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马蹄第九

译脚的大拇指和第二指相连，手上多生一根手指，难道是出于本性吗？却超过了正常的德性。李颐说：“骈，是并。”成玄英说：“骈拇，是脚的大拇指和第二指相连；枝指，是手上有六根手指。”崔譔说：“侈，是超过。”按：因为生来就有，所以说出于形性；“德”就是“得”，所得超过常人。附着的赘肉、悬挂的疣，难道是出于形体吗？却超过了正常本性。附赘悬疣，见《大宗师篇》。形体形成之后才附着其上，所以说出于形体，但它超过了自然本性。设置许多仁义的方术并加以施用，把它们列入五脏之中，难道就是道德的正理吗？成玄英说：“方，是道术。”按：运用许多方法来施行仁义，是因为五种本性为人所共同具有，于是把它们列入五脏，与五行相配；但这并不是道德本来的状态。因此，脚上相连的部分，是多出而无用的肉；手上多出的手指，是生长出来而无用的指头。“树”是竖立的意思。把许多方术附加在五脏的真实本性上，把仁义行为做得过度偏离正道，同时又在聪明的运用上多加枝节。所以，附加在视觉上的聪明，就会扰乱五色，使文饰过度；青黄黼黻的灿烂绚丽，不正是这样吗？而离朱就是如此。意思是从离朱一类人开始。成玄英说：“斧形的纹样叫黼，两种己字相背叫黻；五色是青、黄、赤、白、黑。青和赤相合叫文，赤和白相合叫章；煌煌，是耀眼的样子。”司马彪说：“离朱，是黄帝时代的人，能在百步之外看见秋毫的末端；另一说是能看见千里之外针尖的锋芒。孟子作离娄。”附加在听觉上的聪明，就会扰乱五声，使六律过度繁复；金石、丝竹，黄钟、大吕的声音，不正是这样吗？而师旷就是如此。释文说：“师旷，是晋国大夫，精通音律，能够招致鬼神。《史记》说：‘是冀州南和人，生来就没有眼睛。’”郭象说：“天生有耳目的人，所受困扰常常在于羡慕离朱、师旷；那么离朱、师旷虽有聪明，反而是扰乱耳目的极端。”在仁德上增加枝节，拔高德性、堵塞本性来求取名声，使天下人像簧鼓一样喧嚷，去奉行无法达到的法式，不正是这样吗？而曾参、史鱼就是如此。所谓在仁德上增加枝节，就是标举仁义，像枝条上又生出一根手指。曾参、史鱼的仁义天性优长，而本性不及他们的人争相仰慕，天下喧闹纷扰，像簧、像鼓一样，去奉行自己不能达到的法式。曾、史，指曾参、史鱼。王念孙说：“‘塞’和‘擢’意义不相类；‘塞’应当作‘搴’，因形近而误。” “擢、搴，都有拔取的意思。《广雅》说：‘搴，是取，是拔。’《方言》作‘攓’，说：‘是取；南楚称为攓。’《说文》作●，说：‘是拔取。’《淮南子·俶真篇》说：‘世俗之学，拔高德性、攫取本性，内在使五脏忧愁，外在使耳目劳累，于是开始招引细小事物，动摇消磨仁义礼乐，在天下炫耀行为与智慧，以在世间招致名声。’又说：‘如今万物到来，拔取我的本性，攫取我的实情。’这些都是证据。”在言辩上增加枝节，就堆叠瓦片、结缚绳索般地窜改文句，把心思游荡在坚白、同异的争论之间，劳累于求取短暂声誉的无用言论，不正是这样吗？而杨朱、墨翟就是如此。崔譔说：“聚集无用的言辞，就像堆叠瓦片、结缚绳索；另一说‘瓦’应作‘丸’。”按：窜改文句，使心思游荡于坚白、同异之间。郭嵩焘说：“敝，是劳累困乏；跬誉，犹如短浅的言论。半步叫跬。《司马法》说：‘抬起一只脚叫跬。’跬为三尺。跬誉，是求取一时的近誉。因为有近誉而无实际用途的言论劳累困乏，所以称为在言辩上增加枝节。杨朱、墨翟天性多辩，所以特别举出他们。” 所以，这些说法都只是偏骈、旁枝的道理，不是天下最正确的道理。所谓真正的正道，就是不失去事物本性的实情。俞氏说：“上面的‘正’字，是‘至’字的讹误。”因此，脚趾相连的，不应再把它分开成为骈趾；枝生于旁的，也不应再使它分叉。释文说：“‘跂’，音反切为其知反。”宣本作“歧”。按：跂、歧二字相同。长的不能说是多余，短的不能说是不足。所以野鸭的腿虽然短，若硬要接长它，就会使它忧苦；鹤的腿虽然长，若硬要截短它，就会使它悲伤。成玄英说：“凫，是小鸭。”所以，天性本来长的，不是应当截断的；天性本来短的，也不是应当接续的；不去改变它，就没有什么忧苦。宣颖说：“顺着它本来的样子，自然就没有忧苦，何必还要去除呢？”这样看来，仁义难道不是违背人的本性吗！那些讲仁义的人，为什么有这么多忧虑呢？苏舆说：“‘仁人’，宣本作‘仁义’，这是对的。郭象注说：‘恐怕仁义不是人的本性，却为此忧虑的人，真可以说是忧虑太多了。’可见他所见的本子似乎也作‘仁义’。这里说的是仁义束缚人，使人失去常性而多忧患。《在宥篇》说‘使五脏为仁义而忧愁’，正是这个意思。这里是因为下文有‘仁人’而造成的讹误。”再说，脚趾相连的，割开它就会哭泣；手指旁生枝指的，咬掉它就会啼哭。这两种情况，一种按数目说是多余，一种按数目说是不足，但它们所造成的忧苦是一样的。相连的脚趾，按数目说是不足；旁生的枝指，按数目说是有余。如今世上的仁人，瞪大眼睛远望而忧虑世间的祸患；司马氏说：“蒿，是眼睛昏乱的样子。”俞氏说：“‘蒿’是‘●’的假借字。《玉篇》说：‘●，眼睛明亮，又有远望之意。’所以‘●’是远望的样子。仁人为天下忧虑，必然是●然远望，所以这样说。●与蒿古音相近，因而可以通用。《诗经》‘白鸟翯翯’，孟子写作‘鹤鹤’，文选《景福殿赋》写作‘●●’。蒿通●，就像翯通鹤和●一样。”不仁的人，却割裂自己的性命实情而贪求富贵。‘决’，是溃决的意思，如同水冲破堤坝流出；‘情’，是实情；‘饕’，是贪求。所以，仁义难道不是违背人的本性吗！自三代以下，天下为什么这样喧嚣呢？苏舆说：“‘自三代以下者’，是庄子惯用的文法，《胠箧》《在宥篇》中多次出现。”成玄英说：“嚣嚣，犹如喧闹嘈杂。”再说，必须依靠钩绳规矩才能使事物端正，这是削损它的本性；必须依靠绳索、约束、胶漆才能使事物牢固，这是侵害它的德性。成玄英说：“约，是束缚；这是侵伤它的德性。”用礼乐使人屈曲周旋，用仁义加以抚慰，以安慰天下人的心，这就是丧失事物本来的常态。

译礼乐使人周旋曲折，这就是屈曲折损。‘呴俞’，犹如‘煦妪’，是借仁义来加以抚慰。天下万物各有本来的常态。所谓常态，就是弯曲的东西不必用钩，笔直的东西不必用绳，圆的东西不必用规，方的东西不必用矩，附着结合的东西不必用胶漆，束缚的东西不必用纆索。释文说：“《广雅》说：‘纆，是绳索。’”所以，天下万物自然而然地生长，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生长；彼此同样地获得成就，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够获得。古今的道理没有两样，不可以加以损害。既然如此，仁义为什么还要像胶漆、纆索那样纠缠不休，在道德之间游走呢？这样只会使天下迷惑。‘连连’，是连续不断的样子。这里是尊崇道德而排斥仁义。小的迷惑容易改变人的方向，使人迷失所向；大的迷惑容易改变人的本性，使人失去真实本性。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自从虞氏倡导仁义来扰乱天下以后，俞氏说：“ ‘招’，是举起、倡导的意思。”释文说：“‘挠’，是扰乱的意思。”天下没有不奔走效命于仁义、奔忙着追随它的。这不就是用仁义改变人的本性吗？郭象说：“虽然虞氏并没有改变人的本性的意图，但天下人的本性本来已经改变了。”所以姑且试着论说一番：自三代以下，天下没有不因外物而改变自己本性的。小人用身体去殉求利益，士人用身体去殉求名声，都是用名利改变本性。大夫用身体去殉求家族，圣人用身体去殉求天下，都是用家族、天下改变本性。所以这几类人，苏舆说：“‘数子’，就是这几类人的意思。”事业虽然不同，名声称号也各不相同，但在伤害本性、使自身成为牺牲这一点上，却是一样的。臧和谷两个人一起放羊，却都丢失了羊。释文说：“张揖说：‘婿婢的儿子叫作臧。’崔本的‘谷’作‘●’，说：‘小孩叫作●。’”问臧在做什么，他说是拿着书册读书；问谷在做什么，他说是在玩博塞。两个人的事业虽然不同，但在丢羊这件事上是相同的。释文说：“‘策’字又作‘策’。李氏说：‘是竹简。’‘塞’，是博戏一类的游戏。”按：这里的“策”应当读作《左传》“绕朝赠策”的“策”，是赶羊的鞭子。伯夷为名声死在首阳山下，盗跖为利益死在东陵山上。成玄英说：“跖，是柳下惠的弟弟，有徒众九千人，常常做大盗。东陵，是山名；又有人说就是太山，在齐州境内，距东平十五里，盗跖死在那里。”这两个人，死去的原因虽然不同，但在残害生命、伤害本性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为什么一定要说伯夷是对的、盗跖是错的呢？天下人全都在有所殉求。他们殉求仁义，世俗就称他们为君子；他们殉求财货，世俗就称他们为小人。他们所殉求的事情虽一样，却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这里“则有”的“则”，与“而”同义。如果说残害生命、损伤本性，那么盗跖也就是伯夷，盗跖和伯夷没有不同。又怎么能从中分别出君子和小人呢？宣颖说：“称呼不同的名目，有什么意义呢？”再说，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仁义的人，即使才智通达如曾参、史鱼，也不是我所谓的善；释文说：“属，是系属于的意思。”成玄英说：“臧，是善的意思。”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五味的人，即使才智通达如俞儿，也不是我所谓的善。释文说：“司马氏说：‘俞儿，是古代善于辨识滋味的人。’崔氏说：‘《尸子》说：“厨师俞儿用姜和桂调味，给君主进食。”《淮南子》说：“俞儿、狄牙品尝淄水、渑水，就能辨别它们。” 另一说认为，俞儿是黄帝时代的人；狄牙就是易牙，是齐桓公时代善于辨味的人。又一说认为，俞儿也是齐国人。’”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五声，即使才智通达如师旷，也不是我所谓的聪；把自己的本性系属于五色，即使才智通达如离朱，也不是我所谓的明。我所谓的善，不是指仁义，而只是说他的德性能够自得而已；我所谓的善，不是通常所说的仁义。宣颖说：“这一句恐怕是谈五味的文字讹误。”只是任其本性生命的实情罢了。我所谓的聪，不是说听见外界的声音，而是自己本来能听见；我所谓的明，不是说看见外界的事物，而是自己本来能看见。成玄英说：“心神向外奔驰，耳目耗尽，这才是愚昧昏暗，哪里能说是聪明！若只是听耳朵所听见的、看眼睛所看见的，守住自己的分际而任其真实本性，不被外物摇荡，那么接触任何事物都可以说是聪明。”不从自身看见，却只看见别人；不从自身获得，却只求得别人的所得，这就是只得到别人的所得，却没有得到自己的所得；只追求别人所适意的，却没有使自己适意。郭象说：“这是舍弃自己而仿效别人；即使仿效得像别人，自己的本性也已经丧失了。”只追求别人所适意的，却不能使自己适意，即使是盗跖和伯夷，也同样是偏邪放纵。郭象说：“如果把失去本性看作偏邪放纵，那么即使失去本性的途径不同，在失去本性这一点上也是一样的。”按：《大宗师篇》说：“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屠狄，都是替别人服役，追求别人所适意的，却不能使自己适意的人。”庄子把保全生命看作根本大事，所以对伯夷这一类人深表不满；但务光、申徒狄等人的具体情形并不清楚，当时或许有可以不死的办法。至于伯夷、叔齐、箕子，所牵涉的事情极为重大，不可以一概而论。庄子在这里所见的，与圣人的见解不同。我对于道德还很惭愧，宣颖说：“这是谦辞。”所以向上不敢做仁义的操守，向下也不敢做淫邪偏僻的行为。宣颖说：“庄子把仁义和淫邪偏僻同样看待，哪里还有上下之分！这里的‘上’‘下’，是按照世俗的看法来说的。”按：三代以来，人们极其尊崇道德，却没有分析仁义的区别。韩非子把义混同于仁，本文也把仁义合并在“仁人”中来说。除孔子、孟子的著作之外，很少有人能够推究并看出仁义的分别；漆园庄子本来确实另有深意，但世俗儒者也不再深入探求。韩愈《原道》一篇，开头便明确提出“仁”“义”“道”“德”四个字，用来启发求学的人，因此能够超越唐代贤者而上合古代圣人的旨意。外篇《马蹄》第九 苏舆说：“老子说：‘无为而万物自我化育，清静而天下自我端正。’全篇都在申说这个旨意，并且始终以马作比喻，这是《庄子》内篇中所没有的。”

译马的蹄子可以踩踏霜雪，皮毛可以抵御风寒，吃草饮水，高抬脚而跳跃。这就是马的真实本性。即使有义台、路寝，对马也没有用处；即使居处极其庄严华丽，也不是马性所适宜的。释文说：“‘义’读音为仪；‘路’，是正、大的意思。崔氏说：‘路寝，是正室。’”俞氏说：“义、仪古代相通。仪台，犹如说容台。《淮南子·览冥篇》说‘容台振动而覆灭’，高诱注说：‘容台，是举行礼仪容貌的台。’”等到伯乐出现，说：“我善于治理马。”于是烧烙它，剃剪它，刻削它，烙印它。释文说：“伯乐姓孙，名阳，善于驾驭马。司马氏说：‘烧热铁来烙它。剔，是剪去它的毛。’”郭嵩焘说：“雒同烙，是烙印的意思。”又用笼头缰绳束缚它，用马槽、栈床安置它。释文说：“《广雅》说：‘羁，是马勒。’‘絷’，音丁邑反。” 崔氏说：“羁，是绊住马的前后脚。”《文选·马汧督诔》注引司马氏说：“皂，是马厩。”栈，像有栏格的床，放在潮湿地面上。马因此死去的，已经有十分之二三；又使它饥饿、口渴，驱赶它奔驰、疾跑，整治它、排列它；前面有衔铁装饰的忧患，后面有鞭子、马策的威逼，马死去的已经超过一半了。司马氏说：“橛，是马衔；饰，是在马镳上加装饰。”成玄英说：“带皮的叫鞭，不带皮的叫策。”陶工说：“我善于治理黏土，圆的合乎规，方的合乎矩。”释文说：“ 陶，是陶工。崔氏说：‘埴，是土。’”木匠说：“我善于治理木材，弯的合乎钩，直的符合绳。”黏土、木材的本性，难道是想合乎规矩、钩绳吗？可是世世代代都称赞说：“伯乐善于治理马，陶工、木匠善于治理黏土和木材。”这也是治理天下的人的过错；这种过错和治理天下的人的过错相同。我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是这样。百姓各有其常性，织布来穿衣，耕田来吃饭，这叫作同德。成玄英说：“万物各自满足，所以叫同德。”万物浑然为一而不偏党，这叫作天放。成玄英说：“党，是偏向；命，是命名；天，是自然。”宣颖说：“浑然为一而无所偏，任凭天性自在。”苏舆说：“与天合一，泯除善恶的偏党。”按这个意思也说得通。所以，在至德的时代，人的行动沉重安缓，目光专一。崔氏说：“填填，是稳重迟缓；颠颠，是专一。”在那个时候，山中没有小路和隧道，水泽中没有船和桥。成玄英说：“蹊，是小路；隧，是道路。”郭象说：“不追求非分的愿望，所以安于一家之内便满足。”万物成群生长，彼此连接于各自的乡里；宣颖说：“各自安居，所以彼此相连。”禽兽成群，草木顺遂生长。郭象说：“满足本性而止，不存在吞并夷灭的欲望，所以万物都能保全。” 所以禽兽可以被系住牵着游行，乌鸦和喜鹊的巢也可以攀爬上去窥看。郭象说：“与万物没有伤害，所以万物驯服。”在至德的时代，人和禽兽共同居住，族类与万物并存。‘族’，是聚集的意思。哪里还知道什么君子、小人呢？共同处于无知无为之中，德性不离失；共同处于无欲之中，这就叫素朴。保持素朴，百姓的本性就能得到保全。郭象说：“有知识就会离开道而追求人为的善，有欲望就会离开本性而追求文饰。”等到圣人出现，勉强装作仁，费力经营义，天下才开始疑惑。李氏说：“蹩躠、踶跂，都是用心经营仁义的样子。”放纵铺张地制作音乐，繁琐偏僻地制定礼仪，天下才开始分裂。李氏说：“澶漫，犹如放纵逸乐。”郭嵩焘说：“‘摘僻’应作‘摘擗’。《楚辞》王逸注说：‘擗，是分剖。’摘，是摘取；擗，是分析，指烦琐细碎。”所以，纯朴没有被残害，谁会制作牺尊呢？白玉没有被毁坏，谁会制作珪璋呢？成玄英说：“纯朴不残，是完整的木材尚未雕刻。牺尊，是刻成牛头形状、用于宗庙祭祀的酒器。上尖下方叫珪，半块珪叫璋。”道德没有废弃，哪里需要仁义！老子说：“大道废弃了，才有仁义。” 人的性情没有离失，哪里用得着礼乐！成玄英说：“礼用来约束行为，乐用来调和内心。性情如果没有离散，哪里还需要调和内心！本性如果没有离失，何必劳烦礼来约束行为！”五色没有混乱，谁还需要文采？五声没有混乱，谁还需要配合六律？郭象说：“这些都是把朴素改变成华饰，舍弃根本而崇尚末节，对于本来的天性来说，已经有所残损。”毁坏朴素来制作器物，是工匠的罪过；毁坏道德来制造仁义，是圣人的过错。成玄英说：“这是用仁义的外在行迹毁坏无为之道。”马在陆地上居住，就吃草饮水；高兴时便交颈摩擦，‘靡’与‘摩’相同；发怒时就分开背脊互相踢踹。宣颖说：“马踢人时必定朝向后方，所以说分背。”马所知道的本来就到此为止。李氏把“知”读作“智”，不对。可是给它加上横木和轭，释文说：“衡，是车辕前的横木，用来系轭；扼，是叉住马颈的东西。”又用月形的额饰来整齐它，司马氏说：“马额头上当着前额、呈月形的装饰。”于是马就懂得了斜视、弯颈受轭、抵撞、突冲，李氏说：“介倪，犹如斜视；闉，是弯曲；鸷，是抵；曼，是突。”司马氏说：“是说弯曲脖颈受轭，同时抵撞突冲。”还会吐出马衔、偷偷脱掉缰辔。成玄英说：“诡衔，是把马勒吐出来。” 窃辔，是偷偷脱掉笼头。”所以，马的智巧和机态发展到盗窃程度，是因为扩充它原有的知巧，才使它的机态达到盗窃的程度；这是伯乐的罪过。赫胥氏时代，百姓住着不知道要做什么，行走着不知道要到哪里，口含食物而嬉乐，拍着肚子游乐，百姓做到这样就满足了。司马氏说：“赫胥，是上古帝王。”按：“熙”与“嬉”相同；“以”与“已”通用。等到圣人出现，用礼乐使天下人的形体屈曲，用仁义高悬在前来安慰天下人的心。‘匡’，是纠正；‘县企’，是高高悬举并使人踮脚仰望，使人共同仰慕。百姓于是开始矫饰自得、好用智巧，踶跂，是自我夸耀；好智，是施行欺诈；争相归附利益，无法停止。这也是圣人的过错。外篇《胠箧》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