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五

译君子希望君主重视士人，那么对于君主最为重视的事情给予士人，也只有讲明重视士人的道理。天子地位最尊贵，权力最重大，却不能凭这些震慑士人，为什么呢？八方之内，按义理说没有不做臣民的；人的升沉如同云泥，用人、置人又如虎鼠。这叫作君主的权力。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能够得到社稷，却可能失去泰山；能够得到累卵般的侥幸，却可能失去盘石、覆盂般的稳固；如同一根头发牵引千钧重物，又如用朽绳驾驭六匹马。这叫作士人的权力。天子的权力没有什么不能震慑的，然而世上如果不缺憔悴困顿的士人，那么这种权力就穷尽了；世上如果也不缺因受举荐而显达的士人，那么这种权力又穷尽了。可是士人的权力一旦没有得到施展，那么傲视社稷的君主便没有什么能使它穷尽。即使士人傲视爵禄，难道君主会傲视社稷吗？只有能够重视士人，使两种权力都归于君主，才是正确的。刘元城说：“爱惜人才，是君主为社稷作打算，也就是重视士人。”即便如此，这与淳厚古朴的时代相比仍难以相提并论。古人的说法是：“树立天子是为了天下，不是把天下树立起来供天子使用；树立君主是为了国家，不是树立国家来供君主使用。”至于把天下作为公有来治理，姑且不论；即使说周朝传了十代，周公营建洛邑时仍说：“要使有德的人容易因此兴盛，使无德的人容易因此灭亡。” 深刻啊，深刻啊！这不就是把天下藏在天下之中而不据为私有吗？等到德行日渐衰落，天子才开始把天下据为一人的私有，把利益作为一家之私，把事业作为一姓之私，所传承的也只是关于社稷的知识罢了。即便如此，最高境界是无私，最低境界是连私心也达不到；处于中间的君主，却只庆幸自己能把社稷当作一人的私利。人的常情，谋划自身本来就精巧，却只庆幸能把社稷当作一家人的私业；人的常情，谋划家庭本来就周全，却只庆幸能把社稷当作一姓的私传；人的常情，考虑子孙本来就长远，却一定要无所不计，为什么偏偏要把人才当作唯一的筹码呢？这是有原因的。古语说：“天子有道，守卫就在四夷。”守卫在四夷，才可以保全四海；使天下安定，才可以保全社稷、安定天下。这不是一个人的运筹之才所能做到的，也不是庸常众人所能承担的，更不是一个士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必须依靠四海九州的才士。因此，主持正义的大臣设置起来，朝廷就不会偏颇；辅弼规谏的士人得到信任，君主的过错就不会扩大；担当爪牙的士人得到任用，仇敌就不会兴起；镇守边境的大臣各得其位，疆界就不会丧失。社稷之所以有根基而不毁坏，就是众多人才共同造成的。人才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吗？尊崇、培养他，他就兴盛；铲除、摧抑他，他就衰败；封护、栽培他，他就繁荣；摧残他，他就枯萎；振作他，他就锐利；阻抑他，他就迟钝。关键在于上位者爱惜他到什么程度。然而世上不讲求爱惜人才的道理，已经很久了。鲁国的相国公仪潜，想把国土分成三份，拿出一份给子思，子思说：“一定要公仪潜的智慧像鱼鸟一样才可以；区区爵禄，哪里足以诱使天下士人而称得上爱惜人才呢！”如今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璞玉，雕琢它反而会使它破裂，人们一定会说这是可惜；如果又不把它制成琮、璜、圭、瓒，只让它充作耳饰、佩环、玦佩的用品，那么卞和的哭泣必定更加悲痛，因为这是受到双重伤害。豫章大树，高耸入云而遮蔽太阳，如果用来做明堂的栋梁，即使砍伐它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但如果只用来做椽子、椽角、柱上的短木，那么可惜之处就显而易见了。国家对待人才，和这有什么不同？有些人沉沦，却保全了义；有些人受到荣辱、责骂，却成就了高名。公论在上位受到压抑，就一定会在下位发泄；天下后世大多会爱惜人才，所以人才并没有受到真正的伤害。唯独那些像腥膻之物一样取悦人、像鸱鸟恐吓一样的余毒施加于士人身上，他们已经俨然离开蔬食、脱去草鞋，列入仕籍而升入朝廷，不能说没有被任用。然而君主有时像替鸟飞翔，有时像追马奔驰，束缚乌获的手臂，遮蔽离娄的眼睛，使士人想要效力社稷的愿望，十件中不能实现一件。又有时关闭九重宫门，士人万里叩击宫门；受帷墙制度的牵制，又被锅甑般的隔绝所遮蔽，使士人想要效力社稷的愿望，十件中不能实现一件。又有时左手执着酒杯，内里却筑起坚固的柴栅；叙功升迁有如搬动巨石般艰难，正直的言论又有触犯龙鳞的祸患，使士人想要效力社稷的愿望，十件中不能实现一件。士人在这种时候，行动就有横木挡路的阻碍，静处又有抱着火种放在柴薪上的忧患；出仕便没有挽救时局、推行正道的实际，退处又有尸位素餐、玷污朝廷的议论。若想使他成为国宝，或许已经毁掉了，还不如藏在怀中不拿出来出售，那才算爱惜；若想使他成为国器，或许已经损坏了，还不如收藏起来不加试用，那才算爱惜；若想使他成为国家的工具，或许已经摧毁了，还不如隐藏起来不使用，那才算爱惜。这是替士人打算最严重的弊病，更何况是替社稷打算呢？所以真正懂得爱惜人才的人，用旌旗礼车征召他，用圭璧礼聘他，并不在于礼物芬芳，而在于以如饥似渴喜爱善人的谦光来相待；用火炬迎接他，以太牢祭告他，并不在于礼仪丰厚，而在于确实愿意采纳劝谏、听从言论；修筑宫室而朝见他，在清静庄严的宗庙中侍奉他，并不在于形式虔敬，而在于推心置腹、坦诚相待；在四坛接见他，以九宾之礼相见，并不在于礼数隆重，而在于把事情交托给他，不兼听、不独断，也不自以为无所不知。倚仗他、辅佐他，尊重他、看重他，亲近他、信任他，成就他、帮助他完成事业。一方面把他当作股肱，一方面把他当作羽翼；一方面把他当作师保，一方面把他当作蓍蔡；一方面把他当作干城，一方面把他当作舟楫。有任用就一定称许他的才能，有才能就一定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使天下士人精诚纯一，竭力施展才干；声名写在竹帛上，功绩记载在太常旗上。安居休息时，他能成为本朝的藩屏；卧居不动时，也能制伏敌国。这样才叫真正爱惜人才。我没有空谈高远道理，试说近处的例子：卫灵公在寒冬开凿池塘，宛春进谏，他便停止徭役。左右近臣说：“怨恨会归到君主身上。”卫灵公说：“不是这样。宛春是鲁国的普通人，我提拔了他，百姓还没有看见这一点。现在将用这件事让百姓看见，所以要成就他的名声；这就是爱惜人才的一类事。齐桓公任用管仲时，有司向齐桓公请示政事，齐桓公说：‘把事情告诉仲父。’因此管仲能够使他的君主成就霸业，处在诸侯之上的高位而人们不称说他越过君主；齐桓公把三百里的社地分给他而富人不怨恨。所以能够成就他的功劳，这就是爱惜人才的一类事。汉武帝对汲黯，论地位尊贵不如丞相，论掌管政事不如御史大夫，论尊贵宠信不如大将军卫青；唯独因为他直愣而看见忠诚，因为他正直而给予礼敬。自汉武帝以下，人人都因他的严正而畏惧他，于是淮南王的谋反计划也被压下去了。

译淮南王畏惧汲黯，是因为将相大臣都畏惧他；将相大臣畏惧汲黯，是因为武帝重视他。所以能够成就他的威望，这就是爱惜人才的一类事。这难道是过分爱惜臣子吗？臣子没有属于自己的声名，《尚书》说：“这些谋略、这些计策，都是我君王的德行。”这样一来，臣子的声名都成为社稷的光辉。臣子没有属于自己的功劳，《诗经》说：“徐方已经归服，这是天子的功劳。”这样一来，臣子的功劳都成为社稷的勋绩。臣子没有属于自己的威势，古语说：“山中有猛兽，连蒺藜也不采摘。”这样一来，臣子的威势都成为社稷的防卫。这不是善于为社稷谋划吗？并不是这样：那种把天下看作公有的人，不计较自身而遗忘利害；把天下看作公有的人，不计较家庭而遗忘成败；把天下看作公有的人，不计较一姓而遗忘兴亡，只是为了替天下得到人才。于是开四方之门来招纳他们，用五服的礼制来彰显他们；吃一顿饭之间多次起身去接待他们，洗一次头发要多次握住头发来接见他们；对他们的一句话也反复思考。这就是爱惜人才不遗余力。然而那些把社稷当作私有的人，却把这些看作儿童的玩物和轻贱之物，轻视天下士人，难道不是应当作深远谋划的反而浅薄，应当作周全谋划的反而疏漏，应当作长远谋划的反而只顾眼前吗？这就叫作连私心也达不到。连私心也达不到的鉴戒，就在前朝覆亡的社稷上。即便如此，这不只是君主的责任，也在于人才自己爱惜自己。如今世上的小人，尊崇邪恶、丑诋正直，身怀鳞甲，设置机关陷阱，把毁坏天下人才作为职责，这种人到处都是。所谓人才又互相猜疑嫉妒，排斥异己、附和同党，难道不是近乎暴露好人的裂隙，从而引起君主厌恶、轻视他们吗？唐代的牛党、李党，宋代的洛党、蜀党，就是这样。当时的士人本来有很多杰出人物，却都因党争而毁掉了。他们起初不能替自己谋划，社稷的谋划也因此荒废了。我又说：“爱惜人才，是为了替君主谋划社稷。” 树木的昏暗在根部 君子培养德行，应当怎样做呢？观察上天运行的道理，把握它的枢机，如此而已。学习又何必高谈阔论呢？为什么不说“人”而说“天”，不说“天的道理”而说“天的枢机”呢？大概人与天地同出一源，与万物同为一体；天地使万物发生变化的力量，常常隐藏在无端之处，运行于不可测度的规律之中。虽然循环往复，却常常以虚空不用的状态作为作用。我们人涉身世间，也片刻不能违背这一点；如果不能静静观察它的枢机并把握它，就会站在日益损耗、日益丧失的道路上，触犯造物者所忌讳的事情，难道是道所承载的吗？到了这里，才知道天从来没有不能被人利用的。请借树木来终结“晦”的说法，可以吗？晦从哪里开始呢？昼夜相互推移，晦暗由此产生；晦暗不是光明，却用来孕育光明。它代替光明发挥作用，而晦暗常常是光明的根。不看看月亮吗？当月亮由圆镜变成弓形，再由弓形变成钩形，日渐昏暗。可是解说的人说：这不是昏暗，而是月初出庚；不是昏暗，而是产生月魄；于是它明亮发光、晶莹丰满，山河大地都像镜子一样朗然可鉴。这难道还不能算作光明吗？却不知道，所谓有光明，是有使光明彰显的东西；不光明的事物能够使光明彰显，那么昏暗本来就是光明的根，树木又有什么可疑的呢？树木在八卦中属于震位，其神为勾芒，方位在东方，颜色为青色，是天地旺盛德气的体现。然而商风一吹，树叶惊动；严霜降下，枝条枯槁。这时看来，它在剥落摧残之后，生命力还剩多少，来年恐怕不会再有春色了。然而它的叶子越凋零，根就越牢固；枝条越振发，根就越深入。不久，温暖的黍律之气到来，阊阖之风吹拂，甘雨润泽；弯曲的、长角的、萌发的、茁壮的、昌盛的、成长的，忽然生出光彩，忽然繁茂荣盛。豫章的旧地、邓林的原野，都是这样的树木。是谁在休息？是谁在闭藏？是谁居处无事，聚合而后散开？这难道不是“树木昏暗在根部，也在根部显明”的证明吗？天地就是一株树，太极就是一条根。因此，天地的生长，并不只在它用来生长的地方，而天地的杀伐，正是用来隐藏它的生长；天地的成就，并不只在它用来成就的地方，而天地的毁坏，正是用来隐藏它的成就；天地的增长，并不只在它用来增长的地方，而天地的消减，正是用来隐藏它的增长。从来没有绝灭而不再延续的，从来没有退却而不再前进的，从来没有潜伏而不再发作的。大的表现为元、会、运、世的数，小的表现为祸福、禨祥的变化；它的端绪在极其细微的征兆以前就已经开始，而它的作用则显现在宇宙和万物的深奥之处。神妙啊，神妙啊！造化如果没有这一点，凭什么雕刻出万物的形体呢？微妙啊，微妙啊！君子如果没有这一点，凭什么修养自身、行走于世呢？所以眼睛看见各种颜色，耳朵听见各种声音。君子说：“这会伤害我的根本！”于是收敛视线、返还听觉，以昏暗来涵养自己。言辞放纵，文章雕龙；谈论驰骋，声势如白马奔腾。君子说：“这会暴露我的根本！”于是如愚如讷，以昏暗来涵养自己。名声没有翅膀却能飞扬，声誉没有脚却能奔走。君子说：“这会侵蚀我的根本！”于是逃避虚名、混同俗世，以昏暗来涵养自己。功业足以盖世，威略足以震动诸王。君子说：“这会危害我的根本！”于是遗弃荣誉，把善让给别人，以昏暗来涵养自己。宁可把粗布穿在锦衣之上，怀抱美玉而穿褐衣；最高的洁白仿佛受辱，深深收藏自己仿佛空虚。宁可做无用的大樗树，不做早晨开花、晚上凋谢的朝槿；宁可做散木，不做有纹理的梓木；宁可做龙门的枝条，不做汉南的柳树；宁可做幽深山涧中的柏树，不做凭借神社而被乘坐的车辕木。宁可在深山中躲避斧斤，也不借匠石的推荐来求用。凡此都是为了涵养昏暗。涵养昏暗，所以精神节省；精神节省，就有余裕的勇气。涵养昏暗，所以神志守一；神志守一，就有多余的见识。涵养昏暗，所以元气完整；元气完整，就有宽裕的气量。不作为，不求实用，却没有什么不能作为；这种人，是没有任何用途却无所不用的人；这种德行，也是无所不用的德行。鬼不能窥伺他的居室，神不能伤害他的成就。五行不能拘束他的形体，阴阳不能主宰他的生命。他岂不是贯通四时，仰卧千年而不改变枝干、不更换叶子吗？这是为什么呢？上天的枢机希望隐藏而不希望泄露，希望谦下而不希望盈满，希望宁静而不希望躁动，希望幼弱而不希望壮盛，希望有缺而不希望完整，希望受辱而不希望荣显，希望笨拙而不希望机巧。根深蒂固，正是涵养昏暗的道理。君子不能违背天，却能把握天的运行；君子不能向天强求，却能预先顺应天的变化。以光明作为枝叶，以昏暗作为根本；以隐藏光明为真正的昏暗，以运用昏暗为最高的光明。他日常饮食起居都在这里，那么到哪里不是生生不息的门户呢？不这样做，却雕玉作楮树，剪彩作花朵，这就是小人的做法。炫耀而博取流俗的喝彩，只求一朝一夕的观看，正是使自身和名声一起破裂的道路。这株树，君子称它为重伤；受到重伤的材料，就没有长寿的同类了。唉，难道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吗？文王处在商纣之时，对外柔顺，对内文明，不显露自己的德行，不聚集自己的统绪，始终以晦藏之道行事。所以说：“文王得到了《易》的运用。”唉，难道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吗？朱子起初以“晦”自我勉励，等到遭遇伪学之祸时，又能以“遯”卦自我止息。唉！像朱子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栋梁了。

译生育儿子，应当把他安置在齐鲁一带 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屡屡动摇，天下就不得安宁。作为旁支之子的人，没有不怀有侥幸之心、想着以奸谋取得天位的；事情的结果，往往长久成为社稷的忧患。因此有长远谋划的君主一定会谨慎对待。立太子一定立年长的，不凭宠爱；废黜嫡长一定因为其尊贵，不因为其为庶子，务求嫡庶分明。对于太子，要早早教导告诫，不让他习染邪僻；要慎重选择左右，不让他亲近小人。这是在巩固根本。根本巩固了，天子即使宠爱子弟，他们也不能越过次序来求取太子之位；天下即使有强大的诸侯，也不能窥伺间隙而发动。上面没有悖逆叛乱的忧虑，下面没有诛伐征讨的祸患。即使树立遗腹子、幼主临朝，天下也不会混乱；即使让赤子登上天下之位，天下也能安定。各地像车轮辐条汇聚一样同时前进，归顺服从天子。所以说，圣人拥有金城汤池，是因为安置太子的方法得当。又何必追问应当把他安置在哪个地方呢？汉武帝把燕王刘旦封在燕地，武帝年事已高，燕王请求入朝侍奉、掌管宿卫。武帝愤怒地说：“生育儿子，应当把他安置在齐鲁一带；这样做也错了。”可是武帝为什么不反过来探究根本、思考这件事呢？武帝自己穷兵黩武，使天下空虚耗损。建武年间，蚩尤之旗布满天空，有人说这是戾太子的冤魂应验而出现。武帝没有深入思考国家最根本的计策，只是搬用三代教育儿子的办法去教导他们、安排他们。他开通博望苑，使太子学习，最终却引来了江充。巫蛊之祸，波及东宫；长安的兵乱，又是骨肉亲属自己发动的。即使有壶关三老上书请求，也不能早早醒悟，难道不是太残忍了吗？戾太子天天处在宫廷之中，并没有燕地、粤地那样的遥远阻隔；他世代承继太子之望，也没有越级进取的阴谋。武帝身边儒臣满朝，并不是没有齐鲁那样的贤才。然而仍然不能免祸，这不是因为安置的地方错了，而是安置、教育的方法错了。太子被废之后，当时观望的人不少。武帝若在五位王子中选择年长而贤能的立为太子，以断绝天下人的私下希望，本来可以这样做。又因为望气的缘故宠爱钩弋夫人，因为尧母的说法宠爱钩弋夫人的儿子；而钩弋之子当时还只是儿童，怎么能不在燕王心中生出欲望呢？等到燕王请求掌管宿卫，他的意图已经显露出来了。武帝如果认真谋划，有时可以把他迁到较近的封国，有时可以把他托付给贤能的宰相。表面上说是保卫他，实际上是保全他，难道不就是把他安置在安全之处吗？可是武帝完全没有为后患作打算。到武帝驾崩以后，燕王与盖主谋划倾覆社稷，对幼主不利。若不是昭帝明察、博陆侯忠诚，汉朝几乎遭祸。燕王最终因封国被废，这能说是善于安置儿子吗？明明是我们实际培育了祸乱，却责怪燕王没有安置在齐鲁，为什么呢？假如安置儿子一定要出于齐鲁才可以，那么郑国的雒东为什么可以封给桓伯？晋国的曲沃为什么可以封给叔虞？至于所谓殽山、雍地的险阻，江、汉的阻隔，都是古代所疏远的地方；难道把旁支子弟遗弃在那里，就会使奸雄借机吞食上国吗？文王、昭王、武王、穆王的后代，像鱼鳞一样分布在四方，为什么偏爱齐鲁？假使齐国一定是善国，田常为什么灭掉姜氏？鲁国一定是安乐之邦，子允为什么弑君？当时楚国被称为封豕，吴国被称为荆蛮，子西、季札为什么又来到这里呢？武帝只是没有考虑到这些，所以对于同宗支系的封国，用分封国土的方式使其衰弱；对于历代相承的诸侯，又用酎金之罪将其削除。后来矫枉过正，鲁国没有强大的宗室；宣帝、成帝以后，鼎器转移到外戚手中，没有藩王可以称为诸侯之师，而文叔却从平民中起兵匡复汉室。唉，汉室危急如一根丝线了！这就是武帝的过错。即便如此，汉代叛乱的诸侯，大多出自淮南、长沙、吴、楚之间，所以贾谊说：“最强的最先反叛，最弱的最后反叛。”而武帝想把强国封给自己的儿子，让弱小的列国只作侯国，这其中难道没有某种激发叛乱的因素吗？褚少孙所作《五王之册》，文采灿然成章，难道不是对安置诸子的事情有所见解吗？至于他那种大力褒奖的诚意，齐鲁一带大概可以由此敦厚地尊尚风教法度了。夜气与浩然之气【馆课】

译赵岐说：“孟子通晓五经，尤其擅长《诗经》《尚书》。我认为孟子对《易》尤其深刻。他所说的夜气、浩然之气，大概就是《易》的道理。天与人本来就是同一种气。人生下来，头圆而脚方，含有阴气而包藏阳气。他的形体，是天地之气；他的心思和神识，是天地之气中有灵性的部分。心与气果真是两回事吗？心与气本来没有二致。可是世上的人被形体遮蔽，被嗜欲拘束，追逐气质之性，却迷失了天地之性。因此，立教的人便把它分别为形而上、形而下的说法，好像说：能够用心驾驭气的就是圣人，被气役使心的就是凡人。这些都是针对一时情势而说的。只有《大易》不是如此，只是直接说一阴一阳叫作道罢了。阴阳就是气，道就是心。心不一定精细，气也不一定粗陋；心不是形而上，气也不是形而下。这就是孟子谈论气的宗旨。既然说到气，又说夜气，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就是《易》的复卦。天地之气到了污浊极点，成为纯阴；阴到了极点便产生阳，静到了极点便重新运动，到了七日便来复，天地的心由此显现。一年之中表现为冬至，一日之中表现为子时过半。一气极其神妙，这是半夜保存复卦之象。此即孟子所说夜气的宗旨。既然说到气又说浩然，为什么呢？回答说：这就是《易》的乾卦。《易》赞叹乾卦的象说：“刚健中正，纯粹而精。”大概乾卦包含一元而成为本体，包容四德而施行变化，运行不息，刚健而有常，还有什么比它更刚大呢？大人以静为主、以极为主，整日乾乾不息，正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所谓充塞天地、配合道义、浑然具备乾德。此即孟子所说浩然之气的宗旨。即便如此，培养浩然之气，必定从培养夜气开始。培养夜气，有的在它到来以前迎接它，有的在它到来以后使它畅达，其中都有《易》的道理。在夜气到来以前迎接它，大概取法于坤卦；在夜气到来以后使它畅达，大概取法于无妄卦。为什么呢？阳气剥落而成为坤卦，似乎已经没有阳气了，但守持正固便吉祥；所以夜气尚未发动时，应当有守静无为的功夫，以聚合来奠定发散的基础。等到阳气剥落而复生，近似雷行；而无妄卦便吉祥，所以夜气已经发动时，应当有察识、扩充的功夫，依靠功夫使本体复归。这又是孟子养气的宗旨。那么所说的夜气，果真可以只按昼夜来谈吗？凡是突然发生接触、没有用心思考却自行发动的情况，如同忽然看见小孩将要掉入井中而产生惊惧怜悯之心，都是夜气。所以解说《易》的人说：“复卦建立起初始萌芽。”又说：“冬至不在子时。”这就是所谓“三百六十爻，每一爻都扶助阳气、抑制阴气”的意义。这里孟子谈夜气，又提出善端的说法，大概是因为他从《易》中得到的深刻体会，本来就是如此。读《卫霍李广传》【馆课】司马子长是一个孤愤之士，又喜好任侠，所以他写传记，善于描写处在特殊时代中的不平之感。至于《卫青霍去病李广传》，他排斥上位者、抬举下位者的态度，反复显现出来。大意是说，卫青、霍去病遭逢时运而建立功业，他们的尊贵达到了日月般的地位；而李广才气天下无双，最终却一生坎坷，大小经历七十多次战斗，竟然未能得到怀藏通侯印绶的机会，难道不是命数吗？这就是司马子长借此寄托感慨、抑扬文辞的地方。文字中隐约的讽刺，关键在于武帝。即便如此，我由此更加看见武帝知人善任将领的能力，为什么呢？人所承受的才器，各有适宜之处，但没有不可以通过试用来知道的。唯独将帅的才干，要从哪里试验呢？必须让他面对敌人来试验；一试而不见成效，便会因此把国家送给敌人，所以不可不慎重。卫青不过是牧童，霍去病又轻薄亲近；卫青的名声天下没有称誉，霍去病甚至不能通晓古代兵法，他们与飞将军李广不能相比，这是很容易看出的。武帝却把鞭挞四夷的权力轻易交给卫青、霍去病，而不让李广一次面对单于，岂不是太荒谬了吗？等到事情的结果出来，李广最终没有丝毫功劳，而卫青、霍去病追逐败军、俘获敌人，直到封狼居胥山，这又显示出武帝识人的卓越了。这就是武帝善于任用将领。如果说李广只是命运不好，霍去病只是得到上天的幸运，而他们的成败并不由于将略，那么我认为，将略还可以看得出来；至于命运不好和上天的幸运，却尤其是无法看出的。过去张魏公名声高于一世，宋孝宗倚仗他来图谋兴复；可是符离一战失败，宋朝的事情也随之败坏。替宋朝谋划的人，宁可任用得到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天幸的人吗？还是任用像张浚那样命运不济的人呢？考察西汉承接战国遗风，士大夫都把招纳贤才、豢养门客的人看作贤能，唯独卫青、霍去病不是这样，因此司马迁轻视他们。他推举游侠而贬抑处士，也接近这个意思，大概是有所激愤吧。荀子、扬雄大体醇正而小有瑕疵【馆课】

译韩愈说：“荀子、扬雄大体醇正而小有瑕疵。”宋儒不赞同这句话，并且一同指责韩愈鉴别人物有失，我私下对此感到疑惑。古人穷尽一生著书立说，他们的瑕疵和优点不敢自行掩盖，而把评判言论的权力悬置，等待千年以后的人。我们处在千年之后，安闲地评定他们的品第，也应当平心静气，考察他们所处的时代，取其合于道的部分用来垂教，不应过分苛刻，以免徒然损害其成就。这样看来，韩愈比较接近正确，宋人难道没有过分吗？宋人之所以诋毁荀子、扬雄，说的是：“把人性看作恶，把礼看作虚伪，把老子看作可以取法。”如果是这样，就不能称为醇正了。可是韩愈所谓“醇正”，本来未必是从这些地方深入说明的。韩愈大概是排斥佛、老的人，他说：“圣人离世久远，言论被湮没，异端蜂拥而起；人随着风俗受到浸染变化，贤者也不能免除。有人能够以孔子、颜回为宗法，像山岳一样卓立、像砥柱一样支撑，建立成一家之言，如同举着日月前行，我就把他称为大体醇正，仅此而已。”荀子生于众说横行的时代，做士人的只知道刑名，不知道礼乐；只知道管仲、商鞅，不知道仲尼；子弓只知道秦、楚的战功，不知道商汤、周武的王道。可是荀子写成三十篇书，从《劝学》直到《尧问》，谈论古代，称述先王，纵横曲折、委婉流转，如同谈论自家事情，这难道是需要等待外力才能兴起的学说吗？扬雄虽然承接董仲舒、毛公以后，儒术稍稍显著，但当时的士大夫不是困于支离的训诂，就是沉溺于华丽繁缛的辞赋；没有人深入潜心、向内观照、使自己的精神根基美好。扬雄打开幽闭、启发关键，写成《法言》《太玄》，我不能说那只是雕虫小技；它一变而契合于以主静守约为宗旨的道理。守卫道统的士人，历代并不缺乏；然而在义理大明的时代坚持议论，并不困难，在邪正混淆的时代坚持议论，才困难；承袭师友旧有的学说和议论，并不困难，在学术渊源晦暗、少有人知的时代独自探求，才困难。荀子、扬雄二人，都处在这种困难之中，为什么还要深深排斥他们呢？即使依照宋人的排斥，我仍然可以替这两人解释，为什么呢？古人立言，是为了通达自己的意旨；后世立言，是为了隐藏在道理之中。隐藏在道理之中的人，为了避免驳杂而趋向醇正，不把自己的缝隙显露给人；通达自己意旨的人，则醇正与驳杂同时显现，难免有激扬过度的地方。荀子把人性看作恶，是把修养和教化放在首位而有所偏过。程子不是说过：“恶难道也不能说是性吗？”荀子把礼看作人为，是把忠信放在首位而有所偏过。司马迁不是采纳了他的说法，把它写进《礼书》吗？荀子认为老子有可取之处，是把虚静放在首位而有所偏过。司马君实不以此为然。若说《易》赞美他们，那么荀子、扬雄的言论，本来就像豫章大木中的一点朽木、黄瓐玉上的一点瑕疵；总的说来，醇正的部分胜过瑕疵。至于论性命、论道德，那么濂洛一派的传承直接接续洙泗之学，无须再苛责荀子、扬雄。过去苏轼谈论人性，认为孟子说性善，荀子不得不提出性恶；荀子说性恶，扬雄不得不提出善恶混杂，都是由彼此争胜而产生的。韩愈把荀子、扬雄说成醇正，宋儒就不得不说他们驳杂，或许也是彼此争胜的意思吧。读《盐铁论》题后【馆课】俗话说：肉食可以养生，药石可以治病，这两者不可偏废，只在于根据时势适时调整罢了。从前汉文帝主持和亲的主张，把黄金、丝绵和彩帛送给匈奴，甘愿承受使手足倒悬的讥讽；然而夷狄的本性难以预测，边疆年年苦于侵扰，烽火不时传到甘泉宫。直到文帝在世的末年，天下仍未能安稳地高枕而卧。假如这样因循下去，将领和官吏的气势就会日益消磨，他们把同匈奴作战看得如同驱赶羊群去攻打老虎，内心胆战心惊。石晋时靖康之祸，难道不正是汉文帝的做法造成的吗？这就是汉武帝采纳发展武备主张的原因；他不停止封狼居胥，也不停止使漠南成为空旷之地。汉武帝既然穷兵黩武，就不得不借军费兴办为由，采用乘孔、建铁官等办法来供给农业所需，推行均输以充实民间财物，控制山海资源来取得额外收益。这些办法本身是圣贤所不谈的，但对于帮助国家应急，大概也是挽救时局的措施。可是文学之士总拿井田制和什一税这类太古久远的办法来攻击它，这就是所谓从旁议论的人与当局者有不同忧虑，难道是通达时务的正确议论吗？至于桑弘羊的谋划，确实也有过错。大概汉武帝晚年，匈奴已经自行衰弱；到汉昭帝时，将士承接武帝鞭挞匈奴所留下的威势，傅介子不烦劳一副铠甲，不耗费一斗粮食，便在绝域之外建立功勋，呼韩邪单于叩首称臣，也已经显露出这种形势了。既然战争已经停止，就应当连盐铁专利的收益也一并取消，散利于民，让百姓休养生息，明确向天下表示朝廷不贪图财利；这才是懂得时务的人首先应当谋划的事。可是桑弘羊仍坚持他最初的主张，和文学之士抗争，我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药石是用来治病的，病既然已经痊愈，却仍拿它来养生，那就会把长寿之民变成夭折之子了。霍光的智慧，当然已经辨明了这一点，只是不敢亲自首先提出，以免暴露汉武帝的过失，所以借文学之士的议论，便把均输、征榷等措施一概停止。像霍光这样，可以说是懂得时务的人。俗话说：穷困就要变通，变通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边疆事务有时扩张、有时收缩，都能在困顿之时加以谋划，就差不多可以了。评 读《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的评论（馆课） 读陆贾《新语》、贾谊《新书》、刘向《新序》的评论【馆课】

译古代凭借言语侍奉君主的人，各自都有思想根源，因此他们的学术有醇厚和驳杂之别，不必完全相同；但总要竭尽智慧和思虑，考察当世政治得失的范围，审察古代成败的效果，都有独到而确定的见解，终身坚定不移，然后才写成论述，确切地切中事理。他们的精神、情态、气势和韵味，自然有不可磨灭之处，不像后世文章铺陈散漫、支离破碎，连篇累牍，只求临事争辩而已。西汉奏疏中，没有比贾太傅的《治安策》更好的了；而《治安策》的思想来源，就是《新书》。《新书》论述治国之道、国家体制以及经学、胎教等，共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皮日休读这部书，说它用心急切，愤懑深沉，文辞含蓄而华美，文采奔放而典雅，确实称得上天下有才之人吗？然而书中最精粹的内容，《治安策》都已经具备了。即使有《治安策》没有涉及的，如《审微》《客经》《劝学》《谕诚》《退让》等篇，也足以作为谈论义理的典范，但并不是切合时局的急务。由此我知道，《新书》是贾谊一生学术的源流，他把这些内容扬弃淘汰，写成《治安》一策。所谓痛哭流涕、长声叹息，其文辞似乎激烈，但他陈述事情、抒发忠诚，当然不是无病呻吟、无病哽咽。在贾谊以后，大概只有刘向了吧？看他的《外戚疏》《昌陵疏》，忠诚而愤激，甚至使昏暗的君主内心震动；他又取讽谏的用意，搜集旧事，编成《新序》一书。书中对妹喜、妲己的警戒，对病由腠理深入骨髓的警戒，都清楚地寄托在寓言中，用来感悟汉成帝。虽然其中间或有颇为错误的地方，如曾巩所讥评的那样，但至于整顿纲纪、引导教化、辨明邪正、排斥异端，用来作为汉朝的规范和鉴戒，那么韩婴以下的人就不必谈了。这是贾太傅一流的人物。至于陆贾的《新语》，我却不能没有疑问。陆贾大概是有才智的士人，片刻交谈就能使尉佗面向汉朝，言辞间又能使郦食其、陈平、周勃等人交好；想来他所写的书，虽然不是纯粹的儒家学术，但纵横捭阖、启发人心，一定有战国文章那种洋洋洒洒的锋芒。如今这部书的语言骈偶，气势却衰弱，而且有许多字缺失，似乎是为了装点它的伪作性质，大概是齐梁之间好事之人听说《新语》的名声而妄自伪造的。史书说汉高帝对陆贾讲：“你试着替我写一写秦为什么失去天下，我为什么得到天下，以及古代成败的原因。”现在《新语》中从《道基》到《思务》的十三篇，从未谈到这些。这些内容哪里足以打动汉高帝的听闻，却为什么一奏上去就称好呢？大概诸子书散失得太多了，不只是《新语》如此；诸子书中像《新语》这样伪造的，也到处都是，难道只有《新书》《新序》这一类才这样吗？即使如此，士君子考量事情、谋划策略时，对这三部书又有什么可选择的呢？有贾谊的谋略，但应当警戒他的疏略；有刘向的恳切，但应当去掉其中的荒诞。至于《新语》，虽然可以说是伪书，但我终究不把它同墨子、鬼谷子那种非圣人之书等量齐观。为什么呢？因为它接近儒家学术。掌握这一点并据此行事，对于向朝廷进言纳策是有帮助的。说 知命、俟命、立命说（馆课） 《墨禅轩说》（寄给吴周生） 知命、俟命、立命说【馆课】古代用神道来设教的，如《易经》的卦象、箕子的《洪范》，对于吉凶祸福的原因，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可是它们把一切归结于事理，却没有听说有“命”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它们都是为了使人立命。然而立命的道理不能一概而论，吉凶祸福的应验又有交错参差、难以穷究的地方。因此世人便认为命终究不可信，理终究不能依凭，各自竭尽私人的智巧和力量，作为趋利避害的计策。孔子、孟子对此感到忧虑，于是提出知命、俟命的说法，是为了补救《易经》和《洪范》的不足吗？而且为什么要说知命、俟命呢？也是为了立命。俗话说：“珍珠美玉放在店里，观看的人不去取；一只兔子在野外，众人却争相追逐。”这是已经确定与尚未确定的区别。万物中没有比命更确定的了。天地如同熔炉，阴阳如同炉火，万物同样在其中获得形体，纷杂而细密地发生变化；丰厚并不是天地特别养育，贫乏也不是天地有意残害。这种禀赋一经确定，就是鬼神也无法改变。可是世人内心迷恋情欲，就想胜过命；外在被际遇迷惑，也想胜过命。最终命不可战胜，他们却徒然忙碌，成为违犯教化、伤害义理的人，这有什么益处？所以圣人教人知命，“知”就是相信，相信命已有基本的确定性，一产生念头，就不敢同命争斗。然而过去讲知命的人，如同养形的人把它比作躲雨，又如怨天尤人的人把它等同于落叶；这种说法只能平息躁动争竞的心，却不能使人免除过失和悔恨的牵累。因此圣人又进一步教人奉行法则，引导人修养自身，如同好的农夫等待年成、好的商人等待时价，并不是只把一切交给天而自己什么也不做。这就是俟命。至于圣人所谓立命，却不是这样：事情的征兆尚未分明，哪里会有固定的理数？五行尚未确立，哪里会有吉凶？把宇宙掌握在手中，以阴阳作为权柄，就有先于天地而存在、天地也不能违背的力量，难道还会受命运控制吗？既然命不足以控制圣人，那么说不谈命也可以。但为什么又说知命、俟命，说“道的兴盛和衰败有命”，仿佛人不能自主呢？回答是：这是为中等资质的人说的。普通人的吉凶祸福必定受命运制约，而趋善避恶的心与趋吉避凶的心，常常在胸中交战；只有用命的道理使他觉悟，他的取舍才会审慎。因此圣人也借助命的说法让他们自行解脱。孔子的困穷、颜回的早死、尧舜的儿子不肖、五百多年不能再出现圣王，圣人都把它们概括归于命。也就是说：“命作为一种权力，不仅普通人不能挽回，即使圣人也无从施展力量。” 难道不只是圣人不能改变命，连上天也不能任意改变自己的命吗？既然如此，怎么能不知命并等待命运呢？有人说：“如果孔子、颜回的遭遇确实如此，那么谈命的人难道自己就不受命控制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易经》三百六十四爻，都是把凶转化为吉的，什么时候曾经只是听任命运安排呢？至于把彭祖和夭折者看作寿命相同，把困穷和显达看作同等境界，通达的人能够做到，何况圣人呢？圣人所说的吉凶祸福与世俗不同。颜回以仁德获得长久的生命，孔子以道义获得生命，即使要经过千年才能验证，最终也能同造化相齐；正因为不受命数的限制，所以叫作“立命”。李邺侯说过：“君主和宰相创造命运，不谈命运。”假使圣人只会谈命，那么孔子周游七十二国，可以说是不知止；假使君主和宰相只会谈命，那么尧的警戒、商汤的祈祷、伊尹五次进用又五次离去，难道都是衡量命运后听任它安排吗？

译《墨禅轩说》【寄给吴周生】庄子记述齐侯读书时有所呵斥，认为那只是古人的糟粕。禅家也说，必须参悟活句，不能参悟死句。书法有用笔之法，也有用墨之法，只有晋唐人的真迹才具备其中的奥妙。那些刻在石上、印在版上流传于世的，所谓的死句。学书法的人从真迹中掌握用笔用墨的方法，然后临摹古帖，这样即使是死句也能变活，不会招致刻意模仿、重复陈套的讥讽，才符合轮扁斫轮的深意。我从事这门学问已经五十多年了。起初从虞世南、颜真卿入手，后来学习王羲之，学习钟繇，颇有相似之处。对于《兰亭序》《丙舍帖》《宣示表》等的形制，便自鸣得意，以为已经超过唐人。三五年间外出游学，尽数观览李尽发、项元汴、太学子京所收藏的晋唐墨迹，才知道从前苦心经营不过是白费年月。从前香严在沩山会下参究“父母未生以前的一句机语”，〔此处原文缺字〕于是便息却心愿，甘作长年吃粥吃饭的僧人，这正是我当时的处境。任职金门隐居十多年，空闲时间很多，加上长安官邸和收藏鉴赏之家不时聚会，又在项氏所见之外，每天都有新的收获。如韩馆师的《内景经》《黄庭经》，杨义和的书法，殷司空的《西升经》，褚登善的书法，杨侍御的《绝交书》，王右军的书法【停云馆定为李怀琳所作，错误】，王奉常的《汝南公主墓志》，虞永兴的书法，王司寇的《太宗哀册》，褚河南的书法，米元章的《西园雅集图》小楷，杨凝式的《韭花帖》正书，逐一更换仆人来数也数不完，都能够反复玩味，渐渐有所领悟。回到山中以后，我减少了靠近城郭的收藏，收得一两种作品，如徐浩所书的《道德经》二千五百言，唐文皇时期国诠所书的《善见律》一万字，楷书法度完备，世间很少见。我一向不喜欢赵吴兴的书法，近来有一位老广文戴公从岭南回来，行装中藏着赵吴兴小楷《内景经》一卷，共数千字，少了一百九十字，由俞紫芝补足残缺，像扬上真所书的字，这是赵吴兴一生中的神品，我很遗憾晚年才得到观赏。唐人诗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又能怎么办呢？周生拥有万卷藏书，博学雅正，喜爱古物，尤其精通八法。我已经老了，不能再续游黄山的胜事。周生有丰富的游览资质，新安江清澈浅显，可以看到江底，乘小船顺流到我所在的谷水，只需几天；如果能同汪儒仲乘兴前来，观赏这些真迹，就是所谓读书十年不如亲自学习一天、亲自到访主簿山的意思了。周生以为如何？议 救济灾荒、平息盗乱议（阁试） 军费兴办议 救济灾荒、平息盗乱议【阁试】天下有救灾的办法，也有把灾祸转化为福祉的办法。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盗贼聚集作乱，这是国家的灾祸。能够设法谋划、运用奇策来制止它，也就足够了。可是说要把灾祸转成福祉，岂不是迂阔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天下之所以忧虑荒灾，是因为积蓄少；积蓄少，是因为土地还有未开发的利益，百姓还有未使用的力量。天下之所以忧虑盗贼，是因为武备衰弱；武备衰弱，是因为国家有许多冗余军队，军队又有许多多余的粮食消耗。现在有一种办法，既能备办荒年，又能平息盗乱，而且正好可以在百姓因饥饿而起盗乱时，顺势加以利用，那么是什么办法呢？回答是：安抚流民罢了。流民本来就是百姓，进可以作战，退可以耕种。他们被饥荒灾害驱赶，只仰赖食物求生。在这种时候，假如奸雄利用他们，就会成为酿成叛乱的基础；假如国家安抚他们，就会成为富强的资本。关键只在于安置他们的方法是否得当。近来上天不降安康，蝗虫〔原文作“肥■〈虫遗〉”，疑为虫灾名称〕肆虐，吴越、江右各州彼此相连，都遭逢灾荒，田野没有青草，人们都有逃亡之心；江淮之间，流离失所的人充满道路，有的携带老人、带着全家同行，有的抛下妻子儿女，独自逃走。郑侠的《流民图》就是因此而作。若真能得到主持纲纪的大臣和忠实的官吏，选择公私房屋以及宫观屋宇，沿途把流民组织起来，供给稀粥；能劳作的就雇用他们的劳力，有技艺的就让他们靠自己的技艺谋生。等到来年春天，发给他们牛、农具、种子和粮食，利用空旷的土地和荒田，按人口计算分配给他们，使他们耕种。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都是刚刚离开田地的人；既然感激朝廷抚养的恩德，又深思一家温饱的办法，一定能够深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的作用。等过了三五年，旱情逐渐平息，百姓有了安定的志向，再慢慢利用农闲时间教他们战阵之法。与其招募市井中的游手好闲者，哪里比得上收纳这些等待粮食救济的壮丁？这不过是古代井田制、唐代府兵制遗留下来的意思，难道不是一举两得的办法吗？从前西晋的乱局兴起于李雄，他专门招募流散远方的百姓；唐朝末年，张全义设置屯田将领，聚集流离者，教他们种植经营，三年之内，河东户口恢复，桑麻茂盛，每县有七千多名精兵，河东依靠此成为长城。一个刺史实行这件事尚且足以见效，何况依靠天下的力量办理，又有什么不能做到的呢？所以说，把灾祸转为福祉，就是这个办法。至于议论社仓、保甲，当然已有精通此道的人详细论述，我姑且略说这些。军费兴办议

译《禹谟》说：“六府治理得很好。”六府，就是水、火、金、木、土、谷。五谷用来征收赋税，五金用来进贡。《禹贡》把田赋和物贡并用，所以有“金有三品”的文字。如今却偏重田赋，而禁止开采五金，所谓六府，已经废弃其中之一了。况且禁止开采，是准备将来使用它。辽东、金州、复州、海州，大概都是矿产的产地，一旦落入敌虏手中，就如同把粮食送给盗贼。在财政、物资等多方面空虚耗尽的时候，衰世苟且聚敛的办法没有一样不用，却偏偏在开采矿产上闭口不言，反而把因循守旧当作治理经济，其原因有两个：迂腐的人害怕背上谈利的名声，懦弱的人害怕酿成首先倡导此事的灾祸。因此明明知道开矿有益于挽救时局，却没有人肯出头承担。难道《礼记》不是说“财物应当被使用，不应弃置在地上”吗？《大学》说“使生产财物的人增多”；凡是有利于百姓的，如茶、盐，没有不实行专卖的，都称作“生产”，难道只有农田才叫生产吗？至于矿工聚集，不能没有争斗，那么有矿的地方，必定有守备、巡抚两道所供养的士兵。这些士兵纵然不能到战场上杀敌，难道不能在开采期间保护自己、经过数月消除可能发生的变乱吗？况且云南实行开矿已经二百多年，有司和大臣的俸禄收入没有一样不是取自矿产，哪里还存在首先倡导此事的忧虑呢？大体说来，谋划国家事务，没有绝对有利的，也没有绝对有害的，只能根据事情中最重要、最紧迫的方面作出转变。比如九边互市，其弊端最终必然导致废弃武备、形成积弱。最初提出这个主张时，群臣变色争论，也确实是深谋远虑。然而实行六十年后，边境百姓保全性命，繁衍妻子儿女，何止数以千万计？这都是因为新郑、江陵、蒲坂等人独断独行，不害怕议和通敌的名声，也不害怕首先倡导此事的灾祸，所以他们是所谓安定社稷的大臣。否则像近来的奴虏之祸，不知道六十年中会发生多少次了？军队没有固定的士兵，就没人前往；军队没有钱财，士兵就不会来。国家每年收入不过四百万，仅一座关门每年就要六百万，又哪里还有多余力量和资财来招募士兵、寻求勇士？我认为应当像岳武穆那样精心挑选背嵬军五百人，互相转训，扩充到三四万人，长期驻扎在京畿以南，彼此呼应，以防敌酋突然奔袭，这样京师就可以安稳高枕而卧了。有人说：“你在神宗、光宗时期修撰国史时，曾经请求停止矿税，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全说：“当时只是以营建三座宫殿为话头，仍是可以缓办也可以急办的事情，难道曾像如今这样敌骑遍布、京郊震惊，连陵寝都受到威胁吗？” 难道曾经有一万名骑兵践踏我国腹地，攻破五县，占据一府，如入无人之境吗？难道曾经有我军杀死三个敌虏，敌虏便屠杀一个强壮的县来报复；敌虏掠走的子女、玉帛数以万计，而我军只缴获一副铠甲、一支箭，写进奏疏，满朝庆贺胜利，笑声几乎要冲破人的嘴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皇上的赫然震怒、征讨军队、搜取军需，正如苏轼所说，天地鬼神也会谅解其中确有万不得已的实情。况且事情交给抚按办理，不派宦官出使，不扰乱民间，正是为了作为鞭挞敌酋的资本，又怎么会像年年加派那样，吸取百姓的膏血，一方有急难，四面都跟着受累，形成土崩瓦解的局面呢？试着把这些话吹进筹划国事者的耳朵里，不知他们是否会有所醒悟？奏疏 议论国家财政疏（馆课） 陈述时政疏（阁试） 报告奉命办事情况疏 以年老请求退休疏 议论国家财政疏【馆课】

译臣听说《易经》说：“靠什么守住职位？靠人。靠什么聚集人民？靠财。”财与职位相提并论，重要性就是这样。所以古代冢宰掌管国家财用，一定在年末查看年成的丰歉，按照收入来安排支出。治理国家却不知道国家财政的虚实，这是国家最大的祸患。臣恭敬地读到近来大司农的条奏，当今仍处于多年歉收之后、蠲免抚恤之后，一年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半年的支出，公私积蓄实在令人悲痛。即使有乘孔主持筹划，也不能凭空运输财物来救济国家的急需。古代建立国家，即使有三年、九年的储蓄，也只是预备意外之患，从未有平常一年的用度无从筹集，却要依赖储蓄；也从未有把度支部门多年积蓄全部拿来供应平常一年用度，却仍然短缺大半的情况。司农的储备告罄了，势必向水衡借钱；水衡告罄了，势必向太仆借钱；太仆告罄了，势必向内帑借钱。这样周转几年，连内帑也用尽了，又到哪里去取呢？如今关市禁令已经严厉到无法再严，宫廷膳食和传驿供给也已经节省到无法再省。宗室俸禄已经削减到不能再薄，边军粮饷已经削减到不能再少。目前能够停止而又可以增加收入的渠道，只有开纳一项。然而衰世苟且的弊端，也以开纳最为严重。并不是说它有损国家体制、助长奔竞风气，而是说它把朝廷当成了外府。世俗借债的人，借一份而加倍偿还，这是坐困；借一份而十倍偿还，这是祸根。开纳大多就是这样。为什么呢？那些所谓捐钱买官的人，并不是把钱丢进沟壑；所谓借债的人，也不是能登上避债台就可以逃债。他们必定要靠贪污来偿还，因此只是用眼前交纳的钱，换取日后无穷的债务。天子把四海当作家，臣民的债务最终从哪里支出呢？岂止是十倍的偿还啊。况且开纳的弊端现在已经显现。从殿馆、金吾、光禄到鸿胪等各部门，冗员充斥，白白消耗国家俸禄；名义上说是武官的，往往实际占据武职，滥用军队任命，简直是纵狼牧羊，想不出任何补救办法。难道不应当一律堵塞开纳的途径，逐步淘汰这些人吗？此外，府史、胥吏、徒役之类，没有固定廪禄，晋升又没有荣耀希望，全都靠盘剥百姓为生。从京城到州县，公文往来、文书登记、诉讼追捕、租税徭役、收支办理，凡有一丝一毫的事情经他们之手，没有贿赂就不能办成，因此百姓倾家荡产。百姓败尽家产，并不全是县官的徭役造成的，大半都耗尽在吏员家中。这些人当初也是凭财产进入仕途的，更应当责成各部寺长官和抚按官员加意搜查清理，从今以后逐日减少，不让他们滋生。这是应当议处的冗员问题。内府聚集天下财物，是为了百姓，不是为了供奉一人的私欲。如今内藏库专由宦官掌管，不归司农管理；它的出纳多少、积蓄虚实、账簿是非，有司都无法知道。社坛里的老鼠难以熏出，御驾前的马难以责骂，往往乘舆正常花费一份，侵吞的花费却有十份。山林不禁止野火，江河不堵塞漏洞，难道能不忧虑吗？这是应当清除的弊端。宫中所崇尚的，是风俗的源头；权贵近臣所喜好的，是百姓效法的榜样。所以宫中崇尚什么，外面必定跟着崇尚；权贵近臣喜欢什么，下面必定跟着仿效，这是自然的趋势。如今从京师士大夫到远方之人，再到军中士卒、农民，他们的服饰、饮食、器用同几十年前相比，都已经奢华浮靡而不切实际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从前人们拥有的东西，如今的人看见了，都认为鄙陋而加以嘲笑。天地所生产的物资有一定限度，而人口每天增多；耕种的人渐渐减少，游手好闲的人却日益增多；欲望没有止境，风俗日益奢侈，想使财力不枯竭，办得到吗？这是应当禁止的奢侈问题。自古以来，治理财政和任用人才彼此互为表里。如今吏治日益败坏，追求虚名而丢失实际；所谓治理财政的人，有的使百姓挨冻受饿，却让积蓄增加；有的捡拾芝麻麦粒，却丧失山丘一样的大利；有的假装吝惜一文钱，却耗费万金；有的不拿刀剑，却成为侵夺百姓的盗寇；有的在账簿上施展奸巧，欺骗君上。于是又有清廉谨慎、自我约束的人，以为文书账簿烦琐而不去过问，以钱粮事务卑鄙而不去察看，坐视奸吏上下其手，哪里曾有真正赤诚的心意替国家爱惜财物呢？这是应当整饬吏治的问题。最令人痛心的是，国家的金帛全是百姓的膏血；州县官吏鞭打壮丁，使老弱受冻挨饿，一分一厘地积聚，艰难险阻地运送，最后却用车载回去交给夷虏。每年的岁币不可计算，大概是最初议和时的数倍。至于削减军士每月的粮饷，用来等待敌虏临时索取的费用，又被称为另一项负担。臣私下读三边帅臣的奏疏，说敌虏背弃盟约的形势已经形成。按照道理推测，大概停止岁币就会使变乱很快发生而灾祸较小，增加岁币就会使变乱稍迟发生而灾祸更大；而敌虏的变乱终究是必然要来的，因为国家空虚、岁币日益增加，已经无力继续承受。难道挑起战争、成为首先发难的一方，就能说是长远计策吗？今年辽东的战事，敌虏难道没有大举进攻吗？即使不能取胜，也必定要交战，难道不能坚守营垒、清空野外，趁敌人疲惫归返时攻击他们吗？把岁币的一半平时用来养军，发生战事时用来犒劳士兵，难道还不够用吗？国家守卫边疆二百五十年，实行和议互市的只有二十多年，并没有二百多年都处在敌虏侵扰之中。扁鹊治病，病在肌肤就治疗，病在腠理也治疗，病入骨髓就无法医治。如今国家被敌虏困扰，已经不只是腠理的病了；不谈这些根本问题，却说什么节俭，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国家财政的急务就在眼前，而那些迂腐空泛、没有用处的话，哪里足以挽救时局呢？只是国家之所以陷入困境，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是因为对那些迂腐无用的话一概视为无足轻重，日积月累才到了今天。俗话说：“看见兔子再回头叫狗，还不算晚；羊跑了再修补羊圈，也不算迟。”臣的意见就到这里，只愿 圣明的君主加以采纳斟酌。陈述时政疏【阁试】

译臣听说处在盈满状态仍警惕安逸，是圣明君主的忧虑；担心盛极而衰、明盛而危，是忠臣的思考；指出瑕疵、摘出过失，是进言者的节操；怜悯愚昧而采纳善言，是听取谏言的明智。所以臣下不因君主圣明就忘记药石般的规劝，君主也不因时局太平就忽略狂妄浅陋的议论，为什么呢？天下就像一个人的身体，治理天下就像调治身体。善于调养身体的人，不以今天身体强健为满足，而常常考虑以后不要衰弱；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以今天政治安定为满足，而常常考虑以后不要发生乱事。想使以后不衰弱，就必须听察和、扁的言论，及时调理渐渐出现的病变；即使饮食嗜欲没有过度，也不厌烦他们切直的言语，周密地加以防范。想使以后不发生动乱，就必须审察忠臣的议论，堵塞祸乱的萌芽；即使政事纲纪没有缺失，也不嫌他们的谋划过度、言辞激烈。臣私下看到陛下以神圣之德登临帝位，又能信任忠贤，勤勉修习圣学，各项制度都得到治理，四方边境没有惊扰，确实已经达到太平盛治了。然而陛下年纪渐长，聪明日益开明，这正是嗜欲和忧勤开始奠定根基的时候。因此臣下忠诚爱戴陛下的人，不把今天已经达到的安定当作可庆幸之事，而把将来能长期保持安定当作忧虑，为什么呢？难以成就却容易败坏的是帝位；难以勤勉却容易懈怠的是学问；难以节制却容易奢侈的是内心；难以亲近却容易疏远的是正人和贤辅；难以疏远却容易迷惑君主的是身边那些善于逢迎、亲狎的人。因此臣不敢概括评论天下事务，只把有关圣学和政治根本的事项分条献上。只愿陛下思考其中的艰难而采纳它们，天下幸甚。第一，严格遵守保养自身的戒律。陛下即位以来，嗜欲尚未显露，天性纯正坚定，在保养身体方面可以说已经到极点了。然而臣认为，过去宫中有圣母在内调护，外有辅臣辅翼赞助；如今辅臣的辅佐仍和从前一样，但圣母的调护却稍有疏忽。那么陛下的起居行动、饮食嗜好，难道都合乎正理而没有欲望吗？大臣无法知道。圣母既有看不到的地方，大臣又有不知道的地方，那么身边近臣〔原文有缺字〕用来娱乐诱惑陛下的手段，必定比从前更加容易奏效。只愿陛下警惕地经常反省，凛然地经常思考，把自身看作天地、宗庙、社稷和百姓所依赖的支柱；凡是用来满足耳目、娱乐心志的东西，都视为迷乱心志的毒药、砍削志向的斧头，每天加以节制，这就是万寿无疆的根本。第二，精进讲学的功夫。陛下即位以来，每天亲临经筵，每天亲自讲读，在求学方面已经很勤勉了。然而臣认为，从前圣年尚幼，所以只需大略领会经书大意，不必费力追问考究。如今圣心日益开明，圣学也应当日益精密。现在经筵日讲时，大臣列于朝班，讲臣在前，遇到疑难是否询问过？心中有所领会是否加以考订验证过？是否把今天施行的政事同古代帝王流传下来的训典相互参考过？即使陛下天生聪明、没有疑惑，难道也能达到圣王喜爱询问、喜爱考察的极致吗？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在经筵结束以后，退到后殿，把所讲过的经书和史书逐一思考推演，内在从心性上求证，外在以政事来验证；又轮流召见讲臣，以备咨询问难。时间久了，智慧思虑会更加明白，义理会更加精深，所得益处不会少。第三，务必落实咨询访察。陛下同天下相隔极远，所依靠的、能够熟悉政务而通达民情的，只有辅臣的进言和匡正。侍讲、侍朝的臣子办完事情便退下，其他在非规定时间召见的并不多；即使召见，也能从容促膝交谈，由上面尽量询问、下面尽量陈说的，更没有几次。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把各部门的奏章拿到文华殿，陛下每天临殿，每天召见辅臣；在当面议事之余，再广泛询问、深入探究，旁及民间百姓、农业生产等细节，也没有妨碍。至于九卿大臣，他们是陛下所使用的股肱和枢要；抚按、藩臬等长官，是陛下所使用的监察地方、宣布政令的人。或者在非规定时间召见，询问他们职务办理的松弛与紧张；或者在非规定时间召对，考察民情的利弊，那么不仅可以审察人才、彻底了解民间事务，也可以向天下显示皇上的明察。第四，防止近习之人的蛊惑。近习，就是陛下身边那些善于逢迎、彼此亲狎的人。这些人中忠实爱君的常常只有十分之一，蛊惑炫诱的却常常有十分之九；至于忠实爱君而又能以正道引导君主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为什么呢？君主必定在内有所沉溺，这些人才能在外肆意妄为。如今陛下年纪渐长，嗜欲逐渐显露，又少有接见大臣的时候，多有安居深宫的时候，臣料想身边近习必定有人揣摩圣意、先行逢迎，拿非常可喜的事情、特别难得的物品、鄙俗淫秽而惑人的言语，窥伺空隙，求得一逞。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以清闲安静来娱乐身体，以减少欲望来娱乐心灵，以经学、史籍、文学来娱乐精神，以经常接触正人、乐于听取正直言论来娱乐耳目；这样他们即使有窥伺的奸计，也没有途径进入，进入以后圣明的志向也不会被改变。第五，杜绝奢侈浪费的萌芽。陛下以俭朴的德行治理天下已经十六年了，近来费用逐渐扩大，取用逐渐增多，难道是圣心真的比从前更加奢侈了吗？臣想一定是身边蛊惑之人说，君主富有四海，这点微小的花费算不了什么，而且认为这是法令规定应当使用的，是惯例中本来就有的，于是陛下便听从了他们。哪里知道大农的积蓄都是郡国的租税，郡国的租税都是百姓的膏脂，百姓的膏脂就是国家的元气。偏远穷困州县的百姓，有人因为拖欠一金、一钱而典当衣服、断粮，圣上不知道；有人因为拖欠十金、百钱而卖妻卖子，陛下不知道；有人因为拖欠一两年而全家逃亡，最终死在沟渠之中，陛下不知道；又有人因为欠税拖延日久、分毫不足，最终死在鞭打杖责之下，陛下不知道。既然如此，积累到数万巨额，就可想而知了。为什么还要用它充作无名的赏赐，购买没有益处的玩物呢？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特令有关部门的大臣详细列明祖宗时期经费的制度，每年宫廷内部费用多少，如今增加的费用中应当裁减多少，确定为固定规制，每天加强节俭；这不只是天下百姓的福气，也是培育国家元气的办法。

译第六，断绝神奸之人的迷惑。陛下是圣明的君主，又留心经史的教训，亲近讲读之臣，对于五帝三王的道理，心中必定已有大致认识，怎么还会受到神奸的迷惑呢？只是奇怪这几年间，年节时令多有祈祷祭祀，宫观寺院多有修建营造，想来一定是身边蛊惑之人说，这是替陛下祈求长寿、替百姓祈求福气。陛下认为确实如此而听从他们，在朝廷的臣子也用替陛下祈寿、替百姓祈福的名义来办理，因此即使知道不对，也不便开口。臣认为今天虽然还没有看见它对政治造成大的危害，但这种苗头不能任其滋长。臣恭敬地希望陛下清心少欲，以培养长寿的根本；厚待下民、爱护百姓，以此作为向上天祈福的根本；节省财物、减轻赋税，以造福四海；凡是祠祷、修造等事，全都停止。这样，过去臣下认为大圣人所作的、远远超出寻常的行为，才真正能在陛下身上看到。以上六件事，都关系到圣学。今天说起时，或许只看见了它们的端绪，还没有看见它们的祸害；如今不加察觉，将来就会伤害德行、蛊惑政事，形成不可言说的后果。陛下如果能够留意臣的言论，那么圣心会更加明白，圣志会更加坚定，圣德会更加纯正，天下的治理便都可以不费力而成就。臣出身草野，愚昧蒙昧，不懂得避忌，也只是不能抑制自己恳切忠爱的心意罢了，并不是敢于冒昧触犯圣上，以求遭受斧钺诛戮。恭敬地希望圣明裁察。报命疏 奉命办理差事完毕，在途中患病，进呈书疏报告奉命情况并请求退休。此事载于天启二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上了一道奏本，奉圣旨说：董其昌题名充任纂修官，等泰昌实录的稿本完成后，前往南京采集邸报等册籍，以备参考订正、供史馆使用；就在当地支领费用，完毕后回馆办事。吏部知道了。钦此。臣接受天命般的诏命，感激圣恩却无以报答，于十月前往南京，把河南道所藏的邸报中尚未奉旨的内容，一一摘录出来。太常寺祠祭司督促派遣僧道帮助抄写，但只得到十分之三。因为这件事是临时创办的，按照应天府的惯例没有工食，而材料多得充满屋宇，最终难以结案。臣仍然回到乡里，大量召集抄书佣工，给他们纸笔。虽然奉有支给费用的旨意，臣却不敢耗用官府钱财。先前派中书沈僎也抄录了七年间的邸报，把若干纸装订成三百本。但都只是依据原本对照抄录，以备史官取材、征考事实，没有进行删改。随后又蒙受钦命，翰林院待诏宋启明、中书朱正色轮流催促。实际上这是用私人力量办国家公事，臣孤身一人、独自用力，岁月渐渐流逝，自己也不知道罪责是否已经无法逃脱。然而臣有删去繁冗、举出要旨的意义；这四十八年间留在宫中的奏疏，有些事情因奏疏而流传，即使涉及某个人，也不应因为人而废弃其文。凡是涉及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等问题，议论精当，可以为后世借鉴的，另行选出，仿照史书史论的体例，每篇附上自己的评论。至于其他请求朝廷讲学、请求祭祀、请求起用遗侯、请求停止矿税、请求下达章奏、请求补授废置官职、请求免除内帑开支等，都是从前所急切办理、章奏塞满公车的事情；皇上励精图治，也都已经施行了。如今谋划国事，尤其有超过这些的，只略存一二而已。全书共四十卷，目录一卷，另附表进呈。此外，史书所看重的，不过是删削取舍而已。善人因此受到勉励，恶人因此感到畏惧，所关系的并非小事。每朝编录三品以上大臣，都有小传，虽然寥寥数行，却包含褒贬之权。如《世庙实录》记郭希颜、胡宗宪、唐顺之等人，多有贬斥之辞，未能符合舆论。正史所记若不公正，那么私史的记载就更加杂乱，怎能使万世信服呢？计算四十八年之中，应当立传的大臣何止百余人？即使有三长之才的史家，文坛人才如林，然而他们生在后世，不能详知这些人的本来面目。我私下见到南京太常寺卿利瓦伊祯，出入四朝，博览百代史事，而且与诸臣同朝同世，亲自见过、听过这些事情。如果依据陪京的日历，抒发胸中所积的春秋大义，那么史实正直，事情核实，岂不是为大典增光吗？臣又听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奉诏可以自行征召人才，因此刘攽、刘恕、范祖禹作为助手，前后十九年，书才完成。成祖朝编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一百多人，也不认为人数过多。何况这部实录，与《通鉴》《性理大全》相比，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轻呢？而神祖培养的人才中，皇上选拔的俊士，反而有许多人被遗漏在事外。刻印或销毁，圣人本来没有私心；赐还官职或赐玦罢黜，又岂是预存成见？这是臣一片朴实忠心，日夜盼望的事。至于臣的五种技艺已经用尽，又被两种疾病逼迫，只得中途请求退休，实在没有丝毫矫饰，请求敕令下达吏部，准许臣退休，从此与那些饱食击壤的百姓一起，承受尧天之恩直到永远。○因年老请求退休疏 奏为因年老请求退休，以安守愚陋本分事。臣听说，不遗弃年高德劭之人，是圣王礼敬贤者的做法；能力不能胜任便停止，是臣子自量的做法。臣三十五岁，在己丑年中进士，改任翰林院编修。又过六年，升为湖广副使，奉旨以编修之职养病。又过六年，起用为湖广提学副使，在任一年六个月，岁试、科试都已遍行。外任官没有告病的惯例，便请求致仕归乡。科臣拾遗，吏部侍郎杨时乔奉旨留臣任用。又过三年，起补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南科黄起龙拾遗，吏部尚书孙丕扬仍发文询问，要求臣供职。臣此前已经请求致仕，从此安于退隐。后来虽有山东登莱道、河南彰德道、汝州道等处推举升迁，臣都已经挂车退休，不再赴任。在家食禄已经二十多年了。恭逢皇上念及先帝临终遗命，叙录臣讲读的微小劳绩，起用臣为太常少卿，接连列入宫詹之职。又因《泰昌实录》修成，叙录臣纂修的微小劳绩，升任臣现在的官职。荣宠超过本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本来应当上疏辞谢，以安守愚陋本分；这次之所以带病辗转跋涉、匍匐而来，是因为编纂书册，又应当赴阙恭敬进谢，接受赐赠荫补这样的特殊恩典罢了。如今两种疾病交相侵扰，五种技艺都已用尽。虽然报国的忠心没有施展，而按年老致仕的制度，时机已经到了。臣能够在壮健之日请求退身，难道敢在生命将尽之时还迟疑不决吗？况且隐藏鳞甲、收敛羽翼的人，充斥于九衢之中；从前的缁衣贤士，几乎都被貂续之才所取代。郭隗曾说：“招致贤士，请从我开始。”臣也说：“裁减官员，应当从我开始。”这实在是内心惭愧自己疏懒庸劣，外在又被疾病逼迫。现在披露内心，毫无矫饰。只求敕令下达吏部，准许臣放归。臣便可以用余年同击壤的百姓一起，歌颂帝王的恩力，并祝愿圣寿无疆。臣感激至极，不能胜任。◆表

译进呈《神庙留中奏议汇要表》○进呈《神庙留中奏议汇要表》臣恭敬地认为，君主有所举措就一定记载，是国家的常典；君主听从谏言而施行，是圣明政治的善法。即使嘉言嘉谋有时显露、有时隐没，左史右史也一定全部搜罗。既然已经删去繁杂而选取要旨，就应当彰明往事以告诫后人。臣诚惶诚恐，叩头再拜。臣私下认为，上古的事情若有若无，典谟之书既是经典也是史书。股肱耳目之臣，都是进言纳谏的官署；“吁咈都俞”的应答，就是君臣默契成事的象征。当一德进言，便能感格上天、上帝；美善之言，告诫文王、武王的后代。当时还没有“五谏”的名称，哪里能取得史官三长的采择？自从朝廷内外隔绝之后，导致上下不相交接。议论从简约变得繁杂，纠察劝诫则用笔墨代替口头。雷霆之威摧折下来，群臣如同仗马一般噤声；奏牍堆积如云，足以使拉车的牛流汗。若没有淘汰整理的功夫，就不能希望取得涓滴之益。恭逢神祖际遇五百多年中的盛运，在我大明□四十八年的太平时期。成祖初访时，殷商尚称不讳；尧勤政已疲，而臣下很少有不欺瞒的。玄黄交战纷乱不已，黑白之分却寂然无声。赐玦之事屡见，广开言路却少有。既然不能逐一吹奏，即使是九死一生的人也会进言。然而玉管、银管和斑管，都必须征引事实来取材。要大书特书，不能只凭一书便凭空形成定案。有过错而废弃它，还不如有过错而保存它；传下疑问，不如传下可信的事实。狐裘要洁白，必须依靠众多腋下的白毛；鸡肋虽被抛弃，余味仍是兼具珍美的食物。只要还有没有焚毁的草稿，往往就有可以进献的微薄意见。其中大的事情，如蜂虿般的阴谋尚在酝酿时便加以平息，使青宫形成羽翼；骊驹引路，使赤社杜绝其盛衰枯荣。手持玉尺来衡量人才，拿着金篦揭发隐蔽的弊端。以阴阳为炭火，恢复太公环府的制度；沉璧投马于河，修治瓠子金堤的遗迹。使财富储藏于国家，也储藏于百姓。怎样做到征收科派而不扰民？上刑适当减轻，下刑适当加重。怎样审理裁决而不造成冤屈？至于九塞夷落的情势，三略弢铃的秘密，多谋算便能取胜，这是救济时局所需要的；徙薪有时错失在火灾发生之前，预先储艾可以补救后患。医生有医方，棋手有棋谱，难道可以不按建之铎、设之鼗来施行吗？这些正是选取它们的原因。现在恭逢皇帝陛下，英姿天生，崇高的德行日日增长。敬慎辅佐于天明之时，肃穆和美地居于宫廷、宗庙之间。在细旃广厦之中，精神与帝王相交、与王者相驰。华渚、丹山出现祥瑞，星光辉耀，大海滋润。大力发扬祖宗功业，修订金匮中的典籍，简拔群臣，汇集石渠阁中的人才。应当记载的就记载，应当删削的就删削。虽说这是孔子所作的刑书，而按日系月、按月系年，也就是近来的邸报。只是三馆的遗漏已经十分严重，而旧京的副本收藏还比较完整。微臣蒙受恩宠，借轻车使者之便书成，所搜罗的正是这些。至于其中的是非，所得于众人的尤其多，也因此尤其不应归罪于人。阅历世事、考察世人，虽然好像刻舟求剑，但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看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把记事的明珠从沙中淘出宝物，在片言只语中缀录警策之语，开门便见山，抒发愚庸之人一点所得。真主寻求贤才，是要留下来作为后世之用；忠臣陈说善道，有时也可以借用异代的话。何况司马相如的辞赋，汉武帝还担心与他生不同时；崔寔的著作，君主也应该抄写放在座右。只要伏在蒲席旁的蠹简能够使天听更加明察，就不必忧虑；那么东阁中的空谈，也仍然是孙谋留给后代的遗策。伏愿陛下效法乾卦刚健的体性，怀有咸卦虚静的心境，时时利用处理万机的余暇，略加披览于乙夜。师法并无固定对象，百姓可以作为鉴戒；人只求旧臣，愿陛下更加广泛地在合宫询问，只要依照规矩纳尽群言，如同把百流汇入大海，那么凤凰出现、黄河清澈的祥瑞，史书将不断记载；天苞地符的灵瑞，也将世世永远依赖。全书共四十卷，目录一卷，恭敬地随表进上。进呈以供皇上阅览。◆颂 万寿无疆颂（阁试） ○《万寿无疆颂》【阁试】臣听说，上天保佑下民，便为他们树立君主、老师。圣人秉持大德，必定有显赫名声，也必定长寿。感应没有不回应的，诚信一定有征验。恭敬地思念我皇上手持金镜，调和玉烛，继承宏大的基业，大大迎接和气，振兴九圣的重重光辉，承受百灵深厚的福祉。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此时正是仲秋，节令到了圣诞之日，重轮明月正明亮，天德安宁地显现，泰阶星进入黎明的位置，蓂荚不待春天便更加茂盛。这一天，皇上登临左个，穿着龙袍，接受上玄之策，驾临灵岳图；五节之间泛起祥烟，三辰之际停留瑞气。少室山呼嵩山，河宗献上宝物，鸟牵着椎髻之人，汇聚在象胥之馆；天所生的珍物、地所产的贡品，都记录在王会之中。既在两宫完成隆重礼仪，又使万国聚集欢心。神人都喜悦，夷夏全都顺服，群臣都说“美好啊”。天子嘉许并与天下同乐，这可以说是百福汇聚、千载盛事了。臣又听说，礼因义而兴起，颂歌难道能忘记规劝吗？所以尧为华封人祝祷，周人歌咏《天保》，沿及后代，形成美好的礼仪。每逢圣诞之期，便献上齐天的颂歌。无不又歌又舞，手捧土块、举杯祝寿。然而只有把金镜陈列于垂拱之时，把《无逸》进献于天申之日，流传美德于后世，媲美往代典籍。难道不是因为使万物各得其道的是福祥，使群生普遍受惠的是祥瑞吗？正是因为一两天内大为兢兢业业，才会有千万年的兴盛昌隆吗？由此说来，即使宣扬叙述盛美、铺陈祥瑞，也不同于引导谄媚，而与明哲的谋略相合。臣谨拜手叩首，作颂说：上天保佑我大明，世世代代承载德行；勤勉不懈的我皇，努力建立天下的法则，得守中正以使国家安定，奉行三才之道作为法式。于是聚集纯善和伟大，数量不可胜数。皇帝的仁德，如春日温暖，调和元气，使勾萌复苏滋长。皇帝的明智，光照四方，直到深宫僻远角落。天清日明，这是皇帝的武功；声威显赫，神灵也受感召，伸缩运用大权，震动风雷。皇帝的神明，如江海归于低谷；为了勤政而停下车驾，处理政务从不迟缓。十八年来，体道无穷，仪法上天如两叶相合，教化之台光明有序。这样的保佑既使人长寿，又使国家永远昌盛。看那秋日天空，露水清湛；明亮的北斗星，有电光环绕。里社自行升起，黄河明亮如白练；于是披开瑞册，接受贞祥符命。九重宫门尘土飞扬，百官如云趋入；《韶》《武》交相演奏，玉琮玉璧分别陈设。德行上达于天，南极星光辉耀；德行下达于地，玉芝神草出现。乾道和乐，坤道喜悦，百姓安乐，万物丰盛。谁说德业只能像山冈，谁说只能不断上升？美德庄严而不止息，岁时功业长久成就。圣人时时效法天道，光明不断；不要摇动，不要劳扰，不亲近邪僻，不营求私利。即使仲尼也不休息，仍然一天比一天谨慎，保育太和，凝聚承受大历。不用酿酒也能陶醉，含藏德性而欢笑，长久安乐广大深厚，永远巩固丰盛光明。如同遨游于建德之国，如同身处华胥之国。从今以后直到万年，见到圣人的作为，便如同看见上古帝王。七十二家奉定命令，让我这个下臣作颂，歌扬于九重宫廷。◆赞 《泰昌实录赞》○《泰昌实录赞》

译史臣说：臣读书读到周成王《顾命》，其中说“不要因为元子钊而冒进到不合时宜的地步”罢了，并不敢称颂尧舜。称颂尧舜，是从先帝临终凭几开始的，难道不是光耀千古吗？总的来说，语言宏大却并非夸张，确实认识并实行了，有值得发扬的地方。皇帝年幼时受到宫中教养，暂且不论；出阁讲学以后，神智日益开明，已经明白熟悉世故，知道艰险和阻碍，而容色温和，举止安泰。内廷有盛衰荣枯的形势，却好像不知道；外廷有羽翼相激的斗争，却好像没有听见。即使册立太子只是寻常事，有时宣布成命，有时又收回成命。大臣离去，小臣获谴，按理应当有什么触动耳目之处，皇帝却始终如何？表现出敬慎而不恐惧，深藏又深藏，常以一德主持宗器重任，安稳如泰山。若不是内心存有通达神明的德性，不会达到这种境界。福王就国时，皇帝抱着他痛哭，左右侍从都哭泣，不能抬头仰视。狂徒又发难，群臣喧哗。皇帝在殿阶前晓谕说：“你们是没有君主的臣子，难道想使本宫成为没有父亲和儿子的君主吗？”群体喧嚣于是平息，实际保全了许多事情。神宗末年，神宗把皇贵妃托付给皇帝，皇帝立即跪下回答：“儿子哪里敢得罪天地！” 听到的人无不感动。皇贵妃进封时，皇帝遵奉先帝遗命，满朝争论，他始终不忍心夺取其封号，直到外戚以哀痛请求，才停止争论。唉！不被风雨迷惑，内外蓄积的孝德都化为行动，这就是舜的大孝。至于皇帝临朝不过多长时间，却一心向善而不知满足，撤除税使，散发内帑，赏赐边防守军，放缓织造，召用老成硕德之士，起用忠良贤能之臣，扩充内阁官员，录用旧日讲官，凡所谓急务、亲贤之事，皇帝都有所施行。升遐那天，四海之内、偏远角落的人，都像失去父母一样悲痛。这是帝尧在位九十八年间百姓的情感，而皇帝在四十日之内便得到它，为什么深入人心到如此地步呢？大概是用舜的孝德扩大了尧的仁德，在本来就有的感化基础上，又施行了许多善政。治理天下公器的人，长寿在于美好的名声；把天下当作一家私产的人，长寿在于世代延续。神宗虽然身体不适，难道还不能延长四十天吗？假如皇帝尚未登基，便来不及施行整顿旧弊的措施，那么国本和人心，几乎就无法设想了。交接继承之际，危险得像悬丝。皇帝不能长寿，正是上天因此保佑国家千万年的长久。庙号称“光”，皇帝光辉照耀上下，已经没有遗憾了。◆箴 《勤政励学箴》（馆课） ○《勤政励学箴》【馆课】太极构成天地，帝位是万物之首；刚健贵在永不忘记运动，所以不会屈服。一念懈怠，万种情状便郁结；一天荒废，万件政务便有缺失。考察往古，只有虞舜无为而治，却仍彼此警戒，时时注意细微之处。政事已经像风一样推动天下，仍然思考如何辅佐、纠正过失；学问已经把握中道，仍然忧虑隐微危险。怎样勤于政事？使此心常常迅疾，威权和赏罚必亲自掌握，不让别人参与我所发的怒意；听取、阅览政务必须公正，不吝于清明地询问，敬慎之心片刻不存，便振作奋发。怎样勉励学习？使此心常常纯正，外而从讲筵学习，内而通达重重宫门；叩问文章以求交游，考察古事以询问津梁，白天所得，夜间再思考，安静涵养而不忘一念。不要说深居宫中便不会废弃听政，九重宫阙深严，三次召见仍然可以裁决。一念不更新，群情一定离散。辰时、午时的两次朝会，是值得遵守的旧制。不要说独处便不会停止讨论，亲近佞人会改变心志，淫艳之物会淹没本真。讲筵之上人才济济，正论纷纷。召见问对是盛大典礼，应当敬慎遵行。不要说勤劳政事会妨碍保养身体；身体康宁，正由于内心兢兢业业。门轴经常转动便不会腐朽，流水不断便不会污浊；效法天道运行刚健，往代典籍确实可以证明。君主若不勤勉自励，闲暇日子必然很多，曲房绣幕之中，长久歌舞酣饮，难道不快乐吗？只是恐怕会伤害天和。三风十愆，是圣哲所呵斥的。君主若不勤勉自励，阴阳可能改变，天的晦明、人间的感应也会发生变化。太阳出来便劳作，太阳落下便休息；自古圣王都天不亮便穿衣，日落后才吃饭。君主若不勤勉自励，恐怕会遗漏百姓的疾苦；一丝一粟，都是亿兆百姓的膏脂，民间的积蓄，都是国家宗社的资财，哪里有无须说明的，少府难道能私藏吗？君主若不勤勉自励，恐怕爱憎任意，颐指气使、违逆心意，鞭打刑罚任意施行，谁敢不承受？百姓的实情……【原文有缺损】。鸟困穷了就啄人，兽困穷了就凶猛扑击。商汤敬慎，德业日益增进，把警语刻在盘盂上。周武王敬慎胜过懈怠，以几杖为师。圣明君主喜好善道，时常命人进献箴规；小臣恭敬承受，敢以此告知有关官署。◆露布 《御虏大捷露布》（馆课） ○《御虏大捷露布》【馆课】

译上天开启昌盛时期，略微显示没有忧患的警兆；神明资助圣明的谋划，很快成就了不战而胜的功业，凶气阴霾廓清，华夏与夷狄都安宁和谐。恭敬地说，皇帝陛下圣武宏大运行，乾刚之德纯粹精明，继承八世的宏大基业，正当万年盛运。怜悯百姓尚未得到安宁，悲伤得如同自身受伤；想到祖宗事业维持艰难，便凛然如同将要坠落。掌握三重之权，整顿六军。如今这个扯里部酋长，本来就是吉囊的部属。太祖讨伐尚未尽全，先皇允许他们改过自新。他们起初因为贪恋牲畜而归降，后来又拘捕叛乱者以求通好；后来变成饥鹰，系印称藩而向内归附。边境没有设置侦候，烽火却已经持续二十年。每年送去金帛、丝绸和彩缯，而且数以百万计。谋臣石画屡次说，拿表面礼物诱饵来求和的办法很疏漏。圣度宽广如海，只取干戈停息，哪里料到敌人的贪心难以满足，汉人又没有先行过错。不久听说蜂拥如蠭猬般前来，竟敢肆意施行犬羊般的侮辱。假称迎接佛像，长久在莽川放牧；借道抢掠番地，最终竟侵凌河内。由于将士在停战之后，暂且放缓诛伐，致使火酋有轻视我方之心，大肆施展游动气焰。军书接连奏报，朝廷谋划独具神妙。皇帝于是大怒，向帷幄中的大臣询问。御笔十行，清楚显示对边疆远大形势的判断。搜集军车器械，于是开凿横门。臣等仰承皇上的英明谋略，知道即使日夜劳苦也应当承受安宁；俯首竭尽忠诚，哪里敢有一刻懈怠。十万军需，可以借尚方之资供应；十万将士，可以听从调令从其他省份集结。根据时机顺势围剿，进军时哪里还顾得上自身安危，乘着势头长驱直入将其消灭。然后进食；由臣某统率将领和官吏，便在画戟雕戈之间申明号令，士气增加百倍；由臣某核定功劳罪责，便在牙旗玉帐之下执笔记录，使公正协和众心；由某官某督办军粮，便筹划运输供给，使三军粮饷充足；由某官某人负责援助，便陈兵于要害冲要之处，使军队联结、四面设伏。前锋则万骑一齐奔驰，先锋的勇气无人能挡；奇兵则一鼓作气立即会合，掎角之势已经形成。计算道路里程，便分区设防，根据便利相机行事，并让间谍互相协助。看这愚蠢丑陋的敌人，怎能抵挡显赫威武？自从出兵以来，不到九个月便班师返回。大捷在一时之间取得，捣毁敌穴，彻底搜捕，如同燎烧毛发一样容易尽除；挥戈勇往直前，果然像压碎鸡卵一样没有遗漏。山谷沟堑填满尸体，献上敌人的左耳，竟超过一万级；长绳系住敌人的脖颈，俘获……并不止七人。起初还想举起螳臂抵挡车轮，如今已经截取鲸皮制成战鼓。太白星、人星、月星出现符瑞，是摧毁敌虏的祥兆；高锋彗星横贯云际，将士奏报吞灭胡人的功绩。从前汉朝斩郅支，只是乘敌人没有防备；唐朝擒获颉利，大概也是因为他已经投降。尚且足以宣扬昆山般的威势，何况今天洗雪渭水之耻，哪里能与今日相比？功业远远超过前朝，出兵应战者必胜，因道义而畏服者便称王，百夷全都震动。进可以作战，退可以安抚，二者的利益都能取得。这些全都由于皇上的威势如雷霆极盛，谋略先于造化，得道者多助，只有果断才能成功。百姓劳苦终于可以稍得安康，刚刚迎来太平的福气。胡人灭亡固然是宏大的事情，但愿意修明安定边疆、攘除外患的谋略。臣等欢喜惶恐至极，谨发布露布以闻。◆考 《岁差考》（馆课） ○《岁差考》【馆课】

译从前圣人制定历法，是为了观察天象的变化，求得寒暑的正确时序，授予农事开始的日期，用来确定幽明、援助神人，整治百官、使各种事务兴盛。自大挠以来，贤人圣人代代兴起，寻求测算的方法也很多。当时并不是没有清楚而完全相合的历法，可是施行久了，最终不能应验，为什么呢？天道运行的盈缩程度，常常就在极细微之间，而人只用大概来推求，日子越积累，误差越明显，正是因为没有讲究岁差。尧典所记仲冬时节，太阳在虚宿一度，所以黄昏昴宿居中。从此以后逐渐退到女宿。吕览所记仲冬，太阳在斗宿，黄昏东壁居中，早晨轸宿居中。从汉元和到唐开元，都在斗宿的度数。到了元朝初年，在箕宿十度，如今在箕宿五度。从尧甲辰年到今天，共计三千九百二十六年，度数的差异共计五十一度。所以天道运行，没有四十年而不发生差异的。为什么呢？大概周天的数目、一周年的日数，都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度计算，这只是大略。天运行在太阳之外，所以它的分数常常有余；有余便逐渐向西产生差异。太阳运行在天之内，所以它的分数常常不足；不足便逐渐向东产生差异。因此岁差的计算方法，自唐尧开始，计算每差一度，大致以五十年为限。此后有的以一百年为限，如何承天；有的以七十五年为限，如隋代刘焯；有的以八十二年为限，如《大衍历》；有的以六十七年为限，如宋代《统天历》。概括来说，与古代相合的必定不合于今天，精密于今天的又往往疏略于古代。由此说来，它们不能做到精确统一。那么，能够评论往代历法家疏密，辨明日影长短，穷究玄妙情状，并与今昔的真实征验相符合的，大概只有郭太史吧？太史公说：天道运行，如环没有尽头，治理历法的人必须在阴气消退、阳气生长的交界处，作为立法的起点。想求得阴阳消长的关键，不过是竖立表杆测量日影，以求得节气到来的时刻罢了。古法选择平坦之地，设置水准仪，竖立表杆其中，用来测量正午日影。只是表杆短，分辨毫厘、太半、小数等数值不明；表杆长，影子又空疏暗淡，即使设置望筒、放置小表，真实日影终究不能取得。于是把表杆加高到三十六尺，创制景符，通过细小孔窍取得日光，确实测得正中之影，丝毫不差。积累日月，取仲冬前后相等的时日，参照计算取得中数，用以确定岁首。岁首确定以后，一年的节候便随之确定了。所以治理历法，是凭借人的测量来求知天道，而不是让天道迁就人的推测。从前人用管窥天，天上星宿度数的余分大约只能测出大半的细微数值罢了。如今制造浑仪来测量，使用两条测线，细微之处都可以考察；当时测量日影的地点共有二十七处，东到高丽，西到滇池，南越过朱崖，北到铁勒，是从前没有过的。因此《授时历》的方法，通过测量日影、验证节气，考察古代、取信于今日，得出每年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杪；太阳运行一周天，得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杪。每年太阳退后一分五十杪，积六十五年有余便退后一度，确定为岁差。用它考察往古，便增加岁余而减少岁差；用它推算将来，便增加岁差而减少岁余。逐层向上推算，往往都相合，所以可以相信推测将来不会有差错。然而自春秋献公以来，推算冬至共有四十九例，《授时历》比《大衍历》《宣明历》《纪元历》《统天历》《大明历》更精密，但其中仍有十例不相符合。太史认为这是太阳运行失常的验证；计算它们相同的地方而知道其中的规律，辨别它们不同的地方便验证它的变化，略去那十例的偏离，而考察三十九例的相合，这就是《授时历》超过前代历法的原因。然而我又听说，蜀地有一位隐居的君子，精妙地理解洛阳元会运世之数，能够与《授时历》的方法相合。他说天地运行，从子时到巳时逐渐增长，从午时到亥时逐渐消减。自帝尧以来，《授时历》因此减去推算数值而推求的道理，与此相同。但《授时历》知道一元运行有增有减，却不知道元、会、运、世都应当有增有减，因此推算往古，大体虽相合，细微处仍有违背。我曾经按照他的话妄加揣想，比如人，以一生计算，从幼年到壮年岁数增长，从壮年到老年岁数消减；以一年计算，从春到夏白昼增长，从秋到冬白昼消减；以一天计算，从子时到巳时天时增长，从午时到亥时天时消减。只是大的方面容易明白，小的方面容易忽略罢了。怎么能说人在壮年时一概只有增长而没有消减，在老年时一概只有消减而没有增长呢？天道的运行，恐怕也类似这样。那位隐君子的话，确实值得相信，姑且记在篇中，等待后世修订历法的人采择，或许可以帮助太史弥补千虑中的一点疏漏。门人徐士竑 许经校阅 《容台文集》卷之五完 ●《容台文集》卷之六 华亭董其昌著，冢孙庭辑 传 赞传 ◆传 熊赠公传 吴礼部敦之传 佥宪俞毅夫传 张唯卿传 吴次公传 赠参知冲宇戴公传 处士高南泉传 汪隐君传 韩太公传 李太公传 郭太公传 星海潘公传 太仆弘斋林公传 渐川兄传 许配汪太孺人传 朱母程孺人传 ○熊赠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