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或问卷二十九
”夫孟子性善之论至矣，而荀▯韩氏或以为恶，或以为混，或以为有三品。最后释氏者出，然后复有无善无恶之论焉。儒者虽习闻乎孟子之説，然或未知性之所以为性，于是悦于彼説之高，而反羞吾説为不及，则牵孟子之説以附焉，而造为是説以文之。葢推性于善恶之前，而置孟子于异同之外，自以为得性之真，而有功于孟氏之门矣，而不知其实陷于释氏之余，直以精神魂魄至麤之质而论仁义礼智至防之理也。且又不究秉彝之实德，而指为赞美之空言，不察至善之本然，而别立无对之虚位，推而言之，至以天理人欲为同体，特因其发之中节与否，而后有善恶之名焉。则亦劳力费辞，而无复彷佛孟子之遗意矣。惜乎，吾不得从事于其门，以质其説，庶乎其有相长之益也。曰：诸説如何？曰：张子絶句之説，恐其误矣。尹氏以闻善而从，为性善之证，秉彝好德之论也。然专以是而言，则末矣。
译孟子关于人性本善的论述已经非常精到了，但荀子和韩愈等人，有的认为人性本恶，有的认为人性混杂，有的认为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后来佛教兴起，于是又出现了无善无恶的说法。儒家学者虽然熟闻孟子的学说，但往往不明白“性”之所以为“性”的根本，于是被佛教学说的高深所吸引，反而以我们的学说不如他们为羞耻，便牵强附会孟子的学说来迎合佛教，并编造出这种说法来加以文饰。他们大概是将“性”推演到善恶之前，而把孟子置于异同争论之外，自以为掌握了性的真谛，并对孟子之学有所贡献，却不知道这实际上陷入了佛教的余绪，直接用精神魂魄这样粗浅的物质来讨论仁义礼智这样精微的道理。而且他们不探究秉彝（天赋的常道）的真实德行，却将其指认为赞美之辞的空话；不体察至善的本然状态，却另外设立一个无对立的虚位。推而广之，甚至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同体的，只是根据它们发动时是否符合中节，才产生善恶的名称。这样也是徒劳费力、浪费言辞，再也无法接近孟子遗留的意旨了。可惜我不能亲往他们的门下，去质问他们的学说，或许还能有互相促进的益处。问：各种学说怎么样？答：张载断句的说法，恐怕是错误的。尹氏以“听到善言就顺从”作为人性本善的证据，这是秉彝好德的论述。但如果专门以此来说明，那就流于末节了。
或问：“三年之丧，何也？”曰：“人子之心，无穷也。圣人以为子生三年，而后免于父母之怀也，故为之立中制节，使贤者不得过，不肖者不得不及也。”齐疏之服，飦粥之食，何也？曰：“服美不安，而食防不甘也。”其为大本大经，何也？曰：“自尽其心者，丧礼之大本也。三年齐疏飦粥，丧礼之大经也。”孟子生于战国分争之际，不得见先王之全经矣。然其学得孔门之正传，而于文武之道，则既识其大者。故其考论制度，虽若疏濶，有如张子之所病者，而于大本大经之际，则毫厘之间有不可得而乱者。以是为主，而酌乎人情世变以文之，则礼虽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义起矣。后世议礼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节文度数之小不备，而不敢为，卒以就乎大不备而后已。此刘向所以深叹之也。然无孟子之学，而强欲为之，如叔孙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凿而已矣。
或问：“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礼》诸説考之，亦有未悉合者，何也？”曰：“吾于前章固已论之矣。大抵孟子之言，虽曰推本三代之遗制，然常举其大而不必尽于其细也，师其意而不必泥于其文也。葢其疏通简易，自成一家，乃经纶之活法，而岂拘儒曲士牵制文义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授田之多少不同，何也？”曰：“张子尝言之矣，陈氏、徐氏亦有説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葢田制既定，则其沟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毎有増加，则其劳民动众，废坏已成之业，使民不得服先畴之田亩，其烦扰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陈氏曰：“夏时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广，及周而大备也。”徐氏曰：“古者民质用约，故田少而用足，后世弥文而用广，故受田之制亦随时而加焉】曰：“贡法，大禹之遗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曰：“苏氏、林氏尝言之矣【苏氏曰：“作法必始于粗，终于精，古之不为此，非不知也，势未及也。方其未有贡也，以贡为善矣，及其既贡，而后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贡之法，九州之赋有错出于他等者，不以为歳之常数，又因游豫则视其丰凶而补助之。周制乡遂用贡法，亦有司稼之官，廵野观稼，视年之上下以出敛法，则其弊未至如龙子之言，乃当时诸侯用贡法之▯耳】曰：“先王之学教民，其效如此，后世学校固未尝废，而独未覩其效，何耶？”曰：“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故自其咏歌▯诵之间，洒埽应对之际，所以渐摩诱掖、劝励作成之者，无非有以养其爱亲敬长之心，而教之以修已治人之术，是以当是之时，百姓亲睦，风俗淳厚，而圣贤出焉。后世学校虽存而不复此意，所以教之者不过趋时干禄之技，而其所以劝勉程督之者，又适所以作其躁竞无耻之心，虽有长材美质，可与入于圣贤之域者，亦往往反为俗学頽风驱诱破坏，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时哉？先生君子，葢有忧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常建言，欲以渐变流俗之缪，而复于先王之意，顾皆屈于俗儒之陋説，而不得有所施行也。后之君子，有能防考其説而申明之，其亦庶防矣乎？
或问许行为神农之言，而有君民并耕，市不二贾之説，何耶？曰：程子之言尽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农之所为也。当时民淳事简，容或有如许行之説者。及乎世变风移，至于唐虞之际，则虽神农复生，亦当随时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旧矣。况许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战国之时乎？曰：禹之功大矣，而孟子以臯陶配之，何也？曰：臯陶之学纯粹精密，而其陈谟种德，明刑弼敎为助尤多。故舜欲传位于禹，而禹独让之，则其德业已盛，固圣人之偶矣。曰：尹氏之説如何？曰：是其为説当矣，然亦必有所指，非徒言也。
或问夷之请见者再而孟子不许，何也？曰：孟子虽以辟邪説为己任，然不过讲明其説，传之当世，使闻者有以发寤于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轻接其人，交口竞辨，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蛮夷寇
译有人问：“三年的丧礼，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为人子女的心意，是无穷尽的。圣人认为，孩子出生后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所以为此设立适中的制度，使贤能的人不至于过度，不贤的人不至于不及。”问：“穿粗麻丧服，吃稀粥，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穿着华丽的衣服心中不安，吃着精美的食物口中不甜。”问：“这为何是丧礼的根本和大法呢？”回答说：“竭尽自己的心意，是丧礼的根本。穿三年粗麻丧服、吃稀粥，是丧礼的大法。”孟子生于战国纷争的时代，没能看到先王完整的礼制。然而他的学问承袭了孔门正统，对于周文王、周武王的道，已经认识了其大体。所以他考察议论制度，虽然看似疏略宽泛，像张载所批评的那样，但在根本和大法的关键处，毫厘之间都不会混乱。以这些为主，并根据人情世变来加以修饰，那么即使是先王没有的礼，也可以根据义理来创立。后世议论礼制的人，不明白这一点，所以常常因为礼节文饰和度数上的小缺失，而不敢施行，最终导致大的缺失而停止。这就是刘向深深感叹的原因。然而没有孟子的学问，却强行去做，像叔孙通、曹褒这类人，就不免陷入私意的穿凿附会了。
有人问：“所说的井田之法，用《周礼》的各种说法来考证，也有不完全符合的地方，为什么呢？”回答说：“我在前章已经论述过了。大体上孟子的话，虽然说是推究三代的遗制，但常常举其大体而不必拘泥于细节，师法其意而不必拘泥于文字。大概他疏通简易，自成一家，这是治理国家的活法，哪里是拘泥的儒生、迂腐的学士牵制文义所能理解的呢？”问：“三代授予田地的多少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张载曾经说过，陈氏、徐氏也有说法，但都似乎有可疑之处。大概田制一旦确定，那么它的沟渠道路界限也必定有固定不可改变的，现在如果改朝换代更改制度，每次都有增加，那么劳役百姓、惊动民众，毁坏已经形成的基业，使百姓不能安于先前的田亩，这种烦扰也太严重了。不知道孟子的话，之所以这样，究竟为什么呢？【陈氏说：“夏朝时洪水刚平，可耕种的土地少，到商朝逐渐扩大，到周朝才完备。”徐氏说：“古代百姓质朴用度简约，所以田少而用度充足，后世文饰繁多用度广泛，所以授田的制度也随着时代而增加。”】问：“贡法，是大禹的遗制，而它不好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呢？”回答说：“苏氏、林氏曾经说过【苏氏说：“制定法度必定开始于粗略，终结于精密，古代不这样做，不是不知道，是形势还没达到。当没有贡法时，认为贡法是好的，等到实行贡法后，才知道它有不善之处。”林氏说：“禹贡的法度，九州的赋税有错出于其他等级的，不把它作为每年的常数，又因为巡行视察而看年成的丰歉来补助。周朝制度乡遂用贡法，也有司稼的官员，巡视田野观察庄稼，看年成的好坏来制定征收的法度，那么它的弊端没到像龙子所说的那样，乃是当时诸侯使用贡法的弊端】问：“先王的教学教化百姓，其效果如此，后世的学校固然没有废弃，却唯独没看到其效果，为什么呢？”回答说：“先王的教学，以明白人伦为根本，所以从他们咏歌诵读之间，洒扫应对之际，用来潜移默化、诱导扶持、劝勉激励、培育成就的，无非是为了培养他们爱亲敬长的心，并教给他们修身治人的方法，因此在那个时候，百姓亲睦，风俗淳厚，圣贤由此产生。后世的学校虽然存在却不复此意，用来教化的不过是迎合时势、谋求禄位的技艺，而用来劝勉督促的，又恰好助长了他们浮躁竞争、不知羞耻的心，即使有长才美质，可以进入圣贤境界的人，也往往反而被俗学颓风驱使诱导破坏，而不能有所成就，还指望他们能产生教化百姓、成就风俗的效果，像先王时代那样吗？先生君子，大概对此有忧虑，所以程颢、程颐兄弟都常提建议，想要逐渐改变流俗的谬误，恢复先王的本意，但都屈从于俗儒的浅陋说法，而不能有所施行。后来的君子，有能考证他们的说法并阐明它，那也就差不多可以了。
有人问许行说神农的话，而有君民一起耕种、市场不两种价格的学说，为什么呢？回答说：程子的话已经说尽了。然而用《易经》来考证，这两者都是神农所做的。当时百姓淳朴事务简单，或许真有像许行所说的那样。等到世道变化风气转移，到了唐尧虞舜的时代，那么即使神农再生，也应当随时代而立政，而不允许固守旧制了。何况许行的荒谬，竟想以此在战国时代实行呢？问：大禹的功绩很大，而孟子用皋陶来配享他，为什么呢？回答说：皋陶的学问纯粹精密，而他陈述谋略、种植德行，明刑辅教，帮助尤多。所以舜想要传位给禹，而禹独自推让给他，那么他的德业已经盛大，本来就是圣人的配偶。问：尹氏的说法如何？回答说：他的说法恰当，但也必定有所指，不是空谈。
有人问夷之请求拜见两次而孟子不答应，为什么呢？回答说：孟子虽然以驳斥邪说为己任，但不过是讲明其学说，传给当世，使听到的人有办法在心中醒悟，而自得罢了，本来不轻易接见其人，开口争辩，来屈辱我道的尊严。譬如蛮夷寇
贼之害，圣人固欲去之，然岂肻被甲执兵而亲与之角哉？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气者本于父母，无血气者本于根荄，皆出于一，而无二者也。惟其本出于一，故其爱亦主于一焉。葢一体而分，血气连属，眷恋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则因其分之亲疎逺近，而所以为爱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亲亲仁民，以至于爱物，而无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谓爱无差等，则是不知此身之所从出，而视其父母无以异于路人也。虽其施之先后稍不悖于正理，然于亲而谓之施焉，则亦不知爱之所由立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説者乃或谓其「施由亲始」之言，暗合于吾儒之一本者，愚以为差之毫厘，缪以千里。为是説者，亦自不知一本所以为一本矣。又有以「爱有差等」为一本者，虽无大失，而于文义有所未尽。葢谓其一本故爱有差等，则可；直以爱有差等为一本，则不可也。曰：夷子之学于墨矣，而必推其説以求合于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无邪，其始有顺而无逆，故天下之势，正而顺者常重，而无待于外；邪而逆者常轻，而不得不资诸人。此理势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学观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尝不求自附于吾儒者也。虽其阴阳离合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则吾知其反侧而无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説之穷，于此亦可槩见。惜乎世无孟子，无能因其所明以诱之者，是以卒于漂荡而不反也。
译对于贼寇的危害，圣人固然想要消除它，但难道肯披甲执兵亲自与他们搏斗吗？回答说：上天化生万物，使它们只有一个根本，而夷子却主张有两个根本，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上天化生万物，有血气的生物以父母为根本，没有血气的生物以根茎为根本，都出于一个源头，而没有两个源头的。正因为它们的根本出于一个源头，所以它们的爱也专一于一个源头。大概因为身体是一个整体而有所分化，血气相连相属，眷恋之情自然无法停止，这本来就不是其他人可以比拟的。在此之外，就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所施予的爱就有差别了。这就是儒家的道理，之所以亲近亲人、仁爱百姓，以至于爱护万物，而无不各得其所的原因。现在夷子却主张爱没有差别等级，这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从哪里来的，而看待他的父母与看待路人没有区别。虽然他在施爱的先后次序上稍微不违背正理，但对于亲人称之为“施予”，那就是不知道爱是从哪里建立起来的了。这难道不是两个根本吗？而解说的人却有人说他“施爱从亲人开始”的话，暗中符合了我们儒家的一个根本，我认为这是毫厘之差，谬误千里。持这种说法的人，也是自己不知道一个根本之所以为一个根本的原因。又有人把“爱有差别等级”当作一个根本，虽然没有大的过失，但对于文义有所未尽。大概说因为有一个根本所以爱有差别等级，是可以的；直接把爱有差别等级当作一个根本，那是不可以的。回答说：夷子学习了墨家的学说，却一定要推演他的说法以求符合儒家的道理，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天下的道理，其根本有正而没有邪，其开始有顺而没有逆，所以天下的形势，正而顺的常常占优势，而不需要借助外力；邪而逆的常常处于劣势，而不得不依靠他人。这是道理和形势的必然。况且为什么不用近世的佛学来观察呢？我们之所以拒绝他们到了极点，而他们未曾不寻求依附于我们儒家。虽然他们关于阴阳离合的说法有不可信的，但如果不这样，我就知道他们会辗转不安而无法自安。他们道理的悖谬，说法的穷尽，在这里也可以大概看出。可惜世上没有孟子，没有人能根据他们所明白的道理来诱导他们，所以最终漂泊动荡而不回头。
四书或问巻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或问巻三十一
宋 朱子 撰
孟子
或问大丈夫之説，其详可得闻乎？曰：廓然大公，心不狭隘，则所居者真天下之广居矣。履绳蹈矩，身不苟安，则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从，则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与民由之，则出而推此于人也；不得志独行其道，则退而乐此于已也。如是，则富贵岂能诱而淫其心？贫贱岂能挠而移其志？威武岂能胁而屈其节哉？此其下视仪衍之以睢盱侧媚，得志于一时，真可谓妾妇之为，而所谓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决矣。然此数言者，皆以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为主，而此三言者，又以广居为主也。今《资治通鉴》之书此语，乃削去「广居」之云，而尹氏之于此解，亦不觉其有遗。吾皆不能识其何説，必不得已而去，则若程子所谓「居广居而行大道者」，其于本末体用之间，庶乎其包举而无遗也。
或问君子之必仕何也？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况君子学先王之道，必得君而事之，然后有以行其道而及于人。使其君为尧舜之君，其民为尧舜之民，是君子之所愿欲也。退而穷处，葢不得已而然耳。
或问孟子之论食志、食功之别何也？曰：「食志而不食功，则正士日逺，而苟贱不廉之人至；食功而不审其大小之分，则梓匠、轮舆得以加诸为仁义者上矣。」
或问：“汤为童子复讐，而四海之内皆知其非，富天下何也？”曰：“圣人之心，廓然大公，表里洞达，故一有所为，则天下信之。如雨▯寒暑之无不感，而无不通也。”然《书》所谓“葛伯仇饷”者，非孟子之言，则人孰知其曲折之如此哉？阳货归豚，亦类此。
或问孟子之欲息邪説、距诐行、放淫辞，而必以正人心为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圣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説得以乗间入之也。曰：然则亦明圣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为此之纷纷，而涉于好辩之嫌乎？曰：邪説既入，则人心益以不正，圣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称尧舜，必使天下晓然知仁义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为息邪、距诐之本也。排为我、斥兼爱，必使天下晓然知邪诐之不可由也，此其所以息邪、距诐而为正人心之用也。葢其体用不偏、首尾相应如此，然后足以拨乱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虽得其本而不免于多言也。然岂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穷，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汤伐桀，而誓其众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纣，而誓其众曰：「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夫岂好战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岂得以好辩之小嫌而遂辍不言哉？曰：其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则知不讨乱贼而谓人勿讨者，凶逆之党也；不距杨墨而谓人勿距者，禽兽之徒也。圣贤立法之严，至于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曰：诸説如何？曰：程子论杨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吾已辨之于《论语》之篇矣。「克己复礼」之説，分而为之，亦所未晓，岂其记录之差欤？若曰「佛氏之害甚于杨墨，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云者，则皆至论矣。
或问司马公曰：「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葢谓其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葢谓其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君子之责人，当探其情。仲子之避兄离母，岂所愿耶？若仲子者，诚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过之何甚？与其説奈何？曰：「仲子齐之世家，则其禄与室，非其兄不义而得之矣。设其果以不义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乱之大故，则夫母子兄弟之间，岂可以是而遂灭天性之恩哉？饰小行以妨大伦，是乃欺世乱俗之尤，先王之所必诛而不以听者也。」所谓狷者，则亦言行之间小过乎中而已，夫岂出于伦理之外？若是其甚哉！
四书或问卷三十一
<经部,四书类,四书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
译《四书或问》卷三十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或问》卷三十一
宋 朱熹 撰
《孟子》
有人问关于大丈夫的论述，能否详细说说呢？回答说：心胸开阔公正，内心不狭隘，那么所居住的就是真正的天下最宽广的居所了。遵循法度规矩，自身不苟且安适，那么所站立的就是必定是天下最正当的位置了。秉持常理遵循道义，做事不苟且顺从，那么所行走的都是天下最宽阔的大道了。得志时与百姓一同遵循大道，就是出仕将这个道理推行于他人；不得志时独自践行其道，就是退隐时自己乐于坚守这个道理。像这样，富贵怎能诱惑而使他的心志淫乱？贫贱怎能困扰而使他的志向改变？威武怎能胁迫而使他的气节屈服呢？这样看来，那些像仪衍那样侧目谄媚、一时得志的人，真可以说是妇人的行径，而所谓的大丈夫，显然不在他们那里，而在这里，这是确定的。然而这几句话，都以居住在广居、站立在正位、行走在大道为主，而这三句话中，又以居住在广居为主。现在《资治通鉴》记载这句话，却删去了“广居”的说法，而尹氏对此的解释，也没有察觉到这一遗漏。我都不明白他们是什么说法，如果不得已要删减，那么像程子所说的“居住在广居而行走在大道”，对于本末体用之间，大概能够全面涵盖而没有遗漏了。
有人问君子一定要做官是什么原因？回答说：对内是父子，对外是君臣，这是人伦中最重要的关系。况且君子学习先王的道，必须得到君主来侍奉，然后才有办法施行其道并惠及他人。如果他的君主是尧舜那样的君主，他的百姓是尧舜那样的百姓，这是君子所希望得到的。退隐而处于困顿境地，大概是不得已才这样的。
有人问孟子论述“食志”与“食功”的区别是什么？回答说：“只根据志向而不看功效，那么正直的士人就会日益疏远，而苟且卑贱不廉洁的人就会到来；只看功效而不审察其大小的分别，那么木匠、车工就能凌驾于践行仁义的人之上了。”
有人问：“商汤为童子复仇，而四海之内都知道他并非为了富饶天下，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圣人的心，开阔公正，内外通达，所以一旦有所作为，天下人就信任他。就像雨、寒暑一样，没有不感应的，也没有不通达的。”然而《尚书》所说的“葛伯仇饷”，如果不是孟子的话，谁又知道其中的曲折是这样的呢？阳货赠送小猪，也类似这种情况。
有人问孟子想要平息邪说、抵制偏颇的行为、放逐淫靡的言辞，而必定以端正人心为先，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探究根本的言论。因为圣人的道不被明了，所以人心不正，而邪说得以乘虚而入。问：那么也就是明了圣人的道来端正人心罢了，又何必这样纷纷扰扰，而陷入好辩的嫌疑呢？回答说：邪说既已侵入，那么人心更加不正，圣人的道更加不明，这又是其末流不可不治理的。所以孟子主张人性本善、称颂尧舜，必定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仁义所在，这就是他用来端正人心而成为平息邪说、抵制偏颇的根本。排斥“为我”、斥责“兼爱”，必定让天下人清楚地知道邪说偏颇不可遵循，这就是他用来平息邪说、抵制偏颇而成为端正人心的作用。大概他的体用不偏颇、首尾相应就像这样，然后足以拨乱反正，这就是他虽然掌握了根本却不免于多言的原因。然而难道是他心里喜好这样吗？也是因为敬畏天命、悲悯百姓的困穷，所以不得已才这样的。从前商汤讨伐夏桀，向众人宣誓说：“我敬畏上帝，不敢不公正。”周武王讨伐商纣，向众人宣誓说：“我不顺从天意，他的罪过与我相等。”难道他们是喜好战争吗？孟子的心也是像这样罢了，难道能因为好辩的小嫌疑就停止不言吗？问：他说“能够言论抵制杨朱、墨翟的人，是圣人的门徒”，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我也已经说过了。然而反过来推究他的话，就知道不讨伐乱贼而让人不要讨伐的，是凶恶叛逆的同党；不抵制杨朱、墨翟而让人不要抵制的，是禽兽之徒。圣贤立法的严厉，达到如此程度，能不畏惧吗？能不畏惧吗？问：各种学说怎么样？回答说：程子论述杨朱、墨翟的源流，考察得有不精到的地方，我已经在《论语》篇中辨明了。“克己复礼”的学说，分开来论述，也是我不明白的，难道是记录有误吗？如果说“佛教的危害甚于杨朱、墨翟，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错”之类的话，那么都是极佳的论断了。
有人问司马光说：“陈仲子认为兄长的俸禄是不义的俸禄，大概是因为兄长不以其正道侍奉君主而得到的；认为兄长的居室是不义的居室，大概是因为兄长不以其正道从他人那里获取而建造的。君子责备人，应当探究其实情。陈仲子躲避兄长、离开母亲，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吗？像陈仲子这样的人，确实不是中庸之道，也是狷介者有所不为的。”孟子批评他太过分了，为什么呢？回答说：“陈仲子是齐国的世家，那么他的俸禄和居室，并非他的兄长不义而得到的。假设他果然以不义得到，而没有悖逆作乱的大过错，那么母子兄弟之间，怎么能因此就断绝天性之恩呢？修饰小节而妨害大伦，这是欺世乱俗的极端行为，是先王必定诛杀而不听任的。”所谓狷介者，也不过是在言行之间稍微偏离中庸罢了，难道会超出伦理之外吗？竟然严重到这种地步！
《四书或问》卷三十一
<经部,四书类,《四书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