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鸿烈解卷之十九

译所以，五帝采取不同的治道而德泽覆盖天下，三王办理不同的政事而声名流传后世；这些都是顺应时代变化来制定礼乐。譬如师旷安置瑟柱，向上或向下移动的幅度没有固定的寸尺标准，却没有一次不合音。因此，通晓礼乐实情的人能够创作乐音，因为心中有根本依据，并且知道规矩法度所能涵盖的范围。矩，就是方形；彟，就是尺度和法则。鲁昭公有一位慈母，很爱她；她死后，昭公为她戴练冠，于是有了为慈母服丧的制度。慈母，是父亲命令来抚养自己的人。与大夫的妾、士的妻相类似，称为女母，礼制规定穿总麻服三个月。昭公独自为慈母戴练冠，是在说明这一礼制因何兴起。阳侯杀死蓼侯而夺取他的夫人，所以举行大飨时废除了夫人参与的礼制。阳〔侯〕，是阳陵国的侯。蓼侯是皋陶的后代，属于偃姓国的侯。如今蓼国在庐江。古代举行大飨饮酒时，国君拿爵，夫人拿豆。阳侯见蓼侯的夫人美丽艳丽，便杀死蓼侯并娶了他的夫人，因此废除了让夫人参与献礼的制度。这记载了礼制因何废除。先王制定的制度，如果不合适就废除；后世的事情，如果有益就加以记载。因此，礼乐从来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圣人制定礼乐，却不受礼乐的拘束。圣人能够创作礼乐，而不是被礼乐所支配。治理国家有常道，但以有利于百姓为根本。根本，就是要点。政教有常规，但以命令能够施行为最高。经，就是常规；上，就是最重要。如果有利于百姓，不一定要效法古代；如果适合事情，不一定要沿袭旧制。旧，就是常规。《传》说，旧制不一定良善；“旧”有的本子作“咎”。夏、商衰败时，正因为不改变法令而灭亡；这里的亡，是指桀、纣。三代兴起时，并不彼此因袭而称王；三代，就是禹、汤、武王；袭，就是因袭。所以圣人的法令随时代变化，礼制随风俗而改变；化，就是改变。衣服、器械各自适合其用途，法度、制度、命令各自依据实际需要。因此，改变古制未必可以非难，沿袭风俗也不值得特别称赞。各条河流源头不同，却都汇入大海，以大海为归宿；百家学说所从事的事业不同，却都以治理天下为要务。业，就是事情；以治理天下为要。王道衰缺，于是《诗》产生，《诗》用来讽刺王道；周王室衰败、礼义毁坏，于是《春秋》产生，《春秋》用来断绝不遵循礼义的行为。《诗》和《春秋》是学术中美好的作品，却都是衰世创作的。儒者沿袭它们来教导世人，哪里比得上三代盛世呢？把《诗》《春秋》当作古代大道而尊崇，却不知道在《诗》《春秋》尚未产生的时候，还有更完整的道。大道已经缺失，怎能不如说明完整的大道呢？诵读先王的《诗》《书》，不如听到先王的言论；听到言论，不如领会他为什么这样说；听到圣人的话，不如领会他尚未说出话时的本意。领会他为什么这样说，就是知道有些道理不是语言能够表达的。圣人所说的道理微妙深奥，即使普通人领会了，也无法用口舌说清。因此说：“可以说出的道，就不是恒常的道。”恒常之道深沉隐微、幽冥难以言说，就像圣人的话，微妙而不可言尽。周公侍奉文王时，行事从不擅自专断；有事情不由自己决定，请示以后才行动。他身体谦卑得像不能承受衣服，言语谨慎得像难以出口；对文王恭敬奉持，诚恳谨慎、柔顺恭敬，好像将要无能为力，唯恐失误。洞洞属属，是婉顺恭敬的样子；好像将要不能胜任而唯恐失误，是慎重到了极点。“洞”读作“挺桐”的“桐”，“属”读作“犁□”的“□”。可以说他真是善于为人子弟的人。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继承文王的事业，登上天子的图籍之位，主持天下政务。籍，就是图籍；政，就是治理；“籍”有的本子作“阼”。他平定夷狄的叛乱；夷狄侵扰中夏，就把他们平定除掉；又诛杀管叔、蔡叔的罪行。蔡叔是周公的兄长，管叔是周公的弟弟。二叔监视殷地，却引导纣王的儿子禄父散布流言，想要扰乱周朝。周公为国家大义而诛杀他们。《传》说，这是“大义灭亲”。周公背对扆而面向南朝见诸侯；负，就是背；扆，就是户和窗之间，说明他面向南方。他决定诛杀、赏赐和政事，不向别人顾问，全由内心裁决。威势震动天地，声威使四海畏服。可以说他善于用武。成王长大以后，周公交还图籍和政权，面向北方奉上玉帛之礼，以臣子的身份侍奉成王，把图籍交给成王。致，就是归还。他每件事都请示以后才做，复，就是禀告；没有擅自放纵的意图，也没有夸耀自大的神色，不自夸功劳，不自矜其善。可以说他是善于做臣子的。因此，同一个人一生中有三次变化，是为了适应时代。何况君主几代更替，国家多次易主，人人凭借自己的地位来实现好恶；人人都凭借所受的宠幸和地位，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排斥自己憎恨的事。凭借威势满足嗜欲，却想用一种固定的礼、一成不变的法来适应时代的偶然变化，显然不可能合乎权变。一行之礼，不是随时代变化的礼；一定之法，不是随时代变化的法。所以说不能合乎权变。权变就是根据事情制定适宜办法而不失中道。因此，圣人所遵循的叫作道，所处理的叫作事。道好比钟磬，音调一经确定就不更改；事好比琴瑟，每根弦都可以改变音调。金石指钟磬之声，所以说音调确定而不更改；琴瑟的弦有松紧，琴柱也有前后移动，所以处理事情的音调也应如此。法制、礼义是治理人的工具，而不是治理本身；意思是法制礼义可以作为治理的基础，却不是治理的根本，治理在于人的德行。这就像弓箭是射箭的工具，却不能保证一定命中，命中在于使用者的功力。所以以仁作为常经，以义作为纲纪，这是万世不可更改的。至于人，应当考察自身的才干，时时省察它的作用；即使每天变化也可以。意思是人能够衡量自己的才干，随时省察自己的行为，选择善的加以推行，不必拘泥常规，所以说即使每天改变也可以。只有仁义不能改变，所以万世不更改。天下哪里有永恒不变的法呢？应当随着时代，在适宜之处采取相应办法。与世事相合，合乎人情，顺应天地，和谐于鬼神，这样才可以端正治理。‘当’就是相合；‘祥’就是顺。

译古时候，人性淳厚，工匠质朴，商人不欺诈，女子端重。淳，就是厚实而不虚浮华饰；工庞，就是气质坚实；商扑，就是不作欺诈；女重，就是贞正无邪。因此政教容易教化，风俗容易改变。如今世人的德行更加衰败，民俗更加浅薄，却想用朴实端重的办法治理已经败坏的百姓，这就好比没有镝衔、橛和策錣，却要驾驭突奔的马。镝衔，是口中央的铁制马衔，大小如鸡蛋黄，用来控制马口；锻，是锻成的尖针头；馯马，是突奔的马。过去神农没有制令而百姓顺从；没有制令，是用结绳来治理。唐、虞有制令而没有刑罚；有制令，是指政令灿然、制度文理完备。他们的政治常以仁义为本，百姓没有触犯法律而遭诛罚，所以说没有刑罚。夏后氏不违背言语，即说话算数。殷人发誓，用言语相互约誓，也不违背。周人结盟；有事相会，意见不合就结盟。结盟时杀牲饮血，以此作为信用。到了当今之世——指淮南王撰写此书的时候——人们忍心欺诈、轻易侮辱他人，贪得无厌而羞耻心少，如果想用神农的道来治理他们，必然会更加混乱。伯成子高辞去诸侯之位而归耕，天下人都推重他。伯成子高大概是尧时的人。‘询’读作夏后之‘后’。如今的人辞去官职而隐居，成为乡邑中地位低下的人，哪里能与伯成子高相同呢？古代的兵器不过弓和剑；木制的槽柔没有击刃，修长的戟没有锋刺。槽柔是木矛，没有铁制刃口；刺就是锋刃。‘槽’读作“领如蛴螬”的‘螬’。后世的兵器有高大的冲车用来攻城，有渠幨用来防守；隆，就是高；冲，是用来逼近敌城、冲撞毁坏城墙的器械；渠，就是渐，也有人说是渠甲的名称。《国语》说“奉文渠之甲”就是这个意思；幨是幰，用来挡箭。又有连弩用来射击，销车用来作战。连车弩共用一根弦，用牛牵引；两侧装有刀刃，设置机关来发动它，叫作销车。‘销’读作“絙销”的‘销’。古代攻伐国家，不杀幼儿，不俘获有白发的人。黄口，就是幼儿；二毛，就是头发斑白的人。在古代这是义举，在今天却成了笑谈。古代认为光荣的事，是伯成子高所做的；今天却认为是耻辱，因为他成为乡邑中地位低下的人。古代用来治理国家的办法，今天反而会造成混乱。神农、伏羲不施行赏罚，百姓却不做非分之事；然而后世建立政权的人不能废除法令而治理百姓，因为达不到神农、伏羲的境界。舜只舞干戚就使有苗归服。舜初年，有苗叛乱，舜拿着盾牌和斧钺在两阶之间起舞，有苗因此服从。这是用德教化，使他们怀德而归顺。然而进行征伐的人不能放下铠甲兵器来制服强暴者，因为达不到舜的境界。由此看来，法度是用来考察民俗、调节缓急的；器械则是根据时代变化制定适宜的器物。圣人制定法度，于是万物都受到约束；制，就是顺从。贤者建立礼制，于是不肖之人受到检束；拘，就是检束。被法度制约的百姓，不可以让他谋划远大的事业；被礼制拘束的人，不可以让他应对变化。耳朵不知道清浊的区别，就不能让他调校音律；心里不知道治乱的根源，就不能让他制定法令。必须有独到听见能力的耳朵和独到明察能力的眼睛，然后才能独自把握大道而实行。殷代改变夏代，周代改变殷代，《春秋》改变周代；变，就是改变。三代礼制各不相同，为什么还要专门追随古制？大人创作，弟子才跟随；循，就是随从。知道法治产生的根由，就能顺应时代而改变；不知道法治的根源，即使沿袭古制，最终也会混乱。如今法籍随时代变化，礼义随风俗改变，做学问的人却沿袭前人旧业，依据典籍、守着旧教，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治理。这就好比拿方形榫头去配圆形孔，想使它合适而牢固，实在困难。如今儒家、墨家称道三代和文王、武王，却不实行他们所称道的事，这是只说自己不实行的东西；不能实行，只是口头谈论而已。不合乎当今时代却不改变，这是实行自己所反对的东西。称说自己认为正确的，却实行自己认为错误的，因此整日穷尽思虑也无益于治理，劳损形体、耗竭智慧也不能帮助君主。如今画工喜欢画鬼怪，却厌恶画狗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鬼怪不会经常出现，而狗马每天都能见到。保存国家危亡、治理天下混乱，不靠智慧不能做到；如果先称说古代大道，即使愚人也显得有余。因而无用的法令，圣王不会实行；未经验证的言论，圣王不会听取。听，就是接受。天地之气没有比和更大的；因为和，才能生养万物。和，是阴阳调和、昼夜均分；春分时万物发生，秋分时万物成熟，生长和成熟都必须得到和气的精华；精，就是气。因此圣人的道，宽厚而严谨，严厉而温和，柔和而正直，刚猛而仁慈，意思是刚柔宽猛相互调济。太刚就会折断，太柔就会弯曲；圣人处在刚柔之间，这才是得道的根本。根本，就是源头。阴气积聚就下沉，阳气积聚就上升，阴阳相互接触，才形成和气。绳子作为尺度，可以卷曲也可以伸直；牵引伸长后，可以弄直而晾晒。晞，就是望。所以圣人以自身来实行这个道理。体，就是实行。修长却不横斜，短小却不困穷，直却不刚硬，长久而不遗忘，大概只有绳子如此。因此，恩惠过度推移就会变得懦弱，懦弱就没有威严；严厉过度推移就会变得凶猛，凶猛就不和谐；宠爱过度推移就会放纵，放纵就不能发号施令；刑罚过度推移就会残虐，残虐就没有亲和。喜好伤害人，人们就不亲近他。从前齐简公放弃国家权柄，专门任用大臣陈成子。简公是悼公阳生的儿子；“一德不解”解释“简”字。大臣陈成子掌握威势、专擅权力，在私人门下结成党羽，使公正之道不能实行。党，就是群党。因此使陈成、田常得以完成杀害简公的阴谋。难，就是杀害简公的灾难；又使吕氏断绝祭祀。太公姓吕，简公是他的后代；断绝祭祀，是说陈氏取代了吕氏。陈氏能够拥有国家，正是柔弱怯懦造成的。郑子阳刚毅而喜欢施刑；子阳是郑国国君，也有人说是郑国宰相。他对于刑罚，抓住罪犯而不赦免。舍人中有折断弓的人，害怕获罪被杀，便借疯狗惊扰之机杀死子阳。舍人就是家臣。国人追逐疯狗而陷入混乱，舍人乘机杀子阳，是害怕他的严酷。这是刚猛造成的结果。如今不懂道理的人，看见柔弱怯懦的人受侵害，就夸耀刚毅；看见刚毅的人灭亡，就又夸耀柔弱。这是心中没有主见，而外界见闻彼此错乱。舛，就是乖离。因此终身没有确定的趋向。安，就是确定；趋，就是归向。这就像不懂音律的人唱歌：把声音唱得浑浊，就郁滞而不能转调。郁，就是湮滞。

译转，读作“传译”的“传”。把声音唱得清亮，就焦急而不能和谐。憔，就是憔悴；讴，就是和谐。至于韩娥、秦青、薛谈的歌唱——三人都善于歌唱——以及侯同、曼声的歌唱——二人都善于歌唱；也有人说“曼”是悠长——他们情志激荡，积蓄于内心，充盈后发出声音，没有不合乎音律、和谐于人心的。为什么呢？因为心中有根本依据来确定清浊，不受外界影响，而自己成为标准。如今盲人走在道路上，别人告诉他向左，他就向左；告诉他向右，他就向右。遇到君子，他就走上正道；遇到小人，他就陷入沟壑。为什么呢？因为眼睛没有办法接触、辨识外物。“见”字应作“接”。所以魏国两次任用楼翟、吴起，结果失去了西河而灭亡。魏文侯任用楼翟、吴起，不任用其他贤人；秦国攻打魏国，魏国丧失了西河之地。齐愍王专门任用淖齿，最后死在东庙。愍读作汶水之汶。愍王是田常的后代，取代吕氏成为齐侯；《春秋》以后僭越称王。淖齿是楚国将领，逃到齐国做臣子。齐愍王无道，淖齿杀了他，抽出他的筋，悬在庙门横梁上，三天后才死；见《战国策》。这说明他没有驾驭臣下的办法。周文王两次任用吕望、召公奭而成就王业。吕望就是太公吕尚，善于用兵谋略；奭就是召康公，善于治理民众和事务，有《甘棠》之歌。楚庄王专门任用孙叔敖而成就霸业，是因为有驾驭臣下的办法。孙叔敖是楚国大夫，推荐贾伯盈子；也有人说他是童子。任用贤人，所以达到霸业。以琴弦歌唱、击鼓起舞作为娱乐，以盘旋、作揖、谦让来修习礼仪，以厚葬、久丧来送别死者，是孔子所确立的，而墨子非难这些做法。非，就是讥刺。兼爱、尊尚贤人、尊重鬼神、否定天命，是墨子所确立的，而杨子非难这些主张。“兼”用三老五更，是因为兼爱；选士进行大射，是因为尊尚贤人；宗庙祭祀、尊敬父亲，是因为尊重鬼神；顺应四时而行动，是因为否定天命。这些都是杨子不看重的，所以他非难。保全本性、保持真性，不让外物劳累形体，是杨子所确立的，而孟子非难它。保全本性、保持真性，是说不拔自己胫骨上的一根毫毛，不为有利天下而牺牲它，不让外物劳累自身形体。孟子曾在子思门下受业，成就唐虞、三代的德行，阐述《诗》《书》和孔子的思想，堵塞杨子、墨子的淫邪言辞，所以非难杨子的主张。人们的取舍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认识。是非各有适宜之处，处在适宜之处就没有所谓非，失去适宜之处就没有所谓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等地的人，是非标准各不相同，习俗彼此相反。丹穴，是南方正对太阳的地方；太蒙，是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反踵，是国名，那里的居民向南行走，脚印却朝北；空同，是戴胜所居极低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户，在南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9户〕 奇肱、修股的人在西南方。这八类地方都在九州以外、八寅的区域。君臣上下、夫妇父子之间，都各有相互役使的关系。这里认为是对的，在那里可能认为是错的；这里认为是错的，在那里可能认为是对的。这里，是近处，借指中原诸华；那里，是远处，借指八寅。对于诸华认为正确的事，八寅可能认为错误而废弃；对于诸华认为错误的事，八寅可能认为正确而实行。这就好比刀、斧、椎、凿各有适用之处。施，就是适宜。禹的时候，用五种音调来听取政事。禹是颛顼之后第五代、鲧的儿子，名文命；接受禅让、成就功业后称禹。五音就是宫、商、角、徵、羽。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鼗，等待四方之士。用号令说：教导我道理的人击鼓；道调和阴阳，所以击鼓。向我陈说政事的人振铎。铎是铃，金属口、木舌，合起来发声；政事不止一种，所以振铎。向我诉说忧患的人击磬。磬是石制乐器，声音急促；忧患也是急务，所以击磬。有案件诉讼的人摇鼗。狱也是诉讼；诉讼需要辩说事情，所以取小柄的鼗。当时禹一顿饭之间十次起身，一次洗头三次握住头发；馈，就是吃饭；这是因为忧劳天下百姓，劳就是忧虑，读作“劳来”的“劳”。在这样的时代，如果还不能表达善意、效尽忠诚，就是才能不足；不能表达自己的善意、奉献自己的忠诚，是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才能。秦代的台榭建得很高，苑囿修得很大，驰道修得很远，又铸造金人。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刚刚兼并天下，有个长人在临洮出现，身高五丈，脚印长六尺。秦人仿照他的形状，铸造金人来象征他；翁仲、君何就是这种金人。征发适戍，输入刍槁。戍，是守卫长城；输入刍槁，是征收草料供给国用。按人头征收，像用箕一样征敛赋税，运交少府。头会，是按照百姓人数收税；箕赋，像箕一样聚敛民财，任意取用。少府是官名，如今相当于司农。成年男子西到临洮、狄道；临洮是陇西的县，洮水从北方流出；狄道是汉阳的县。东到会稽、浮石；会稽是山名，浮石随水势高低而不沉没，都在辽西边界。另有说法认为，会稽山在泰山之下，封禅于泰山、禅祭于会稽就是这个意思；“会稽”有的本子作“沧海”。南到豫章、桂林；豫章是豫章郡，桂林是郁林郡。北到飞狐、阳原；飞狐大概在代郡南面的飞狐山，阳原大概在太原；也有人说是代郡广昌以东的五阮门。道路上的死人多得可以用沟来计量，意思是尸体填满了沟。当时，忠诚进谏的人被说成不祥，宣讲仁义的人被说成狂妄。

译到了高皇帝的时候，保存将亡的国家、继承断绝的宗祀。高皇帝就是汉高祖刘季。他举起天下的大义，亲自奋袖执锐，为百姓向皇天请求生命。拿着锋利兵器讨伐无道，以求保全百姓的性命，并向皇天祈求。当时，天下的雄俊豪英暴露在原野泽地；才智超过千人的称隽，超过百人的称豪，超过万人的称英。他们前面冒着箭矢、石块，后面又坠入溪谷，在百死中求得一生，争夺天下的权力。堕，就是进入；给，就是达到，读作“仍代”的“代”。他们奋发武力、激励诚心，以决一时的命运。当时，穿宽衣、束博带而宣讲儒墨学说的人，被认为是不肖之人，说明当时崇尚武力。到了暴乱已经平定、海内大定的时候，高祖继承文王受命的事业，建立武王诛伐无道的功业，登上天子的图籍，制作刘氏式样的冠帽。高祖在新丰下面制作竹皮冠；一说叫委貌冠。他总合邹、鲁的儒墨之士，贯通先圣遗留下来的教诲，戴天子的旗帜，乘坐大路，树立九斿，撞击大钟，敲响大鼓，演奏《咸池》，舞动干戚。周礼规定天子有五种车；大路，就是上等车。王者功业成就后制作乐章，所以撞钟击鼓。《咸池》是黄帝的乐；干是盾，戚是斧，是春夏舞者所持的器物。当时，有人建立武功，却受到怀疑；怀疑，就是认为奇怪。一代之中，文和武交替成为强弱的主导，各有适用的时候。如今从事武力的人就非难文治，从事文治的人就非难武力，文武互相非难，却不知道时代各有需要。这就像只看见屋角的一小块地方，却不知道八方尽头的广大。隅曲，是室内的角落，形容狭小；八极，是八方的极远之处，形容广大。所以面向东方看，就看不见西墙；面向南方看，就看不见北方。只有不固定面向某一方，才没有什么不能通达；不固定方向，就可以看见四方，所以说无所不通。国家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道德；道德施行，百姓喜悦其教化，所以国家得以保存。家族所以灭亡，是因为治理之道闭塞。理，就是道。尧没有百户城郭，舜没有立锥之地，却拥有天下；禹没有十个人的众人，汤没有方圆七里的封地，却能使诸侯归王。文王居于岐周之间，土地不过百里，却能够成为天子，是因为实行王道。尧、舜、禹、汤、文王都以王道拥有天下；孟子说，以德行仁的人，自己就能称王，不需等待，这也是同样的意思。夏桀、殷纣强盛时，凡人迹所到、舟车所通之处，没有不成为郡县的；然而他们本人死于他人之手，成为天下笑柄，是因为早已有灭亡的征兆。孟子说，厌恶死亡却喜好不仁，不仁必然导致死亡，所以说已有灭亡的形态。因此圣人观察教化来考察其征兆；征，就是成效。德行有盛有衰，风气会先表现出征兆。风，就是气；萌，就是显现。有盛德的人，指文王；伯夷、太公先看出了这一点。有衰德的人，指桀；太史令终古和向艺先离开了他。因此，得到王道的人，即使国土小也必然强大，汤、武就是这样；已经显出灭亡征兆的人，即使事业成功也必然失败，桀、纣就是这样。夏朝将要灭亡时，太史令终古先逃到商地，三年后桀才灭亡。汤灭亡了夏。殷朝将要败亡时，太史令向艺先归附文王，一年后纣才灭亡；武王灭了他。因此圣人所观察的是国家存亡的迹象、成败的关键，并不只是鸣条之野、甲子之日。汤在鸣条讨伐桀并擒获他；武王在甲子日击败纣。如今如果认为强者取胜只要丈量土地、计算人口，富者得利只要衡量粮食、称量黄金，那么这样一来，拥有千乘的君主都能称霸，拥有万乘的国家也都不会灭亡了。若存亡的迹象真这样容易知道，愚夫愚妇都能谈论。憃也是愚蠢，是没有智慧的样子。赵襄子凭晋阳城成就霸业，智伯却凭三晋之地被擒。智伯是智氏之县，襄子名无恤。三晋是说智氏兼有韩、魏；智伯率韩、魏两国国君围攻晋阳的赵襄子，赵襄子派张孟谈与韩、魏秘密谋议，韩、魏反过来攻击智伯，大败智伯军队，取得他的首级，把它做成酒器，所以说他凭三晋之地被擒。齐愍王因为拥有大齐却亡国，被淖齿杀死。田单凭即墨建立功业。燕国攻打齐国并灭掉它，夺得七十座城，只有即墨没有攻下；田单以市场小吏的身份率领即墨百姓攻击燕军，击败燕军，所以建立功业。因此国家灭亡时，即使国土很大也不值得依靠；国土大仍然灭亡，智伯就是这样。大道施行时，即使国土很小也不可轻视。汤凭七十里、文王凭百里土地都拥有天下，所以国土虽小也不可轻视。由此看来，国家能够存在，在于得到道，而不在于国土广大；得到道的君主即使国小，也能行善而称王天下，所以说不在于大。国家灭亡，在于失去道，而不在于国土狭小；无道的君主即使国小，也认为作恶无妨而不改正，积累下去必然灭亡，所以说不在于小。《诗》说：“于是眷顾西方，这里就是居所。” 意思是离开殷地而迁到周地。纣治理朝歌，在东方；文王的国家在岐周，在西方。上天于是眷顾西方土地，这里就是我居住的地方。所以说，是离开殷地迁往周地。混乱国家的君主，致力于扩大土地，却不致力于仁义；致力于提高地位，却不致力于道德，这是放弃国家得以存在的原因，反而造成国家灭亡的原因。因此桀被囚禁在焦门，却不能反省自己的行为，也后悔没有在夏台杀死汤；“台”有的本子作“宫”。纣被囚禁在宣室，却不反省自己的过错，只后悔没有在羑里诛杀文王；悔，就是怨恨。羑里就是今天河内的汤阴；“羑”古代写作“牖守”。这两位君主身处强大势位，如果修行仁义之道，汤、武怎敢谋划诛伐他们？这里的两君指桀、纣。处在君主之位、拥有强大势力，使他们不能自己知道所作所为的错误。假如他们能够修行仁义之道，汤、武就不敢产生诛伐的谋划。如果上面扰乱日、月、星辰三光的明亮，下面失去万民之心——三光就是日、月、星辰；失去万民之心，就是施行百姓所厌恶的事——即使没有汤、武，又有谁不能夺取他们的国家？意思是只要遭遇他人，也能被夺取，不一定非要汤、武。

译如今不考察自身的问题，反而防备别人；不谨慎修养自己的德行，却反过来防备天下人来诛伐自己。天下并不只有一个汤、武；杀死一个人，必定还会有后继者。况且汤、武身处弱小之地却能够称王，是因为他们有道；桀、纣身处强大之地却被夺取，是因为他们无道。如今不实行使人称王的道理，反而增加导致自己被夺取的做法，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武王攻克殷后，想在五行山修筑宫室。五行山就是今天的太行山，在河内野王县北面的上党关。周公说：不可以。五行山本是险要闭塞之地；假如我们的德行足以覆盖天下，那么天下来纳贡职的人就会绕道而来。“回”就是迂回困难，也有的本子作“固”；固，就是必然。假如我们有暴乱的行为，那么天下人来讨伐我们就会很容易。周公说，我们若有暴乱行为，天下就应当来讨伐我们，不要依靠五行山使天下讨伐我们变得困难。这说明应当依靠德行，而不是依靠险要地势。因此周朝三十六代没有被夺取。周公可以说是善于保持盈满而不溢出的人；所以说他能持满。从前《周书》中说：上面说的话，下面可以采用；下面说的话，上面也可以采用；上下相互补益。上面所说的是常道，是君主应当遵守的常道；下面所说的是权变。权变是保存国家、避免灭亡的方法。权，就是谋略；谋划并衡量事情是否适宜而不失其道。只有圣人才能懂得权变。说话一定守信，约定一定兑现，是天下最高的品行。直躬的父亲偷羊，直躬的儿子却作证。直躬是楚国叶县人。叶公子高对孔子说：我们乡里有个直躬，他父亲偷羊，儿子便出来作证。孔子说：我们乡里的正直之人却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凡是六畜自己来到而把它取走，都叫作攘。尾生与女子约会，最后死去。尾生是鲁国人，与女子约在桥下，水涨后被淹死。直率地作证父亲，诚信地在水中溺死，即使有正直和守信，谁又能尊贵他呢？三军假传命令，是过错中最大的。秦穆公发兵袭击郑国，经过周地向东行进；用军队攻打国家而不击鼓，悄然行军，叫作袭。周就是王城。《公羊传》说，王城就是河西的周地，即今天的河南县。郑国商人弦高向西贩牛，途中在周、郑之间遇到秦军，于是诈称奉郑伯之命，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使秦军以宾客身份退却。这不是国君的命令，却说是国君的命令，所以叫作矫。酒肉叫作向，牛羊叫作犒；“犒”有使军队疲劳者得到慰劳之意。秦军说，行军千里来袭击郑国，如果远方的国君已经有防备，而军队又没有后援，不如返回，于是撤军离去，所以说弦高使他们退却，从而保存了郑国。事情有时发展到一定情形，守信反而成为过错，虚诈反而成为功劳。守信而成为过错的，是尾生；虚诈而成为功劳的，是弦高。什么叫失礼却建立大功？从前楚恭王在阴陵作战，恭王与晋厉公在阴陵交战，吕锜射向恭王，射中〔眼目〕，因此擒获了他。楚恭王犯错后能够改正，所以称为恭。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一起劫取了他；四人都是楚国大夫，劫取晋军而救出恭王。“衰”读作“绳之维”的“维”，“微”读作“抆诚”的“抆”。恭王害怕而失去常态，威仪不如平时，坐着不能起身。黄衰微抬脚踢他的身体，恭王才醒悟过来。他因对方失礼而发怒，振作身体站起，四位大夫便载着他离去。失礼，是指抬脚踢国君。从前苍吾绕娶到美貌妻子，却把她让给哥哥。这就是所谓有忠爱之心却不可实行的事。苍吾绕是孔子时代的人，因为妻子美好，就推让给哥哥；对于哥哥固然是爱，但违背了亲亲、近亲而曲意顾全的义理，所以说不可实行。因此，圣人论说事情的曲直，会随事情屈伸、俯仰，没有固定的仪表，时而屈曲，时而伸展。卑下柔弱如蒲草、苇草，并不是为了摄取和夺取；刚强勇猛、意志高越青云，也不是根本上自我矜夸，而是为了顺应时机、应对变化。君臣相接时，屈膝、低头行拜礼，是为了相互尊重礼敬；到了被祸患逼迫时，便抬脚踢对方身体，天下人也没有谁能非难他。因此，忠诚所在之处，礼制不足以妨碍它。孝子侍奉父母，面色和悦、身体谦卑，替父母奉带、整理鞋履；运，就是使之端正回转。到了父亲落水时，就揪住他的头发把他救上来；拯，就是使之上升，从水中救出叫作拯。这不是敢于骄慢侮辱父亲，而是为了救他免于死亡。所以父亲落水就要揪住父亲，祈祷时就要直呼君主名讳。孟子说，嫂子落水却不救，是豺狼；何况是父亲和兄长呢？所以落水就要救人。祈祷时直呼君主之名，是因为周人以避讳来侍奉神灵，表示敬意到了极点；形势使人不得不这样，这就是权变所设置的。所以孔子说，可以共同学习，却还不能共同走上道；适，就是前往；道，就是仁义的善道。可以共同前往道，却还不能共同立身；立，是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身，却还不能共同运用权变。权变，是圣人独自洞见的。所以违背常规之后反而能够合乎正道，叫作懂得权变。“忤”就是违逆、不相合。“权”是根据事情而采取适宜的办法，权衡轻重，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势，能够使丑反而成为善，使事情符合适宜的准则，所以只有圣人能独自看见它。合于一时而后来发生乖舛的，叫作不懂得权变。不懂得权变，就会把善当成丑。所以，礼是实际内容的外在华饰，也是虚伪的文饰；一旦处在仓促、紧迫、困穷、危急之中，就没有用处了。礼在这种情况下就无从施用。因此，圣人用文饰的礼仪与世俗交往，却依据实际情况办事，不拘泥于一条固定的道路，不凝滞而不知变化，所以失败的事情少，成功的事情多，号令能够行于天下，没有人能非难他。“结”与“众”同义。

译猩猩只知道过去的事，却不知道将来的事。猩猩是北方的一种兽，长着人的面孔和兽的身体，黄色。《礼记》说，猩猩能够说话，却仍未脱离走兽的本性。它看见人走过去，就能知道那人的姓和字，这是知道过去。它又嗜好饮酒，人们用酒诱捕它；它喝了以后不能停下，不知道自己将要醉倒，于是被人擒住，所以说它不知道将来。乾鹄只知道将来的事，却不知道过去的事。乾鹄就是鹊；如果人将要遇到事情，或者有忧有喜，鹊就会鸣叫，这是知道将来。它知道一年中风多，于是多在树枝上筑巢；人们都来探取它的卵，所以说它不知道过去。“乾”读作干燥的“干”，“鹄”读作告退的“告”。这就是长短各有分限的道理。从前苌弘是周王室掌管历数的人。苌弘是周景王的大夫；“数”指历法。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以及律历之数，没有什么不通晓的，然而他不能预知自身的命运，最终被车裂而死。晋国范氏、中行氏发生变乱，是因为他们背叛了国君。周国刘氏与晋国范氏世代通婚，苌弘侍奉刘文公，所以周人帮助范氏。到周敬王二十八年，晋人责让周国，周人为了使晋人释怨，杀死了苌弘，所以说他不能预知自身而被车裂而死。苏秦只是一个徒步行走的平民，却带着皮囊、举着步行用的伞盖，周旋经营于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之间，使诸侯服从并接受他的主张，然而仍不能免于被车裂的祸患。苏秦是洛阳人。“嬴”是皮囊，“盖”是步行时所用的伞盖。苏秦任赵国相，赵国封他为武安君。他起初带着皮囊、撑着步行用的伞盖，周游游说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促成了东方诸国的合纵，分析利害形势，没有什么不能说服的，使诸侯服从，没有一个不接受他的主张。所以说他使诸侯服从，却不能免于车裂的祸患。相关论说见《诠言》篇。《淮南鸿烈解》卷十九完。“无”是“民”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共”是“其”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伐”是“侯”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不”是“微”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往”是“柱”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别”是“刺”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发”是“接”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四”是“西”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其”是“北”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徘”是“供”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之”是“一”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伐”是“灭”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厥”是“目”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合”是“令”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