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溪前集卷十三

译问：六经都是经典，而孔子在庭院中教诲儿子的训言，首先谈到《诗》，那么《诗》作为经典，是学者应当先学习的。诗有风、雅、颂三类，读者对其中的关系不能没有疑问。《二南》都是文王时代的诗，却归属于周公、召公；鄘、卫都是卫国的诗，却分为三个国家；《蟋蟀》是晋风，却称为唐风；《七月》陈述周先祖建立王业的事，却归属于豳；《黍离》是周平王时代的诗，却同于列国风诗。这是风诗不能没有疑问的地方。《南有嘉鱼》赞美太平时代的君子，却列在小雅；《凫鹥》也赞美太平时代的君子，却列在大雅。宣王的诗在小雅中有讽刺，大雅中却没有讽刺；厉王的诗在大雅中有讽刺，小雅中却没有讽刺；幽王的诗大小雅都有讽刺；康王时期大小雅却没有诗。这是雅诗不能没有疑问的地方。颂，是赞美盛德的形貌并告知神明的诗。周有颂，是应该的；鲁僖公不过是诸侯，怎么应该有颂呢？三百篇都是周代的诗，商只是前代的王朝，为什么却列在周颂的末尾呢？这是颂诗不能没有疑问的地方。学者难道只是学习它的章句，认识其中鸟兽草木的名称而已吗？能够因疑惑而推究其意义，这才可以同他谈《诗》。至于风诗的正、变总共有多少篇？各国风以及大小雅的正、变各有多少篇？三颂有的在前、有的在后的意义又是什么？各位研习《诗》已经很久了，一定有足以启发我的见解。问：从前孔子讨论古代典籍，编次《尚书》百篇，上起唐尧，下至秦穆公；他在取舍之间，无不有一定法则，本来就不同于左史倚相之流只能诵读文章而已。圣人去世以后，经书遭秦朝厄难，口授、壁藏的传本纷纷产生异说，学者打开书本也无法解决疑惑。既然《尚书》从尧开始，那么《尧典》本来就是唐代的书，却称为《虞书》；大禹平治水土以后才作《禹贡》，那么《禹贡》应当作于唐虞之间，却称为《夏书》。详细引用《尚书》的，没有比左氏更充分的了；如《左传》庄公八年、僖公二十四年和二十七年、襄公二十六年所引用的《尚书》，都是《大禹谟》《皋陶谟》的言辞，却全都称为《夏书》。详细解释《左传》的，没有比杜预更充分的了；杜预用《尚书》来证明左氏所称引的内容，本来并未亡佚，却多称为逸书。把唐称为虞，把虞称为夏，圣人编次《尚书》不应如此疏漏；左氏传授经书，也不至于如此错误。杜预把现存的书称为逸书，难道杜预是不懂《尚书》的人吗？至于《武成》一篇，记载周武王偃武修文的事情，孔子既然有所取信，孟子却不相信。扬雄说虞、夏之书深厚浑朴，商书浩大充沛，周书严肃明正，四代的书本来不同；韩愈却说《周诰》《商盘》文辞诘屈聱牙，扬雄区别商、周之书，韩愈却把它们看成相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各位都是精通《尚书》的人，希望说明孔子编次《尚书》的原因、左丘明称引《尚书》的原因、杜预作注的原因、孟子不相信《武成》的原因，以及扬雄和韩愈见解异同的原因来告诉我。问：从前上天把《洪范》九畴赐给大禹，后来箕子把它陈述给周武王，孔子将它编入《周书》。治理天下的王道法则，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而这部书中有些话值得怀疑，箕子向武王陈述九畴这件事也值得怀疑，不能不加以辨析。从“初一曰五行”到“威用六极”，先儒说这六十五个字都是洛书原文。上天尚且没有语言，怎么会有文字？难道会画出一幅如此详尽的图来告诉人吗？有人说“初一曰”等二十七个字是禹添加的；有人说“钦用”“农用”等字本来就在洛书中；又有人说龟甲上的文字只有二十字，其余都是禹增补并按次序编排的。这些说法纷纷不同，又有什么考据依据呢？有人说河图、洛书本来并不存在，圣人只是借助神道来设教。这种说法究竟如何？箕子说：“鲧堵塞洪水，扰乱了五行的常理，上帝于是震怒，不把《洪范》九畴赐给他。”自古以来从上天得到九畴的，只有大禹一人，没有听说其他人得到过。假如人人都能得到九畴，而鲧偏偏没有得到，才可以说上帝发怒了。鲧和众人都没有得到九畴，凭什么知道上帝是因为发怒而不赐给他呢？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舜在羽山将他处死，也没有听说上天因此震怒。箕子的这番话，难道不是过于荒诞吗？有人说这里的“帝”是尧；尧早已有《洪范》九畴，因为恼怒鲧而不把它赐给鲧，这种说法又如何呢？九畴没有一项无用，而五行的作用最大，反而不说“用”；八政没有一项没有主管的官员，唯独三卿说到官职，其余都只指事情；五纪唯独不说时令，五福唯独不说富贵，这些道理又在哪里呢？箕子是商朝的臣子，他不臣服于周，是应该的；可是他却向周武王陈述《洪范》。《洪范》是治国的大法，本来不应当说，却说了出来，这能成为臣子的法则吗？孔子编次此篇说：“武王战胜商朝，杀死受，立武庚为王，把箕子带回去，于是作《洪范》。”前后两件事似乎没有关系，编次却将它们连在一起，难道是圣人的意思吗？还是在责怪箕子不应当把这些话说出来？《洪范》这部书，是学者应当尽心研究的；但它有这样多可疑之处，希望同各位先生辨析。问：从前孔子依据谨严的法则作《春秋》，把褒贬的权力寄托在一个字上。当时只是口头传授给弟子，书还没有显露于世。后世传授《春秋》的有三家，各自听到的内容不同，便写在简册上。不仅解释经义不同，经文也有差异。同一个人，公羊、谷梁传作“尹氏卒”，左氏却认为是“君氏”，这究竟是男子还是妇人？同一个国家，左氏作“祀侯来朝”，公羊、谷梁却认为是“纪侯”，这究竟是姒姓还是姜姓？“渝平”和“输平”只差半个字，意义却相反；“子伯”和“子帛”读音略有不同，解释却完全不同。“蒿艾”和“鄗”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地名究竟应如何考察？“缪”和“穆”指的是同一位国君，谥号究竟应如何考证？这里说“卫宝”，那里说“卫俘”，人物就不同了；这里说“伐戎”，那里说“伐我”，华夏与戎狄的分别就不同了；把“归”解释为“及”，内外的意向就不同了；把“送”解释为“迎”，往来使者的方向就不同了；北杏、曹南的会盟，有的说齐、宋为诸侯，有的把齐、宋作为一般人称呼，尊卑用辞就不同了。

译宁母、葵丘的盟会，有的版本有郑、卫，有的版本没有郑、卫，增删的数量就不同了。至于意义相同而文字不同，有“帅”“率”“克”“尅”之类，难道也有不同的意义吗？名称相同而读音讹误，有“括”“结”“嘉”“喜”之类，难道也有不同的名称吗？经书出自圣人之手，却有两三种不同。唐代赵氏曾考察其中的差错，总共有二百六十处。圣人用一个字来褒贬，而三传的经文竟互相抵触到这种程度；一个字的差异，就会造成一种意义的差异；一种意义的危害，就是一部经书的危害。究竟应当相信左氏吗？可是公羊、谷梁解释经义也很明辨；究竟应当相信公羊、谷梁吗？可是左氏记载史事又很详细。应当怎样处理才可以呢？如今三传都在学界流行，不像汉、唐时期只推崇一家而废弃另外两家。探讨时应当兼采各家，取最恰当的意见加以折中，不要说三传可以束之高阁，便略过而不论。问：班孟坚撰写《汉书》，曾经把六艺分列为九种；然而出自孔子亲笔的，只有《春秋》和《孝经》。学者沉潜研习六艺，对于这两部经典尤其不可不深入探究圣人创作它们的意旨。孔子也曾说：“我的志向在《春秋》，我的实践在《孝经》。”那么圣人想要复兴东周的志向，本来存在于二百四十二年删削取舍的笔端；各种德行的美好，也应当完整见于十八章之中。如今读这两部经典，是否也能看出孔子的志向和实践呢？考察实际事迹，也都同经文相合吗？两部书完成时，孔子曾说过“《春秋》托付给商，《孝经》托付给参”的话。这样看来，子夏必定从孔门中得到《春秋》的传授，曾参必定得到《孝经》的传授。子夏、曾参的言行在当时都有记载，源流又传给后来的学者，不知他们从经书中所得的内容，是否也有可以看见的地方？果真没有辜负圣人托付的意思吗？孟子曾说“《春秋》完成，乱臣贼子就会恐惧”，解释者却说，孔子停笔以后口授给弟子，到汉代这部书才出现。如果真像他们所说，那么当时列国的君臣本来没有见到《春秋》，乱臣贼子又怎么会恐惧呢？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说孔子为曾参作《孝经》，解释者又说这部经不是为曾参而作，只是假借曾参来构成答问的形式。这两种说法也不知道哪一种正确。各位小时候读《孝经》，已经能够记诵其中的话；学习《春秋》，也已经探究其中的深奥之处。对于圣人的志向和实践、弟子所学习的内容，以及孟轲、司马迁、班固等儒者说法的不同，各位一定能够辨明其中的原因。问：执掌史笔的人很多，司马迁是他们的宗师。从班固、范晔以下，虽然各自成一家，但大体都沿袭《史记》的旧法。既然叙述前代的体例来成书，就不必改变名称和体例。如今考察各部史书，却有的不是这样；不仅班固对司马迁有所改变，后来的作者也彼此有增损和异同。称为纪、表、书、世家、列传，是司马氏《史记》的体例。班固沿用它，只把“书”改为“志”，并删去了世家。范晔的史书仍同班固，却删去了表。陈寿的史书又沿袭范晔，进一步删去了志。到了《晋书》，有纪、志、传，又增加一类“载记”来记载南北政权；只有纪、传，而隋书又增加了志。唐代的纪、表、志、传同班固的史书。五代有纪传、世家、附录、考。记载事情的意义本来相同，建立体例的名称却不同，为什么呢？司马迁每卷末尾称“太史公说以辨明善恶”，班固改称“赞”，范晔又增加“论”，并且把赞写成四言。陈寿又改称“评”；《晋书》有时称“制”，有时称“史臣”，又以章句作赞，同范晔相似。南北朝史书称“论”，隋书称“史臣”，唐书仍沿用班固史书的体例称“赞”。五代的赞像唐书，却隐去了名称。辨明善恶的意义本来相同，表明这种辨明的名称却各不相同，为什么呢？司马迁的书称《史记》，两汉、晋、隋、唐称《书》，三国称《志》，南北朝、五代称《史》。历代都是史书，为什么称作“书”又各不相同呢？前人创立的体例正确，后人改变它就错误；后人改变而不沿袭是错误，前人不同于后人却正确；还是创立、改变、沿袭、变异各自都有道理呢？至于从司马迁到五代末年，细数起来有十七种体例，概括起来有三种，这些又可以不知道吗？各位都是饱学史学的人，姑且把其中浅显的道理告诉我。问：《中庸》一书，大概是圣学的渊源、进入德性的要旨。解释者说它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看它文辞深奥微妙，若不是圣人的后代、闻名于世的大儒，确实没有能力写成。然而其中立意措辞，也有同孔子不合的地方；用《论语》《系辞》来验证，不能完全相合，所以学者对此产生疑问。《论语》说：“中庸作为一种德性，达到最高境界了吧！”圣人把中庸看作最高的德性，不是大而全的君子不能担当这个名称。这部书记载孔子的话：“有君子的中庸，有小人的中庸。”既然已经是小人，怎么还会有中庸呢？孔子把一以贯之的道理告诉曾参，曾参告诉门人说：“孔子的道，不过是忠恕罢了。”这部书却说“忠恕距离道不远”，那就是把道和忠恕看成两回事，而忠恕实际上还不能称为道，这同《论语》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呢？《系辞》说：“《易》兴盛，大概在中古时代吧？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吧？”这大概是说周文王。这部书却记载孔子的话：“没有忧患的，大概是文王吧？”文王被拘禁在羑里而推演《易》，却说他没有忧患，为什么呢？《论语》说：“天下三分，周有其二，却仍臣服事奉殷，周的德性可以说是最高的德性了。”

译这部书记载孔子的话：“武王、周公大概是最通达孝道的人了吧？善于继承先人的志向，善于述行先人的事业。”文王终身事奉纣王，武王、周公却没有等到丧期结束就讨伐他，为什么还说他们“善于继承志向、述行事业”呢？《论语》说：“夏礼、商礼，我能够讲述；但杞国、宋国不足以作证。”这部书却说：“我学习夏礼，杞国不足以作证；我学习商礼，还有宋国存在。”又不知道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孔子忧伤周室衰微，三光、五岳的气运分散，所以在《春秋》中书写“王正月”来彰明天下一统。这部书却说：“文字相同，车轨相同。”孔子在世时，天下哪里曾经做到车轨、文字相同呢？弟子把圣人的言行记在《论语》中，都称“子”“如子曰”以及“子以四教”之类，这是尊师重道的说法，从未直呼圣人的字。这部书称“子曰”是应该的，却又有“仲尼曰”“仲尼祖述尧舜”之语，难道身为圣人的孙子，竟会直呼祖父之字吗？我私下认为，秦朝焚书以后，汉儒在四十九篇中搜集残存文字，不能没有附益伪托；否则，为什么会这样悖异圣人呢？孟子学习子思，孟子的七篇著作中多次称说子思，却唯独没有一句提到子思所作的这部书，又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是不是子思所作。一定有能够辨明这一疑问的人。问：唐代史臣刘知几撰写《史通》内篇，称古代作史的人有六家：一是《尚书》，二是《春秋》，三是《左传》，四是《国语》，五是《史记》，六是《汉书》。又说《尚书》一家出于太古，《春秋》一家出于三代，《左传》《国语》出于左丘明，《史记》《汉书》出于司马迁、班固。刘知几最擅长著述议论，唐代史书也称许他；他列出六家，一定有所考据，但其中有可疑之处，不能不与他辨析。《尚书》记载尧舜和三代的事情，《春秋》出自孔子的亲笔，学者尊奉它为经，不可诬称为史。刘知几竟把它同司马迁、班固的书一样看作史，可以吗？《左传》《国语》虽说是两部书，但都出自同一个左丘明之手，实际是《左氏》的内外篇，却分别列为两家，可以吗？《史记》创始于司马迁，班固虽自成一家，但其根本体例仍承袭司马迁；如今竟把他们分为两家，那么范晔、陈寿以下又怎么能不各自列为一家呢？按道理说，《尚书》《春秋》是经，《左氏》《国语》是传，《史记》《汉书》是史。至于史家这一流派，不过是司马迁一人首先创立罢了，只能看出它是一家，不能看出它有六家。刘知几著述它的源流始末，条理非常详细；把经、传合在一起称为史，把一个姓氏分成两家，把《史记》《汉书》拆成两派，其中一定有他的道理。又说《尚书》四家，其体例已经久废，后世可以承袭的，只有《左传》和《汉书》。不知道后世执掌史笔的人，究竟是效法《左传》《汉书》两家的遗法，还是兼取六家的传统？否则，刘知几的话必定有行不通之处。希望根据他的说法详细辨析。问：国家没有比礼更重要的事，礼没有比祭祀更重要的。祭祀中礼制不同而名称各异的有四类：祭天、祭宗庙、望祭、禜祭，就是这些。分开来说，共有二十三种：祭天、祭宗庙各六种，望祭三种，禜祭八种。古人举行这些祭祀，本来有一定的典制；后世异同的议论兴起，纷纷杂乱而没有人加以裁正。《礼》说：“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又说：“在四郊祭祀五帝。”六天之说由此产生。有人认为上帝和五行精气之神是六天；有人认为是一天和五位人帝；有人认为是北辰、耀魄宝以及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拒、汁光纪。这些异说总共有三家。究竟应当依据哪一种，才能同周代的祭祀相合呢？《尚书》说：“于是举行类祭告于上帝，禋祭于六宗。”六宗之说由此产生。有人说六宗是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有人说是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有人说是天地和四时；有人说是乾坤六子；有人说是六代帝王；有人说是三昭三穆。这些异说总共有十多家。究竟应当依据哪一种，才能同虞舜的禋祭相合？“三望”记载于《春秋》，有人认为是泰山、黄河、大海；有人认为是泰山、淮河、大海；有人认为是分野之星以及封国内的山川。这样看来，三望的不同，也有三家说法。八种禜祭见于《郊特牲》，分别是祭先农、祭司农、祭田畯、祭邮表畷、祭猫神和虎神、祭坊、祭水庸、祭昆虫。有人把猫、虎看作两位神，而不包括昆虫；这样，八禜的说法也有两种。四类祭祀，是先王经常举行的礼；关于四类祭祀的解释，各位儒者却有多得不可胜数的差异。想要举用先王的礼制并加以实行，必须先正名、确定制度。如果被纷杂的议论牵制迷惑，不能辨明是非，即使说已经举行，也不能废止错误。若不失于诬妄，就会失于浅陋。究竟怎样才可以呢？国家举行郊祀，是盛大的典礼，每三年举行一次；祭宗庙、望祭也同时修举。又将趁着时令调和、年成丰收，修行伊耆氏的旧例，使农民劳作之后得到休息，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各位将要通过占筮出仕，关于礼乐的议论，敢问前代儒者中提出不同意见的有哪些人？谁正确，谁错误？汉代奉行这种礼制的君主有哪些？谁得当，谁失当？一定有最恰当的论断，可以消除众说造成的疑惑。希望详细写在篇章中，将献给朝廷，等待有关官员择取。

译问：实行帝道就成为帝，实行王道就成为王，实行霸道就成为霸，这就是五帝、三王、五霸所以有分别的原因，学者本来已经熟知并反复讨论了。汉代晁错在《大对》中曾品评君臣，他说：“五帝神圣，而他们的臣子赶不上；三王君臣都贤明；五霸的君主赶不上臣子。”我曾考察他们的事迹来验证晁错的话，却不免觉得可疑。五帝中唐尧、虞舜最为盛大，记载他们事迹的典诰最为详细。看尧、舜、禹、皋陶、稷、契等人，在朝廷上一同赞叹、应答、告诫、训勉，根本看不出君主优越、臣子低劣的迹象，晁错凭什么知道臣子赶不上君主呢？三代的君臣值得称道的并不止一人，其中本来有君主圣明、臣子贤能的情况，晁错一概说君臣都贤明，难道也是通行的结论吗？五霸的君臣如果没有相差很远，管仲的志向狭小、功烈低微、操守有限，只能作为齐桓公的辅佐；其他人也可以由此推知。说君主赶不上臣子，又是什么道理呢？晁错以贤良文学身份卓然居于举荐之首，说话一定有依据。各位出入经史，考察古今，也一定见过臣子与君主不相称、或君臣都贤明的情形如晁错所说。请问：风后、力牧直到八恺、八元这一类臣子，究竟是哪一位君主赶不上他们？齐、晋、宋、秦、楚五霸中，赶不上臣子的究竟是哪一位君主？夏、商、周三代君臣都贤明，究竟体现在哪些事情上？希望明白地告诉我，不要只斥责晁错的话错误而略过不论。问：世人评论士人，不只观察他的品行，也观察他的老师、朋友和学术渊源，然后才可以了解这个人。洙水、泗水之间孔门七十二弟子的贤能，不必逐一评论他们的为人，只凭孔子来判断，就可以知道大概。苏秦、张仪二人，也不必观察他们的行为，只看他们所学习的是鬼谷子，就知道他们是苏秦、张仪。虽然如此，拿这个道理评论士人，却有很大的不妥。曾参以孝著称于孔门，得到曾参学说并实行的人，理应以孝道施于政治。谁能想到丧母不回家、杀妻求将的人，反而出自曾参门下呢？荀卿凭中庸之学成为大儒，得到荀卿学说并加以施用的人，按理说一定会实行王道。谁能想到焚烧《诗》《书》、毁坏礼乐的人，反而出自荀卿门下呢？老子著五千言，阐明道德的根本，得到他的学说并实行的人，理应清静自守、无为而使社会自行教化。谁知道后世刑名法术，发展到苛刻少恩的地步，反而出自尊奉老氏的人呢？不只是这些，李斯的学说用于秦国，结果极其惨酷；推想学习李斯的人，必定又比李斯更加厉害。汉代河南郡守同李斯是同乡，曾经学习李斯，治理政绩却成为天下第一。申不害、韩非的术用于当时、流传后世，达到极不仁爱的地步；推想学习他们的人，必定会比申不害、韩非更加严重。洛阳才子本来以申不害、韩非为名学，却能够陈述治理国家、安定天下的道理，即使王者的辅佐也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的。前面四个人所学习的本来是好的，施用起来反而不好；后面两个人所学习的本来不好，施用起来反而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关键不在老师、朋友和学术渊源吗？洙泗之间为什么有这么多贤人？苏秦、张仪为什么都成为诈术之士？如果说关键一定在老师、朋友和学术渊源，那么各人的行为同他们所学的学说又为什么相差如此之大？各位选择老师、结交朋友已经很久了，对于师友渊源一定能够深入考察。希望陈述这几个人之所以如此的原因。问：荀卿论述王道、霸道兴亡的规律时说：“向上达到一等就称王，向下达到一等就灭亡。”他又以法令开端、辅佐贤能、愿望民众、风俗美好四项都具备为“上一”。考察商汤、周武王兴起的原因，以及夏桀、商纣灭亡的原因，确实可以相信荀卿的话没有错。汉高帝开创帝业，光武帝中兴，唐太宗兼有创业、守文的功德，这三位也可以说是后世盛王。考察汉、唐两史，验证他们兴起的原因，不知果真都出于“上一”，还是也夹杂在“上一”“下一”之间？三位君主中，谁优谁劣？秦、隋两代天下统一，然而两国都骤然兴起又骤然灭亡。它们兴起，难道出于“上一”吗？它们灭亡，又难道完全出于“下一”吗？如果说不出于这些因素，那么为什么兴亡如此迅速？如果说一定出于这些因素，那么“上一”“下一”的道理为什么从始至终又有变化差异？希望一并陈述汉、唐、秦、隋的事迹，以辅证荀卿的说法。问：从前孟子回答齐宣王，说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事情；董仲舒回答江都易王，也说孔子的门徒即使五尺高的儿童，也以谈论五霸为羞。如果真像两位先生所说，那么霸者的事情就不应再从圣贤口中说出。如今考察《论语》《春秋》，却似乎并非如此。《论语》称说齐桓公、晋文公诡诈而归于正道，又称道九次会盟的功业，赞许管仲并大大肯定他的恩赐。《春秋》赞许召陵之盟，进而肯定城濮之战；至于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虽然不足同齐桓公、晋文公的功烈相比，也都有可以从某一方面予以取法之处。谁说圣贤不谈论他们的事情、以谈论他们为羞呢？难道圣人对霸者还有所取法，而门人弟子却喜欢攻击他们、以谈论他们为羞吗？孔子待人为什么宽恕，弟子责人却为什么严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两位先生的话就是错误的。希望同各位辨析。问：唐尧、虞舜用三年考核政绩的办法，黜退或升迁百官中贤能与不贤能的人，所以当时达到极高的治理水平，各项功业都兴盛。汉、唐遵循遗留下来的制度实行，治理成效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我们恭敬地看本朝，历代圣君谋求治理，既把进退、选举的权力交给宰相，吏部又把举荐、劾罢、按察的职责交给郡守和监司。到了元祐初年，前代正臣司马光凭清正的德行和高雅的声望，起用来安慰百姓，进用贤能、退斥奸邪，朝廷内外都心悦诚服。他又曾议论制定八条，使监司、郡守考察所属官吏：有仁慈、公正、正直、明敏、清廉、谨慎的，可以举荐就举荐；有苛刻、凶狠、奸狡、谄佞、昏庸、懦弱、贪婪、放纵的，可以弹劾就弹劾。条目详细严密，确实是一时的良法。但当时事情还没有实行，议案已经中途停止。近来宰臣提出请求，皇上赞许并实行，议论的人都说唐虞的大治、元祐的清明，可以在今天重新看到了。有人说，这个法令并非不好；但实行时如果用人不当，就不能没有弊端。将会有凭借权势请托、依靠亲友反复请求，举荐并非真实贤能的人；也会有挟带私情、怀抱怨恨，只求发泄私愤而不按公道弹劾的人。如果这两种弊端不能除去，八条就会成为徒具形式的文书，无法实行，先朝的良法美意也会随之废弃。如果想革除这些弊端而使这项法令长久实行，一定有办法，希望加以讲论，以便把结果报告皇上。

译问：自古任用人才的方法，大多出于荐举。然而荐举的弊端有两种，不能不知道。有些人在荐举时秉持公心，可以得到人才；但有时因为辨识人才不明，所举的并非贤者。有些人明于知人，可以得到贤者；但有时被窃居职位的私心蒙蔽，见到贤者却不予举荐。诸葛亮对于蜀汉，并不是不想举荐贤能，只是误用了马谡，大概是明察还有不足。臧文仲对于柳下惠，并不是不知道他的贤能，却不让他居于相应职位，大概是心中有不公。大臣荐举人才所凭借的，不过是公正和明察罢了。两种弊端不除，却想得到人才，凭什么呢？只是皇上应当保持兴叹，惩戒前代政治中埋没贤能的弊端，于是命近臣各自举荐所知之人，起用废弃、滞留的人才，应诏赴公车者接连不断。近来臣僚进言，担心所举之人或许过多，贤与不肖混杂，于是请求由三人共同荐举。议论者仍担心这还没有穷尽荐举人才的方法，反而使进用贤人的道路更加艰难。如果想识别人，必须像萧何识别韩信那样明察，不犯诸葛亮误举马谡的过失；所举荐的人必须出于公心，像祁奚荐举善人那样，不犯臧文仲埋没贤能的私心。怎样做才可以呢？问：从前孔子依据鲁国史书作《春秋》，对于可信的事情就传其可信，对于可疑的事情就传其可疑。即使凭大圣人的身份作经，也不敢因为是传闻而忽略亲眼所见的事情；至于自己不知道的，就空缺不写。他的谨慎竟到了这种程度。后来孟子出现，却不是这样。他读书时说：“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对于《武成》，我只取其中二三处而已。他读《诗》时，也不相信“周朝剩下的百姓，没有一个遗留下来”的话。孔子是这样相信古代、喜好古道，孟子又是孔子的弟子，却对《诗》《书》有所不信，为什么呢？后世各位儒者因为孟子没有完全相信《诗》《书》，便喜欢提出异说，往往对于古代可信的书、可信的史，也不能不产生疑问。《诗大序》世代相传说是子夏所作，已经很久了，唐代韩愈却不相信；《春秋》的传世说法是左丘明解释经文，也已经很久了，啖助、赵匡等人却不相信；《易传·系辞》毫无疑问是孔子所作，近代欧阳修却不相信。至于怀疑《五千言》不是老子所作，有崔浩；怀疑《答苏武书》不是李陵所作，有刘知几。有人说《周礼》不是周公的书，《孔子家语》不是孔氏的书。文献离古代渐渐遥远，后世产生怀疑的，不止一部。五经尚且不能完全得到信任，何况其他书呢？孟子不相信《诗》《书》，是因为“血流得可以漂起盾牌”和“没有一个遗民”的话，确实有不足相信之处。后世儒者怀疑经史，难道也有像孟子那样的根据吗？还是出于穿凿附会，喜欢提出异说呢？难道年代越久，简册有所散失，传闻有所讹误，确实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吗？他们所怀疑的，也必定有正确、有错误，不能一概而论。相信应当相信的，怀疑应当怀疑的，这才是善于读书的人。希望同各位辨析，并请各位以高明的见解补正。《梅溪前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梅溪前集》卷十四 宋代王十朋撰写 策问 问：朝廷的祸患，没有比朋党更严重的；臣子的罪过，没有比培植党羽更大的。做君主的通常厌恶朋党，常常锐意想要铲除它。正当上层堵塞、下层聋蔽的时候，竟没有人觉察那是朋党；即使想铲除，也无从下手。等到有一天觉察而把它全部铲除，确实可以为朝廷庆贺了。然而一个党派被铲除，另一个党派又产生；即使能够除掉前一天已经形成的党派，最终也不能断绝后来将要形成的党派。既然如此，朋党作为朝廷的祸患，始终不能铲除；还想希望天下得到治理，难道能够做到吗？汉、唐朋党的祸害，说起来令人痛心，本来不必再论。我国历代以来也不能免除这种祸患，幸亏祖宗神圣，能够分别邪正；虽然间或有牛党、李党相互攻击，却没有重蹈汉、唐的覆辙，这也是国家的幸运。当时圣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本来曾经讨论过这些事。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邪正各自成为一党”，是范文正公范仲淹告诉宋仁宗的话；说“君子没有党，譬如草木，密集缠绕、互相依附的，一定是蔓草而不是松柏”，是滕公甫告诉宋神宗的话；说“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朋党”，是欧阳文忠公的议论。三人的论说，差别竟是这样，不知道谁说得对、谁说得不对呢？难道是时代不同、党派不同，所以各自的言论都有所防备吗？如今朝廷清明，本来没有朋党的祸患了。然而士人君子私下忧虑过度，仍有人谈及此事。范仲淹、滕宗谅、欧阳修三位公论说朋党，世人认为是名言，但一人认为君子没有朋党，一人认为小人没有朋党，一人认为君子和小人各有朋党。希望与诸位辨析其中的不同，并以最公正的道理加以裁断，将此献给朝廷。问：相信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不如认识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求学的人都说孔夫子是大圣人，这只是因为听信前人的说法罢了，实际上并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成为圣人。读他的书，考察他的话，观察他的作为，合乎自己的心意就相信，不合乎自己的心意就怀疑。合乎心意而相信它，就是认识圣人；因疑惑而探求，终于了解他的为人，也同样是认识圣人。如果只是相信他是圣人，却不敢追问疑惑之处，能说是认识圣人吗？能说是善于学习吗？孔夫子一生的事迹，没有比《孔子世家》记载得更详细的了。我曾经读过它，却仍然不能免除疑惑，难道可以不加辨析吗？孔子曾到过周地，等到他返回时，老子用话为他送行说：“聪明而深察，接近死亡，是因为喜欢议论别人；博学善辩而使自身处于危险，是因为喜欢揭发别人的过错。”老子的话似乎不是无缘无故说的，必定是要劝诫孔夫子的过失。假如孔夫子果真有这种过失，难道还足以称为圣人吗？这就是不能免除疑惑的地方。孔子曾在鲁国任职，想毁掉三座都城来扩张公室的权力。毁费邑时，费邑人反叛；毁成邑时，成邑人不接受。毁城之事，谁说真正儒者的谋划思虑竟会如此疏略呢？这也是不能免除疑惑的地方。等到季孙接受女乐而怠于政事，子路劝孔夫子说可以离开了，孔夫子还在等待鲁国送来祭肉；鲁国没有送来祭肉，孔夫子于是离开。接受女乐而不上朝，是最大的罪过；祭肉没有送来，是较小的过失。能够忍受大的罪过，却不能忍受小的过失，真正儒者的离去和留下果真如此吗？这又不能免除疑惑。卫灵公问军阵之事，孔夫子回答说俎豆礼仪。等到孔夫子遭遇蒲地人的危难，却劝卫灵公攻打蒲地。难道孔夫子是因为对蒲地怀有私怨，忘了自己关于俎豆的言论吗？这难道不会损害孔夫子的仁心吗？这又不能不疑惑。孔夫子是万世所取法的人。如果相信这些可疑的事迹并据此行事，就不免迷惑了。诸位都是学习孔子的人，难道只是盲目相信而已吗？希望质疑这些疑点，探究其中的用心所在。问：唐代刘禹锡曾为柳宗元的文章作序，其中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三代的文章到了战国便衰病，经过秦汉又复兴。汉代的文章到了诸国时代便衰病，唐朝兴起后又复兴。”如果真如刘禹锡所说，那么文章的兴衰确实取决于时代。后来翰林苏轼为韩文公庙作记，却说：“自汉以来，道术衰落，文章败坏，经历唐代贞观、开元的盛世，又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辅佐，却仍不能挽救。韩公从平民中崛起，谈笑之间便挥斥这些弊病，天下于是纷然重新归于正道。”如果真如苏轼所说，那么文章的兴衰又在于人的作用。曾因二人的议论来考察时代和人的关系：如果刘禹锡的话可信，那么像孟子、荀子那样吐辞成经的人，实在是战国人；战国的分裂能够使天下文章衰病，为什么不能使孟、荀二人的文章衰病呢？如果苏轼的话可信，那么战国两位儒者的贤能超过韩愈，韩愈能够振兴八代以来衰败的文风，而两位儒者却不能挽救战国的衰病，这又是为什么？我国朝四代以来，文章最为兴盛，议论者都把功劳归于仁祖皇帝以文德治理天下，以及大宗伯欧阳公挽救文弊的力量。这种影响延续至今，文章更加精粹优美，远远超过贞观、元和时期，并且进而接近成周时期的盛美文风。这究竟是时代的作用，还是人的作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吗？刘、苏二人的说法又都各不相同，这是什么缘故？希望与诸位辨析。问：儒者以周公、孔子为准则，攻击异端，自称能够使天下归于仁义。考察他们在尚未任事以前的言论，人人都像周公、孔子；等到事情已经实践之后加以检验，反而有许多人比不上异端。请借汉代的事情来论说：汉高祖取得天下以及治理天下，靠的都是崤山以东的刀笔吏。当时的儒者，只有叔孙博士一人，但他的才器学业鄙陋，君子不取，远远比不上萧何、曹参。谁说儒者学习周公、孔子的道，反而不如刀笔吏呢？汉文帝、景帝达到的治绩，可以与周成王、周康王相比，却未曾任用儒者，只是崇尚黄老之术。到了汉武帝喜好儒术，公孙弘一类人掌权，考察他们的治绩，远远比不上文帝、景帝。谁说儒者之道反而不如黄老之清静呢？汉宣帝中兴，德行可比商宗、周宣，也未曾喜好儒者，只是所任用的多是精通刑名法术的人。到了汉元帝任用儒者，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相继担任宰相，元帝又拘泥于文义，优柔闲缓而不加防范，于是宣帝的事业衰落。谁说儒者之道反而不如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呢？儒者平日鄙视刀笔吏，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排斥黄老、申韩而不谈；一旦实际施行，反而落在他们之下，难道不可惭愧吗？

译有人说，汉朝所任用的，大多是世俗儒者；假如能得到像周公、孔子那样的真正儒者来任用，就会天下无敌。唉！谈到儒者就一定说周公、孔子，这实际上等于说没有儒者。自周公、孔子以后，难道没有可以任用的人吗？诸位都是以儒业为职的人，闲暇相聚时，自尊重自己的学说实在不浅。我冒昧请问：汉朝不用儒者，为什么没有因此失政？治理得好时任用儒者，为什么仍然不能免于混乱？这果真是儒者的罪过吗？还是任用他们不得其法？抑或所任用的并不是君子儒者？希望详细辨析，不要让学习异端的人得以借此攻击儒者。问：宰相的职责，是代替上天安排万物秩序。若不是才德完备的人，哪里可以接受这一任命呢？从前舜任用十六位辅相，其中共同达到无为之治的，只有五人。周朝最称人才众多，但可以称道的也只有九人。这确实说明人才难得。三代以后，没有比汉、唐更盛的时代了，宰相人数也不少。只有萧何、曹参是开国宰相中的首要人物，丙吉、魏相在中兴时有声望，房玄龄、杜如晦名重于前，姚崇、宋璟名重于后；其他人都不足以列入其中。我私下以为这八人一定是才德全备的君子。等到考察两部史书，却并非如此。萧何只长于制定统一法令，曹参只长于遵守清静之治；魏相崇尚威严，丙吉致力于宽大；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长于决断；姚崇长于应变，宋璟长于守成。他们各凭一方面的长处而达到宰相之位，最终却能处在人才难得的最高选拔之中，成为天下闻名的名臣，使后世永远思慕他们的风采，常常觉得难以企及，这是为什么呢？我宋二百年间，大臣相继出现，显赫功勋和盛大事业都远远超过汉、唐的几位宰相，并且能同虞、周时代的臣子在千百年后相互揖让，这是多么盛大啊！自从主上中兴以来，毅然不受群议迷惑，专任一位宰相来达到治理目的，空置右揆之位以等待贤者，已经有好几年了。难道不是因为选择代天理政的人，必须寻找才德兼备者，然后才任用，不容许庸碌之辈在其中尸位素餐吗？然而舜得到五位，周武王得到九位；汉、唐开国和中兴的君主，也各自得到两位。主上的圣德之盛、文治之美，不在舜、武王之下，但他得到的人才反而不及汉、唐，这是为什么呢？汉、唐那八个人，并非才德全备，也不妨碍他们成就治功。主上一定要选择才德兼备的人，选拔又如此严格，那又是为什么呢？希望与诸位讨论，将这番说法献给皇上。问：君主的职责，没有比评定宰相更重要的了；评定宰相的方法，更是古人所难以掌握的。古人有因某种方法而选得宰相的，后人想沿袭他的做法，失误有时就发生在这里；古人也有因某种方法而选错宰相的，后人想纠正这种弊病，成功有时也在这里。是要根据众望来选吗？晋朝的谢安、唐朝的房琯，都是众望所归。是要根据治绩来选吗？曹参治理齐国、黄霸治理郡国，治绩相同。是要根据宰相世家来选吗？伊尹之后有伊陟，诸葛亮之后有诸葛瞻，都是宰相门第。是要根据推荐来选吗？房玄龄推荐杜如晦，崔祐甫推荐杨炎，都是推荐任用。这四条途径，都是君主选宰相的重要方法。世上献策议论的人，也一定会援引这些作为说法。然而古人有因这些方法而选对的，也有因这些方法而选错的，事情相反到这种程度，难道可以不探求其中的缘故吗？问：刺史是政教的首要执行者，是百姓的师长和统帅。一个州得到有才干的刺史，十万户百姓就能享受他的福泽；得到没有才干的刺史，十万户百姓就会受到困苦。国家的兴衰、百姓的治乱，确实都系于此。这项任职，难道不重大吗？汉宣帝、唐太宗都是古代善于治理的君主，都重视刺史的选任。宣帝曾说：“百姓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处理。能和我共同做到这些的，大概只有贤能的二千石吧！”所以官吏有治理成效的，宣帝就用玺书慰劳勉励，增加俸禄、赏赐金钱；公卿职位有空缺，就选拔他们任用。唐太宗曾说：“我思考天下的事情，半夜都睡不安稳；长久思考实现太平的根本，没有比刺史更重要的。”因此把刺史姓名记录在屏风上，睡下和起身时都面对着它；得到他们是否有才干的情况，就写在姓名下方，以便决定罢免或任用。像这两位君主，可以说是懂得实现治功的关键了。因此神爵、五凤年间，官吏称职、百姓安宁；贞观之治，差不多赶上成王、康王之治，正是这个缘故。我国治理的美盛远远超过汉、唐，称为循吏的二千石，几乎不能用一两个来计算。主上中兴以来，尤其重视承宣布政之任。近来御史台的奏章弹劾罢免了几位没有才干的守臣，州郡肃然，很快就会看到共同治理的成效，威势大概还在宣帝、太宗之上了。诸位都是通过学习而走上仕途的人，你们的仕历应当从州县开始。我冒昧请问：宣帝时从刺史中选任公卿的有几人？太宗时根据刺史有才无才的情况而罢免或任用的有几人？当时被称为循吏的共有多少人？治理成效最优的究竟是谁？汉、唐得到人才的盛况与今日相比，孰优孰劣？希望一并陈述，将这些话献给一个不忌讳直言的朝廷。问：从前刘邦、项羽争夺天下，项羽凭借气力自负，多次把刘邦逼入掌握之中，最终刘邦兴起而项羽败亡，是因为汉军使群雄屈服，而楚军使群雄怨恨。曾考察刘邦处境困窘的时候，没有比鸿门之危和荥阳之围更严重的了；如果不是樊哙用一杯酒斥责项羽，纪信假扮天子乘黄屋车欺骗项羽，陈平用暗中谋略阻挠范增，那么当时天下就不属于汉而属于楚了。然而高帝评论取得天下的原因，只说萧何、张良、韩信三位人杰，却没有提到樊哙等人，难道是忘记他们了吗？丁公曾使高帝陷入困境，高帝用一句话哀求，丁公便放了他；等到天下平定，高帝却杀死丁公，认为他没有忠于自己的君主。议论者认为高帝这样做是公正的，却不知道使项羽失去天下的，正是项伯：项庄的剑不能得逞，亚父范增的计谋不能施行，都是因为项伯像鸟张开翅膀一样遮护刘邦。这难道是忠于自己的君主吗？杀死丁公而封赏项伯，确实足以表明高帝的公正。高帝在困境中被丁公释放，认为使项氏失去天下的正在丁公；如果放掉丁公而让他活着，那么高帝取得天下的原因，难道不也在于此吗？鸿门和荥阳的危急，是楚汉成败的关键。高帝驳斥高起、王陵的话，说他们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并且说自己之所以取得天下，在于三位人杰。三位人杰固然对汉朝有大功，但取此而舍彼，似乎也属于不知其二。高帝把杀丁公施行于丁公，当然恰当；把失天下施加于项伯，把取得天下的功劳归于三位人杰，也都恰当；但却遗漏了另外三个人。那么高帝一次封赏、一次诛杀，有所取舍，其中难道一定有深意吗？希望与诸位辨析。

译问：汉文帝、汉宣帝和唐太宗，在三宗七制之中尤其杰出，不是中等才智的君主可以相比的。班固曾赞美文帝，说：“专心致力于用德行教化百姓。”崔寔曾评论宣帝，说：“计算他的功劳和成效，超过孝文帝。”欧阳文忠公曾赞美太宗，说：“功德都很盛大，自汉以来从未有过。”如果三人所说属实，那么文帝以德行优胜，宣帝以功劳显著，太宗则功德兼备，又在文帝、宣帝之上。如今阅读汉、唐两史，考察三位君主的事业：文帝用来教化百姓的究竟是什么德行？宣帝超过孝文帝的究竟是什么功劳？太宗功德兼盛、超过汉代诸君的究竟是什么事情？三人的话，究竟是公正的评价，还是出于个人臆见？或者只是当时为了推崇三位君主而发表的议论，还不足以穷尽他们优劣的差别？希望听到折衷公允的说法。问：东汉建国以后，它的风俗与西汉不同，有超过西汉的一点，也有不及西汉的两点。西汉的文章大概接近上古，东汉虽然有班孟坚那样温厚雅正的文章，已经比不上扬雄、司马相如等人，何况崔骃、蔡邕以下，气象更加衰颓呢？文章不及西汉，就是这样。西汉建立功业、树立名声的人，都有可观之处；东汉即使陈蕃、窦武这样的重臣手握大权，也不能除掉宦官之祸，何况孔文举一类才疏意广的人，当然始终不能成功。功名不及西汉，又是这样。然而东汉远远超过西汉的原因，是它凛然的节义风气。议论者都说，光武帝能够崇尚名节，而高帝喜欢辱骂儒生，这就是东西两京节义有无的原因。但东汉的学校并非不比西汉兴盛，光武帝投戈息马来激励劝导士人，也并非只是做无用之事；身处诗书盛世而有意于斯文，反而不如西汉，这是什么缘故？光武帝亲自成就大业，似乎并不愧于高帝；当时依附风云而起的人，也并非没有建立大功大业来为之先导；可是后世建立功名的人，又都不如西汉，为什么呢？所谓风俗，原因其实只有一个：上面以此率领下面，下面以此响应，这是必然的道理。光武帝能够造成其中一点，却不能造成另外两点，这其中不免有可疑之处。难道三方面的长处虽然都在君主自身，但用来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能力却有能有不能吗？难道上面的教化虽然出于同一个源头，下面的响应却自然有所不同吗？还是说这几方面各自取决于人的才能，而不在于时代能否造就它们？希望辨明东汉超过西汉和不及西汉的原因，以此教导我。问：万物充满天地之间，而作用最大的是五行。五行之名最早见于《大禹谟》，其次见于《洪范》，再次见于《月令》。至于排列次序，则彼此不同。《大禹谟》先说金而后说木，《洪范》把木列为第三、金列为第四，《月令》则以木为首，火居其次，土居其后，金、水又居其后。五行本来是一回事，次序却如此不同，其中一定有说法吗？禹、箕子、吕氏三人，意旨不同、言论不同，或许各有说法。可是《洪范》出自箕子一人之言，其中五行与五事的次序却相互违背。五事属于五行，次序也应当相同。五行中一为水、二为火，那么五事中一为听、二为视，也可以相应；五行中三为木、四为金，那么五事中三为貌、四为言，也可以相应。然而次序竟不合乎伦次，这是为什么？五行流行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不是其他事物可以相比的；至于六所说的五谷之类，也只是出于土而已。所以《洪范》说“土爰稼穑”，禹却把谷物与五行并列，这又是什么缘故？箕子的《洪范》就是禹所说的九畴。禹养育百姓的政道，就是上天所赐予的东西。禹说“六府”，箕子却把它列为五项，数目已经不相符合了，那么其他八类又怎么知道一定合理呢？禹、箕子所陈述的次序，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差别，但说到土，都列在第五，大概合乎《易》中“天五”的数目。《月令》却把土放在中央，处于火、金两种事物之间，这难道合乎天地生成的数目和禹、箕子所陈述的次序吗？学者谈论五行，都以三家书籍为依据；但它们的次序和数目如此相违背，难道不应当探究吗？综合三家的差异而统一起来，一定有最为恰当的说法。问：世上谈论治理的人，一定说尧、舜二帝的事业，完整地见于《典》《谟》，灿如日星，是千百年来共同仰望的。可是后世有从枯墓中出土的伪简，也有弄笔的书生提出异说，诬蔑盛德而使人怀疑可信的经典，难道可以不加辨析吗？尧把帝位传给舜，舜把帝位传给禹，推让帝位、传给贤人，是帝王最美好的事情。然而琐碎传闻中有舜放逐尧的说法，与孔氏的书大相违背。论者于是援引囚禁尧的地方，怀疑重华不臣；又因舜巡行苍梧，怀疑文命另有异志。如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禅让帝位、推让德位而不继承、叩头坚决辞让，难道都是当时粉饰伪造的吗？帝王的圣明，没有比知人更重要的。尧、舜都以聪明著称，大概正在这里。然而《左传》记载季文子的话，说尧有元凯这样的贤人却不能举用，有四凶这样的恶人却不能除去。传说又说舜举用皋陶，不仁的人便远离。解释者于是认为，君子和小人并肩同列于尧的时代，皋陶尚未被举用以前，不仁之人很多。如果真如他们所说，那么“克明俊德”以及“明目达聪”等话，不也都成了空话吗？不仅如此，孔夫子曾称道尧、舜垂衣拱手而天下太平。等到他编次《尚书》，却看不到无为而治的迹象。《尧典》中记载他亲近九族、协调万邦；

译其中开头记载他命令羲氏、和氏授予百姓历法时令；中间记载他咨询四岳治理洪水；结尾的《舜典》又记载舜整齐七政、祭祀上帝、任命九官，并在接受帝命以后每五年巡守。尧、舜时代也有许多政事。垂衣拱手而治理天下，果真是这样吗？经典经过圣人之手，记载的事迹尚且彼此不同，何况责备后世出现异论呢？以尧、舜的圣明，尚且有《汲冢书》诬妄、唐人怀疑那样无可避免的事实，那么更不能不提出说法加以破解。至于《系辞》的说法与《尚书》相矛盾，其中一定有深奥的言辞和隐微的意义，也不可不探究。问：自古天下治乱，常常取决于君子、小人的进退，而君主的祸患往往在于难以辨别君子和小人。从前周公是大圣人，尚且受到管叔、蔡叔一流流言的困扰，不能以忠心为自己辩明；到了周公在周地遭难，如果不是上天震动威势来彰显他的德行，成王几乎要辜负周公。鲁国大夫少正卯行为虚伪而坚定，言语虚伪而善辩，鲁国人都认为他是大贤，只有我的老师孔夫子察见他内心深处的隐情，任司寇七日便执行了在两观诛杀他的刑罚。君子和小人难以辨别，正在于内心和外在行迹似是而非之间。假如成王没有上天，鲁国没有孔子，那么周公、少正卯的为人，谁能辨别呢？然而世上像这两人一样、外表相似而实质一忠一奸的人，往往很多，这是不幸之处。若遇到成王那样才能中等、又不像鲁国那样缺乏知人之明的君主，上天也不能反复显威来告知他，而像孔夫子这样的大圣人又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那么满朝都说是奸臣的人，怎么知道他不是忠臣？满朝都说是忠臣的人，怎么知道他不是奸臣？究竟该怎样辨别呢？至于汉昭帝，年仅十四岁，却能察觉上官桀的欺诈，明白大将军霍光的忠心，这大概是千载一遇的人才，后世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凭什么辨识出来。唐德宗自以为刚强英明，反而被卢杞欺骗；天下人都知道卢杞奸诈，唯独德宗不知道。奸臣做人，必定有办法盗取名声、欺骗世人，影响和改变君主的听闻。像卢杞那样没有学问、没有文采，容貌和言语都不足以打动人，但德宗却唯独坚定地信任他，没有人能够动摇，这又是为什么？唉！哪个君主不想兴盛治道、除去祸乱，尊崇君子、贬黜小人？然而排斥、诛杀、消灭常常牵连到君子，高位厚禄却每每加在小人身上，难道不是因为知人不明、没有方法辨别吗？若想使君主不必等待上天显威，就能在谗言交相惑乱的时候辨明大忠；不必等待圣人降生，就能在奸臣欺世盗名的时候辨明大奸。是否有一种方法，可以传授给君主，使他拥有汉孝昭帝独自识人的明察，却没有唐德宗偏信一人的蒙蔽？希望讲明其中的道理，献给朝廷。问：洙水、泗水之间的大儒去世以后，褒贬之笔失传；龙门太史公司马迁没有再出现，实录之笔也就断绝了。唉！世道衰败、圣道沦落，不只是圣人难以见到，就连优秀史家的才华也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国朝四代以来，人文最盛，欧阳修、宋祁二位公以大儒身份修史，可以说是得到了合适的人才。《唐书》《五代史》二书法度森严，议论深刻周详，确实可以同司马迁争高下，使班固、范晔只能北面称臣，成为奴仆，陈寿以下更不用说。然而阅读这两部史书，也不能没有疑问。唐太宗固然是世所罕见的英主，但他在父子、兄弟之间有惭德，史书的赞语却没有多加贬责，反而搜求他好大喜功和重新建立佛寺两件事；赦免大罪，却贬斥小恶，这难道是《春秋》的褒贬方法，还是良史直录事实的笔法？陈子昂是一代儒学宗师，他劝武后兴建明堂、太学，实在是盛大的典礼，史书却说他的言论过于高远，实在可怪可笑，还把他比作把玉圭玉璧推荐到内宫。假如说武后不足以用王道来劝导，那么孟子用仁义劝说战国君主，难道也能逃出可怪可笑的范围吗？唐肃宗收复两京，李泌的谋划占了很大部分；议论者说他的功劳超过鲁仲连、范蠡，史书赞美李泌却完全不予宽容，反而说他的为人接近好名、接近好智、接近建立功名的人，这是多么苛薄李泌啊！刘蕡在朝廷上的对策，超过汉代晁错、董仲舒，是最为平民百姓所难以说出的，也是忠臣义士本应说的话；史书却讥讽他过于疏略，甚至说刘蕡没有先用忠诚取得皇帝的信任，然后才向皇帝进言。刘蕡不过是草野之士，凭什么阶梯能够取得皇帝的信任呢？《五代史本纪》处处勉强符合《春秋》的法则，又进一步解释说“这就是《春秋》的意思”。把史书比拟经典，我恐怕后世会把僭越窃取的罪名归到它身上。唉！优秀史家并不难得到；以二位公的才、学、识，在议论和取舍之际一定不会苟且，希望探求他们用心的地方。问：从前虞舜时代，有苗族不服从，禹奉帝命发誓率领将士征讨他们，但苗民仍然抗命。舜于是大大施行文德，在两阶之间舞动干戚羽旄，七十天后有苗便归服了。禹能够治理滔天洪水，却不能使抗命的三苗服从；众多军队反而不如两阶之间的舞蹈。这确实说明，使外国服从的办法在于文德而不在于武力。我国靖康初年，国运遭遇百六之厄，边疆动荡，以阴凌阳。主上具有至诚孝道的资质，痛心于父兄的灾难，曾亲自驾驭鞍马，发扬汉文帝发愤图强的精神出兵，遣将任帅，实行周宣王六月出征的行动。然而最终仍未能使边境安定，以快慰天地神人的心。近来掌权的大臣知道中外厌恶战争，想让天下休养生息，竭力排斥群议，屈意议和，于是收回诸将的兵权，停止边疆的戍守。凡是治理自身的办法，一概采用文治。于是兴办太学来培养众多士人，实行乡饮酒礼来彰明人伦。学士大夫又倡导道德性命之说，以此教化后进。至于前代治乱兴亡的事迹，以及当今的要务、军事机密和武事谋略，则置之不谈。莫非朝廷想远远仰慕虞舜使有苗归服的做法，认为这样可以平息烽烟的扰乱，使强暴之人改变习性？难道只是修饰文治的形式、空谈而已吗？然而现在不知道的是：如今贤关已经兴起，乡饮礼也将实行，道德性命之说几乎遍布天下，这果真能使远方的人仰慕义理而来，屈膝请命，使战鼓军乐变成和好的乐声，像饥渴者一样仰慕王化吗？虞舜的事情不可诬蔑，但后世论者又说，干戚之舞不能解除平城之围。不知道文德既然在古代可以使用，为什么在今天就不可以使用？希望与诸位讲明这件事；这也是田野百姓爱君忧国之心，请务必详细说明，不要有所隐瞒。

译问：韩愈论述大道时说：“尧把它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就没有得到它的传承了。”道存在于天下，贯通万世，始终自如。从尧传授它以前，道是什么样的？从孟轲失去传承以后，道又是什么样的？韩愈凭什么知道它从尧开始传授，到孟轲便失传了？荀况、扬雄都学习仁义，都尊崇孔子；如今他们的书还完整保存，并非对名教毫无补益，又为什么不能继承孟轲而传授大道呢？韩愈处在唐代，被称为大儒，他对自己的期许确实不浅，史家也称道他超过常人。况且扬雄，难道又不知道他能不能继承孟轲而传道吗？这条大道，难道从孟轲以后因为失传便灭亡了吗？还是虽然说失传，它本来仍然存在呢？诸位学习以阐明大道已经很久了，希望详细教导我。问：圣人因为没有困难而忧惧，贤明的君主因为没有灾祸而警惕。国家没有困难而上天出现灾害，是上天怜爱君主，借灾害来警醒其安而无患。国家采用魏绛与戎族和好的方略，效法周文王乐天知命的事，至今已经五年了。干戈既已停止，礼乐又大兴，按理说和气应充满下土，日月星辰应在上天顺行，这才对。近来东方出现彗星，不能测知苍天降下谴责的意旨，难道不是想扶持我宋朝，使它长享箕宿、翼宿所象征的长寿，借异常现象在事情发生以前给予警告吗？主上仰面思考上天的警戒，严肃恭敬而畏惧，即使周宣王遇到灾异时的恐惧，大概也没有超过他；但仍担心州县之间官吏治理刻薄严酷，大小案件有的不能审察，含冤在狱中的人因此触犯天象、招致妖气。前日因灾异而发布赦免的诏书，已经全部予以洗除罪过，当然应当是德行感动上天，不必等到一天终了就能奏效。然而议论者仍说，天与人相互感应的关系非常可畏，恐惧、修身、省察的办法，不应只限于一件事。我听说从前成汤遇旱灾，以六件事自责；宋景公看见彗星哭泣，晏子也以四件事进言。今天朝廷是否也有像成汤自责、晏子所说的那些事情？诸位应当抒发田野百姓爱君的忠心，帮助圣主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考察古代、验证当今，逐条陈述其中的缘由，不要像公孙弘那样曲解学术来迎合世俗。问：三年一次选拔士人的制度，我朝实行已久。名公巨儒、建立功勋事业、共同使二百年大宋增光的人，都出自这条道路，不能说没有得到人才。崇宁年间掌权的大臣喜好新奇、仰慕古制，认为选拔不应只从乡里进行，成就不应只靠学校，不能把取舍决定于一个人的目光，也不能在短暂时间内评定文章优劣；这种办法不足以尽识人才，于是兴起改革。命令分舍选拔，每月有考课，每季有考核，县邑有升贡，州郡有贡举，认为这样可以兼得文才和品行兼优的人，并且符合宾兴人才的制度，本应使治功超过汉、唐而追及成周。最终随着日积月累，反而造成了靖康之祸；守节而死、为义排难解纷的人一个也没有，见识高明的人都说，这是三舍法败坏的结果。然而自宣和废止三舍法以来，已经过了两年。如今朝廷正要扩大培养人才的道路，又命令县学养士，议论者说将重新实行三舍考选的办法。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恩德十分深厚；但还不知道怎样革除崇宁、政和、宣和年间积累的弊病，使之不愧于成周重视道艺的制度，不要让后人像议论崇宁、政和、宣和那样议论今日，这一定有最恰当的办法。《梅溪前集》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