳切。太宗曾说：“你又想替百姓哭泣吗？”耶律楚材常说：“兴起一项有利的事情，不如除去一项有害的事情；增加一件事务，不如减少一件事务。”人们认为这是名言。宋子贞说：“元朝承接大乱之后，天纲人理几乎完全泯灭，加上南北的政治常常互相违背，出入朝廷、掌握政权的大臣又都是各部族的降附之人，语言不通，志趣不同。耶律楚材以一个书生孤立处在其中，想要施行自己所学，可以说非常困难。然而实际施行的成果，十件中只有一两件。假如没有耶律楚材，人类还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当时防古诸王图类的第四个儿子呼必赉，想在天下大有作为，召集藩府旧臣和各地有文学才能的人，向他们询问治理之道。起初，邢台人刘秉忠才气英爽，不受拘束，十七岁时任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此奉养双亲。他平时郁郁不乐，一天丢下笔叹息说：‘我家世代都是做官的人，难道竟然沉没为掌管文书的属吏吗？大丈夫在世上不得志，应当隐居来求得自己的志向。’于是弃职离去，隐居在武安山中。过了很久成为僧人，往来于云中。正逢呼必赉召集其他僧人，于是邀请刘秉忠一同前往。进去以后，见他应答符合呼必赉的心意。刘秉忠没有什么书不读，尤其精通天文、律历、三式、六壬、遁甲等学说，谈论天下大事就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呼必赉非常喜爱他。刘秉忠又推荐张文谦，呼必赉召他来任掌书记。六年秋七月，防古主库裕克即位。库裕克是太宗的长子，他的母亲是第六皇后。第六皇后临朝四年，到这时会集诸王和百官商议立君，古裕于是就在昻吉苏默托里之地即位，朝政仍然由皇后处理。八年三月，防古主库裕克在杭锡雅尔之地去世，庙号定宗。当时国内大旱，河水全部干涸，野草自行燃烧，牛马死亡十分之八九，百姓无法生活。诸王和各部又派使者到各郡征求财物，有的到西域向回鹘索取珠宝，有的到海东索取鹰鹘，驿站骑马的使者往来不断，昼夜不停，百姓的力量更加困乏。皇后乌拉海额实于是抱着库春的儿子实勒们听政，诸王大臣大多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