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或问卷二十
或问二章之説曰：「世数之説，吕、谢、杨、尹得之，而吕、杨又兼理势而言，语尤完备。范氏以为天子十世失其天下，诸侯五世失其国，大夫三世失其家，则于文势有所不通，而又于后章强牵其説以附合之，其亦误矣。庶人不议之説，唯吕氏得之。范氏葢有所避，而迂其説，意则善矣，而非经之本防也。杨氏之説过高而不实，尹説又蒙上句而为言，恐亦不必然也【吕、谢、尹説并在后章】
或问三章之説曰：范氏之失，其大意前已辨之矣。其世数之説亦非也。禄去公室，则政不及于大夫，将何之耶？葢牵于前“诸侯五世而失其国”之説，故并与此而失之耳。曰：苏氏如何【苏氏曰：或谓田常三晋何以不失？曰：孔子之言，无其德而用其事者也。茍有其德，虽汤武以诸侯用天子之事，犹可。若田常三晋虽不足言，然其所以有国者，岂徒然哉？非季氏之比也】曰：不然也。孔子所言，常理也。犹书之言“惠迪吉，从逆凶”，易之言“积善余庆，不善余殃”者也。气数舛戾，则当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齐之？但儒者之所守，则亦知有常理而已矣。其成败得失，有非所计者，是以虽世故反覆，百千万变，而在我者未尝失其守也。况田常三晋传世，亦皆不过五六，而胡氏又以后世篡夺之迹考之，则如王莽、司马懿、高欢、杨坚、五胡、十国、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及其子孙，逺不过四五传而极矣。唯晋祚为差永，而史谓元帝牛姓，犹吕政之绍嬴统也。以此论之，则所谓常理者，又未尝不验也。天定胜人，其此之谓欤？
或问三友之説，曰：“张子尹氏得之谢説，善矣。然犹其论子贡问仁之意也。”曰：“然则此章之防，其尽于集注之説而己乎？”曰：“是亦释其文之正意云尔。若推而言之，则三者之于人，皆有薰陶渐渍之益焉，皆有严惮敬畏之益焉，皆有兴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言而已也。”曰：“损者之友，其相反奈何？”曰：“便辟则无友善之诚矣，善柔则无固守之节矣，便佞则无通贯之实矣。”
或问乐节礼乐之説，曰：“诸説皆以为以礼节乐，以乐节礼，而不使流离相胜，其説美矣。然以下文二句例推之，则此句未应遽至如是之密也。范氏以为动必以礼乐为节，虽与诸説不同，然亦未免于太重，而文势又不顺，亦不能使人无疑也。惟吕氏説为近之，而复有所未尽，故窃独以为此但为讲明礼乐之制而裁节之，使其是非不乱而己曰：“乐道人善之説，奈何？”曰：“夫子之言，以其有益乎已也。诸説皆以益于人言之，失其防矣。惟吕氏为小异，然亦非经之本意也。”曰：“然则三者之为益何也？”曰：“君子之于礼乐也，讲明不置则存之熟，是非不谬则守之正。存之熟则内有以养其庄敬和乐之实，守之正则外有以善其威仪节奏之文，与夫道人善而悦慕勉强之意，新多贤友而直谅多闻之士集。乐是三者而不已焉，虽欲不收其放心以进于善，亦不可得矣。其为益岂不大哉？”“损者之乐，则范氏得之矣。”曰：“然则其相反奈何？”曰：“骄乐则不敬不和矣，佚游则弃人之善矣，宴乐则惮亲胜已也。”
或问三愆之説，曰：“范氏之説善矣，然各有所偏，兼而用之可也。不然，则或无以节乎内，或无以齐乎外，而不免于愆矣。”吕杨説过之，此章所戒，以其察理不精，而或蔽于气质之偏，以失言语之节耳，非有不忠餂人之意也。未见顔色而言，亦失言耳。未见其所谓失人者，侯氏愆字之义亦非是。愆谓过失之过，固皆过也。但便以过失之过为过不及之过，则不可。
或问三戒之説，曰：「程子尽矣，范氏亦为得之。但所引舜、曽子事，其意有未尽者。舜之血气虽衰，然其志节则未尝衰也，故荐禹于天而不以天下私厚其不肖之子。与常人之衰而贪得者异矣。若夫曽子之将死，至于不可以变，必举扶而后能起，则其血气之衰亦甚矣。但其言如此，则其志气之不衰可知。若但如其所言而已，则是谓舜不如曽子也，而可乎？
译有人问第二章的解说，回答说：“关于世数的解说，吕氏、谢氏、杨氏、尹氏都掌握了，而吕氏、杨氏又兼从理势方面来论述，言辞尤其完备。范氏认为天子十代就会失去天下，诸侯五代就会失去国家，大夫三代就会失去家族，这在文势上有所不通，而且又在后一章强行牵附他的解说以相吻合，这也是错误的。关于‘庶人不议’的解说，只有吕氏掌握了。范氏大概是有所避讳，因而迂曲其说，用意虽然是好的，但不是经文的本意。杨氏的解说过高而不切实际，尹氏的解说又蒙混上文来论述，恐怕也不是必然如此【吕氏、谢氏、尹氏的解说都在后一章】。
有人问第三章的解说，回答说：范氏的错误，其大意前面已经辨析过了。他关于世数的解说也是不对的。禄位离开了公室，那么政令就达不到大夫，将要到哪里去呢？大概是被前面‘诸侯五代而失去国家’的说法所牵制，所以连同这一章也弄错了。问：苏氏的说法如何【苏氏说：有人问田常、三晋为什么没有失去国家？回答说：孔子的话，是指没有那种德行却使用那种事权的人。如果有那种德行，即使是商汤、周武王以诸侯的身份行使天子的事权，也是可以的。至于田常、三晋虽然不值一提，但他们之所以拥有国家，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他们不是季氏可以比拟的】。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孔子所说的，是常理。就像《尚书》所说‘顺从正道吉祥，顺从逆道凶险’，《易经》所说‘积累善行有余庆，作恶有余殃’一样。气数乖违，那么本该如此却不然的情况很多，谁能把它们整齐划一呢？但是儒者所坚守的，也只是知道有常理罢了。至于成败得失，有不在计算之内的，所以虽然世事反复，千变万化，但在我这里未曾失去坚守。况且田常、三晋传世的，也不过五六代，而胡氏又用后世篡夺的踪迹来考证，那么像王莽、司马懿、高欢、杨坚、五胡、十国、南朝四姓、五代八氏都符合，不符合道义的或者只限于自身，或者及其子孙，远不过四五代就到头了。只有晋朝的国运稍微长久，而史书说元帝姓牛，还像吕政继承嬴秦的统绪一样。由此看来，那么所谓的常理，又未曾不灵验。天定胜人，说的就是这个吧？
有人问‘益者三友’的解说，回答说：‘张子、尹氏掌握了，谢氏的解说也很好。然而这还是论述子贡问仁的意思。’问：‘那么这一章的要旨，难道都尽于集注的解说里了吗？’回答说：‘这也是解释其文字的正意罢了。如果推而广之，那么这三者对于人，都有熏陶渐染的益处，都有使人严惮敬畏的益处，都有兴起仰慕效法的益处，不仅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而已。’问：‘损者之友，其相反的情况是怎样的？’回答说：‘谄媚逢迎就没有友善的诚意了，表面顺从就没有坚守的节操了，花言巧语就没有贯通的实学了。’
有人问‘乐节礼乐’的解说，回答说：‘各种解说都认为以礼节乐，以乐节礼，不使二者流离相胜，这种解说很美。然而根据下文两句类推，那么这一句不应该遽然达到如此严密的地步。范氏认为行动必定以礼乐为节制，虽然与各种解说不同，然而也不免过于沉重，而且文势又不顺畅，也不能使人没有疑问。只有吕氏的解说比较接近，但又有所未尽，所以我私下认为这只是讲明礼乐的制度而裁节它，使其是非不乱罢了。问：‘乐道人善的解说，是怎样的？’回答说：‘孔子的话，是因为对自己有益。各种解说都从对他人有益的角度来论述，失其要旨了。只有吕氏稍有不同，然而也不是经文的本意。’问：‘那么这三者的益处是什么？’回答说：‘君子对于礼乐，讲明不置则存之熟，是非不谬则守之正。存之熟则内心有以涵养其庄敬和乐的实质，守之正则外有以完善其威仪节奏的文饰，以及乐于道人之善而喜悦仰慕勉强的心意，新的众多贤友而正直诚信多闻的士人聚集。乐于这三者而不止息，即使想要不收敛放逸的心而进于善，也不可能了。它的益处难道不大吗？’‘损者之乐，范氏掌握了。’问：‘那么其相反的情况是怎样的？’回答说：‘骄乐就不敬不和了，佚游就抛弃人的善行了，宴乐就惮于亲近胜过自己的人。’
有人问‘三愆’的解说，回答说：‘范氏的解说很好，然而各有所偏，兼而用之是可以的。不然，那么或者没有用来节制内部的，或者没有用来齐整外部的，而不免于过失了。’吕氏、杨氏的解说过分了，这一章所警戒的，是因为察理不精，而有时被气质的偏蔽所蒙蔽，从而失去言语的节制罢了，并不是有不忠、取悦他人的意思。未见脸色就说话，也是失言。未见其所谓失人的情况，侯氏对‘愆’字的解释也不是这样。愆指过失的过，固然都是过。但直接把过失的过当作过与不及的过，就不可以。
有人问‘三戒’的解说，回答说：‘程子的话已经完备了，范氏也掌握了。但是所引用的舜、曾子的事，其意思有未尽之处。舜的血气虽然衰退，然而他的志节却未曾衰退，所以向天推荐禹而不把天下私相授给那不肖的儿子。这与常人衰退而贪得的人不同。至于曾子将死，到了不能改变的地步，必定举扶而后能起来，那么他的血气衰退也很厉害了。但他的话如此，那么他的志气不衰可知。如果只像他所说的而已，那就是说舜不如曾子，这可以吗？
」吕、谢尹説亦善，但「老而戒得之説」，吕不如杨。而杨氏「至大至刚」以下，则务为过高，而非此章之意也。侯氏所谓「制事、制心，终日兢兢者」，是乃所以为戒也，非成德也。无终日之闲，违仁者，成德也，非戒也。乃反置之，其亦不精之甚矣。
译吕氏、谢氏、尹氏的说法也很好，但关于“年老而戒得”的解释，吕氏不如杨氏。而杨氏对“至大至刚”以下的阐释，则刻意追求高深，不符合这一章的本意。侯氏所说的“约束行事、约束内心，整天战战兢兢”，这正是用来作为警戒的，并不是已经成就的德行。没有整日的闲暇，违背仁德的人，才是已经成就的德行，而不是警戒的对象。侯氏却把二者颠倒了，这真是非常不精当啊。
或问三畏之説，曰：“程子至矣，其次尹氏得之。然大人圣言，亦天命之所当畏也。”他説语意，皆疎。如“天命”之説，范、谢以为天赋厚薄之分者，非是。吕氏“吾命”之云，似亦未当。葢禀之在我，则谓之性，而不曰命矣。“大人”之説，范、吕以位言，谢、杨以德言，皆失之偏，合之而后备耳。凡此数者【下有阙文】
或问气质之説，曰：“程子言之已详，亦具于后篇矣。”曰：“其所以有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气质之禀，清明纯粹，絶无查滓，则于天地之性无所间隔，而凡义理之当然，有不待学而了然于胷中者，所谓生而知之，圣人也。其不及此者，则以昏明清浊、正偏纯驳之多少胜负为差。其或得于清明纯粹而不能无少查滓者，则虽未免乎小有间隔，而其间易达，其碍易通，故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以通之，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所谓学而知之，大贤也。或得于昏浊偏驳之多，而不能无少清明纯粹者，则必其窒塞不通，然后知学，其学又未必无不通也，所谓困而学之，众人也。至于昏浊偏驳又甚，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求其通也，此则下民而已矣。”曰：“诸説如何？”曰：“范氏之説亦善，此与中庸本文之意，虽非专为劝戒而发，然其语意上下之势，似亦有此理者。”谢氏所谓“人皆有圣质”者，亦非也。若以资质而论，则此章正论其所禀之不齐，而非谓其皆有圣质；若以性之理而言，则此章乃论其不齐之质，而非论其一源之性也。又谓“圣愚之分，特在念不念、敏不敏耳”，夫生而知之者，岂其气禀初不异于众人，特以念与敏而得为圣人耶？又谓“困而学者，勉强以求复其初”，夫学者固求以复其初也，然以上文考之，所知者殆为知此义理而己未遽及乎复其初之事，也不止于疎而已也。
或问九思曰：「不是杂然而思，当这一件上思，这一件【下有阙文】
或问：“人当随事而思，若无事而思，则是妄想。”曰：“若闲时不思量义理，则临事而思已无及。若只块然守自家个躯殻，直至有事方思，闲时却莫思量，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圣人説千千万万在这里，何用事事虽先理防知得了方做得行得？何故《中庸》却不先説笃行之，却先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学》何故不先便説正心诚意，却先説致知？是如何？”又曰：“九思固各专其一，然随其所当思而思焉，则亦泛然而无统矣。茍能以敬义为主，戒惧慎独而无顷刻之失，然后为能随其所当思而思之矣【此有阙文】亦善【张敬夫曰：见善如不及，好义之速也；见不善如探汤，恶不仁之诚也。此笃于自好者能之。至于隠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则其退也所以安其义之所安，而其进也所以推其道于天下耳。葢其所达之道即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见其人也】
或问陈亢之问曰：「程子杨氏得之，范氏以为兴于诗，故可以言者，于文义殊不切，而其他説则善。谢氏诗礼之説，各得其一偏。若曰学诗则心气平而事理明，学礼则德性成而分守定，则本末兼举，无所遗矣。苏氏之説亦善【苏氏曰：不学诗而言，则其言皆直情无礼义之文也】侯氏之説，愚所闻于师者近之，但不如是之放肆而慢者耳。葢曰：陈亢实以私已之心期孔子，故有此问。及其闻伯鱼之説，而又以孔子为逺其子，则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为圣人，故推其子而逺之也。殊不知圣人曷尝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过如此，而自世人之私厚其子者观之，则亦可以有警云尔。此意虽与侯説有相近者，然其气象则不同矣。」
或问卒章之説曰：「此当如吴氏説，诸家皆以正名为言，过矣。当时邦君之妻称号，未尝不正，唯侯氏妾母之説为近之。然又安知此必为孔子之言耶？」
四书或问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或问巻二十二
宋 朱子 撰
论语
阳货第十七【凡二十六章】
或问首章
译有人问关于“三畏”的解说，回答说：“程子的说法最为精当，其次是尹氏得其要领。然而，‘大人’和‘圣言’，也是天命所应当敬畏的。”其他的解说，语意都显得疏略。比如关于“天命”的解说，范氏、谢氏认为是天赋厚薄之分，这是不对的。吕氏所说的“吾命”，似乎也不恰当。因为禀受于我的，就称为性，而不称为命了。关于“大人”的解说，范氏、吕氏从地位来说，谢氏、杨氏从德行来说，都失之偏颇，只有将二者合起来才完备。凡此数者【下文有缺】
有人问关于气质的解说，回答说：“程子已经说得很详细，后篇也都有记载。”又问：“之所以有这四种等级，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人出生时，气质的禀受，如果清明纯粹，绝无渣滓，那么对于天地之性就没有间隔，凡是义理所应当的，有不待学习就在胸中明白的，这就是所谓的生而知之，是圣人。那些不及此的，就以昏明清浊、正偏纯驳的多少胜负来区分差别。有的人禀受清明纯粹而不能完全没有少许渣滓的，虽然不免有少许间隔，但其中容易通达，障碍容易疏通，所以对于那些尚未通达的，必定知道通过学习来使之通达，而他的学习，也就没有不通达的了，这就是所谓的学而知之，是大贤。有的人禀受昏浊偏驳较多，而不能没有少许清明纯粹的，必定是窒塞不通，然后才知道学习，而他的学习又未必没有不通达的，这就是所谓的困而学之，是众人。至于昏浊偏驳又更严重，而没有少许清明纯粹之气的，即使有不通达也茫然不觉，以为理所当然，始终不知道学习来寻求通达，这就是下民罢了。”又问：“各种解说怎么样？”回答说：“范氏的解说也很好，这与《中庸》本文的意思，虽然不是专门为了劝戒而发的，但其语意上下的气势，似乎也有这个理。”谢氏所说的“人都有圣人的资质”，也是不对的。如果从资质来说，这一章正是论述禀受的不齐，而不是说他们都有圣人的资质；如果从性的理来说，这一章是论述不齐的质，而不是论述一源的性。又说“圣人与愚人的区别，只在念与不念、敏与不敏罢了”，那么生而知之的人，难道他气禀起初与常人没有不同，只是凭借念与敏而成为圣人吗？又说“困而学的人，勉强以求恢复其初”，那么学习固然求以恢复其初，然而从上文考察，所知道的几乎只是知道这个义理而已，尚未立即涉及到恢复其初的事情，这不只是疏略而已。
有人问九思说：“不是杂乱地思考，应当在这件事上思考，这件事【下文有缺】
有人问：“人应当随事而思，如果没有事而思，那就是妄想。”回答说：“如果闲时不思考义理，那么临事时思考就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只是呆呆地守着自家这具躯壳，直到有事才思考，闲时却不思考，这却很容易，只守着这一句就够了。圣人说了千千万万条在这里，何必事事都先理防知道了才做得行得？为什么《中庸》却不先说笃行，却先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大学》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正心诚意，却先说致知？这是怎么回事？”又说：“九思固然各专其一，然而随其所应当思考的去思考，也就泛泛而没有统绪了。如果能够以敬义为主，戒惧慎独而没有片刻的失误，然后才能随其所应当思考的去思考【此处有缺文】也很好【张敬夫说：见善如不及，是好义之迅速；见不善如探汤，是恶不仁之真诚。这是笃于自好的人能做到的。至于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那么他的退隐是为了安于义所安之处，而他的进取是为了推行其道于天下。大概他所推行的道就是他所求的志，这是大人的事，所以说：‘未见其人’】
有人问陈亢的提问说：“程子、杨氏得其要领，范氏认为兴起于诗，所以可以言，这与文义很不切合，而其他解说则好。谢氏关于诗礼的解说，各得其偏。如果说学诗则心气平和而事理明白，学礼则德性成就而分守确定，那么本末兼举，无所遗漏了。苏氏的解说也很好【苏氏说：不学诗而言，那么他的话都是直情而无礼义的文饰】侯氏的解说，我听到的老师的说法接近于此，只是没有这样放肆而轻慢罢了。大概说：陈亢实在以私己之心期待孔子，所以有此问。等到他听到伯鱼的说法，而又认为孔子疏远他的儿子，就以其私意未忘而认为圣人，所以推其子而疏远他。殊不知圣人何尝有这种心呢？只是他教人的方法不过如此，而从世人私厚其子的人看来，也可以有警戒罢了。这个意思虽然与侯氏的说法有相近之处，然而其气象则不同了。”
有人问卒章的解说曰：“这应当如吴氏所说，各家都以正名为言，太过分了。当时邦君之妻的称号，未曾不正，只有侯氏妾母的说法接近于此。然而又怎么知道这一定是孔子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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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货第十七【共二十六章】
有人问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