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溪前集卷十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梅溪前集》卷十五 宋代王十朋撰写 策问 问：六经都经过圣人的手，根本法则尤其明显地体现在篇首和篇末。《乐》亡于秦，《礼》废于汉，暂且不论，也可以。可是《诗》《书》《易》《春秋》的首尾都完整保存，难道可以不知道其中的意义吗？《诗经》三百篇，文王的诗并不少，为什么以《关雎》开头？《颂》有三种，没有早于《商颂》的，也没有晚于《鲁颂》的，为什么却以《商颂》结束？三皇五帝都是圣人，并非没有谈论道的著作，为什么独取尧的言论作为开头？五霸都是贤君，并非没有发布命令、誓约的文章，为什么独取秦穆公的言辞作为结尾？三种《易经》的开端，意义各不相同，《周易》为什么先说乾卦，而与《连山》《归藏》的法则不同？六十四卦的法则彼此承接，为什么不以既济结束，却以未济的时势结束？《春秋》创作于周平王时代，不从孝惠王、隐王二人开始，却从鲁隐公开始，难道果真因为隐公有让国的贤德吗？二百四十二年，都按春夏秋冬编排而成为年数，却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春天，难道果真是因为木气将绝而火气旺盛吗？《论语》是六艺的纲领，为什么开始于“学而”，结束于“尧曰”，其中的意义在哪里？《孟子》七篇，是模拟圣人而作的文章，为什么开始于梁惠王，结束于“尽心”，难道也没有说法吗？至于收藏在金匮石室中的书，是优秀史家的才华，直到记载获麟，仍然有其深意；创作凌烟阁画像赞的，是文士的笔墨，从河间王开始，也有它所依据的法则。何况六经的严密，以及《论语》《孟子》的深奥呢？希望与诸位探究其中的缘故，不要说这只是议论，怎么敢到此便略过不谈呢？问：自古帝王用来敦厚风俗的办法，必定以节俭的德行作为根本，并且常常亲自率先实行。禹穿着破旧衣服来率领夏人，文王穿低下俭朴的衣服来率领周人，汉文帝亲自穿着粗黑的丝衣来率领汉人。这三位君主都是古代的大圣贤，也都以节俭的德行先行天下、形成风俗。禹崇尚节俭，天下便以节俭响应，所以夏代所崇尚的都是忠厚质朴；文王崇尚节俭，天下便以节俭响应，所以当时在位者都有《羔羊》所称的德行。至于文帝崇尚节俭，不亚于禹、文王，但天下响应他的程度有时不如夏、周时代。因此贾谊《陈政事之书》说：“皇帝亲自穿着黑色的粗丝衣，而富民的墙屋却披饰文绣，难道汉代百姓沿袭了秦人的奢侈遗风，一时还不容易改变吗？不然，为什么上面用敦厚朴素来给他们示范，下面却不以敦厚朴素来响应呢？”我国自祖宗以来，世代用恭敬节俭教化臣民。因此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节俭的德行仍然显著。他御寝所用的被褥甚至用黄色粗丝制成，平常穿的衣服只用绢帛，即使多次洗涤也不更换。然而当时民间仍有人用黄金作装饰，于是下诏规定，从中宫以下不得穿用销金、贴金等服饰，臣民违犯的，一概依法处置。从此天下受到教化，皇祐、嘉祐年间风俗淳厚美好，超过了三代。主上皇帝具有仁厚节俭的资质，清理中兴的事业，尤其谨慎修养这种德行，心怀长远谋划，可以说与仁祖相合，也同样具有禹、文王的美德。近来近臣进言，说州县仍有人用金翠制作衣服和首饰，贵贱的区别混乱不清，请求加以禁止。圣上反复郑重地训示，命令有关部门把前后诏令条文重新申明。恩德实在深厚。议论者仍担心远方的富民习惯旧俗，不能立即改变，牟利之徒兴造、贩卖这些物品而不知畏惧；又担心州县奉行的官吏不能遵守教条，或者暂时禁止后便立即放纵，无法仰体并符合君主敦厚朴素的教化。若一定要使禁令像仁祖时代那样真正施行，不让年轻书生再有机会进献叹息时政的奏书，究竟应当怎样才可以做到？问：人才难得已经很久了！尧、舜时代，野外没有遗漏的贤才，他们用来治理天下的也只有五位大臣。周朝人才济济，却任用一个妇人来凑足“十乱”的数目，不正是这样吗？“人才难得”的感叹，当然应该由我的老师孔夫子发出。自此以后，治理不及古代，而人才更加难得。如果一定要拿五臣、十乱那样的人来要求，那么千古以来就会被认为没有人才。就当时的情况来寻求人才，大概没有比汉武帝、汉宣帝时期更盛的了。班孟坚曾逐一列举他们，并用赞语夸张地称道一时人才之盛。武帝时从公孙丞相到金日磾，共二十七人；宣帝时从萧太傅到张敞，共二十四人，也可以说很盛了。然而考察班固的话，仍有可疑之处。他称说武帝时人才时说：“汉朝得到人才，到这里最为兴盛，因此建立功业，创制制度，留下文章，后世没有能赶上的。”说到宣帝时的人才，却说：“都各有功绩，见载于后世；列入名臣之中，也只是次一等。”班固大概是把宣帝的二十四人看作武帝名臣的次等而已。如今考察这些人的具体情况，宣帝的宰相中，有像丙吉、魏相那样声名卓著的，本来就不是公孙弘、石庆之流可以相比；他的将领中，有赵充国那样忠勇武烈的，也不是卫青、霍去病一流可以相比；廷尉中有于定国，治理百姓有龚遂、黄霸，也不是赵禹、张汤这类酷吏所能相比。比较这些人才，似乎远远超过武帝时期的人，班固却把武帝说成后世无人能及，把宣帝说成次一等，这是什么缘故？所谓人才，必须是在功业、名节方面有显著超过常人的地方。像公孙弘那样逢迎世俗，像张汤那样残酷暴虐，像桑弘羊那样专意牟利，都是治理时代的罪人；把这样的人说成得到人才，又是什么缘故？有这样的君主，才有这样的臣下。汉武帝的君德远远比不上孝宣帝，固曾经讥评武帝改变文帝、景帝的节俭作风，称许宣帝的德行可与商、周相等；那么，他对于人才也应当如此看待。如今却反而抬高那一篇而贬低这一篇，又有什么乖谬之处呢？固生在东都初年，距离武帝、宣帝的时代还不远，而且亲自撰修国史，一定知道那些人才的始末；想来他的品评必然恰当。何况这篇赞文尤其脍炙人口，又被选录在《文选》中，如今竟然这样令人疑惑，其中一定有可以用来辨明的说法。

译请问《尔雅》的作用，是用来贯通训诂的旨趣，铺叙《诗经》作者的兴发咏叹，解释古今不同的语言，沟通各地方言俗语，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使人博识万物而不致迷惑；这大概就是它能成为百代指南的原因吧？旧说都说是周公编制的，又说史佚教自己的儿子学习《尔雅》，还说孔子教鲁哀公学习《尔雅》。晋代郭璞也说它兴起于中古，大概指的是周代。这样看来，《尔雅》的产生时代确实很早。如今读它并加以考察，就很明白它不是周公所作。《小雅》称“张仲孝友”，张仲大概是宣王时的人；可是《释训》篇却已经有“张仲孝友”的解释。《卫风·淇澳》的诗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大概是在赞美卫武公；可是《释训》却有“道学自修”的解释。《式微》诗是为黎侯而作的，其中又有“防乎防”的解释。“猗嗟名兮”是讽刺鲁庄公的诗，其中又有“上为名”的解释。《释诂》《释言》《释训》诸篇，大体都是训释《诗经》《尚书》等经典的词语，全都出在周公以后；说是周公所作，就不对了。又如《释岁》解释名称说：“周代称年为岁”；《释祭》解释名称说：“周代称祭为释”。周公难道会自称本国的国号，用来区别于夏、商吗？《释地》篇叙述九州的名称，列举鲁、晋、秦、宋、楚、吴、越、齐、燕，共九国，接着说：“周有焦护。”这些国家中有几个在周公时代本来还没有分封，周公难道又会自贬宗周，把它同各国并列吗？由此可知，《尔雅》确实不是周公所作。汉代人曾经拿这个问题问扬子云，子云认为它是孔子弟子子夏一类的人记录下来、用来解释六艺的书。这也只是他的推测，又怎么能验证它确实出自孔子门徒呢？有人说《尔雅》确实是周公所作，而“张仲孝友”之类的话是后人补入的，就像《春秋》在孔子绝笔以后由弟子续写，直到补入“孔丘卒”之类的话。这个说法又该怎样解释？希望与诸位辨析。请问：有开创基业的君主，有守成的君主，有中兴的君主。三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对应的任务也不同。从前房玄龄曾说创业艰难，魏郑公曾说守成不容易，元次山歌颂中兴时，又说使宗庙重新安定是最难的事。那么，这三者都不能简单地分出难易。请借汉代来论说：高帝是创业之君，但在文治方面有所不足；如果生在文帝时代，未必能施行圣贤之治。文帝是守成之君，但在武功方面有所不足；如果生在高帝时代，未必能建立艰难的创业功业。宣帝是中兴之君，但英雄气概不及高祖，仁厚又不如文帝；如果生在那两位帝王的时代，他的武功、文德也一定各有不如之处。西汉的三位君主，大概都凭借各自的长处，又适逢合适的时代，因而成就了自己的名声吧？至于光武，虽然号称中兴之君，但功业兼有创业，治理兼有守成，想来是文武兼备、功德俱全的人。然而马伏波回答隗嚣的问题时，却说光武不如高帝。我神宗称道汉、唐的治绩，也提到文帝、宣帝，却没有提到光武。创业、守成、中兴，都是困难的事情；能够兼备三者，尤其困难。西汉三位君主各自专擅其中一项而享有盛名，光武兼有三者的长处，可是称道他的人有时认为他不如高帝，或认为他有所不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恭敬地看当今皇上，凭神圣的资质，挽救艰危的时局，德行超过周宣王，却谦下地与光武相比；他兼具三者中最困难的方面而取得成功，远远胜过古人。诸位学生有幸生在圣明时代，亲眼见到盛大事业，希望考察创业、守成、中兴三者的难易，以及汉代四位君主的优劣，用来阐明我主上的伟大功勋和盛大德行。请问，从前孔夫子系《易》说，用什么来聚集百姓？回答说是财富；回答子贡关于政事的问题时，又把使粮食充足列为三件事中的第一件。财用确实是国家的急务，在艰难多事的时期尤其紧迫。国家前些日子没有战事，费用却失去节制，常赋的收入尚且不足以支撑一年的开支；一旦再加上军队征发，钱粮的问题就发展到朝廷调度征发十分繁多、经费到处支出的地步。官田卖掉了，度牒发行了，坊名也借用了，向富民征献资助的命令已经用尽，州郡公库中的器物也拿来变卖了，却唯独没有加害百姓，这正可见圣德极其厚重。然而议论者说，财富不会从天上降下来，也不会由鬼神运来，从来没有不取自百姓的；即使赋税不是由朝廷明白宣布征收，各种摊派却常常暗中在郡县实行。体恤百姓的诏令不是不谆谆告诫，只是有关官吏迫于完成事务，来不及顾及这些。何况今日敌情难以预测，议和与作战还没有决定。议和，就有岁币，会坐困我们的财力；作战，就要兴师百万，千里运送粮食，费用多得不可胜数。将从官府取吗？公帑已经空竭了。将从百姓取吗？财力耗尽而民众怨恨，还凭什么治理国家？古代未尝不用兵，难道财用却从未缺乏吗？还是不知道应当用什么办法增加财用、由什么人来治理吗？如果希望上面不缺费用，下面又不牵累百姓，那一定有可以说明的办法。请问，少康祭祀夏的先祖，配享上天而不失去旧有制度，议论者认为他胜过汉高帝和孝宣帝。威信震服北方敌人，功业光耀祖宗，班固认为他的德行可与商宗、周宣王相等。光武亲自成就大业，使汉室中兴，马援却认为他不如高帝。太宗平定乱事、实现治理，功德都很崇高，史官说他可以与商汤、周武王比肩，差不多赶得上成王、康王；这些话是否恰当？究竟怎样？当今皇上振兴衰败、平定乱世，继承并恢复大业，与前代相比，属于怎样的君主？希望一并陈述。请问，战国时的孟轲，西汉的扬雄，隋代的王通，唐代的韩愈，都著书立说，辅助圣道，世人称他们为大儒，议论者也不认为过分。然而这五位君子，果真都是孔氏的门徒吗？如果心志没有不同，学说没有二致，本来应该相互推重，不应有人彼此攻伐才是。如今考察他们的著作，却有些并非如此。扬雄不只是没有尊崇孟轲，反而把他列入“十二子”加以非难。韩愈不只是没有尊崇扬雄，反而斥责他同门而异派。王通虽然认为扬雄是振古以来的奇人，却不承认他的学说。韩愈推尊孟氏，认为他的学说醇正而有疵病；说到扬雄和王通，却没有一句提及。然而韩愈曾经把自己比作孟轲。后世也不能没有异同的议论。道所在的地方，是人们共同尊崇的；道不在的地方，是人们共同贬抑的。尊崇他，就称为闻名当世的大才；贬抑他，就说只是诸子。尊崇他，就把他列在孟轲、扬雄之间；贬抑他，就说他属于异门。尊崇他，就说是圣人的门徒；贬抑他，就把他同张衡一类的术数之士相比。尊崇他，就说是圣人的修养；贬抑他，就说他死后也没有留下可称道之处。尊崇他，就称为泰山北斗；贬抑他，就说是木强之人。这样尊崇或贬抑他们，究竟出于公心，还是私意？难道是因为喜爱与自己相同的人，便有结党的心思，所以私下里加以尊崇吗？

译难道是因为厌恶胜过自己的人，便有轻视的意思，所以妄自加以贬抑吗？尊崇他的人如果正确，那么贬抑他的人就犯了埋没善人的罪；贬抑他的人如果正确，那么尊崇他的人就有虚誉过当的过失。两种情况必定有一种成立。希望考察实际情形，详细加以辨析。请问，《孝经》十八章，是孔夫子为弟子曾参所作的。曾参以孝闻名于世，是孔门的贤弟子；即使说他禀有天生的至性，大概也得力于侍坐之时孔子开宗明义的教导。然而曾参的言语行为，在《论语》《孟子》等书中都可以看见，不知道他一生的大节，是否能够不辜负圣人的教诲，并且与这部经相合，究竟有怎样的表现？孔夫子曾自称自己的实践都在《孝经》中；如果曾子果真完全实践了这部经的言语，那么他的实践就与孔夫子相同了。但曾参虽然贤德，还不能拿来比拟圣人，所以他对于经文必定有所未能完全做到，行事也不能没有稍许违背。孝在德行中最为重要，在行为上最为重大；曾参既然以孝著称，理应不愧于颜渊、闵子骞一列，为什么反而没有列入四科？诸位从孩童时就能背诵《孝经》十八章的话，在出门要孝、入门要悌的时候，必定不会违背这部经。请问，曾子的孝，哪些话是从经中得到的？哪些事情又没有完全达到经的要求？他没有列入四科，究竟应当怎样解释？请问，君子读书考察古人，难道只是为了面对圣贤而已吗？一定会说：“古人如果可以复生，我将同谁一道归依呢？”心中有所仰慕，就要学习他的为人，并拿自己的行为同他相比。历观古人，把自己比作前代贤者的很多，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拿自己同不如自己的人相比，有的人拿自己同胜过自己的人相比。把自己比作不如自己的人，固然能够表现自谦，但有志气的人会认为这是志向卑下；把自己比作胜过自己的人，固然能够自我勉励，但喜好谦逊的人又会认为这是妄自尊大。孔子比尧、舜还贤，却谦称自己私下比作老彭，这可以看出圣人谦德到了极点。有人把曾西同管仲相比，曾西就勃然不悦，这哪里还有谦逊？孟子却因此赞许他，为什么？至于诸葛武侯把自己比作管仲、乐毅，有人赞美他的谦德，有人认为他的志向卑小。诸葛亮究竟是谦逊，还是志向卑下？君子一定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扬雄、韩愈把自己比作孟子；扬雄、韩愈并不是孟轲的对手，却以孟轲为期许，这表现出君子自我勉励的志向。崔浩把自己比作张子房，志向也值得赞美，议论者却不赞同他，为什么？至于杜子美把自己这个诗人私下比作稷、契，有人赞赏他的忠诚，有人指责他妄自比附。杜甫究竟是忠诚，还是妄自尊大？君子一定有办法处理这个问题。诸位潜心研究古人时，也一定会有所自比：将要拿自己同不如自己的人相比吗？那么就担心自己的志向卑下，不是自我勉励的道路；将要拿自己同胜过自己的人相比吗？又担心自己的言语狂妄，成为谦德的累赘。若一定要自谦而不流于卑下，自强而不流于妄大，怎样做才可以？希望在品评古人之外，也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请问，古代人都有老师，从圣人到士人都是如此。即使老师未必贤于弟子，弟子也未必完全像老师，仍然可以由流追溯源头，见到形迹而知道典范。只是孔子与老聃、左丘明与孔子、公羊高和谷梁赤与子夏、房玄龄、杜如晦、王通、魏征与王通，世人都认为是师生关系；有人却说并非如此，求学者难免疑惑。说孔子没有以老聃为师，孔子本来曾到周地向老聃请教礼。若只是以老聃为师，那么老聃捶击仁义、断绝礼学，孔子却成为礼乐仁义的宗主，这是什么原因？说左丘明没有以孔子为师，左丘明本来曾在《鲁语》中受到称许，和圣人有相同的好恶。若只是以孔子为师，那么孔子不谈怪异之事，左丘明却失于虚诬，而且他所传经典有许多不合圣人的规范，这是什么原因？说公羊高、谷梁赤没有以子夏为师，先儒应劭等人本来就有这种说法。若果真出自子夏门下，那么《春秋》的完成，子夏不能增补一个字，而两人却各自凭《春秋》成为名家，这是什么原因？说房玄龄、杜如晦、王通、魏征没有以王通为师，王通著作中的言论本来曾把他们称为弟子。若果真出自他的门下，那么几人都在唐代显达，却反而没有一句话称王通为老师，这又是什么原因？如果认为确实是老师和弟子，那么他们的学问必定不会互相抵触，内心也必定不会彼此忘怀。如果认为既不是老师也不是弟子，那么古人的书中记载、学者口头流传的说法，难道全都是虚妄的吗？诸位谈论古人已经很久了。从柱下史老聃直到河汾王通，从将要成为圣人的弟子直到贞观时期的弟子，诸位一定能够深入考察他们的源流，也一向知道事实究竟如何吧。希望就他们的学道考察其时代，推求前人的议论，把实际情况告诉我。请问，韩愈、柳宗元都凭文章闻名于唐代，世人并称“韩柳”。两人互相推让，即使议论者也无法判定谁优谁劣。然而在好恶和议论问题上，他们却有许多不同。韩愈严厉排斥佛教，在《送浮屠文畅师序》中责备子厚没有用圣人的道理教导他。柳宗元认为佛教的说法与《易经》《论语》相合，还讥讽韩愈只知石头而不知其中所藏的美玉。韩愈说世上如果没有孔子，自己就不在弟子之列，于是作《师说》号召后学。柳宗元却认为喜欢做人老师是一种祸患，作《师友箴》和《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等文，又有“雪白”的比喻，还有“不要拿韩愈来责备我”的说法。韩愈作《获麟解》，把麒麟看作圣人的祥瑞；又作《贺白龟表》，把白龟看作获得蔡地的征验。柳宗元却作《正符》，斥责谈论符瑞的人是淫巫瞽史。韩愈撰写淮西碑，把功劳归于裴度而没有提到李愬；柳宗元对裴度、李愬各有雅正的文章。韩愈认为撰写史书会招致人祸、天刑，令人畏惧；柳宗元却写信为此辩解。韩愈把人祸、元气说成是上天的惩罚，柳宗元却著文非难这种说法。他们旨意不同，大多有这类情形。而且韩愈成名在子厚之前，柳宗元在友人文章中称他大概如父兄一辈，年纪又比柳宗元长，按理应当以兄长来侍奉他。

译然而韩愈每次提到柳宗元，都称他的字；柳宗元谈到韩愈，却只直呼其名，这又是什么原因？如今两人的文章并行于世，都是学者取法的真正文章宗匠。不过读他们的文章，确实很疑心两人表面上互相称誉，暗中却彼此矛盾；对此不能不加以辨析。韩愈、柳宗元的是非邪正，士君子固然能够评说。至于具体议论，却不能因为作者不同就轻重失当，希望与诸位辨明其是否恰当。请问，五常之道没有比仁更大的。凭孔夫子的圣德，尚且说“不敢”，所以在许人具有仁德时尤其谨慎。古代的隐逸之士并不少，唯独称许伯夷、叔齐得仁。大臣如伊尹、吕尚一类，孔子起初没有一句称赞，却独独称许商代有三位仁人。门弟子中，仲由、冉求、公西赤等人都没有得到这种许可，唯独称许颜回、冉耕。诸侯的大夫中，令尹子文、陈文子都没有得到这种许可，唯独称许一个管仲。这八个人虽然穷困显达、死生去就的行迹不同，但圣人以仁来称许他们，起初没有不同的说法。后世有位大儒王通，在河汾之间阐明道理，同弟子问难答辩，动辄以洙泗为准则；《中说》十篇，也像孔氏的《论语》一样。王通以仁来称许前代贤人和高足弟子的，也有八个人：东平王苍，是仁人；羊祜、陆逊，是仁人；荀氏有两位仁人；乐毅真是仁人；称许董常像颜氏一流，大概是因为他能三个月不违背仁道。称薛收仁厚而不善言辞，大概是承认他如同冉雍。孔夫子所称许的八个人，后世凭圣人的话，没人能够议论。王通所称许的八个人，有人还不相信。然而从王苍到薛收的七人都曾显达，事迹载于可信的史书，可以考察知道。董常早年去世，他的言论大略见于《中说》，也可以由此想见他的为人。这些人果真担当得起“仁人”的称号吗？王通的褒许，是否也有正确和失误之处？谁可以同伯夷、叔齐相比？谁可以比得上商代三仁？谁的德行无愧于颜回、冉耕？谁能建立管仲那样的功业？希望一并陈述，来辅佐《中说》垂示后世的教诲。请问，太史公撰写《史记》，采集古今名臣贤士，列入传记的共有七十人。他把人物合列在一起，必定是因为他们气味相投、类型相同。如管仲、晏子，是辅佐君主的事迹相同；孙武、吴起，是论述用兵的方法相同；樗里、甘茂，是智谋策略相同；范雎、蔡泽，是谈说辩论相同；孔子弟子，是学术相同；屈原、贾生，是风骚辞章相同；万石君、张叔，是谨慎厚道相同。凡是列入同一传记的，必定是类别相近。然而也有不应当相同却被列在一起的，使学习者不能没有疑惑。他作《老子传》，同庄周合列是恰当的，却又把申不害、韩非列在其中。申、韩的学术极其残忍惨酷，难道可以同深于道德的人并列吗？他作《孟子传》，同荀卿合列是恰当的，却又把邹衍、淳于髡列在其中。以邹衍的迂诞、淳于髡的滑稽，他们正是儒者的罪人，难道可以同以仁义为主旨的人并列吗？如果说司马迁不精于选择，那么他把那些人合列在一起，为什么又有正确之处？如果说他编排体例并非妄为，那么这些被合列的人为什么又如此乖离？难道他在那些地方偶然有所心得，却在这些地方有所失误吗？还是见识不明，竟不能辨别玫瑰石和美玉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把本来不同的人列在一起，必定有深刻的用意吧？其中不可不仔细探究、详细辨析。请问，君子的学习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术，不受异端邪说迷惑，然后才可以进入圣人的道。假如心术不正，又被异端邪说乘机牵引沉溺，希望进入圣人之道，就像乘船越过断绝的港汊、干涸的水渠却想抵达大海，不是很难吗？从前我们的夫子去世以后，杨朱、墨翟窃取仁义的一端，倡导“为我”“兼爱”的学说，用来扰乱天下。幸而孟子出现，辞斥并驳正它们，杨朱、墨翟的危害才停止，人心又归于正道。孟子去世后，申不害、韩非的刑名之学，黄帝、老子的虚无之说，在世间鼓吹传播，危害又超过杨朱、墨翟；世上的儒者往往陷在其中却没有觉悟。凭贾谊的美好才华，尚且明晓申、韩之学；凭司马迁的博学，尚且崇尚黄老之说，何况比他们更差的人呢？当时不受其说迷惑、坚决斥退它的，只有扬雄一人。自汉室东迁以后，西方的教法传入中国，当时的君主尊重崇尚它，于是它和孔、老之学并立而称王，公卿士庶陷溺其中更加严重。王通是隋代的大儒，尚且称它为圣人之教。白居易是唐代的贤人，尚且酷爱它，晚年还采用它的教义来治理心性，何况一般人呢？当时不受其说迷惑、坚决竭力排斥它的，只有韩愈一人。异端邪说改变人的心志，愚人相信它还可以理解，聪明人却被它迷惑，为什么？不肖之人相信它还可以理解，贤人却被它迷惑，为什么？里巷百姓相信它还可以理解，缙绅士大夫却被它迷惑，为什么？难道异端之学也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它的道理真的可以同尧、舜、周公、孔子相抗衡于世吗？难道贾谊、司马迁、王通、白居易之流明白、推崇、尊奉它是对的，而孟子、扬雄、韩愈斥责、驱逐、排拒它反而错了吗？如果认为它的学说确实可信，那么它同我们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理大不相同；如果认为它的学说是虚妄，那么世上那些委屈自己而尊崇它的人，又都是我儒家中杰出的人物。孟子、扬雄、韩愈三位君子不是世世代代都能出现的，也没有人同他们辩论，希望与诸位共同讨论。请问，封建制度由来已久，自五帝、三王以来没有谁能够废除。后世君主用郡县制替代它，国家也随之得到治理，有时又因此而混乱；这都是建立国家的首要事务，求学者不可不明察。唐尧、虞舜把公、侯、伯、子、男列为五等，彼此相制；天子统辖千里，诸侯统辖百里，降到不足五十里的则称为附庸。周朝兴起时分封了八百个国家，其中同姓封国有五十三个，这就是封建制度兴起的由来。秦朝鉴于衰周的弊病，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后世沿袭而不改变，又增加郡的数量，这就是郡县制度兴起的原因。然而从周、秦、汉、唐来论，国家有的强有的弱，国运有的短有的长，都同封建制和郡县制有关，这又不可不辨析。若说封建制对国家没有益处，那么周朝为什么因它而强盛，秦朝为什么废除它后反而灭亡？若说封建制对国家有益处，那么汉朝为什么发生七国之乱，唐朝为什么发生藩镇之乱？想要废除诸侯、设置郡守而没有嬴秦那样的危险，分封诸侯、设置藩镇而没有汉、唐那样的祸乱，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希望详细告诉我，我将疏理这些说法献给皇上。

译请问，音乐的创制，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先王用它端正朝廷，美化风俗，使神灵来临，使上下和谐。既然已经兴办，就没有人敢废弃。因此黄帝的乐名叫《咸池》，颛顼的乐名叫《六茎》，帝喾的乐名叫《六英》，尧的乐名叫《大章》，舜的乐名叫《大韶》，禹的乐名叫《大夏》，汤的乐名叫《濩》，武王的乐名叫《武》；历代音乐就是这样创制起来的。其中制度最完备、盛大，没有超过成周的。所以《周礼》说，大司徒用六乐来调节万民的情感，又有所谓大师、小师、磬师、舞师、笙师、钟师等官。大师掌管音乐，使用六律六同；大合乐时，就演奏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太师掌管律吕，使阴阳协调、四时合宜时，就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上演奏。古代创制音乐，一定有相应的官职；演奏它一定有相应的场所；制作它一定有相应的器具。难道不是音乐有自然的数理，而数理所体现的又有自然的意义吗？后世距离古代已经很远，音乐制度开始没有统一的说法，名称、数目、音律、形制、器物也没有人考察了。学者如果能够审察古今，明白先王创制音乐的用意，请问：《咸池》《六茎》《六英》《韶》《濩》《夏》《武》这些名称取自什么意义？《周礼》中大司徒以及大师、小师、磬师、舞师、笙师、钟师所掌管的是什么乐器？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演奏的是什么？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乐器所相应的是什么？至于后代沿袭、变革、损益，谁得谁失？希望明白告诉我。请问，孟坚把六艺编次为九种，把小学列为其中一家，由此可知文字学对于这篇文章的重要性由来已久。古代八岁进入小学，学习文字书写等技艺，所以周官中的保氏掌管教养国子，教他们六书。汉代萧何也把文字法写入律令，太史考察学童，记录考试成绩最优者；唐代选举制度有四项要求，其中楷法遒美占一项。书法虽然只是一种技艺，但周代用它施教，汉代用它考试，唐代用它选举；同六经、《论语》《孝经》合为九种的学问，难道可以忽视吗？自从科斗书废弃，篆书、隶书相继兴起，汉、晋以来又有草书、楷书、真书、行书等杂体，离开质朴而趋向华美，展开纸张、挥动笔墨互相夸耀推尚的，不知有多少。唐太宗历评晋人的书法，认为王逸少达到了尽善尽美；先翰林苏公曾评论唐人的书法，认为极致在颜真卿；又评论近代书法，认为蔡君谟第一。议论者说，颜真卿的书法本出自王逸少，而蔡君谟又取法颜真卿并有所变化。然而三人都在当代自成一家，并且都达到了极高境界；假如让他们同时并驾齐驱，不知道谁应排在后面、谁应排在前面。诸位在考察古代之余，专心翰墨已经很久了；对于晋、唐、宋三位书家，将取法谁呢？还是因为爱好各不相同，舍弃这两三位而另有所推崇吗？又难道不能领会书法中由心意显现的精妙，而一定不蹈袭前人的陈旧踪迹吗？希望在评说古人优劣之外，也谈谈自己平日所以自立于书坛的依据，究竟是出于自己的心得，还是有所取法？希望详细告诉我。《梅溪前集》卷十五。钦定《四库全书》。《梅溪前集》卷十六。宋代王十朋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