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或问卷十六

译这是门人的观点，比较接近。有人说：谢氏引用王氏的说法说：不能把侄子当作儿子看待，这是本分吗？怎么解释？回答说：这不是原文的意思。孔子所说的不能把侄子当作儿子看待，不过是感叹遗憾的话罢了。如果认为这是本分中理所当然的事，那么下文就无所依托了。

译有人问关于第十一章的解说，说：“程子的见解最为精当，范氏和吕氏的说法也抓住了要点。只是范氏认为孔子没有告诉子路，而尹氏极力反对‘学习不能超越等级’的说法，这两家都错了。因为学习本来是有次第的，而孔子告诉子路，正是按照这个次第告诉他的。”又问：“杨氏认为‘通晓昼夜之道而有所知’，那么人鬼死生的道理应当自然显现。后来的版本却删去了他所说的‘应当自然显现’，为什么呢？”回答说：“‘自然显现’是张载的话。大概意思是说逐渐显现罢了。然而张载说：‘学习到了知晓天道的地步，那么死生鬼神的道理应当自然显现。’这是针对学者而言的，所以认为是逐渐显现的。杨氏依据他的说法来解释这段文字，并用‘通晓昼夜之道而有所知’来替换‘知晓天道’，这却是圣人的境界，用逐渐显现来解释就不够了。删去它，难道是因为察觉到了这一点吗？”

有人问：“前篇中对‘訚訚’、‘侃侃’的训释，在这里也通吗？”回答说：“‘訚訚’是外表温和而内心刚强，德行和气深厚，所谓和悦而诤谏。‘侃侃’则是温和顺从不足，而刚直稍微显露了。前篇的训释，本来也是如此，没有不同的地方。”又问：“其他各家说法如何？”回答说：“他们的意思也都很好，只是‘尽诚不伪’的说法，在文义上看不出必然如此，大概不如谢氏、杨氏的说法接近。然而杨氏的说法也已经杂取了各家的意思了，只有他所引用的‘英材’一语，尤其深得要领。‘不得其死’，也是谢、杨两家的说法更好，而杨氏的论述尤为精当。但把子路的死归咎于勇猛过度，这就不是孟子文章的本意了。至于侯氏对‘若’字的训释，穿凿附会太严重了。”

有人问关于第十三章的解说，说：“谢氏和杨氏的说法各有偏颇，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情性气象不同如此。而杨氏想要让天下的事情都达到极致然后再谋划，那么他的危害就尤其严重。难道是因为痛恨熙宁、元丰新政的祸患而矫枉过正以至于这样吗？”这一章的解说，只有范氏、侯氏、尹氏说好。

有人问关于第十四章的解说，说：“程子的见解最为精当，范氏大概推演他的意思而失之。程子所谓‘与自己不同’，是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孔子的门下’的。范氏却说孔子认为子路所见与自己不同，而用不如琴瑟和谐来比喻，圣人的话难道会如此迂腐吗？”杨氏论述子路之所以能升堂，直接用结缨一事来说明，那么古今勇猛不怕死的人就多了。子路之所以能登上孔子的堂奥，恐怕不能专门用这一点来论断吧。

有人问杨墨的学说出于师商可信吗？回答说：胡氏的论述恰当【胡氏说：杨朱就是庄子所说的杨子居，与老子同时；墨翟又在杨朱之前，尊奉大禹为师，而晏婴学习他的人。认为他们出于师、商二人，那么他们的考证就很不详细了】

有人问：“冉求在孔子的门弟子中，也可以说是明达的人，现在却为季氏聚敛财富，为什么呢？”回答说：“冉求的过失，不等到聚敛时才显现，自从他在季氏那里做官就已经错了。大概在那个时候，高官重任都是公族世袭的官职，其下哪怕是一寸土地一个百姓都不是国君所有，士人只有不做官罢了，做官就没有不在大夫手下做的。冉求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也是习惯了衰世的风气而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吗？然而假使他在季氏那里做官而能劝谏他废黜强横僭越的行为而忠于公室，那么差不多就有小贞之吉了。现在反而为他聚敛财富，这是使权臣更加强大，公室更加衰弱。所以孟子用‘不能改变他的德行而赋税加倍于往日’来说他，大概是不自知学问没有达到，而认为做官是士人的常事，所以逐渐习染而到了这种地步。”又问：“那么孔子为什么不在他做季氏之官时就责备他呢？”回答说：“圣人认为不做官是无义，而还希望他有小贞之吉。”

有人问关于“屡空”的解说，说“空是匮乏”，这种说法很久了。何晏开始认为是虚中受道，大概出于老庄的说法，不是圣言的本意。各位先生有的也跟随他，错了。只有范氏不跟随，胡氏也论述说“把屡空当作虚中受道，圣人的话不曾如此偏僻晦涩。屡而有间，是频繁回复罢了。当他不空的时候，与庸人又有什么差别呢？”这说得对。而且下文用子贡经商来对比，尤其看出旧说不可改变。然而考察程子的说法，只是去除利欲之私罢了。虽然不符合文义，但道理不错。至于吕氏、杨氏，就又过分而不知道停止了。《易经》所谓“不远复”，难道像佛家“觉速念止”那样吗？说“如果用吕氏的说法来说，那么经商而屡次中意的，正是虚中受道的反面了”。说“吕氏的说法，程子非难他，恰当。不能再引用他的说法了”。说“程子的各种说法如何”？回答说“所论述的州举学试的得失，可以警戒学者计较私利的心理，日常用度之间应当深切察知；他说‘子贡的智慧次于颜回’，那么张敬夫认为孔子曾经问他和颜回谁更好，到这里又并称，那么所以激励他是很远的，也是他言语的一个验证”。他的一种说法把命当作爵命，那么恐怕还不妥当吧。

有人问关于善人的解说，说：这篇文章简奥，有不可知的地方。现在考察众说而反求诸心，只有张载和程子循涂守辙的说法好，而杨氏也说得对。但一定要以孟

译你所说的话，如果把它和这里的情况相合，不过是浪费言辞罢了。圣贤的言论各自有其适用的界限，不必强行解说而牵强附会。有的人认为，善人不遵循前人的车辙轨迹，也就不能达到圣神的境界；有的人认为，不遵循善人的足迹，也就不能进入其深奥的门径。这两种说法，一种是指引人们前进，一种是追溯人们的初始，却都没有回答所问的问题，那么不知道让他们以什么作为足迹去践行呢？有的人认为，是不践行作恶的足迹，那么从本文来看，又没见它确实是作恶的足迹；有的人认为，是不蹈袭古人已经形成的足迹，那么古人已经形成的足迹，都是圣贤用来垂范教导后世的，又怎么能不蹈袭呢？以上这几种说法，都有不妥当的地方，所以特别以程颢、程颐和张载的说法为正确。

译有人问关于“论笃”的解释，程子的两种说法不同，该如何理解？回答说：“这两种说法也可以相通，但从‘是’字的文势来推究，怀疑前一种说法更为恰当。”尹氏大概采用了程子的说法，但上一句用了前一种说法，下一句用了后一种说法，他的选择也不够精当。有人将上一篇的内容连起来解释，也是不对的。因为子张曾经受到“堂堂”的讥讽，所以误以为“色庄”是紧接着说的。

有人问第二十一章的解释，回答说：“程子、杨氏的说法是正确的。范氏认为‘税人’不可专断，而‘为仁由己’，那么就可以不等待父兄的命令，这就意味着夫子告诉子路是专门针对‘税人’这件事，而告诉冉有是专门针对‘为仁’这件事。”谢氏认为勇者只是徒然行动而未必符合义，这就意味着夫子不是因为冉有有父兄而特意纠正他不符合义的行为。从文意来探求，恐怕这些说法都不对。因为夫子的本意，不是讨论具体事情，而是特意纠正他们内心的偏颇。子路勇于行动，却有无视父兄之心；冉有怠惰退缩，却有不敢勇于行动的过失。所以夫子各自针对他们的偏颇进行纠正。夫子回答公西华的话，本来已经明白，怎么可以舍弃这个而自创说法呢？所以只有张敬夫的话本末兼备。然而各种说法中，有的引用‘成德达材，因其材而笃焉’的话，这正好与纠正过失的意思相违背，这也是小小的失误。

有人问程子关于颜渊父母在世，不能为夫子死的说法如何理解？回答说：“根据下文‘搏虎’的话来推究，就不应该有这种说法了。怀疑是记录有误，只得到了假设辩驳的言辞，而没有得到处理问题的正确本意。而且《遗书》所记载这条的解释，不止像《精义》所载的那样，大体上以‘相死’的说法居多，也可以考察其意旨的归宿了。这类问题学者尤其应当精细考证，因为关系到重大义理，不容有误。胡氏也曾论述过，这是程子的遗意，但他的话更加简约明白，现在附载在这里，可以证明程子的说法。”【有人说：颜渊如果死在夫子的危难中，那颜路怎么办？胡氏说：程子曾经说过。里巷之人辞别亲人远行，则同患难，有相死的道理，何况朋友呢？何况弟子对于老师呢？可不可，应当在未行动前预先判断，不能在临难时才谋划。】回答说：“吕氏的说法如何？”回答说：“这一章的要旨，只看到师生名分，临难有相死的义理，而颜子对于夫子，恩义尤为深重，假使夫子遇难，那么颜子有相死的道理罢了。吕氏的说法与杨氏所论‘天丧予’那一章，毛病正相同。而且认为颜子志于道然后如此，又似乎以计较利害来说话，而不见恩义所在。况且夫子的死，道在夫子那里，已经不幸丧失了，自己又跟着死，那么道在自己那里，又将自行灭绝了。那么对于利害，岂不是反而有所不审慎吗？”回答说：“谢氏‘果敢’的说法如何？这是为了避免程夫子所说的‘遇害不当言敢不敢’，但似乎没有仔细考察文义，而过度怀疑了。如果用吕氏所说的‘死战者’来说，那么敢与不敢，为什么不在我掌握呢？至于程子将‘死’读作‘先’，本是韩愈的说法，而胡氏也已经论述过了。”

有人问由和求作为具臣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各种说法都好，而杨氏尤其完备。然而后来本子全都删去了，而直接以‘格君心之非’来解释。高则高了，恐怕不如前本子的端正诚恳。又说：有一条尤其详细，弑逆以下，或者从事于一件事，就不能称为大臣。这个意思尤其切中要害。胡氏和张敬夫的说法也有所阐发。”【胡氏说：乱臣贼子想要作恶，那些不跟随的人没有能保全自身的。那么夫子这句话，是以死难不可夺的节操赞许这两个人了。况且假使季氏先听到这话，那么邪谋乱心难道不在萌芽之中潜消吗？张敬夫说：弑父与君不必由和求知道不跟随了。然而世上顺从的人，起初只是追随利益罢了，还没有悖逆之心。履霜坚冰之不戒，习惯失误以至于跟随人弑逆的多了。这两个人之所以贤德，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回答说：“谢氏认为由和求是事事而非事道的人，如何理解？”回答说：“这样那么事道的人就在事之外，而见于事的都不是道了。大体上谢氏的说法多如此。看他所论四子言志，认为曾点不着一事，而认为三子未识道体，就可以知道了。况且《尚书》所说的事事，孟子所说的事道，所指各不相同，不应当引为对立，而又分别其精粗。”

有人问：“子路所说的‘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子不赞同，而谢、杨、尹氏都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回答说：“杨氏的说法很高明。三代以上，六经虽然不具备，但从《书》《礼》来考察，那么舜教导贵族子弟，敷陈五典，以及成周乡官乐正的法度，他们用来优游涵养而诱导未成之才的方法，大概是有道的。难道立刻让他们从事于人民社稷之间，来试验他们未能操刀的手，而不顾虑美锦的损伤吗？范氏大概得到了这个意思，但还必须以读书来说，那么似乎不足以解释各种说法的疑问。然而三代以下，既然有了书，那么事物始终、古今得失、修己治人的方法，都聚集在这里。好学者，怎么可以不读书而立刻自用呢？以此而论，那么范氏”

译这种说法确实没有错。只是读者喜欢听那些高深的言论，所以认为这种说法浅陋而不加考察罢了。他们哪里知道，喜好高深的弊端，将会使学者倚仗自己的聪明，随意妄为而毫无顾忌，那么他们的过失就不只是浅陋而已了。侯氏认为社稷百姓固然可以学习，但却像谢氏、杨氏、尹氏的学说那样，坚持所谓先学诗、学礼而后才去做的观点，那么这还算是有一定的次序罢了。”

译有人问：“怎么知道四位弟子是按年龄长幼排序的呢？”回答说：“洪氏认为子路比孔子小九岁，曾参比孔子小四十六岁，而曾参的父亲曾皙，那么他的年龄或许仅次于子路了。”又问：“怎么知道‘浴’是指盥洗祓除呢？”回答说：“《汉书·地理志》记载‘三月上巳节，最初在流动的东水边为官府和百姓祓除不祥’，而蔡邕引用这条作为证据，这是正确的。”韩愈、李翱怀疑裸身在水中沐浴不合礼制，因而将“浴”改为“沿”，大概是没有考察清楚这一点罢了。又问：“为什么说曾皙所见之道没有疑惑，内心不被事务牵累，而气度从容，志向高尚深远呢？”回答说：“当三位弟子争相陈述自己的志向时，曾皙独自在一旁鼓瑟，漠然好像没有听见什么。等到孔子问他，然后瑟声稍微停顿，他才慢慢地放下瑟站起来回答，并且悠然谦让回避，好像始终不肯显露自己的作为。等到孔子安慰并安抚他，然后他才不得已说出自己的话，而他的志向所在，又从未稍微超出自己的本分。大概淡泊得好像将终身如此，这种气度的雍容闲暇，志向的清明高远是怎样的呢？如果不是他对道的认识分明，内心不被事务牵累，又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呢？”又问：“为什么说他的志向与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相一致呢？”回答说：“暮春时节，是万物茂盛生长的时期；春装已经制成，是人体和适的时节；成年男子五六人，少年六七人，长幼有序而和谐；沂水边和舞雩台，是鲁国的胜地；沐浴后吹风，又唱着歌回去，快乐而各得其所。从他所处的地位来说，他的快乐虽然好像只限于自身，但从他的内心来说，那本来就是天地生物之心，圣人顺应时节养育万物的情怀。哪里还有物我内外的界限呢？”程子认为他与圣人的志向相同，就是尧舜的气象，正是指这一点。有人说：“谢氏认为曾皙胸中没有丝毫杂念，列子御风的故事与之相近，这种说法对吗？”回答说：“圣贤之心之所以不同于佛老，正是因为没有‘意必固我’的牵累，而所谓天地生物之心，顺应时节养育万物的情怀，从未有一息停歇。如果只说旷达而没有依托，却不考察这一点，那么又怎么不同于虚无寂灭的学说，这难道是圣人的事吗？况且看他直接用异端虚妄不实的话来作比喻，那么他的得失也就可见了。”又问：“为什么说孔子赞许三位弟子呢？”回答说：“这里没有贬低的言辞，本来就可以看出来，而回答孟武伯的话尤其足以表明孔子平日对他们的认可。”又问：“只有‘求非邦以下’，旧说都认为是孔子的话，为什么呢？”回答说：“他们也是看到这里没有用‘曰’字开头，却没有仔细考察。在此之前，‘求尔何如’、‘赤尔何如’的说法，都没有‘曰’字。而且其他书籍的例子中，像这样的情况尤其多，所以晁氏、洪氏、胡氏都认为这是问答之辞，现在采纳他们的说法。

四书或问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或问卷十七

宋 朱子 撰

论语

颜渊第十二【共二十四章】

有人问：“‘克’为什么解释为‘胜’呢？”回答说：“杨子固然说过：‘战胜自己的私欲叫做克。’而这本书的说法，是从刘〇开始阐发的。他的说法是：‘克，是战胜；己，是自身。自身有嗜欲，应当用礼仪来约束它。嗜欲与礼仪相争，使礼仪战胜嗜欲，自身得以回归到礼。这样才算是仁。’复，是返回。意思是说，情感被嗜欲所迫，已经背离了礼，再回归到礼。克己复礼，是说能够战胜去除嗜欲，反复回归到礼。”〇的说法，虽然好像还有不透彻的地方，但研究章句之学能达到这种程度的，也已经很少了。又问：“颜渊问仁，而孔子告诉他这些，为什么呢？”回答说：“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仁义礼智的本性具备在心中。仁虽然主要体现为爱，但实际上是心体的全德；礼则主要体现为敬，是心作为规矩的依据。然而人有了这个身体，那么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没有私欲的牵累，从而违背礼而损害仁。人不仁，那么从自身来说就没有主宰，而在事物之间颠倒错乱，更加无所不至。这就是圣门之学之所以急切地追求仁的原因，而颜渊问孔子，孔子特别用克己复礼来告诉他，大概是想让他克制去除有己的私欲，而回归到规矩的本然。那么本心的全德，将不会离开这个而无所不尽。然而人只担心不去做罢了，如果真的能一旦在此用力，那么本心的全德就在自己，天下的善事将没有不是由此产生的。天下虽然大，又有谁不给予他仁呢？然而己，是人欲的私；礼，是天理的公。一心之中，两者不能并存，而其相去之间，不能以毫发之差，出此则入彼，出彼则入此。所以克与不克，复与不复，就像手的反复，像手臂的屈伸。如果真的想做，其关键本来也在于自己，哪里是他人所能参与的呢？颜渊的资质，几乎达到圣人，所以他问仁，孔子告诉他的特别紧要而详尽。”又问：“那么颜渊请问具体条目，而孔子告诉他四勿，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颜渊听到孔子克己复礼的话，大概已经洞然默识仁的本体了。然而所谓克己复礼，必须有具体的条目然后才可以着手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