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卷十

译吕公著到任后，于是有了这项任命。吕公著进入政府后，与司马光同心辅政，推求先帝的本意，凡是先帝想改革却没有来得及改革的，以及已经改革却没有彻底完成的事情，一一加以实行。又请求充实设置谏官，以此开通言路，百姓欢呼鼓舞，都称便。诏令废止保甲法。当初，保甲法施行于京畿以及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共设置防校、都保三千二百六十六处，正长和壮丁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人，每年节省旧日募兵钱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缗，但民间承担差调，苦不堪言。在这之前，司马光对太后说：“从百姓中征兵，虽然说是古法，但古代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散百姓很多，三季务农，一季讲武，并不妨碍耕种。从两司马以上的军官，都选用贤能的士大夫担任，没有侵吞掠夺的弊端，所以步兵和车骑和睦，行动就能立功。如今登记乡村百姓，两个丁口抽取一个作为保甲，发给弓弩，训练他们作战，这就是农民的一半成了士兵。三四年以来，又命令三路设置都教场，不论四时，每五天训练一次，特意设置使者，地位相当于监司，专门负责提举，州县不得干预。” 每一名丁壮接受教阅，另一名丁壮负责供送。虽然说是五天一次，但保正、保长却以泥堋除草为名，把人聚集到教场；得到贿赂就放人，否则就把他们留下。这样一来，三路耕种、收获等农事几乎全都荒废了。到这时，他又竭力陈说此事使公私都劳扰，有害而无益，于是下诏停止。十一月丙戌，停止方田法。任命鲜于侁为京东转运使。熙宁末年，鲜于侁曾任此职；到这时，吴居厚被贬，朝廷又起用鲜于侁。司马光对人说：“如今又任用子骏为转运使，确实不是最合适的人选。然而朝廷想挽救东部地区的弊病，除了子骏没有别人可以胜任。他是这一道的福星，哪里能得到一百个子骏，分布在天下各地呢？”十二月壬戌，停止市易法。当时言官相继议论市易法的祸害，已经波及天下。本钱大约有一千二百万缗，通常按二分取息。十五年之间，本钱和利息本应达到数倍，如今却仅仅收回本钱罢了。原来买进货物交给官府，还没有转卖就先计算利息收取偿还；至于货物质量低劣，上下彼此防范，亏损日益增多，最终只是徒有虚名而已。监察御史韩川论市易法，认为它虽说是平抑物价，实际上仍免不了通过货物交易取利。即使有所获利，尚且不应实行，何况所得还不如损失的多？希望赶快停止这项法令。于是下诏停止市易法，并削去原任提举市易、光禄卿吕嘉问三个官阶，贬为淮阳军知军。停止保马法。哲宗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右司谏王觌上疏说：“国家的安危、治乱，取决于大臣。如今执政有八人，而奸邪之人占了一半，那么即使有一两个元老大臣，又凭什么推行自己的志向呢？”于是极力论述蔡确、章惇、韩缜、张璪结党为邪、残害正直，奏章有数十处缺字或不可辨。防右谏议大夫孙觉、侍御史刘挚、右司谏苏辙、御史王岩叟、朱光庭、上官均等接连上章论列蔡确的罪行，并且说蔡确在熙宁、元丰年间制造冤狱、施行苛政，始终参与其中。到了今天，他还稍稍对人说：“当时蔡确哪里敢说话？”他的用意是想牢固地窃取名位，反过来把过错归给先帝。司马光、吕公著被起用后，革除烦苛政令，蔡确却说这些都是他过去提出的建议，于是公论更加不能容忍他。太皇太后不忍心斥退他，只罢免他的政事职务，出任陈州知州。任命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当时司马光已经得病，但青苗、免役、将官等法令仍然存在。西夏尚未归降，司马光叹息说：“四种祸害还没有除去，我死也不能瞑目啊！”他给吕公著写信说：“我把身体托付给医生，把家事托付给儿子，只有国事还没有托付给谁；现在把它托付给您。” 不久，下诏免除司马光上朝，他可以乘肩舆每三天入省一次。司马光不敢接受，说：“见不到君主，就不能处理政事。”诏令让他的儿子司马康扶他入朝应对。辽人听说后，命令边境官吏说：“中原已经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了，谨慎行事，不要制造事端，开启边境上的嫌隙。”辛亥，罢免章惇。言官论说章惇进谗、残贼、狠毒暴戾，欺骗皇上、蒙蔽圣明，所犯不忠之罪与蔡确相同。章惇内心不安；等到蔡确被罢免后，论奏他的人更加用力。章惇曾在太皇太后帘前与司马光争辩免役法，言语十分悖逆，太皇太后发怒，贬他为汝州知州。三月，司马光请求全部废除免役钱，恢复差役法，各种役人的制度都恢复旧制；现有的役钱拨给各州县，作为常平本钱。于是下诏修订役书：役钱只准把原定额以及额外宽剩二成以下列为标准，其余一律废除。如果原来的宽剩不足二成，就仍按旧例办理。不久又下诏，耆户长、壮丁仍旧招募人供役，保正、甲头、承帖人全部罢免。侍御史刘挚请求一并采用祖宗的差役法；监察御史王岩叟请求制定各种差役相互帮助的办法；中书舍人苏轼请求施行熙宁年间按田亩给役、募人服役的办法，并列举五项好处。王岩叟说这五项好处难以相信，却有十项弊病，苏轼的建议于是被搁置。司马光又说，免役法有五种害处：上户过去承担差役，本来有陪备人员，可以轮番休息；如今出钱，与过去的费用相比，特别多，而且年年没有休息。下户过去不承担差役，如今却一概要出钱。过去所差役的都是本地的良民，如今却都是流浪之人，任意作奸欺骗。农民出钱比出力更困难，遇到灾年，就卖掉庄田、耕牛和农具来交钱给官府。提举司只一味追求多收役钱，把积存的宽剩作为功劳。这就是五种害处。现在不如直接降下敕命，委托县令、县丞查阅簿籍、确定差役；如果有人不愿亲自供役，允许选择能够胜任的人雇来代替。只有衙前这一役最被称为繁重艰难，如今仍实行差役法；由于陪备较少，应该不至于使人破产。如果还担心他们难以独自承担，那么请求像过去一样，对官户、寺观、单丁、女户中有房屋产业和庄田的人，按照贫富差等出钱助役。还担心各地役人的利害情况不能统一，请允许监司、太守和县令审察是否可行；可行就立即实行。如果还没有研究周全，县里五天内把筹划方案上报州，州里一个月内上报转运司听取裁决。朝廷再委托执政审定，按照各路、各州分别制定敕令，务必做到周详。起初，章惇把司马光奏疏中认为简略而不周全的地方驳奏上去。

译吕公著说，章惇一心只想求胜，不顾命令和大体，希望选派近臣详细审定。于是资政殿大学士韩维以及范纯仁、吕大防、孙永等人详细审定后上报。苏轼对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免役的弊害是向上聚敛，而百姓在下有钱荒之患；差役的弊害是百姓常被官府役使，不能专心务农，而吏胥又借此作奸。这两种弊害的轻重，大概相差不多。”司马光问：“在您看来应该怎么办？”苏轼说：“法令相互承接，事情就容易成功；事情有渐进过程，百姓就不会惊扰。三代的制度把兵和农合为一体，到秦代才分为两种。到了唐朝中期，又把府兵全部改为长期征戍的士卒。从此以来，百姓不知道军事，士兵不知道务农；农民拿出粮食和布帛养兵，士兵拿出性命保卫农民，天下人都认为这样便利。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它。如今的免役法，实际上很像这种制度。您想突然废除免役而实行差役，正如废除长期征戍而恢复民兵，大概不是容易的事。”司马光不以为然。起初，差役法实行于祖宗时代，法令日久弊病很多；编户百姓充当差役，不熟悉官府事务，吏役虐待驱使他们，往往导致破产；狭乡的百姓甚至有人多年不能休息。免役法让百姓按照户等高下出钱，而不用承受亲自服役的痛苦；但执行法令的人不遵循上面的本意，在雇役实际费用之外收取过多钱财，百姓于是因此受害。如果按照收入来支出，不向百姓多取钱，那就好了。司马光只知道免役的害处，却不知道它的好处，想一概用差役取代它。只有苏轼如实陈述情况，而司马光没有察觉。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说，司马光面色愤怒。苏轼说：“从前韩魏公在陕西设置义勇，韩公担任谏官时，我曾极力与他争论，韩公很不高兴，我也没有顾忌。过去我曾听您详细讲过这件事，难道今天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把话说尽吗？”司马光向他道歉。从此，役人的额数全部按照现有数目确定，只有衙前役使用坊场、河渡钱雇募，其余全部确定差役，并且仍然罢除官户、寺观、单丁、女户的免役。没过多久，因为衙前役并不是都有雇值，于是又把“雇募”改为“招募”。范纯仁对司马光说：“治理之道，去掉过分的部分就可以了。差役这件事尤其应当仔细讨论、缓慢推行，否则会更加成为百姓的祸害。希望您虚心听取众人的意见，不必只谋划自己提出的方案。若只由自己提出方案，谄媚的人就会乘机迎合。假如议论的方案有难以改变之处，也可以先在一路实行，以观察最终结果。”司马光不听，反而坚持得更加坚决。范纯仁说：“这等于使人不能讲话。如果想要讨好您、取悦您，哪里比得上年轻时迎合王安石来迅速取得富贵呢？”他又说：“熙宁年间按问自首的法令已经改了，但主管官吏制定的条文过于严酷，各地被处死的人数比旧时增加了好几倍，恐怕不是先王宁可错失罪犯也不枉杀无辜的本意。”范纯仁平素与司马光志同道合，但遇到具体事情便这样规劝纠正他。起初，恢复差役法的期限为五天，同僚都认为太急迫，只有开封府知府蔡京按照约定办事，把京畿各县的雇役全部改掉，没有一处违背。蔡京到政事堂把情况告诉司马光，司马光高兴地说：“假如人人都像您这样奉行法令，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推行呢？”司马光在政府任职时，凡是王安石、吕惠卿创立的新法，大略都革除了。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元丰年间的旧臣多是奸巧小人，将来如果有人利用父子亲情在皇上面前挑拨，祸患就会发生。”司马光正色说：“上天如果要保佑宋朝，一定不会有这种事。”于是天下人放心地说：“这就是先帝的本意。”卫尉丞毕仲游给司马光写信说：“从前王安石以兴办事业的主张打动先帝，但又担心财用不足，所以凡是可以取得民财的政令无不采用；大概散发青苗钱、设置市易、征收役钱、改变盐法，都是具体措施；而想要兴办事业、担心财用不足，是他的真实心情。如果不能杜绝这种兴办事业的心情，只想禁止散发、征收、改变和设置这些法令，那么即使提出一百种说法，也会有一百种不能实行。如今如果废除青苗法、停止市易法、免除役钱、废去盐法，凡是号称有利却伤害百姓的制度全部一扫而空并加以更改，那么过去掌管新法的人一定不会高兴。不高兴的人一定不会只说不可以废除、停止、免除、废去，他们必然会拿出财用不足的心情，陈说财用不足的事情，来打动皇上的意旨；即使把石头搬来使皇上听信，他们仍然会设法动摇皇上。这样一来，已经废除、停止、免除、废去的法令都可能重新实行，难道可以不预先治理吗？现在防止这种情况的办法，应当大举筹划天下的财计，详细说明收入和支出的数目，把各路积存的钱粮全部归于地官，使经费能够支用二十年。几年之间，又将比今天多十倍。让天子明白知道天下财用还有余裕，那么财用不足的言论就不能在皇帝面前提出。这样以后，关于新法的争论才可以永远停止而不能复行。从前王安石任职时，朝廷内外没有不是他的人，所以他的法令能够推行。如今想挽救过去的弊病，可是左右侍从、各职司和使者中，十人有七八人都是王安石的党徒。虽然起用两三个旧臣，任用六七个君子，但在几百人中只留下十几个人，哪里有足够的势力可以办成呢？” 势力尚且不足以办成，却想要强行办理，那么青苗法即使已经废除，也会重新散发，何况还没有废除呢？市易法即使已经停止，也会重新设置，何况还没有停止呢？役钱、盐法也没有不是这样。用这种办法挽救过去的弊病，就像一个人久病后稍有好转，父母兄弟虽然高兴地看到他的脸色，却不敢庆贺，因为他的病还没有痊愈。司马光读到这封信后警醒不安，但最终也没有对此加以考虑。任命刘挚为御史中丞。刘挚上疏说：“上面喜欢什么，下面一定会更加追求什么；朝廷意在考察核实，下面就会有刻薄苛察的行为；朝廷务求宽大，下面就会有苟且简略的事情。习俗贪图利益，迎合上意、趋向附和，所做的事表面相似，却并不是上面的本意。如今改革政令的根本情况本来不同，但观望迎合的习俗仍然存在。前些日子差役法刚开始实行，监司已经有迎合上意、争先恐后办理的，不考察利弊，一概确定差役，导致一路骚动。由此看来，大体上都类似如此。过去罢黜责罚几个人，都是因为他们违法搜刮、攀求进用、残害百姓，并不是想让他们漫不经心、不理政事。糊涂的人不能通达这一点，反而矫枉过正，难道可以不加以禁止吗？”壬寅，任命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下诏起用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位次列在宰相之上。

译五月丁巳，任命韩维为门下侍郎。神宗去世，韩维从提举嵩山崇福宫的任所入朝临丧，太皇太后亲自下诏慰问。韩维回答说：“人的常情是贫穷就想富裕，困苦就想快乐，困顿就想休息，郁塞就想通达。如果确实能够始终把有利于百姓作为根本，百姓就会富裕；始终把忧虑百姓作为心意，百姓就会快乐。赋税和差役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承受的，去掉它们，劳苦困顿就会止息；法令禁约不是人情所便利的，免除它们，郁塞就会通达。由此推而广之，竭尽诚信去实行，那么子孙后代看到陛下的德行，不必教导也会成材。”不久，起用他为陈州知州，又召入任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等到详细审定役法时，各地多说差役便利百姓。韩维说：“这是小人窥测上意、迎合取宠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司马光不能听从。六月甲辰，贬吕惠卿为建宁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建州。中书舍人苏轼起草制书说：“吕惠卿凭斗筲般的才干、穿窬般的智术，谄媚侍奉宰辅，一同升入朝廷；喜欢祸患、贪求功劳，喜好用兵、乐于杀戮，把聚敛财货当作仁义，把法律条文当作诗书。首先创立青苗法，其次施行助役法；均输的政令，使自己同商人一样经营；手实法的祸害，下至鸡和猪。” 只要能够蛀空国家、残害百姓，他几乎都挥臂自称为首倡者。先皇帝求贤如同唯恐来不及，听从善言如同转动圆环；起初具有帝尧般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最终以孔子般的圣明，不再信任宰予。对两观之诛尚且宽缓，对三苗的流放也只是略加惩罚，天下传诵诏令，都感到痛快。当时吕惠卿、章惇、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人，都已经被斥退到外地。言官仍不停地论奏他们。范纯仁对太皇太后说：“记录人的过错，不应当过于深刻。”太皇太后认为有理，于是下诏说，前朝迎合上意、依附权势的人，一概不再追究，言官也不要再弹劾。吕惠卿的党羽稍稍安心。有人对吕公著说：“如今除恶不尽，将来会留下后患。”吕公著说：“治理之道，只是去掉过分的部分罢了。汉文帝、汉景帝时代，法网宽疏得连能吞舟的大鱼都能漏掉；况且人才实在难得，应当让他们自我改过，难道应该逼得他们自暴自弃吗？”八月辛卯，下诏恢复常平旧法，停止青苗钱。司马光因病请假在家，范纯仁因国用不足，请求重新设置常平钱谷，施行借贷收息的办法，限定正月以前散发到一半为额；民间蚕丝、小麦丰收时，随夏税先缴纳应交数额的一半；愿意只交一半的，只收一分利息。台谏刘挚、上官均、王觌、苏辙接连上章论说其不当。司马光说：“先朝散发青苗钱，本来是为了有利于百姓，并且取其自愿；后来提举官急于求成，务必多散发。如今如果禁止强行配给，就没有害处。”中书舍人苏轼抄录黄牒上奏说：“熙宁的法令从来没有不禁止强行配给，但它造成的祸害却达到这种地步。百姓家里按照收入安排支出，即使贫穷也能维持；如果让他们额外得到钱，费用就会随之扩大。如今如果允许自愿，就免不了设法欺骗百姓，使他们痛快地用于一时不合理的支出，却不考虑日后催促偿还的祸患，这不是良法。”台谏王岩叟、朱光庭、王觌等接连上章请求停止青苗法，司马光大为醒悟，强忍病痛请求入朝应对，太皇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下诏规定，常平钱谷只令州县依照旧法及时买进、卖出；青苗钱以后不再支给；旧欠只收二分利息；原来支出的本钱，核验现今所欠数目，分科分次随两税缴纳。九月丙辰朔，司马光去世。当时两宫都虚心听取意见，司马光执政时，自己也看到言论和行为都得到采纳，想以身殉国，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昼夜不息。宾客见他身体瘦弱，便以诸葛亮吃得少而事务繁多的事劝戒他。司马光说：“死生由命，我只是更加努力罢了。”病情危重时，他在梦呓般的状态中仍反复叮嘱，所说的全是朝廷和天下的大事。等到司马光去世，他家中找到遗表八纸，呈献给朝廷，内容全是当时的重要政务。太皇太后为此悲痛，与皇帝一起到灵前临丧祭奠，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十一月，任命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侍郎。元祐二年夏四月己丑，文彦博请求退休，诏令他每十天到都堂议事一次。元祐三年夏四月辛巳，吕公著因年老恳切请求辞去职位，于是授任司空、同平章军国事。下诏在东府以南为他建造宅第，开设北门，以便执政官往来。凡三省、枢密院的职务，都允许他总理；隔一天上朝一次，顺便到都堂议事；他出入不受时限约束，这大概是特殊的礼遇。当时熙宁、元丰年间掌权的大臣虽然离去，但他们的党徒仍分布在朝廷内外，制造私家学说来动摇当时的政局。鸿胪丞常安民写信给吕公著说：“善于观察天下形势，就像良医观察疾病。正当天下安宁无事时，如果对人说‘以后必将有大忧患’，众人一定会惊骇发笑。只有能够认识隐微、看见征兆的人，才知道预先推知事态的渐变，所以不在可以忧虑时忧虑，而在还没有什么值得忧虑时先忧虑，那才是最大的忧患。如今天下的形势，正值得大为忧虑。虽然已经提升任用了忠良，却不能搜罗招致天下英才，使他们都聚集在朝廷，用来压倒小人。我担心正直的人还不能高枕安卧。所以，除去小人并不难，战胜小人却很难。陈蕃、窦武同心协力，选用有名望的贤人，天下都盼望太平，最终却死在曹节手中，于是形成了党锢之祸。张柬之和五位王公使唐朝中兴，以为庆泽可以流传万世；等到武三思一旦得志，最终却落到逃窜、夷灭和沉沦的地步。” 这些事情，都是前代已经发生过的祸患。如今任用贤人像倚靠一根孤立的栋梁，拔擢士人像搬动巨石；即使有奇异、杰出、瑰伟卓越的人才，也不能施展一次自己的志向，实在令人叹息。猛虎凭借山角的险势，没有人敢于触犯它，但最终仍被人制服，是因为人多而虎少。所以十个人可以制服一只虎，人就能胜；一个人想制服十只虎，虎就能胜。为什么要用几十个人去制服一千只虎呢？如今怨恨和愤怒已经积累，一旦爆发，祸害必定很大，难道还不值得大为忧虑吗？”吕公著读信后默然不语。任命吕大防、范纯仁为尚书左右仆射兼门下、中书侍郎。吕大防朴实厚重、刚直无私，不培植党羽。范纯仁致力于以宽博的胸襟开导皇帝，以忠厚的作风改变士大夫的风气。两人同心协力辅佐王室，太皇太后也全心信任并委托他们，因此元祐时期的政治与嘉祐时期一样兴盛。

译四年二月甲辰，吕公著去世。太皇太后召见辅臣，哭着说：“国家不幸，司马相公已经去世，吕司空又离世了。”为此悲痛怜悯了很久。皇帝也悲伤感动，立即到他家中临丧祭奠，追赠太师、申国公，谥号正献。六月甲辰，范纯仁被罢免。冬十月癸丑，皇帝驾临迩英殿，讲官进讲《三朝宝训》。当时吕大防见皇帝年纪渐长，把促进学习看作急务，请求下令让讲读官取仁宗在迩英殿所写的御书，加以解释后进呈，放在皇帝座位右边。又从乾兴以来选取四十一件足以劝勉和警戒的事，分为上下两篇，题名为《仁宗圣学》。到这时，皇帝驾临迩英阁，召宰执和讲读官讲解《三朝宝训》。讲到汉武帝把南山的全部山地登记为上林苑时，仁宗说：“山泽的利益，应当与众人共同享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丁度进言说：“臣侍奉陛下二十年，每次听到您的德音，从来没有不涉及忧劳勤政的，这大概就是祖宗的家法。”吕大防于是推述祖宗家法来进言，说：“自三代以后，只有本朝一百二十年间内外无事，大概是因为祖宗所立的家法最为完善。臣请求略举其要，列举八项事来进言：亲近亲属、侍奉长辈、治理内政、对待外戚、崇尚节俭、勤于自身、崇尚礼制、宽厚仁慈。” 并且说：“虚心接受劝谏，不喜好打猎，不崇尚玩物爱好，不使用玉器，不看重奇异的食物。”这些都是祖宗家法得以造成太平的原因，不必远取前代的法度，只要全部实行家法，就足以治理天下。皇帝深表赞同。五年春正月庚戌，文彦博被罢免。五月壬申，下诏说差役法还有没有完备的地方，命令把利弊详细上报。起初，苏轼说：“天下人都说差役法不便利。从前实行雇役时，中户每年出多少钱？如今实行差役，中户每年花费多少钱？再按几年服一次役来比较，大致核算出数目，利弊就很明显了。何况农民在官吏那里受到各种侵扰剥削，比起雇人服役，苦乐相差十倍。”李常也说：“差役法废除已久，户籍册不清楚，差役轻重没有标准。乡里宽广、户数多的地方，只能勉强轮换休息；乡里狭小、户数少的地方，却连年服役。希望下诏选派一两名熟悉事务的臣僚，让他们与主管赋税的官员一起，选择差役、雇役两种办法中便利的一种施行。”于是议论差役不便利的人很多，便下诏说差役法有未完备之处，命中书舍人王岩叟、枢密都承旨韩川、谏议大夫刘安世共同审阅详定，把利弊详细上报。任命苏辙为御史中丞。当时熙宁、元丰年间的旧臣争相制造邪说，以动摇在位者。吕大防、刘挚对此忧虑，想稍稍引用他们来平息旧日怨恨，称为调停。太皇太后犹豫不决，苏辙当面斥责其错误，又上疏说：“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君主就尊贵，国家就安定；疏远君子，任用小人，君主就忧虑，国家就危险。这是必然的道理。小人在朝外时，担心他不高兴，反而把他引入朝廷，正是自己留下祸患。况且君子和小人，势如冰炭，处在一起必然争斗。一旦争斗，小人必然胜利，君子必然失败。为什么呢？小人贪图利益、能够忍受羞耻，打击他反而难以使他离去；君子洁身自好、看重道义，受到阻挠就会引退。先帝聪明圣智，痛恨颓废的风气，用纲纪治理四方，功业足以与三代相比。然而臣下不能顺应辅佐，制定各种法令，对上违背天意，对下失去民心。两位圣明的太后和皇帝顺应百姓的愿望，取而代之加以更改，上下都欢欣慰藉。这样，过去掌权的大臣，如今朝廷虽然没有加以斥逐，他们的势力也不可能再留在朝廷了。还依赖两位圣明之人的慈仁，把他们宽宥安置在外地，这已经很厚道了。但议论的人被各种说法迷惑，竟想招引他们回来、接纳他们，与他们共同办事，称之为调停。这些人如果回来，难道肯就此罢休吗？他们必定会残害正直之人，逐渐恢复旧事，以满足自己的私怨。臣下遭受祸害，本来不足为虑；臣所痛惜的，是祖宗的朝廷。希望陛下从圣心审察，不要被流言迷惑，不要让小人一旦进用，日后才后悔已经来不及，那天下就非常幸运了。” 奏疏送入后，太皇太后说：“苏辙怀疑我们君臣要把邪正之人一并任用，他的话很有道理。”各位大臣也跟着附和，调停的说法于是停止。六年二月，任命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王岩叟为签书枢密院事。王岩叟任言官时，五年之间直言进谏，没有隐讳；等到授任签书枢密院事，谢恩时进言说：“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以来，采纳劝谏、听从善言，务求符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宁，希望您相信这一点而不要怀疑，守住这一点而不要丧失。”他又向皇帝进言说：“陛下如今学习圣道，应当深入辨别邪正。正直的人在朝，朝廷就安定；邪恶的人一旦进用，就会出现不安的征兆。并不是说一个人就能造成这种情况，而是同类响应他的人很多，上下相互蒙蔽，因而不知不觉养成祸根。”他又说：“有人把君子、小人并用的说法告诉陛下，不知是否确有其事？这实在是深深误导陛下。自古以来，君子和小人没有并用的道理。圣人只说：‘让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吉，让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就凶。’小人一旦进用，君子必然引同类而去。如果君子和小人争相进用，就是危亡的根基，不可不察。”十一月乙酉，刘挚被罢免。七年夏四月丙午，王岩叟被罢免。六月辛酉，任命吕大防为右光禄大夫，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焘、郑雍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知枢密院事，刘奉世为签书枢密院事。八年秋七月丙子，召范纯仁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入朝谢恩，太皇太后对他说：“有人说您一定会引荐王觌、彭汝砺，您应当与吕大防同心。”范纯仁回答说：“这两个人确实有士人中的声望，臣终究不敢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位而埋没贤才，希望陛下明察。”范纯仁将被召用时，殿中侍御史杨畏依附苏辙，想让苏辙任宰相，于是与来之邵上疏论说范纯仁昏暗猥琐，不可再任宰相，没有得到答复。范纯仁任职后，吕大防想引荐杨畏为谏议大夫来帮助自己，范纯仁说：“谏官应当任用正直的人，杨畏不能任用。”吕大防说：“难道是因为杨畏曾经弹劾过相公吗？”苏辙立即在旁边背诵那篇弹劾奏文，但范纯仁起初并不知道这件事。不久，杨畏最终升任礼部侍郎。宣仁太后的诬陷

译神宗元丰八年春正月戊戌，皇帝身体不适。二月癸巳，皇帝病重，三省、枢密院入宫进见，请求册立皇太子，并请求皇太后暂时共同听政，皇帝答应了。三月甲午朔，册立延安郡王佣为皇太子，赐名煦。在此以前，岐王颢、嘉王頵每天问候皇帝起居。高太后已经垂帘听政，命令二王的母亲不得擅自入宫，并暗中命令中人梁惟简的妻子制作一件给十岁孩子穿的黄袍，带在身边；大概是秘密准备在仓促间举行即位仪式。起初，太子还没有册立时，职方员外郎邢恕与蔡确谋划，秘密对太后的侄子高公绘、高公纪说：“皇上的病情不能隐瞒，延安王年幼，应当早作定论。岐王、嘉王都是贤王。”高公绘惊讶地说：“这是什么话？您想给我们家招来祸患吗？”邢恕知道计谋不能实行，反而散布说太后有意于岐王，并与王珪内外呼应，引导蔡确；又约王珪入宫问候，假意诱使王珪说出话来，准备让开封府知府蔡京在外面埋伏剑士，只要王珪稍有不同意见，就把他抓起来杀掉。后来王珪说皇上自有儿子，应该定议册立延安王，邢恕更加无从施展。太子已经册立后，他还和蔡确自称有定策之功，把这些话传播到朝廷中。庚子，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甲寅，群臣请求皇帝与太皇太后共同听政。蔡确想求媚于太后来保全自己。太后的叔父高遵裕因西征时失误获罪，于是上言请求恢复高遵裕的官职。太后说：“高遵裕在灵武战役中使数百万人遭受涂炭，先帝半夜得到战报，起身绕着床榻行走，直到天亮不能入睡，从此惊悸不安，逐渐导致大祸。祸患由高遵裕而起，他能够免于刑罚诛杀，已经是幸运了。先帝尸骨未寒，我怎么敢顾念私恩而违背天下的公论呢？”蔡确惊恐战栗地退下。哲宗元祐元年春正月丙辰，建立神宗原庙。太皇太后下诏说：“原庙的设置，来由已经很久了。过去神宗皇帝刚刚即位为帝，就同时建造寝殿，以此崇敬严肃地奉祀祖先，他的孝心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如今神宗已经按照旧例升祔太庙，应当营建馆舍宫室来奉祀神灵。但宫墙东面紧接民居，如果想扩建，就担心造成扰民；如果采纳士大夫的意见，把帝后合为一殿，又担心无法符合神宗敬奉祖先的心意。听说治隆殿后面有园池，推究后殿原本的用途，本来就是留下来等待未亡人的；可以就在那块地方建立神宗原庙。等我万年之后，应当随英宗皇帝安葬在治隆殿上，使神明安宁；对内可以成全我儿子的心愿，对下可以安定百姓的心意，不也是很好吗？” 二年三月，神宗服丧期满，太皇太后下诏说：“祥祭、禫祭都已经结束，典册也已经准备完毕，但有关官署遵照章献明肃皇后的旧例，认为我应当在文德殿接受册命。虽然皇帝尽到了孝养的心意，务求极其尊崇，但朝廷礼制有增有损，也各自应当适宜相称。追想章献明肃皇后辅佐真宗、拥护仁宗，功业盛大丰厚，应该给予隆重特殊的礼遇。回顾我德行浅薄，哪里敢比拟她的美德？考察采用旧仪式，实在有愧。将来接受册命，可以只在崇政殿举行。”又告诉执政大臣说：“母后临朝听政，并不是国家的盛事。文德殿是天子举行正朝的地方，哪里是女主所应当驾临的呢？”三年八月，身为太后侄子的邢恕让高公绘写信给太后，请求尊崇礼遇高氏。太后发怒，罢免邢恕。十二月甲寅，太皇太后下诏说：“官员冗滥的弊病，来源已经很久了。流弊发展到极点，实际上集中在今天。上面有长期闲置、失去职守的官吏，下面就有受害而无处申诉的百姓。因此命令大臣考察探求根本，如果不裁减入仕人员的数额，就无法澄清选取士人的根源。我如今以微薄之身率先天下。回想临朝之初，曾经下令有关官署，荫补私亲的名额过去没有固定限制。我自认为德行浅薄，哪里敢与前人相比？已经下诏，皇室家庭的恩泽只依照母后的旧例办理。如今还应再加以削减，以表示一定实行。先帝把天下托付给我的情意如此深重，天下对我的责任期望又如此重大，只要有利于社稷，我连头发和肌肤都不会吝惜，何况这种私人的恩惠，实在微小得如同毫末。忠义之士应当认识到我的诚意，各自忘掉顾念亲属的恩情，共同成就节约的制度。今后每逢圣节大礼、生辰应当给予亲属的恩泽，一律减去四分之一。皇太后、皇太妃也照此办理。” 四年五月，把蔡确安置在新州。蔡确失势已经很久，于是心怀怨恨。在安州时，他曾游览车盖亭，作诗十首。汉阳军知军吴处厚与蔡确有嫌隙，便对诗中的话加以解释，认为是诽谤讥刺，并且论说他引用郝处俊在上元年间劝谏高宗不要把皇位传给武后的故事，是在指斥东朝，于是把诗上报中书省。台谏于是上奏论说蔡确怨恨诽谤，请求按罪惩处。下诏让蔡确详细说明。蔡确为自己作了非常详尽的辩解。右正言刘安世等又说，蔡确的罪状已经十分明显，为什么还要等他详细说明？这只是大臣在为他曲意开脱罢了。于是贬蔡确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台谏不停地论奏此事。谏议大夫范祖禹也说，蔡确的罪恶天下不能容忍，如今还以列卿身份留在京城任职，没有满足众人的舆论。执政大臣商议依法处置蔡确，范纯仁、王存认为不可以，争论未决。文彦博想把蔡确贬到岭南，范纯仁听说后，对吕大防说：“这条道路自乾兴以来，荆棘已经近七十年了。我们如果把它打开，恐怕自己也不能免祸。”吕大防于是 აღარ再说。过了六天，再贬蔡确为英州别驾，安置在新州。范纯仁又对太后说：“圣朝应当致力于宽厚，不能因为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的过错，就把大臣流放诛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章〕 今后的举措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这件事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况且用重刑除恶，就像用猛药治病，药力过猛也不可能没有损伤。”太后没有听从。当时中丞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侍御史盛陶都说，以诗作罪罚蔡确，不是用来敦厚风俗的办法。李常因此被贬为邓州知州。中书舍人彭汝砺说：“这是罗织罪名的开始。”他封还制词，因而被贬为徐州知州。侍御史盛陶说不可以助长告发攻讦的风气，也因此被贬为汝州知州。起初，蔡确的详细自辨还没有上奏。梁焘从潞州召回任谏议大夫，经过河阳时，邢恕极力论说蔡确有拥立之功。梁焘到任后，把这些话奏报上去。太后告诉三省说：“皇帝是先帝的长子，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这是名分所当然的，蔡确有什么筹划拥立的功劳呢？如果让蔡确日后又回来欺骗蒙蔽上下，难道不是朝廷的祸害吗？我担心皇帝年纪还小，不能控制他，所以如今趁蔡确自己败露，像这样处置他，都是为了社稷。”六月甲辰，范纯仁被罢免。吕大防说，蔡确的党羽势力很盛，不可不加以惩治。范纯仁说，朋党难以辨别，恐怕会误伤好人。司谏吴安时、正言刘安世于是论说范纯仁是蔡确的党羽，范纯仁也极力请求罢去政事职务，于是出任颍昌府知府。

译傅尧俞对太后说：“蔡确的党羽中，最严重的当然应当驱逐，其余的人完全可以放置不问。凭陛下盛大的德行，还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蔡确的诗即使涉及诽谤讥刺，也希望把它当作蚊虫飞过耳边一样听过算了，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触犯而破坏太平和谐的气氛。事情发生时，以无心的态度应对它，这正是圣人培养至诚、享有长久福祉的办法。” 六年十一月乙酉，刘挚被罢免。刘挚与吕大防地位相同，国家大事多由吕大防决定，只有进退士大夫，实际上掌握在刘挚手中。然而他存心少有宽恕，勇于铲除恶人，最终被朋党和谗言以奇计中伤，于是与吕大防产生了嫌隙。此前，蔡确被贬，邢恕也被贬为永州监酒税，他写信给刘挚。刘挚过去与邢恕友善，回信中有“永州是个好地方，只管去那里等待休复”的话。排岸官茹东济是个阴险的人，向刘挚求取利益而没有得到，见到这封信，暗中抄录下来给中丞郑雍、殿中侍御史杨畏看。郑雍、杨畏当时正依附吕大防，于是为信中的话作注解，上奏说：“‘休复’二字出自《周易》；‘等待休复’，是等待将来太皇太后恢复哲宗的皇位、重新确立明主。”章惇的几个儿子过去与刘挚的儿子交游，刘挚也间或与他们交往。郑雍、杨畏说刘挚接见并结纳他们，是在进行笼络，以期求取日后的福祉。并且论奏王岩叟、梁焘、刘安世、朱光庭等三十人，说他们都是刘挚至死相交的朋友。太皇太后于是当面告诉刘挚说：“言官说您结交坏人，是为将来作打算；您应当一心辅佐王室。像章惇这样的人，即使让他任宰相，也未必会高兴。”刘挚惶恐退下，上章为自己辩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梁焘、王岩叟果然上疏论救刘挚。太皇太后说：“我刚开始垂帘听政时，刘挚斥退奸邪，确实忠诚正直；但这两件事不是他应当做的。”于是罢免刘挚，任郓州知州。给事中朱光庭驳斥说：“刘挚奋发施展忠义，朝廷把他提拔到重要职位，如今突然因为猜疑罢免他，天下人看不出他的过错。”言官因此说朱光庭是朋党，朱光庭也被罢免，任亳州知州。八年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去世。起初，太后身体不适，吕大防、范纯仁等人前去问候病情。太后说：“老身承受神宗的顾托，与官家登殿听政。你们试着说说，九年之间我是否曾经施恩于高氏？只是为了做到至公，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病重将死，我都没有让他们来见我。”说完眼泪流了下来。又说：“先帝追悔往事，以至于流泪，这件事官家应当深深知晓。我死以后，一定会有很多人诱导、戏弄官家，官家应当不要听信。你们也应当早些退下，让官家另外任用一批人。”于是召唤左右侍从赐给他们社饭，说：“明年吃社饭时，要想起老身。”太后临朝听政，召用过去的老臣名臣，废除新法和苛政，于是天下重新安定。辽主告诫他的臣下不要在边境制造事端，说：“南朝已经完全施行仁宗的政事了。” 临朝听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安定，努力实行旧有制度，抑制并断绝外戚私人的恩宠，人们认为她是女中的尧舜。十二月乙巳日，范纯仁请求罢去政职，没有获准。当初，太皇太后卧病，召见范纯仁说：“你的父亲范仲淹，可以说是忠臣。当年明肃太后垂帘听政时，他只劝明肃太后尽到母亲的职责；明肃太后去世后，他只劝仁宗尽到儿子的职责。你应当像他一样。”范纯仁哭着说：“我岂敢不竭尽忠诚！”到哲宗亲自处理政务时，范纯仁请求退职。哲宗对吕大防说：“范纯仁有一时的声望，不应离去，可以替朕留下他。”范纯仁每天早晨入宫朝见，哲宗问：“先朝实行青苗法，情况怎样？”范纯仁回答说：“先帝爱护百姓的本意本来很深厚，只是王安石制定的法令过于严苛，又用赏罚来激励，所以官吏办事急迫，终于造成百姓的祸害。”退朝后，他上疏，主要认为青苗法不应实行，实行它最终免不了扰民。当时许多小人竭力排斥太皇太后执政时的政事，范纯仁奏道：“太后保佑圣上，功劳和诚心，幽明上下都共同鉴察。议论者不顾国家大局，何其刻薄啊！”于是把仁宗禁止谈论明肃太后垂帘听政时事的诏书进呈，并说：“希望陛下考察并施行，以此警戒刻薄的风气。”韩忠彦也对哲宗说：“从前仁宗开始亲政时，群臣也多说章献太后的过失，仁宗厌恶他们持论近于刻薄，便下诏告诫整饬。” 陛下如果能够效法仁祖，那就好了。”给事中吕陶又进言说：“太后保佑陛下九年，陛下尊奉她并报答她，唯恐做得不够。万一有奸邪不正的人说某人应当重新任用、某事应当重新实行，这就是治乱安危的关键，不可不察。哲宗绍圣元年三月乙亥日，吕大防被罢免。吕大防在宣仁太后临朝时，恳切请求退职，太后说：‘皇上年纪还小，您还不能立即离去，暂且再过些年月，我也将到东朝去了。’太后去世后，吕大防任山陵使。殿中侍御史来之邵窥探时势，首先弹劾吕大防，而吕大防也自行请求离职，哲宗同意了。十一月壬子日，特意追复蔡确观文殿大学士的官职。绍圣四年冬十月，任命邢恕为御史中丞，追贬王珪为万安军司户参军。当初，邢恕长期被贬斥在外，心中怀着愤恨，从河阳取小道到邓州拜见蔡▯，想要编造太后与王珪谋划废立的事情，以证明自己曾参与定策。事情和谋划已经编造好了，却没有旁证。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赴京，经过河阳，邢恕便欺骗司马康，让他写亲笔信，称颂蔡确的功劳。不久梁焘以谏议的身份被召回，经过河阳，邢恕又向梁焘颂扬蔡确的功劳，并拿出司马康的信作为证据。后来邢恕任中山帅，又置酒诱骗高遵裕的儿子高士京说：“您知道元祐年间为什么唯独没有给先父推恩吗？”高士京说：“不知道。”邢恕又问：“您有兄弟吗？”高士京说：“有一个兄长士▯，已经去世了。”邢恕说：“这就是替王珪传话的人。当时王珪任宰相，想拥立岐王，派士充到禁中传达言语，您知道吗？”高士京说：“不知道。”邢恕于是用官爵来诱惑他，说：“不能总说不知道，我替您办成这件事，只是不要把它告诉别人。”高士京愚昧昏暗，听从了他。到了这时，章惇、蔡卞想彻底报复元祐年间的诸人，便借助邢恕，把他召回，连续升迁三次做到御史中丞。邢恕于是借北齐娄太后宫名为宣训、曾废黜孙少帝而立其子演的故事，假托为司马光所说。范祖禹说：“如今君主年少，国家疑惧，宣训太后的事情尤其令人忧虑。”又让王棫替高士京作奏章说：“父亲高遵裕临死前屏退左右，对士京说：‘神宗病危之时，王珪派士充来问：“不知道皇太后想立谁？”我斥责士充让他离开，这件事就结束了。’”御史中丞给事中叶祖洽也以王珪在册立时有不同意见为由，于是下诏追贬王珪，并追赠高遵裕奉国军节度使。

译元符元年三月，把文及甫交付同文馆审理。文及甫是文彦博的儿子。当初，刘摰曾经论列文及甫，又曾说他的父亲文彦博不能担任三省长官，所以只任平章事。文彦博退休后，文及甫由权侍郎以修撰身份出任外职，父母丧期将满时，刘摰和吕大防仍掌握国政。文及甫担心不能取得京官，便写信给邢恕说：“下个月，朝廷就要决定我入朝任职的事情，尚且不能确定。掌权者对鹰扬之人的猜忌越来越深，他的党徒其实很多。司马昭的心思，连路人都知道。又有‘粉昆’从旁助成，朋党交错而立，必定要把我这微薄之身作为他们泄愤快意的对象，真令人寒心。”他所说的司马昭，指的是吕大防。吕大防独自掌国政已久；“粉昆”一词，世人称驸马都尉为粉侯，韩嘉彦娶了公主，他的兄长韩忠彦就是“粉昆”。邢恕把信给蔡确的弟弟蔡硕看。到了这时，邢恕让蔡确的儿子蔡渭上书控告刘摰等人，诬陷文彦博暗中图谋不轨、谋危宗社，并拿文及甫的信作证。章惇、蔡卞因此想杀刘摰、梁焘、王岩叟等人，认为刘摰有废立之意，于是在同文馆设置狱案，命蔡京、安惇共同审理，逮捕审问文及甫。文及甫胡乱说，他的父亲文彦博称刘摰为司马昭；所谓“粉”，是指王岩叟面色白；所谓“昆”，是指梁焘字况之，而“况”仍是兄长的意思。蔡京、章惇于是罗织出无数罪名，想把这些人陷入灭族之罪，上奏说刘摰等人犯大逆不道之罪，即使处死也罪责未尽，不加惩治就无法向天下显示。哲宗说：“元祐年间的人果真这样吗？”蔡京、章惇回答说：“确实有这种心思，只是反叛的形迹还没有完全显露。”刘摰、梁焘已经被贬死，蔡京等人的奏章上来时来不及查验证据，于是下诏把刘摰、梁焘的子孙禁锢在岭南，勒令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的儿子停职。蔡京觊觎执政之位，所以审理此案时极力罗织罪名。元祐诸贤的罪案已经造成，但曾布忌恨蔡京，秘密对哲宗说：“蔡卞已经充任丞辖，蔡京不能与他一同升迁。”于是停止晋升蔡京为承旨。蔡京和曾布因此产生嫌隙。章惇、蔡卞害怕元祐诸臣有一天重新起用，日夜与邢恕等人谋划，又结交内侍郝随作为助力，诬陷宣仁太后曾想危害哲宗。先贬王珪，又兴起同文馆狱案，还诬陷司马光、刘摰、梁焘、吕大防等人与主掌宣仁太后阁内事务的内侍陈衍谋划废立。陈衍当时已经获罪，配流朱崖；又把内侍张士良从郴州召回，因为他曾与陈衍一同掌管太后阁内事务，命蔡京、安惇共同审理，以证实他们的说法。蔡京等人在面前摆列鼎镬、刀锯，对他说：“说有这件事，就恢复你原来的官职；不说，就接受刑罚。” 张士良仰天大哭说：“太皇太后不能被诬陷于天地神祇之前，也不能欺骗天地神祇。请让我接受杀戮。”蔡京等人严刑逼问而一无所得，于是奏称陈衍上疏，离间两宫；又说他把随龙内侍刘瑗等人斥逐到外地，是为了剪除君主的心腹羽翼，属于大逆不道，应当处死。哲宗很受他们迷惑。到这时，章惇、蔡卞亲自起草诏书，请求把宣仁太后废为庶人。皇太后正在睡觉，听到这件事，立即起身对哲宗说：“我每天侍奉崇庆宫，头顶上有天日，这话是从哪里说出来的？况且皇帝如果一定这样做，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哲宗醒悟过来，拿章惇、蔡卞的奏章到烛火前烧掉。郝随窥探得知此事，秘密告诉章惇、蔡卞。第二天，章惇、蔡卞再次具状，坚决请求施行。哲宗发怒说：“你们难道不想让朕进入英宗的宗庙吗？”把他们的奏章摔到地上，这件事才被搁置。洛党、蜀党之争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辛巳日，任命程颐为崇政殿说书。程颐在治平、元丰年间，大臣们多次推荐他，他都没有出仕。到这时，司马光、吕公著共同上疏称颂他的品行道义：“臣等听说河南处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古道，安于贫困，守持节操，说话一定忠实诚信，举动都遵守礼法。年过五十，不求出仕进取，真是儒者的高尚退隐、圣明时代的逸民。希望破格提拔他，使士人有所敬仰和取法。”诏令任命他为西京国子监教授，他坚决推辞。不久又召他为秘书省校书郎，入宫应对后，改任崇政殿说书。程颐立即上疏说：“学习会随着智慧一起增长，教化会随着内心而形成。如今百姓中善于教育子弟的人，也一定聘请有名望有德行的人，让他们和子弟相处，以熏陶而养成品性。何况陛下年纪正盛，虽然聪明圣睿得自天资，但辅导培养的方法也不可不做到极致。大体说来，一天之中，接触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妾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会发生变化而形成。希望选拔名儒入宫侍从，劝导讲学，讲完后留下他们分班值宿，以备陛下询问。有小的过失，就随时进献规诫。日积月累，一定能够培养成圣德。”程颐每次进讲，神色十分庄重，接着便借题发挥进行规谏。听说哲宗在宫中洗手时避开蚂蚁，便问是否有这件事。哲宗说：“是的，确实是怕伤害它们。”程颐说：“把这种心意推广到天下，就是帝王的重要原则。”哲宗曾倚着栏杆，偶然折断柳枝，程颐严肃地说：“正值春天，气候和暖，万物生长，不应轻易折取什么，以伤害天地的和气。”哲宗点头赞许。九月丁卯日，任命苏轼为翰林院学士。苏轼从登州被召回，十个月之间，连续三次升任显要官职。不久兼任侍读，每次在经筵进读，讲到政治治乱、国家兴衰、邪正得失时，没有不反复开导，希望有所启发使皇帝醒悟的。他常常留宿禁中，哲宗在便殿召见他。太后问：“你前年是什么官？”苏轼回答：“常州团练副使。”太后问：“现在是什么官？”苏轼回答：“待罪翰林学士。”太后问：“凭什么突然到了这个地步？”苏轼回答：“是因为得到太皇太后和皇帝陛下的知遇。”太后说：“不是。”苏轼回答：“难道是大臣们论荐吗？”太后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也不敢通过其他途径进身。”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感叹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提拔任用你。’” 苏轼不觉失声痛哭，太后和哲宗也哭了，左右侍从都感动得流泪。过了一会儿，命他入座，赐给茶水，撤去御前的金莲烛，送他回翰林院。苏轼在翰林院任职时，常常用言论和文章规劝切责时政。毕仲游写信告诫他，苏轼却不能听从。

译元祐二年三月，程颐请求到崇政殿、延和殿讲读，上疏说：“臣近来说迩英殿渐渐炎热，只请求改到崇政殿、延和殿。听说给事中顾临认为在延和殿讲读不可行，臣猜想顾临的意思，不过是认为讲官不应坐在殿上，以尊崇君主为理由罢了。臣不必远引古事，只用本朝旧例来说：太祖召王昭素讲《易》，真宗命崔颐正讲《尚书》，邢昺讲《春秋》，都在殿上。当时仍然有坐讲、立讲的仪式，只是从明肃太后的意旨开始改变。这又是祖宗尊重儒者、重视道义的盛美之举，哪里只是子孙应当实行，也是万世帝王都应效法的。如今世俗之人能够说出尊君的话，却不知道尊君的道理。君主只有道德越高，才越受尊崇；至于权势地位，已经崇高到极点，尊严已经达到极致，不能再增加了。”又说：“天下最重要的职位，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取决于宰相，君主德行的成就则由经筵负责。”八月辛巳日，罢免程颐崇政殿说书之职。程颐在经筵中多采用古礼，苏轼认为那不近人情，十分嫉恨他，常常加以戏弄侮辱。司马光去世时，百官正在举行庆礼，事情完毕后想去吊唁程颐，程颐不允许，说：“古语说，‘在这一天哭泣，就不能歌唱。’” 有人说：“古语只说不能唱歌，并没有说不能哭。”苏轼说：“这是把人弄得枉死在集市上，叔孙通制定的就是这种礼。”两人于是结下嫌隙。苏轼曾经发策考问馆职人员，其中有这样的话：“如今朝廷想以仁宗的忠厚为师，却担心百官有司不履行职务，甚至流于偷懒；想效法神宗的励精图治，却担心监司、守令不理解他的本意，而流于苛刻。”于是程颐的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弹劾苏轼的策问诽谤讥刺。苏轼因此请求补任外郡。殿中侍御史吕陶说：“台谏应当遵循至公，不能借助职权来报复私人的嫌隙。”右司谏王觌说：“苏轼措辞不过是没有掌握轻重的体要。如果把异同全部查考，深究嫌疑，两边就会分裂，党派议论也会更加炽烈。学士起草文词失当，这件事还小；使士大夫背上朋党的名声，才是大患。”太后认为他说得对，临朝宣布说：“我曾看过苏轼的文章，他的意思是指今天的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而言，并不是讥讽祖宗。”范纯仁也说苏轼无罪，于是搁置此事不再追究。哲宗患疮疼痛不能出宫时，程颐到宰臣吕公著处问：“皇上不临殿，您知道吗？”又说：“二圣临朝，皇太后不应独自坐朝；况且君主有病，大臣却不知道，可以吗？” 第二天，宰臣根据程颐的话询问皇帝的病情，从此大臣们也多不高兴。于是御史中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连续上章，极力诋毁程颐，说他不适合在经筵任职；谏议大夫孔文仲又上奏说程颐污浊卑下、奸巧险佞，平素没有乡里的善行，在经筵陈说时僭越放肆，忘记身份而遍访贵臣，又逐一拜访台谏，传播言语制造混乱，以报偿恩怨，致使市井之人把他看作五鬼之首，请求放还乡里，以示典刑。于是罢免程颐，出任管勾西京国子监。当时吕公著独自掌管国政，群贤都在朝中，不能不按类别相互依附，于是有了洛党、蜀党、朔党的说法。洛党以程颐为首，朱光庭、贾易为辅；蜀党以苏轼为首，吕陶等为辅；朔党以刘摰、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辅佐他们的人尤其多。当时熙宁、元丰年间掌权的大臣已经退休或处于闲散职位，怨恨深入骨髓，暗中窥伺机会，而诸贤没有觉察，各自结党互相诋毁议论。只有吕大防是秦地人，性情刚直，没有党派；范祖禹以司马光为师，也不结党。不久哲宗听说此事，拿它询问胡宗愈。胡宗愈回答说：“君子把小人指为奸邪，小人又把君子指为党人。陛下如果选择中立之士加以任用，党争的祸患就会平息。” 于是撰写《君子无党论》进呈。冬十月，贬右司谏贾易。当时程颐、苏轼彼此交恶，两人的党羽互相攻击，贾易因弹劾吕陶结党支持苏轼兄弟，言语又牵连文彦博、范纯仁。太后发怒，想严厉惩处贾易，吕公著说：“贾易说的话也有直率的一面，只是诋毁大臣太过分罢了。”于是罢免贾易，让他出任知怀州。吕公著退朝后对同列说：“谏官所说的话，先不论是非得失，只是皇上年纪正盛，担心将来有人用阿谀之辞引导并迷惑圣心，正要依靠身边敢于进谏的人，不可预先使君主轻视、厌恶进言者。”众人都感叹佩服。元祐三年三月，孔文仲去世。吕公著说：“孔文仲本来以抗直著称，然而愚蠢而不明白事理。他任谏议时，竟被浮薄之人驱使，去伤害善良的人。晚年才知道自己受了欺骗，愤懑忧郁而吐血，终于不起。”吕公著这话，大概是指孔文仲弹劾程颐一事。任命胡宗愈为尚书右丞，谏议大夫王觌因为胡宗愈进呈《君子无党论》，厌恶他，于是上疏说胡宗愈不能任执政，太后大怒。范纯仁与文彦博、吕公著在帘前辩解，太后的怒意仍未消解。范纯仁说：“朝臣本来没有党派，只是善恶邪正各自按类别分开。文彦博、吕公著都是历朝旧臣，难道会容许他们雷同欺骗皇上吗？从前先臣与韩琦、富弼在庆历年间一同任执政，各自举荐所知的人。当时流言把他们指为朋党，三人相继出任外职。造谣的人公开互相庆贺说：‘一网打尽了。’此事离现在并不远，希望陛下引以为戒。”于是极力陈说前代朋党之祸，并抄录欧阳修《朋党论》进呈。然而最终仍使王觌出任知润州，胡宗愈照旧留任。元祐五年春正月，程颐因父亲去世服丧守制，离职后台谏又上奏议论贾易谄媚侍奉程颐，于是贾易再次被贬，任知广德军。元祐六年二月，任命苏辙为尚书右丞。任命诏令下达后，右司谏杨康国上奏说：“说苏辙兄弟没有文学才华是不对的，说他们践行正道却还谈不上。他们所学，是学习苏秦、张仪那样的人。他们的文章大多务求驰骋，喜欢写纵横捭阖，没有安静平和的道理。陛下如果因为喜欢苏辙的文学而毫不怀疑地任用他，这又是任用了一个王安石。”苏辙以文学自负，刚强狠厉而好胜，这一点和王安石没有不同，奏章没有得到答复。翰林院学士承旨苏轼被罢免。苏轼从杭州被召回，不久侍御史贾易又弹劾他，说他在元丰末年任职扬州时，听到先帝去世，作诗并起草吕惠卿的制书，都在诽谤怨恨先帝，不合人臣之礼。御史中丞赵君锡也接着进言。太后发怒，罢免贾易，任知宣州；赵君锡任知郑州。吕大防请求把苏轼和贾易、赵君锡一并罢免，于是调苏轼出任知颍州，不久改任知扬州。

译元祐七年三月，程颐服丧期满，三省拟议授予他馆职，判检院。苏辙进言说：“程颐入朝，恐怕不会安静。”太后采纳了他的意见。范祖禹说：“程颐的经学和品行，天下人都知道。司马光、吕公著难道会欺骗皇上吗？只是隐居草野的人不熟悉朝廷的规矩体制，这种情况或许有；难道会有言官所指的其他缘故吗？”他请求召程颐入朝劝讲，一定有助于圣明。于是授程颐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程颐两次上表辞谢。御史董敦逸摘取他言语中有怨望的内容，改授他管勾崇福宫。九月，召苏轼为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从扬州被召为兵部尚书兼侍读，不久又升任礼部尚书兼端明殿侍读。两位学士中，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进言说：“苏轼任中书舍人时，起草吕惠卿的制词，指斥先帝；他的弟弟苏辙在朝中与他相互表里，扰乱朝政。”吕大防奏道：“先帝想使中国富强，鞭挞羌戎，而当时群臣迎合得太过，所以有些事情处理失当。太皇太后与皇帝临朝后，顺应百姓的愿望，随着事情逐步救正，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近来言官利用这些事情中伤士人，同时还想动摇朝廷，意图极其不善。” 苏辙也替哥哥辩护，说他所起草的吕惠卿贬谪制词中，涉及先帝的话有：“起初凭帝尧的仁德，姑且试用伯鲧；最终凭孔子的圣明，却不相信宰予。”这根本不是诽谤先帝。太后说：“先帝追悔过去的事情，甚至流下眼泪。”吕大防说：“先帝一时的过度举措，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后说：“这件事官家应当深切了解。”于是贬董敦逸、黄庆基为湖北、福建路转运判官。绍述 哲宗元祐八年冬十月，哲宗开始亲自处理政务。当时太后已经去世，朝廷内外人心汹汹，人人怀着观望之心，在位者畏惧，没有人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担心小人乘机危害政事，上疏说：“陛下正要总揽各项政务，接见群臣。今天是国家兴衰的根本、社稷安危的关键、百姓忧乐的起点、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头，也是天命与人心离合取舍的时刻，能不畏惧吗！先太后对宗社有大功，对百姓有大德，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而怨恨她的群小也不少，他们必定会以改变先帝的政事、驱逐先帝的臣子为说辞，借机离间，不可不察。先太后因为天下人心发生变化而实行更革，既然改变了法令，那么制定这些法令的人有罪、应当退职，也只是顺应众人的意见将他们驱逐，这怎么会是上负先帝、下负万民，成为天下所仇恨并想除去的人呢？其中哪里有什么憎恶呢？只要辨析是非，坚决拒绝邪说；有人用奸邪言论迷惑听闻，就交付法司处置，严惩一人以警戒群小，那么一切就会安定无事了。这些人既误了先帝，又想误导陛下，天下的事情哪里经得起小人再次破坏呢？” 当时苏轼正准备上疏进谏，看到范祖禹的奏章后说：“这是治理国家的文章。”于是附上自己的名字一同进呈，并毁掉已经起草的奏疏，入朝后却没有得到答复。后来有诏召内侍刘瑗、乐士宣等十人恢复职务，苏辙进谏说：“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以来，没有听说访问过一位贤臣，所召的却是先前的内侍，四海一定会认为陛下偏爱近习之人，这种意见不能不听。”侍讲丰稷也这样进言。苏辙出任知颍州。范祖禹又请求入对，说：“熙宁初年，王安石、吕惠卿创立新法，意在改变祖宗的政事，还大量引进小人来误国；勋旧大臣被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离。又用兵开拓边境，和外族结怨，天下愁苦，百姓流离。幸赖先帝觉悟，罢免驱逐了这两个人，但他们所引进的群小已经遍布天下，不能再全部除去。蔡确接连兴起大狱，王韶开始夺取熙河，章惇开拓五溪，沈起扰乱交阯，沈括、徐禧、俞允、种谔兴建西部战事，军民死伤不少于二十万。先帝临朝时悼念悔恨，说朝廷不得不承担这些事情的责任。以至于吴居厚在京东推行铁冶法，王子京在福建推行茶法，蹇周辅在江西推行盐法，李稷、陆师闵在西川推行茶法和市易法，刘定在河北推行保甲法，百姓都忧愁痛苦、叹息怨恨，家家都希望发生变乱。” 幸赖陛下和先太后起而救正。”天下百姓因此如同解除了倒悬之苦。只是从前被斥逐的人窥伺时局变化，妄自猜想陛下认为修改法度是不对的。如果让他们进入左右近侍之列，他们一定会进献奸邪之言。万一陛下错误地听信而重新任用他们，臣担心国家从此衰败，再也不能振兴。又说：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年，唐朝拥有天下三百年，到它们灭亡时，都是因为宦官，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凡是和祸乱一起办事的，没有不灭亡的。汉朝自元帝任用石显、把政事交给他，杀死萧望之、周堪，废黜刘向等人，汉朝的基业在元帝时就败坏了。唐朝自明皇让高力士审阅裁决章奏，宦官于是兴盛，李林甫、杨国忠都是通过高力士得到进用的，唐朝灭亡的祸根就埋在开元年间。熙宁、元丰年间，李宪、王中正、宋用臣等人掌权，总领兵权，声势显赫；王中正兼管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违抗，军队冻饿，死者极多。李宪提出再次出兵的策略，导致永乐城陷落；宋用臣兴建土木工程，没有休息的时候，又从市井谋取利益，为国家聚集怨恨。这三个人，即使加以诛杀，也不足以向百姓谢罪。李宪虽然已经死了，但王中正、宋用臣还在，如今召回的十名内臣中，李宪、王中正的儿子都在其中。

译这两个人一旦入朝，王中正、宋用臣一定也将重新被任用。臣之所以敢极力进言，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哲宗说：“所召的内臣，朕难道有意任用他们吗？只是想分别给他们差遣罢了。”范祖禹于是退下。十二月，端明殿侍读学士苏轼请求出任外职，出任知定州。当时国事将要发生变化，苏轼不能入宫辞行。临行后，他上书说：“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下面的情况是否能够上达。太平到了极点时，即使平民也都能通达自己的意见；到了大乱之时，即使近臣也不能自行进见。陛下临朝九年，除了执政、台谏以外，从未与群臣接触。如今亲自听政之初，应当把使下情通达、去除壅蔽作为急务。臣每天侍奉帷幄，正要戍守边疆，却因为不能见陛下一面就要离去，何况疏远的小臣想求得通达，更困难了。然而臣不敢因为不能入对，就不效尽愚忠。古代圣人将要有所作为时，一定先处在幽暗中观察光明，处在安静中观察行动，那么万物的情状就会全部呈现在眼前。陛下圣明睿智超过常人，年富力强，臣愿陛下虚心遵循事理，暂时一切都不要急于有所作为，默默观察各种事务的利害以及群臣的邪正，以三年为期，等掌握真实情况以后，再顺应事物而行动。这样行动以后，天下就不会有遗憾，陛下也不会后悔。” 由此看来，陛下有所作为，只应担心太早，不必担心稍迟，这一点已经很明白了。臣担心急于求成、喜好功利的大臣随即劝陛下轻率地改变政事，所以进献这番意见，冒昧希望陛下留心。社稷宗庙的福分，天下都将十分幸运。吕大防任山陵使，刚出国都城门，杨畏首先背叛。吕大防上疏说。神宗更改法令、建立制度，是要把它们传给万世，臣请求下诏讲求研究，以成就继承先志的道理。于是召杨畏入对，询问先朝旧臣中哪些人可以召回任用，杨畏便列举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王安中、李清臣等人，并分别题评他们的品行，又说神宗建立法度的用意以及王安石学术的美好，请求召章惇为宰相。哲宗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恢复章惇资政殿学士之职，任吕惠卿为中大夫，王中正恢复遥授团练使。给事吴安诗不肯书写章惇的任命记录，中书舍人姚勔不肯起草吕惠卿、王中正的诰词，都没有被听从。刘安世极力进谏说章惇等人不可任用，被贬出任知成德军。绍圣元年二月丁未日，任命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邓润甫首先陈说：“武王能够扩大文王的声望，成王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道统，从而开创绍述之业，所以有这次任命。”范纯仁认为当时任用的大臣都出自宫中，侍从、台谏也多不是按照正常程序拟议，于是对哲宗说：“陛下亲自处理政务之初，四方都拭目以待，天下治乱的根本确实在此。舜举用皋陶，汤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被疏远。即使不能像古人那样，也必须尽力选择天下最优秀的人。”哲宗没有采纳。三月，在集英殿策试进士。李清臣发策问道：“如今恢复词赋取士，但士人并不知道勉励；罢去常平官，农民却没有更加富裕。可差役、可募役的说法混杂，因而役法产生弊病；向东、向北的意见不同，因而黄河水患更加严重。赐给土地本来是为了安抚远方，但羌夷的祸患还没有平息；放宽专利本来是为了便利百姓，但商贾的道路仍不通畅。可以实行的就沿用，不可以的就改革，只有适当才是可贵的。圣人又有什么私意呢？”他的意思大概是在贬低元祐年间的政事。苏辙进谏说：“臣听说策题极力诋毁近年以来施行的政事，有想要恢复熙宁、元丰政事的意思。臣认为先帝所设置的制度，其中有些是百世不可改变的。” 元祐以来，上下奉行这些制度，从未丧失败坏。至于事情偶有处理失当，哪个时代没有呢？父亲在前面创立，儿子在后面救正，前后相互补益，这才是圣人的孝道。汉武帝对外事奉四夷，对内兴建宫室，财用匮乏，于是修订盐铁、榷酤、均输等政事，百姓不堪承受，几乎造成大乱。昭帝任用霍光，罢除烦苛的政令，汉室才安定。光武帝、显宗以明察为聪明，以防止事情决裂为处理原则，使上下恐惧，人人不安。章帝深刻鉴察其中的过失，改用宽厚和乐、仁慈的政事，后世称赞他。本朝真宗的天书、章献太后临朝时，采纳大臣们的议论，将其藏入梓宫。到仁宗听政时，对此事闭口不谈。英宗时的濮王议论，朝廷汹汹不安了数年，先帝把它搁置，于是恢复安静。汉昭帝、章帝的贤明，以及本朝仁宗、神宗的圣明，难道是他们不重视孝敬、轻率地改变事情吗？陛下如果轻率改变九年已经实行的政事，提拔任用多年未被任用的人，怀着个人怨恨而以先帝为借口，大事就完了。”哲宗看完奏章大怒，说：“怎么能拿汉武帝来比先帝？”苏辙下殿等待治罪，众人没有人敢救他。范纯仁从容地说：“汉武帝雄才大略，史书没有贬低他的言辞。” 苏辙拿他来比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亲自处理政务的开始，进退大臣不应像呵斥奴仆一样。右丞邓润甫越过次序进言说：“先帝的法度被司马光、苏辙全部毁坏了。”范纯仁说：“不是这样，法度本来没有弊病；如果有弊病，就应当改革。”哲宗说：“有人把先帝比作秦始皇、汉武帝。”范纯仁说：“苏辙所议论的是事情和时势，并不是议论人物。”哲宗的怒气因此稍稍平息。苏辙平日与范纯仁多有不同意见，到这时才佩服他说：“您是佛地位中的人。”苏辙最终被降职，出任知汝州。进士们应对策问时，考官把主张元祐政事的人列在前面，礼部侍郎杨畏复核试卷，便把他们全部降下去，而把主张熙宁、元丰政事的人列在前面。从此绍述的议论大为兴盛，国家的政局于是改变。任命曾布为翰林学士承旨。当初，司马光告诉曾布要增损役法，曾布推辞说：“免役这一件事，法令的细节全都出自我的手，怎么能仓促自行改动，按道义是不可以的。”于是以户部尚书出任知太原府。到这时调任江宁，经过京城，留下来拜授翰林学士承旨。夏四月，任命张商英为右正言。哲宗刚即位时，曾逐渐革除不便于民的新法。张商英当时任开封推官，上书说：“三年内不改变父亲的道，是可以称为孝的。”

译如今先帝陵墓的土还没有干，就议论改变法令，这能算孝吗？”他又多次到执政处请求进用，还写谄媚的言辞送给苏轼，请求进入台谏。吕公著听说后很不高兴，将他出任河东提刑。到这时又召他为右正言。张商英在外任职很久，积累了对元祐大臣不任用自己的怨恨，于是极力攻击他们，上奏说：“神宗的盛德大业，超越古今；可是司马光、吕公著、刘摰、吕大防援引朋党同类，竟敢加以讥议。凡是详定局的建立、中书的勘会、户部的施行遣发、言官的论列、词臣的诰命，无不被他们指摘、揭露、轻视、嘲笑；他们在内剪除陛下的羽翼，在外攻击驱逐股肱之臣，天下形势危险万分。如今上天清明，诛罚和奖赏还没有端正，请求下令让禁省检索前后的章奏文牍，交给臣等看详、签署、揭示，以上希望陛下和大臣斟酌可否。”张商英又论说司马光、文彦博奸邪负国，甚至把宣仁太后比作吕后、武则天。全体台谏御史赵挺之等又弹劾苏轼起草麻制时有“民亦劳止”的话，认为这是诽谤先帝，将苏轼贬为知英州。范纯仁进谏说：“熙宁年间的法度，都是吕惠卿迎合并附会王安石的建议，不能符合先帝爱护百姓、寻求治理的本意。” 到太后垂帘听政时，才开始根据言官的意见特别实行贬谪驱逐，到现在已经八年了。言官大多是当时的御史，为什么畏惧观望，不立即进献忠言？如今才有这样的奏章，难道不是观望形势吗？”哲宗没有听从。癸丑日，白色长虹贯穿太阳。曾布上疏请求恢复先帝的政事，并请求改年号以顺应天意。哲宗听从了，下诏把元祐九年改为绍圣元年。于是天下明白知道哲宗的意向了。罢免翰林院学士范祖禹。当时哲宗想任命章惇为宰相，范祖禹极力说章惇不可任用，于是被罢职。壬戌日，任命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当时哲宗有恢复熙宁、元丰政事的志向，首先起用章惇为宰相，于是专门把绍述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便引荐他的党羽蔡卞、林希、黄履、来之邵、张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人占据要职、担任言官，共同谋划报复。章惇被召回时，通判陈瓘随众人到道路上拜见他。章惇听说陈瓘的名声，邀请他同船，询问当世事务。陈瓘于是问章惇：“天子以政事托付您，请问应当先做什么？”章惇说：“司马光奸邪，应当首先辨明，事情没有比这个更急迫的。”陈瓘说：“您错了，如果这样做，将失去天下人的期望。” 章惇厉声说：“司马光不致力于继承先业，却大幅改变已经形成的事业，像这样误国，不是奸邪又是什么？”陈瓘说：“不察他的内心，只根据表面行迹怀疑他，尚且不能说没有罪；如果指称他是奸邪，又再次任意改作，误国就更加严重了。如今的办法，只是消除朋党，坚持中道，或许可以救治弊病。”又说：“譬如这条船，移到左边，左边就沉重；移到右边，右边就沉重，两边都不可取。熙宁未必全部正确，元祐也未必全部错误。”章惇很不高兴。哲宗任命章惇为宰相后，范纯仁更加用力请求离职，于是以观文殿大学士出任知颍昌府。召蔡京为户部尚书，任林希为中书舍人。章惇曾说：“元祐初年，司马光任宰相，任用苏轼掌管制诰，所以能够鼓动四方，哪里能得到这样的人并任用他呢？”有人说：“林希可以。”林希赴成都任职，经过京城，章惇想让他掌管诰命，向元祐诸臣发泄毒怨，并且许诺让他任执政。林希长久不得志，请求借此泄愤。凡是贬黜元祐名臣的制书，都由林希起草，极尽丑诋，甚至用“老奸擅国”的话暗中斥责宣仁太后。读到的人无不愤怒叹息。有一天他起草制书，写完把笔扔到地上说：“败坏名节了。” 丁卯日，章惇请求重新实行免役法，差役、雇役两种办法都设置机构讨论，长久不能决定。蔡京对章惇说：“只要取用熙宁已经形成的法令施行就行了，何必讨论？”章惇认为他说得对，雇役法于是确定下来。当初，司马光把熙宁、元丰的政事全部革除，废除雇役而恢复差役，唯独与人情不相符合。到这时，蔡京、章惇相互依靠，于是抓住这一点作为理由，重新实行免役法。有见识的人更加看出他们的奸邪。戊辰日，任命蔡卞为国史修撰。元祐年间，史官范祖禹等修撰《神宗实录》，把王安石的过失全部写入，以此彰明先帝的圣德。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上疏说：“先帝的盛德大业，卓然超出千古。”又说实录所记多有疑似不实之处，请求重新刊定，诏令同意。蔡卞于是听从王安石侄孙王防的请求，把王安石旧日所作的日录全部改入正史。闰月壬申日，又任命陆师闵等人为各路提举常平官。五月，任命黄履为御史中丞。元丰末年，黄履任御史中丞时，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互结交；每当章惇、蔡确有所厌恶，就让邢恕暗中向黄履传达意思，黄履便立即排斥攻击对方，当时称他们为“四凶”。后来黄履被刘安世弹劾而出任外职。到了这时，章惇又被起用，让他报复仇怨，元祐旧臣没有一个能够幸免。秋七月丁巳，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赠谥，贬降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等人的官职，并下诏告谕天下。当时台谏黄履、周秩、张商英、上官均、来之邵、翟思、刘拯、井亮采等人交相上章，指称司马光等改变先朝法令，违背道义、悖逆事理。章惇、蔡卞请求发掘司马光、吕公著的坟墓，砍开棺木暴尸。哲宗问许将，许将回答说：“这不是盛德之事。”哲宗才作罢。于是追夺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推倒为他们所立的碑，夺去王岩叟的赠官，将吕大防贬为秘书监，刘挚贬为光禄卿，苏辙贬为少府监，并一律分司南京。起初，李清臣希望做宰相，首先倡导绍述之说，设法排挤苏辙、范纯仁，迅速恢复青苗法、免役法。章惇到任后，心中很不高兴，又同他意见相反。章惇既然贬斥司马光等人，又登记文彦博以下三十人，准备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岭表。李清臣进言说：“改变先帝的法度，不能说没有过错，但这些人都是历朝元老；如果听从章惇的话，一定会使众人极为惊骇。”哲宗于是下诏说：“大臣结党，司马光以下各人，分别按罪行轻重议定处罚，把此事公布天下。”

译起初，朋党之论兴起时，哲宗说：“梁焘常常发表公正的议论，他陈述和抨击的内容全都出于公议，我都记得。”又说：“苏颂懂得君臣大义，不要轻易议论他。”因此苏颂得以免罪，而梁焘只被贬为提举舒州灵仙观。刘挚对几个儿子说：“皇上任用章惇，我将要获罪了。如果章惇顾念国事而不把怒气迁移到百姓身上，即使贬斥我们这些人到死，也没有什么遗憾。只是担心他的意图在于报复，那天下百姓怎么办？”八月，撤销广惠仓，恢复免行钱。冬十月，任命吕惠卿为大名府知府。监察御史常安民说：“北都是重要重镇，却任命吕惠卿去任职。吕惠卿天性深沉险诈，他背叛王安石的行为，足以看出他侍奉君主会怎样。如今他将经过宫阙，一定会谈到先帝而哭泣，感动陛下，希望留在京城。”哲宗采纳了这番话。吕惠卿到京后，请求入朝面见哲宗，果然谈到先帝的事情而哭泣。哲宗神色严肃，不作回答，吕惠卿的计谋最终没有施行，只得离去，当时舆论对此十分称快。十一月壬子，特意追复蔡确观文殿大学士之职。十二月，蔡卞进呈重新修撰的《神宗实录》，于是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等人因被指责诋毁、诬陷而获罪，降官，安置在永丰、黔州。蔡卞升任翰林学士。起初，礼部侍郎陆佃参与修撰实录，曾多次同范祖禹等人争辩，大意是说王安石有许多正确之处。黄庭坚说：“按照您的说法，大概就是谄媚的史书了。”陆佃说：“如果完全采用您的意见，难道不是诽谤之书吗？”到了这时，陆佃也被罢去职务。言官又以吕大防监修《神宗实录》为由，将他迁到安州居住。哲宗元符二年冬十月，贬监察御史常安民。当时蔡京与宦官裴彦臣深相结交，常安民于是弹劾蔡京，说蔡京奸诈，足以迷惑众人；能言善辩，足以掩饰错误；巧于辞令，足以改变、夺取君主的视听；力量足以颠倒天下的是非。他在内结交宦官，在外联络朝臣，凡是不依附自己的人，就诬陷为元祐党人，说其不遵循先帝法令，一定要排挤掉才罢休。如今朝廷中的大臣，蔡京的党羽已经超过一半，陛下不能不及早醒悟并驱逐他们；等到有朝一日羽翼丰满，后悔也来不及了。当时蔡京的奸邪还隐藏着，很多人没有看透，只有常安民首先揭发出来。他又说，如今大臣所说的绍述之论，都是借这个名义来报复私怨，结党依附的人便随声附和。张商英在元祐年间曾向吕公著献诗求取进用，谄媚无耻；近来却请求毁掉司马光、吕公著的神道碑。周秩任博士时，亲自拟定司马光的谥号为“文正”，近来却请求砍棺鞭尸。陛下观察这些人的言论，难道果真出于公论吗？他的奏章前后上了几十、上百次，估计终究不能使皇帝回心转意，于是请求出任外官，哲宗只是加以慰勉而已。到了这时，常安民又弹劾章惇专擅国政、培植党羽，请求收回君主的权柄、抑制章惇的权力，反复曲折地陈说而不停止。章惇派亲信对他说：“您本来以文学闻名于当世，为什么要凭言语逞强，和别人结怨？稍微安静一些，我当安排您在左右任职。”常安民神色严正地斥责说：“你竟然替当今宰相来游说吗？”章惇更加恼怒。常安民又指责曾布的奸邪，于是章惇、曾布联合排挤他，取出他送给吕公著的书信给哲宗看，认为其中把哲宗比作汉灵帝。哲宗恼怒常安民没有辩解，幸亏安焘营救，才得以免罪。到了这时，御史董敦逸弹劾常安民与苏轼兄弟结党，于是常安民出任滁州监酒税。十一月，安焘被罢职。当时章惇用白帖贬谪元祐臣僚，安焘把这件事告诉哲宗，哲宗对此产生怀疑。郑雍对章惇说：“王安石任宰相时，曾经用白帖办理政事。”章惇大喜，取来相关案牍放在怀中，拿给哲宗看，于是安焘的进言没有实行，章惇因此怨恨安焘。安焘与常安民一内一外相互呼应，被调出京城，任知郑州。当时吕大防等人被流放居住在远州。正逢明堂赦令，章惇预先说这几十个人应当终身不得迁徙。范纯仁听说后，忧愤得想要斋戒，上疏为他们申辩。亲近的人劝他不要触怒皇帝，万一被远远贬斥，那不是年高之人所宜承受的。范纯仁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有一个人敢进言；如果能使皇上回心转意，关系就重大了。如果不能，死又有什么遗憾？”于是上言说：“吕大防等所犯的罪，也由于内心不能持守宽恕之意，任凭个人好恶，违背老子‘好还’的戒言，忽视孟轲所说的‘反尔’之言。然而牛党、李党的党争，祸乱延续数十年，彼此牵连而不能解除，难道还可以继续遵循过去的做法吗？如今吕大防等人年老多病，不习惯当地水土，炎热荒远之地不是长久居住的地方，又忧虑会发生意外，他们靠什么生存？臣曾经同吕大防等人共事，多次受到排斥，这些都是陛下亲眼所见。臣之所以言辞激切，只是想仰报圣上的恩德。过去章惇、吕惠卿虽然被贬谪，也没有离开家乡。如今赵彦若已经死在贬所，愿陛下出于内心的仁慈，恢复吕大防等人的原职，使他们回去。”奏疏上呈后，章惇大怒，于是削去范纯仁观文殿大学士之职，调任随州知州。哲宗元符四年春正月，李清臣被罢去河南府知府之职。史臣说：哲宗亲自执政之初，见识和思虑尚未确定，范纯仁、吕大防等贤臣在朝廷，左右辅弼谋划，使他每天接近忠诚正直之人，断绝邪僻之说，从而端正志向，元祐年间的政治成就或许还可以守住。然而李清臣倚仗才干而急于进取，暗中觊觎执掌权柄，首先提出绍述之说，以此扰乱国家大政，群奸接踵而来，势如堤防决裂而无人能够阻挡，于是又一次造成士大夫的灾祸。二月己未，追贬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官职。三省说：司马光等人倡导奸邪谋议，诋毁先帝，改变法度，罪恶极深。当时那些凶恶的党羽虽已死亡，或已经告老，也应当略加惩罚以示警戒。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吕公著为建武军节度副使，王岩叟为雷州别驾，夺去赵瞻、傅尧俞的赠谥，追夺韩维到任时所受恩典以及孙固、范百禄、胡宗愈等人的遗表恩典。不久，又追贬司马光为朱崖军司户，吕公著为昌化军司户。癸未，将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流放到岭南，贬降韩维等三十人的官职。吕大防迁往安州时，他的兄长吕大忠从泾原入朝，哲宗询问吕大防是否安好，并说：“执政大臣想把他们迁到岭南，只有朕命令他住在安陆，替朕传话问候他。”

译吕大防朴实正直，却被人出卖，过两三年就可以重新见到他了。吕大忠把这番话泄露给章惇，章惇更加用力地追究吕大忠。恰逢侍御史来之邵说：司马光违背道义、悖逆事理，法典尚未正确施行惩罚，鬼神也可以诛杀他；唯独刘挚还活着，实在是上天留给陛下来处理的。于是三省说：吕大防等人作为臣子不忠，罪行同司马光等人没有差别。近来朝廷虽然曾经惩罚他们，但刑罚与罪过不相称；生者和死者所受的罪刑不同，无法把这种处理垂示给万世。于是贬吕大防为舒州团练副使，刘挚为鼎州团练副使，苏辙为化州团练副使，梁焘为雷州别驾，范纯仁为武安军节度副使，分别安置在循州、新州、雷州、化州、永州五州。刘奉世任光禄少卿，居住郴州，不久安置柳州。韩维被削职致仕，再贬安置均州。王觌、韩川、孙升、吕陶、范纯礼、赵君锡、马默、顾临、范纯粹、孔武仲、王钦臣、吕希哲、吕希纯、吕希绩、姚缅、吴安诗、秦观十七人，分别到随州、峡州、衡州、蔡州、亳州、单州、饶州、均州、池州、信州、和州、金州、光州、衢州、连州、横州等州居住。王攽削职致仕，孔平仲削职任衡州知州，张耒、补之、贾易一同任监当官；朱光庭、孙觉、赵卨、李之纯、杜纯、李周一同追夺官阶，又追贬孔文仲、李周为别驾。中书舍人叶涛起草诏书，文辞极其丑恶地诋毁这些人，听到的人都咬牙切齿。此前，左司谏张商英曾上言：“希望陛下不要忘记元祐年间，章惇不要忘记在汝州时，安焘不要忘记在许昌时，李清臣、曾布不要忘记在河阳时，以此激怒他们。”因此这些贤臣都没有能够幸免。范纯仁当时因病失明，听到命令后仍然欣然上路。有人说他这是沽名，范纯仁说：“我已经七十岁，两只眼睛都失明，跋涉万里的行程，难道是我想要的吗？只是我对君主怀有微薄的忠爱，还有心中的话没有说尽。如果因为避嫌沽名而不进言，那就没有行善的道路了。”当时韩维被贬到均州，他的儿子申诉说，韩维任执政时常常同司马光意见不合，因此获准免行。范纯仁的儿子想以范纯仁同司马光在免役法问题上的意见不同为理由申诉，希望获准免行。范纯仁说：“我采用君实的推荐，才做到宰相；过去同朝廷议论政事，意见不合是可以的，你们却不能把过去的话拿来作为今天的理由。”带着愧疚活着，不如没有愧疚地死去。他的儿子于是停止申诉。范纯仁常常告诫子弟，不可以稍有不平；听说儿子们怨恨章惇，必定发怒制止。范纯仁在路上时，船在江中翻覆，他的衣服全都湿了，回头对几个儿子说：“这难道是章惇做的吗？”甲申，贬太师致仕文彦博为太子少保。此前，左司谏张商英曾说：“文彦博背弃国家、辜负恩德，结党依附司马光，所以被贬。”甲辰，苏轼被贬授琼州别驾，迁往昌化军安置；范祖禹迁往宾州安置；刘安世迁往高州安置。章惇谋划派遣吕升卿、董必到岭南察访，准备把流放在那里的人全部杀掉。哲宗说：“朕遵守祖宗遗志，从来没有杀戮大臣。放弃此事，不要追究。”章惇的意图没有实现。于是中书舍人蹇序辰上疏说：“朝廷前些日子审定司马光等人的奸恶，明确他们的罪罚，以告知朝廷内外。只是他们改变典章刑法，改废法度，诋毁宗庙，蔑视两宫；考察事情、查验言论，事实都已经明白。那些章疏、案牍散在有关官署，如果不汇集编纂并收藏起来，时间久了必定会散失。希望把奸臣所说、所做的事情全部搜集起来，选官分类编排，每人编成一册，放在二府，以此向天下和后世表示最大的警戒。”章惇、蔡卞请求立即命令蹇序辰和直学士院徐铎分类编纂，把司马光等人当时施行的文书全部搜集附列，务求一件不遗漏，共编成一百四十三册上奏。因此士大夫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灾祸。邹浩说：“起初防范时只分为两等，说是涉及先帝的言语以及言语过失而已；如今实际施行时混在一起，已经无法辨别。” 因为这些事情的迹象相近而难以区分，典章刑罚的轻重又随着上下而定，这就是陛下赏罚的权柄下移到近臣手中。希望陛下加以省察。”蔡卞的党羽薛昂、林自又请求毁掉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刻板。太学博士陈瓘借策问士人的机会，引用神宗所作的序文来询问薛昂，薛昂的谋议因此受阻。己亥，吕大防将要赴舒州时，死于防州信丰。吕大防任宰相时，用人能够各尽其能，不拘泥于表面礼节，使天下达到富足，最终却因贬谪而死，天下人都为他惋惜。哲宗听说后说：“吕大防为什么到了防州？”等到吕大防请求归葬，哲宗便答应了。当时议论者认为，严厉贬斥元祐党人，都不是皇上的本意。十一月癸酉，贬刘奉世到柳州安置，贬程颐到涪州。程颐当时已经放归田里，哲宗有一天同辅臣谈到元祐政事，说：“程颐妄自尊大，在经筵上多有不逊。”于是言官弹劾程颐与司马光同恶相助，遂削去名籍，流放涪州。程颐在涪州仍不停地同门人讲学，《周易传》也是在涪州写成的。又恢复设置市易务。元符元年六月戊寅朔，改年号为元符甲午。蔡京等人上奏恢复常平法、免役法。秋七月，再次将范祖禹流放到化州安置，将刘安世流放到梅州。起初，章惇尤其痛恨范祖禹、刘安世，一定要把他们置于死地。到了这时，他暗示蔡京，把两人一并陷害。刘安世到达贬所后，章惇暗中命令杀死陈衍。使者经过梅州，胁迫刘安世自杀，使者不忍心，才停止。章惇又提拔土豪为转运判官，命令他杀死刘安世。判官迎合章惇的意旨，快马赶来将要到达，刘安世的家人号哭不食。刘安世饮食起居一如平常。到了半夜，那个人忽然吐血而死，刘安世因此获免。范祖禹不久也去世了。范祖禹在经筵任劝讲，所作论谏常有几十万字，陈述治理之道，辨析解释政事，平易明白，洞察事物根本，即使贾谊、陆贽也不能超过他。元符二年八月癸酉，章惇等人进呈新修订的敕令格式。章惇在哲宗面前诵读，其中有些内容是元丰年间没有、而依据元祐敕令修订建立的。哲宗说：“元祐年间也有可取之处吗？”章惇等回答说：“取用其中好的部分。”九月癸卯，命令御史检点三省、枢密院，一律依照元丰旧制办理。闰月，设置看详诉理局。安惇说：“陛下尚未亲自执政时，奸臣设置诉理所，凡是在熙宁、元丰年间获罪的人，全都为他们除去罪名、平反昭雪，把怨恨归于先朝，把恩惠收归自己一方。请求取来公案详细审看，按照当初加罪的意图，得到什么结果就依照防范办法施行。”蔡卞劝章惇设置此局，命令中书舍人蹇序辰和安惇详细审看。由此重新获罪的有八百三十家，士大夫中有人被押解千里，天下人怨恨痛恨，民间流传有“二蔡二惇”的歌谣。

译《宋史纪事本末》卷十。《史部，纪事本末类，宋史纪事本末》。钦定《四库全书》。《宋史纪事本末》卷十一。明代冯琦原编。陈邦瞻增辑。孟后废复。哲宗元祐七年夏四月己未，册立皇后孟氏。孟皇后是洛州人，马军都虞候孟元的孙女。哲宗年纪渐长，太皇太后从世家女子中仔细挑选了一百多人入宫。孟氏十六岁，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喜爱她，教她女子的礼仪。到了这时，太皇太后告诉执政大臣说：“孟氏女子能够遵守妇道，适合正位中宫。”于是命令学士起草诏制。又因为近来的礼仪简略，下诏让翰林、台谏、给事中、舍人与礼官议定册立皇后的六礼仪制，进呈朝廷。于是任命吕大防兼任六礼使，韩忠彦充任奉迎使，苏颂、王岩叟充任发册使，苏辙、皇叔祖宗景充任告期使，皇伯祖宗晟、范百禄充任纳征使，王存、刘奉世充任纳吉使，梁焘、郑雍充任纳采、问名使。哲宗亲临文德殿，册立孟氏为皇后。太皇太后对哲宗说：“得到贤德的内助，不是小事。”随后叹息说：“这个人贤良淑德，可惜福分浅薄。将来国家一旦发生变故，一定由这个人承当。” 绍圣三年八月，把范祖禹流放到贺州，把刘安世流放到英州。当时刘婕妤在内廷专受宠爱。此前范祖禹在元祐年间，听说宫中寻找乳母，因为哲宗当时十四岁，还不是接近女色的时候，便同刘安世上疏劝他增进德行、爱惜身体，又请求太皇太后保护圣上的身体，言辞十分恳切。太皇太后对他说：“寻找乳母的说法，是外间的虚假传闻。”范祖禹回答说：“外面的议论即使是假的，也足以作为事先的警戒。”太皇太后十分赞许他。到了这时，章惇、蔡卞翻出劝谏寻找乳母的事情，说那乳母其实指的是刘婕妤。于是以捏造诬陷、诽谤之罪治范祖禹、刘安世。九月乙卯，废黜皇后孟氏。起初，刘婕妤曾同孟皇后一同朝拜景灵宫，仪式结束后就座，嫔妃们都站着侍奉，只有刘婕妤背对着众人站在帘下。皇后阁中的陈迎儿呵斥她，刘婕妤不予理会，阁中众人都很愤怒。到冬至朝拜太后于隆祐宫时，皇后的座位用朱漆髹饰并以金装饰，刘婕妤也想得到同样的座位。侍从知道她的意思，便把座位调换，使她和皇后相等，众人都认为不公平。于是传呼说：“皇太后出来，皇后起立，刘婕妤也起立，随后又坐下。”有人已经撤走刘婕妤的座位，她便跌倒在地，心怀怨恨，不再入朝，哭着向哲宗诉说。内侍郝随对刘婕妤说：“不要为这件事忧愁，希望您早日为大家生下儿子，这个座位正应当由您来拥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人〕 当孟皇后的女儿福庆公主生病时，孟皇后有一个姐姐很懂医术，曾经治好过孟皇后的危重病，因此可以出入宫禁。福庆公主服药没有效果，她拿着道家的治病符水进入宫中医治。孟皇后惊讶地说：“姐姐难道不知道宫中的禁令森严，与外间不同吗？”于是命左右把符水藏起来，等哲宗到来后，把事情的原委全部告诉他。哲宗说：“这是人的常情罢了。”孟皇后便在哲宗面前焚烧符箓，宫中于是相互传说，厌胜、魅惑之事由此发生。不久，孟皇后的养母听宣夫人燕氏、尼姑法端为皇后祈祷，事情被人知道后，哲宗下诏让入内押班梁从政等人在皇城司审问此事，逮捕宦官、宫女三十人，严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肢体都被打得残毁，甚至有人被割去舌头。案件审结后，命御史董敦逸复核罪人的案录，并让他们到殿庭下受审；他们气息奄奄，没有一个人能够发出声音。董敦逸拿笔时心中怀疑，迟迟没有下笔，郝随等人用言语威胁他。董敦逸害怕获罪，于是把奏牍上呈，诏令废孟皇后为华阳教主、玉清妙静仙师，道号冲真，出宫居住在瑶华宫。当时章惇想诬陷宣仁太后曾有废立皇帝的计划，又因为孟皇后曾受宣仁太后恩待，并暗中依附刘婕妤，想请求立刘婕妤为皇后，于是同郝随共同构成了这起案件，天下人都为孟皇后感到冤屈。过了二十多天，董敦逸在奏章中说，废黜中宫的事情有其缘由，其中情实也有可以察看的地方；臣一向查阅这起案件的记录，恐怕会因此得罪天下人。哲宗想贬斥董敦逸，曾布说：“陛下因为案件是由近侍推究审理的，所以才命令董敦逸复核。如今根据复核记录责贬他，凭什么取得朝廷内外的信任？”哲宗于是停止了此事。元符二年九月丁未，册立贤妃刘氏为皇后。刘皇后多才多艺，受到专宠。孟皇后被废后，章惇同内侍郝随、刘友端结交，请求把贤妃立为皇后。当时哲宗还没有储君，刘妃生下儿子赵茂后，哲宗非常高兴，于是立她为皇后。当时邹浩正在弹劾章惇不忠、轻慢君上的罪行，奏章尚未得到答复；刘皇后被册立后，邹浩上疏说：“立皇后以配天子，怎么能不审慎？如今为天下选择母亲，所立的却是贤妃，一时之间公议无不疑惑。诚然，国家自有仁宗的旧例，不可不遵循采用。因为郭皇后与尚美人争宠，仁宗既废黜皇后，也斥退美人，以此表示公正。到后来册立皇后，不在妃嫔中选择，而是从贵族中选取，以远离嫌疑，也作为天下万世的法则。陛下废黜孟氏，同废郭皇后的事情没有不同；她究竟是因为同贤妃争宠而获罪吗？还是另有原因呢？这两种情况必有一种是真的。孟氏刚被定罪废黜时，天下人谁不怀疑立贤妃为皇后的意图？等到读到诏书中有‘另选贤族’的话，又看到陛下临朝后叹息，认为这是国家的不幸，以及宗景立妾后，哲宗发怒而治罪，天下人才开始释然，不再怀疑。” 如今竟然还是立她为皇后，难道不是会损害圣德吗？臣看册立诏书所说的，不过是称赞她已经生有儿子，又引用永平、祥符年间的事作为证据。臣请求说明其中的道理：如果说生有儿子就可以立为皇后，那么永平年间的贵人并没有生子，她之所以被立，是因为德行冠绝后宫。祥符年间的德妃也没有生子，她之所以被立，是因为出自钟英甲族。况且永平贵人实际是马援的女儿，祥符德妃也没有废后之嫌，与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前些年冬天，刘妃陪同祭祀景灵宫，那天雷电变化异常。如今宣布册立之后，连日阴雨飞雹，自从向天地、宗庙奏告以来，阴霾雷声不止，上天的意思，难道还不明显吗？从人事考察，既然如此；从天意寻求，也同样如此。希望不要以一时改变命令为难，而要以万世公议为可畏，追回停止册立礼仪，按照最初的诏令施行。”哲宗对邹浩说：“这也是祖宗的旧例，难道只是朕这样做吗？”大概是指宋真宗册立刘德妃的事。邹浩回答说：“祖宗的盛德和可以效法的事情很多，陛下不去取法，却效法其中的小过失，臣恐怕后世责备人的议论将无休无止，纷纷而来。”哲宗变了脸色，却还没有发怒，手持他的奏章，犹豫着环顾四周，凝神不动，像是有所思考，于是把奏章交给外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