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三十折诸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三十折诸》四十四卷，国朝张尚瑗撰。尚瑗字宏蘧，又字损时，吴江人。康熙戊辰科进士，改任庶吉士，散馆后外放为兴国县知县。尚瑗起初跟随朱鹤龄学习，研习《春秋》之学。朱鹤龄著有《读左日抄》，尚瑗也著有《读三十折诸随笔》，积累日久，卷帙繁多，于是排比编纂成此书，名为《折诸》。“折诸”二字取自《尚书·盘庚》中“群言淆乱，折诸圣”的语句。全书包括《左传》三十卷，《公羊传》、《谷梁传》各七卷，而在《左传》上用力尤多。如卷首所列的《郊禘考》、《五岳考》、《地名同考》、《名谥同考》、《名姓世表》等篇，都引证典据严谨，可供考证。只是该书贪多务得，大小不遗，每每搜罗汉魏以下的史事，与传文相互印证，往往支离蔓衍。例如因卫懿公好鹤，便涉及唐玄宗舞马之类的事例，不一而足，与经义或许毫无关联，颇为芜杂。然而取材既广，储蓄便宏，先儒训诂的遗意，经师传授的奥妙，微言大义，也多错杂出现在其中。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能见到珍宝，固然不能因为其糠秕就完全抛弃其精华。况且《春秋》一经，解说者众多，自从孙复、刘敞之徒倡导废除三传，后人沿袭其流派，便不考究事实而主观臆断是非。胡安国的《春秋胡传》自元延祐年间以来，被定为科举标准，而僖公十七年灭项一事，却错误地归罪于季孙，这是因为议论多而考证少。尚瑗的这本书，虽然未能删削浮泛的文字，颇违背体例要旨，但搜罗荟萃，仍属摭拾实证的言论，与其保留这些过当之处，比起那些空谈褒贬的人，固然远远胜过他们。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折诸原序

世间的儒者不知道以传学作为经学，又不知道以经传史的学问作为道问学的学问，而全都沉溺禁锢在科举训诂之中。孔子删定《尚书》，断自唐虞，《尚书》是记载言语的书，实际上也是记载事迹的书。《春秋》专于记载事迹，与《诗》《书》并列为经，事迹具备而道理也蕴含其中。史学兴起于两汉，效法《尚书》与《春秋》的记事记言，以期不违背大道。所以史书的创作，不可以脱离经传。经的书，其名称叫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并列而为十三经，是因为它们对经书有功。《论语》《孟子》及四子之书，起初也是一种传。汉儒注解经书，一并命名为“注”，唐代则称为“疏”，不敢当“传”的名号。两宋的儒者轻视汉唐，有的自称为“传”以远追三代的经书。唐代陆德明首创为集“注”以超越孔颖达的疏。程子作《春秋传》而未完成，苏辙、刘敞、吕大临、张载都有“传”，刘、吕所著甚多。“传”名者只是其中之一，又有陈禾、林拱辰也袭用“传”名。而康侯胡氏的“传”因朱熹所推许。明初遂将其立于学官。因为科举所用而众人趋之，是可以的。并将三“传”命名为四“传”，乃是不学无术、不懂事理之徒强为之说罢了。左丘明大概又作了外“传”《国语》了。《国语》《左传》为内外两“传”，而不援引《公羊》《谷梁》为四“传”，因为《国语》不是解经之书。但它起于周穆王，远接《尚书》中《君牙》“三命”所载，共、厉、宣、幽补平王东迁以前的记言记事，实际上对《春秋》有帮助。书体分国列载，于是开启了战国《短长书》的体例。《战国策》一书起于赵、魏、韩三家灭智伯分晋，又与内外“传”首尾相续。太史公作《史记》，所本的是《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如今《世本》之书没有流传，那么周室东迁以后，前则《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后则战国二百四十五年，曾巩所说的“记载其行事，不得而废”了。有人说《春秋》记事即以明道，三“传”《国语》之书多嘉言懿行，战国纵横之徒败坏道义已甚。然而学者立于数千百年之后，世变盛衰，行事善恶，均不可无记录。史家在汉、唐、宋正统之外，三国、南北朝、五代未曾因为逆乱而削去其事实。《战国策》与二“传”《国语》都是三代以前的书，为览古好学者所贵重，这是一。诸书各有专门注释，高下不伦，元凯尚矣！邵公以曲学见讥，武子不徇谷梁之偏，或谓其驾杜预、何休而上。总之，武库之博识，固非寻常可议。解《国语》者，止一韦昭，庸庸聊备一家。吴正传校注，《战国策》综核，高鲍以成编，无惭淹洽。夫读古作者之书，而得其所以兴、所以废之迹，且得其有裨于学术，有裨于治道，或无所裨而反有害之。故更读释是书者之书，其于是书有裨

译对经义并无裨益，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因而有废弃的也有兴起的，也就在这其中区分开来。如果随意列举解释这本书的人而加以斥责，以独自伸张自己的学说，更甚者连古人所作的传注都加以贬黜，认为另有未曾传下来的秘义。列举秦朝灭亡、汉朝兴起，藏书于山岩、埋没于屋壁，依靠师承口授的编撰，一并抛弃认为不值一提，唯独崇奉后来兴起的一两家臆测之说，将其作为猎取科名、获取富贵的工具。从前地位很高，而实际上却是后世最平庸卑劣者所依托的。我之所辑录，并没有屏弃这一两家的言论。“折诸”这个名字，本自于〇子。〇子又说：“道路虽然分歧，但通往中原则遵循它；河流虽然弯曲，但通往大海则遵循它。”那么就将扩大这一两家的言论来验证它，考察数十百家学说的异同。从四百八十余年而下，直到千余年的久远与近世，迎接它并推拒它，平心静气地考察它，不敢说一心的臆测，必定百家都不能企及。又往往经历群言的淆乱，对于我的学说竟然无处逃避。刘彦和说：“传，就是转。转受经旨，以传授给后人。”我只是不敢说得到了不传的秘义，而必定寻求可传之书，以不畏惧辗转传受的劳苦，希望经过传注与史书合流同归。先儒所说的“道问学”的功夫，就在这里。可惜智识浅陋，见闻有限，勤勉十多年，老境已经到来。古时作述的君子所说的“传之其人”，那么我终究不敢当。

译雍正改元癸夘年，重九日，吴江张尚瑗书写。

我的老师愚庵朱先生编纂《读左日钞》并为之作序说：“想要成就一家之学问，必须用经文来印证传文，用传文来印证经文，还要出入于群书之中，辗转相互印证。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等待那些著书立说的君子来完成。”尚瑗九岁时，读完四部经书之后，接下来应当学习《春秋》。父亲让我读《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部传以及《国语》《国防》，即使是短小的章节、多余的句子，偶尔也有删削，但所读的都是全本，不像俗刻本那样抄录撮要。我闲暇时浏览，也大致能够上口。后来阅读胡文定的书，心里有些不能认同。杜预的合注，尤其怀疑它不恰当。于是趁着朱先生编纂的时候，用我的愚见去质疑辩难。先生对我说：“唐胄（唐卿）最荒谬不经，与杜预（元凯）并列，简直就像韩非混入老子之中一样。”这才知道读古人的书，应当有自己的裁断，而经学必须以传注疏证为依据。《诗经正义》说：“汉初作正义的人，都与经文分开流传。”三部传的文辞，也不与经文相连。古人的行事，未必完全符合后人的心意。著书的人，各自根据自己所见到的认为是正确的，彼此各不相同，是非对错在哪里呢？欧阳修（永叔）自称信奉孔子而不迷惑：“经书上记载的，是我所信的；经书没有说的，我不敢知道。”然而孔子未修订前的《春秋》，后世学者无法见到，从哪里推测他笔削的意图所在呢？而左丘明所做的，在经文之前开始，在经文之后结束，义理都成了无用之物。唐宋以来，经学和传学的学者，尤其应该收敛笔墨而不著书了。〇孔子说：“天地简易，为什么五经如此支离破碎？支离破碎正是它之所以简易的原因。”又说：“众说纷纭混乱，就折中于圣人。”欧阳氏说经文简单直接，传文新奇，学者喜欢听而容易迷惑。我认为喜欢听新奇的说法，然后才能折中于简单直接。简单直接中蕴含着新奇，这正是它之所以简单直接的原因。入仕后，长期生病废弃读书，调任潋江知县，身处泥泞污浊之中，无意谈论经学。各家的册本，一次也没有携带。只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国防》全文，童年时熟读。公事闲暇偶尔阅读各种史书，其他经书旁涉，稗官野史琐事记录等书，有与经传相互阐发的，豁然开朗，旁征博引，不能自已，随手记录下来。积累久了成为一卷。《国语》与《左传》通称为内外传，因为三部传都依据经文而作，外传却不然，于是将《短长书》以后二百四十五年七雄的行事，继获麟以前二百四十二年，并称为《国语》《国防》。折中考察，一个国家不能以名为名，《短长》之书，刘向（中垒）一个名字为。事语合《国语》而称为二语，创立新名，或许不违背道理。随手所获，多出己裁。所谓此亦一是非，固然来不及计较其为彼是。愚庵先生不敢自许成一家之学，尚瑗是何人，敢说自己符合老师所等待的呢？所采之书，不全不备，无异于大泽中的空洞。只是辗转相互印证，使不以经传支离为世人诟病，这就是我的志向所在。

康熙壬辰年孟冬，尚瑗题于潋江官舍之学海。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折诸》卷首上。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先正评説。

刘向（子骏）说：“《春秋左氏传》，左丘明所修，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余通，藏在秘府，潜伏而未发。孝成帝怜悯学问残破文缺，稍微偏离其真，于是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到这三件事，以考校学官所传的经，有的脱简传，有的间编。广泛询问人间，则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的遗学与这些相同，压抑而未施行。这是有识之士所叹息怜悯，士君子所嗟痛的事情【让太常博士书】”

子骏又说：“左氏丘明好恶与圣人相同，亲眼见到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与亲见，其详略不同。”

〇子云说：“左氏说：品藻。司马光（文正公）注说：品第善恶，藻饰其事【法言·重黎篇】”

班固（孟坚）说：“仲尼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所以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所以论本事而作《左传》〇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汉书·艺文志】”

王充（仲任）说：鲁共王毁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到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都传《春秋》，各门异户。唯独《左氏传》为近得实。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谷梁、胡母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向（子骏）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升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论衡】”

贾逵（景伯）说：“左氏崇君

译父亲，使臣子谦卑，强化主干而削弱枝节，鼓励善行并警戒恶行，极其明确且恳切，极其正直且顺从。

译卢子干说：“左丘明的传注，原本是以《春秋》为楷模，包罗万象，穷尽变化，囊括古今，内外兼修人事。”

干令升说：“左丘明能够用三十卷的简略篇幅，概括二百四十年的史事，这大概是著作的良好楷模。在春秋时期，诸侯的大事被他国所知的，有的因为借道才刚刚听闻，有的因为结盟才首次通报。像秦国、燕国占据西北，楚国、越国开拓东南，人们很少与中原大国互通，所以记载他们的行事多有缺失。况且《春秋》这部书，从宣公、成公以前，三十年才成一卷；到了襄公、昭公以后，几年就占一篇。由此可知，国家隔绝的记载不详细，年代浅近的撰录多完备。这是左丘明根据所闻所见写成传注，哪里是故意简约的呢？”

刘彦和说：“《春秋》的睿意幽深隐晦，经文婉转简约。左丘明与孔子同时，确实掌握了微言大义。于是推究本原，把握终始，创立了传注体例。传，就是转述。转述经文的旨意，传授给后人。实在是圣人文辞的羽翼，史籍中的冠冕。”

刘彦和又说：“记录编纂与当时情况相同，时代相同则多诡诈。虽然定公、哀公时期言辞微妙，但世情关乎利害。有功勋劳绩的家族，即使是平庸之人也极力粉饰；遭遇困顿失败的士人，即使有美德也常被讥讽。吹霜喷露，寒暑在笔端变化，同时代的冤屈，令人叹息。剖析事理持守正道，只有左丘明这位素臣啊。”

刘知几说：“左氏记载臧哀伯劝谏桓公接受鼎，周内史赞美他的正直言论；王子朝向诸侯宣告，闵马父嘉许他的辩才。像这类情况，数量实在很多。这大概是当时的发言，形成文字，立言不朽，传播到其他邦国。而左丘明沿用原本的语言，加以编排次序，也就像近代史书记载乐毅、李斯的文章，《汉书》收录晁错、贾谊的笔迹。推究其实，哪里是司马迁删削、班固修改所陈述的呢？”

刘知几又说：“在秦汉时代，《左传》尚未流行，于是使得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论如银河般浩瀚，无所遵循凭借。所以他们在记事时，当晋景公行霸业，公室正强盛，却说韩氏攻打赵氏，有程婴、杵臼之事；鲁侯抵御宋国，在乘丘获胜，却说庄公战败，有马惊流矢之祸；楚国与晋国相遇，只在邲地作战，却说两国交战，军队置于两堂。子罕担任宋国相国，与晋国和睦，却说晋国将要攻打宋国，窥探他在阳门哭泣；介夫到达，鲁国军队灭掉项国，却说项国实为齐桓公所灭。《春秋》为贤者讳，襄公年间再次结盟，君臣和谐，却说诸侯失正，大夫都执掌国权。他们在记时方面，大概秦穆公处于《春秋》开端，却说他的女儿是楚昭王的夫人；韩魏处于战国时期，却说他们的君主陪葬楚庄王。《列子》一书论述孔子，却说孔子生在郑穆公年间；扁鹊治疗虢公，却说当时正值赵简子之日；栾书仕于周天子，却说因为晋文公喜好打猎，犯颜直谏；荀息死于奚齐，却说观看晋灵公筑台，屡次申诫。有的把先说成后，有的把后说成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的君子，曾无所怀疑。等到《左传》流行，那些错误自然显现，谈论它的补益，不也很多吗？”

刘知几又说：“左氏记载各国大夫的辞令，外交使节的应答，其文典雅而美好，其语广博而深奥。叙述远古则曲折详尽如同存在，征引近代则反复验证可以覆查。必定估量其功用的厚薄，指意的深浅，相信不是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自完成一手。这大概是当时各国史官已有成文，左丘明只是编排次序，配合经文称为传注罢了。”

刘知几又说：“左氏叙述事情，描写行军则簿册盈目，叱咄沸腾；论述防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说胜利则收获殆尽，记录奔败则披靡横前；申述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述诡诈则欺诬可见；谈论恩惠则温暖如春日，记载严切则凛冽若秋霜；叙述兴邦则滋味无量，陈述亡国则凄凉可悯。有的丰辞润色简牍，有的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像这样的才华，大概将工巧比肩造化，思虑涉及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如二传的叙事。杂草溢出句子，赘疣满行，华多而少实，言拙而寡味。如果一定要与左氏相比，不仅不能为鲁卫之政，差肩雁行，也有云泥路阻，君臣礼隔者矣。”

啖叔佐说：“左氏传记载周、晋、齐、宋、楚、郑等国之事最详细。晋国则每次出兵，具列将佐；宋国则每次因兴废，备举六卿。所以知道史官的文章，每国各异。左氏得到这几国的史书，传授给门人，义则口授，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典，与子产、晏子与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所以比其余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

苏东坡说：“人对于事情，喜欢而说，则其言和而无伤；愤怒而说，则其言厉而不温；怨恨而说，则其言深而不泄。这是大凡的情况。”《春秋》对于仲孙湫的到来说

译“齐仲孙来”；在季友回国时记载为：“季子来归”。这就是所谓表达喜悦的言辞。在鲁国与郑国交换田地时记载为：“郑伯以璧假许田”；在晋文公召见周天子时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这就是所谓表达愤怒的言辞。在叔牙被杀时记载为：“公子牙卒”；在庆父出逃时记载为：“公子庆父如齐”。这就是所谓表达怨恨的言辞。至于《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解释，就不是这样了，它们把日月、地点都用来作为训诫的依据。如果不知道日月、不详细地点，哪里值得喜悦，又哪里值得愤怒呢？这正是喜怒情感所不该寄托的地方。《春秋》记载说：“戎伐凡伯于楚丘”，却认为是卫国攻打凡伯；《春秋》记载说：“齐仲孙来”，却认为是吴国的仲孙。愤怒到改变别人的国别，这又是喜怒情感所不该寄托的地方。

译刘器之说：“《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旨在阐释《春秋》的正统大义。《春秋》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公羊》和《谷梁》从未提及。因此，汉代儒生推崇这两部传注，认为它们体现了孔子真正的意图。然而，这两家学说内部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那么它们也就并非孔子的本意了。至于《左传》，对于《春秋》中有的内容有时不予解释，对于《春秋》中没有的内容有时却自行发挥传述。所以，前代儒生认为《左氏传》有时在经文之前叙述事件以引出下文，有时在经文之后总结意义以终结义理，有时依据经文来辨析道理，有时穿插经文以调和异说。然而，它的说法有时也显得牵强附会。总之，阅读《左传》的人，应当让经文自成经文，传文自成传文，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这样才能通达理解。”

程子说：“如果《春秋》经文读不通，就去寻求传文的解释；如果传文读不通，就回归经文去探求本义。”

程子又说：“用传文来考证经文中的史实事迹，用经文来辨别传文的真伪。”

陈止斋说：“自古以来相传，《左传》是左丘明所作，他的好恶与圣人相同。书中提到‘虞国不举行腊祭’，以及‘尝酎’和‘秦庶长’等制度，这些都是战国以后的制度，所以有人怀疑这不是孔子所称述的内容。左丘明另外是一个人，是担任史官的人。”

郑渔仲说：“《左氏传》成书之后，凡是司马迁、刘向等人著书立说，如果首尾颠倒错乱，都无法从中摘取拼凑而成，可见它对世道有功，不仅仅是为了传述圣人的经文而已。”

朱熹说：“研读《春秋》，必须先通读一部《左传》，使首尾意思贯通，才能大致看出圣人笔削褒贬与当时史实之间的重大差异。”

朱熹又说：“《春秋》这本书，暂且依据《左氏传》来理解。当时天下大乱，圣人暂且依据事实如实记载，将其中的是非得失留给后世公众评判，其中含有言外之意。如果一定要在一字一词之间寻找褒贬所在，我恐怕并非如此。”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对周王室有功，是因为当时楚国最为强大，时常对郑国用兵，郑国位于周王畿之内，楚国又讨伐陆浑之戎，在周王室疆界陈兵示威，这种形势与战国六国不同。六国势均力敌，不敢轻易先动手。楚国在春秋时期，其他国家都比不上它，如果不是齐桓、晋文加以遏制，周王室就会被楚国吞并了。再说诸侯不去朝见聘问周天子，周天子反而去下聘列国，这是什么道理？他又说：“《左传》是后来的人所作，因为看到陈氏夺取了齐国，所以说‘八代之后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因为看到三家分晋，所以说‘公侯的子孙必定会恢复其初始的地位’。”从三部传注来看，《左氏传》属于史学，《公羊》《谷梁》属于经学。史学擅长记载史事，但在道理上往往有偏差；经学在义理上有贡献，但记载史事多有错误。

他又说：“《左氏传》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它喜欢以成败来论断人物。”

马贵与说：“《春秋》一书，三部传注各自以其学说与经文参差错杂，而且所记载的经文文字也各不相同。然而《左氏传》较为优秀，因为《公羊》《谷梁》直接把所作的传文融入正经，而《左氏传》则是经文自成经文，传文自成传文。又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所说，将分经的年份与传文的年份相附会，这说明《左氏传》与经文原本就是两本书。直到杜预才开始将《左氏传》附在经文各年之后，这样《左氏传》中的经文就可以称为古经了。然而，在获麟之后引用经文直到孔子去世，这显然是后来增入的内容。”

章俊卿说：“《左氏传》记载诸侯之事，有的详细有的简略，其中特别显著的，每次出兵，都详细列出将佐；有时因国家废兴，并举出六卿，像子产、晏婴这类人，连同他们的氏族世家，也往往记载详尽完备。至于梦兆占卜、杂占、小说讽诵、纵横家、滑稽家的言论，无所不有。它在叙事方面，可以说是非常繁富了。然而，如果以文辞胜过史实，那么它在解释经文意旨时，就往往显得粗疏割裂。《公羊》《谷梁》两家，随着经文进行解释，为史事寻找说法，比附日月，曲解生成条例，义理上不合，也强行解释，杂乱无章，首尾矛盾。虽然它们解释经文比《左氏传》严密，但说到其解释的琐碎，又超过了《左氏传》。大概《左氏传》解释经文较少，所以它的过失也较少；两部传注解释经文较多，所以它们的过失也较多。那么，解释经文的过失少，记载史事的收获多，《左氏传》的学问难道不比《公羊》《谷梁》更好吗？”光武帝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想设立《左氏传》博士。范升上奏认为《左氏传》浅薄末流，不宜设立，并且列举了《左氏传》的十四条过失。啖助喜爱《公羊》《谷梁》，认为《左氏传》解释义理多有误谬，这是喜爱《公羊》《谷梁》的人所指出的《左氏传》的瑕疵。范升上奏认为《左氏传》不可设立，而陈元前往宫阙上书，说“左丘明极其贤能，亲自受业于孔子，而《公羊》《谷梁》只是后世传闻”。贾逵也列举了《左氏传》优于两部传注的三十多件事，说“《左氏传》深明君父之道，《公羊传》多任权变”。这是喜爱《左氏传》的人所讥讽那两位学者杂乱无章的言论。

王伯厚说：“三部传注都有得于经文也有失于经文。《左氏传》擅长于礼，《公羊传》擅长于防，《谷梁传》擅长于经，这是郑康成的话。《左氏传》辞藻艳丽而内容丰富，它的过失在于虚妄；《谷梁传》清丽而委婉，它的过失在于短浅；《公羊传》善辩而裁断，它的过失在于俗陋，这是范武子的话。《左氏传》的义理有三长，两部传注的义理有五短，这是刘知几的话。《左氏传》拘泥于赴告，公羊传牵制于谶纬，谷梁传窘迫于日月，这是刘原父的话。《左氏传》失之浅薄，《公羊传》失之险怪，《谷梁传》失之迂腐，这是崔伯直的话。《左氏传》的过失专一而放纵，《公羊传》的过失杂乱而拘泥，《谷梁传》不纵不拘，而失之随俗，这是晁以道的话。记事没有比《左氏传》更完备的，条例……”

译没有比《公羊传》更明白的，没有比《谷梁传》更精微的，但有的失之于虚妄，有的失之于混乱，有的失之于穿凿附会，这是胡文定的话。《左传》只记载史事而不阐释义理，因此史事详尽但未必真实；《公羊传》《谷梁传》只阐释义理而不记载史事，因此经文义理详尽但未必恰当，这是叶少蕴的话。《左传》属于史学，史事详尽但义理有偏差；《公羊传》《谷梁传》属于经学，义理精微但史事有误，这是朱文公的话。求学的人选取它们的长处，舍弃它们的短处，大概就能领会圣人的心意了。啖助、赵匡之后，凭借私意主观决断，甚至完全搁置三部传注，这就像进入房间却不从门走一样。

译家则堂说：齐太史子余说：“上天大概要把夫子当作素王吧？”这是说他没有王位，却依托王法来实行他的诛杀与奖赏。后人因此称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因为他们能够辅佐圣人的经典，流传给后世。但是《左传》杂引各国史书，以及用所听到的传闻来增补，往往接近虚妄而失实。况且这本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前后自相矛盾，学者因此感到困惑。汉代儒者说《公羊传》《谷梁传》出自子夏，只有丘明亲眼见过圣人，在七十二弟子之列。然而当时都是口耳相传，没有写成书，直到他们的子孙门弟子才记述他们祖父、父亲、老师的意思，写成书，所以混杂了秦汉间的官名制度。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唉！假如左氏不写这本书，后人凭借什么考据，来了解当时的事呢？不了解当时的事，怎么知道圣人的心意呢？近代有科举考场中的年轻书生，专门排斥《左传》，肆意妄为，揣测当时的事而加以解说。追求功名的人，贪图它的新奇，可以符合科举文章的标准，互相推崇它，这对《春秋》的损害，对后学的误导非常严重了。学者阅读《左传》，采纳它对经义有补益的地方，革除其错谬虚妄之处就可以了【集传详说】

黄楚望说：“《左传》乃是春秋时期的文字，有人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文字，这是不对的。现在考察它的文风，自成一家，确实是春秋时期的文体。战国时期的文字粗犷豪放，贾谊、司马迁尚且留有残余习气，而《公羊传》《谷梁传》正是战国时期的文字。《左传》固然成书较晚，但文字丰润，颇带华丽艳丽，汉初也不崇尚，直到刘歆才开始喜好它。它列入学官最晚，大致是因为它的文字接近《礼记》，而且最为繁富【春秋属辞】”

又说：“《左传》后人看到它有违背经义的地方，大多不相信它的传注。难道可以因为它的短处而抛弃它的长处吗？如果想要舍弃传注来寻求经义，不仅是不了解《左传》，也是不了解经义。”

赵子常《春秋师说》记载黄楚望说：三传在汉代受重视而在唐代受轻视。自从韩愈“春秋三传束高阁”的话为卢仝发出，而啖助、赵匡、陆淳以及孙泰山之学被时人所崇尚。所以欧阳修解说赵盾的事，都不采用三传，而三传更加受轻视了。大概啖叔佐开始怀疑《左传》是作伪之首，而喜欢攻击《左传》的人常常辅佐他的说法。《左传》又不幸确实有短处，各位先生于是顺着它的短处，连同它的长处，都厌弃它。看伊川在《论语》中有一两件事都不采纳三传，那么他不相信《左传》也很多了。不采纳《左传》，并且连另外两传也不用，那么固然应该多采用新说。

汪环谷说：“《左传》所记载的各国事情，春秋不记载的很多。如周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逃奔燕国，陈佗杀太子免，郑国杀昭公及子亹、子仪，卫成公杀叔武，曹公子负刍杀太子之类，都是当时没有告知鲁国，鲁国史官没有记载在简册上，所以《春秋》无法记载，并不是删削了它们。大概《左传》所依据的是春秋的史书，而孔子笔削依据的是鲁国的史书，所以详略不同也就理所当然了【环谷集】”

王守溪说：“《左传》疏解《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列国诸侯征伐会盟、朝聘宴飨，名卿大夫往来的辞令，都很完备。它的文辞确实灿烂辉煌了。当时像臧僖伯、哀伯、晏子、子产、叔向、叔孙豹这类人，尤其被称为能言善辩且值得效法的。往下则是边境的臣子，有展喜、吕饴甥、宾媚人、解扬、奋扬、蹶由；方技之贱，有史苏、梓慎、裨灶、蔡墨、医和、缓、祝鮀、师旷；夷狄之远，有郯子、驹支、季札、声子、沈尹戌、防启疆；闺门之懿，有邓曼、穆姜、定姜、僖负羁之妻、叔向之母，都善于言辞。唉，他们还有先王的风范吗？他们的言辞委婉而流畅，直率而不放肆，深刻而不晦涩，精妙而不虚假，删削或许看似多余却并非赘余，看似遗漏却并非欠缺。后世以文章成名的人，谁能超越它？所以司马迁得到它的奇崛，扬雄得到它的典雅，韩愈得到它的丰富，欧阳修得到它的委婉，而都在后世赫然有名，那么《左传》对于文章的重要性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世人常常诟病它虚妄，大概神怪妖祥、梦卜征兆之类，确实有类似虚妄的，这也是沿袭旧史书的过失吧？虽然如此，古今不相及，又怎么知道它们果然完全不存在呢【震泽集】”

胡敬斋说：“《左传》博洽，记载当时行事及言论，确实有可信之处。它的陋处，喜欢以成败祸福来论断人【居业录】”

王鳯洲说：“从前孔子依据鲁国史书来作经，而左氏辅佐经义来立传。它所注记的，大概是列国的辞令、载书、训戒、谏说之辞。商讨帝王之道，包罗宇宙，涵盖治乱之迹，善恶成败按籍可查，斑斑详核，何止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它论述古今天道人事，完备了。即使是寥寥数语，无不详尽张弛之义，畅达彼此心怀，极尽组织之工，鼓动陶铸之巧。学者稍微采撷其芬芳艳丽，尚足以文饰群流，点缀当代。确实是文章的巨丽【弇州集】”

汪伯玉说：解说《春秋》没有比《左传》更好的了。他虽然不是圣人的门徒，与当时纷争，其人倜傥诡谲，其辞葆大其事奇邪，比事属辞，灿烂而不违背道义，犹如百

译考察这三项事务，奉行天子的礼乐与征伐，以此来统纪四方，称之为素臣，是有其道理的。然而有作为的人，本应居于亚旅这样的职位，近世却将其贬低，而推崇康侯，只知道管仲、晏婴罢了【谼中集】

译王允宁说：“《左传》阐释《春秋》，虽然简练却广博，贯通各类史书的叙事，尤其详尽，能使百代之后的读者，大致看清事情的始末，它对《春秋》的贡献很大。”

郭青螺说：“孔子晚年作《春秋》，在洙水、泗水之间，亲身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位弟子，风采卓然。然而子游、子夏号称文学方面的杰出人才，却不能为《春秋》增添一字，孔子却唯独与左丘明合作，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左丘明的史才胜过子游、子夏吗？其实作史不仅仅依靠才能，更重要的是心地行为贵在正直，正直就不隐瞒自己的好恶；贵在公正，公正就不偏私。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伪善的面貌，极尽恭敬之态，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藏着怨恨却表面上与那人交朋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左丘明与孔子的好恶相同，心地行为也相同，与他共同商议并书写，大概不会隐瞒、不会偏私，应当一定有符合圣人本心的地方。子游、子夏这两家，即使在弟子洒扫应对这一小节上，也互相诋毁，各自树立门户，每天争辩不休都来不及，又怎么能够判定二百四十年的是非呢？这就是孔子选择左丘明而不选择子游、子夏的原因。”

文文起说：“《左传》因为左史官记录史事而得名。自汉代以前，它没有被列入《诗》《书》等经典，所以得以幸免于秦朝的焚书。到了张苍才开始研习诵读，贾谊为之作训诂。赵国人贯公、京兆尹张敞、萧望之、黎阳人贾逵，都擅长解说它。既然《左传》是以记事为书，所以记录史事而不剖析义理，于是整个西汉时期都不能与《公羊传》《谷梁传》相提并论。刘歆主持校正典籍，想把它立于国学，但众儒没有响应的。建武年间，尚书令韩歆请求设立官学讲授而未实行。魏郡人李封被任命为博士，却很快被罢免。等到永明年间，诏令能解说《左传》的人提拔为高等级的讲郎。贾逵、服虔，都为之作训解。到了魏晋时期才兴盛起来，杜预作《集解》，专门推行服虔的义理，于是《左传》才大为昌明。那么书的显赫与晦涩，也是自有其时运的啊。”

左丘明亲自从仲尼那里传授经义，公羊高、谷梁赤都是子夏的门人。从宗法来说，《左传》是宗子，《公羊传》《谷梁传》则是别子之子。汉代《公羊传》盛行，《左传》后来出现，在刘歆时得以确立，在杜预时得以阐释，到孔颖达时才完备。到了唐代，学者好新奇，想要舍弃传注直接探求经文，于是陷入主观臆断，三传都模糊不清没有定论，而《春秋》的大义更加晦暗。元末有黄泽、吴澄二人，唯独知道尊崇《左传》以通晓经义，把他们的学说传授给东山的赵汸。赵汸著述的各种书籍，几乎高出宋元诸儒之上，可惜他所谓的《集传》，还是未完成的著作，选择材料而不详尽。明朝富顺人熊过，著有《春秋明志录》，援引证据广博，但对于彭山李氏杜撰无根据的说法，也有所采纳，这也是喜好新奇说法的过错。我私下不自量力，认为应当以圣经为经，以《左传》为纬，采集服虔、杜预之后，直到黄泽、赵汸的疏解，疏通统一，订正为一本书，而彻底扫除施氏、高氏、卢仝等人对三传的臆测之说，希望《春秋》一书不至于成为郢书燕说，迷惑误导千年。

郊禘考

自从孔子有鲁国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的感叹，《论语》又说：“祭祀开始灌酒之后，我就不想看了。”《祭法》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夏后氏禘祭黄帝而郊祭鲧，殷人禘祭喾而郊祭冥，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黄帝、帝喾在喾、鲧、冥、稷之上，似乎禘祭在郊祭之上。然而禘祭，就是以黄帝、帝喾为主神的。如果郊祭所主的是天，郊祭以天为主神，喾、鲧、冥、稷只是配享，所以郊祭仍在禘祭之上。《春秋》记载禘祭的有两次，记载郊祭的有九次，又记载“大事”一次，“有事”两次。《左传》在昭公十五年的“有事”武宫，用禘祭来标示，那么就知道宣公八年的“有事”太庙，也应当是禘祭。而文公二年的“大事”，解说者认为是大祫祭，或者认为是大禘祭。禘祭与祫祭的区别，马融认为禘祭大祫祭小，刘向、贾逵则认为是一种祭祀两种名称。它们举行的疏密，有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的说法，又有一次祫祭一次禘祭的说法，众说纷纭不知哪个正确。其中最荒谬不经的，是把禘祭配享的帝当作感生帝，命名为灵威仰，这种说法也出自郑玄窜改纬书，以混淆经典。历代朝廷议礼，颇有被迷惑而实行的。唐宋经学各家，排斥驳斥，穷尽其底蕴。然而赵伯循，他解说《春秋》素来不取《左传》，因此说“禘于武宫”、“禘于僖公”、“禘于襄公”都是《左传》的妄说。其余众说，有的认为《明堂位》是汉儒伪造，过于推崇鲁国；有的又把《王制》中的禘祭混入四祭之中，轻重失序。大概《春秋》学派争论越多，不能归于统一。于是鄱阳的马贵与折衷分析说：“禘有两个名称，有大禘的禘，有时禘的禘。”《王制》所说的“不称王不禘，王者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神，以祖先配享”，《礼运》所说的“鲁国的郊祭禘祭不合礼制”，指的是大禘；《祭义》所说的“夏禘秋尝”，《王制》所说的“天子祫祭禘祭，诸侯的禘祭一次单独一次合祭”，指的是时禘。《左传》记载昭公十五年禘祭于武宫，二十五年禘祭于襄公，定公八年禘

译关于僖公的记载，都是当时的真实事迹，怎么会有鲁国原本没有这种祭祀，却凭空捏造、胡乱议论的说法呢？况且时禘通行于天子诸侯，并非只有鲁国实行，晋国也实行。所以襄公十六年晋国人说：“因为寡君还没有举行禘祀。”《左传》又在僖公三十三年记载：“在宗庙举行烝、尝、禘祭。”这证明时禘的存在，清晰明白，不能将其混同于郊望之祭，而一概以僭越来指责。

贵与先生的论述，引用传文以契合经文，引用礼经来解释《春秋》中的各种疑难，都能使问题如冰消融般清晰。朱熹也说：周人禘祭喾，在后稷的宗庙里祭祀喾，并以稷配享，这就是所说的“禘祭其祖先所由出的始祖，并配享其近祖”。《春秋》学家的说法：三年丧期结束后，将死者的神主安放在宗庙，也称为吉禘，是一个名称而包含两种祭祀。大禘与时禘的区别，马氏的论述，大概是从朱熹那里得来的，实际上使学者豁然开朗。

周代在郊祭中配以后稷，本来是为了在圜丘祭祀天，而后世有关于天与地是分开祭祀还是合祭的疑问，又有五帝五郊的说法，或者又认为郊祭与禘祭是同一种祭祀而名称不同。《周礼》记载各种音乐，以圜钟为宫音，在冬至日于地上的圜丘演奏，经过六变，用来祭祀天神；以函钟为宫音，在夏至日于泽中的方丘演奏，经过八变，用来祭祀地祇。《郊特牲》说：郊祭，是为了迎接长日的到来。《月令》记载：孟春之月，天子在元旦向上帝祈求谷物丰收。《左传》记载：孟献子说：郊祭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业丰收。惊蛰时举行郊祭，郊祭之后才开始耕种。

贵与解释说：古礼一年举行两次郊祭，正月的郊祭是为了祈谷，《月令》和孟献子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十一月的郊祭是为了报答根本，《郊特牲》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关于郊祭的议论，诸儒虽有不无同异之处，但比起禘祭来，稍显通达而容易辩明。我因此以此作为证据。

《春秋》经文中记载举行郊祭的有九次，而不举行郊祭的有六次，大多是因为牛死了而不举行郊祭，或者不举行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之祭。“犹”是可以停止却仍然不停止的意思，是说那些可以停止却仍然不停止的行为。天子有祭祀山川的礼仪，诸侯则只祭祀其封地内的山川。鲁国因为泰山是封地内的山而祭祀它，这种祭祀适宜用庪县之礼而不适宜用望祭，如果用望祭就是僭越天子了。将河、海合在一起作为三望，都是僭越。孔子赞美楚昭王不敢祭祀黄河，认为他懂得大道。僖公、宣公、成公仍然举行三望之祭，他们懂得大道吗？

举行郊祭的事情，定公在五月举行郊祭，哀公在四月举行郊祭，都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被记载，祭祀过了时节不举行，是合乎礼的。然而这两位公举行郊祭的本意，原本都是在正月，正月举行郊祭，是鲁国所适宜做的。唯独成公十七年在九月举行郊祭，并非有所拖延或改卜，而是接近孟冬的郊祭，其僭越显然可见。成公因为国内有变乱，君臣在外避难，遭受屈辱多年，出兵未止，所以窃取天子类造之祭的意思，用郊祭来祈求上天，在鲁国的郊祭中尤为僭越妄为。赵子常的论述，最为熟悉事情的原委。

禘祭记载在经文中的只有两次。闵公的吉禘，是庄公明确地将新神主安放在宗庙的祭祀，并非大禘。经文之所以记载，是因为这一年五月，距离庄公去世只有二十二月。程子认为丧期未满三年，举行得太早，所讥讽的是短丧，而不是禘祭。宣公在太庙有事，昭公在武宫有事，一个是因为仲遂去世而万舞进入时去掉籥，一个是因为叔弓去世而去掉音乐完成祭祀，是另有原因而记载。至于文公在太庙举行大事，是因为提升僖公而记载；定公从祀先公，《左传》认为是顺祀先公，定公的顺正，是为了纠正文公的逆祀。然而文公的逆祀，逆在君主；定公的顺祀，顺在君主，而逆又在臣子。阳虎正想图谋季氏以向先公求福，那时也禘祭僖公，而经文没有记载。大概文公、定公两次的记载，都不记载禘字，孔子的心意就显现了。

单独记载大禘的，只有僖公在太庙的禘祭。僖公在太庙举行禘祭，使用了致夫人之礼。夫人是谁，《左传》认为是哀姜，《谷梁传》认为是成风，《谷梁传》的解释更为合理，但这仍然不是经文所重视的重点。经文所重视的是，鲁国在太庙举行禘祭，是从僖公开始的。《吕氏春秋》记载惠公派宰让向周天子请教郊禘之礼，派史角前往，惠公阻止了他。后来史角在鲁国成为墨子之学，历经几代公室都不敢实行，到了僖公身上，肆意实行。太庙的禘祭，真是天子的禘祭。在《周颂》中是《雝》，在《商颂》中是《长发》，鲁国也自以为颂而作了《閟宫》。《閟宫》这篇诗叙述禘祭之事非常完备，所夸耀赞美之处与《駉》《駜》《泮水》四首诗相合，自以为颂。孔子没有更改而将其列入颂中，其上行陵替自见；与《王风》降为风，孔子也不将其归入雅，其下行衰替亦自见。

禘祭与郊祭都始于僖公。僖公虽然免牲而不举行郊祭，但四次占卜、三次望祭，郊祭是从僖公开始的。其余只有闵公去丧后的禘祭，晋国也实行，与大禘无关。所谓禘祭襄公，《左传》所载，与经文无关。各位公在太庙举行大事、有事太庙、有事武宫，是沿袭前例而僭越，也都是从僖公开始的。

宋公宴请晋侯，请求使用《桑林》之乐，荀偃、士匄说：“诸侯中，宋、鲁在此观礼。鲁国有禘乐，在宾祭时使用；宋国用《桑林》使用成汤之乐，鲁国用禘祀使用文王之礼。”

译乐。”孔子又说：“杞国在郊外祭祀，用的是禹的礼乐；宋国在郊外祭祀，用的是契的礼乐。”这是说杞、宋两国在郊祀中使用天子的礼乐，其僭越的罪过，比鲁国低一等。周成王分封宋国时，颁布了《微子之命》，开头说“继承先王的统绪，修明其礼制”。凡是建丑之月、崇尚白色等制度，都一并赐给了宋国。接着又告诫他说：“谨慎地奉行你的使命，遵循常典，考虑到可能会僭越且过度，因此谆谆告诫。”祝鮀说分封鲁国时，也有伯禽之命，如今那篇文献没有流传下来。成王对鲁国的告诫，必定与对宋国的告诫有相同之处，而后人僭越滥用的情况却逐渐出现且日益严重。孔子出生在鲁国，在鲁国做官，又立志遵从周礼，周朝与鲁国在赐予和接受方面的过失，没有比郊祀和禘祭更严重的了。孔子平时对此发出醒觉与叹息，他在作《春秋》时，不只是一次讥刺，而是特别讥刺那些尤为严重的僭越行为。所以我采纳先儒的说法并加以考证，不敢在其中掺杂个人的见解【尚瑗】

译五岳考

《尚书》称四岳，《周礼》称五岳。春官大司乐用血祭来祭祀社稷、五祀和五岳。郑玄注解说：“东方叫岱宗，南方叫衡山，西方叫华山，北方叫恒山，中央叫嵩高。”《职方氏》记载九州的山镇，所谓“镇”就是“岳”的意思。州有九个，因此镇也相应为九个，原本不必拘泥于五岳这个数目。《尔雅·释山》说：“黄河以南叫华，黄河以西叫岳，黄河以东叫岱，黄河以北叫恒，长江以南叫衡。”数目虽然是五，但未曾将它们命名为岳。《禹贡》说：“青州的海岱，荆州的荆山和衡山之南，梁州的华阳和黑水，岱、衡、华都作为标志其州的象征。”而荆山不列入岳，也是预先包含在内的。冀州则有岳、阳恒、卫，恒是北岳，岳是太岳，也就是《职方氏》冀州的霍山。一个州不能有两个岳，冀州称岳称恒，只是分散出现在一个州之中，与岷山、嶓冢、蔡山、防山的情况相同。《尔雅》所说的“黄河以西的岳”即指岳阳，加上黄河以北的恒，与《禹贡》并不冲突。《舜典》中的四岳，是因为巡狩所到之处而主持祭祀，方伯于是以此命名官职。如果一定要断然裁定各家说法，以求统一，就会像聚讼一样纷乱。只有岱和华自古以来未曾改变。衡阳见于《禹贡》，现在的衡州因山而得名。汉武帝则用庐江的灊山来替代它。《尔雅·释山》说：“长江以南叫衡，庐江的灊山则在长江以北了。”宋代《类苑》说：“北岳恒山现在叫大茂山，一半属于契丹，以这座山的山脊为界。岳庙旧在山下。”宋代拥有天下却未能统一，以白沟河为界，在真定曲阳县祭祀北岳恒山。俗传有飞来石的说法。《周礼》中恒山是并州的镇山。明代《一统志》说：“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北岳应当在浑源州无疑。”而《唐书·礼乐志》说：“在定州祭祀北岳常山，那么曲阳的望祭，并非始于五代。”嵩山，《尚书》《尔雅》《周礼》都未见记载，是由汉武帝命名的。《大雅·崧高》篇说：“山大而高叫崧，并非洛阳的嵩山。”司马侯对晋君说的话，既然说了四岳，又提到太室，太室就是嵩山，与三涂、阳城并列在四岳之外。将嵩山列入五岳，是汉武帝命名的，而新莽沿袭了它。从古至今，说五岳，说四岳，始终没有定名，也没有定数。近日胡渭撰写《禹贡锥指》，对于导山直到太岳解释说：“隋开皇十四年下诏以霍山为冀州镇，号曰中镇，大概就是古时的中岳。”降格为镇，是被嵩高压制了。“崧高维岳”是说崧然而高的只有这四岳之山，《尔雅》编撰于《诗经》之后，于是实指嵩高为中岳。太史公又出于《尔雅》之后，并补注《尧典》说：“中岳是嵩高”，忘记了《禹贡》中的太岳。汉武帝登礼太室，《易经》说：“崈高中岳”，名称更加显赫，都是被《尔雅》所误导。他的立论直指霍山为中岳，而想削去嵩高的名称，既然完全驳斥《尔雅》《史记》的书籍，又以西为中，还想让四方改变方向。我并非一定要尊崇嵩高，去掉五而为四，就可以没有称呼。霍山地处极西，而太华作为西岳，又必不可更改。或许可以命名为北岳，以替代恒山的辽远而不可更改，嵩岳处于阴阳交界风雨之中。隋代的诏令，不可以加在周公著述之上。况且既然斥责《尔雅》的错误，却又推崇其黄河以西的岳，强行指为中岳。王安石依据《周礼》实行青苗法，满朝争论，说：“《诗》《书》只有四岳，新室才称五岳。”王莽、杨坚同为论世者所鄙视。孔子说：“大概有不知而妄作的人，我没有这样。”五岳、四岳，所谓“食肉不食马肝”，难道不是不知味的人吗【尚瑗】

涂山防诸侯考

《竹书纪年》穆王三十九年，王在涂山会合诸侯。又在此前十三年，徐戎侵犯洛水。十四年，王率领楚子讨伐徐戎，攻克了它。《通鉴前编》说徐偃王得到朱弓赤矢的祥瑞，四方诸侯都来朝见，在徐祭祀。穆王听说后，害怕，于是自称受命，命令造父驾车，长驱直入而归，与楚连谋讨伐徐。徐君逃往赵城。赵城，寿春地势相连。必定是穆王平定徐之后，诏命列服。以前旅贡于徐的人，现在仍受命于周，会合诸侯的事，必定不容许停止。只是不知道为何迟至三十九年才开始实行。至于禹的事迹，《吴越春秋》所记载，开始书写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在荒度治水之初。等到接受舜的禅让，践天子位，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见群后，于是大会，计算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会稽由此得名。《竹书》记载于八年。此前五年，则巡狩会合诸侯于涂山，有黄龙负舟的异象。禹在位只有八年，而两次巡行南服，其不暇宁处如此。柳子厚《涂山铭》序说：“周穆遐追，遗迹复会，于是山。”大概兼禹与穆王之事而并言之。苏文忠、文定皆有《涂山诗》，过濠梁而作，不及会稽。宋文宪《游荆涂二山记》说涂山有四：一会稽，二渝州

译一为濠州，二为濠州，三为濠州，四为当涂，这些地方都有大禹的遗迹。此说本于苏鹗的《演义》，认为大禹治水时，固然曾经遍行于九州之内，而会合诸侯的地点实在会稽的涂山。《吴越春秋》注引《会稽志》说：“涂山在山阴县西北四十五里，黄龙负舟，也是因赴会稽而渡江，将二者合而为一。”《竹书纪年》则将二者分而为二。鲁哀公七年，子服景伯说大禹在涂山会合诸侯，那么涂山这个地方，大禹曾到过，周穆王也曾到过。周穆王会合诸侯的涂山，应当在徐州，而不在越地。只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涂山，又未提及穆王之事，兼且疏解其说，以质询好古之人【尚瑗】

译左丘明时代考

《汉书·艺文志》说，孔子修订鲁国的《春秋》，口头传授给弟子，退下后弟子们各自有不同的说法。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自安于自己的理解，从而失去真相，所以论述本来的事迹作《左传》，以表明孔子不是凭空议论来解说经义。司马迁时代，《左传》尚未流传，他说：“左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国语》和《左传》，都是左丘明一个人的著作，但后来的儒者对此产生怀疑，不能没有不同的看法。朱熹认为左丘明在孔子之前，左丘明以之为耻，孔子也以之为耻，《论语集注》竟然断定他是“古代的知名人物”，与“窃比老彭”相似。我认为孔子对颜渊说：“被任用就施行，不被任用就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有这种态度。”这是看重颜子的贤德，把他当作同辈看待。《文中子》说：“言语索取而行为违背。”温彦博厌恶他，当面阿谀而背后诋毁，魏徵厌恶他，仿照左丘明“耻之”的句法，来嘉许他的门徒。至于《左传》中“宫之奇、虞不腊”的话，虞国和晋国的腊祭不可考证。腊祭起源于秦国，秦国僭越礼制的做法，从秦文公开始祭祀鄜畤，这在制作《春秋》以前，既然可以祭祀鄜畤，为什么不可以祭祀腊？晋武公受命成为诸侯，更晚于秦国，模仿秦国的方法设立腊祭，以废除周朝的蜡祭，这是理应发生的事情。郑国子产又有关于尝酎的话，这是汉代才有的祭祀而在春秋列国已经实行，所以不能因此怀疑《左传》。啖叔佐、赵伯循说左丘明既然与孔子同时，不应该在孔子死后很久，他的书中还有赵襄子的称呼，因为赵襄子嫉妒智伯，是《左传》末尾简册所记载的。所以我认为左丘明是周贞定王时代的人，贞定王与鲁悼公同时。《左传》终于悼公十二年，《国语》也在此结束。《左传》记载赵襄子奔晋阳，智襄子、韩康子也都称谥号。大概左丘明是目睹四卿分晋、三家灭智的人，于是国防的赵、魏、韩三国在此时奠定基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编年虽然晚了五十三年，但追溯本源，实际上与之相承。吕祖谦的《大事记》补充《通鉴》的缺漏，直接从悼公十三年开始编年，这是因为春秋战国时势升降的重大变更。左氏的生世恰好处于这个分界。那时卜子夏是魏文侯的老师，孔门十哲还有存活的，所以说左丘明是亲自亲近承受孔子的教诲，这种说法虽然出自汉晋，但实际上并非没有证据。因此他作传来阐述经义，子游、子夏所不能赞美的言辞，左丘明确实可以担当。而素臣对于素王的功劳，真是不愧啊。其他杂说纷纷不一，说《左传》中不著左丘明的名字，那么《公羊传》、《谷梁传》也未曾自称为高、赤与俶。又说另有左氏身为史官的人，那么班固的书既然有孔子观鲁史的文字了。或者又引用《公羊传》五世传《春秋》的说法，认为左氏也可能是一家子孙继世编纂。司马迁、司马谈、班彪、班固有其人，就传其名，古代未曾听闻，又何必强行臆测？孟子说：“读他的书，所以论他的世。”现在论世而得到左丘明著书的时代，以《汉书》为定论，争论不休的人家可以屏息了。已【尚瑗】

薛方山说：“左丘明的《春秋》内外传，大概是子游、子夏一流的人，不仅仅是朱子一类的人。所以贾逵、王肃、虞翻、韦昭都推崇他，研究他的章句。等到宋儒因为唐代韩愈说左氏浮夸，柳宗元又说他的说法多淫，于是认为《论语》所载的左丘明不是传《春秋》的人，于是将一个人分为两个人。郑樵的《通志·氏族略》也主张这种说法，说传《春秋》的是左姓丘明名，而在《论语》中的，则是居于左丘，以地为氏的人。至于考察他的志，详细记载氏族，最终没有左丘氏，不也是自相矛盾吗？”

五霸辩

自从赵岐注《孟子》，将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与齐桓公、晋文公并列为五霸，而朱熹采纳了这种说法。虽然又引用丁氏的说法，并提及夏商的昆吾、大彭、豕韦，但传习的人置之不理，大概未曾从孔孟的正文中寻求罢了。晋文公诡诈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诡诈，这是孔子的话。其事则齐桓、晋文，这是孟子的话。霸者的功罪事迹，记载在《春秋》传文中。鄄之会盟说：“齐国开始称霸。”晋文公伐曹、卫以救宋，说：“一战而称霸。”二百四十年的小国不灭亡，大国不篡位，依赖二霸的功业维持。传文的推崇，也就止于此。秦穆公渡茅津，封殽尸，就说：“于是称霸西戎。”中原的霸主，本来《传》文所未允许的。与左氏并为三传的，有《谷梁传》。它说：“交质子不及二伯。”霸见于传文的只有这些。至于楚国，齐桓公、晋文公联合诸侯讨伐它，以制服楚国而开始成为霸，那么受制于伯的楚国，怎么能再以霸名？宋襄公，也曾继齐桓公以图霸，而被楚国俘虏，请求诸侯释放，随即在楚国战败而死。孟子说：“是食志呢？还是食功呢？”志在图霸，而就以霸许之，那么之前的徐偃、之后的宋偃都将名列霸册了。孔子作《春秋》，尊周室，抑强诸侯。诸侯中倚仗其强而背叛王室、吞灭小国的，就厌恶他们，并非比当今的诸侯而诛杀他们。比当今的诸侯而诛杀他们，那么武王、周公、众建诸侯，实为

译祸患开始了。况且禹时手持玉帛朝见的诸侯有万国，商汤时的诸侯有三千，夏商时期并非没有诸侯。夏商先有诸侯，所以它们衰微时也有霸主。《郑语》中史伯回答桓公说：“昆吾是夏朝的霸主，大彭、豕韦是商朝的霸主。”这是丁氏所推崇的观点，其说法比台卿更为正确。夏商两代的霸主都受命于天子，子孙世代承袭，他们的后裔帮助夏桀作恶，被商汤诛杀，这在《长发》篇中有记载，即昆吾、夏桀的篇章。《春秋》中齐国因五位公子争夺君位，霸业无人继承；晋国则世代担任诸侯盟主，如同符节相合。有人说：“楚国与晋国曾轮流主持诸侯盟会。”楚国为什么不能称为霸主？回答说：“霸主必须有天子的任命，而霸主的功绩全在于尊崇周王。”齐桓公在召陵讨伐楚国，责备楚国不供给王室祭祀用品。他在葵丘会盟时说：“天威近在咫尺，不可违背。”晋文公在践土会盟，盟书说：“共同辅助王室。”召伯廖赐给齐侯命令，出自周惠王的宰官。周襄王赐给齐侯祭肉，尹氏、王子虎赐给晋侯大路车、彤弓、秬鬯，都出自周襄王天子的命令，屡次加封于两位霸主，传文所记载的，本于简册所流传的，而楚国只是独自称王罢了。楚庄王在邲地战胜晋国，说“为先君建庙，不向周王请示”，知道周王必定不会任命他为霸主。等到楚灵王在申地会合诸侯，他的臣子伍举说“霸业能否成功，就看这次会盟了”，那么此前楚庄王、楚共王不能称为霸主，就显而易见了。霸主，就是伯长。太保率领西方诸侯，毕公率领东方诸侯，是成王、康王时期的伯长；召公治理南海疆域，申伯在四方宣化，是宣王时期的伯长。只是成康、宣王时王室强盛，伯长统属于王，伯长仍是王道的伯长；惠王、襄王以后，王室衰微，伯长用来扶持周王，伯长于是成为霸道的伯长了。吴王夫差也自称王，但他在黄池会盟时，派王孙苟向周天子告劳，周天子有“秉持德行、盛大显赫”的诏书，他当身就灭亡了，失败比宋襄公还严重。如果他的志向是辅助王室，并且亲自接受天子的赏赐，几乎可以与齐桓公、晋文公并驾齐驱。所以荀子论述霸主，也涉及到吴越。越王勾践的事，则在获麟绝笔之后。周元王赐给越王祭肉，大概与周显王赐给秦国黼黻之服相当。世道屡降，王命也不足以重视。越国灭吴，秦国打败三晋的军队，斩首六万，与夫差讨伐鲁国以救济邾国、讨伐齐国以救济鲁国相比，仁义与暴虐又相差悬殊。总之春秋时期的霸主，只有齐桓公、晋文公。加上夏商的昆吾、彭韦，才能称为五霸，丁氏的说法更无异议。《汉书》说“两位霸主之后，逐渐衰微”，曹冋的六代论，李康的《命运论》，汉魏诸儒都只就桓公、文公立论。杜预注国佐的话“五霸之霸”，认为兼指三代而言，总没有涉及到宋襄公、秦穆公、楚庄公三位君主的。孟子集注，明代杨升庵作论驳斥它。近日顾炎武说有三代的五霸、春秋的五霸分别论述，赵氏的错误更加明显。他注《孟子》却不熟悉《复孟子》的书，他的话哪里值得采纳呢【尚瑗】

译四凶议

考察古史，尧舜在位时，八元八凯推行五常之道，使四方门户和睦，却有四个儿子，一个叫共工，一个叫驩兜，一个叫鲧，一个叫三苗，号称四凶。尧还容忍他们，到了舜才将他们流放、放逐、放逐到边远之地、诛杀。虞夏时期的文献大多残缺简略，我认为这就是虞朝朝廷考核政绩的方法。凭什么证明呢？《尚书》不说过吗：“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将三苗分置北方，三苗就是四凶之一。在此之前，尧派鲧治水，九年政绩没有成效。到了舜的时候，鲧和三苗都经历了三次考核，那么共工、驩兜的情况也可以推知了。所以说这就是考核政绩的方法。既然这样，那么考核政绩归属于八元八凯是可以推知的，那些昏庸的人罢免他们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流放、放逐、放逐到边远之地、诛杀呢？唐虞设立官职只有一百个，安置他们必有轻重之分，四凶是其中职位重要的人。舜以宽厚驾驭众人，却唯独对四凶严厉，没听说八元八凯为他们请求宽恕。那四个人，没有一个可以宽恕的。假如让他们得逞志向，那么八元八凯都应当被流放，虞朝的天下就败坏了。鲧的罪过在于扰乱五行，他的治水方法就是后世修筑堤坝；三苗的罪过在于依仗坚固不服从，类似现在的播州土酋之类。至于共工花言巧语违背常理，驩兜结党营私作恶，都是后世臣子的常事，惩罚他们不应当那么重。大概是因为当时比邻可封，乍见这四人的恶行，不胜惊异，所以将他们投到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鬼怪。

四凶议，是赵梦白先生的笔迹，写于天启癸亥年正月下旬，京察前一天，庚戌日。战败的边将，强横的官吏以及负责监军谋划而负有重罪的人，因贿赂得以免罪，忠毅公担任都御史，想要收捕惩治他们，所以写了这篇议，以坚定冢宰的意思。后半部分更涉及时事，现在选取其前半部分，对于经传的旨意，也很契合，不仅仅是因为作者身份尊贵而看重。

论左传书

前代诸儒的议论，有的根据人，有的根据事。事有事的成败，人也有人的美丑。尤其重要的是辨别王道与霸道而区分纯粹与混杂，区别尊卑而严格内外。因此桓公、敬仲的功劳，可取之处或许不到一二。董安于、卫赵的忠诚，公敛处父、防孟的智慧，也横遭称许。至于秦、楚、吴、越，一概以扰乱华夏而排斥他们。荡意、诸叔、仲、彭生杀害君主父亲，却湮没无闻。而师旷议论卫国，史墨议论陈国的偏颇说法，苌弘的忠诚恳切，更颠倒是非邪正。我认为事可以核实，人可以议论，尤其不如统观二百四十年来观察世运的升降。纯粹与混杂应当辨别，内部与外部应当严格。又不如列举天子、诸侯、大夫来推究君主与臣下的正统与僭越，家国的兴衰。《春秋》是为东迁而作的。洛邑的周，就像建业的晋，临安的宋。镐京为什么降为洛邑？应当归罪于荣夷公、虢石父，而不应当归罪于齐桓、晋文。洛阳为什么降为建业？汴京为什么降为临安？应当归罪于贾、郭、荀、冯、二蔡、二惇，而不应当归罪于温峤、陶侃、赵鼎、张浚。《春秋》的天下，是桓公、文公维持的。邓、息、江、黄正被楚国灭尽，邢、卫被狄人灭亡。管仲的功劳，所谓百姓至今受其恩赐。如果齐、宋更替称霸而不能终了，惠公、襄公内乱相继出现，没有狐偃、赵衰也无法继承管氏的功业而成就勤王、抵御楚国的业绩。后来戏地与萧鱼的盟会，魏绛能使悼公恢复霸业。宋、虢的防备，赵武、屈建能使诸侯四十多年不受兵祸。局势不同事情也不同，他们遏制强大而保存弱小，都是可取的。荆楚、勾吴，当他们崛起僭称王号时，并非不想排斥他们。等到楚军征服陈、郑，义声震动，就像晋国诡诸篡夺大宗而吞噬虞、虢、霍、魏，罪不容诛灭，幸好免于桓公的西征，得以重耳纠正，不妨功过相抵。夫差、黄池一次盟会，降低王号称伯，获麟将要结束，却还有尊崇天王的举动。加上秦任好之师，在黄河上谋划恢复天子，这几位君主，可以因为内外的原因最终排斥他们吗？关键是其间正统与僭越兴衰的原因，世运因此升降的，没有比有家之窃国，大夫之篡诸侯更严重的了。诸侯僭越天子，还不敢灭掉宗周。大夫僭越诸侯，于是取代齐国、分割晋国了。《春秋》开始，弑父弑君，很少有不发生的。讨伐他们国家的人，到了末期，驱逐君主弑杀君主，于是专断齐鲁的政事，分裂晋国的土地了。于是年表中的十九国合并为七国，而共主变为东王、西王，再变为东周公、西周公。天下争为战国，虎视鹰瞵，横流涂炭，就像建业更变为浔阳，临安更变为碙州、厓门。论世的人尚且忍心说吗？追溯其由来，都起于荒淫宠乐、持禄养痈的君主和臣子。论晋宋的人，归咎于太元与寳庆、绍定的政治，韩侂胄、贾似道之徒，而风飇〇举、违枯集菀者，是郄超、刘穆之、史天泽、张〇范、李恒，新国的腹心，旧主的蟊贼。春秋末期，王国则是景王这样，列侯则是晋平、齐景、鲁昭这样，而宾孟、梁丘据、阚止、郈孙、荀跞、范鞅诸臣贪财专权，以开启祸乱。

译至于尹圉、南宫嚚、魏戊、汝寛、董安于、臧防、申丰、公敛阳、陈逆、朱毛等人，喜好祸乱、憎恶正道，有的协助叛逆并为之拔刀相助，有的出谋划策并为之借箸代筹。凡是那些在私门中效力、在公室中聚积蛀虫的人，都是名教所绝对不容的。前代儒者疏漏简略，偶然没有涉及这些人，有的反而因为他们的应变之才、乘时之略而加以节取。我必定对他们严词峻论、深究其罪，再三强调，认为同样是乱臣贼子，罪行没有轻重之分，而恶行却有隐显之别。天讨已经施加的，史笔可以暂缓；只有天和君主不能讨伐的，史论才用来伸张其权。亲身参与弑君叛逆之事，而被世人所见的，后来的儒者无处置论。将禅让取代留给子孙，悠然以臣子的节操终其一生，而国家权柄已经被窃取，民心已经转移，使得一两个仁人志士想要支撑倾覆的大厦却无处施展力量。而趋时逐利、有才智的人，相继都丧失了廉耻。这是季孙意如、陈乞、赵鞅、魏舒等大臣所侵夺的侯国，而实际上关系到王朝；所倾覆的齐、晋与鲁，而实际上关系到各国。作为祸首元凶，不可不迅速记载他们的罪行，以弥补前代儒者所未能涉及的。事情记载在传文中，而实际上是为了尊崇经义，这难道是衰世的意思吗？

译《左传折诸》卷首上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折诸》卷首下。由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写。成周的地形。

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在郏鄏定鼎。到了周成王营造成周，位于涧水之东、瀍水之西，于是营建洛邑，这就是王城。又在瀍水东北迁移商朝顽民居住在那里。周平王因为犬戎之乱，从酆京向东迁移，居住在王城，这就是东周的开始。到了周敬王与王子朝争夺王位，出逃到晋国，周定公派魏舒率领诸侯的大夫在狄泉设防，因为那块地方原本是成周的城池，便让敬王居住在那里。到了周考王封他的弟弟桓公于河南，以延续周公的官职。到了孙辈宣公，才封小儿子于巩，号称东周惠公。周赧王即位，东周与西周分别治理【苏东坡《指掌图》】陆机说：“《洛阳记》记载，洛阳城是周公制定的，东西长十里，南北长十三里。”华延隽说：“这就是成周。”后汉、魏、隋都建都于此。

鲁国的地形

《汉书·地理志》记载，鲁国是奎、娄二宿的分野。东边到达东海，南边有泗水直到淮河，得到临淮郡的下相、睢陵、僮、取虑，都是鲁国的分野。周朝兴起时，将少昊的故都曲阜封给周公子伯禽为鲁侯，让他作为周王室的主持者。从文公以后，禄位离开公室，政权掌握在大夫手中，季氏驱逐了昭公，国家逐渐衰微，传了三十四代而被楚国所灭。然而它原本是大国，所以独自拥有分野。我辑录《折诸》中列国的地域，以班固《汉书·地理志》为主。郑、陈、蔡都先灭亡了，而鲁国微弱，不列入战国，所以它的分野单独记录在这里。而班固《汉书》中的十二分野，晋国分为韩、赵、魏，与《春秋》中的列国不符。《春秋》应当以《史记》中十二诸侯的表为主，但疆域不详，所以采录古今名家的议论，附上我的见解而成篇。齐、秦两大国，其地理详细记载在国防分野篇中。《左传》折诸中不再出现【尚瑗】

晋国的地形

晋国自从武公灭掉翼，而周王命令以一军之制封为晋侯，那时疆土还不广阔，考证《左传》，献公灭掉耿（今洪洞县）；灭掉霍（今霍州）；灭掉耿（在今河津县）；灭掉魏（在今蒲州）；灭掉虞（在今平陆县）。重耳居住在蒲（在今隰州）；夷吾居住在屈（在今吉州）；申生居住在曲沃（在今闻喜县）；而国君都城在绛（在今太平县），不过现在平阳一府的境界。而灭掉虢、灭掉焦，都在今陜州，那就跨越了大河之南。到了惠公在韩地战败之后，秦国征伐河东，那么内部到达解梁（在今临晋县）；狄人夺取狐厨（在今宁乡）。晋国疆域稍微缩小，文公才开始开拓南阳，得到现在的怀庆。襄公在殽地打败秦国，惠公贿赂秦国的土地，又归晋国所有，而以河西为边界。至于霍太山以北，大都都是狄人的土地。悼公采用魏绛的计谋，用财物交换土地。平公时，荀吴在太原打败狄人，于是晋国的北境到达洞涡、雒阴之间了。成公灭掉赤狄，得到现在的潞安；顷公灭掉肥、灭掉鼓，得到现在的真定，一一可以考证【顾炎武《日知录》】

楚国的地形

楚国世代是强国，凭借齐威公的霸业，与它敌对，称为齐楚；晋文公的霸业，也与它敌对，称为晋楚；秦国强大，也称为秦楚；吴国强大，称为吴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拥有国家历经多年，可以说很久了。楚国以方城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方城在唐、汝之间，那么邓、唐、汝都是它的北境；钟离、居巢是东界。等到灭掉越国，以至于以徐、淮为东境，土地也可以说很广阔了。起初，熊绎建都丹阳，就是现在的枝江；康为勾亶王，今江陵；红为鄂王，今武昌；执疵为越章王，都在江边。文王熊訾开始建都郢，现在的郢州，古号为鄢郢。昭王畏惧吴国，离开郢向北迁移到鄀，东西大概多次迁移了【赵彦卫《云麓漫钞》】

宋卫地形

宋、卫在春秋时期都是上国，星野记载在《战国防》中，因此依据《汉书·地理志》来归类。顾二国在春秋时期，又有值得论述的地方。卫国自从康叔受封，仍然使用殷朝朝歌的旧都，又合并了邶、鄘之地，商颂所说的“邦畿千里，疆宇甚大”，又都在河北。懿公被狄人所灭，戴公在漕地搭建茅屋，渡过河向南，文公筑城于楚丘，都是河南的地域。《左传》荥泽之战，杜预注“荥泽应当在河北”，孔颖达疏认为《禹贡》“荥波既潴”本在河南，大概是从北迁移到南，所以曹、楚丘都属于河南地。此后河北共、汲等土地都被晋国占有，而国家因此削弱，这是卫国值得论述的。宋国因为成汤的亳都，睢阳在梁、沛之间，与楚国接壤，遭受楚国的祸患与郑国相同。而晋悼公恢复霸业之后，急切地争夺郑国，郑国的牺牲玉帛在边境等待，去留无常。宋国则华元善于对待令尹子重，又善于对待栾武子；向戌又善于对待令尹子木，又善于对待赵文子，促成两国的和议，都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是国家形势使然，这又是宋国值得论述的【尚瑗】

陈蔡曹地形

《汉书·地理志》记载，陈本是大昊的故都，武王封舜的后代妫满于陈，这就是胡公。《史记·货殖传》：“颍川、南阳，是夏人居住的地方。南阳西通武关

译郧关，其东南接纳汉水、江淮之水，宛地也是一个都城的防务重镇。”《国风·陈谱》的笺注和疏证大致引用了它的话：“《曹风》的诂训传。”陆德明说：“曹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叔振铎所封的国家，它的封疆在兖州陶丘的北面，菏泽的旷野，就是现在的济阴定陶。”正义说：“曹国的都城虽然在济阴，但其地域则越过济水以北。《春秋·僖公三十一年》记载夺取济西的田地。《左传》说：‘这是分割曹国的土地。’”蔡国则见于《尚书·蔡仲之命》，孔安国的传注只说它在淮河与汝水之间。正义引用《史记·世家》的注解：“宋忠说：胡地迁徙居住在新蔡。”杜预说：“周武王将叔度封在汝南上蔡，到平侯时迁徙到新蔡，昭侯时迁徙居住在九江下蔡。上蔡、新蔡都属于汝南郡【尚瑗】

译郑国地形

《汉书·地理志》记载，陈国、郑国与韩国的星宿分野相同。郑国所属的星宿分野，原本是高辛氏火正祝融的故地。如今河南的新郑以及成皋、荥阳、颍川的崇、高阳城，都属于郑国的疆域。郑国始祖是周宣王的弟弟友，担任周朝司徒，在宗周王畿内受封采邑。郑桓公听从史伯的建议，将家眷财物寄存在虢国。郑武公在周平王东迁时，最终平定了虢、郐两国的土地，右临洛水，左靠溱水，在溱水、洧水流域受封。《竹书纪年》记载，晋文侯二年，王子多父攻打郐国，攻克它，于是建都于郑父之丘，命名为郑，这就是郑桓公。《帝王世纪》说，新郑县旧地是有熊氏的故地，是黄帝建都的地方。【尚瑗】

吴越地形

《汉书·地理志》记载，吴地属于斗宿的分野。如今的会稽、九江、丹阳、豫章、庐江、广陵、六安、临淮各郡，全部属于吴地的范围。太伯最初逃奔到荆蛮地区，荆蛮人归附他，号称句吴。太伯去世后，仲雍继位。太伯的曾孙周章时，周武王攻克殷商，于是封周章为君。又封周章的弟弟仲于河北，称为北吴，后世称之为虞。传至十二世被晋国所灭。其后两代，荆蛮地区的吴国君主寿梦称王。到了夫差时，被越王勾践所灭。越地属于牵牛、婺女的分野。越国的君主是夏禹的后代，是帝少康的儿子，被封于会稽。传至二十代，到勾践称王，灭掉吴国，兼并其土地。越国渡过淮河与齐、晋等诸侯国交往，向周天子进贡。周元王派遣使者任命勾践为霸主，诸侯都来祝贺。其后五代被楚国所灭。查考《春秋》内传和外传都称越，经文也记载“于越入吴”。而班固的《汉书》唯独称粤，大概是兼指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百粤而言。臣瓒说：“百粤杂居，各有种姓，不能都说他们是少康的后代。”《世本》记载越国为芈姓，与楚国同祖。所以《国语》说：“芈姓的防越。”那么越国并非仅仅是禹的后代就很明白了。我综合各种说法，并兼采《国语》，那些列国的源流都分别见于《左传》的国防篇。所以《国语》不再单独列出吴越地形，而总括在这里。【尚瑗】

总论列国地形

成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土地最为狭小。用现在的地理来考证，吴、越、楚、蜀都算是蛮夷，淮南是群舒之地，秦国是戎狄之地，河北真定、中山一带是鲜虞、肥、鼓等国，河东一带有赤狄的甲氏、留吁、铎晨、潞国，洛阳是王城，却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等戎狄，京东有莱、牟、介、莒等都是夷人。杞国都城在雍丘，如今是汴州的属邑，也使用夷礼。邾国靠近鲁国，也被称为夷人。其中属于中原华夏的，只有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总共不过数十州，大概只占天下的五分之一。【宋永亨《搜采异闻录》】

河

泾、沂、麻隧、刳首、令狐、桑泉，都在黄河的左右两侧。秦军泛舟渡河的战役，必定经过这些地方。考察其地理，黄河以西称为龙门、西河，泾水汇入渭水入黄河处。黄河以东称为太原、岳阳，覃怀、衡漳的水流入黄河。其西有韩原，有少梁城，有莘城，有北征，有邧新城，都靠近彭衙。其东如晋阳，如历山，如涑川，如王官，如解梁城，都依傍黄河弯曲处。黄河水流浩荡，自北向南流，这是上天用来限制冀州、雍州两地的手段。【陈则通《春秋提纲》】

江

楚国的疆域跨越长江南北，吴国则据守江东，双方的战争离不开长江沿岸。楚国侵犯吴国，进攻罗汭，如今的庐州、汝州都有罗地；进攻潜，如今的庐州、皖州都有潜地；进攻颍，就是如今的颍州；进攻舒，就是如今的舒州；进攻豫章，就是如今的德安；进攻干溪，就是如今的滁州；进攻鹊尾，就是如今的六安。吴国侵犯楚国领土，进攻钟离，就是如今的凤阳；进攻鸠兹，就是如今的芜湖；进攻巢，就是如今的巢县；进攻大别，就是如今的霍丘。至于攻入郢都的战役，进攻鄢阨，就在信阳；进攻睢，就在枝江；进攻息，就是如今的息县；进攻郧，就是如今的郧县。这些地方有的并不完全紧邻长江。后来谈论要害之地的人，都认为长江是门户和屏障。因为楚国都城在郢，吴国都城在姑苏，而建业反而处于边界，不被视为重地。当时也没有所谓画江而守、窥江争江的防御概念。然而孙策、曹操的天险限制在此，司马氏的飞渡在此，苻坚的鹤唳在此，拓跋氏的饮马在此，赵氏的绳量测深、投石镇水，不能镇守防御；古代的炮火能焚烧它，投掷兵器不能阻挡它，都是因为这水的作用。【尚瑗】

关

焦、瑕、华阴、华阳、桃林、桑田，都在关隘的左右两侧。秦军由陆路进军，常常必经这些地方。所谓崤山有二陵，就是函谷关之间。考察地理，这个关隘东接渑池，西连华山，北滨黄河渭水，南邻西虢。从东陵到西陵，共三十五里。东边是陡峭的山丘和深涧，车辆不能并排行驶；西边是十二里的石坡，险峻程度不亚于东崤。这是上天用来限制雍州、豫州两地的手段。【提纲】

春秋列国论上

晋国赵武对楚国使者说：“晋、楚、齐、秦是匹敌的。”四大国的名称，就是从这时开始兴起的。《史记》列出十二诸侯，从鲁国开始到吴国结束，实际上是十三个国家。《眉山春秋列国指掌图》记载，整个春秋时期，见于经文和传文的，总共有一百二十四个国家，灭亡殆尽。

译而这四个大国，通过聘问、防盟、征伐，实际上足以维系二百四十二年的始终。姜西溟作论，认为盛极必衰，而开始于微小的，正是为了成就盛大，他的说法很好。但我对于时势和地形的缘故，又私下有所见解。大概四国所处的地形容易的，没有比得上楚国的，秦国次之，晋国所处的地形就艰难了。唯独时势偶然有可乘之机，才得以实现其吞并。齐国则是地形和时势两方面都处于艰难，于是局限于晋国。从文公继承霸业直到获麟之终，甚至入朝于晋，而在吴国战败，距离弱国只差一点。齐国因为太公受赐履，镇守东海，封国最早，与鲁国相当。无奈它与鲁国相邻，齐国不能超越尺寸去占有鲁国，就像鲁国不能超越尺寸去占有齐国。齐国还依靠桓公的霸业，正当周室东迁衰微之时，崛起成为诸侯盟主，而鲁国却因为庆父之乱，以至于成为桓公保存的三个亡国之一，于是导致鲁弱而齐强。不然的话，周公之后，天下依靠礼乐在这里，难道不可以与四国并列成为五国吗？难道宋、卫、郑等国不能与之比肩吗？况且桓公的霸业，有管仲辅佐，正直而不诡诈，攻取谭、遂而不占有，从未扩张土地。燕国有戎狄之难，桓公于是北伐山戎以救援它，归还其被侵占的土地，所以齐国不及那三国，是因为畏惧法度、谨慎遵守规矩的缘故。晋国唐叔受封，本来不低于齐、鲁。楚国灵王也有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共同侍奉康王的说法，而曲沃伯篡夺嫡系得到国家，僖王三年才受命，以一军为侯，那么就不能沿袭文侯侯伯的命令，以雄踞列国。然而它因为虢公的请求，刚过十余年，随即向虞国借道而攻伐并灭掉了它。虞、虢都是文王的师友，却忽然在诡诸手中断绝了祭祀。接着灭霍、灭韩、灭魏，都是同姓之国。栾枝数说楚国的罪状，认为“汉阳的姬姓诸侯，楚国实际上都灭尽了”，晋国的恶行恐怕更甚。文公主持诸侯盟会，盟书说：“大国不侵犯小国。”却以侵邾、侵莒为鲁国的罪过，以侵鲁、侵卫为齐国的罪过。而其祖先吞噬邻国的行为，后代得以凭借这些资源，来震慑同盟，没有人敢质问。而且文公也曾分割曹地报答私恩，而后世灭肥、灭潞、灭鼓、灭陆浑，兼并土地数千里。陆贾劝说汉高帝：“逆取而以顺守之。”晋国大概是先用了这种智谋。晋国的形势，胜过齐国，是有由来已久的。秦国与晋国相当，也出于献公、缪公。既已结为婚姻，又拥立了惠公、怀公。怀嬴于是说了这话。如果按受封的次序，秦国作为附庸，晚于齐、晋几乎二百年。等到秦襄公成为侯，又过了一百五六十年。唯独平王东迁，岐山以西的土地，让襄公自己去攻伐夺取。周朝先公先王，因荒废艰难所导致的，全部被秦国占有。到了缪公兼并二十个国家，名声与齐国的两位霸主相当。秦国安然接受西土，比起晋国力争中原，其地形和时势不是更容易吗？楚国，从鲁庄公十年开始见于经书，还以荆来书写它。本来是商周盛世君王当作戎蛮荒服弃置不管的。它傲慢放纵于江汉之间，只有方叔采芑的诗，君王讨伐过一次。到了东迁以后，熊通于是胁迫随侯，向周室请求，想成为王，不被听从，就自立为武王。还不止如此。它所悬挂的是申、息，所灭掉的是宛、邓，而以方城作为城墙，以大隧、直辕、冥阨作为关塞，直接盘踞在中原淮泗的土地上。后世所分的六朝南北，长江天堑，不过是跨越而过。大概到了齐桓公时，包茅责贡，仅仅得以取得和解。而阳桥之战，鲁、宋、齐、郑都受盟于楚国。申地的盟会，晋国更听从诸侯前往跟随。唯独不足的是，楚人只知道舍船而争陆地，向北而不图谋南方。如果像汉代所开拓的闽越、南越，秦所打通的百粤，春秋时的楚国竟然毫无兴趣去拾取。吴、越起初都臣服于楚国，等到它们赫然称雄，也就与诸夏争衡。假使楚国在这个时候，西面尽占四川，南面通达六诏，半天下有两处边疆，谁能抵挡它呢？形势可以无所不至，而仍然有限制的，也是时势造成的罢了。至于卫、郑、杞、宋、陈、蔡、曹、滕、纪、许，直到虞、虢未亡之日，这些国家如果不是王室支子懿亲，就是三恪四岳神明的后裔。有的因为故封而给予他们，有的让他们服叛迁顽而镇抚他们。分割肥沃的土地，占据要害的地方，轮转而辐凑，形成拱卫磐石的基础。然而不能伸足境外，以扩大其所分受的，蹶然受限于先王疆域幅制的之中。大概所谓大国，不是兵争不能，不是狡诈开启疆界甘冒不韪，不能谈论。秦国、晋国、楚国、文王、宜王制所谓六师移之，方伯连帅讨之者也。而逐渐微弱逐渐强大，最终凌夷而大坏。这是开始制定封建制度的人无可奈何的。就中原诸上国之中，郑桓公先用史伯的谋略，寄帑虢郐，以取其十邑。所以其后当晋楚之交争，而犹能力支。鲁国则屡次加于邾、莒、杞、鄫，终不一遂。而卫灭，邢宋灭，曹一乘齐伯之衰，一当晋伯之敝，竟得列于战国七雄之后。奸法者有时而得志，时与势实使之然，要非论道德者之所许也。至于王室号为宗周，天下共主，规方千里，而又营洛邑，作西京。盛则周、召

译考察其治理状况，衰败时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扶持其弱势，以至于困守在黄河、洛水之间，出现逃避责任的台阁、偷斧的诽谤，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屡次分割土地来赏赐诸侯的功劳，而削减土地以讨伐罪行的制度无法施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被割裂，反而造成孤立无援的局面。晋国宠信六卿，鲁国宠信三家，其弊端也是如此。分割蜂巢的脾，蜂蜜就无法酿成；原蚕的茧，丝就无法织成。末梢太粗必然折断，尾巴太大难以摇动。西汉人评论世事，因此有国家像瓦片一样碎裂的感叹。至于像泥土崩塌那样的祸患，则是后世郡县制所承受的，封建制与此无关。我对于春秋二百四十年，连同战国二百四十年，睁大眼睛审视并为此发表议论。评论世事的君子，不知道是否赞同我的观点【尚瑗】

译春秋列国论下

《春秋》以鲁国为内，以其他诸侯国为外，对于鲁国的事记载特别详细，这是适宜的。周王室天命未改，天下诸侯朝见宗主，但王室的记载却寥寥无几。史佚、伯阳父都已经去世。孔子在柱下翻阅藏书，所认识的只是礼制中的大要。东迁以来，事迹反而通过列国而显现。杜预有王室微弱不能与诸侯相通的学说，晋、楚的记载最详细，是因为有《乘》《梼杌》的缘故。楚僭越称王最为无道，但楚庄王、楚共王以下的言行反而多值得称道，这是因为用文辞来补救过错，这是史册的功劳。晋国的《乘》不仅详细，而且晋文公、晋襄公以前，善恶都据实记录。晋灵公、晋成公时权臣专权，晋悼公虽然恢复霸权，但权力归于六卿，晋国的传记简直就是赵、魏、韩的传记了。齐桓公匡正天下，维系了二百四十年的气运，但曲理不能胜过直理，是因为被晋、楚、鲁、卫的简册所掩盖。管仲、晏子都有著作，但晏平仲未免善于侍奉陈氏。我曾经说晏子不仅才能不及管仲，节操也逊色。宋国每更换一位君主，六卿的名字很少不详细列出的。圣王的后裔文物具备，记载的人也容易遵守。卫国本来多君子，郑国则有罕国、游吉等贤臣支撑危局，在两大国之间周旋，辞令兴起，传记的文采也因此增色。其他国家的衰微是有原因的。陈、蔡起初都是中原的上国，迫于强邻，奔命不暇，依靠楚国直到灭亡，羊被狼放牧，以至于两次被灭，典章制度没有留存是适宜的。杞国沦为夷狄，纪国失去国家。曹国除了子臧之外，其大夫参与赵孟、穆叔、国成子的赋诗饮酒，但传记竟然不能举出他们的名字，文献没有证据，更没有什么可说的。秦国虽然立国最晚，但《诗》《书》并列，其风气与誓言相关，除了与晋国事务相关的内部传记外，其余都泯灭无闻。由于晋国文书有意抹去其痕迹，竟然等同于燕国僻处北陲，等到战国时期才赫然显著。吴、越也是如此，两国显名既晚，亡国又最先。《左传》详略不齐，都是因为各国人文高下悬殊的缘故。孔子经文，左丘明既曾亲受教导，而夫子纂修的《诗》《书》《易》及《论语》一家之言，传记中无不谨守并阐发。汉代《艺文志》所载，又有《齐论语》、《曾子》、《宓子》、《漆雕子》，前者有《鬻子》、《老子》、《文子》、《苌弘》、鲁《臧文仲》，因立言在当时受到重视。孔子的祖先是正考父，臧文仲的门徒是太史克。其余子夏、子游、曾子的门人，左丘明大概同时，下至伍子胥、文种、范蠡都能著书。左丘明内部传记遗留下来，而外部传记取自这些。杜预说大事书于简策，小事书于简牍，真伪隐显，因各国而不得不不同。学者口诵而心记，左丘明的苦心，未尝不在千载之下昭示【尚瑗】

春秋列国党仇分合

晋、楚、齐、秦为四大国，鲁、卫、宋、郑、陈、蔡都是中原的上国，其地势难易，时运盛衰，已经论述详细了。有征伐就有抗拒和援助，有盟会就有亲疏。隐公、桓公时代，东莱先生所谓五霸未兴，晋、楚都未见于经，只是东迁以后诸侯交相征伐以扰乱周制，渐渐已形成战国之势，非桓公、敬仲无以挽救。五霸相继兴起，虽然从庄公、闵公直到襄公、昭公，强不吞弱，小能事大，有一百八十余年，其间桓公、文公的极盛，也只在庄公、僖公六十年间，宣公、成公以下，晋、楚交替主持盟会，吴、越逐渐兴起。依附晋国的没有比鲁、卫两国更亲近的，齐国则开始抗拒最终屈服，吴国是晋国所求，郑国介于晋、楚之间，至于争夺郑国达三十一次，最终以服晋告终。宋国本来亲晋，但其促成晋、楚和议，都是宋国做的，所以稍不同于鲁、卫。大概这七国，乍分旋合，同为与国了。楚国则只以并吞为事，哪有属国？既遭桓公、文公的排斥，不得不以合诸侯为名，陈、蔡迫近，依附它的并非本心，一灭再灭，直到获麟，论世者最伤心裂眦。秦国本是晋国的姻亲，且三次安置晋君，都靠它的力量。崤之战，晋国负德已甚，加上令狐召公子雍，反而抗拒秦国并击败它，又为棫林断绝秦国的书信，晋国人如虎狼般悖德如此极端，因此文公、宣公以下，秦国长期成为楚国的与国，晋国实是抛弃大援以自增其敌。入郢之役，楚国既被吴国覆灭，依靠秦国得以保存，何荆蛮之幸，而上国之多不幸？越与吴起初都服于楚，越既仇吴，楚国遂收服它，其曲多在越。秦、越长党楚国，大概没有分离的。战国以拒秦为纵，事秦为横；春秋以攘楚为霸，合楚为更霸。攘楚者，霸之正也；合楚者，霸之变也。正必流于变，更霸者实非霸矣。就列国地形事局，一百八十年之间，分合如此，著其说以与尚论者质焉【尚瑗】

姬姓之国

虞仲五世为周章，周章的弟弟也叫虞仲。武王封之夏虚，其后为晋献公所灭。虢仲、虢叔为文王卿士，虢仲为西虢，晋献公所灭；虢叔为东虢，郑所灭。郕，鲁庄公八

译郕国降服于齐，成为齐的附庸。鲁文公十二年，郕伯逃奔到鲁国。霍国，被晋献公所灭。毛公毛叔郑辅佐周成王担任三公，在周朝有毛伯卫、毛伯过、毛得。滕国常与诸侯共同防止朝见之礼的废弛，后来历经春秋七代，被齐国所灭。毕公高辅佐周成王担任三公，其后代毕万投奔晋国，成为魏氏始祖。原国，在周朝有原庄公、原襄公、原伯绞、公子□寻、原伯鲁、原夀。到了韩宣王时期成为诸侯。伯吉父为韩侯作《韩奕》一诗。凡在周朝辅佐周厉王的，作了《板》诗；辅佐周幽王的，作了《瞻卬》《召旻》诗。邢国曾遭受狄人攻打，齐桓公率领诸侯修筑夷仪城并迁移邢人，之后被卫文公所灭。祭国，在周朝有祭公谋父，辅佐周穆王最为贤能。耼国季载担任周朝司空。郇侯担任诸侯之长【《诗经》说：四方有王，郇伯辛劳】只有郜、雍、酆、邘、应、蒋、茅、胙，其后代都不再见于史载【见《颍滨古史论》】

译尚瑗按：《国语》中史伯对郑桓公说：“周朝南方的十个国家”，韦昭注说：“随国、唐国也是姬姓，唐成公引导吴国攻打楚国，后来被子期、子蒲所灭，随国则藏匿周昭王而不与吴国合作。”北方有鲜虞，也是姬姓，后来成为中山国。高鲍注《国防》认为鲜虞是周的后裔。西方八个国家都是姬姓，隗、杨不见于经传。另外晋国女叔侯对晋平公说：“晋国灭掉了同姓的八个国家”，这八个国家除了虞、虢、韩、魏之外，还有焦、滑、霍、耿。楚共王有巴姬，那么巴国也是姬姓。而杜预注说：“晋国灭掉的耿以及楚国所属的顿国与胡国都是姬姓。”晋献公娶大戎狐姬，生下重耳，这也是一个姬姓国家。加上卫、蔡、晋、卫、郑、吴这些列在十二诸侯表中的国家，周朝的同姓诸侯大致都在这里了。

鲁国与其他国家不同

《春秋》是以鲁国为主而编写的。因此记录鲁国的行事，特别加上“内鲁”的文字。各国国君称侯，而鲁国独称公。各国记录国君去世，而鲁国独称薨。各国国君到鲁国，称为朝；大夫到鲁国，称为聘；而鲁国的国君和大夫有事去各国，则称为如。经文记载“公如齐”、“如晋”，大夫“如陈”、“如宋”，就是如此。各国在鲁国结盟，称为来盟；而鲁国在各国结盟，则称为莅盟。公子友莅盟，叔孙婼莅盟，就是如此。各国擅自互相吞并，记载为灭；鲁国则不记载灭，而记载取。取鄫，取邿，就是如此。各国专擅杀害大夫，都记载为杀；鲁国则不记载杀，而记载刺。公子买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刺之；刺公子偃，就是如此。各国国君离开本国，记载为出奔；鲁国则不记载奔，而记载孙。公孙于齐，就是如此。《春秋》可以说是尊崇鲁国到了极点。孔子删定《诗经》，那么史克的颂诗不编入邶、鄘、卫、齐、郑的风诗，而附在《清庙》之后。他审定《尚书》，那么《费誓》的文字独附在诰命的末尾。大概不仅仅是在《春秋》中尊崇鲁国。唉！《春秋》之所以如此尊崇鲁国，是因为对鲁国的期望深而要求完备。所以褒贬的大法都从鲁国开始，但是是非善恶从未掩盖事实。不记载即位，不记载王，不记载正，是用来要求鲁国国君完备。记载夫人姜氏，记载妇姜，记载孟子，是用来要求夫人完备。记载翚，记载柔，记载溺，记载仲遂，是用来要求卿大夫完备。说郊祭，说禘祭，说大雩，说大阅，说大搜，是用来纠正鲁国僭越的典礼。说考宫，说献羽，说立宫，说毁泉台，是用来纠正鲁国的礼制。说初税亩，说作丘甲，说用田赋，是用来纠正鲁国失当的政令。说作三军，说舍中军，是用来纠正鲁国紊乱的权柄。说筑郿，说新延厩，说新作南门，是用来纠正鲁国劳民伤财的行为。说大水，说螟虫，说蝗虫，说雷电，说雨雹，是用来纠正鲁国怠慢时节的过失。《春秋》对鲁国的要求完备，大概就是这样。

鲁国虽然秉承周公、伯禽的法度，遵守四代的服饰器物，但实际上衰微削弱，不能与齐、晋大国并列，而仅仅与陈、郑、曹、卫之间相提并论。然而它之所以还比诸侯贤明的原因有二：它的国君还知道以礼法自我约束，它的卿大夫多熟悉文献典章的旧制。而它之所以国家多变故而不安宁的原因也有二：它的家法没有建立而没有端正根本的道理，它的兵权没有收回而没有驾驭下属的纲领。当时齐、晋图谋霸业，常常以得到鲁国为重。齐桓公开始会合诸侯，鲁国不肯轻易顺从的，大概拖延了二十多年。鄄地首次设防，姑且派单伯来；幽地首次结盟，仅派微者防。阳谷设防，也仅派公子莅盟。直到召陵以后，才开始坚定地事奉齐国。齐国没有得到鲁国，就不能自安。楚国设防于申地，汰心虐焰，震动摇荡华夏各国。大侯小伯，勉力聚集，而鲁国独自从容退让，以时祭为借口推辞。这就是所说的它的国君还自我约束。臧僖伯谏阻观鱼，能陈述轨物之言；臧哀伯谏阻取鼎，能列举礼乐文物的训诫；曹刿谏阻观社，能阐明聘问、设防、征伐的典制；展喜退却齐军，能道出先王盟府的命令；季文子驱逐莒仆，能识别君子事奉国君的礼法。这是它的卿大夫还多熟悉典章旧制。这就是鲁国之所以还比诸侯贤明的原因吗？自从桓公不能以刑罚约束文姜，而给两国带来祸患；庄公不能防范哀姜，而留下两代的灾祸。共仲与哀姜私通而杀害般、弑杀闵公，襄仲私通敬嬴而杀害恶及视。这是它的家法没有建立而没有端正根本的道理。自从隐公失去权柄于翚，庄公失去权柄于庆父，文公失去权柄于仲遂，宣公失去权柄于归父，襄公失去权柄于宿，昭公失去权柄于意如。宋国乐祁说：“鲁国国君丧失政令四代了，政令在季氏三代了。”晋国史墨说：“季氏专权，鲁侯被架空很久了。鲁国国君世代顺从他们的过失，季氏世代修习他们的勤勉。”这是它的兵权没有收回而没有驾驭下属的纲领。这就是鲁国之所以国家多变故而不安宁的原因吗？

王室的卑微

孔子尊崇王室而作《春秋》，所以尊崇它，是因为王室卑微的缘故。征伐不能施行，而繻葛射王，黔牟被放逐，茅戎打败周王，阴戎攻打颍地，朝聘虚设。而周朝聘问鲁国的有七次，鲁国大夫前往京师的有五次，周王的赐命

译在鲁国的记载有三条，归送祭肉的一条，助葬的四条。至于在齐、晋两国施加命令，在卫国追加命令的，更是数不胜数。诸侯之中，鲁国的僖公、成公曾两次朝见周王，晋国刚被册封为诸侯时，有朝见和召见周王的情况，也有联合各国一同朝见周王的情况。只有郑、虢两国担任周王的卿士，他们朝见周王的次数多得数不清。郑国不久就因不朝见而抗拒作战，虢国不久就被晋国所灭，周王也不敢讨伐他们。遵守法度的人灭亡，违背法度的人强大。东迁之后的天下，因此没有人能改变这种局面。

评论的人又说：礼乐征伐，既然已经出自诸侯之手了。但是在这二百四十年间，没有听说诸侯弑杀天子。至于诸侯被大夫弑杀，甚至那些连大夫都算不上的人参与弑君的，多达三十六起。这种凌夷僭乱，是就各诸侯国内部而言的。唉，难道不知道就周王朝的畿内而言，其凌夷僭乱，也未曾稍有不同的吗？

大概卫国石碏劝谏卫庄公说：“卑贱妨害尊贵，年少欺凌年长，疏远离间亲近，新人离间旧人，小者压制大者，淫乱破坏道义，这叫做六逆。”卫庄公不听从，结果州吁弑杀了卫桓公，这成为诸侯国中弑君的开端。周辛伯也劝谏周桓公说：“宫内宠妃并列后位，宫外宠臣分掌政权，宠爱的庶子与嫡子平起平坐，大的封邑与国都相当，这是动乱的根源。”周公黑肩不听从，于是图谋弑杀周庄王，立王子克为王，这成为王室内部动乱的开端。

《春秋》时期，王室内部最大的动乱有三件事，较小的就是王子克，其次又是王子括，他们都随即被杀。以及王孙苏擅自杀害王叔，陈生争夺政权，都随即出逃，不能列入其中。那三件大事是什么？是王子颓、王叔带、王子朝。王子颓倚仗王姚的宠幸，周庄王原本没有并立嫡子的嫌疑，所以五大夫的祸乱发生在周惠王即位之后，郑、虢两国的霸主平定了它，显得从容自如。然而周王出逃居住在温地，已经是流落荒野的一个开端了。

王叔带本是虢子带，是周惠王的庶子。周王有改立储君的心思，齐桓公联合诸侯来安定此事。周襄王继承王位，王叔带出逃，周王召他回来并复职，确实是和睦友好的盛德。狄人入侵的祸难，就出自周王的宫闱，周王居住在汜地，退居荒远之地，与王叔带分别居住在温地，形成两派。晋文公勤王，王叔带一个人就烦劳了前后两位霸主的全力，局势也真是岌岌可危啊。

更加猛烈的是王子朝，周景王年老昏乱，宾起从中挑拨。加上周王猛继位后夭折，继位的是太子寿之后的敬王，周王猛与敬王东西两王举兵相争六年，首恶出逃，余党震撼，又过了七八年，下都才得以平定。孔子说：“我大概是属于东周的人吧？”这不是指周平王迁都，周、召二公在涧水、瀍水之东占卜选址，而是指周敬王流亡播迁，十个诸侯盟誓防备狄泉的成周。

外藩侵扰而王室衰微的，祸患较小；内宠争斗而王室动乱的，祸患较大。霸政尚未兴起时，王室已经没有《车攻》《吉日》那样的盛况；霸业再度衰落时，王室将要面临像偷斧头的人那样逃避责难的悲哀了。《春秋》的编撰，确实是因王室日益卑微而作的吧【尚瑗】

译晋国与楚国交替称霸

《小雅》完全废弛之后，四方蛮夷便交错侵扰中原。《春秋》开始记载“荆国入侵蔡国”，并带着舞乐归来，那么楚国徘徊不定、伺机而动的态势已经显现。齐桓公、晋文公奋起遏制楚国，楚国的锋芒稍受阻碍。晋文公去世后，晋国的霸业衰落，而楚国图谋北方的势力便日益增长，无法遏制。《春秋》记载“荆国入侵蔡国”，这是霸业尚未兴起时，楚国滑入中原的开端；《春秋》记载“驻扎在厥貉”，这是霸业已经衰落后，楚国窥视中原的开端。然而晋国能够战胜楚国，是因为在结盟时防范了秦国；而晋国在与楚国的竞争中失利，是因为在结盟时没有防范秦国。楚庄王不过是蛮夷首领中的英雄罢了，但他远交秦国和巴国，近攻陈国和郑国，这说明晋国与秦国为仇，不仅凭空产生了一个强大的敌人，简直是借给盗贼兵器。《春秋》记载“楚人、秦人、巴人灭亡了庸国”，楚国的计谋更加狡猾了；记载“楚子包围郑国”，中原虎牢关的险要地势便不可倚仗了；记载“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南北双方争夺霸权了。天下的形势发生了一次变化。虽然如此，当时诸侯中固然有依附楚国的，但还不敢公然依附楚国。蜀地的盟会，被称为“匮乏之盟”，大概是因为诸侯还担心晋国人知道这件事。弭兵之说兴起，南北两方的追随者便都显露出来了。中原诸侯公然朝见楚国，过去献给齐国、晋国的玉帛，现在全都在楚国了。申地的防线，中原诸侯空出力量听任楚国摆布。齐国、晋国用来联合遏制楚国的势力，现在被楚国人联合起来遏制中原了。申地的防线，诸侯献上六王的礼仪；宋地的防线、虢地的防线，让楚国在晋国之上占优。这就是诸侯甘心做楚国的奴仆，而晋国人甘心把诸侯委弃给楚国。天下的形势又发生了一次变化【唐荆川读春秋】

秦国与晋国的姻亲与仇敌

自从胡康侯传《春秋》，立志扶持中原华夏，便将秦国、楚国、吴国、越国一概视为蛮夷戎狄。人们厌恶蛮夷戎狄，是因为他们扰乱华夏。扰乱华夏的罪过，以楚国最为严重，汉水以北的姬姓诸侯受害最深。所以齐桓公、晋文公都以遏制楚国而称霸。吴国本是姬姓，它攻破楚国、击败齐国、向周王室报告战功，对华夏诸侯很有功劳。不幸被越国灭亡，越国灭亡吴国是恶行，而吴国赦免越国是仁德。吴国、越国僭越称王，都是效仿楚国。秦国则谨守伯爵之位，何曾僭越称王？如果因为它地处西陲就认为是戎狄，那么周朝的先公不窋流亡于戎狄之中，公刘、太王也都是戎狄了。秦仲为了抵御戎狄而死难，襄公驱逐戎狄而战胜他们，忠孝兼备，他得到岐山、丰邑的土地，是因为周王室不能守住而赐给秦国，秦国只是接受天子的赐予罢了。《春秋》以来，秦国常常不能参与中原的盟会，是因为与晋国为仇。秦国与晋国起初是姻亲，最终成为仇敌，过错全在晋国。晋国因为骊姬之乱，惠公、文公都是秦国所拥立的，就在文公身上，泛水接纳周王、阳樊的赏赐，晋国独自专享。城濮战胜楚国、衡雍的盟会，命令晋国又独自专享。秦国怎能心中没有感慨？康公在多次战争之后，承接晋国寻求国君的使者，就送公子雍回国，希望延续惠公、文公的基业，这确实是盛德之事，但晋国违背初衷，在令狐打败秦国，与当初出其不意在崤山打败秦国一样，所谓“宁可我辜负别人，不能让别人辜负我”，他们所做的倾险之事，确实令人不忍心吃剩下的东西。此外彭衙、王官、河曲、辅氏、麻隧、棫林，前后八次战争，世代仇恨日益加深，直到春秋末年。秦国在穆公以前，聘问往来未曾与中原相通，比起晋献公初年，想要参加葵丘的盟会，因为宰孔的话就返回，而杀申生的事，才开始向鲁国报告。列国简略的往来，秦国都排在最后。然而派术来聘问，成风归葬时赠送丧服，未曾不殷殷向往上国，但往往被晋国阻隔。楚庄王灭亡庸国的战役，秦国才开始出兵跟随。楚国与晋国争夺诸侯，晋国正想联合吴国来抗拒楚国，楚国反而能依靠秦国来对抗晋国。等到吴国攻入郢都而秦国去救援，楚国如果没有秦国的救援，其灭亡必定没有侥幸。那么晋国断绝与秦国的关系，却是保存了楚国。晋国起初依靠秦国来维持霸业，遏制楚国才开始成为霸主。等到后来，楚国又依靠秦国得以生存，而晋国屡次称霸、失霸，到这里又将分裂了。晋国所分裂的三个国家，仍然沿袭前例排斥秦国。秦国强大到吞噬灭亡三晋，楚国刚刚完全兼并吴国、越国，最终又被秦国兼并。这是战国的秦国，不能援引来评论春秋的秦国。贾谊的《过秦论》写于秦国灭亡六国、又被后六国所灭之后。评论世事的人祖述它，正当全晋强盛讨伐秦国之时，有吕相断绝与秦国关系的书信，简直像商贾女子争辩言语，所以《过秦论》被评论世事的人尊崇，《绝秦书》被评论世事的人鄙弃。好话从口出，坏话也从口出，不可不仔细考察【尚瑗】

陈国和蔡国亡于楚国

陈国位于荆河之地，实际上靠近强大的楚国而远离齐国和晋国。共公、灵公以前，陈国侍奉中原诸侯的事占十分之九；成公、哀公以后，陈国侍奉中原诸侯的事占十分之一。陈国坚持侍奉楚国，大体上不得不畏惧楚国；而中原诸侯容易失去陈国，往往是自己不能保有陈国。为什么呢？陈国在春秋初期，跟随周王讨伐郑国，还修持勤王的职责；在折地、稷地结盟，还与诸侯有玉帛之好；讨伐卫国、讨伐郑国，还伴随诸侯的兵车盟会。齐桓公称霸，从盟幽到盟淮，跟随齐国的有九次；晋文公称霸，从践土到翟泉，参与晋国盟会的有三次。唯独宋襄公暴虐，陈国才开始跟随楚国；而孟地盟会之后，屡次调动楚国的军队。晋灵公懦弱，陈国再次与楚国联合；而棐林之后

译起初，推荐勤王以讨伐晋国。自从少西之难发生后，晋国不再进行讨伐，楚国于是得以专横；辰陵之盟、邲之战，晋国不能整军备战，宋国尚且不能以实情澄清清丘之盟的誓言。于是陈国一心向楚了。过去把黄国归还给陈国，只说是“因为楚国”；在陈国诛杀两位庆氏，也只说是“因为楚国”；招致放过或诛杀，也只说是“因为楚国”；讨伐郑国、讨伐吴国，只赞同楚国的做法；防备申国、防备虢国，只顺从楚国的命令。甚至陈国的灭亡、陈国的复封，也只听从楚国的命令。这简直没有异于楚国的边邑了。范宣子说：“楚国急切地讨伐陈国，陈国靠近楚国，百姓早晚处于危急之中，能不前往（楚国）吗？”中行穆子说：“不能救援陈国，又不能救援蔡国，事物因此没有亲附者。晋国不能阐明大义来安抚陈国，却安于不敢对抗楚国。”由此看来，陈国不得不畏惧楚国，也是中原各国自己不能保有陈国啊【竹湖世纪】

译蔡国初起之事，记载于《春秋》说：“蔡侯、郑伯在邓地会盟，开始畏惧楚国”，终了之事，记载于《春秋》说：“蔡国迁都到州来，图谋躲避楚国”，那么蔡国始终不得安宁，都是因为楚国的缘故。楚国初起之事，记载于《春秋》说：“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终了之事，记载于《春秋》说：“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攻蔡国”，那么楚国始终发号施令，又都是因为蔡国的缘故。齐国、晋国称霸，其初起之事，记载于《春秋》说：“侵犯蔡国，于是讨伐楚国，在召陵结盟，整治蔡国亲附楚国的行为”，其终了之事，记载于《春秋》说：“在召陵设防，侵犯楚国，是因为蔡国请求讨伐楚国”，那么中原各国始终动用军队，都是因为蔡国的缘故。推究起始，考察终局，那么蔡国确实关系到夷狄与华夏的世代变迁，不可不仔细考察。大抵蔡国靠近楚国而亲近楚国，侍奉楚国越坚定，防备楚国的祸害就越深。蔡国的五次灾祸，都是楚国实际造成的。楚文王拘捕献舞，蔡国十五年没有国君，这是蔡国的第一次灾祸。楚灵王杀死蔡般，蔡国的祭祀曾断绝，这是蔡国的第二次灾祸。楚国借申无极之力驱逐蔡侯朱，这是蔡国的第三次灾祸。楚子常在郢都拘捕蔡昭公，这是蔡国的第四次灾祸。楚昭王将蔡国迁到江、汝之间，这是蔡国的第五次灾祸。所以说“蔡国侍奉楚国越坚定，防备楚国的祸害就越深”。

曹国灭亡于晋国和宋国

春秋时代，陈、郑、纪、薛这些国家，它们跟随会盟有常规，但都不能像曹国那样。当齐国、晋国主持霸业时，各国一会儿分离一会儿聚合，而曹国不到场的情况很少。昭公与会盟的有四次，共公与会盟的有六次，文公与会盟的有五次，宣公与会盟的有八次，成公与会盟的有十九次，武公与会盟的有十二次，悼公与会盟的有两次，声公、隐公与会盟的各有一次，可以说是侍奉中原盟会最谨慎的了。它到鲁国会盟的有两次，朝见鲁国的有五次，到宋国会盟的有三次。说：“曹人赠送活牲，是合乎礼的。”说：“曹君即位而来朝见，是合乎礼的。”说：“五年而两次朝见，是合乎礼的。”虽然经历了晋、宋、齐、卫军队的征伐，晋国入侵一次，拘捕两次，宋国围困三次，讨伐三次，卫国讨伐两次，齐国讨伐一次，而曹国除了在霸主的国家征伐之外，未曾敢一次称兵，向各国报复，可以说与诸侯非常和睦了。侍奉中原盟会谨慎，那么坚守道义就可以长久；与诸侯和睦，那么得道就会多助。然而姬姓在列国中的，曹国确实最先灭亡，没等到春秋结束。曹共公、曹襄公虽然因为楚国正得到曹国的缘故，晋文公实际上是出于私怨而行动。已经进入他们的国家，又拘捕他们的国君，又分割他们的田地，过了一年才恢复国家。曹成公负刍虽然因为杀害太子自立之罪，晋厉公既然把他列入会盟，却又加重对他的讨伐，两年才让他回国。从京师观察曹国，让侯獳贿赂筮史来请求共公说：“会合诸侯而消灭兄弟，是不合礼的。”等到曹国人请求成公说：“怎么办？忧患还没有消除，却又讨伐我们国君，这是要彻底消灭曹国啊。”曹国被晋国困窘就是这样。自从曹庄公按照齐国的命令会盟讨伐宋国，于是成为宋人不能释怀的怨恨。讨伐宋国不只是曹国一国，但唯独对曹国仇恨极深，因为曹国在宋国的疆域之下，不同于其他国家。僖公十五年，宋人讨伐曹国，传文说：“讨伐旧怨。”况且仇怨不在后代，有什么仇怨可以讨伐呢？僖公十九年，宋人围困曹国，传文说：“讨伐不服从。”讨伐齐国的战役，曹南的盟会，曹国已经两次跟随会盟了，有什么不服从的责任呢？宣公三年，宋军围困曹国，传文说：“讨伐武氏的叛乱。”武穆的祸患，宋国实际造成的，难道是曹国有罪吗？到了曹伯阳衰微，宋景公用兵更加急切。哀公三年，记载“宋乐髠讨伐曹国”；六年，记载“宋向巢讨伐曹国”；七年，记载“宋人围困曹国”；八年，记载“宋公进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去”。申地的会盟，郑国子产说：“曹国畏惧宋国，一定不来。”曹国因为迫近而一向畏惧宋国，宋国因为强大而对曹国索取很多，不吞并曹国不停止，这是曹国先灭亡的原因。始终实际上由宋国造成的就是这样。

许国的屡次迁徙

许灵公在位十年，遭受郑国军队的侵犯。成公三年，郑襄公一年两次讨伐许国。四年，郑悼公派人划定许国的田界，后来又亲自讨伐许国。八年，郑成公攻打许国的城门。九年，又围困许国。十四年，又两次讨伐许国，攻入许国的外城。襄公十六年，郑简公跟随诸侯两次讨伐许国。许灵公去楚国诉苦，于是死在楚国。许国自从齐桓公死后，往往倚仗楚国。楚国也未曾专门庇护许国。因此边境之上，没有一年没有郑国军队。楚国都不过问。灵公去世，仅仅出兵一次，姑且用来安慰死者罢了。不久许悼公即位，凡是楚国的盟会，没有一次不跟随。许国虽然亲近楚国，楚国何曾为许国报仇呢？灵公迁都到叶，悼公迁都到夷，又迁都到白羽。许男斯迁都到容城。总共四次迁徙，都是出于楚国的命令。砍伐荆棘建造房屋，一年没有安宁的居所，流离失所，国家根本消亡。游速乘虚而入，劫掠了许国国君。灭亡许国的是郑国，使许国灭亡的又怎能说不是楚国呢？《春秋》厌恶郑人灭亡许国的暴行，更加哀伤许国托付楚国的愚蠢。土地归于楚国，而俘虏归于郑国。唉！太岳的祭祀断绝了。

杞国的最后灭亡

隐公四年，杞武公初次见于《春秋》，莒人讨伐杞国，夺取牟娄，杞国日益衰弱，朝见鲁国不恭敬，桓公进入杞国，邾国的会盟，曲池的盟约，屡次见于记载。庄公二十五年，伯姬嫁给杞国，大概是杞惠公（《史记》作德公，世本认为是……

译惠公是桓公的弟弟，桓公继位。《世本》又认为成公、匏野都出自《世本》。

过了一年，经书记载鲁公在洮地会见杞伯姬，又记载杞伯姬来到鲁国。杞伯姬来朝见，杞国对鲁国的亲近可谓勤勉了。

惠公去世，成公即位；成公去世，桓公即位。成公、桓公都是伯姬的儿子。

僖公时期，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就是成公。伯姬回到杞国才十三年，她的儿子怎么能胜任朝见鲁国？

鲁国人责备杞国不守礼，公子遂率领军队进入杞国，杞伯姬来朝见以谢罪。

不久又来请求娶妻。

《春秋》对杞国的记载很详细，哀怜杞国也很深切。

伯姬是庄公的女儿，叔姬是僖公的女儿，就是伯姬为儿子桓公所求娶的妻子。

四次来到鲁国，跨越边境奔波，难道是喜好劳累？

国家小而寻求大国的援助，借由儿子聘娶媳妇来紧密联结，充实现其志向，这就是许穆夫人的志向。

《春秋》一书记载筑城缘陵，一书记载筑城杞缘陵。

淮夷侵害杞国，齐桓公率领诸侯在咸地会盟，以便迁移杞国，筑城于杞。

晋平公时，杞国出兵率领各国大夫去治理杞国。

杞国最后灭亡，是倚仗有齐、晋两国。

杞国两次娶鲁国女子，作为甥舅之国，又世代朝见，却只两次记载鲁国讨伐杞国。

鲁国对于杞国的帮助，远远不及齐、晋两国。

【张匏野读经】

译楚国的德行让吴国感到羞愧

吴国怎么能与楚国相提并论呢？楚国在《春秋》经文中出现，是在庄公十三年，记载“荆人入侵蔡国”；在《左传》中，则是桓公二年，蔡国和郑国因为畏惧楚国而在邓地设防，楚国的强大已经赫然显现。齐桓公在召陵会师，尚且不用交战就仅仅让楚国来结盟。晋文公在城濮战胜楚国，于是周天子册封他为诸侯之长。楚国在邲地战胜晋国，而在阳桥之战中，十一个诸侯都前往设防，这是齐桓公、晋文公所未有的盛况。到了晋楚和解，两次在宋国结盟，成公十三年，也只是说“同盟”罢了。襄公十三年，则是楚国先于晋国歃血为盟。昭公元年，在虢地的盟会，竟然把旧日的盟书加在牺牲之上，并以此作为常例。到了在申地设防，楚灵王已经自居霸主，齐桓公、晋文公也不敢不听从。楚国的强大到了这种地步。至于吴国，起初与越国同为依附楚国的国家，鄢陵之战时，郤至所说的“蛮夷军队而不列阵”，就是指吴越而言。《外传》也有楚国率领东夷救援郑国的记载，东夷、蛮夷，都是吴越的别名。自从巫臣带着偏师和车乘投奔吴国，开始教他们作战和乘车的方法，吴国于是成为楚国的祸患。而晋国又联络吴国来牵制楚国，善于引导吴国防备楚国，吴国才开始与晋国通好。伐郯之战，成公七年，吴国才在经文中出现。寿梦去世，襄公十二年，经文确实记载了这件事，吴国赴告消息相通，鲁国在周庙为之致哀。吴国与楚国不仅是强弱悬殊，也是先后相隔久远，相提并论已经不可。却说楚国的德行不如吴国，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是为了尊崇周王而作的。楚国所犯的是僭越称王的罪行。传文记载楚国开始侵犯随国在桓公六年，接着讨伐随国而楚君死于军中在庄公四年，前者向周王室请求王号，后者俨然自称为王，他的夫人也知道这不行，认为这是盈满而动荡。所以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都是周天子赐予命册，而楚国在邲地战胜晋国，却说“建造先君宗庙以告成事罢了”，建造先君宗庙以自居霸主，君子肯把霸主的名号许给他吗？那么吴国不是称王了吗？回答说：吴越称王，都是效仿楚国的恶劣行为，论世的人来不及责备他们。黄池之会，吴国退而称伯，这是楚国所不能做到的。《公羊传》说：“重视吴国。”《谷梁传》说：“吴子进步了吗？那重视、那进步，都是孔子的意思。”所以孔子说：“伟大啊，夫差！伟大他、重视他、进步他。”吴国的霸业，是楚国德行所羞愧的。吴国昔日伐楚入郢，蔡昭侯借此伸冤。刘文公在召陵会师，谋划伐楚的志向，大概是晋国失去霸权而吴国志在称霸，他在泗上伐鲁以救邾，在艾陵战胜齐国以救鲁，都有齐桓公的遗风。楚国大概终其二百四十年未曾有过这样的事，伐陈而接纳孔宁、仪行父，仍是利用乱人来获利，占有他们的国家，那车裂夏徵舒的事，简直与齐襄公车裂高渠弥等同，所以楚国，是尊崇王道的《春秋》所深恶的。吴国图谋霸业而随即灭亡，目能察秋毫而不能自见其睫，君子为之悲伤。然而越国也曾继吴国图谋霸业，伐卫而接纳其贿赂，出公最终死于越国。鲁哀公到越国，请求讨伐季氏，反而失去了国家。夫差肯做这样的事吗？越国追随吴国随即灭亡，《春秋》夷于战国，竟然没有像吴国夫差那样向周室告劳的。质疑的人说：像这样，那么楚国的恶行就严重了。纵观战国二百四十年，楚国被秦国灭亡，还有怜惜它的人，为什么呢？回答说：战国的天下，不是春秋的天下。战国时楚国是故国，不是田齐、三晋所能等同的。况且东西周已经降为君，七国的王，谁不是王而尊崇王道的？还将尊崇谁呢？战国的秦国是虎狼，吞噬三晋六国，都合纵以排斥秦国。春秋时秦国以晋国为虎狼，厌恶它背恩反噬。穆公三次拥立晋君，齐桓公同时而不能做到，不得不把霸业归于他的。这是我作《折诸》的独到见解【尚瑗】

鲁国、邾国、莒国结怨始末

春秋时期小国中名声显赫的，邾国、莒国最强。隐公元年，鲁公与邾国在蔑地结盟。七年而讨伐邾国。二年，莒国人入侵向地。无骇入侵极地。八年而在邾地结盟莒鲁。先结盟而后在莒地作战，先作战而后结盟。两国的势力，都不低于鲁国。干戈日益频繁，盟约不可信。这是鲁国与邾国、莒国的争斗，世代相寻。北杏之会，邾国获得进爵，还是邾仪父。在位长久，晚年追随霸主，他能受命，胜过莒子了。僖公元年，偃击败邾国军队。郦获莒拏。既然邾国已结盟，莒国也连年结好，一旦与我交恶，为什么呢？邾国藏匿姜氏，莒国藏匿庆父，两国勾结作恶，他们的失败和擒获，是《春秋》所大书特书的。从此以后，夺取须句，在升陉作战，那么邾国仇视鲁国了。讨伐莒国，夺取向地，那么莒国仇视鲁国了。两国讨伐鄫国，在狐骀作战，那么邾国、莒国共同仇视鲁国了。邾固无道，五十年间，一次用鄫子，一次杀害鄫子，邾鄫世代结怨。乘隙必动，莒国做什么呢？将帮助邾国来扰乱鲁国。鄫国不灭亡于邾国，而灭亡于莒国。晋国不讨伐莒国，而讨伐鲁国，悼公的霸业号令，何其谬误啊？莒国更加得志，连年兴师，鲁国更加不堪。晋平公新立，而在湨梁会师，两位国君都被执，鲁国的志向大概也稍感愉快吧？然而这次会师，命令归于侵夺田地。自从春秋以来，鲁国从邾国夺取的也很多了。僖公一举而訾娄归入鲁国。文公一举而须句归入鲁国。宣公一举而绎又归入鲁国。

译如今鲁国是在受损的一方呢？还是在受益的一方呢？悼公刚即位时，攻打我国南部边境，邾国又未能得逞，理应导致它再次遭受督〇的羞辱。莒国既然遵守盟约，邾国也前来朝见，在这几年之内，这两个国家与鲁国关系相当友好。然而从此以后，鲁国的政权便落入大夫之手了。政权在国君手中，那么争斗就在上层；政权落入私门，那么争斗就在下层。郓地靠近费邑，是季氏急于争夺的地方，于是莒国与鲁国的怨恨又重新兴起。盗窃漆闾，季氏接受了赃物，于是邾国与鲁国的怨恨又重新兴起。于是鲁国既贪图他们的土地，又收留他们的叛贼。莒国的牟夷，邾国的庶其，以及邾国的快、黒肱接连不断地到来，鲁国全部接纳了他们。鲁国有一个季孙氏，成为了邾国、莒国逃亡者的巢穴。邾国、莒国怎么能忍受得了呢？在虢地的防地，莒国人控告，叔孙豹被拘捕。在平丘的防地，莒国人再次控告，季孙意如被拘捕。在武城的战役中，邾国人控告，叔孙婼又被拘捕。幸好有两位叔孙氏，再次没有辱没使命，意如逃归，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耻辱。防范邪恶之事繁多，晋国的霸权讨伐，又怎么能长久维持呢？春秋时期小国的君主，喜好战争、倚仗强力，邾国、莒国确实如此。然而邾国还讲究礼仪，偶尔又前来朝见；莒国则从犁比着丘以来，一直傲慢地与鲁国为敌。国君既然滥用武力，国家也多灾多难。所以在二百多年之间，他们的国君出现了七次，而在国内被弑杀的有两位，逃亡到国外的有三位。他们的大夫出现了五次，而在国内被杀的有一位，逃亡到国外的有两位。庚舆之后，便不再出现了。这又是他们不敢期望邾国那样的情况了【事纬】

译齐国争夺君位的始末

师服说：“国家的建立，根本强大而末端弱小，因此能够稳固。根本稳固，则枝叶更加繁茂，足以辅助如磐石般稳固的宗庙。违背这一原则，末端强大必定折断，与果实繁茂而枝叶披散一样，都是巨大的祸患。齐国自从襄公被无知杀害，无知是襄公的弟弟。小白于是与纠争夺君位，他们也是兄弟。桓公有十个以上的儿子，被立为君主的有五个人，其余七个人都在孝公时期逃往楚国。既然已经与管仲在宋襄公面前嘱托孝公，确立他为太子了。不久却又许诺竖貂立无亏为太子，昭公逃往宋国。昭公回国，凭借宋国的力量，而无亏死于国人之手。这本来就不该被立却立了，他被杀是理所当然的。孝公去世，孝公的弟弟潘随即杀害他的儿子自立，这就是昭公。昭公去世，昭公的弟弟商人又杀害他的儿子而自立，这就是懿公。懿公则被他的臣下杀害，连同他的儿子都不能继位，只有惠公最初被国人推举，才能终其君位并传位给儿子。大概从无亏历经孝公、昭公、懿公、惠公，都是桓公的儿子，这就是所谓的五公子争位。高齐娄后，一母三子，天诸兄弟争夺帝位，诛杀嫡系继承人为最大不幸。桓公五个儿子，残害不在他们自身就在他们的儿子身上，纷争三十五年之后才稍微安定，这能说是幸运吗？不能说是幸运吗？后来庄公即位，有子牙被杀；景公即位，因为庄公遇弑，骨肉相残接连出现。等到景公去世，安孺子被阳生杀害，悼公被国人杀害，悼公的儿子简公再次被骜茶杀害。阳生与骜这三个公子，又都是景公宠爱的人所生。由此田常得以掌权而齐国被篡夺，这都是果实繁茂而枝叶披散的明显证据。晋献公因奚齐、卓子、夷吾、重耳相继即位而国家大乱，赵氏专权时，因子乐、子雍、夷皋未确定所立之人。六卿奢侈时，因孙周从外部进入，冯与夷争夺君位而华戴专权宋国，般与赤被杀而季孟专权鲁国。纵观春秋二百四十年，大国的衰落，很少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可以作为鉴戒啊【尚瑗】

宋国和卫国的叛臣

春秋时期政事下达到大夫的时代，晋国和齐国已经把国家交给他们的臣子，鲁国因为三桓掌权，不像齐晋那样的很少。宋国、卫国、郑国与鲁国都是中原的大国，郑国七穆争夺权力，其动乱最早，依靠子产出来平定，又由子皮开启，接着由子太叔继承，郑国于是没有遭受臣下的祸患。卫国曾经享受过良臣的福分了，石碏大义灭亲，甯俞、孔达的忠诚，成公以无道闻名却由危险转为安定，享国长久。到了末期，仍然以多有君子闻名于邻国，但其中有两代济恶，倚仗大国削弱他们的君主，驱逐甚至杀害，不是出自一个臣子之手，而大恶必定归于孙林父。宋国华督先杀害君主而后命令族人，他的世系出自戴公，称为戴族，与向氏、鱼氏、荡氏同为桓族。首尾春秋一百九十年，华氏中最贤能的如华元，向氏如向戍，以才智显名，但并非忠诚纯笃，而汰侈的习气闻名于列国。鱼氏、荡氏图谋削弱公室，从彭城出逃，华氏的祸难中，敢于诱杀众公子，与元公为难。占据南里，连年用兵而后出逃，当时玩弄兵权背叛君主，相沿成风，虽然先世以忠诚闻名，后嗣也相继背叛。甯俞的后代，甯殖辅佐孙氏驱逐君主，将九世的卿族在其子甯喜身上覆灭；而孔达的后代，孔悝也被其母亲胁迫而驱逐辄，以立蒯瞆。宋国的叛臣两次构陷大难，所倚仗的大国只有楚国；卫国的叛臣两次驱逐君主，所倚仗的大国只有晋国。晋国与楚国交替称霸，楚国既失去霸权，只以助叛为功，其无道本来不值得责备。晋国的君主昏庸不知，授权给臣子，其臣赵武、韩起素称良臣，都交结鲁国、卫国的叛臣。叛臣如孙氏、如季氏，只与晋国大夫关系极好，纳贿行私。卫国的君主被驱逐的是献公，鲁国的君主被驱逐的是昭公，献公复国仍受晋国讨伐，昭公则最终客死在外。晋国的权臣又倡导“天生季氏以贰鲁侯”的邪说，作为赵、魏、韩三家背叛晋国的开端。于是鲁国的君主被季氏驱逐的是哀公，而季氏未曾更替；鲁国、卫国则衰落几十年，又有孔悝驱逐君主立君主的事。赵鞅实际帮助蒯瞆，又讨伐蒯瞆以扰乱卫国，而自己奔往晋阳以扰乱晋国，最终更替晋国而与魏、韩三家瓜分了。政事下达到大夫而家化为国，以自为诸侯。春秋讨伐乱臣贼子，其重视有所感啊【尚瑗】

季氏专权鲁国

自从季友接受庄公的命令诛杀叔牙、庆父，安定僖公的地位，对鲁国有大功，未见他执掌鲁国政事。鲁国的执政，庄公以前无可考证。羽父、庆父都主持军事，而未以掌权闻名。僖公时期，臧文仲向齐国借粮，自称备卿，抛弃展禽，放纵夏父弗忌。孔子以执政失职的罪名指责他，而后知道他是当国者。僖公、文公两位君主主权没有旁落，人臣无事权可记。鲁国的异变，其在仲遂杀害子恶的事上吗？季文子两次到齐国，以安定宣公的地位，政权所属。东门归父到晋国不返回，传记于是有谋去三桓以张公室的记载，事物必先腐烂，而后虫子生出。子般、闵公没有再被杀害的祸患，则僖公不见托付于成季；宣公不

译如果通过篡夺获得国家，那么作为臣子就没有理由去制约他的君主。然而，在成公、襄公之前的列国中，弑杀君主的贼人，往往会被讨伐。弑杀殇公反而得以继位的，只有宋国的华督一人。晋国的赵盾、栾书，齐国的崔杼，郑国的公孙归父，他们后来没有不伏罪的。如果专权弑君而别人不能讨伐，那么篡夺国家的祸患就严重了。齐国的陈恒就是这样的例子。这大概是春秋末年的事，在此之前未曾听说。后代史书中相继出现的，只有西汉的王氏、曹魏的司马氏、北周的宇文氏罢了。季孙意如驱逐昭公、拥立定公，不敢直接进刃弑君，但一个家族专权，实际上是从季氏开始的。设立三军，是三家分权的结果；废除三军，是季氏专权于鲁国的表现。宣公以下六代，除了公孙归父谋划除去三桓之外，谋划一并除去季氏、孟氏的有叔孙侨如；君主想要驱逐季氏的，有昭公、哀公；臣下背叛季氏的，有南蒯、阳虎；而孔子堕毁三都，也未曾不想削弱三桓以壮大公室。人的贤与不贤，事的邪与正，虽然悬殊明显，却像指着柱子一样无法除去，都是因为一个季氏横霸鲁国。权力所在的地方，没有不成为祸患的。也是因为那个人功劳足以使人心信服，名望德行足以维系人们的期望。季文子马不喂粟，妾不穿帛，家中没有藏金玉，没有厚重的礼器。邻国的晋国范文子，也屡次称赞他，所以能够抵御侨如、郤犨的谗言而不动摇。晋国的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德行足以称道，但国家最终汇聚于这三个家族。齐国的陈氏，用厚施来结交百姓，只是奸人的心术罢了。有崔氏、庆氏、栾氏、高氏构祸，自夷子以来为他们推波助澜，那么时势的防备大多在其中。郑国的七穆，宋国的桓氏、戴氏，卫国的孙氏、甯氏争权，不亚于鲁国、晋国，但很少昌盛的，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德行不足以使人信服吗？鲁国经历战国，最后灭亡，与东周、西周一同终结，而国家也最弱，以至于不能与宋国、卫国并列比较长短。书中提到的孟子费惠公，有人说他是季氏的后代，竟然称公，也是三晋、二周分国的同类。只有仲孙、叔孙二氏没有名声罢了。《折诸》这篇作品，大体上的细微事情，都分别疏解在传文之下。这更是列国权臣专政的由来，不能偏倚于一条理由，所以总述于此。【尚瑗】

译三家篡夺晋国政权

从周僖王四年，即春秋时期鲁庄公十六年开始，周天子开始任命曲沃伯率领一军作为晋侯。《诗经》序言说武公开始兼并晋国，向天子使者请求册命，并作了《无衣》这首诗。献公设立两军，亲自率领上军，派太子申生率领下军。惠公在韩地战败时，也亲自率领上军，下军的将领属于韩简。文公在被庐阅兵，设立三军从而在城濮战胜楚国，其将领是郤氏、先氏、狐氏、赵氏，而国君不再亲自领兵了。《左传》又说在清原阅兵，设立五军，但未曾使用过。令狐、河曲实际上只有三军，邲之战才有四军，在中军、上军、下军之外增加了新军。重大事务有时互相担任行军或留守，鞌之战只有郤克、士燮、栾书三位将领。鄢陵之战将领有六人，但军队仍是四军。悼公继位后，重新任命卿佐，一时号称六官之长，都受到百姓赞誉，实际上仍是四军而由八位卿大夫统领。到了晚年，在绵上阅兵，才开始裁撤新军，恢复为三军。然而从文公到襄公，大多临事任命将领，所以权力归于国君。襄公将要去世时，进行夷地的阅兵，狐射姑担任中军将，赵盾辅佐他。阳处父改在董地阅兵，认为赵盾有能力而狐射姑是赵盾的党羽。狐射姑愤怒之下杀了阳处父，获罪后出逃，从此国政归于赵氏。子雍、子乐被废黜杀戮任由赵氏决定，灵公想讨伐他们却做不到，反而因此被弑杀。虽然赵括之死导致赵宗几乎覆灭，最终因韩厥的请求而恢复了赵氏的封地。此后三郤被灭，是栾书暗中策划的；栾氏被灭，是范匄公开攻击的，未曾有废置之事出于国君之手。国君若是灵公，想登上箕郑、先都的位置，却被先克所阻挠。厉公既然任命了胥童，却随即被栾书、荀偃所杀害。平公在位时间最长，荀盈死后荀跞尚且年幼，改立程郑，事情属于平常。屠蒯只是一个宰夫，却理直气壮地争辩，反而像是国君抱着不义之事而一天都不能容忍的样子。六卿专擅爵位和封邑，与晋国国运并存而不可动摇。更严重的是，土地和郡县，臣下的势力日益扩张而君主的权力日益萎缩。曲沃，是桓叔最初受封的城邑，骊姬防范太子，郑重地选择此地让太子居住，不知为何落入栾氏之手。范匄攻打栾盈，竟然以此作为贿赂。魏舒的封邑，又是范、韩、赵三家觊觎州田，暂且借给郑国公孙段作为赏赐的封邑。等到他返回晋国，最终归于韩氏，那么其他城邑都被他们瓜分就可想而知了。魏舒执政时，尽数灭掉祁氏、羊舌氏，分割他们的田地作为三邑、七邑，专断地处置他们的大夫。于是赵鞅首先以晋阳叛乱，荀寅、范吉射接着以朝歌叛乱。叛乱专杀，祸害邯郸午的始作俑者是赵鞅，请求召回赵鞅。协助叛逆的是荀跞、韩不信、魏曼多。范氏和中行氏灭亡后，晋国被四卿瓜分；智瑶被灭后，晋国被三卿瓜分。三家之所以能瓜分晋国，是因为晋国政权世代掌握在六卿手中；六卿之所以能专断三军，是因为中军将自行处理国政。一方面是因为悼公的支庶入继大统，威势受制于栾书、荀偃；另一方面是因为灵公在襁褓中继位，权柄转移到赵盾手中。《易经》所说的“履霜坚冰至”，并非一朝一夕的缘故啊。战国时期《防纪》记载赵、魏、韩立国的开始，《晋语》叙述智氏、赵氏祸乱晋国的终结。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吕祖谦的《大事纪》，追溯周天子册命所由来，以及《春秋》绝笔之后的一二余绪，而其根源滋长蔓延，一一都包含在《左氏传》中。读者或许没有察觉。因此撮取其端绪并详细陈述【尚瑗】

赤狄与白狄

大概是多种横跨北方的族群，繁衍之地最广，是各诸侯国的祸患。东面齐国当其冲，南面郑国当其冲，东南面与卫国交界，西南面与晋国交界。第一次兴盛于庄公、闵公时期，齐桓公救援邢国、卫国以排斥他们；第二次兴盛于僖公、文公时期，晋襄公在箕地击败狄人使其受创。中原有霸主，狄人所忌惮的。齐桓公衰微而狄人炽盛，就救援齐国以攻打卫国，勾结叔带以攻打周王室。其间晋文公利用郑国、虞国侵犯齐国，趁着卫成公刚回国包围卫国。四十年间，横行天下，未曾稍受挫折。晋襄公去世而狄人逞强，就侵犯齐国又越过齐国到达鲁国，攻打卫国又越过卫国到达宋国。狄人没有将领，比过去更甚。侨如被俘获，《春秋》对此大加褒扬，但只能消灭其中一种，而不能灭掉其族类。到了宣公时期，狄人的势力也分裂了。大概众多狄人中，赤狄最强，而赤狄之中，潞氏最大。连年侵犯齐国，晋国人害怕。攒函的会盟，先离间其党羽；趁酆舒不臣服，于是灭掉潞氏并占有其土地。接着轮到甲氏、留吁等，晋景公对于赤狄，能够歼灭其族类了。

白狄的种族，则有肥、鼓、鲜虞、赤狄。兴盛时晋国利用白狄；赤狄被灭，而晋国困难。白狄，狄人因晋国利用而分裂；分裂后即灭亡。汉朝有两个单于，而匈奴混乱；唐朝有两个可汗，而突厥灭亡。大率都是因为这个原因。白狄见到赤狄被灭，知道被晋国欺骗，所以联合秦国攻打晋国。交刚一败，狄人警惕畏惧；而大卤再战，狄人创伤更深。毁车为步，兵不厌诈，抵御外侮的效果。晋国如果独自掌握胜利【事纬】

《愚庵集》说：“称为赤狄、白狄，是习俗崇尚穿红衣、白衣。”按：宣公三年，赤狄侵犯齐国。三传都没有经文传注，也没有注释，而愚庵先生为此说，记录下来。

三传经文互异

王梅谿说：传述经文的

译《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家，各自有所听闻，记录在竹简上，不仅指称意图不同，连经文本身也有差异。鲁桓公同一个人，说“尹氏卒”的是《公羊传》和《谷梁传》；《左传》认为是“君氏”，这究竟是男子还是妇人呢？杞国同一个国家，说“杞侯来朝”的是《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则认为是“纪侯”，这究竟是姒姓还是姜姓呢？“渝平”与“输平”，字只相差一半，但意义却相反。“子伯”与“子帛”，读音虽然略有不同，但解说却大相径庭。有的说“蒿艾”，有的说“鄗”，这是同一个地方，名称究竟怎样才经得起考证？有的说“穆”，这是同一个君主，谥号究竟怎样才经得起考察？这边说“卫寳”，那边说“卫俘”，那么人物就不同了；这边说“伐戎”，那边说“伐我”，那么华夏与夷狄就不同了；把“防”当作“及”，那么内外的意图就不同了；把“送”当作“逆”，那么往来的使者就不同了。北杏、曹南的防地，有的说是“侯齐宋”，有的说是“人齐宋”，那么表示尊卑的措辞就不同了；宁毋、葵丘的盟会，有的包括郑卫，有的不包括郑卫，那么增减的数量就不同了。至于意义相同而文字不同，就有“师”“卒”“克”“尅”这类情况，难道也有不同的含义吗？名称相同而读音讹误，就有“括”“结”“嘉”“喜”这类情况，难道也有不同的名称吗？经文出自圣人手中，却有这些不同的记载。唐代赵氏曾经考证其中的差错谬误，共有一百六十处【本集防问】

译《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所立的书法体例互相不同。

朱愚庵说：“自从《左传》有体例，《公羊》、《谷梁》二传有体例，啖助、赵匡以下也都有体例。比如称爵位，是褒扬；但防、盂、何以书楚子？那么就不是全是褒扬了。称‘人’，是贬低；或者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但僖公之前，为什么国君、大夫率领军队都称‘人’？那么就不是全是贬低了吗？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称字，是尊重他；但邾仪父、许叔、萧叔，有什么值得尊重的呢？杀大夫称名，是定罪；但陈泄冶、蔡公子燮，有什么可定罪的呢？诸侯失国称名，但防子、莱子不称名；灭同姓国称名，但楚灭防、齐灭莱不称名，那么这种说法就穷尽了。不书‘公子’，是为了削去他的隶属关系；但弑君如楚商臣、齐商人，反而称‘公子’，那么这种说法又穷尽了。卿大夫去世必记日月，国君回国必告于宗庙，益师不记日，是轻视他；而成公以后都记日，桓公不致祭，是安于他；但国君出行大半不记到达，那么这种说法又穷尽了。不得已而有变例的说法。体例之所以可贵，正是取其一成不变；如果前后游移不定，彼此违背，拿什么来作为万世的准则呢？”【集説序】

《左传》中有一个人两件事相同的情况：庆封出使鲁国，车子华美，穆叔讥讽他，为他赋《相鼠》，他不理解。等到他逃奔鲁国，车子华美，展庄叔讥讽他，穆子让人诵读《茅鸱》，他也不理解。郑国葬简公，将要毁坏游氏的庙，子太叔让人清除徒众，不毁坏，子产于是避开他。等到发生大灾，祓禳将要清除子太叔的庙，太叔让人清除徒众陈设在庙北，子产于是制止他。有一家人两件事相同的情况：乐王鲋向叔孙豹请求腰带，叔孙豹撕裂衣裳帛给他，说：“腰带太窄了。”范鞅向叔孙婼请求帽子，叔孙婼取他的帽子式样给他两顶帽子，说：“用尽了。”有一国两件事相同的情况：郑伯在垂陇宴请赵孟，七位大夫跟随赋诗。又有六卿在郊外饯别韩子，都赋诗。又如晋侯有病，一次是黄熊作祟，韩起问子产；一次是实沈、台骀作祟，叔向问子产。鄢陵之战，韩厥几乎俘获郑伯，不听从杜溷罗的话而使他逃脱；郤至几乎俘获郑伯，不听从茀翰胡的话而使他逃脱。邲之战，楚乐伯引诱晋军，射麋鹿献给鲍癸；晋魏锜引诱楚军，射麋鹿献给潘党。襄公二十六年，宋国寺人伊戾挖坑用牲口加书信，快马告诉宋公说：“太子将要作乱，已经和楚国客人结盟了。”昭公六年，宋国寺人栁挖坑用牲口埋书信，告诉宋公说：“合比将要接纳亡命之徒的党羽，已经在北郭结盟了。”僖公七年，楚子围许，许男面缚衔璧，大夫穿丧服，士抬着棺材。昭公四年，楚子率领诸侯灭赖，赖子面缚衔璧，士袒露身体抬着棺材跟随他。这是事情相同的情况。话语相同的情况，晋国在令狐抵御秦军，赵宣子说：“先下手为强。”晋楚在邲交战，孙叔敖说：“先下手为强。”宋元公与华氏在南里交战，厨人濮说：“先下手为强。”共用了三次。季文子回答宣公说：“看见对国君无礼的人就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然明回答子产说：“看见不仁的人就诛杀他，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郑公孙归生说：“畜养的老牛尚且害怕杀它，何况国君呢？”晋韩厥说：“杀老牛没有人敢主持祭祀，何况国君呢？”宋司马子鱼说：“六畜互相不利用，怎么敢用人呢？”楚申无宇说：“五牲互相不利用，何况用诸侯呢？”齐卢蒲嫳说：“他确实家里有病，你何必担心呢？崔氏势弱，庆氏势强。”鲁南遗说：“叔孙氏势强，则季氏势弱，他确实家里混乱，你不要参与知道。”杜泄回答穆叔说：“请求他而来，又何必赶走呢？”子服景伯回答孟懿子说：“况且召他而来，又何必寻求呢？”臧文仲说：“让人顺从欲望，不能以欲望顺从人，全部渡过。”子产说：“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全部渡过。”孔子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借给人。”史墨说：“谨慎对待名位和器物，不可以借给人。”共出现两次，都是两个人的话。子产告诉范宣子：“侨听说君子治理国家，不是担心没有财货，而是担心没有好名声。”回答韩宣子：“侨听说君子不是担心没有好名声，而是担心没有财货。”这是同一个人的话【尚瑗】

顾亭林说：“《左传》地名相同的很多。成公二年，鞌之战，从丘舆进入。注说：齐国邑。三年，郑军抵御晋军，在丘舆打败他们。注说：郑国地。哀公十四年，阬氏葬在丘舆。注说：太山南城县西北有舆城，又是鲁国地。所以丘舆是三国地。文公七年，穆叔到莒国，莅盟及鄢陵。注说：莒国邑。成公十六年，战于鄢陵。注说：郑国地，今属颍川郡。所以鄢陵是二国地。襄公十四年，伐秦至于棫林。注说：秦国地。十六年，次于棫林。注说：许国地。所以棫林是二国地。襄公十七年，饮马于重丘。注说：曹国邑。二十五年，同盟于重丘”

译注解说：这是齐国的地方。由此可见，重丘是两国的地界。定公十二年，费人和北国人追击他，在姑蔑大败他们。注解说：这必定是鲁国的地方。哀公十三年，弥庸看见了姑蔑的旗帜。注解说：这是越国的地方，即现在的东阳太末县。由此可见，姑蔑也是两国的地界。另外，地名叫做“盂”的有五个：僖公二十一年，在盂地设防，这是宋国的盂。定公八年，刘子讨伐盂，这是周朝的盂。十四年，蒯瞆把盂献给齐国，这是卫国的盂。而晋国则有两个盂。昭公二十八年，盂丙担任盂地的大夫，即现在的太原盂县。哀公四年，齐国夏讨伐晋国，夺取了邢、任、栾、鄗、逆畤、隂人、盂、壶口。这个盂应当在邢、洺之间。

译瑗认为有三处重名之地。南阳，一处为楚地，后汉光武帝起于南阳的新野，至今郡名仍保留“南阳”。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开始开辟南阳为温、原等邑；又淮水、沂水之间的土地为齐国所有，孟子遂有南阳。

有两处太原。昭公元年，荀吴在太原击败狄人。《春秋》经文记作“大卤”，《公羊传》经文记作“太原”，而传文解释为“大卤”。仲达注解说这就是太原郡晋阳县，今为山西省治所。《禹贡》雍州原隰之地功绩显著，周代属豳地。《小雅》说“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汉代为武威郡，并州与凉州之间属秦地了。

有两处亳。成汤定都于亳，后世称为亳州。昭公九年，詹桓伯责备晋国说：“肃慎、燕、亳，是我国北方的土地。”《秦本纪》记载：“宁公与亳作战，亳王逃奔戎地。”皇甫谧说：“亳是西夷的国家。”

有两处庐。文公十六年，从庐地出发，开仓赈济，共同进食。这是襄阳的中庐县，今合肥属庐江郡。

有两处费。僖公元年，赐给季友汶阳田及费地。隐公元年已有费伯，字庈父。后来将费地封给季友的。成公十三年，灭掉了我国的费、滑。注解说：滑国都城在费，今缑氏县。鲁国和郑国各有一处费地。

有两处武城。楚国的武城在南阳宛县北，昭公二年，楚子在那里打猎。鲁国的武城在泰山南，哀公八年，吴国攻打鲁国，取道于此，即澹台灭明的居所。

有两处中牟。赵鞅攻打卫国，包围中牟，即佛肸以此叛晋的地方。凡是《左传》中的中牟，都在河北。今荥阳的中牟县，在河南。

有两处犬丘。隐公八年，齐侯、卫侯在犬丘相遇。济阴句阳县有故垂亭，这就是周代的犬丘，懿王迁居于此。秦国改为废丘，章邯为雍王时定都于此。西汉改为槐里。

有两处鄂。晋国有鄂侯，在慈州，即纣王所烹杀的鄂侯之国。江夏一名鄂州，即乘青翰舟去见庄辛的鄂君。那地方在楚国。

有两处匡。孔达侵犯郑国，攻打匡，这是河内的匡，注解说在颍川新汲县东北。归还匡、戚的田地给卫国，乃是河北的匡。《论语》中“子畏于匡”，说的就是这里。

有两处訾娄。僖公十八年，卫国抵御狄人，跟随军队到訾娄。注解说：訾娄，卫国的城邑，北直长垣县有訾娄城，在楚丘之西。又三十三年，鲁公攻打邾国，夺取訾娄。无注，必是邾国靠近鲁国的城邑。

有两处大陆。一处为钜鹿，《禹贡》中“大陆既从”说的就是这里，《尔雅》十薮中，晋国有大陆泽。一处在汲郡，吴泽定元年，魏献子在大陆打猎，被焚毁的地方，与修武相近。

有两处防。隐公九年，鲁公在防地与齐侯会盟。杜注解说：鲁地，在琅邪莘县东南。十年，夺取防地。杜注解说：高平昌邑县西南，有西防城。不知孔子合葬于防，是哪一处防？

有两处邿。襄公十三年，邿国动乱，分为三部分。军队救援邿国，于是夺取了它。杜注解说：“任城亢父有邿亭，这是鲁国的邿。”襄公十八年，魏绛、栾盈率领下军攻克邿。注解说：“平阴西有邿山，这是齐国的邿。”

有两处巫山。襄公二年，齐侯登上巫山以眺望晋军，这是齐国的巫山。山上有石室，称为孝子堂，今曰郭巨庙。楚襄王与宋玉游高唐之巫山，在蜀地。

有两处向。隐公二年，莒人入侵向地。后来鲁国攻打莒国，夺取向地。向地遂成为莒地了。杜注解说：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襄公十四年，诸侯在向地会合吴国，向地靠近吴地。杜注解说：河内轵县西有地名向，即桓王与郑国的十二邑中之一。

有两处葵丘。齐襄公派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又齐桓公在葵丘会盟，接受天子的胙肉。适宜都属齐国为一地。杜注解说以襄公所戍守的为临淄西地，于钦《齐乘》也沿袭此说。而桓公所会盟的，《胡传》注解说另在陈留，则是宋地了。

有两处〇。桓公十二年，鲁公想平息宋、郑的争端。与宋公在〇地会盟，宋公拒绝讲和。杜注解说：“〇，宋地。”定公在夹谷与齐侯会盟，孔子相礼。齐人归还郓、讙、〇阴的田地。即《鲁颂》“奄有〇防”。孔子离开鲁国而作《〇山之操》。虽是山名，但也称为田，则也是地名了。

有两处柯。庄公十三年，鲁公与齐侯在柯地会盟。杜注解说：今济北东阿齐之柯邑。成公十九年，叔孙豹与晋国士匄在柯地会盟。注解说：魏郡内黄县东北有柯城。

有两处高唐，都在齐境。一处靠近聊摄，为西鄙；一处即平原的别名，为东鄙。

有两处楚丘。戎人攻打凡伯于楚丘，在今拱州之楚丘县，汉代为梁国已氏县。卫国的楚丘，在济阴城武县西南，这是另一处楚丘。杜注对于戎人攻打凡伯的楚丘，也注为济阴，是错误的。

有三处鄢。《鄢升庵集》引《石经》：“鄢，郑地，在缑氏县西南。”《左传》：“王取鄢，刘蒍于之田也。”杜注解说：“颍川鄢陵谬，鄢陵非郑地段，焉得有之？”按《指掌图》：“晋楚战于鄢陵，今之许州。”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则又属今之襄阳。

译鄢地之名在《春秋》中一共出现了三次。这是亭林先生的说法还不够完备【二十二条尚瑗续】

译地名与国名相同

秦，是国名。但在《春秋》庄公三十一年，在秦地筑台。注：东平范县西北有秦亭。

楚，是国名，但卫国也有楚丘，《诗经》中有“望楚”的诗句。也有单称楚的地名。鲁，是国名，昭公二十九年，史墨说：“御龙氏刘累迁到鲁县。”越，是国名，但桓公元年，鲁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这是靠近垂地的地方。梁，是国名，晋公子夷吾逃到梁，而战国时魏国都城在大梁。《左传》文公十年，秦国夺取少梁。《孟子》竟称魏国为梁。

许，是国名。郑伯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那地方在周王畿之内。《诗经·鲁颂·閟宫》篇说：“居常与许，恢复周公的疆域。”

唐，也是晋国的旧国名。但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邓，也是国名。但桓公二年，蔡侯、郑伯在邓地设防。注：召陵县西南有邓城。

谷，是国名。桓公八年，谷伯绥来朝见，而管仲封国别为齐地，济北谷城黄石就是那里。

蜀，也是西戎国名，但成公二年，楚国联合诸侯在蜀地结盟。蜀，是鲁地，靠近汶上县。

黄，也是国名。但桓公十七年，鲁公在黄地防备齐国、纪国。黄地，乃是登州府黄县。

按两地同名的辨析，又有看似两个实则是一个的情况。《左传》中的荥泽，分为河南、河北，其实是一个荥泽。济水在齐国的叫齐济，在鲁国的叫鲁济，其实是一条济水。战国时的上党，有时属韩，有时属赵，其实是一个上党。楚国灭掉群舒，有舒蓼、舒庸、舒鸠，都在今皖州所属地区。百濮背叛楚国，百濮在今常德、辰州两郡之间。《释例》说建宁郡南有濮夷，由此推论，百越一名百粤，是瓯越、南粤、东粤的总称。至于三秦、三齐、三楚、三晋，地域更广而名称更大，不可用此例来论证了。

名諡相同

熊天慵说：“称士匄的有两人，士氏世代担任刑官，起初食邑在随，后来食邑在范。其中一位在成公十八年名字见于经书的，是士匄，他是士燮文子的儿子，范宣子。另一位是士文伯，也是一位士匄，曾辅佐范宣子的儿子士鞅出使齐国。传中称士匄辅佐士鞅以及议论绛县老人甲子，名字屡次见于传中，他是大傅士渥浊的孙子士弱，庄伯的儿子，都是司空士蒍的后代。称赵孟的有三人，其中一位是赵武文子，一位是鞅简子，一位是无恤襄子。称士伯的有三人，其中一位是先蔑，一位是士景伯，一位是士贞子。称中行伯的有四人，都是荀氏，其中一位是中行桓子荀林父，一位是荀庚，一位是荀偃，一位是荀吴，世代继承中行将职，所以荀林父的后代另称中行氏。称智伯的有三人，都是荀氏，其中一位是荀防，一位是荀跞，一位是荀瑶，所以荀首的后代另称知氏。称士庄伯的有两人，其中一位是巩朔即巩伯，一位是士弱。称栾伯的有两人，其中一位是栾书，一位是栾黡。称驹伯的有两人，其中一位是郤克，一位是郤锜。”

郑国有两个子石，都名段，其中一位是丰氏，一位是印氏。有两个子游，都名偃，其中一位是游氏，一位是驷氏。有两个子张，其中一位是印氏，名黒肱，一位是丰氏，名卷。都是一家人而名同字同，同是穆公的子孙。鲁国有两个婴齐，其中一位是襄仲的儿子，一位是叔肹的儿子。声伯用仲婴齐、叔婴齐来区别他们。同是桓公的诸孙。鲁国有两个定姒，都见于经书，其中一位在哀公四年记载葬我小君定姒，这是成公的妾、襄公的母亲，定是諡号。另一位在定公十五年记载葬定姒，这是公夫人跟随丈夫的諡号。姒氏都是杞国女子。晋国有两个赵姬，也称姬氏，见于《左传》，其中一位是赵衰的妻子，文公的女儿，成公的姐姐；另一位是赵庄姬，赵盾长子朔的妻子，赵武的母亲，晋成公的女儿。《史记》误将赵朔的妻子当作成公的姐姐【经説】

名姓世表【冯仲先创立，张徳仲补充】

郑国两个泄驾，一个见于隐公五年，一个见于僖公三十一年。两个公子冯，宋庄公，楚公子冯。晋国两个梁〇，桓公三年伐翼，僖公三十三年在殽山败秦。三个子仪，郑子仪，卫子仪，楚鬭克。两个公子结，鲁公子结，楚子期。两个公子鱼，鲁公子奚斯，宋司马子鱼。两个公子瑕，卫子适，郑文公子瑕。三个子余，晋赵衰，吴太宰嚭，齐太史。晋国三个中行伯，荀林父，荀庚，荀偃。郑国两个俞弥，泄堵俞弥，子俞弥。三个子西，楚鬭宜申，楚公子申，郑公孙夏。楚国两个子玉，成得臣，观从。两个子上，楚鬭勃，郑驷带。两个司马子鱼，宋公子鱼，楚公子鲂。晋国两个士庄伯，巩朔，士弱。五个子家，郑公子归生，鲁公。

孙归父，齐析归父，庆封，楚仲归。三个子孔，楚成，嘉，郑公子嘉，郑士子孔。晋国两个彘，季先縠，士鲂。晋国两个驹伯，郤克，郤锜。两个去疾，郑子良，莒去疾。三个子良，郑穆公子，楚越椒，父惠王弟。两个子反，楚公子侧，鲁孟之侧。五个婴齐，楚令尹子重，宋乐婴，齐

译鲁国的子叔声伯、仲婴齐，郑国的子齹。两位公子偃，分别是鲁成公的庶弟和郑穆公的儿子。两位士匄，同族且同名，即范宣子士匄和士文伯士匄，详见《襄公三十年》。两位子国，分别是郑国的公子发和楚国的公孙宁。两位子罕，分别是郑国的公子喜和宋国的乐喜。郑国的两位子羽，是穆公之子行人。两位子灵，分别是宋国的公子围和楚国的申公巫臣。两位归生，分别是郑国的子家和蔡国的声子。卫国的两位子鱼，分别是庾公差和祝鮀。郑国的两位子孔，都是穆公之子；宋国的子出，是圭妫所生。两位子展。

译郑国的公孙舍之，是卫献公的弟弟。郑国的两位“子”：张、黑肱、丰卷。三位“子”：明、郑游昄、齐公孙明、宋乐溷。三位“子”：石、郑公孙段、印段、宋褚师段。两位：何忌、楚公子、鲁孟孙。三位“子”：南、楚公子追舒、郑公孙楚、卫公子郢。楚国的三位：弃疾、子南之子、韦〇之父平王。两位“子”：彊、楚子彊、齐陈武子。三位“子”：张、郑黑肱、丰卷、鲁子叔。两位：析朱鉏、卫成子、鲁析朱鉏。六位“子”：羽、郑穆公子、又是行人、晋韩起的儿子、鲁澹台灭明、又是颜羽、卫国的行人。三位“子”：良、齐高彊、郑公子去疾、晋郑良。两位“子”：山、齐子商、子吴阖庐的儿子。两位“子”：车、齐顷公的儿子、宋桓魋的弟弟。三位“子”：旗、楚曼成然、郑丰施、齐栾施。两位“子”：瑕、楚阳匄、郑驷乞。两位：申胥、伍子胥、申包胥。两位“子”：皮、郑罕虎、宋华防。两位“子”：木、楚屈建、卫子木。两位公子：嘉、郑子孔、齐公子嘉。两位公孙：夏、郑子西、齐公孙夏。两位公孙：挥、郑子羽、齐公孙挥。两位“子”：车、齐子渊捷、宋子车。

人名相同

马宛斯说：“《春秋》中有两位蔡侯申，一位是文公，一位是昭公，仅仅四代就同名，必定有一位记载有误。”有两位寿梦，一位是勾吴的国君，一位是于越的大夫；有两位庶其，一位是莒国的国君，一位是邾娄的臣子；有两位子羽，一位是郑国的行人，一位是卫国的行人；有两位石乞，一位是卫国人，杀死了子路，一位是楚国人，侍奉白公。又如介子推，是晋国的臣子，而又有十五岁就辅佐荆楚的人，见于《说苑》。宛春，是楚国的行人，而又有向卫灵公进谏的人，见于《吕览》。晋国的咎犯，侍奉文公，而又有为平公参预治国政的人，见于《说苑》。吴公子庆忌，是夫差的儿子，而又有王僚的儿子，被要离刺杀，见于《吴越春秋》。《管子》记载齐桓公的臣子〇章，《说苑》又记载景公的臣子〇章。况且传文中范宣子士匄，是士鞅的父亲，而士匄辅佐士鞅，又见于昭公六年。按照杜预的注解，就是士文伯，难道与宣子同名吗？然而《汉书·古今人表》又有两位士鞅，一位在中上，一位在中下，相差不久，大概令人难以理解【事纬】

同姓名录

鬻熊，两位夏，鬻熊大夏，任用他为宗伯，一位是文王的老师，封于楚，作为楚国的祖先。

弃，两位后稷，姜嫄踩了巨人的脚印而生，觉得奇怪而抛弃他，所以名叫弃。宋国芮司徒生了女儿，也名叫弃。

屈荡，两位宣公十二年，屈荡担任左广的右司马。《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又有一位屈荡担任莫敖的官职【屈荡唯独被前三编遗漏】

公子庆忌，两位哀公二十年，公子庆忌屡次劝谏吴王，被吴王所杀。一位是王僚的儿子，阖闾派要离刺杀他，见于《吴越春秋》。

王豹，两位哀公六年，鲍牧将景公宠臣王豹囚禁在句窦之丘。孟子说：“王豹居住在淇水边。”

太宰嚭，两位吴国有太宰嚭。又《檀弓》记载陈太宰嚭有对行人仪说的话，从而击退楚军。

公子申，两位一位共王时担任右司马，被楚人所杀。一位字子西，平定吴国入郢的动乱，被白公所杀。

公孙敖，两位一位是鲁国大夫，一位是齐庄公的宠臣，以勇力闻名，死于崔氏之难。

前两条都是为《春秋》而作，虽然重复出现，也一并保留。次一条见于马宛斯的事，纬书也专为《春秋》而作，而人名则与其他书籍参互，所以依次排列。又《同姓名录》一书，明末余僧杲所辑录，只选取与《春秋》有关的，以下由尚瑗补辑。

三位彭生，一位是齐公子，襄公派他杀死鲁桓公。一位是鲁国大夫叔仲彭生，辅佐子赤，被襄仲所害。一位是楚国大夫名叫彭生，昭公四年率领军队筑城赖而罢兵。

两位子，野一位，鲁成公的冡嗣一位，晋国师旷，字。

两位箕遗，都是晋国人。一位与栾盈的动乱而死，一位受命于顷公平定王子朝的动乱。

两位公子荆，一位是卫国大夫，一位是鲁哀公的儿子。

两位声子，一位是蔡子，朝子，名叫归生；一位是鲁国大夫，名叫婴，齐国都字声子。

两位，御叔一位，陈国夏姬的丈夫一位，鲁国臣子臧武仲经过他的人。

两位伯鯈，一位是南燕始封的祖先，托梦给燕姞的人，一位是晋文公的儿子，或者又认为是女儿。

与孔门诸贤同名字的人：郑驷偃，字子游，与言偃相同；子游，公孙挥，字子羽，与澹台灭明相同；子羽，齐阚止，字子我，与宰予相同；子我，楚屈建，字子木，与商瞿相同；子木，国参，字子思，与孔伋相同；子思。那些不著名而列于传中的人，不收录。

左传折诸卷首下

<经部,春秋类,三传折诸__左传折诸。>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折诸》卷一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隐公

惠公元妃孟子

传的法度，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