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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梅溪集》　　　　　　　　别集类三【宋】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梅溪集》共五十四卷，由宋代王十朋撰写。王十朋字龟龄，是乐清人。绍兴二十七年考中进士第一名，历任官职至龙图阁学士，谥号忠文。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这部集子是正统五年温州教授何防校订、知府刘谦刊刻的，黄淮为它作序。全书奏议五卷，并以廷试策冠于其前；前集二十卷，后集二十九卷，后面附有汪应辰所作的墓志。书后有绍熙壬子年其子宣教郎闻礼所作的跋文，称先君的文集包括前集、后集和奏议共五十四卷，与此本相合。但《文献通考》记作《梅溪集》三十二卷、《续集》五卷，并载有刘珙的序。现在刘珙的序已经没有了，卷数也与此本不相符。汪应辰的墓志则称《梅溪前后集》五十卷，与此本也大体相应。推测刘珙所作的序，是初稿的序；汪应辰所作墓志所据，是晚年续增的稿本；而此本则是十朋去世以后，他的儿子闻礼、闻诗编次的定稿。考察墓志中说《尚书》《春秋》《论语》《孟子》讲义都尚未成书，而本书后集第二十七卷载有《春秋》《论语》讲义数条，可见这些内容确实是后来搜集补入的。十朋在朝廷任职时刚正不阿，是当代的伟人。应辰称赞他作文专门崇尚义理，不写浮华虚饰的辞章；他议论政事、撰写章疏，心中想到哪里便尽情发挥，毫不隐讳，尤其条理通畅、明白易懂。刘珙称他的诗浑厚质朴、正直恳切、条理流畅，正如他的为人。如今阅读他的全集，内容淳厚肃穆，颇有元祐年间的遗风。两人的评价，都不是过分的赞美。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谨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梅溪集》序 了解人是困难的，尧、舜都把这看作忧患，孔子也有要听取言语、观察行为的告诫。但依我看来，这话只是针对小人说的。假如全都是君子，那有什么难以了解的呢？天地之间本来就有自然的道理：凡属阳的必定刚强，刚强就必定光明，光明便容易了解；凡属阴的必定柔弱，柔弱就必定昏暗，昏暗便难以测度。所以圣人创作《易》，便把阳比作君子，把阴比作小人。它用来贯通幽明的道理、类比万物的情状，即使百世之后也不能改变。我曾私下推演《易》的学说，用来观察天下的人。凡是光明正大、疏朗通达的，像青天白日，像高山大川，像雷霆所显示的威严、雨露所施予的恩泽，像龙虎的威猛、麒麟凤凰的祥瑞，光明磊落，没有丝毫可疑之处的，必定是君子。至于那些依违逢迎、污浊卑琐，反复周旋、隐伏不露，纠缠得像蛇蚯蚓一样，细小得像虮虱一样，像鬼蜮、狐狸、蛊毒，像盗贼诅咒祈祷，闪烁诡诈、狡猾多变而不可捉摸的，必定是小人。君子和小人的本质一旦在内心确定，那么表现在外面的东西，即使是言谈举止这样细微之处，也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何况在事业和文章方面，更是鲜明可见。那些小人虽然说难以看透，但难道真能逃脱辨识吗？于是我又曾考察古人，来验证这种说法：在汉代，我找到了丞相诸葛忠武侯；在唐代，找到了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在本朝，找到了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这五位君子，所遭遇的事情不同，所建立的功业也不同，然而他们的内心都如所谓光明正大、疏朗通达、磊落坦荡而不可掩盖。他们在功业文章上的表现，甚至细微到字迹书法，大概都可以从中看出他们的为人。考察当今人物，则太子詹事王公龟龄，大概也近似于这五位君子。王公起初以诸生身份在朝廷应试，一天写成数万字，得到太上皇帝的知遇，亲自选拔为众士之首，于是采纳他的意见并付诸施行。后来他辅佐诸侯，入朝掌管册府事务；今上皇帝当初尚未即位时，他又都以忠言直节有所辅益。皇帝也一向敬重信任他，即位之初便召他任侍御史，采纳他的主张。王公了解皇帝的意旨，把收复失地、洗雪仇耻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所说的无非是修养德行、推行政事、任用贤能、讨伐敌军等实际措施；至于辨别邪正，更是特别用心。不久因边军失职，朝廷议论又不一致，他上疏自我弹劾，被授予吏部侍郎，却不肯接受，离朝后出任几个郡的长官。皇帝恩恤百姓的疾苦，早晚勤勉不懈，像饥渴和嗜欲迫切地作用于自身一样。他离任那天，百姓思念他如同思念父母。他在家中、居乡里时，则亲爱亲族、敬重故旧，崇尚信义，致力于敦厚朴实。即使家人和幼童，也都自然具有忠厚廉逊的风气。他平日没有什么嗜好，只喜欢作诗；诗作浑厚质直、恳切流畅，正如他的为人，不写浮华靡丽的文章。他议论政事务求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意，但谋划抚治宏大开阔，气骨格局舒展，变化出入自如，俊伟迅疾。世上那些竭力从事文字创作的人，往往反而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片言半简，即使有的只是脱口而出、随手写下的余作，也无不以仁义忠孝为归宿，并且都出自肺腑的真诚，并不是勉强仿效而作。大概是他禀受于上天的，纯粹是阳德刚明之气，所以他的内心光明正大、疏朗通达，没有任何隐蔽；表现在事业和文章上，也全都如此。天下有志之士，听到他的名声，诵读他的言论，观察他的行为而了解他的内心，没有不整理衣襟、心悦诚服的。对于小人，虽然由于一时趋向不同，有人敢于巧妙地诽谤诋毁他，但他们用尽言辞也不过说他迂阔近名、不切合时务。至于他伟岸的大节，则小人连丝毫损害和玷污也不能做到。这样说来，王公与那五位君子相比，事迹虽然未必完全相同，但内心实在相似。所以他还在平民时期，就曾和作韩愈诗数十上百篇；任番禺及温州时，又恰好都在葛、杜、颜、范诸人的遗迹之地，曾经修缮他们的祠宇，以表达敬仰倾慕之意，大概也常常把自己同他们相比。唉，王公必定是君子，实在不必等尧、舜、孔、孟来加以辨识了。我过去任职中秘、执掌西省时，都有幸与王公同僚，承蒙他对我知遇顾念，情谊非常深厚。后来我来镇守建康时，王公已经去世将近十年，而他的儿子闻诗恰好在府下任职，我们彼此谈起旧事，感慨抽泣。一天，他拿出王公遗文三十二卷，请我为它作序。我反复读了三遍，不禁抚卷长叹。王公的事迹，今任某官的莫侯子齐已经写成行状，已故端明殿学士汪公圣锡也据此为他撰写墓志。因此我不再另行记述，只论说他的内心如此，置于篇首，告诉天下士人，使他们能够认识所谓光明正大、疏朗通达的精神：这些凛然生动的言论，原本从未随着他的死亡而消亡。希望人们以此战胜私心、振起懦弱，共同学习仰慕他的一点精神；在朝廷上以冒犯君颜而进谏为忠，在州县任职则以勤于政事、爱护百姓为职责，内外都努力修治，不遗余力，使君主的德行日益提升于上，百姓的生活日益改善于下，国家局势安定强盛，隐然真正呈现出恢复失地的形势，那么王公虽然已经去世，而他令人敬畏的精神，也就可以在九泉之下无所遗憾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篇〕 唉，这也真是可悲啊！闻诗也好学有志，能够守住他的家业。刘珙序。

译《梅溪集》序 道存在于天下，无论什么事物都具备它，无论什么时候都体现它。它以民众共同遵循的伦理为根本，通达于事业之中，光明显著，不能磨灭。然而如果不把它写入文章，流传于训诫典籍，又怎能扶助世道、确立教化，使当今受到感化并流传后世呢？因此古代的圣贤，立德、立功、立言，三者不可偏废。此后继承并继续创作的人，世上难道没有吗？温州梅溪先生王公十朋，居家未仕时就勤奋学习，广泛研究经史，旁及传记百家；由博返约，择取精要而坚定守持。他对于天理民伦的美善、以忠孝立身的根本道理，认识真切而凝定，以此道自任。绍兴年间在大廷应试时，写满一万字，援引经书作为证据，切中当时的弊病。高宗亲自选拔他为第一名，试任民政，任绍兴府佥判。此后历任侍从、台谏，出任饶、温、湖、泉四大郡的知州，入朝任太子詹事，最后以龙图阁学士致仕。他常常受到权贵嫉妒，却坚守德行，毫不动摇。在任侍从、台谏期间，多次上奏；对于君臣、父子的大伦，国家的权柄，赏罚是否适当，时事的得失，臣僚的邪正，众人议论的是非，民情的安乐忧苦，军政的利弊，时机的审察决断，世代仇敌不可不报、国家耻辱不可不雪等问题，都剖析详细明白，议论刚直鲠切，足以阐明圣道、垂示世间教化。可惜当时不能全部采纳他的意见。他任郡守时，传布皇上的恩泽，体恤百姓疾苦，诱导扶助、安抚抚慰他们，真想把百姓带到安宁康乐的境地。他身在外地任职，心却挂念朝廷；汉、唐的循吏，大概也不过如此。他所写的杂文、诗歌，大都浑厚高雅、淳朴和平、坦荡开阔，不离道德仁义。紫阳朱夫子说，他禀受于上天的，是纯粹的阳德刚明之气，所以他的内心光明正大、疏朗通达，如青天白日，而表现在事业文章上的也全都如此，确实是至理名言。他在当代立德、立功、立言，可以说是无愧的了。后人即使想使他不流传，又怎么能够呢？他的文集过去曾经刻板印行，但年久之后逐渐废失。温州前任太守何公文渊曾到他家访求，得到若干卷抄本，但残缺错乱，无法整理；何防升任侍郎后离开了温州，但他的心从未忘记此事。不久，前御史刘公谦继任温州太守，广泛寻访求取，终于在黄岩士族蔡玄之家找到他的刻本，便命郡学教授何防重新校订，召集工匠刊刻，以扩大它的流传。协助成就此事的有通判徐公恕、通判刘公宽、推官宫公安，以及各县县令周纪等人，他们都出了力。唉，王公的心，是敬畏上天、怜悯世人的心；王公所遵循的道，是圣贤传下来的道。不幸受到人事变迁的阻碍，又受气运衰微的逼迫，不能最终完成自己的志愿，只能把空言寄托在书册之中，这也真是可悲啊！阅读这部文集的人，如果依据他的言论去探求他的内心，再依据他的内心将道理通达于实际运用，就可以使君主成为尧、舜一样的君主，可以使治理达到盛平境界，使人人都知道我们儒家的道对当世有功，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我黄淮不顾浅陋，冒昧为它作序。正统五年夏四月十五日，黄淮撰。

译钦定《四库全书》《梅溪集·廷试策》宋　王十朋　撰 御试策 问：听说要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没有过失。遵循先王的法令却造成过错的，从来没有。仰想祖宗以来，建立常经、陈列纲纪，各项制度都明确，大小事务无不周全，都是历代圣主相互传授的规范，是万世不可磨灭的典章。朕继承伟大的帝业，恭敬地守护宏大的基业，凡是一项号令、一项施政，没有不考察旧有事实的，只以祖宗的成法为法。既然如此，统一划一的禁令、赏赐刑罚的制度仍同过去一样，可奸弊却没有完全革除；赋税征收的制度、经常不变的标准仍同过去一样，可财用却不很充裕；取士的科举制度、培养人才的办法仍同过去一样，可人才仍不够兴盛；黜退升迁的典章、训导官员的办法仍同过去一样，可官吏有的还没有受到激励。这些过错究竟在哪里？难道是道理虽然长久不变，法令却有时会产生弊病，因而适当的损益调整不能停止吗？还是因为推行它们的人不是合适的人呢？朕想参照考察典籍中的训诫，讲明推行祖宗之法的要领，使祖宗的治理在今天重新出现，这其中一定有办法。诸位大夫学习古道而进入仕途，明白治国之道，积蓄学问等待询问，已经很久了，请在策文中详细写明。朕将亲自阅览。臣回答说：臣听说，有家法，也有天下之法。臣下以家法作为治理一家之法，君主则以家法作为治理天下之法。君主与臣下，虽然名分不同，但法有大小的差别。至于能够世代守住这种法的，关键都在于掌握权力。臣下能够掌握一家之权，守住一家之法，把它示范给子孙，便一定世代成为有名望的家族；君主能够掌握天下之权，守住自己的家法，把它作为天下之法，留给子孙并施行于四方，便一定世代成为有道之国。大概法是治理家庭、治理天下的重要工具，而权力又是掌握法令的关键方法。如今陛下亲自屈尊，在朝廷召集众士，在清明的询问中访求治国之道，首先便以借鉴先王成法、恭敬遵守祖宗法令为说。这说明陛下想守住家法、把它作为天下之法，确实已经抓住根本了。臣得以作为一个草野之士，列在诸位大夫之中，仰承圣上诏问，难道敢不竭尽自己的见闻，充分说明这一重大问题，作为陛下遵循祖宗、守住成法的建议吗？臣想说的没有别的，也只是掌握权力而已。臣曾说，君主如同天。天之所以成为天，是因为它聪明刚健，掌管福庆、赏赐、刑罚、威势的权力而不昏昧。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是因为他效法上天的聪明，体现上天的刚健，掌管庆赏刑威的权力而不使它下移。天掌握天的权力而成为天，君主掌握君主的权力而成为君主。所以天与君主有共同的称号，都是天下最大的存在；君主的名号也必定配以“天”字：凭天道统治天下，叫作天王；凭天德爱护百姓，叫作天子；居于九五正中的位置，叫作天位；享有万寿无疆的俸禄，叫作天禄；五服五章，叫作天命；五种刑罚及其施用，叫作天讨；众人像向着太阳一样归附，叫作天表；人们像敬畏神灵一样畏惧，叫作天威；居所称天阙，仪仗称天仗，法令称天宪，诏令称天语。天的伟大，不可能再有增加；君主的伟大，也不可能再有增加，原因只是他们都能够掌握天下的权力。恭敬地想，陛下蕴含聪明的德性，具备刚健的资质，亲自听取政事、裁决事务，一举一动都效法祖宗。一下诏令，万民没有不欢欣鼓舞的，如同上天的雷风；一施布恩德，万民没有不沐浴其中的，如同上天的雨露；开通众多正直之士的道路，堵塞群邪枉曲之人的门户，万民没有不喜悦归服的，如同上天的清明；治理政事每天更新，日日更新，又日日更新，万民没有不拭目以待的，如同上天运行不息。真是巍巍荡荡，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可是臣还要以效法上天、掌握权力来进言，是因为陛下的德行虽然不可能再增加，而臣子之心常常希望陛下不断增加德行而不停止。这正是臣冒死尽言、不知避讳的原因。臣恭敬地读陛下的策问，开头以“以先王成法为鉴，长久没有过失”“遵循先王的法令却造成过错的，从来没有”作为询问；其次谈到祖宗建立常经、陈列纲纪，历代圣主相互传授的道理；又其次以今日奉行祖宗之法却不能没有四种弊病来发问。臣由此看出，陛下知道达到良好治理的办法在于守住成法、遵循祖宗，并想革除今日的弊病。臣私下认为，陛下如果能够掌握威福之权，使一切由自己发出，那么成法不难守，祖宗之法不难遵，时弊不难革除，天下也不难治理。凡是用来防备臣所说的那些理由，都不足以成为陛下的忧虑。否则，陛下即使殷切询问，臣即使喋喋诵说，也没有益处。臣观察自古善于谈论治理的人，从来没有不把掌握权力放在首位的；自古善于达到治理的君主，也从来没有不把掌握权力放在首位的。“只有君主可以作福，只有君主可以作威，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玉食；臣下不得有作福、作威、享用玉食的人。”这是箕子告诫武王的话。“天下有道，礼乐和征伐都由天子发出；到了天下无道的时候，礼乐和征伐就从诸侯、大夫那里发出。”这是孔子留给后世的警戒之言。把庆赏刑威称为君主之所以成为君主，把能够制定命令作为合乎义的行为，这是《左传》记载当时人的话。说朝廷上下的等级不可相互侵犯，首足的地位不可相互颠倒，这是贾谊告诫文帝的话。这就是臣所说的，善于谈论治理的人从来没有不把掌握权力放在首位。三皇治理天下，是掌握福威之权来任用百官；五帝把天下当作家业，是掌握福威之权来治理家业；三王谋求天下安定、使国运历年长久，是掌握福威之权来使天下安定。汉宣帝是善于效法祖宗的君主，然而他之所以能守住祖宗之法、成就中兴事业，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能革除霍光专擅政权的弊病，亲自掌握福威之权罢了。看他总核名实，赏赐必信、刑罚必行，斋居时裁决政事，听断尤其精明；神爵、五凤年间的治理，被称为官吏称职、百姓安定，功业光耀祖宗、事业流传后世，大概根本就在这里。光武帝也是善于效法祖宗的君主，然而他之所以能守住祖宗之法、建立中兴功业，也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能鉴戒西京政治衰败的祸患，亲自掌握福威之权罢了。

译看他总揽权力纲纪，明察而慎重地处理政务，退用功臣而进用文吏，收起弓箭、放散马牛；建武年间的政治，被称为停止战争的武功，使我汉朝与高祖相同的隆盛事业，大概根本就在这里。唐明皇也是善于效法祖宗的君主。然而他之所以能守住祖宗之法、成就开元之治，是因为他能革除前朝权臣外戚干预政事的弊病，亲自掌握福威之权罢了。当初，明皇锐意求治，姚崇提出十件事来切中要害地劝说他，大意就是劝他掌握权力。皇帝自认为能够做到，于是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把成效责成于下属，而权力归于皇帝。宪宗也是善于效法祖宗的君主。然而他之所以能守住祖宗之法、成就元和之治，是因为他能惩戒往日小人沾沾自喜、窃取权柄的弊病，亲自掌握福威之权罢了。当初，宪宗锐意求治，杜黄裳担心他不得要领，劝他掌握纲领、抓住根本，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于是振作精神治理国家，法纪得以建立，声威显赫，被称为中兴。这就是臣所说的，自古善于达到治理的君主，从来没有不把掌握权力放在首位。陛下鉴于往日权臣专政已久，收回福威之权，在上面独自运转造化，在上面独自裁决万机，天下一致称颂陛下为英主，威严凛然，已经超过汉宣帝、光武帝、唐明皇和宪宗了。可是臣尤其劝陛下掌握权力，并不是要陛下像秦始皇那样把文书堆得像衡石一样、按规定限期批阅，就称作掌握权力；也不是要陛下像隋文帝那样亲自传餐听政，就称作掌握权力；也不是要陛下像唐德宗那样逞强自负、亲自处理琐事、不任用宰相，就称作掌握权力；也不是要陛下像唐宣宗那样精通吏事、把明察当作聪明而不再施行仁恩，就称作掌握权力。我只是希望陛下惩戒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警戒尚未发生的事情，时时操持掌握，不能有一天稍稍放纵，使福威之权全都出于皇上，不至于下移罢了。臣私下认为，陛下若想守住祖宗之法，没有比亲自掌握福威之权更好的办法；若想掌握福威之权，又没有比实行陛下一向所学的道理更好的办法。五经大略谈论治国之道，而《春秋》正是君主掌握权力的书。陛下圣明好学，光明不倦，万机之暇特别喜爱这部书，曾亲自挥毫书写经传，刊刻在美玉般的石碑上，用来教导学者。近来又命令经筵的儒学近臣讲读它；那么孔子二百四十二年间所记载的施政事迹，其中掌握权力的精妙道理，陛下本来已经默默领会于圣心了。至于其中可以称为掌握权力的方法，请允许臣为陛下诵说。《春秋》记载“王曰天下”，是要为君主效法上天、掌握权力的方法；有的地方只书“王”而不书“天”，是要警戒君主不能效法上天、掌握权力；记载“朝”“觐”，是希望朝会的权力必须出于天子；记载“侵”“伐”，是希望征伐的权力必须出于天子；记载僭越礼制、扰乱音乐，是希望君主收回礼乐之权；记载僭越赏赐、滥施刑罚，是希望君主收回赏罚之权。权力在诸侯手中，就讥刺它，如践土之盟之类；权力在大夫手中，就责刺它，如鸡泽之盟之类。把先王的使者置于诸侯之前，是希望权力在王室使者手中；把中原列为内、夷狄列为外，是希望权力在中原。书写“盗”这一个字，是为了警戒小人窃取权力；书写“阍”这一个字，是为了防止受过刑的人玩弄权力。凡是一个褒义字，分量重过华美的礼服，都是为了劝君主掌握权力、施行福德；大凡一个贬义字，分量重过斧钺刑罚，都是为了劝君主掌握权力、施行威刑。臣希望陛下尊奉圣人的经典，实行圣人的言论，借此端正天下的名分，借此判定天下的邪正，借此成就天下的事业，那么还忧虑什么不能鉴戒先王的宪法、遵循祖宗的法令、革除今日的弊病呢？臣恭敬地读陛下的策问说：“仰想祖宗以来，建立常经、陈列纲纪，各项制度都明确，大小事务无不周全，都是历代圣主相互传授的规范，是万世不可磨灭的典章。朕继承伟大的帝业，恭敬地守护宏大的基业，凡是一项号令、一项施政，没有不考察旧有事实的，只以祖宗的成法为法。”臣由此看出，陛下谦恭敬畏，不以聪明自居，确实想实行祖宗之法，以达到中兴之治。臣认为，陛下想效法祖宗以达到治理，又不可不效法《春秋》来掌握权力。臣谨按《春秋》有“改变古法便加以讥刺”的记载，有“保存古法便加以庆幸”的记载，有“恢复古法便加以褒善”的记载。经书写“初献六羽”，是讥刺隐公不能守住祖宗之法，轻率改变先王的乐舞；书写“初税亩”，是讥刺宣公不能守住祖宗之法，轻率改变成周的彻法，这就是所谓“改变古法便加以讥刺”。书写“犹三望”，是讥刺僖公不举行郊祭，却庆幸他还保留三望；书写“犹朝于庙”，是讥刺文公不举行告朔，却庆幸他还到宗庙朝拜，这就是所谓“保存古法便加以庆幸”。襄公十一年记载“作三军”，是讥刺他改变古法；昭公五年记载“舍中军”，是褒扬他恢复古法，这就是所谓“恢复古法便加以褒善”。《尚书》说：“不要自作聪明而扰乱旧有章法。”《诗经》说：“不出差错，不忘旧制，一切遵循旧有章法。”汉惠帝采用曹参守住萧何旧法，因此海内安宁；汉武帝采用张汤的办法，取用高皇帝的法令而纷纷更改，结果盗贼遍布天下的一半地方。守住祖宗法令的，治理就是这样；改变祖宗法令的，混乱就是那样。作为君主，难道可以自己毁坏自己的家法吗？我太祖、太宗，是开创我宋朝家法的人；真宗、仁宗直到历代圣主，是守住我宋朝家法的人。前代正直的大臣，如范质、赵普等人，共同建立了我宋朝的家法。在真宗时，有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共同守住我宋朝的家法。臣听说庆历年间，仁宗拿出御书十三轴，共约三十五件事。其中第一件是“遵循祖宗训诫”，第二件是“奉行真宗先父的事业”，第三件是“祖宗创业艰难，不敢使它有所坠失”，第四件是“真宗爱民而孝思深切，感动得哽咽”。

译所以当时君主圣明、臣下贤良，共同持守遵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间，治理成效卓著，大概根本就在这里。又听说熙宁年间，前代正直大臣司马光在经筵进讲，讲到萧何、曹参的事情时，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令，得到了守成的道理，并且说祖宗的法令不可改变。后来吕惠卿进讲，提出学说来驳斥他，说有一年一变的法令，例如正月开始在象魏公布法令；有五年一变的法令，例如天子巡守时考察制度；有三十年一变的法令，例如刑罚随时代而有轻重。司马光随即驳斥说：“在象魏公布法令，是公布旧法，并不是改变法令。诸侯有改变礼制、变换乐制的，天子巡守时就诛罚他们；天子自己并不改变法令。对新建国家使用轻刑，对混乱国家使用重刑，对安定国家使用中刑，这叫刑罚随时代有轻重，并不是改变法令。”考察两位大臣的话，也足以看出他们各自的邪正了。陛下即位以来，本来未尝不遵守祖宗成法。近些年有些措施出于一时的申请和权宜而施行，以致与成法有时相互抵触。近来陛下又面谕群臣，说国家政事都应遵守祖宗之法，如今又在清问中提出此事，以求达到良好治理的成效。臣由此看出，陛下已经掌握了持盈守成的道理，真正具有仁宗的用心。然而臣再次以掌握权力来进言，是因为《春秋》讥刺当时的君王失去了掌握权力的道理，所以诸侯便有改变法令的弊病。如今陛下想守住祖宗之法，应当运用《春秋》的赏罚权力来驾驭它才是。大臣中有像曹参那样清静无为的，应当命令他持守遵循；有像司马光那样忠诚正直的，应当让他参与讨论；有像张汤那样变乱法制的，就诛杀他；有像吕惠卿那样提出异议的，就斥退他。这样，祖宗的良法美意就可以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了，还忧虑什么天下不能治理呢？臣恭敬地读陛下的策问说：“统一划一的法令、赏赐刑罚的制度，”仍同过去一样，可奸弊没有完全革除。臣由此看出，陛下想推行祖宗之法，在于明确赏罚以革除弊病。臣私下认为，想使奸弊完全革除，不可不效法《春秋》来掌握权力。因为《春秋》的法，并不是孔子自创的法，而是成周的法。所以杜预说：“周公的志意，孔子从而把它阐明。”经书有记载赏赐的，如赐命、桓公受赐命、文公受赐命、成公受赐命之类，都是讥刺当时君王滥施赏赐，并不是周公所说的赏赐。有记载刑罚的，如杀死他的大夫、放逐他的大夫、杀死他的公子之类，都是讥刺当时君王滥施刑罚，并不是周公所说的刑罚。当时的君王丧失了周公赏罚的法则，不能革除当时的奸弊，所以孔仲尼便以删削褒贬的权力代行其职，用褒扬来劝善，用贬斥来使人畏惧。我祖宗制定赏罚的法令，载在主管官署统一划一的章程中，明白可见。创立它的是萧何，守行它的有曹参，从来没有滥施赏赐，而赏赐一定与功劳相当；从来没有滥用刑罚，而刑罚一定与罪行相当。历代实行它，弊病没有不能革除的。大概是因为圣祖、神宗能够在上面掌握权力，而群臣能够在下面奉行的缘故。所以司马光从任谏官到任侍从，曾经把君主达到治理的道理三次献给仁宗，又献给英宗，又献给神宗；其中第二条主张就在于赏赐必信、刑罚必行。三位皇帝采用他的意见，已经达到了极盛的治理。司马光凭借清正的德行和高雅的声望，在元祐初年执掌政事，亲自实行自己的主张来革除时弊，升降邪正最为明显的群臣十多人，天下都佩服他赏罚得当，当时的弊病也无不革除。我朝三位皇帝都是真正具有盛德的君主，司马光也可以称为挽救时局的贤相。如今陛下亲自处理万机，使时政焕然一新，斥逐奸邪，起用元老；释放受禁锢的人，诛罚告讦之人，这正是最公正的赏罚，也是革除弊病最重大的举措。圣上的策问仍以奸弊没有革除为忧，难道今天的朝廷还存在像《春秋》时代那样僭越赏赐、滥施刑罚的事吗？臣不敢不陈述其中的大概。君主赏罚中重大的事情，没有比升降天下人才更重要的了。如今陛下每提拔一个人，必须出于陛下平素确知他的贤能、亲自识别并擢用；否则，就应当出于大臣、侍从出于公心的荐举；再否则，就应当采纳舆论，天下人和国人都说他贤能。假如不出于这三种情况，却突然提拔他，那么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某人的升迁，是出于某人，是某人在暗中为他铺路。”这样，一个人被滥行提拔，就会损害陛下施福的权力。陛下每罢退一个人，必须出于陛下明确知道他的罪过，震怒而给予谴责；否则，就应当出于谏官、御史公开陈述罪状；再否则，也应当得到众人的意见，天下人和国人都说他有罪。假如不出于这三种情况，却突然罢退他，那么议论的人一定会说：“某人的退职，是出于某人，是某人在暗中陷害他。”这样，错误地罢退一个人，就会损害陛下施威的权力。从前舜任用十六位贤相，天下都喜悦，是因为他的赏赐恰当；罢黜四个凶恶之人，天下都归服，是因为他的惩罚公正。陛下如果能够以祖宗制定的赏罚为法，以虞舜施行赏罚的心意为心，掌握《春秋》的赏罚权力来驾驭天下，那么还忧虑什么奸弊不能革除呢？至于有某种功劳，晋升某种官阶作为赏赐；犯了某种事情，得到某种罪罚作为惩罚，这只是主管官署的职责，不是君主施行福威的大事，臣就不再为陛下说这些了。臣恭敬地读陛下的策问说：“赋税征收的制度、经常不变的标准，”仍同过去一样，可财用却不很充裕。臣由此看出，陛下想实行祖宗之法，在于使财用充裕，以治理国家。臣私下认为，想使财用充裕，又不可不效法《春秋》来掌握权力。臣谨按《春秋》记载“臧孙辰向齐国请求借粮”，是讥刺庄公不能节制国用，一年歉收便向国外告急；记载“初税亩”，是讥刺宣公不能节制国用，改变成周什一税法，以至于按田亩征税；记载“作丘甲”，是讥刺成公不能节制国用，以至于按丘出甲；记载“用田赋”，是讥刺哀公不能节制国用，以至于按田亩征收军赋。《春秋》记载“告”，是说不应当告急；记载“初”，是说不应当开始；记载“作”，是说不应当制作；记载“用”，是说不应当采用。

译臣由此知道，《春秋》中关于赋税的记载，是教导君主节省费用、使财用充裕的训诫，这一点很清楚。从前孔子回答齐景公询问政事时，不说“政事在于生财”，而说“政事在于节财”；有若回答鲁哀公关于年成饥荒的询问时，不告诉他增加财源的办法，而告诉他“为什么不实行彻法”。臣又知道，使国家富足的办法，实际上在于节省费用。臣听说太祖皇帝曾说：“我凭四海的财富，即使把宫殿全都用金银装饰，力量也办得到；但想到我是替天下守护财富，怎么可以妄自耗用呢？”古人说“以一个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供养一个人”。唉，这话多么伟大啊！真可以作为万世子孙保全国家的训诫。又听说仁宗天性尤其崇尚俭约，器物只用漆饰和素饰，被褥只用黄色绢。嘉祐年间，仁宗临轩策试士人，拿“富民的关键在于节俭”作为御题。当时吕溱作赋说：“国家用度节省，百姓财产才会丰足。”仁宗喜悦，选拔他为第一名。看仁宗命题取士的用意，也真可以作为万世子孙保全国家的训诫。又听说熙宁初年，司马光、王安石一同应对，谈到救灾和节省费用的事情。王安石说：“国家用度不足，是因为还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说：“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按户计征、像箕筐一样搜刮，把百姓的财产搜尽；百姓困穷而成为盗贼，这不是国家的福气。”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却能使上面的用度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的财货万物，只有这么多，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譬如雨水，夏天涝了，秋天就会旱。不增加赋税而使上面的用度充足，不过是设法暗中夺取百姓的利益，其祸害比增加赋税还严重。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太史公把它记下来，是为了显出汉武帝的不明智。”司马光这番名言，真可以说是节省费用、治理财用的方法，也是对聚敛财富、毒害百姓之人的深刻警戒。陛下自从与敌国讲和以来，二十年没有动用兵革了，按理说仓廪应当充实，钱串腐朽、粮食陈积，应当像成康、文景年间那样才是。可是圣上的策问却以财用不充裕为忧，臣也私下对此感到疑惑。难道国家用度方面有尚未节省的地方吗？奢侈的风气还有尚未革除的吗？不急迫的事务、没有名目的费用仍然很多吗？如今赋税收入比不上祖宗全盛时期，而用度却不减少祖宗全盛时期的水平。三年一次的郊祀礼，是不能免除的；但给臣下的赏赐费用，却有可以节省的。不得已而支付的岁币，是不能免除的；但冗余官员，却有可以裁减的。供养六军是不可避免的，但冗员冗兵却可以裁省。臣所说用度方面还有没有节制的地方，像这样的情况还不止这一件。朝廷过去曾多次下令禁止销金，可妇女用销金织物制作衣服的，如今仍然照旧。又曾下令禁止铺翠，可妇女用翠鸟羽毛制作首饰的，如今仍然照旧。这难道是法令不能禁止吗？难道宫中穿着洗濯之衣、衣服不拖地的风气，还没有显现于外吗？臣所说奢侈风气还有没有革除的地方，大概就在这里。臣又听道路传闻说，远夷外国有人拿没有用处的奇珍玩物来换取我国有用的财物；池台苑囿、车骑服御等方面，还有不能不有所增加的；中贵、外戚、便辟、使令以及倡优伶官之类，还有不能不在非时加以赏赐的。臣所说不急的事务、没有名目的费用仍然繁多，大概就在这里。从前汉文帝亲自实行节俭来教化百姓，天下终于达到富足。臣愿陛下在上面掌握大权，革除各种弊病，以文帝以及我朝太宗、仁宗的恭谨节俭为法，以《春秋》所记载的事为戒，那么还担心财用不充裕吗？至于把自己同聚敛之臣等同起来，进献增加财货的办法，臣是不敢做的。臣恭敬地读到圣防说：“取士的科目、造就人才的办法，仍和从前一样，可人才却还不够兴盛。”臣由此看出，陛下知道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希望人才像祖宗时期那样兴盛。臣私下认为，陛下想使人才兴盛，应当掌握培养人才和选取人才的大权。臣谨按《春秋》记载“作丘甲”一事，《谷梁传》因而论说古代有士、农、工、商四民，并把士民列在首位。范甯解释说：“士，是治理道术的人。”又按经书记载“单伯送王姬”，《谷梁传》说：“单伯，是我国受命的大夫。”范甯解释说：“古代诸侯向天子贡士，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又按《公羊春秋》说：“什一之制实行，歌颂太平的声音就兴起。”何休因而详细论述成周时期井田、校室的制度，以及大学、小学的办法和培养、选取士人的理论。又按经书赦免许止之罪一事，《谷梁传》说：“孩子出生三个月，还不能避免水火之灾，这是母亲的罪过。孩子束发长成，却不去接受师傅教导，这是父亲的罪过。已经从师学习，却没有学到正确的方法，心志不能通达，这是自己的罪过。心志已经通达，却没有显著的名誉，这是朋友的罪过。” 名誉已经显著，却没有被有关部门举荐，这是有关部门的罪过。有关部门已经举荐了他，而君王却不任用，这是君王的过错。”《春秋》哀伤当时的君王失去了培养人才、选取人才的权力，在删削文字之间默默寄寓了这种意思。《公羊传》《谷梁传》以及范甯、何休等人又加以阐发，也可以说对风俗教化有功。自我朝祖宗以来，通过科举选取士人，这就是古代诸侯贡士的办法。在太学培养士人，这就是古代校、庠、序的办法。又设置制科来等待非常之士，这是取法于汉唐盛世的制度。进士科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虽然制度屡有变化，却从来没有不能得到人才的。太学士人有的通过舍选而来，有的通过科举而来，虽然培养成就的方法不同，却也从来没有不能得到人才的。二百年间，名臣巨儒接连不断，建功立业，没有不是从这条道路出来的，可以说人才极为兴盛。陛下从前虽然处在日日战争、无暇顾及其他的处境中，却也从来没有废弃祭祀礼乐之事。自从停止战争以来，又恢复兴办太学来培养诸生，选取士人的科目、造就人才的办法，完全遵循祖宗旧制，恩典十分优厚。然而圣防仍以人才不够兴盛为忧，臣于是冒昧进献掌握权力的意见。

译如今取士的科目和造就人才的办法，虽说仍和从前一样，但人才却不如从前，这是因为福威之权比过去下移了。天下最公正的制度，没有比取士更公正的；名器最为重要的，没有比科第更重要的。往年权臣的子孙、门客参加省试、殿试，大多都窃取了高等科名，而有关部门把国家的名器当作讨好权臣的工具，这样还能希望得到真正的人才吗？近来朝廷因外台的意见，按例将这些人驳回黜落，士人舆论无不称快。臣愿陛下常常掌握福威之权来驾驭此事，严令有关部门谨守公正取士的法则，不要重蹈往年的覆辙。至于所谓造就人才，大概是要陶铸他们的器识，使他们像鸢鸟高飞、鱼跃水中，平日涵养刚正方直的品格，以成就他们将来的远大事业，并不是选取那些只会雕琢篇章、拼缀文句来谋求青紫官服的人。自从权臣以自身堵塞天下言路，学校中的士人养成了阿谀奉承的风气，科举文章不敢说一句有关时务的话，想要振作士气，可能吗？臣听说嘉祐年间，仁宗以制科取士，当时应诏应试的有几个人，眉山苏辙的言论最为切直。考官认为皇上没有失德，而苏辙却妄加议论，想黜退他，只有司马光慨然主持此事。仁宗说：“我以直言求取士人，难道可以因为他说直话就弃用他吗？” 于是将苏辙擢升置于异等，这就是陛下取士的祖宗家法。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的事情为戒，命学校除去诽谤讥刺的禁规，科举革除避讳时事的禁令，让有关部门选取忠诚正直的议论，那么将会看到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纷纷出现，像仁宗时期一样，还担心什么人才不兴盛呢？臣恭敬地读到圣防说：“黜退和升迁的制度、训诫开导的办法，仍和从前一样，可官员和师长有的还没有受到激励。”臣由此看出，陛下知道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希望官员和师长像祖宗时期那样受到激励。臣私下认为，要使官员和师长受到激励，应当掌握黜陟贤能与不肖的权力。谨按《春秋》隐公十一年记载“滕侯”，到桓公二年却记作“滕子”，范甯说：“前面称侯，现在称子，大概是当时的君王把他的爵位降了。”隐公二年记载“纪子”，到桓公二年却记作“纪侯”，范甯说：“前面称子，现在称侯，大概是当时的君王把他的爵位升了。”臣私下认为，《春秋》时代的君王不能直接黜陟诸侯，所以孔子便依据他们的贤能与否，用赏罚之权对他们加以黜陟。又按经书称楚国为“荆”，《公羊传》说：“荆是什么？是州的名称。” 州不如国，国不如氏，氏不如人，人不如名，名不如字，字不如子。”何休解释说：“圣人因为周朝有夺爵的法度，所以设置这七等称号来对诸侯进行升降。”臣因此知道，《春秋》实际上是孔子进行黜陟的公法。所以做臣子的如果懂得《春秋》，就一定会成为忠臣。因为《春秋》把对忠臣的要求推到了极点，用来训诫开导天下做臣子的。做儿子的如果懂得《春秋》，就一定会成为孝子。因为《春秋》把对孝子的要求推到了极点，用来训诫开导天下做儿子的。我朝任用官员的制度，上至公卿百官，下至一郡一县的吏员，无不是依据公道加以黜陟，本来就和虞舜三年考核政绩的制度没有不同。官员未出仕以前有学问来教导他们，初次出仕以后有法令来约束他们，无不是依据公道训诫开导他们，本来就和成周训导官员的方法没有不同。所以当时做官和做师长的人，哪有不勉励自己尽职的。坐在朝廷上，同天子争论可否的，是宰相在尽自己的职责。站在殿陛之前，同天子争论是非的，是谏官在尽自己的职责。谈到皇帝本人，天子就改变容色；事情关系到朝廷，宰相便等待治罪，这是御史在尽自己的职责。百官在朝廷尽职，太守、县令在郡县尽职，因此祖宗时期内外有许多尽职的臣子，治理国家的成效远远超过汉唐。如今陛下任用贤能、使用有才之人，建立中兴之治；黜陟的制度、训导的办法，无不遵循祖宗时期的旧制，可圣防却以官员和师长尚未受到激励为忧，臣于是冒昧进献掌握权力的意见。如今黜陟的制度、训导的办法，虽说仍和从前一样，但治理成效却不如从前，这是因为福威之权比过去下移了。天下最公正的法，没有比黜陟更重要的；关系到治乱的事情，没有比官员和师长更重要的。从前内外掌权办事的大臣，多出自权贵之门的亲戚、故旧和朋党；文臣有的不是清正之流，却滥居清要职位；武臣有的没有军功，却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然流行，权门像集市一样；郡县官吏贪浊如泥。这些都是在应当澄清官场时足以令人发笑的事情。至于一句话违背权贵心意，即使没有罪也要被斥退；因细小怨隙，即使是忠臣贤者也必遭诛罚。他们一时的黜陟，全都出于喜怒爱憎的私情，再也没有唐虞考核政绩以及李唐四善二十七最的法度，想要求他们竭尽心力、勤勉尽职，可能吗？至于所谓训导，大概是要用忠义来训导他们，使他们忘却自身、为国尽忠罢了，并不是要训导他们巧于进取、善于请托，以侍奉权势。当权门炙手可热的时候，士大夫相继阿谀奉承还来不及，谁会用忠义相互训导呢？到了今天官员和师长仍未受到激励，是因为承接长期积习之后，遗留的弊病还没有革除。陛下如果一定要使官员和师长都勤勉尽职，不如在上面明确黜陟，再把次一等的黜陟交给宰相，再次一等的交给吏部，再次一等的交给监司。昔日庆历年间，仁宗黜退夏竦等人，任用杜、韩、范、富担任执政，以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他们都是天下所仰望的人。鲁人石介作《圣德颂》来赞扬他们，这就是陛下黜陟的祖宗家法。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的事情为戒，掌握福威的大权来作为黜陟的法则，彰明忠孝的大节来作为训导的方法。这样，还担心官员和师长不能像祖宗时期那样勤勉尽职吗？臣恭敬地读到圣防，陛下说奸弊还没有完全革除，财用还不十分充裕，人才还不够兴盛，官员和师长有的还未受到激励，这些过错究竟在哪里？

译难道是道理虽然长久不变，法令却有时会产生弊病，损益变通的适宜做法不能不实行吗？还是因为推行这些道理和法令的人不是合适的人呢？朕想参照考察典籍和诏令中的训示，讲明推行的要领，使祖宗治理国家的成效重新在今天显现出来，这一定是有方法的。臣仰见陛下求治的心情迫切，对祖宗的思慕深厚，希望继承祖宗的盛德大业，可以说勤勉而且极其诚恳了。然而臣先前已经陈述了掌握权力的意见，并且以《春秋》献言。臣又曾听先儒曾参说过：“尊重自己所听闻的道理，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会光大。”陛下既然已经深深领会《春秋》的学问，又能尊重所听闻的道理，实行所知道的道理，掌握福威之权，遵守祖宗的家法，那么赏罚得当，天下就会喜悦。奸弊不必担心不能革除，节俭实行，天下就会受到教化。财用不必担心不能充裕，取士公正，贤能就会出现。人才不必担心不能兴盛，黜陟明确，邪正就会分明。官员和师长不必担心不能受到激励，祖宗治理国家的成效又何必担心不能在今天重新显现呢？至于所谓道理虽长久不变，法令有时会产生弊病，损益变通的适宜做法有不能不实行的地方，臣考察先儒解释《春秋》时有“改变周朝的文饰，遵从周朝的质朴”的说法，又有“商朝改变夏朝，周朝改变商朝，《春秋》改变周朝”的说法。臣认为《春秋》并没有改变周朝的制度，只是顺应时势来挽救弊病罢了。臣又听董仲舒说过：“先王之道，必定有偏失而不能振作起来的地方，所以政事会昏乱而不能施行；挽救它的偏失，只是为了补救它的弊病罢了。”我朝祖宗的法度，好比一座大厦，有了弊病就修缮它，不可以另行建造。如果不知道遵守而轻率地一味改更，臣恐怕风雨来了就不能遮蔽了。至于损益变通有不能不做的地方，臣愿意以董仲舒补救弊病的说法献给陛下，可以吗？至于所谓推行的人不合适，臣考察《春秋》记载的“乃”字，如公子遂到齐国，直到黄地才返回之类，《谷梁传》解释说：“‘乃’，是说没有得到合适人才的辞语。”大概是说任用没有得到合适的人。臣又听荀卿说：“有治理的人，没有固定不变的治理之法。”夏、商、周的法度并不是不好，假如得到合适的人，能够以成法为鉴，常常像傅说说的那样；遵守先王的法度，常常像孟子说的那样；一概遵循旧章，常常像《诗经》中的诗人所说的那样，那么夏、商、周即使延续到今天也可以存在。汉、唐的法度也不是不好，假如得到合适的人，常常像曹参守法、宋璟守文、魏相和李绛奉行旧例那样，那么汉、唐即使延续到今天也可以存在。祖宗的法度并不是不好，假如得到合适的人，常常像司马光等人坚持守成的主张那样，那么把它传给万世，与天地同样长久，也是可以的。陛下既然知道前日推行这些法度的人不合适，那么今天又不能不谨慎选择。臣愿意以荀卿“有治理的人”的话献给陛下，可以吗？至于参照考察典籍和诏令中的训示，历代的国家典章在那里，祖宗的《宝训》《政要》在那里，有关部门的成法在那里，朝廷的旧例在那里。陛下应当下诏，让执政和百官共同参照考察并奉行。至于讲明推行的要领，没有比掌握权力更重要的了。陛下提纲挈领，把各种繁多的具体事务交给臣下办理就可以了。陛下最后的圣防对臣说：“你们这些大夫学习古道而入仕，明白治理国家的道理，积蓄学问等待询问，已经很久了，把它详细写在篇章中。”臣得到陛下亲自阅览这篇文章，陛下引导臣发言，臣不敢不把话全部说出来。臣听说，君主打开求取言论的道路，就一定要有听取言论的实际行动；臣子遇到能够进言的时机，就不能没有献言的诚意。因为求言的道路不常常开放，得到进言机会的时机也不容易遇到。如今陛下打开求言的道路，而臣遇到了进言的时机，陛下又有听取言论的实际行动，臣难道可以没有献言的诚意吗？臣还有一句话要献给陛下，是希望陛下端正自身，把它作为掌握权力的根本。考察《春秋》记载“正”字，杜预说这是希望君主体察天地本元而居于正位；《公羊传》又有“君子大居正”的说法，意思是端正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这是董仲舒关于端正的论说。说君主所行一定要走正道，所发一定要说正言，所居一定要居正位，所亲近的一定要是正人，这是刘蕡关于端正的论说。臣观察自古能端正自身来教化臣下的人，没有比周文王更好的；不能端正自身来教化臣下的人，没有比汉武帝更差的。周文王把心安置在正道之中。他勤劳到日昃，不暇顾及饮食，不敢沉溺于游猎，只把各诸侯国和万民奉行正道看作自己的责任。所以能够给妻子作表率，以至影响兄弟，并治理家庭和国家。这些见于《思齐》诗，在位的臣子都节俭正直；见于《羔羊》诗，人伦已经端正，朝廷已经治理，天下完全受到他的教化；又见于《驺虞》诗，文王能够自己端正身体，他的臣下百姓也这样受到感化。至于汉武帝却不是这样，他用来约束自身的，以及臣下用来回应他的，全都不正。武帝喜欢阿谀，所以公孙弘便曲解学术来迎合他。武帝喜欢严刑，所以张汤便曲解法律来迎合他。武帝喜欢财利，所以孔仅、桑弘羊便以剥削百姓、增加皇上收入来迎合他。武帝喜欢用兵，所以卫青、霍去病便以拓土开疆来迎合他。武帝喜欢夸大，所以司马相如便作《封禅书》来迎合他。武帝喜欢神仙，所以文成、五利之徒便以旁门左道来迎合他。武帝不能端正自身，而他的臣下便那样迎合他。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以武帝为戒，端正自己的内心和居处，把它作为教化的根本。不是正当的不要看，不是正当的不要听，不是正当的不要说，不是正当的不要做。任用人才时，不必先问他有才还是无才，而应先察看他正直还是不正直。如果确实是正人，他被进用就会成为治理国家的表率，难道可以因为才能不足就不让他进用吗？如果确实是不正之人，他被进用就会成为祸乱的根源，难道可以因为才能有余就让他进用吗？听取言论时，一定要考察言论的是非，由此才能看出那个人是邪还是正。有迎合心意的话，一定要考察它，说：“他为什么要投合我的喜好呢？”这一定是不正之人的话，是对我有害的话，难道可以因为它顺合我的心意就接受吗？有逆耳的话，一定要考察它，说：“他为什么要触犯我所厌恶的事情呢？”

译这一定是正人的话，是对我有益的话，难道可以因为它逆耳就不接受吗？身边的人称誉某人，说：“听到了，必须考察。”便说：“这一定不是正人，一定是阿谀大夫之类，一定是善于结交左右来求取赞誉的人，斥退他就可以了。”身边的人不断传来诋毁某人的话，也一定要加以考察，便说：“这未必不是正人，一定是即墨大夫之类，一定是不善于结交我的左右，所以招致诋毁的人，进用他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一念一虑无不是正心，一言一行无不是正道。身边前后侍奉的近臣、仆从，全都是正人，那么大概可以看到四方万里像风吹草伏一样，无不归于正道了。臣愿陛下把这作为掌握权力的根本，又任用贤能，把它作为掌握权力的助力；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以充分发挥掌权的好处。权力掌握在陛下手中，那么所求没有得不到的，所希望的都能如意。即使是国家的重大谋划、天下的大事，也都可以不动声色地办成。何况区区四种弊病，又哪里值得使陛下深深忧虑呢？臣听说君主圣明，臣子才会正直；只希望陛下宽赦臣的狂妄愚昧，臣实在万分幸运。臣冒死，谨此对答。《梅溪集》廷试策问 钦定《四库全书》《梅溪集》奏议卷一 宋代王十朋撰 轮对札子三首 臣只是一个微末小臣，不懂忌讳，也不了解朝廷的体制，只因爱戴君主、忧虑国家出于本性，妄自怀有寡妇不顾纺织而忧虑国家的心情。臣私下听说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说敌情难以揣测，有南下放牧战马、把汴都作为巢穴、窥伺江淮的意图。朝廷之上，帷幄中的大臣一定有料敌制胜的谋划，臣不能知道。然而议论的人认为，边境奏报一有警急，群臣便惊惶失色、互相观望；传闻稍稍平息，就安然自得地以为平安。又说敌人有内部祸乱，势必不会前来。那种不依靠自己有所准备，却侥幸敌人有内难的治国谋略，也太疏忽而危险了。自建炎以来直到今天，敌人没有一次不是内部互相残害的，然而一个君主死去，另一个君主即位，敌势反而更加炽盛，什么时候曾给中国带来好处呢？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防备做得怎样。我们如果预先有准备，敌人即使强大也不足忧虑；我们如果没有准备，敌人即使有内难，侥幸又有什么益处？敌人或许并不把有内难当作畏惧，趁我们稍有懈怠长驱而来，那将用什么抵御呢？臣认为今天抵御敌人的谋划，没有比任用人才更急迫的；任用人才的关键，没有比重视人望更优先的。因为识别人才的办法，自古就是最难的。假如萧何没有出生，谁能在韩信尚未有名声的时候识别他呢？孟轲如果再次出世，也一定会从全国人都说贤能的人中选取士人。晋悼公根据民众的声誉任用六卿，于是成就了再次称霸的事业。东晋根据人心所向起用谢安，于是成就了击破敌人的谋划。国家宝元、庆历年间，西夏背叛命令，仁宗把经略安抚的职责交给韩琦、范仲淹二人，他们一向具有当时的声望，军中有“一韩、一范”的说法，西夏贼兵吓破胆的歌谣流传开来，没有大规模用兵，元昊就归服了。皇祐年间任用文彦博、富弼为宰相，朝廷士大夫互相庆贺。仁宗说：“古代任用人才，有时依据梦兆卜筮；如果不了解人才，就应当听从众人的声望，梦兆卜筮哪里值得凭信呢？”元祐初年任命司马光为宰相，辽人、夏人相互告诫说：“中国已经任用司马光为相了，谨慎些，不要生事。”人望能够使人如此敬服。如今无论朝廷内外，士大夫、军人、百姓众口一词，都说有些人天资忠义，文武兼备，可以担任将相；有些人长于用兵，士卒乐于为他效力，可以担任大帅。如今他们却被投闲置散，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有的老死在藩镇郡国，使其才能湮没；在朝廷内被邪说嫉妒，在边境外又被边人暗中讥笑。天下舆论愤懑压抑，臣愿陛下果断地为社稷打算，起用他们，以顺从众望；这样可以振作士气，可以慰藉人心，

译可以使敌人的谋划落空，可以筹划恢复的大计。陛下即使不能重用他们，也应当把江淮的重要职任交给他们，使他们独当一面。这样作为国家的长城，也可以不再忧虑西顾了。臣又听说范仲淹起初因议论政事获罪，尤其被宰相吕夷简厌恶，斥退到外地。等到西方用兵时，仁宗想起用范仲淹，吕夷简也极力推荐他，范仲淹果然能够成功，吕夷简也不失为贤相。陛下应当把仁宗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大臣应当以吕夷简的事情为法则，共同任用天下的贤才，作为排除困难、解决纷争的谋划，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其次，还有过去的宰执、侍从以及曾经进谏议政的臣子，平素名节显著的，有的镇守远方藩镇，有的领取祠禄，有的已经退休，有的还在贬谪名册中，都应当起用废置之人，重新列于朝廷班列。他们的声名风采也足以震动一时，谋划筹措必定有远超常人的地方。各位将领中有以骁勇善战著称的，都应当分别安置在荆襄、江淮之间，作为爪牙和藩屏，采用贾谊“多封建诸侯而削弱其力量”的办法来驾驭他们。这样，奇异杰出的人才就会不断出现，可以供国家任用。猛虎在山中，藜藿就没人采食；国家有人才，困难自然会消除。臣认为抵御戎敌的谋划，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以上第一篇 臣听说，只有君主能够制造福，只有君主能够制造威，这是君主掌握权力的办法；权力在这里得到、在那里失去，又是君主掌握权力的弊病。臣请借唐朝的事来论说唐朝：自高宗、中宗以来，权力转移到宫闱；明皇亲自平定宫廷内部的祸乱，惩治悖逆皇后和骄横君主造成的祸患，掌握大权而控制它，可以说是能够把权力收回到这里了。太平日子久了，明皇懈怠于听政决断，内则转移给奸臣，外则转移给藩镇将领，这又是把权力失在别人那里。肃宗重新振兴王室，代宗平定乱事、守持文治，权力逐渐回到朝廷，也可以说是能够把权力收回到这里了。然而君臣苟且偷安，瓜分土地授给叛将，又接着有德宗姑息养奸，从此以后，权力归于藩镇，这又是把权力失在别人那里。宪宗刚强明断，消灭平定僭越叛乱，权力又回到朝廷，可以说是能够把权力收回到这里了。到了晚年任用非人，灾祸从疏忽处发生，从此以后，权力归于宦官寺人，这又是把权力失在别人那里。陛下近来惩治大臣窃取权力的行为，收回威福之柄，朝廷清明，人人都说陛下是世所罕见的英主。近来众口纷纷，却说权力虽然归于陛下，政令又从多个门户发出，这是一个秦桧死了，百个秦桧又生出来了。其中最严重的，如三衙管军之类，与北司暗中以严密的关系结党，窃取陛下的大权，养成跋扈的势力，已经无法制止。过去汉朝的祸患起于恭显，王氏外戚前后相继；唐朝的祸患起于北军和藩镇内外相互勾结；如今祸根萌发于宫内，而叛乱的形势显现在外，臣私下替陛下忧虑。权力中最大的，没有比名器、财赋和兵权更重要的。如今以管军身份却位居三公，这是盗窃名器到了极点。古代没有这样的事，祖宗时期也没有这样的事。天下的财利来源都进入他们的门下，剥削聚敛，不知止境，国家用度日益困窘，而私家却更加富足，三家专擅鲁国、田氏专擅齐国，大概也不过如此。况且他们总领禁军，长久不轮换，暗中结交各将领来作为党羽；深深忌恨有开国功勋和久经军旅的将领的功名，不容许他们进用；自恃兵权在手，产生轻视朝廷之心。枢密院是号称掌管兵权的地方，号令、节制天下各地将领。如今在殿廷列班时，管军傲然站在前面，枢密使甘心站在后面而不以为耻，事势颠倒到这种地步；不奉行他们意旨的几乎没有，这样还能谈得上节制、号令诸将吗？他们的子弟亲戚又都窃取清要职位，台谏有加以论列的人，朝廷必定曲意庇护，使他们的意见最终不能实行。

译过去唐朝大将管崇嗣背对宫阙说笑，李勉弹劾他不恭敬，肃宗说：“我有李勉，才知道朝廷的尊严。”李祐有攻入蔡州、防御吴元济的功劳，却违诏进献马匹，温造在正衙弹劾他。李祐自己说在温造面前胆战心惊。如今御史、台谏谈到侍从大臣，便立即将其罢免斥退，而风宪之法唯独不能施行于管军门下，这样凭什么治理国家呢？不只是这些，甚至有把清贵资历职位横加给屠夫一类的人，把高爵滥授给医者之家。各军设置承受官，擅自施行福威，比唐朝的监军还厉害。皇城设置巡逻士卒，往来奔走侦察事情，比周朝的监谤还厉害。内外将帅剥削百姓、行贿求上，和三军结下怨恨；道路之间抓人充当士卒，和百姓结下怨恨，这些都不是太平治理之世的事情。陛下自从总揽大权以来，圣明的政绩数不胜数。比如前日流放驱逐奸猾宦官，天下尤其佩服陛下的英明决断。唯独这几件事，正是臣所说在这里得到、在那里失去的事情，难道可以不深切惩治、彻底革除吗？臣愿陛下慨然发愤，断然出自圣心，堵塞邪曲的门径，阻断侥幸的道路；鉴戒汉唐的祸患而斥退近习之人，惩戒齐鲁的祸患而抑制强臣。这样不仅能够尊严朝廷，也正是保全这类人的办法。不这样做，臣恐怕太阿之剑倒拿在别人手中，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天下的忧患就不只在边境而已。这就是臣不避斧钺诛罚，也要为陛下痛哭流涕地说出这些话的原因。以上第二篇 臣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自古以来，君主没有不把取得民心、巩固国家根本当作急务的，尤其希望在局势动摇、百姓疑惧离贰的时候安抚他们、使他们团结牢固。我国家拥有天下已经二百年了，中间遭遇厄运，而宗庙社稷能够复兴，实在是由于四海百姓拥戴宋朝的心意一向没有改变。陛下即位至今三纪，深厚的仁德恩泽，在天下人心中尤其显著。然而近年以来，监司、太守、县令多用非人，为国家聚集怨恨，民心渐渐离散。一是不宣达诏令条文，二是不慎防刑狱，三是不把安抚百姓放在首位。什么叫不宣达诏令条文？臣恭敬地看见近年来宽恤的诏令屡次下达，然而实际恩惠还没有取信于百姓，都是由于州县不能奉行的弊病。从前人说只是把诏令挂在墙上，如今却连挂都不曾挂。每逢诏令下达，事情有利于百姓而不利于官吏的，有的宣读完就藏起来，有的略微挂出便立即收回，所以皇上虽然有良法美意，下面却有很多人不能知道，更何况希望得到它的恩泽呢？什么叫不慎防刑狱？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慎重刑罚、审慎狱讼的心意，即使尧、舜、成汤也无法超过，然而施刑的成效没有达到古代，是因为担任师帅的官员很少有清正善良之人。昏昧的人把胥吏当作耳目，懒怠的人把胥吏当作精神依靠，贪婪的人把胥吏当作鹰犬，案牍堆满面前，却完全不加省察，狱情的出入轻重，动不动都由这些人决定。所以富民可以纳贿来买得公正，贫民却不能自行伸冤；强者可以劫持他人来求得胜诉，弱者却不能自己申辩。所希望用来纠正冤屈的人，是监司。如今监司巡行所属各地，动辄带着几十名胥吏随行，所到州县只致力于搜刮求取；如果满足了他们的欲望，狱讼之事便一概不问，却希望他们有所平反，可能吗？什么叫不把安抚百姓放在首位？国家设置官职、任用吏员，本来就是为了百姓，应当把安抚养育百姓放在首位，把催征赋税放在其次。从前的良吏尽心安抚养育百姓，百姓都乐于输纳赋税，不用催征，常赋自然就能缴纳。催征赋税自有常法，难道在期限之前催取办完才算吗？官吏把未到期限就办完当作办事，百姓却在未到期限时就受到虐待，所以常赋还没有进入官府，横加的费用已经落入贪吏手中了。强悍的官吏拿着文书，乡里百姓哭喊，冲撞骚扰得鸡犬不宁，却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可能吗？臣又听说近来边境奏报稍有警急，各地以防秋为名，拘集舟船，编组保伍，却没有安排的办法，州县骚动不安，甚至有人卖掉田地房屋来充作粮草的赋税，杀掉耕牛来供应防守器械的输纳，砍伐山林来制作兵器，拆毁房屋来修建营寨栅栏。官吏借机作奸，百姓大受扰乱，如果不设法安定抚恤他们，臣私下恐怕百姓会逃离官府，散布为盗贼。如今强横的敌人从外部侵犯，国威不振，人心动摇，正是应当安抚百姓、使他们团结牢固的时候。臣愿陛下推广广大仁爱，下达恳切怜悯的诏令，勤勉地考察百姓的隐忧，用真诚来感动他们。官吏中有伤害百姓的，必须惩罚，不能赦免。仍请命宰相谨慎选择各道监司，把百姓的安危寄托给他们，宣明诏令条文，慎重体恤刑狱，把安抚养育百姓作为首要事务。这样，四方万姓哪有不感动流泪的？民心既然喜悦，还担心上天的意旨不帮助我们吗？臣认为巩固根本来安定国家，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以上第三篇 上殿札子三首【壬午十月】臣听说，舜接受尧的天下，编写《尚书》的人赞美他说“重华协于帝”。武王继承文王而拥有天下，记载礼制的人赞美他说“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先人的事业”。解释的人说，尧所做的是这样，舜也这样做，所以称为“协帝”；文王所做的是这样，武王也这样做，所以称为“继述”。臣曾经考察他们的实际作为，却并不是这样。尧在位时，有八元、八凯这样的人，天下人称他们为才子，尧不能任用，到了舜才举荐任用他们，号称十六相。有共工、驩兜、伯鲧、三苗，天下人称为四凶，他们都在尧的朝廷，尧不能除去，到了舜才流放、驱逐、放逐、诛杀他们，天下人都心服。文王在商朝末年，天下三分有其二，却终身执臣子之礼侍奉纣王；到武王继位之初，才会合八百诸侯，兴起仁义之师讨伐纣王，天下于是统一于周。舜之所以“协尧”，武王之所以“继文”，不过如此罢了。哪里曾拘泥于他们表面相同的行事痕迹呢？这就是尧得到“知人”的名声、武王成为“达孝”的原因吧？恭敬地想，太上皇帝至仁至圣，内不与后宫谋划，中外不与卿士谋划，决断完全出自圣心，把天下的大权交付给陛下。

译世人都把他们比作尧舜，唯独臣认为，尧舜禅让固然美好，然而那是由于年老而倦于勤政，哪里像太上皇帝年纪尚盛，却突然作出这种世所罕见、古今绝无的举动呢？真可以说远远胜过尧舜。陛下思考怎样才能仰承太上皇帝的托付，应当怎么办呢？如今关系社稷安危的重大事情，关系百姓生死休戚的重大事情，关系人才进退的重大事情，关系朝廷刑赏的重大事情，如果不有所矫正、更张，就无法慰藉天下的期望。既然一定要矫正、更张，就一定会有人用“不改变父亲的臣子和父亲的政令”的说法来迷惑圣听。陛下在这件事上似乎会感到难以处理。臣认为，太上皇帝和陛下可以说是父亲像尧、儿子像舜。圣明继承圣明，推诚相待、没有隔阂，难道是区区外在形式所能拘束、臣下通常的情理所能测度的吗？太上皇帝既然以不疑之心对待陛下，陛下也应当以不疑之心报答太上皇帝。三纪以来的圣明政令，可以遵循施行的不是一件两件。至于因应时势、挽救弊病，有所矫正、有所更张，就应当像舜“协尧”、武王“继文”那样，果断实行，以彰显太上皇帝知子之明，来尽到陛下继承述行的道义，不要只是像鲁国陪臣孟庄子那样的孝行罢了，那么社稷幸甚，天下幸甚。以上第一篇 臣听说，国家就像人的身体，国家强盛和人的强健，都在于气。医生观察人的气，就知道他的寿夭；有见识的人观察国家的气，就知道时代的兴衰。自古帝王谋划治理天下，虽然用智慧谋划，用才能辨析，却一定以气作为主导，然后大业才能成功。刘邦、项羽争夺天下时，项羽自称力能拔山、气概压倒天下。归根说来，项羽失去天下，大概是因为依靠蛮力；刘邦得到天下，大概是因为依靠气势。百战百胜，只一次失败就自称是上天要亡我，这哪里还有气呢？屡战屡败却不因此屈服，最终把失败转为胜利、把弱小转为强大的，就是气。蜀先主英姿大度，有汉高帝的风范，军队虽然屡次受挫，却始终不向曹操屈服。吴国孙权听了周瑜的话，拔刀砍断案几，于是成就了赤壁之战的卓著功勋。吴、蜀的形势，本来不是魏国的对手，然而能够称霸一方、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正是气势使它们如此。臣来自民间，从道路传闻中得知，朝廷之上谋划议论的大臣，对于主张和守、主张战、主张和之间，喧闹争论而不能决定。这一道理本来明白容易懂，议论的人为什么不思考呢？臣认为，培养今天的气势，没有比防守更好的；伸张今天的气势，没有比作战更好的；挫伤今天的气势，没有比议和更好的。如今我们的军队兵少力弱，国威还没有振作起来，本来不能同金人在一战中决出胜负，以伸张天下人的士气。现在正应当休养军队，使它强壮，等待时机再行动；应当在荆襄、江淮等要害之地，像人的身体有几处可以抵御风寒一样，命大将率重兵屯驻，牢固守卫。即使不能在中原取得志愿，也足以凭借长江的险要，建立帝王的都城，保全吴、蜀万里的旧有疆土。为什么要委屈自己求和，重蹈前日的覆辙呢？大体说来，天下形势若强弱相当而讲和，那么双方都能从中获利，晋国同各戎族讲和、我国同契丹讲和就是这样；若强弱不相当而讲和，那么强者得到利益，弱者遭受祸害，六国同秦讲和、契丹同女真讲和就是这样。金人用和议欺骗契丹而灭掉了契丹，又用和议欺骗中国而使中国陷于困境。耿南仲主持和议，导致靖康之祸；秦桧主持和议，使国家的形势衰弱。太上皇知道金人的贪得无厌，也知道和议不能保全，去年下诏亲征，于是天下二十年来郁积的愤懑之气也稍稍舒展了。虽然淮上军队作战不利，但金人所受的损害也很严重。陛下顺应天意接受禅让，天下无不欢欣鼓舞，都说真正的君主已经出现，恢复故土指日可待了。陛下应当亲自驾驭鞍马，像汉文帝那样慨然发愤，像唐宪宗那样抚慰巡行六军，以振作将士的士气，筹划进取的方略。何况陛下的圣明德行可以感动上天，陛下的节俭可以使财用充裕，陛下的英武可以平定祸乱；江淮有重臣，可以作为长城，川陕有良将，可以作为爪牙，又何必担忧事情不能成功呢？否则，就应当凭借上天设置的险要作为城池，和百姓共同守卫它，也可以。假如再采用和议，军民就会离心离德；即使苟且得到一时的安宁，士气也已经因此消散了。每年百万的岁币，本来没有什么舍不得的；但至尊的名分，难道可以在刚继承大宝之初自行贬损吗？诸将听命效力，浴血奋战，刚刚收复了几路，难道可以再次抛弃而送给金人吗？西北百姓背负着孩子前来归附的，不知有多少，难道又可以把他们交给虎狼，使他们甘心吗？何况讲和以后，天下一切都听从敌人的命令，金人无休止的要求、难以满足的请求，必定不止这些。陛下将用什么来应付呢？臣认为今日的计策是：战争固然不能轻率，和议却决不可谈。应当守卫以养士气，等待时机来伸张志愿，乘机投入战斗罢了。以上为第二篇。臣听说，君主的见识，没有比议论宰相更重要的，尤其应当在继承帝位之初慎重选拔宰相。议论宰相而得其人，就可以同他一起大有作为；在继位之初慎重选拔宰相，才可以慰藉天下人对新政的期望。从前舜接受天命时，在众人中选拔人才，首先举用皋陶；商汤革除夏命时，在众人中选拔人才，首先举用伊尹；商高宗中兴时，首先从民间访求人才，于是任用傅说；周成王到洛邑巡视时，首先任用师保，并让周公、召公共同执政。汉高祖首先任用萧何为相，成就创业功业；唐太宗首先任用房玄龄、杜如晦为相，达到贞观之治；唐明皇首先任用姚崇为相，唐宪宗首先任用杜黄裳为相，唐武宗首先任用李德裕为相。我国太祖拥有天下时，宰相虽沿用后周旧臣，但他自己筹划任用人才，首先任用赵普；仁宗即位之初，任王曾为相，又以李迪、张知白、鲁宗道为宰执，都是正直之人。英宗沿用旧相韩琦、曾公亮并加以委任，又起用富弼为枢密使，任用欧阳修为参知政事，治平年间的政治，最称得到了贤才。神宗又沿用治平年间的宰相并加以委任，韩琦离去后，就以富弼代替。元祐年间垂帘听政之际，首先任用司马光，又起用已经年老的文彦博，任平章军国重事；又任吕公著为相，并任吕大防、范纯仁为相，元祐年间的人才，在此时最为盛备。

译历代帝王以及我朝祖宗任用大臣，都是当时极为优秀的选择，而且都在新政开始之初慎重选拔，足以使天下人心信服。君臣共同有所作为，各自成就一代的功勋事业。君主的职责，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恭敬地想，太上皇把大宝之位授给陛下，又留下一位宰相给陛下，空着右丞相之位等待陛下亲自选择。天下人无不擦亮眼睛等待观看这次任命。臣希望陛下从内外文武百官中选择：谁有清正的德行、高雅的声望，具备辅佐君王的才能？谁兼有文武才略，可以挽救时局、使国家复兴？一定要等诸位大夫和国人都说他贤能，天下百姓都盼望他出任，然后才可以任用。假如不是这样，宁可空着职位等待，也不能让庸人鄙夫侥幸得到它，从而辜负天下人的期望。不仅如此，君主的职责虽在于选任宰相，至于侍从、台谏，也不能不亲自识别和提拔。宰相任用得人，内可以使宗庙社稷尊贵安稳，外可以镇服四方；又得到贤能的侍从来议论政事、进献意见，正直的谏官来弥补遗漏、纠正过失，有才干的御史来纠察整肃官场邪曲。这样一来，朝廷内的百官，外面的监司、郡县官员，都可以任用得人。陛下端坐在一堂之上，就能随心所欲地汇聚天下人才而任用他们。这样内修政事、外御强敌，中兴的功业，难道还不能指望吗？以上为第三篇。奉诏陈述弊政。如今天下的弊病究竟在哪里呢？在于朝廷内外、职位大小的臣子各自占据官位，却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占据官位，领取俸禄，因循敷衍，苟且偷安，荒废职守而不整治，想指望弊政革除、治道兴盛，可以吗？臣请说其中大的方面：任免百官，是大臣的职责；进献意见、议论政事，是侍从的职责；作为天子的耳目、整肃朝廷纲纪，是台谏的职责。朝廷内的卿监和百官，朝廷外的监司、郡守、县令，无不各有自己的职责。近年来，担任大臣的人果真能够尽到任免百官的职责吗？臣只见他们任用百官，没有见他们罢退百官。今天说召某人到行在，明天任命某人为某官，这固然是能够任用百官了；但所任用的人未必都是贤才，通常一两年，或者半年、一个多月，便一概升迁，并不询问他们职事办理得好不好。有的人即使犯了罪，也一定要等台谏列举罪状，才随之将他罢退；有时是君主心中有所不悦，台谏才加以弹劾使他离职。大臣从未亲自履行退黜百官、进贤退不肖的职责；所进用的未必都是贤者，那些不肖之人又不能自行退黜。臣知道其中的缘故了，这是因为他们想把恩惠收归自己，却不敢承担怨恨。前代正臣王曾曾说：“恩惠要归于自己，怨恨要让谁来承担？”做大臣却不敢罢退不肖之人，难道不愧对王曾这句话吗？这就是大臣失职。担任侍从的人，又果真能够尽到进献意见、议论政事的职责吗？臣只见他们各自管理自己的部门，却没有听说他们进献意见、议论政事。熙宁初年，司马光因为议论新法而不被采纳，坚决辞去副枢密使之命，神宗说：“枢密院掌管军务，不应当因为其他事情辞职。”司马光说：“臣尚未接受任命，仍然是侍从，对事情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这就是说，身居侍从之职，凡事都可以进言，这叫作进献意见。掌管内外制诰的官员，不只是替皇帝起草诏令；担任给事中的，不只是封还驳正诏令；担任尚书、侍郎的，也不只是分别统领六部所属官员。如今担任这些官职的人，把各自管理部门当作了事，把进献意见、议论政事看成越权，难道不愧对司马光的话吗？这就是侍从失职。担任台谏的人，又果真能够尽到作为耳目、整肃纲纪的职责吗？臣听说欧阳修说过：“天子说是，谏官说非。”站在殿陛之前，同天子争论是非的，就是谏官。又听说苏轼说过：“言语涉及皇帝，天子就会改变容色；事情关系到朝廷，宰相就会待罪。” 如今担任台谏的人，果真能像欧阳修所说的那样站在殿陛之前争论是非吗？又果真能触犯君主的逆鳞，使君主像苏轼所说的那样改变容色吗？臣往年充任馆职，私下听说台谏有论事不被采纳的，同列却不替他相助，竟说“我自有体统”；又有闭口不言的，听到侍从百官议论时事，反而发怒并把他们斥退。台谏的职责果真是这样吗？祖宗时期，台谏议论政事，有时一篇奏章不被采纳，直到十多篇也从未仓促停止；言论如果不被采纳，就接着请求离职。赵抃任御史时，进言说陈升之不应当授任枢密副使，共上奏十六篇，于是请求出任郡守而获准。司马光任谏臣时，论列刺义勇以及请求降职罢黜，共上奏十三篇。如今议论政事的人，有时一两次不被采纳，便不敢再说，难道不愧对司马光、赵抃等人吗？这就是台谏失职。至于朝廷内的卿监百官、朝廷外的监司郡县，他们失职造成的弊病，更是说不尽。臣私下认为，要彻底革除今天的弊病，应当首先诏令大臣履行进贤退不肖的职责。朝廷内的侍从、卿监、百官，谁贤能、谁有才干，就选拔其中最突出的一两人进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章、三章〕 谁愚昧、不肖，也选取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两个斥退。朝廷外的监司、郡守，谁贤能有才而称职，就选拔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两个召入朝廷；谁愚昧不肖而成为百姓的祸害，也选取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两个治罪。诏令下达十天之内，一定要责成大臣进贤退不肖，而且务必做到恰当。这样，进用一两个人，朝廷内外没有不受激励的；罢退一两个人，朝廷内外没有不畏惧的，这样大臣的职责就算完全履行了。于是又诏令侍从应当履行进献意见、议论政事的职责，凡朝廷的缺失，只要知道就无不进言，而不应只管自己的部门。又诏令担任台谏的人，应当尽到作为耳目、整肃纲纪的职责，弥补遗漏、纠正过失，纠察整肃官场邪曲；凡有需要论列的事，不可以只说一次便停止，应当以祖宗时期的台谏为准，痛改从前闭口不言的弊病。不过，这些只是臣子的职责，而君主还有重大的职务，陛下不能不知道：一是任用贤人，二是采纳谏言，三是赏罚分明。臣听说诗人赞美周宣王说：“任用贤人、役使能人，周室因此中兴。”任用贤人是君主的职责，在兴衰拨乱之时尤其紧要。陛下近日召来元老正人，有的置于政府，有的置于台谏，有的置于侍从，天下一致称赞这是治理国家的表率。

译臣希望陛下既然已经召来他们，就应当竭力挽留；既然挽留了，就应当推诚相待、委以重任，不要用繁琐的文法责求他们，不要以空洞的礼节对待他们，不要因为小人而对他们产生二心，延揽他们多年，这样就可以责求治理的成效了。陛下既然已经把疆场之事委托给重臣良将，就应当像唐宪宗任用裴度那样，坚定不疑，不要被纷纭的议论所迷惑，更不要让事情从宫中加以控制而失去机会。臣私下听说张浚想守淮河，而议论的人却想让他守长江；吴璘屯兵德顺，而议论的人却想让他退守。守淮河正是为了守长江，舍弃淮河而守长江，那么长江的险要就要同敌人共同占有，长江还守得住吗？唐代韦陟想让李光弼退守潼关，李光弼说：“两军交战，一尺土地也必须争夺，如今放弃五百里而守潼关，敌人得到地势，声势就会更加壮大。”于是竭力驳倒他的说法，取得了战功。三路之地陷落已久，如今幸而奋力作战收复，怎么能无缘无故再抛弃呢？陛下应当下诏对他们说：“关外的事情，由将军掌握；可以进就进，可以退就退。”这样事情就不会受到朝廷中途干预，机会也不会丧失。臣听说傅说告诫高宗说：“木材顺着墨绳加工就能端正，君主听从谏言就能成为圣君。”高宗命令他早晚进献教诲，于是商朝中兴。听取谏言是君主的职责，在兴衰拨乱之时尤其紧要。陛下即位以来，虽然提拔任用了正直之人为台谏，但听取采纳谏言的美德还没有彰显。臣私下听说，近来有人凭借酒类专卖的利益，奉使命到浙东、浙西办事，谏官加以论列，陛下却不听。陛下又亲自批写圣旨晓谕他们，有见识的人都对此感到疑惑。《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不要任用小人。”陛下继承帝位之初，为什么急于任用聚敛财利之臣？又怎么知道这个人的姓名，竟至于违背谏言还要任用他呢？又听说谏官有人因为竭尽言责而被罢职，御史有人因为振作职务而被逐出朝廷，这一定是奸臣以某种方式误导了陛下，不可不察。陛下近来曾下诏征求直言，却没有听说奖赏一位敢于进言的臣子来鼓励进言，反而听说结交左右近臣的人得到官职，迎合时事的人免于解额。这样奖赏谏言，凭什么来劝勉人们进言呢？听取谏言的方法，在于广泛询问、广泛阅览，不能亲近偏听，因而堵塞四方通达的聪明。臣希望陛下亲近君子，远离小人，推诚听取采纳谏言，养成圣德，那么进献教诲的人都可以成为傅说，高宗也就不只是独自成为圣君了。臣曾听说《汉史》赞美汉宣帝说：“综合考核名义和实际，确实赏赐，必定惩罚。” 赏罚分明，是君主的职责，在兴衰拨乱之时尤其紧要。臣私下看见近年来只有姑息的政令，没有惩戒的刑罚。去年完颜亮叛逆而死，大概是太上皇的圣德所感动，上天借他的部下之手杀了他。诸将不能说没有丝毫功劳，但敌人尚未退却时却逗留观望，敌人已经退却后又乘势骚扰抢掠，既没有受到刀斧诛杀的惩罚，反而还得到无名无实的奖赏：有的人盗取节钺，有的人成为两府长官，有的人成为三公，传呼于道路，成为乡里笑柄，名器的滥用，从来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又有爵位已经尊崇而升迁仍不停，官署已经冗员充斥而员额又再次增加；政令有时出自多个部门，诏命有时从宫中直接降下，这些都是新政的负累，不可不革除。至于有罪的人不诛罚，使恶行没有什么可以惩戒的，也是今天的大弊病。秦桧专权误国二十年，生前竟得到极端的宠荣，死后还被封为王爵，天下人无不咬牙切齿、捶胸痛恨。即使不剖开棺材戮尸，难道可以不追夺官爵、贬斥其罪吗？又有从前宦官寺人玩弄权力、收受贿赂、扰乱朝纲的；有大将聚敛财物、结交朋党的、败坏军政的；有大臣进用不遵正道、使国家陷于迷误的；有台谏结交奸邪、蒙蔽皇上、憎恶正直、以正人为可耻的；有的依靠城府和靠山来保全自己，有的盘根错节、互相依附以自我巩固，有的因为已经离职而侥幸免罪。刑典不能公正施行，这不是大舜除去四凶、使天下信服的做法。臣听说太上皇即位之初，任用贤相，追贬元恶，流放诛戮奸邪，天下人都称快。他之所以能够使我宋中兴，达到三十六年的太平治理，是因为他能在初即位、端正自身的时候大大彰明刑罚和赏赐。陛下应当振作刚健果断的决断，效法虞舜的明断，继承太上皇的旧例，先纠正首恶之罪并加以追贬，其余追贬处分再依次施行。这样就可以掌握赏罚威福之权，陛下的职责也就履行了。要挽救今天的弊病，如果不至诚任用贤人、采纳谏言、大明赏罚，以此劝善惩恶，即使商高宗、周宣王、汉宣帝再次出现，也不能达到中兴的治理。所以臣希望陛下先履行这些职责，以此率领百官；这样一来，朝廷内外、职位大小的职责哪有不能履行的，弊病哪有不能革除的呢？弊政既已除去，内政既已修治，那么夷狄就没有什么不足以抵御的，祖宗的疆土指日可复。论述左右史的四件事，与起居郎胡铨一同上奏。臣等错误地蒙受陛下亲自擢用，充任左右史。自从任职以来，考察历代旧例，私下看到如今史官职务废弛败坏的地方不止一项，其中最严重的有四件：一是进呈史稿不当，二是站立的位置不对，三是前殿不站立，四是上奏不能直接到殿前。什么叫进史不当？臣听说唐代褚遂良掌管起居注时，唐太宗问君主能不能看起居注，褚遂良回答说：“史官记载善恶，是为了作为鉴戒，希望君主不做非法之事。”没有听说帝王亲自观看史书。魏谟任起居舍人时，唐文宗派宦官来取记注想观看，魏谟说史官记事是为了作为鉴戒，陛下所做的善事不用害怕史官不记载；所做的不善，天下人也会记载。皇帝于是停止索取。褚遂良和魏谟可以说能够守住史官的职责。到了本朝，梁周翰、李宗谔任左右史，竟建议每月的起居注希望先行奏呈御览，交付史馆国史记载，并称为“进起居注”，这是从梁周翰等人开始的，难道不愧对唐代那两位史官吗？庆历年间，欧阳修任起居注，曾经议论其中的过失说：“自古君主都不亲自阅览史书。如今编撰完成后，一定要抄录副本进呈，那么事情就会有所避讳，史官即使想记载也不敢。请求从今以后起居注都不要进呈副本。”

译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后来奸臣掌握史笔，于是又恢复进呈史书的做法，因袭旧弊而不加革除，遂延续到今天。臣愚昧，希望陛下遵循仁宗的训示，革除梁周翰的过失，从今以后起居注都不进呈，使君主不阅览史书的美好传统，不只存在于唐代那两位君主那里。什么叫站立的位置不对？臣查考唐代制度，每当皇帝临殿，左右史便夹着香案站立，善恶之事都必须记载。后来许敬宗、李义府每每行动都心怀奸邪，害怕被史官记载，于是废除了左右史侍立的职务，凡有谋议都不让他们预先听闻。唐文宗恢复贞观旧例，每次进入内殿，都命左右史执笔站在螭头之下；由此宰相奏事得以完整记录，所以开成年间的政治在史书中记载详备。本朝旧例，天子临朝时，记注官站在御座之后。欧阳修认为，起居官应当观察君主的言色举动并加以记载，如果站在后面就无法全部看清，于是只站在御座之前。到欧阳修被罢职后，才又恢复原来的站法。如今却远远站在殿的东南角，君主的言语举动从来听不到，可以说站立的位置不对，远比欧阳修所说的情况更为惭愧。臣又听说元丰三年，修起居注王存上奏，希望追循贞观旧例，使左右史能够全部听到天子的圣明言语；如果认为二府自有时政记，那么还请求除宰执以外，其他臣僚入朝奏对时也允许记注官侍立。神宗说：“君主同臣下说话，一定关系到政事。”王存所说的道理，实在是正确的。除了军机大事，何必秘密遮盖呢？臣下奏对，有时偏邪不正，有时放纵而隐藏罪恶；如果史官把它记下来，他们就没有地方施展奸邪了。神宗的话意义重大，可是还没有施行，到今天议论的人仍为此惋惜。如今史官徒有左右史的名义，却不知道天子言语举动的实际，群臣奏对也都因而没有任何所得；至于圣上的言语，掌管记录起居的官员只不过抄录各部门上报的公文罢了，这还能叫作史官吗？臣愚昧，想请求陛下恢复欧阳修侍立的旧例，使君主的言色举动大都能够记载。至于宰执当面奏对的言语，自有时政记，也请求依照王存的意见，凡其他臣下奏对，都允许记注官侍立，这也足以发扬祖宗的志意。什么叫前殿不站立？臣遍考古代，左右史从来没有不侍立在天子身边的，也从来没有前殿、后殿的区别。唐代制度只说左右史分别站在殿下螭头旁边，调和墨汁、濡湿笔毫，都在螭头的曲折处进行；有命令时就到台阶前俯身听取奏对并记载。没有听说后殿站在螭头旁而前殿却不站立。又听说欧阳修上奏请求，从今以后前殿、后殿上殿时，臣僚退下后在殿门稍作停留，等修注官出来当面记录圣上的言语；由此可知本朝旧制，前殿、后殿都应侍立。君主的言语举动，不是只有后殿有而前殿没有；宰执奏事、百官进见奏对的言语，也不是只有后殿有而前殿没有。如今唯独后殿侍立而前殿不参加，这道理在哪里呢？后殿侍立虽然位置不对，但毕竟还站在那里，也算是爱惜礼制、保存礼仪的一点意思；前殿不站立，则连祭祀用的羊也撤掉了，礼仪的意义全都不存在了。如今左右史分日站立，前后并没有言语举动的差别。臣愚昧，希望请求从今以后前殿、后殿都分日侍立，使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能够记载，用来保存一代的典章，光耀千年的史册，这不是小事。什么叫不能直接到殿前奏事？臣听说唐文宗对魏谟说：“事情有不恰当的，不要顾虑，尽管论奏。”魏谟回答说：“臣过去任谏官，所以可以有所陈述；如今的职责是记录言语举动，不敢侵犯其他官职。”皇帝说：“两省所属官员都可以议论朝廷之事，不要推辞。”所以本朝左右史都允许直接到殿前奏事，虽然名义上是奏报史事，但朝廷事务也可以议论，大概也是唐文宗命令魏谟的意思。熙宁年间，修起居注张琥上奏说：“近来按照惯例，必须先向閤门递牒，然后才能上殿。臣私下看到枢密都承旨每逢侍立时尚且可以奏事，起居注既然得以侍立，如果有事情要奏，也请求立即当面陈述。” 诏令采纳了他的意见。臣等自从担任此职以后，起初想直接到殿前奏事，閤门却以臣没有预先递牒为由拒绝。臣后来也曾预先递牒，但閤门又说当天没有班次。臣每次看见閤门奏事，从来没有听说受到班次限制。左右史的职责是记录君主的言语举动，当天有事情要陈奏，却偏偏一定要预先向閤门递牒，又一定要有班次，这样就会有应当奏报的事情无法奏报，其失职实在太严重了。臣又听说景祐年间，御史唐介论劾宰相文彦博，仁宗为此发怒，当时蔡襄任起居注，直接到殿前论奏救护唐介；事情发生在当时，又何尝预先向閤门递牒、一定等待班次呢？何况如今后殿奏对，从来不是没有两班。这样一来，记注官虽然有直接到殿前奏事的名义，却没有可以奏事的时机了。臣愚昧，希望请求从今以后左右史奏事，应当命令他们直接到殿前，不必预先向閤门递牒，也不必受有无班次的限制。臣等所陈述的四件事，都是近日记注官失职中最严重的。臣等滥居此职，怎敢不把一切都说出来？伏望陛下考察古制、验证今事，按照名义考核实际，果断施行，臣等不胜幸甚。《梅溪集奏议》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