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或问卷八

译（对于）乱臣贼子则惩治得极为严厉，其法度完备于《春秋》，这是为了扶持人伦大道、确立人类纲纪。”如果用这种说法来贯通理解，也就没有什么可疑的了，只是恐怕原本的意思未必如此。”问：“‘孰不可忍’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吕氏的说法如何？”答：“圣人正要极力陈述他们僭越叛逆、不臣服的心迹，不应该反而退而讥讽他们僭越诸侯的小罪过。”这与“孰不知礼”的说法相合吗？文义上也有不同的地方了。

译有人问第二章的解说，回答说：“这里没有不同的解说，只是范氏认为成王赐给鲁国以王礼，只有用来祭祀周公者，没有考证。然而从鲁国的郊祀来看，起初并不是为周公的庙而设立的。恐怕他的解说也不能通晓了。谢氏认为圣人所哀伤的，不在于礼乐，语势激切，超过了事理的真实，又把两章看作有不仁、不智的不同，这也似乎不妥当吧。”

有人问第三章的解说，回答说：“程子的说法极好了。张子的意思，认为不仁的人，僭越混乱悖逆的心，无所不至。然而礼乐的制度数目，则有一定的而不可改变的，稍有干犯，人必定知道，所以说‘其如礼乐何’罢了。这也是一种意思，然而恐怕不如程子的说法稳妥。”范氏杂用程子、张子的意思，不知道他怎么使之通晓。至于以爱人自爱来说，那么他所说的仁，又太浅薄了。吕氏以下都祖述程子的说法，而游氏、周氏尤其详尽。谢氏所说的“以何为此”，险怪极了。而他所说的“亦足以备礼，亦足以敦乐”，反而像是迟缓而不切题的话，为什么轻重这样不伦类呢？至于他所说的“颠沛造次必于是”，不是仁者不能说的，也是倒置了。杨氏不主于仁，而主于礼乐，则只看到礼乐的盛大，不是不仁者所能举行的，而没有看到不仁者之所以不能参与礼乐的真实原因。

有人问第四章的解说，回答说：“程子、张子的说法极好了，只是张子对‘易’字的解说恐怕不妥当。范氏引证训释的功夫，对‘奢’‘易’二字所阐发的尤其多，但于是把节俭哀戚作为礼的根本，就错了。”谢、周、尹氏都祖述程子的说法，只是谢氏“情性”的说法不恰当。礼的恭敬，丧的哀痛，难道不是出于情吗？只是得到情的正而合乎性的理罢了。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就是性善、情恶，而截然不可以相入，这可以吗？周氏与谢氏略同，只是所引的两件事不如谢氏的说法得当。而谢氏“朝祥暮歌”的话，也有所未尽。尹氏则约取程子的说法而补其未备，最为有功。读者用他的说法来参看程子，就可以明白了。杨氏直接把节俭哀戚作为根本，似乎也很简便，但考察孔子的论述，则四者都在取舍之间，而节俭哀戚稍微好一些，似乎不曾直接把二者作为根本。他告诉林放，难道是想让他因我的取舍之意，而默识根本所在吗？

有人问第五章的解说，回答说：“这个义理明白，只是范吕不同。然而臣不可无君，犹如人不可无头。”植遗腹，朝委裘，大概是出于一时的不得已，然而自有中国以来，能像这样而不乱的，大概也很少了。圣人难道认为这是可以常行的吗？周氏的说法似乎稍有不同，而在文义上有不通的地方，大概只是他的言辞不够精当罢了。

有人问第六章的解说，回答说：“诸说大致多同，只有谢氏‘祭则受福’的话，恐怕孔子当时的意思没有这样巧曲而幽深。杨氏所说的‘小贞吉’，恐怕也没有这个意思。张敬夫认为当冉有为宰的时候才有这件事，所以孔子想让他救之，作为征兆，他的说法几乎是对的。杨氏又说昭公失去这个，最终导致败亡，他的说法尤其错误。冉求为宰，是从哀公时开始的。”

有人问第七章的解说，回答说：“这一章诸说各不相同，而都有不通的地方。如程子、周尹都以射为本无可争，则既没有考察众人的情理。谢氏又以射有似乎君子者来说，则又远离文义了。如果这样，那么下文为什么不接着以失诸正鹄反求诸身来说，而一定要以揖逊之礼来说呢？只有杨氏以射宜有争而君子不争的说法接近，然而直接说君子以射而不争，则又没有考察其争了。君子之说，揖让而升，下而饮之说，程子以下饮为非，下堂而饮则合乎大射之说了。然而说只是为离去射位而饮之，则又没有考察下而复升之说了。张子认为礼无让下之文是对的，然而说也无下饮之文，则也没有考察既下而复升之说了。至于说自宜下而请饮于胜者，则也没有依据了。谢、周氏从《礼记》郑注的读法，至‘下’字而句绝，则既不足于辞，而其说之误，张子又已经辨明了。其争也，君子，程子、杨、周、尹氏都以为言，‘君子其争乎？’者文势牵强不安。张子以为‘其争也，争非谦逊，亦非文意。’谢氏以为‘其不争也，乃所以争为君子’，而引老氏之言以为证，则又防于巧谲之私，而大失圣人之意了。若范氏之说，则其首尾文义既无一言之中，而又以是为君子之所争，则也失之了。说：‘然则子之所谓射之有争而争也君子，奈何？’说：‘君子恭敬退让，不与人争，至于射则皆欲中鹄以取胜也。然大射之仪，耦进三揖而后升堂，射毕又揖而降，胜者袒决遂执张弓，不胜者袭

译脱下决和拾，左手退后，右手将弓搭在弓弣之上，随即握住弓弣，作揖如同刚开始登阶射箭时一样。胜者先登上堂屋稍偏右侧，败者进前面向北坐下，从丰上取觯，起身站立饮酒，喝完放下觯，坐下将觯置于丰下，起身作揖先下堂，其雍容谦逊竟是这样。这就是说，虽然说是竞争，但其竞争也不失为君子之道。这是注疏的旧说，而各家都失掉了它，因此只是徒然纷纷议论，而其说法更加不明。问：“这大概可以说是君子而时中吧，为什么呢？”答：“这里所说的君子，也只是说他有君子之心罢了。”

译有人问：子夏所引用的诗句，大概是《卫风·硕人》中的篇章。有人说“云素以为绚兮”这一句，是孔子删诗时去掉的。回答说：删诗，是去掉那些不符合义理的诗句。现在这句诗的意思，孔子正是有所取用的，反而被删去，为什么呢？况且《硕人》这首诗有四章，每章都是七句，不应该唯独这一章多出一句而被删去。也不应该因为删去这一句，就牵连到其他章节，一律减损一句以求整齐。大概不知道这是哪首诗了。问：各家的说法如何？回答说：旧说把“素”比喻为礼，相差太远了。程子开始纠正其先后的次序，这才正确。然而他说“质朴等待礼制，素白等待彩绘”，不如范氏、谢氏、杨氏的说法那样与文意相协调。周氏、尹氏沿袭这种说法，大概也是错误的。张载的说法迂腐滞涩难以通晓，又说两个“素”字字形相同但用法不同，意义互不冲突，也没有这样的道理。况且“白色承受彩色”见于礼书，是最明显的证据，为什么要舍弃这个而一定要用异说，强行使之通顺呢？范氏把“倩盼”解释为外表有容貌，内在有本质，把“素”作为德的比喻，“绚”作为容貌的比喻。谢氏认为有了“素”然后才有“倩盼”的容貌。周氏认为有德而用妇容来修饰，这些都不对。诗人的意思，只是说既然有了“倩盼”的本质，又加以粉黛的装饰。孔子的意思，则是认为必须有这种本质，然后才可以加以装饰。启发我的说法，程子、尹氏的话简略而意思不明确，然而恐怕他们也像杨氏、周氏的说法那样，认为子夏能够阐发孔子话语的意思。然而这些说法都有不妥之处，只有谢氏的说法接近，然而他立论的原因，也有过高的弊病。孔子的本意，只是说子夏的话足以感发我的心罢了。

有人问关于第九章的说法，说：“程子把‘徵’解释为‘成’，大概是遵循古注。他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来证实成就我的话罢了。我能证实的意思，大概也像集注所说的那样吧？他把法度解释为‘献’字的含义，大概是因为‘献’通‘宪’吧。他或许有所考证吗？现在不能知道，那么暂时保留旧说就可以了。”张载大概是依据《中庸》而言，只是圣人做事自然审慎庄重，并非仅仅因为这件事而不说话。范氏专门用没有人来解释，似乎把文献都指代为贤人，恐怕也不妥当。况且说孔子因为二代的礼没有人而不能实行，然后才遵从周礼，这也是不对的。假使二代之后足以证实孔子的话，那么孔子难道就会舍弃周礼而擅自使用二代的制度吗？况且《中庸》确实说：“现在使用它，我遵从周礼。”大概是因为有德无位而不敢制作礼乐罢了，难道是因为二代没有证据然后才遵从周礼吗？吕氏的说法大多正确，只是孔子自称“我能说”，那么在制度文物的实际事迹上，一定有可以一一列举的，不仅仅是能说制作的意思罢了。杨氏的说法大体支离破碎，就他的说法中推究，固然也有可取之处，但拿出来看圣贤立言的本意，往往都不恰当。问：“孔子所说的礼，现在还有保存的吗？”回答说：“胡氏有话说：先儒说孔子曾经制定礼乐，现在从这一章的旨意来看，三代的礼，孔子想要写成一本书而没有完成。至于乐，则与诗相辅相成，所以乐正而雅颂各得其所，然而也没有全书了。怀疑他的说法或许是对的。”

有人问：“先儒关于禘礼的说法很多，唯独选取赵氏的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先儒认为禘是在太庙合祭，上极祖先所从出的始祖，下及毁庙和未毁庙的牌位；祫也是在太庙合祭，但不包括祖先所从出的始祖。只有赵伯循引用曾子问《春秋》〇，来阐明祫是合祭。如果按照诸儒的说法，禘就是直接祭祀祖先所从出的始祖，而用他的祖先配享，只设两位，而不包括群庙的牌位，因为尊贵遥远不敢并列。这个说法最为得当，而他在《春秋纂例》中的记载很详细。”问：“所谓‘郁鬯’是什么？”回答说：“礼学家认为是用黑黍酿酒，煮郁金香草混合其中，它的气味芬芳而条畅。”问：“孔子不想看的意思，各种说法不同，怎么样？”回答说：“程子从僭越礼制的角度说，是恰当的。然而不考察失礼之中又失礼的说法，那就是从没有灌酒的时候就已经不值得看了，不必说已经灌酒之后再去。又从逆祀的角度说，那就与僭越礼制的说法不同了。然而像赵氏那样，禘祭本来就不包括群庙的牌位，如果一定要像旧说那样，那么就没有办法看出灌鬯和设牌位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也恐怕他的说法不通。”谢氏、尹氏跟随僭越礼制的说法，范氏、周氏跟随逆祀的说法，他们的得失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像杨氏那样，正在灌酒的时候就已经不值得看了，不必再说去看了。像吕氏那样，是已经灌酒之后，荐献礼节又都是没有实质的繁琐仪式。圣人的意思，一定不是这样的。

有人问关于第十一章的说法，说：各种说法都好，但各得其偏。大概吕氏得到了报本追远的意旨，游氏得到了仁孝诚敬的心意，程子得到了不称王不禘的法度，这些都是他们说法中好的地方。然而游氏又兼及郊社禘尝来说，他的义理虽然广博，但对于这一章的旨意，不如程子、吕氏的专一。程子又有逆祀的说法，然而才一说，而僭越礼制的意思尤其完备，那么怀疑应当以多的为正。谢氏专门从交神明的道理来说

译这似乎并非本章回答提问的本意。大概那个人的提问不应涉及这一点，而所谓“指掌”之说，又凭什么显示出它是沟通神明的道理呢？那些说“了解鬼神的性情状貌，就能用神道设立教化从而使天下信服”的人，他们的错误更加深远了。游氏所讥讽的“礼的大义众多”，正是杨氏所引用的“祭通”之说，游氏已经有所偏颇，而杨氏又认为其中有大义，并非指礼的度数而言，这也失去了所引用《礼记》原文的本意。周氏认为《中庸》的话与这里不同，而各自有其恰当之处，这也未必正确。大概他专门用逆祀来解释，所以觉得本章的意义狭隘，不如《中庸》那样广博罢了。然而《中庸》实际上是兼论四种祭祀而言的，郊祀用来侍奉天，社祀用来侍奉地，禘祀用来追念远祖，尝祀用来亲近亲属，所以它的意义确实比本章广博，但本章阐发追念远祖的意思，则与《中庸》的意思也并非不同。张敬夫为了阐明程子的学说，而又自创一种解释，也有可取之处，现在附在此处【张敬夫说：礼，是天所规定的秩序。禘这种礼仪，只有天子可以使用，而诸侯不能使用，这是天理本来如此。天下万事，没有不是这样的，所应当做的，就是天所规定的。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在治理天下时就不难了，也只是遵循这个理罢了】

译有人问关于第十二章的解说，回答说：各种解说都好，但程子的解说最为精当。只是范氏“敬神而不敬非其鬼”的解说，则背离了那一章的本意。那里所说的“其鬼”，是泛指自己应当祭祀的对象，并非专门指祖先而言。谢氏对章首两句的解释令人费解，怀疑原文有错漏。他引用伯高的事例，则非常好。

有人问关于第十三章的解说，回答说：“程子用‘奥’比喻尊贵的大臣是不对的，但他对孔子回答的解释，则是其他各家所不及的。周氏因为程子‘贵臣’的说法而误入歧途。范氏认为‘奥’是祭祀中尊贵的对象，‘灶’是祭祀中微小的对象，并认为孔子特意说‘我不媚灶’，这也不对。吕氏的解说大多得当，可惜他没有考证‘奥’和‘灶’的礼仪。谢氏关于‘对人无所谄媚’的话令人费解，他说‘我宁愿谄媚于奥，直接向天求福’也是不对的。杨氏直接认为媚灶是违背事理的，这就意味着媚奥是顺理成章的，反而陷入了范氏的错误。圣人侍奉君主竭尽礼节，是天理的公义。一旦有了谄媚之心，就会流于私欲，这难道是圣人会做的吗？认为媚奥顺理是错误的，又认为天是理的发源地，这话也不够透彻。不如胡氏、张氏的解说得当【胡氏说：‘天就是理，理无处不在，在人心中就是那光明昭著的部分。’张敬夫说：‘胸中所存有一丝不直，就是获罪于天了。想要谄媚，就是极度的不直。’这些话从祈祷祭祀的角度来论述，用来回答孔子的意思也无不详尽】。问：‘那么您所论述的祀灶之礼，是根据什么说的呢？’回答说：‘《月令》说夏三月祭祀灶神，郑玄的注也是这样说的。凡是祭祀五祀——户、灶、门、行、中霤，都先在‘奥’处铺设席位，而在所祭祀的地方设置神主、奠酒和俎肉，然后在‘奥’处摆设食物迎接神尸，孔颖达的疏引《逸礼》中关于中霤的文字，大概唐初还有这本书，现在失传了，也很可惜啊。’

有人问关于第十四章的解说，回答说：各种解说中只有尹氏说得对。范氏认为应当顺应时宜，遵从《周礼》。周氏认为《周礼》非常完备，后世无法超越。从孔子告诉颜回的话来推想，本来就会有不完全遵从《周礼》的地方，也不能说后世无法超越。谢氏、侯氏认为不敢不遵从，这是把圣人不取的东西强行遵从。况且孔子说‘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话又将如何安置呢？杨氏认为应当遵从孔子‘监于二代’的意思，而不是遵从《周礼》的文饰，那么‘郁郁’的感叹也就无处施展了。况且立前代后裔以统承先王，大概没有人知道是从哪里开始的，而在虞夏之际就已经见于《尚书》了。难道只有周朝是这样吗？大抵圣人没有取得君位，本来应当遵从当世君王的礼仪，而《周礼》的兴盛，又没有什么悖谬不可遵从的。假使孔子取得君位而有作为，我私下认为他遵从二代的礼仪，本来就不能多于遵从周礼。

有人问关于第十五章的解说，回答说：“程子的解说最为精当，尹氏阐发其意尤其详细完备。吕氏、周氏的解说，恐怕也有这个意思，但不是根本。范氏认为建立宗庙是为了教化百姓孝顺，就不以有国者思念亲人的诚心为根本。认为每件事都问是为了敬鬼神，又不是圣人敬慎行事的本意。像谢氏的解说，那就是圣人本来想借此肆意攻击当时的人，后来又用敬慎的说法来掩饰，这必定不是这样。杨氏认为笾豆之事，孔子真的不知道，恐怕也不妥当。笾豆之事，只是不是有位者应当察究其中的细节罢了，难道说可以完全不认识其名物，一定要进入宗庙后才去问吗？侯氏大概兼引了程子、吕氏的意思，但也杂乱。问：‘您怎么知道这是孔子刚开始做官的时候？’回答说：‘从有人称他为鄹人之子来看，那他是年少低贱的时候无疑了。’问：‘接着再次进入宗庙，还会再问吗？’回答说：‘问了又问，就不诚恳了。只有那些未曾见过且来不及问的，本来必定会问；而那些以前已经问过而现在应当实行的，也必定会再次询问后才去从事。’”

有人问关于第十六章的解说，回答说：“程子的三种解说在文义上都不够通畅，范氏、周氏、尹氏沿袭他的说法，恐怕是考证不够详细。张载的解说则很好，但他认为这是‘力不同科’的一件事，则在文义上没有什么见解。谢氏认为有的主皮，有的不主皮，因为力量不同，也不对。《仪礼》论射，本来就有这两类，但这里专门指不主皮的那一类而言。杨氏在这里独得其要，但只从仪容服饰方面来说，而不以射中靶心为主，则在义理上似乎有所遗漏。”

有人问关于第十七章的解说，回答说：“这一章的解说都没有异议，只是范氏关于小体大体的说法没有恰当的根据，而周氏关于‘疾之’的说法不是子贡的本意。至于爱羊的说法，范氏所说的节省费用是对的。有人认为这就像齐宣王不忍心杀衅钟的牛一样，也不对【谢氏说：‘三代以后，文德不足，不足以兴起这种道，这话也不够完备’】

有人问关于第十八章的解说，回答说：“各种解说都好，只是范氏的推论不是本意。谢氏鄙薄鲁卫的君主，认为圣人这样做，只是因为敬畏天命、敬畏大人，这也不像圣人的心思。又说孟子比较彼此，未能合一，恐怕也不对。孟子之所以不如孔子，正是因为在理义上未能合一。他与我，

译究竟怎样才可以做到合一呢？尹氏采用程子的说法，却加了一个“叹”字，这也失去了原意。程子推究当时的人之所以不了解孔子的原因，认为只是因为人们像这样罢了，并不是说孔子的话是因为感叹这件事而发出的。朱熹《集注》所引用的檗山黄资政的说法最为恰当，然而这也本出于程子的意思。此外，胡氏的说法也很好【胡氏说：“圣人侍奉君主竭尽礼数，并不是为了自命清高以惊骇世俗，也不是为了私下结交以讨好君主，只是说敬畏天命、敬畏大人罢了。从子思、孟子的言论来看，那么圣人与贤人的区别就显而易见了。然而，向上遵循孔子的教诲，就能成就中和的德行；效法子思、孟子，就能树立刚强不屈的意志。这两者应当审慎地考察自己所听到的道理，选择其中正确的来遵循就可以了】

译有人问第十九章的解说，说：“范氏的大意是赞美圣贤浑然天成。然而说未曾以私意穿凿，那么凡是君子的言论都是如此。这并不必等到圣人而后才这样。现在说非贤者所能达到，那就过分了。”其他的，吕氏、谢氏、侯氏的解说，从君臣各自尽道的角度来论述，是正确的。杨氏、周氏、尹氏则是从为君的角度来论述罢了。如果从为臣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君主役使臣下，即使不合礼，而臣下侍奉君主，难道可以因此不忠诚吗？”两种说法之中，吕氏、尹氏各自抓住了要点，可以互相阐发。至于谢氏之所以那样解说，则是别有尊卑贵贱、贱事贵的道理，而不需要依靠礼义，必定要成为君臣之后才开始以礼义相待，这可以吗？侯氏关于“仁敬”的解说，既没有恰当的对应。至于说“知礼知忠，那么诚敬的道理确立就仁了”，则语意尤其不伦不类，又近乎多余的解说。定公以下的几句话，则是好的。谢氏、杨氏都将饮食宴赐视为使臣的礼仪，似乎也没有穷尽。君主役使臣下，一事一物，哪里不是礼的所在呢？

有人问第二十章的解说，说：程子的两种解说都引用《诗大序》的文字，来解释这一章的意义，而谢氏、杨氏、周氏、吴氏沿袭了他。以现在来看，《序》是依据孔子的话来做解说，而不能没有失误。其意，不如第三种解说所说的吗？范氏直接用《诗》的本文来解释，才是恰当的。淫，是快乐过度而失去中正；伤，是悲哀太甚而损害和谐。现在说淫于色，伤于善，那就失去了意义而辞藻冗余了。然而范氏专门以声音和谐来说，似乎也没有探究其根本。谢氏虽然引用《序》文，但其解说的内容，又涉及程子的第三种解说。尹氏又兼采范氏的说法，不知他如何贯通。杨氏引用《序》文而没有穷尽其意，似乎已经察觉到淫色伤善之说失去了意义。游氏既引用《序》文，却不采用程子的解说，而祖述郑氏、王氏的意义，那就更严重了。吕氏所说的恻怛至诚，似乎也没有详考《诗》的文辞。各种解说多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角度来说，以《序》来考察，这话是为变风而发的，然而已经颇有可疑之处，尤其不是用来论述《关雎》的。张敬夫所论述的性情之间，也有可观之处，现在附在这里【张说：哀乐，是情的表现，而其理具备于性。快乐到了淫的程度，悲哀到了伤的程度，就流于情而扰乱了性。快乐而不淫，悲哀而不伤，抒发不逾越节度，就是性情的正道】

有人问“使民战栗”，有人认为是哀公的话，可信吗？回答说：如果这话果然出于哀公，那么应当以“公曰”来发起，而孔子责备宰予，也不会如此迂曲晦涩了。问：苏氏认为哀公与宰我谋划诛杀三桓，而用隐晦的言辞互相交流，那么固然没有晦涩的嫌疑了。回答说：我听说，从前有人以此问尹氏，尹氏愤怒而不回答，过了一会儿说：“解说经典而想要新奇，那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这话可畏啊！所以这一章的宗旨，只应当以程子、张子、范尹为正，至于吕氏、谢氏、杨氏、侯氏、周氏的解说，就错了。然而程子、张子都以社应当为主，大概不可理解，而杨氏所谓“遂事既往”的说法，其错误尤其严重。问：胡氏以社为祭地的礼仪，对吗？回答说：不可知，然而他的话有依据，留存下来考察是可以的【胡氏说：古代在社祭地，犹如在郊祀天，所以《防誓》说：郊社不修，而周公在新邑祭祀，也先在郊用两头牛，后在社用太牢。《记》说：天子将出类于上帝，宜于社。又说：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礼》以禋祀祭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祀社稷，而没有另外设立地神的位次。两圭有邸舞云门，用来祀天；两圭有邸舞咸池，用来祀地；而没有另外祭祀社的说法，那么以郊对社就可以知道了。后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就错了】

有人问：“三归作为台名，为什么呢？”回答说：“《说苑》有说管仲修筑三归之台，而韩非也说‘桓公让管仲有三归之家’，这就是证据。”问：“旧说妇人称嫁曰归，三归的意思，是一娶三姓而备九女，如同诸侯的制度。况且即使是台名，怎么知道不是因安置这些人而命名的呢？”回答说：“如果这样，那就是僭越上级、失礼，与塞门反坫同类了。现在孔子只认为是不节俭，那么也只是极尽台观的奢侈，而没有达到僭越的程度。”问：“礼家认为大夫具备官员是僭越，现在管氏的官事不兼职就是这样，而孔子将其与三归并称，那么怎么知道它不是僭越呢？”回答说：“礼家的言论，像这样的都不可依据。如果说‘家不藏〇’，那么臧文仲的居蔡也是僭礼而不仁了。而孔子只讥讽他制作虚器为不智，那么礼家的说法又可以完全相信吗？凡这类事情，以孔子的话作为折衷就可以了。”问：“有人听说器物小而认为是节俭，似乎是对的；听说他不节俭就立刻认为他知礼，为什么呢？”回答说：当时，世人正尊崇管仲的功绩而不敢议论他的过失，所以认为凡是管仲所做的，就是礼的所在。又正值文胜，所以只知道节俭而

译不及礼的人做出不合礼的行为，却不知道奢侈过度的人更是失礼。”问：“谢氏和杨氏的说法怎么样？”答：“孔子认为管仲器量小，正是因为他所用狭隘而器量浅薄。所用狭隘，是他的根本；器量浅薄，是他的表现。〇雄氏的话抓住了根本，而所谓器量浅薄也包含在其中了。所以各种解说大多遵循采用他的观点，而程子所说的‘器量大就自然懂礼’，尹氏所说的‘器量小就可以知道’，都是兼带器量浅薄这一点来论述的。”“谢氏看到了器量浅薄的说法，却没有探究他之所以浅薄的原因，固然失之偏颇。杨氏看到了所用狭隘的意思，却反驳器量浅薄的说法，认为所谓‘器量小’起初并不在此，那么他和谢氏的说法都失之偏颇了。”“如果按照谢氏的说法，那么在当时，一件狐皮袍穿三十年，猪肩肉盖不住豆器的人，就可以算是大器了。如果按照杨氏的说法，那么只要有辅佐王者的才能，即使拥有三归、反坫那样的奢侈，也不妨碍他成为大器，这可以吗？”“所以阅读这一章的人，以〇子、程子的说法为主，而以范氏、周氏、尹氏的说法为辅，那么其中的意思就明白了。然而谢氏、杨氏的说法也不可废弃，选择其中好的部分采纳就可以了。”

译有人问第二十二章的解说，说：“程子、范氏大体上把握住了主旨，至于‘翕纯皦绎’的含义，谢氏领悟得较多。杨氏对‘纯绎’的解释不符合实际，对‘皦如’的解释又过于深奥了。这里正在讨论音乐的音节，难道应当立刻涉及这些吗？周氏的解释，大概也类似这样。杨氏又说这是孔子回到鲁国整理音乐、得到其正的意思，恐怕也不对。品味其语气，这大概是孔子要纠正音乐而说的话罢了。侯氏、尹氏没有大毛病，然而仔细考究，他们的文义也有不尽完善的地方。”

有人问：“第二十四章的解说，各家都认为‘丧’是‘斯文’的丧失，您却认为是失去官位的丧失，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刘侍读的说法，苏氏沿袭了他，把握住了主旨。大概封人也说：‘何必担心失去官位呢？’本来没有人知道这是‘斯文’的丧失。况且当时，孔子本来身体康健，弟子们又何必担心‘斯文’的丧失呢？况且孔子设教弟子已经很久了，又怎么会到这个时候才说‘上天将要把夫子当作木铎’呢？然而苏氏认为‘上天让夫子东西南北奔波，不曾安居，像木铎在道路上巡行’，恐怕也不妥当。”

有人问第二十五章的解说，说：“程子的第二种说法把握住了主旨。范氏、谢氏各自领会了一种意思并加以阐发，尤其详细完备。游氏的说法也好，而对‘美’‘善’二字辨析尤其有功。周氏把‘尽美’当作德行，那么他的说法就有不通之处了。”问：“程子解释‘〇’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乐记》中有记载，然而程子大概也是兼存此说罢了，并非专门以此作为解说。”

有人问最后一章的解说，有人认为是何处可观，有人认为有何值得观，您却认为无可观，事情的得失如何？回答说：这是根据文意推究而得到的。大概在上位就根据他的气量来观察其大小，行礼就根据他的恭敬来观察其深浅，临丧就根据他的哀痛来观察其厚薄。现在既然没有根本了，那么即使想要观察，将凭借什么来观察呢？他们说：“何处可观，有何值得观”，虽然在大的义理上可以讲通，然而恐怕没有完全穷尽文意的曲折。《四书或问》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或问卷九

宋 朱子 撰

论语

里仁第四【共二十六章】

有人问“里仁”的解说，孟子曾经引用它来阐明选择术业的意思。现在直接以选择乡里来说，为什么呢？回答说：郑氏、程叔子都这样说。根据文义考察，“择”字，不再指明所选择的具体对象，而是特意承接上句来行文。恐怕圣人的本意只在于此，而孟子的话只是借此来阐明彼罢了。然而程子的意思，似乎把“里”当作人选择乡里而居住的地方，这就不是文意了。程伯子、张子以及范、谢、杨氏多跟随孟子；吕、周、尹氏又兼采两种意思，把“里仁”当作比喻的话。胡氏又自成一说，义理都可以讲通，只是恐怕不是本文的意思。读者请详加考察【胡氏说：里，居住。居仁，就像里安仁的人。选择而处于仁，是利仁的人】

有人问第二章的解说，说：各种说法都好，然而在细微之处，有时还有不妥当的地方。比如关于“约乐”的解释，谢氏的毛病较多。如果把“约”当作事，“乐”当作情，而本性不存其中，只有体认仁德而尽本性的人才能不受牵累。语意虽然精妙，然而仔细品味，似乎有性情不相统摄的意思，而流于老庄、佛家的弊端。他说：不仁的人不知道我之为我，而把外物当作我，这就太过分了。圣人的意思，只是说不仁的人不能安于义理，而固守其所持守罢了，难道会如此险怪而不平吗？杨氏对“长久”二字，也有功劳。然而所谓未能敦仁的人，是利仁而未安的事，并非直接就是不仁。刻意厉行，也是有志者所为，难道是不仁者所能达到的吗？如果贯通下文的意思，说：未能安仁，利仁而仅仅出于一时意气而为之，他处于穷困时未必放荡，就可以了。胡氏在此阐发，似乎把握住了本旨【胡氏说：舜吃干粮嚼草，好像要终身如此；穿锦绣衣服，弹琴，好像本来就有。这是安仁者长久处于穷困，长久处于安乐。原宪住在陋室，闵损在汶水之上，鲁国的季文子，齐国的晏平仲，这是利仁者长久处于穷困，长久处于安乐】侯氏大体上把握住了主旨，然而言语多繁复。周氏所谓智自私的说法，也疏漏了。安仁利仁的说法，程子阐发也很切中要害。但如果想要做而去做之类，看待利仁者就太浅了。如果仅仅为了名声而已，这难道是真正知道仁之利的人，又怎么能得到仁的利呢？范氏所谓有诸己而体之的人，恐怕不足以阐明安仁的意思。吕氏所谓向往勉励的人，也未达到利仁的程度。根据《中庸》达德、《表记》三仁的顺序考察，就可以知道了。谢氏的说法好，然而初不见“利”字的意思，而对于所以安仁的原因也不亲切。其他如说：乐天，畏天，由仁，行仁，生知，学知，都不能有所阐发，而畏天，生知，学知等语，尤其不类。周氏所谓自得的人也是如此。只有尹氏两种说法，虽然简约但都不失主旨。所谓泰，也是就事而言，并非与矫相对。他论及利仁，文义尤其严密。

有人问第三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