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四

译从敬一亭向西走，再转向南，有一座一楹的小亭，是翰林署中游憩休息的地方，匾额题作“原心”，是用来警醒人心的。关于“心”的学说，古人并不是没有精细地说明过；并非他们不认识心，而是人人都认识自己的心。《洪范》用来治理水患，《丹书》用来治理军队，难道政事与学问果真可以分开吗？时代久远之后，士人很少听闻大道，他们看待政事与学问，认为二者在精粗、动静上彼此妨碍，因此心学往往不被讲论。偶尔有人聚族谈论心学，也只是把它当作名理来谈论，不能穷尽其实际内容，也不相信它能够用于实际。世道的升降，本来就由此而来。国家设置官署和属官，六曹九寺各有职事和守责，只有翰林没有固定职守，这是天子用来澄清精神、培养道德，以等待任用杰俊人才的地方，并不是用现今官场的绳墨来束缚纷繁的吏务。这正是政事与学问从未分开的地方。那些有具体职守的人说：“既然政事和学问已经很难了，如今政事与学问又没有分开，还能推辞什么呢？”况且其中重要的事务，如坐论经义、代替皇帝立言，如果没有本原，怎么能够胜任呢？所以没有比养心更急迫的事。养心并不是坐在那里驰骋空想、向内观照而遗弃外在事务，也不是对天地、民众和万物的事务毫无用处。应当致力于探求心的本初。心应当虚、平、公、正、明、静。虚，是为了应接万物；平，是为了作为衡量标准；公，是为了广泛周遍；正，是为了有所守持；明，是为了照察事物；静，是为了简约专一。这些全都是心的本初状态。心若像焦火凝冰一样，与外物接触便发生构争，不能虚、不能平、不能公、不能明，不能正直而又不能安静，这就是情识。情识是心所生出的东西，但心难道就是情识吗？能够通达情识尚未产生以前的状态，才可以谈心，才可以谈学问。由此流出的余绪可以建立功业，由此留下的粗屑可以写成文章，而其所建立的事业，自然会有超越常人的地方。古人把箴言铭文悬挂在门户窗牖之间，把教诲托付给师保，因此成就德行。《易》也有相关的道理。况且这座亭在敬一亭旁边，肃皇帝亲笔洒翰，刻在坚贞的石碑上，各位词臣出入其间，庄重诵读，奉行不倦。能够在心学上做到敬与一，还有什么困难呢？《成乐轩记》（馆课） 翰林署中有成乐轩，临近瀛洲之上，大约建于某年某处，题名“成乐”，取的是孔子所说“成于乐”的意思。有人说：古代士人没有特殊原因不能停止弹琴鼓瑟，大夫没有特殊原因不能停止悬挂宫悬；近代士大夫在音乐方面却一无所知，这又从哪里得到音乐而称作“乐”呢？我说不是这样。所谓“乐”，就是以此为快乐。凡是人的事情，操持自身而不厌倦反复学习的劳苦，内心也不厌烦谋划思虑的辛苦，时间越久越不废弃，必定要达到成功才停止，这一定是因为对它有所快乐吧！庖丁解牛，佝偻承蜩，张旭写草书，大概都是耗尽一生而沉溺其中，以至于心里所想、口里所说、身体所接触的，无不是这件事；不只是这样，喜怒轻佻放纵的情感，以及困穷、通达、得到、丧失的处境，也无不寄托在其中。所以开始是技艺，最后进入大道；如果其中没有快乐，能够这样吗？何况是遨游于道德之乡的人呢？孟子说：“乐的实质，在于乐于孝悌。孝悌二者使人快乐，生命便由此产生；生命产生了，哪里可以停止呢？既然不能停止，就会不知不觉手舞足蹈。”由这些话看来，钟鼓、行列、节拍等外在形式对于音乐来说，关系已经疏远了。孔子以乐忘记衰老，颜回以乐忘记贫穷；他们本来只是闾巷中的普通人，却互相谈论快乐，甚至说大概可以接近《韶》《武》之乐。圣贤得到音乐真情的情形，本来就是这样。国家设置百官，六曹九寺各有职守，只有翰林没有固定职守。文书簿册的烦扰、吏治考核的优劣，都不能困扰他们的内心；这是天子用来澄清精神、培养风采、等待选拔杰俊之士的职任。这里既不专门从政，也不专门治学，大概处在求学与做官之间，应当平息情绪、解除躁气，融化杂质，与道术相忘，然后才可以谈“成”。不妨试着想想：我所要做的，是熟悉古今典故，评定人物的衡鉴，端正献纳的根本，深入著作的堂奥；我能像庖丁那样游刃有余吗？能连续几次把鸟捉住，像佝偻承蜩那样吗？能像张旭的草圣一样，清醒、醉后、梦中都保持一致吗？如果果真如此，即使没有宫悬，也没有琴瑟，音乐的真情已经得到了。这就是所谓“成于乐”吗？至于律吕的变化、声音的节奏，用来培养德性，确实也不是没有益处；如果能兼有这些，就更好了。这座轩建成已久，旧日没有记文，所以我特意表明它题名的意义，告知在这里游憩休息的人。《求忠书院记》

译凡是建立学校，必定先向先师行释奠礼。书院设立祠堂，是礼制的要求。方逊志先生的学问，传给了宋景濂；由宋景濂上溯，有金履祥、何柏、许谦，直到考亭朱熹，师承授受有条理，确实是世代嫡传。只是方先生以死守节尤其著名。书院从来没有以死节之士入祠的先例，那么我们郡里为什么要祭祀先生呢？如果说是因为他的血统，先生早已与文皇帝决绝了。亡国遗民中，尚且有人焚烧妻子儿女以表示不受辱，这只是怜惜那些幼小的孤儿罢了；如果不踏上首阳山的土地，便只能洒下侍中的鲜血，方先生的志向并不在于此。若说我们乡里的俞公、任公都是方先生的弟子，可以借他们来祈求神灵庇佑吗？当时朋友们都被杀戮殆尽，只有婴、德玉等人幸存，难道是要招请他们吗？那么，用什么来安抚先生的英灵呢？回答说：用我们这一党求取忠诚的志向来安抚他。孔子、孟子离世已远，士人没有纯正的老师，谈论忠孝的人反而淹没了它的本旨。自濂洛关闽诸位大儒精辟阐明之后，臣下以身许国的义理、家法和人伦秩序，便明确建立起来，斧钺威刑也没有什么能用邪说混入其中。文天祥、谢枋得的死节，与张巡、许远相同，但二者的源流不同。为什么呢？前者像击石迸发的火花，性质纯真；后者像传递薪柴的火焰，作用广泛。高皇帝以纲常作为治国根本，曾经表彰余阙、薄危素，只是一心恳切地劝人尽忠。他所做的最大事情，在于罢黜百家，专门确立朱氏之学。当时天地初肃，士人很少有苟且偷安之心；父兄所敦促率领的，师友所责备讨伐的，没有不与真正的君主相应的。大概千人决定挽弓射向臣子的靶心，而先生已经是其中最强的弓了。商朝国运六百年，不能说不长久；扣马谏阻的两位士人，不能说不奇特。壬午之变中，那些遭受斧砍剑割的人，尸骨能计量得清吗？拯救樵夫和室女，若伯夷、叔齐因史册上有这样的事而感到惭愧，难道可能吗？这正是高皇帝用三十多年磨砺出来的权力，超过商代的贤圣，也是对六百年养士之报。正当先生以九死不悔、十族受牵连的气节，为朱夫子像蚕丝牛毛一样细密的功业作表彰。先生死后，那些迂腐地说宋儒对国家无益的人，都已经无言以对了。这是朱子的忠臣，难道仅仅是朱子的忠臣吗？孔子把管仲的功劳看得高于召忽，这本来是很平常的道理。既然把一世人的忠义都归于周天子，那么召忽怎么会有自己的私君呢？这是《春秋》的法则。后来他难道不又会自杀以成全仁义吗？世俗儒者没有察觉，轻率地说圣人通达权变，贤人看重死亡；于是称颂管仲、劝进的人接踵而来。金陵人的娓娓之谈，以及所谓长乐老，为什么竟如此悖谬呢？如果没有先生，圣人的法则几乎就要成为盗贼自夸的工具了。这又是孔门的忠臣啊。先生的足迹没有踏入我们的土地，但料想他的英魂浩气，只归向忠义，也只与学习忠义的人同类。从今以后，讲堂中求学的士人，将因朱子的传述、孔子的笔墨，在心中仰望先生的忠节；云车风马或许会来到这里享用祭祀。九峰上的一块拳头大的石头，难道不会隐隐成为紫阳先生在鹿重的遗迹吗？这座祠堂由明州郡守张公、前任睦州司理毛公创建，恰逢大中丞徐公以巡抚吴地来到这里，便为祠堂涂饰丹雘。大中丞的先辈中有一位善安公，任浙江佥事时，奉诏收捕方氏族人，释放了方氏的孕妇；事情败露后被断去一臂，家属被发往保安卫戍守，事情详见《浦城志》。如今将他附祀于祠中，与余公、任公一同配享先生。唉！佥事公既已获罪，即使建立了孤忠之事，最终却不能亲自看到，怎能不含恨？等到我们郡中方氏有了显达之人，慰藉之情也就可以想见了。如今他的义泽绵延久远，已有声誉；孙辈树立旌旗、陈设玉璧，将在祠下举行祭祀，这难道不是上天的安排吗？从前公孙柞臼对程婴说：‘死亡容易，抚立孤儿困难，我愿意做那件困难的事。’我也说：‘建立祠堂容易，为他改定谥号并列入从祀却困难。’中丞公正把天下的名教当作自己的责任，愿意做这件困难的事；这就是要继承前人的美德，永远不懈怠。至于恢复方氏姓氏、建立祠堂的始末，我的朋友陈布衣已经详细说明了。《光岳楼记》维扬有书院，是盐运使创建的。中途废置了四十年，御史彭公利用办理盐政的余暇，恢复了旧日的规模，并加以扩建，使它更加宏大。颁布的条教，整齐有序。后来又稍稍采纳形势家关于地理的说法，承接吴比部的遗绪，于是有了修建光岳楼的工程。彭公说：‘圣王的制度，不让士农工商四民混杂居住。混杂居住，他们的言论就会嘈杂，做事也容易流于轻佻。管大夫是煮海制盐的人，他对于士人，必定让他们群居聚处：父亲对父亲谈义，儿子对儿子谈孝，事奉君主的人谈忠。至于商人，只说让他们到市井去罢了。我难道是要和学使者分割士人吗？难道宁可让盐政兴盛，而使诗书事业衰落吗？’不久楼建成，诸生已经前往吉水，请邹先生撰写记文。彭公又把文简交给我，说：‘讲堂中所祭祀的，不正是你们江都的先生活着吗？希望你推演阐发他的家学，使许多士人得到惠益。’我反复诵读光岳的意义，知道它与‘正其义而不谋其利’的宗旨相合。古今闻名于世的人，必定是集天地日月山岳之美而生。太阳如尹日，月亮如卿月，群星如列星，山岳如岳神。称赞屈原，说他与日月争光；称赞韩愈，说他是泰山北斗，这些都是很好的比喻。它与河流沟渠没有关系。九府把它看作泉流，贪婪的人把它看作沟壑，这些都不是同一类。难道不是因为归属于高明正义的才算高尚，而归属于利益的便不是吗？归属于高明正义的，是士大夫；流于下流的利益，便不是士大夫了。平津侯与江都王曾经共同办理盐铁之事，汉武帝曲从经学所造成的弊端，后来流变成桑弘羊、孔仅之流；即使他们穿布衣，也不能拿来与拔葵不取的廉节相比。司马迁作《货殖列传》，见识为什么这样少呢？扬州的士人之所以不使这座楼蒙羞，除了江都王的言论，便没有老师了。古代求学的人耕作并供养士人，即使改换行业也可以。我不料有人艳羡商人之言，却哪里知道取财过多就是贪婪的商人？哪里知道经营交际就是趋附时势？哪里知道热衷进取就是垄断市场？哪里知道谋划自身就是把一切当作筹策？五都的士人把计然、白圭当作圣人，哪里懂得仁义？士人诵读孔子的法则，却有人把它当作交易的资本。这是对利益最精细的经营。它与光岳有什么关系呢？侍御公把光岳作为楼名来嘉奖它，题额匾楔就成了士人的师保。各位士人亲眼看见这些，便保存这种道义，希望他们出入行事不会违背所见吧？从前江都王议论汉代政事，说盐铁之利是古代的二十倍，百姓每天都称病。始元年间，诏令丞相、御史与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当时豪杰俊士云集，茂陵唐生、鲁万生一类六十多人，与御史大夫讨论盐铁，想要宣扬仁义、抑制末利，他们的主张也本于江都王。如今天下关于利益的罗网更加严密了，各位士人群居聚处，接受侍御公的教导，难道能不为世事忧虑、睁大眼睛看着它吗？他们出仕后，能够像唐生、万生那一类人一样，救济百姓的急难吗？这对盐政的补益就大了！彭公为什么说要和学使者分割士人呢？请把这些话刻在碑的背面。《彭城云龙山重修放鹤亭记》

译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东行是为了压制东方的王气；汉高祖心中疑惧，躲藏在山中。吕后曾找到他说：‘季布居住的地方有云气，形成五彩云；而赤帝之子斩杀白帝之子，大概是龙的德性吧。’彭城有云龙山，它得名应当就是因为此山。山上有放鹤亭，是隐士张天锡的旧居，也是苏子瞻所作记文的地方；虽然至今没有废弃，但荒芜倾圮已经很久了。高邑人潜颖张大夫，以分司仓庾的身份来到这里，多次登上山顶，凭吊古人，怀念贤者。他准备拆除重修，但想到徐方是震动邻近地区的军事重地，又加上洪水警患，当时财力不足而事务繁多，便踌躇四顾；于是节省缩减俸禄收入，估量木材、采集石料，至于役夫、工匠的工钱，则取自宫中的公帑，不烦扰百姓，大力兴办此事。飞檐画栋，宽敞明亮，四周环绕墙垣，两旁如鸟翼般配置厨房，巍然成为壮观的建筑。落成以后，我因出使之事回朝，张公在山堂设宴款待我，说：‘我听说旅舍阅历行人，这座山对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登高能作赋，是大夫的职责；周遍地询问民情，是使臣的职责；百姓失去德行，连干粮也会造成过失，而我有美酒，嘉宾可以来宴饮，这是地主的礼节。’山堂建成而三种善事都具备了，不只是寄托官吏隐逸之间的情怀而已。于是他把文简交给我，请我为此作记。我认为子瞻引用卫懿公的故事，说国君宠爱鹤不如山人放鹤，因为这样才能保全自己，这还不是确切的论断。假如卫懿公拥有太王积蓄的粮食仓库，拥有多得如京如坻的粮食，凭借这些让军队作战，谁能战胜他？那么鹤乘轩车，又有什么妨害呢？彭城是用武之国，项羽曾经在这里自立为王。项羽从平民起兵，在巨鹿之战中摧毁强大的秦军，他的威势谋略哪里在淮阴侯韩信之下，却最终不能振作起来。大概因为汉高祖有酂侯萧何，能够运送关中的粮食来补济军队兴起时的不足；而项羽却被汉军截断粮道，所以失败了。如今皇上鉴于邹、滕之战的教训，命征西大将军萧公率重兵镇守彭城；张大夫精心谋划，调运兵员粮食，一洗从前只知搜刮民脂民膏的弊端，希望士兵吃饱、战马奔驰，在不战之中就能打击萌芽，这正是齐桓公、晋文公的功业。还用得着说卫懿公吗？山的三面临水，水面漫无边际，很像西湖的孤山，孤山正是林君复放鹤的地方。子瞻熟悉西湖，却把这里看成苍茫悲壮之地，恍惚间有潋滟空蒙的情致；面对它时仿佛忘记了西湖，为什么不特意点出这一点呢？难道是山谷陵变迁，使昔日与今日不同；山川的神灵，也要等待时机才显现吗？黄鲁直把子瞻比作飞仙，倘若他化作仙鹤再次归来，就不只是歌咏城郭而已了。大夫认为怎么样呢？《兔柴记》宋人说：‘士大夫必须有退身的余地，然后在出仕与退处之间，才能从容自如。’这是涉世的言语，也是深刻有见识的言语。读白香山的《池上篇》，其中所说的‘十亩住宅，五亩园林，有一池水，有千竿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实际上是给衣冠之士提供巢、许那样的隐逸条件。司马温公的独乐园，最终成为谢传同忧的地方，是有原因的！如今看济美张黄门公的《兔柴记》，他疏通泉水、开凿山石，工程始于戊戌年，距离他脱去布衣做官才七年，已经产生了枕石漱流的隐逸之想。等到他在中书省任职，统领众位正直人士，被称为耆宿，虽然事业在于匡正时局，但与猿鹤寻盟、亲手栽植的松桂，也从未有一天放在心上。如今他以请假为由归去，喜悦之情自然可以知道。唉！京城之下的贵人，沉溺于对高官厚禄的爱恋，除去骡铃马车之外，别无生活计谋。即使回首家乡山林，不缺平泉、金谷那样的园林，也不过交给园丁掌管钥匙。游园的人和作者，哪里还分得清宾主？像白居易那样在池边饮一杯酒、吟一篇诗的人，已经很少了。何况能够左辅伊川、右助康节，著书谈道，使山川增色，并且像温国公那样隐然寄托华夏与夷狄的希望的人呢？这种人就在兔柴的主人之中。我在山林居住了二十年，不能买山求湖，幸好有草堂、辋川等画稿，陈列在几案上，早晚仿佛游历于枕烟、廷涤烦矶、竹里馆、茱萸沜之中。大概张公的园林可以入画，而我家的画也可以成为园林；对于人世间的家居器物，几乎完全忘却，彼此大致相等。只是世人正急于求用张公，而我却能使世人连我也一并忘掉，这才是奇异之处。《兰墅后记》荆溪的兰墅，是吴存廉问卿继承的园墅，也是光禄公吴澈如所建；后来又疏通泉水、开凿山石，进一步扩展旧日规模。神宗在位时，大江以南那些上书进言的君子，获罪归乡后都被禁锢，不再召用。熹宗即位，下诏全部恢复他们原来的官职；假如吴澈如还在，就应当被召回，但他因回乡奉养父母而没有赶上受到抚恤。奸逆宦官掌权后，同年进士急切地攻击他们，彼此相继入狱；假如吴澈如还在，也会被逮捕，但他因已经去世而没有遭遇这场灾难。没有赶上抚恤，并不是澈如所希望的；没有赶上灾难，却是澈如的幸运。如今皇上宽赦天下，对忠节的报答十分优厚，但建专祠享受祭祀、改定谥号并晋升爵位，对于澈如来说仍然有待实现。这就是问卿悲痛的原因吗？他叹息说：‘先君子活着时，像挡在门前被剪除的杂草；死后却像空谷中的幽兰，兰墅这个名称已经为他作了表征。我又听说，孝子侍奉父母，思念他们居住的地方，肯定要修缮他们的厅堂屋宇；这处偏僻的地方就是园墅。先君子曾经在这里读了十年、拥书万卷；又曾在这里让元方表演莱子舞。九泉之下的人不能再复生了，哪里知道他的精神魂魄不会亲近山灵、化作野鹤，在花开的早晨、明月的夜晚来这里游赏呢？专祠需要朝廷典制，家庙则不能由野人擅自谋划。只有这里松树茂盛、柏树欣悦，没有萧草繁茂、艾草荣盛的污秽；绿叶紫茎的兰草秀美，山上处处覆盖，连成田畹。’ 修筑三间祠宫，瞻仰奉祀遗像，把祖父的砚、父亲的书当作金玉珍宝，恭敬地祭祀祖先。空山寂静，我吟诵《大骚》的诗句说：‘夫人自有美好的子荪，为什么还要忧愁苦闷？这不也是神明之理绵延不绝，使我的世业发扬光大吗？’唉！浊世的公子建造高楼深院、雕墙华屋，广泛蓄养歌舞，骄奢淫逸，自矜自夸，鬼神窥伺他的居室，以至于一草一石也不能长久守住的人很多。看看问卿保存下来的这一切，怎么样呢？园墅所在的山旧名南岳，南岳以祝融峰为主峰。问卿建造房屋的缘由很多，而我特意表彰这座祠屋，是因为知道他所看重的是伸展孝思。至于百谷所记载的重叠楼阁和层层台榭，都只是南岳的支脉，如南台、高坐之类罢了。《安庵记》

译道人不在桑树下住满三夜；如果像俗人一样有许多眷属，爱恋染着深重，那么长期依靠精舍净宇也不算过分，何况倾尽资财创办寺院，不是为了自己安逸，而是迎请善知识在其中经行宴坐、讲说佛法，开启人天的智慧之眼，恭敬供养一生也不厌倦。更何况有的人天性喜爱闲旷，长期依止导师，入室参学，熟习禅悦；甚至维摩诘有通达佛法的妻子，庞婆也懂得草头的禅意。这种共同隐居的家风，哪里只是布金供养的功德而已？武林皋亭山的花桐坞，有安庵，是怀泉邹居士所建，用来安置慧文法师。慧文法师迁化后，又用来安置幻有老人。慧文专门阐明天台止观，学者纷纷来到这座庵；后来它成为荆门玉泉幻师纯提祖印的道场，学者也纷纷来到这座庵；于是它成为德山峰顶、武林琳宫梵刹，不知有多少，而邹居士的力量最为专一，所结的缘分也最为殊胜。难道可以不把它记载下来吗？居士淳厚博大，容貌与内心相称；急人之难、救济穷困，完全没有施恩自矜的神色。每次游历、住宿于寺院，都不吝惜财物布施，他的妻子宋氏也帮助他。武林人人都能讲述他的事迹，因此他的儿子、文学家邹之峄将要立碑叙述这座庵的由来，附带记载其概要如下。《崇真阁记》仙道与佛教都是研究生死的学说。仙道说长生，佛教说无生，难道它们的道路分得很清楚吗？至于仙家七真，就像佛家五叶一样，大概是教法在这里发生了变化。佛教姑且不论，仙籍中所称能够冲举飞升的有一些人，拔宅飞升的有一些家族，奇异恍惚，无法全部记载。总而言之，都没有离开长生。到了七真再次出现，便提出超越生死的说法，以炼神为宗旨，以参学为路径，以觉悟为归宿。道山碧落并不是怪诞，五金八石并不是方术，早有灵骨并不是缘分，口耳相传并不是师承，六甲三黄并不是法术，蝉蜕羽化并不是证验。名义上说是超越生死，实际上却是在学习死亡。在老子那里叫作不亡，在庄子那里叫作无怛，这才是仙道中最高的境界。总的说来，不过是使百姓都能做到，并不十分渺茫；可是世人所艳羡的心思在于彼而不在于此，就像不食用太羹而把吃肉看作鄙陋一样。难道难以相信的事情，必定只能等待上等智慧的人才能理解吗？刘幼真先生曾自比□郎，因为上书直谏而触犯龙鳞，出任濡县县令。忽然有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毫无缘由的梦，梦见羽客通报姓名说：‘我是左元放。’醒来后查考郡志，左元放果然是濡地人，于是建阁祭祀左元放。据说他已经得到梦的启示；所谓王真人、玉阳等人，都不是因为这件事而感应，似乎另有前世根基，能够彼此往来，真正的文字屡次降下。于是刘君任濡县县令将近十年，前后几次升迁都合乎资格。后来他自己投递弹劾自己的奏章辞官归去，跟从登真成仙的秘诀，在吴山寻访地势，找到西麓一处林壑空旷幽静、冈峦回环曲折的地方，确实是栖息真灵的幽深区域、祈求仙道的灵府。于是建造三间高楼，用来奉祀真人。左元放虽然已有专祠，仍然尊崇他的塑像。楼阁落成后，他嘱托我为此作记。我认为古代君子爱护君主、忧虑国家，不难以身殉国的人，没有谁比得上屈原。然而屈原还说：‘到丹丘去访求羽人，获得不死的福地。’他确实是借此自我宽慰；总的说来，忠孝足以度过世间生死，其道路十分直接。幼真飘然欲仙，难道是妄想吗？至于他的梦境感通，先有元放，后有玉阳，是有缘由的。当他心中的虚骄还存在、壮心难以消磨时，像元放那样奇异恍惚的形象，就以有机缘来应和他；等到他的精神栖息于淡泊，元气与幽冥相合时，像玉阳那样虚无清净的形象，又以无机缘来应和他。难道只有仙家如此，禅宗也有这种情况。从前仰山与僧人一起渡水，僧人凌空而去，仰山说：‘遗憾没有来得及截断你的脚筋。’可见心通与神通，不能同日而语。幼真一定已经在道上有所进益了。玉阳是七真之一，他的《朝元歌》流传于世。铭文说：悠悠不醒的梦境居所，谁来开启玄妙之门？于是清明，于是寂静，成为天地的根本。生存却如同死亡，绵延却仿佛不存在。清都之路遥远，弱水波涛翻涌。七位作者，确实返回了真源。以自然为居宅，以恬淡为园林，以阴德为恩泽，以忠孝为藩篱。贤能的宰相观看万物变化，七炁烟霞的本源；将要超然飞升，感应那座居室和楼轩。元放、玉阳把道言传授给他，如磁石吸铁，如声音穿过墙垣。石髓并不遥远，刀圭可以吞服。金堂贝阙，鸟形屋脊、龙形旌旗；千山霞光绚烂，三素云气聚集。驱使那方丈仙境，降临吴山的原野。《重建云栖禅院记》

译杭州的山脉从天目山而来，带着苕水，夹着西湖，向南一直延伸到江边，转向东面，便是凤凰诸山，宋代的旧宫殿就在那里。逆流向西二十里，是五云山；沿山麓向西四五里，是云栖坞，也就是如今莲池禅师的道场。山坡高低起伏，平地与山坻相间，岩谷和厅堂密集，明显是独处于野外而不与湖山混为一体。这里的环境由喧闹转为幽静，土地除去污秽而变得清净，仿佛遗弃尘世的人。山正处在江水三次转折之处，海门的涛头云涌雷击，到这里便荡然化为平川；水面浩荡无边，怒气全部消尽，仿佛一个忍辱的人。从东冈向上，有璧观峰，青龙泉从那里流出。中峰旁边又有一泉，名叫圣义泉；西冈下面又有一泉，名叫金液泉。泉水涓涓流淌，甘甜清冽，汲取灌溉不竭，仿佛一个利益众生的人。这种地方不是有道之人不能居住，而居住在这里也有助于修道。从宋代伏虎禅师开辟此山直到本朝，虽在天禧年间稍稍开辟为寺院，但寺院时兴时废，夷为荆棘荒草，已经很久了。莲池禅师在隆庆五年托钵来到这个村子，仿佛与此地有冥契，说：‘我的骨身遇到有骨力的山，可以在这里终老了。’于是扎起三间茅屋，讲习禅法、静坐，立下终老于此的志愿。村子周围四十里，常有老虎出没；禅师用慈悲止息杀戮，老虎便不再作暴。每逢干旱祈雨总能应验，旱魃也不再造成灾害。居民对此感到奇异，争相前来建造房屋，从自家山中取材，仍然在旧址上立柱筑基，百姓大为和谐聚会。禅师说：‘毗卢宫殿遍布法界、充满虚空，草创经营，不必劳烦檀越布施。只有法堂用来奉持经律，禅堂用来安置僧人，这是眼下最急需的。’寺院落成后，废弃百年的寺刹于是恢复了旧日面貌。这就是云栖的缘起。禅师的侍者认为，古德开荒、众多檀越积聚力量的事迹不可湮没，请我为它作记。我凭什么知道出世间的事情，却又对佛道盛衰的关头有所感慨呢？从前唐宋时期，士人只轻视将相，不能做将相的人才离开俗世去做大僧，以了结百千亿劫的生死，所以他们戒行严谨、宗风峻烈，确实可以感动鬼神、驯服异类；有的成为僧俗共同皈依的人，有的受到帝王礼敬，于是著名的寺院净刹繁盛兴起。这就是佛法兴盛的时代。近世以来用经术招收俊士，不能被录取的士人，才自行引退到僧中求食。因此赤县神州寺刹相望，剃发着袍、聚屋而居的僧人，一批又一批。然而仔细寻求，像古代尊者那样的禅师、讲师、律师又有几个呢？假使有大年、寂音那样的人来执笔，近二百年来能够应选为传灯僧宝的又有几个？那么，即使以金碧和土木装饰寺院，建得高入云天、广达十由旬，又有什么益处？佛法衰微的状况，大概已经可以看见了。禅师原本是学校中的名士，起初想以禄养亲作为孝道，后来把弘扬佛法、报答恩德作为孝道。他正当骏马般壮盛之时，又如龙象般超然挺拔；最初发心时就已经卓然不群，超越名声、闻达和利养了。庞蕴散尽百万家财投入汉水，僧绍冒着三毒之险开辟摄山，难道值得专美吗？禅师主持法席以来，已经经历三十年，行为遵循《梵网经》，志向在于研习《观经》；标举净业如东林寺，建立清规如百丈，阐发义疏如玉泉寺，辨析宗门大乘如慧日寺，摧破阴魔如扳度，扫空戏论如秀，铁面严峻如云栖。这里幽深偏远而简陋，没有各种庄严设施，但有具备天眼通的人一定会说：‘先佛的塔庙就在这里。’有具备宿命通的人一定会说：‘某位古代大德又转世来了。’毗岚大风吹倒山岳而水面不起波澜，大洪水高达天际而这里不被淹没；云栖兴盛佛法，实在大有依赖于此。禅师著有《弥陀经疏钞》《缁门崇行录》《禅关策进》等数十种书，已经刊刻流行于世。禅师俗姓沈，名祩宏，字佛慧，是仁和人。《浒墅关重修董公堤记》楚地中丞澶渊董公任职时，修筑石堤三千六百丈，从吴关向东延伸，连接寒山，几乎有二十多里。这就是吴人祭祀董公的原因。年久之后，水流冲蚀，石堤低洼，堤防渐渐毁坏而无人修治。天雄张平仲使君首先增修它，虽然仍沿用旧有规模，却和新建一样完备。为什么呢？自从税使出来筹办税收，国家把货物征税交给有关官署办理，关使只计算船只而停止征收，度支的数额却仍和从前一样，而每年的收入已经不同了。使君任职正遇上这个时候，削减浮余羡余有多少？然而每有浮余羡余，他总是为吴地兴办事业，不用尽不停止，说：‘我终究不能拿虎丘的一块小石头，混同于我接受俸禄的土地。’处在肥厚利益之中却不滋润自己，反而谋划这样的事业，确实是廉吏。虽然如此，这还不是苛刻吝啬的意思，哪里足以用来歌颂使君呢？我观察官府的事务，往往是前人善于创作，后人却损害前人的成就。只拿治河来说，治理河道的大臣大多三年一换，而且每个人都一定要独自负责一条河。河道可以十年不决口，但疏浚河道的工程，却没有一年能够安然停止。共同成就事业就是这样困难。董公之后负责征税的人，难道没有廉洁之士吗？他们说：‘这是董公的堤，我能做什么呢？’因此堤防废坏而无人治理。若不是张使君，就无法保存它了。使君世代承袭清正美好的家风，沉静深厚而博大，身兼多种才能，具有治理国家的谋略。他曾经为元城董考功搜集遗文，使之流传于世。这次工程，一定要彰显董公留下的恩惠，使它不至毁坏。功臣之间彼此矫正，就像文人之间彼此轻视一样；使君又怎么样呢？因此记下修堤的工程和年月，也把这些话写在这里。《湖州福山仁寿院长生田记》世间没有永远不变的事物，却说有长生之田，可以吗？我说：只有僧人应当拥有它。娑婆世界之外有香积净土，而饭箩旁边却有许多饿死的人。这块田不是情感之田，也不是意识之田，而是威音王亲自传授、佛祖世代传灯的田。菩提是种子，精进是耕作工具，露地白牛是从事耕作的役使者；它广大达到百由旬而没有疆界，经历未来无尽之际而不更换主人。仰山割禾苗、赵州洗钵，都是这件事。过去石屋老人曾在仁寿院阐扬这个宗旨，石机继承他所居之处，便成为珍宝佛坊。他统领徒众数百人，使大众共同受用的法轮常转。佛法衰落以后，悭吝贪婪难以破除，天人的供养已经断绝，衔花的鸟也不再飞来。有一位宜中上人，名叫寂鉴，戒行精严，愿力坚定，募集了一些田地，刻石记载此事，流传到永远。九州的田地，湖州得到多少？湖州的田地，仁寿院得到多少？山陵谷地尚且会变成蓬莱，江山也会因禾黍荒芜而令人悲伤。上人难道不明白成就在坛场、归于空寂的道理吗？倘若有像石屋老人那样的大善知识，请来主持，广开法席，讲说无生忍，把它说成长生之田，那么只要展开袈裟的一角，就成了无边无际的田陌。上人行礼告辞而去，于是我把这件事记了下来。《草玄阁读书记》

译‘道广则星辰聚集，人豪则湖海闻名’，这是我赠给陈懿卜丈诗中的话。懿卜是我老师五云先生的儿子，继承家学，以作诗、击剑来隐居，同时以侠义之名闻于湖海之间。程中丞在大梁开设幕府，聘请他到幕府中任职，两人相处十分融洽。有一次偶然一同观看射箭，陈君技痒难忍，连续射出三箭，都应弦穿透革靶。中丞惊奇地说：‘我哪里敢把阮瑀一类的人才全部埋没呢？’于是写信把他推荐给蓟门、云中。大中丞吴公，吴地旧来就与陈君交情深厚。到了这时，陈君穿着军服拜见，突然显得仿佛不能胜任；而那些有特殊才能、等待任用的人却很多。供给俸禄也有等级高低，陈君特地被安排在甲等馆舍。各位将校都注视着他，认为他文武兼备，适合任用，没有人敢把他排在雁行之后。适逢大中丞因避讳辞职归去，陈君又加以游历长安。当时金沙周冢宰也在虔州任巡抚，延请陈君达一年；陈君不再怀着名帖请求拜谒，只与酒客剑客在燕市悲歌。发生雷火之变时，陈君幸而逃身于平民之中，得以保全，于是作《五噫》，回到三径之居。郡志所说的草玄阁，是元末杨铁崖建造的。元朝社稷覆亡至今将近三百年，而这座楼阁仍巍然存在，居住者却很少有值得称道的。陈君虽然是沉默贫穷的士人，但凭借博雅风流的气质，在其中读书，也可以毫无惭色了。我恭敬地为此作记。《吴居士施画罗汉记》佛像是佛教的教化，绘画是观想的方法。凡是绘画佛、菩萨、声闻、辟支佛、阿罗汉的人，都要运用心念超出娑婆世界，把意念遨游于空劫之初；清净虚明因此日益增长，尘世劳苦也由此惭愧止息。等到精神光照已经传达，庄严的形象便显现出来，使瞻仰礼拜的人发起菩提心。比如观看净土变相，一定会生起求往生的想法；观看地狱变相，一定会生起求脱离的想法；观看大士变相，一定会生起皈依的想法；观看华严变相，一定会生起修行发愿的想法。推究这种熏陶锻炼的原因，难道与经教和禅法的力量不同吗？梁、唐之间，长老宗师在那里振兴佛法，擅长绘画的画史也在这里辅助弘道。所谓佛刹在毫端显现、大千世界在掌上抛掷，大概可以与此相似。莆田的吴彬居士，徜徉于艺术园圃，广泛涉猎珠玉之林，在翰墨之余，纵情于绘画。因为游览摄山，看见千佛岭天监年间的雕刻，罗列如海会，于是起身叹道：‘亿千位调御者已经分身显现了，五百位应真罗汉什么时候放出光明呢？’于是用丹青代替那里的金石雕刻，画了若干轴，施舍并收藏在这座山中。适逢我南游，请我来共同赞叹，我打开画卷观看，其中有贯休的古朴而去除了他的怪诞，有赵孟頫之父赵公麟的神致而削除了繁琐，可以流传了。虽然如此，还可以更进一步。佛说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那么阿罗汉难道是不同于众生的另一种人吗？他们就是众生。搬柴运水就是神通，资生治业也不违背实相。可是画罗汉的人，有的踏空御风如飞行仙人，有的渡海浮杯如大幻术师，有的投掷山岭、移动树木如大力鬼，有的降龙驱虎如金刚神，这些是仙相、幻相、鬼相、神相，并不是阿罗汉相。如果能看见各种形相而知道形相并非真实形相，就看见罗汉了。能够看见罗汉的人，才会与画罗汉的三昧相应。居士如果不把四果看作高胜、不把众生看作卑劣，把前人的成就当作眼睛，把自己的手艺当作双手，持这样的观念来作画，便在绘画上更进一步了。居士说：‘说得好！’ 《汤阴县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钱塘祭祀鄂王，是为了报答忠诚；汤阴祭祀鄂王，是为了表彰忠诚。报答忠诚，是前宋用来弥补过错的；表彰忠诚，是我朝用来激励世人的。在平定祸乱的时候，表彰忠节尤其紧迫；即使不是向异代借取人才，也确实可以用来激发懦夫的羞耻之心。这就是杨侯重修岳王祠的用意。自从东部边陲发生战事以来，国家用兵已经五年了。三位圣君相继执政，并不像宣和、靖康末年的情势；敌酋小丑，也没有兀术、粘罕那样的雄才。一位尉侯便统一车书，并不像偏安政权那样衰弱。然而军费耗费以千百万计，征调戍守士卒以数十万计，却没有取得夺旗斩将的功效，反复听到运载尸体归来的消息。至于全军覆没、全辽沦丧，仍然放缓对失地的惩罚，反而记录死难者的节义。在京师祭祀，在盟府记载，这是多么优厚啊！假使战功像岳王一样，亲自面对敌军营垒六十八次，运筹帷幄、任命将领五十八次，常常以五百、八百士兵抵抗五十万、七十万敌军，以少击多，始终没有挫败和忧患，那么又该怎样特别宠异他呢？可是岳王为什么遭受祸患？宋朝辜负岳王，又为什么如此惨酷呢？大概岳王建立功业的原因有八条：第一是忠，刺字于肤，慷慨激烈，挥泪发誓，激励军队；第二是虚，群策群力全部采纳，食客常常满堂；第三是整，军队所到之处，连草和芦苇也不被扰乱；第四是廉，不私自藏一文钱，查抄他的家产只有九千缗；第五是公，小的善行一定奖赏，小的过错一定惩罚，对待几千人如同对待一个人；第六是定，强大的敌人突然冲击，也难以撼动他，如同难以撼动山岳；第七是选拔贤能，背嵬军五百人，每一个都能抵挡百人；第八是不贪功，功劳大多推让给部下，即使是岳云的胜绩，也压下不列入自己的功劳。唉！赵营平成为后世的榜样，窦车骑成为百代的楷模，祭祀典章所谓‘把法施行于民’，还有谁能比岳王更伟大呢？至于死难者安定国家、抵御灾害、防卫祸患，那还只是小事罢了。如今做将领的，以岳王的事迹为法则；如今选择将领的，也以岳王的事迹来要求他们。这样用来鞭挞四夷，还有什么困难呢？唉！汤阴自朱仙镇战绩废弃以来，长久受到胡人腥膻的侮辱，这正是岳王孤愤千年不瞑目的地方。自从二位祖先廓清疆土以来，山川草木都仿佛带有骄傲之色，这正是岳王千年不忘报国之愿的地方。何况如今又加以崇高的庙宇形制，严洁地准备祭祀用的牲醴，在冥冥之中，难道没有神灵显威，帮助我们的将吏，默默辅佐我们的肤功，践踏胡人的肠子、饮食胡人的鲜血吗？这项工程，杨侯一方面用来祈求神灵赐福，一方面用来树立将帅的榜样。大概屋梁和瓦片都如金城汤池般坚固，丹红彩饰则如山河带砺般长久。杨侯治理政务，可以说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了。祠堂由徐武功创建，当时徐武功以词臣身份奉使；如今杨侯修祠工程完竣，而我也以奉使身份来到这里。我与徐武功身份相同，吴人与我同任讲读官，杨侯认为这不是偶然，于是请我作记。我便这样记下了。《叶少师碑阴记》

译岳神为韩退之开辟岳山，云海神为苏子瞻显现海市。两位先生当时正受到世人的排斥，而神明加以护卫呵护，这是当时的王公贵人所不敢奢望的。正直之人的恩赐，不只看他的官位，更看他这个人。如今少师华公奉召北上，龙神在前面开路，引导泉脉、翻动石块，尤其随着叩击声回应他的事情，实在奇异。难道只是纱笼中的人辛苦奔走，就应当得到这样的回应吗？大概华公辅弼三朝，亲自扶持太阳般的君主，而如今再次进入师垣，所要做的是统领正直之士、决定国家谋略，使我们的君主达到尧舜的境界；神明已经预先看见了这些，所以应验灵异如此，正可以作为世道的庆贺。船行之时，金广文也在座，看见舵楼下面有东西蜿蜒盘旋，穿越断流而过、逆着风迎面而来，一共三次，都是神明的化身。纪文中没有记载这些，华公嘱托我把它记下来，于是我便在碑阴作了这篇记。《西湖建关帝殿碑记》西湖一带寺刹相望，梵宫之外，合乎祭祀制度的，只有岳鄂王祠、于忠肃祠和关帝祠三处。甲寅年秋，神宗皇帝梦中感应圣母，半夜传下诏令，封关帝为伏魔帝君，把头盔改为衮冕，把大纛改为九斿。五帝同受尊崇，万灵各得职司。与曹操、司马懿、王莽、石温这类偶然奸害大权、死后被称为贼臣堕入下鬼相比，岂不是有天渊之别？只是旧祠低矮狭窄，不能相称于诏书宣告天下的意思。金中丞父子于是商议重建，当时只有导首得到孤山寺旧址，丈量村地、堆土筑基，辛勤修筑墙垣，庄严塑像陈设，前后三年才落成。中丞的儿子、文学家金嘉会说，实际上是我首先倡议，而且曾经写文章来鼓励施舍，所以嘱托我作记。我考察孤山寺起初名为永福寺，唐长庆四年，有僧人在石壁上刻《法华经》。适逢元微之任越州刺史，经过杭州，杭州太守白乐天为此作记，有九位诸侯捐钱资助工程，当时盛况如此。兴废自有定数，金石也会磨灭。过了数百年，这里改为祭祀帝君；按佛典的说法，那么旧祠难道不是所谓现为天大将军之身，而今祠难道不是所谓现为帝释之身吗？至人把自身置于后面，反而使自身居先；把自身置于外，反而使自身得以保存。孔子说成就仁德，孟子说取得大义，与《法华经》所说一大事因缘的宗旨有什么不同呢？有人说忠臣义士还要等到坐蒲团、修观行之后才能了脱生死，这是错误的。那么石壁就会巍然存在，而石刻经文起初并没有剥蚀。近来西川歼灭叛军，关帝出力相助，事情传到皇帝耳中，并不是普通的怪异传闻。只是辽西点检敌虏还迟缓，未能及时接受上天的诛罚；帝君能够报答曹操，难道会有报答神宗而不报应的事情吗？左边挟持岳鄂王，右边挟持石太保，驱使雷部，抛掷火铃。昭陵的铁马迎风嘶鸣，蒋山的塑像士兵沾染露水，相信荡平魔军都会像蜀地一样。此前金中丞巡抚福建，借助关帝的告示，多次歼灭倭夷，将功劳上报盟府，所以建祠的费用比众人所出的多得多，大概是因为早有愿望。《总漕大司徒陈公去思碑记》

译祁阳陈公告老归乡已经两年了，天下人惋惜他的离去，而淮阴士民对他的恩德日益深厚。像藩司、臬司以及各地守令，凡是侍奉过陈公的人，都说他不自矜、不自夸，功绩显著而美德光耀，却以自我标榜炫耀为耻；反而认为他的老成持重和一举一动，都应当成为后世的法则。那些记载在旌旗、常典上的，是朝廷的事；奉祀他、把他当作地方社稷神来祭祀的，是士民的事。我们这些人长久受到他的庇护，没有不恭敬地以他为师的。如今评论已经确定，追思他的仪范，若不把它寄托在金石上，又凭什么把陈公的美名传扬到永远呢？于是派使者到海邑，送来这篇野史。鄙人昌想到，陈公曾任本郡司理，我早已蒙受国士知遇，哪里敢以文才不足为辞？国家同时建立两都，以金陵比作丰、镐；而淮阳扼控南北，是天下的咽喉，地位尤其重要。漕运挽输虽然是司徒的专职，但在赐履所辖之外，还要统摄七省大吏的权衡；在官署旌旗之间，卓然建立起威慑奸邪、消弭祸萌的声势。白牲在桥陵献祭，玉璧和马匹在瓠子祭祀；六官诸事无不统理，文武人才的任用也很难全部安排得当。陈公清正自守、奉公办事，以身作则率领属下。山阳县令依次查办的事项，有斥责有关部门奢侈供张的，有裁汰冗员和白吃俸禄者的，有免除关市间架等横征暴敛的，有禁止迎送时滥用车舆骑卒的，有惩治质库轻出重入、向借贷者加倍取息的，有革除运输木材给里旅造成的烦扰的，有诛杀以邪术掠取子女的妖僧的，有治理梁桥使行人涉水患病的，有修缮破旧简陋的学校宫舍的，有设置学田来供养读书人的，有甄别各营统帅中懦弱无能者的，有严密巡逻以防非常变故的，有训练鱼丽阵法、演习水战的，有防止水部官吏侵吞、隐没造船经费的，有禁止漕卒领取超过定额的粮食的，有减省修筑防河渠堤时削减公帑却劳民伤财的弊端。这些难道不是治理国家的谋划、保卫安定的实际政绩吗？然而，陈公所做的那种默默调养元气、被称为纯德而无二心之臣的作为，并不在这些事情上。自从主上登临帝位以来，士大夫风气和朝廷舆论大体十年一变，到如今，权力畸重者必然趋附、形势所向必然追随的风气，已经可以看见了。不要说一般官员随俗转变，即使是年高寿迈的人，谁又能不受影响呢？陈公当初镇守淮地，正逢改革之时，天下都侧耳注目，观察他的意向；假使他眉宇之间稍稍流露出争衡之气，那么愿意奉他为盟主的人不知有多少。可是陈公的本意，是认为自己身为大臣，应当挽回已经倒下的狂澜，恢复已经雕残的璞玉，辅佐天子成就平和、安康、正直的政治，难道会惊惶奋发以显示与众不同，培植交游以收取名声，在仕途末路上投机钻营吗？他落落穆穆，内心明朗，外表温和。子公的书札不送往长安，□凯的问候馈赠也绝迹于权要之门。对于品流人物，虽有议论《春秋》、稍涉轻重取舍的舆论，他好像并未听见；对于时局，虽有荣枯不同的阵营、南北分立的派别，他也好像并未听见。无论静与躁、浓与淡、险与夷、奢与俭、烦与简之间，没有一处不能看出陈公的根本。即使世局改弦更张，他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他本来就沉静、淡泊、平易、节俭、简约，只是遵循自己四十多年历任中外官职所形成的常道罢了。自从乐浪战事以来，淮右大规模招募士兵，因此增加军饷，数以巨万计。岛寇平定以后，各郡县的赋额已经不再设置养兵的专门科目。恰逢有人说前任幕府从中搜刮膏脂，所得还不可计数，陈公便据实列条上奏，虽与时势相违，也毫不顾忌。李赞皇、王沂公的相业，在当时都是人们所称许的。然而李赞皇因为《周秦行纪》而在险恶时世中轻视奇章，讥讽他器量狭窄；王沂公因为修建山陵而逐退丁谓，虽然使人感到痛快，识见深的人仍认为这是正中带有诡谲。当时若不是陈公坚持议论而不阿附，几乎会损伤国家体统。难道陈公仅仅以包容荒疏为忠厚吗？那么，他发扬正直、为世道忧虑的地方，实在不小。大概皋陶论九种德行，总归于有常；周公论三种官职，说“常伯、常任”。天有恒常的覆盖，地有恒常的承载，日月有恒常的照耀，四时有恒常的运行。辅佐天下、维持风教的大臣也有恒常的法度，陈公正是以此自持。由此，在谈论抚治、漕运之外，是否也可以窥见陈公隐微的德行，并用来表率百官、照耀后来者呢？如果把这些话拿去质问诸位君子，不知是否足以符合我谋之于野的本意？陈公名荐，辛未年进士，祁阳人。清江主政韵弢顾公去思碑记。

译当今皇帝总核吏治，六官的属官分掌天下事务，主管钱谷、关市、将作等事的官员，朝廷下诏令台察官可以不拘时日列举情况上报。除此之外，我在陪都任职时，所见各地奏章几乎没有完整的赞誉，唯独淮南水部韵弢顾公的官声卓然，被推为天下第一。如今他晋升官秩，任郎官，正要回朝了。当地人士感念顾公的德政，请我写记，昭示后人，使它与清淮一同长存，这也有些像《金石录》所记汉代使君碑的遗意。碑文说：淮南每年转运粮食四百万石，用来供给天府；冲锋舰和大型船只，像鱼鳞一样交错往返，从淮水进入黄河，帆樯如织，而修缮治理的事务都由水部统领。这样看来，漕运是国家的咽喉，船队又是漕运的命脉。水部若得其人，就是帮助渡河的舟楫；若不得其人，就是江海中的漏卮。责任重大。顾公刚开始任职时，正逢黔地、巫地用兵，川路阻塞，楚、蜀的大木采办不易。顾公提前命令官员从朱提四处出动，于是木商纷纷响应，楩木、楠木、杞木、梓木遮蔽江面顺流而下，满足所需，很少有人像往事那样操办急迫而使水衡钱财耗费。顾公善于预先谋划，功用就在这里。署所处在交通要道，城中有一座孤立的社祠，有老鼠凭借它作奸，良民善士都切齿闭口。顾公查得首领，有的置于重典，有的悬示在通衢，使罪行完全彰明，人们便知道改弦更张。淮地百姓没有谁不安稳地生活在席褥之上，这是顾公果断办事的功效。工程中的弊端日积月累，工役侵吞牟利，工师束手无策；百人的欺骗不是一个官员所能查清，百年的漏洞也不是一朝能够堵塞，运船容易毁坏、漕卒走投无路，没有一样不是由此造成的。于是顾公亲自简查，详细制定条规，使工程中没有多余材料，军士很少被剜肉般地加派负担；直到顾公任职期间，水上运送的人没有受到惊扰，这是顾公勤勉办事的功效。顾公曾自言：桑弘羊大夫的心计精密到秋毫，用来计算商人确实苛刻，但用来洞察奸邪却很有补益于国家。刘士安办理出纳，专门任用士人；我没有征召任用的权力，但如果率先制作、劝勉、辅助，使胥吏一流的人也有士人的操行，或许可以接近他的做法。至于木屑、竹头，细小到了极点，我要学习他的用意；木牛、流马，奇巧到了极点，我要把它运用于平常事务。想着自己的职守，不过就在《考工记》这一篇书罢了。话说完，我上前对他说：你们已经了解顾公了，也知道顾公建立功业、成就事务的根由吗？国家有六种职掌，工官居其一；官吏有六种考核，廉洁居于首位。我看顾公冲淡而肃穆，存心如水，操行如雪；他把处置财利、整饬礼器看作日常琐事，从不自认为是奇异的节操，所以廉洁能够产生威势，并由此整治弊端、剔除奸邪。没有一项施行而不见效；即使进一步执掌九流人物的权衡，把所谓清明、通达、简约、扼要贯彻到漕政中，也完全能够从容办好。哪里只是《虞典》所称许的工官而已呢？顾公曾趁公务稍有闲暇，兴办学校，讲说经书；当地士人日益受到他的德教感化，所以我特别详尽地称述他。官氏墓田记。楚地黄州一带称为西陵，官太公是位长者。他为配偶程恭人选择墓地时，墓地与豪强之家相邻，豪强把它当作市场，急于控制。太公反而用柔和的话满足他们的欲望，说溪有多满就要占满溪，说沟壑有多大就要占满沟壑，始终不为他们所困。苪争即使是万石君处在这种情形，也不会做得超过他。等到官公长大，任东鲜奉常，更加完成太公的志愿，把墓田扩大到若干亩，说：‘将来要让子孙凭借它的收入来修治墓地。’这样看来，我昌考察他的用意，难道只是为了修墓吗？大概风水家说的四兽，就像兵家说的四翼，而且这些说法都起源于黄帝。说：‘要害在中央，作用在四方。’墓田就是坟墓的羽翼。楚、黄的山川与齐、鲁、秦、晋不同，多是平坦田野和易于耕作的土地，坡地连属，沟渠田埂交错，没有重重山冈和层层屏障来阻隔。假如茂密松柏之外立即就是邻人的土地，难道就一定没有牵牛走入别人田地、佩剑登上我家山丘的人吗？这边也像一座堂，那边也像一座堂；这边也像一座坟，那边也像一座坟。即使想禁止，又怎么能够禁止呢？不这样做，那么犁地、锄地、砍伐树木的声音连连传入耳中，就不是肃穆墓庙形貌的办法；在后面开渠凿池的工程兴起，也不是保护地脉的办法。即使是圭田的赏赐，也不过五十亩，何况做人子孙，能够亲自为父母置办的土地呢？韩淮阴还是平民时，为母亲营造高敞的墓地，让墓旁可以安置万户人家，他治军的谋略已经在这里显现出来了。霍去病因为匈奴没有消灭，无心修建宅第；等到汉朝各陵一旦毁坏，他难道会扩大墓田吗？所以，在家中能够节俭，不专为墓地铺张；但预先防备、以免后患，是孝子的深远思虑。当东鲜任给事中、掌兵部时，适逢辽东战事，他上奏陈述的方略数千言，处处切中紧要。假使全都能够施行，或许可以做到所谓守卫在四夷之外。不是有话说：‘侍奉父母孝顺，就可以把忠心移用于君主’吗？我认为东鲜扩充墓田，并不只是为了修墓；正因为东鲜的厚德关系到乡里，谋略关系到宗庙社稷，他所做的是使杯圈般微小的恩泽扩展，使泉台之下的光辉显耀，即使息壤也不足以承载其神灵，云梦也不足以容纳其广大。这样的田地，还有什么疆界可言呢？官氏子孙应世代守护它。太傅许文穆公墓词记。

译神宗朝，己丑年，我的老师□文穆公主持南宫考试，所取中的会稽陶望龄、华亭其昌、南昌刘日宁三人，都以天下士相互推许，并且把生死之交相互托付。等到文穆公退任，陶先生用兕觥大杯举行祝哽的礼仪，刘先生则乘白马、驾素车参加执绋之会。至于先师的墓域，以及诸子建造的堂屋，两位先生都还来不及亲眼见到全部规模。其昌年近半百，因义气激发而三次思考，想到曲阜的木材必定要靠群力分植，延陵的宝剑应当到九原去兑现诺言。于是相看这座豸山，实在像龙首；河流原野环绕，山岭峰峦周密遮护。墓地高敞，可以容纳万家；隹城草木郁葱，足以遮蔽白日。确实是龙回虎俯，暗合青囊风水之说，天地造作、山川收藏，哪里只是石椁之墓而已。文穆公的诸子季履中舍等人认为，这项工程既有天子赐给秘器以示宠荣，又命皇华使者前来增光。虽然菟裘之地的卜选，是由达□开始经营的，但连绵山冈的崇高，却因频繁的恩赐而显耀。难道因为墓祭不是古礼，就忍心让墓地荒野而无洞室吗？将黑黍酒两卥倒在草莽之中，使君主的荣耀埋没；只用一束生刍，到水边迎接宾客。这样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如今另建福地，魂灵啊，请归来，庄严地依凭华美的屋宇。萧家以俭朴为师，为什么要取乌色的屋脊、使屋檐如翚鸟飞翔呢？宋玉招魂，难道可以没有兰木作椽、桂木作屋宇吗？无论堂屋之封，还是釜形之封，都是从森森柏木中取材；迎神曲、送神曲都镌刻在庄严整齐的廊庑上。难道只是让孝子慈孙前来进献祭肉吗？也要让门生故吏进献水藻香芷，知道魂灵归来的地方。有人说：这里向西望去，是轩皇铸鼎的地方；向东连接许祖炼丹的洞窟。文穆公与宣平同姓，或许会因应愿望再次降临；否则，殷室的盐梅之臣为什么要骑箕星、乘尾星而来？商山的羽翼终究还会访石寻松。这里的墓是脱骨成仙的都城，这里的祠是安妥神灵的真正居所。清明时节火冷，足以使西家杀牛的祭祀显得鄙陋；华表在明月下，辽城化鹤的传说也可退居其后。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啊！能够长久成就贤人的事业，不朽则连太上的长寿也兼备了。歙西莘墟重修许宜人祖母墓记。歙县有位永清吴公，曾在正统朝任官。土木之变时，于忠肃任少司马，吴公任职方郎，提出筹划边防十事，于忠肃对他的意见多有采纳。也先入关时，于忠肃以大司马身份督率军阵，吴公晋升少司马，在中军调度。当时内外所倚重的只有于公一人，而与于公同心谋议的，也只有吴公一人。事情平定以后，吴公称病归去。介之推不居还国之赏，张留侯不参与钟室之谋；这种勇于退处的节操、预见祸机的才智，使他列名于名臣之中毫无愧色。然而实录没有为他立传，后世评论者对此仍深感遗憾。吴公九世孙桢，汇集诏制、碑碣、赠挽等篇，完整无缺。这样以后，司马公以功劳安定国家的大概，便如同排列眉毛一样清楚；国史的遗漏，得以依靠家谱来补正，正是如此。司马公年少丧父，由许宜人抚养教育，才得以成就立身，这都是许宜人的力量。许宜人去世时，司马公任兵部郎中主事，居丧期间忽然做了异梦，于是得到金墩桥万家行营一带的葬地，不劳费笔墨，双鹤的墓兆仿佛有神灵谋划，灵气聚集，吉祥降临。吴氏华车朱轮，贤人屡出、后代相继肖似，吴氏的昌盛并非偶然。然而二百年来，旧日景象渐渐改变，饮河也只能使腹部暂时充满，到了水流尽头便很少有水；倚树休息可以享受树荫，但能荫蔽根部的树又有几棵呢？桢感慨叹息说：‘我吴氏所不足的，难道是钱财吗？怎么忍心让发祥之地的一抔土，交付给不知是什么人的手中呢！’于是恭敬地告知后代亲属，最终筹钱在秋季砌筑修治坟墓，用文石环绕并筑起周墙，开拓墓田、置办祭享，春秋祭祀没有缺失。这件事，或许可以符合曾参追念先人的心意，也合乎郭璞顺应生气的意义了。桢还谦逊地不把功劳归于自己，说：‘这不过是工匠的事情罢了，哪里足以把先世不厌的美名传扬下去呢？’我听说，按照朝廷制度，少司马的母亲去世，应当奉回鸾诰命，安葬时应由水衡官署拨给钱财；而墓道碑上不称淑人，仍称宜人，是因为司马公早年辞去荣禄，尚未奏报取得满书，所以受制度限制。若一定要得到如椽大笔，抒写华美文章，刻在坚贞的美石上，大书深刻，使在墓下瞻拜的人恍然看见女宗的典范如同新立，那么国史所遗漏的，既寄托于家乘；朝廷典章所遗漏的，也托付给太史，这就有所补益了。难道不是司马公在黄泉之下的厚幸吗？桢对我的期望就是这样。桢博雅而擅长文章书翰，将要振兴青云事业，以符合凤鸟高飞的占兆；对于修□见一□□，我不推辞，便为他写下这篇记。碑铭。嵩山少林寺赐紫住持、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禅师道公碑铭。嵩山少林寺赐紫住持、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禅师道公碑铭。

译所谓佛，就是凡夫中的觉悟者。凡夫因为没有觉悟，所以身、口、意成为三业；佛因为觉悟，所以在身体现为戒律，在口中体现为经典，在意念中体现为禅。禅对于佛道来说已经很接近了，却仍不足以传达佛的本心。至于震旦的少林寺，大概就是西竺的灵山吧？所以天下著名的寺院，有律寺、讲寺、禅寺之称；而少林寺能够称为祖庭。它的高僧尊宿，有律师、法师、禅师之称；而少林寺能够称为宗师之地。即使只是世俗意义上的流布，也不是各方寺院所敢奢望的。它以达摩为祖，以曹洞为宗，为什么呢？大概自药山、云岩以来，以《宝镜三昧》辅翼别传；价、寂二位祖师建立五位君臣、正偏回互的宗旨，打开无门之门，施展出楔之楔，用来提纲挈领、辨别魔异，比各家都更加幽密。所以五宗都是法王之宗，而曹洞在周礼流传上胜过其他宗派。当时只有曹洞一宗，就像鲁国执守周礼一样。既然以宗为宗，言语的道路也就断绝了。那么它们举扬古德颂语，像雪窦、圆悟、天童、投子的评唱，又是为什么呢？《契经》不是说过吗：粗言细语，都归于第一义。实在是因为情执封闭时，棒喝都只能成为回声；见地一闪即明时，正偏回互便没有停滞的机锋。上等之士借言语来求得契合与同道，下等之士则借言语来发泄愤懑、表达内心的郁结。所以，《颂古》并不就是洞宗，只是寄托于洞宗罢了。唉！初祖悬丝的记载，也值得令人追念。自唐代以来，每一代都推举一人主持法席；到了第二十五代，是幻休休公。他所得的法嗣有数百人，其中以道公最为杰出。休公去世后，众多龙象弟子想要侍奉休公所遗留下来的法脉，便来侍奉道公，道公坚决推辞，不敢接受。他在云水之间漂泊了十四年，法堂长满深草，宗门弟子也像雨点般四散。于是，登封县令向宗伯请求，按照旧例任命道公住持少林寺；那时正是皇帝万历壬辰年十月。道公自从统领僧众以来，已经十七年了，戒行清净如水，机锋辩才如泉水奔流。有时登堂作普遍说法，有时入室作小参问答，无不摧破众人的疑惑之城，使他们登上觉悟的彼岸；明镜般的智慧屡屡照彻而不知疲倦，洪钟只要等待叩击便立即发出回应。他的典范卓然出众，清净戒规严肃整饬。他作为王室的宾客，声名震动京城。于是便有了贝叶经藏、五铢法衣，精美的金属由尚方供给，缝制的功夫由中使传达，璎珞等供养之物接连而来，金城汤池般的护持也随之具备；这样既可以延续历代祖师的慧命，也可以扩展圣主的福田。道公虽然心中契悟一乘之理，行为上却尊崇六度；对于各种檀施所得，都用来斥资修积出世的善因。他居住时有幻化而出的珍宝佛寺，出游时有随身携带的香积厨。近来他游历山海，仰望云霄，想找到一个传衣钵的人，于是退居幽暗之处以收敛身影，说：‘我将面壁到老了。’少林寺开堂，必定应当有记文。法师的高足仁林等人嘱托我昌来写。我回忆法师从前还是休公的弟子时，曾拜见故宫保陆文定公；当时我昌与征士陈继儒都是结成莲社的朋友，二十年前就以柏亭之义相许，今天才得以酬答。于是记下：法师名正道，字无言，是洪都新建县胡氏之子；父亲名永泰，母亲姓杨。起初在上蓝寺跟随璘和尚出家，二十岁时跟知休禅师学习禅那大旨，居住在南岳净瓶厓，未能十分契合；于是拜谒树屏的逊庵听法，在东岩大方处受戒于无尽，遍参各方，到了少林寺才从幻公那里得法。幻公升座时问：‘曹洞宗门的家风怎样？’幻公说：‘月下三花树，风前双桂枝。’又问：‘和尚还有别的吗？’回答说：‘只有这一件事。’法师听到这里当下大悟，立即呈上偈子：‘云气聚集在峰顶，月光锁住幽深的山岩；木头人拍掌，石头女舒展笑颜。’休公以偈印证并赞叹他，大概是认可他可以做人天之师。铭文如下：嵩山少室山，是天地的中央；大乘佛法的气象，郁郁葱葱。末会中破颜微笑，面壁传出的是真正的宗风。祖师与佛并无差别，只有随时变化才能通达。【其一】般若本来无所知，却有灵明之光而不昏暗；它像清凉的池水，又像熊熊的大火聚集；直下便是，稍加拟议反而背离。奇妙啊，众生本来具备如来的智慧。【其二】五家宗旨，如同世间画师；虚空可以拈取，丹青却无须施用。泥牛在月下吼叫，木马在风中嘶鸣；不滞留于空劫，也不坠入现今。【其三】于是有道公，成为僧人中的杰出者；传承涅槃本心，吐露广长舌相。双桂盛开，三花奇异峭拔。一代的佛法教化，永远留存在坚贞的石碑上。【其四】引。《八林》引。《词林海错》引。《徐九玉诗稿》引。《毛司理诗册》引。《餐霞十草》引。《陶世名言》引。《顾仲方山水歌》引。《汪然明绮集》引。《钱象先荆南集》引。《陈懿卜古印选》引。《畸墅问水诗》引。《林衷斋五十诗册》引。《唐大来诗》引。八林引。参军莫星卿编纂《八林》，收录子、史类十七种，俳调十三种；安弦操缦，颇有保存奇异志怪之说，提要钩玄，也严格遵守非圣之书不可读的戒条，可以说是斫轮老手般的妙手，深藏枕中而又深藏于心目；编排次序如同佛经贝叶，字迹细小如蝇头。它散开来，仿佛三千精锐骑兵；收拢起来，仿佛纳入鱼肠剑的一匕之中。虽然金题玉轴有时会成为书蠹游玩的场所，但锦轴牙签并不取那种搬运许多书的沉重。过去邺侯的书架已经十分丰富，却很少能随身携带；卫公的明珠固然珍贵，又怎能分给别人余光？哪里比得上须弥山纳入芥子、函谷关封在弹丸之中？十年阅读它而不觉得有欠缺，三箱书即使亡失也没有妨害，正是这样的编书啊！莫君是我的老师，是方仲中江公的侄子。我记得他在孩童舞象之年，便已有迷恋读书、如亡羊补牢般追逐学问的癖好；稍作游历以后，早年的爱好更加深厚。如今他将用学问充实胸腹而出行，把书房中的书卷收进行囊；‘绿水芙蓉’的标举，将要依托俭府；描写山色秋光的诗句，又得到乖崖的赏识，难道不是称得上俊逸的参军、继承方伯的风流吗？词林海错引。

译扬子云读书只看大意，到了他的老师林□接受《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的时候，便写成《方言》，大多只是单词，没有什么宏伟华丽的篇章。但他的弟子侯巴跟他学习古文奇字，所谓大的文字包含元气，细小的文字也能使人无从间隔吗？苏子瞻批评研究《文选》的学问，于是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说文》。古代文人本来就有著述多达万言、惜字如金的。既要广博又要精深，大概是很难的。我的朋友夏茂卿是孝廉，隐居毘山，不屑于出仕；侍奉双亲的闲暇，功夫都用在雕琢文章、考订古籍上。一生著书很多，数次更换仆人也数不完。到《词林海错》杀青完成时，我才看出茂卿学问的无穷。因为他所搜集的，不一定是僻书奇字，而是曲折委婉之处所藏的意义、苍颉所构成的文字，只取古今文人承袭使用的内容。有的沿着流传而没有追溯源头，有的流传讹误而没有校正读法，有的分见各处而没有归并为一，有的后来出现而可以化为新义，有的探究深意、搜索隐微，有的从本来隐晦处使它显明；全都旁通曲畅，分明作出了公允裁断。它像禹鼎能够照见幽暗，像周王的车子指示道路，像能说会道的人解开绳结，像由基射穿杨柳，像蔡邕在烧毁的琴中辨认声音，像蒲元从一瓶水中辨别水性。若不是能够博览四库、陶铸万物的人，谁能做成这件事呢？《海陆碎事》和《玉海》都是琐碎广博的书，所以都以‘海’命名。茂卿的卷轴不如这两部书多，只是以雅正胜过它们，以精确断取胜过它们；我怀疑它几乎掩盖了前人的优点，却仍然谦逊地把它比作海错。若说它像吃腻了八珍之后，再进献一点小鲜罢了，而不知道茂卿为了逃离世俗一生校订书籍，曾经涉过归墟、回游弱水、经过沃焦，在浮天浴日的奇观中撩衣濡足，之后才得到这些东西来满足人的腹中。也真是苦心经营了。天下若有扬子云这样的学者，一定能欣赏它。徐九玉诗稿引。我的同乡徐文贞公在二十岁左右就入朝做官，却已经具有老人的眼光和大人的气度。当世宗制定礼乐时，他不修习景云、神龙年间应制唱和的旧事，而把全部力量用来经邦治国。他谈论诗歌，不轻视元稹、白居易，也不特别推重王世贞、李攀龙。对于那些沾沾自喜地分别开元、大历、长庆诗风的人，文贞公认为那是少年人的狡黠话，毫无实际意义。文贞公的从孙九玉，神采清朗、笔锋锐利，意气激昂、志在青云，早年显贵并不困难，足以光耀家族声泽。只是他的诗歌宗旨独自反对曹丕关于成就大业的说法，贬抑扬子云关于雕琢辞章的议论，常常担心名场竞争，一旦被时势所迫，哪里还有时间到习作者门下学习？不如穷尽工巧，先占据文坛的上游。徐九玉重新承接祖家的旧业；文贞公所说的那种狡黠变化，正是九玉苦心刻意、希望登峰造极的地方。凭他的才情日益增长，不知道将达到什么地步；但若只以今天诗文的俊逸响亮、气节高亢、洋洋洒洒来概括九玉，还不能说是真正懂得他。我这里只说他善于学习文贞公的地方如此。毛司理诗册引。郡司理毛公任职有成五年，声名传到九重，拜谒皇帝已有日期，登仙般的升迁并不奇异。郡伯张公乘熊轼车驰往谷阳，在祖道上为他唱骊歌。黄鸟嘤嘤鸣叫，共同怀念他出谷任职的声音；车子缓缓回转，已经留恋甘棠树下的荫庇。即使皇帝的宠命如弓旌，也没有洒下丈夫的眼泪；但情谊深厚如淡水之交，实在难以分开益友的胸襟。于是我率领同僚共同裁制赠诗：愿你直上青云，在临近岔路时弹冠振衣，直到白首。愿你在前途上努力，这正是所谓情感产生文章、诗歌可以寄托怨情的道理。唉！官帽缨带之下论交，把日月般的光明写入肝胆；相互低声唱和，吐露锦绣般的心肠。所以这些诗可以上承《国风》，也可以长远地载入郡志。题作《青云首路》，把它置于诗册之前。餐霞十草引。作者虽然把两位司马并称为尊，但修辞之家以司马相如为宗。极力观察他驱使万物、发掘灵思，文章体制形成经纬，考订音律合于宫商，确实是雕虫小技的源头，也是吟咏风月的先导。从汉到唐，文脉没有断绝；汇集其中的胜会，《文选》之学仍然存在。韩昌黎以经书写文章，眉山苏轼以诸子写文章，近代贤哲王允宁、王世贞以及他们以下的人，又以史书写文章。于是诗赋之外，《文选》之学几乎废弃了。大概司马迁登上文坛，司马相如便只能退避了。唐宋姑且不论，今天学古的人，在得失之间也大略可以说一说。大体上把摹写看作神情，把苍莽看作骨力；虽然可以追踪大雅，却流于轻易而成为习气，取材偏窄，没有狐裘集千张狐腋的资本；沿着平坦道路前行，哪里有积蓄玉叶三年之功的力量？论两汉，名声很高；论六朝，功力很大。所以李梦阳在北地藏山，借此勉励自己成为玄晏先生；李攀龙在盒州悬旗，侍奉皇甫而成为灵光。文坛寥落，没有人继承这种余响。杜日章是西陲名将，屡立战功；江左清俊的风标，却独自勤于梦想。他的节操侠气震动天下，言语文章妙绝当世。登山临水的作品，凌厉于风霞之间；谈论空理、剖析玄奥的篇章，咳吐之间便是珠玉。胸中书籍所储藏的内容，随手取用而没有穷尽；文章中可供取法的材料，纵横求索总能恰好相合。杜甫所说‘语言精练如《文选》，义理也差不多’，确实有家传的风范，郁然成为国家的珍宝。如今刻印的，就是这十篇草稿。将来如果在横门接受授钺，平定大漠、扫平敌庭，在燕然山刻下铭文，哪里还需要借笔给班固？出师作颂，最终也将与孝山争胜。只是他精研性命之学，把功名看得如尘土，这些哪里值得成为杜先生的愿望呢？这样看来，倒是我惭愧了。陶世名言引。

译经史注疏有一百多家，如郑康成的《毛诗》注、杜元凯的《左传》注，既精密又博大，是千百年来竞相媲美的著作。郑康成本来只是专门治一经。征南将军的功勋藏在盟府；考察他的经历，不是在镇抚襄汉，就是在抵御吴国，余下的时间还能有多少，却能够深入研究一位先生的学说，使那些专门治经、以名家自居的人不能拿自己所不知道的来傲视他，并且多次参与谋划建功，他的功劳很大，确实没有虚名。他曾说：‘大丈夫拥有千卷书，何必以统治百座城池为荣？’这话难道不是骄傲而不合情理吗？大中丞高公，是当今以文武才干作为法度的人；自从骑骢马、专掌军政以来，已经将近三十年。他的忠孝大节、辅国济世的谋略，丰富而日新月异，仿佛禀承既成的典范。如今读他的《陶世》一编，才知道他的建树有根本。大概高公没有什么书不读，也未曾有一天废弃读书；他的根本宗旨是：‘开始于修养本性，终结于使人觉悟；学到这个程度，就足够成为方法了。’因此，他所采择赞扬的，都是自己平生从中得力的话，以及前人已经验证过的方法；义理如同佩韦佩弦以自警，作用如同五谷豆粟以养人。狐裘集千腋，鸡肋聚百余；高高举起以贤者为友的尺度，详细排列作为照见当今的镜子。所谓‘以阴阳为炭，以造化为□’，凭这些来陶冶一代人，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左传》的华美、《杜诗》的癖好，谈经的人未免有不同意见；但它们的说法已经立于学宫，历经世事变迁仍如烟熏不改青色，即使岘首山的石碑、万潭的碑刻，也不能超过它们。何况这部书囊括四部典籍，删去多余歧异，取材非常宏大，义例非常端正；又用默默形成的规范加以验证，带着匡扶救助的谋略来辅佐它、使它流传后世，难道不是不朽的盛事吗？高公正为台省士绅表率，以美善谋略告诫众人；假如呈给皇帝御览，宣付史馆，和各位有位之臣共同嘉许、恭敬遵循老师的言语，世道便可以依赖它了。我昌没有能力认识高公的伟大，只是在恬退隐逸之处与他深深会心；高公实在陶铸了我，我哪里敢忘记他赐予的珍贵宝物，谨在篇末题写几句。顾仲方山水歌引。米元章论画说：‘纸保存千年而神韵消失，绢保存八百年而神韵消失，这并不是确切的论断。神韵就像火，火没有新旧之分，神韵怎么会有来去？大体上，时代接近，便凭形迹流传；时代久远，便凭声名流传罢了。’曹弗兴、卫协等人的妙迹如今永远失传，只有名声流传到今天，那么千年以上的人也仍然可以听闻并想见他们了。薛稷画的鹤、曹霸画的马、王宰画的山水，过去本来就各擅国中之能。即使不能独擅国中之能，只要有杜甫的诗歌在，也足以流传千古。即使说纸绢的寿命胜过金石，又怎能说神韵会消失呢？我的同郡顾中舍仲方，以诗画驰名东南，曾在内殿供职，又奉诏犒劳戍守边塞的将士。天下士大夫接踵登门求画，我不忍说他们以财物交往；有的人回去后作诗酬答。善于作诗文的人，前后相继唱和，没有遗漏。于是仲方到了七十岁，曾对人说：‘我年老了，不能出外游宦；贫穷了，不能供养宾客；只是手腕中有元代大家的鬼箧，里面有当世高人韵士的赠言。我哪里还忧虑身后的名声呢？’唉，这就是仲方使自己的画流传下来的原因。不过，绘画哪里足以使仲方显得重要呢？仲方早年继承先世的事业；那时他是风度翩翩的公子，人人都把穿裘骑马、声色技艺当作豪举，唯独他沉浸于精深雅正的道路，对于乡里流俗和游闲习气淡然置之。晚年田庄屋舍渐渐荒废，他退居郊外园圃；那些风流得意的事情，人们都说已经消尽了，但他在翰墨中会心，依然清雅深远，没有辜负天下了解仲方的人。这些都足以流传，难道只有画可以流传吗？诗与画都称为史，仲方所著已有《诗史》和《兹山水歌行》流传于世，又有《画史》。仲方起初学习马文璧，后来出入于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诸家，无不形神相似；而世人尤其喜爱他画黄子久一派的作品。因为我懂得绘画，所以仲方嘱托我在卷首写几句话。汪然明绮集引。汪然明作为寄居西湖的寓公，主持风雅文坛。郑庄之驿并不空置，陈太丘之道也十分宽广。杰出文士和有韵味的才士之外，偶尔还有鱼玄机、薛洪度这样的一两个人，也被收入交游名册。所以把他的诗称作‘绮’。有名的客人评论说：‘陶元亮的《闲情赋》，昭明太子还惋惜它没有被充分珍视。王介甫抑扬李白、杜甫，认为李诗大半涉及酒色。然而然明并没有童心，也本来没有沉溺迷惑之处，为什么仿佛自己显露出瑕疵呢？’我说：‘这是西湖旧事。你没有听说苏子瞻守杭吗？他深深进入禅悦，获得无碍智慧，忠义直节，具有铁心石肠；可是周韶、龙靓亲手抄录他的诗，其中常有艳曲。难道苏公不能写庄重的文章吗？海纳细流，是因为它容量广大；磁石吸铁，是因为它们同类；淤泥之中能取莲花，是因为它有鉴别之能；门前的兰花，需要像保护头目一样激切守护。况且戴冠而愚钝，哪里比得上披发而聪慧？我若为了替人遮掩瑕疵，反而使人遮掩才华，那就是残忍，是爱才者不敢做的事。懂得这一点，才可以和他谈论然明的‘绮’。我担心诗人只因‘绮’字认识然明，又把它和《香奁集》、韩偓《香奁诗》中的绮丽看成同一类而并称，所以替他作这样的解嘲。至于他的诗色泽高华、旨趣隽永，我的朋友陈仲醇、黄贞甫已经论述得很详细了。’ 钱象先荆南集引。

译我从前与平原程黄门一同游历江南，在路上停下马车散步，只见坡地高低曲折，洞穴山谷忽然开阔，俯视平湖，澄澈碧绿，绵延万顷。湖外江光与天空相接，远行的帆船点点，与飞鸟一起消失。黄门说：‘这是什么山？’我说：‘大概是齐山吧？’黄门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只是知道樊川所谓“江涵秋影”的景象罢了。’大体上，诗以山川为境界，山川也因诗而成为境界；名山遇到赋诗的人，与士人遇到知己有什么不同？一旦被题咏品评，情态面貌便都被写尽，后来游览的人不必查考图经、询问樵夫牧童，远远望见就可以说出它的名称了。唉！‘澄江静如练，齐鲁青未了’这样的寥寥数语，便使千古登临者都无法再说尽景色，哪里只是不能当作寻常话语呢？因为它已经把景境取尽了。友人钱象先才华豪迈，思致深沉，当今作家没有看见能与他相比的人。他曾游历楚地，所作篇章灿然成集，概括编为《荆南集》。因为荆南不能穷尽楚地的景观，所以如此命名。《荆南集》也不能穷尽象先才情的变化，但我和冯元敏明白断定，它一定会流传。冯元敏曾任荆南官职，我也曾奉使到长沙，从洞庭湖顺流而下，又从汉阳逆流而上，这些地方都与象先共同游历过，所以他取尽景境的地方，只有我们两人尤其能够欣赏领会。或者说我不能游历，却喜爱诗歌；象先能作诗，又喜欢游历，那么哪里能找到一个像象先这样游遍东西南北的人呢？穷尽所谓九州、五岳，再旁及大荒遥远的地方，凡是谢灵运、李太白诸公没有登临、没有题咏之处，都让它们披上奇特的声调和俊逸的诗响，如同《荆南集》中的诗，使我能够靠着几案读它；以我的笨拙获得象先的巧思，以我的眼睛代替象先的脚步，不是非常令人愉快吗？象先深通禅理；至于溪水并不是声音，山岳并不是颜色，在一丈方室中容纳大千世界，在一刹那间再次抚临华藏海之外的境界，我正学习游历其中，却不知道象先能否用诗来帮助我。陈懿卜古印选引。庄子说：“宏大的言论如火焰炽盛，细小的言论琐碎纷繁。”大概古代的作者，对于寂寥简短的篇章，未曾常常用高深的文章、大部头的典籍来施展；虽然不离开共同的宗旨，却各自申说自己的体裁。王右军的书法，写经、论、序、赞，自成一种法度；他的书信、笺记、尺牍，又自成一种法度。所以评论书法的人把它比作龙，难道只是因为右军吗？岣娄石鼓旁支流出的字体成为钟鼎文，峄山、鸿都旁支流出的字体成为图章、印章，这些都具有龙的德性。抓住它的要领，兵家所说的“形势险峻而节奏短促”，晋人所说的“一下笔便直达意境”，全都可以概括它了。近代只有丰考功领悟了这三昧，我的朋友陈懿卜从考功那里得到方法，又从顾御医、项太学等收藏印章很多的人家取材，深入思考篆书古意二十年，汇编成《印选》。如果把它收入一部书中，那么先秦和两汉书法学的旁支，就清楚完备了。如今文寿承博士、王少微山人，把它当作不肯示人的“枕中之秘”。此前我们郡中有《印薮》流行于世，陈懿卜所搜集、校定的内容，只有它不到一半；然而那部书像蛇添的足，这部书却像鸭子的腿，于是可以知道懿卜确实具有鉴别眼光了。《畸墅问水诗》引 陆子有一座畸墅，开辟了三条有益的路径，建造了百尺高楼。菱叶如伞经过水面，香草制成的船桨来来往往。难道只是背靠山、面临水，使游子流连忘返吗？还可以铺陈文采、挥洒辞章，携带墨卿来标举胜景。至于芝草房、菌草阁，随着云日时隐时现；奇石和珍花，又助成烟霞的绚丽。这是富户偏多的享受，不是畸人所能匹敌的。即使如此，假如陶渊明的秫田到了秋天却没有收成，张伸长的田园又少有收获，那么美酒厚礼无从设置，干粮也因缺乏而断绝，却空说清泉可以解饥、斗酒能够润喉，这就会使主人独自在一丘吟咏，而胜友共同远离十天了。近来上天没有降下安定时令的雨，反而使水势狂暴，像河里的鱼大批上来，又劳烦太史撰写记述。螺、蟹本来适宜禾稼生长，野人并不厌恶这样的祈祝。陆子虽然吃的是清淡食物，游处于清幽之地，哪里能把荒废之玉变成丰盛之玉呢？我听说何尹访问袁安，大概是因为他卧病在雪中；子舆慰劳桑户，也是因为连日忧愁的淫雨。这次张太史诸位君子作问水诗，难道就是为此而作吗？陆子说：“士人贫穷并不是忧患，诗歌困窘反而能够写得精工。幸好研圃还没有荒废，难道会不以美玉般的诗篇报答吗？”诗篇应当达到空谷回声、响遏行云的境界，积累起来足以盈满卷帙。唉！敲着牛角吟唱《硕鼠》，哪里还难以寻找到宁戚呢？弹琴来试探水中的游鱼，便知道钟子期并不遥远。读这部诗集的人，可以由此评论畸墅宾主交往的情谊了。《林衷斋五十诗册》引 衷斋先生家世承袭金马之荣，才华擅长雕龙之文；如瑶林玉树，具有卫叔宝的神情；如干将、莫邪，具有李太和的骨干。祖先的弓裘事业能够继承，囊中之锥很快显露奇才。刚成年便入朝为官，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奏效。起初任职于率府，显赫的官位接近鳯池；后来任职于秋卿，精美的声誉登记在鸠署。裁判如山坚定不动，门庭如水清澈无染。作登高赋，便如楚国大夫；文章明察无害，便如汉廷老吏。乘着熊轼车远赴龙城，路途遥远；您上任以后更加闲暇，叱责驾驭者而驱车前进，气概十分雄壮。法律和诗书同时施用，风霜与雨露一并施行。任职不过一月，颂声便大盛。凡是能够万里扶摇直上、位居二千石的守长中最为贤良的，都是如此，真是美好而可庆贺啊！只是到了黄次公考核政绩的年份，正值平津侯与君主相遇的年月；如今正逢您的初度生日，却相隔天涯一方。长公长明，深深怀念您的寿福；天将明时便有所思念，遥望粤岭上的云，遗憾没有仙家缩地的法术，只好托付罗浮山的鸿雁，并且附上诗人“如日”般的篇章。希望诸位长者挥洒斑斓的笔墨，可以代替彩衣娱亲；而家严君□吟咏美好的诗章，如同亲近琼树；一听到空谷中的足音，便能替郎君解开身在异乡的羁旅愁思，又何必寻求句□、访觅灵砂呢？这便是华亭传来和鸣的鹤声。即使是下里巴人的诗歌，也不辞用来祝愿大椿长寿。《唐大来诗》引

译过去我承乏在成均任职时，天下读书人因登极恩典而升入国学的，像鱼鳞一样聚集在馆舍之下，有九百多人。我下教令说：“国子先生考察众多士人，不只是为了帖括，还要选拔能够成就不朽盛事、建立经国大业的人。谁能写成破虏露布、《帝京篇》、《前出塞》、《后出塞》诗的，可以不按时限前来见我。”有人对我说：“您对士人的要求错了。唐代以诗赋取士，士人各自携带行卷游说达官贵人，那是当时的情况。我们国家的法令却不同，士子握笔耗神、停笔惊梦，所做的只有专心于帖括，除此之外一无所长，不过是为了拾取青紫之服罢了。至于您所说的不朽之道，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回答说：“确实如此，但您怎么能用一种偏长来限制天下士人呢？况且明经科以上，不是还有宏词科的选拔吗？只是忧虑才华不能接近要求，力量不能兼顾罢了。即使能够兼顾，又为什么要放弃呢？”我当时就是这样坚持辩论的，过了很久，也没有人回应。我后来奉诏寻找遗书，事情办完回到故里，滇中的太学生唐大来从京城来到这里，把他的诗作为见面礼。我读他的诗，温厚淳正而典雅，不必写《帝京篇》却有初唐四杰的文采，不必写《前出塞》《后出塞》却有杜少陵的法度。这就是我在六馆中求访而没有得到的人才。滇地谈论文学，从张愈光打破荒陋局面以来，百年间逐渐兴盛；即使是豪酋和洞土，也都收藏书籍万卷，改变了以象征战、以鸟语交谈的习俗，而从事文墨，写信送礼，远远与疆域之外的人交往，其风气崇尚到这种程度。唐大来暂游万里，来观国家盛况，与中原才子并驾齐驱、争先竞进，又得到像云杜这样的继起大人物为他助力，在文坛上的声势很盛，不亚于昼日穿着锦衣。可是我听说大来的祖父和父亲，都凭借鸿渐般的才资，却困于一次科举，难道会因为所学没有用处、兼具各种才华太难吗？那么我希望大来在吟咏诗歌之余，不要荒废参加公车考试；言论要像车子的两轮、鸟的双翼一样并行，使自己的才情充分发挥，以此取得声名、确定品价，不要让承明著作之庭说滇地没有人才。即使本人已经成为公卿而感到有愧于卿士、长官，又有什么妨害呢？言论哪里只有一种作用，大来认为如何？” 门人徐士竑 许经阅 《容台文集》卷之四终 ●《容台文集》卷之五 华亭董其昌著　冡孙庭辑 论 评 说 议 奏疏 表 颂 赞 箴 露布 考 ◆论 爱惜人才，为社稷计（丁酉江西程） 树木的昏暗在根部 生育儿子，应当把他安置在齐鲁一带 夜气与浩然之气（馆课） 读《卫霍李广传》（馆课） 荀子、扬雄大体醇正而小有瑕疵（馆课） 读《盐铁论》题后（馆课） 爱惜人才，为社稷计【丁酉江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