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鸿烈解卷之二十一

译，不去强求本性所不能做到的事；人的本性不能做到的事，他也不去强求。通达命运实情的人，不忧虑命运所无法改变的事。通达于道的人，外物没有什么能够扰乱他的调和。詹何说：我从未听说自身治理得好而国家却混乱的，也从未听说自身混乱而国家却治理得好的。矩不正，就不能画方；规不正，就不能画圆。自身就是办事的规矩，从未听说委屈自己而能使别人端正的。推究天命，治理心术，调理爱憎，顺应性情，治理之道就通达了。推究天命，就不会迷惑于祸福；治理心术，就不会任意喜怒；调理爱憎，就不会贪求无用之物；顺应性情，欲望就不会超过节度。不迷惑于祸福，行动和静止就都遵循道理；不任意喜怒，赏罚就不会偏私；不贪求无用之物，就不会因欲望的驱使而伤害本性；欲望不过度，就能养护本性、知足。这四件事都不向外求，也不凭借别人，反求于自身就能得到。天下不能靠智巧治理，不能靠聪慧识察，不能靠事务繁多治理，不能靠仁爱笼络，也不能靠强力取胜。这五种做法都属于人的才能；德行不盛大，五者一个也不能成就。德行确立了，五者就不会有危险；五者显现出来，德行就没有立足之处了。五种事情都显露，德行就无处安立。所以得到道，愚笨的人也有余裕；失去道，聪明的人也会不足。测量水深却没有游渡的技法，即使强壮也必定沉没；有游渡的技法，即使体力弱也必能渡过，何况还乘坐船只呢？治理的根本，在于务求使百姓安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使百姓安定的根本，在于使物资充足；物资充足的根本，在于不要夺去农时；不夺农时的根本，在于减少事务；减少事务的根本，在于节制欲望；节制欲望的根本，在于返归本性；返归本性的根本，在于去掉负载。去掉浮华，负载就消亡了。去掉负载就能虚静，虚静就能平和。平和，是道的本质；虚静，是道的居所。能够拥有天下的人，一定不会失掉自己的国家；能够保有国家的人，一定不会丧失自己的家族；能够治理家庭的人，一定不会遗弃自身；能够修养自身的人，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心；能够推究内心的人，一定不会亏损本性；能够保全本性的人，一定不会迷惑于道。所以广成子说：谨慎地守持内在，周密地闭塞外在。广成子是黄帝时代的人。知识多反而会导致失败，不要任意观看，不要任意听闻。抱守精神而保持安静，形体将自然端正。不能从自身得到把握，却能了解别人，这种事从未有过。所以《易》说：扎紧囊袋，没有灾祸，也没有声誉。能够成就霸王之业的人，必定是能够取胜的人；能够战胜敌人的人，必定强大；能够强大的人，必定善于使用人力；能够使用人力的人，必定得到人心；能够得到人心的人，必定先能自得；能够自得的人，必定柔弱。用强力战胜比自己弱的人，等到同自己相当时就会受到抵抗。这是说，别人的力量能够同自己的力量相等；如果自己凭强力压迫对方，就会发生交战和抵抗。柔弱能够战胜比自己强的人，因为对方的力量无法估量。所以能够凭借众人不能取胜的局面而成就大胜的，只有圣人能做到。善于游水的人，不必学习刺船，就能立即使用船；筋力强劲的人，不必学习骑马，就能立即驾驭马。把天下看得轻的人，身体不被外物所拖累，所以能够安处于天下。太王亶父居住在邠地，狄人来攻打他；他用皮革、丝帛、珠玉侍奉他们，他们仍不停止，于是辞别老人，迁往岐周。百姓携幼扶老跟随他，终于建立了国家。推究这个道理，经过四代而拥有天下，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四代，就是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不把天下当作自己所经营之物的人，才一定能治理天下。霜雪雨露使万物生长或死亡，天并不亲自作为，却仍然尊贵天。厌，指持；搔，指劳。治理官府、管理百姓，是有关官吏的事情，君主并不亲自操劳，却仍然尊崇君主。开辟土地、垦除荒草，是后稷的事；疏通黄河、浚治长江，是禹的事；审理狱讼、裁断公正，是皋陶的事；拥有圣明名声，是尧的事。所以得到

译道而驾驭天下的人，自身即使没有才能，也一定能使有才能的人为自己所用。没有得到道，技艺即使很多，也没有益处。船只正横渡江水时，有一只空船从一边驶来撞翻了它，即使船上有人怀有怨恨，也一定不会露出怨怒的神色。若船中有一个人，便会大声呼喊他；第一次喊，他不应答，第二次、第三次再喊仍不应答，必定会用难听的话跟在后面责骂他。先前不发怒而现在发怒，是因为先前船中空无一人而现在有了人。人若能虚空自己而游处于世间，谁还能诋毁他呢？

译舍弃道而任用智巧的人一定危险，抛弃法度而任用才干的人一定困窘。有的人因为欲望太多而灭亡，却没有人因为没有欲望而陷入危险；有的人因为想治理而造成混乱，却没有人因为守常而失败。所以智巧不足以免除祸患，愚笨也不至于使人失去安宁。守住自己的本分，遵循事理，失去时不忧虑，得到时不欢喜；所以成就不是自己强为的，得到也不是自己求来的。进入的有所接受却没有索取，出来的有所施与却没有自以为施舍；顺应春天而生长，顺应秋天而肃杀。对生长万物的不感恩，对被杀者不怨恨，这就接近于道了。圣人不做可以被非难的行为，也不憎恨别人非难自己。修养足以获得赞誉的德行，却不求别人赞誉自己。不能使祸患不来，但相信自己没有招致它；不能使福一定到来，但相信自己没有排斥它。攘，指排斥。祸患到来，不是因自己求取而产生，所以困穷时不忧虑；福来到来，不是因自己求取而成就，所以通达时不夸耀。矜，是自夸功劳。知道祸福的制约不在自己，所以闲居而快乐，无为而治理。圣人守住自己已有的，不求自己尚未得到的。求取自己没有的，已有的就会丧失；修养自己已有的，所欲求的就会到来。所以用兵的人，先造成不可战胜的形势，等待敌人出现可以战胜的形势。治理国家的人，先造成不可被夺取的形势，等待敌人出现可以被夺取的形势。舜在历山修养自身，天下便随之受到感化；文王在岐周修养自身，天下便改变风俗。假如舜只奔走追逐天下的利益，而忘记修养自己的道，那么连自身都不能保全，哪里还会有尺寸之地呢？所以治理尚未稳固到不会发生混乱的程度，而治理混乱的方法又尚未牢固；只凭事务来治理的人，一定危险。行为尚未稳固到没有过失，却急于求取名声的人，一定会受挫。福没有比没有祸更大的，利益没有比不丧失更好的。行动去做事，若不受损就会有所增益；行动，就是有所作为。不成功就会毁坏，不获利就会生病，这些都是危险。险，是说危难险阻而不可行。以道来强行推进也会有危险。所以秦国战胜西戎，却在殽地败于晋国；楚国战胜中原诸国，却在栢莒败于吴国。道不可以用来劝人进取、追求利益，却可以用来安宁自守、避开祸害。所以常常可以没有祸患，却不能常常拥有福；常常可以没有罪过，却不能常常建立功劳。圣人没有思虑，没有预先储备；来者不迎接，去者不送行。人即使向东、西、南、北行动，自己仍独立处在中央。所以处在众多弯曲之中而不失其直；天下都在流动，自己却不离开根本。因而不刻意行善，也不躲避丑恶，遵循天道。不主动开端，不专擅己意，修养天道的法则；不预先谋划，不错失时机，以天时为约期；不求取所得，也不拒绝福分，遵循天的法则；不求自己没有的，也不丧失自己已有的，内在没有横生的祸，外在没有横来的福。祸福都不产生，哪里还会有人为的伤害呢？行善就会被观看，是众人共同观看的；行不善就会被议论。被观看会产生尊贵，被议论会产生祸患。所以道术不可以用来进取求名，却可以退守修身；不可以用来取得利益，却可以用来离开祸害。因此圣人不凭行为求取名声，不凭智巧获得赞誉，效法并修养自然，自己不参与其中。思虑不胜过计数，行动不胜过德行，事务不胜过道理。强为的人有不能成功的，求取的人有不能得到的。人有穷困，而道没有不通达的；同道相争就会凶险。所以《诗》说：不识不知，顺从上帝的法则。有智而不妄为，和无智的人同样合于道；有才能而不任事，和无能的人同样合于德。他虽有智慧，只有在告知他的人来到之后才察觉自己有所行动；只有在使他做事的人来到之后，才察觉自己有所作为。有智慧却像没有智慧，有才能却像没有才能，这是道理端正的表现。所以功劳覆盖天下，却不施展自己的美名；恩泽流传后世，却不占有自己的名声。道理通达而人的伪饰消灭。名声和道不能同时显赫：人得到名声，道就不被使用；道胜过人，名声就会止息。道和人争夺长久显著。彰显人的人，是使道止息的人。章，是显明；息，是停止。人的名声显著而道止息，危险就不远了。所以世间一旦出现圣人的名声，衰败就会很快到来。想要占有名声的人必定行善；想行善的人必定制造事务；事务产生，就会舍弃公义而趋向私利，计算财货而任凭己意。想因行善获得赞誉、凭为质朴而树立名声，就不按旧法修治，也不等待时机行事。治理不遵循旧法，就会招来许多责难；做事不等待时机，就不会有功劳。责难多而功劳少，无法堵塞这种局面，就会妄自发动而强求恰当，妄自作为而强求吻合。功劳成就了，不足以再补偿责难；更，是偿还。事情失败了，也不至于因此损害自身。所以把行善看得过重，就如同把作恶看得过重，这才接近于道。天下并非没有守信的人，但到了分配财货时，仍然要抽签决定分配。这是因为有意存心的人对于公平，不如无心的人。天下并非没有廉洁的人，然而守护贵重财物时，必定关门并严密封闭；这是因为有欲望的人在廉洁方面不如无欲望的人。人指出自己的过错，就会怨恨别人；别人指出他的过错，他也会怨恨别人。镜子照见自己的丑态，却仍称赞镜子。鉴，就是镜子；镜子照见人的美丑，人却认为是好镜子。人若能接触外物而不把外物纳入自我，就可以免除牵累。所谓不纳入自我，就像镜子照见人的形貌，却不对它产生好恶。公孙龙沉溺于辞辩而贩卖名声。公孙龙以“白马不是马”“冰不寒”“炭不热”等作为论题，所以说他是在贩卖名声。邓析巧于辩说而扰乱法度。邓析教郑国人用诉讼相争，诉讼双方不能都得到满足，子产便诛杀了他。苏秦善于游说，却使国家灭亡。顺着自己的道去做，善行就不显扬；修治自己的道理，巧智就没有名声。所以用巧智与力量相争，开始时显得强盛，往往终于转为阴暗；这是说施展智巧，开始似乎正当，最终却会流于邪恶。用聪慧治理国家，开始似乎得到治理，往往终于陷入混乱。让水向下流，谁不能做到？把水激上去，非巧智不可。所以文饰胜过质朴，邪巧就会堵塞正道。德可以自己修养，却不能强使别人暴露；道可以自己治理，却不能强使别人混乱。即使有贤圣之宝，若没有遇到暴乱的时代，就可以保全自身，却不能成就霸王之业。汤、武称王，是因为遇到了桀、纣的暴虐。不是汤、武凭贤能使桀、纣暴虐，而是汤、武遭遇桀、纣的暴虐才成就王业。所以即使是贤明的君王，也必须有所遭遇。遇，是能够遭逢时势并取得成就，并不是凭智力求取而成就。君子修行，使善行不显名；施舍布德，使仁爱不显扬。因此士人行善，却不知道善行从何处来。

译百姓只看见利益，却不知道利益由何而来，所以无为而自行治理。善行一旦显扬，士人就会争夺名声；利益一旦有了根本，百姓就会争夺功劳。这两种争夺一旦产生，即使有贤者也无法治理。因此圣人隐藏行善的踪迹，止息行仁的名声。对外结交以取得援助，侍奉大国以求得安定，不如在内部治理自身，等待时机。凡是侍奉别国，不是用珍宝财帛，就是用谦卑的言辞。用玉帛侍奉，财货会耗尽而欲望不会满足；卑躬屈体、言辞婉转，只能取悦对方而不能结成稳固关系；订立约束、发誓结盟，约定一成却反而没有背叛的日期。虽然割让国家的锱铢之地来侍奉别人，如果没有自我依恃的办法，也不足以保全国家。若真正放弃对外交往的策略，谨慎修治国内事务，竭尽土地的力量来增加积蓄，激励百姓以死相守来坚固城池，上下一心，君臣同心，与百姓共同守护社稷，坚定至死而百姓不离散，那么作为百姓的一方就不会讨伐无罪之国，作为谋利的一方也不会攻打难以战胜的国家；这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百姓有共同遵行的道理，也有共同遵守的法度。仁义不能使人彼此稳固，威势不能使人彼此服从，所以设置君主来统一百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两〕 君主守住专一，国家就能治理；没有恒常准则，国家就会混乱。君主之道，不是用来强为的，而是用来无为的。什么叫无为？有智者不因居于君位而专门施展智巧，有勇者不因居于君位而逞强暴虐，有仁者不因居于君位而把仁爱变成祸患，这就可以说是无为。无为，就能得到专一。专一，是万物的根本，是无敌的道。人的本性，年少时就放纵狂妄，壮年时就暴烈强横，老年时就喜好利益。一个人的身心尚且多次变化，何况君主屡屡更改法令，国家屡屡更换君主呢？人凭借自己的职位来通达自己的爱憎，臣下通往各处的途径就无法治理，所以君主失去专一，就比没有君主时更加混乱。所以《诗》说：不犯过错，也不忘记，一概遵循旧有典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君主喜好智巧，就会违背时机而任凭己意，抛弃法度而使用思虑。天下万物广大繁多，而人的智慧浅薄；用浅薄的智慧来应付广大万物，从来没有能做到的。只任凭自己的智慧，过失一定很多。所以喜好智巧，是穷尽术数的危险做法；喜好勇力，就会轻视敌人、简慢防备，自负而拒绝援助。自负，是自恃；拒绝援助，是不接受旁人的帮助。凭一个人的力量包围强敌，不借助众多人的力量而专用个人才力，必定不能胜任。所以喜好勇力，是危险的做法。喜好给予，就没有固定的分配；上面的分配不确定，下面的欲望就没有止境。如果多加征敛，充实府库，就会同百姓结仇。少取多给，这种事从未有过。所以喜好给予，是招致怨恨的道路。仁、智、勇、力，都是人的美好才能，却没有一种足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贤能并不足以任用，而道术是可以修养和彰明的。圣人战胜自己的心。心，是欲望产生的地方。圣人止息欲望，所以战胜自己的心，并以百姓之心作为自己的心。众人战胜欲望，是心中产生欲望，却能够战胜并止息它。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在合于本性，外在合于义理，遵循道理而行动，不受外物攻击，这就是正气。放纵于滋味，沉溺于声色，任喜怒发作，不顾后患，这就是邪气。邪气和正气相互伤害，欲望和本性相互损害，二者不能同时存在；一个得到确立，另一个就会废弃。所以圣人减少欲望而致力于本性。眼睛喜爱美色，耳朵喜爱声音，口舌喜爱滋味，一接触就感到愉悦。却不知道嗜欲有利有害：吃了某些东西会使身体不安，听某些声音不合于道，观看某些事物不利于本性，三宫彼此争夺。三宫，就是三关，指饮食、视、听。用义理加以制约的，是心。割除痈疽并非不痛，饮用毒药并非不苦，但这样做有利于身体。口渴时饮水并非不快，饥饿时大吃并非不满足，但有时不这样做，是因为会损害本性。这四种情况，耳目鼻口并不知道应当取舍，心替它们加以制约，使各自得到适宜。由此看来，欲望不可战胜，是很清楚的。凡是治理身体、养护本性，都要节制睡眠起居，使饮食适宜，调和喜怒，使行动和静止适当；内在自身得到调理，邪气就因而不产生，难道要像忧虑痈疽发作那样，事先防备吗？能容纳一头牛的大鼎沸腾时，苍蝇蚊虫也不敢进入。昆山的玉制耳饰，灰尘污垢不能玷污它。昆山，就是昆仑；瑱，是耳饰。圣人没有厌弃外物的心，所以心中没有丑恶；没有刻意求取美的心，所以美也不会丧失。因此只有不求取的人，才能真正拥有它。也就是说，不求而所求自至。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因为拥有公正之道而没有私人的喜悦，所以称为尊贵，不称为贤能；拥有广大土地的人，因为有恒常的法术而没有权诈谋略，所以称为平正，不称为聪智。内在没有暴虐的事情来使百姓产生怨恨，外在没有炫耀贤行来使诸侯嫉妒；上下礼制承袭而不离失，然而议论者却看不出其中所显示的迹象，这叫作隐藏而没有形迹。若不是隐藏于无形，谁能显现它呢？形，是显形而言，也就是预兆显现。三代所遵行的，都是顺应因势而为。所以禹疏通江河，是顺应水势；后稷播种、栽培谷物，是顺应土地；汤、武平定暴乱，是顺应时势。因此天下可以得到，却不能强行夺取；霸王之业可以承受，却不能强求。在智谋方面，别人会同你争辩；在力量方面，别人会同你争斗。没有能使别人完全没有智慧的人，意思是说自己不能使适逢其国而来的人失去智慧；但可以使别人不能把智慧用来对付自己，使别人的智慧不能施加于己。没有能使别人完全没有力量的人，但有能使别人不能把力量施加于自己的人。这两件事，常常要经过长久才能显现。所以君主的贤能不显露，诸侯就不会防备；君主的不肖不显露，百姓就不会怨恨。百姓不怨恨，就可以得到民众的效力；诸侯不防备，就可以承受天下的时机。就像商汤、周武王承接桀、纣的局势而兴起一样。事情是同众人一起完成的，功业是随着时势而成的，圣人自身并不强为。所以老子说：老虎无处安放它的爪，犀牛无处安放它的角。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鼓不会湮没于声音之中，所以能够发出声音；镜子不会湮没于形体之中，所以能够照见形体。金石有声音，不敲击就不会鸣响；管箫有音调，不吹奏就没有声音。圣人把内在深藏，不抢先向外物发起倡导；事情来到才制约它，外物到来才应对它。修饰外表会损伤内在，失去真实本性会伤害精神，显露文饰会遮蔽质朴。片刻也不忘记追求外在质朴的人，必定会困扰本性。总想着成为外在质朴，却不顺应自然，本性就会困窘。百步之内都不忘记注意自己的容貌，必定会劳累形体。所以羽毛翅膀过于美丽，反而伤害骨骸；天鹅一振翅就能飞行千里，形体却轻如尘芳，因为它的翅羽美丽。枝叶过于美丽，反而损害根茎；能够使枝叶和根茎都美好的，天下没有这种情况。天有光明，不担忧百姓昏暗；百姓穿门凿窗，自会取得光照。地有财物，不担忧百姓贫穷；百姓砍木除草，自会取得富足。最高的德和道如同丘山，块然不动，行路的人以它为目标。行道的人指着它作为目标，赶快到达。独自端直而使万物充足。这里的“己”指山自身，意思是山自然生长万物来使百姓富足，并非为百姓而生长。不求取恩赐，使用它的人也不承受它的恩德，所以安宁而能长久。天地不施予，所以也没有被夺取。日月没有施德，所以也没有怨恨。喜欢获得的人必定多怨，喜欢给予的人也必定喜欢夺取。只有在无为中消除踪迹、顺应天地自然的人，才能胜过事理和情欲。胜过事理，就能去除它们。若反而接受名声，名声兴起，道就会运行；道运行，人就没有立足之处。所以赞誉产生，毁谤就会随之而来；善行显现，怨恨就会跟随而来。利益是祸害的开端，福是祸的先导。只有不求利益的人才没有祸害，只有不求福的人才没有祸患。已有侯位而求取霸王之业，必定失去侯位；已经称霸而求取王业，必定丧失霸业。所以国家以保全为常态，霸王之业只是寄托之物；身体以生存为常态，富贵只是寄托之物。能够不因天下的利益伤害自己的国家，又不因国家损害自身，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也就是说，他不贪恋天下的利益，所以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不知道道的人，放弃自己已有的东西，而求取自己尚未得到的东西。他费尽心思、忧愁思虑去实行曲邪之事，所以福来到就欢喜，祸来到就恐惧，精神因谋划而劳累，智慧因事务而急迫；祸福萌生，到终身也不悔改，自己造成的事情反而使自己忧愁。祸福都产生于自身，不是旁人造成的。不欢喜便忧愁，内心从未平静；把没有可监照之物当作依据，这叫狂生。时势没有可监照之物，所监照的不是玄德，所以称为狂生。君主喜好仁爱，就会奖赏无功的人，释放有罪的人；喜好刑罚，就会废弃有功的人，诛杀无罪的人。若没有偏好，诛杀人而人不怨恨，施予人而不自以为有恩，按照准则、遵循绳墨，君主自身不参与具体事务，像天一样覆盖、像地一样承载，还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把人合并并舍弃其中差异的是君主，制定制度并诛罚的是法。百姓已经受到诛罚，怨恨无从消灭，这就叫道。道胜过一切，人就没有纷扰了。圣人没有长短失中的服饰。屈，是短；奇，是长；服饰不合中正，会给身体带来灾害。没有奇异的行为；服饰不炫耀，所穿的衣服不引人观看；行为不供人观赏，言语不供人议论；通达时不浮华，穷困时不恐惧；荣耀时不显耀，隐退时不困窘；与众不同却不让人觉得怪异，容貌不必与众人相同，也无法用一个名称来界定，这就叫大通。升降、揖让、趋走、翱翔、周游，都是不得已而做，并非本性中固有的，内心并不以此为乐。既然是做不得已的事，就只是行礼谦让，并不是有所解构，难道还会有别的缘故吗？所谓“无故”，是遇到时势而制定礼制，并非故意造作。因此不得已而歌唱，不把它当作悲哀之事；不得已而舞蹈，不自夸其美丽。歌舞却不故意表现悲哀和美丽，都是因为内心没有根基。内心没有根基，却强作悲哀和美丽。善于下棋的人不贪求取胜，只管下棋，不因谋划而受伤害；不害怕不能取胜，心境平和、意念安定，掌握适中之道。行动遵循道理，即使不一定取胜，得到的筹数也必定很多。为什么呢？胜负在于方法和规律，不在于求胜的欲望。竞马的人不贪求最先，不害怕独自落后；使手的缓急协调，使驾驭之心与马相调，即使不能保证首先到达，马力也一定能充分发挥。为什么呢？先到在于方法和规律，不在于欲望。因此，消灭欲望，方法就能取胜；抛弃智巧，道就能确立。商人经营的门路太多就会贫穷，工匠掌握的技艺太多就会困窘，这是因为心志不专一。所以树木过于高大，枝条就会受损；水势过于浩大，深处就会受损。有智慧却没有方法，即使钻研也不能通达；即使有智慧，钻研反而会更加牢固地陷住，没有方法就不能通达。有许多枝条却没有一条主干，即使得到某物也不能守住。所以《诗》说：善人君子，他的仪态专一；内心像打了结一样。君子的心大概就在于专一吧。舜弹奏五弦琴。古琴有五弦，到了周代有七律，增加为七弦。他歌唱《南风》诗，以此治理天下。《南风》是和乐之风。周公在成王面前分发脯肉而不收回，钟鼓悬挂着而不解下，用来辅佐成王，于是天下太平。一个普通男子守一百亩田，一百亩田由一夫一妇守持；没有闲暇起居，没有什么可以变动。让一个人兼听天下，每天都有余暇，而治理的事务还做不完，就应当让别人替自己去做。处在尊贵地位的人应像尸，守职的官员应像祝和宰。尸即使能剥狗、烧猪，也不亲自做，因为这样并不会损害其身份；尸不能处理宰狗之事，也不会因此受损。俎豆的排列次序、黍稷的先后，即使知道，也不必教导；若不能教导，也不会因此受害。不能任祝的人，不可让他任祝，但不会妨害他做尸；无妨害的人，可以做尸。不能驾车的人，不用他做仆御，但不会妨害他做辅佐。佐，是君位的辅佐。因此地位越尊贵，自身越安逸；自身责任越重大，所做的具体事务越少。譬如张琴，小弦虽然绷得紧，大弦一定较为松缓。无为，是道的本体；居后，是道的形态。用无为来制约有为，是方法；处后以制先，是规律。依循方法，力量就强；审察规律，国家就安宁。

译如今把璧交给别人而对方尚未接受，这是先；等到求取并送到，对方即使怨恨也不拒绝，这是后。三个人同住一室，其中两人相争；争斗的双方各自认为自己正确，不能互相听取。另一个人即使愚笨，也一定能从旁裁决，并不是因为智慧，而是因为他没有参与争斗。两个人相斗，旁边有一个弱者；如果帮助其中一人，就会使他取胜；如果救助其中一人，就能使他免于失败。争斗者即使强大，也必定受制于这个弱者，不是因为勇力，而是因为弱者没有参与争斗。由此看来，后发制先，安静胜过躁动，是事理。违背道而抛弃规律，只求侥幸相遇；改变常道、变更旧法，凭智巧求取机会；偶然遇到就认为自己错了，恰好吻合就当作征兆，暗中行动、胡乱改动，终身不能觉悟，这叫狂。有一点滑利就屈服，有福就软弱，有过错就悔恨，有功劳就自夸，终于不知道反省，这叫狂人。圆形符合规，方形符合矩；行为合于礼制，所谓古礼是手执羔、麋、鹿，取其跪乳之意，使众人相聚而不结党。停止就形成文饰，文是威仪文采。这样可以统率少数，却不能统率多数。蓼菜排列成行，瓶和瓯都有底座。量着粟米来舂，数着米粒来做饭，可以用来治理家庭，却不能用来治理国家。洗净杯子再进食，洗净爵再饮酒，安排庭院之后才进献食物。馈，是进食。这样可以奉养一家老人，却不能用来宴享三军。不是简易，就不能治理大事；不是简约，就不能统合众人。大的音乐必定简易，重大的礼制必定简约。简易，所以能够配合天；简约，所以能够配合地。大乐没有怨恨，大礼不责求回报，四海之内没有不被统合的，所以能成就帝业。内心有忧虑的人，即使筐床、衽席也不能使他安睡。衽，是柔弱之物。即使吃菰米饭、犓牛肉，也不能觉得甘美。菰，是雕胡米。即使琴瑟、鸣竽齐奏，也不能感到快乐。忧患解除、忧愁消除以后，食物才甘美，睡眠才安宁，居处才安适，游玩才快乐。由此看来，生命有使人快乐的原因，死亡有使人悲哀的原因。如今却努力增加本性所不能快乐的事物，反而损害本性所凭以快乐的东西，所以即使富有天下、尊贵为天子，也不能免作悲哀的人。人的本性喜欢恬静而厌恶忧患，悯，是忧愁有所寄托；喜欢安逸而厌恶劳苦。内心常常没有欲望，可以说是恬静；形体常常没有事务，可以说是安逸。让心游处于恬静之中，舍弃形体而放任安逸，等待天命；内心自得其乐，不急于外在事务。即使天下广大，也不足以改变他的根本；日月隐没，也不能灌溉他的心志。庾，是隐藏；溉，是灌溉。也就是说，自己隐藏起来，不用其他欲望灌注自己的心志。所以即使地位卑贱也像尊贵，即使贫穷也像富有。大道没有形迹，大仁没有亲疏，大辩没有声音，大廉不谦让自夸，大勇不自夸；这五者没有被抛弃，就差不多归向道了。方，就是道，意为差不多归向道。军队命令太多就会混乱，饮酒约束太多就会争辩；混乱就会败退，争辩就会相互伤害。所以从大处开始的，通常大于从小处开始的；从快乐开始的，通常大于从悲哀开始的；开始做得简约的，最终根本也一定调和。如今有美酒佳肴互相宴饮，又卑躬屈体、用婉转言辞相互接待，想借此和合欢乐，却在酒爵的多少、是否斟满之间争执，反而产生斗争。争斗而相互伤害，三族结下怨仇，反而造成他们所憎恶的结果，这就是饮酒的败坏。诗歌失去正道，成为偏邪；诗是衰世的风气，所以以偏邪为正。人失去正道，就会进入邪道。音乐失去讽刺规劝，乡饮酒礼中奏乐歌唱《鹿鸣》；《鹿鸣》的创作，是说君主有酒肴却不召见臣下，臣下怨恨并讽刺君上的说法，这是错误的。礼失去责求，礼没有只施不报的；既然施予别人，就会要求回报。徵音并非没有羽声，羽音也并非没有徵声；五音没有不含其他声音的，只是以徵、羽命名，是因为其中占优势的音。徵音中有羽声，却以徵音命名；羽音中有徵声，是为了显明它。仁、义、智、勇，圣人都具备，但仍各自立一个名称，是因为不能只用一个名称概括仁义智勇兼备的圣人，所说的是其中较大的方面。阳气从东北兴起，在西南达到终点；阴气从西南兴起，在东北达到终点。阴阳开始时都调和适宜、彼此相似，随着日期增长，各自的性质增强，逐渐侵入并相互远离。意思是阳气从大寒时日渐转暖，直到大热，与大寒相距越来越远；有时热到烤焦沙土，有时冷到凝结水，所以圣人谨慎对待逐渐积累的事物。水从山中流出而进入海，庄稼在田野生长而收藏在粮仓；看见开端就知道结局。席子的根本来自雚和蕈，席子所由生出的是雚草和芦苇。酒樽上面最尊贵的是酒。樽，是盛酒的器具；所尊贵的是玄水。俎上最先陈列生鱼，祭祀用的俎上先放生鱼。豆器中陈列大羹；木制的食器称为豆，所盛的是不调和五味的大羹。这些东西都不使耳目感到愉快，也不适合口腹，但先王却尊重它们，尊重它们是因为用于祭祀宗庙。先重根本，后重末节。圣人接触外物，虽有千变万化，必定有不变的根本来应对变化。寒冷同温暖相反：大寒时大地裂开、水凝结，火也不会因此减弱它的热度；大热时金石熔化，火也不会因此增加它的猛烈。寒暑的变化，对火自身没有损益，这是因为物质本身具有相应性质。意思是人的本质不会因火而改变。圣人总是居后而不居先，总是应对而不倡导；不进取求取，也不退让推辞。顺应时势三年，时势离去而我先离去；离开时势三年，时势仍在我后；既不离去，也不趋就，居中守持自己的位置。天道没有亲疏，只帮助有德者。有道的人，不会失去时机和人心；失时，是失去他的时机，并不是失去时机来结交人。无道的人，失去时机而强取人心。端正自身以等待天命，时机到来不可迎接而返回；时机将离去也不可追赶而挽留。所以不说“我没有什么可做，天下就远离我”，也不说“我不想要，天下就不会到来”。古代能保存自身的人，以德为乐而忘记卑贱，所以名声不能动摇心志；以道为乐而忘记贫穷，所以利益不能动摇内心。名利充满天下，也不足以改变他的志向，所以兼能快乐，静能淡泊。这样，能够治理自身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论道。

译“荒芒”，是上古时代，所以说遥远。自人死后直到天地无穷，时间广大漫长，所以说久远。滔，是绵延久长。以有限的寿命来忧虑天下的混乱，就像忧虑河水太少而哭泣着给它增加水一样。乌龟能活三千岁，因为它吐故纳新，所以寿命三千岁。浮游虫活不过三天，浮游就是渠略，出生三天便死亡。若因为浮游虫而替乌龟忧虑养生的器具，人一定会笑它。所以不要忧虑天下的混乱，而应以自身得到治理为乐；这样才可以同他谈论道。君子行善，不能使富贵一定到来；不行非义，也不能使祸患不来。福的到来不是自己求取的，所以不夸耀功劳；祸的到来不是自己造成的，所以不悔恨自己的行为。内在修养达到极致而横祸来到，都是天意，不是人为。因此内心常常恬静淡泊，积累自己的德行；即使狗叫也不惊慌，相信自己的真实本性。所以知道道的人不迷惑，知晓命运的人不忧愁。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死后，把尸骨葬在旷野之中，把鬼神祭祀在明堂之上。明堂就是宗庙中的明堂。精神比形体尊贵，因为人的精神在堂上，而形骸在旷野。所以精神能够制约形体，形体就会顺从。所谓精神制约，是说情欲不使它发动，形体便顺从内心而相合。形体胜过精神，精神就会穷困而离去。所谓形体胜过，是说人的形体躁动超过精神，精神穷困而离去。即使运用聪明才智，也必须反归于精神，在内守护精神。精神安定而形体保全，这叫太冲。冲，是调和。《淮南鸿烈解》卷第二十一完。#1 “为论”二字脱漏，据《集解》本补入。“货”字，其他版本均作“贸”。#2 “未而”应为“而未”，据《集解》本改正。#3 “皆”是“背”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正。#4 “文”字，《集解》本作“久”。#5 “氏”字，义理原本误作“民”；“譬”是“璧”字的错误，均据《集解》本改正。#6 “性”字，《集解》本作“生”。#7 “樽”字，《集解》本作“酒”。#8 “时”字脱漏，据《集解》本补入。#9 “去”是“至”字的错误，据《集解》本改正。#10 “不”字脱漏，据《集解》本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