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文集卷之三

译《洪范》九畴首先讲五福，其中有长寿与安康。长寿安康本是禀受特殊气运所得，不是君主可以任意施用的，九畴为什么还这样说呢？因为大臣擅施威福、百官结党淫朋，都是凶恶的德行；与凶恶相同的人，也会得到凶恶的结果。这样将触犯天下的不祥，即使是飞廉、彭祖，也仍会成为夭折者。只有执掌皇极的君主，能够荡平邪曲、使一切归于正直，掌握施威赐福的权柄，堵塞结党营私的门径，使人都成为所喜好的有德之人，以迎来善气。因此在有道的时代，君子能够长寿，是君主赐予他的。宋玉怜悯屈原因忠信而被怀疑，作《大招》，说天地四方都不可安居。这种困顿牢骚，哪里知道改变年寿呢？《嘉遯》诗中的《考盘》，境界更高，竟能把清瘦改变为肥健，把狭窄变为宽广。吃粗粮饮清水，也有如服食芝术的功效；安居在狭小门洞，也有高楼居处的快乐。安闲自得，和乐欢畅。吉祥停留其间，神明居住其中，那么幽人、硕人的长寿，就仿佛并非出自君主了。虽说如此，君主仍如同上天；我的身体不是君主所有，又是谁所有呢？庄子一派的人，既把君臣之义比作躲避雨水，却又把江湖与朝廷看作重伤，因此不能长寿。这种说法，在荡平邪曲、归于正直的时代是不能听到的。与我同榜的朱君名采，是天下名士，凭清廉节操和刚直气概在西台享有声誉。他伏蒲直谏的言论流传海内，前来接替值宿的人数也数不清。不久，他身着绣衣、手持斧钺，巡按江南，风采凛然，为国家谋求长久的依赖。他的事业已有端绪，恰逢天子斥责二十多名言官，朱公也在贬谪名册中，获授电白尉。三吴士民因朱公的德泽未能充分施行而遗憾，但朱公神色自若地上路。瘴气弥漫、炎热的南方，他面色如红玉；归来后便在山水深幽处筑屋，就是所谓赵王孙故宅的地方，读书论道，教养子弟。郡国的守相官员络绎而来，他很少接待。时常趁春秋佳日，与名僧、雅士往来湖山之间，心境十分旷达。台省推荐贤能，每年都把朱公列为首选，而他却像没有听见；铨衡部门拟定任用，每月都有把他列为司马、宗伯属官的意见，而他也像没有听见。其容色温和而不发怒，文章议论合于大雅，平淡自然，没有孤愤怨悱的习气。所谓幽人、硕人，不就是朱公吗？朱公的同乡有朱大复祠部，因为上书论事而归乡，学习餐霞服气之术，能够十多天不吃饭，冬夏只穿一件衣服。朱公却平平常常，烟火饮食、冬衣夏葛都不废弃，但精神、气色却和餐霞服气的人一样。即使我与朱公山居相望，在苕霅相会、在具区相会、在西湖相会，有时相隔十年，有时五六年，有时三四年，谈论仪容、酒德，以及抚胸击节时郁勃慷慨的气概，仍然是当年的君采。今年朱公六十岁，子月二日是悬弧之辰，他的两个贤能儿子襟海中舍、五台宪副等嘱托我祝酒。我认为通常的祝寿话多有溢美，例如把蒲柳说成松柏，把朽散说成杞楠，把繁星油云说成景星庆云，都是传达过分赞誉罢了。既然已经说成松柏、杞楠、景星庆云，就必须让它经受烈风，在明堂成为栋梁，显现为王者的上等祥瑞，然后才不算虚用这三种比喻。以朱公这样的精魄、才气，加上海内仰望并争相一睹的程度，今后必将以政事劳烦他，却不使他受到闲逸的损伤；以优厚爵位系留他，却不使他受到身居高位的损伤；以名誉荣耀宠幸他，却不使他受到显达的损伤；至于像冈陵一样不断上升、谆谆祝愿他活到八九十岁，从义理上说就没有必要了。《离骚》不是说过吗：‘衰老渐渐到来啊，只怕美好的名声还没有建立。’那些惯于忧怨的人，名声一旦建立，忧愁牢骚也就消解了。朱公并不忧愁怨恨；有一天若能得到解除禁锢、重新起用的恩赐，大大实现他爱君忧国的志向，那么他将恬淡愉快、彼此滋养，岂只是汲取浮丘公的仙水、与羡门子作伴而已？他的寿命又哪里能够估量呢！请我和襟海兄弟相约，从今以后，不再用下泽车和缓慢的马来向朱公夸耀，以莼菜鲈鱼馈赠他；我也不再披雨蓑戴烟笠来求见朱公，用惊猿怨鹤使他害怕。只愿拿着斑竹管笔，书写朱公出山以后的事迹；三十年后为朱公作《抑》诗，与朱文宁祭酒一同完成。望江兄九十岁寿序

译我的兄长望江公凭著名德登上高寿之年，如今九十岁了。到了生日那天，子孙全都来到，选择手杖鞋履，举起兕觥，行尊敬老人的礼仪。我对众人说：‘这样的家门盛况，是二百多年中少见的。请交替说明望江公所以长寿的缘由，我采集这些话写成祝酒辞，可以吗？’于是有几位公子的代表上前致辞说：‘我们熟悉父亲忘却机心的品德，但他年满七十时还曾有不安的神色，是因为母亲沈孺人守节抚养孤儿，轻视赵国宾客般的富贵，抗守节操超过共姜，而我们尚未报答她。’自绯伯待诏时，望江公父亲通过公车上书，向宫阙进言；当时各部门的奏疏，神祖十九次留中不发，唯独公父子凭孝情感动上天，事情下交大宗伯议处。大宗伯发文给直指使核实上报，于是得以建立棹楔，表彰住宅乡里，求得天子的赞誉诏命，以酬答无穷的恩德，慰藉风木之恨。望江公心中这才再无牵挂，睡觉不做梦，醒来没有忧愁，像婴儿、赤子一样。古人有终身思慕父母者，活到一百一十岁；这就是望江公长寿的根本。又有几位孙辈的代表上前致辞说：‘三十年为一世，祖父经历了三世五朝。自甲寅、乙卯以后六十多年，国家重重兴盛，屡屡和洽，恩泽丰厚美盛。近来边疆战事不断，齐、蜀、黔、巫之地天天寻衅动兵，而祖父居处却是寿梦所说的乐郊乐国。天官书占候说岁星在吴，又说老人星在斗牛之间，这是尧的祥瑞应验，也是所谓百姓中有八九十岁老人、歌唱击壤的时代。这不就是长寿而安康吗？’又有几位曾孙、玄孙的代表上前致辞说：‘齐桓公曾说：‘长寿而多受辱，不要把长寿看得太尊贵。’三凤已经远去，群龙取代而兴起。如今承明著作之庭、石室兰台的选拔，掌虎竹熊幡的任职，儒生士子的英才，里中号称鸣珂，居处题为通德。祖父殷切地怀有振兴家族的愿望，看到宗族昌盛，喜悦之情可想而知。绯伯学问广博，文辞高明；公侯的后代，必定恢复祖先的光荣。他将要在日月之下建立功名，天子询问家学的渊源，诏令就在祖父居所授经，如同毛公九十岁授经的故事，这不也是长寿而荣耀吗？’话都说完后，请我致辞。我听说谈论文章的人有‘笔随人老’的说法，于是知道高寿也能成为承载德行的助力。那些立身端正、修养品行、追求完善而不知满足的人，曾经一日之间怀抱千年的谋划，难道会不知道连晦朔、春秋都不知晓的事物，只能窥见其边缘吗？谚语说：‘上天有记性，没有急性；因为没有急性，所以过早筹划的人常常只在眼前失算。上天有记性，所以倒行逆施的人难以等待确定的后果。’我观察望江公，质朴的操行可以镇住浮薄，厚重的德行可以消除鄙陋。徐公的高雅志趣，通达正直而始终如一；任安的交友情谊，历经寒暄而没有改变。难道这些只是从他的性情中自然得到的吗？也是因为阅历丰富、办事熟练。前面有典范，后面有明白的警戒，所以能够效法。对已经办成的美好事业，他像佩带上等药物一样珍惜，像护持宝玉一样守护。譬如松柏的节操，时间越久越坚贞；姜桂的性质，时间越久越辛辣；醇酒的滋味，时间越久越醇和。大概是凭德行获得长寿，又凭长寿涵养德行。从切磋琢磨中得到的成就，九十年如同早晚之间。谈何容易！我比望江公小二十一岁。从前我对《鸱鸮》篇有所感触，望江公便作《无衣》，大概就是他厚重德行的一种证明。如今逢家门庆典，我作《抑》诗来助祝寿酒，并请绯伯记录此事。贺楚方伯霖宇梁公晋升中丞序

译楚国宗室发生变乱时，诸位大臣议论认为，按照《春秋》的义理，既然率军出征就一定要诛讨。楚地气氛非常恶劣，蔓延的图谋拖延到后来，像祭祀土地神却不灌酒、熏鼠却不熏屋中老鼠一样，迟迟不能彻底处理。八议所说的宗室特权，不能用于这些首要罪犯，请不要受宗正条例牵制，一概依照《司马法》办理。于是发檄调集四省大军，形成夹击之势。天子环顾朝廷大臣，唯独想到安抚楚地没有可派的人。当时梁公以方伯身份镇守荆南，先前因平定苗乱的功劳奉到玺书赐金，并且正等待次序领受节钺，恰好与楚地的事情相遇。天子于是准许廷臣的请求，把中丞的节钺授给梁公。梁公早晨接受命令，叛军当晚便遭到攻击。他的谋略随即传来，快马进入幕府，士民的欢喜也就可想而知了。人们说：‘梁公不是从澧州来的吗？难道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吗？’当时伏兵藏在芦苇中，强悍宗室据守城堞；他们正想依靠耳目探听新帅的意向。梁公一到，众人全都恐惧伏地，不敢行动，说：‘这就是四处征讨不服之国、惯于经历战阵的梁公吗？’楚国宗室失去援助后十分窘迫，梁公谋划周密而办法很多，于是又一个接一个地被械系，无从逃罪。天子认为一个中丞的节钺胜过十万军队，于是方城、鄂渚之间安宁无事。按照旧例，大中丞由藩司、臬司升任时，同僚征集言辞表达志意，诸位大夫很高兴地拿来文简。我董其昌说：‘我等待您已经很久了，请不要推辞。’我对梁公的教诲铭记很深，而且还承赖梁公平定楚地、进入危难之地时的训诫，又怎么能因为文辞不佳而不作文章呢？过去读史读到汉文帝时，谋划国家的臣子谁能比得上晁错、贾谊？贾大夫并不难于取单于首级，却抱有如抱薪救火般的忧虑，只是对诸侯王问题反复劝说。又有家令所上关于备边的奏疏，言辞多么详尽啊！总之是为了安定宗庙、尊崇天子，除了削弱六国以外，没有什么值得做的。汉文帝惊异于他的才能，却不能施用，最终酿成六国的祸患。即便如此，文帝所能做的，也只是降低万乘天子的尊严，来提高细柳军的地位罢了。假如他说‘我有真正的将军’，难道还会忧虑诸侯王吗？譬如治病，腿肿得像腰、手指肿得像大腿，这是病症；有人说分割病灶为宜，有人说削除病灶为宜，这是医方；而条□则是医生，两个提出药方的人只是试方者。试方耗费的是病人的生命，试策耗费的是国家的力量，距离得到真正的国医还很远。假如调动六国军队，却用棘门、霸上的将领来应对，祸患怎么会小呢？所以说：‘安危在于发布什么命令，存亡在于任用什么人。’这就是文帝的明智和精于谋划。唉，国家每天并不缺少谋议之臣，但像梁公这样凭威名折冲御侮、凭信义使异俗归服、功绩日益显著、能够承担国家缓急事务的人，究竟有几个？又因为时局太平安宁，兵革没有经过实战，士大夫优游于文墨之间，拱手便取得高官，其他情形暂且不论。像大中丞这样的官职，本来是古代天子派出的王官，监临诸侯之国，也是分陕而治的重托。开凿凶门，树立大纛，将凭虎符征发兵员，称为主帅吗？平时就要检阅军实，消除百姓中的萌芽性祸乱；有紧急情况，就要在肘腋之间排除祸患，在呼吸之间控制变局。这哪里是可以拿来试用的职位？然而这条道路却很宽广，途径也很平坦。掌管爵禄的人往往只任用有宠有名的人，以酬报他们历任升迁的功绩，却不要求他们一定熟悉军旅事务。这里面的缘故真难说啊！难说啊！梁公凭文章学术起家；当西部夷族尚未平靖时，天子命重臣出巡边地，梁公应诏同行。重臣最终依靠梁公的策略，消灭了敌人王所痛恨的对象，因此结识并知遇这位贤才。如今国家屡次有征伐之事，梁公没有一次不参与其中。三韩之役、松山之役、播酋之役、皮林之役，梁公有时调度兵粮，有时制定方略，有时巡视军队，有时招募敢死之士。到交河饮马、在瘴水中使飞鸢坠落，是梁公辗转艰险而筹划驾驭的事情；毡帐酪浆、刀耕火种，是梁公跋涉远行而考察民俗的事情；飞运粮草越过山岭、积聚铠甲高齐山岳，是梁公艰难筹措并预先安排的事情。赤白探丸、癸庚之声在野外喧响，是梁公指挥顾盼之间应对突然事变的事情。梁公起初在郎署任官，却有元老般的治事才略；近来试任三辅，谋划经营已经达到玄菟、青海以外；历任藩司、臬司，考察选拔的眼光已经放在河魁、中执法一类的高官身上。因此人们只知道天子一日之间使他骤然显贵，却不知道他经过三十多年考验，这段时间并不短；人们只知道他不经交战便取得成功，却不知道他所成就的百战功劳，都是在今日收功之前艰难积累而来的。况且楚国宗室只是侥幸使祸乱泛起罢了，即使洪流倾倒、巨浪滔天，他们敢死的程度能和敌虏首领相比吗？他们的强悍能和猺人、燹乱之徒相比吗？他们的贪婪和愤怒能和脱巾起兵的士卒相比吗？梁公能够攻克最难之处，又何必说容易的地方呢？比起周亚夫，他哪里逊色？至于满朝都主张用兵，那正是贾谊痛哭的情形。刘氏天下已经安定，晁氏却陷入危险，难道这就是西川所说的吗？总之，皇上善于任用将领，已经得到圣人的威势。宸濠之乱时，王琼公任兵部尚书，说：‘不必忧虑，已经有王伯安在了。’如今梁公讲习白沙先生的学问，与王伯安相同；梁公的澧州和王伯安的赣州，地理处境相同；王伯安先平宸濠后平苗乱，梁公先平苗乱后平楚乱，事情又相同。儒者的功效已经显现出来了，哪里还只是汉代的故事呢？不久之后，天子赐给梁公‘师中’之号，使他在将相之间受到宠荣，那时将会有穆穆和美的颂歌，等待君子来歌咏。贺郡司理徐硕庵奏报考绩优异序

译陆士衡《文赋》说：‘考察虚无之物，却要求它具有实体；文章既然如此，做官也应当如此。’贤人可以长久流传的事业、最高的不朽功业，都契合于独自体察而知，德行中隐藏着不露痕迹的善，这叫作隐于善、系于阴，哪里是听凭朝署裁成、由掌管爵禄的人决定的呢？可是有人认为朝生暮死的木槿可以长存，相信梦中芭蕉也足以作为依据；把所保全的东西放在这里，就把所舍弃的东西放在那里，于是廉耻、节义没有一样不舍弃。这样，像盗跖那样以实际利益为重的祸害，就不能和通达之人的见识相提并论了。我们郡的大夫、西安徐公起初任官时，曾任庐江司理。绣衣使者手持斧钺巡察时，对于崔大夫以及牧伯、守长以下官员，无不严加弹劾；那些内心先怀疑、自谋保全、处在威势之下的人，徐公都平等看待，毫不阿附。县中恰好有一桩案件与徐守的判决相违，徐公便弃官归去。徐守就是江右汪君心渊。当初东方妖乱的赋税压迫彭城境内，那里是南北咽喉，天下安危所系非小；幸赖徐守善于用兵，以多种方略扼制敌军进攻，贼人弃城逃走，徐守如同张睢阳一类的人物。然而他与备兵使者赵君赵中之失和；崔公将要施行惩治贪吏的刑罚，须等众位理官查验核实其罪，依法本当处以重刑，众人无不为其冤屈而伤心；于是与慷慨激昂、明辨其并非如此的人，正是徐公。这次任职，公以仁厚之心为根本，蕴含义理而声名远播；暗中积累的德行上达神明，美好的声望重如山岳。他所保全的很多，所舍弃的很少，不过是一个官职罢了。唉！最先倡导、随后应和的究竟是什么人呢？崔氏入朝掌握国柄之后，群小相助，长夜漫漫，谁知道何时才是天明？幸赖圣朝革新政治，群公共同申诉，朝廷有诏召还，公又得以出仕。与公同年脱去布衣入仕的人，都已渐渐进入显达之列，而公毫无一点厌弃和自薄之意，所以任官之后见识更加老练，精神更加完备，具有哀怜罪人的仁慈、平定祸乱的谋略、平定地方后立即报告母亲的孝情，以及不迎合、不吐露私情的风采。譬如走过陡峭的羊肠小道和险滩滟滪，系好缰绳之后，船行九州，百川便都如走平地一般顺利。任满三年考核功绩，本是寻常之事；只是公起初并未想到这些，所以同僚设宴为公庆贺，以记下将要重新任职的喜庆。昔日汉代于公以官职承担覆盆之冤，光耀史册；相隔千年又有钱若水，再过五百年又有公与他们并立，成为奇伟男子，因此公所得的报偿自然非同寻常，也必定格外卓绝。如今皇帝褒贬诛赏独断，远远超过汉、宋；那于公的高门声望、钱若水的迅疾仕进，哪里足以用来称颂公呢？哪里足以用来称颂公呢？谨因郡伯诸公为公饯行的请求，略微发扬赞美公的百中之一。《祝贺漕抚李公考绩升任左副都御史序》。

译楚地的贡赋经由江、沱、潜、汉水运输，是大禹治水时所开通的道路。过去越过洛水，如今则溯淮水而上。因此楚地转运粮饷的人，每年都到淮地，在幕府接受教令。以开府之职统辖淮地，难道也像古代天子赐给诸侯履行权力的土地吗？大中丞修吾李公兼任巡抚和漕运事务已经很久了。近来天子用玺书晋升公为左副都御史，楚地的藩司、臬司使者都高兴得可想而知。他们说：“公如今真正主管漕运了，楚地有依靠了。”又说：“皇上如今任用公了，天下有依靠了。”他们把文章纸张交给我昌说：“希望你能好好作一篇颂文吧？”我哪里能胜任！我回忆读过公的巡抚兼漕运奏疏，当时善于言论的人把公比作汲长孺、陆敬舆、郭令公、韩魏公、张方平，确实精核而文采斐然。若只谈古人的事迹和辞章，已经无可增加了。请允许我谈谈当今的事，可以吗？从前永嘉张文忠公由郎官佩相印，曾被召到便殿应对，捋着胡须直陈政事，才气豪放而不拘小节。公偶然看见身旁一两个宦官，便假装出局促恭敬的样子。皇上奇怪，问他原因，公回答说：“臣哪里敢使这些人不高兴？内廷不过几步之地，在他们看来却如同万里之远。”于是极力指出宦官所镇守之地的暴虐横行，说若非圣明之主荡涤天下，终究见不到天日。世皇受到感动，于是把各地镇守太监全部罢免。李元礼是一代人的龙门，裴晋公是历经四朝的元老，最终却都对宦官一辈拱手听命；而文忠公凭一句话便消除了数代人的祸患，真是伟大，这是有功于社稷的事业。不过，公虽然有功于社稷，贤人君子难道就肯承认他是社稷之臣吗？公的际遇太奇特，所受宠遇太隆盛。不知情的人既忌妒他仕进太快，知情的人又认为他的报偿很相称，这样一来，哪里还能够把这些声名归于公本人呢？所以，经历曲折、尝遍险阻，有跌倒后再起，有前进时又退却，使朝廷的注视和天下的清议既相互偏向，又相互激发，而郁积的才德不能完全施展，这也是成为名臣的资质。中丞公具备了这些。公凭直言极谏，在内外朝廷沉浮二十多年，最后统领节钺。不久，宫中发出诏令，赐给他玦，这件事十分秘密，世人都不知道。公请求离任而不得，请求替代别人也不得，曾经处在可离任与可替代之间。可以离任，权力就轻；可以替代，责任也轻；而增加税收的太监乘着公权责两轻的形势，磨牙张爪，吸食淮海、维扬一带的民脂民膏。公也不顾自身孤立危难，日夜把讨伐税监作为职责，如同面对强敌，旗鼓、间谍等手段没有不用的。他又像逼近猛虎一样，罗网、弓箭无不设置。最终抓住税监暗中罪行重大这一点，使他困窘，不能活着返回宫禁。当时，天下抵制税监的人，如清原、江夏、南康等地，都不能用一箭加以援助守臣。地方大官甚至被剥去冠带而受辱；次一等的被戴上三木、套上囊头而受辱；再次一等的被缇骑押入圆形牢狱而受辱，唯独雷霆般的威势在淮上平息。知情者说：“皇上对公的了解，即使三次赐旌、九次升迁，也还不足以相称。皇上虽然心中了解公，却从未骤然显贵公。公虽然接受了荣誉和诏命，但按照年资和资格，从未超出正常调任的尺度。”公镇守地方前后建立功绩，确实像驾驭将吏一样，惩治贪污，规划河渠，保护陵寝，平息叛乱的苗头，赈济流离失所的人，并不只是办理漕运；然而朝廷只叙述他所办理的漕运。如果说应按全部功绩来考核酬报，那么爵禄就不足以酬答了。因此天下贤人君子都信任公、敬重公。公应当离任时，我在朝廷上直言规劝；公没有离任时，我又在朝廷上直言颂扬。公一旦凿通横门、树立大纛，东南诸侯便都把他当作股肱来依靠，把他当作咽喉来仰仗。公难道还有什么不足吗？只是公众议论中郁积的赞誉，仍仿佛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公的功名到此时才算盛大啊！或者说，公不只是成就了自己的声名，圣上的德行也因此更加光明了。皇上过去不是曾经驱逐三位大宦官吗？保氏败亡时，权相跟着倒台；鲸氏败亡时，少宰跟着倒台；诚氏败亡时，台谏官也跟着倒台。宰执、卿贰直到台谏，没有谁不从依附宦官中获利。正因为皇上明察，所以公最终获得荣誉和诏命。把过错分给君主，说什么路上的御马不能问，君主的逆鳞不能触，密云不能降雨，明夷不能处于正午，这些都是诬陷君主。平民侠士尚且有自己的声名，难道会有法网恢恢、印绶显赫却掩藏过失、抹杀美善，使臣子无从仰望的君主吗？皇上继承烈祖的美德而施于公身上吗？这已经很明白了！《尚书》说：“嘉谋嘉猷，都是我后王的德行。”大概就在这里吧？大概就在这里吧！从今以后，公的功业将有无穷的发展，君臣都获得美誉，朝廷内外共同享受安宁幸福。洛水修贡，长江进献珍宝，难道只是惠及楚地和漕运而已吗？《送郡司理毛孺初应召北上序》。

译睦州毛氏兄弟鼎立，孺初公后来居上，担任本郡司理，共五年，声名极盛。天子采纳主管官员的推荐，因其才能异于常人而召用他。起初公进入吴地时，他的仲兄司谏氏赠言说：“去吧，不要有愧于龙图之树。”他的长兄天官氏赠言说：“去吧，不要有愧于桐江之丝。”公拜谢接受教诲，我便替董子解释这两句话。董子低头思考，抬头叹息说：“好啊！从天官氏的话可以做到清廉，从司谏氏的话可以做到担当。不过，严子是把傲视爵禄看作高尚的人，这与先天下之忧有什么关系？与司法官又有什么关系？”公说：“是，是；不，不。严子果真只是因为傲视爵禄而显得高尚吗？他的话说：‘怀抱仁德、依附正义，天下人都会喜悦；趋附权势、顺从旨意，就会身首异处。’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也是范氏家学的宗旨。凡是承担天下责任的人，本来就一定有所舍弃。国家的谋划，身居高位的人往往见识鄙陋；建立功名的关键，沉溺于金钱的人往往昏暗。因此，可以用俸禄诱惑的人，就可以用祸害恐吓；可以用爵位束缚的人，就可以用法律扰乱。若不是把泥土看得与轩冕一样、能够担当职务并树立节操的人，天下没有这样的人。昔日范公还是诸生时，就已经以天下为己任；我作为司法官而承担责任，难道算得上早作打算吗？桐江的水不过是用来磨砺我的牙齿罢了。公坚持的道理就是这样，他治理郡务大都以此为准绳，清楚明白，丝毫没有违背自己的志向。公身兼多种才能，而审理刑狱是他的专职；依法办事，片言便能当机立断。判决文书一经确定，即使豪贵、大侠有能力通过监司、台察来求情，也不能改变。监司、台察也借着公的严格来替自己解脱，说：“这件事没有办法对付司理。”有位宰相的儿子正掌握炙手可热的权柄，替本县宋氏向公说情；公退回他的书信，斥责来使说：“你和我素无交往，这封信是伪造的。”本县有个家奴的财富等同于素封之家，竟和旧主人抗争；京城贵人甚至替他赶走了一名学使。幸亏公彻底查办，最终依法处死。于是江南以南那些呼天抢地的人，都希望能遇到松郡的司理，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公却认为，使百姓没有冤屈容易，使士人没有冤屈困难。如今属官的考核优劣，全寄托在司理的笔端；一旦判断不当，便会招来恶名，难道会有双方当事人一起核实吗？所以公具备鉴别裁断的能力，不用圆滑逢迎来取代诚实。凡是评定人物，务求极其核实，即使台察也无法推翻。计算公任职以来的政绩，是凭清廉达到公平，清廉最为显著；凭强直实行仁慈宽恕，强直最为显著。征召的弓旌还没有到达，公刚正的风采已经声动朝廷了。正逢时代太平清明，即使箕山、颍水一带的隐士被认为拙朴，哪怕是江湖中的客星，也都能在钩陈、太微之间发光。假使严子陵还在，能够逃避谏议征召而不就任吗？宋代自范希文出世以后，士人才开始知道重视气节。如今皇上居于法宫，积存的奏牍像山一样，不再作出决断；没有谁不伏阙上殿，争相进谏。他们忧虑社稷的急务，而天下又纷纷多事，这是什么缘故？难道是他们只留下了任职的踪迹，却没有作出大的舍弃吗？难道是他们知道趋附权势、顺从旨意并不是希文，却不知道怀抱仁德、依附正义才是真正的希文吗？从前富郑公贤能，想要进用某人，希文却加以阻止，每天都担心君主一时失慎，这说明他不喜欢激烈行事。石徂徕正直，作《四贤诗》，希文却谦逊地说：“天下的事情被鬼子弄坏了。”这说明他不喜欢受人称誉。像希文这样的人，才真正能够舍弃名声。俗话说：“贪财的人为财而死，夸耀的人为权而死，刚烈之士为名而死。”名声是美好的东西，也是权力利益的归宿。所以先能舍弃利益，才可以舍弃权力；先能舍弃权力，才可以舍弃名声；舍弃名声之后，才可以忧虑天下，才可以承担责任。这正是公治理郡务所实践并取得成效的道理。我终究不会认为穿羊裘是隐居，担任龙图是出仕，把治理郡务看作公的小才，而把在台谏任职看作公的大才。公就要出发了，不必再改变步伐。也请把我的话作为凭据，向公的长兄、仲兄求证。来征求我意见的，是华亭聂侯、青浦韩侯、署理上海的许公，他们都受到公家风的熏陶。严子陵，是子陵曾经居住、范公也曾经守治的郡。《送聂邑侯入觐序》。

译聂侯将以述职启程。唱骊驹送别的那天，几位朋友讲论他的德行。行人吴子向我询问野史。董子说：国家有六种职务，县令兼任这些职务。我以此来衡量聂侯，他的才干多么广大而运用自如啊！侯宽厚而有长者风范，内在具有鉴别裁断的能力；每次召见士大夫，考察政务、询问风俗，总能从眉睫之外辨得其人。即使有人登门请托也不废止政务，远近阳鱎（原文如此）都不能因此亲近他，也不能因此疏远他，这是天官之职，侯能够履行。侯到任那年，大水漫天，请求两台发放粮食赈济灾荒，乡里的三老、义士到处施粥，村落相望。侯亲自劳苦奔走，几乎废寝忘食，救活的饥民数不胜数。年成没有遭受灾害时，本县向来苦于轮番服役，近来议定均平徭役，官民按田地承担差役，几乎没有差等。侯核查富民隐匿的田地，全部查出，超过旧额六十万，于是中产以下的人都得以免役，士绅也不至于大受困窘。施行法律公平，是江南最好的，这属于司农之职，侯能够履行。学使者发布檄文，命郡县考校士子，各处喧哗；山苗涧松，古今都为此叹息。侯谢绝请托，精心评定，贫寒人家的优秀士子于是没有遗漏，明镜高悬，飘落的瓦片也不怨恨，这是宗伯之职，侯能够履行。勾摄差役的事务日积月累，动辄超过四百人，侯裁汰了一半以上。从前那些受赐而凭张狐假势、坐食的人，转而归农；又查捕盗贼，凡是曹司文书所到之处，往往就被说成盗贼窝点，祸害蔓延全境，使人无法追究。侯整饬法律，确定法令，削去盗贼的锋角和爪牙，按时断绝他们的粮食，盗贼便停止警动，这是司马之职，侯能够履行。侯曾说：想减少诉讼，先要减少以钱赎罪。除非两台、监司和大吏召捕，他从未把人拘到公堂，也没有一次差役轻易下到民间。案件文书已经呈入，如果想要释放，便听从其情，不曾拘泥于绳墨、追究根底，见到违法就一概逮捕，这是司寇之职，侯能够履行。水乡深处，沟渠水道低洼；有旧文记载水患紧急时，往往先动员远方的人来治理，使他们劳苦。自从侯建议后，一律使用本地人，畚箕、锹插走在前，粮食饭菜随后送到，事情完成而百姓安定，百世都将依赖这项工程。浦汇工程一役，众人称之为聂渠，这是地方官之职，侯能够履行。国家以六曹总理天下事务，又使县令学习六官的职掌；像侯这样，能够精察其中一职，已经足以独当一面，何况他还能总括条理，左右安排都适宜，难道不是天下清廉能干的县令之冠吗？董子说：似乎是这样。了解侯的人，请再作进一步的说明吧。吴子说：在富庶县任职的人，处在肥美利益之中，贪得无厌地追逐，只求富民，把那些官吏当作自己的家人，甚至逼到病困，这种情况大概是有的。侯却淡泊朴素地自持，像冰壶一样清白，天子将在明堂召见群臣，举行朝觐，修习汉代旧典。若有县令能像桐乡、密县那样升任大农、少傅，一定就是聂侯了。吴子认为这不是虚美，请把它写在上面。有一件逸事：司理临川吴公刚到任时，带着万卷书，焚香诵读，有人见了便说公是文人，轻视司法官而不肯做司法之事。当时积案如山，老吏抱着案牍进来，希望看看使君如何办理政务。公纵观片刻，指着几份案卷说：“这件是捕杀禽兽、败坏常理的，审理它；这件是像封豕一样肆意吞食、扰乱纲常的，审理它；这件是把城中孤儿据为己有、交给官府的，审理它；这件是鬼蜮伎俩挑动双方、吞食其肉的，审理它。”其余鸡毛蒜皮、雀角鼠牙，不是国法急务，不值得劳烦公动用三尺法剑。等他们悔改，就有释放和宽免的可能，旁观者都震慑服从。公曾端坐闲居，有时十日不判一事，有时一天判决十几件；有时十日不批一牍，有时一天批阅几十牍。每件都剖析入微、披露真情，援引经书、贯通法律，没有可以上下其手的余地。诸多奸人都不能从公那里获利，而邻近郡县有不平之事，也愿意到云间的嘉石前申诉，即使死了也不遗憾。公自认为凭镇静处事便可以坐待告讦之风消退，而各御史台有时发文重申命令，他严然不予回应。难道是想把本来可以治理的丝线弄得更加纷乱吗？时间久了，大家才知道公的旨意在于不扰民，于是交相上章推荐赞誉。至于他穿粗布衣服而外罩绣衣，设置的菜肴超过鱼羹，士大夫竟然三年不能用两只簋来供奉公，更不用说陈设庭实了。到市肆询问，整年都没有买过一尺布。偶尔询问侯的属吏，连所经过之处的干粮都不准备了。询问守门吏，公的座席旁没有可以附耳交谈、从门侧进入的人。《祝贺郡司理吴兹勉考绩最优序》。如今郡司理考核政绩，难道还保留着古代考察贡士、把诉讼文书上报天府的本意吗？考核文书已经写成，以诗歌形式列举，逐项详述；然而不敢深说他慎重审理的心情，也不敢夸说他使人无冤的声誉，怕流于夸张。监司、台察已经有品评了，却不一定全面，因为受到裁量的限制。太史代替皇帝发布诏命，已经有宠荣光彩了，却不一定完全相称，因为容易混同。这样究竟把什么作为衡量标准呢？我听说，言辞越繁多，见识越粗疏；言辞越简略，见识越精纯。考核政绩，是虞舜时代的制度。虞舜赞美咎繇，难道不就是今天的制词吗？但他说：“风动，能使风发生变化。”一个“风”字就是褒奖。后来的君王更加重视它，说：“光明清正，如同雨、晴、温、寒各自发挥作用，并不是风本身的对抗。”又进一步说：“最终达到威严，最终达到富足，这是猫、明、庶、广、莫等类的意思，也是风的一种德行。”况且“风”这个字的含义，是尚未施行，百姓便已经信服；只凭先声便能压倒对手，所以足以作为治绩。若等到威严和富足已经实际施加于百姓之后才达到，那就晚了。江南以南历来好诉讼，松江最为严重，又隶属于旧京，往往奸人不得志，便奔走到御史台，纷纷杂乱地呼喊冤屈，无法穷究诘问。檄文一下达，胥吏、伍伯一类人便借机谋求奸利，中等人家很快就会耗尽。下情有逃避文法、歪曲法律的事，对于这种歪曲法律的人又无可奈何。因此，像春天一样温和、像秋天一样严肃，都是风的德行。这些事情在法律上不能直接传达到朝廷，却属于无人听见、无人看见的政绩，其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华亭令郑侯、上海令邹侯、署理青浦县丞的马公、乐公，政绩已经完成，嘱咐我昌作颂。昌心中仰慕公最久，即使从野史中得到深刻、夸大的说法，也仍不能描写公的十分之一。姑且把这些话告诉代替皇帝发言的人，或许可以稍有补益。《祝贺侍御潘翔公迎太公冏卿入朝序》。

译古代卿士大夫宴享时所作的诗，常说“万寿无期，万寿无疆”。人的寿命上限不过一百二十岁，为什么夸说“万”呢？人没有在中古时代出生的，都是在上皇时代出生的。从今天追溯上去，赫胥氏、大庭氏的时代，也还仿佛只是早晚之间的事。难道不是有了儿子、孙子，孙子又有儿子，才算长寿吗？况且君父的恩德巨大，与天地并列。只有儿生孙、孙生子，才能用无穷的后代报答无尽的恩德，这个愿望才算畅达。因此，即使拿千金之璧换取婴儿的倚凭，也不肯；拿松乔的长寿换取子嗣延续，聪明人也不会接受。三代的宗庙礼器，如云雷纹的尊、馋父的鼎、一柱的爵、狸首的豆，用来铭记功勋、彰明德行，铭文都称为“子子孙孙，永宝用”。难道不是因为忠孝的种子值得珍重吗？我的朋友吴礼部伯玉，年过壮年，还没有生子，太夫人为此忧虑。即使同僚朋友，也无不替伯玉深深挂念。唯独我昌认为，依伯玉的品德，按理应当多生男儿。有人问我原因，我说：“我不是祭祀官，怎么知道高禖神是否回应？我不是太卜，怎么知道梦兆是否吉祥？”况且“男”字作文字解释，从田从力；从力看，这是熊罴般的力量；从田看，哪里会有田界沟渠和疆畔呢？” 道理就在方寸之间。我看伯玉以仁心为本，向善而不知满足，修养志趣、奉养母亲、承欢膝下，是当今的曾参、闵子骞；又乐于称道人家的善行，像郑当时；胸襟宏大而博爱，像孔北海；推重奖掖后进，像庞士元；急人所急，像原巨先。他曾经以宗社大计和民间隐忧，暗中辅助当权者，事情已经被采用施行，却不居功求名。这就像田地肥沃而不瘠薄，平坦而不荆棘，又受到温风吹拂、甘雨滋润，知道一定会有收获。有人说：“天下闻名的人，如弘农宋公、延津李公、蒲坂杨公、富平孙公，都是天下的长者，为什么偏偏吝惜不给他们后代血胤呢？”我说：“这几位公与伯玉本来就不同。他们成就声名，就像俯身拾取芥草一样容易；在仕途上得志，就像在康庄大道上纵马驰骋。算他们处在伯玉这个年纪时，所受国家恩泽、天下美誉，几乎已经满盈，再也不能增加。伯玉凭鸿渐般的才资，却困顿于学校；科举仕进的道路屡次变化，忧患的道路备尝艰辛；四十岁才入朝，十年奉使，仅仅做到虞曹。又深切挂念太夫人，离开京城在北方倚庐守制，请求南归却迟迟不能实现；儿子住在家中，没有丰厚产业，只是一个萧然的书生。” “与各位公在谦逊和充盈方面的情况相比，又怎么样呢？”在尧所耕的田地上遇到九年的水灾，在汤所耕的田地上遇到七年的旱灾；此后往前，都是丰年的日子了。多生男儿，不也是应该的吗？有人说：“既然如此，别人容易得到的事，为什么伯玉偏偏困难呢？”我说：“器物越晚成熟，越显得重大；事物越少见，越显得奇异；力量能够挽回命数，才算强大；德行能够感动天地、感应神明，才算盛大，难道不是极其艰难吗？”章文懿公六十岁才生子，陆文定公五十八岁才接连得到贤良之子，地位崇高、声望盛大、年高德劭，两位老人都兼而得之；他们起初未尝不经历曲折，后来才福分完备。我认为伯玉将要遇到丰年，也正是这样。于是社友何子、张子等整理我的话，上前为伯玉祝寿，并且歌咏《斯于》第八章后退去。◆题词 《茶董题词》。《酒颠题词》。《崇兰帖题词》。《刻六龙解题词》。《贺千秋印衡题词三则》。《远游篇题词》。《江南春题词》。《卧游册题词》。《王竹坞诗册题词》。《杨女郭节妇传题词》。《彤管遗徽册题词》。《吴长卿饱菜轩题词》。《方旦心平平草题词》。《漱六草题词》。《陆洛诵文程题词》。《唐名必文稿题词》。《夏彝仲文稿题词》。《朱伯升制义题词》。《原孚侄制义题词》。《茶董题词》。荀子说：“他做人很有闲暇，他的出入活动也不会走得很远。”陶弘景说：“不做无益的事，凭什么来使有限的生命快乐呢？”我认为品茶之事足以当得上这两句话。幽人高士脱离势利，借此消磨壮志、打发岁月；水源的轻重，辨别起来如同分辨淄水和淆水；火候的文武，调节起来如同炼丹鼎火。不是以枕石漱流为伴侣的人不会亲近此道，不是以文字为饮的人也不能与之相比。当今在这件事上，只有许夏茂卿把它提举出来。顾渚、阳羡，都是肉食者所去的地方，茂卿又怎么能禁止他们呢？这就像勉强作笑却并不快乐，勉强装出笑脸却没有欢欣。茶的韵味本来就胜过一切。我向来秉持幽雅的志趣，入山十年，差不多可以不愧对茂卿的话。如今驱车进入闽地，想到要用凤团、龙□、延津来烹茶，难道一定要像廉颇思念为赵国效力那样思念故土吗？只是《绝交书》所说的“内心不耐烦，而官府事务纷繁”，终究使我辜负了茶灶。茂卿还能够因为志趣相同而谅解我吗？《酒颠题词》。陶渊明宽恕醉态，渔父独自清醒；正话反说，却又继续吃糟、饮薄酒。这就是所谓把大梦寄托在酒杯之中，而德义的规矩仍然自在。要达到颠狂境界，哪里容易？懂得这个道理，就知道文成公的辟谷、图南的爱睡，也都是真正能颠狂的人。茂卿大概是饮酒之人的雄杰吧？至于醉乡中的天地，腾腾兀兀，接近于天然自全；细微之处都剥落开来，便属于无记之境。因此凡夫醉于无明，二乘醉于涅槃，只有大圣人能够饮酒而不至于昏乱。茂卿深得佛法的喜悦，所以为他写下这一层转语。中下等根器的人想读《酒颠》，请从《酒诰》读起。《崇兰帖题词》。父子都是书法家，自王羲之、王献之以后，有欧阳询、欧阳通，徐峤之、徐浩。本朝则有我们郡的莫方伯和他的儿子廷韩。我的老师是方伯，朋友是廷韩。每次评论两家的书法，我的老师总是合乎规矩、进入法度，腾跃回翔，似乎端正中有奇变，超越俗流便成为高雅。廷韩则风流跌宕，俊爽多姿，酝酿各家而独具匠心。廷韩像五陵豪侠，佩宝剑、弹金丸，意气自得；我的老师则像温伯、雪子，端正容貌面对宾客，使人望之便消除杂念。廷韩游历的书道广泛，鉴赏之家无不遍访；我的老师身份地位高华，因知音少而自重，晋人以外的书法一步也不看。因此当时了解廷韩的人，曾说他的成就超过父亲。但我的老师取胜在骨力，廷韩取胜在姿态；我的老师自然能够安排结构，廷韩的结字多出自前人的名迹。这就是二人的高下，真像王羲之、王献之一样。我还记得老师编成《崇兰馆集成》时，当时作者很多，唯独把集序托付给我。那时我还是诸生，谦逊而不敢答应，至今仍感惭愧。延陵之剑，不过是书札末技，哪里足以报答师门知己之恩呢？庚申八月七日夜，我梦见老师命我写草书。第二天清晨，君全索要开头的话，我便草率地以此应付。《刻〈六龙解〉题词》。

译韩退之作文，写《王拘幽操》，描写姜里的柔顺和文明之意，光彩焕发而富有生气。不过，退之的文章难道仍只是附赘吗？六十四卦象全都是《王拘幽操》。那被困受难、解除忧患、能够长久观察反省的人，每天以《易》道自我占问说：“难道我不能登上岸吗？难道我在刚柔进退之间不能符合天道吗？不然，难道圣明之德竟然如此难以感应吗？”以此看来，圣学因此发生一次变化，《小雅》又发生一次变化，而《离骚》也不过只是善于发怨罢了。自屈原以来，孤臣迁客忧虑谗言、害怕讥刺，有谁能够明白道理、著书立说，却不写成困顿失意、怨愤不平的言语呢？东溟先生的《六龙解》，是他在九江等待命令时撰写的。它穷究天人之间的奥妙，开启玄空之道的秘门，足以使公明先生张口结舌，使辅嗣读后开怀微笑；谈论《易》的著作中，它卓然独立，已经很奇特了。可是先生当时秉持正直而受到嫉恨，进退两难，心中或许也有所谓困顿孤愤；然而纵笔所至，完全没有偏激之气，只让人感到忧虑时局、惊醒世人的微妙旨意，像朱弦弹奏疏越的乐声，一唱三叹，使人可以歌唱、起舞，也可以悲伤、流泪。先生不只是借此告诫世人，也借此自我反省；对于六龙的旨意反复剖析，其中有警惕自省的意味，深远无穷。这难道就是作《易》之人的忧患吗？我一向研究管氏《易》，如今读先生的《六龙解》，心中又有新的领会，才知道焦延寿传给京房的学说只是末流。现在把它刻印流传于世，用来教化人们，希望多少有所补益。《贺千秋印衡题词三则》。我们松江顾氏的《印薮》，是否可以说明印学兴衰的缘由呢？为什么说它兴盛？三家村里的人，本来无法见到秦汉印制；得到一部《印薮》，便可以按着书籍查考而清楚明白。漆书的点画容易摹写，铁笔的锋棱容易仿效，覆钮的位置容易遵循。五十年来，承袭沿用的路径逐渐扩展，学习者的门径也四通八达。岣嵝碑、石鼓文都可以驱策追赶了，所以说它兴盛。不过，这只是雕刻叶片，像画家谈论形模，像禅家参究死句。我见到狸德那样只满足于饱食的东西，哪里取法于猛禽的飞行呢？如今的兴盛，难道不是衰落的开端吗？所以过去的《印薮》，不如今天的《印衡》。虽然《印衡》只是一个人的著作，却具有血气；《印薮》则像百家拼补成的僧衣，完全没有神明。吕不韦说：人们不把国家的连城尺玉当作珍宝，却喜爱自己的苍璧小玑。秦汉的私印，大概就像苍璧小玑吧？只是人们各自有自己的珍宝，却未必知道如何使用。从前朝以来，赵子昂、吾子行、周伯琦等人，才开始把印用于书画。书画与印学，难道不是合在一起才两全，分开便两败俱伤吗？因此，蔡中郎虽然精工篆隶，却不能挽救六朝印学的衰落；当时的书家如王氏、谢氏、白氏等，都只在作品上题写自己的姓名，不再使用印章。李阳冰虽然精工篆隶，也不能挽救李唐印学的衰落；当时的书画家如虞世南、褚遂良、李邕、范宽，他们的真迹上也都不题姓名，不使用印章。这一门学问后来在文寿承、许元复时重新振兴，是有原因的。画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小印也有这些等级。比如我所收藏的李斯九字小玺，人工技巧达到极致而仿佛天工，难道不是神品吗？赵武、赵婴、张良、王陵、叔孙通、贾谊、卫青、李广、张苍、王成、张衡的印，有的方形如圭，有的圆形如璧，难道不是妙品吗？其余的都属于能品。只是古人说过：“先失去自然，然后才达到神妙；逸品又在神品之上。”这虽然不是确论，却好比上界有散仙，厌弃天界事务；西方传来佛法有初祖，直接传授佛心。逸品最为珍贵，只见梁伯鸾的一颗印由文寿承刻成，陈淳刻的道复氏印也接近这一境界。千秋是有眼力的人，希望他研究此道，拔起新都的旗帜。《远游篇题词》。（原文“修微才，并左芬禅”疑有脱误，今依字面译。）才华微薄，兼且像左芬那样参禅；在月上、枇杷花下参悟，鄙弃那些境界而不肯居于蕊珠宫中，召唤他也不肯前往。沾泥的柳絮，再也不能随风飘荡；净土莲台，则时时进入禅定。如今将远行寻找庐山，向憨师请教佛法。孤云无所依凭，明月独自升起。虽然有很多求友之情，难道就没有怀璧获罪的忧虑吗？只有这卷行旅诗文，可以作为护身符。星河仿佛在眼前，还垂下织机般的文章；弱水难以航行，远远传出步虚的声响。只要使异鸡反身逃走，便知道黄鹄正在雄飞。上官的秤，难道会有神奇的锤子吗？人的城池高耸，确实是天然险要。暂时遨游万里，大概就在这次吧？《江南春题词》。《庄子》和《离骚》都是楚人的作品。能够读懂《庄子》，就可以读懂《离骚》。所谓“寓言十九”，不正是这样吗？梁昭明为陶征君的文集作序，却删去其中的《闲情赋》。他真把溱水、洧水一带的诗看成淫风，又把《九歌》中解佩、捐珥的描写当作周、秦时代游览记事的艳辞，实在固陋！吏部徐大冶任舍人时，和作倪瓒的《江南春》词，每一韵作八首；又扩展为四时，夏、秋、冬各作八首。虽然文章产生于感情，意义却仿佛有所寄托，并不只是同《比红诗》《香奁集》一类作品相比；而且冷僻韵脚和奇特语句层出不穷，不像渡泸之师那样枯涩，七次纵敌仍能七次擒获；又像桃源之路，再次进入也不会迷失。此前应和的人，都自动废弃了自己的作品。这难道不是“蒹葭白露，独自抒写思念伊人的情怀”吗？难道不是铁心石肠之中也掩藏不住广平的文采吗？大冶辅佐天官的事业，也由此可以知道了。我已经替它补画图像，又为它作了这篇题词。大冶家世在中吴，却居住于楚地，他从《庄子》《离骚》中得到的东西很多。《卧游册题词》。

译赵文敏向钱舜举请教画道，问：“什么叫士气？”钱说：“就是隶书的体势罢了。画史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无翼而飞；否则便会落入邪道，越工巧反而离它越远。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关节：必须做到对世俗没有任何需求，不因赞誉或毁谤而扰乱心怀。我曾经把这番话告诉画家，没有不皱眉的，都说这一关很难通过，所以年年都停留在旧有的步子上。我的朋友孝廉李长蘅，本来就是清正之士，继承先世的事业，又有两位兄长太史、黄门的家声，广泛交游，喜好宾客，宾客来了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他点缀一石一水，只是寄托兴致罢了。即使唐解元自称喜爱画青山，买画的人长蘅也完全不屑一顾。因此胸中没有赞誉和毁谤，随意自在，十分恬淡旷达，和那些每日刻意临摹技法的画家相去甚远。何况他在公交车中考试中名列前茅，号称专门之才，对《诗》《骚》以及诸子、史书广泛通晓、贯通融会，并且一一表现在画中，难道不是超然脱俗的上品吗？这两册画都是长蘅与邹孟阳同游苏台、武林时所作，大体上有十分之七取法黄子久，旁涉倪迂、梅道人的有十分之三，每一幅都记载着岁月和游踪，宛如《广陵散》一曲，叔夜仿佛还在，孟阳则充满无限感慨。他从五百里外寄信来，请我写几句话作为卷首，不知黄痴、倪迂等人是否有过这样的身后交情呢？”},{ 《王竹坞诗册》题词 感恩而为知己殉身、捐躯以彰明报答之义，是被侠义之肠所激发；怀念贤者、喜好德行，遇事便激昂奋发，是被正气所激发。如今竹坞先生作为郭宗伯的死友，他的义行确实高尚，大概也只有荆轲、贯高一类的人才能做到。我之所以多称赞竹坞，是因为宗伯的贤能，宰相不能知晓而竹坞能够知晓；宗伯的冤屈，同朝官员不能申辩而竹坞能够申辩。他不能被死亡吓倒，也不能被官职诱惑，这就是天地间的正气，和叚太尉、安金藏完全可以并肩而立。唉！平津侯门下的宾客，倚仗权势排挤贤者，转眼之间，富贵又在哪里呢？只有留在青史上的唾骂，千年也不会磨灭。与竹坞先生受刑具拘系、身临九死相比，那些人的丈夫气概，哪只是天壤之别！我渐渐遭逢世间的祸难，对于交游情态的变化有所感触；听到竹坞先生的事情，更加用它来激励自己，于是读了各位君子的赠言，题写在册页的前面。《杨女郭节妇传》题词 杨女郭节妇的谥号是“贞烈”。她的事迹已经详载于顾宗伯、钱太史的传记中，言辞到这里就够了，而且已经考核详实，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可是我读到节妇留给姊妹的信，其中说：“我是被读书耽误了，你们千万不要读书。”这样一来，从她的父亲尚宝公直到各位赠言的人，都还没有写下脚注，使这件事昭然如日月而流传于世。我幸而独自懂得其中的意思，哪里敢吝惜这些多余的话呢？常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我也说：“求烈妇必于孝女之家。”然而事情有时不能两全：陵母自杀，赵苞临敌，都是义理有更重要之处，而亲情有所割舍。烈妇的意思是：“殉夫就不能侍奉父亲，履行在地下的承诺就不能承受膝下承欢之乐。”她大概是把鸿毛般的一死，看得重于使父母二人长存的愿望罢了。否则，烈妇既然捐躯守节，将来要作为妇女的典范，难道不是对骨肉亲人寄予厚望吗？怎么反而说是读书造成的错误呢？从前孔子也曾自称有过错误，说：“能够责备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假如《春秋》果然有罪，那么烈妇读书果然也可以说成是错误了。唉！三光五岳的精气聚集在烈妇身上，而五经十七史的典籍也都因烈妇而得到证明。更不用说像蔡文姬、李易安那样胸藏万卷，即使面对十重铠甲也毫不退缩；就是唐代的魏郑公、本朝的杨文贞，功勋名业光耀古今，也还将惭愧退避三舍。读书怎么会误了烈妇呢？传记说烈妇在三十六岁时去世，我认为心死才是真死，身死只是幻相。烈妇自从许诺为郭郎一死之后，已经没有再生的意念了。九年之中，天天都是死日。大抵突然死亡容易，缓慢地走向死亡困难，为什么呢？死生系于感情，突然死亡时感情激烈，时间久了便会平缓；平缓之后，悲痛之心逐渐减弱，就可以用抚养孩子、教育儿女来排解。因此说烈妇三十六岁才死，只是按照六十甲子计算年月的说法罢了；实际上她早已与郭郎一同死去很久了。两位史公已经表彰烈妇的节操，我又阐明她的孝行。总而言之，烈妇所谓的“虚名”，世上有人以死亡来博取虚名吗？当时烈妇的叔父弘聚在吴中掌教，我这样对他说。弘聚说：“九泉之下如果有知觉，一定会说：生养我的人是父母，真正了解我的人是史公。”于是嘱托我题写在册页前面。《彤管遗徽册》题词 妇女的德行本来不会显扬于闺门之外，但范蔚宗的《后汉书》特意为她们立传，以至于和杰出之士、著名儒者、功臣、战将一同流传不朽。此后修史的人，把种种幽静端正的操守，照录在彤管之中，足以使金石铭刻都相形逊色。朝廷沿袭古代的制度，凡臣子的政绩有所显著，就用玺书加以褒美，并且追及他们母亲的圣善。因为馆阁所选撰的文字，实际上是代替君王发言。贫寒人家的德行，如果有一天能够上达天子，尚且称作遇到明主，何况是女士呢？由此看来，说闺门中的德行不能显扬于外，难道不是不合事实吗？吴县曾侯任县令，已经将近三年了。他政绩有成，就说：“这是母亲教导的结果。”常常叹息感泣，像孩子思慕母亲一样没有止息。当时朝廷的褒誉命令将要下达，却痛惜母亲不能等到这一天。又想到代替君王发言自有体例，受限于体例，无法充分称颂母亲的慈爱，何不请当代作者各自发挥深藏的思考，抽取精美的文辞，像张开一百只眼睛的罗网一样，务求多有收获，或许可以稍稍报答母亲无穷的恩德。只是我和曾侯只有一日的交情，他却最先把册页交给我，告诉我说：“先生过去主持史局，召见学生又晚，没能求得您一句话，使恩诏照耀我母亲已经来不及奉养您的遗憾。即使如此，得到先生作为前导，向各位作者请求文章，使我母亲的贤德向上可以达于朝廷，向远处可以传给后世，全都要依赖这件事。” 唉！如今掌管诏令制度的官员多得像树林一样，哪里还会寻求旧日的人呢？如果要向在野之士谋求此事，我本来就是在野的史官，或许可以作为传信的人。题名叫《彤管遗徽》，等海内诸公的诗文编成一册后，我来为它写序言，我不敢推辞。《吴长卿饱菜轩》题词

译我的朋友吴长卿，是天下杰出的人。他胸中藏有数万卷典籍，也有统率数百万甲兵的才略。当权者认为他的请缨报国之志壮烈，使他出任地方官，他已经崭露头角了。然而推荐人才的人却像挡在门前的兰草，所推荐的人也遭到斩断根基的剪刀摧折。这正是五岳聚于方寸而不平、六月大鹏扶摇而暂时停息的情形。如今他在汉东任副职，独自以廉洁和善政著称，把他的官署题名为“饱菜轩”。凭他的才情，即使叔夜餐霞，也不足以比拟他的秀异；子卿啮雪，也不足以比拟他的贞操。说到菜，又有什么可取呢？难道是认为吃粗菜的忧患与吃肉食者的鄙俗很不相同，而淡然无味的东西反而是天人的粮食吗？其中的意义，陈征君的记文已经详尽说明了。因此替他题写匾额，并随意写下几句话作为卷首。《方旦心平平草》题词 方言写制义文章，各地各有所长：吴地重韵致，越地重色泽，楚地重才情，闽地重结构，中州重含蓄。这是大体情况。至于冲破地域界限、融会而成为一家之言，就只有天下的杰出之士能够做到。中州的市井中，人们只知道伊洛一带有程氏兄弟的学问，却不知道有苏氏、秦氏两家兄弟。因此他们的文脉，是驾驭纵横的笔锋，来发明理学的旨趣。我在方使君的文章中看到了这一点。他出入变化，不拘守旧常，已经很奇特了。使君却自己命名为“平平”，这是为什么呢？苏子瞻大概从《国策》中领会到了窍门，他评论文章说：“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渐老练，渐渐炽烈，最后才达到平淡。其实并非平淡，而是绚烂到了极点。”使君所谓的“平平”，正是这样。中州的文章，自从使君一变之后，已经成为海内所宗法的典范。使君是当今的作者，应当和他的乡里大复、苏门并驾齐驱。何必只谈制义呢？若论制义，他的成就更高，怎么会不如那两位君子呢？《漱六草》题词 我的朋友何士抑写文章，奉守前辈的法度非常谨严。自毗陵以后，仍然保存着典范。十五年来，天下学习举子业的人，都知道有何氏之学，正所谓断然自成一家，远远看去就能辨认出来。近来我经过武林，有位客人拿《漱六斋稿》给我看，我竟不知道出自谁的手笔。客人说：“是士抑的。”又说：“你为什么不能辨认？这就是士抑的文章。”我接过来读完，便叹道：“唉！士抑其实已经超越法度了。我按照法度去寻找他，所以反而失去了士抑。不过，如果不是士抑，几乎不能辨认出这是他的文章，这正说明舍弃法度是多么困难。两军对垒、两位雄杰相持，而侠客剑士只凭鱼肠匕首在枕席之间取得成功，那么孙武、吴起也就不值得称道了。这就是以舍弃法度作比喻。又可以用禅来比喻：达摩从西方而来，一门之中便超然脱出；而亿劫的修持、三千种性相，也在弹指之间一并了悟，仿佛坐断佛头。文章家的三昧，难道能超过这种境界吗？然而不能穷尽法度便贸然谈舍弃法度，就是达不到法度。士抑是能够穷尽法度的人。穷尽法度之后，嬉游跳跃无一不是法度，所以他的意象有神采，文章规模又绝无蹈袭。大概他的成就在谦、应德之间，从今以后，我才看出士抑是难以穷尽的。士抑凭借这一点在海内争胜，海内更加尊敬士抑，文坛的旗鼓已经完全改变了。《陆洛诵文程》题词 平原的别墅有四座山，叫作机山、横云山、陆宝山、昆山，都以陆氏兄弟命名；其中昆山，也是世人所称“比玉”的意思。陆生洛诵建了一座草堂，正处在平原村的近旁，面向或背靠这四座山。进入草堂，轩窗一打开，山光岚色从四面聚集映照，尽有群峰的胜景，令人产生凌驾青霞的遐想。只是独自整理世外的事业就可以了，若再以经生义理来牵累它，便会使【原文“可耳??慁”处有疑误】经义文章失去韵味。陆生尤其喜爱研究经义，他在经义方面达到极高境界的地方，也都从这里获得。我的朋友曾经一两次经过那里，陆生总为我朗诵他的文章，每朗诵一篇，声音都沉雄有力，震动林木，我于是篇篇称好。深秋时，陆生忽然把他哀感之作四十多首拿出来给我看，说要把它们刊行。陆生的弟弟叔交听见后说：“唉呀，我们家那位白眉，错了！”我问他为什么，他便逐一指点着对我说：“这不是平原村吗？这不是机山、陆机、陆云诸山吗？我曾经凭吊古人、怀念贤者，来到村墟，探访他们的遗迹；登上群山，想象他们的风采。当年两位贤者耗尽精力、销魂劳神，以文章为役，树立赤色旗帜、驰骋英名，最终都归于烟消天空；只有河山寂寥，村墟依旧，处处只有鹤声在江月中哀鸣。” 他们将要成就伟大事业，尚且如此，何况经生的事业只不过是土芥，又凭什么流传呢？”我回答他说：“确实如此。然而那两位贤者所作的辞赋，也同样是土芥。这里的江山村墟自古就有，只是一定要借助两位贤者的名声。两位贤者不在了，而河山的名称千年如故，那么土芥一样的文章能够流传，也就长久了。今天成为土芥的东西，就是过去成为土芥的东西，难道就不会流传吗？”我又听说这部文稿，陆生将带着它南行越地。越地有许多名公，一定会有像张丞相那样的鉴识之人，见到后认为奇异，称作“云间生的文章辞赋”。叔交说：“果真如此吗？” 《唐名必文稿》题词 我们松江自唐文恪公因为考中胪传而进入承明著作之廷以来，后来以辞章著称而不凡的人，昌有杨太史、高太史、徐宫詹、张宫谕、钱宫久等相继不断。然而有的像虔地的刀，有的像燕地的匣，若要寻找像王氏青毡那样的传家旧物，还没有出现。如今名必考中乡试，是文恪公的从孙；他的行卷浩浩荡荡、广大深远，奇正相生。我评论文恪公的文章，如四瑚八琏，可以陈列在宗庙；名必的文章，如于将的莫邪剑、陆剧的犀兕皮甲，能够入水斩蛟龙，传家青毡这样的旧物，已经有希望了。杜子美说：“你家最近奎宿三象，时论都说相去不过尺五。”我愿意作为前导，进入都门，请把这篇文章拿给宫允评定，看看他是否会击节赞叹。《夏彝仲文稿》题词 书应当趁着读得痛快时赶快读完，古人把书读得容易完看作一件遗憾。我生性爱书，却厌恶艰苦的帖括文章。今天徐伯雨拿一部文稿给我看，自称不能读完；我猛然翻看一两篇，发现多有不同于常调的地方，技痒难耐，反复读完全卷，反而遗憾它太容易读完。于是询问作者，才知道是夏孝廉彝仲。彝仲不到二十岁，神采清朗，如玉山辉映；笔端仿佛有口，纵横驰骋而不受拘束，实在是文章中的豪杰。我一见他就心意相通，认为他可以和弃繻生、卫洗马、季孟相提并论；温陵蔡公当年在童子科中被擢为第一。用不了多久，他考中进士就会像拾取芥草一样容易，而他的举主林太史、张黄门对他的知遇，仍然会觉得没有完全做到。假如看到彝仲的全部作品，又不知道应当把他列为第几等了。武塘文坛中，廷试第一、乡试解首隔年相继出现，唯独礼闱中的大魁还在等待。彝仲要努力，即使楚地的人才被晋国任用，也未必不能为峯泖增添光彩。《朱伯升制义》题词

译江南研究《易经》的人，都属于朱氏之学，大概是弇州先生引导的结果。先生以千古为眼界，独独屈尊敬重朱定国，认为他是天下的士人典范。乌衣诸郎把他奉为老师。长公伯升，精妙地继承了家学；近来因为省亲来到这里，我得以读到他最近写的制义文章。姿态横溢，而法则严整。探究幽微的思考，写出来却流畅平易；雕饰文采触目可见，而天然真趣跃然纸上。这不是书法家王献之那样的人吗？评论书法的人说，王羲之灵和、王献之太令，都俊逸非凡；父子二人并称神品，而王献之的意趣更加广阔。孙虔礼不赞同这种说法。我说：这正是王献之之所以成为王献之的地方。如果纯粹写成父亲的书法，又何必在屋上再架一屋？山阴超过父亲，也不过形成颖川惭愧父亲的局面罢了。定国曾任靖江令，又任我们郡的司马，以循良奇异著名；每次谈到举子业，总是神色激动，遗憾自己早年名声落落，像连城之璧，却无人酬答。他的这些特点，难道不就在伯升身上吗？我听说伯升有孝友的大节，在文章之外还有更高的成就；现在姑且只谈他的文章，就是这样。《原孚侄制义》题词 我家侄辈中列入行在贤科名籍的有五人，从庚戌年原汉宗伯奉行廷对直到癸丑年，其中有原孚。虽然读书人的传统没有衰落，但能显声扬名的人却寥寥。若只从制义来评论，原汉年轻时意气盛，一往直达美成；到了后来，原孚便专门精研此道。我隐居山林教导孩子时，原孚在家塾中，受到我很多提拔奖掖。我的调子不合时宜，但凡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嘉言，我没有不为原孚尽力传授的。原孚刻苦攻读、甘于清淡，这是他的本性。他做孝廉已有数年，出门没有车，吃饭没有鱼，始终没有脱离穷酸读书人的旧习。脱去布衣之后，同年们努力等待诏试宏词科；原孚写信给我说：“周文襄选拔吉士，尚且上疏请求改任官职，希望有一天为当世所用，难道他是异于常人的人吗？”他的高雅志趣就是如此。文章的佳处没有不可学习的，只有浓厚与淡泊，是自然肖似作者的精神情态，不是靠学习能够达到的。远公开设莲社时，推重渊明而排在灵运之前，他很懂得诗的旨趣。知道这一点的人，才可以和我谈论原孚文章深厚的意味。门人徐士竑 许经阅 《容台文集》卷三完 《容台文集》卷四 华亭董其昌著，冡孙庭辑 记 碑铭 引 记 御书楼记 原心亭记（馆课） 成乐轩记（馆课） 求忠书院记 光岳楼记 彭城云龙山重修放鹤亭记 兔柴记 兰墅后记 安庵记 崇真阁记 重建云栖禅院记 浒墅关重修董公堤记 湖州福山仁寿院长生田记 草玄阁读书记 吴居士施画罗汉记 汤阴县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 叶少师碑阴记 西湖建关帝殿碑记 总漕大司徒陈公去思碑记 清江主政韵弢顾公去思碑记 官氏墓田记 太傅许文穆公墓词记 歙西莘墟重修许宜人祖母墓记 御书楼记 御书楼，是文肃王公的孙子玺丞王时敏在专祠前供奉皇上所赐手札的楼。文肃在世时，把手札层层密封、郑重收藏，从未拿出来示人。温室里的树木，不当面相对才是恭敬；宫省中的言语，戒在泄露。可见他十分谨慎。文肃去世后，尚玺王肯堂拔取杜蘅来做栋梁，雕琢有文采的石头来做台阶，使楼宇高峻、屋脊如鸟张翼，龙光闪耀，希望在泉台之下还能复生，仿佛亲眼看见羹墙中的先人。愿子孙后代长久保存，荣耀超过带砺山河；这既是明君贤臣相遇的朝廷典范，也是忠孝之家的家训。楼建成后，他把册页交给旧史官董其昌，请我记述此事。其昌私下很有感触。自皇上登上【原文“御■〈宀禹〉”字形有缺】以来，任用首辅已经有好几位了。至于一德一心、眷顾倚重而毫不疑贰，严肃如同师保，信任如同耆旧，亲密如同同室之人，朝夕往来，亲近得像家人父子之间的交谈，这些只有文肃能够得到，为什么呢？因为王公少年入朝，便凭借一介不取的操守和终日不懈的节行，感动百官，声名传闻于九重，这并非一日之功。自从主持国政以后，宫门深严，机密重臣很少能够被皇帝召见。王公想像前代那样在午朝当面进谏，又不能；想像前代那样在便殿留身，也不能；计策只有依照内阁值班的旧例，不定时亲自上疏，以求自我安定罢了。如果早晨在朝廷上陈述，晚上便传布出去，既在外廷承担责备，又替君主分担过失，这种纯臣的情义，或许并不是王公所安心接受的。因此他补写奏牍往往再三斟酌，草稿曾经焚毁八九次。调和羹汤要使盐和梅相互调济，弥补君王的过失要做到不留痕迹。他这样的忠诚，金石都可以贯穿，何况皇上的明察呢？最终能够结交并得到君主的知遇，确定国家的大是大非，实在不是偶然。就拿御札中反复讨论、不断开端的事情来说，还有什么比建储更重大呢？当时宫廷内外彼此隔绝，荣枯的形势各不相同，赤松子般的羽翼难以凭力量争取，黄瓜之刺几乎令人心碎。申文定因此拂袖而去，王文端也因此被赐玉玦。王公再次乘蒲轮出山，独自坚负重任，起初还像转动大石那样艰难，最后终于如桴鼓相应，因此才有讲论储君的诏命。王公又认为礼制体统如果不崇高，群臣的疑虑就不能杜绝；官员仪制如果不严肃，旁观窥伺的人就容易滋生。因此凡是承行采用的礼仪，都一概比照皇上讲筵的礼数。当时劳苦与恩爱一同彰显，师傅、辅弼全都聚集；鸡鸣时便询问夜情，鹤禁开启宫门，前有凝重的辅导，后有丞弼的辅佐，共同辅助常道教化，日积月累，光明日新。其昌曾经临时代职，询问从官，他们都说这是旧辅臣制定的。如今老成之臣渐渐远去，执政之地日益孤单，四位辅佐也未听说补足员额，偶尔一次行动便被视为荒废举措，这种情形至今已经将近二十年了。那是当时的情形：能够挽回天意、挽留日光，终于成就大事，难道是因为顺着风呼喊、借着河流下行而轻易成功的吗？只是事情确实艰难罢了。感应交通的缘故，实在值得思考。手札总共有二十七道，其中有些是在文肃居丧期间皇上赐下的，更是特殊的恩数。即使为他在韦谷停放帷幕，在东园供应秘器，也没有什么可以与此相比的。君臣之间的关系，多么盛美啊！从前贞观年间屏风上的墨迹，只能列入艺苑；淳化年间飞白书法的字迹，也只是看重□登【原文有缺字】。哪里比得上天纵多能的皇帝赐给贤良辅弼，以鸾飞凤舞的奇妙笔势，显出投水转圜般的美好，成为千载以来的盛事呢？这封御书所到之处，应当有庆云从上面垂下，百神暗中守护。它不只是王氏一家的宏大美玉。《伊训》说：“君王的心志要专一。”又说：“王的话语伟大。”谨以此作为颂辞，恭敬地记下它。《原心亭记》（馆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