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或问卷五
气合于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无形,而气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为妙哉?程子用‘便近二之’论,盖因异端之说,如蜀山人、董五经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故就之而论其优劣。非以其不用而不知者为眞可贵,而贤于至诚之前知也。至诚前知,乃因其事理朕兆之己形而得之,如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而常先觉者’,非有术数推验之烦,意想测度之私也,亦何害其为一哉?”
译所谓“气合于神”的说法,并非儒家正统的言论。况且心没有形体,而气是有实体的物质,怎么能反而认为这种观点是精妙高深的呢?程子采用“便近二之”的论述,大概是因为异端学说,比如蜀地山人、董五经这类人,也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所以他就针对这种情况来讨论其优劣。并不是认为那些不运用(术数)因而无法预知的人才是真正可贵的,并且比至诚之人的预知更为贤能。至诚之人的预知,是因为从事物道理细微迹象已经显现的状态中获得的,就像所说的“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不凭空猜测别人不诚实,却能常常事先察觉”,并没有术数推演验证的繁琐,也没有主观臆测度量的私心,这又有什么妨碍它成为一体(即心气合一)呢?
或问二十五章之说曰:「自成自道,如程子说,乃与下文相应。」游、杨皆以无待而然论之,其说虽高,然于此为无所当,且又老庄之遗意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之义,亦惟程子之言为至。当然其言太略,故读者或不能晓,请得而推言之。盖诚之为言,实而已矣。然此篇之言,有以理之实而言者,如曰「诚不可揜」之类是也;有以心之实而言者,如曰「反身不诚」之类是也。读者各随其文意之所指而寻之,则其义各得矣。所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者,以理言之,则天地之理至实而无一息之妄,故自古及今无一物之不实,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终皆实理之所为也。以心言之,则圣人之心亦至实而无一息之妄,故从生至死无一事之不实,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终皆实心之所为也。此所谓「诚者,物之终始」者然也。苟未至于圣人,而其本心之实者犹未免于间防,则自其实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间防之前所为无不实者;及其间防,则自其间防之后,以至未相接续之前,凡所云为皆无实之可言,虽有其事,亦无以异于无有矣。如曰「三月不违」,则三月之间所为皆实,而三月之后未免于无实,盖不违之终始即其事之终始也。日月至焉,则至此之时所为皆实,而去此之后未免于无实,盖至焉之终始即其物之终始也。是则所谓「不诚无物」者然也。以是言之,则在天者本无不实之理,故凡物之生于理者,必有是理方有是物,未有无其理而徒有不实之物者也。在人者或有不实之心,故凡物之出于心者,必有是心之实乃有是物之实,未有无其心之实而能有其物之实者也。程子所谓「彻头彻尾」者,盖如此。其余诸说,大抵皆知诚之在天为实理,而不知其在人为实心,是以为说太高,而往往至于交互差错,以失经文之本意,正犹知爱之不足以尽。仁而凡言仁者,遂至于无事之可训,其亦误矣。吕氏所论,子贡、子思所言之异,亦善,而犹有未尽者。盖子贡之言主于知,子思之言主于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宾主之分,亦不但为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杨氏说物之终始,直以“天行”二字为解,盖本于《易》“终则有始,天行也”之说,假借依托,无所发明。杨氏之言,盖多类此,最说经之大病也。又谓“诚则形而有物,不诚则辍而无物”,亦未安。“诚之有物”,盖不待形而有;“不诚之无物”,亦不待其辍而后无也。其曰“犹四时之运”,已则成物之功废,盖亦辍而后无之意,而又直以“天无不实之理”喻夫人,有不实之心,其取譬也,亦不亲切矣。彼四时之运,夫岂有时而已者哉?
或问二十六章之说曰:「此章之说最为繁杂,如游、杨无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言,则不息则乆,以下至何地位然后为无息耶?」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假借之类也。字虽密,而意则疎矣。吕氏所谓「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虽无爽,而语亦有病。盖天道、圣人之所以不息,皆实理之自然,虽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曰「不已其命,不已其德」,则是有意于不已,而非所以明圣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积天之昭昭以至于无穷」,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于与天地合德,意则甚善;而此章所谓「至诚无息以至于博厚高明」,乃圣人乆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积而成者,乃其气象功效之谓。若郑氏所谓「至诚之德着于四方者」,是已,非谓在已之德亦待积而后成也。故章末引文王之诗以证之,夫岂积累渐次之谓哉?若如吕氏之说,则是因无息然后至于诚,由不已然后纯于天道也,失其旨矣。杨氏「动以天,故无息」之语甚善,其曰「天地之道,圣人之德,无二致焉」,顾方论圣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盖未觉其语之更端耳。至谓「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皆原于不已,则亦犹吕氏之失也。大抵圣贤之言,内外精粗,各有攸当,而无非极致。近世诸儒乃或不察乎此,而于其外者皆欲引而纳之于内,于其粗者皆或推而致之于
译有人问第二十五章的解说,说:“‘自成自道’,按照程子的说法,才与下文相应。”游酢、杨时都以“无待而然”来论述,他们的说法虽然高妙,但在这里却不恰当,而且又是老庄的遗意。“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的含义,只有程子的话最为精当。当然他的话太简略,所以读者有时不能明白,请让我来推演详说。所谓“诚”,就是“实”罢了。然而这一篇的话,有从理的实来说的,比如“诚不可揜”之类就是;有从心的实来说的,比如“反身不诚”之类就是。读者各自随着文意所指去探寻,那么其含义就各自明白了。所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从理来说,那么天地的理极其真实而没有一息的虚妄,所以从古至今没有一物不真实,而一物之中自始至终都是实理所造成的。从心来说,那么圣人的心也极其真实而没有一息的虚妄,所以从生到死没有一事不真实,而一事之中自始至终都是实心所造成的。这就是所谓“诚者,物之终始”的意思。如果还没有达到圣人,而他本心的真实还难免有间断阻隔,那么从他有此真实之心之初,到还没有间断阻隔之前,所做的事没有不真实的;等到有了间断阻隔,那么从间断阻隔之后,到没有相互接续之前,凡是所说的作为都没有真实可言,虽然有事,也与没有没有什么不同。比如“三月不违”,那么三个月之间所做的事都是真实的,而三个月之后难免有不真实,大概不违的终始就是那事的终始。日月至焉,那么到达之时所做的事都是真实的,而离开之后难免有不真实,大概至焉的终始就是那物的终始。这就是所谓“不诚无物”的意思。由此来说,那么在天的本来就没有不真实的理,所以凡是生于理的物,必定有此理才有此物,没有没有其理而只有不真实之物的。在人的有时有不真实的心,所以凡是出于心的物,必定有此心的真实才有此物的真实,没有没有其心的真实而能有其物的真实的。程子所谓“彻头彻尾”,大概就是这样。其余各种说法,大抵都知道诚在天为实理,而不知道在人为实心,所以说法太高,而往往交互差错,从而失去经文的本意,正如同知道爱不足以尽仁,而凡是说仁的,以至于没有事可以训释,这也是错误的。吕氏所论,子贡、子思所说的差异,也很好,但还有未尽之处。因为子贡的话侧重于知,子思的话侧重于行,所以各自就其所重视的,而有宾主之分,也不仅仅是成德、入德的不同而已。杨氏解说“物之终始”,直接用“天行”二字来解释,大概本于《易》“终则有始,天行也”的说法,假借依托,没有什么发明。杨氏的话,大概多像这样,是解说经书的大毛病。又说“诚则形而有物,不诚则辍而无物”,也不妥当。“诚之有物”,大概不待形而后有;“不诚之无物”,也不待其辍而后无。他说“犹四时之运”,已经废了成物的功效,大概也是辍而后无的意思,而又直接用“天无不实之理”来比喻人,有不实之心,他的比喻,也不亲切了。那四时的运行,难道有时停止的吗?
有人问第二十六章的解说,说:“这一章的解说最为繁杂,如游酢、杨时关于无息不息的辨析,恐怕不对。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那么不息则久,以下到什么地步然后为无息呢?”游氏又用“得一”来形容不二的含义,也是假借之类。字虽然密,而意则疏了。吕氏所谓“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思虽然没有差错,而语言也有毛病。大概天道、圣人之所以不息,都是实理的自然,虽然想要停止也不可能。现在说“不已其命,不已其德”,那就是有意于不已,而不是用来阐明圣人、天道的自然了。又用“积天之昭昭以至于无穷”,来比喻人充其良心以至于与天地合德,意思很好;而这一章所谓“至诚无息以至于博厚高明”,乃是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教化的事,其所积而成的,乃是其气象功效的称谓。如果郑氏所谓“至诚之德着于四方者”,是这样,不是说在己之德也等待积累而后成。所以章末引文王的诗来证明,难道是说积累渐次的意思吗?如果像吕氏的说法,那就是因为无息然后至于诚,由不已然后纯于天道,失去其旨意了。杨氏“动以天,故无息”的话很好,他说“天地之道,圣人之德,无二致焉”,刚讨论圣人的事,而又说“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大概没有察觉其语意的更端。至于说“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都原于不已,那么也像吕氏的失误。大抵圣贤的话,内外精粗,各有恰当之处,而无非极致。近世诸儒却不察此,而于其外者皆欲引而纳之于内,于其粗者皆或推而致之于
精。若「致曲之明,动变化」,此章之「博厚高明」,盖不胜其烦碎穿凿,而于其本指失之愈远,学者不可以不察也。
译精。至于“致曲之明,动变化”以及本章中的“博厚高明”,那些解释不胜其烦碎穿凿,反而离其本意越来越远,求学的人不可以不仔细审察。
或问二十七章之说曰:程张备矣。张子所论逐句为义,一条甚为切于文义,故吕氏因之。然须更以游杨二说足之,则其义始备耳。游氏分别至道、至德为得之,唯“优优大哉”之说为未善;而以“无方无体,离形去智”为极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为德性广大高明之分,则其失愈远矣。杨氏之说亦不可晓。盖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之所得,故礼者道体之节文,必其人之有德,然后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礼为德,而欲以凝夫道,则既误矣;而又曰:“道非礼则荡而无止,礼非道则梏于仪章器数之末而有所不行。”则是所谓道者,乃为虚无恍惚、元无准则之物;所谓德者,又不足以凝道,而反有所待于道也。其诸老氏之言乎?误益甚矣。温故知新、敦厚崇礼诸说,但以二句相对,明其不可偏废,大意固然;然细分之,则温故然后有以知新,而温故又不可不知新;敦厚然后有以崇礼,而敦厚又不可不崇礼。此则诸说之所遗也。大抵此五句承章首道体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内皆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广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道之大也;“问学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礼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尽之极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修是德而凝是道也。以其于道之大小无所不体,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乱,无所不宜。此又一章之通旨也。
或问:“子思之时,周室衰微,礼乐失官,制度不行于天下,乆矣。其曰‘同轨同文’,何耶?”曰:“当是之时,周室虽衰,而人犹以为天下之共主。诸侯虽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争雄,不能相尚。下及六国之未亡,犹未有能更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则周之文轨,孰得而变之哉?”曰:“周之车轨、书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异尚,其见于书传者详矣。轨者,车之辙迹也。周人尚舆,而制作之法领于冬官。其舆之广六尺六寸,故其辙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间广狭如一,无有远迩,莫不齐同。况为车者,必合乎此,然后可以行乎方内而无不通。不合乎此,则不惟有司得以讨之,而其行于道路,自将偏倚杌陧,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为矣。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而春秋传》所谓‘同轨毕至’者,则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无不来也。”文者,书之点画形象也。《周礼》司徒敎民道艺,而书居其一。又有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则又每九岁而一谕焉。其制度之详如此,是以虽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犹不得变也。必至于秦灭六国,而其号令法制有以同于天下,然后车以六尺为度,书以小篆、▯书为法,而周制始改尔。孰谓子思之时而遽然哉?
或问二十九章之说曰:「三重诸说不同,虽程子亦因郑注,然于文义皆不通,唯吕氏一说为得之耳。」至于上下焉者,则吕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为是矛盾也。曰:「然则上焉者以时言,下焉者以位言,宜不得为一说。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为霸者事耶?」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则位不可以复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则其善又不足称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义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谬』,言与其已行者无所差也;天地以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与其自然者无所拂也;鬼神无形而难知,故曰『无疑』,谓幽有以验乎明也;后圣未至而难料,故曰『不惑』,谓远有以验乎近也。」动举一身,兼行与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与则而言之也;法谓法度,人之所当守也;则谓准则,人之所取正也;远者悦其德之广被,故企而慕之;近者习其行之有常,故乆而安之也。
或问小德大德之说,曰:「以天地言之,则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于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圣人言之,则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纯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
译有人问第二十七章的解说,回答说:程子和张子的论述已经很完备了。张子所论逐句解释其义,有一条非常切合文义,所以吕氏沿用了它。然而必须再用游氏和杨氏的两种说法来补充它,那么它的义理才算完备。游氏分别“至道”和“至德”是得当的,只有“优优大哉”的说法不够好;而把“无方无体,离形去智”作为“极高明”的意思,又把“人德、地德、天德”作为德性广大高明的分别,那么他的错误就更远了。杨氏的说法也不明白。大概“道”是自然的道路,“德”是人所获得的,所以“礼”是道体的节文,必定是人有了德,然后才能实行它。现在却把礼当作德,而想用它来凝聚道,这就已经错了;而又说:“道如果没有礼就会放纵而没有止境,礼如果没有道就会拘泥于仪章器数的末节而不能实行。”那么所谓的道,就成了虚无恍惚、完全没有准则的东西;所谓的德,又不足以凝聚道,反而要依赖于道。这难道是老子的言论吗?错误更加严重了。关于“温故知新”、“敦厚崇礼”等说法,只是把两句相对,说明它们不可偏废,大意固然如此;然而细分起来,那么温习旧知然后才能知晓新知,而温习旧知又不可不晓新知;敦厚然后才能尊崇礼,而敦厚又不可不尊崇礼。这是各种说法所遗漏的。大致这五句承接章首关于道体大小的论述,所以一句之内都具备大小两层意思:如“德性也,广大也,高明也,故也,厚也”是道的大;“问学也,精微也,中庸也,新也,礼也”是道的小。“尊之、道之、致之、尽之、极之、道之、温之、知之、敦之、崇之”是用来修养这种德而凝聚这种道的。因为对于道的大小无所不体认,所以居上位或居下位,在治世或在乱世,没有不适宜的。这又是一章的总旨。
有人问:“子思的时代,周王室衰微,礼乐失去掌管,制度在天下不行,已经很久了。他说‘同轨同文’,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在那个时候,周王室虽然衰微,但人们仍然认为它是天下的共主。诸侯虽然有不臣服的心,但正彼此争雄,不能互相超越。直到六国尚未灭亡时,还没有能够改朝换代而统一天下的人。那么周的轨制和文字,谁能够改变它呢?”问:“周的车轨和文字,为什么能如此必然相同呢?”回答说:“古代拥有天下的人,必定改正历法,改变服饰颜色,区别徽号,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而统一他们的心志。像三代崇尚的不同,在书传中记载得很详细了。轨,是车辙的痕迹。周人崇尚车舆,而制作的方法由冬官统领。那车舆的宽度是六尺六寸,所以车辙在地上的间距宽窄如一,无论远近,没有不齐同的。况且造车的人,必定符合这个标准,然后才能在天下通行而没有阻碍。不符合这个标准,那么不仅有司可以讨伐他,而且他在道路上行驶,自然会偏斜不稳,半步也走不动,也不必禁止就自然不这样做了。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大概是说法律相同;而《春秋传》所谓‘同轨毕至’,则是说四海之内,政令所及的地方没有不来的。”文,是书写点画的形象。《周礼》中司徒教导百姓道艺,而书写是其中之一。又有外史掌管向四方传达书名,而大行人的法则又是每九年一次晓谕。它的制度如此详细,所以虽然末期海内分裂,但仍然不能改变。必定等到秦灭六国,而它的号令法制有办法统一天下,然后车以六尺为度,书以小篆、鸟虫书为法,周的制度才开始改变。谁说子思的时代就突然改变了呢?
有人问第二十九章的解说,说:“‘三重’的各种说法不同,虽然程子也依据郑玄的注解,但在文义上都不通,只有吕氏的一种说法是得当的。”至于“上下焉”,那么吕氏也错了,可惜他不根据上句来推究,而做出这种矛盾的说法。问:“那么‘上焉’是从时间来说,‘下焉’是从地位来说,不应该是一种说法。而且又怎么知道‘下焉’的不是霸者的事业呢?”回答说:“以称王天下的人来说,地位不能再高了;以霸者的事业来说,它的好处又不足以称道,还有什么可疑的呢?”问:“这一章的文义多相近似,而似乎可以互相替换,有辨别的方法吗?”回答说:“有三点:王是从事迹来说的,所以说‘不谬’,是说与他已经实行的没有差错;天地是从道来说的,所以说‘不悖’,是说与自然的没有违背;鬼神无形而难以知晓,所以说‘无疑’,是说幽暗的有办法验证于明显;后圣尚未到来而难以预料,所以说‘不惑’,是说遥远的有办法验证于近处。‘动’是举动一身,兼行为和言语来说的;‘道’是人所共同遵循的,兼法和准则来说的;‘法’指法度,是人所应当遵守的;‘则’指准则,是人所取正的标准;远方的人喜悦他的德行广泛覆盖,所以踮起脚来仰慕他;近处的人习惯他的行为有常,所以久而安之。”
有人问小德大德的说法,回答说:“以天地来说,那么高下分散不同的,是小德的川流;肃穆不止的,是大德的敦化。以圣人来说,那么万物各自付予万物的,是小德的川流;纯粹不止的,是大德的敦化。以此”
推之,可见诸说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谓兼内外、该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则由其书之有得《夏时》、赞《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时不食也,迅雷风烈必变也,以至于仕止乆速之皆当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时之意可见矣。由其书之有序《禹贡》、述职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鲁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至于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袭水土之意可见矣。若因是以推之,则古先圣王之所以迎日推防、颁朔授民,而其大至于禅授、放伐各以其时者,皆律天时之事也;其所以体国经野、方设居方,而其广至于昆虫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袭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则亦何歉于是哉!」
译由此推演,就可以看出各种说法的得失了。」问:「您所说的兼括内外、涵盖本末,是什么意思?」答:「这不能用一件事来说明。暂且从孔子已经践行的事迹来说,从他在著述上获得《夏时》、为《周易》作赞来看;从他在行为上有不时不食、遇到迅雷狂风必定改变神色来看,一直到出仕、隐退、久留、速去都合乎时宜,从而可以看出他顺应天时的用意。从他在著述上有为《禹贡》作序、陈述职方之官的职责来看;从他在行为上有在鲁国穿宽袖长衣、在宋国戴章甫之冠来看,一直到任用或舍弃、出仕或隐居都能随遇而安,从而可以看出他顺应水土的用意。如果据此推演,那么古代圣王之所以观测日影、推算历法、颁布历书授予百姓,而大到禅让、放逐、征伐都合乎时宜,这些都是顺应天时的事;他们之所以规划国家、治理田野、设置官职,而广及昆虫草木都能顺应其本性,这些都是顺应水土的事。假使孔子能够治理国家,那么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欠缺呢!」
或问至圣至诚之说,曰:「杨氏以聪明睿知为君德者得之,而未尽其寛裕以下则失之。盖聪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之资也;容执敬别,则仁义礼智之事也。经纶以下,诸家之说亦或得其文义,但不知经纶之为致和,立本之为致中,知化之为穷理,以至于命。且上于至诚者无所系,下于焉有所倚者无所属,则为不得其纲领耳。」游氏以上章为言至圣之徳,下章为言至诚之道者得之,其说自「德者其用」以下皆善。
或问卒章之说曰:承上三章,既言圣人之德而极其盛矣。子思惧夫学者求之于高远▯妙之域,轻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于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学者先知用心于内,不求人知,然后可以慎独诚身,而驯致乎其极也。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无声臭之可寻。此至诚盛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极功也。故以是而终篇焉。盖以一篇而论之,则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敎,与夫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者,于此可见其实德。以此章论之,则所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者,于此可见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则无他焉,亦曰反身以慎独而已矣。故首章已发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极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显亦充,尚防之心,以至其极」耳。与《诗》之训义不同,盖亦假借而言,若《大学》敬止之例也。诸说如何?曰:程子至矣。吕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纲领条贯,而于文义尢多未当。如此章承上文圣诚之极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学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极而后已也。而以为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则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诗》,自「衣锦尚防」以至「不显惟德」,凡五条,始学成德疎密浅深之序也。自「不大声色」以至「无声无臭」,凡三条,皆所以赞夫「不显」之德也。今以「不显惟德」通前三义而并言之,又以后三条者亦通为进德工夫浅深次第,则又失其条理矣。至以「知风之自」为「知见闻动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显」为「知心之精微明达暴着」,以「不动而敬,不言而信」为人敬信之,以「货色亲长达诸天下」为「笃恭而天下平」,以德为诚之之事,而犹有声色,至于无声无臭,然后诚一于天,则又文义之未当者然也。然近世说者乃有深取其「知风之自」之说,而以为非程夫子不能言者,盖习于佛。氏作用是性之谈,而不察夫了翁序文之误耳。学之不讲,其陋至此,亦可怜也。游氏所谓“无藏于中,无交于物,泊然纯素,独与神明居”,所谓“离人而立于独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则又审于接物之事,而非简之谓也。其论三知,未免牵合之病。其论“德輶如毛”以下,则其失与吕氏同。杨氏知风之自,与吕氏旧本之说略同,而其取证又皆太远。要当参取吕氏改本,去其所谓见闻者,而益以言语之得失,动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从来,而不可不谨,则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为有德而未化,则又吕、游之失也。侯氏说多疎濶,惟以此章为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独为得之也。
四书或问卷五
<经部,四书类,四书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或问卷六
宋 朱子 撰
论语
学而第一【凡十六章】
或问:“学之为效何也?”曰:“所谓学者,有所效于彼而求其成于我之谓也。以已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已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学之事也。”曰:“习之为鸟数飞,何也?”曰:“《说文》:‘文也。’习之字从羽从白。《月令》所谓‘鹰乃学习’是也。学而时习,何以说也?”曰:“言人既学而知且能矣,而于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时反复而温绎之,如鸟之习飞。然则其所学者熟,而中心悦怿也。盖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所当知之理,无以能其所当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学矣而不习,则表里扞格,而无以致其学之之道;习矣而
译有人问关于至圣至诚的学说,回答说:“杨氏认为将聪明睿智作为君德的观点有所得,但未能充分展现宽裕的一面,因此在以下方面有所缺失。因为聪明睿智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并超脱于万物之上的资质;包容、持守、恭敬、辨别,则是仁义礼智的事情。至于经纶以下,各家的说法或许也把握了其文义,但不知道经纶是为了达到和谐,立本是为了达到中正,知化是为了穷尽事理,以至于天命。况且,对于至诚之上无所系缚,对于有所倚靠之下无所归属,这就失去了纲领。”游氏认为上一章是讲至圣的德行,下一章是讲至诚的道理,这种观点有所得,他从“德者其用”以下的解说都是好的。
有人问关于最后一章的学说,回答说:“承接上面三章,既然已经阐述了圣人的德行并推演到其极盛。子思担心学者追求高远玄妙的境界,轻率地自高自大反而失之,所以反过来从最切近的地方来说,以显示进入德行的方法。想要学者先知道用心于内,不追求别人的了解,然后才可以慎独诚身,从而循序渐进达到极致。君子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而其所以太平的原因,没有声音气味可以追寻。这是至诚盛德自然的效果,也是中庸的极致功效。所以用这个来结束全篇。大概从全篇来看,那么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以及天地之所以定位,万物之所以化育,在这里可以看到其实德。从这一章来看,那么所谓平淡而不厌,简约而有文采,温和而有条理,知道远在于近,知道风从哪里来,知道微在于显,在这里可以看到其成功,都不是空话。然而进入这个境界的原因,没有别的,也就是反求自身以慎独罢了。所以首章已经阐发了这个意思,这一章又申明并极力阐述,其旨意深远啊。它说‘不显亦充,尚防之心,以至其极’,与《诗经》的训义不同,大概是假借而言,如同《大学》中‘敬止’的例子。其他的说法如何?回答说:程子的说法达到了极致。吕氏既失去了章节的主旨,又没有把握其纲领条理,而在文义上尤其多有不当。这一章承接上文圣诚的极致,而反过来以本于下学的初心,于是推演阐述直到极致而后停止。而他认为都是讲德成反本的事情,这就失去了章节的主旨了。这一章总共引用《诗经》八次,从‘衣锦尚防’到‘不显惟德’,共五条,是始学成德由疏到密、由浅到深的顺序。从‘不大声色’到‘无声无臭’,共三条,都是用来赞颂‘不显’之德的。现在把‘不显惟德’贯通前三条意义并一起说,又把后三条也贯通为进德工夫的深浅次第,这就又失去了条理了。至于把‘知风之自’解释为‘知道见闻动作都由心发出’,把‘知微之显’解释为‘知道心的精微明达显露’,把‘不动而敬,不言而信’解释为别人敬信他,把‘货色亲长达诸天下’解释为‘笃恭而天下平’,把德解释为诚之事,而犹有声色,直到无声无臭,然后诚一于天,这又是文义不当的地方。然而近世的解说者却深深推崇他关于‘知风之自’的说法,认为不是程夫子不能这样说,大概是习惯于佛家‘作用是性’的谈论,而没有察觉了翁序文的错误罢了。学问不讲究,竟然陋劣到这种地步,也很可怜啊。游氏所说的‘无藏于中,无交于物,泊然纯素,独与神明居’,所说的‘离人而立于独者’,都不是儒者的言论。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则是审慎于接物之事,而不是简约的意思。他论述三知,难免有牵强附会的毛病。他论述‘德輶如毛’以下,其错误与吕氏相同。杨氏关于知风之自的说法,与吕氏旧本的说法大致相同,而他的取证又都太远。应当参考吕氏改本,去掉他所说的见闻,而增加言语的得失,动作的是非,都知道它们有所由来,而不可不谨慎,这就差不多可以了。把‘德輶如毛’解释为有德而未化,这又是吕、游的错误。侯氏的说法大多疏阔,只有把这一章作为再次叙述入德、成德的顺序,独自有所得。
四书或问卷五
<经部,四书类,四书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或问卷六
宋 朱子 撰
论语
学而第一【凡十六章】
有人问:“学习的功效是什么?”回答说:“所谓学习,是效仿别人而求其在我身上成就的意思。用自己不知道的去效仿知道的人,以求知道;用自己不能做的去效仿能做的人,以求能做。都是学习的事情。”问:“习字像鸟多次飞翔,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说文解字》说:‘文也。’习字从羽从白。《月令》所说的‘鹰乃学习’就是这个意思。学而时习,怎么解释呢?”回答说:“是说人已经学习而知且能了,而对于所知道的道理、所能做的事情,又按时反复温习演绎,就像鸟练习飞翔。那么他所学习的就熟练了,而内心喜悦快乐。大概人不学习,就没有办法知道他所应当知道的道理,没有办法能做他所应当能做的事情,本来就像盲人走路一样罢了。然而学习了而不练习,那么表里抵触,而无法达到学习的目的;练习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