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一

译各郡国设立医学，祭祀三皇、神农、黄帝，这些都确实与医术有关。至于庖羲氏，人们就不知道医术的来由是什么了。我听说五帝的书称为“三坟”。三坟讲的是大道。道没有比《易》更大的：近取自身，便是《素问》；远取万物，便是《本草》。大概《说卦》中所说“在木为坚多心科上稿”的内容，就是《本草》的鼻祖。而且药物不过属于五行，五行的变化成为五色、五味、五气、五性、五种功用，而这五者的变化无穷无尽。圣人通过卦气领会五行的情状，所以说：“一天尝试七十种毒物”，这正是神农这样的志愿。用神奇膏药敷疮，用灵验药丸治病，这些非常之事，圣人并不看重。一种毒物妄加攻伐，比五种兵器还惨烈；伤害生命的事情，圣人慎之又慎，而且一定从自身开始。圣人也不过是人罢了；如果认为他竟以自己的腹部去尝试踏入必死之地来拯救世人，因此称他为神，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事，哪里值得相信呢？知道禹所说的“神”，是用九畴治理洪水；那么就知道神农所说的“神”，是用八卦的象来尝试药物，这就清楚了。陶隐居精通医术，于是谈论上古圣人的方剂和药物主治，使知识代代相因。不以亲自用腹部尝试，而以知识来尝试，两者相差有多远呢？这也还不能算是确切的论断。泰嬏六经，只有《易》依附于医卜之术而没有失传，所以说：“拘执于它，都是术；不拘执于它，都是道。”把《本草》说成神农氏的《易》，是可以的。最初药物分为三品，用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对应周天的数目。汉代以后，各代都有增补，又有人绘图、作注、注音释义、分门别类，相关著作总共有几十家。到了近世蕲州李某，把这些全部汇集起来，又广泛引用经史和稗官野史中的记载来委曲考证，共四十卷，可以说既勤勉又广博。适逢西蜀陈文献公请求修撰一代正史，皇帝下诏征求天下遗书。他的儿子文学某将此书进献到宫阙，天子下诏答复已知，书藏入文渊阁。当时正准备撰写方伎传，丁酉年三殿发生灾祸，修史之事中途停止；它的副本有一部刻在江右。楚地巡抚四明薛公说：“这是楚人的书，难道不应由楚人得到吗？”于是校勘抄写，用镕化的铜钱刊刻。薛公因母丧离职，三山杨公继任左辖，实际完成了这件事。书成后，嘱托我作序。我曾驱车到楚地随州，经过厉山，看见那里有神农祠，这又是大医王亲自出现的地方。我又读张文潜《明道杂志》说：“蕲州庞安时根据病症裁定处方，往往有神奇的疗效。”由此才知道医术的正统本来就在楚地，而楚地又以蕲州最为著名。然而神农的辅佐者有桐君、雷公，他们所著的书已经湮没失传；庞安时只有一篇《伤寒论》流传于世，而且从未进献给皇帝，不能为君父效力。如今读李君的《纲目》，古今医术都有所总汇聚集了。并且它被收藏在天府，又将在四方施行。薛、杨二公相继表彰此书，使楚地长久流传，也使海内受益，不能说不是际遇很好。李君有个儿子名为有循，如今凭明经起家，因此我推衍三坟的旨意，而追溯根本到《易》，怎敢说自己能够传述神农的话呢？《刘向〈说苑〉序》（馆课） 西汉著书的人，从陆贾以下共有六家，而“卯金子”刘氏占了其中两家。淮南王刘安有《鸿烈解》，中垒校尉刘向有《说苑》《新书》。人们说淮南王的书，奇异诡谲、超然恍惚，世人称它仿佛挟带风霜、饮用沆瀣，大概文人多沉醉其中。而刘向的《说苑》二十篇，搜罗旧闻，合乎规范、遵循法度，似乎不是好奇者所急于追求的。这次专门刻印《说苑》，为什么呢？回答说：刘向这部书，符合著书立言宗旨的地方有三点，至于文词典雅还不算在内。补益实用，是第一点；述明圣道，是第二点；进献正直之言，是第三点。有其中一点，都可以流传，何况三者兼备呢？俗话说，公输子制造舟车很巧，却不善于制作木鸢，因为木鸢不是平常所使用的东西。顾长康描绘神鬼容易，描绘狗马却困难，因为狗马是众人习见的东西。刘向的《说苑》，从君主之道、臣下之术，一直到修饰文辞而返归质朴，其中标举篇章、执持议论，句句切实合乎民生常理，都对天下国家有益，并非雕琢尘俗、镂刻空虚，纵谈天地四方之外来惊动视听，因此这就是补益实用、可以流传的著作。汉朝承接秦朝之后，师承不同，道术各异，自董仲舒开始才有大一统的说法，但世人仍不知道其宗旨。刘向这部书虽然没有完全洗去战国遗留下来的习气，大体上以齐鲁诸家的论说和语录为主，稍稍掺杂诸子之说，却不至于随波逐流而忘记根本，因此独列于儒家，这就是述明圣道、可以流传的地方。元成年间，宦官和外戚相互牵连、掌权办事，刘向援引宗室大臣的大义，亲身遭受谗言攻击；面对所谓“三独夫”，他忧虑社稷，怀抱忠心却未能奏效，又进献《说苑》来表明自己的志向。我读《正谏》一篇，大概可以看出其中有论昌陵、论外戚以及封事余音不断的内容，这就是进献正直之言、可以流传的地方。这三点，《鸿烈》具备吗？哪里只是《鸿烈》？陆大夫有刘向的华丽，却没有他的实际内容；贾太傅有刘向的善辩，却没有他的见识；董江都有刘向的醇厚，却没有他的通达；杨子云有刘向的造诣，却没有他的节操。真正懂得言论的人，一定能够对他们作出公允的衡量。有人说：史书记载，刘子政曾说自己得到淮南王枕中的秘籍，因为用黄金无法铸成而获罪，那么喜爱《鸿烈》的人应该没有比刘向更甚的，所以曾子固讥讽他的言论不够深厚纯正。这不是这样。刘子政固然年轻时喜爱《淮南》之书，等到他认为其中的义理甘美却不协调、彼此龃龉，又遍尝忧患之后，他的学术见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前刘歆学习河东文师的《国语》，却并不等于赞同《国语》；曾南丰学习刘子政的文章，却又诋毁刘子政。文人相互攻击，本来就是如此，难道可以全部相信吗？《八大家集序》（馆课）

译文章分为各家，历史已经很久了。六经以后，作者一代代兴起。到了班固《艺文志》，才开始辨析、区分各家流派：有儒家、道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农家、杂家。那些学派的主张都有根据，言论都能自成道理，瑰奇诡异，各自建立门庭，这总称为“家”。于是有远见的人考察上下千年的文章变化，想要排斥百家，而只把唐宋八位作家归入其中，称为“大家”并加以流传，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重视经学。杨子云不是说过吗？六经是众多言论的外郭，刘勰《文品》首先揭示尊崇经典。经典对于文章，是祖先和根本。譬如一个家族，有宗族、有祖先，然后才分出支派。有的因官职命名，有的因地域命名，那些能够光大宗族的人，就称为大家。至于箴、铭、赋、颂，是以《诗经》为祖；序、记、奏疏，是以《尚书》为祖。写文章的人，最终没有舍弃上古经典而能成为训诫之作的。这八大家，才性各不相同，但他们文章的渊源所受滋养，都尊崇经典。韩愈《平淮西碑》，评论者称其序体似《尚书》，文辞似《诗经》；柳宗元、苏洵一生的内涵气韵，也见于他们写给韦中立、田枢密的书信。至于王介甫的《新经字说》、曾子固的《洪范解》、欧阳永叔的《童子问》、二苏的《易传》《古史》，若不说它们本源于六经，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的积淀深厚，熔铸裁剪典雅，创制义理深刻，对于夏、商、周三代的典范仍有保存，世人不能凭主观意愿把它废弃。文章有根本，大概就是这样。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还知道尊崇古学，仿效苏家文章的，有方逊志；仿效欧阳修、曾巩一派的，有杨东里，这些文集都可以考察。自德靖年间以后，士人追求速成，喜好猎取奇异，于是置经学而不问，转而取用秦汉诸子之文，逐句比附、逐字雕琢，以互相修饰，说：“这样就可以超越唐宋八大家的成就。”唉！我不知道这八大家是能力本来达不到，还是有能力却因为轻视而不肯这样做呢？况且之所以排斥诸子，是因为他们背离经典。既然背离经典却还能瑰奇诡异、自立门户，尚且还算有一家；如果只是承袭秦汉诸子的余风，寄居在他们门下，这就是从前江左、西昆的习气，也是韩愈、欧阳修等几位公认为奴仆、命令他们去做的作风罢了。这样还称什么一家？所以我校勘八大家集，交给刻工刊刻，使后来的学习者知道贯通经学、学习古文的宗旨。《苏黄题跋序》苏门四位友人中，只有黄山谷的学问不够纯正；他以东坡为老师，却在暗中把东坡视作敌国。除了文章气节之外，他的戒行精洁，平生的过错极少，比起露天坐着、披头散发的人来，只是略有一点艳丽的词章罢了。这才是东坡真正畏惧的人。他写文章仿效《兰亭序》，题跋书画多是寥落的短篇，出自刘义庆《世说》的体格；虽然只是偏师取奇，却都超出常情常理，往往切中要害。即使广川的文藻、长睿的博学，难道不多半也逊让于他吗？这也是受到坡公熏陶感染的力量。当宣和年间，朝廷禁绝苏、黄之党及其翰墨，凡是书画上有两位公题跋的，都认为是不祥之物，全部裁割毁弃，然后进献御览。评论当时世道的人对此兴叹不已，哪里知道五百年后，这些细小的珠玉片石都将享有连城之价，正如侍御杨公汇编成这部集子一样呢？山谷曾对子弟说：“士人生在世，可以有一百件事不做，唯独不能流于庸俗。一旦庸俗，便无法医治。面对重大节义而不可改变，正是不庸俗。”宋人把它视为不祥之物，是庸俗；侍御公编成此集，是医治庸俗。世上有不庸俗的人，一定不会只把它当作书画来观看。《合刻罗文庄公集序》成化、弘治年间，师承没有不同，道术也没有异学；程朱之书列入国家掌故，号称大一统，而作文的人墨守欧阳修、曾巩，文章平平常常。当时文章发生变化、转而师法古人，是从北地开始的；理学发生变化、转而以心为师，是从东越开始的。北地尚且少有人应和，东越却凭借功名、地望来加重自己一家的言论，使濂洛、考亭的学说几乎受到动摇。只有太宰罗文庄先生独自驳斥他们说：“禅学大概……”先生年少入朝，便把扶助世道、启迪百姓当作自己的责任，曾坐在蒲团上参究公案，与老僧共同参禅；久而久之，见到所谓清净法身，才知道佛教所说无善无恶的宗旨，果然与《诗经》所说秉持常性、与《尚书》所说恒常本性之间，只有毫厘之辨，明白而不混乱。这就是《困知录》之所以作成。唉！拯救溺水者不能跳入水中，救援火灾者不能踏入火中，是怕自己进去后不能出来。假使先生进去而不能出来，那也不过是慈湖、横浦一类人的后继罢了。先生守卫正道，真是有心啊！从前杨子云著书，如《法言》《训纂》《酒箴》《骚赋》，都华丽而有法则，宏大而纵肆，但他自己最喜爱的只有《太玄》。然而玄学没有大为显扬，世上流传的反而是他悔恨为雕虫小技的那些作品。先生身处承明著作之庭，轻视文人的风尚而不去追随；他高雅的文章，如春日般和润，平淡自然；记、序之文丰赡而有体制；铭、赞之文质朴而不夸饰；奏对之文正直而不激烈。至于书信两卷，与各位君子反复辨难往来，尤其能够辅助语录流传施行，正所谓有德之言、造诣于道之言并立而同样美好。先生还要追随洙泗之学并加以辅翼，何必苦苦模仿秦汉文章呢？神宗朝曾有人请求让先生从祀，奏疏留在宫中没有答复。如今皇上潜心治理、追求道理，梦寐以求真正的儒者；在讲经殿侍奉的臣子，有人推尊先正的遗论来帮助皇帝启发教导，这一旷世典礼似乎正有所等待。先生的曾孙珽仕在旧京刊刻此编，而我恰好奉纂修之命来到这里，于是请我作序。想到表彰正学，有益于世间教化，这不只是珽仕遵循祖先的孝心罢了，我冒昧作序。《重刻王文庄公集序》

译王文庄公在弘治、正德年间任官。当时海内谈论道学的人，东越尚未兴起；谈论文艺的人，北地还没有显著声势。自杨文贞以下，都以欧阳修、曾巩为范式。所谓治理时代的文章，正是正始之音。文庄公从天地之间崛起，遵循前代先民的法度。他的诗文以自得为根本，以自然为情趣；才华无所不施展，却用法度驾驭，不采取战国纵横家的风格；学问无所不窥览，却用裁制约束，不流于六朝雕饰；对于境物无所不收取，却用情感来附着于境物，不流于庄子、列子的虚夸恢诞；对于情感无所不摹写，却用礼来规范情感，不流于屈原、宋玉的怨愤诽谤。大体上随意应物，却不离古典规范。即使寂寥短篇，也各自显出宏大气象。若进入清庙，所看见的没有不是法度礼器；若骤然走上宽阔道路，所踩踏的没有不是平坦大道。何必逐句比附、逐字雕琢，使用非圣人之书，使气力耗尽、言语枯竭，炫耀无穷无尽的辩说呢？试取他最好的作品，放进庐陵、南丰两位先生的文集中，难道能够区别出来吗？公曾说：“自古文人发表议论，只是为了使自己的胸臆痛快，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诤臣的进言，如果只是出于结党营私、沽名钓誉，那么即使扰乱国是，也不加以顾惜。” 百年以前，他已经洞察了这种苗头，而如今才得到验证。不是具有深远见识，不能达到这种程度。唉！自德、靖以来，作者如树林一般众多，以师心自用来模拟古人，上面宣说、下面教导。正始文章几乎像夏天穿皮衣、冬天穿葛衣一样不合时宜，很少有人经过而过问。功成而不自居，公又怎么会刻意使自己与众不同？等到模拟古人的力量已经穷尽，千秋的评论尚未确定，后来人人都知道应当寻求根本，公的文章才开始成为天下的衡量标准。精神再次归来，日月重新明亮。这部集子，是文坛上的赤色旗帜，不只是王氏一家的珍宝。公的孙子王大夫校勘后交付刊刻，张扬并传给后代，使先祖的美德和言论得以继承。公侯的后代，必定复归本始。世家珍藏的祖传砚台，我一定把大夫看作其中的冠冕。《冯少墟集序》从前己丑年，庶常馆有二十二位吉士，天子命少宗伯田公担任他们的老师，又以金陵焦弱侯这位端正的理学家为领袖。当时同辈大多年轻气盛，不太省察弱侯的话。只有会稽陶周望喜好禅理，长安冯仲好喜好圣学，时时与弱侯相互激扬。仲好为人冷峻，有骨气，常常端正地安坐，饮食清淡而少交游；在文章交往方面，也很少参与追逐应酬。我这一党人喜爱周望的简易平和，却畏惧仲好的矜持庄重，不敢亲近进见，私下戏称他为“食先??屯肉者”，说他有意于两庑之间。后来我因请急事回乡，过了一年回到朝廷，在淮阴遇见南昌刘幼安。刘幼安为仲好在五岳方寸之间作赞语，说：“三秦是大邦，仲好是修养高尚的士人，而且阁试甲乙名次也不在别人之后；既然只是在名次上下之间，最终却得以任西台，这是为什么呢？”我说：“你不要再说了，难道石渠、东观的职位就足以满足仲好的志向吗？”过了很久，有诏令屏退驱逐诸位贤者，仲好也因此被废弃，前后将近二十年。仲好没有丝毫牢骚不平之气，反而更加深思学术源流，大概日夜向往洙泗之学，折中濂洛之学；虽然总体承受于先儒，却能独自验证、独自创立，自成一家之书。如今所刻的语录、纪叙、天牍、诗歌、杂著，共十多万字，就是这些。往昔讲学先生并不少有精微言论，但能够作为凭信的实践却很少；仲好独独以亲身实行作为凭证。学者观察他在应答、取舍以及细微关节之间的表现，无不心悦诚服，所以一致尊称他为“关西夫子”；朝廷士大夫也想听闻他的风范，时常托人告知，希望能在天子的近旁备受询问。康斋曾以布衣身份被召见，文清曾任按察使而被擢立；既然可以担任朝廷论议之职，难道还要借助官阶资历吗？何况仲好本来就是文学侍从之臣呢？我将以仲好来推测世道。我的确反复参究全集的宗旨，仿佛有所领悟；各篇序文却已经有人先写了，我不再作繁多赘述。只是各位君子所见，如同江汉吞天浴日之后的盛大景象；而我所见，却是岷山、嶓冢山刚刚发源、溪流初起之时。仲好求学成为圣人的志向，在庶常馆时已经确定；如今充实而发出的光辉，也没有离开他本来的面目。崔侍御在六千里之外嘱托我作序，我既庆幸得以附着于不朽之业，又感慨周望、幼安都没能亲眼看到这部集子。唉，士人本来可以有一百件事不做而不算多，少做一件也不算少；我在己丑年同馆任职时能够得到仲好，已经足以称为盛事了。《皇华集序》从前穆宗隆庆元年、丁卯年，我的老师太傅许文穆公当时以翰林简讨的身份出使朝鲜，赐给一品服，乘坐四望车；如玉山映照，彩笔纵横，朝鲜人惊叹不已，称他为天际真人。他的一纸一字，都珍爱得像美玉珍宝。公出行时，朝鲜进献珍珠玉球、缯帛礼物，按照旧例举行郊外饯行礼。公一概谢绝遣还，朝鲜人尤其叹服，于是建亭题名为“郄金”，记载这件盛美之事，昭示后世，永远不要忘记。又过了五十八年，到今上天启四年、甲子年，公的小儿子立礼又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出使，前往察看朝鲜请求册封的事务。当时辽东已经沦陷，舍人虽然得到车舆，却没有地方使用，于是渡过大海，辗转经过鼍宫蛟窟，在惊涛骇浪中航行，几乎两个月才到达。朝鲜的父老见到五十多年前的天使，啧啧称快，仿佛文穆公又来了。舍人回国时，朝鲜进献珍珠玉球、缯帛礼物，郊外饯行十分恭谨；舍人指着郄金亭谢绝遣还。只是朝鲜刊刻的《皇华集》一册，舍人拜了两拜登堂接受，回来后拿给我董其昌看，说：“立礼三岁便失去父亲，没有见过先公，不知道容貌究竟怎样。”等到展开读这部集子，仿佛神情形貌得到传承照见，仿佛让陌生的面貌重新显现；既然海外君长都奉为珍宝，何况我们许氏的子孙呢？正要把它刊刻后放置在家庙中，您不能□□。我曾经到新安，凭吊文穆公的坟墓。文穆公的几个儿子都像寒门士子，没有丰厚的产业，只有清白、忠孝的遗风最为深厚。舍人尤其以“白眉”著称；况且陆贾出使尉佗时，囊中财物达到千金，也没有因此被讥讽为有损廉洁。舍人两代两次拒绝郄金，使绝域知道圣朝有拒绝投珠抵璧的臣子，真正没有辱没使命。至于他上奏条陈方略，筹划山川粮运，像筹算在石上绘画一样详尽，天子下诏褒美，天官也会记载此事，应当得到破格提升。与张博望言论中多有凭空虚构的地方，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文穆公家族的家教和世代恩泽，因得到这部集子而更加彰明；舍人宏大弘扬先祖遗绪，不愧于李赞皇、范忠宣，关键正在这里。我谨把这些话记在篇末。《石居士诗选序》

译《石居士诗选》，是现任大中丞、楚阳石公所作的。古代难道没有开府官员作诗吗？为什么称作“居士”？大概天下了解石居士，已经很久了。公起初任二千石，郡守因刚强正直而得罪当权者。当中丞在台上借助高墙进攻，没有攻不下的地方，最终却被清议夺去职位，讥刺之言四起，自己辞职离去。那时，公很像披裘翁，这是第一位居士。公后来从吴郡调任会稽太守，铨宰想到淮盐是天下膏腴肥美之地，如果没有修养高尚的人，谁来斟酌、裁断贪污的法网？于是公以宪职兼任盐政使。恰逢有监司用苛刻的礼法裁抑公，公不肯屈服，立即解下官印归乡。那时，他很像柴桑翁，这是又一位居士。公归来后穿粗布衣、吃粗劣食物，完全忘却人世；台察官、郡守、丞相等带着旌旗接连登门，他很少接待，只把古道和淳朴的遗风作为乡里的表率。那时，他很像戴黑帽的辽东人，又是一位居士。公沉潜自守超过十二年，洗心修养，历经一生，才成为这样的居士。譬如高大的树木，封土栽植、保护扶持，从两手可合抱的小树长到参天大树，实在很不容易。可是，为什么还要以显贵厚禄来加重公诗歌的价值呢？公成年以后便以诗著称，以唐诗为典范；他评论本朝诗歌，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为正始，虽然与七子同时代，却从未依附他们。如今读他的乐府、近体诗以及五言、七言等各种诗作，气骨苍劲，格律沉雄，往往规摹杜少陵；即使流溢为变体，也处于韩昌黎、杜樊川之间。至于他主持风雅，关键只在于具有超凡脱俗的见识，试举大概来说：如《林泉》一类作品，歌咏衡门泌水的隐居生活而安适于考盘之乐，这是常见的题材。由公来写，便放眼经营四海，心中洞察九流；不是名人贞士，便不寄托怀抱；不是有助于保存教化、维系风俗，便不加以记述。一字一句都如《春秋》褒贬，既是诗又是史，这就已经超越常人了。《塞垣》一类作品，宣扬、畅达天子的威灵，铺陈功绩实际，这是常见的写法。由公来写，便筹划朝廷谋略，安排山川粮运，怜悯戍守征战的艰苦，愤恨敌人侵扰中原的荒唐。大概它的源流出自《采薇》《杖杜》，而前后《出塞》诸诗又出自统帅之手，这就更加奇特了。总之，诗品达到如此境界，自然可以不借翅膀而飞行，独自流传于宇宙之间；即使只写一丘一壑，也足以与襄阳孟浩然并驾齐驱，何况公的清德盖世，功勋事业光明显著，难道还需要靠诗歌来加以装饰吗？这就叫作不朽。公的名位越进越高，文章气魄也越发强盛；从世俗取得的东西很少，而从古人那里斟酌取法的东西很多。这部编集以后，还看不到他的创作止境；若要赐给它一个美名，必定应当称为《居士后集》。公过去的缘故就在这里，我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这一点了。《方众甫汝上集序》《汝上集》，是方众甫任汝州太守时所作的诗和古文。众甫不是曾经讥刺冀州吗？为什么偏偏称道汝州呢？凡是众甫有所撰述，大多取自处理政务之余；冀州的坚硬，是汝州的瑕疵。起初众甫考中孝廉，曾遗憾不能迅速摆脱经生的藩篱，一心追求千秋事业。脱去布衣做官以后，心意正要怒而高飞。然而众甫不敢轻视冀州，说：“我是天子的治理烦杂政务的官吏，难道是词客吗？怎么能因为带着书策求学，便像歧路亡羊一样迷失呢？”初次做官的人，应当以官吏为老师，以律令作为判断是非的《春秋》，以案牍作为史籍，我怎么能独自不同呢？这时众甫的篇章很少，因为志意有所专注，便有所舍弃。等到将要补任汝州官职时，便能够直接施展治理事务的本领了。州官处理政务三个月，老吏抱着疑难案牍来请教，曾一两次尝试却没有奏效，欺骗敷衍的念头消失了，于是公堂寂静无声。文墨创作间或出现，可以续写前代耆旧传；山水游记也可以扩充。春日出游，有劝导民俗的文章；怀念友人，有招隐的赋；凭吊二刘的旧日营垒，探访空同的遗迹。从前所说一心追求千秋事业，到汝州才真正得到实现；而他的功力深厚，意境气度开阔，能够雕刻万象、陶铸前贤，不仅没有妨害汝州政务，而且足以在天下名列高等，与西京文章相匹敌。至于他的撰述，也可与两位司马相提并论了。州县事务劳苦人，汝州又是繁剧之郡，其他刺史戴星出入，唯恐政务不能周全，哪里还顾得上风雅？即使闭门作诗，又把公文书信怎么办？更不用说他的成就未必能像众甫那样精工了。众甫确实自恃才华，但也可以说是懂得务实的人。从前汉朝盛时，士大夫中能作赋的，只留下《辽东对》《河内传》这些名篇流传；即使这样，作者也未被列入循良之臣，所学与所用，各有其适当之处。近来天下的法网十分严密，用来约束文吏，有过失无不被追究。人们却说这类人流连于风光，厌弃簿书，不关心百姓的急难。自从众甫的文集流行以来，如今那些考核实际功绩的人，难道竟要一概指责文人吗？众甫入朝任司马郎，忧虑边疆，思考职守，日夜谋划安边方略，以辅助朝廷决策。西方敌人既已被斩首，东征将士又重振声威；在真番、乐浪之外，还有韩退之的碑文、柳宗元的雅文，以及司马子长关于朝鲜的叙传，可以用来记载成功，并为后来用兵者提供借鉴。这件事要靠众甫，只是众甫目前还没有闲暇去做罢了。姑且可以从他呈给汝州的文集中寻求这些内容。《参知陈公遗集序》

译国子博士陈公应奉召赴任已有日期。他亲手拿着一部诗文集给我看，说：“这是先父的遗集。”先父在肃皇帝朝任职，是著名的御史。神祖时，江陵相张居正夺情起复的争议发生，台谏官列名上疏请求，满朝不赞成的只有两个人，先父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按照考功法考核时受到中伤；江陵失势后，凡是因抗疏而获罪的人都恢复原官，不久又有破格升迁。先父以不愿自我标榜为耻，因此并没有特别表彰自己。他从县令循序升迁，历任藩司、臬司，所到之处都有惠民政绩，百姓祭祀他从未中断。后来以参知政事身份引退，怡情著书，深思雅正之道，五十年如一日。他一生所作诗文，随手散失，家中收藏汇集的还不到十分之七。现在将付梓流传给后世子孙，请替我作一篇序。我认为，撰写著作这种事，不是名心非常强烈的人不能做到：他们探寻深奥，发掘隐秘，竭尽才情所能；也不是名心极其淡泊的人不能做到：他们驰骋于域外的见闻，等待千秋之后的鉴评。先生壮年时致力于古学，专心精研而不旁骛，实际成就却默默无闻，知晓他的人少，正因此更为可贵。那些像近世词家一样，吟咏一句便自我标榜，好像擂鼓招摇，只求博取一时声誉的人，与先生相距多么遥远啊！古语说：“正因为他确实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才会表现出与之相似的文章。”再说，像汲大夫那样违逆权臣的意旨，却不以气节闻名；像朱桐乡那样整治百姓的急难，却不以循良、卓异著称。像这样的人，不能说先生的淡泊名利做不到，也不能说先生的文章不是如此。文人掏空心思、苦心雕琢，探取天地造化的精华，大多不能享有长寿，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就是这样。只有白香山在九老会中年纪最长，活到八十岁；韦苏州经历三唐，几乎活到百岁。如今先生所享的高寿，处在这两位之间；而他的诗风苍劲淡远，文章真率自然，与两位并驾齐驱，不知应当由谁来让出席位？这又是因为先生从世间取得的东西很少，而上天让他活到期颐，以成就其不朽的盛事；这样也就足以流传了。国子先生在我们学校任教，谆谆以培育人才为职责，把所得俸禄收入用来疏浚百年来淤塞的泮水。临行之前，又采纳风水家的意见，修建高台杰阁，使一切恢复旧日景观。这正是本地士子思念他的表现，如同靖江士民为先生建祠祭祀一样。先生曾经任靖江县令，说道：《邢子愿法帖序》我任庶常时，馆师田公宗伯病势已经很重，同馆商议派一个人前往探视，我请求前去，于是仓促成就了这次“挂剑”之行。太仆邢子愿曾作近体诗一章，推重我的意气，我们从此开始交往。我离开春明，路过德州时拜访子愿，他驱车百里设酒为我饯行，在太学的宅第中设宴，说：“这里并不缺少官船，今天不过是仙人经过罢了。”我长期隐居山中，冯元成当时常带着短札往来于燕、齐之间，因此得以同子愿交谈应答。两位先生都作了《五君咏》，所咏为李本宁、王百谷、冯元成、子愿和我。我惭愧不能当此赞誉，所以没有作和诗。子愿又贯通古今，王司封将他的书法结集，刻成五卷寄给我；并且所选的只是他晚年行书、押书和尺牍中不矜持庄重而自然合于法度的作品，尤其可见编选者眼力高明。孔子玄妙的学说，要等待异世的知音；郭泰的鉴识，应当取其精神风貌，哪里只是翰墨之林中的一件奇事呢？况且子愿的书名已经传遍海内，并非难在付梓流传，而只是他自认为极好的作品彼此融洽，反而没有人替他拈出罢了。王司封有此举动，就像使子愿重新活了过来，使我得以听到广陵的旧曲；这确实是翰墨中的一件奇事，也不只是翰墨林中的一件奇事。叹息感慨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因此写下这些话，附在书后，以求流传不朽。《超然堂藁序》从前我在檇李读书时，孙简肃公还在家中退居。我要是以游谒大人为能事，便会感到羞耻；因此没有机会执经侍坐，向他请教。我的同乡龚黄门于是对我说：“孙公是天下有德的长者，其他美德也十分完备，而且他的谦逊，世上没有人能比。”这大概是从孙公的一个方面来说的。孙公有个儿子孝廉君，自号“谦所”，正所谓有人得到他的骨，有人得到他的髓了。不久他又改号为“超然子”。从前称“谦”，如今称“超”，难道不是同一回事吗？左太冲说：“郁郁葱葱的松树生在涧底，茂盛的禾苗长在山上；凭借仅一寸的根基，却遮蔽百尺高的枝条；地势使它们如此，原因由来已非一日。”柳氏家训又说，世世代代承受恩宠是可怕的，竟不如身处华门而能从狭窄门户中显出自身长处；盛满难以保持，就是这样。君是简肃公的肖似之子，孝友之性出于天赋；划定界限便坚定践行，举止端庄和雅，没有横暴之气，没有放纵之心，差不多可以像万石君一家那样共享福庆，像陈太丘家那样有二位贤方。他磨炼品行，刻苦攻读，粗茶淡饭，有些寒士也不能望其项背。所以经学明达而考取优等，社会声望更加提高。杨滇南博雅兼备，近世少有匹敌，尚且被家世声名掩盖。拿他来同君相比，差距太悬殊了。《易经》论“谦”说：“利于出征讨伐，这是天道，难道不就像张弓一样吗？” 君的谦逊，正因此能够达到超然的境界。君自认为世代承受国恩，志在报答君主，并不是要隐居山林、厌弃官场的一切而逃离人世。至于他总是以修业为务，因而荒废了《蓼莪》，只是这个缘故。我曾说，丹朱的骄傲未必像末世凶恶之人的恶德，或许是因为轻视世俗、放纵心志，不肯把天下看作束缚自己的枷锁，想来应当属于那些洗耳入渊的人。这样的学说发端于庄子，到了嵇康、阮籍那里横流泛滥，于是把放达不羁作为超然的表现，偏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为什么？因为不谦逊。舜谨慎而彰明的德行，禹能够节俭的品德，孔子赞叹说：“多么崇高啊，这才是超然。”君的超然，就是这个意思。请把这些话拿去询问君的儿子弘范，看是否真正理解了他父亲的心事。《青藜馆诗集序》

译唐朝以诗取士，但诗却很少成为名公卿的成就，这是什么原因？凡是诗写得好的人，必须专心致力于这一门，不再转向其他事业，同它始终相伴，然后才能形成一家之风。所以贫困而诗写得好，便成为孟浩然、杜甫，却未必能凭诗使自身显达；地位尊贵而诗写得好，便成为宋之问、王维，却未必能凭诗使自身名望更重。纵观唐代，能称为名公卿的人，以贽以正直著称、以泌以才智著称的，三百年间没有几个；他们竟不能凭短篇只句，留名于《间气英灵集》等谈论诗艺者的口中，只有曲江张九龄差不多做到了。他的宰相事业本来就与姚崇、宋璟并列，他的诗名也同储光羲、王维不相上下。为什么这样的情况竟如此寥寥呢？因为做名公卿便无须以诗为事；即使作诗，也会让那些专心致力、终于写得精工的人轻视自己，认为自己不能专注于一项事业而成为全才，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明朝兴起后崇尚经术，却不以诗考核士人，只有文学侍从之臣把诗当作本业。然而，若没有兴庆宫、龙池的应制唱和，没有明河、轻烟那样的特殊宠遇，就像唐朝那样，官员被迫作诗而后应制，也不过是中书省试诗，春明送别诗，皇华纪行诗罢了。而且官位越高，离诗就越远：在石室中编校书籍，又比代皇帝立言远了一层；替皇帝起草诏令，又比在讲幄侍讲远了一层；执经讲学，又更远一层。至于学士、春卿润色皇帝礼乐制度的事务，极其繁多而重大。在这种时候，却想同词人墨客耗费笔墨、刻烛计时，在四声五言之间争高下，哪里只是没有空闲而已呢？浒西金齿最终因为贫困而精于诗，怀麓则终于成为绝响。其间离合的缘故，与唐朝完全相同。君子对此不能没有遗憾。少宗伯刘衡野先生，以非凡的才华和深厚的学问冠绝文坛，在清要仕途上历任二十多年，宏伟的文章和重要的著作传遍四方，忠言嘉谋震动朝廷和宗庙。戊戌年春天，他首先倡议伏阙上疏，请求册立东宫。天子虽下诏严厉斥责，但也因此知道朝廷内外大体都愿意听从圣断，终于成就辅翼君主的大功。先生在南宫所上各疏，都坚定独立，不吞不吐，使群小侧目。世人都把敬舆、长源一类的声望归于先生。先生虽然归隐海内，处境可比惠州、衡山一类，却因为出处进退足以影响世人，不敢有人只把先生当作诗人词客来求取作品。先生却没有一天停止作诗，沉浸于六代文学，包摄三唐风格；辞采高雅华美，寄托清远深长，内在思绪没有枯竭，外在物象没有遗漏。他的长子搜集编成《青藜馆集》，虽然不能见到先生的全部作品，但无不达到他才情所能达到的极致，穷尽了诗家变化。因此，说先生是延清、摩诘，却不够；说先生是敬舆、长源，也不够；说先生因为身份地位而使诗显得贵重，不够；说先生因为文章功业而使诗显得贵重，也不够。先生大概是曲江一流的人物吧？自从先生的诗集流行以来，唐以来那些名公卿在诗才方面被贫困诗人压倒而感到惭愧的情况，如今可以吐一口气了。先生曾经说：杨子云轻视雕虫小技而不肯从事，却赞美《美新》一文，怎么敢同我家中垒校尉刘向、外戚上书封事相比？所以把自己的书斋题作“青藜”，是想同古代三位有益的朋友交游；而我心中怀念曲江等诸君子，也借此谈论唐代诗歌。《江西乡试录序》

译臣认为，国家求取士人才算得上勤勉了。而历代沿袭的法令，到皇上这里才开始大为完备。过去郡国的诸生在学校领取廪食，往往要经过二十多年才能有机会看到辟雍的盛况，大概头发都已经斑白而身材短缩了。皇上采纳礼官的建议，实行不定期贡士，并把它规定为后世世代遵守的制度。过去国家遇到重大庆典，如皇子出生、东宫册立，有时扩大取士名额以表示特别恩典。皇上采纳成均的意见，在两京各增加五十人，并规定为后世世代遵守的制度。过去由京朝官主持礼部会试，大概是出于慎重，举行一两次便很快下令停止。皇上采纳科臣的建议，完全依照两京的成例办理，并规定为后世世代遵守的制度。这三件事当初争论纷纷，大概也有人说不便实行，因而全都被搁置。况且皇上英明独断，各部门提出的建议，也不可能全部得到批准；唯独议及举荐人才，没有不奉行圣旨的。唉，尊重贤俊、崇尚文教的心意，勤恳真挚，极其美好厚重，这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吗？国家的法令，以简约为功，以繁琐为病，以反复更改为扰乱。只有兴贤选士这件事，制度由疏而密，遇到变化便通融调整，使真正的人才不断出现，无不由此而来。乡试制度历代屡次更定，到皇上这里才大为完备，而且又从今年开始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五十人〕 今年这次乡试，大概能够得到人才吧？只是臣哪里有能力担任这项职务？臣是东海的孤寒之士，蒙皇上拔擢，得以在史馆执笔。皇上临朝，臣充数替人传读册文；皇上临御讲幄，臣充数执经侍讲，已经五年了。皇上居于深严之处，臣未曾有机会陪侍法从，只能靠领取长安的俸禄为生，实在惭愧。如果能够借衡量文章来报答皇恩万一，这就是臣竭尽驽钝之才的时候，岂敢不努力？臣从年轻时起，父亲就把江西诸位君子的著作传授给我。往年奉命前往吉府封藩，出了豫章境内，询问那些前往庐陵、南丰道路上所作的文章，却都与王安石、程颢、程颐等人的文脉无关，最终没有机会涉历他们的山川、瞻拜他们的祠堂，只能遥遥追想，感慨万分。如今诸位士人对于欧阳修、曾巩，就像水木都有本源，后代都有谱牒一样。他们拿起笔来起草文书，难道不是承继两位先生的绪言余韵吗？臣得以接受这些文章而纵情阅读，选录其中尤其雅正驯美的，呈送天府。即使两位先生的精神义理绵延不绝，生平典范不会泯灭，作为古人朋友的心愿已经十分满足了，臣又怎敢不努力？从前戊子年主持江西乡试的人，是臣的房考官。这次任职，江西人士寄予厚望，臣自问：“我这次，能否识人取士，不使师门蒙羞呢？” 臣又怎敢不努力？不过，臣所竭尽驽钝之才努力做的，只是校阅文章；而臣其实并不熟习文章，臣所熟习的，是应试者应对主考官的文章，不是自己作为主考官去取士的文章。主考官如果真正懂得文章，便会录取它；帖括文章与依据德行、道艺取士，并没有不同。韩昌黎举荐欧阳詹时说：“读他的文章，知道他最重视慈爱孝顺。”文信国在对策中，王应麟主持贡举，评论说：“忠肝可以贯穿金石，古人的义理足以列入龟鉴。”这些都是舍弃表皮而得到骨髓，有神明般的识见，已经超越寻常尺度了。臣哪里能够做到这一点，几乎辨识出真正的人才，敦厚地实践君臣、父子、朋友三伦之义呢？但臣有几句话要告诫诸位士子。士人不自负，才能不辜负君主和父母；不辜负君亲，才能不辜负朋友。磨炼气节，砥砺声名，担当宏大的责任。士人凭自身取得这些成就，他的声誉光彩波及举主，也只是余波罢了。士人难道会爱惜这点余波而不愿借助它吗？如果臣只凭识人、知文的名声，反而使本末都丧失，徒然把臣困在本来做不到的事情上，那就不是朋友之道了。如此，臣就可以庆幸自己没有获罪。我们乡里的前代正人杨文贞，凭布衣身份起家而成为名相；何况苏州一人还曾从属吏起家而成为名臣。他们没有经过贤科选拔，声誉和实际成就却卓异超绝，难道取士的法令比草创时期完备十倍，得到的人才反而逊色吗？又何必采用历代科举条文那样纷纷更改的做法呢？诸位士子也努力吧。《素雯斋集序》韩昌黎论文章说：“王公大人如果不是天性有才能而又喜好文章，就不容易让他们认可文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前代暂且不论。近世如北地、关中取法左史，毗陵、晋江追随欧阳修、曾巩，作者多如树林，并不只是一家，难道一定要贫困才写得好吗？天性有才能又喜好文章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呢？推究撰述之事，是以经邦治国为作用，以亲历境界为功夫。玄圭所载的功绩，《禹贡》陈述了它；赤舄所执掌的成就，《周官》据以制定制度。五方的歌谣风俗，常常等待使者乘轻车采集；官府的图书资料，哪里只是闭门造车的产物？有时山川景物给予助力，有时朋友交游胜过读书。所以有人一经行走塞外，文章骨力便老成；有人游历剑外之后，笔法裁削便不再费力，这就是证明。《素雯斋集》是宪大夫福生吴公所著。公天生才华俊秀，学问深奥，可以为人师表；拜在他门下求教的人很多，四通八达的都会中，传诵他著作的刻本已经有日子了。等到他循序升入仕途，任郎官潜居民部，便尽情发挥胸中学问，仰承辅弼重任，曲折陈说世务，奋笔进献良策；施展雕龙、炙毂般的文辞，驳斥弘羊盐铁政策的主张，并请求减免左藏库的征收以救济东部边疆。当时军情文书交相奔驰，公也同时应对军需、政务等各方事务；号令严明，预先部署，田野间断绝了求粮的呼喊；以后的行动可供借鉴，先前的谋划必然应验，使人觉得狼居胥山可以封禅，十六卫军也可以恢复。后来他督运军饷到云中，编纂《云纪》四卷，考察经书、按核传记，援引古事来证明今日，体察九塞各部族的情况，阐发帝王万全的策略。读他的书，连老马都能识得道路；采用他的谋略，天狼星所象征的敌患也不难坐而剪除。这难道不是医治沉疴的砭石、荒年救命的稻粱吗？我曾说，综合博览之士不能列入艺苑，是受才力所限；通达义理的言论不能在词家中显得艳丽，是受文体所困。公胸中学问如深渊停水，笔锋如闪电飞掣；从诸子、史书、佛典、道家之学，无不考察其融会贯通之处，精于斟酌拟议，专攻坚实之处而不纠缠瑕疵，采用新意而不沿袭旧说；确立一个义理，便使相互牵连的问题连环而解；搜求一个隐微之处，便使华表先为之忧愁。它像水一样，因地势不同而呈现不同形状；像雪一样，遇到不同事物便形成不同意象。因此骚赋、古体近体诗，箴铭、记序等文章，都能得心应手，因境生情；既有齐梁文体的绮丽，又兼具燕赵文章的悲壮，东南地区的美好风格全都集中在这里。听说公参加宏词科考试时，偶然因为鲁鱼亥豕般的文字错误，未能获得金马门的酬答，主管者至今还为之惋惜。然而他的功勋谋略日益盛大，声名地位日益隆高，阅历日益丰富，酝酿日益深厚；像藏在山中的副本一样的著作还没有停止增加，千里马在天厩中奔驰，步伐更加从容；黄河之水进献到明堂，文采光辉也更加耀眼。继《素雯》之后流传的作品，我不知道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不才在外任职二十年后，三次回到朝廷。如今终于完成这部集子，感受到久违的足音再次传来，感叹最高妙的文章不会腐坏，姑且写在书卷开头，试着拿它请教真正懂得文章的人。《陶白斋稿序》

译《陶白斋稿》，是我朋友章公觐行卷中十分之一的作品，由他的弟子敬亲手抄录并校刻。为什么称作“陶白斋”呢？章公觐平生仰慕彭泽陶渊明、香山白居易两位先生，所以用这个名称题写书斋，以表明自己的志向；这部稿子正是其中的一瓣心香。白居易六时行礼，顶礼柴桑陶渊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从前我曾同冯咸甫等人在廌中结社，早晨聚集构思经义，各人把文章写成并欣赏完毕，便点灯限韵，每人赋诗数章。每到半夜狂饮狂歌，常常拍掌说道：“这不是少陵吗？这不是长庚吗？这不是摩诘吗？”于是章公觐挥袖起身说：“我比彭泽如何？比香山如何？”他的弟子敬便从旁斜眼看着说：“玄宰得到了少陵的骨力，咸甫得到了长庚的韵致，我的章先生大概处在他们二位之间吧？”而不才我又哪里比得上孟襄阳呢？当时我们都年轻，意气自负，彼此不肯服输，表面上仰慕古人，实际上错误地自我夸耀，别人都侧目看我们，称作狂生。章公觐当时已经有时望，年纪稍长，主持并盟誓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以兄长事奉他，他则称我们这些人都是“狂生”，或许可以说是在同古人交友吧。只是我们这些人中，像陶渊明、白居易两位先生那样的人，实在少得可怜。章公觐已经走在我们这一群人的前面了。恰逢子敬校刻完成，便说不才我应当写几句话。唉，除了不才我，谁还应当写呢？于是我说一说我们社中二三位知己结交的来由罢了。至于章公觐的诗，恬淡闲雅，近似陶渊明；旷达豪放，近似白居易，这还要等待知音来评定。至于章公觐的精神情致像两位先生，而形貌声色未必完全像两位先生，这也要等待真正了解他的人来判断。不要说我们二三知己只是私下偏爱，仍像少年时那样表面仰慕古人、错误地自我夸耀罢了。《何士抑居庐集序》我的朋友何士抑居父亲丧时极其谨慎守礼，曾经说：“汉代原涉说过：‘先人的坟墓，俭朴简陋并不是孝。’于是我便在凤凰山脚下大规模修建坟墓和墓舍，宾客前来会葬的多得像云一样。马匹倒在地上，悲鸣着不能前进。松、柏、楸、梧俨然排列成林。这大概是士抑的家产已经损失了一半，而悲哀思念却始终没有穷尽。每当寒霜凄冷、月色寒凉的时候，他就在墓前呼号，不忍离去。间或写些诗歌文章来抒发悲情，同时唱和应酬的篇章也不曾废止。这就是《居庐稿》了。自古以来，丧中所言往往不作文辞，所以苏东坡居丧时谢绝宾客，停止作诗作文。朱晦翁也认为这样才懂得礼，但实际上未必一定如此。从前王羲之的许多法帖，有一半出自问病吊唁之作，在哀痛中形成书法，所谓泪水沾湿的老笔，书迹反而独自流传至今。古代孝子所作《白华》一类诗篇，《诗经》三百篇没有收录，束晳为之补作，读者终究还以没有见到散佚的古诗为遗憾。如此，又何必奇怪士抑有《居庐稿》呢？我有丧亲之痛，每次放下书都不忍阅读，即使读了也不忍读完。可是其中的文辞辛酸，声调气韵悲婉，像悲鸣的寒蝉和劳苦的雁，使人听见便流下眼泪。难道清欢之语难以模拟，而愁苦之语容易写得工巧吗？不过，士抑的作品发自真情，却止于礼义，大概正是古代孝子的遗志。何况他的言辞典雅和美，音调清丽卓异，完全可以流传。我任史官，应当把它交给乐官，使它依次列在《白华》散佚诗篇之后。《沈公路文集序》从前我同陶周望谈论文章，他说人的毛病以过分旷达为最严重。周望说：“阮公的《咏怀诗》，为什么这样郁结而奇特呢？”我说：“难道你没有见过苏门山时期的诗篇吗？晋人常说：‘假使我能得到身后的名声，也不如生前喝一杯酒。’这句话，用在追求功名的道路上非常好，却不能拿来作为著述之林的道理。像潘岳、陆机、沈约、谢灵运这一类人，得到一句好话，就像攻下一个敌国；斟酌出一个稳妥的字，就像遇到一位导师；专心如此近乎癖好，莽撞如此近乎痴迷，博取如此近乎贪婪，不肯相让如此近乎愤怒。烈士为名节而死，同夸耀的人为权势而死一样；若不是这样，又凭什么流传不朽呢？”周望淡泊仕进，努力研习古学，认为我的话是笃实之论，只可惜寿命不长；如今我又因沈公路而产生感慨。公路家世承袭美德，才华可与幼清相比，既游历学问文章的领域，也涉猎园林游赏的乐趣。他性情急切耿介，深居简出，不去游谒大人，也不在高门前悬挂名帖。他作诗，只是直接回应平素的爱好，何况还要违背尊生养性的原则，扩大心胸，放纵精神，不遗余力地写出缠绵的险韵，层层累叠成篇；书札发出百封，箴言遍及九州，忧惧勤勉不已。他曾担心那些只用眼睛窥视的人站在自己面前，而那些只会停留在口头议论的人又在背后议论自己。中年以后多病，究竟身体和名声哪个更亲近呢？然而药包和诗筒混杂着一同送来，他仍倾吐肝肺，捻断胡须；不只是像癖、像痴、像贪、像怒，而且兼有四愁、八苦，可是著作的兴致始终没有衰止。究竟是谁在逼迫他呢？难道是因为他坚守常道，才会如此吗？假如公路能够在仕途上施展才干，驰骋于文坛，他的道路将更加宽广，气势也更加昂扬；送别、怀人之作，将不只写眼前的同辈朋友；登高、吊古之作，将不只写国境以内的山川；驰骋文思，探取幽秘，著书满家，那一定会有比这部集子丰富得多的作品。这是文人的习气，也是志士的深心吧？他的嗣子谷似博雅多闻，继承父亲的学问，结集付梓，使之流传海内，并在孙太白、王履吉之间享受祭祀。唉，公路真正复生了。《芝山集序》

译《芝山集》是丽江世守、生白木公所著。德靖年间，李、何、边、康、杨、扢、雅、道、海内文人纷纷仰慕其风，影响已经向东传播、向西扩展，却还没有传到南方。自从杨用修被远谪戍守碧鸡，张愈光、鸣皋、和鹤以及滇洱诸侯中号雪山公的人起来响应，承接大历的法度、杜陵的精髓，仿佛完全相似。当时文翰之场使荒服地区进入上国教化，仿佛鬼方把神州看作丝织而染、金属而铸，难道不确实如此吗？传到第三代，成为生白公；他承继雪山公的事业而更加弘大，以忠勤报效国家，以知足自我修养。祖传的砚台值得追思，读书种子正当茂盛；他枕经籍史，与寒士争勤苦，探取幽秘，施展文采，即使词人少有唱和，如今他的文集完整地保存着。张宗伯称赞他的作品清新俊逸、淡荡精深；周学士称赞其触景生情、格调高雅，差不多可以说是锺嵘的定评、玄晏先生的笃论了。然而我读了公的文集，又有新的惊异。杨用修虽然博览四部之书，但从佛典中取材仍然很少。李于鳞自称秦汉以后都弃之如遗，即使旁征佛经，也只取其中华美的辞语；要找像唐代梁补阙、宋代苏端明那样的人，却没有。至于公所作的《寒山和诗》以及偈颂、骈俪文辞，都反复阐明佛法真义，皈依大乘，发出频伽鸟般的妙音，具有贝多罗树叶经书的本色；而且不废弃小乘果位，也不执着于无为境界，哪里只是文人的智慧业力，分明还隐含着菩萨的宿根！染色仍然是原来的染色，却成了六铢重的天衣；铸造仍然是原来的铸造，却成了八棱的法器。它已经在诗文之上更进一步了。难怪他能够脱去轩裳官服，独自遨游于尘世之外。丽江距吴地万里，公辗转遣使，把作序之事托付给我；我感念交往之道自有神明，感叹豪杰并不等待外在条件，姑且写下这些话，附在史公著作的末简之后。《消暍集序》品评诗歌的人没有不赞美谢灵运而推重陶渊明的。陶渊明吟咏荆轲，难道像是在写给谢客的吗？张良奋发有为，鲁仲连以不愿受辱为耻，这些话谈何容易，正是从前鲁勾践所斥责的。陶渊明把桃花源寄托在逃避秦乱之中，在义熙年间的作品中不书甲子，含蓄地流露出黍离之悲，其深沉超过在秦庭哭泣，这也算是剑术中的精微之处了。澄江夏茂卿，是当今的柴桑翁。他隐居毘山四十多年，因为太夫人在世，不敢把自身托付给他人，确实坚定。太夫人享尽天年去世后，他怀着《蓼莪》般的哀痛，面对墓地的誓言更加坚定，世人无法窥见其中深浅。等到大宦官煽动虚妄之说，江左诸贤中那些过去以兄长礼相待的人，以及以茂卿为师的人，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发肤归还给父母所受，才知道坚卧守志的孝行同鬼神已经共同决定了吉凶。所以把遗弃荣华的一面全归于陶公，把孺慕父母的一面全归于茂卿，都是只看眼前的议论。两位君子在出仕与退处之间，一个像闲云，一个像介石；一个像连片树林中的独树，一个像深谷中的幽兰。其间即使略有不同，也不妨碍他们都是善人。学者博览群书，极力探究幽深精微之理，却未必不寻求深切的理解。用礼法自我约束，说话一定典雅，却未必需要纵情高歌、宽恕醉酒。喜好穿缁衣而笃实行道，要求友情深厚，前来求教谈奇的人天天增多，倒屣相迎的礼数更加隆重，却未必需要停止交往、断绝游历。万卷书足以排遣心怀，美玉必定要经过雕琢；雍容和穆的风范存于自身，弦歌诵读的声音充满居室，却未必需要像五男那样任凭命运安排。假使他们生在同一时代、居住在同一地方，那么挽臂入林相交，就不必再屈指计算了。史家所称的独行之士，往往不能兼入文苑传记，因为忠孝名贤位居百行的上游，被认为撰写文章只是小事。又有人受才情所限、为事务所困，即使已经沿着道路前进，也未能登上顶峰；而茂卿的性灵和精力足以订立千秋事业，专精而不旁骛，成就美名在于长久。他的文章值得相信、值得流传，他的诗可以使人感发，也可以使人哀怨。《忠□》一篇，具有《南史》记楚臣所作“些”的笔意，郁勃恢奇，有助于宣扬名教。颜光禄的《五君咏》、杜少陵的《八哀诗》，都已经在他的酝酿之中。由此便可以了解茂卿了。集名叫《消暍》，试着痛快地读上几遍，应当会有甘露、醴泉从舌根之间涌出，不知不觉便使躁动的心情得到舒解。《诒美堂集序》从前刘邵的《人物志》把平淡列为君子的德性。对于撰述文章的人来说，能够潜行在众多妙理之中，独立于万物之上，平淡正是如此。世上的作者尽情发挥才情的变化，可以无所不能；但大雅而平淡、关乎神明的境界，如果不是名心淡薄、世俗滋味浅薄的人，终究不能接近。谈何容易！《出师表》二篇，内在精神外在文辞都表里合于《伊训》；《归去来辞》辅翼《国风》。这些文章没有门径可寻，质朴而任其自然，这就叫作淡。至于武侯的明志、靖节的养真，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澄澈锤炼的功力吗？六代衰微以后，人们已经失去了理解这种境界的能力。大体说来，人的技巧虽然丰富，天真本性却多被遮蔽；宫调声律虽然协调，细微音节却可能失误。思绪枯竭，便借续貂之长来勉强接续；外表清秀，便借助浓妆的妩媚；有时气势用尽、语言枯竭，像面临大敌而精神不完整；有时贪多求全，像摆设市肆货物而韵味不够深远。哪里还能看见所谓善于立言的君子呢？京兆先生罢了！刘祝先生在艺苑中精心钻研，已经将近四十年。当他壮年入朝做官时，正当时日并不长，便依恋双亲，退居衡门泌水之间；在供养父母、粗茶淡饭之余，间或作诗作文。神皇帝嘉奖他的纯孝，从田野间起用他，接连历任显要职位。即使不必种桑八百株，也不必辞官八十日，他的身心已经立于四方之外，精神遨游于八极之中。他东山隐居的志向始终不改变。因此他的撰述都从内心自然流出，即使取法西京，出入于王、谢文章之间，兼有词人的长处，也仍只是余技。只是他的气度冲和平易，骨力苍劲，遨游于自然之道，把锻炼裁制的痕迹化解掉，这才是文章品格最真实的境界，先生具备了这一点。近代名家中，很少有人看见这种奥秘。古语说：“困穷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隆庆、万历以来，历下、琅琊两派衡量天下文坛，横加诋毁前人，几乎不给别人留下余地。末流滔滔而下，甚至超过他们历来的弊病。一两个君子有意挽救这种局面，却像小盘小盎中的水不能掀起接天的波涛，只能被河伯讥笑。先生的文集问世后，谈论文章的人便有了折中取正的标准。改变这种风气的时候到了。我也将奉行研磨删削之法来追随先生，却不知道自己的才力已经用尽。《睢阳人物志序》

译《睢阳人物志》是刘文学瓒编撰的。从元勋大臣直到节妇，共分为十九类。它本来承接其祖父参知公的遗志，又经过咨询、润色，积累了多年，最终完成了尚未完成的心愿，这已经很勤勉了。刻印完成后，他拿一部书给我看，请我在卷首作序。我回想自己在史局任职时，西蜀陈文宪公上疏请求修撰正史，诏令征求遗书，于是遗书大量出现；但各郡地方志中值得采录的，只有徐大宗伯学谟所修的《楚志》，其余都平平无奇。神祖晚年，臣下的奏章大多留在宫中不发，只有山阴贡士王应遴两次上疏请求修志，都下交有关部门办理。王应遴在宫门下待诏，随即授任中舍；除一统志之外，几乎增加了一半内容。恰逢修纂实录，这项议论于是搁置。等到我辅佐春卿主持总裁事务，海内书籍又大多汇集到礼部；打开来看，就像品尝大官的宴席，菜品虽多，却没有合乎郇厨口味的。要寻找像古代先贤志、耆旧传那样，足以补充金匮石室旁搜资料的作品，实在没有几部。假如各郡各国所在之处，都有刘文学这样善于著书的人，把人物错综编排，使他们的事迹如美玉般灿然，在各地都成为睢阳这样的志书，岂不是史家取材的一大快事吗？刘文学说：“本地名人巨卿，那些与山河同久、铭刻金石的人，世世代代本来就不应有不知道的。至于闾巷中的平民、闺房里孤苦无依的妇女，苦度一生而坚持修德，甘愿经历九死来殉守节义；有些人是子元《月旦评》所未听闻的，有些人是士元以风教激励、搜罗所未及的。因此我特意表彰他们的微小事迹，而不只表彰显赫人物；记载他们的小节，而不只记载大节。”唉，刘文学用心竟然如此，大概可以说是美化人伦、厚重风俗的纲要了。他所起的补益，难道只是史书的作用吗？难道只是史书的作用吗！《漕抚奏议序》宋代韩魏公的声名德望之盛，在范希文、欧阳永叔之上，但魏公自己说，一生从未以胆量许人。“胆”这个说法，在孙思邈以前本来没有明确记载。可是曾子的“大勇”、孟子的“浩然之气”，难道不就是圣贤的胆量吗？承担重大任务、接受艰难使命，没有胆量不能胜任；面对时机、应对变化，没有胆量不能决断；建立威势、消除祸患的萌芽，没有胆量不能振作。古代社稷之臣看清道理，审慎谋划事情，所谓一旦可以行动便全力奔赴，不顾宠辱，忘掉赞誉和诋毁，独自来往，独自决断和行动。即使有樗里子那样的智慧，也来不及反复谋划；即使有鬼谷子那样的才智，也不能仓促应变；若不是骨骼刚强、气力完备的人，谁能担当这种责任呢？如今大司徒宪葵王公，就是这样的人。自从任仪曹郎时起，他已经援引义理直言进谏，竭力争取册立太子，不怕九死。神祖鉴察到他的精诚忠心，国家根本于是确定，天下人为之壮胆。后来他由卿寺官员掌握节钺，开设幕府治理畿南，文武事务无不适宜，不能用一种才器来概括。三辅是重要之地，他如长城般屹立在那里。恰逢淮抚衡阳陈公请假回乡，王公因廷推而受到特别简拔，主持漕运事务。于是七省将吏听闻畿南的威严风范，都谨慎地接受约束。就像李临淮进入郭子仪军中，军容旗帜顿时为之一变。大概陈公的政务以简约为本，王公的政务以严肃为本。这时淮北连续发生饥荒，加上宦官使者四处出动，又有辽东军队失律，奸人萌生异心；飞速运输粮草、征发士兵渡海，事情极其艰难，比往昔增加了十倍。王公察知其中的关键，多次上密疏，请求澄清淘汰，请求免除赋税并赈济，请求宽减宗室案件，请求抑制宦官横暴，请求恢复漕运旧规，请求停止海运。他所条陈的事项，多到更换仆役也数不清，与主管者往复辩论，往往不下十次。他认为贤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说服，善良的人能够接受尽情直言；宁可直截了当，不要委婉曲折；宁可方正，不要圆滑。要做洞开的门户，不做旁出的门洞；要做离弦之箭，不做放在后面的箭镦；要做九四爻飞跃在渊的龙，不做首尾两端的鼠；要做登殿的猛虎，不做车辕下的小马。即使批逆鳞、触怒权贵而招致艰难，端正法度、惩治贪官，谁不是怨恨集中的地方？稍一顾虑瞻望，便会产生回避周旋。王公以孤忠自信，百般忧虑都排除，终于取得君主信任、朋友拥护的成效。像魏公同时代的人都不肯以胆量许他一样，如今又有谁能配得上许给王公这样的胆量呢？我听说神祖时，皇帝多次因为军国大事，命九列大臣在朝廷共同议论；等到众臣都到齐，彼此相顾默然，没有人适合首先发言。这些人都是国家的典范，明白事理而熟悉政务，难道会昏昧无能、没有成算吗？只是宠辱、赞誉、诋毁堵塞在心中，于是刚强浩大的气概隐藏起来了。从今以后，所谓提出必然可行的谋划、打破因循沉默的陋习，有稚圭在了。从前魏公命他的儿子忠彦收集谏草七十篇，分为三卷，说是希望彰明君主听取劝谏的美德；这也可以作为后世办事的准则吧？王公刻印自己的奏议，用意大概也是如此。《榆林杜日章三教逸史序》榆林的杜冠军从榆阳一再寄信给我说：“我是一个逃离三教、远离尘俗的人，多病而止息机心，如今已经坐进这条道路了。希望您替我把它精细地说清楚。”我看杜冠军有许多癖好，还是说他未必是在说真心话呢？大凡通达之人用来启发世人的道理，词人从来不曾越过自己的范围去追问。那些竭尽一生，呕心沥血，哪怕片言稍受轻蔑便以白刃相仇的人，也大多被求名之心蒙蔽了。即便如此，不朽的盛事，可以凭技巧成就，也可以因愚拙而进入；一旦他的名心消解，即使是五霸所争逐的东西，他仍会傲然不屑于著述，又何必在意呢？替邹鲁之学说话的人说：“诗赋是小道。”替苦县老子说话的人说：“名声和生命哪个更亲近？”替天竺佛教说话的人说：“这是绮丽言语造成的业。”各有各的舍弃，也各有各的建立。所舍弃的能够使人的心意穷尽，所建立的能够使人的事业迁化，那么晋代江左的情形就是这样。逍遥往复，辩难纷出，支遁、许询的玄理大为畅行，而潘岳、陆机的文章事业反而中途衰落了。风雅之道沉沦，难道不是因为通达之人从中助成的吗？我听说杜冠军的先祖中有征南将军，喜好《左氏春秋》之学，世人把这种爱好比作马癖、钱癖。又过了三百年，到了杜甫，有“佳句癖”，他自己说：“诗句不能惊动世人，死也不停笔。” 杜冠军的病，也正像这样。杜冠军难道也把这两位君子的癖好看成病吗？不是吗？如果不把它看成病，那么怎么会把三教的微妙言论当作药呢？譬如勇士奔赴敌阵，凭一鼓作气前进；如果不是在巨鹿使天地震动便不痛快，不是在昆阳使虎豹般的敌军股战栗便不痛快，却忽然拿起桐木制的琴、拨弄丝弦，寻求所谓广陵之曲，那就不是同类的事情了。杜冠军如果做儒者，我愿意把他看作侠客、名士、幽人，无论哪一种我都赞同；但我不把他称为三教史家，是因为知道他还沾沾自喜于二位祖先的癖好而没有肯放下。有人替杜冠军来责问我说：您谈论晋代的事情，那么陶渊明难道不是晋朝人吗？桃花源、莲社的事，难道一定会降低诗格吗？您为什么不稍稍替自己留些余地？我无法回答。○《程氏墨苑》序

译能够流传的器物，如三代的鼎彝、籀书的鼓、欧冶子铸的剑、李斯所刻的玺、何将军家的瓦、宋代的陶器和砚台，都凭借金、玉、土、石等不同材质而长久存在于世；世人也把它们置于收藏和玩赏之间。只有墨不是这样：试用它时像吹竽，必须一一吹奏；用过以后像吃甘蔗，直到把它丢弃也不厌倦；墨迹逐渐消耗，像火烧膏油一样，人却不知道它已经完成的功效；它又像春蚕吐丝作茧，最后归于乌有。以这种容易速朽的材料，承受必然的磨损，几乎没有能长寿的。可是李廷珪的墨却以耐久而特别著名。当时因为德寿宫、重华宫两宫搜购，才得到一笏；它的名声和定价，已经同历代的重器相等。胶、煤、茎、草制成的墨，竟也可以使金销毁、土石熔化，难道不真是奇异的珍品吗？不过，我认为廷珪的价值，在于墨亡而不在于墨存。墨迹消失在虚无之乡，便无法再较量；就像梁鹄的书法、弗兴的绘画，形貌永远断绝，只剩名字流传罢了，它们何必依赖墨迹保存呢？我听说李廷珪以后，还有蒲氏之墨、赵氏之墨、林氏之墨、叶氏之墨，都可以与他相及；但所谓“一点如漆，百年如石”的美誉，唯独归于廷珪，其他人没有这样的称誉。于是鉴赏之家，也有举竿而先行的人了。如今程氏之墨遍布天下，同样有能力的人理应竭尽全力与他较量，可是多年来没有听说有谁超过他而居先。即使诸公赠答的文章，也都认为它横绝四海，不逊于奚超的墨。百年以后没有君房这个人，却有君房的墨；千年以后没有君房的墨，却有君房的名声。我从哪里知道这些呢？难道从当世的鉴赏聚会中知道的吗？君房大概不会改变自己追求美玉的志向吧！君房曾经对方氏有所不服，想穷尽其技艺，所以在制墨上耗尽精力，想用一丸墨堵住对方的关口。男子如果没有刚强的心肠，只能悠悠然苟且活着，又能成就什么事情？君房真是有志之人啊！他的墨能够流传，原因就在这里。君房游历到我的郡中，没有同别人交往，唯独来索取我的试墨。这一天池水都染成了墨色，于是我替他写了《墨苑》序。○《人日后序》翰墨之事，真正高明的工匠都苦心经营，从来不敢随意耗损精神来应付。尤其精妙的作品，有时在醉中完成，有时在梦中完成，有时在病中完成；神思游于无形，什么都可以做到。难道一定要神情愉悦、气力旺盛，造物主才会使作品完美吗？世间传说张旭号称草圣，饮酒数斗，用头蘸墨，在墙上纵笔书写，写得凄风急雨，观看的人都惊叹不已。王勃写文章，每次磨墨数升，蒙着被子睡觉，熟睡后起身，文章一字不改，仿佛有鬼神相助。这些都是在笔墨的常规路径之外得到的。如今观察王先生在人日患病，不饮酒，莫廷韩命人送来内府的良药，他便靠着枕头写诗二十多章答谢，篇篇都是《风》《骚》的鼓吹。这样一来，他已经可以和张旭、王勃鼎足而立了。先生性情高洁简淡，恬静淡泊，筑成百尺高楼，超然尘世之外，具有遗世独立的意味，还自称九霞子。现在读他的诗，《黄庭内景经》的微妙言语，其中保存了很多。先生既然已经成为餐霞饮露之人，难道还要等待内府的药物来医治他对泉石的沉迷吗？假如有烦恼疾病的人，读到这些诗，五脏六腑都感到清凉，不亚于饮用上池之水。既然如此，先生究竟是病还是不病呢？这又是超越诗歌的地方。○《袁伯应诗集序》去年重阳节，我已经替袁公伯应写了制义小引，勉励他以专门之学成为名家。今年秋天，伯应从睢阳寄来一卷近体诗，也在重阳节送到，并且嘱托我写序。我和伯应的尊父少司马同在兰阳陆先生门下中举。司马平日曾教导我教育孩子的方法说：“伯乐能相千里马，但如果教他的儿子只会相国马，却把它当成千里马，往往就不能得到真正善于相马的人，也没有什么用处。”像伯应这样喜好称说诗歌，难道不是违背司马公的意思吗？即便如此，时势到了，事情发生了，又怎么能拘泥不变呢？大约在隆庆、万历年间，士子只知道守着科举法令的尺寸，除了宋人的注疏，一步也不肯窥视。近二十年来，破除方枘而使之圆转，逐渐涉猎广泛放纵，诸子、史书、空玄之学，旁及稗官小说，没有一样不被用来写科举文章。若把写诗的才情用来写文章，我知道他俯拾青紫、取得功名是毫无疑问的。况且就制举义而言，瞿、王登坛之后，信阳、北地两家曾经也不能与之并驾齐驱，并不是才能敌不过，而是受时代限制、被制度束缚。假如今天有李梦阳、何景明降低身份来写制义，驰骋于大道、踏尘疾奔，难道还会有人过问吗？司马公《海市》等诗篇，正所谓‘清新如杜甫开府之作，又如建威将军消除萌芽，声名震动大荒之外’；世间本来就有文武双全而都适宜的人，为什么要奇怪伯应兼以制义和诗歌著称呢？至于伯应的诗，郁郁然有唐人的风致；世间即使有锺嵘，也自能鉴定，不必等待我的评论了。门人徐士竑 许经阅 《容台文集》卷之一终 ●《容台文集》卷之二 华亭董其昌著　冢孙庭辑 序（二） ◆序（二） 《期赠篇序》《樾馆诗选序》《凤凰山房稿序》《赵升之制义序》《俞彦直文稿序》《金伯发稿序》《戏鸿堂藁自序》（即《复赵公益书》） 《源远流长诗册序》《吕氏族谱序》《马宪副崇祀录序》《吴伯实遗事后序》《志报录序》《屠孺人传序》《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寿序》《贺侍御达泉张公八十序》《封太史见峯张翁八十序》《封观察袁颐庵七十寿序》《唐太公无怀八十寿序》《封大理寺正杨澄宇公八十寿序》《封御史左太公寿序》《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恭人七十阶寿序》《汪隐君继环五十偕寿序》《宫保东宁伯寿母百庆录序》《寿陈征君元配卫孺人六十叙》《寿节妇董母李孺人五十序》《程母戴孺人五十寿序》《寿汪母八十初度序》○《期赠篇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