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三

译箕子推演五福，其中有长寿安康。长寿安康本来是由人禀受的特殊气质，并非君主可以施用之物，箕子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大概是大臣擅自施行威福、众官结交淫朋，都是凶恶的德行；与凶恶相同的人，也会得到凶恶的结果。并且将要触犯天下的不祥，即使是飞廉、彭祖，也仍然会夭折。只有执掌皇极的君主，能够荡平邪曲、崇尚正直，掌握威福的权柄，堵塞结党淫朋的门户，使人都成为所喜好的有德之人，以迎接善气。因此在有道的时代，君子能够长寿，是君主赐予他们的。宋玉怜悯屈原因忠信而受怀疑，作《大招》，说上下四方都不可居处。屈原如此困顿牢骚，哪里会知道年寿而改变志向？《嘉遯》诗中的《考盘》，比这更进了一层，竟把瘦弱变为肥健，把狭隘变为宽广。吃豆羹饮清水，也有服食芝朮的功效；安居在简陋门舍，也有登楼而居的快乐。安闲自得，和乐欢欣。吉祥停留、神明居处于此，那么幽人、硕人的自得长寿，仿佛也并非出于君主了。即便如此，君主仍像上天；我的身体不是君主所有，又是谁所有呢？蒙庄一派既然把君臣之义比作躲雨，却仍然把江湖与朝廷看作重大的损伤，不能获得长寿。这种说法在荡平邪曲、崇尚正直的时代是不应听闻的。我与朱君采同榜，他是天下名士，凭清正气节在西台享有声名。伏蒲直谏的议论流传海内，传抄传说不计其数。后来他身穿绣衣、手持斧钺，巡按江南，风采凛然，为国家谋求长久依赖。事业刚有端绪，适逢天子斥责二十多名言官，公也列入贬谪名册，获得电白县尉之职。三吴士民因不能让他的德泽施行到底而遗憾，但公坦然上路。瘴海炎方之中，他面色如红玉；归来后在山水深处筑室居住，就是所谓赵王孙故宅之处，读书论道，教养子弟。郡国守相接连来访，他却很少接待。时常在春秋佳日与名僧雅士往来湖山之间，心情开阔。台省荐举贤才，每年都把公列为首选，他却好像没有听见；铨衡部门的启事，每月都有把公列为司马、宗伯属官的，他也好像没有听见。他容色温和而不发怒，文章议论合于大雅，平淡自然，没有孤愤哀怨的习气。所谓幽人、硕人，不就是公吗？公的同乡有朱大复祠部，因为进言论事回到乡里，学习餐霞服气的方术，能够十多天不吃饭，冬夏只穿一件衣服。公只是平常生活，烟火饮食、裘葛衣服都不废弃，但精神容色却与餐霞服气的人相同。我和公居处隔山相望，曾在苕霅相会，在具区相会，在西湖相会；有时相隔十年，有时五六年，有时三四年。谈论容止、酒德，以及拍胸击节、郁勃慷慨的气概，仍然就是君采本人。今年公六十岁，子月二日是悬弧祝寿之日，他的两个贤子襟海中舍、五台宪副等托我祝酒。我认为，一般祝寿多有夸饰之辞：把蒲柳说成松柏，把朽散说成杞梓，把繁星油云说成景星庆云，都是传述夸饰。既然已经说成松柏、杞梓、景星庆云，就一定要经受烈风，把它用作明堂栋梁，成为王者的上等祥瑞，这样才不虚费这三种比喻。凭公这样的精魄、才气，以及海内人士仰望倾慕、急于一见的情形，今后应当让政事烦劳他，却不使他因安逸而受损；用优厚官爵羁留他，却不损害他的清高；用声誉荣宠光耀他，却不使他因显达而受损；而祝愿他如冈陵一样不断升高，絮絮祝到八九十岁，这在义理上没有可取之处。《离骚》不是说过吗：‘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那是惯于忧怨的人说的；名声一旦树立，忧愁怨恨就会解除。公不必忧愁怨恨；有一天如果得到召还，充分实现爱君忧国的志向，所获得的安恬愉悦、彼此滋养，哪里只是汲取浮丘公之道、与羡门高为伴呢？寿命又哪里可以估量！请我和襟海兄弟相约，从今以后再不要用下泽车和驽马向公炫耀，用莼菜鲈鱼馈赠公；我也不再披雨蓑、戴烟笠，向公求取惊猿怨鹤来使公惊惧。只愿手持班竹管笔，书写公出山以后的事业；再过三十年，为公写下《抑》诗，我将与朱文宁祭酒共同完成。望江兄九十寿序

译我的兄长望江公凭借声名德行进入高寿之年，如今九十岁了。到了生日，子孙全都来到，选择手杖鞋履，举起兕觥，举行祝贺老臣的礼仪。我对众人说：“这样的家门盛况，是二百多年中少见的。请交替讲述公所以长寿的原因，我把它采集起来作为祝寿的话，可以吗？”于是有几位公的儿辈上前致辞说：“我们已经熟悉公忘却机心的品德了，但他年满七十岁时还曾有不安之意，是因为母亲沈孺人守寡抚孤，轻视赵客，抗节胜过共姜，而公还没有报答她。”自从绯伯待诏在公车上书至宫阙，当时百司庶府的奏疏，神祖十九次留中不发；唯独公父子以孝情感动上天，事情交给大宗伯议定。大宗伯发文给直指使者核实上报，于是得到建立棹楔、表彰宅里的恩典，求得天子的誉命，以报答无极的恩德，慰藉风木之恨。公心中这才再无一事，睡觉不做忧梦，醒来也没有忧虑，像婴儿、赤子一样。古代有一生仰慕父母的人，活到一百一十岁；这就是公长寿的道理。有几位公的孙辈上前致辞说：“三十年为一世，公已经经历三世五朝了。自甲寅、乙卯以后，六十多年重熙累洽，恩泽丰厚美盛。近来边疆兵乱，齐、蜀、黔、巫一带日日寻衅动兵，而公寿梦所处之地却是快乐的郊野、快乐的国家。天官书占候说岁星在吴，又说老人星在斗牛之间，这是尧的祥瑞应验，是所谓百姓中有八九十岁老人、歌唱击壤的时代。这不就是长寿而安康吗？”有几位公的曾孙、玄孙辈上前致辞说，齐桓公曾说：‘多寿多辱，不要以长寿为贵。’三凤已经远去，群龙代替兴起。如今承明著作之庭、石室兰台的选拔，虎竹熊幡的职任，士人儒生中的英才，乡里称为鸣珂，居处题作通德门。公拳拳不忘振兴宗族的心愿，看到宗族兴盛的盛况，喜悦之情可想而知。绯伯学问博大，文辞高明；公侯之后，必定复归其本始，他将要在日月之间取得显达。天子询问他家学的来源，已有诏令；如果像毛公九十岁仍在家授经的故事一样，由公居家授经，这不也是长寿而荣耀吗？”众人的话说完，请我致辞。我听说谈论文辞的人有“笔随人老”的说法，由此知道高寿也是承载德行、帮助成就事业的因素。那些立身严谨、修养品行、追求完善而不知满足的人，曾经一天之内怀抱千年的谋划，难道不知道连晦朔都不知、连春秋都不知的人，只能窥见大道的门墙吗？俗语说：“上天有记性，却没有急性；” 没有急躁的性情，所以过早谋划的人，往往在眼前便失败；有长远的记性，所以即使倒着走，也难以等待确定的后果。”我观察徐公的资质：行动足以镇定浮躁，厚道足以革除鄙陋。徐公的高雅志趣，通达而耿介，始终如一；任安的交友情谊，无论寒暄冷暖，也从不改变。这难道只是由于他们的天性吗？也是因为阅历多、处事熟练。前有典范，后有警戒，所以能够仿效他们。如今我把它像上等药物一样珍藏，视为已经成就的美德，像珍宝一样护持。譬如松柏的节操，时间越久越坚；姜桂的性质，时间越久越辛辣；醇酒的滋味，时间越久越醇和。这大概是用德行求得长寿，又用长寿来滋养德行。从切磋琢磨中所得的成就，九十年竟如同一朝一夕。谈何容易！我比公小二十一岁。从前我读到《鸱鸮》篇有所感触，公便作《无衣赋》，这大概就是他厚道的一种表现。如今逢家中庆事，我作《抑》诗来助兴祝酒，并嘱托绯伯记述此事。贺楚方伯霖宇梁公晋升中丞序

译楚国宗室发生变乱时，诸位大臣认为，按照《春秋》的义理，凡是率领叛乱的人就必须诛杀。楚地的气氛十分恶劣，等到谋划蔓延便已太迟；正如祭祀土地神时不灌鼠穴，焚烧房屋时却不熏出屋鼠。所谓“八议”，并不是处理大逆之事的办法，请不要拘泥于宗正的条文，而应一概依照《司马法》办理。于是朝廷传檄四省，调集大军，形成夹击之势。天子环顾朝廷大臣，唯独想到安抚楚地没有可派遣的人。当时梁公以方伯身份镇守荆南，先前因平定苗乱的功劳奉到玺书并获赐黄金，正等待次序授予节钺，恰好与楚地的事情相遇。天子于是批准群臣的请求，把中丞的节钺授予梁公。公早晨接受任命，叛军当晚便遭到进攻。他的谋略显现之后，快马驰入幕府，士民的喜悦自然可以想见。人们说：“公若不是从澧州来，难道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吗？”当时伏兵藏在芦苇中，强悍的宗室据守城墙，正要窥探动静，新任主帅以此为意向。公一到，他们全都惊惧伏地，不敢行动。人们说：“这莫非就是梁公吗？他曾四处征讨不服从朝廷的人，惯于经历战阵！”宗室援助断绝，便陷入极度困窘；公的谋略层出不穷，他们又依次被捕入狱，没有一个能逃脱罪责。天子认为，授予一名中丞的节钺胜过十万军队，于是方城、鄂渚之间都安宁了。按照旧例，大中丞由藩司、臬司升任时，同僚要征集言论来表明志意；诸位大夫因此高兴地递上文书。我昌恭敬地说：“我等待您已经很久了，请不要推辞。”我对公的教诲铭记极深，又承蒙公平定楚地，进入危难之地的告诫，怎么可以因为文辞不足而不作文章呢？从前读史读到汉文帝时，谋划国家的人，谁能比得上晁错、贾谊？贾大夫不难提出捆绑单于的计策，但他反复忧虑的是像抱薪救火一样的诸侯王问题；又有家令关于备边的奏疏，言辞多么详尽啊！归根到底，是为了安定宗庙、尊崇天子；除了削弱六国诸侯之外，没有什么值得做的事。文帝惊异于他的才干，却不能任用，终于造成了六国的祸患。虽然如此，文帝所能做的，也只是减轻帝王的尊严，来尊重细柳营而已。假如他说：“我有真正的将军在”，难道还会忧虑诸侯王吗？譬如治病，腿粗得像腰，手指粗得像大腿，这是病症。有人说分割它才好，有人说削弱它才好，这些都是治病的秘方；而条理分明地诊治，才是医生；这两个人只是试用药方的人。试药方，耗费的是人的生命；试策略，耗费的是国家；能够得到真正的国医，事情就差不多了。假使调动六国军队，却用棘门、霸上的将领去应战，祸患怎么会小呢？所以说：“安危取决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取决于任用什么人。”这正是文帝的明智和熟悉谋略。唉，国家每天并不缺少谋划议论的大臣，但像这样凭威名折冲御侮、凭信誉使异族服从、功绩日益显著、能够担当朝廷缓急事务的人，究竟有多少呢？再说，正逢时局太平安定，战争没有发生，士大夫优游于文墨之间，拱手便取得高官，其余的暂且不论。像大中丞这样的官职，是古代天子派出的王官，监察诸侯之国，承担分陕而治的职责。开凿凶门，树立大纛，凭虎符征调军队，难道只是名义上的主帅吗？平时要整顿军事实力，消除民间祸患；有紧急情况时，要在祸患发生于肘腋之间以前消除它，在一呼一吸之间控制变局。这难道可以拿来试验吗？可是这条道路非常宽广，途径也很平坦。掌管爵禄的人，往往只把名声上的宠誉授给人，以平时升迁历任的资历来酬报，却不一定要求他真正熟悉军旅之事。这其中的缘故，真是难说！难说啊！公凭文章学术起家，正赶上西方夷族不安定，天子命重臣出巡边疆，公应诏随行。重臣最终依靠公的谋略，打击了敌人所痛恨的地方，因此获得了君王的知遇。贤士们仰望，如今国家屡次征伐，公没有一次不在其中。三韩之役、松山之役、播酋之役、皮林之役，公有时调配军粮，有时筹划方略，有时巡视军队，有时招募敢死之士。到交河饮马、在瘴水边看见飞鸢坠落，是公辗转艰险而筹划驾驭的结果；住毡帐、饮酪浆，见刀耕火种，是公跋涉劳苦而考察风俗的结果；飞送军粮越过山岭，铠甲堆积如山，是公艰难筹措、预先办理军务的结果。赤白色的侦察信号、癸庚之声在野外喧响，都是公指挥顾盼之间便能应对仓猝情况的表现。公从郎署开始任官，却有元老般的才干和谋略；近来试任三辅，谋划经营的范围已经越出玄菟、青海之外；历任藩司、臬司，考察选拔的都是河魁、中执法一类的官员。因此，人们只知道天子一日之间使公骤然显贵，却不知道公受考验已经三十多年，不能说不久；人们只知道公没有亲自作战便取得成功，却不知道公所作的一切，都是百战之功在今日的总收获。地势并不是不艰难。何况宗室叛乱幸好才刚刚开始，即便像洪水决堤、滔天而来，他们敢死的程度能和虏族酋长相比吗？他们的凶悍能和猺、燹相比吗？他们的贪婪和愤怒能和脱巾军相比吗？公既然能够克服困难，何必再说容易的事？与条侯相比，难道会逊色吗？至于满朝都主张用兵，那正是贾谊痛哭的情形。刘氏江山已经安定，晁氏一族却遭危险，难道这就是西川所说的吗？总之，皇上善于任用将领，已经取得圣人的威势。宸濠之乱时，王琼任兵部尚书，曾说：“不用忧虑，已经有王伯安在了。”如今公讲习白沙先生的学说，与王伯安相同；公治理澧州，王伯安治理赣州，地点相同。王伯安先平宸濠再平苗乱，公先平苗乱再平楚地，事情也相同。儒者的功效已经显现，还用得着只说汉代的事吗？早晚有一天，天子会授予公“师中”的荣典，使公位列将相之间；到那时当有“穆如”的颂歌，等待君子来作。贺郡司理徐硕庵奏报考绩最优序

译陆士衡《文赋》说：“考核虚无的东西，却要求它有实际功效；文章确实如此，做官也应当如此。”贤人的长久事业、最高的不朽功业，都契合于独自体悟，德行中隐藏着不露形迹的功劳，这叫作隐于善、系于阴，哪里是由朝廷官署造就、由主管爵禄的人来决定的呢？但有人却把早晨开放的木槿当作可以长久，把梦中的芭蕉当作可以凭据；所要保全的在这里，所要舍弃的也在这里，于是廉耻、节义没有什么不舍弃的了。这样一来，盗跖式的实利主义造成的祸患，就不能同通达之人的见识相提并论。我郡徐大夫，西安徐公，初次做官时曾任庐江司理，身穿绣衣、手持斧钺，替崔大夫巡视，从牧伯、守长以下，没有不弹劾的；他内心先有主意，自能保全自己，在威势之下的人都受震慑，而徐公平等看待他们，毫不阿附。县里恰好有一桩案件与徐守的判决相冲突，于是徐公弃官归去。徐守就是江右汪君心渊。当初东方妖乱的赋税压迫彭城一带，这里是南北咽喉，天下安危很大程度上依赖它。徐守善于用兵，有许多方略，扼制入侵的贼军；后来他弃城逃走，却仍是张睢阳一类的人物。但他因备兵使赵君赵中之而失意；崔大夫将要施行对贪吏的惩罚，必须让众位理官查验核实其罪，按法律应处重刑。众人无不为他的冤屈痛心，而挺身而出、慷慨激昂地说明事实并非如此的，正是徐公。这件事中，公以仁心为本，蕴含的义理化为风气，暗中的德行上通神明，美好的声望重如山岳；他保全的东西很多，舍弃的东西很少，只有一个官职而已。唉！最先倡导、随后附和的人是谁呢？崔大夫后来进入朝廷掌握国柄，群小又辅佐他，漫漫长夜，谁知道天亮在何时？幸赖圣朝改弦更张，群臣纷纷申诉，朝廷下令召回，公又得以任职。那些和公一同初入仕途的人，都已迅速登上显贵之位，而公没有丝毫厌弃卑微官职的神色；所以他任职越久，见识越老练，精神越完整，既有哀怜罪人的仁德，又有平定乱事的谋略，还有平定方告母丧时所表现的孝情，以及不吞不吐、直截了当的风采。譬如走过陡峭的羊肠小道和险滩滟滪，系好车马行遍九州，扬帆渡过百川，反而像走平地一样容易。三年考核政绩，不过是寻常之事；因为公当初并没有想到这些，所以同僚设宴为他祝贺，以记载弹劾官员者重新出仕的庆幸。从前汉代于公因官职而死在覆盆之下，仍光耀史册；相隔千年又有钱若水，再过五百年又有公，与他们并立为奇伟男子，所得的报偿本来就不寻常，也必定格外卓绝。今天子褒奖和惩办都独断专行，远远超过汉、宋；汉代于公的高门第、钱若水的迅速升迁，哪里足以称颂公呢？哪里足以称颂公呢！我谨依郡伯诸公为公饯行的请求，来如此宣扬公百中取一的事迹。贺漕抚李公考绩晋升副都御史序

译楚地的贡赋经过江沱、潜水、汉水运送，这是大禹治水时的道路。从前越过洛水，如今溯行淮水。因此楚地负责转运粮饷的人，每年都到淮水，接受幕府的命令。以开府大臣巡视淮地，难道不也像获得天子赐予的履地一样吗？大中丞修吾李公兼任巡抚和漕运事务已经很久了。近日天子以玺书晋升公为左副都御史，楚地的藩司、臬司使者的喜悦自然可以想见。他们说：“公如今真正主管漕运了，楚地有依赖了。”又说：“皇上如今任用公了，天下有依赖了。”他们递来文书对我昌说：“您或许能作一篇好颂文吧？”我昌说：“我怎么能胜任呢！”我回想读到公关于巡抚、漕运的奏疏，善于议论的人把公比作汲黯、陆贽、郭子仪、韩琦、张方平，确实准确而文采斐然。若只说古人的事迹和言辞，就已经不能再增加什么了。请允许我说说今日之事。从前永嘉张文忠公由郎官佩相印，曾被召到便殿对答，捋着胡须谈论政事，纵横豪放，毫不拘束。公偶然看见一两个宦官，便假装局促不安。皇上奇怪而问原因，公回答说：“臣怎么敢不顾这些人的心意？内廷不过几步之地，却如同相隔万里。”于是极力说明镇守宦官的暴虐横行，若非圣明之主涤荡天下，终究无法见到天日。世皇受到感动，于是把各地镇守宦官全部罢免。李元礼一生有登龙门之誉，裴晋公是四朝元老，最终竟对宦官之辈拱手退让；而文忠公凭一句话除去数代的祸患，伟大啊，这真是有益于社稷的功劳。虽然如此，公有社稷之功，但贤人君子难道会因此就承认他是社稷之臣吗？这遇合太奇特，宠信和恩数太盛。不知情的人既忌妒他升迁太快，知情的人又满意于他的报答与名声相称，哪里还能够只把功名归于他呢？所以，经历曲折、尝遍险阻，有跌倒后再站起，有前进也有退却；朝廷的注视和海内的清议，既互相偏重，又互相激发；那种郁积而不能宣泄的力量，也正是名臣的资质。中丞公已经具备了这些。公凭直言极谏，在朝廷内外沉浮二十多年，最后掌握节钺。不久，宫中发出诏书，赐给他玉玦，事情极其秘密，世人都无法知道。公请求离任而不能，请求代任也不能，曾处在离任与代任之间。可以离任时权力就轻，可以代任时责任也轻；而增加税收的宦官乘着公两头受制的形势，磨牙张爪，要吸尽淮海、维扬的血。公也不顾自己孤立危险，日夜把讨伐宦官作为事务，如同面对强敌，旗鼓、间谍无不使用；如同逼近猛虎，罗网、弓箭无不设置。最终公掌握了宦官暗中犯下的重罪，使征税宦官困顿而不能活着返回宫禁。当时天下抗拒宦官的地方，如清原、江夏、南康，都不能用一箭来援助守军。地方大官甚至被剥去冠带而受辱；次一等的被戴上三木、套住头颈而受辱；再次一等的被缇骑押入牢狱受辱；唯独雷霆般的威势在淮上平息。明白的人说：“皇上对公的知遇，即使三次赐旌、九次升迁也不足以相比。皇上虽然心里了解公，却从未使公骤然显贵；公虽然受到荣誉和任命，却因年资和资格，从未超过通常升迁的一丝一毫。”公在镇守任上前后建立功绩，确实像驾驭将吏一样：惩治贪污，筹议河渠，保护陵寝，平息叛乱萌芽，赈济流离百姓，不只是办理漕运；只是奏叙时单独记载了他办理漕运的功劳。若要按全部功绩来计算并酬报，爵禄是不够的。因此天下贤人君子都信任公、敬重公。公应当离任时，我在朝廷上直言规劝；公没有成功离任时，我又在朝廷上直言称颂。如今公开凿横门，建立大纛，东南诸侯全都依赖他这个股肱，咽喉之地全都仰仗他。公难道还有什么不足吗？只是公议中郁积的情绪，似乎仍没有完全释放。公的功名到这里难道不是达到鼎盛了吗？或者说，公不只是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圣上的德行也因此更加光明了。皇上过去不是曾经驱逐三位大宦官吗？保宦官败亡时，权相也随之倒台；鲸宦官败亡时，少宰也随之倒台；诚宦官败亡时，台谏官也随之倒台。宰执、卿贰直到台谏，没有谁不因依附宦官而获利。皇上的明察就在这里，公最终得到荣誉和任命，也正因为如此。把过错推给君主，说什么路上的御马不可询问、君主的逆鳞不可触犯、密云不能降雨、明夷不能见日，这些都是诬蔑君上的话。平民中的轻侠尚且有名望，哪里会有法网恢恢、印绶显赫，却只隐匿过失、宣扬美名，使臣下无人仰望的道理？皇上把烈祖的美德延续到公身上了吗？这已经很清楚了！《尚书》说：“嘉谋嘉猷，都是我君主的德行。”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难道说的就是这个吗！从今以后，公的功业将无穷无尽，君臣都美好，朝廷内外共享安福。洛水修贡，长江献珍，难道只是惠及楚地和漕运而已吗？送郡司理毛孺初应召北上序

译睦州毛氏兄弟鼎立并称，孺初公后来居上，担任本郡司理，共五年，声名极盛。天子采用主管官署的推荐，以异等人才召见他。从前公入吴时，他的二弟司谏氏赠言说：“去吧，不要有愧于龙图之树。”他的长兄天官氏赠言说：“去吧，不要有愧于桐江之丝。”公拜受教诲，便用董子式的道理来分析。董子低头思考，抬头叹息说：“好啊！从天官氏的话，可以使人清廉；从司谏氏的话，可以使人任事。可是，严子陵是以傲视爵禄为高的人，这同先天下之忧有什么关系？同司法官又有什么关系呢？”公说：“是，也不是。严子陵果真只是凭傲视爵禄而显得高尚吗？他曾说：‘胸怀仁德、依附正义，天下人都会喜悦；追逐权势、顺从旨意，性命就会断绝。’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也是范氏的宗旨。凡是担当天下事务的人，本来就必须有所舍弃。国家的谋划，身居高位的人往往鄙陋；建立功名的机会，沉溺于金钱的人往往昏暗。所以能够用俸禄诱惑的人，也能用祸害恐吓；能够用爵位羁縻的人，也能用法律扰乱。若不是能把泥土看待轩冕、担当官职而坚持节操的人，天下就没有真正可用之士。从前范公还是诸生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我如今任司法官而担当责任，难道算得上早作打算吗？桐江的水只是用来磨砺我的牙齿罢了。公持论大致如此；他治理郡县，大都以这些话为凭据，显然没有违背自己的志向。公一身兼有多种才器，而审理刑狱正是他的专职；依照法令处理事情，往往片言便能断决。刑书一经确定，即使豪贵、大侠以及有力量从监司、台察那里求情的人，也不能改变。监司、台察也借公来为自己解脱，说：“这是司理无法通融的。”有宰相之子正掌握权势，为本县宋氏向公说情；公把他的信件标出，拦住来使说：“您和我素不相识，这封信是伪造的。”县中有一个奴仆，家产足以与富户相比，却同旧主人抗争；京城贵人甚至为他打走一名学使，幸亏公彻底审查，最终依法处死。于是江南一带那些拍地呼天的人，都愿意到松江来接受审理，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公却认为，处理没有冤屈的百姓容易，处理没有冤屈的士人困难。如今属官的考核优劣，全系于司理的笔端；一旦处理不当，便会蒙受恶名，这哪里有双方当事人来共同核验呢？所以公具有鉴别裁断的能力，不用圆滑虚伪来先行迎合真诚。凡是品评裁定，都务求极其核实，即使台察也无法推翻。考察公在任期间，他以廉洁取得公正，最突出的就是廉洁；以刚强正直实行仁爱宽恕，最突出的就是刚直。弓旌尚未来得及征召，公的威严风采已经赫赫有声，震动朝廷了。正逢时世太平清明，即使箕山、颍水之间的隐士被视为拙陋，哪怕是江湖中的客星，也都能在钩陈、太微之间发光。假使严子陵还在，能够逃避谏议官的征召而不就任吗？宋代自范希文出现以后，士人们才知道重视气节。如今皇上居于法宫高处，案牍堆积如山，却不再裁决思考，因而没有人不伏阙登殿争谏。他们为社稷的危急而忧虑，然而天下却接连多事，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只留下任职的行迹，却没有大大舍弃某些东西吗？难道是他们知道追逐权势、顺从旨意并不像范希文，却不知道怀抱仁德、依附正义才是真正的范希文吗？从前富郑公贤明，想要进用某些应当诛杀的人，范希文阻止他，每天担心君主一时失手；由此可知他不喜欢过分激烈。石徂徕为四贤作诗，范希文却惭愧地说：“天下的事被鬼子弄坏了。”由此可知他不喜欢虚浮的赞誉。像范希文这样的人，才是真能舍弃名声的人。俗话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夸耀的人为权力而死，刚烈的人为名声而死。”名声是美好的东西，却是权力和利益的托付。因此，舍弃利益之后才能舍弃权力，舍弃权力之后才能舍弃名声，舍弃名声之后才能忧虑天下、担当天下。这正是公任司理时所实践并取得成效的道理。我终究不会把穿羊裘说成隐逸，把身居龙图阁说成显达；也不会把治理郡县看作公的小才，把效力于台谏看作公的大才。公去吧，不必再改变脚步了。也请把我的话作为凭证，拿去向公的两位兄长求证。来征求我这篇文章的人，是华亭聂侯、青浦韩侯和署理上海的许公，他们都受到公家风范的熏陶。严子陵所治理的睦州，正是范公过去任职的郡。送聂县侯入朝觐见序

译聂侯将要因述职而出行。唱骊驹送别的那天，几位朋友讲论他的德行。行人吴子向我询问野史。董子说：国家有六种职务，县令就兼具这些职务。我以此来考察聂侯，这不是多么从容自如、游刃有余吗？侯宽厚而仁慈，内心运用鉴别裁断之才；每次召见士大夫，考察政务、询问风俗，即使在眉睫之外，也能看出人才。有人来访从不拒绝；阳鱎即使远来，也不会因此过分亲近，不能因此疏远，这是天官之职，侯能够履行。侯到任的那年，大水漫天，请求两台发放粮食赈济灾荒；乡里的三老、义士所在之处都施粥，村落相望。侯亲自劳作慰问，几乎废寝忘食，救活的饥民不可胜数。年成没有遭受灾害时，本县向来苦于践更；近来议论均平劳役，官府和百姓按照田地承担劳役，几乎没有等级差别。侯核查富民隐匿的田地，全部清查出来，超过原有数额六十万；于是中等收入以下的人都免除了劳役，士绅也不至于太困窘。施行法律公平，是江南最好的，这就是司农之职，侯能够履行。学使者下令郡县考校士子，各处喧哗；山苗涧松，古今都同声叹息。侯拒绝请托，精心品评，寒门中的俊秀便不再被遗漏；明镜高悬，飘落的瓦片也不怨恨，这是宗伯之职，侯能够履行。勾摄差役的事务日积月累，动辄达到四百人，侯裁汰了一半以上。从前那些依仗张狐假之名而获得供养的人，转而回乡务农；又查捕盗贼，凡是官府文书所到之处，往往就被说成盗贼聚集之地，蔓延到四面八方，无法追究。侯厘清法律、制定命令，削去盗贼的锋角和爪牙，按时供给粮食，于是芦苇丛中的警报平息，这是司马之职，侯能够履行。侯曾说：想要减少诉讼，先要减少用刑和赎罪。不是两台、监司、大吏召捕的人，侯从不把人拘到公堂，也没有一次轻率地下到民间。案情文书已经入案，若想为之解脱，侯就听从办理；从不牵引罗织、深挖根源，见到法律规定便立即抓捕，这就是司寇之职，侯能够履行。水泽之国的偏僻地区，沟渠低洼；一有水文紧急情况，便提前疏浚治理，使远方百姓免于劳苦。自侯提出建议后，一律使用当地人，畚箕、铁锹先到，粮食随后供应；工程完成，百姓安宁，百世都将受益。浦汇工程中，众人称为聂渠，这是地方官之职，侯能够履行。国家以六曹处理天下事务，又让县令学习六官的职务；像侯这样，即使只精通其中一项，也足以独立担当，何况他总括条理、左右皆能适宜，难道不是天下循良之首吗？董子说：大概是的。了解侯的人，请再进一步说明。吴子说：在富庶的大县做官，处在肥美利益之中，贪婪地追逐，只求富民；把官府当作自家，直到民众困苦不堪，这种人确实有。侯却清淡朴素地自持，像冰壶一般清白，能够使天子开明堂、接见群臣，修复汉代的旧典。若有县宰升任大农、少傅，像桐乡、密县那样，一定会是聂侯。吴子认为这些话并非虚美，请把它写在上面。还有逸文：司理临川吴公刚到任时，怀抱万卷书，焚香诵读，有人以为公是文人，轻视法律官吏，不肯做事。当时积案如山，老吏抱着案卷进来，希望看看使君如何办理。公浏览一会儿，数着几份案卷说：“这是禽兽般败坏常理的案子，审理它；这是像大猪一样反复侵食、从中作梗的案子，审理它；这是把城中孤立的百姓置于官府控制之下的案子，审理它；这是鬼蜮般挑拨双方、吞食他们利益的案子，审理它。”至于那些鸡毛蒜皮、争强斗胜而不属于国法急务的事，不值得烦劳您这位长官动用三尺法令。等他们改悔之后，有的释放，有的宽免，旁观者都震慑伏服。公曾端坐闲居，有时十天不处理一件事，有时一天处理十几件；有时十天不批一份文书，有时一天批几十份；每次都剖析肝胆，引经据律，毫无可挑剔。各种奸人都不愿意遇到公，而邻近郡县有不平之事，也希望能到云间来申诉。嘉石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公凭镇静的作风，逐渐消除了告讦的风气；各位御史台有时发文再三申令，公却严然不予回应，难道是在把本来简单的事情越理越乱吗？久而久之，人们知道公的宗旨在于不扰民，于是交相上表推荐称誉。至于公穿着粗布衣服却显出绣衣的气象，设置的菜肴还不如普通鱼肉，士大夫们竟三年不能用两簋饭来招待公，更不用说庭中陈列的礼物了。到市肆询问，公一年都未曾取过一尺布；向侯的属吏询问，公所到之处连干粮都不曾准备；问守门的吏卒，公的座席旁没有交头接耳、攀附请托的人。贺郡司理吴兹勉考绩最优序 如今郡司理考核政绩，难道仍有古代考察贡士、把讼狱记录登载于天府的遗意吗？相关案卷已经写成，用诗文和奏牍逐条列举，细致详尽；然而不敢深说慎察的情怀，也不敢夸说没有冤屈的颂声，怕显得近于夸耀。监司、台察已经有品评题辞，却未必全面，因为受到裁量的限制；太史代替天子发言，已经有宠荣光彩，却未必完全相像，因为容易混同于众人。那么究竟应当把什么作为衡量标准呢？我听说，言辞越繁多，见识越粗疏；言辞越简约，见识越精深。考核政绩本是虞舜时代的制度。虞氏赞美咎繇，难道不就是今天的制词吗？而他的话说：“风一吹，百姓就随风而动”，一个“风”字就是褒奖。后来的君王更加重视它，说：“明与清就像雨、旸、燠、寒，各自发挥作用，并不是风所能相比。”又进一步说：“威严和富足都达到极点，是像猫、明、庶、广、莫这些风的名目所体现的一个德性。”况且风这种东西，还未施行而百姓已经相信，先有声势便能压倒人，所以确实值得效法。等到威势和富足已经施加于人之后才达到极点，就太晚了。江南历来好诉讼，松江尤其如此，又隶属旧京；奸人往往一不得志便奔走到御史台，声称冤屈，纷乱不清，无法穷究。一道檄文下达，胥吏、伍伯之类便借机谋利，中等人家立刻耗尽；下层又有违法之事，却无法对付这些违法者。所以，温和如春、严肃如秋，都是风的德性。至于在法律上不能上达朝廷、朝廷听而不闻、视而不见的政绩，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华亭令郑侯、上海令邹侯、署理青浦县丞的马公和乐公，政绩已经成就，嘱托我昌作颂。我心中仰慕公最久，即使从野史中得到材料，尽力深说、夸说，也仍不能表现出公的十分之一。姑且把这些话告诉代天子立言的人，或许可以补益他们吧。贺侍御潘翔公迎接太公、冏卿入朝序

译如今皇上推重杰出硕儒，使他们身居大官；藩司、臬司、守令中声望功绩显著的人，被征召授予九卿之列，用来均衡劳逸，也用来显示风气、劝勉臣下。于是观察麓泉潘公入朝任太仆少卿，准备行装已经有日子了。公的弟弟侍御翔公正在京城清理宫署以等待；同乡同僚如奉常尹公、霍公、金吾万公、侍御翟公，都是翔公以兄长礼敬、以弟弟般爱护的人，于是聚族迎接太仆，献上礼物和玉璧，请我作序文为先导。我昌因为同家侄羽宸有年谊，又与翔公交往，十分熟悉，便不敢推辞。国家有劳臣，也有世臣。劳臣一身兼具多种才器，心系四方，周旋应对无穷，才思锋芒没有缺失，这是由才干成就的。世臣则像鹤鸣而子和、前人低声后人应答，父子二人各有心志，一人想着讨好君亲，这是受到家教熏陶的结果。由才干成就的人，以做臣子为目标；由家教熏陶的人，以做子弟为目标；两者很少兼有并都能完全成就，自古至今也不多见。莘国兴盛时，伊尹辅佐太甲，陡辅佐太戊；姬氏兴盛时，鲁公在后受拜，周公在前受拜；而伯冏的事迹，是任太仆正。穆王命他说：“世世笃守忠贞。”所谓世世笃守，就是连续不断，从一代传到代代而取得成效；若只经营一官一职，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俗话说：“儿子有能力做官，父亲教他忠诚，哪里比得上亲自用一生来教导呢？”又说：“君主用人才来侍奉自己，哪里比得上用儿子来侍奉自己呢？”太仆公入朝以来，所任官职从县宰、郎署、守令、藩臬，近几十种政务无不经历；所到地域从京畿、河洛到关陕，几万里之地无不奔驰劳作；他的仕宦经历从簿书、钱粮、河渠、刑法到军旅事务，几百次任事无不充分完成。因此，公作为劳臣无人能比，而教导忠诚也无人能比。他早晚奉公尽职，就是给人的榜样；从容施政，就是给家族留下的谋略。而翔公所继承的，不只是家中藏书和治理县政的谱牒。公这次入朝，翔公将在膝下奉养父亲，欢歌《白华》《朱芾》，献上“松柏冈陵”的颂歌。像石庆一家被称为万石君，浣洗厕所的石建像元方，仲弓像仲弓那样；在亲情之中驾车，难道不是充分展现孝道吗？可是公对翔公的厚望并不止于此，为什么呢？万石君虽然孝顺谨慎，但年老归居后便不再办事；仲弓也只是颖川长，并不像公父子这样共同处在日月照耀的显贵位置。我想公一定会把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升迁和历练、所咨询和采纳的意见，如地方风俗歌谣、吏治边情、地势险要和物产财力、家庭中的教诫，都写入黑色囊袋的奏章，作为绣衣斧钺官的考察材料；而严父与诤子彼此以师友相待，那么朝廷常法、宗庙谋略、国家事务、人才问题，以及外臣…… 那些“百闻不如一见”的事情，侍御都应当在趋朝定省以前熟悉掌握；他所作的辅弼也一定不少。这难道不是世代相济的美德，也是社稷的福气吗？况且御史乘一辆车巡行部内，握住缰绳的那天便忘记自己的家庭；即使父亲非常严厉，他也比其他官员更难以带着父亲同行。如今父子已经并列朝班，父亲驾车时，乘骢马的儿子也应当改变行步。譬如中州侯公，官任太常，秩为三品；其次是公，以侍御身份任职六个月便得到息劳之恩，这受制度限制。翔公作为著名御史，在西台声名显赫，已经很久了。不久应当有破格升擢，于是父子二人将一同处在槐棘之间。他们相合时就在府第共居，分开时便各自执钺出行。而且长公子还是孝廉，将以贤良方正身份在大庭对答；这将是石氏的庆幸，像陈氏的二方一样，箫笛和谐，能够继承父业。家族声望和功业将光耀三晋，比美于高阳的世臣之家。世臣啊，世臣啊！我姑且把这些采录下来作为藩氏世家，私下里也足以向敦厚的史书自负了。吴玄水礼部得子序

译古代卿士大夫宴饮时所作的诗，常说“万寿无期，万寿无疆”。人的长寿上限不过一百二十岁，为什么要夸说“万”呢？人没有在中古时代出生的，都是在上皇的时代出生的。从今天追溯上去，赫胥氏、大庭氏的时代，也还像早晚之间一样短暂。难道不是因为有了儿子、孙子，孙子又有儿子，才成为无穷的大年吗？况且君父的恩德巨大，与天地并列。只有子孙相继，才能用无穷的后代来报答无尽的恩德，这个愿望才算畅达。所以即使拿价值千金的玉璧去换婴儿的凭信，也不会这样做；即使拿松乔般的长寿去换取后嗣，智者也不会接受。三代的宗庙礼器，如云雷纹的尊、馋父的鼎、一柱爵、狸首豆，用来铭刻功劳、彰明德行，都命名为“子子孙孙，永宝用”。难道不是因为忠孝的种子足以珍重吗？我的朋友吴礼部伯玉，年过壮年，还没有生子。太夫人为此忧虑，即使同僚朋友也没有不替伯玉深深挂念的。只有我昌认为，按照常理伯玉应当多生男儿。有人询问缘故，我便说：“我不是掌管祭祀的官，怎么知道高禖神是否应验？我不是太卜，怎么知道梦占是否吉祥？”何况“男”字作文字形，从田、从力；从力，是说有熊罴般的力量；从田，难道会有田畛、沟甽和疆界吗？只在方寸之心罢了。我看伯玉以仁心为本，向善而不满足，修养志向、奉养母亲，正是当今的曾参、闵子骞；又乐于称道人善，像郑当时；胸怀宽广、博爱众人，像孔北海；推重奖掖后进，像庞士元；在别人有急难时前往相助，像原巨先。他曾经针对宗社大计和民间隐忧，默默辅佐当权者，已经看见建议被施行，却不把名声归于自己。这就如同田地肥沃而不贫瘠，平坦而没有荆棘，又受到温风吹拂、甘雨滋润，知道一定会有收获。有人说：“海内闻名的人，如弘农宋公、延津李公、蒲坂杨公、富平孙公，都是天下的长者，为什么偏偏吝惜不给他们留下血脉呢？”我说：“这几位公和伯玉本来就不同。他们成就名声，像俯身拾取小草；在仕途上得志，像在康庄大道上驱驰千里。推算他们到伯玉这个年纪时，所承受的国家恩泽和海内美誉，几乎已经满了，再也无法增加。伯玉凭鸿雁渐进般的资质，却困于学校；参加公车考试屡次变化，忧患的道路全部尝遍；四十岁才入朝，十年奉使，仅仅得到虞曹之职；又深深挂念太夫人，倚庐自北方请求南归侍奉，子女、房舍都没有丰厚产业，仍是一个萧然的书生。这同诸公谦让而又圆满的命数相比，怎么样呢？”耕种尧帝的田地，却遇到九年的洪水；耕种商汤的田地，却遇到七年的旱灾；从此以后，都是丰收之年了。多生男儿，不也是应当的吗？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么别人容易得到的事，为什么伯玉偏偏困难呢？”我说：“器物越晚成熟，越显得贵重；事物越罕见，越显得奇异；力量能够挽回既定命数，才算强大；德行能够感动天地、感通神明，才算盛大，难道不是格外艰难吗？”章文懿公六十岁才生子，陆文定公五十八岁才有贤子相继；高大显赫、长寿尊贵，两位老人都得到了，起初未尝没有曲折，后来才福分完备。我认为伯玉的丰收之年也将如此。于是社友何子、张子等整理我的话，来到伯玉面前为他祝寿，并且唱《斯干》第八章，然后退去。题词 《茶董》题词 《酒颠》题词 《崇兰帖》题词 《刻六龙解》题词 《贺千秋印衡》题词三则 《远游篇》题词 《江南春》题词 《卧游册》题词 《王竹坞诗册》题词 《杨女郭节妇传》题词 《彤管遗徽册》题词 《吴长卿饱菜轩》题词 《方旦心平平草》题词 《漱六草》题词 《陆洛诵文程》题词 《唐名必文稿》题词 《夏彝仲文稿》题词 《朱伯升制义》题词 《原孚侄制义》题词 《茶董题词》荀子说：“一个人的空闲越多，他的出入活动就越不会远。”陶弘景说：“不做无益的事情，凭什么来愉悦有限的生命呢？”我认为品茗之事足以承担这种作用。幽人高士摆脱权势利益，借此消磨壮心、打发日月；水源的轻重，要像辨别淄水、淆水那样仔细；火候的文火、武火，要像调炼丹鼎那样讲究。这不是寄情枕石漱流的同道便不会亲近，也不是以文字为饮的人便不能相比。如今这件事，只有许夏茂卿把它提炼出来。顾渚、阳羡，权贵肉食者也会前往，茂卿又怎么能够禁止他们？这就像勉强作笑却并不快乐，勉强作出笑脸却没有欢情；只是茶的韵味本来就胜过一切。我向来秉持幽雅的志趣，入山十年，差不多可以不愧对茂卿的话。如今驱车进入闽地，想到凤团、龙□、延津这些茶来烹煮，难道一定要像廉颇思念为赵国效力那样思乡吗？只是《绝交书》所谓“心中不耐烦，而官事纷繁缠身”，我终究辜负了茶灶。茂卿还会因为我们有相同的趣味而谅解我吗？” 酒颠题词 陶渊明宽容醉者，与渔父独自清醒；正话反说，于是又去吃糟、饮薄酒。所谓把自己寄托在大梦和酒杯之间，而德义的规矩仍然自在其中。颠狂哪有那么容易？懂得这一点，就懂得文成公的辟谷、图南的爱睡，都是确实能够颠狂的人。茂卿大概是饮酒者中的豪杰吧？至于醉乡中的天地，腾腾然、兀兀然，接近于天性的完整。细微之物一旦剖析剥落，便归入无记。因此凡夫醉于无明，二乘醉于涅槃，只有大圣人能够饮酒而不至于昏乱。茂卿深得法喜，所以替他写下这番转语。中下等根器的人想读《酒颠》，请从《酒诰》读起。《崇兰帖》题词 父子都是书法家，自王羲之、王献之以后，有欧阳询、欧阳通，徐峤之、徐浩。本朝则有我们郡里的莫方伯和他的儿子廷韩。我拜方伯为师，与廷韩交友。每当评论两家的书法，我的老师总是合乎规矩、进入法度，像鸟儿高飞回旋，似乎端正而又出奇，超脱世俗却更显高雅。廷韩则风流跌宕、俊秀爽朗而姿态多样，融会各家，自出匠心。廷韩像五陵的豪侠，佩宝剑、弹金丸，意气自得；我的老师则像温伯、雪子，端正容貌面对宾客，使人望见便消除杂念。廷韩游历广泛，鉴赏之家无不遍访；我的老师出身高华，因知音稀少而自重，除晋人书法以外，一步也不窥看。所以当时了解廷韩的人，称他有王献之超过王羲之的地方。然而我的老师取法于骨力，廷韩取法于姿态。我的老师自然能够安排结构，廷韩的结字却多出自前人的名迹；正因为如此，二人各有高下，真像王羲之、王献之一样。我还记得老师编成《崇兰馆集成》时，当时作者很多，唯独把集序托付给我。那时我还是诸生，谦逊不敢答应，到今天还感到惭愧。延陵季子的宝剑，不过是书信这种小道，哪里足以作为我报答师门知己的凭借呢？庚申八月七日夜里，我梦见老师命我写草书。第二天早晨，君全索要开头的话，我便随意应付了几句。《刻六龙解》题词

译韩退之写《王拘幽操》，描写姜里柔顺而文明的情致，光彩焕发，富有生气。即使这样，退之的文章仍然像是附加的赘物吗？六十四卦的卦象全都是《王拘幽操》。那位蒙受忧患而排解忧愁、能够长久观察反省的人，每天都用《易》的道理自我占问，说：“难道我不能登上彼岸吗？难道我在刚柔、进退之间不合乎天道的法则吗？不然，难道是因为圣明之道感通得如此艰难吗？”由此看来，这是圣学的一次变化，小雅的又一次变化，而《离骚》也不过是善于怨叹罢了。自屈原以来，孤臣迁客忧虑谗言、害怕讥刺，有谁能够阐明大道、著书立说，却不写出失意愤懑的言语呢？东溟先生的《六龙解》，是在他等待命令、居于九江时撰写的。它穷尽天人关系的深奥旨趣，开启玄妙空寂的秘密门户，足以使公明先生张口结舌、王弼破颜微笑；在谈论《易》的诸家中卓然超绝、独自出众，这已经很奇特了。何况先生当时秉持正直而受到忌恨，进退两难，心中或许还有所谓失意孤愤之情，但他纵横发言，绝无偏激之气，只让人感到忧虑时局、惊醒世人的微妙旨意。那声音如朱弦疏越，唱一声而三次叹息，使人可以歌唱起舞，也可以悲伤流泪。先生不只是借此告诫世人，也借此自我反省；对于六龙的旨意反复剖析，其中有警惕自省的意味，深远得很。这难道就是作《易》者的忧患之心吗？我一向研治管氏《易》，如今读了先生的《六龙解》，心中更加有所领会，才知道焦延寿传给京房的学说，已经是末流了。于是把它刻印出来，传播给世人和后世的教化，希望多少有所补益。《贺千秋印衡》题词三则 我们松江顾氏的《印薮》，难道是在说明印学由盛而衰的缘由吗？为什么说它盛呢？偏僻村落中的三家人家，本来无法见到秦汉的制度；得到一部《印薮》，便可按照书中的记录明白了解。漆书的点画容易摹写，铁笔的锋棱容易仿效，印章覆钮的位置容易遵循。五十年来，承袭使用它的道路逐渐扩大，学习的人也四面通达、八方开辟。岣嵝碑、石鼓文，仿佛都可以鞭打驱使了。所以说它盛。然而这只是雕刻叶片而已，就像画家只议论形模，禅家只参究死句。我见到狸猫守着饱食之物，哪里会取法猛禽成行飞翔的姿态？今天的兴盛，不正是衰败的开端吗？所以从前的《印薮》，比不上今天的《印衡》。《印衡》虽然只是一个人的著作，却具有血气；《印薮》则像百般缝补的破衲衣，完全没有神明。吕不韦说：人们不把能连城的国宝和一尺玉看作珍宝，却喜爱自己的苍璧小玑。秦汉的私印，难道就像苍璧小玑吗？只是人各有自己的珍宝，却未必懂得它的用途。自胜国以来，赵子昂、吾子行、周伯琦等人，才开始把印章用于书画。书画与印学，难道不是合在一起两者都美、分开便两败俱伤吗？所以蔡中郎虽然精通篆隶，也不能挽救六朝印学的衰落；当时的书家如王氏、谢氏、白氏等，都只在作品上题写自己的名字，并不使用印章。李阳冰虽然精通篆隶，也不能挽救李唐印学的衰落；当时的书画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李邕、李范的真迹，也都不钤盖姓名印章，不使用印章。这门学问后来在文寿承、许元复手中重新振兴，是有原因的。画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小小的印章也有这些品第。比如我收藏的李斯九字小玺，人工巧妙到了极点，简直像天工，这难道不是神品吗？赵武、赵婴、张良、王陵、叔孙通、贾谊、卫青、李广、张苍、王成、张衡的印章，方形的成为珪，圆形的成为璧，难道不是妙品吗？其余的都属于能品。只是古人曾说：“失去了自然，然后才达到神；那么逸品又在神品之上。”这虽然不是确切的定论，却如同上界有散仙，厌弃天界的事务；西方有初祖，直接传授佛心。这样的品第最为珍贵，只有梁伯鸾的一颗印章，以及文寿承为陈淳所刻的道复氏印，接近这种境界。千秋是具有鉴识力的人，希望他由此深入钻研，树立新的旗帜。《远游篇》题词 修微才华浅薄，兼且像左芬、禅师那样，在月上、枇杷花下参悟；我鄙弃这些而不居住在蕊珠宫中，邀请我也不前往。沾泥的柳絮，再也不能随风飘荡；净土的莲台，却时时入定。如今将要远行寻找庐阜，向憨师请教佛法。孤云没有依托，明月独自升起。虽然有许多寻求朋友的情意，难道没有怀藏璧玉而招致祸患的忧虑吗？只有这卷行旅诗文，可以作为护身符。星河仿佛在眼前，还垂下织机上的文章；弱水难以航行，远远传来步虚的声响。只要使异鸡反向奔走，便知道黄鹄正在雄飞。上官的秤，哪里有神奇的秤锤？夫人的城池，巍然如天险。暂且遨游万里，大概就在这次行程吧？《江南春》题词 《庄子》和《离骚》都是楚人的作品。能够读懂《庄子》，就可以读懂《离骚》。所谓“寓言十九”，不正是这样吗？梁昭明太子为陶征君编集作序，却删去了《闲情赋》。他真把溱水、洧水之间的男女情歌看作淫靡风气，又把《九歌》中解佩、丢耳饰的描写看作周秦时代的行旅诗赋，实在固陋啊！吏部徐大冶任舍人时，唱和倪瓒的《江南春》词，每一韵作八首；后来又扩展为四时，夏、秋、冬各作八首。虽然文章产生于情感，而其中的意旨仿佛有所寄托，并不只是像《红诗》《香奁集》一类作品；而且窄韵和奇特语句接连出现，却不显枯涩。它像渡泸水的军队，七次纵放仍然能够擒获敌人；又像通往桃源的道路，再次进入也不会迷失。先前那些唱和之作，全都自行废弃了。这难道不是面对蒹葭白露，独自抒写思念伊人的情怀吗？铁石般的心肠，也不能掩盖广平的文采。大冶辅佐天官的才能，也可以由此看出。我既然替它补绘图画，又替它写下这篇题词。大冶世居中吴，却住在楚地，他从《庄子》《离骚》中得到的益处很多。《卧游册》题词

译赵文敏向钱舜举请教画道，问怎样才称得上有士大夫的气息。钱舜举说：“只是隶书的体势罢了。”画史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不生翅膀而飞；做不到，便会落入邪道，越工巧反而离正道越远。不过还有一个关键：必须做到不向世俗有所求，不因赞誉或诋毁而扰乱心怀。我曾把这话告诉画家，他们无不皱眉，说这道关难以通过，所以年年停留在原来的路数上。我的朋友孝廉李长蘅，本来就是清高之士，承继先世的事业，又有两位兄长太史、黄门的家声，广泛结交、喜好宾客，宾客到来就像回到自己家中。他点缀一石一水，完全只是寄托兴致罢了。即使唐解元自称喜爱描写青山，那些买画的人，长蘅也完全不屑一顾。因此胸中没有赞誉和诋毁，任意挥洒，自在自如，十分恬淡旷达，和画家日益刻意的临摹技巧相距甚远。何况他参加公车考试的文章，号称专门之学；《诗》《骚》、诸子、史书，广泛通晓、融会贯通，一一表现于画中，难道不应当超然进入逸品吗？这两册都是长蘅与邹孟阳同游苏台、武林时所画，大体上十分之七取法黄子久，十分之三旁及倪迂、梅道人；每幅都记载年月和游踪，宛如《广陵散》一曲，嵇康还在，孟阳却有无穷的感慨。你从五百里外寄信来，请我写几句话作序，不知黄痴、倪迂等人身后是否也有这样的交游情谊呢？《王竹坞诗册》题词 感念恩义而为知己牺牲、舍弃生命以彰明报答，这是被侠义之肠所激发；怀念贤者、爱好道德，遇到事情便激昂奋发，这是被正气所激发。如今把竹坞生看作郭宗伯的死友，他的义行确实高尚，但也同样是荆轲、贯高一类人所能做到的。我称赞竹坞很多，是因为宗伯的贤能宰相不能了解，而竹坞生能够了解；宗伯的冤屈同朝官员不能申诉，而竹坞生能够申诉。他不能被死亡吓倒，也不能用官职引诱，这就是天地间的正气，足以和叚太尉、安金藏并肩而立。唉！平津侯的门客依仗权势排斥贤才，转眼之间，富贵在哪里呢？留下的只有青史中的唾骂，千年也不会磨灭。与竹坞生遭受刑具、身体几乎九死一生相比，那些人的丈夫气概和英伟风采，哪里只是天壤之别呢？我逐渐遭遇世间的祸乱，对交游情态的变化有所感触；听到竹坞生的事，更加因此受到激励，于是读了各位君子的赠言，题写在册页开头。《杨女郭节妇传》题词 杨女郭节妇的谥号是贞烈，她的事迹详见顾宗伯、钱太史所作的传记，言辞到此已经完备，也已经核实，没有什么可以增益的了。然而读到节妇留给姐妹的信，其中说：“我是被读书耽误了，你们千万不要读书。”这样一来，从她的父亲尚宝公到各位赠言者，都还没有写下注脚，使这件事像揭示日月一样昭然流传。幸而只有我懂得其中的意义，怎敢吝惜这点多余的话呢？常言说：“要寻找忠臣，必定在孝子的门中。”我也说：“要寻找烈妇，必定在孝女的家中。”但是事情的形势不能两全：陵母自尽、赵苞临敌，都是义有所重，而亲情有所割舍。烈妇的心意是：“如果殉夫，就不能侍奉父亲；如果履行地下相约，就不能承受膝下奉亲的欢乐。”她大概把一死看得如鸿毛，却同时顾及父母二人罢了。不然，烈妇舍身守节，将来本来可以成为妇女的楷模，难道不是对骨肉亲人寄予厚望吗？怎么反而说是读书造成的错误呢？从前孔子也曾自称有过错误，说：“能责备我的，大概只有《春秋》了。”假如《春秋》果然有罪，那么烈妇读书果然就是错误了。唉！三光五岳的精气集中在烈妇身上，而五经十七史的著作也都可以为烈妇作证明。即使不说腹中藏书万卷如蔡文姬、李易安那样的人，即使面对十重铠甲，连唐代的魏郑公、我朝的杨文贞，他们功名事业光耀古今，也还要惭愧地退避三舍；读书怎么会耽误烈妇呢？传记称烈妇三十六岁去世，我却说心死才是真死，身死只是幻象。烈妇自从许诺与郭郎同死之后，已经自行失去了生命；九年之中，每一天都是她的死日。大抵突然死亡容易，缓慢地死去困难，为什么呢？死生出于情感，突然死亡会使情感激烈，时间长久便会变得平缓；情感平缓，悲痛之心就会逐渐减弱，也就可以用抚养孩子、教育儿女来排遣。因此说烈妇三十六岁才死，只是按照年龄计算的说法；实际上她早已与郭郎一同死去很久了。两位史公已经表彰烈妇的节义，我又进一步阐明她的孝行。总而言之，烈妇所谓的虚名，世上难道真有以死亡来博取虚名的人吗？当时烈妇的叔父弘聚在吴中任司教，我把这些话告诉他。弘聚说：“九泉之下如果有知，一定会说：生养我的，是我的父母；真正了解我的，是两位史公。”于是嘱我题写在册页开头。《彤管遗徽册》题词 妇女的德行本来不显露于闺门之外，但范蔚宗的《后汉书》特意为她们立传，甚至与杰出士人、名儒、功臣、战将一同流传不朽。从此以后，修史的人记录各种幽静端正的操守，照耀彤管，胜过金石。朝廷沿袭古代制度，凡臣子奏报功绩，便用玺书加以褒奖，也追及他们母亲的圣善。因为馆阁的选拔，实际上是代替皇帝发布言辞。普通人家妇女的品行，能够一旦传达到天子那里，尚且称作遇到明主，何况女士呢？由此看来，说闺门中的德行不能向外显扬，并不正确。吴县曾侯任县令，已经将近三年。政绩成就后，他总说：“这都是母亲的教诲。”常常叹息感泣，像孩子思慕母亲一样没有止境。此时朝廷的荣誉诏命将要下达，却痛惜母亲不能等到这一天。又想到代皇帝立言自有体制，受体制约束，无法充分称颂母亲的慈德，何不请当代作者各展秘思、抽取美丽文辞，张开百目之网，务求多有收获，或许可以用来报答母亲无穷的恩德。只是我与曾侯有一日的交情，所以他最先把册页交给我，对我说：“先生过去主持史局，召见我太晚，来不及求得一句话，作为恩诏来光耀我母亲，也来说明她未能奉养母亲的遗憾。先生的文章本身就是千载遗憾。即便如此，有先生作为前导，向各位作者请求文章，使我母亲的贤德向上可以传达到朝廷，向远可以流传后世，这一切都要依靠先生。” 唉！如今掌管诏令制度的官员多得像树林一样，哪里还需要寻求旧人？如果到野外来谋求，我本来就是野史之人，或许可以作为传信者的凭借。题目定为《彤管遗徽》，等待海内诸公的诗文编成一册后，我来为它作序，我不敢推辞。《吴长卿饱菜轩》题词

译我的朋友吴长卿，是天下的士人。他胸中藏有数万卷典籍，也有数百万兵法。当权者赞赏他请求投笔从戎的志向，让他出任地方长官，他已经脱颖而出了。然而推荐人才的人像挡在门前的兰草，所推荐的人也遭到斩除根株的剪刀。这就是五岳压在方寸之间的不平，也是六月大鹏扶摇上升时暂时停歇。如今他在汉东任副职，独自标榜廉洁仁善，把官署题名为“饱菜轩”。凭他的才情，即使嵇康餐霞，也不足以比拟他的秀逸；即使苏武啮雪，也不足以比拟他的贞节。既然如此，为什么称作“菜”呢？难道是说吃粗菜的忧患不同于食肉者的鄙陋，而淡然无味反而成为天人的粮食吗？其中的意义，陈征君的记文已经详细说明了。因此替它题匾，随意写下几句话作为开头。《方旦心平平草》题词 各地的制义文章，各有偏长：吴地以韵致见长，越地以色泽见长，楚地以才情见长，闽地以结构见长，中州以含蓄蕴藉见长。大体说来，如果能够超出地域界限，便会融合成一家之风，只有天下的士人才能做到。中州的市井之间，人们只知道伊洛一带有程氏兄弟的学问，却不知道苏氏、秦氏兄弟。因而他们的文章脉络，是驱使纵横驰骋的笔锋来阐发理学的旨趣。我在方使君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他的文章出入变化，不拘守旧常，已经很奇特了。方使君却自己称作“平平”，这是为什么呢？苏子瞻大概从《战国策》中得到诀窍，他评论文章说：“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渐成熟而热烈，最后才达到平淡。其实并非平淡，而是绚烂到了极点。”方使君所谓的“平平”，正是这样。中州的文章从方使君开始发生变化，成为海内的宗师。方使君是当今的作者，应当与他的同乡大复、苏门并驾齐驱。还用得着只谈制义吗？若论制义，他的成就很高，怎么会不如那两位先生呢？《漱六草》题词 我的朋友何士抑写文章，非常谨慎地遵守前辈的法度。自毗陵以来，仍然保有典范。十五年来，海内学习举子业的人，都知道有何氏之学；所谓断然自成一家的文章，远远看去就能辨认出来。近来我经过武林，有客人把《漱六斋稿》给我看，我竟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客人说：“是士抑的。”又说：“你怎么认不出来？这就是士抑的文章。”我接受稿本，读完了全篇，便叹道：“啊！士抑实际上已经超越法度了。我按照法度去寻找他，所以反而失去了士抑。不过，如果不是士抑，几乎无法认出作者，这正说明超越法度是多么困难。两军相对、两位雄杰相持，却有侠客剑士凭一把鱼肠匕首在枕席之间成功，那么孙武、吴起也就不值得称道了。这就是超越法度的譬喻。再用禅来譬喻：达摩从西方而来，一门之内便能超出常轨；而亿劫修持、三千性相，也能在弹指之间了悟，甚至坐断佛头。作文的三昧，难道还能超过这种境界吗？然而如果还没有穷尽法度便贸然舍弃法度，那就是没有达到法度。士抑是已经穷尽法度的人。穷尽法度之后，嬉戏跳跃无一不是法度，所以他的意象有神采，规模又绝无前人踪迹可循。大概他的成就在谦、应德之间；从今以后，我才看出士抑是不可穷尽的。士抑凭此在海内争得长处，海内更加尊重士抑，文坛的旗鼓已经发生变化。《陆洛诵文程》题词 平原的别墅有四座山，分别叫机山、横云、陆宝、昆山，都是用陆氏兄弟的名字命名的；其中昆山，也是世人所称“比玉”的意思。陆生洛诵建造草堂，正处在平原村的近旁，四山环绕之处。进入草堂，窗轩楹柱一打开，山光岚色从四面聚集映照，尽有群峰的胜景，使人产生登临青霞的想法。只是专心经营世外的事业就可以了，何必让经生的义理来扰乱它，使它失去音韵呢？陆生特别喜欢在这里研治经义，而他的经义文章达到精深之处，也都从这里得到。我曾一两次经过那里，陆生总是为我朗诵他的文章；每朗诵一篇，声音都震动树林，我便篇篇称好。深秋时，陆生忽然把他哀叹自己的四十多篇文章拿出来给我看，说要把它们流传下去。陆生的弟弟叔交听说后说：“唉呀，我们家的白眉选错方向了！”我问他为什么，他便逐一指着那些山对我说：“这里难道不是平原村吗？这里难道不是机山、陆云诸山吗？我曾经凭吊古迹、怀念贤人，来到村墟，寻访他们的遗踪；登上群山，想象他们的风采。当年两位贤者耗尽精力、销魂劳神，以文章为事业，树立旗帜、驰骋英名，如今都归于烟空；只有河山寂寥，村墟依旧不移，处处只是鹤声在江月下长鸣。” 他们将要建立不朽功业，尚且如此，何况经生的事业不过是泥土草芥，又凭什么流传呢？”我回答他说：“确实如此。不过，两位贤者所写的辞赋，也同样是泥土草芥。这里的江山村墟自古就有，只是一定要借助两位贤者的名声。两位贤者不在了，而河山的名称千年不变，那么泥土草芥也就因此流传久远了。如今所谓泥土草芥，正是昔日所谓泥土草芥，难道就不能流传吗？”我又听说，这部文稿中，陆生将带着它南行到越地；越地名公很多，一定会有像张丞相那样具有鉴识力的人，看见它而惊异，称为“云间生文赋”。叔交说：“有这种可能吗？” 《唐名必文稿》题词 我们松江自从唐文恪公因高中殿试而进入承明著作之廷，后来文辞出众的人，昌有杨太史、高太史、徐宫詹、张宫谕、钱宫久，接连不断。然而有的像虔地的刀，有的像燕地的匣子，若要寻找王氏青毡那样的传家之物，却还没有。如今名必考中乡试，是文恪公的从孙；他的行卷浩浩荡荡、宏大深远，奇正相生。我评论文恪的文章，像四瑚八琏，可以用于宗庙；名必的文章，像干将、莫邪那样的利剑，像陆剧割裂犀兕，像水中斩断蛟龙；祖传青毡这一旧物，看来将有希望恢复了。杜子美说：“你家最近奎宿三星，时论都说同归于尺五之地。”我敢以此作为前导，进入都门，请拿这些话去请教宫允，看他是否会击节赞叹？《夏彛仲文稿》题词 书应当趁着兴致畅快地读，否则很快读完，古人把这看作一大遗憾。我天性爱书而厌恶八股文，今天徐伯雨拿一部文稿给我看，说自己不能读完。我突然翻看一两篇，发现多半不同于通常的文调，技痒难忍，反复读完全书，反而遗憾它这么快就读完了。于是询问作者，原来是夏孝廉彛仲。彛仲二十岁时，神情清秀，如玉山映照，笔端仿佛有口，纵横奔放而不受拘束，实在是文章中的豪杰。我一见他便心中认定，以为他可与弃繻生、卫洗马季孟相提并论；温陵蔡公在童子科中把他擢为第一。不久他便考中，容易得如拾取芥草；而举主林太史、张黄门，以及国士们对他的赏识，仍然没有完全表达出来。假如他们见到彛仲的全部作品，又不知会怎样评定高下了。武塘文坛中，廷魁、解首隔年相继出现，只是礼闱中的大人物还要等待。彛仲要努力，即使楚地人才被晋国任用，也未必不能使峯泖一带增光。《朱伯升制义》题词

译江南以南研究《易》的人，都学习朱氏之学，大概是弇州先生引导的结果。先生以洞察千古的眼光，唯独降低身份结交朱定国，认为他是天下士人。乌衣诸郎把他奉为人师；他的长子伯升，精妙地继承家学。近来他因入省觐见来到这里，我得以读到他最近的制义文章。文章姿态横溢，而法度典则森然具备；穷究幽微的思想，用流畅平易的文辞表达，雕饰的文采触目可见，天真之趣又跃然纸上。他难道是书家王献之那样的人吗？评论书法的人说，王羲之灵和而王献之俊逸，父子并称神品，而王献之的意趣更加广大。孙过庭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说：这正是王献之所以成为王献之的地方。如果只是写成父亲的书法，哪里还需要屋上架屋、重复一层呢？王献之在山阴超过父亲，也不过使颖川庾氏感到惭愧、感叹长辈不如后辈罢了。朱定国曾任靖江令，又任我们郡的司马，以循良奇异闻名；每当谈到举子业，便神色激动，遗憾自己过去被埋没，像价值连城的宝物，却没有得到酬报。他的这种情形，是否也在伯升身上呢？我听说伯升有孝友大节，在品德方面超过文章；这里只姑且评论他的文章，情况就是这样。《原孚侄制义》题词 我家侄辈中，登记在贤科籍的有五人，从庚戌年原汉宗伯奉行廷对，到癸丑年，便有原孚。虽然家学没有荒废，但能显达的人寥寥无几。若只论制义，原汉少年时意气旺盛，一往直前便达到精美成熟；在这一方面，原孚专门精进。我隐居林下教导孩子时，原孚在家塾中，也多有发挥和提携。我所传授的未必合乎时尚，但凡从别人那里听到的精辟言论，没有不为原孚尽心讲授的。原孚刻苦攻读、甘于清淡，本性就是如此。他做孝廉数年，出门没有车，吃饭没有鱼，也不改变寒酸读书人的旧习。考中进士、脱去布衣以后，同榜进士们极力等待他参加诏试宏词科。原孚寄信给我说：“周文襄选拔吉士，尚且上疏请求改任官职，希望能在当世得到任用，难道他是异于常人的人吗？”他的高雅志趣就是这样。文章的佳处没有不可学习的，只有浓厚和淡泊，取决于各自的神情气质，不是学习本身所能达到的。远公开设诗社，推重陶渊明而抑退谢灵运，非常懂得诗歌的旨趣。懂得这一点的人，才可以同他谈论原孚深厚而质朴的文章意味。门人徐士竑 许经阅 《容台文集》卷之三完 ●《容台文集》卷之四 华亭董其昌著，冡孙庭辑 记 碑铭 引 ◆记 《御书楼记》《原心亭记》（馆课） 《成乐轩记》（馆课） 《求忠书院记》《光岳楼记》《彭城云龙山重修放鹤亭记》《兔柴记》《兰墅后记》《安庵记》《崇真阁记》《重建云栖禅院记》《浒墅关重修董公堤记》《湖州福山仁寿院长生田记》《草玄阁读书记》《吴居士施画罗汉记》《汤阴县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叶少师碑阴记》《西湖建关帝殿碑记》《总漕大司徒陈公去思碑记》《清江主政韵弢顾公去思碑记》《官氏墓田记》《太傅许文穆公墓词记》《歙西莘墟重修许宜人祖母墓记》《御书楼记》御书楼，是文肃王公的孙子、玺丞王时敏在专祠前供奉皇上所赐诏札的楼。文肃在世时，把诏札密封起来，层层包裹珍藏，从未公开示人。温室中的树木，不能相对而立，是表示恭敬；宫省中的言语，不可泄露，这是诫令。由此可见他谨慎。文肃去世后，尚玺王肯堂拔取杜蘅作为栋梁，雕琢文石作为台阶；楼阁高耸，屋脊如鸟翼，龙光灿烂，希望泉台之下仍能复生，仿佛亲眼见到文肃在羹墙之间。子孙后代永久保守它，荣耀超过带砺之誓。这既是明君贤臣之间的朝廷典范，也是忠臣孝子之家的家训。楼建成后，王肯堂把文章交给旧史官，董其昌记下此事。我私下有所感触。皇上登上御座以来，任命首辅已经有好几位。至于一德一心、眷顾倚重而不改变，像师保一样严肃，像耆艾一样可信，像同室之人一样亲密，朝夕相处，亲近得如同家人父子之间交谈的，只有文肃。文肃凭什么能得到这些呢？大概是因为他少年入朝时，便以一介不取的操守、终日不等待时机的节义，使百官受到感动，声名传到九重，这并非一日之功。自从主持政务以后，法宫高峻隔绝，机密大臣很少得到召见。文肃想像前代那样在午朝时面对面陈奏，不能做到；想像前代那样在便殿留身，也不能做到。思来想去，只有依据内阁值班的旧例，遇到非常时刻亲自上疏，才能自我安顿。如果早晨陈述政事，晚上便传布出去，把责任宽宥给外廷，又把过失分给皇上，作为纯臣的情谊，或许并不心安。因此文肃补写奏牍再三，焚烧草稿曾达八九次。调和羹汤，要使盐和梅相互调济；弥补君王的衮服，要使缝补的痕迹消失无踪。这种忠诚，金石也可以贯穿，何况皇上的明察又如此深邃呢？他终于获得皇帝的知遇，确定国家的大是大非，这并非偶然。比如皇上诏札中反复讨论、不断更换话头的事情，还有什么比建储更重大呢？当时宫廷与外府彼此隔绝，荣枯显得不同；赤松子那样的羽翼难以用力争取，黄瓜风刺般的处境几乎令人心碎。申文定因此拂衣而去，王文端也因此被赐玦。文肃再次乘蒲轮出仕，独自坚定地承担重任。开始还像推动石头一样艰难，最后终于如桴鼓相应，因此有了讲习太子之命。文肃仍认为礼制体统不够尊崇，就不能堵塞群臣疑虑；官府仪制不严肃，旁观窥伺者就容易滋生。凡是承接采用的礼仪，都一律依照皇上讲筵的礼数。当时劳臣和爱臣的作用都得到彰显，师保、辅弼之臣齐集。鸡鸣时询问天色，鹤禁开启宫门，前有凝重的辅臣，后有承接的宰辅，共同辅导常道教化，日日进步、月月增长，光明盛大。我曾因暂代职务询问侍从官员，他们都说这是旧辅臣所制定的。如今老成之臣逐渐远去，政务之地日益孤单，四位辅臣也没有听说补足员额；一次懈怠便造成长期荒废，到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年了。那是当时的情形：挽回天意、留住时日，终于成就了这件大事，难道只是顺着风势呼喊、借着河流下行那么容易吗？实际上是艰难万分。感应相通的缘故，实在值得思考。诏札共有二十七道，其中有些是在文肃居丧期间皇上赐下的，尤其是非常的恩数。即使在韦谷停放帷幕、在东园供给秘器，也没有什么能够与此相比。君臣之间的情谊，真是盛大啊！从前贞观年间的屏风帖，不过使艺术苑囿增光；淳化年间的飞白字，也只是受到后世重视。哪里比得上天纵多能的皇帝赐予贤能辅弼，以回鸾飞凤般的奇妙书法，显示投水转圜般的美好成就，成为千载难逢的盛事呢？这批御书所在之处，应当有庆云垂降，百神暗中护卫。它不是王氏一家所拥有的弘璧而已。《伊训》说：“王的心志专一。”又说：“王的话多么伟大。”谨敢以此作为颂词，恭敬地记下它。《原心亭记》（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