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五

译君子希望君主尊重士人；既然要把君主最看重的东西给予士人，那么也只有讲明尊重士人的道理。天子地位最尊，权力最重，却不能凭此震慑士人，为什么呢？天下八方之内，在义理上没有不作臣子的；人的升沉如同云泥，任用或弃置则如同虎鼠。这叫作君主的权力。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得到社稷，却可能失去泰山；得到累卵，却可能失去盘石和覆盂；如同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又如用朽索驾驭六匹马。这叫作士人的权力。天子的权力无处不具震慑力，然而世上不缺少枯槁自守的士人，所以他的权力就会穷尽；世上也不缺少以容色举止取悦人的士人，所以他的权力又会穷尽。可是士人的权力一旦得到发挥，那么即使傲视社稷的君主，也没有谁能穷困他们。即使士人傲视爵禄，难道君主还敢傲视社稷吗？只有能够尊重士人，才能使这两种权力都归于君主。刘元城说：“爱惜人才，是君主自己替社稷打算，也就是所说的尊重士人。”即便如此，这也难以同淳厚古朴的时代相比。古人说：“立天子是为了天下，不是建立天下来供天子享用；立君主是为了国家，不是建立国家来供君主享用。”至于把天下交给贤者管理的道理姑且不论，即使以周朝传世十代来说，周公营建洛邑时也说：“使有德的人容易因此兴盛，使无德的人容易因此灭亡。” 深刻啊！深刻啊！这是把天下寄藏于天下而不据为私有吗？等到德行逐渐衰败，天子才开始把天下掩为一人之私，把利益作为一家之私，把事业作为一姓之私，只把社稷传给自己所知晓的人罢了。即便如此，最高的境界是没有私心，最低的境界是连私心也达不到；那种中等的君主，只庆幸自己能把社稷当作一人的私利。人的常情，谋划自身本来就周密，却偏偏希望把社稷当作一家人的私业；人的常情，谋划家庭本来就周全，却偏偏希望把社稷当作一姓的私传；人的常情，谋划子孙本来就长远，总要无所不谋划，为什么偏偏只把人才当作筹算对象呢？这是有原因的。古语说：“天子有道，守卫就在四方夷狄。”守卫在四方夷狄，才可以保全四海；能安定天下，才可以保全社稷、安定天下。这不只是运筹之才，也不是庸常众人的任用，更不是一个士人的力量，必须寄望于四海九州岛的才士。所以，主持正义的大臣设置起来，朝廷就不会偏颇；辅弼规谏的士人得到信任，君主的过失就不会扩大；勇猛有力的将士得到任用，仇敌就不会兴起；镇守边境的大臣居其位，疆界就不会丧失。社稷之所以有根基而不毁坏，正是众多人才共同作用的结果。人才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吗？抬举增长他，他就兴盛；削弱摧残他，他就衰败；封护栽培他，他就繁荣；摧折伤害他，他就枯萎；振奋激励他，他就锐利；阻抑压制他，他就迟钝，只看居上位者爱惜他到什么程度罢了。可是世人不讲求爱惜人才的道理，已经很久了。鲁国的相国公仪潜曾想把国家分成三份，分给人才；子思说：“除非公仪潜的智慧像鱼鸟那样非凡，否则区区爵禄怎么足以诱使天下士人，又怎么能说是爱惜人才呢？”如今一块价值连城的璞玉，雕刻它反而把它毁坏了，还说这是爱惜；又不把它制成琮、璜、圭、瓒，只让它充作珥、佩、环、玦之类的装饰，那么卞和的哭泣必定更加悲痛，因为这是加重了伤害。豫章的树木，高耸入云而遮蔽太阳，若用它作明堂的栋梁，即使砍伐它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但若竟只用作椽、桷、栌、椽之类，那么它被爱惜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国家对待人才，和这有什么不同？那些沉沦的人的义行，那些遭受斥责而反显名高的人的声名，上面的公论受到压抑，必定会在下面爆发；天下后世大多会爱惜人才，所以人才最终没有受害。唯独把腥膻的诱惑、鸱鸟的恐吓施加于士人身上；他们已经俨然离开蔬食、脱去草鞋，列入名籍而升入朝廷，却不能说是没有任用他们。然而君主有时替鸟飞翔，有时追马奔驰，束缚乌获的手臂，遮住离娄的眼睛，使士人想要效力社稷的事情，十件中连一件也不能完成。又有时把宫门重重锁闭，士人远隔万里叩击宫门；他们受帷幕宫墙制度的牵制，又被釜鬵般的隔绝所遮蔽，使士人想要效力社稷的事情，十件中连一件也不能完成。又有时左手执着殇中，内里加固柴栅；叙说迁调有如搬动巨石般艰难，直言忠谏又有触犯龙鳞的灾祸，使士人想要效力社稷的事情，十件中连一件也不能完成。士人在这种时候，行动就有横木挡路的阻碍，静止不动又有抱火置薪的忧患；进仕则没有挽救时局、推行正道的实际功效，退处则有尸位素餐、污浊朝廷的议论。要把他作为国家的宝物吗？有人已经毁坏了他，还不如把他藏在怀中而不出售，反倒算是爱惜。要把他作为国家的器物吗？有人已经毁坏了他，还不如藏起来而不试用，反倒算是爱惜。要把他作为国家的工具吗？有人已经摧残了他，还不如收敛锋芒而不用，反倒算是爱惜。这是替士人打算最坏的情况，何况是替社稷打算呢？所以真正懂得爱惜人才的人，以旌旗召请他们，以圭璧礼遇他们；重点不在礼物芬芳，而在于以如饥似渴喜爱善人的谦逊光彩相待。用爝火为他们照明，用太牢祭祀他们；重点不在礼物丰厚，而在于实行劝谏、听取意见的诚意。修筑宫室迎接他们，使他们在清庙中侍奉；重点不在形式虔敬，而在于推心置腹、坦诚相待。登四坛而观察，设九宾而接见；重点不在礼仪隆重，而在于把事情完全委托给他们，不兼任、不干预、不怀疑。依靠他们、辅佐他们，尊敬他们、重视他们，亲近他们、信任他们，成全他们、使他们成就事业。一概把他们当作股肱，一概把他们当作羽翼，一概把他们当作师保，一概把他们当作蓍蔡，一概把他们当作干城，一概把他们当作舟楫；只要有用，就一定称用他们。他们有什么才能，就一定让他们充分发挥。使天下士人精诚专一，伸展四肢施展才干；声名写入竹帛，功绩记入太常。安闲休息时，他们守护本朝根本；卧居之中，也能护卫而制服敌国。像这样，才叫真正爱惜人才。我无暇高谈阔论，姑且说说近代的事：卫灵公在天寒时开凿池塘，宛春进谏，于是停止劳役。左右近臣说：“怨恨会归到君主身上。”卫灵公说：“不是这样。宛春只是鲁国的普通人，我提拔了他，但百姓还没有看见这件事。现在将使百姓借此看见，所以成全他的名声，这就是爱惜人才的一类。齐桓公任用管仲时，有关官员请示公事，桓公说：‘把它告诉仲父。’管仲因此能使他的君主称霸，居于强国之上，而人们不认为他逾越了本分；齐桓公把三百社的土地封给他，富人也不怨恨。因此成全他的功业，这就是爱惜人才的一类。汉武帝对汲黯，虽然在地位尊贵上不如丞相，在掌管政事上不如御史大夫，在尊贵宠幸上不如大将军卫青，

译但唯独因为汲黯敢于直言而被看作忠诚，因为正直而受到礼敬；从汉武帝以下，众人都因他的严厉而畏惧他，于是淮南王的阴谋也因此被搁置。淮南王害怕汲黯，是因为将相大臣都害怕他；将相大臣害怕汲黯，是因为汉武帝重视他。因此成全他的威望，这就是爱惜人才的一类。这难道是过分爱惜臣子吗？臣下没有私人的功劳，名书说：“这些谋划，这些谋略，都是我先王的德行。”这样便都成为社稷的光辉了。臣下没有私人的功勋，《诗经》说：“徐方已经归服，这是天子的功劳。”这样便都成为社稷的勋绩了。臣下没有私人的威势，古语说：“山中有猛兽，荠藜无人采摘。”这样便都成为社稷的卫护了。这不是善于为自己的私利打算吗？不是。那种把天下公之于天下的人，不计较自身而遗留的利害；把天下公之于天下的人，不计较家庭而遗留的成败；把天下公之于天下的人，不计较一姓而遗留的兴亡。他只是为了天下得到人才，于是从四方招纳他们，以五服之礼彰显他们；一次进食要起身十次去接待宾客，一次沐浴要三次握发迎接来客，一句话一个言语也要反复思考。这样爱惜人才，不遗余力；而那些把社稷当作私产的人，却把人才视为弁髦和琐屑，轻视天下士人，难道不是应该深谋远虑的反而浅薄，应该周全谋划的反而疏漏，应该作长远打算的反而只顾眼前吗？这就是所谓连私心也达不到。不能满足于私心的道理，可以从前代覆亡国家的社稷中得到鉴戒。不过，这不只是君主的责任，也在于人才自己懂得爱惜自己。如今世上的小人，尊崇邪恶、丑化正直，披上鳞甲，布设机关陷阱，把毁坏天下人才当作事业，这种人到处都是。所谓人才，又互相猜疑嫉妒，攻击异己、结党同类，岂不是把自己的裂隙暴露给好事之人，并引起君主的厌弃轻视吗？唐代的牛党、李党，宋代的洛党、蜀党，当时的士人固然有很多杰出者，却都因党争而毁灭。他们起初不能替自己筹划，社稷的谋划也就荒废了。我又说：爱惜人才，是替君主谋划社稷。○树木在根部隐藏

译君子培养德行，应当怎样做呢？观察天道而掌握它的机理，如此而已。学习又何必高谈阔论呢？这里不说“人”而说“天”，不说“天的理”而说“天的机”，这是为什么？人与天地同出一源，与万物同为一体；天地用来变化万物的力量，常常藏在无端之处，运行在不可测度的规律中。它虽相互循环，却常常以空虚不用来成就作用。因此我们处世，也片刻不能违背这一点；如果不能静观天机并把握它，就会站在日益损耗、日益丧失的道路上，触犯造物者所忌讳的事情，哪里是道所承载的呢？由此可知，天从来没有不被人所用。请借木来结束“晦”的说法，可以吗？晦暗从哪里开始呢？昼夜相互推移，于是产生晦暗。晦暗不是光明，却用来孕育光明；它代替光明发挥作用，而晦暗常常是光明的根。难道不看看月亮吗？月亮由镜状变成弓状，又由弓状变成钩状，日渐暗淡。可是解说者说：这不是晦暗，而是月初的庚日，继而生出月魄，逐渐明亮发光，晶莹充满；山河大地都明朗如镜。这难道还不算光明吗？却不知道，有光明的，是使光明更加光明；不明亮的，也能使光明更加光明。那么晦暗本来就是光明的根，对于树木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树木在五行中属于震位，它的神是勾芒，方位在东方，颜色属青，是天地盛德之气的体现。然而秋风一动，树叶惊落；严霜飞降，枝条枯槁。在这时看来，经历剥落摧残之后，它还有多少生机，来年恐怕不会再有春色了。然而它的叶子越凋零，根就越坚固；枝条越振发，根就越深。不久，温暖的黍律吹来，阊阖之风吹拂，甘雨滋润；弯曲的枝条、带甲的芽、萌发的苗、茁壮的枝干、昌盛的生长，全都忽然萌生光彩，忽然繁茂荣盛。豫章的荒墟、邓林的原野，到处都是这种景象。是谁在休息？是谁在闭藏？是谁居于无事之中，聚合而后散发？这难道不是树木在根部晦暗，却也在根部显明的验证吗？天地就是一株树，太极就是一条根。因此，天地的生长，并不在它表面的生长，而在天地用晦暗来蓄藏生长；天地的成就，并不在它表面的成就，而在天地用毁坏来蓄藏成就；天地的增长，并不在它表面的增长，而在天地用消减来蓄藏增长。从来没有绝灭之后不再延续的，从来没有退后之后不再前进的，从来没有潜伏之后不再发作的。大的表现为元、会、运、世的规律，小的表现为祸福、吉凶征兆的变化。它的端绪在极其细微的征兆之前开始，而它的作用则显现在宇宙万物的幽深奥妙之中。神妙啊，神妙啊！造化如果没有这个道理，凭什么雕刻出万物的形态呢？微妙啊，微妙啊！君子如果没有这个道理，凭什么修养自身、周游世间呢？所以，眼睛看尽各种色彩，耳朵听遍各种声音，君子说：“这会伤害我的根本！”于是收敛视线、反转听觉，用晦暗来涵养自己。肆意雕琢辞章，纵谈驰骋、白马等玄理，君子说：“这会剥露我的根本！”于是外表像愚人、言语像木讷者，以晦暗自守。没有翅膀却能飞翔，声音不发出却能传播，君子说：“这会侵蚀我的根本！”于是逃避虚浮，混同俗世，以晦暗保全功业。威势谋略震动诸王，君子说：“这会危及我的根本！”于是舍弃荣耀，把善让给别人，以晦暗自处。宁可把丝绸隐藏在锦缎之下，怀抱美玉而穿粗布；宁可大巧若拙、光明若受辱，深藏自己而若无所有；宁可成为大樗树，不成为朝生暮死的木槿；宁可成为散木，不成为有纹饰的梓木；宁可成为龙门的枝条，不成为汉南的柳树；宁可成为幽深山涧中的柏树，不成为依凭社神而被人砍作车乘的树；宁可在深山中躲避斧斤，也不借助匠石的引荐。这一切都是为了涵养晦暗。涵养晦暗，所以精神节省；精神节省，就有多余的勇气；涵养晦暗，所以心神守持；心神守持，就有多余的见识；涵养晦暗，所以元气完足；元气完足，就有多余的气量。不刻意作为，不求有所用，却没有什么不能作为；这就是无所不用之人的道理，也是这种人的德行。鬼不能窥伺他的居室，神不能伤害他的成就，五行不能拘束他的形体，阴阳不能主宰他的命运。他不正是贯通四时，仰卧千年而枝干不改、叶子不换吗？这是为什么呢？天的机理，是要隐藏而不要泄露，要谦逊而不要盈满，要安静而不要躁动，要幼嫩而不要壮盛，要有所缺而不要完满，要受辱而不要荣耀，要拙朴而不要机巧。深扎根、固结蒂，就是涵养晦暗的道理。君子不能违背天，却能掌握天的运行；君子不能强求天，却能预知天的变化。把光明当作枝叶，把晦暗当作根本；以不显露光明作为真正的晦暗，以运用晦暗作为最高的光明。那个人日常饮食都在这个道理之中，那么到哪里不是生生不息的门户呢？否则，雕刻玉石使它像楮木，剪裁彩帛使它像花朵，这就是小人的做法。炫耀而博取世俗早晚的观赏，最终走向身败名裂。这种树木，君子称之为重伤；受到重伤的材料，通常不能长寿。唉！难道只有圣人才能这样吗？文王处在纣王时代，外表柔顺，内里文明，不显露自己的德行，不聚集权统，以涵养晦暗之道贯彻始终。所以说：“文王得到《易》的运用之道。”唉！难道只有圣人才能这样吗？朱子起初用“晦”来表明自己的志向，等到遭遇伪学之祸时，又能以“遯”来自我止步。唉！像朱子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栋梁。○生了儿子，应当把他安置在齐鲁之乡

译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屡次动摇，天下就不得安宁。作为旁支之子的，没有不怀有侥幸之心、想着用奸计取得天子之位的；最终总会成为社稷的忧患。因此，有长远谋划的君主一定谨慎对待。立太子一定按照长幼而不是宠爱，废黜嫡子一定因为尊贵而不是因为庶出，务必使嫡子与庶子分别清楚。对于太子，要及早教诫，不让他习染邪僻；要慎重选择左右，不让他亲近小人。这是在巩固根本。根本巩固了，天子即使爱护弟弟，也不能越次求取太子之位；天下即使有强大的诸侯，也不能窥伺空隙而发动。上面没有悖逆叛乱的忧虑，下面没有诛伐讨伐的祸患。即使树立遗腹子、幼主临朝，天下也不会混乱；即使让赤子居于天下之上，天下也能安定。各方如车辐聚拢一般共同进奉，归顺天子。所以说，圣人有金城汤池般的坚固屏障，正是因为安置太子得当。那又何必追问应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呢？汉武帝把燕王刘旦封在燕地。武帝年事已高，燕王请求入朝侍奉并掌管宿卫。武帝发怒说：“生了儿子，应当把他安置在齐鲁之乡，这也错了。”可是武帝为什么不反过来追究根本，思考这件事呢？武帝自己穷兵黩武，天下空虚耗损。建武年间，蚩尤竟布满天空，有人说这是戾太子因应此兆而出生。武帝没有深思国家最重要的长远谋划，没有采用三代教导儿子的办法来教导太子，反而开设博望苑，使他在那里学习，最终受到江充等人的影响。巫蛊之祸波及太子宫，长安的兵乱又由骨肉亲属之间引发。即使有壶关三老的进言，也没能使武帝早日醒悟，这难道不是太残忍了吗？戾太子每天都在宫廷内，并没有燕地、粤地那样的远隔；世代承袭而有望继位，并没有越级进取的阴谋。武帝的儒臣满朝，也不是没有齐鲁的贤才。然而仍然不能避免祸患，不是失误在把太子安置于何处，而是失误在安置、教导他的办法。太子既被废黜，当时观望形势的人不少。武帝本可在五位王子中选择年长而贤能的立为太子，以断绝天下人的私下企望。又因为望气的缘故宠爱钩弋夫人，又以“尧母”的说法宠爱钩弋夫人的儿子。而钩弋之子当时还只是髫龄幼童，怎能不使燕王生出觊觎之心呢？等到燕王请求入宫掌管宿卫，篡位的意图已经显露。武帝如果确实加以谋划，或许把他迁往邻近的封国，或许把他交给贤能的相国。即使名义上说是保卫他，实际上却是保全他，难道不是把他安置在安全之处吗？可是武帝完全没有为后世作打算。到武帝驾崩以后，燕王同盖主谋划倾覆社稷，对幼主不利。若不是昭帝英明、博陆侯霍光忠诚，汉朝几乎遭受祸乱。最终燕王还因封国被废，这能说是善于安置太子吗？我自己实际上是在培植祸乱，却责怪燕王没有安置在齐鲁，为什么呢？如果安置儿子一定要出于齐鲁才可以，那么郑国的雒东为什么要封给桓伯？晋国的曲沃为什么要封给叔虞？至于所谓殽山、崤山、雍地的险阻，以及江汉的阻隔，都是古人所疏远的地方；难道要把旁支庶子遗弃在那里，任由奸雄逐渐吞食中原大国吗？文王、昭王、武王、穆王的后裔如鳞片般分布四方，为什么偏爱齐鲁呢？即使齐国必定是善国，田常为什么灭掉姜姓齐国？即使鲁国必定是安乐之邦，子允为什么弑杀君主？当时楚国被称为大猪，吴国则被称为荆蛮，那么子西、季札为什么还要到那里去呢？武帝只是没有考虑到这些，所以对于同宗本支的封国，用分割国土来削弱它们；对于世代相传的诸侯，又用酎金之罪加以废除。后来矫枉过正，鲁国没有强大的宗室，宣帝、成帝以后，鼎权转移到外戚手中，没有藩王可以起兵称师，而汉光武帝刘文叔却从平民步行起兵，匡救恢复汉室。唉，汉朝已经危如一线了！这就是武帝的过错。即便如此，汉朝叛乱的诸王，大多出自淮南、长沙、吴、楚之间，所以贾谊说：“势力最强的最先反叛，势力最弱的最后反叛。”而武帝想把强国封给自己的儿子，把弱国列为侯国，这其中难道没有引发祸患的因素吗？禇少孙《五王之册》明白地写成篇章，难道不是对如何安置儿子有所见解吗？至于他那种竭尽心力加以褒奖的诚意，齐鲁大概可以因此更加敦厚并崇尚良好的风俗法度了。○夜气与浩然之气【馆课】

译赵岐说：“孟子通晓五经，尤其擅长《诗经》《尚书》。我认为孟子尤其深通《易经》。他所说的夜气、浩然之气，大概就是《易》的道理。天与人不过是一气而已。人的形体是圆头方足，含阴而包阳；人的形骸是天地之气，人的心思和神识则是天地之气的灵性。心与气难道果真是两种东西吗？心与气本来没有二致。可是世人被形骸所蒙蔽，被嗜欲所拘束，追逐气质之性，却迷失了天地之性。因此，立教的人便把它分作形而上、形而下的说法，好像说：能够用心驾驭气的是圣人，被气支配心的是凡人。这些都只是针对一时机宜的说法。唯独《大易》不是这样，只把一阴一阳称为道罢了。阴阳就是气，道就是心。不能说心精而气粗，也不能说心是形而上、气是形而下。这就是孟子谈气的根本宗旨。既然说气，为什么又说夜气呢？回答说：这就是《易》的复卦。天地之气到了极其污浊、纯为阴气的时候，阴极而阳生，静极而动复，到了七日便来复，于是天地之心显现。在一年之中，就是冬至；在一天之中，就是子时的一半。” 一气极其神妙，正是在半夜保存复卦之象。这就是孟子所说夜气的根本宗旨。既然说气，为什么又说浩然呢？回答说：这就是《易》的乾卦。《易》赞叹乾卦之象说：刚健中正，纯粹而精微。乾卦包涵一元而成其本体，包含四德而施行变化，运行不息，刚健而有常，什么能像它这样刚大呢？大人以安静为主、以至极为主，整天勤勉不息，直与天地同德、与日月同明、与四时同序、与鬼神同应吉凶。这就是所谓充塞天地、配合道义、浑然具备乾德。这就是孟子所说浩然之气的根本宗旨。即便如此，培养浩然之气，也必定从培养夜气开始。培养夜气，有时在它尚未来临之前迎接它，有时在它已经到来之后使它畅达，这都合乎《易》的道理。在夜气到来之前迎接它，大概取法于坤卦；在夜气到来之后使它畅达，大概取法于无妄卦。为什么呢？阳气剥落而成为坤卦，似乎已经没有阳气了，但安守正道便吉祥。所以夜气尚未发动时，应当有守静无为的工夫，以聚合积蓄来奠定发散的基础。等到阳气剥落而复生时，就像雷声运行；合乎无妄便吉祥。所以夜气已经发动时，应当有观察认识、扩充发展的工夫，凭借这种工夫恢复本体。” 这又是孟子养气的根本宗旨。那么所谓夜气，果真可以只按昼夜来解释吗？凡是突然相触、无心而自动发生的感动，例如忽然看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而产生惊惧怜悯之心，都属于夜气。所以解说《易》的人说：“复卦建立万物初始萌芽。”又说：“冬至不只在子时。”这就是所谓三百六十爻，每一爻都扶助阳气、抑制阴气的意义。孟子既说夜气，又说善端，大概他从《易》中所得的深意，本来就是这样。○读《卫霍李广传》【馆课】司马子长是一个满怀孤愤的士人，又喜好任侠，所以他写传记，善于描写世间奇异和不平的感慨。写到卫青、霍去病、李广的传记，其中排抑下者、推举上者，反复可见。大意是说：卫青、霍去病遇到时机而建立功业，他们的尊贵达到日月般的地位；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却终身坎坷，大小经历七十多次战斗，始终不能获得通侯的印信，难道不是命数吗？这就是司马子长借此寄托感慨、抑扬文辞的地方。隐约的文辞讽刺，关键在于汉武帝。即便如此，我却由此更加看出武帝知人善任将领的能力，为什么呢？人所受的器用，各有适合之处，但没有不能通过试用来了解的。唯独将帅之才，又怎么能够随便试用呢？必须在面对敌人时试验；一试而不奏效，就等于拿国家和敌人作赌注，因此不能不慎重。卫青本是牧童，霍去病行为轻薄亲近；卫青的名声在天下没有什么称誉，霍去病甚至不能识读古代兵法；说他们比不上飞将军李广，是很容易知道的。可是武帝却把鞭挞四方夷狄的权力轻易交给卫青、霍去病，而不让李广有一次面对单于，这难道不是轻慢吗？等到事情最终完成，李广果然没有尺寸之功，而卫青、霍去病追击败逃之敌，俘获敌人，直到横扫漠南、登临狼居胥山，这又可见武帝识人的卓越了。这就是武帝善于任用将领。如果说李广只是命运不好，霍去病只是得到上天的幸运，那么他们的成败并不由于将帅谋略，我却认为将帅谋略尚且可以看出，而命运不好与上天幸运，却是更无法看出的。过去张魏公名望高于一世，宋孝宗倚靠他图谋恢复；可是符离一败，宋朝的事业也随之失败。替宋朝打算，难道宁可采用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天幸，还是采用张浚那样的命运不济？考察西汉承袭战国遗风，士大夫都把招纳贤士、豢养门客的人视为贤者，唯独卫青、霍去病不是这样，所以司马迁轻视他们。他推举游侠而贬抑处士，也接近这个意思，大概是有所激愤罢了。○荀子、扬子总体醇厚而小有瑕疵【馆课】

译韩愈说：“荀子、扬雄总体醇厚而小有瑕疵。”宋代儒者不赞同这种说法，反而一并指责韩愈鉴识失误，我私下对此很疑惑。古人穷尽一生著书立说，他们的长处和瑕疵不敢自行掩盖，把评判言论的权力悬待于千年之后。我们处在千年之后，安坐下来衡量品评他们，也应当平心静气，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取其合乎道的地方传给后人，不应过分苛刻，否则只是损害他们的成就罢了。这样看来，韩愈更接近正确，宋人难道不是过分了吗？宋人之所以诋毁荀子、扬雄，说道：“把人性说成恶，把礼说成虚伪，把老子说成值得取法。”如果确实如此，就不能称为醇厚了。不过，韩愈所说的“醇厚”，本来未必是深谈其全部意义。韩愈大概是排斥佛、老的，他说：“圣人渐远，圣人之言湮没，异端蜂拥而起；随从世俗而受其熏染，即使贤者也不能避免。若有人能以孔子、颜回为宗法，像山岳一样挺立、像砥柱一样坚定，成就一家之言，如同揭举日月而行，我就把大醇称许给他。”不过如此而已。荀子生在众说横议的时代，做士人的只知道刑名之学，不知道礼乐；只知道管仲、商鞅，不知道仲尼；子弓只知道秦、楚的战功，不知道商汤、周武王的王道。而荀子写下三十篇文章，从《劝学》直到《尧问》，谈论古昔，称述先王，纵横曲折、反复转折，仿佛谈论自家事情，这难道是没有凭借、凭空兴起的吗？” 扬子云虽然承接董仲舒、毛公之后，儒术稍有显明，但当时士大夫不是困在琐碎支离的训诂中，就是沉溺于华丽纤巧的辞赋里，没有人能够深入潜修、返照内心、使自己的精神根本美好；扬子云却叩开门户、拔出钥匙，凭借《法言》《太玄》来完成这一点。我不能说这只是雕虫小技；它一转变便契合了以主宰、约束和守静为宗旨的道理。卫护道统的士人，历代并不缺少；但在义理大明的时代坚持自己的论说并不难，在邪正混淆的时代坚持论说才难；承袭师友传闻评论的旧说并不难，在渊源昏暗、少有凭藉的时代独自探求才难。这两个人都处在困难之中，为什么要深深排斥他们呢？至于宋人所排斥的地方，我仍然可以替这两个人申辩，为什么呢？古人立言，是要通达自己的意旨；后世立言，却把意旨隐藏在义理之中。把意旨隐藏在义理中的人，为避免驳杂而趋向醇正，不给别人留下空隙；通达意旨的人，则醇正与驳杂相互显现，难免有激扬过当的地方。荀子把人性说成恶，是以主张修养为主而有所过当；程子不是说过：“恶也难道不能说是人性吗？”荀子把礼说成虚伪，是以主张忠信为主而有所过当；司马迁不是采纳他的话，把它写进《礼书》了吗？荀子认为老子值得取法，是以主张虚静为主而有所过当。司马君实难道不因此赞叹《易》吗？那么荀子、扬雄的言论，本来就像豫章木上的一小块朽处、黄玉上的一点瑕疵；总的说来，醇厚之处还是胜过瑕疵。至于讨论性命、道德，那么濂洛一派的传承直接接续洙泗之学，不必苛责荀子、扬雄了。过去苏子瞻论性，认为孟子说性善，荀子不得不提出性恶；荀子说性恶，扬子不得不提出善恶混杂，都是从彼此争胜而产生的。韩愈把荀子、扬雄说成醇厚，宋代儒者不得不把他们说成驳杂，或许也有彼此争胜的意思吧。○读《盐铁论》题后【馆课】古语说：美味肉食可以养生，药物砭石可以治病；二者不可废弃任何一个，只在于按照时势调节罢了。从前汉文帝主张和亲，把黄金、丝絮和彩缯送给匈奴，甘愿承受手足倒悬般的讥讽；然而夷狄的性情难以预测，边疆每年都苦于侵扰，烽火不时传到甘泉宫。直到文帝一世结束，四方之内仍不能安然枕卧。假如因循不变，将领官吏的气势一天天、一月月消磨，他们看待同匈奴作战，就像驱赶羊群去攻击老虎，心胆都受到震慑。石敬瑭、靖康之祸，难道不是汉文帝政策的后果吗？这就是汉武帝采纳介胄武备之说的原因；不只是登上狼居胥山，甚至把漠南荡空，也没有停止。武帝既然穷兵黩武，就不得不因为军费兴办，采用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人的办法，设置铁官来供给农业器具，实行均输来充实民间财用，控制山海资源来获取额外收益。这些办法是圣贤不肯称道的，但对于补助县官的急需，或许也是救济时势的手段。可是文学之士大都拿井田、什一税等太古久远的办法来攻击它们；这就是从旁议论的人与当局者有不同忧虑，难道是通晓时务的确切议论吗？至于桑弘羊的谋划，过失确实另有所在。武帝末年，匈奴已经自行衰弱；到了昭帝时期，将士承接武帝鞭挞匈奴的余威，傅介子不烦劳一兵，不耗费一斗粮食，就在绝域之外建立功勋，呼韩邪单于叩首归服的征兆已经显现。既然已经解除干戈，就应当连盐铁专利也一并取消，分利于民，使百姓休养生息，明确向天下表明不贪图财利；这才是明白时务的人首先应该谋划的事。可是桑弘羊仍然坚持最初的主张来抗拒文学之士，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取。药物砭石本来是用来治病的，病好了却仍用它来养生，便会把长寿的人变成夭折者。霍光的智慧本来已经看清了这一点，只是不敢亲自提出端绪，以免暴露汉武帝的过失，所以借文学之士的议论，把均输、征榷等一概停止。像霍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懂得时务的人。古语说：穷困就要变通，变通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疆场上的事情，有时扩张，有时收缩；都能在走到困境时加以谋划，就差不多了。◆评论 读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评论（馆课） ○读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评论【馆课】

译古代以言语侍奉君主的人，各自都有本源，因此他们的学术有醇厚有驳杂，不必完全相同；总要竭尽智慧和思虑，考察当世得失的范围，审察古代成败的效果，都有独到而明确、不可改变的见解，预先在一生中确立，然后发为论列，字字切中要害。他们的神情、气韵，自有不可磨灭之处，不像后世文章漫无边际、支离破碎，连篇累牍，只求临事时逞辩而已。西汉的奏疏，没有比贾太傅的《治安策》更好的；而《治安策》的来源，就是《新书》。《新书》论述治国之道、国家体制以及经学、胎教等，共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皮日休读这部书，说它用心急切，愤懑深沉，文辞含蓄而华美，文采奔放而雅正，真可称为天下才士的作品吗？然而其中精粹的内容，《治安策》已经全部具备了。即使有《治安策》未涉及的，如《审微》《客经》《劝学》《谕诚》《退让》等篇，也都是谈论义理的典范，但并不是适应时势的急务。我因此知道，《新书》是贾谊平生学术的渊源；他又淘汰扬弃这些内容，写成《治安策》一篇。所谓痛哭流涕、长声叹息，其文辞似乎激切，而他构思事理、抒发诚意，本来并不是没有病却呻吟、没有痛却哽咽。贾谊之后，大概只有刘向了吧？看他的《外戚疏》《昌陵疏》，忠诚愤激，甚至能使昏暗的君主内心震动；他又取讽谏的意旨，搜集历史事实，编成《新序》一书。妹喜、妲己的戒鉴，以及从腠理到骨髓逐渐深入的戒鉴，都清楚地寄寓在寓言中，用来感悟汉成帝。虽然其中间或有很大的谬误，正如曾子固所讥评的；但说到端正纲纪、启导教化、辨明邪正、贬斥异端，作为汉代的规戒和鉴戒，那么韩婴以下的人就不必谈了。这是贾太傅一流的人物。至于陆贾的《新语》，我却不能不有所怀疑。陆贾大概是懂得士人的人，他在片刻交谈中就使尉佗面向汉朝归服，凭言辞使陈平、周勃交相欢悦；由此推想，他所写的书即使不是纯粹的儒术，也必定纵横开合、启发人意，具有战国文章那种洋洋洒洒的锋芒。如今《新语》的语言骈偶，气势却衰弱，而且多有缺字，用来掩饰它的伪作，大概是齐梁之间的好事者听到《新语》的名声而妄造的。史书说高帝对陆生说：“你试着替我写出秦为什么失去天下、我为什么得到天下，以及古代成败的原因。”如今《新语》中从《道基》到《思务》的十三篇，从未谈到这些。这些内容哪里足以打动高帝的听闻，却为什么一奏上去就称善呢？大概诸子之书散失得很多，不只是《新语》如此；诸子之书被伪造而名为新作的，也到处都是，难道只有《新书》《新序》这一类吗？即便如此，士君子衡量事情、谋划策略，对于这三部书又该选择什么呢？有贾谊的谋略，却应当警惕他的疏略；有刘向的恳切，却应当去掉他的荒诞。至于《新语》，即使说它是伪作，我最终也不把它同墨子、鬼谷子那样的非圣之书相提并论。为什么呢？因为它接近儒术。掌握这一点来行事，对于向君主献纳意见是有帮助的。◆说 知命、俟命、立命说（馆课） 墨禅轩说（寄给吴周生） ○知命、俟命、立命说【馆课】古代用神道设教的，如《易经》的卦象、洪范《九畴》，对于吉凶祸福的原因，讲得很详细了。可是为什么一概把它归于天理，却听不到谈论天命的说法呢？因为这些都是为了立命。然而立命的道理不能一概而论，吉凶祸福的应验又有交错不齐之处，难以究问推寻。事情的由来是，世人认为命运终究不可信，天理终究不能凭靠，于是各自竭尽私人的智巧力量，作为趋利避害的计策。孔子、孟子对此感到忧虑，于是提出知命、俟命的说法，是为了补救《易经》和《洪范》所说的不足吗？而为什么要说知命、俟命呢？正是为了立命。古语说：“珍珠美玉摆在店里，观看的人不取；一只兔子在野外，众人争相追逐。”这是命运已定与未定的区别。万物之中，没有比命更确定的了。天地这个大熔炉以阴阳为炉火，使万物同样获得禀赋，杂然密移；使它丰厚，并不是天地偏私地培育，使它减损，也不是天地有意残害。这种分定一经确立，就是鬼神也无法改变。可是世人内心被情欲迷惑，便想胜过命运；外在又被遭遇和感触迷惑，便想胜过命运。最终命运不可胜过，却白白忙碌地成为违犯教化、伤害义理的人，这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圣人教人知命；所谓知，就是相信，信任命运本来已经确定；每一动念，都不敢同命运争斗。” 然而，过去那些说“知命”的人，比如注重保养形体的人，只能把它比作躲避雨水；那些怨天尤人的人，则如同把自己等同于飘落的树叶。他们不过可以平息躁动争竞之心，却还不能免除责怪和悔恨的牵累。于是圣人又进一步用实行法则来引导他们，用修养自身来启发他们，如同良农等待年成、良贾等待物价，并不是只把一切交给天命，自己完全无所作为而已。这就是等待天命的人。至于圣人所说的建立自己的命运，就不是这样了。征兆还没有分明，哪里会有固定的理数？五行尚未确立，哪里会有吉凶？把宇宙掌握在手中，把阴阳作为权柄，就有先于天地而行、连天地也不能违背的力量，难道还会受命运控制吗？命运不足以控制他，那么不谈命运也可以了。可是为什么又说“知命”“俟命”，又说大道的兴废有命，好像人不能自主呢？回答说：这是为中等资质的人设立的说法。中等资质的人的吉凶祸福，必然受命运制约；而他们趋向善、躲避恶的心，与趋向吉、躲避凶的心，常常在胸中交战。只有用命运的说法来使他们觉悟，他们对取舍才会自行审察。因此圣人也借用命运来使他们自我解脱。孔子的困厄、颜回的早夭、尧舜的儿子不肖、五百多年间圣王不再出现，圣王都用命运来概括它们。就是说，命运作为一种权力，不仅众人无法挽回，即使圣人也无从施展力量。难道不只是圣人不能改变命运，连上天也不能随意处置自己的命运吗？既然如此，怎么可以不知命并且等待命运呢？有人说：“假如孔子、颜回所遭遇的确实是命运，那么谈命运的人难道唯独不受命运控制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大易》三百六十四爻，都是把凶转为吉的，什么时候曾听任命运摆布呢？至于把彭祖与殇子看作同样长寿、把穷困与通达看作同等境遇，通达之人尚且能够做到，何况圣人呢？圣人所说的吉凶祸福，与世俗所说的不同。颜回因仁德而获得长久的生命，孔子因大道而得以长存；即使要等到千年之后，最终也能与造化齐同，而不受不齐之数的限制，所以叫作“立命”。李邺侯曾说：“君主和宰相创造命运，不谈命运。”假如圣人只谈命运，那么孔子乘车周游七十二国，就可以说是不知道停止；假如君主和宰相只谈命运，那么尧的警戒、商汤的祈祷、伊尹五次被任用又五次被放逐，难道是衡量命运的做法吗？

译○墨禅轩说【寄给吴周生】庄子记述齐侯读书时受到呵斥，认为古人的著述只是糟粕。禅家也说，必须参究活句，不要参究死句。书法有用笔之法，也有用墨之法，只有晋唐人的真迹具备这种三昧。那些刻在石上、刻印成版而流传于世的，就是所谓死句。学习书法的人先从真迹中领会用笔、用墨的方法，然后临摹古帖，那么即使是死句也能变活，不会遭到刻意描摹、重复模拟的讥诮，这才符合轮扁斫轮的旨趣。我从事这门学问已经五十多年了。起初从虞世南、颜真卿入手，后来学习王右军、钟太傅，颇有相似之处。对于《兰亭序》《丙舍帖》《宣示表》等的形制模样，便自鸣得意，以为已经超过唐人。三五年间游学，到了李氏那里，把项太学子京所收藏的晋唐墨迹全部看遍，才知道从前的苦心只是白费年月。从前香严在沩山会下参究“父母未生前一句”的机锋，后来心愿已经止息，只愿做一个终身吃粥饭的僧人，这正是我当时的境况。身居金门十多年，空闲很多；又因长安官邸和收藏鉴赏之家不时聚集，我在项氏所见之外，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如韩馆师的《内景经》《黄庭经》，杨义和的书法，殷司空的《西升经》，褚登善的书法，杨侍御的《绝交书》，王右军的书法【《停云馆法帖》定为李怀琳所书，是错误的】，王奉常的《汝南公主墓志》，虞永兴的书法，王司寇的《太宗哀册》，褚河南的书法，米元章的《西园雅集图》小楷，杨凝式的《韭花帖》正书，换着仆人来数也数不完；我都得以反复盘桓玩味，稍稍有所领悟。回到山中以后，我减少了城郭附近的田产，只收藏了一两种，如徐浩所书的二千五百字《道德经》，以及唐文皇时国诠所书的一万字《善见律》，楷书法度完备，世间很少见。我一向不喜欢赵吴兴的书法。近来有老广文戴公从岭表回来，行装中藏有一卷赵吴兴小楷《内景经》，数千字中缺少一百九十字，俞紫芝补足了残缺，字体近似杨上真；这实在是赵吴兴平生的神品，我很遗憾这么晚才见到。唐人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能怎么办呢？周生拥有万卷藏书，博学雅正而好古，尤其精通八法。我已经老了，黄山的胜游不能再继续。周生有充足的游览条件，新安江清浅见底，乘小船顺流到我居住的谷水，不过几天时间。若能与汪儒仲乘兴一同来观赏这些真迹，正所谓读书十年不如亲自学习一天，也就是拜访习主簿那样的机会。周生认为怎么样？◆议 救济灾荒、平息盗贼的议论（阁试） 关于军务兴办的议论 ○救济灾荒、平息盗贼的议论【阁试】天下有救济灾害的办法，也有把灾害转化为福祉的办法。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盗贼聚众作乱，这是国家的灾祸。能够设法谋划、运用奇策来制止它们，也就足够了。可是说要把灾祸转成福祉，岂不是迂阔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天下之所以担忧荒歉，是因为积蓄少。积蓄少，是因为土地有未被利用的利益，百姓有未被利用的力量。天下之所以担忧盗贼，是因为武备衰弱。武备衰弱，是因为国家有许多冗余军队，军队有许多冗余粮饷。现在有一件事，既可以准备赈荒，又可以平息盗贼，而且正好在百姓饥饿、盗贼兴起之时，能够顺势利用他们，那么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呢？回答说：安抚流民罢了。流民本来就是百姓，进可以作战，退可以耕种。他们被饥荒驱迫，只仰赖食物生存。在这个时候，假如奸雄利用他们，就会成为酿成叛乱的基础；假如国家安抚他们，就会成为富强的资本。关键只在于安置他们是否得法。近来上天没有降下安宁，肥■〈虫遗〉肆虐，吴越、江右各州接境之地都遭逢这场荒灾，田野没有青草，人人都有逃亡之心；江淮之间，流离失所的人满路都是，有的携带老人、全族同行，有的抛弃妻子儿女，独自逃走。郑侠的《流民图》就是因此而作。假如确实有纲纪之臣、忠实之吏，选择公私房舍以及宫观屋宇，沿途把他们组织起来，供给稀粥；能够出力的就雇用其劳力，有技艺的就让他们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等到来年春天，发给他们牛具、种子和粮食，利用空旷的土地和荒田，按人口计算分配给他们，使他们耕种。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都是刚刚离开田地的人；既然感念并拥戴朝廷抚养他们的恩德，又深切考虑全家温饱的计划，一定能够深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的力量。等到三五年以后，干戈逐渐平息，百姓有了安定的志向，再慢慢利用农闲时间教他们战阵的方法。与其招募市井中的游荡闲人，哪里比得上收用那些等待救济的壮丁？这不过是古代井田制、唐代府兵制遗留下来的用意罢了，难道不是一举两得的办法吗？从前西晋的动乱起于李雄，曾专门招募流散远方的百姓；唐朝末年，张全义设置屯将，聚集流落者，教他们种植技艺，三年之内，河东户口恢复，桑麻茂盛，每个县的精兵都有七千多人，河东依靠它成为长城。一个刺史实行这件事，尚且足以收到成效，何况依靠天下的力量来办理，又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所以说，把灾祸转化为福祉，就是这个办法。至于议论社仓、议论保甲，本来已有精通的人详细论述，我姑且可以简略说到这里。○关于军务兴办的议论

译《禹谟》说：“六府非常整治。”六府，就是水、火、金、木、土、谷。五谷用来征收赋税，五金用来进贡。《禹贡》把田赋和物贡并列使用，所以有“金有三种”的说法。现在却偏重田赋，而禁止开采五金，所谓六府，已经废弃其中一项了。况且之所以禁止开采，原本是为了使用它。辽东、金复、海盖，都是矿产的产地，一旦落入敌虏手中，就如同把粮食送给盗贼。在这种三空四尽的时刻，衰世苟且聚敛的办法无一不用，唯独在开采矿产上闭口不谈，却把这种做法说成老成持重、懂得经国之道，其中有两个原因：迂腐的人害怕背上谈利的名声，怯懦的人害怕酿成首先办事的祸患。所以明明知道它有益于挽救时局，却没有人肯出头承担。古书不是说过“货物，难道要任它弃置在地上吗”？《大学》说“生产财物的人多”，凡是能够使百姓获利的东西，如茶、如盐，没有一样不实行专卖，都称作生产，难道只有农田才叫生产吗？至于矿工聚集，不能没有争斗，那么有矿的地方，必然有守巡两道所供养的士兵。这些士兵即使不能临阵杀敌，难道独独不能在开采时保护自己，在几个月之间消弭可能发生的变乱吗？况且滇中实行这种办法已经二百多年，各级官员和大吏的俸入，没有一样不是取自矿产，哪里有什么首先办事的忧虑呢？大体说来，谋划国家大事，没有完全有利，也没有完全有害，只能各自根据最重、最急的事情加以转移。比如九边互市，它的弊端必然会导致废弛武备，形成积弱。最初提出这个议议时，群臣都变色争论，也是深谋远虑。然而实行六十年来，边境百姓保全性命，繁衍妻子儿女，何止成千上万？这就是因为新郑、江陵与蒲坂独断独行，不怕背上与戎族讲和的名声，也不怕首先办事的祸患，正是所谓安定社稷的大臣。否则像近来的奴虏祸患，不知道六十年中会发生多少次了。军队没有固定的士卒，士卒就不会前往；军队没有钱财，士卒就不会到来。估计国家每年的收入不过四百万，仅一座关门每年就要六百万，哪里还能有余力余财来招募军队、求取勇士？我认为应当像岳武穆那样精选五百名背嵬军，辗转相互训练，得到三四万人，长期聚集在京城以南，彼此呼应，以防敌酋突然奔袭，那么京师就可以安稳睡卧了。有人说：“你在神宗、穆宗时期修国史时，曾请求停止矿税，难道没有听说过吗？”我回答说：“当时只是以营建三座宫殿作为说辞，那还是可以缓办也可以急办的事情，哪里曾像现在这样敌虏骑兵充斥，京郊震动，连陵寝都不安全吗？” 难道曾有一万骑兵践踏我国腹地，攻破五县，占据一府，如入无人之境吗？我军杀死敌虏三人，敌虏却屠杀一个壮县来报复；敌虏掠走的子女玉帛不计其数，而我军只缴获一领铠甲、一支箭，把这些写进奏牍，满朝竟然庆贺胜利，笑得合不拢嘴，难道是这样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皇上赫然震怒，征讨军队所需的物资，正是苏轼所谓天地鬼神也会谅解其确有不得已实情的情况。况且此事交给抚按办理，不派宦官，不扰民间，正是为了作为鞭挞敌酋的资本，又怎么会像年年加派那样吸取百姓的膏血，使一方有急难，四面都跟着受害，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呢？试着把这些话吹进谋划国事者的耳中，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有所醒悟。◆奏疏 关于国家财政的奏疏（馆课） 陈述时政的奏疏（阁试） 报告复命的奏疏 请求按年老退休的奏疏 ○关于国家财政的奏疏【馆课】

译臣听说《易经》说：“怎样守住君位？靠的是人民。怎样聚集人民？靠的是财物。”财物和君位相提并论，其重要性就是如此。所以古代冢宰掌管国家财政，一定在年末查看年成的丰歉，按照收入来安排支出。治理国家却不知道国家财政的虚实，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臣恭读近来大司农的条奏，得知当今还处在连年歉收之后、减免抚恤之后，一年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半年的支出，公私积蓄实在令人悲痛。即使孔仅手持筹码，也不能凭空开凿运输来救济国家的急难。古代建立国家，即使有三年、九年的储蓄，也只是用来预备意外之事，从来没有平常一年的用度已经无处筹措，却还要仰赖积蓄；也从来没有把度支署多年积存的钱粮都用作平常一年的开支，却仍然缺少大半的情况。司农告罄了，势必要向水衡借钱；水衡告罄了，势必要向太仆借钱；太仆告罄了，势必要向内帑借钱。这样辗转数年，连内帑也用尽了，那还到哪里去取呢？如今关市的禁令，已经严厉到不能再加严；厨传的供应，也已经节省到不能再节省。宗室的俸禄，已经削减到不能再削减；边军的粮饷，已经压缩到不能再压缩。眼下能够停止某些支出、增加收入的途径，只有开纳一项了。但衰世苟且应付的弊端，也以开纳最为严重。我不是说它有辱国家体制、助长奔走竞争的风气，而是说它把朝廷当成了外府。世俗中借债的人，借一份而加倍偿还，是坐困；借一份而十倍偿还，是祸患的根源。开纳大致就是这种情形。为什么呢？那些所谓交钱求官的人，并不是能把钱丢进沟壑；所谓借钱的人，也不是能登上避债台就可以免债。他们最终必然要靠贪污来偿还。所以这是以眼前的收入，换取将来加倍的负担。天子以四海为家，那么他们将来要缴纳的重负，又从哪里产生呢？何况还不只是十倍的偿还。况且开纳的弊端，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从殿馆到金吾、光禄、鸿胪等各曹，冗员充斥，消耗大量官粮；那些名义上称为武官的人，往往是真正的冗员，滥授军职，犹如放狼牧羊，实在没有更坏的办法了。难道不应该把这条道路全部关闭，再逐渐裁汰吗？另外，府史、胥徒一类人，居官没有俸禄，升进没有荣望，全都靠侵吞百姓来维持生活。从上自京城，下至州县，公文往来、登记审讯、词讼追捕、租税徭役、收支征调，凡是有一丝一毫的事情经他们之手，不送贿赂就不能办理，因此百姓倾家荡产。财产败尽并不全是县官的徭役造成的，大半都耗尽在吏胥之家。这些人起初也都是凭资财进入官府的，尤其应当责成各部寺长官和抚按官员用心搜查剔除，从今以后一天比一天减少，不要让他们滋长。这是冗员中应当议论的一项。内府本来是聚集天下财物来供养百姓的，不是用来供奉一个人的私欲。如今内藏库专由宦官掌管，不归司农统领；它收支多少、积蓄虚实、账簿是非，有关官署都无法知道。社坛里的老鼠难以熏出，御驾前的马难以数说，往往皇帝乘舆的费用只有一份，而被侵吞的费用却有十份。山林不禁止野火，江河不堵塞漏水的器皿，难道不值得忧虑吗？这是应当清理的弊端。宫禁内廷是风俗的源头，尊贵近臣是众人的榜样。所以宫廷所崇尚的，外界一定会仿效；尊贵近臣所喜好的，下面一定会跟从，这是自然的趋势。如今从京师内部的士大夫，到外地远方的人，下至军中的士卒、农民，他们的服饰、饮食、器用与几十年前相比，都已经华丽奢靡而不实用了。过去拥有的东西，如今人们一见到，都认为鄙陋而加以嘲笑。天地所产生的财富是有定数的，而人口每天增多；耕种的人渐渐减少，游手好闲的人日益增多；嗜好欲望没有止境，风俗日益奢侈，想要财力不枯竭，办得到吗？这是应当禁止奢侈的一项。自古以来，理财与用人相互为表里。如今吏治一天天败坏，追求虚名而丧失实际；所谓治理财政，就是使百姓受冻挨饿却让积聚增多，是捡取麻麦小利却丧失丘山大财，是假装爱惜一文钱却耗费万金，是不拿白刃却行盗贼之事，是在账簿上奸巧作伪来欺骗君上。于是又有些清廉谨慎、自守自爱的人，以为账簿事务烦琐而不去省察，以为钱粮事务鄙俗而不去过问，坐看狡猾的吏员上下其手，哪里曾有真正出于忠诚、真心替国家爱惜财物的人呢？这是应当整饬吏治的一项。最令人痛心的是，国家的金帛都是百姓的膏血；州县官吏鞭打壮丁，使老弱受冻挨饿，一分一寸地聚敛，艰难险阻地运送，最后却用车载回去交给夷虏。岁币多得无法计算，大概是当初议和时的数倍。至于削减军士的月粮来等待敌虏临时索取的需要，也已经算在其中了。我私下读三边帅臣的奏疏，他们说丑虏背弃盟约的形势已经形成。按理推测，大概停止岁币，变化会很快而祸患较小；增加岁币，变化会慢而祸患更大。而丑虏的变乱终究是必然发生的，因为国家空虚，岁币日益增加，已经到了无法继续支撑的地步。挑起与戎族的战争，难道能说是长远之计吗？今年辽东的战事，敌虏难道不会大举进犯吗？即使不能夺取他们的土地，也必然要交战，难道不能坚壁清野，趁敌人疲惫归去时打击他们吗？把岁币的一半，平时用来养军，有战事时用来犒劳士卒，难道还不够用吗？国家守卫边境二百五十年，其中实行和市的不过二十多年，并没有二百多年一直受敌虏侵扰。扁鹊治病，病在肌肤时可以医治，病在肌理时也可以医治，病入骨髓就无法医治。如今国家被敌虏困窘，已经不只是肌理的病了；对十分之一的病情都不加以讨论，却只说节俭，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国家财政的危急已经迫在眉睫，而迂阔无用的言论，难道足以挽救时局吗？只是国家之所以陷入困境，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因为把迂阔无用的言论一概看作无关紧要之物，日积月累才到了今天。俗话说：“看见兔子再回头召唤猎犬，还不算晚；羊丢了再修补羊圈，也不算迟。”臣的意见就说到这里，只愿 圣明的陛下加以采纳取舍。○陈述时政的奏疏【阁试】

译臣听说，处在盈盛之时仍能戒备安逸，是圣明君主的思虑；担忧盛满而警惕明盛，是忠贞大臣的思考；指出瑕疵、摘举过失，是进言应有的节操；怜悯愚昧而采纳善言，是听取劝谏的明智。所以，下臣不因君主圣明就忘记药石般的规诫，君上不因时局太平就忽视狂妄浅陋的议论，为什么呢？天下就像人的身体，治理天下就像调治身体。善于调养身体的人，不以今天身体强健为满足，而常常考虑将来不要衰弱；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以今天政治安定为满足，而常常考虑将来不要发生动乱。要使将来不衰弱，就必须听察和、扁那样的医者之言，及时调理渐渐形成的病变；即使饮食嗜欲没有过度，也不厌烦他们言辞恳切、预防周密。要使将来不发生动乱，就必须详察忠臣的议论，堵塞祸乱的萌芽；即使政事纲纪没有缺失，也不能嫌他们的谋划过当、言辞激烈。臣私下看见陛下以神圣之德登临帝位，又能够信任忠贤，勤勉研习圣学，各项制度都得到治理，四方边境没有惊扰，确实已经达到了太平安治的盛况。然而陛下年纪日益增长，聪明日益开扩，正是嗜欲和忧勤开始形成的根基。因此，臣下中忠诚爱戴陛下的人，不把今天已经达到的安治当作可庆幸之事，却把将来能长久保持它当作忧虑，为什么呢？因为地位难以成就却容易败坏，学问难以勤修却容易懈怠，内心难以约束却容易奢侈，正人和贤辅难以亲近却容易被疏远，身边亲近、逢迎、狎昵的人难以疏远却容易使人迷惑。所以臣不敢概括罗列天下的事情，只把那些关系到圣学和政治根本的事项分条献上。只希望陛下想到它们的难处而采纳它们，天下就万幸了。第一，严格遵守保养自身的戒律。陛下即位以来，嗜欲尚未显露，天性纯真而坚定，在保养自身方面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然而臣认为，过去太后在内调养保护，辅臣在外辅佐赞助；如今辅臣的辅佐仍像从前，但太后的调护却稍微疏远了。这样看来，陛下的起居动息、饮食嗜好，难道都能合乎正理而没有私欲吗？大臣们不得而知。太后既有看不到的地方，大臣又有不知道的地方，那么大臣和近侍□用来使人放荡、诱惑人的手段，必定比从前更加容易奏效。只希望陛下时常警惕反省，时常凛然思考，把自身看作天地、宗庙、社稷和百姓所依赖的对象；凡是用来悦耳娱目的、使心志快乐的事物，都把它们看作迷乱心志的毒药、砍伐志气的斧斤，每天加以节制，这就是万寿无疆的根本。第二，精进讲学的功夫。陛下即位以来，每天驾临经筵，每天亲自讲读，求学已经很勤勉了。然而臣认为，过去圣上年纪还小，所以只大略领会经书的大意，不必费力追问探究。如今圣心日益开明，那么圣学也应当日益精密。现在经筵日讲时，大臣列于朝班，讲臣在面前，陛下有没有遇到疑难而询问？有没有心中自行领悟而加以考订验证？有没有把今天实行的政事同古代帝王留下的训典相互参照？即使陛下天生聪慧而无所迷惑，难道也能超过圣王喜爱询问、喜爱考察的极致吗？臣恭愿陛下在讲筵结束之后，退入后殿，把所讲的经书和史书一一思考推求，内向从心中求取，外向拿政事验证；又轮流召请讲臣，以备询问参考。时间久了，智慧思虑会更加明白，义理会更加精微，所获益处不会少。第三，务必落实咨询访察。陛下与天下相隔极其遥远，所凭借来熟悉政务、通达人情的，只是各位辅臣的进言和纠正。侍讲、侍朝完成事务后就退下，其他时候被召见的没有多少；即使被召见，能够从容促膝而谈，君上尽量问自己想问的，臣下尽量说自己想说的，也没有多少次。臣恭愿陛下把各部门的章奏取来，放置在文华殿，每天亲临，每天召见辅臣；在当面议论之余，还可以广泛咨询、深入探究，旁及民间闾巷和农事收成的细节，这并没有什么妨害。至于九卿大臣，他们是陛下所使用的股肱和枢要；抚按、藩臬长官，是陛下所使用的监察、宣布政令之人。或在非正式时间召见他们，询问职务的松弛与勤勉；或在非正式时间召对他们，考察民情的利弊，那么不但可以考察人才、彻底了解民间事务，也可以向天下显示圣上的明察。第四，防止亲近习熟之人的蛊惑。所谓近习，就是陛下身边那些逢迎取巧、互相亲狎的人。这些人忠实爱君的常常只有十分之一，而蛊惑、炫耀、诱骗的往往有十分之九。至于忠实爱君并且能以正道引导君上的人，百人之中也没有一两个。为什么呢？君主必定在内有所沉溺，这些人才得以在外肆意妄为。如今陛下年纪日益增长，嗜欲逐渐显露，又少有接见大臣的时候，多有安处深宫的时候，臣料想身边近习一定有人迎合圣意、先行诱导，用极其可喜的事情、格外难得的物品、鄙俗淫秽惑人的言语，窥伺机会以求一逞。臣恭愿陛下以清闲宁静来愉悦身体，以减少欲望来愉悦内心，以经术、文史来愉悦精神，以经常接近正人、乐于听闻正直言论来愉悦耳目。这样即使他们有窥伺的奸心，也没有门路可以进入；即使进入，圣明的志向也不会因此改变。第五，杜绝奢侈浪费的萌芽。陛下以俭朴的德行统治臣民已经十六年了，近来费用逐渐扩大，支取逐渐增多，难道是圣心真的比以前更加奢侈了吗？我想一定是身边蛊惑人的人说，君主富有四海，这点微小费用算不了什么；而且法律本来就应当使用，惯例本来就常有，所以陛下于是听从了他们。哪里知道大农积蓄的财物，都是各郡国的租税；郡国的租税，都是百姓的膏脂；百姓的膏脂，就是国家的元气。穷州僻县的百姓，有因为拖欠一金一钱而典当衣服、断粮挨饿的，圣上不知道；有因为拖欠十金百钱而卖妻卖子的，陛下不知道；有因为拖欠一两年而全家逃亡，最终死在沟渠中的，陛下不知道；又有因为拖欠日久、缴纳不及时、少欠分厘而死在鞭笞之下的，陛下不知道。这样积累到数以万计，就可以想见了。为什么还要用它充作没有名目的赏赐，购买没有益处的玩物呢？臣恭愿陛下特意命有关部门的大臣详细列出祖宗时期经费的制度，内府每年支出多少，如今增加的支出中应当裁减多少，明确制定为固定格式，并每天加强节俭。这样不但会成为天下百姓的福气，也能培植国家的元气。

译第六，断绝神奸邪说的迷惑。陛下是圣明的君主，又留心经史的训诫，亲近讲读之臣，对于五帝三王之道，心中一定已有大致认识。怎么还会受到神奸的迷惑呢？只是奇怪近年来每逢岁时便多有祈祷祭祀，宫观寺院也多有修建，想来一定是身边蛊惑人的人说，这是替陛下祈求长寿、替百姓祈求福祉。陛下以为确实如此而听从他们，在朝群臣也以替陛下祈寿、替百姓祈福的名义相称，所以即使知道不对，也不能开口。臣认为，如今虽然还没有看到它对政事造成大的危害，但这种渐进的趋势不能放任增长。臣恭愿陛下清心少欲，以此养护长寿的根源；厚待百姓、爱护民众，以此作为向上天祈福的根本；节省财物、减轻赋敛，以此造福四海。凡是祠祷、修建等事，一律停止，那么过去臣认为大圣人的作为远远超出寻常之处，就真的可以在陛下身上看到了。以上六件事，都关系到圣学；今天谈它们，虽然只已经显露出苗头，却未必已经显出危害。如今不加察觉，将来就会损伤德行、扰乱政事。若陛下能够留心臣的话，那么圣心会更加明白，圣志会更加坚定，圣德会更加纯正，天下的治理就都可以不费力而成功了。臣出身草野，愚昧浅陋，不知道忌讳，只是不能抑制自己恳切忠爱的心意罢了，并不是敢于冒昧触犯圣上，以求遭受斧钺诛戮。恭敬地希望圣明的陛下裁察。○报告复命的奏疏 臣奉命出差的事务办完后，在途中患病，进呈书信报告复命并请求退休。事情发生于天启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上了一道奏本，奉圣旨说：董其昌题名充任纂修官，等到《泰昌实录》稿本完成后，前往南京搜集、编录邸报等册，以备参订使用；就在当地领取费用，办完后回馆供职。有关部门知道。钦此。臣接受天命般的诏令，感恩无地自容。十月前往南京，把河南道所收藏的邸报中尚未奉旨的部分逐一抄录出来。太常寺祠祭司督促派遣僧道帮助抄写，只得到十分之三。因为事情出于创始，而应天府按惯例没有工食，加上事务多得堆满屋子，所以结案十分困难。臣仍然回到家乡，大量召集抄书工人，供给他们纸笔。虽然奉有支给费用的诏旨，臣却不敢动用国库。先前派遣中书沈僎，也抄录了七年的通报，将若干张装订成三百本。但只是依据原本对照抄录，以备史官取材、征求事实，没有作任何删改。随后又承蒙钦命，翰林院待诏宋启明、中书朱正色负责督促催办。实际上这是用私人力量办事，孤身一人、独自承担，拖延了岁月，自己也不知道罪过是否能够逃脱。然而臣有删去繁杂、提出要点的意旨；这批四十八年留中未发的奏疏，其中有些事情因奏疏而产生流言，不能因为涉及其人而废弃。凡是涉及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财赋、吏治、边防，而且议论精当深刻、可以作为后世借鉴的，另行选择出来，仿照史书褒赞的体例，每篇都加上史官的断语。至于其他请求朝廷讲学、请求祭祀、请求起用遗落的侯爵、请求停止矿税、请求下发章奏、请求补授废缺官职、请求从内帑减免支出的奏疏，过去都是当务之急，奏章满载于公车；如今皇上励精图治，都已经得到施行。至于如今谋划国家的奏议，比这些更有进益的，只略存一两篇罢了。全书共四十卷，目录一卷，另行列出表章进呈；不过史书最看重的，是删削取舍。善人因此受到鼓励，恶人因此感到恐惧，这其中关系并非小事。每个朝代编录三品以上大臣时，都有小传，寥寥几行，却包含褒贬。如《世庙实录》中关于郭希颜、胡宗宪、唐顺之等人的记载，多有贬斥之词，未必符合舆论。正史所记若不公正，那么私史的记载就会更加杂乱，又凭什么取信于万世呢？估计四十八年间，应当为大臣立传的何止一百多人？即使有史才的三长、文章辞藻如林的文士，但他们生在后来，不能详细知道事情的本来面貌。臣私下见南京太常寺卿利瓦伊祯，出入四朝，囊括百代，又和各位大臣同朝同世，亲眼见过、亲耳听过。如果让他依据陪都的日历，抒写胸中所积的历史见闻，那么他的史笔正直，事实核实，难道不是大典的光彩吗？臣又听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奉诏可以自行征召人才，因此刘攽、刘恕、范祖禹成为他的助手，前后十九年，书才完成。成祖朝编修《性理大全》，聘用的名流有一百多人，也不认为过多。何况这部实录与《资治通鉴》《性理大全》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轻呢？神祖培养人才之中，皇上从中选拔的俊杰，却有很多脱离了这项事务。刻印、销印，圣人没有私心；赐环、赐玦，又何必预存成见呢？这就是臣一片朴实忠心，每天殷切盼望的事情。至于臣的五种技能已经穷尽，两个病魔又相逼，半途请求退职，感情完全真实，没有丝毫矫饰。请求敕令下达吏部，准许臣退休，从此与吃饱饭、击壤歌唱的百姓一起，戴受尧天的恩泽直到永远。○请求按年老退休的奏疏 奏为按年老请求退休，以安守愚拙本分事。臣听说，不遗漏年高德劭之人，是圣王礼遇贤者的做法；不能胜任就停止，是臣子自我衡量的道理。臣三十五岁时，中己丑科进士，改任翰林院编修。又过六年，升任湖广副使，奉旨以编修身份养病。又过六年，起用为湖广提学副使，在任一年六个月，岁试、科试都已遍行。外任官员没有请病假的惯例，因而请求退休回乡。科道官员拾遗，吏部侍郎杨时乔奉旨挽留任用。又过三年，起用补任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南科黄起龙提出拾遗，吏部尚书孙丕扬仍然咨请臣供职。臣已经先行请求退休，从此安于退隐。后来虽有山东登莱道、河南彰德道、汝州道的推举升迁，臣都已经悬车不赴。居家食禄二十多年了。恭逢皇上念及先帝临终凭几托付之命，叙录臣讲读的微小劳绩，起用臣为太常少卿，接连列入宫詹之职。又因为《泰昌实录》完成，叙录臣纂修的微小劳绩，升任臣现在的官职。荣宠超过限度，是做梦也想不到的。臣本应立即上疏辞谢，以安守愚拙本分；这次之所以冒着疾病跋涉匍匐来到都城，是因为编纂书册；又必须赴阙恭敬接受进呈、赠荫等特殊恩典，只能前往朝廷恭敬承受。如今两个病魔交相侵袭，五种技能也都用尽了。虽然报效国家的忠心未能施展，但按年老退休的制度已经适用于臣。臣能够在年壮之时请求退身，难道还敢在生命将尽之时迟疑吗？况且隐藏鳞甲、收敛羽翼的人充斥京城大道，从前身穿缁衣的隐士，几乎都要靠貂尾来续补了。郭隗曾说：“招致贤士，请从我开始。”臣也说：“裁减官员，应当从我开始。”这实在是内心不适合繁冗事务，外部又受到疾病逼迫。臣披露内心，毫无矫饰。只希望敕令下达吏部，准许臣放归。臣就可以在余年中同击壤的百姓一起，共同歌颂皇帝的恩德，祝愿圣上的寿命无疆。臣感激至极。◆表

译进呈《神庙留中奏议汇要表》○进呈《神庙留中奏议汇要表》臣恭敬地认为，君主有所举动就必须记录，是国家的常典；君主听从劝谏而有所作为，是圣明政治的善法。虽然美好的谋略和主张有时显现、有时隐没，但左史、右史的记载必定要全部搜罗。既然已经删去繁杂、提取要点，就应当彰明过去、告示未来。臣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臣私下认为，上古的事情若有若无，典谟之书既是经典也是史书。股肱之臣和耳目之官，都是负责进言纳谏的机构；群臣发出“吁咈”、君臣应答“都俞”，就是默默成就政事的形象。一德之言陈述出来，就能感格上天和上帝；美好的言语告诫文王、武王的后代。若当时没有“五谏”之名，又从哪里取得史家三长的采择？自从朝堂与帘幕相隔日远，导致上下不能沟通。议论于是由简约变得繁多，纠察约束则用文字代替口头。雷霆般的威势摧折下来，群臣像被噤声的仗马；云雾降落，文牍多得可以汗牛充栋。若没有淘汰删选的功夫，又怎能希望取得涓滴般的益处？惟有神祖遇上五百多年一遇的盛运，在我大明□四十八年的太平之中。事情开始访求时，殷朝称为不讳；尧勤劳既久，臣下却很少有人不欺瞒。黑黄交战纷乱如麻，黑白之分却寂静无声。赐玦屡屡出现，开门纳谏却很少听闻。既然不能把它们逐一吹奏出来，那么即使有九十九篇，也还算是进言了。可是玉管、银管和斑管，都必须征验事实来取材。只有大书特书，不能只写一笔，否则难以凭空形成定案。与其有过错而废弃，不如有过错而保存；传布有疑问的说法，不如传布确实可信的说法。狐裘要洁白精纯，必定要借助众多狐腋皮毛的温暖；鸡脚上被弃置的零余，仍然是兼具珍味的美食。只要还有没有焚毁的草木，常常就有许多可以进献的芹菜。较大的事情，如使蜂虿般的阴谋止息，使青宫成为羽翼；骊驹引导道路，使赤社不至于只任其荣枯。手持玉尺来衡量人才，操持金篦以揭发隐蔽的弊病。以阴阳为炭火，重新遵循太公圜府的规制；把璧玉和马匹沉入河中，修治瓠子金堤，继承前人的遗迹。使财富藏于国家，也藏于百姓。为什么要减轻赋税而不扰害百姓？上等刑罚恰当地减轻，下等刑罚恰当地加重。为什么审理判决能够不使人蒙冤？至于其他方面，如九塞夷落的情形、三略弢铃的秘密，也都应加以知悉。谋算周密，就能取得胜利，补救时局所需要的事务；迁移柴薪，有时会错过事变发生的先机；预先储蓄药艾，可以补助善后工作。医术有方书，弈棋有棋谱，难道可以只按照建之铎、设置鼗鼓那样行事吗？正是因此才取用你。现在恭敬地承蒙皇帝陛下，英姿天生挺拔，崇高的德行日益增长。对于“曰旦”“曰明”之事恭敬辅翼，在宫廷和宗庙之中都庄严和谐。身处细旃广厦之间，精神却与帝王奔驰相交；华渚、丹山呈现祥瑞，祥瑞的光辉如星辰闪耀、海水润泽。大力发扬祖先的功业，修订金匮中的典籍，选拔简任臣下与近臣，汇集石渠阁所选取的人才。该记载的就记载，该删削的就删削。虽然这成了孔子的刑书，却把日联系到月、把月联系到年，也就是近来的邸报。回顾三馆所藏，遗漏已经很多；而旧京收藏的副本也差不多完整了。我这个微臣承蒙恩宠，借着出使搜访书籍的机会成书，所搜罗的材料大都在这里。至于“至是”的“是”字，是从众多意见中得到的；把世事加以阅览、把世人加以审视，虽然似乎像刻舟求剑，但以后看今天、今天看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记录事实如同从沙中淘取珍珠、从沙中获得宝物，把警策之语缀成片言，开门见山地陈述自己平庸见识中的一点所得。或许真正的君主求取贤才，正要把它留作后世之用；忠贞之臣陈述善言，也有可能借用异代的话。何况司马相如的赋，汉武帝还担心与他生不同时；崔寔的书，人主应当抄写下来放在座右。只要伏在蒲席上面对蠹蚀的简册，不担心皇上的听闻更加明察，那么东阁中的空谈，也就是把孙谋留给后代了。伏愿陛下效法乾道，保养健体，安守虚静，时时趁万机之暇，略加阅览于乙夜。老师也没有固定的常法，百姓可以作为镜鉴；人只求访求旧臣，便能更加广泛地在合宫采纳清正意见，真正做到顺从规矩，把各方人才全部纳入大海，那么凤凰出现、黄河澄清的祥瑞，史书将不断记载；而天地所降的祥瑞，世世代代也将永远赖其福泽。全书共四十卷，目录一卷，恭敬地随表进上。进呈以供皇上闻知。◆颂 万寿无疆颂（阁试） ○万寿无疆颂【阁试】臣听说，上天保佑下民，立君主也立老师；圣人秉持大德，必定有显赫名声，也必定长寿。感应没有不实现的，确实都有征验。恭敬地想，我皇上手执金镜，调和四时，继承大业，盛大地迎来和气，击鼓奏乐，宣扬九圣重重的光辉，承受百神深厚的福祉。到今天已经十八年了。时值仲秋，节日正逢圣诞；重轮明月正朗照，天德显现而安宁，泰阶星进入清晨，却没有光芒；蓂荚没有因春天而生长，却更加茂盛。这一天，皇上驾临左个，穿着龙袍，接受上天的策命，登临灵岳之图，五节之间泛起祥烟，三辰之际停驻瑞气。少室山呼嵩山，河伯献上宝物，鸟牵引着椎髻之人，众多使者列于象胥之中；天所产生的、地所生长的物产，都记载在王会之中。既在两宫完成隆重礼仪，又使万国聚集欢心。神灵和人都喜悦，夷夏各族都顺服，群臣全都说“美好啊”。天子欣然与众同乐，这可以说是百福汇聚、千载以来最盛大的一时了。臣又听说，礼仪因义理而兴起，颂辞难道能忘记规劝吗？所以尧接受华封人的祝愿，周人歌咏《天保》，沿袭到后代，成为美好的礼仪。每逢皇帝诞辰之时，臣总是效法天齐王的颂辞。无不又歌又舞，手捧土块祝颂，举杯称寿。然而还应当把金镜陈于垂拱之治，把无逸之戒进献于天申之时，使美德流传后世，和前代的美善相媲美。这难道不是因为能够周遍万物的道，其福善才盛美；能够弘扬功业、救济众生，其祥瑞才广大吗？正是因为一二日之间谨慎勤勉，才会有千万年的兴盛昌隆吧？由此说来，即使是在宣扬盛美、铺陈符命，其中的义理也不同于引导阿谀，意义正合于彰明治道。臣谨拜手稽首，作颂说道：上天保佑我大明，世世代代承载德泽。勤勉不息的我皇上，努力建立天下的准则；得守专一之道以端正自身，奉行三才之理作为法式。于是汇集纯善与伟大，其数不可胜计。皇帝的仁德，如春日温暖，以斟酌调和元气，使草木萌芽复苏茂盛。皇帝的明德，光辉照耀四方，深邃幽暗之处和遥远偏僻之地无不照临。天空放晴，日光晶莹；皇帝的武功，声威显赫、神灵昭著，收放自如地掌握大权，震动风雷。皇帝的神明之德，如江海归入山谷；停止车驾、亲理政事始终勤勉，转动天下的权衡从不迟缓。十八年来，体合大道而无穷，仪法上天，如同两叶相合；教化之台光辉有序。这样的天佑既使人长寿，又使国家永远昌盛。看那秋天的天空，露水清润；那明亮的北斗枢星，电光环绕。乡里社坛祥气上升，黄河明净如白练。于是打开祥瑞之书，接受贞正的符命。九重宫门尘土飞扬，百官如云奔赴。韶乐与武乐交相演奏，玉琮玉璧分别陈列。德行达到上天，南极星光明耀；德行达到大地，玉芝和神草出现。乾道和顺，坤道喜悦，百姓安乐，万物繁盛。谁说这只是如山冈一样长久？谁说这是不断上升而已？美盛的事业永不停息，年岁的功业长久完成。只有圣人依时效法天道，使光明不断增盛；不要动摇，不要劳扰，不亲近私党，不营殖私利。即使仲春、仲夏也不休息，天天谨慎胜过前一天；保养、孕育太和之气，凝聚并承受大历之福。不必举行大酺也能醉，含德而欢笑；长久欢乐，深厚广大，永远巩固丰盛光明的治世。如同游于建德之国，如同身在华胥之国。从今以后直到万年，看见圣人的作为，仿佛看见上帝在诸帝之前的功业。七十二家之民共同安定命运，使我这个下臣在九重宫阙前作颂歌以赞扬。◆赞 《泰昌实录赞》○《泰昌实录赞》

译史臣说：臣读书读到周成王《顾命》，其中说“不要把元子钊冒进到不合宜的位置而已”，并不敢称颂尧舜。称颂尧舜，是从先帝临终凭几开始的，难道不是光耀千古吗？总而言之，说得宏大并不是夸张，而是真正知晓并切实履行，其中确有值得宣扬的地方。至于皇帝幼年蒙受教育的情况，姑且不论。出阁讲学以后，神智日益开明，已经明白熟悉世故，知道险阻，而容色温和、举止安泰。内廷有荣枯变化的形迹，他好像不知道；外廷有羽翼党争的激烈，他好像没有听见。即使册立太子只是寻常事情，他有时也举棋不定，有时又收回成命。大臣被罢免，小臣被谴责，这些本应怎样震动耳目，而皇帝却始终安定自持。有敬畏谨慎而没有恐惧战栗，潜藏又潜藏，始终以一德承担主持国家大器的重任，安稳如泰山。若不是内心通达神明，不能达到这种境界。福王出京就国时，抱着皇帝痛哭，左右的人也都哭泣，不能仰视。狂徒于是发难，群臣喧哗。皇帝在殿阶前晓谕说：“你们是没有君主的臣子，难道想使本宫成为没有父亲的儿子吗？”群体的喧嚣于是平息，实际保全了许多事情。神宗末年，神宗把皇贵妃托付给皇帝，皇帝立即跪下回答说：“儿子难道敢得罪天地吗？” 听到这话的人没有不感动的。皇贵妃晋封时，皇帝遵奉神宗遗命，满朝廷的争议，他始终不忍强行夺取，直到外戚家族哀求之后才停止。唉！风雨不能使他迷失，所藏蓄的一切都能化育万物，这就是舜的大孝。至于他登临帝位不过多久，却求善政没有满足的时候：撤除税使，散发内库财物，赏赐边防戍卒，放宽织造，召用年高有德之士，起用忠良贤能，扩大内阁官员，录用旧日讲官；所谓急于办理的事务、急于亲近贤人的事情，皇帝全都做到了。他升遐那天，四海之内、偏远角落的百姓，都像失去父母一样悲痛。这是帝尧在位九十八年时百姓的情感，而皇帝却在四十天之间得到它，为什么深入人心到这种地步呢？大概是以舜的孝心扩大尧的仁德，使人心受到感化，这并不只是改变旧有政务而已。治理天下的君主，长寿在于美名；以家族世袭天下的君主，长寿在于国祚长久。神宗即使身体不适，难道还不能延续四十天吗？假使皇帝尚未正式即位，不能施展匡正弊政的才能，那么国家根本和人心，几乎就无法设想了。交接继承之际，危险得像悬丝。皇帝不能长寿，正是上天用来保佑国家千万年长久的安排。庙号称“光”，皇帝光辉照临上下，也就没有遗憾了。◆箴 《勤政励学箴》（馆课） ○《勤政励学箴》【馆课】太极构成天地，帝位是万物之首；刚健之道唯有不忘行动，所以不会屈服。一念懈怠，万般情势就会郁结；一天荒废，万件政务就会缺失。考察古代，只有虞舜实行无为而治，彼此警戒，时时事事都谨慎。政事已经像风一样推行，仍要思考如何纠正过失；学问已经把握中道，仍要忧虑隐微危殆之处。怎样勤于政事？使此心常常迅疾，威权和赏罚都必须掌握，不让别人参与而使我心生恼怒；听取和阅览政务必须公正，不吝惜听取清正意见；不存敬畏便不能振作奋发。怎样勉励学习？使此心常常纯正，从外在的讲筵到内宫深处，都要扣问文章、寻求交流，考察古代、探求途径；白天所得，夜间再加以思考，静养精神而时时存省。不要说深居宫中就不会废弃听断政务，九重宫门深严，即使三次召见也仍可作出裁断。一个念头不更新，群情必然涣散。辰时、午时两次临朝，是美好的旧制。不要说独处而不会中断讨论，曲意逢迎会改变志向，奢靡艳丽会淹没真性。讲筵之上人才济济，正论纷然相争。召对是盛大的典礼，必须恭敬谨慎地遵行。不要说勤劳政事会妨碍保养身体，身体康宁，正由于内心戒惧勤勉。门轴因常转动而不腐朽，流水因不断流动而不污浊；效法天道运行刚健，古代典籍确实如此。君主不勤政励学，闲暇必然很多，深曲的房室、绣幕之中，长久歌舞酣饮，难道不愉快吗？只恐怕会损伤天和。三风十愆，是圣哲所呵斥的。君主不勤政励学，阴阳或许因此失调；上天的晦明，人心的感应，都可能受到影响。太阳出来便劳作，太阳落下便休息；自古圣王都早起晚食。君主不勤政励学，恐怕遗忘百姓的疾苦；一寸丝、一粒粟，亿万百姓的膏血，民间的积蓄、宗庙社稷的财产，无论有无都要说明，少府怎能有所私藏？君主不勤政励学，恐怕因爱憎而任意行事；只凭脸色示意、违逆心意便施以杖责，谁敢不承受？百姓的真实情况……应当回答。鸟到了困窘时就啄人，兽到了困窘时就会凶猛伤人。商汤每日更加敬慎，把警戒的话刻在盘盂上；周武王敬重胜过怠惰，以几杖为师。圣明的君主喜好善言，时时命人进献箴规；小臣恭敬承受，怎敢不向陛下陈告。◆露布 《御虏大捷露布》（馆课） ○《御虏大捷露布》【馆课】

译上天开启昌盛的时运，略微显示将有无忧之警；神明资助圣上的谋略，很快成就不战而胜的功业，凶气阴霾廓清，华夏与夷狄都安宁和谐。恭敬地想，我皇帝陛下圣武广运，乾刚纯粹精明，继承八代的宏大基业，正当万年昌盛的时运。怜悯百姓尚未安定，恻然如同自身受伤；想到祖宗事业的艰难，凛然若将坠落。掌握三重权柄，整顿六军。如今这个扯里部落的酋长，原本就是吉囊的部属。祖宗征讨尚未彻底，先皇曾允许他们自新。起初因贪恋牲畜而归降，后来又拘捕叛徒以求通好；后来像饥鹰一样，系着印信称藩而向内附。边境没有侦察哨所，烽火已经二十年不举。每年送给他们金帛彩缯，数目又达数百万。谋臣石画屡次说，向外夷施以财物诱饵的策略很疏漏。圣上度量如海，只取止息干戈，哪里料到戎人贪心难满足，反而不先追究汉人的过失。不久听说蜂拥刺猬般的敌人到来，竟敢肆意侮辱我军。他们声称迎接佛像，长期放牧于莽川；借道抢掠番部，最终竟侵凌河内。由于将士在停止用兵之后，仍暂缓施行天威，致使敌酋产生轻视我军之心，大肆张扬游动的气焰。军情文书屡次奏报，朝廷的谋略却独具神妙。皇帝于是震怒，向帷幄中的大臣询问。御笔十行，清楚显示出对边疆大局的远见。搜集战车，开凿横门。臣等仰承皇上的英明谋略，知道即使日夜辛劳也应当承担安宁之责；俯下身竭尽忠诚，怎敢有一时一刻懈怠。十万军需，得以借给尚方；数十万士卒，听任从各省调集。根据时机顺势围剿，进军时哪里还顾得上自身谋划，乘着声势长驱直入，将敌人全部消灭。于是早晨进食时，以臣某统领将吏，就在画戟雕戈之间发布命令，士气增加百倍；以臣某核定功罪，就在牙旗玉帐之下执笔记录，公正协调众心；以某官某督运粮草，就谋划运输转运之策，使三军粮饷充足；以某官某人负责援助，就布置军队于险要冲要之处，使各路兵马联络成四面包围。前锋则万骑一同奔驰，先锋之勇无人能挡；奇兵则一鼓作气会合，掎角之势已经形成。计算道路远近，分地设防，按便利条件彼此配合，并以间谍为助力。面对这些愚蠢的敌人，怎能抵挡我军赫赫威势？自从用兵以来不到九个月，就班师返回。大捷在一时之间取得，捣毁敌穴、搜捕殆尽，像燎烧毛发一样容易；挥戈向前，果然如压碎鸡卵，毫无遗留。山谷沟壑填满敌尸，献上的首级超过一万；长绳系住敌人脖颈，俘获的敌人……绝不止七次。起初他们还想举螳螂之臂抵挡车轮，如今我军已经截取鲸皮来制作战鼓。太白星、月亮、星辰出现祥符，是摧毁敌虏的征兆；高锋彗星掠过云间，士卒奏报吞灭胡人的功绩。从前汉军斩郅支，只是乘敌人没有防备；唐军擒获颉利，大概也是因为他已经投降。尚且足以宣扬昆山般的威势，遂……至于洗雪渭水之耻，哪里比得上今天？功业卓绝超过前朝，军队出征就能取胜，义理足以使人畏服，百夷全都震动。进可以作战，退可以安抚，两方面的利益都能取得。这一切都是由于皇上的威势如雷霆，谋略先于造化；得道者多助，只有果断才能成功。百姓的劳苦终于可以稍得安康，刚刚迎来升平的福泽。胡人灭亡固然是大度之举，愿意进一步修治安内攘外的方略。臣等欢喜惶恐到了极点，谨作露布上报。◆考 《岁差考》（馆课） ○《岁差考》【馆课】

译古代圣人制定历法，是为了观察天象的变化，求得寒暑运行的规律，颁授农事时令，确定幽明的界限并沟通神人，整治百官而使各种事务兴盛。自大挠以来，贤人圣人相继兴起，寻求测量的方法也很多。当时并不是没有清楚而完全相合的历法，但实行久了，最终却不能应验，为什么呢？因为天道运行，盈缩的程度常在极细微之间，而人只凭大概来推求；日期越积累，误差越明显，而岁差却没有得到研究。尧典记载仲冬时太阳在虚宿一度，所以黄昏昴宿居中。自此以后逐渐退到女宿。吕览记载仲冬时太阳在斗宿，黄昏东壁居中，早晨轸宿居中。从汉元和到唐开元，都在斗宿的度数。到元朝初年，在箕宿十度，如今在箕宿五度。从尧甲辰年到今天，共计三千九百二十六年，计算度数的差异共五十一度。因此天道运行，没有四十年而不发生差异的。为什么呢？大概周天的数目和一年的日数，都是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这只是大概情况。天运行在太阳之外，所以它的分数常有余；有余就逐渐向西发生差异。太阳运行在天之内，所以它的分数常不足；不足就逐渐向东发生差异。所以计算岁差的方法，自唐尧开始，大体是每差一度，按五十年计算。此后有的定为一百度，是何承天；有的定为七十五年，是隋代刘焯；有的定为八十二年，是《大衍历》；有的定为六十七年，是宋代《统天历》。概括而言，通用于古代的必然不合于今天，精密适合今天的又往往疏略于古代。由此说来，能够评论前代历法工匠的疏密，觉察日影长短的变化，穷究玄妙情状，而与今昔真实征验相合的，大概只有郭太史吧？太史公说：天道运行，像圆环一样没有终点，治历者必须在阴消阳长的交替之际，把它作为立法的起点。想求得阴阳消长的机理，不过是竖立表木测量日影，以求得节气到来的时刻。古法选择平坦之地，设置水准，竖立表木在其中来测量正午日影。但表木短，则分寸毫厘多少的数目不能清楚；表木长，则日影虚淡，即使设置望筒、放置小表，真实日影终究不能取得。于是把表木加高到三十六尺，创制景符，从细小孔窍取得日光，真实测得正午日影，丝毫不差。积累日月的测量，取仲冬前后相等的时期，参照计算以取得正中，作为历法的起点。起点一旦正确，一年的节候也就随之正确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所以治历是凭借人的测量来求知天道，而不是让天道迁就人的测量。古人用管子窥看天空，把星宿的度数余分约定为大半分和小分而已。如今制造浑仪进行测量，使用两条测线，细微之处都可以考察；当时测量日影的地点共有二十七处，东到高丽，西到滇池，南越朱崖，北至铁勒。这又是从前没有的。因此《授时历》的方法，通过测量日影来验证节气，考察古代而取信于今天，得出每年有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杪，太阳运行一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杪。每过一年太阳退后一分五十杪，积累六十五年多，太阳退后一度，确定为岁差。用它考察古代，就增加岁余而减少岁差；用它推算未来，就增加岁差而减少岁余。逐步向上推算，往往都相合，所以可以相信推算未来不会有差错。然而自春秋献公以来，推算冬至共有四十九项。与《大衍》《宣明》《纪元》《统天》《大明》五历相比，《授时历》较为精密，但其中仍有十项不相合。太史认为这是太阳运行失常的证据：计算相同之处而知其共同规律，辨析不同之处而验证其变化；略去那十项的差异，观察三十九项的相合，这就是《授时历》超过前代历法的原因。然而我又听说，蜀地有一位隐居的君子，精妙地理解洛阳所说元、会、运、世的数理，认为这与《授时历》的方法相合。他说天地运行，从子时到巳时逐渐增长，从午时到亥时逐渐消减。自帝尧以来，《授时历》之所以减去计算数来推算，方法正与此相同。但《授时历》只知道一元的运行有增有减，却不知道元、会、运、世都应当有增有减，所以推算古代，大体虽相合，细微处却有违误。我曾采用他的话来作推想：譬如以人的一生计算，从少年到壮年，年龄逐渐增长；从壮年到老年，年龄逐渐衰减。以一年计算，从春到夏白昼渐长；从秋到冬白昼渐短。以一天计算，从子时到巳时，时刻逐渐增长；从午时到亥时，时刻逐渐消减。只是大的方面容易明白，小的方面容易忽略罢了。怎能说人在壮年时全都增长而没有消减，到了老年时全都消减而没有增长呢？天道的运行，大概也类似这样。那位隐君子的说法，确实值得相信；姑且记在篇中，等待后世修订历法的人取舍采用，也许可以帮助太史补足千虑中的一点。门人徐士竑 许经阅 《容台文集》卷之五终 ●《容台文集》卷之六 华亭董其昌著，冢孙庭辑 传 赞传 ◆传 《熊赠公传》《吴礼部敦之传》《佥宪俞毅夫传》《张唯卿传》《吴次公传》《赠参知冲宇戴公传》《处士高南泉传》《汪隐君传》《韩太公传》《李太公传》《郭太公传》《星海潘公传》《太仆弘斋林公传》《渐川兄传》《许配汪太孺人传》《朱母程孺人传》○《熊赠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