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卷五

译嘉祐四年二月，废止茶▯制。自从茶由官府▯卖以来，百姓私自储藏、盗卖都有禁令。对腊茶的禁令尤其严厉，每年因而判刑治罪的人数不胜数。茶园户困于征取，官府又借机侵扰，因而陷入罪责，甚至每年都有破产逃亡的人。况且茶法屡次改变，每年的课额日益减少，官茶到处陈积，县官获得的利益没有多少。议论的人都说应当放宽禁令。皇帝说：“茶和盐是百姓食用的东西，却强行设法禁止，导致犯法的人很多。只是经费还很广，暂时不能放宽禁令罢了。”不久叶清臣请求允许通商并收取税钱，以免除运输的劳苦，减少刑罚过滥。又说茶和盐同样都是人们所需要的，应当按照人口确定赋税。三司商议后认为不可实行。于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都上书，请求停止发给茶本钱，放开茶园户贸易，由官府收取租钱和当地征算的钱，交归▯货务，以补偿边地籴粮的费用。这样既可以掌握财利来源，又可以宽减民力。富弼、韩琦、曾公亮都认为这份奏疏正确，请求皇帝实行。皇帝下交三司议论，三司说：“茶课中发给本钱、收取利润，所得非常少，却带来烦扰。茶园户缴纳茶税所受的侵害日益严重，小民为了逐利而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 应当约定每年收入息钱的数额，平均交给茶民，任凭他们买卖；各地只收取▯而不给本钱。”于是下诏说：“古代山林川泽的利益与百姓共享，所以百姓在下得以富足，君主在上得以富裕。国家没有战事，刑罚也因此清明。自唐建中年间开始实行茶禁，上下都谋求从中获利，至今将近二百年。听说近来茶禁造成的祸害更加严重，百姓遭受苛求的困苦，每天只有叹息。官府接受泛滥而低劣的收入，每年因陈积、私藏、盗贩而犯罪的人非常多。严刑峻法，实在使人于心不忍。这就等于在江湖之间、方圆数千里的地方，设置陷阱来伤害我的百姓。朕对此心中悲悯，考虑这件事已经很久了。曾间或派使者前往询问，而百姓都欢欣地希望放宽茶禁。每年收入的税课按时上交官府，一两位近臣分条分析了情况，朕仍感到不安。又削减每年输纳的数额，使百姓能够富足，彼此赖以为生；让通商获利，历代相沿的弊病一朝革除，著为常法，不再改变制度，减少上面的所得而增加下面的利益，以使我的百姓得到休息。还担心那些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会借机成为奸党，胡乱陈奏议论来迷惑官府，必须施以明确的刑罚，不得有任何宽贷。”每年输纳的钱共三十三万八千有余缗，称为租钱，与各路的本钱一同储存起来，等待边地买粮。从此只有腊茶仍像过去一样禁止，其他茶叶都可以在天下通行。议论者仍说，朝廷立意体恤百姓、减少刑罚，意愿确实是善良的。然而茶户先前从官府领取钱，现在却要反过来把钱交给官府，收取和缴纳之间，利害相差百倍。先前百姓只是违法贩茶而受刑罚，如今却把赋税平均摊派给百姓，赋税不能按时交纳，刑罚也会牵连到他们，这就成了良民代替违法者受罪。先前商贾替国家运送贸易，州郡收取他们的税；如今商贾因利润微薄而不再经营，导致每年的额数不能完成，国家经费日益窘迫。翰林学士欧阳修、知制诰刘敞都主张这一说法，请求废除先前的法令，皇帝没有听从。神宗熙宁二年三月，任命薛向为江浙荆淮发运使。当时范祥去世，薛向接替他主持这项事务。薛向请求兼办以盐换马。王安石当时命令群牧司主持这一主张，并请求让薛向长期任职。薛向恰逢听到淮南转运使张靖说，薛向破坏盐法并且有欺骗隐瞒的行为。皇帝召薛向和张靖当面对质。钱公辅、范纯仁都说薛向有罪。王安石排斥众议，依法治罪张靖，让薛向取代他。薛向请求立即在永兴军设置卖盐场，拿边费钱十万缗储存在永兴作为盐钞本钱，由官府出本钱、官府自行贩卖盐，而停止通商。皇帝听从了。熙宁七年夏四月初，实行榷蜀茶时，王韶筹划开拓河湟的防务，派三司干当公事李▯进入蜀地筹划经营，在秦凤、熙河买茶来换马，并让著作佐郎蒲宗闵一同主持此事。起初，蜀地的茶园都是百姓缴纳两税的土地，不种五谷，只适宜种茶，赋税一律折纳，税额总计三十万。李▯于是就在蜀地各州创设官营茶场，更加严厉地禁止私下交易。知彭州吕陶说：“市易司控制各种货物，每年所得利息不过十分之二；如今茶场司全部榷取百姓的茶，取得十分之三的利息，茶户所受的祸害实在无穷。”诏令只收取十分之一的利息，吕陶也因此获罪。不久，任命李稷为都大提举茶场。李稷和蒲宗闵一味搜刮利益、施行严急政策，一年之间，连同通常的课利和旧界息税，共收入七十六万七千余缗。李稷又征召陆师闵任干当公事来辅佐自己。熙宁八年十二月，重新制定解池盐钞法。自薛向创立盐钞本钱以后，后来虚发的盐钞越来越多，而盐的价值越来越低。到这时，许多人说官卖盐不便利，请求恢复通商。王安石采纳提举张景温的意见，甚至强迫百姓购买官盐，按照贫富和职业确定购买多少；买卖私盐，准许别人告发，并把犯人的家产赏给告发者。购买官盐食用而没有吃完、留过一夜的，也按照私盐法治罪。于是民间骚动怨恨。盐钞旧法每席六缗，到这时只值二缗有余，商人不再运粮，边地储备因此失去准备。哲宗元祐元年秋七月，废除成都榷茶场。当时刘挚、苏辙议论陆师闵在成都增设茶场、专卖茶叶，其祸害超过市易，于是贬降陆师闵的官职并废除茶场。适逢上官均议论集贤修撰黄廉前往依附蔡确，朝廷将黄廉调出任陕西都转运使。黄廉到达陕西后说，茶政应随具体情况制定，凡对公家有利的不能苟且废除以博取名声，对百姓有害的不能苟且保留以牟利；请求熙州、秦州的茶政不要改变，而废除成都茶场，允许东路通商，禁止南茶进入陕西，以便利蜀地货物，并把每年以茶换马的定额确定为一万八千匹。朝廷听从了，过了一年多，人们都称便。起初，陆师闵预计每年茶息收入为一百二十万缗，搜刮克扣、招致怨恨，无所不至。等到黄廉把公私双方的弊病全部革除，几年以后也取得了一百二十万缗。元祐六年秋七月，又恢复设置解盐使，诏令盐重新允许通商。徽宗崇宁二年夏四月，改变盐钞法。蔡京想把四方的钱财全部搜括起来，充实中都，以夸耀富强、巩固自己的恩宠，便让商人先把钱交给榷货务，再拿盐钞到产盐的州郡支取盐，而旧盐钞全部作废。商人总共交三次钱，才得到一份原本价值相当的货物；由于没有资金再换盐钞，已经交出的钱全被侵吞。于是有人带着数十万张盐钞，一天之内全部作废，早晨还是豪商，晚上就成了同流浪乞丐一样的人。有的人投水、上吊而死。商贾无法通行贸易，边地储备失去准备。淮东提点刑狱章绎见到这种情况而怜悯他们，上奏说改变盐法误害百姓。蔡京大怒，剥夺了章绎的官职。整顿雅乐

译仁宗天圣元年冬十月，翰林侍讲学士上言：“郊祀、宗庙的文舞和武舞失去了次序，希望交给有关部门考察议定。”于是学士承旨刘筠等议论说：“周人奏《清庙》祭祀文王，奏《执竞》祭祀武王。汉高帝、文帝也各自有舞乐。到了唐代，太庙有事，每一室的乐歌名称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帝王的功德各有不同，舞乐也随之改变。近来有关部门没有详细考察旧制，祭祀献酒时只奏登歌，而不演奏乐舞，这个错误十分明显。请依照旧制，宗庙酌献时恢复使用文舞。皇帝回到版位后，文舞退下，武舞进入。第二次酌献醴酒完毕，演奏武舞。到第三次献酒完毕，献酒者回到原位时停止。因为宗庙各室分别颂扬功德，所以文舞迎神之后，各自演奏该室的舞乐。郊祀时，降神奏《高安》曲，文舞已经开始演奏；等皇帝酌献时，只奏登歌《禧安》乐，而悬挂的乐器和舞队不演奏。第二次献酒、终献仍使用武舞。”诏令同意。景祐元年八月，判太常寺燕肃等上言：“大乐所用器物制作已久，钟磬等金石乐器音调不协调，希望依照周王朴所造律准加以考察修治，并检阅乐工，罢免不能胜任的人。”于是命直史馆宋祁、内侍李随与燕肃等共同主持此事，又命集贤校理李照参与。于是皇帝驾临观文殿，取出律准察看，亲自书写在上面，交给太常寺。诏令寻访通晓音律的人，范仲淹推荐平民胡瑗。召胡瑗到崇政殿应对，让他与镇东军节度推官阮逸一同校订钟律，分别制作钟、磬各一架。以一粒黍的宽度为一分，制定尺的律径为三分四厘六毫四丝，周长为十分三厘九毫三丝。又以大黍累积成尺，以小黍充实龠，丁度认为这不是古制，便停止采用。授予胡瑗试秘书省校书郎。景祐二年二月，命集贤校理李照重新制定雅乐。当时太平日久，皇帝留意礼乐之事，判太常寺燕肃等上奏考定乐器并检阅乐工。皇帝驾临延福宫亲自察看，演奏郊祀、宗庙乐曲五十一首，因而询问李照乐音为什么高，命他详细陈述。李照说：“王朴所造的律准比古乐高五律，比教坊乐高二律。大概由于五代战乱，雅乐废坏，王朴独出心裁制作律准，不合古法，使用于本朝，终究没有得到福应。又，编钟、镈钟、磬在大小、轻重、厚薄上没有差别，铜锡也不精良，声韵失去美感；大的压过小的，小的受到压制，不是合乎中度的乐器。过去轩辕氏命令伶伦截竹制作律管，后来又命神瞽使它协调于中声，然后声音应和凤凰的鸣叫，管子的长短参差也像凤凰的翅膀；这种乐制流传至今，是不可磨灭的法则。希望允许臣依照神瞽的律法试铸一架编钟，可以使度量衡彼此协调。”于是诏令在锡庆院铸造，完成后奏报皇帝。李照于是建议改制大乐，取京县的秬黍累积成尺来制定律，铸钟加以审定，声音仍然偏高；又改用太府布帛尺为标准，于是下令太常制定四律。另诏潞州把羊头山的秬黍送到官府。李照于是自己制定律管的方法，以九十粒黍的容量为四百二十星，每一星占九秒，每一粒黍的容量得四星六秒，九十粒黍得四百二十星，把它作为十二管的确定标准。于是诏令内侍邓保信监督群工，李照又推荐集贤校理聂冠卿来考订雅乐制度和历史事实，由入内都知阎文应主持此事，中书门下总领。凡是改制事项，都交中书门下详细审定后上奏。另诏翰林侍读学士冯元、宋祁参与。聂冠卿与李照讨论乐理，成为一代的典范。又诏令天下如果有深通钟律的人，所在地立即把姓名上报。于是杭州郑向推荐阮逸，苏州范仲淹推荐胡瑗，都说他们通晓古乐，诏令派人召至京城。其他献上乐书的人，也全部交给有关部门。那时胡瑗制作的钟磬大大改变古法。徐复笑着说：“圣人把道理寄托在乐器和声音上，如今不先寻求正确的声音，反而改变乐器，怎么能使用呢？”后来胡瑗的制作全都没有奏效。徐复字复之，是建州人，起初游学京师，考进士没有考中，退下来学习《易》，通晓流衍卦气之法，自己占卜得知没有禄位，于是没有了进取之意，在淮、浙之间游学多年，更加通晓阴阳、天文、地理、遁甲、占射等各家的学说。有一天，他听同乡林鸿范讲说《诗经》，并且谈到诗为什么用于乐，忽然像有所领悟，于是从声音和乐器方面寻求，终于悟出七音、十二律清浊的次序，以及钟磬的侈弇、匏竹的高下等制度，全都通晓；不久被召见，任命为大理评事，他坚持以疾病为由辞谢。五月，李照上奏雅乐制度，说既然已经改制金石乐器，那么丝、竹、匏、土、革、木等乐器也应当一并改制，奏请得到批准。李照于是铸铜为龠，合并升、斗等四种器物，用来建立钟、镈声音和容量的标准。龠的标准是六百三十粒黍，作为黄钟龠的容量；合的容量是龠的三倍，升是合的十二倍，斗是升的十倍。于是改造各种器物，以确定标准。不久又认为镈的容量相差太大，于是增加六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并在器上铭刻“乐斗”。几个月后，潞州送来秬黍，李照等选择大黍纵向累积，考察长短制成尺，与太府尺相合，于是确定下来。此前太常寺的钟磬每十六枚为一架，四个清声相承而不敲击。李照于是上言：“十二律的声音已经齐备，其余四个清声是郑、卫之乐，请在编悬的钟磬中只保留十二个中声，去掉四个清声，这样哀伤、邪僻的声音就没有由此产生的途径了。”冯元等反驳说：“前代圣人制作乐器，取法并不只有一种，所以有十三管的笙、十九管的巢笙、三十六簧的竽、二十五弦的瑟、十三弦的筝，以及九弦、七弦的琴；钟磬十六枚，各自都有取法和意义，哪里有只把它们统一到律吕、专门限定为十二这个数字的道理？况且钟磬是八音之首，丝竹以下的乐器都从它取得音调，所以圣人尤其在这方面用心。春秋称乐，总说金奏；《诗经》歌颂美德，实际上依靠的是磬声。

译这两种乐器不能轻易改变。如今李照想减为十二枚，并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考察古制，臣等认为不可。况且圣人既然让十二律各配一钟，又设置黄钟至夹钟四个清声来附属于正声的次序，推究设置四清声的本意，大概是为夷则至应钟四个宫调而设。五音中，宫是君，商是臣，角是民，徵是事，羽是物。彼此不相侵犯叫作正，交替相侵犯叫作慢，这是百世不变的道理。声音重浊的尊贵，轻清的卑下；卑下的不能凌驾尊贵的，这是古今共同的原则。因此排列声音尊卑时，事和物不参与其中。为什么呢？事是由君主治理的，物是供君主使用的，不能比君主尊贵。只有君、臣、民三者各有上下等级，不能彼此超越。所以设置四个清声，正是为了让臣和民彼此避让，以显示尊卑。如今如果只使用十二口钟轮流互相考击，到了以夷则以下四管为宫的时候，臣、民就会相互越位，上下混乱，侵犯尊卑的声音便会产生。这是万万不可的。钟磬十六枚，都根据周、汉诸儒的说法和唐代典法所载；想减为十二枚，只是李照个人的见解。臣认为暂且依照旧制为好。” 皇帝命令暂且用十二枚作为一格，并且下诏说：“等有通晓音律的人能够考定四钟，使清浊协调，再由有关部门另行议定上报。” 景祐三年二月，命官员校订阮逸、胡瑗等所制定的钟律。秋七月，冯元等上奏新修的《景祐广乐记》，诏令翰林学士丁度、知制诰胥偃、直史馆高若讷、直集贤院韩琦，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人的钟律，详细审定其得失后上奏。九月，阮逸说：“臣等所造的钟磬，都根据冯元、宋祁的意见；它们的分数和律法，又出自胡瑗的算术。但臣独自坚持《周礼》嘉量、声音合于黄钟的法则，以及《国语》钧钟律准的制度，都被压下不用。臣此前奉召应对时，说王朴的律声偏高，而李照的钟声偏低。我私下看到御制《乐髓》新经《历代度量衡篇》，其中说《隋书》依照《汉书·律历志》，用黍尺制作律管，有的不能容纳一千二百粒黍，有的长度超过九寸；这说明自班固《汉志》以后，历代没有一个符合的标准。只有蔡邕的铜龠确实得到《周礼》的遗范，蔡邕自己又懂音律，所以只流传铜龠；累积铜龠制成嘉量，就能使声音合于黄钟，律法的根本也就确定了。所谓律管有大小长短，大概是嘉量制成以后，便可用容量和声音确定尺的长度。如今议论者只争论《汉书·律历志》中以黍定尺的无准之法，却不知道钟有钧、石以及度量衡的制度；何况《周礼》《国语》是历代圣人的经典，反而说它们没有凭据，那么什么才算考察古制？” 唐代张文收制定乐律时，也铸造铜匦，这足以证明周代以嘉量根据声音确定律法是明确的。臣之所以独自坚持依《周礼》铸造嘉量，是因为方一尺、深一尺，就可以看出长度；容量为一鬴，就可以看出量；重量相等，就可以看出衡；声音合于黄钟宫，就可以看出律。律、度、量、衡既然这样相互符合，那么制作律管、使歌声合于其中就必然可行。臣冒死请求，将臣所见铸成的铜匦，再限定半个月内重新铸造嘉量，使它的声音合于黄钟宫，然后取李照的新钟加以修整，务求符合周制钟量的法度。文字已经编次完毕，不敢全部进呈。”诏令送给丁度等共同审定后上报。丁度等说：“据邓保信所用的两种黍尺，其中一种说用上党秬黍中圆满的一粒，以一粒黍的长度累积一百粒成为一尺，与蔡邕的说法相合。臣等考察前代制尺，都是以一粒黍的宽度为一分，只有后魏公孙崇以一粒黍的长度为一寸；太常刘芳以中等秬黍一粒的宽度作为一分，中尉元正以一粒黍的宽度量取两道黍缝来取得一分。三家争论而不能裁决，蔡邕的铜龠也没有明说是以黍的长度还是宽度累积成尺。如今将邓保信黄钟管中的二百粒秬黍，以黍的长度为分，再累积成两条尺，与邓保信原来的一尺相比，一条长五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尺〕 另一条长七黍。又，黄钟律管中的一枚龠，容量是秬黍一千二百粒。用邓保信的尺比较测量，分寸大致相同。再把充实龠中的秬黍重新累积校验，结果又不相同。龠、合、升、斗也都类似。阮逸、胡瑗的钟律法所用的黍尺，有一种说法是取上党羊头山中等大小的秬黍，按宽度累积，求得尺来制定黄钟的声音。臣等把大黍一百粒按宽度累积成尺，又把管内二百粒黍以宽度为分，再累积成两尺，与阮逸等原来的尺相比，一条短七黍，另一条短三黍。大概阮逸等原尺都使用同一种大黍，实际上管内的黍大小不均，所以造成差异。又，他们制作的十二枚铜律管，臣等依据楚▯等按周长九方分割的方法，与阮逸等的原尺以及把龠中秬黍重新累积成尺的结果比较，也各不相同。又，他们制作的铜秤和两种量器，也都类似。臣等详细考察，钟磬各一架虽然符合典故，但黍尺存在差异，难以裁定。又说，太祖皇帝曾诏令和岘等使用景表尺主持修整金石乐器，七十年间多次用于郊庙，考察后与唐制相合，可以用来显示先祖遗留的谋划；因此暂且依照景表旧尺，等天下有精通钟律之学的人，再让他考正，以遵从周、汉制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尺〕 至于阮逸、胡瑗、邓保信以及李照所使用的太府寺等尺，以及阮逸上奏的《周礼度量法》，其中的说法疏漏错乱，不能依从采用。宝元元年五月，右司谏韩琦说：“臣此前奉诏详细审定钟律，曾经阅读《景祐广乐记》，看到李照制作的乐器不依照古法，全部任凭自己的意图，另行制定律度；朝廷因此施行，见识明达的人都非难此事。如今将要亲自祭祀南郊，不能再次用违背古制的乐乐献给天地和宗庙。臣私下听说太常寺旧乐还有保存的，请求郊庙大礼恢复使用。”诏令资政殿大学士宋绶、三司使晏殊与两制官共同审定上报。后来宋绶等说：“李照的新乐比旧乐低三律，众议认为没有考据依据，希望依从韩琦的请求，郊庙恢复使用和岘所制定的旧乐。钟磬中未经磨损的仍然存在，三县奇七虡，郊庙殿庭可以重新使用。”太常寺也说：“旧乐宫县使用龙凤散鼓四面来应和乐节，李照废弃不用，只用一面晋鼓应节。旧乐有四面建鼓并配合鞞鼓，共十二面，准备在那里却不敲击；李照则让四角的建鼓与镈钟相应敲击。旧乐雷鼓两架，每架八面，只用一人考击；李照另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击鼓，顺着天左旋，走三步停一次，又让两个人摇鞉来应和。

译又，所制作的大竽、大笙、双凤管、两仪琴、十二弦琴都在使用。如今既然恢复使用旧乐，还不知道李照制作的乐器制度是否应当改动。”诏令全部仍按旧制，李照所作的乐器不再施用。皇祐二年五月，丁亥朔日，新作明堂礼神玉礼仪使上言：“明堂所用的乐乐，都应当按照月份使用相应的律。”六月己未日，宫中拿出御制明堂乐曲八首：以君、臣、民、事、物配属五音的，共二十声为一曲；使用宫变、徵变的天地人四时作为七音的，共三十声为一曲；以子母相生的，共二十八声为一曲，都是以黄钟为均。又有明堂月律五十七声为两曲，都是以无射为均。又以二十声、二十八声、三十声为三曲，也以无射为均，都是从黄钟宫进入无射。如果合用四十八声或五十七声，就依照前面的乐谱次序组成曲子。其徵声与本律相同，以及御撰鼓吹警严曲、合宫歌，都在太常寺演习。翰林学士承旨王尧臣等说：“奉诏参与议定阮逸上奏的编钟四清声谱法，请求把它用于明堂。臣私下认为，自唐末以来，乐书残缺，考击的方法已经很久失传。如今如果让匏、土、丝、竹等各种乐器都寻求清声，尚且没有看见相应的方法。”又据大乐各位乐工陈述：磬、箫、琴、和、巢、笙五种乐器本来有清声；埙、箎、竽、筑、瑟五种乐器本来没有清声。三弦阮、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亲自制定的谱法。至于歌工引音，唱到极高处为止，以及黄钟清声，臣等议定其中清、正两声，既然有典籍依据，按理应当施行。从今以后，大乐演奏夷则以下四个均、以正律为宫的时候，商、角依次一并使用清声；其余八个均，全部照常规。至于丝竹等各种乐器，原来有清声的，让它们跟随钟磬一起教习；本来没有清声的，不可任意创设方法，暂且仍依旧制。只有歌唱者本来使用中声，所以夏禹以声音制定律，说明人人都可以达到。如果强行要求达到本来达不到的程度，就足以妨碍和谐，应当只用正声歌唱，使它与各种乐器相合，自然就是同一音调，不会另有差错。阮逸所上声谱，使清声和浊声相应，先后交替敲击，取音纤柔，接近郑声，不可使用。”诏令同意。秋七月，御制《明堂无射宫乐曲谱》三首：都是五十七字，五音一曲，用于进献祭品；二变七律一曲，用于饮福；七律相生一曲，用于退文舞、迎武舞以及亚献、终献、撤除祭品。闰十一月，诏令说：朕听说古代制作乐，本来是为了祭献上帝、配享祖考。三代和五代兴盛时，各自的制度并不相沿袭，但一定要天下太平以后才能完全明确完备。周武王受命，到成王时才大规模合成乐章；汉初也沿用旧乐，到汉武帝时才开始制定祭祀泰一、后土的乐诗。光武帝中兴，到明帝时才改大予之名。唐高祖建立国家，到太宗时，孝孙文收才制定钟律；到明皇时才完成唐乐。由此可知，经典的开创和善于继承，礼乐是重大事务，需要经过三四代，声律和文辞才会确定。国家初年也沿用王朴、窦俨所制定的周乐。太祖担心乐声太高，于是命和岘降低一律。真宗开始议论随月份转换律法的办法，多次加以考察核验。然而想到乐经长期失传，学者很少专门研究，历代深入研讨，也没有完成头绪。近来虽然广泛访求，始终没有找到既懂声音又懂经典、可以信任的人。曾经试图改制，但终究不合朕的心意。中书门下，应当召集两制官和太常礼乐官，把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庙、社稷、蜡祭所使用的登歌、宫县，审定声律的是非，考察古制而合于今用，调和使之中正和谐，让它成为可以长久施行的制度，以发扬祖宗的功德。朕有什么顾忌而不改呢？只是考察声音、验证典籍，两方面很少有人都精通，彼此凭胸臆互相诋毁，没有可以援引的依据。朕慨然向往古制，心中没有忘记。于是中书门下召集两制官和太常官，在秘阁设置机构，详细审定大乐。王尧臣等说，天章阁待制赵师民博通古今，希望让他一同审定，并请求借用参政高若讷校订的十五等古尺，皇帝都同意了。宋祁、田况推荐益州乡贡进士房庶，说他通晓音律；宋祁上奏房庶所著《乐书补亡》三卷，朝廷召他入京。房庶自己说曾得到古本《汉书·律历志》，其中说：“度量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等的一粒为起点，累积一千二百粒黍的宽度，用它测量黄钟的长度；把黄钟长度的九十分之一作为一分。如今文本脱漏了‘起积一千二百黍’八个字，所以自前代以来，便累积黍粒成为尺来制定律法。这就是说，律法产生于尺，尺并不是起源于黄钟。并且《汉志》所说‘一为一分’，大概是九十分之一，后来的儒者误以为一粒黍就是一分，这种方法不对。应当用中等秬黍一千二百粒充满管中，黍粒全部排列后得到九十分，作为黄钟长九寸；再增加一寸作为一尺，这样律法就确定了。”直秘阁范镇认为这说法正确。当时胡瑗等人的制乐已经确定，所以授予房庶校书郎，遣送离开。只有集贤校理司马光不认为范镇的意见正确，多次与他辩论，但世上少有真正懂得钟律之乐的人，最终无法裁决。宝元三年春正月，诏令徐、宿、泗、耀、江、郑、淮、扬七州军采集磬石，并命令各路访求民间收藏的古尺、古律，献送官府。秋七月丁巳日，两制礼官王尧臣等说：“太常寺天地、宗庙、四时祭祀的乐章，共八十九曲；从《景安》以下七十五章，大都以‘安’字命名。曲子难道只是表达本道德、政教和嘉靖之美，也因为神灵、祖考得到安乐的缘故。臣等谨慎上议：本朝的乐名应当叫作《大安》。”诏令说：“朕想到古代先王，各代的乐既然制作出来，必定有名称。通过名称探求意义，由意义了解德行。名称是德行的承载，也是使德行流传久远的途径。所以《韶》是为了继承尧，《夏》是为了承接舜，《▯》是为了拯救百姓，《武》是为了象征征伐，能够流传不朽，正是由于这个道理。国家兴举废坠、纠正错误，典章制度交相完备，唯独这件事体制重大，有关部门却没有人敢于改变它。朕对此忧悯而深深思虑，很担心列圣的美德不能在天下人的听闻中显明。因此特意再三告诫主管此事的人，远近访求、广泛讲论，来考察确定其中的正确原则。如今礼官、学士以及三位有事之臣同心协力、意见一致，把《大安》的建议再次上奏。他们还说，艺祖平定暴乱，使尚未安定的天下安定下来，功劳伟大；

译二宗使已经安定的天下达到太平，使天下安定的德行盛大；至于朕承继圣人的功业，使祖宗的安定得以安定，其仁厚深厚。朕恭敬地阅览他们的议论，反复在心中思考。恭敬地想，神宗建立基业，神宗平息武事，章圣皇帝扩大清静的治理，冲人继承并完成既定的事业，虽然因时代不同而表现各异，但安定百姓的道路最终相同。把这些功德播奏于钟磬，配以文舞、羽龠，用于郊祀、宗庙，告知神明，称为‘大’而且‘安’，确实得到了正确的名称。” 四年五月，户部员外郎范镇上言：“陛下制定乐已经三年，有关部门纷纷争论而不能决定，大概是因为没有讨论根本，却只争论枝节。乐，是和气；发出和气的是声音。声音产生于无形，所以古人用有形的物件传承它的法则，然后无形的声音才能和谐，和气才能贯通。如今有形的物件彼此抵牾、不相符合，那么无形的声音就不可能和谐。一定要得到真正的黍，才可以制定律。”范镇自称得到古法，司马光始终不认为正确。五年夏四月甲午日，命刘沆、梁适监督议定大乐。知制诰王洙上奏：“黄钟为宫，是最尊贵的；但尊卑只在音调，不一定在乐器的形体上。”他说钟磬依照律数确定大小的制度，经典中没有明文，只有郑康成立意这样说，也自己承认是假设的方法。孔颖达作《疏》时因而加以陈述。根据历代史籍，也没有钟磬依照律数确定大小的说法。郑康成、孔颖达等人并没有亲自制作过乐器。至于有人说磬前部长度为三律二尺七寸，后部长度为二律一尺八寸，这是说磬有大小。臣曾据此以黄钟为律制作黄钟特磬，却只得到林钟律的声音。如果按照律管的长短来确定钟的大小，那么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到应钟时，形制大小与黄钟相比才四分之一。又在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时，黄钟、大吕反而成为商声，宫小而商大，这是君弱臣强的象征。如今臣等斟酌镈钟、特磬的制度，想暂且各自依照律数计算长短、大小和容量，仍以皇祐年间的黍尺为标准，铸造大吕、应钟的钟磬各一件，这样就能看出形制和声韵应当归于何处。奏请得到批准。五月，王拱辰说：“奉诏详细审定大乐，等臣到达机构时，钟磬已经制成。臣私下考虑，律有长短，磬有大小；黄钟九寸，最长，它的气属阳，象征土，正声为宫，是各律之首，大概是君德的象征，不可与其他并列。如今十二钟磬一律以黄钟为标准，与古制不同。臣等也曾询问阮逸、胡瑗等人，他们都说若依照律来确定大小，声音便不能和谐，所以臣私下有所怀疑，请把此事交给详定大乐所，进一步考察古义并参酌决定。”同月，知谏院李兑说：“从前在紫宸殿察看太常寺新乐，议论者认为钟的形制没有合乎律度，于是斥退不用，又诏令近臣详细审定。臣私下听说崇文院正在聚集议论，而王拱辰想改变前代史籍的意义，王洙不赞成，议论喧闹。乐的道理广大而精微。”如果不是知音的人，怎么可以轻易议论入神的乐理？西汉距离圣人时代还不远，有制氏世代掌管大乐，却只能记述铿锵的声音，不能说明其中的意义。何况如今又过去了一千多年，却想寻求三代的声音，不是很难吗？况且阮逸是获罪被废的人，怎么能够通晓圣人明达的制作之事？他只是务求提出异说，想借此求取恩赏。朝廷制定乐已经几年，正值国家财力匮乏之时，耗费烦多。器物已经制作完成，却又想改动。虽然命两府大臣监督议定，却仍不能裁定哪一种恰当。请把新制成的钟磬与祖宗旧乐相互校验声音，只选取和谐而接近雅乐的共同使用。六月乙亥日，皇帝驾临紫宸殿，演奏太常寺新定的《大安》之乐，观看宗庙祭器。八月，诏令南郊祭祀暂且使用旧乐，新定的《大安》之乐用于常祀和朝会。翰林学士胡宿上言：“自古没有同时使用两种乐的道理。如今旧乐音调高，新乐音调低，相差一律，难以同时使用。况且新乐尚未用于郊庙，却先用于朝会，不合先王祭献上帝、配享祖考的本意。”皇帝认为他说得对。至和二年二月，潭州把浏阳县得到的古钟送到太常寺。起初，李照斥责王朴的乐音偏高，于是制作新乐，降低它的音调。太常寺歌工嫌它过于浑浊，唱不成调，便私下贿赂铸工，让他减少铜料，声音稍微清亮后，歌声才协调。但李照始终没有察觉。又，王朴制作的编钟都是侧着悬挂的，李照和胡瑗都认为不对。等到李照准备铸钟时，从铸泻务领取铜料，得到一口古编钟；工人不敢毁坏，于是把它收藏在太常寺。此钟不知是谁制作，铭文说：“这是我皇祖的宝龢钟，愿传万年，子子孙孙永远珍宝使用。”敲击它的声音，与王朴钟的夷则清声相合，而它的形制是侧着悬挂。胡瑗后来改铸钟，扶正它的钮，使它向下垂挂；敲击时声音闭塞沉闷而不能上扬。他制作的镈钟又长，使用时震动摇摆，声音不和谐。著作佐郎刘羲叟对人说：“这与周景王的无射钟没有差别。”皇帝将要有眩惑之病。嘉祐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皇帝驾临大庆殿接受朝拜，突然受到风眩之症，催促完成礼仪便罢。人们认为这验证了刘羲叟的话。嘉祐七年，翰林学士王珪说：“古代制作乐，把五声播发在八音之中，调和协调，并与治国之道相通。先王用它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祭祀山川鬼神，使鸟兽都受到感动，何况人呢？然而乐制虽然盛大而声音有所缺失，就不知道它为什么能称为乐了。如今郊庙升歌之乐，有金、石、丝、竹、匏、土、革，却没有木音。所谓柷、敔，是圣人用来表示乐开始和结束的器物，难道可以有所缺失吗？况且没有什么乐高于《韶》，《尚书》说‘戛击’，就是柷、敔的作用。既然又说向下击鼗，就知道鸣球和柷、敔都在堂上，所以《传》说：‘堂上、堂下各有柷、敔。’如今陛下亲自祭祀明堂，应当诏令有关部门考察乐制的缺失，使八音的和谐完备。”于是交给礼官议论，堂上才开始设置柷、敔。

译神宗元丰三年六月，诏令杨杰等议定乐制。皇帝自即位以来，没有来得及制作礼乐；到这时将要在明堂举行祭祀，知礼院杨杰分条上奏旧乐的弊病，于是召致仕秘书监刘几、侍郎范镇与杨杰共同议定。刘几说，律法以人的声音为主，不应当用尺度去强求符合古今；时代不同，声音也随之改变。儒者拘泥古法，只在器物的形名、度数之间详细考究，却不知道清浊轻重的作用，所以用器物求声，虽然符合形制，考察声音却不和谐。而且古乐具备四个清声，沿袭五代乱离而废弃，请增加四清声；一概把王朴的乐降低二律，采用仁宗时制作的编钟，重新考察成周分乐的次序，辨正文舞、武舞的仪容节奏。范镇想寻求一稃二米的真黍，以律产生尺，改修钟的容量，废除四清声。诏令全部采纳刘几、杨杰的议论。乐制完成后，只增加恩赐。范镇辞谢说：“这是刘几的乐，我参与了什么呢？”于是又上奏说：“太常寺的镈钟都有大小、轻重的法则，不是三代制度就不能制作。宫中又拿出李照、胡瑗所铸的铜律和尺，交给太常寺按验：黄钟律合于王朴的太簇律，仲吕律合于王朴的黄钟律；与王朴的乐相比只低半律，外形有增减而内部没有增减，钟声沉闷而不能发扬，没有什么值得议论的。李照的律法虽然正确，但与他的乐相校竟相差三格，彼此自相矛盾；而且把太簇当作黄钟，就是把商当作宫。刘几上奏时，臣起初完全没有参与。臣近来制作律管，内外都有增减，声音和谐，又与古乐相合。如今如果把臣所造的尺律按照大小编次太常寺镈钟，就可以成就一代大典。又，太常寺没有雷鼓、灵鼓、路鼓，却用散鼓代替；开元年间有人献上图样，有一种鼓做成八▯、六▯、四▯，明皇采用了它。本朝郊庙祭祀有时敲击，有时不敲击；宫架中只用散鼓，不符合经义。八音中又没有匏、土二音，笙、竽用木斗聚拢竹管，再用匏包裹，这是没有匏音；埙器用木制作，这是没有土音。八音不齐全却认为已经具备乐制，怎么能称为完备的乐呢？”没有得到答复。四年冬十月，详定所说：击搏拊、琴瑟来歌咏，是堂上的音乐，用来象征朝廷的治理；堂下演奏管乐、鼗鼓，合奏时击柷、敔，间以笙、镛，是堂下的音乐，用来象征万物的治理。后世主管礼乐的官署失去了传承，歌者在堂上，却兼设钟磬和宫架；在庭中又兼设琴瑟，堂下的匏竹也放在床上，这都不合原有的次序。请在亲祀宗庙以及有司代理祭祀时，歌者在堂上，不设置钟磬和宫架；庭中不设置琴瑟，堂下的匏竹也不放在床上。郊坛上下的音乐，也应以此为准，有司代理祭祀时同样如此。又说：按照小胥所记宫县制度推论，天子的钟、磬、镈共十二虡作为宫县，显然是确定的。因此有人认为它们分别配十二辰，也有人认为配十二次，那么虡数不会超过十二。先王的制度已经废弃，后世学者无法考察其数目。隋、唐以来，有人说宫县应当设置二十虡，更有人说应当设置三十六虡。正值唐朝强盛时，有司每天代理祭祀，音乐都使用宫县。至德以后，太常掌管音乐的工匠散亡，凡是郊庙祭祀只有登歌而没有宫县，后世沿袭下来，未加改变。请在郊庙祭祀由有司代理时，改用十八虡的宫架。太常认为，如果使用十二虡的宫架，律吕的音调就不够，不能构成完整的音阶。请按照礼制设置四虡宫架，依照十二辰的位置设置十二虡镈钟；甲、丙、庚、壬四方各设钟一虡，乙、丁、辛、癸四方各设磬一虡，四角竖立建鼓，以象征二十四节气。宗庙、郊丘也照此办理。哲宗元祐三年十二月甲辰，范镇制定钟律和各种乐器后进呈，皇帝命礼官和太常共同审定，赐诏给范镇说：“朕想到，春秋以后礼乐先行消亡，秦、汉以来，韶、武之乐仅仅保存了一些；乐工流散在江河海滨，前去后便不再回来；到齐、鲁之间聘请先生，也有人无法招致。魏、晋以下，曹、郐之地的音乐没有受到讥刺，难道只是因为郑、卫之音已经混杂，华夏和戎狄的乐器间或还有人制作，古代典章法式仍然留存吗？然而，即使铢、黍稍有差错，或宫、商音位发生变化，只有我朝四代的老臣，才知道五降的错误。审察声音、辨识音调，以律管产生尺度；自《诗经》《尚书》以来，向上考察朝廷陈列簨簴的制度，君臣共同观看，父老为之叹息。现在才下诏让学士大夫讨论其法，让乐工和主管官员考察其音声；向上追溯先帝移风易俗的心愿，向下符合老臣爱君忧国的志向。详细考察这些制作，我赞叹不已，不能忘怀。”闰月甲辰，诏令百官观看新乐。范镇乐制完成后，撰写《八论》，自述考察《周官》《王制》《司马迁书》《班氏志》，融会贯通，彼此毫无抵牾。乐制呈上后，太常杨杰上言：“元丰年间，诏令范镇、刘几和臣详细讨论大乐，完成后进奏，称说其音调和谐协调。如今范镇新制定的乐法，与乐局所讨论的不同。况且乐制是仁宗制作、神考英明裁断的，奏用于郊庙，朝廷大概已经实行很久了，怎么能只因范镇一说就仓促改动呢？”于是撰写《元祐乐议》，用来驳斥范镇的说法。礼部、太常也说：“范镇的乐制属于一家之学，难以参照采用。”于是仍然诏令音乐沿用旧制。元符二年春正月，诏令前信州司法参军吴良辅考订和谐音律，改造琴瑟，教习登歌，因为太常少卿张商英推荐他精通音乐。起初，良辅在元丰年间进呈五卷乐书，把全书分为四类。他认为天地开始分化时便有气数，于是根据气数制定律，用声音使其贯通，因此撰写《释律》；律是经，声是纬，律以声为文，声以律为质，旋转相互作为宫音，七音运转生成，于是撰写《释声》；声音产生于太阳，律产生于时辰，所以用六律作为经，用五声作为纬，声律彼此协调而不相违，把它们传播到八音之中，八音由此产生，于是撰写《释音》；四种事物兼取八类乐器来形成度数，把制度施设中隐含的意义表现于器物形态，考察乐器、阐明义理，使道德彰明，于是撰写《释器》。每一类都有条目，共四千十四篇。总的来说，他考察经传，精心讲求思索，对音乐颇有裨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十四篇〕

译徽宗崇宁元年，诏令说：大乐制度错误、残缺，乐器破败，制度不统一。秦、汉以后，乐经散失；筝、筑、阮是秦、晋的音乐，却列在琴瑟之间；熊、罴是梁、隋的音乐，却设置在宫架之外；笙不用匏，舞蹈不能象征成套乐曲，曲调也不合乐谱。诸儒彼此争论，不能作为取法的依据，议论音乐的大臣也无所凭据，于是向天下广泛寻求懂音乐的人。这时有个魏汉津，原是蜀地受黥刑的士卒，自称曾拜唐代仙人李良为师，李良传给他鼎乐之法。皇祐年间，他和房庶都因擅长音乐而被推荐。当时阮逸正在制定黍律，没有采用他的意见。魏汉津到这时已经九十多岁，蔡京又推荐他，于是得以召见。他进献乐议说：声音有太声和少声，太声清亮，属阳，象征天道；少声浑浊，属阴，象征地道；中声处于两者之间，象征人道。合乎天地人的三才之道，具备阴阳和奇偶，然后四时的秩序才能调和，万物才能得到治理。当时人们认为这些说法迂阔怪异，只有蔡京认为神奇。有人说魏汉津本来参与过范镇的工作，稍微窥见了他的制作方法，只是蔡京把它托说成传自李良。二年九月，礼部员外郎陈旸进呈所撰《乐书》二百卷，诏令吏部尚书何执中审阅，认为陈旸想考订音律以端正中声，希望送交讲议司，命懂音律的人共同检验后施行。陈旸论说道：“魏汉津论乐采用京房所说的二变、四清，大概五声十二律才是音乐的正道，二变、四清是音乐的弊害。二变以变宫为君，四清以清黄钟为君；事情可以随着时势发生变化，君却不可改变。太簇、大吕、夹钟或许可以分开，黄钟却不可分割，这难道不是古人所说的‘尊无二上’的防范吗？”壬辰，诏令说：“朕想到，崇尚礼、制作乐，实在是治理内政、修治外部的首要事务，礼乐制度的损益和制作，怎么敢拖延？应令讲议司官员详细考察历代礼乐的沿革，斟酌古今的适宜之处，修订为典章训令，以留传后世，使安定君上、治理百姓的至高德行得以实现，使移风易俗的美好教化得以彰显，这才符合朕广泛咨询的意旨。” 三年春正月甲辰，命魏汉津制定乐制，铸造九鼎。当时皇帝锐意制作礼乐，以文饰太平。蔡京又常常对皇帝说：“如今泉币积存，超过五千万，财富足以扩大音乐，富裕足以完备礼制。”皇帝被他的话迷惑，于是营建制作的事务兴起了。到这时，蔡京任用门客刘昺为大司乐，命魏汉津制定乐制，铸造九鼎。汉津上言说：“臣听说黄帝用三寸的器物，命名为咸池，其乐名叫大卷。三三相乘为九，才成为黄钟的律。禹郊祀黄帝时采用这种方法，以声音为律，以身体为尺度。用左手中指的三节共三寸，称为君指，裁制为宫声的管；又用第四指的三节共三寸，称为臣指，裁制为商声的管；又用第五指的三节共三寸，称为物指，裁制为羽声的管。第二指为民，代表角；大拇指为事，代表徵。民与事由君臣治理，万物用来养育它们，所以不用这两指作为裁管的法则。取三指合计为九寸，黄钟之律就确定了。黄钟确定后，其余各律便由此产生。”臣现在想取皇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节，先铸造九鼎，以备象征万物；其次铸造皇帝座前的大钟；再次铸造四韵清声钟；再铸造二十四节气钟；然后调匀弦、裁制管，作为一代的乐制。”皇帝听从了他。汉津论乐的话大多是没有根据的，但通晓阴阳数术，常常有奇特而准确的地方。他曾对熟人说：“不到三十年，天下就要乱了。” 四年八月，九鼎铸成，奉安在九成宫，任命蔡京为定鼎礼仪使。乙酉，皇帝驾临宫中，举行酌献礼，九鼎各在一殿。四周用墙围绕，墙上设置女墙，地面按方位涂成相应颜色，外面又筑墙环绕。中央的鼎称为帝，北面的鼎称为宝，东面的称为牡，东北面的称为苍，东南面的称为冈，南面的称为彤，西南面的称为阜，西面的称为皛，西北面的称为魁。又铸造皇帝座前的大钟和二十四节气钟，当时新制定的乐制也完成了。大司乐刘昺说：“大朝会的宫架旧制使用十二具熊罴，配合金錞、箫、鼓、觱篥等乐器，与大乐合奏。如今所造的大乐远远考察古制，不应混杂郑、卫之音。”诏令停止使用旧制。又依照刘昺的意见改定两种舞蹈，各为九成，每三成构成一变；舞者执籥、秉翟，扬戈、持盾，威仪节奏用来象征治理的功绩。庚寅，乐制完成，陈列在崇政殿。先由有司演奏旧乐三阕，曲子还未终了，皇帝说：“旧乐像哭声。”于是挥手让他们停止。演奏新乐后，皇帝面色和悦，百官称颂。九月初一，因为鼎乐完成，皇帝驾临大庆殿接受朝贺，这天首次使用新乐。太尉率百官奉酒祝寿，有几只鹤从东北方飞来，飞越黄庭，盘旋鸣叫，于是下诏说：“礼乐兴起，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然而距离圣人越来越远，遗留下来的乐声已经不存在了。近来我们在草野卑微之地得到隐逸之士，在受命之邦获得英茎之器，顺应时代的需要，以身体作为尺度，铸鼎以创制律，依据律来制作乐器，在朝廷考察调和，八音终于和谐。过去尧有大章，舜有大韶，三代的君王也各有不同的名称。如今追溯千年而成就一代的制度，应当赐给新乐一个名称，叫作‘大晟’。朕将用它祭祀郊庙、享祀鬼神、调和万邦，并与天下共同享用。旧乐不要再使用。”在此以前，瑞州进献古代铜器，其中有乐钟，检验钟上的款识，原来是宋成公时期的器物。皇帝因为端王继承大统，所以诏书中说“受命之邦”；所谓隐逸之士，指的是魏汉津。朝廷旧制是由太常掌管礼乐，到这时专门设置大晟府，设大司乐一员，典乐二员，分别作为长官和副职；大乐令一员，协律郎四员，又有制撰官，制度设置十分完备。于是礼、乐开始分为两个机构。加封魏汉津为虚和、冲显、宝应先生。皇帝驾临九成宫，酌献礼进行到北方宝鼎时，鼎忽然破裂，水流溢出，有人认为这是北方将发生动乱的征兆。大观元年五月甲午，诏令把新乐颁行天下。二年二月，刘诜进献徵声，诏书说：“自唐代以来，正声完全丧失，没有徵、角之音，五声不完备，怎么足以表达和谐、教化风俗呢？”刘诜进献的徵声，可令大晟府和教坊按照乐谱共同教习演奏；仍然增加徵、角两种乐谱，等到练习熟练后再进呈。起初，进士彭几进献乐书，论述五音，说本朝以火德为王，而羽音没有禁用，徵调却仍然缺失。礼部员外郎吴时认为他的说法有道理，建议召彭几到乐府，朝廷听从了。到这时，于是下达了这道诏令。

译三年五月，皇帝驾临崇政殿，亲自考察宴乐，召侍从以上官员在旁侍立。诏书说：“大晟之乐已经用于郊庙祭祀，却还没有用于宴享。近来命有司在教坊传习，在殿庭试奏，没有烦乱、破碎、焦急的声音，朕很高兴可以与天下共同享用。可以把进献的新乐颁行天下，旧乐全部禁止。”八月，大晟府上奏：“把雅乐的中声用于宴乐，旧来缺少徵、角两调，也没有土、石、匏三种音色，如今新乐都已经增入。”诏令颁行天下。九月，诏令把大晟乐颁给太学、辟雍，让诸生学习；所戴的帽子用弁，袍子用素纱、黑色镶边，佩绅带和玉佩，依从刘昺的制度。刘昺又上言说：“五行之气有相生也有相克，四时的禁忌不可不颁示天下。木德旺盛时，角声产生，得到羽声便能相生，以徵声为辅。若使用商声就会招致刑罚，使用宫声就会招致战争，所以春季禁止宫、商声。火德旺盛时，徵声产生，得到角声便能相生，以宫声为辅。若使用羽声就会招致刑罚，使用商声就会招致战争，所以夏季禁止商、羽声。土德旺盛时，宫声产生，得到徵声便能相生，以商声为辅。若使用角声就会招致刑罚，使用羽声就会招致战争，所以季夏土德当令时应禁止角、羽声。金德旺盛时，商声产生，得到宫声便能相生，以羽声为辅。若使用徵声就会招致刑罚，使用角声就会招致战争，所以秋季禁止徵、角声。水德旺盛时，羽声产生，得到商声便能相生，以角声为辅。若使用宫声就会招致刑罚，使用徵声就会招致战争，所以冬季禁止宫、徵声。这是三代共同施行的制度，也是《月令》所记载、讲得十分明确的内容。”制作音乐本来是为了引导和谐，如果使用不合时宜，反而会损伤和气。淫靡嘈杂的声音混杂其中，触犯四时之气，已经很久了。陛下亲自挥笔书写诏令，发布禁令，使淫靡嘈杂的声音转为雅正，四时的禁忌也有所颁布；调和之气于是纯美绵延，形成诏令。大晟府绘制图表颁行天下。四年春正月，大晟府说：“宴乐所用的许多宫调不正，例如把无射作为黄钟宫，把夹钟作为中吕宫，把夷则作为仙吕宫之类；又增加越调、双调、大食、小食，都是民间俚俗所传。如今依照月份改定。”诏令准许。庆历党争 仁宗景祐元年冬十月，任命范仲淹为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判国子监。不久又代理开封府知府。范仲淹先前因进谏废黜皇后的事情被贬到睦州，到这时又被召回。当时御史台征召石介为主簿，石介还没有到任，就上书议论政事，因此获罪被罢免。馆阁校勘欧阳修写信责备御史中丞杜衍说：“主簿在台中，并不是负责言事的官员。石介脚还没有踏入御史台的门槛，就已经因为言事而被罢免，可以说是正直刚强、明辨是非，毫不畏惧回避了。以石介的才能来看，不只是做主簿，完全可以做御史。如今斥退石介而另行举荐人选，也必定要选择贤者。贤者本来就喜欢辨析是非，等到他们有所进言，却又斥退而另行举荐吗？这样一来，必定要得到愚昧、昏暗、怯懦、沉默的人才肯罢休。”杜衍没有采纳。三年五月，范仲淹因吕夷简执政，任用的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于是进呈《百官图》，指着其中的次序说：“这样安排就是正常次序，升迁到这样就是越级，这样就是公正，那样就是偏私。何况近臣的升降，凡是超越常格的，不应全部交给宰相决定。”吕夷简很不高兴。后来讨论建都的事情，范仲淹进言说：“洛阳险要坚固，而汴京是四面受敌之地。太平时适宜居住在汴京，一旦有事就必须居住在洛阳，应当逐渐扩大储蓄，修缮宫室。”皇帝拿这件事询问吕夷简，吕夷简回答说：“范仲淹迂阔，只求名声而没有实际。”范仲淹听说后，于是进献四篇论说：第一篇讲帝王的爱好，第二篇讲选贤任能，第三篇讲追求虚名，第四篇讲推诿委任，大体上都是切中时弊的讥刺。他还说：“汉成帝相信张禹，不怀疑外戚之家，所以有新莽篡国的祸患。臣恐怕今天也有张禹这样的人，败坏陛下的家法。”吕夷简诉说范仲淹越职议论政事，离间君臣，援引朋党。范仲淹答辩得更加尖锐，因此被降职为饶州知州、集贤校理。余靖上言说：“范仲淹因为讥刺大臣，受到重重贬谪。如果他的言论不合圣意，也不过是陛下听取还是不听取的问题，怎么可以把它当作罪过呢？汲黯在朝廷上，认为公孙弘多诈；张昭评论将领，认为鲁肃粗疏。汉高祖、吴主都曾听到这样的诋毁，却仍然任用他们而不加猜疑，难道会损害他们的美德吗？陛下自实行新政以来，多次驱逐进言论事的人，恐怕会钳制天下人的言论，请改回以前的命令，改为让余靖入狱，降职监管筠州酒税。”馆阁校勘尹洙上奏说：“范仲淹一向忠诚正直，臣与他的关系兼有师友之谊，这样说来臣就是范仲淹的朋党。如今范仲淹因为朋党获罪，臣不能苟且免罪。”吕夷简大怒，斥责他监管郢州酒税，不久改任唐州馆阁校勘。欧阳修写信责备司谏高若讷说：“范仲淹没有罪过却被驱逐，你不能替他辨明是非，反而还要厚着脸皮看着士大夫出入朝廷，这就是已经不知道人世间还有羞耻之事了。”高若讷大怒，把信上奏，欧阳修因此获罪，被贬为夷陵令。当时朝廷官员畏惧宰相，没有人敢为范仲淹送行，只有龙图直学士李纮、集贤校理王质出城郊外为他饯行。有人因此讥笑王质，王质说：“希文是贤人，能够成为他的朋党，是我的幸运。”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称誉范仲淹，称颂余靖、尹洙、欧阳修，讥刺高若讷。京城人士争相传抄，卖书的人靠出售它获得厚利。契丹使者正好到来，买了诗带回去，张贴在幽州馆。御史韩缜迎合吕夷简的意旨，请求把范仲淹列为朋党的榜文张贴在朝堂，告诫百官不得越职议论政事，皇帝听从了。苏舜卿上书说：“纵观前代神圣的君主，他们喜欢听取正直的议论，大概是因为天下广大而遥远，百姓中有隐情和弊恶，不可能只凭片面了解。”所以他们从不因说话者愚昧卑贱就拒绝其言，而是选择其中可用的，这样朝廷就没有遗漏的政务，万物的实情也没有被隐瞒。即使有奸佞之臣谋划邪事，也无法得到进用。臣看见近日的诏书，告诫越职议论政事的人，并把它传告四方，无不惊疑困惑，往往私下议论，恐怕这不是出自陛下的本意。陛下即位以来，曾多次诏令群臣，勤勉地寻求直言；让百官轮流奏对，设置匦函，设立直言极谏科。如今诏书忽然与从前不同，难道不是大臣蒙蔽陛下的聪明，堵塞忠良的言路吗？这不只会损害朝政，实际上也是自取覆亡之道。接纳善言、进用贤人，是宰相的职责；蒙蔽君主、把责任归于自己，没有不灭亡的。如今谏官、御史全都出自他的门下，只要迎合他的意旨，就能获得优厚官职；许多士人充满朝廷，却闭口不能说话。陛下默然端坐，又怎么能完全听到天下的事情呢？从前孔道辅、范仲淹刚强正直、不屈不挠，做到台谏之职，即使改任其他官职，也没有忘记进献忠言。这两个人并不是不知道闭口几年就可以安坐取得卿相之位，而是不敢辜负陛下委任重托的心意，最终都遭受诬陷、中伤，被流放贬谪而离去。

译这会使正直的大臣丧失气势，使耿直之士咬住舌头，亲眼看见时弊，口中却不敢议论。从前晋侯问叔向说：‘国家的祸患，什么最大？’叔向回答说：‘大臣拿着俸禄却不极力进谏，小臣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下面的实情不能上达，这是最大的祸患。’所以汉文帝受到一个女子的劝说，就废除了肉刑；汉武帝听取三老的意见，就把江充灭族。肉刑是古代的法令，江充是皇帝近臣，女子和三老则是地位卑贱、年老昏聩、与朝廷关系疏远的人。大概只要合乎义理所在，即使地位卑贱也不可忽视。两位君主听从了他们，后世称为圣明。何况国家设置爵位官职，罗列豪杰俊士，本来就应当要求他们公正忠诚，怎么可以教他们保持沉默；即使奖赏他们进谏，他们尚且恐怕不肯说话，若反而因敢于进言而治罪，谁还肯进献忠言？上下情势闭塞，君主权势孤危，想到这些，实在令人惊恐忧惧。希望陛下发布仁德的诏令，停止前一诏令，勤于采纳意见，下至樵夫也允许进言，这样就可以长久守住太平，保全近臣辅弼。”皇帝没有答复。四年十二月发生地震，直史馆叶清臣于是上言说：“不久前范仲淹、余靖因进言议事而被贬斥，天下人都咬紧舌头，两年不敢议论朝政。希望陛下深深自我责备，广泛延请忠诚正直、敢于进言的人。”奏书上呈后几天，范仲淹等人都得以调往较近的地方。宝元元年春正月，诏令寻求直言。苏舜卿上奏说：“臣听说河东发生大地震，地面震裂，涌水冲毁房屋、城墙，杀死百姓和牲畜几十万，连续十多天没有停止。臣认为灾异的发生，各自都会以同类事情显现，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天人感应，是古今都可鉴戒的大事，实在令人恐惧。奇怪的是，朝廷看见这种重大灾异，却不修正政务中的缺失来消除上天的警告、安定民心，默然置之，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情。谏官、御史没有听说进呈奏牍，陈述灾害的端由，以此启发皇上的心意。然而民情汹汹，人们聚集议论，都面带忧虑惊惧之色。臣想要进言，又看见范仲淹因为刚正不阿触犯奸臣，言论不被采用，自己反遭流放贬谪。诏令已经下达天下，不许越职议论政事。臣不躲避权贵，只是担心横遭中伤，对国家没有补益，因此自己悲叹，不知所措。随后孟春之初，雷霆突然猛烈发作。臣认为国家有缺失，众人没有谁敢替陛下说出，只有上天反复警告来告诉陛下。如果陛下果真能大力发布明诏，允许群臣都进献意见，臣将不胜荣幸。臣私下看见陛下近年逐渐亲近俳优和卑贱之人，宴乐超过节度，赏赐过于丰厚。宴乐超过节度就会放荡，赏赐过于丰厚就会奢侈。放荡则不亲自处理政事，奢侈则费用不足。臣考察国史，看见祖宗每天直到日偏西才退朝，退朝后还坐在后苑门，有来奏报事情的人立即就能被召见答对。真宗晚年身体不适，才开始隔日处理政事。如今陛下年纪正盛，正是日夜勤劳、求治理国家的时候，却隔日才临殿，这就是不亲自处理政事。又府库空虚，百姓很少有储藏，征税搜刮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计算经费，是祖宗时期的二十倍，这就是费用不足。政事不亲，费用不足，实在是国家的大忧患。臣希望陛下修养自身以治理臣民，洗涤内心以明察万物，勤于听取和裁决政事，舍弃宴饮安逸，放弃优伶和亲近小人的琐细之人，亲近刚强明辨、耿直敢言的贤士。由此面对灾异而思考长久的谋略，天下就十分幸运了。英明的君主辛劳于寻求贤人，却安逸于任用他们；满朝士人不必全部选择，只需选择一两个辅臣以及御史、谏官罢了。近来王随从吏部侍郎被提升为平章事，这是非同寻常的任命，但王随空虚庸碌、邪曲谄媚，不是辅佐宰相的人才。石中立在朝廷任职，把诙谐当作能耐，众望很轻，却被任为执政。又任张观为御史中丞、高若讷为司谏，这两个人都温和软弱、怯懦无能，没有刚直敢言的气概。这些都是辅臣引荐安排的，想让他们谨慎沉默、不敢揭露自己的私事；偶尔有所进言，也必定暗中相互串通，旁人看在眼里实在可笑。所以对于御史、谏官的任用，臣希望陛下亲自选择，不要让他们出自执政大臣的门下。台谏官如果能够得到合适的人选，近臣就不能文饰过错，这也是驾驭臣下的方法。”皇帝很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冬十月丙寅，诏令告诫百官不得结党。范仲淹已经调往润州，诬陷者担心范仲淹再次被任用，急忙捏造事情诬告他。诬告的话传入皇帝耳中，皇帝大怒，立即命令把他安置到岭南。朝廷内外举荐范仲淹的人很多，皇帝说：“先前贬黜范仲淹，是因为他秘密请求建立皇太弟，并不只是诋毁大臣。如今举荐他的人这样多，似乎涉及朋党，所以才下诏告诫。”程琳替皇帝解释说明，皇帝的怒意才稍稍缓解。李若谷也说：“近世风俗浅薄，专门用朋党的罪名污蔑善良之人。君子、小人本来各有类别，如今一概称为朋党，恐怕正直的人将无法自立。”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三年十一月，盛度、程琳被罢免。起初，张士逊厌恶程琳，又痛恨孔道辅不依附自己，想把他们一并排斥出去。正好开封府吏冯士元因贪赃败露，知府郑戬彻底追查，供词牵连到盛度、程琳以及天章阁待制庞籍、直集贤院吕公绰、太常博士吕公弼等十多人。张士逊对孔道辅说：“皇上很厚待程公，如今他被小人诬陷，何不进见皇上替他辩白？”孔道辅没有察觉其中用意，入朝进言说程琳的罪过很轻，不值得深究。皇帝因此大怒，认为孔道辅结党附和，也把他排斥出朝廷。于是盛度因命冯士元强行占用邻人租住的官舍获罪；程琳因命冯士元欺骗张逊，买下张逊原来的宅第获罪；庞籍、吕公绰、吕公弼因命冯士元买卖女子获罪。盛度被罢职，出知扬州；程琳出知颍州；庞籍等人都被贬黜惩罚。冯士元被流放海岛，孔道辅也出知郓州。孔道辅后来才知道自己被张士逊出卖，愤懑而死。然而天下人都称许他留下的正直名声。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发生日食。富弼上言说：“应对天变，没有比疏通下情更好的办法。”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完全取消越职言事的禁令，诏令朝廷内外的臣民尽情议论朝政的缺失。

译庆历三年三月，增设谏官，任命欧阳修、王素、蔡襄掌管谏院，余靖为右正言。蔡襄高兴言路已经开放，但担心正直的人难以长久立足，于是上言说：“任用谏官并不难，听取谏言才难；听取谏言并不难，采用谏言才难。”欧阳修等三人忠诚刚直，一定能够把话全部说出来，臣担心邪恶之人不利于他们，必定会制造排斥他们的说法。他们排斥谏官不过有三种说法：说他们喜欢求名，说他们热衷求进，说他们只是在彰显君主的过错。希望陛下明察，不要让人有好进谏的名声却没有实际。欧阳修每次入朝答对，皇帝必定延请他询问，执政大臣咨询应当实行什么，他提出的意见大多有所张弛改变。欧阳修担心善人终究敌不过众多小人，于是替皇帝分别说明。自从范仲淹被贬到饶州，欧阳修、尹洙、余靖也都因为为范仲淹辩护而被驱逐，群邪把他们称作‘党人’，于是朋党之议便兴起。欧阳修于是撰写《朋党论》进呈说：‘臣听说朋党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只是希望君主能够辨明其中的君子和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因志同道合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因共同利益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然而臣认为小人没有真正的朋党，只有君子才有真正的朋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小人所喜好的是俸禄利益，所贪求的是财货；当他们利益相同的时候，暂时相互拉拢、结为朋党，这是虚假的。’ 等到他们看见利益便争先，或者利益耗尽而交情疏远，就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彼此保全。所以臣说小人没有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是虚假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所守的是道义，所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因志同道合而彼此增益；用这些来事奉国家，就同心协力、共同成事，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因此作为君主，只应斥退小人的虚假朋党，任用君子的真正朋党，天下就能治理好。尧在位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辅佐尧，斥退四凶这群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凯这群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因此大治。等到舜自己成为天子，皋陶、后稷、契等二十二人一同列于朝廷，彼此称誉，彼此推让，二十二人结为一朋，而舜全部任用他们，天下也大治。《尚书》说：‘纣有臣亿万，却各怀亿万颗心；我有臣三千，却只有一条心。’纣在位时，亿万人各怀异心，可以说并没有结成朋党，然而纣仍因此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周朝却依靠他们兴盛。后汉献帝时，把天下所有有名望的士人都抓来囚禁，称他们为党人；等到黄巾贼兴起、汉室大乱，后来才后悔把党人全部禁锢，想释放他们，但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晚年，逐渐兴起朋党之论。到昭宗时，把朝廷中的名士全部杀死，有的还被投入黄河，并说：‘这些人是清流，可以投入浊流。’唐朝于是灭亡了。前代的君主中，能使人人各怀异心、不结为朋党的，没有比纣更甚的；能禁止善人结为朋党的，没有比汉献帝更甚的；能杀戮清流朋党的，没有比唐昭宗时期更甚的。他们都因此使国家陷于动乱和灭亡。彼此称誉、推让而不互相猜疑的，没有比舜的二十二位臣子更甚的；舜也不猜疑他们，而把他们全部任用。然而后世没有责怪舜被二十二人的朋党欺骗，反而称他为聪明圣人，正是因为他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期，全国三千名臣子共同结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朋党人数之多、势力之大，没有比周朝更甚的；然而周朝依靠他们兴盛，是因为善人即使很多也不应厌弃。国家兴盛、衰败、治理、动乱的迹象，君主都可以从这里看见。欧阳修论事切直，别人把他视如仇敌，皇帝却独自奖赏他敢于进言，并回头对侍臣说：‘像欧阳修这样的人，到哪里才能得到？’ 夏四月，任命夏竦为枢密使，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当时皇帝驾临天章阁，召见公卿，拿出亲笔诏书询问当今的急务。叶清臣听说后，极力议论时政，并说：“陛下想要平息奔走钻营之风，这取决于中书。宰相如果裁抑奔走钻营的人，风俗就会敦厚，人们知道满足而止步；宰相如果任用奸邪谄佞之士，他们就会贪图荣宠、冒险求进，激成浑浊的风气。从前有人职掌仓库，每天奔走于当时宰相的门下，进去就搜集街谈巷议来迷惑陛下的聪明，出来就窃取朝廷谋议和朝廷言论去惊动同僚。一旦有机会，便都被提升官职，以酬报他们所承担的任务。近来士人争相效法这种风气，出入权贵要人的宅第，时常有‘三尸’‘五鬼’之类的称号。有的列入馆职，有的安排到省、曹任职。况且台谏官是天子的耳目，如今却不是这样，完全成了宰相的羽翼。宰相所厌恶的人，便搜集细小过失，公开攻击；宰相所喜爱的人，便跟随唱和，替他们先行说情。中书省的政令不公平，赏罚不恰当，他们就闭口不言，从来不敢进谏。君主稍有细微过失，甚至宫闱中的小事，他们却极力进言，言辞过分，借此显示自己敢于直言。任职还不到一年，升迁就已经超过通常的等级。宋禧做御史时，劝陛下在宫中养狗，设置荆棘作为守卫，削弱朝廷体统，成为四夷的笑柄，却没有受到斥责，反而被提升为谏官。王达两次担任湖南、江西转运使，所到之处苛刻残暴，搜刮剥削百姓，徒然把无罪的人发配，却只因为是宰相的旧交，便越级升迁，最终还有了前往河北任职的机会。这样做就是助长奔走钻营。”皇帝看完后点头赞许。乙巳，夏竦到达京师，皇帝罢免了他，任命杜衍为枢密使。夏竦刚被召回时，谏官欧阳修、蔡襄等人接连上章，议论夏竦在陕西畏缩怯懦、不肯尽力，而且心怀欺诈、任用权术，奸邪险恶。陛下勤勉处理政事，却首先任用怀有欺诈之心、不忠之臣，凭什么求得治理？御史中丞王拱辰也说：“夏竦经略西部军队没有功劳而回来，如今把他放在枢密院二府之中，凭什么激励世人？”于是当面极力议论夏竦。皇帝没有醒悟，立即起身，王拱辰上前拉住他的衣襟，把话说完，皇帝才明白过来。正好夏竦已经到了国都城门，进言的人议论得更加激烈，请求不要让他入朝觐见。右正言余靖说：“夏竦多次上表称病，等听到召命，便兼程乘驿赶来。如果不早作决定，夏竦一定会坚决请求面见陛下，叙说蒙恩，感动哭泣；再有左右之人为他周旋，圣听就会被迷惑。”奏章多次上呈，当天诏令夏竦返回原任镇守之地，任命杜衍为枢密使。夏竦也自行请求归还节度职权，越级调任亳州知州。夏竦到亳州后，上书万言为自己辩解，于是改任并州通判。

译蔡襄对皇帝说：“陛下罢免夏竦而任用韩琦、范仲淹，士大夫在朝廷庆贺，百姓在道路上歌唱，甚至饮酒呼喊来表示欢乐。况且斥退一个奸邪、进用一个贤人，难道就能关系到天下的轻重吗？大概斥退一个奸邪，他的同类也会被斥退；进用一个贤人，他的同类也会被进用。众多奸邪一同退去，众多贤人一同进用，天下怎么会不太平呢？即便如此，臣私下仍然担忧。天下的形势就像病人，陛下已经得到良医了，如果信任他而不加猜疑，不仅能治好疾病，还能使百姓长寿。医生即使高明，如果不能充分施展医术，病情就会一天比一天严重，即使有和、扁这样的名医，也难以责求其疗效。国子监直讲石介学问深厚、崇尚志节，喜欢善人、憎恶恶人，喜爱声名，遇到事情便奋然敢为。正好吕夷简罢相，章得象、晏殊、贾昌朝、韩琦、范仲淹同时执政，而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一同担任谏官。夏竦刚被任命又被夺去职权，由杜衍代替，石介于是非常高兴，说：‘这是盛事，歌颂它正是我的职责，怎么可以停止呢？’于是作《庆历圣德诗》说：‘庆历三年三月，皇帝龙兴，徐徐走出宫门，清晨坐在太极殿，白天打开宫门，亲自察看英贤，亲手锄除奸恶的根株，宏大的声音隆隆作响，震动四海。’ 像天干的发动，像雷霆的发作，昆虫惊惶不安，妖怪隐藏消灭。恰如明道初年，天地降下嘉祥。起初听到皇帝忧惧地说：‘我的祖先和父亲把大业交给我，我害怕失去它，实在要依赖辅弼之臣。’你章得象、晏殊，谨慎地处理细微隐秘之事；你们长期担任君相，我赞美你们的功劳，你们仍然辅佐我，笙和镛的声音因此协调。贾昌朝是儒者，学问广博，与我讨论政事，用经术来辅导我。你们两位副相，使各项政绩都井然有序。至于你范仲淹，你的忠诚我已经察知。太后乘势而起，形势如沸水烈火；你当时只是小臣，却发表高峻而危险的言论；担任我的司谏，匡正我宫门内的过失。任我为京兆，替我修筑防御工事，说明夏州的贼寇叛乱，前往替我抵御。六月的酷暑，大冬的积雪，你无论寒暑，都和我的士卒在一起。我听说后心中酸楚，你却从不告诉我困乏。我晚年才得到富弼，心中为得到富弼而喜悦。富弼每次见我，从不私下求见，只用道义辅佐我。他的进言深刻切切，我达不到尧、舜的境界，富弼便自行责罚。担任谏官一年，奏章塞满箱子；担任侍从一年，忠诚和力量几乎竭尽。契丹忘恩负义，像梼杌、饕餮一样，竟敢侮辱大国，言辞傲慢悖逆。富弼奉行我的命令，不畏惧、不退缩，终于恢复了旧日的友好关系。百姓得到了粮食，奔走于万里沙漠；无论生死始终如一。看富弼的皮肤被霜风剥裂，再看他的内心，像经过锻炼的金铁一样坚强。给宠幸者以显贵官职，用来酬答他的勤劳和渴望，富弼推辞不接受，但他的志向不可动摇。只有仲淹和富弼，一个能防守，一个能立约，实在是上天赐予我的人才，我怎敢忽视，应该一并任用、辅助我。百姓没有疾病和困苦，说道：“▯啊，你来了，你来辅佐我；你们两人侍奉我这黄发老人已经二十年了，如今毛发秃了，牙齿也豁了，但心志仍然如一，行为从不逾越。”于是让杜衍长期主管枢密院，军政没有失误。我早就认识韩琦，韩琦有奇异的骨相，器度魁伟高大，难道会只看重门扇和楔子吗？他为人浑厚质朴，不加雕琢，可以托付大事。他敦厚得像周勃一样。韩琦，你是辅佐“▯”识别人才的副手；我认为惟有修明和安靖二人，立于朝廷，正直严肃，言论刚正有气节，忠诚而通达。虽然俸禄微薄、身份卑贱，志气却不怯弱，曾经直斥显贵官员，屡次遭到贬黜。万里归来，刚直之气没有折损，多次进献直言，以弥补我的缺失。你是名相之后，怀有忠心，操守清白；过去担任御史，几次叩见我的寝榻。范襄虽然只是小官，名声却传到我这里，也曾进言规劝我的过失。刚正自守、纯粹诚谨，与你们相匹敌，一同担任谏官，正色立于朝列。你们不要因我有过错就钳制自己的舌头。皇帝圣明，能辨别忠臣和奸邪，提拔贤能，扫除妖邪。众多贤人进用，好像茅草丛生而形成屏障；大奸之人被除去，好像拔掉刺一样容易。上面依靠辅弼大臣，掌管调和治理；下面依靠谏诤之臣，维护我的纲纪法度。身边都是正直之人，没有奸邪之徒。我希望天下太平，日子不会超过一月。皇帝继位二十二年，神武而不妄杀，沉默时深不可测，圣明之人难以揣度，行动时如同上天。赏罚都由我掌握，从不失去权柄。皇帝恭敬自持，面南而坐，退黜奸邪，进用贤能。识别贤才并不容易，没有明察就不能做到；铲除邪恶尤其艰难，只有果断才能成功。明察就不会三心二意，果断就不会犹疑迷惑。既明察又果断，这就是皇帝的德行。群臣战战兢兢，双脚并立，屏住呼吸，彼此告诫说：“只要正直，不要行为邪僻。”皇帝啊，你一发怒，诸侯就会恐惧战栗，连玉佩掉落、鞋子脱落，也彼此传告。皇帝神明，四时前来朝觐的人都谨慎地履行臣子的职责。四方夷狄驱马奔逃，坠落马镫，丢弃防具，也彼此传告。皇帝英武，解散兵众，修好进贡，永远成为属国。皇帝一举一动，群臣都震慑，诸侯都畏惧，四方夷狄都服从。臣希望皇帝享寿万千年，这首诗所称颂的，是一时众多的名臣。诗中所说的大奸，大概指斥的是夏竦。诗将写成时，孙复听说了这件事，说：“石介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范仲淹也对韩琦说：“是这些鬼怪般的人把事情坏掉了。”五月，吕夷简被罢免陕西转运使，孙沔上书说：“自从吕夷简掌权以来，贬黜忠言，废弃正道；等到他以使相身份出镇许昌时，却推荐王随、陈尧叟代替自己；这两人才能平庸而承担重任，谋议又不协调，在中堂争吵，成为众多士人的笑柄，政事也因此停废。又让张士逊居于台席之首。张士逊本来就缺乏远见，导致国事败坏。吕夷简不进用贤人，不是为了社稷的长远谋划，而只是任用不如自己的人来巩固自身地位，想让陛下知道辅相之位非他不可，希望陛下重新想起他并召回任用。陛下果然召吕夷简回来，他从大名府入朝掌管政事，到现在三年没有改变一件事情，把姑息当作安定，把躲避诽谤当作聪明。西部诸州的将帅接连因战败而闻名，契丹贪得无厌，趁机索取财物；军队损耗，财货耗竭，天下空虚，刺史、州牧、郡守十人中连一个称职的都没有，法令反复变更，士人百姓怨声载道。国家兴盛的根基，忽然到了这种地步。如今吕夷简以患病请求退职，陛下亲手调制御药，亲自写下恩德诏书，还说‘只恨不能把你的疾病移到我身上’，四方义士听说诏书中的话，有人流下眼泪。吕夷简在中书省二十年，三次位居辅相，他所说的没有不被听从的，他所请求的没有不实行的；宋朝得到皇帝如此信任的，也只有他一人。不知道他将用什么来报答陛下？天下都称贤能而陛下不任用的人，是左右近臣诋毁了他；天下都说奸邪而陛下不知道的人，是朋党蒙蔽了陛下。

译等到契丹重新结盟、西夏叩关归附，公卿都欣喜不已，每天盼望和平。如果能因此振兴纲纪，修复废弛的制度，选拔贤能、任用人才，节省用度、养精兵，那么景德、祥符年间的风气就能在今天重新出现。如果安然不顾，竟把这种局面当作安定，臣恐怕国家会土崩瓦解，再也无法挽救。但吕夷简却认为四方已经安宁，各项制度已经整顿，想趁生病默默离去，对皇上一句启发劝谏的话也没有，不辨明贤能和不肖；即使把终南山的竹子全部用来写，也不足以写尽他的罪过。”这封奏书上报后，皇帝没有治他的罪，议论此事的人都称赞孙沔直言切中。吕夷简看到奏书，对人说：“元规这些像药石一样的忠言，只可惜我晚了十年才听到。”到这时，蔡襄又说吕夷简患病以来，两府大臣都拿着笏板到他门前听受事情，贪恋权势，病了也不知道停止，于是下令吕夷简不得参与商议军国大事。秋七月丙子，王举正被罢免。欧阳修、余靖指责王举正懦弱沉默、不能任事，认为范仲淹有宰相才，请求罢免王举正而任用范仲淹，皇帝同意了。王举正被罢为许州知州。八月丁未，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范仲淹说：‘执政大臣难道可以由谏官升任吗？’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希望与韩琦出行到边境，于是任命他为陕西宣抚使。尚未出发，又重新授任参知政事。皇帝正一心谋求太平，多次询问当世政事。范仲淹对人说：‘皇上任用我已经到了极点，事情有先有后，积久形成的安定弊病，不是早晚之间可以革除的。’皇帝再次赐下亲笔诏书，又为他开放天章阁，召辅臣分别陈述对答。范仲淹退朝后上奏十件事：一是明确黜陟，二是抑制侥幸，三是精简贡举，四是选择长官，五是均分公田，六是厚待农桑，七是修治武备，八是推行恩信，九是重视命令，十是减轻徭役。皇帝全部采纳；应当著为法令的，也都用诏书统一颁行。又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富弼仍然坚决推辞。皇帝派宰相劝告他说：‘这是朝廷特意任用你，并不是因为出使辽国的缘故。’当时元昊的使者来辞行，皇帝到了紫宸殿，等富弼到了枢密院的班列才就座。富弼不得已接受任命。皇帝把使天下太平的责任交给辅相，命富弼主管北方事务，范仲淹主管西方事务。富弼上奏当世应办的事务十多条，以及安定边疆的十三条方略，大致主张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停止侥幸，革除积弊，想逐步更换监司中不才的人，使他们清理淘汰所属官吏。于是小人开始不满了。癸丑，任命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当时两府合班奏事，韩琦一定把话全部说出来，即使事情属于中书省，也指明陈述实际情况。同列中有人不高兴，皇帝却独自体察到这一点，说：‘韩琦性情正直。’韩琦曾条列最应先办的七件事：一是澄清政治根本，二是考虑边防谋划，三是提拔有才有德者，四是整备河北，五是巩固河东，六是收取民心，七是经营洛邑。随后又陈述救治弊病的八件事：一是选择将相，二是明确考核按察，三是增加财利，四是遏制侥幸，五是进用能吏，六是罢退不才，七是慎重入仕，八是裁去冗员冗食。他说，实行这些措施，诽谤一定会随之而来，希望把谋划交给辅臣，听任他们施行。皇帝嘉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任命他宣抚陕西。九月戊辰，吕夷简以太尉身份退休。冬十月，任命张昷之 王素等人为都转运按察使。在此以前，知谏院欧阳修说：‘天下官吏已经很多，朝廷没有办法遍知他们的贤愚善恶，请求建立按察制度。’于是从内外朝官中的三丞、郎官里，选拔强干廉明的人担任按察使，使他们到州县去，遍见官吏；其中公正廉洁、没有劣迹的人，都用朱笔写在姓名下面，中等才能的人用墨笔写下。每年全部具报朝廷，诏令依从了。富弼、范仲淹又提出请求，诏令中书、枢密两府共同选拔各路转运按察使，并委任使者自行选择知州，知州选择知县；不能任事的人全部罢免。于是张昷之等首先受到这项选任：张昷之任河北，王素任淮南，沈邈任京东，施昌言任河东，李绚任京西；这些监司都是范仲淹选定的。他们取来官员班簿查看不才者，用一笔全部勾除。富弼说：‘一笔勾除很容易，哪里知道会使一家人哭泣呢？’范仲淹说：‘使一家人哭泣，和使一路人哭泣相比，哪一个更好呢？’于是把他们全部罢免。壬戌，诏书说：‘考课的制度由来已久。祥符年间，政治达到太平，凡是颁布诏令条文，都一概务求宽大；考核优等有一定年限的制度，入仕做官有按资历递进的规定。到了如今边事发生、因缘多故的时候，希望得到能够应对事务的人才，不应让尸位素餐者蒙受损害。如果不奖赏、劝勉众人的志向，就无法激励他们；如果不甄别人的情况，就不能使他们奋发。现将各项条例详细申明，写入正式法令，并因此重新制定磨勘法。’起初，太祖旧制规定，文武常参官各按事务清闲或繁重规定月数，考核期满就升迁，这并不是考察名声、责求实际的办法，于是废除该制，设置审官院，考核内外职事官；京朝官接受替代、引见、磨勘时，没有功劳政绩就不得晋升官秩。后来立法规定，文臣五年、武臣七年，没有贪赃私罪才能升迁官秩；曾犯贪赃罪的，文臣七年、武臣十年。中书、枢密取其防闲之意；其中七阶选人考察资历品第，没有过犯或有功劳的逐级升迁，称为循资。淳化四年开始设置磨勘司，但每逢恩庆，百官大多可以按次序进升。真宗即位后才停止这种做法，只有郊祀恩典允许增加勋阶、爵位和封邑。到这时，范仲淹、富弼因官员冗滥，通过磨勘很快升到高位，因此获得防闲限制的人很多，于是命令待制以上官员自升官以后六年没有故失，才再次升迁；有过失的就增加年限，升到谏议大夫为止。京朝官四年磨勘，升到前行郎中为止；少卿、监限定七十人，有缺额才补充；少卿以上升官，听任防闲限制。这套法令比旧制开始严密了。十一月丁亥，诏书说：‘周代大司乐掌管学校政务，以六艺教育国子；那么任用官员大概本来就以世家子弟为基础。但如今的任子制度推恩过于广泛，以致疏远宗族也能得到恩荫，年幼者也能得到恩泽并授官，他们还不知道立身的道理、从政的方法，却一同取得仕进的资格，这不是慎重爵位、看重百姓的办法。’于是著为法令，重新制定任子法。起初，太祖制定任子制度，台省六品、诸司五品官员，入朝任职并且曾经任过两次官，之后才能提出请求。太宗即位后，各州进奏人员授予试衔和三班职务。不久特别规定选人分七等，凡是诞圣节和三年一次的南郊，都听任奏荐一人，但特别恩典不包括在内。于是奏荐的恩典逐渐扩大，到这时，范仲淹、富弼开始削减这种制度。凡选人遇到郊祀而赴铨试，不参加考试的永远不得参加选任，并且废除诞圣节奏荐任子的恩典。长子不限定年龄，其他儿子、孙子必须年满十五岁，弟弟、侄子必须年满二十岁，才可以获得恩荫。从此任子的恩典减少了。

译庆历四年夏，皇帝与执政大臣谈到朋党之事。范仲淹回答说：‘同类因相近而聚集，万物因群类而分别。自古以来，邪正之人处在朝廷中，各自形成一党，只在于君主明察辨别罢了。如果君子结成朋党共同做好事，这对国家有什么害处？不可以禁止。’六月壬子，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当时范仲淹上奏防备秋季边事，近来请求罢去参知政事之职，特别赐予他知边事的身份，再加上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事，于是有了这项任命。起初范仲淹因为触犯吕夷简，流放多年。到了陕西用兵时，皇帝认为他的士人声望有所归附，任用他防护边疆。吕夷简被罢免后，召他回来，倚重他治理政事，朝廷内外都盼望他建立功业。范仲淹也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与富弼日夜谋划，希望兴致太平。然而改革没有渐次推行，规模又太过宏大，议论者纷纷认为难以实行。等按察使出巡后，举劾了许多人，众人的心中都不高兴。任子恩典减少，磨勘法令严密，靠侥幸得利的人不方便，于是诽谤逐渐增多，朋党之论也更加无法消除。此前石介给富弼写信，责备他应当实行伊尹、周公的事业。夏竦怨恨石介斥责自己，又想借此倾陷富弼等人，于是让婢女暗中学习石介的书信。过了很久学成后，便把伊周改成伊霍，还伪造石介替富弼撰写的废立诏书草稿，流言很快传到皇帝耳中。皇帝虽然不相信，但富弼和范仲淹在朝廷中恐惧不安，都请求出任西北边地的按察使，皇帝没有答应。恰好听说契丹讨伐西夏，范仲淹坚决请求前往，皇帝才单独答应了他。范仲淹将赴陕西，经过郑州。当时吕夷简已经年老，居住在郑州，范仲淹前去拜见他。吕夷简问：‘有什么事？’范仲淹立即出来，回答说暂时前往巡视、安抚两路，事情办完就回来。吕夷简说：‘你这次前去正是踏入危机，哪里还能再回来？如果想经营整治西部事务，不如留在朝廷更方便。’范仲淹感到惊讶。范仲淹离开后，朝廷中攻击他的言论果然更加急迫，皇帝心中不能没有疑虑。罗从彦说：‘小人掌握权势、得到宠幸，是很可怕的。以仁宗的英明，急于谋求治理，而富弼、范仲淹等人却败在谗言离间之中，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为什么呢？古代君主建立政令、处理事务，君臣相互同心同谋，明察足以照见一切，仁厚足以守持政道，勇决足以裁断，办事不暴躁而且能够长久坚持，所以小人不能施展私意，权幸也不能动摇成就。像庆历年间的事情，开始时锐意进取，却不能挽救其结局，君臣之间恐怕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吧？’八月，任命富弼为河北宣抚使，依从了富弼的请求。富弼和范仲淹离开后，石介也感到不安，请求出任外官，获授濮州通判。九月甲申，任命杜衍为平章事兼枢密使，任命贾昌朝为枢密使，陈执中为参知政事。杜衍致力于裁抑侥幸，每当有宫中传出的诏令，通常都搁置不执行。积累到十多道诏令时，就把它们全部退还到皇帝面前。皇帝曾对欧阳修说：‘外面的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吗？凡有人向我请求事情，常常因为我说杜衍不会同意而停止的，比他封还的还多。’陈执中原任青州知州，被召回朝。谏官蔡襄、孙甫等争相进言：‘陈执中虽然是陈恕的儿子，但刚愎自用而又不学无术，如果任用他掌政，是天下的不幸。’皇帝不听，谏官仍不停地议论，于是命中使携带敕书，到青州当面赐给他。第二天，谏官上殿，皇帝变了脸色迎着他们说：‘难道不是要议论陈执中吗？朕已经把他召回来了！’于是他们不敢再说。十一月，诏令告诫朋党相互攻击，也告诫按察使不要任意苛刻，并告诫文人不要放肆言论、行为怪异。庆历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被罢免。任命贾昌朝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宋庠为参知政事，王贻永为枢密使，吴育、庞籍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富弼离朝后，宣抚攻击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两人在朝廷所推行的事情也逐渐受到阻止，只有杜衍独自从旁支持他们。杜衍喜欢推荐引进贤士，抑制侥幸之人，群小都怨恨他。杜衍的女婿苏舜钦，是苏易简的儿子，能写文章、发表议论，渐渐触犯了权贵。当时监进奏院按惯例祭祀神灵，用伎乐娱乐宾客。集贤校理王益柔，是王曙的儿子，在席间戏作了一首傲慢的歌。御史中丞王拱辰听说后，因为这两人都是范仲淹推荐的，而且苏舜钦又是杜衍的女婿，想借此倾陷杜衍和范仲淹，于是暗示御史鱼周绚、刘元瑜举劾此事。王拱辰和张方平联名上状，请求诛杀王益柔，大概是想借王益柔牵连范仲淹。贾昌朝暗中支持王拱辰等人的意见。韩琦对皇帝说：‘王益柔只是说了狂妄的话，有什么值得深究的？张方平等人都是陛下的近臣，与国家休戚相关。如今西部边境正在用兵，国家大事何其多！他们一件也不替陛下论列，却联名攻击一个王益柔，这些人的意图就很清楚了。’皇帝醒悟，于是停止了此事。贬王益柔为复州监酒税，削去苏舜钦的姓名；同席而被斥退的有十多人，都是知名士人。王拱辰高兴地说：‘我把他们一网打尽了。’苏舜钦被放逐废黜后，寄居吴中，与高僧逸士吟咏长啸，自得其乐。杜衍也看出自己不被人所容，多次请求离职，皇帝不准。范仲淹心中不安，上奏请求罢去政事。皇帝想答应他的请求，章得象说范仲淹一向徒有虚名，如今一次请求就立即罢免，恐怕天下人会说陛下轻易贬黜贤臣；不如暂且赐诏不准，如果他随即上谢表，那就是以此要挟欺骗君主，届时才可以罢免他。皇帝听从了。范仲淹果然奉上谢表，皇帝更加相信章得象的话。于是富弼从河北回来，将要到达京城时，右正言钱明逸迎合章得象等人的意旨，弹劾范仲淹、富弼更改纲纪，扰乱国家常法，所推荐的人大多夹带朋党。陈执中又进谗言，说杜衍庇护二人。皇帝不高兴，于是把他们一并贬黜。杜衍罢为兖州知州，范仲淹为邠州知州，富弼为郓州知州。范仲淹以病为由请求解除边任，改任邓州知州。二月辛卯，诏令停止京朝官采用保任叙迁法，也停止磨勘任子孙的新法。三月辛酉，韩琦被罢免。当时范仲淹、富弼已经罢职离去，韩琦于是上奏说：‘陛下任用杜衍为宰相，才满一百二十天就罢免了他。’

译范仲淹认为西夏人刚刚归附，自己请求守护边疆，本来也是有名望的。至于富弼被调出朝廷，损失就太大了。富弼的大节是很难动摇的。上天赋予他忠义。去年契丹率领大军压境，命富弼出使边境，他用正直的辩说使强敌理屈，最终恢复了和议；他忘却自身来成就大事，这是古人也难以做到的。近来李良臣从北方归来，大力称说北方从契丹君主以下的人都称赞羡慕富弼。陛下两次任命富弼为枢密副使，他都忘记自己有功，推辞躲避而不接受。等到强令他赴任，他便不顾毁誉，动不动就想着振兴整顿纲纪，他的志向只是想为陛下建立万世事业罢了。近来臣僚多致力于攻击忠良，以满足个人的愤恨，这不是国家的福分，只有陛下长久观察才能看清。奏疏送入后没有得到答复。起初，陕西四路总管郑戬派静边砦主刘沪、著作佐郎董士廉修筑水洛城，以便沟通秦州、渭州的援兵。知渭州尹洙说：‘贼人多次侵犯边塞，必定会集中兵力攻打一处；五路帅臣的战兵常常不满二万人，却要抵挡西夏元昊举国的军队。我军之所以屡次被贼人困扰，正是因为城砦太多，兵力分散。如今无缘无故夺取各羌部二百里的田地，排列堡垒、驻屯军队，白白耗费粮草，那么我军就会更加分散，边境军费也会供应不足。’ 于是上奏请求停止这项工程。恰逢郑戬被罢免，但刘沪等人仍像以前一样督促工程，尹洙对此不平，便用张忠代替刘沪。刘沪不接受替代，尹洙于是命副将狄青前往把刘沪和董士廉拘押交给司法官，并停止水洛城工程。郑戬不断上奏论列此事，韩琦认为尹洙是对的，但朝廷议论却支持郑戬，最终调尹洙任庆州知州，又调任晋州知州，释放刘沪等人的狱讼，并恢复修筑水洛城。韩琦因此请求出任外官，便出任扬州知州。河东转运使欧阳修上奏说：‘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天下人都知道他们有可任用的贤能，却没有听说他们有应当罢免的罪过。自古小人陷害他人时，见识并不长远；想广泛陷害善良之人，就指责他们结成朋党；想动摇大臣，就诬陷他们专权。除掉一个善人而众多善人还在，并不能使小人获利；想把他们全部除去，善人又很少有过错，只有指为朋党，才可以全部驱逐。自古大臣得到君主知遇并受到信任，就难以用其他事情动摇他；只有专权是君主所厌恶的，才可以借此倾覆他。正直之士在朝廷，是群邪所忌恨的；谋臣不能被任用，是敌国的福分。我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群邪更加忌恨欧阳修，于是借机罗织罪名，降职为滁州知州。尹洙调任潞州知州。当时谏官余靖、欧阳修等已经相继罢职离去，而天下人视为贤能的人，执政大臣却指为朋党，都想借事斥逐他们。董士廉于是到朝廷上书，为水洛之事替尹洙申诉。诏令派御史刘湜前往审问，没有查出其他罪过，但尹洙因为部将孙用由军校补任边军，孙用从京师借取带利息的钱来到边境。官府没有办法偿还，尹洙爱惜他的才能，曾经借用公使钱替他偿还。等到按问此事时，那笔钱已经先交给官府了，但尹洙最终仍因这件事获罪，被贬为均州监酒税。六月，石介去世。石介字守道，是兖州奉符人，考中进士，历任国子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濮州通判，鲁地人称他为徂徕先生。他相貌厚重，气度完备，学问笃实，志向远大；即使身处乡野，也不忘天下，是非分明，无所忌讳。因此小人嫉恨他，共同竭力一定要把他排挤致死。石介安然不惑，志向不变，说：‘我的道本来就是这样。’十一月，罢免京东安抚使富弼。当时滁州狂人孔直温谋反，被处死；搜查他的家，得到石介的书信和他留给孙复的信。当时石介已经死了，宣徽南院使夏竦深深怨恨石介讥刺自己，一直想报复，便说石介是假死，其实是富弼派石介与契丹联络、起兵，约定让一路兵马在内策应，请求打开石介的棺材验看。诏令下达兖州查访石介的生死，杜衍任兖州知州，把这话告诉属官，众人都不敢回答。掌书记龚鼎臣愿意以全族名义担保石介确实已经死亡。提刑吕居简也说：‘无缘无故打开棺材，拿什么向后世交代？’于是把情况写成文状上报。石介这才免于开棺，富弼遂被罢免安抚使，孙复被贬为防州监税。石介的子孙被羁管在池州。《宋史纪事本末》卷五 《史部，纪事本末类，宋史纪事本末》

译钦定《四库全书》《宋史纪事本末》卷六 明代冯琦原编 陈邦瞻增辑 夏元昊拒绝奉命 仁宗天圣六年五月，夏王李德明派他的儿子元昊袭击回鹘的甘州，把那里攻取下来。元昊的小字叫嵬理，性情雄健刚毅，很有谋略，擅长绘画，圆脸高鼻，通晓浮图之学，精通蕃、汉文字。李德明虽然臣服于中国和契丹，实际上却把自己的国家当作皇帝之国。到这时，因为元昊袭击攻破回鹘、夺取甘州，于是立他为皇太子。明道元年十一月，夏王李德明去世，宋朝派使者册立他的儿子元昊为西平王。起初，元昊多次劝谏父亲不要向宋朝称臣，李德明总是告诫他说：‘我长期用兵，已经疲惫不堪；我们族人三十年来穿着锦绮，这都是宋朝的恩惠，不能辜负。’元昊说：‘穿皮毛、从事畜牧，是蕃人的本性和便利；英雄出生在世上，应当做帝王，为什么要锦绮呢？’继承封爵后，他明确号令，用兵法约束各部，每隔六日、九日就召见官属。他仿照中国设置文武班次，建立蕃、汉学校；从中书令、宰相、枢密使以下，分别任命蕃人和汉人担任，并用衣冠服色区别士庶贵贱。每次出兵，一定率领部落首长打猎；有所收获就下马环坐饮酒，割取鲜肉食用，各自询问所见，选择采纳其中长处。因避父亲的名讳，把明道改为显道，在国内使用。景祐元年秋七月，庆州柔远砦的蕃部巡检嵬通进攻元昊后桥的各座堡垒，攻破了它们。元昊于是侵犯庆州，沿边都巡检杨遵与他交战，战败。环庆都监齐宗矩前来救援，驻军在节义峰，伏兵发动后被擒。不久被释放回来，朝廷下诏约束责戒他。元昊虽然常常进贡，但车服仪仗却僭越仿拟帝王；他改年号为开运，有人说这是后晋石氏败亡的年号，于是又改为广运。起初，华州有两个读书人，名叫张吴，二人都困顿于科场，轻游求仕而不得志；听说元昊有意窥伺中国，便叛逃前往，以谋略求见。元昊大为高兴，天天尊宠并任用他们。凡是夏人建国的规模、入侵的方略，大多是这两个人教给他的。景祐三年冬，元昊攻打回鹘，攻克瓜州、沙州和肃州。元昊已经完全拥有夏州、银州、绥州、宥州、静州、灵州、盐州、防州、胜州、甘州、凉州，又攻取瓜州、沙州、肃州。洪州、定州、威州、龙州也都只是堡镇，却号称州。他仍居住在兴州，凭借黄河阻隔，以贺兰山作为险固屏障，土地方圆万里。改年号为大庆，设置十六司总管各项事务，设置十二监军司，委任部落豪强分别统领其众。河北部署七万人防备契丹，河南盐州路部署五万人防备环庆、镇戎、原州，左厢宥州路部署五万人防备鄜延、麟州，右厢甘州路部署三万人防备吐蕃、回鹘。其余兵力驻守贺兰山、灵州、兴州、兴庆府，总数十五万人。选拔豪族中善于弓马的五千人轮流值班，号称六班直；把三千名铁骑分为十部。元昊亲自创制蕃书，字形很像八分书，用来教国人记事。宝元元年冬十月，元昊僭越称帝，建立国号为大夏。在此以前，元昊派使者到五台山供佛，以窥探河东的道路。使者回来后，他与各部酋长歃血盟誓，先攻打鄜延，想从靖德、塞门、砦、赤城三条道路一同进军。他的叔父山遇多次劝元昊不要反叛，元昊不听。山遇于是带着妻子儿女前来投降，延州知州郭劝把他捉回交给元昊。元昊杀了山遇，于是反叛。元昊派使者奉上表章，大略说：‘臣的祖宗本来出自帝王后裔，正值东晋末运，创建了北魏最初的基业。远祖思恭，在唐朝末年率兵拯救危难，接受封爵并被赐姓。祖父继迁，心中懂得用兵要领，手握天命符瑞，大举举起义旗，使各部全部归降。临河五郡，不久便归附；沿边七州，全都相继攻克。父亲德明，继承世代基业，勉强听从朝廷命令。臣偶然凭借狂妄浅陋的才能，创制小蕃文字，改变汉人的衣冠。衣冠已经制成，文字已经通行，礼乐已经兴盛，器用已经齐备。吐蕃、塔塔、张掖、交河，没有不服从的。称王我不满意，朝拜皇帝我才顺从；各方多次会集，齐声山呼。希望把一方疆土赐给我，建立万乘之国，让我成为面南而立的君主。再三推让已经来不及，群情聚集又相逼迫，事情实在不得已，只好公开实行。’ 于是于十月十一日在郊坛备办礼仪，尊奉自己为世祖始文本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号大夏，建元天授。伏望允许把西部郊外的土地赐给我，册立我为面南而立的君主；我一定竭尽愚拙的才能，永远保持友好关系。宝元二年六月，诏令削除元昊所赐的姓氏、官职和爵位。起初，元昊的表章送到，宰相张士逊立即提议断绝和好、问罪讨伐。群臣都说：‘元昊不过是个小丑，请出兵讨伐他，很快就能诛灭。’只有谏官吴育进言说：‘元昊虽然名义上称为藩臣，但一尺赋、一斗租都没有交给官府，而且时叛时服、反复无常，请暂且搁置这件事，以表示不值得责问。况且他已经僭越使用车舆服饰，势必不能自行削除，应该援引开国初年江南的旧例，稍微改变他的名号，这样可以顺势使他归附并加以收服。’他又上言说：‘暂且答应他的请求，他将没有借口；然后暗中命令边臣秘密修治战备，使在一年之间建立战守谋略，那么元昊即使想妄自行动，也不能造成大害。’奏章送入后，张士逊嘲笑他的意见。到这时，下诏削夺元昊的官爵，断绝互市，把榜文张贴在边境，招募能够擒获元昊的人；如果斩下元昊首级献上，就立即授予定难节度使的符节。随后元昊又派贺永年携带傲慢的书信，送回旌节和所授的诰敕，把它们放入神明匣中，留给归娘族后离去。七月戊午，夏竦调任泾州知州，与范雍各加兼任经略使、马步军都总管。又命天章阁待制庞籍考察陕西，下诏让庞籍就近与夏竦商议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