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一

译各郡国都设立医学，祭祀三皇中的神农、黄帝；这些人物都确实与医术有关。至于庖羲氏，却没有人知道医道从他那里由何而来。我听说五帝的书称为“三坟”。《三坟》讲的是大道。大道没有比《易》更大的：就近取法于自身，便成为《素问》；从远处取法于万物，便成为《本草》。大概《说卦》中所说“在木为坚多心科上稿”的内容，就是《本草》的鼻祖。况且药物不过属于五行，五行的变化形成五色、五味、五气、五性、五用，而这五者的变化是穷尽不了的。圣人根据卦气领会五行的实情，所以说：“一天尝试七十种毒物”，这正是说神农有这种志向。用神奇的膏药敷疮，用灵验的药丸治病，这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圣人并不看重。妄用一种毒药攻治疾病，其伤害比五种兵器还惨烈；凡是伤害生命的事情，圣人都十分谨慎，十分谨慎，而且一定从自身做起。圣人也不过是人罢了；如果认为他会用自己的腹部去尝试必死的境地来拯救世人，因而称他为神，那是再愚蠢不过的说法，哪里值得相信呢？知道大禹所说的“神”，是用九畴治理洪水；那么也就明白神农所说的“神”，是用八卦的象来尝试药物，这一点十分清楚。陶隐居精通医术，于是论述上古圣人的方剂和药物及其主治，使前人的见识相互承接。如果不是用腹部亲自尝试，而是凭借见识来尝试，两者相差多少呢？这种说法也还不能算是确切的论断。〔原文“泰嬏”疑有讹误，具体字义不明。〕六经之中，只有《易》依附于医术和卜筮，因而没有被废弃，所以说：“拘泥执着于它们，都是技艺；不拘泥执着于它们，都是大道。”把《本草》说成神农氏的《易》，也是可以的。起初，药物分为三品，用三百六十五种药物来对应周天的数目。自汉代以后，历代都有增补，编图、作注、注音释义以及按事类编纂的著作，总共有几十家。到了近世，蕲州李某把这些内容全部汇集起来，又广泛引用经史和稗官野史中的书籍，详细旁征曲证，共四十卷，可以说既勤勉又广博了。适逢西蜀陈文献公请求编修一代正史，皇帝下诏征求天下遗书，他的儿子文学某把此书进献到朝廷，天子下诏表示已经知道，书便收藏在文渊阁。当时正准备编写《方伎传》，丁酉年三殿发生火灾，修史之事中途停止；它的副本有一部在江右刻印。楚地的方伯、四明薛公说：“这是楚人的书，难道不应当由楚人得到吗？”于是校勘、缮写，并用锾金雇人刻版。薛公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三山杨公接任左辖，实际完成了这件事。书编成后，嘱托我为它作序。我曾经驱车经过楚地的随州，路过厉山，看见那里有神农祠，这也就是大医王神农的出生之地。我又读张文潜《明道杂志》，其中说：“蕲州庞安时根据病症斟酌拟定药方，往往有神奇的疗效。”由此才知道，医学的正统原本就在楚地，而楚地又以蕲州最为著名。然而神农的辅佐者有桐君、雷公，他们所著的书已经湮没失传；庞安时也只有一篇论述伤寒的著作流传于世，而且从未进献给皇帝，不能用来报效君父。如今读李君的《纲目》，古今医术便有了总汇和荟萃之处；而且它收藏在天府，又流传于四方。薛、杨二公相继为它表彰申明，使楚地长存，也使天下长存，不能说不是得遇良机。李君有个儿子名叫为循，如今凭明经科出身。我因此阐发《三坟》的旨意，并把根源推究到《易》，哪里敢说自己能够阐述神农的话呢！《刘向〈说苑〉序》〔馆课〕 西汉撰写著作的人，从陆贾以下共有六家，而“卯金子”刘向居于其中两家之列。淮南王刘安有《鸿烈解》，中垒校尉刘向则有《说苑》《新书》。有人说淮南王的书，内容奇诡高远、变化倏忽，是世人所称的“挟风霜、饮沆瀣”之作，大概文士大多沉醉其中。而刘向的《说苑》共二十篇，搜罗旧闻，处处合乎规范、符合法度，似乎并不是喜好奇异的人所急于追求的。〔原文“兹颛刻《说苰何也？”疑有脱讹，无法确定原句。〕为什么还要专门刊刻《说苑》呢？回答说：刘向这部书，符合立言宗旨的地方有三点，至于文辞典雅，还不在其中。第一是有益于实用，第二是阐述圣道，第三是进献正直的意见。只要具备其中一点，就都可以流传，何况三点兼备呢？常言说，公输子善于制造船车，却拙于制造木鸢，因为木鸢不是平常所驾御的东西。顾长康容易描绘神鬼，却难以描绘狗马，因为狗马是众人平日所熟见的东西。刘向的《说苑》，从君主之道、臣下之术，一直到修饰文采而返归质朴；其中所标举的篇章和持守的论点，明白确实，都是治理天下国家有益的内容，而不是雕琢尘世、镂刻空虚，纵情谈论六合之外来惊动视听。这就是因为有益实用而可以流传。汉朝承接秦朝之后，师承各异，学术各异；从董仲舒开始才有大一统的说法，但世人仍然不知道其宗旨所在。刘向这部书虽然没有完全洗去战国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气，大体上以齐、鲁两地儒家学者的言论为主，又稍稍杂取诸子之说，却没有随波逐流而忘记根本，因此独自列入儒家之中。这就是因为阐述圣道而可以流传。元成时期，中官和外戚相互株连、掌权用事，刘向援引宗室大臣的大义，亲身遭受谗言攻击；面对所谓“三独夫”，他忧虑社稷、怀抱忠心而不能奏效，又进献《说苑》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我读其中《正谏》一篇，大概还隐约听得到议论昌陵、议论外戚以及上封事之后的余音。这就是因为进献正直意见而可以流传。这三点，《鸿烈》具备吗？哪里只是《鸿烈》呢？陆大夫有刘向的华丽文采，却没有他的实际内容；贾太傅有刘向的善辩，却没有他的见识；董江都有刘向的醇厚，却没有他的通达；杨子云有刘向的造诣，却没有他的操守。懂得辨析言论的人，一定能够对此作出适当的权衡。有人说：史书记载，刘子政自己说曾得到淮南王藏在枕中的秘书，因为用黄金铸不成而获罪；那么喜爱《鸿烈》的人应当没有比刘向更甚的了，所以曾子固讥讽他所说的道理不够深刻纯正。这话不对。刘子政本来只是稍微喜爱《淮南》一书的人，等到他认为其中的义理甘美却不协调、彼此龃龉，又遍尝忧患之后，他的学术见解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前河东派的文章老师学习《国语》却非难《国语》，曾南丰学习刘子政的文章却又诋毁刘子政；文人之间相互攻讦，本来就是如此，难道能够全都相信吗？○《八大家集》序【馆课】

译文章有流派传统，已经很久了。六经以后，作者各代兴起。到班固《艺文志》，才开始辨析并分列流派类别：儒家、道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农家、杂家。这些流派立论都有根据，言辞都成体系，奇伟诡异，各自建立门庭，总称为‘家’。于是有远见的人纵观上下千年，考察文章的变化，想要罢黜百家，而只对唐宋八位作家适当尊崇，将他们称为‘大家’并加以流行，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看重经术。杨子云不是说过吗？六经是众多言论的城郭，刘勰《文品》开头也首先揭示尊崇经书。经书对于文章来说，就是祖宗。譬如家族一样，有族有祖，然后才分支列派。有的以官职命名，有的以地域命名，能够显扬其宗族的才称为大家。至于箴、铭、赋、颂，是以《诗》为祖；序、记、奏疏，是以《书》为祖。写文章的人，最终没有能够舍弃上古经典而仍然可以训示后人的。八大家才性各不相同，但他们文章逐渐形成的源流，却都尊奉经书。韩昌黎《平淮西碑》，评论者说它的序法像《尚书》，辞采像《诗经》；而子厚、明允平生的深厚含蓄，也见于他们写给韦中立、田枢密的书信。至于王介甫的《新经字说》、曾子固的《洪范解》、欧阳永叔的《童子问》、二苏的《易传》《古史》，不能说它们以六经为根本，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的积蓄酝酿深厚，熔铸裁剪典雅，构思义理深刻，对于三代的典范仍有保存，世人不能凭自己的意气将其废弃。这就是文章有根本的样子。明代洪武、永乐年间，还知道尊崇经学，仿效苏家文风的有方逊志，仿效欧阳修、曾巩文风的有杨东里，各家文集都可以考察。自德靖以后，士人追求速成，喜爱猎奇，于是放置经术不问，却取秦汉诸子的文章，逐句排列、逐字雕琢来互相润饰，说：‘这样就可以超过唐宋八大家的车乘。’唉！我不知道八大家是能力本来达不到这样，还是有能力却认为浅薄而不肯这样做呢？况且之所以要罢黜诸子，是因为他们背离经书。既然背离经书，却能做到奇伟诡异、自立门庭，那还算是有家派；如果只是承袭秦汉诸子的余绪，寄居在他们门廊之下，这就是先前江左、西昆的习气，也是韩愈、欧阳修诸公所使唤、视为奴仆的东西了。这样哪里还能称为一家呢？因此我校勘《八大家集》，交给刻工刊刻，使后来的学习者知道贯通经书、学习古人的旨意。○《苏黄题跋》序 苏门四友中，只有山谷的学问不纯。他师法东坡，却隐然把东坡当作敌国来对待。除了文章气节之外，他的操守行为精洁，平生的过失，与露天坐卧、披头散发的人相比，只不过是写了些小艳词而已。这才真正是东坡所敬畏的地方。他的文章仿效《兰亭叙》，题跋书画多为简短零落的小篇，出自刘义庆《世说新语》，虽然只是偏师取奇，却都超出常情常量，动辄切中要害。即使广川的文采、长睿的博学，难道不也多有逊色吗？这也得力于受坡公熏陶。当宣和年间，朝廷禁止苏轼、黄庭坚的党籍及其翰墨，凡是书画上有两公题跋的，都认为是不祥之物，全部裁割毁弃，才进献给皇帝。评论世事的人对此只能兴叹，哪里知道五百年以后，一点美玉般的片断都享有连城之价，竟有侍御杨公把它们汇编成这样的集子呢？山谷曾经对弟子说：‘士人生活在世上，可以有一百件事不做，唯独不能庸俗。庸俗便不可救治。面对重大节义而不能被夺志，就是不庸俗。’宋人把它视为不祥，是庸俗；侍御公把它编成集子，是医治庸俗。世上若有不庸俗的人，一定不会只把它当作书画来看待。○《合刻罗文庄公集》序 成化、弘治年间，师承没有不同，道学也没有别的学派，程朱之书被列入掌故，宣称大一统；而讲究文辞的人墨守欧阳修、曾巩，平平稳稳。当时文章发生变化而师法古人，是从北地开始的；理学发生变化而师法本心，是从东越开始的。北地还少有人附和，东越却凭借功勋、名望和地位来加重一家之言，使濂洛、考亭之学几乎受到动摇。于是太宰罗文庄先生独自驳斥他说：‘禅宗先生年少入朝，就把扶助世道、启迪百姓作为自己的责任，曾经坐在蒲团上参究公案，与老和尚共同参禅；很久以后才见到所谓清净法身，于是知道“无善无恶”的旨意，果然与《诗经》所说的秉持常性、《尚书》所说的恒常本性，在细微之处有分别，清楚而不混乱。这就是《困知录》所以写作的原因。’唉！拯救溺水者不能自己跳进水里，救火者不能自己踏入火中，是害怕进去以后不能出来。假使先生进去而不能出来，那也就成了慈湖、横浦一类人的后继了。先生护卫正道，真是有心啊！从前杨子云著书，《法言》《训纂》《酒箴》《骚赋》等，都华丽而有法则，宏阔而纵肆，但他自己最得意的只有《太玄》。然而玄学没有大为显扬，世上流传的反而是他后来悔恨为雕虫小技的那些作品。先生居于承明著作之庭，不轻薄文人之业，却推崇大雅之声；他的春容平淡，记序之文丰赡而有体，铭赞之文质朴而不夸张，奏对之文正直而不激烈。至于书信两卷，与各位君子往来辩难、反复论说，更足以辅助语录流传，所谓有德之言、造道之言并立而同样美好。先生将要追踪洙泗之学并辅翼它，何必疲惫地去摹拟秦汉呢？神祖朝有人请求让先生从祀孔庙，奏疏留在宫中没有答复。如今皇上专心治理道学，梦寐以求真正的儒者，讲经处的侍臣有人提出尊崇前代正学、用来资助皇帝启发教诲的旧说，这个久废的典礼似乎正有所等待。先生的曾孙珽仕在旧京刊刻这部书，而我恰好奉修纂之命来到这里，他坚持请求我作序。我想到这有表彰正学、补益世教的意义，并不只是珽仕遵循祖先的孝心，于是冒昧为它作序。○《重刻王文庄公集》序

译王文庄公在弘治、正德年间做官。当时天下谈论道学的人，东越还没有出现；谈论文学的人，北地也还没有显名。自杨文贞以下，都把欧阳修、曾巩作为范本。所谓治理太平时代的文章，就是正始时代的声音。文庄公从天地之间崛起，遵循前人的规矩。他的诗文以独自有所得为宗旨，以自然为情趣；他的才华无所不施展，却用法度驾驭，不采取战国文章的纵横；他的学问无所不窥察，却用裁制约束，不流于六朝的雕饰；对各种境界无所不收取，却用情感依附境界，不流于庄子、列子的空阔夸张；对各种情感无所不描摹，却用礼法安定情感，不流于屈原、宋玉的怨愤诽谤。大体上随意应对，却不离开典范。即使寂寥短篇，也各自显出宏大的气象。像进入清庙，所见没有不是礼器；像疾行于宽阔大道，脚下没有不是平坦道路。为什么要逐句排比、逐字雕琢，使用非圣人之书，使气力耗尽、言语枯竭，逞强作无穷的辨说呢？试着取他的得意之作，放在庐陵、南丰两位先生的文集中，难道能够辨别出来吗？公曾说：‘古来的文人提出议论，只是为了使自己的意气痛快，不必符合当时的事情。诤臣的进言，如果出于结党求名，即使混乱国是，也不在意。’ 一百年以前，他已经洞察到这种端倪，而如今才得到验证。不是见识深远，达不到这种程度。唉！自德靖以来，作者多如树林，以师法本心来模拟古人，上面议论、下面训诫。正始文章几乎像夏天的皮裘、冬天的葛衣，很少有人经过它而过问。功成而不居，公又怎么能故意使自己与众不同呢？等到模拟的力量已经穷尽，千秋评价尚未定论，后来人人都知道应当循本求源，公的文章这才成为天下衡量文章的标准。神明重新归来，日月再次明亮。这部集子，是文坛上的红旗，并不只是王氏一家的宝玉。公的孙子王大夫校勘后交给刻工刊印，张扬其名声，留给后代，继承前人的德行言论。公侯之后，必定能够恢复祖先的根本。世家珍藏，以祖砚为宝；在我看来，我一定要把王大夫列为其中的冠冕。○《冯少墟集》序 从前己丑年，庶常吉士共有二十二人，天子命少宗伯田公做他们的老师，金陵焦弱侯以理学端正门户，成为领袖。当时同伴大多正值壮年，意气很盛，不太听取弱侯的话。只有会稽陶周望喜好禅理，长安冯仲好喜好圣学，常常与弱侯相互激励。仲好是一个冷峻而骨鲠的人，曾经端坐静居，饮食清淡，交游很少；在文章交往方面，也很少参与追逐应酬。我们这些人喜爱周望的简易，却畏惧仲好的矜庄，不敢亲近冒犯，私下开玩笑说：‘这是吃先??屯肉的人。’意思是说他有意于两庑之间。我因紧急事务请假回乡，过了一年回朝，在淮阴遇到南昌刘幼安，他替仲好作五岳方寸，说：‘三秦是大邦，仲好是修养高洁的士人，而且阁试的甲乙名次也不落人后，只是中间有高下罢了，最终却得到西台职位，这是为什么？’我说：‘您不要再说了，难道石渠、东观这样的职位就足以满足仲好的志向吗？’过了很久，诏令屏退、驱逐诸位贤者，仲好也因此被废黜，前后将近二十年。仲好没有一点牢骚不平之气，反而更加深入思考学术源流，大概日夜想着洙泗之学，折中濂洛之学；虽然全面承继先儒，却又独自验证、独自创作，自成一家之书。如今刊刻的语录、纪叙、天牍、诗歌、杂著十多万言，就是这些。过去讲学先生的精微言论并不少见，但能够作为凭信的往往很少；唯独仲好以亲身实践作为凭证。学者观察他在应答、取舍以及细微处境中的表现，无不心悦诚服，因此一致尊奉他为‘关西夫子’；朝廷士大夫想听闻他的风范，也时常派人来告知，希望准备好细毡席以便听讲。康斋以布衣身份被召见，文清以巡按身份被树立为官，参与朝廷议论的职责，难道还要凭借官职地位吗？何况仲好本来就是掌管文学、侍从皇帝的大臣呢？我将以仲好来推测世道的未来。我反复参究全集的宗旨，仿佛有所领悟，而各位作序者已经先说过了，不再繁琐赘述。只是各位先生所见的，是江汉吞天浴日之后的景象；我所见的，却是岷山、嶓冢山发源、刚刚开始流淌的时候。仲好求学以成为圣人为志，这个志向在庶常时期就已确定；如今充实而发出的光辉，也没有离开他本来的面貌。崔侍御在六千里之外嘱托我作序，我既有幸附名于不朽之作，又感叹周望、幼安都来不及看见它。唉，士人固然可以有一百件事不做而不算少，能有一件事做到也不算多；我在己丑年同馆任职时得到仲好这样的朋友，已经足以称为盛事了。○《皇华集》序 从前穆庙隆庆元年，岁在丁卯，我的老师太傅许文穆公当时以翰林简讨身份出使朝鲜，赐给一品官服，乘坐四望车。他如玉山映照，彩笔纵横，朝鲜人惊叹不已，说他是天边来的真人；哪怕片纸只字，也珍视得如同奇珍异宝。等到文穆公启程时，朝鲜进献珍珠、玉球和贵重财物，举行郊外饯行礼，一切都依照旧例。文穆公把这些礼物全部谢绝退还，朝鲜人更加叹服，建亭题名为“郄金”，记载这一盛美之事，昭示后世，永远不要忘记。又过了五十八年，即今皇帝天启四年，岁在甲子，文穆公的小儿子立礼，又以中书舍人身份出使朝鲜，察访请封等事。当时辽东已经沦陷，舍人虽然得到车舆，却没有地方可用，于是横渡大海，途中经过鼍宫蛟窟般的险恶海域，惊涛骇浪之中，近两个月才抵达。朝鲜的父老见到五十多年前的天使，啧啧称快，仿佛文穆公又来了一样。舍人回国时，朝鲜进献珍珠、玉球和贵重财物，郊外饯行十分恭谨，舍人指着郄金亭谢绝了这些礼物。只有朝鲜刊刻的《皇华集》一册，舍人拜谢接受，回国后打开阅读。我昌说道：“立礼三岁便失去父亲，没能认识先公，他的容貌究竟是什么样呢？”读完这部集子，仿佛看到了传神的画像，仿佛在闲适之间重新见到了先人；海外君长尚且把它奉为奇珍，何况我们许氏的子孙呢？正应当把它刻印后安置在家庙中，怎么可以□□呢？我曾经到新安，凭吊文穆公的墓地。文穆公的几个儿子都像寒微的读书人，没有丰厚的产业，只有清白忠孝的遗风最为丰厚。舍人尤其像白眉那样出众；况且陆贾出使尉佗时，行囊中的财物多到千金，也没有因此受到损害廉洁的讥讽。舍人两代人两次谢绝郄金，足以让遥远异域知道圣朝有不肯接受投珠抵璧之礼的臣子，真正没有辱没使命。至于上奏条陈方略，筹划军国大计，筹算山川形势，天子下诏褒奖，天官也会记载此事，应当得到破格提拔。怎么能把他同张博望那些多有穿凿附会的话相提并论呢？文穆公家的家教和世代恩泽，因有了这部集子而更加显明；舍人恢弘先业的后继，也不愧于李赞皇、范忠宣，确实就在这里。我谨在这部集子的末简记下此事。○《石居士诗选》序

译《石居士诗选》，是现任大中丞、楚阳石公所作。古代不是有开府作诗的人吗？为什么称为居士？因为天下人了解石居士已经很久了。石公起初任二千石，担任郡守时因刚强正直而失去当权者的欢心。后来在中丞台任职，凭借城墙进攻，无往而不胜，最终却被清议所压倒，因遭人非议而自行免职离去。当时的石公，很像披裘翁，这是第一位居士。石公后来从吴郡调任会稽太守，铨宰考虑到淮地盐业是天下财富的汇聚之处，如果没有正直之士，谁来裁抑贪官？于是石公以宪职兼任盐运使。恰逢有监司用苛刻的礼法裁处他，他不肯屈服，立即解下官印归去。当时的石公，很像柴桑翁，这是第二位居士。石公归来后穿草衣、吃粗食，完全忘却人世；御史台和地方官员接连拿着旌节登门，他很少接见，只以古道和淳朴的风气作为乡里的表率。当时的石公，很像戴黑帽隐居辽东的人，这是第三位居士。石公沉潜隐居超过十二年，修养德行，阅历世事，才有了这位居士。譬如高大的树木，从封土栽植、保护扶持，经过从两手合抱到参天而立的过程，实在很不容易。可是，为什么还要以显贵厚重的身份来抬高石公的诗呢？石公成年后就以诗著称，以唐诗为典范；他评论本朝诗歌，以高启、杨基、张羽、徐贲为正始。虽然和七子同时代，却从未依附他们。如今读他的古风、近体诗以及五言、七言等各种作品，只见气骨苍劲，格律沉雄，往往取法杜少陵；即使流为变体，也处在韩愈、杜牧之间。他主持风雅，凭借的只是超出流俗的见识。试举大概来说：如《林泉》一类作品，歌咏衡门泉石而以考盘自适，这是通常的写法；但石公写来，眼光经营四海，胸中洞察九流，不是名人贞士便不放在心上，不是保存教化、维系风俗便不加以记述，一字一句都如《春秋》寓褒贬，既是诗也是史，这已经超越常人。《塞垣》一类作品，宣扬威灵，铺陈功业，这是通常的写法；但石公写来，则筹划庙堂谋略，筹算山川形势，怜悯戍卒的辛苦，愤恨犁庭扫穴之举的旷日持久。他的源流本出于《采薇》《杖杜》，而前后出塞的诗篇竟出自主帅之手，这又是奇事。总之，诗品达到如此境界，自然可以不凭羽翼而飞行天下；即使只写一丘一壑，也足以和襄阳孟浩然并驾齐驱，何况他的清德盖世，功勋事业又如此显著，难道还需要用外在饰物来装点吗？这就叫作不朽。石公的名位越进，文思越强，从世俗取得的东西很少，而从古人那里斟酌取法的东西很多。这部集子之后，我还没有看到他的创作止息；若要赐给它一个美名，一定应当叫作《居士后集》。石公原本的面貌就在这里，我知道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了。○《方众甫汝上集》序 《汝上集》，是方众甫任汝州太守时所写的诗歌和古文。众甫不是曾经讥刺冀州吗？为什么偏偏称颂汝州？凡是众甫有所撰写，大多取材于办理政务的余暇；冀州的坚硬，是汝州的瑕疵。众甫起初被举为孝廉，曾经遗憾不能迅速摆脱经生的藩篱，而专心经营千秋事业。出仕以后，心中正要奋发腾飞。然而众甫不敢轻视冀州，说：“我是天子用来处理烦杂政务的官吏，难道也是词客吗？怎么能像拿着书策的人那样，因贪求别物而迷失方向呢？”初入仕途的人应当以官吏为老师，以律令为《春秋》，以案牍为史籍，我怎么能独自与众不同？当时众甫的诗文很少，因为心思有所专注，爱好也有所舍弃。等到将要补任汝州时，便可以直接施展治理才能了。州官任事三个月，老吏抱来疑难案件，试办一两次没有成效，欺骗敷衍的念头消失了，于是公堂安静下来。这样，他便能在翰墨之间续写耆旧传，扩充山水经。春日出巡，有记述民情风俗的篇章；怀念友人，有招隐之赋；凭吊二刘的旧垒，访求空同的遗迹。过去所说的专心经营千秋事业，到汝州才真正实现；他的功力深厚，气度旷达，能够雕刻万象，陶铸古代贤哲，不仅没有妨害汝州政务，文章成就还足以同西京时期的高才相匹敌。至于他的撰述，也已经进入两司马的境界了。州县事务劳人，汝州又是繁剧之郡，其他刺史披星戴月出入，唯恐政务不能周全，哪里还顾得上风雅？即使闭门赋诗，又如何面对公文簿册？更不用说不可能像众甫这样精工了。众甫确实相信自己的才华，也可以说懂得事务的轻重。从前汉朝盛世，能够作赋的名公卿，只听说辽东、河内两篇流传下来，尚且没有列入循良之臣；所学与所用，各有适宜。近来天下的法网越来越严密，用来约束文吏，有过失就没有不被追究的。有人说这类人流连风景，厌弃案牍，不关心百姓的急难。自从众甫的集子流传以后，考核实际功绩的人，难道还要因此贬斥文人吗？众甫入朝任司马郎，忧虑边疆，思考职责，日夜讨论石室中的筹策，辅助朝廷谋划。西方敌人已经被斩首，东征将士又重振威势；真番、乐浪以外，韩国的碑文、柳宗元的雅文以及司马迁关于朝鲜的叙传，都可以用来记载成功，并作为后来用兵者的借鉴。这些事情就等待众甫来完成，只是众甫现在还没有空暇。姑且从《汝上集》中寻求吧。○《参知陈公遗集》序

译国子博士陈公奉诏征召，出发已有日期了。他拿着一编诗文给我看，说：“这是先父的遗集。”先父在肃皇朝任职，是著名的御史。神祖年间，江陵相张居正夺情起复的议论兴起，台谏官列名上疏请求，满朝不赞成的只有两人，先父便是其中之一。因此在考功法的考核中受到处分；江陵败亡后，凡是因抗疏而获罪的人都恢复原官，不久又得到破格提拔。先父以自己曾列名上疏为耻，不愿大肆表彰自己。他从县令逐步升迁，辗转任职于藩司、臬司，所到之处都有惠民政绩，百姓祭祀纪念从未衰减。后来以参知身份引退，安于志趣，著书立说，深思雅正之道，五十年如一日。他一生所作诗文，往往随手散失，家中收藏汇集起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七。现在将付梓流传给后世，请替我作序。我认为，创作文章，如果不是名心极强的人，便不能深入探寻幽微、发掘秘奥，竭尽才情所能达到的境界；如果不是名心极淡的人，也不能驰骋于世俗之外的见识，等待千秋之后的评鉴。先生盛年时努力复古，专精而不旁骛，实际功名却暗淡无闻，正因为知音稀少，反而更加可贵。那些像近世词人一样，吟咏一句便自我标榜，仿佛擂鼓招摇，只求博取一时声誉的人，与先生相差多远啊！古语说：“正因为他确实具有这种品德，所以才表现得像这样。”像违逆权臣意旨的汲黯，却不以气节著名；像为百姓解除急难的朱桐乡，却不以循良卓异著名。像这样的人，不能说先生没有恬淡的品格，也不能说先生的文章不是如此。文人苦心雕琢，挖掘天地造化的精华，往往很少能长寿，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就是这样。只有白居易在九老会时还年富力强，活到八十岁；韦应物经历唐代三朝，几乎活到百岁。如今先生享有高寿，处在这两位之间；他的诗苍劲淡远，文章真率自然，和两位并驾齐驱，不知应当让谁占先？这又说明先生从世俗取得的东西很少，而上天以期颐之寿成就了先生不朽的盛事，也足以流传了。国子先生在我们的学校掌管教化，谆谆以培养人才为职责，把所得俸禄收入用来疏浚百年淤塞的泮水。临出发前，又采纳风水家的意见，修建高台杰阁，使一切恢复旧日景观。这正是本地士子追念先生的地方，正如靖江士民为先生建祠一样。先生曾经任靖江县令，说道：○《邢子愿法帖》序 我任庶常时，馆师田公宗伯病势危重，同馆商议派一人前往探望，我请求前去，于是仓促成行，结下了挂剑之游。太仆邢子愿曾作一首近体诗，推许我的意气，我们从此开始交往。我离开春明，经过德州拜访子愿，他奔驰百里设宴为我饯行，在太学张设宴席说：“这里并不缺少官船，今天不过是仙人经过罢了。”我久居山中时，冯元成常以小草药往来燕、齐之间，因此得以同子愿交谈。两位先生都作《五君咏》，说的是李本宁、王百谷、冯元成、子愿和我。我惭愧不能当此赞誉，所以没有作诗唱和。子愿又搜集古今书法，王司封汇编他的书法，刻成五卷寄给我；而且所选只是他晚年行书、草书和尺牍中不矜持庄严却自然合度的作品，尤其有鉴识眼光。孔子云的玄妙，需要异代知音；郭林宗的鉴识，应当取其神情，难道只是翰墨之林的一桩奇事吗？子愿的书法声名已经传遍海内，并非难以刊刻流传；只是他自认为极好的作品，往往像水乳交融一样，反而没有人把它们挑选出来罢了。得到王司封这样的举动，仿佛子愿又活了过来，使我听到了广陵的旧曲，真是翰墨中的一桩奇事，也不只是翰墨林中的一桩奇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感叹赞美仍不足以表达心情，写下这些话来附益于不朽之业。○《超然堂稿》序 从前我在檇李读书时，孙简肃公还在家中退居。我以不能结交名人自惭，也没有机会到他门下受教。我的同乡龚黄门于是对我说：“孙公是天下的长者，其他美德也十分完备，而且他的谦逊，世上无人能比。”这是他所见到的孙公的一个方面。孙公有个儿子孝廉君，自称“谦所”，这就是所谓有人得到他的骨，有人得到他的髓了。后来又改称“超然子”。从前称谦逊，如今称超然，难道不是一回事吗？左太冲说：“山涧底下的松树郁郁葱葱，山上的小苗却稀疏茂盛；凭借那径寸的资质，反而遮蔽百尺长的枝干。地势使它如此，原因由来并非一朝一夕。”柳氏家训认为世代承受宠禄是可怕的，却不如华门旁的狭窄小门足以显示自己的长处，盛满难以持守就是如此。孝廉君是简肃公的肖似后代，天性孝友，谨慎守礼，行为端正，仪态雍容，没有暴戾之气，也没有放纵之心，差不多可以使万石君家有福庆，使陈太丘家有二方那样的贤子了。他磨炼品行，刻苦学习，过清淡生活，有些寒微士人也不能企及。因此经学明通而考取功名，声望更加增长。杨慎的博雅，近世少有匹敌，尚且被家世声名掩盖；拿他与孝廉君相比，差距就更大了。《易经》说谦卦：“利于征伐，这是天道，大概就像张弓一样吗？” 你的谦逊，到这时才能说达到了超然。你自认为世代承受国恩，志向在于报效君主，并不是要逃入山林、厌弃官场冠带，把一切都逃避到世人之外。至于你每每因学业而废弃《蓼莪》，只是这个缘故。我曾说，丹朱的傲慢不必一定像末世的凶恶品德，而应当是由于轻视世俗、放纵志意，不肯把天下看成束缚自己的枷锁；想来应当属于洗耳赴渊那一类人。这样的学说从庄子那里开始流出，在嵇康、阮籍那里横流决溃，于是把风流放诞当作超然的实际表现，因超然而失去真正的超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为什么？因为不谦逊。舜谨慎修明德行，大禹能够节俭，孔子赞叹说：“多么崇高啊，这才是超然。”你的超然正在于此。请把这些话拿给你的儿子弘范，以此质问他，看他是否真正理解你父亲的心事。○《青藜馆诗集》序

译唐朝以诗歌取士，但诗歌对于名公卿并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呢？凡是诗歌写得好的人，必须专心于这一门事业，不再转向别的职业，与它始终相伴，才能自成一家。所以穷困而诗写得好，便成为孟浩然、杜甫，却不一定凭诗歌显达自身；显贵而诗写得好，便成为宋之问、王维，却不一定凭诗歌提高自己的声望。整个唐代，称得上著名公卿的人，只有靠直言和智慧建立功业，三百年间没有几人；而且他们甚至不能凭短篇只语留名于谈论才艺的《间气英灵集》作者口中，只有张九龄差不多做到了。他的宰相事业固然与姚崇、宋璟并列，他的诗名也和储光羲、王维不相上下。为什么竟这样寥寥无几呢？成为名公卿，就没有时间从事诗歌；即使作诗，也会使那些专心于诗歌、把诗写得精工的人轻视，认为他们不能成为全才，这有什么奇怪呢？明朝兴起后尊崇经术，不以诗歌考核士人，只有文学侍从之臣把诗歌当作本业。然而不像唐代有兴庆宫、曲江池应制唱和，有明河、轻烟一类的特别宠遇；他们迫不得已作诗，也不过是中书省试诗、春明送别诗、皇华纪行诗罢了。而且官位渐渐显贵，离诗歌也越来越远：在石室中编纂文书，又远离代皇帝起草诏令；起草诏令，又远离侍奉讲席；讲经，又更远。至于学士、春卿润色天子礼乐之事，既繁重又重大，在这种时候还想和词人墨客在四声五言之间较量笔墨，哪里只是没有空闲而已呢？浒西、金齿最终因为专心作诗而怀念麓，钤山也因此成为绝响，这种离合的缘故和唐代完全相同。君子对此不能没有遗憾。少宗伯刘衡野先生，以奇异才华和深厚学问冠绝词林，在清要仕途上周旋二十多年，高雅文章和宏大著作传遍四方，忠言嘉谋震动朝廷。戊戌年春天，他首先倡议伏阙，请求册立东宫；天子虽然下诏严厉责备，却由此知道朝廷内外的心意大都遵奉圣断，成就了辅翼之功。先生在南宫所条陈的各篇奏疏，都凝然独立，不迎合也不吐露屈从之意，使群小侧目，世人都把敬舆、长源的声名归于先生。先生虽退居海内，世人把他比作惠州、衡山，而以他的出处进退作为天下轻重，几乎没有人敢只把他当作诗人词客来求取。先生却没有一天停止作诗，沉浸于六代，包罗三唐，文采高华，兴寄萧远，内在思致没有枯竭，外在物象没有遗漏。他的长子搜集编成《青藜馆集》，虽然不能展现先生的全部作品，却都是才情所达到的极致，穷尽了诗家变化。因此，说先生是沈佺期、王维而又不完全是；说先生是敬舆、长源也不完全是；说先生因为身份地位而使诗歌增重，也不完全是；说先生因为文章功业而使诗歌增重，也不完全是。他大概是张九龄一派的人吧？自从先生的集子流传以来，唐代以来那些名公卿在诗歌方面不如穷困诗人的惭色，至此可以吐气了。先生曾自言：“扬子云轻视雕虫小技而不肯从事，却赞美《美新》之文，怎么敢同我家中垒校尉刘向、外戚上书封事相比？”所以把书斋题作“青藜”，是要向古代三位益友求教；我心中想到曲江诸位君子，则借唐代事例来评论诗歌。○《江西乡试录》序

译臣认为，国家求取人才，可以说已经很勤勉了；但历朝沿用至今的法令，到皇上这里才开始大备。先前，各郡国在胶庠受廪食的诸生，往往要经过二十多年才有机会见到辟雍的盛况，大概那时头发已经斑白而身材短缩了。皇上采纳礼官的建议，设置不按常期举行的贡士制度，并规定为后世世代遵守。先前，国家遇到皇子出生、册立东宫等大庆典，常常扩大一次乡试名额，以表示特殊恩典；皇上采纳成均的建议，两京各增加二百五十人，并规定为后世世代遵守。先前，任京官的官员主持省试，大概是因为慎重，举行一两次后便很快停止；皇上采纳科臣的建议，完全按照两京成均的成例办理，并规定为后世世代遵守。这三件事的议论如同聚讼纷纭，大概也有人说不便，因此都曾被搁置不行。况且皇上英明独断，各部门上奏建言，也不是都能获得批准。只有议论宾兴选士之事，没有不奉行圣旨的。唉，尊重俊才、崇尚文教的意旨，勤勤恳恳、真挚深厚，实在是盛美而厚重，难道不是千载难逢的盛世吗？国家法令，以简明为功，以繁琐为弊，以纷纷更改为扰乱。唯独兴贤选士之制，由疏而密，遇到变化便能变通，使真才不断出现，无不由此而来。乡试制度历朝屡次更定，到皇上这里才大备，而且又从今年开始实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五十人〕 今年能够得到人才吗？只是臣哪里有资格承担这项任务？臣是东海的孤寒书生，幸蒙皇上拔擢，得以在史馆执笔。皇上临朝，臣暂代传读册文；皇上御临讲席，臣暂代执经侍讲，至今已经五年了。皇上居处严肃深邃，臣从未有幸陪侍在法从之列，只有求取长安米粮这一点，令臣惭愧。若能借衡量文章的机会报答皇恩万一，正是臣竭尽驽钝之才的时候，岂敢不努力？臣年轻时，父亲把江西诸位君子的著作传给我。往年奉命册封吉王府，出了豫章境界，询问那些通往庐陵、南丰的道路，却都与官府驿程不相连，最终没有机会涉历当地山川、瞻拜祠堂，只能怀着遥远的追想而感慨。江西士人对于欧阳修、曾巩，正如水木都有本源，子孙都有谱牒。他们执笔作文，难道不都是两位先生遗留下来的言论余韵吗？臣若能得到这些文章尽情阅读，选录其中尤其雅正纯熟的上报天府；即使先生们的精神道理绵延不断，一生的典型仍未泯灭，臣向古人交友的心愿十分满足，又怎么敢不努力？从前戊子年，主持江右乡试、衡量士子的官员，是臣的房考官。这次任事，江右人士寄予厚望，臣说：“我这个人能识别人才、得到人才，难道不会有愧于师门吗？” 臣又怎么敢不努力？不过，臣所努力竭尽驽钝之才的，只是校阅文章罢了；臣其实并不擅长文章，臣所熟悉的，是应试主考官所需要的文章，并不是主考官本人。主考官如果真正懂得文章，便会选取人才。帖括文章和凭德行道艺取士，并没有什么不同。韩昌黎荐举欧阳詹时说：“读他的书，便知道他最重视慈爱和孝顺。”文信国参加对策考试，王应麟主持贡举，评价他说：“忠贞之心贯穿金石，古代义理足以列入龟鉴。”这些都是舍弃表皮，获得骨髓。有神明般的识见告知主考官，便超越通常的尺度而达到高远境界。臣实在怎么能够做到呢？只能勉强做到辨识真正的人才，尽力敦厚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的关系。可是臣对诸位士子还有一些信任：士人不自负，才能不辜负君亲；不辜负君亲，才能不辜负朋友。磨炼节操，砥砺声名，承担宏大的责任和重大的使命。士人如果能够自我成就，他的声誉光彩影响到举主，也都是余波罢了。士人难道宁可爱惜这些余波，而不借助它们吗？臣若以能识人、能知文的声誉为重，却使根本和末节一同丧失，只是拿臣所不能做到的事来困扰臣，那就不是友谊应有的态度。臣只求幸免于罪。乡里的前代正人，如杨文贞由布衣起身成为名相，况且苏州由属吏起身成为名臣。他们没有经过贤科考试，声誉和实际成就却卓绝不凡；难道如今取士的法令比草创时代完备十倍，所得人才反而逊色吗？那又何必取士呢？历朝科举制度屡屡纷更，诸位士子也应当努力啊。○《素雯斋集》序 韩昌黎评论文章说：“王公大人如果不是天性有才能并且喜好文章，就不容易让他们承认文章是好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前代暂且不说。近世如北地、关中取法左史，毗陵、晋江步武欧阳修、曾巩，作家多如树林，并不是同一宗派，难道一定要困穷之后才能写得精工吗？为什么天性有才而又爱好文章的人这样多呢？探究创作文章的根本，是以治理国家为作用，以亲历境域为功夫。禹服玄圭乘车，《禹贡》由此陈述；周公穿赤舄主持成业，《周官》由此创制。各地的歌谣风俗，往往要等使者乘轻车采集；官府的图书，难道只是闭门造作出来的吗？有时山川可以给予助力，有时朋友聚会胜过独自读书，所以有一次行走塞垣，文章骨力便变得老成；既游历剑外，文章的绳削功夫便不再烦琐，这些都是证据。《素雯斋集》，是宪大夫、福生吴公所著。吴公才华俊秀，天赋异禀，学问深奥，可以作人的老师；虎皮讲席下请教文字的门客已经很多，四通八达的都市中传写他的著作，也已经有日子了。等到他逐步升入仕途，任郎官潜居民部，便充分发挥经世之才，辅佐宰辅，参与权衡国事，挥笔进献嘉谋，写出如雕龙、炙毂般的文章，驳斥桑弘羊盐铁政策的议论，并且请求免除左藏库的征敛来救济东部边疆。当时军情文书交相奔驰，吴公也同时应对军需和政务；先严明法令，田野间便断绝了呼庚癸求粮之声；后来可作为后世的师法，先前的谋划必定得到验证，仿佛狼居胥可以封禅，十六卫也可以恢复。到云中督运军饷时，他编纂《云纪》四卷，考察经书，按核传记，以古证今，察看九塞各部族的情况，阐发帝王万全的策略。读他的书，即使老马也都能认得道路；采用他的谋略，天狼星所象征的敌人也不难坐而剪除。这难道不是医治积弊的砭石、灾年救命的稻粱吗？我曾说，综合博览、擅长经世之学的人不能列入文艺之苑，是因为才华受到束缚；切合义理的论说不能在词家中显得艳丽，是因为文体受到限制。吴公胸中学问深广，笔锋如闪电飞驰；从诸子、史书到玄学、空宗之学，没有不考察其会通，精于拟议，专攻坚实之处而不纠缠瑕疵，采用新意而不袭用旧说；建立一个义理，便使许多环节相继解开；搜寻一个隐微之处，便使华表先行忧惧。他如水，随地势而呈现不同形态；如雪，遇到万物便形成不同的景象。因此骚赋、古体诗、近体诗，箴铭、记序等文章，都能得心应手，因境生情；既有齐梁文体的绮丽，又兼具燕赵风格的悲壮，东南文章之美都集中在这里。听说吴公参加宏词科考试时，偶然因为鲁鱼讹误，未能得到金马门的任用，当权者至今还为此惋惜。然而他的功勋事业日益盛大，声名官位日益隆高，阅历日益丰富，酝酿日益深厚；藏在名山的副本还没有停止增加，千里马在天厩中奔驰，步态越来越从容；黄河之酒进献明堂，文采光华更加耀眼。继《素雯斋集》之后流传的作品，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变化。我昌在朝廷任职二十多年后再次回朝，三都的学业也已经完成，感受到再次听见足音的欣慰，感叹至美之作没有杂质，姑且把这些话写在卷首，试着请真正懂得文章的人评定。○《陶白斋稿》序

译《陶白斋稿》，是我朋友章公觐行卷中文章的十分之一，由他的弟子敬亲手抄录并校刻。为什么称为“陶白斋”呢？章公觐一生仰慕彭泽陶渊明、香山白居易两位先生，所以用这个名字题写书斋来表明志趣，也就是稿中所奉上的一瓣心香。白居易晚年居住在六时村，向柴桑陶渊明顶礼，正是这个意思。从前我曾和冯咸甫等人在廌中结社，早晨聚集构思经义，各人写作、披阅、欣赏完毕，便点灯限韵，每人作几首诗。每到半夜便狂饮狂歌，拍掌说道：“这不是少陵吗？这不是长庚吗？这不是摩诘吗？”章公觐便挥袖起身说：“我比彭泽如何？比香山如何？”他的弟子敬从旁斜眼看着说：“玄宰可以与少陵相比其骨，咸甫可以与长庚相比其韵，我的老师章公觐大概处在二者之间吧？”而我又像孟襄阳如何呢？当时我们都年轻，意气自负，彼此不肯相让，表面上仰慕古人，实际上错误地自我夸耀，于是旁人侧目，称我们为狂生。章公觐负有当时的声名，年纪稍长，执掌诗坛成为我们一党的盟主；我们像兄长一样尊敬他，他称我们一党为“狂生”，大概差不多可以向古人求友了吧。只不过你们这些人和我，不过是勉强稀少地仰慕陶、白两位先生罢了。章公觐已经走在我们一党前面了。恰逢子敬校刻完成，认为我应当说几句话。唉，除了我，还有谁应当说这些话呢？因此我只说我们社中二三位知己结社的由来就是如此。至于章公觐的诗，恬淡闲雅，近似陶渊明；旷达豪放，近似白居易，那就等待知音来评定吧。至于章公觐的神情近似两位先生，而容貌形色未必完全相似两位先生，也应当等待真正了解他的人来评定。不要说我们二三位知己只是出于私心偏爱，仍像少年时那样表面仰慕古人而错误地自我夸耀罢了。○《何士抑居庐集》序 我的朋友何士抑居父亲丧期间极为谨慎，曾说：“汉代原涉说过：‘先人的坟墓，如果俭朴简陋，就不能算孝。’于是我在凤凰山脚大规模修治坟墓和墓舍，前来会葬的宾客多如云集。马匹倒在地上，悲鸣着不能前进。松、柏、楸、梧整齐地像树林一样耸立。我的家产因此损失了一半，但悲哀思念终究没有尽头。每当霜寒月冷之时，我便在墓前呼号，不忍离去。有时写诗作文来排遣抒发，也没有废弃唱和应酬的篇章。”这就是《居庐草》。自古以来，丧中之言不作文，所以苏轼居丧时谢绝宾客，断绝诗文，朱熹也认为这是知礼；但实际情况也不一定非要如此。从前王羲之的许多法帖，有一半出于问病吊唁，在哀痛中形成书法法度，所谓泪水浸湿的老笔，书迹反而独自流传至今。古代孝子所作《白华》一类诗篇，《诗经》三百篇没有收载，束皙补作，读者最终仍因看不到散佚的诗而遗憾。那又何必奇怪士抑有《居庐草》呢？我有丧亲如伤弓之鸟的痛苦，每次放置这部稿子都不忍阅读，即使阅读也不忍读完。但其中文辞辛酸，声调气息悲婉，如同哀鸣的寒蝉和劳苦的雁，使人听到便流泪。难道清欢之语难以模拟，而愁苦之语容易写得精工吗？不过，士抑的作品发自真情，却止于礼义，大概是古代孝子的遗志。何况他的语言典雅美丽，卓然足以流传。我任史官，应当把它交给乐官，使它排列在《白华》散佚篇章之后。○《沈公路文集》序 从前我曾和陶周望谈论文人，认为人的毛病以过分通达为最严重。周望说：“阮籍的《咏怀诗》，为什么如此郁结奇特呢？”我说：“难道你没有见过苏门山时期的诗篇吗？晋人常说：‘即使我有身后的名声，也不如生前喝一杯酒。’这句话用于功名仕途是很好的，却不能拿来作为著述之林的道理。潘岳、陆机、沈约、谢朓这一类人，得到一句佳语，就像攻下一个敌国；斟酌出一个稳妥的字，就像遇到一位导师；专心如此近于癖好，莽撞如此近于痴迷，取得很多近于贪婪，不肯相让近于恼怒。烈士为名声而死，和夸张之士为权势而死相同；如果不是这样，凭什么流传不朽呢？”周望淡于仕进，勤力于古学，认为我的话是笃实的论断，只可惜寿命不长；如今我又对沈公路有所感慨。公路家世承继世代美德，才华足以媲美幼清；既游于典籍的范围，也涉足园林的趣味。他性情又急躁孤介，深居简出，不结交权贵，不在高门前悬挂名帖。他作诗，只是直接酬答平生爱好，哪里顾得上尊重生命、扩展心胸、使精神浩大？他不遗余力地经营缠绵险僻的韵脚，层层累积写成连篇诗文；书信发出百封，箴言遍及九州，忧惧勤勉不已。他曾担心眼光锐利的人站在自己面前，也担心口头停滞的人在自己身后议论。中年以后多病，身体和声名究竟哪一个更亲近呢？然而药包和诗筒杂然并进，他倾吐心肺，捻断胡须，不仅像癖好、像痴迷、像贪求、像恼怒，而且兼有四种忧愁、八般苦恼；但创作的兴致始终没有衰止。究竟是谁逼迫他这样做呢？难道只是他坚守常道、保持恒心吗？假如公路能够踏入王朝仕途，登临文坛，仕途使他的道路更加宽广，气势更加高扬，那么送别怀人便不止眼前的同伴，登高吊古便不止境内的山川；驰骋才华，探取幽秘，著书满家，必定会有比这部集子更加丰富的作品。这是文人的习气，也是志士的深心吧？他的嗣子谷似博雅多闻，继承父亲学问，结集付梓，传布海内，使父亲可以在孙太白、王履吉之间享受祭祀。唉，公路算是活过来了。○《芝山集》序

译《芝山集》，是丽江世代任守的生白木公所著。德靖年间，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康海、杨慎、王世贞、李攀龙、谢榛等人的文风，已经向东传播、向西覆盖，却还没有达到南方。自从杨用修远戍碧鸡，张愈光、鸣皋、和鹤以及滇洱诸侯中有雪山公的人物兴起响应，承继大历时期的典范和杜陵的精华，宛然相似。当时文坛，荒服之地推进而接受上国教化，仿佛鬼方把丝视为染成、把金视为铸成，难道不确实如此吗？传到第三代成为生白公，他承继雪山公的事业而更加宏大，以忠勤报国，以知足保身。祖先的砚台足以追思，读书的种子正在茂盛；他枕着经书、靠着史籍，与寒微士人争相勤苦，探幽取胜，驰骋才华，即使词人很少应和，如今他的集子已经完整保存。张宗伯称赞他清新俊逸、淡宕精深；周学士称赞他触景生情、格调高雅，差不多可以说是钟嵘的定评、皇甫谧的笃论了。然而我阅读公的集子，又有不同的发现。杨用修虽然博览四部之书，但从佛典中取材仍很节俭。李于鳞自称秦汉以后之书都弃置如遗，即便旁征佛典，也只收取华丽辞语；要寻找像唐代梁补阙、宋代苏端明那样的人，却没有。至于生白公的《寒山和诗》以及偈颂、骈俪之语，都反复阐明佛法义理，归向大乘，作出频伽鸟般的妙音，具有贝多树叶经文的本色；而且不废弃小乘果位，也不执着于无为之境，难道只是文人的智慧功业吗？其中隐然具有佛门高士的宿根。染色之后仍是原来的质地，却成为六铢天衣；铸造之后仍是原来的材料，却成为八琏法器。这是有进于诗文的地方。因此，他应当脱去轩裳官服，独自在尘世之外遨游。丽江距吴地万里，公辗转遣使，把作序之事托付给我；我感受到交游之道自有神助，也感叹豪杰不必等待外在条件，姑且写下这些话，把它附在太史公末简之后。○《消暍集》序 品评诗歌的人没有不赞美谢灵运、推重陶渊明的。陶渊明吟咏荆轲，难道像是在替谢客说话吗？张良奋发而鲁仲连以此为耻，这种事谈何容易，正是从前被鲁勾践斥责的地方。至于把桃花源寄托在逃避秦乱上，不用义熙年号记载日期，含蓄地流露出黍离之悲，超过了到秦庭哭泣，这也算是剑术精妙的人了。澄江夏茂卿，是当今的柴桑翁。他在毘山隐居四十多年，母亲还在世，不敢把自身许给别人，确实坚定。母亲享尽天年去世后，他怀着《蓼莪》之痛，守墓的誓愿更加坚定，世人无法窥见他的内心深处。等到大宦官煽动虚妄之事，江左诸贤中从前把他当兄长，或把他当老师的人，不能以自身和身体发肤归还父母所受之恩，这才知道坚卧不仕的孝道与鬼神共同决定吉凶。所以说，尽弃荣华像陶公，尽显孺慕像茂卿，都只是眼前浅见。两位君子在出处进退之间，一个如闲云，一个如介石；一个如连片树林中的独树，一个如山谷中的幽兰。中间虽有小小不同，却不妨碍他们都是善人。学者博览群书，穷尽探索幽深微妙之处，却不一定非要强求深奥的解释。以礼法自持，说话必定雅正，却不一定纵情高歌、宽恕醉态。喜爱穿黑衣而笃实，寻求深厚友谊，请教奇异学问的宾客每日增加，倒屣相迎的礼意更加深厚，却不一定因此停止交游、断绝来往。万卷书可以排遣岁月，美玉必定需要雕琢，雍容和穆的典范在自身，弦歌诵读的声音在室内，却不一定非要有五个儿子来承受天命。假使他们同时出生、居住一地，那么就会携手进入山林，不必再屈指计算了。史家记载独行之士，文苑传记往往不能兼收，因为忠孝名贤位居各种品行的上游，人们认为撰写文章只是小事。又有人受才情限制、被俗务困扰，即使已经踏上道路，也不能登上极致；而茂卿性情灵敏，精力充足，足以订立千秋事业，专精而不旁骛，美名成就正在于长久坚持。他的文章可以信赖、可以流传，他的诗可以感发兴起、可以寄托怨情。忠□之篇，仿照《南史》记楚臣的笔法，郁勃恢奇，帮助宣扬名教。颜光禄的《五君咏》、杜少陵的《八哀诗》，都已经在酝酿之中。由此可以了解茂卿了。这部集子名为《消暍》，试着痛快地读上几遍，应当会有甘露醴泉从舌根之间流出，不知不觉间使烦躁的心情得到舒解。○《诒美堂集》序 从前刘邵《人物志》把平淡看作君子的德性。创作文章的人，有能潜行于众多精妙之中，而独立在万物表面的，这就是平淡。世上的作者，才情变化极尽，可以无所不能；但高雅而平淡、关涉精神神明的境界，若不是淡泊名利而又少受世俗滋味沾染的人，终究没有谁能够接近。谈何容易！《出师表》前后两篇，内在承接《伊训》；《归去来辞》，如同羽翼辅佐《国风》；这些作品都没有门径可循，质朴而任其自然，这才叫平淡。可是武侯的明志、靖节的养真，究竟是什么呢？难道是澄澈锤炼的功力吗？到了六代衰微之时，人们已经失去了理解它的能力。大抵人的机巧虽然丰富，天真却多被遮蔽；宫调音律虽然协调，细微的声律有时仍会失当。思路枯竭，所以借取续貂之长；外表清丽，所以假借浓妆的媚态。有的气势耗尽、语言枯竭，仿佛面对强敌而精神不能完足；有的贪多求全，仿佛排列市场店铺中的货物而韵味不能深远。哪里还能看见所谓能立言的君子呢？不过是京兆一类的人罢了。刘祝先生在文艺领域精心钻研，将近四十年。当他壮年入朝时，任职不过几年，便依恋亲人，寄居在家，隐居迟留；在勉强维持生活之余，间或从事翰墨。神皇帝嘉奖他的纯厚孝行，把他从田野间起用，接连经历显要职位。即使不必种桑八百株、不必辞官八十日，他也能立身于四方之外，精神遨游八极之中。他归隐东山的志向，始终没有改变。因此他的创作，都从内心自然流出。即使规摹西京，出入王谢之家，兼有词人的长处，也还只是他的余技。唯有他的胸襟冲和夷旷，骨力苍劲，遨游于自然之道，而又化去雕琢剪裁的痕迹，这才是文章品格中最真实的境界，先生具备了这一点。近代名家中，这种秘诀已经很少有人看到了。有句话说：穷困就会变化，变化就能通达。自隆、万以来，历下、琅琊两家衡量天下，纵横诋毁前人，几乎没有给别人留下余地。末流滚滚而来，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历程。一两个有志君子想要挽救这种风气，却像盘中一盂水，不能掀起连天巨浪，只能被河伯讥笑。先生的文集刊行后，谈论文章的人便有了折中取正的依据。改变这种风气的时机到了。我也将奉献自己的研磨删削之力来追随他，竟不知道自己的才力已经用尽了。《睢阳人物志》序

译《睢阳人物志》，是刘文学瓉编撰的。从元勋大臣直到节妇，共列为凡例十九条。这大概是承继他祖父参知公的遗志，又经过咨询和润色，积累了多年，最终完成了祖先尚未完成的志愿，这已经很勤勉了。书稿刻印完成后，他拿一部书给我看，请我为它写序。回想我在史局任职时，西蜀陈文宪公上疏请求修纂正史，诏令征求遗书，遗书大量出现，而各郡志书中值得采择的，只有徐大宗伯学谟所修的《楚志》，其余都平平无奇。神祖晚年，臣下的章奏十分之九被留在宫中，唯独山阴贡士王应遴修志的两道奏疏都交给有关部门办理。王应遴当时在宫门下候诏，随即授任中舍；这部志书在一统志之外，几乎增加了一半。恰逢修实录，修志之议便搁置了。后来我辅佐春卿主持总裁事务，海内书籍又更多汇集到礼部；打开来阅览，像大官的筵席一样，品类虽然丰富，却没有合乎郇厨的珍味。想寻求像古代先贤志、耆旧传那样，足以补充金匮石室、广泛搜集史料的书，实在没有多少。假如各郡各国所在之处，都有刘文学这样善于著书的人，把人物错综编排，使其事迹在美玉般的文字中灿然显现，那么到处都有睢阳这样的书，岂不是史家取材的一大快事吗？文学说：“本邦声名显赫的巨公，以及那些盟誓如山河、铭刻于金石的人，世上本来不应有不知晓的。只是那些闾巷中的平民、闺房里孤苦无依的妇女，艰苦度过一生却笃实守行，甘愿历经九死来殉守节操；其中有些是子将品评人物时没有听说过的，有些是士元以风教激励、搜求人才时没有收录的。我因此表彰他们隐微的善行多于显著的事迹，记录他们细小的善行多于宏大的功业。”唉，文学用心到了这种地步，大概正是美善人伦、敦厚风俗的纲要吧。他的补益，难道只是史书吗？难道只是史书吗！《漕抚奏议》序 宋代韩魏公的声名德望，超过范希文、欧阳永叔；但魏公自己说，一生从未以“胆”许人。“胆”这个说法，在孙思邈以前本来没有明确著录。难道曾子的“大勇”、孟子的浩然之气，不就是圣贤的胆吗？承担重大任务、接受艰难使命，没有胆量就不能胜任；面对时机随机应变，没有胆量就不能决断；建立威势、消除祸患的萌芽，没有胆量就不能振作。古代的社稷重臣，看清道理，审慎处理事务，心中认为正确的事便立即全力赴行，不顾宠辱，不管赞誉毁谤，独自进退，独断独行。即使有樗里子那样的机智也比不上他及时回旋，即使有鬼谷子那样的谋略也比不上他临机应变；若不是骨气刚强而元气完足，谁能承担这种责任呢？如今大司徒宪葵王公，就是这样的人。王公从任仪曹郎时起，已经能够据理直谏，竭力争取建立储君，不怕九死。神祖鉴察到他的精忠，国家的根本于是确定，天下人为之壮其志。后来他由卿寺官员统领节钺，在京畿南部开设幕府，文武事务全都适宜处理，不拘泥于一技一能。三辅是重要地区，他在那里如长城般屹立。恰逢淮抚衡阳陈公告假归乡，王公因朝廷推举而接受特别简任，主管漕运事务；于是七省的将领官吏听闻京南的严峻作风，恭敬谨慎地接受约束。就像李临淮进入郭子仪的军队，军中旗帜一变：大概陈公的政务在于简明，王公的政务在于严肃。这时淮北接连遭受饥荒，宦官使者四处出动，加上辽东军队失律，奸人萌生异心，运送粮草、调发粮食、征募士兵、航海运输，事情极其艰难，比往昔多出十倍。王公洞察其中的关键，多次上密封奏章，提出请求澄清淘汰，请求减免赋税、赈济灾民，请求宽免宗室狱讼，请求抑制宦官横暴，请求恢复漕运旧规，请求停止海运。所条陈的各项事务，连续更换随从也数不清；他与主管官员反复辩论，竟不止十次。他认为明主可以用道理劝说，善人能够接受尽情直言，所以宁可直率而不婉转，宁可方正而不圆滑。要开辟直通的门，不开旁出的窦；要做离弦之箭，不做放在弓后的箭尾；要做九四爻的飞龙，不做两头观望的鼠辈；要做登殿的猛虎，不做车辕下的小马。即使冒犯龙鳞、触怒权贵而陷于艰难，纠正奸邪、惩治贪污，谁不是怨恨的归聚之处？稍微有所顾忌，就会产生回避周旋。王公凭孤忠自信，百般顾虑全都消除，最终收到了皇上信任、同僚友善的效果。像魏公那样，同世之人不肯以胆量相许，那么还有谁能许王公呢？我听说神祖时，常常因为军国大事，命九卿列位大臣在朝廷共同议论；等到大家都到齐后，彼此相顾默然，没有谁适合先发言。这些都是国家典章，明白事理而熟悉事务的人，难道会昏昧无成算吗？只是宠辱、赞毁堵塞了其中，刚大之气因此隐没了。从今以后，所谓提出必然可行的谋划，以打破因循缄默的陋习，有稚圭在了。从前魏公命他的儿子忠彦收集谏诤文稿七十篇，分为三卷，说是希望彰明君主听取谏言的美德。并且也是要给后世留下借鉴吧？王公刊刻奏议，用意大概也正是如此。《榆林杜日章三教逸史》序 榆林杜冠军从榆阳两次寄信给我说：“我这部《三教逸史》，因多病而息心绝虑，坐而渐渐进入了这种境界。希望你替我精要地谈一谈。”我看出冠军有许多癖好，难道冠军说的不是心里话吗？通达之人用来觉悟世人的东西，词人从来没有超过它而去追问。那些人竭尽一生，呕心刻肾，片言之间轻易诋毁他人，仿佛白刃相仇，也实在大多被名声所蒙蔽了。即便如此，不朽的盛事，可以凭机巧成就，也可以由愚拙进入；如果名利之心一旦解脱，那么即使五霸所争夺的东西，也仍会傲然不屑于著述，何况其他呢？替邹鲁之学说话的人说：“诗赋是小道。”替苦县老子说话的人说：“名声和生命，哪一个更亲近？”替竺干佛教说话的人说：“华丽的言语是造业。”各自有所舍弃，也各自有所建立。被舍弃的东西能够使人的心志穷尽，所建立的东西能够使人的事业迁化，那么晋代江左正是这样。清谈之士从容往复，辩难不断，支遁、许询的玄理大为畅行，而潘岳、陆机的文业却中途衰落了。风雅沉沦，难道不是通达之人所造成的助力吗？我听说冠军的先祖中有征南将军，喜好《左氏》之学，世人把这种爱好比作马癖、钱癖。又过了三百年，杜少陵有喜爱佳句的癖好，自己说：“诗句不能惊动世人，至死也不停笔。” 冠军的这种病，也正像这样。冠军难道也把两位君子的癖好看作病吗？不是吗？如果不把它当病，又怎么会把三教的微妙言论当作药呢？譬如猛士奔赴敌阵，一鼓作气；若不是巨鹿之战震动天地便不痛快，若不是昆阳之战使虎豹般的敌军股战栗便不痛快；而忽然拿起桐木笛、拨弄丝弦，寻求所谓广陵之曲，那就不是同一类事情了。假如冠军做儒者，他将成为侠客、名士、幽人，我没有什么不赞同；但我还没有以《三教逸史》来称许他，是因为知道他沾沾自喜于两位祖先的癖好，却还不肯解除这种癖好。有人替冠军来责备我说：你谈论晋代的事，那么陶渊明难道不是晋人吗？桃花源、莲社，难道一定会降低诗歌的品格吗？你为什么不稍稍替自己留些余地？我无法回答。《程氏墨苑》序

译能够流传的器物，如三代的鼎彝、籕书的鼓、欧冶子铸的剑、李斯的玉玺、何将军的瓦当、宋代的陶器和砚台，都凭借金玉土石等不同材质而长久存在世间；世人也把它们置于收藏和玩赏之间。唯独墨不是这样：试用它时像吹竽一样，必须一支一支地吹；使用之后像吃甘蔗一样，直到吐出残渣也不厌倦；它在不知不觉中秘密消耗，如同火烧油膏；它的功效形成，又如春蚕结茧，最终归于乌有。以这种容易速朽的材料，承受必然磨损的使用，几乎没有能长寿的同类了。而李廷珪却因耐久而特别著名；当时凭德寿宫、重华宫两宫的购买，也只得到一笏。他所获得的声名和确定的价格，能够与历代重器相匹敌；那么胶、煤、茎、草制成的墨，竟也可以胜过金玉、熔化土石，岂不确实是奇物吗？即便如此，我认为廷珪之所以可贵，在于墨的消亡而不在于墨的保存。墨消亡以后，进入虚无之乡，无法再比较高下；就像梁鹄的书法、弗兴的绘画，形迹永远消失，只留下名字流传罢了；墨的保存又有什么可依赖的呢？我听说廷珪以后，有蒲氏之墨、赵氏之墨、林氏之墨、叶氏之墨，都能与他相及；可是所谓“一点如漆，百年如石”的赞誉，却独归于廷珪，其他人没有这样的称号。这样看来，赏鉴之家已经有揭竿而起、领先于人的了。如今程氏的墨遍布天下，同样有才能的人应当竭力与他竞争；可是多年来没有听说有人超越并领先于他。即使诸公酬答赠诗，认为它横绝四海、不减奚超，也不过如此。百年以后，虽然没有君房，却还有君房的墨；千年以后，既没有君房的墨，也没有君房的墨名，但君房的声名仍在。我从哪里知道这些呢？难道是从当世的赏鉴聚会中知道的吗？君房恐怕不会改变自己的志向吧！君房曾经对方氏有所不服，想穷尽他的技艺，所以在制墨上竭尽精力，要用一丸墨堵住对方的关口。男子如果没有刚强的肠胃和意志，只能悠悠然苟且呼吸，怎么能成就一件事呢？君房真是有志之人啊！他的墨能够流传，正是因为这个。君房游历我所在的郡，没有和别人过多交往，唯独来索取我试墨。那天池水全都染成了墨色，于是我为他写下《墨苑》序。《人日后序》翰墨之事，真正高明的工匠苦心经营，从来不敢耗损精神来应付。尤其精妙的作品，有时在醉中完成，有时在梦中完成，有时在病中完成，精神游艺而神通无碍，没有什么不能做到。难道一定要精神愉悦、气势旺盛，造物者才会把作品造得完美吗？世人传说张旭被称为草圣，喝下数斗酒，用头蘸墨，在墙上纵情书写，凄风急雨之中，旁观者惊叹愕然。王子安写文章时，每次磨墨数升，蒙着被子躺下，熟睡后起身，文章一字不改，仿佛有鬼神相助。这些都是从笔墨通常的门径之外得到的。如今观察王先生在人日患病，不喝酒；莫廷韩命人送来内府良药，他便靠着枕头作诗二十多章答谢，篇篇都是风骚的鼓吹。这样，他就和张旭、王勃鼎足而立了。先生性情高洁简淡，恬淡地构筑百尺高楼，超然于尘世之外，怀有遗世独立的意味，又自称九霞子。如今读他的诗，黄庭内景的微妙言语，其中多有保存。先生既然已经成了餐霞之人，难道还要等待内府的药物来治愈他沉溺山水的痼疾吗？假如有身患烦恼疾病的人，披览这些诗篇，五脏六腑清凉舒畅，不亚于饮用上池之水。如此说来，先生的病究竟是病还是不是病？这又是超越诗歌的地方。《袁伯应诗集》序 去年重阳节，我已经为袁公伯应的制义写了小序，勉励他以专门之学成为名家。今年秋天，伯应从睢阳寄来一部近体诗，也在重阳节送到，并请我作序。我和伯应的尊父少司马曾一同在兰阳陆先生门下中举。司马平日教我教子的办法说：“伯乐能够鉴别千里马，却教自己的儿子只辨认普通马，以为那就是千里马；如果不是真正善于相马，就没有什么用处。”像伯应这样喜爱谈论诗歌，恐怕不是司马公的本意吧？即便如此，时机到了，事情自然发生，又怎么能拘泥不变呢？隆庆、万历年间，士子只守功令的一点范围，宋人注疏之外，一步也不窥看。二十年来，破除方枘而渐趋圆通，逐渐广泛放纵，诸子史书以及玄学，旁及稗官小说，没有一样不被拿来服务于帖括。假如把写诗的才情用于文章，我知道他俯拾青紫、取得功名是毫无疑问的。况且从制举义来说，瞿、王登坛之后，信阳、北地都未能与之并驾齐驱；并不是才力不如，而是受到时势拘束、制度限制。假如今天有李梦阳、何景明降低身份来写制义，奔驰越过城郭丘陵，快马绝尘而行，谁还会顾得上询问呢？司马公《海市》等诗篇，正所谓“清新如开府，又能建立威势、消除祸患，声名震动大荒之外”；世上本来就有文武全才的人，伯应凭制义兼称诗人，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至于伯应的诗，郁郁然具有唐人的风貌，世间自有钟嵘那样的鉴赏家，能够自行品评定论，已经不需要等待我的评价了。门人徐士竑 许经校阅 《容台文集》卷之一完 《容台文集》卷之二 华亭董其昌著，冢孙庭辑 序（二） 序（二） 《期赠篇》序 《樾馆诗选》序 《凤凰山房稿》序 《赵升之制义》序 《俞彦直文稿》序 《金伯发稿》序 《戏鸿堂稿》自序（即答复赵公益的书信） 《源远流长诗册》序 《吕氏族谱》序 《马宪副崇祀录》序 《吴伯实遗事》后序 《志报录》序 《屠孺人传》序 《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寿序》《贺侍御达泉张公八十序》《封太史见峯张翁八十序》《封观察袁颐庵七十寿序》《唐太公无怀八十寿序》《封大理寺正杨澄宇公八十寿序》《封御史左太公寿序》《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恭人七十阶寿序》《汪隐君继环五十偕寿序》《宫保东宁伯寿母百庆录序》《寿陈征君元配卫孺人六十叙》《寿节妇董母李孺人五十序》《程母戴孺人五十寿序》《寿汪母八十初度序》《期赠篇》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