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折诸卷六
败恶，内也。』甯知其妄，正之曰：『雠无时而可通，恶内之言，传失之。』经书作『三军』，赤曰：『古者诸侯一军，作三军非也。』甯知其踈，正之曰：『总言诸侯一军，又非制也。』若是者盖多有之，故愚以为甯之学近乎公，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乎《春秋》焉。』」
译“败坏恶人，是内部的事情。”范甯知道这是错误的，纠正说：“仇敌没有可以沟通的时候，‘恶内’这种说法，是传抄时弄错了。”经书上写作“三军”，服虔说：“古代诸侯只有一军，写作三军是不对的。”范甯知道这是疏漏，纠正说：“笼统地说诸侯只有一军，也不符合制度。”像这样的情况大概很多，所以我以为范甯的学问接近公正，而王通也说：“范甯对《春秋》是有志趣的。”
黄楚望曰：「谷梁如蔡人杀陈佗，曰『何以知其是陈君也』？两下相杀，不道。又如二年宋督弑其君，及其大夫孔父，亦曰『何以知其先杀孔父』？子既死，父不忍称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凡若此类，皆是用测度之辞。盖是当来得之传闻，不曽亲见国史，是国史难得见之一验。」
钦定四库全书
谷梁折诸卷一。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隠公。
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
刘向《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呉起，呉子对曰：「言国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智不明，无以见正，多闻而择焉，所以明智也。君身必正，近臣必选，大夫不兼官，执民柄者不在一族，此《春秋》之意，元年之本也。」又引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春致其时，万物皆及生；君致其道，万人皆及治。」云云。中垒、胶东皆为公羊之学，而谨始之文出于谷梁，故载其说。
春秋贵义而不贵惠
黄勉斋曰：「左氏以隠之让为贤，公羊又创为立子以贵之说，皆未为当。惟谷梁以为《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乃为正论。」
则是成父之恶也
杨龟山曰：「古者君薨，而世子生，百官总已以聴冢宰，隠之不敢为公也。盖亦有冢宰之事乎？礼，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则次妃摄行内事而己未闻有再娶之礼也。用是言之，则仲子非夫人，桓公非嫡子，隠何为不敢为公也？然则寪氏之祸，隠实为之。隠之不即位，其失逺矣。」
可谓轻千乗之国
春秋之世，犹有轻千乗之国者七人焉：曰鲁隠公、宋穆公、公子目夷、▯子臧、呉季札、卫子郢、楚子西也。隠公、穆公师周，公子臧、季札师夷，齐子郢、子西又师臧与札，望以为隠公而不为者，晋武帝也。命之为穆公而负约者，宋太宗也。唐太宗踵负刍之谋，明成祖袭阖庐之辙，皆子臧、季札之罪人。
及者何内为志焉尔
传以二年防潜与此对举，曰防者外为主，刘原父皆非之。谓及髙徯盟，及晋处父盟，并非内为志。茍云及戎于潜，岂得成语乎？按《春秋》先内而后外，凡盟防而鲁预焉者，皆以及归鲁。齐桓公盛霸也，而曰“公及齐侯”，某公、某侯、某伯防王世子于首止，亦有书防而盟者，曰“公防齐侯，某公、某侯、某伯同盟于幽”，晋文公、悼公亦然。战以主兵者为及，亦徃徃归之于内。隠十一年入许之役，主兵者郑也，而书“公及齐侯、郑伯入许”。惟来战于郎，则三国来伐鲁，而后不书“公及”。“昧之盟”，直仪父来就盟耳。凡《公》《谷》彊为例，不可从者多，类是。
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
通志《颛帝元孙第六子晏安赐姓▯封于邾。周武王封晏安之裔邾挟为附庸。自挟至仪父十二世，始见《春秋》。孟子时称邹。六书邾邹同声之转也。春秋时邾用夷，故谓之邾娄。娄有二音，合闾音为邾，合娄音为邹。后为楚宣王所灭，迁之江夏。东晋南北朝，黄冈有邾城。毛寳兵败堕江，蹑龟背得渡处。
不日其盟渝也
鲁击柝闻于邾。邾、鲁邻比之国，日寻干戈。僖公升陉之战，反取败焉。邾人获公胄，悬诸鱼门。襄则臧纥败于狐骀，来狐裘之謡。记曰：“邾娄复之以矢，盖自战于升陉始也。”鲁妇人之髽而吊也，自败于狐骀始也。厥后楚灵防诸侯于申，邾辞以鲁难。郑子产先事而知之。晋平为平丘之盟，邾与莒愬鲁于晋。晋侯不见昭公，而执季孙意如。吴夫差称伯，为邾伐鲁，盟于莱门而后返。终二百四十年之局。隠公摄位，而先欲求好于邾，使自是长寻载书。大字小而小服大，春秋可以无讥矣。谷梁子曰：“其盟渝也。”易讼之四曰“复”，即命渝安贞。孔仲达疏以为变前之命，疏郑风之舎命不渝，亦即引之。渝而盟，不如其无盟。春秋恶列国之盟，皆同此义。齐桓之盟不日，以其信；列国之盟不日，以其渝。非桓公孰与救？春秋哉。
犹曰：「取之其母之懐中而杀之」云尔
译黄楚望说：“《谷梁传》在解释‘蔡人杀陈佗’时，问‘怎么知道他是陈国的国君’？两国地位相等互相杀害，是不合乎道义的。又如《春秋》二年记载‘宋督弑杀其君，以及大夫孔父’，也说‘怎么知道是先杀了孔父’？儿子已经死了，父亲不忍心直呼其名；臣子已经死了，国君不忍心直呼其名。由此可以知道是国君连累了臣子。凡是这类情况，都是使用推测之词。这是因为当时所得到的只是传闻，未曾亲眼见过各国的史书，这是各国史书难以见到的一个验证。”
钦定四库全书
《谷梁折诸》卷一。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写。隐公。
虽然没有大事，也一定要记载正月，这是为了慎重地对待开端。
刘向《说苑》记载：魏武侯向吴起询问“元年”的含义，吴起回答说：“这是说国君必须慎重对待开端。怎样才算慎重开端呢？回答说：要端正。怎样才算端正呢？回答说：智慧不明了，就无法看出什么是端正，广泛听闻并加以选择，是用来使智慧明达的。国君自身必须端正，亲近的臣子必须精选，大夫不兼任官职，掌握百姓权柄的人不局限于一个家族，这就是《春秋》的宗旨，也是元年的根本。”又引用孔子的话说：“周文王像元年，周武王像春王，周公像正月。端正自身以端正国家，端正国家以端正天下。春天到来，万物都能及时生长；国君推行正道，万民都能得到治理。”等等。中垒校尉刘向、胶东相韦玄成都研习公羊学，而“慎重开端”的文辞出自《谷梁传》，所以记载了他们的说法。
《春秋》看重道义而不看重恩惠。
黄勉斋说：“《左传》认为隐公的谦让是贤德，公羊学又创立了‘立子以贵’的说法，都不恰当。只有《谷梁传》认为《春秋》看重道义而不看重恩惠，相信正道而不相信邪道，这才是正确的议论。”
这就成全了父亲的恶行。
杨龟山说：“古时候国君去世，世子出生，百官都总领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隐公不敢做国君。大概也有冢宰处理事务吧？按照礼制，诸侯一次娶九个女子，元妃去世，就由次妃代理内务，没有听说有再娶的礼制。据此来说，仲子不是夫人，桓公不是嫡子，隐公为什么不敢做国君呢？那么臧氏的祸患，实际上是隐公造成的。隐公不即位，他的过失就太远了。”
可以说轻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
春秋时代，轻视拥有千辆兵车国家的人有七个：分别是鲁隐公、宋穆公、公子目夷、公子臧、吴季札、卫子郢、楚子西。隐公、穆公效法周代，公子臧、季札效法夷狄，卫子郢、楚子西又效法臧与札。希望成为隐公那样不做国君的，是晋武帝。被任命为宋穆公那样却违背约定的，是宋太宗。唐太宗追随负刍的谋略，明成祖袭用阖闾的辙迹，都是公子臧、季札的罪人。
“及”是什么意思？是内部表示意愿罢了。
传文将二年会盟于潜与此相对举，说“会”是以外部为主，刘原父都对此表示反对。他说“及高徯盟”，“及晋处父盟”，并不是内部表示意愿。如果说“及戎于潜”，怎么能构成语句呢？考察《春秋》先内后外，凡是盟会而鲁国参与的，都归因于鲁国。齐桓公霸业兴盛时，却说“公及齐侯”，某公、某侯、某伯在首止会盟王世子，也有记载会盟的，说“公会齐侯，某公、某侯、某伯在幽地共同结盟”，晋文公、悼公也是如此。战争以主兵者为“及”，也往往归因于内部。隐公十一年入许之战，主兵者是郑国，却记载“公及齐侯、郑伯入许”。只有来战于郎，是三国来讨伐鲁国，所以不记载“公及”。“昧之盟”，只是仪父来结盟罢了。凡是《公羊传》《谷梁传》强行为例，不可遵从的地方很多，类似这种情况。
邾国在上古时期微弱，未受周朝爵位任命。
《通志》记载：颛顼帝元孙第六子晏安，赐姓曹，封于邾。周武王封晏安的后裔邾挟为附庸。从挟到仪父十二代，才见于《春秋》。孟子时称为邹。六书中邾、邹是同音转换。春秋时邾国使用夷礼，所以称为邾娄。娄有两个读音，合“闾”音为邾，合“娄”音为邹。后来被楚宣王所灭，迁到江夏。东晋南北朝时期，黄冈有邾城。毛宝兵败落入江中，踩着龟背得以渡过的地方。
不记载日期，是因为盟约被违背了。
鲁国的击柝声传到邾国。邾、鲁是邻国，经常发生战争。僖公升陉之战，反而遭受失败。邾国人缴获了鲁公的头盔，悬挂在鱼门。襄公时臧纥在狐骀战败，传来狐裘的谣谚。《礼记》说：“邾娄人用箭射覆，大概是从升陉之战开始的。”鲁国妇人披发戴孝来吊唁，是从狐骀战败开始的。后来楚灵王在申地会盟诸侯，邾国以鲁国危难为由推辞。郑国子产事先就知道这件事。晋平公举行平丘之盟，邾国和莒国向晋国控诉鲁国。晋侯不见昭公，却逮捕了季孙意如。吴王夫差称伯，为邾国讨伐鲁国，在莱门结盟后才返回。终了二百四十年的局势。隐公摄政，首先想与邾国交好，使从此长久遵守盟约。大国字小而小国服从大国，春秋就可以没有讥讽了。《谷梁传》说：“盟约被违背了。”《易经》讼卦六四爻辞说“复”，即命令改变安贞。孔仲达疏解认为改变之前的命令，疏解《郑风》“舍命不渝”，也引用了这一点。违背盟约再结盟，不如不结盟。春秋厌恶列国结盟，都与此义相同。齐桓公的盟约不记载日期，是因为守信；列国的盟约不记载日期，是因为违背。除了桓公谁能拯救？春秋啊。
还说：“从他的母亲怀中取出来而杀了他”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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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之书春秋特笔，经文书“母弟出奔如秦”，鍼卫▯陈黄，不一而足。宋公子辰据地称兵，罪与▯均，而犹书“宋公之弟▯”，不书“弟”，则▯之恶着矣。得隽曰：“克▯之强大隽杰，足以耦国，较然彰彻。奔共而未死，公谷二氏皆以为杀。公羊直云‘大郑伯之恶’，其说尤偏。谷梁两责之，与左氏同旨，顾犹以不能缓追逸贼咎郑伯，而范注云‘▯注云’‘▯走至鄢犹追杀之’。夫天王杀其弟，佞夫杀则书‘杀’，何复云‘克’？卫叔武之杀不见于经，有元咺讼武之寃，而▯之居共，则徴诸寡人。有弟糊口四方之追忆，惟左氏曰‘谓之郑志’。后世作史者袭其文，于东晋恭帝之殂曰‘宋志’也，宋末帝之殂曰‘齐志’也。以志为处心积虑成乎杀，顾书法之轻重可疑，而事实之虚实宜辨。吕氏博议遂深文以甚庄公之罪，则已刻矣。盖武姜爱▯同于窦太后之欲立梁王，揖庄公逐▯未至如魏文帝之杀任城王彰。蔡仲公子吕诸臣，拟诸晋荀朂、冯紞忌齐王攸之徳望而譛之，必致于死。忠邪未可同日语云。
译《春秋》对于克段的特笔记载，经文中写“母弟出奔如秦”，以及卫国的衎、陈国的黄，不一而足。宋国的公子辰占据土地起兵作乱，罪行与克段相当，但《春秋》仍然记载为“宋公之弟辰”，而不单称“弟”，那么克段的罪恶就显而易见了。得隽说：“克段强大杰出，足以与国君抗衡，这是显然明白的。他逃到共地而没有死，但《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他是被杀死的。《公羊传》直接说‘这是为了彰显郑伯的罪恶’，这种说法尤其偏颇。《谷梁传》对双方都加以责备，与《左传》主旨相同，但依然因为郑伯没有延缓追击、放走贼人而责备他，而范宁的注解说‘克段逃到鄢地，郑伯仍然追杀他’。如果天王杀了他的弟弟，佞夫杀了人，经文就记载为‘杀’，为什么还要用‘克’字呢？卫国叔武被杀这件事没有记载在经文中，有元咺为叔武的冤屈诉讼，而克段居住在共地，则可以从寡人的记载中征验。有弟弟流落四方谋生的追忆，只有《左传》说‘这体现了郑庄公的心志’。后世写史的人沿袭这种文法，在东晋恭帝去世时称为‘宋志’，在宋末帝去世时称为‘齐志’。把‘志’理解为处心积虑、蓄意谋害，然而书法上的轻重值得怀疑，而事实的真伪应当辨别。吕祖谦的《博议》于是深文周纳，过分加重庄公的罪责，这就太苛刻了。大概武姜宠爱克段，如同窦太后想要立梁王一样；庄公驱逐克段，还未达到魏文帝杀害任城王曹彰的程度。蔡仲、公子吕等大臣，如果比作晋国的荀勖、冯紞忌恨齐王司马攸的德望而进谗言，必然会导致其死亡。忠臣与奸邪之徒不可同日而语。”
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毛竒龄曰：「书曰：『克胜之也。』盖善其胜之不杀之也。若谓讥失教不早裁制，则周公大圣不能得之于管蔡，而可以责郑庄乎？盖庄之克▯正是缓追逸贼，得亲亲之道者。惟不穷追务获，故▯得奔共，且安然乆处于共。郑之人称为共叔▯者是也。当叔奔共，共小国也。庄欲杀叔，如振稿耳，移师而加共，其谁拒之？而庄不尔也。叔之子滑奔卫，邀卫师以取廪延之故邑。及庄伐卫，而卫始复之。庄此时何难取滑，殪之以絶其根株？而一则舎段，再则舎滑。十年之后，犹惓惓念弟之糊口四方。迨继世相嬗，段之孙公父定叔，预雍纠之乱，仍出奔卫，犹复招而归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是段、滑父子相继称乱，而君并卹之，使得为公族于本国，郑之恩亦厚矣。胡氏深文以为絶其属籍，非持平之论也。」
又
楚平王信费无极之防，使城父司马奋▯杀太子建，未至而使遣之，建奔宋。汉江充巫蛊之狱，太子据发兵至长乐西闗下，与丞相刘屈牦战败，南奔覆盎城门。司直田仁部闭城门，以为太子父子之亲，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东至湖，匿泉鸠里。奋▯、田仁皆上体至尊骨肉之爱于仓卒之际，翊卫保全者也。
又
此二语，公羊于闵二年庆父奔莒，用之以嘉季子；谷梁于隠元年克段于鄢，用之以责郑伯。必圣门尝有是说，而二氏皆习闻之于师者。故鲁成刺偃，犹以为讥；若晋献围聚，而殄桓庄，斯豺狼之不若矣。
母以子氏
赵鹏飞曰：「秦汉以来，祖母则曰太皇太后，母曰皇太后，后曰皇后，诸侯亦莫不然，故后世无可疑者。而《春秋》无其别，仲子、子氏、君氏，学者纷纷不一。文之世则有成风之疑，成风者，果僖之妾欤？庄之妾欤？愚按：文九年书『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与惠公仲子之文同，庄之妾也，审矣。盖由宋儒全废三传，臆解谈经，不知左氏有成风事季友而属僖公之事，此不足以当亭林之一吷也。」
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母以子氏与公羊母以子贵同防。顾亭林曰：妾不得体君，不得已而繋之。子犹晋简文帝母防稽王太妃郑氏，称简文宣太后，明贵之所由也。隠元年，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惠公之母仲子也。文九年，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僖公之母成风也。按惠公继室，桓公之母仲子。仁山金氏尝疑其误，由左传开章特言仲子，先儒于谷梁之书皆未深考耳。但两世各一仲子，武懿孝惠之间，鲁非无事之国。史记世家于伯御与称代立，歴歴详书。惠公卒，则曰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孝公之卒，苐曰子弗湟立，是为惠公而已。惠公之亦出于孝公之妾，惟谷梁一语是信。亭林引孝惠娶于商之文，知孝公之妾必属子氏，则又安知生惠公者果在九媵娣侄之中与否？桓以下娶于齐而成风、敬嬴，皆非姜姓。惟范武子注「妾不得体君」一言，足以训后世。舎众人而从君子，将于是乎取之矣。
又
万斯同曰：「左氏言仲子未薨，故名天下，岂有其人尚在而先来赗者乎？此必无之事。平王虽庸，宰咺虽具臣，吾知其万万不为也。左氏之言，渎礼不经之甚，不如谷梁以仲子为孝公妾者近是。盖文二年书僖公成风，正与此一例。若公羊言兼之非礼，亦不可信。人死自有先后，岂可赙两人而并时行礼乎？此赙在七月，则仲子之卒必在是年之春。孔子因位防不书，而三传乃各持一说，不若断以僖公成风之例为画一而可徴也。」
衣衾曰襚贝玉曰含
防大记，小敛之衣皆十九称，大敛之衣，君百称，大夫五十称，士三十称，士防礼贝三，实于笲，稻米一豆，实于筐，祝淅米于堂，管人尽阶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贝北，士有氷，用夷槃可也。注：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稻，又天子以珠，诸侯以玊，大夫以璧，士以贝，春秋之制也。《檀弓》邾娄考公之防，徐君使容居吊，含进侯玉，庄子徐徐别其頬，无伤口中珠，荀子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
译缓追逸贼，是亲爱亲属的道理。
毛奇龄说：“《尚书》说：‘能够战胜他们。’大概是赞许他战胜却不杀害他们。如果说这是讥讽他教化失当、没有及早裁制，那么周公这样的大圣人也不能从管叔、蔡叔那里得到这种结果，难道可以责备郑庄公吗？大概郑庄公的‘克’，正是缓追逸贼，符合亲爱亲属的道理。正因为不穷追务求抓获，所以共叔段得以逃奔共国，并且能够长久地安然居住在共国。郑国人称他为‘共叔段’，就是这个原因。当共叔段逃奔共国时，共国是个小国。郑庄公如果想杀共叔段，就像抖动枯草一样容易，调动军队去攻打共国，谁敢抗拒呢？但郑庄公没有这样做。共叔段的儿子滑逃奔卫国，邀请卫国军队来夺取廪延这个旧邑。等到郑庄公攻打卫国，卫国才重新收复廪延。郑庄公此时有什么困难去抓获滑，杀死他以断绝其根株呢？但他一方面放过共叔段，另一方面放过滑。十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弟弟在四方谋生。等到继承君位的人更替，共叔段的孙子公父定叔参与了雍纠的叛乱，仍然出逃到卫国，郑国还是招他回来，说：‘不能让共叔段在郑国没有后代。’这样，共叔段、滑父子相继作乱，而国君都怜悯他们，让他们在本国成为公族，郑国的恩德也很深厚了。胡安国的深刻剖析认为这是断绝其属籍，并不是持平的议论。”
又
楚平王听信费无极的谗言，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建，还没到那里就派人放走了他，太子建逃奔宋国。汉朝江充制造巫蛊之狱，太子刘据起兵到长乐宫西关下，与丞相刘屈牦交战失败，向南逃奔到覆盎城门。司直田仁关闭城门，认为太子与父亲有骨肉亲情，不想逼迫得太急，太子因此得以逃出，向东到了湖，隐藏在泉鸠里。奋扬、田仁都在仓促之际，体现了对至尊骨肉之爱的体谅，是辅佐保卫保全太子的人。
又
这两句话，《公羊传》在闵公二年庆父逃奔莒国时，用来嘉奖季子；《谷梁传》在隐公元年“克段于鄢”时，用来责备郑伯。必定是孔子门下曾经有过这种说法，而这两家都从老师那里习闻过。所以鲁成公刺死偃，还被认为是讥讽；如果像晋献公围聚，而灭绝桓叔、庄伯，那连豺狼都不如了。
母以子氏
赵鹏飞说：“秦汉以来，祖母称为太皇太后，母亲称为皇太后，皇后称为皇后，诸侯也没有不是这样的，所以后世没有可疑之处。而《春秋》没有这种区别，仲子、子氏、君氏，学者们议论纷纷，说法不一。文公时代就有成风的疑问，成风，究竟是僖公的妾，还是庄公的妾？我认为：文公九年记载‘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与惠公仲子的记载相同，是庄公的妾，这是确定的。大概是因为宋儒完全废弃了三传，凭空解说经典，不知道《左传》有成风事奉季友而属于僖公的事情，这不足以抵挡顾炎武的一笑。”
仲子是谁？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
母亲以儿子的姓氏称呼，与《公羊传》所说的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道理相同。顾炎武说：妾不能直接尊称国君，不得已而依附于儿子。就像晋简文帝的母亲郑氏，是晋简文帝母亲郑氏，称为简文宣太后，明白尊贵是由儿子而来的。隐公元年，宰咺来送惠公母亲仲子的赗赠，惠公的母亲是仲子。文公九年，秦人来送僖公母亲成风的襚赠，僖公的母亲是成风。考察惠公的继室，是桓公的母亲仲子。仁山金氏曾经怀疑这是错误，因为《左传》开篇特别提到仲子，以前的儒者在《谷梁传》的记载上都没有深入考证罢了。但是两代各有一个仲子，武公、懿公、孝公、惠公之间，鲁国并非太平无事的国家。《史记·鲁周公世家》对于伯御与称代立，详细记载。惠公去世，就说长子庶子息摄政当国，行使国君职权。孝公去世，只说儿子弗湟即位，这就是惠公而已。惠公也是出自孝公的妾，只有《谷梁传》这一句话可信。顾炎武引用孝公娶商女的文章，知道孝公的妾必定属于子氏，那么又怎么知道生惠公的人果然在九媵娣侄之中呢？桓公以下娶齐女而成风、敬嬴，都不是姜姓。只有范武子注释“妾不能直接尊称国君”这一句话，足以训诫后世。舍弃众人的说法而跟随君子的说法，将从这里选取吧。
又
万斯同说：“《左传》说仲子还没去世，所以天下闻名，哪有那个人还在世而先来送赗赠的呢？这必定是没有的事情。平王虽然平庸，宰咺虽然只是具臣，我知道他万万不会这样做。《左传》的话，亵渎礼制，不合常理，不如《谷梁传》把仲子当作孝公的妾接近事实。大概文公二年记载僖公成风，正与此是同一类例子。如果《公羊传》说兼送两人是不合礼制的，也不可相信。人死自有先后，怎么能同时为两人送赗赠并举行礼仪呢？这次赗赠在七月，那么仲子的去世必定在这年的春天。孔子因为避讳不记载，而三传各自持有一种说法，不如用僖公成风的例子作为统一标准而可以验证。”
衣衾曰襚，贝玉曰含
《礼记·丧大记》，小敛的衣服都是十九套，大敛的衣服，国君一百套，大夫五十套，士三十套，士的丧礼用贝三枚，装在笲里，稻米一豆，装在筐里，祝在堂上淘米，管人走到台阶尽处不登上堂，接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祝把米盛在敦里，奠在贝的北边，士有冰，用夷槃也可以。注：国君用粱米洗头，大夫用稷米洗头，士用稻米洗头，又天子用珠，诸侯用玉，大夫用璧，士用贝，这是春秋的制度。《檀弓》记载邾娄考公的丧事，徐君派容居去吊唁，含进侯玉，庄子徐徐地分开他的脸颊，不伤他口中的珠，荀子挖掘别人的坟墓，撬开别人的嘴而
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为寰。」范注：「王都在中，诸侯四面绕之，故曰寰内。」
又
啖叔佐曰：“寰内诸侯例称子，若以伯为爵，则毛伯、召伯复是何爵乎？”愚按：凡蒋、邢、茅、胙、祭皆周公之后，周有祭公谋父，传桓八年，祭公来逆王后于纪。公羊称其为天子之三公，盖外诸侯入为王卿士者，与虢公、郑伯相符，固天子三公之官。啖氏之驳谬矣。
不正其外交
县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问不出境。穆公之时，春秋既终矣。谷梁曰：『诸侯非天子之命，聘弓鍭矢不出竟，▯束脩之肉不行竟中。』隠公之时，春秋之始也。孔子所以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之辨也。」
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
杨士勋疏谓：司徒主察安危，司马主断制，司空主守人君之行。一卿从二卿守，然后可防中国之君。按《曽子问》：诸侯适天子，命国家五官而后行；诸侯相见，亦命国家五官。五官即三卿之意。宋襄公防楚于盂，见执，则司马子鱼立太子以拒楚。秦赵渑池之防，蔺相如从廉颇居守，请于赵王曰：「三十日不还，请立太子以絶秦望。」故知国之大臣不可无人也。
防戎危公也
常惠返苏武之节，而谷吉死于郅支；郭子仪成泾阳之功，而浑瑊败于原州。曰：危者，君子道其常也。
以其来交接于我，故君子进之也。
严啓隆曰：内女出嫁，非有闗于后事者不书。齐欲灭纪，叔姬以媵妾之贱，从纪侯于患难之中，不归宗国，而归于酅。节孝之风，可以旌矣。不言伯姬之归，安见叔姬之为媵？将有其末，先録其本。履緰之逆，安得不书？
以国氏者
范注例，国氏有三：当国以国氏，卑者以国氏进，大夫以国氏。国氏虽同，而义各有当。公子、公孙簒君代位，故去其氏族，以表其无礼，加国于其名之上。有类乎国氏者，齐无知之徒是也。若庶姓、防臣，不得爵位，无代位之嫌，既不书其氏族，当知某国之臣，宋万之徒是也。履緰以名繋国者，奉国重命，来为君逆，得接公行礼，故以国氏重之。《公羊传》：“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左氏》舎族之例，或厌以尊君，或贬以着罪。此传隠公去即位，以明让；庄公去即位，以表继弑。文同而义异者甚众，故不可以一方求之。
从人者也
大戴礼》孔子曰：「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后世言礼者，皆祖之，传文与之同。
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
杜注经文作「纪子帛」，帛乃纪子名。莒子何以独不名？公羊亦作「伯」，传曰：「无闻焉尔。」此传之最正者。今范注纪子以莒子为伯而与之盟，则如战国楚与魏防徐州而相王。桓二年，齐、卫胥命于蒲，纪、莒皆小国，恐不敢为此。传以释经，而反足疑经，为之一喟。
夫人者隠之妻也
朱子曰：「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氏豫凶事之说，亦有此理。考仲子之宫，是别立庙。」
又
黄东发曰：「公羊谓隠公之母，谷梁谓隠公之妻，伊川、安定、刘原父皆以为妻。盖隠公自有妾母，明年书『君氏卒』，此言夫人薨，则其妻明矣。或又以为桓公之母仲子，盖以子氏而言之后，书『考仲子之宫』，故也。然元年已书『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则仲子之卒在前，此言夫人薨，则其妻可知。」
又
姚舜牧曰：「此夫子之正名处。正君夫人之名，则仲子之赗、仲子之宫，自然非君夫人之比，而仲子之子不得为适而君国矣。左氏误认子氏即仲子，故于归赗仲子曰豫凶事，赗以赠死，决无未死而来赗之理。」
卒而不书葬
顾亭林曰：「夫人之义，从君者也。春秋葬君，则书；葬君之母，则书；葬妻，则不书。所以别礼之轻重也。隠见存，而夫人薨，故不书葬。」注谓：「君弑贼不讨，不书者非。夫人子氏，隠之妻嫡也，故书薨。君氏，隠之母，惠公之继室妾也，故书卒。」
有食之者也
杜氏曰：歴家之说，谓日光以望时，遥夺
译尹更始说：“天子以千里为疆域。”范宁注解说：“王都位于中央，诸侯在四面环绕它，所以称为寰内。”
又
啖叔佐说：“寰内的诸侯通常称子，如果以伯为爵位，那么毛伯、召伯又是什么爵位呢？”我按：凡是蒋、邢、茅、胙、祭都是周公的后代，周朝有祭公谋父，传文桓公八年记载，祭公来纪国迎接王后。《公羊传》称他为天子的三公，大概是外诸侯入朝担任王卿士的人，与虢公、郑伯相符，本来就是天子三公的官职。啖氏的驳斥是错误的。
不纠正其外交
县子说：“古代的大夫带着干肉作为礼物去问候，不出国境。穆公的时候，春秋时代已经终结了。《谷梁传》说：‘诸侯没有天子的命令，聘问用的弓和箭不出国境，干肉也不经过国境。’隐公的时候，是春秋的开端。孔子之所以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辨析，就是因此。”
智者考虑义者实行仁者坚守
杨士勋疏解说：司徒主管考察安危，司马主管决断制令，司空主管守护君主的德行。一位卿跟随两位卿守护，然后才可以防备中原的君主。按《曾子问》：诸侯前往天子处，任命国家的五官然后出发；诸侯相见，也任命国家的五官。五官就是三卿的意思。宋襄公在盂地防备楚国，被俘获，于是司马子鱼立太子以抵抗楚国。秦赵渑池的防备，蔺相如跟随廉颇留守，向赵王请求说：“三十天不回来，请立太子以断绝秦国的希望。”所以知道国家的大臣不可以没有人。
防备戎族使隐公处于危险
常惠返回苏武的节杖，而谷吉死在郅支城；郭子仪成就泾阳的功绩，而浑瑊在原州战败。说：处于危险时，君子遵循常道。
因为他来与我交接，所以君子接纳他。
严启隆说：女子出嫁，如果不关系到后事就不记载。齐国想要灭掉纪国，叔姬以媵妾的低贱身份，跟随纪侯处于患难之中，不回归宗国，而回归酅地。节孝的风气，可以表彰了。不记载伯姬的回归，怎么看出叔姬是媵妾呢？将有其末，先记录其本。履緰的叛逆，怎么能不记载呢？
以国为氏的
范宁注的体例，以国为氏有三种：当政者以国为氏，卑贱者以国为氏进用，大夫以国为氏。以国为氏虽然相同，但意义各有恰当之处。公子、公孙篡夺君位，所以去掉他们的氏族，以表明他们的无礼，在名字之上加上国名。有类似以国为氏的，齐国的无知之类就是。如果是庶姓、微臣，没有得到爵位，没有篡位的嫌疑，既然不记载他们的氏族，应当知道某国的臣子，宋万之类就是。履緰以名字连系国名的，是奉持国家的重要使命，来为君主迎亲，得以与公行礼，所以以国为氏来尊重他。《公羊传》：“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左传》舍弃氏族的体例，有的压抑以尊崇君主，有的贬斥以彰显罪过。此传隐公去掉即位，以表明谦让；庄公去掉即位，以表明继位弑君。文字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很多，所以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来探求。
顺从人的
《大戴礼记》孔子说：“妇人伏从于人，所以没有专制的道理，有三从的道理，在家顺从父亲，出嫁顺从丈夫，丈夫死了顺从儿子，没有什么敢自己决定的。”后世谈论礼的人，都效法他，传文与他相同。
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
杜预注经文作“纪子帛”，帛是纪子的名字。莒子为什么独独不称名？《公羊传》也作“伯”，传文说：“没有听说过。”这是传文最正确的。现在范宁注解说纪子以莒子为伯而与他结盟，就像战国时楚国与魏国在徐州会盟而互相称王。桓公二年，齐、卫在蒲地互相盟誓，纪、莒都是小国，恐怕不敢这样做。传文解释经文，反而足以怀疑经文，为此感叹。
夫人是隐公的妻子
朱熹说：“夫人子氏薨，只是仲子。《左传》预先准备凶事的说法，也有这个道理。考仲子之宫，是另外建立庙宇。”
又
黄东发说：“《公羊传》说是隐公的母亲，《谷梁传》说是隐公的妻子，伊川、安定、刘原父都认为妻子。大概隐公自有妾母，明年记载‘君氏卒’，这里说夫人薨，那么是妻子就明白了。或者又认为是桓公的母亲仲子，大概因为子氏而言之后，记载‘考仲子之宫’，所以这样。然而元年已经记载‘来归惠公仲子之赗’，那么仲子的死在前面，这里说夫人薨，那么是妻子就知道了。”
又
姚舜牧说：“这是夫子正名的地方。正了君夫人的名，那么仲子的赗、仲子的宫，自然不是君夫人可比，而仲子的儿子不得为嫡子而君临国家了。《左传》误认子氏就是仲子，所以在归赗仲子时说预先准备凶事，赗是赠送死者，决没有没死就来赠送的道理。”
死而不记载葬
顾炎武说：“夫人的意义，是顺从君主的。春秋葬君主，就记载；葬君主的母亲，就记载；葬妻子，就不记载。用来区别礼的轻重。隐公还在，而夫人死，所以不记载葬。”注解说：“君主被弑贼不讨伐，不记载的不是这样。夫人子氏，是隐公的妻子嫡配，所以记载薨。君氏，是隐公的母亲，惠公的继室妾，所以记载卒。”
有食物给他的
杜氏说：历家的说法，认为日光在望月时，远远夺取
月光，故月食日，月同防，月奄日，故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髙下。日光轮存而中食者，相奄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当而相奄间疏也。然圣人不言月食日，而以自食为文，阙于所不见。此元凯注经，桓三年，丘明无传，附见于此。
译月亮遮挡太阳，所以发生日食时，月亮与太阳同处防线，月亮遮蔽了太阳，因此出现日食。日食有偏食和全食之分，是因为月亮运行的轨道有高低不同。太阳边缘的光轮尚存而中间被食的，是因为日月相互遮蔽得紧密，所以阳光从边缘溢出；而全部被食的，是因为日月正好相对，相互遮蔽的间隙稀疏。然而圣人不称月亮遮蔽太阳，而用“太阳自食”来表述，是因为对看不见的现象有所保留。这是杜预注解《春秋》时的观点，在桓公三年，左丘明没有作传，所以在此附带说明。
又
杨龟山曰：「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变，有常数焉，此巧厯所能穷也。而《春秋》纪以为异者，盖先王克谨天戒，因以正厥事。则日之有变，岂徒然哉？故书曰：『日有食之』，而其辞若有物食之者，所以归咎于人事，不以常数为不足畏也。」
天子之崩以尊也
髙曰崩，厚曰崩，尊曰崩。程子曰：「崩者，上坠之形。」《尚书》「放勲乃殂落」，蔡沈集传：「魂气归于天，故曰殂；魄气归于地，故曰落。」孔仲达疏：「以为徂者，徃也；落，如草木叶落体防。」程子「上坠之喻」，正得「落」字髙且尊之解。《白虎通》：「天子称崩，何别尊卑异生死也？」崩伏强天下，抚击失神明，黎庶陨涕，海内悲凉。《金縢》篇：「武王既防，以『既事』为辞，不限礼制。」成王顾命则曰：「王崩矣。」三国、南北朝以下，主皆称殂，史笔别于大一统之义。
求之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辞
天崩地折，日月无光，四海遏密。白虎通云：“七月之间，诸侯有在京师亲供职事者，有号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国竭所供以助防事者。”曰：“得不得，未可知之辞，则王室凌夷，诸侯之不供甚矣。”黄东发曰：“凡书‘求赙’‘求车’‘求金’，皆诛诸侯不贡而天下无王也。”王贯道言：“周凡三求：求赙以平王崩，求车以桓王将崩，求金以襄王崩，皆以防事之有阙，赙赗之不供。鲁不尽臣子之职，致周王下求，谓为秉礼可乎？”
立者不宜立者也
鲁之轨，宋之鲍，楚之围，身蹈大恶以邀大利，莫或致讨。齐无知，晋奚齐，卓子之死，于法应继者纠、小白、夷吾、重耳，体势钧敌，不无拟议。惟卫公子晋，实桓公弟，州吁伏辜，卫人迎而立之，统正名顺。曰「卫人立晋」，春秋书法未有如是其无贬者。谷梁乃曰：「贤不宜立，与正不与贤。」不知所谓正者何属？岂左公子泄、右公子职反宜主噐耶？胡氏为之说曰：「未有为子而不受之父，为诸侯而不受之王。」此时庄公薨，已十七年，何所从而请父命？齐小白、晋重耳皆非襄献之遗命。如以王命，则如襄王赐晋惠、晋文之命，皆位定而后加锡。周室东迁以后，未见如鲁戯括之请所立于宣王者。大乱方夷，人望攸属，晋立而无道致乱，犹异日之事。今日之举，可谓百姓与能。石碏老臣，忠悃行事，合众心，反以取讥于君子，何其寃也！
成之为夫人也
晋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或谓宜配食中宗。臧焘曰：“春秋之义，母以子贵。仲子成风，咸称夫人。经言考宫，若配食惠庙，则宫无縁别。筑汉孝文、孝昭太后，并系子为号，祭于寝园，不配髙祖武帝之庙。”今宜别建寝庙，议者从之。黄炎通说曰：“焘之论虽明，庶母不得祔庙。然春秋妾母之称夫人者，自成风始。仲子未尝称夫人也。隠公不敢以夫人称仲子，不敢以妾母祔，始别宫以祭之，自以为得礼。不知妾母之子为君，始得立别庙，在隠时，桓未为君，考仲子之宫而用备乐焉，是犹僣夫人也。”按夫人风氏薨，虽自文公始见于经，然仲子为鲁夫人之兆，《左传》首编亟表之，而《谷梁》于此掲之曰：“成之为夫人，则仲子、成风咸称夫人。”徳行之议，显然有据。唐郑余庆庙有二祖妣，疑于祔祭，请诸有司。韦公肃亦引声子、仲子不合祭惠宫之说，而曰：“晋景帝庙有夏侯、羊两氏，唐睿宗室则昭成、肃明二后，顔真卿祖庙有殷、栁两氏二夫人并祔。”诸儒不能异，盖子孙之欲私崇其所生，匪独天家帝制自为，不嫌犯分。清臣居业，通经秉礼之君子，犹复如是。礼顺人情，圣贤之所不能自已。
又
宋章献后崩，宋绶奉诏定章献、明肃、章懿二后祔庙礼。绶援《春秋》考仲子之宫，唐仪坤故事，请立章献庙，建名奉慈，以安神主。仁宗从其议。
又
刘敞传：「嘉祐四年，祫享礼官请祔郭皇后于庙。敞议曰：『《春秋》之义，夫人不薨于正寝，不赴于同姓，不反哭于庙，则不言夫人，不称小君。徒以礼不
译又
杨龟山说：“‘有食之者’，是说有东西在吃它。日月的变化，有一定的常数，这是精妙的历法所能穷尽的。而《春秋》记载把它当作异象，是因为先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借此来匡正他们的事情。那么日食的发生，难道是毫无原因的吗？所以史书说：‘日有食之’，而它的措辞好像是有东西在吃它，这是为了把过错归咎于人事，不把常数当作不值得畏惧的东西。”
天子去世称为崩，是因为尊贵
高大称为崩，深厚称为崩，尊贵称为崩。程子说：“崩，是向上坠落的样子。”《尚书》说“放勋于是去世”，蔡沈《集传》说：“魂气归于天，所以叫殂；魄气归于地，所以叫落。”孔仲达《疏》说：“认为徂，是往的意思；落，像草木叶子落下，身体倒下。”程子“向上坠落”的比喻，正好解释了“落”字高大且尊贵的含义。《白虎通》说：“天子称为崩，是为了区别尊卑，区分生死吗？”天子去世，天下俯伏，抚击失去神明，百姓流泪，四海悲凉。《金縢》篇说：“武王去世后，用‘既事’作为辞令，不局限于礼制。”成王顾命则说：“王崩了。”三国、南北朝以后，君主都称为殂，史笔区别于大一统的意义。
求，是说得到或得不到还不可知的辞令
天崩地裂，日月无光，四海停止音乐。《白虎通》说：“七月之间，诸侯有的在京城亲自供职，有的号泣悲哀奔走道路，有的在国内竭尽供给以助丧事。”说：“得到或得不到还不可知，那么王室衰微，诸侯不供给的情况就很严重了。”黄东发说：“凡是记载‘求赙’‘求车’‘求金’，都是谴责诸侯不进贡，天下没有王了。”王贯道说：“周朝共有三次求取：平王去世时求赙，桓王将去世时求车，襄王去世时求金，都是因为丧事有缺失，赙赠不供给。鲁国不尽臣子的职责，导致周王向下求取，这能说是秉持礼制吗？”
立，是不应该立的人
鲁国的轨，宋国的鲍，楚国的围，亲身犯下大恶以谋求大利，没有人去讨伐。齐国的无知，晋国的奚齐、卓子之死，按法理应该继承的是纠、小白、夷吾、重耳，形势相当，不免有犹豫。只有卫国的公子晋，确实是桓公的弟弟，州吁伏法，卫国人迎接并拥立他，正统名分顺当。说“卫人立晋”，《春秋》的书法没有像这样没有贬义的。《谷梁传》却说：“贤德的人不应该立，与正统而不与贤德。”不知道所谓正统指的是谁？难道左公子泄、右公子职反而应该主持宗庙吗？胡氏解释说：“没有作为儿子而不接受父亲命令的，作为诸侯而不接受天子命令的。”此时庄公去世，已经十七年，从哪里去请示父亲的命令呢？齐国的小白、晋国的重耳都不是襄公、献公的遗命。如果说是天子的命令，那么像襄王赐给晋惠公、晋文公的命令，都是地位确定后才加以赏赐。周室东迁以后，没有看到像鲁国僖公、文公那样向宣王请示所立之人的。大乱刚刚平定，人心所向，晋国立而无道导致动乱，那是后来的事。今天的举动，可以说是百姓认可其才能。石碏是老臣，忠诚行事，符合众心，反而被君子讥讽，多么冤枉啊！
成风被称为夫人
晋武帝追尊庶祖母宣太后，有人说应该配享中宗。臧焘说：“《春秋》的道义，母亲因儿子而尊贵。仲子、成风，都称为夫人。经文说考宫，如果配享惠公庙，那么宫就没有理由分别。建造汉孝文帝、孝昭太后的庙，都系于儿子作为称号，在寝园祭祀，不配享高祖、武帝的庙。”现在应该另建寝庙，议论的人听从了他的意见。黄炎《通说》说：“臧焘的论断虽然明白，庶母不能附祭宗庙。然而《春秋》中妾母称为夫人的，从成风开始。仲子不曾称为夫人。隐公不敢以夫人称呼仲子，不敢以妾母附祭，开始另建宫室祭祀她，自以为符合礼制。不知道妾母的儿子成为国君，才开始建立别庙，在隐公时，桓公还未成为国君，考察仲子的宫室而使用完备的音乐，这还是僭越夫人的做法。”按夫人风氏去世，虽然从文公开始见于经文，但仲子作为鲁国夫人的征兆，《左传》开头就极力表明，而《谷梁传》在这里指出：“成风被称为夫人，那么仲子、成风都称为夫人。”德行的议论，显然有据。唐代郑余庆庙中有两位祖妣，怀疑于附祭，请示有关部门。韦公肃也引用声子、仲子不合祭惠宫的说法，而说：“晋景帝庙有夏侯、羊两氏，唐睿宗室则有昭成、肃明二后，颜真卿祖庙有殷、柳两氏两位夫人并附祭。”各位儒生不能提出异议，大概是子孙想要私下尊崇所生母亲，不仅皇家帝制自以为是，不嫌侵犯名分。清廉的臣子，通晓经书秉持礼制的君子，还是这样。礼顺从人情，圣贤也不能自己克制。
又
宋章献皇后去世，宋绶奉诏制定章献、明肃、章懿两位皇后附祭宗庙的礼仪。宋绶援引《春秋》考仲子之宫，唐代仪坤的故事，请求建立章献庙，命名为奉慈，以安顿神主。仁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又
《刘敞传》：“嘉祐四年，合祭时礼官请求将郭皇后附祭于宗庙。刘敞议论说：‘《春秋》的道义，夫人不在正寝去世，不向同姓诸侯报丧，不在宗庙反哭，就不称夫人，不称小君。仅仅因为礼制不……’”
足，故名号阙。而郭氏以后废，案景祐之诏，许复其号，不许其諡，与祔礼于祫。未毁庙之主，皆合食而无帝后之限。《传》曰：『祭从先祖，宜如故。』』」
译因为脚（残缺），所以名号缺失。而郭氏后来被废黜，根据景祐年间的诏书，允许恢复她的称号，不允许给予谥号，并在合祭时享有附祭的礼仪。尚未毁弃宗庙的牌位，都应当合祭，没有皇帝与后妃的限制。《传》中说：“祭祀遵循先祖的旧制，应当像原来那样。”
又
王珪传：「嘉祐初，诏以三圣并配于郊，温成皇后立庙城南，牲币祼献，登歌设乐，同太庙。珪曰：『三后并配，欲以致孝也，而渎乎享帝？后宫有庙，欲以广恩也，而僣乎享亲。』于是郊以太祖专配，而改温成庙。」
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使公子主其祭也。
注：公当奉宗庙，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长子之弟及妾之子。汉定陶共王康子欣，既嗣位矣。成帝无子，徴入为皇太子。以太子奉大宗，后不得顾私亲，乃立楚思王子景为定陶王，奉共王后。哀帝即位，欲追为共皇母，传太后为共皇太后。师丹上疏諌。晋书：元帝中兴江左，以皇子裒为琅琊王，奉恭王祀。后简文帝登阼，琅邪王无嗣，封少子道子为琅琊王，皆依此礼制。明世宗大礼议之时，杨廷和诸臣亦议别立王子以奉兴献王之祀。范武子生当晋代，故其说符合如此。
又
万正淳问：「防小记妾祔于妾祖姑正义？妾母不世祭于孙，否则妾无庙。春秋考仲子之宫，胡氏云：『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无祭享之所。』继室媵妾虽有子而即天子之位者，皆当为坛于庙而别祭之。至大祫则祔于正嫡而祭，不审如是否？朱子答：妾母不世祭，则永无妾祖姑矣。为坛之说，恐亦未安。祔禘而祫妾并坐，尤为未便，恐于礼容有别庙，但未有考。愚谓无事他考，考之于仲子之宫而可耳。」陈止斋曰：「古者妾祔于妾祖姑，无妾祖姑则易牲而祔于女君别庙。」
始厉乐矣
以五等之爵程之，公之与侯差数有间矣。以天子临之，则五者皆臣也。春秋之世，列国兴于僣逾，而僣王者尤不可训。申之防，伍举歴举：夏啓、商汤、文武、成康，以逮桓、文，而楚灵曰：「吾用齐桓。」黄池之盟，晋告呉曰：「君若无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吴公，敢不顺从君命。」夫吴、楚皆子耳，安所得「吴公」而称之，齐桓而效之，犹鲁之不安于八佾而以六也。谷梁子曰：「始僣乐，所以贬也。」然吴、楚既僣称王矣，而犹知用齐桓，犹止号「吴公」，犹鲁之已用八佾而复循于六也。尸子曰：「始厉乐，所以褒也。」邵尧夫曰：「始作两观，始者贬之也，诛其旧无也。初献六羽，初者褒之也，以其旧舞八佾也。」
虫灾也
刘歆以为逆諌、贪利、区霿以生蠃虫之孽也。
隠不爵命大夫
刘原父曰：「隠虽让国，当此之时，实鲁君矣。爵命大夫，何有不可哉？周公摄政，犹专废置天下诸侯，况隠公明为鲁君乎？何其处隠公之小也！」
苞人民▯牛马曰侵
眉山苏氏曰：「左氏有钟鼓曰伐，无曰侵；牛羊觕曰侵，精曰伐。谷梁苞人民▯牛马曰侵，斩树木、壊宫室曰伐。愚以谓有隙曰侵，有乱曰伐。齐桓公侵蔡，隙也；蔡溃，遂伐楚，乱也。司马九伐之法：负固不服则侵之，贼贤害民则伐之。然则负固不服者，近乎隙；贼贤害民者，近乎乱。周之衰也，诸侯相吞，先王之疆理、城郭益壊矣。故侵伐之间，夫子尤谨而书之。盖古者有分土，无分民。诸侯之侵者，犹不容于《春秋》，而况苞人民▯牛马哉！」
平之为言以道成也
齐履谦曰：「彼欲而求成于我，曰输；我欲而徃成于彼，曰暨；两相欲，曰及。」隠公将救宋，怒使者失辞而止。郑人来输平，是欲求成于我也。楚子围宋，宋华元以病告子反，与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与之平，是两相欲也。输平之书，《左传》作「渝」，当依《公谷》为是。
逆之道防无足道焉耳
注：逆者，非卿。许慎曰：侄娣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徃。二十而御。《易》曰：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诗》曰：韩侯娶妻，诸娣从之，祁祁如云。娣必少于嫡。疏：伯姬二年嫁于纪，叔姬是年始去，盖六年矣。荘二十七年，莒庆来逆叔姬，娣亦有书逆者，而此不书逆，故知其防。
益城无极
舜三年，成，都少康，収众，句践生聚，汉王成之在胶东，唐崔讙之在澧州，皆以招流亡，益戸口为贤。如以民众益城为讥，则彼鱼烂而鸟兽散者，反无罪乎？且自
译又
《王珪传》记载：“嘉祐初年，下诏让三位皇后一同配享于郊祀，在城南为温成皇后建立庙宇，牺牲币帛、灌酒献祭、升歌设乐，都与太庙相同。王珪说：‘三位皇后一同配享，是想表达孝心，却亵渎了享祭天帝；后宫设立庙宇，是想广施恩惠，却僭越了享祭祖先的礼制。’于是郊祀改为由太祖单独配享，并改建了温成皇后的庙宇。”
庶子继承了君位，为他母亲修筑宫室，让公子主持祭祀。
注：公子应当奉祀宗庙，所以不能自主祭祀。公子，指长子的弟弟以及妾室所生的儿子。汉定陶共王刘康的儿子刘欣，已经继承了王位。汉成帝没有儿子，征召他入京作为皇太子。因为太子奉祀大宗，后来不能顾念私亲，于是立楚思王刘嚣的儿子刘景为定陶王，奉祀共王。汉哀帝即位，想追尊共王为皇，尊太后为共皇太后。师丹上疏劝谏。《晋书》记载：晋元帝在江东中兴，立皇子司马裒为琅琊王，奉祀恭王。后来简文帝登基，琅琊王没有子嗣，封幼子司马道子为琅琊王，都依照这个礼制。明世宗大礼议之时，杨廷和等大臣也议论另立王子来奉祀兴献王。范武子生活在晋代，所以他的说法符合这样的礼制。
又
万正淳问：“《丧服小记》中说‘妾祔于妾祖姑’，这是正解吗？妾母不被世代祭祀于孙子，否则妾就没有庙宇。《春秋》记载考仲子之宫，胡安国说：‘孟子入惠公之庙，仲子没有祭祀享用的地方。’继室和媵妾虽然有儿子且即天子之位，都应当在庙中筑坛而单独祭祀。到大祫祭时则祔于正嫡而祭祀，不知道这样是否正确？”朱子回答：“妾母不被世代祭祀，那么永远就没有妾祖姑了。筑坛的说法，恐怕也不妥当。祔祭禘祭时让妾并坐，尤其不便，恐怕在礼制上应有别庙，只是没有考证。我认为无需其他考证，考证仲子之宫即可。”陈止斋说：“古代妾祔于妾祖姑，没有妾祖姑就更换牺牲而祔于女君的别庙。”
开始严厉音乐了
用五等爵位来衡量，公与侯的等级差别是有区别的。用天子来统御，这五等都是臣子。春秋时代，各国兴起僭越行为，而僭称王号的尤其不可训导。申之防、伍举历数：夏启、商汤、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直到齐桓公、晋文公，而楚灵王说：“我效法齐桓公。”黄池会盟，晋国告诉吴国说：“您如果不卑视天子以招致不祥，而称吴公，怎敢不顺从您的命令。”吴国、楚国都是子爵，哪里能得到‘吴公’的称号而自称，效法齐桓公，就像鲁国不安于八佾而用六佾一样。《谷梁传》说：“开始僭用音乐，所以要贬斥。”然而吴国、楚国已经僭称王号，却还知道效法齐桓公，还只称‘吴公’，就像鲁国已经用了八佾而又遵循六佾一样。《尸子》说：“开始严厉音乐，所以要褒扬。”邵尧夫说：“开始建造两观，‘始’是贬斥，诛责其原本没有。初次献舞六羽，‘初’是褒扬，因为他原本舞八佾。”
虫灾
刘歆认为违背劝谏、贪婪利益、昏暗不明从而产生蠃虫之孽。
隐公不册封任命大夫
刘原父说：“隐公虽然让国，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是鲁国的国君。册封任命大夫，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周公摄政，尚且专断废置天下诸侯，何况隐公明确是鲁国国君呢？为什么对隐公的评价如此微小！”
包裹人民、牛马叫做侵
眉山苏氏说：“《左传》中有钟鼓叫做伐，没有叫做侵；牛羊粗劣叫做侵，精良叫做伐。《谷梁传》包裹人民、牛马叫做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做伐。我认为有嫌隙叫做侵，有战乱叫做伐。齐桓公侵蔡，是嫌隙；蔡国溃败，于是伐楚，是战乱。司马九伐之法：负固不服就侵，贼贤害民就伐。那么负固不服的，接近嫌隙；贼贤害民的，接近战乱。周朝衰微，诸侯互相吞并，先王的疆界、城郭更加毁坏。所以侵伐之间，孔子尤其谨慎地记载。大概古代有分土，没有分民。诸侯的侵，尚且不被《春秋》所容，何况包裹人民、牛马呢！”
平的意思是按照道义达成
齐履谦说：“对方想要而求成于我，叫做输；我想要而前往成于对方，叫做暨；双方都想要，叫做及。”隐公将要救宋，因使者失言而停止。郑人来输平，是想要求成于我。楚子围宋，宋华元以病告知子反，与他结盟而告知楚王，退兵三十里与他讲和，是双方都想要。输平的记载，《左传》作“渝”，应当依照《公羊传》《谷梁传》为是。
逆之道防无足道焉耳
注：逆者，不是卿。许慎说：“侄娣年满十五以上，能共同侍奉君子，可以前往。二十岁侍奉。《易经》说：归妹延误婚期，迟归有时。《诗经》说：韩侯娶妻，众娣跟随，众多如云。娣一定比嫡年少。疏：伯姬二年嫁于纪，叔姬这年才去，大概六年了。庄公二十七年，莒庆来迎娶叔姬，娣也有记载迎娶的，而这里不记载迎娶，所以知道是防。”
益城无极
舜三年，成功，都少康，收众，句践生聚，汉王成之在胶东，唐崔讙之在澧州，都以招纳流亡，增加户口为贤。如果认为民众增加城邑是讥讽，那么那些像鱼烂一样溃散、像鸟兽一样四散的人，反而没有罪过吗？况且自
古城，丰城，洛，伍员城，阊阖，范蠡城，防稽，张仪城，益州，皆至今称之。传所云“益城无极”者，专以重民力为义耳。
译古城、丰城、洛、伍员城、阊阖、范蠡城、防稽、张仪城、益州，这些名称至今仍在流传。史传中所说的“益城无极”，其含义专门在于重视民力。
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
胡康侯传：「程氏谓先儒说母弟者，盖縁礼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盖为嫡耳，非以为加亲也。此义不明，乆矣。齐僖私于同母，宠爱异于他弟，醸成衰世簒弑之祸。故圣人于年来聘，变文书弟以示贬。《郑语》来盟，黑肩率师，皆罪其私也。」
又
大传「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郑注「所以尊君别嫌也」。贾谊谓「齐、楚、淮南、济北诸王，虽名为臣，实皆布衣昆弟之心，惟别异之，乃所以保全之」。一语于古今同姓诸侯王治乱安危所系甚大。陈之光、秦之鍼，皆以志君恶也。公弟肸则又加甚矣。独陈招杀世子偃师，恶乃在招。盖所云「某侯某伯之弟者」，皆公子也。《春秋》书公子多矣，其书弟者，有大美恶存焉尔。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公羊元年祭伯之传与此同。独范武子于此传为之注曰：「凡氏伯字，不以伯为爵，而以为字。」近日胡朏明《禹贡锥指》极申其辨，谓《春秋》所书王臣来接于我者，南季、荣叔之类，叔、季为字，无异说。至公伯子与五等之号相混，祭公、州公、周公皆天子之三公，独伯子之说互异。杜之注《左》于祭伯曰：「祭国伯爵」，于凡伯曰：「凡国伯爵」，伯于是乎遂为爵矣。于成十七年单子注云：「单伯称子，降而称之。」学者莫不宗杜。赵企明据黎錞之说，以伯与叔、季皆宜为字，人以其晚出而置之。范去杜未逺，不尽从杜说。观闵之元、二一书，「季子来归」，再书「齐髙子来盟」，「子」者男子之美称，因国人所与而贤之、贵之。较之单伯降而称子，相较岂季友、髙徯尝升为子爵，列于诸侯者乎？书序「芮伯作旅巢命」「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小雅《出车》篇「王命南仲」「六月」篇「张仲孝友」「采芑」篇「方叔涖止」，皆以字配氏。《十月之交》篇「棸子内史」，郑笺「内史中大夫」，孔疏「棸子以字配氏」，西周时已有此称，又何疑于《春秋》？学者知王臣之伯子非爵，则知天子之公卿大夫、元士禄视外诸侯，而无五等之号，虞、夏、商、周未之或改也。
其弟云者，以其来接我，举其贵者也。
家则堂曰：称弟书法不同。齐侯使其弟年来聘，郑伯使其弟语来聘，为其亲于鲁，特使其弟，故不书公子公孙，而曰使其弟，无贬也。卫侯之弟黒背帅师侵郑，讥其使弟典兵。卫侯之兄絷见杀，讥其使兄预政。卫侯之弟鲍出奔，秦伯之弟鍼出奔，则讥其失友于之爱。宋公之弟辰出奔，既而入于萧以叛，诛弟之为逆，书法昭然可见。至于宣公之弟叔肸卒，贵其盛德髙节，特书公弟以宠之，则堂之论理正而事核，然皆本左氏传以明之。故二传之宏纲奥指，不能越左氏之册书，而熟精史学，足以发明经学也。
戎卫者，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
僖二十四年，襄王使伯服、游孙伯如郑，郑人执之。经文则止书“天王出居郑”，书其大者。卫未有执王朝使臣之事，“曰戎者，卫也”，谷梁子之偏词如是。则繻葛射王、郑寤生之逆节，有甚于卫晋者，何以不贬而戎之乎？胡康侯曰：“于楚丘者，罪卫不救王臣之患，立论平允。”但凡伯聘鲁，实不假道于卫。顾亭林曰：“伐凡伯于楚丘，非僖二年所城之楚丘，在济阴城武县西南，春秋时为曹地。”黄仲炎于卫文公立国之楚丘而疑之，反以卫邑之传文归误谷梁。盖谷梁固有不得辞，其一误者，误在隠七年，不在僖二年也。
邴者，郑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范注：京师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汤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鲁，周公之后；郑，宣王母弟，所以有赐邑，其余则否。许慎曰：「若今诸侯京师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国，尽京师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诸侯之参盟于是始
详说曰：春秋初年，有两国相为盟者，鲁盟邾，盟宋、纪、莒之密，齐、郑之石门，惟两国为盟也。今而参盟，宋为首，责在宋也。春秋初年，有两国自相攻伐者，莒入向，无骇入极，郑
译诸侯之间，兄弟之间不得因亲属关系而互通。
胡康侯传曰：“程氏认为，先儒所说的‘母弟’，大概是依据礼制中有确立嫡子及其同母弟的条文，其中所说的‘同母’，是为了强调嫡庶之别，并非认为同母就更为亲近。这个道理长久以来就不明确了。齐僖公偏爱同母弟，宠爱程度与其他弟弟不同，酿成了衰败时代篡位弑君的祸患。所以圣人在‘年来聘’这一条中，改变文字书写为‘弟’以示贬斥。《郑语》中‘来盟’，黑肩率领军队，都是谴责他们的私心。”
又
《大传》说：“君主有合聚族人的方法，族人不得凭借自己的亲属关系去亲近君主”，郑玄注解说：“这是为了尊崇君主、区别嫌疑。”贾谊说：“齐、楚、淮南、济北等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都怀着布衣兄弟的心意，只有区别对待他们，才是保全他们的办法。”这一句话，对于古今同姓诸侯王的治乱安危关系重大。陈国的光、秦国的鍼，都是因为记载君主的恶行。鲁公的弟弟肸则更加严重了。只有陈招杀害世子偃师，恶行在于陈招。大概所说的‘某侯某伯之弟’，都是公子。《春秋》记载公子很多，其中记载为‘弟’的，其中蕴含着重大的美或恶。
凡伯是什么人？是天子的臣子。
《公羊传》隐公元年祭伯的传文与此相同。只有范武子在此传中作注说：“凡氏，字伯，不把伯当作爵位，而当作字。”近日胡朏明在《禹贡锥指》中极力申辩，认为《春秋》所记载来接洽我国的天子臣子，如南季、荣叔之类，叔、季都是字，没有异议。至于公伯子与五等爵位相混淆，祭公、州公、周公都是天子的三公，唯独伯子的说法互相不同。杜预注《左传》，在祭伯下说：“祭国伯爵”，在凡伯下说：“凡国伯爵”，伯于是就成了爵位。在成公十七年单子下注说：“单伯称子，是降格称呼。”学者无不宗奉杜预。赵企明依据黎錞的说法，认为伯与叔、季都应当是字，人们因为他的说法晚出而置之不理。范武子距离杜预时代不远，不完全遵从杜预的说法。看闵公元年、二年记载，“季子来归”，再次记载“齐高子来盟”，‘子’是男子的美称，因为国人给予他贤德、尊贵的评价。与单伯降格称子相比，难道季友、高徯曾经升为子爵，位列诸侯吗？《书序》中“芮伯作旅巢命”、“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小雅·出车》篇“王命南仲”、《六月》篇“张仲孝友”、《采芑》篇“方叔涖止”，都是以字搭配氏。《十月之交》篇“棸子内史”，郑笺说“内史是中大夫”，孔疏说“棸子以字配氏”，西周时已有这种称呼，又何必怀疑《春秋》呢？学者知道天子臣子中的伯、子不是爵位，就知道天子的公卿大夫、元士，俸禄比照外诸侯，而没有五等爵号的称呼，虞、夏、商、周未曾改变过。
说他是弟弟，是因为他来接洽我国，举出他尊贵的一面。
家则堂说：称弟的书法不同。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聘，因为他们与鲁国亲近，特意派他们的弟弟，所以不写公子、公孙，而说派他的弟弟，没有贬义。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讥讽他派弟弟掌管军队。卫侯的哥哥絷被杀，讥讽他让哥哥参与政事。卫侯的弟弟鲍出奔，秦伯的弟弟鍼出奔，则讥讽他们失去了兄弟友爱。宋公的弟弟辰出奔，随后进入萧地叛乱，诛讨弟弟的叛逆，书法昭然可见。至于宣公的弟弟叔肸去世，推崇他盛德高节，特意书写公弟以宠幸他，则堂的论述道理正确且事实确凿，然而都本于《左传》来阐明。所以《公羊》《谷梁》两传的宏大纲领和深奥旨意，不能超越《左传》的记载，而熟精通晓史学，足以阐发经学。
戎卫，是因为他们攻打天子的使者，贬斥而称其为戎。
僖公二十四年，襄王派伯服、游孙伯到郑国，郑人拘捕了他们。经文只记载“天王出居郑”，记载其大事。卫国没有拘捕周朝使臣的事情，“曰戎者，卫也”，谷梁子的偏颇之词如此。那么繻葛射王、郑寤生的逆节，比卫国、晋国更严重，为什么不贬斥而称其为戎呢？胡康侯说：“在楚丘，是罪责卫国不救王臣之患，立论平允。”但凡伯聘问鲁国，实际上不借道于卫国。顾亭林说：“在楚丘攻打凡伯，不是僖公二年所筑的楚丘，在济阴城武县西南，春秋时是曹地。”黄仲炎对卫文公立国的楚丘表示怀疑，反而将卫邑的传文归咎于谷梁的错误。大概谷梁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在于隐公七年，而不在于僖公二年。
邴，是郑伯受命于天子，而祭祀泰山的邑。
范注：京师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汤沐之邑，用来供给祭祀。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郑国，是宣王的同母弟，所以有赐邑，其余则没有。许慎说：“如同现在诸侯在京师之地，都有朝宿之邑。周朝有千八百国，全部京师之地，不足以容纳，不合事理。”
诸侯的三方盟会从此开始。
详说曰：春秋初年，有两国互相盟誓的，鲁国与邾国盟，与宋、纪、莒在密地盟，齐、郑在石门盟，只有两国盟誓。现在三方盟会，宋国为首，责任在宋国。春秋初年，有两国自相攻伐的，莒国侵入向地，无骇侵入极地，郑国
伐卫，莒伐杞，惟两国自相伐也。前年，宋、陈、蔡、卫合兵以伐郑，于是始有四国之伐，宋为首，责亦在宋也。是时东迁之始，诸侯犹有未叛王者，而宋连四国之师，盟三国之侯，不以王命行事。春秋于参盟、防伐，皆以宋为首，正其无王之戮也。或曰：据左氏，是盟也，齐人以平宋、卫连年攻伐之怨，宋其无责乎？曰：考之经，郑实不预盟，三国之怨，实未得释。又明年，鲁、齐、郑防于中丘，合兵以伐宋，齐为之首。齐既能平之于前，而又伐之于后，何邪？以是知瓦屋之盟，非以平怨，左氏所纪，其未然欤？
译讨伐卫国，莒国讨伐杞国，只是两国之间相互攻伐罢了。前年，宋、陈、蔡、卫四国联合出兵讨伐郑国，从此开始了四国联合征伐的局面，宋国作为首领，责任也在宋国。当时正值东周初年，诸侯中还有没有背叛周王的，而宋国联合四国的军队，与三国诸侯结盟，却不以周王的命令行事。《春秋》在记载参地的盟会、防地的征伐时，都以宋国为首，正是为了谴责宋国无视周王权威的罪过。有人问：根据《左传》，这次盟会，齐国人是为了平息宋、卫两国连年攻伐的怨恨，宋国难道没有责任吗？回答说：考察《春秋》经文，郑国实际上没有参与盟会，三国之间的怨恨，实际上并没有消除。又过了一年，鲁、齐、郑三国在中丘设防，联合出兵讨伐宋国，齐国作为首领。齐国既然之前能平息怨恨，之后又去讨伐，这是什么原因呢？由此可知，瓦屋之盟并非为了平息怨恨，《左传》所记载的，恐怕未必真实吧？
又
一与一为二，又加焉则三。由是而之焉，则无穷矣。故参盟、同盟，皆异于特盟。参盟者，同盟之渐也。六誓七诰，王风逾逺，世道交丧，盟诅滋彰。参盟始于瓦屋，终于鄟陵。春秋谨其始，而日之。黄氏日钞曰：「有参盟则有盟主，而伯之事兴矣。」
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
荀子大略篇亦有此语。郑窒甫古言，虞征苖禹誓师。五帝已有誓，周礼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传平王与郑交质，是桓文前亦有质。谷梁传出汉初未见诸经耳。
又
钧台之享，景亳之命，盟津之誓，范注考三王之迹，即《春秋》所为防也。盟之与防，盖有分矣。合防盟而用之者，为齐桓、晋文。宋儒孙明复、刘原父诸公持此壹讥五霸，不知防盟盛而兵争衰，息小国頼大国以不亡，桓、文之功由此其显。东莱看《春秋》，分三节。李竹湖亦以三节论齐桓之霸业。愚谓防盟之盛，起于庄公二十七年之幽，终于定公四年之皐鼬，为二百四十年升降之大闗。自入《春秋》，即有周郑交质，见于《左传》，君子恶之。纷纷列国，至于君臣相质，其以霸称者：楚庄服郑，则质子良；服宋，则质华元；秦穆之服晋惠，亦质子圉；又吴夫差亦称霸，许、鲁平而以子服，何王、子姑、曹交相为质。他霸之不及二霸，传文诚足为学者矜式云。
隠不爵大夫也
王樵曰：「凡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可复言公孙，则以王父字为氏。礼，诸侯之卿命于天子，平王东迁，诸侯无复请命，故隠、桓及庄如无骇、侠之类不书族者，未赐也。其后则诸侯自予之，如宋立华氏之类。左传亦明言羽父为无骇请，而公命以字为展氏，谷梁特未之考耳。」
聘诸侯非正也
范注《周礼》：“天子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国之慝；间问，以谕诸侯之志；归脤，以交诸侯之福；贺庆，以賛诸侯之喜；致禬，以补诸侯之灾。”许慎曰：“礼，臣病，君亲问之。”天子有下聘之义，曰聘诸侯，非正甯所未详。
又
胡氏传：「古者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于诸侯，不可以若是恝。故《周礼》行人：「王者待诸侯，时聘以结好，间问以谕志。」隠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防不书遣使如周，则是未尝聘也；亦不书公如京师，则是未尝朝也。贬爵削地之不举，而遣使聘焉，其斯以为不正乎？经书「公如京师」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师」者五，举鲁一国，则天下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书「天王来聘」者七，「锡命」者三，「归脤」者一，「赗葬」者四，则问于他邦及齐、晋、秦之大国，可知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
又
经书天王来聘者七，昉于七年冬之凡伯。黄氏日钞曰：「诸儒多谓诸侯不朝，贬爵削地有常经，今刑则不举，而反下聘。王之不王如此，礼乐征伐安得不自诸侯出乎？」然不思时至春秋，周之衰何如者？此何异父祖垂絶，不责不孝子孙之不养，而反责长者之祈哀？赵鹏飞曰：「圣人着天王再遣使，所以诛鲁再不朝之罪耳。」按经书来聘与求金、求车同一书法，传以非正责王朝者，非。
又
罗大经曰：「春秋之时，天王之使交驰于列国，而列国之君如京师者絶少。夫子谨而书之，固以正列国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责于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镇，犹春秋之诸侯也。杜陵诗『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盖与春秋同一笔法。」
电霆也
尔雅》疾雷曰霆，而此以电为霆。《易》《诗》《书》皆别有电字，与霆无涉。左思《吴都赋》：“钩爪钜牙，自成锋颖，精若曜星，声若雷霆。”蜀本《易》“霆”为“电”，云“电即霆之转声”。引《谷梁传》文曰：“电，霆也。”又《庄子·外物篇》：“阴阳错行，天地大絯，于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马彪注：“水中有火，电也。”系电于霆之下，亦如范武子“电霆为一”之解。
所
译又
一与一合为二，再加一则为三。由此推演下去，便无穷无尽了。所以参盟、同盟，都不同于单独结盟。参盟是同盟的开端。六誓七诰，王道的风气越来越远，世道交相败坏，盟誓诅咒之事日益显著。参盟始于瓦屋之会，终于鄟陵之会。《春秋》谨慎地记载其开端，并记下日期。黄氏《日钞》说：“有了参盟就有盟主，而霸者的事业就兴起了。”
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换人质不及二伯。
《荀子·大略篇》也有这样的话。郑窒甫《古言》说，虞舜征讨三苗时，禹曾誓师。五帝时已有誓师，周礼中有司盟之官，三王时也有盟约。《左传》记载周平王与郑国交换人质，说明齐桓公、晋文公之前也有交换人质之事。《谷梁传》所说不及五帝、三王、二伯，只是汉代初年未见诸经书罢了。
又
钧台的宴享，景亳的受命，盟津的誓师，范宁注疏考证三王的遗迹，这正是《春秋》所要防范的。盟约与防范，大概是有区别的。将防范与盟约结合起来使用的，是齐桓公、晋文公。宋儒孙明复、刘原父等人据此一概讥讽五霸，却不知道防范与盟约兴盛而兵争衰落，小国依赖大国得以不灭亡，桓公、文公的功绩由此彰显。东莱先生看《春秋》，分为三个阶段。李竹湖也以三个阶段论齐桓公的霸业。我认为防范与盟约的兴盛，起于庄公二十七年的幽地之会，终于定公四年的皋鼬之会，这是二百四十年间兴衰的关键。自从进入《春秋》记载，就有周郑交换人质之事，见于《左传》，君子厌恶它。纷纷列国，以至于君臣互相交换人质，那些以霸者著称的：楚庄王降服郑国，则郑良为人质；降服宋国，则宋华元为人质；秦穆公降服晋惠公，也以晋圉为人质；还有吴夫差也称霸，许国、鲁国讲和，以子服、何王、子姑、曹交互相作为人质。其他霸者不及齐桓、晋文二霸，传文确实足以作为学者的楷模。
隐公不册封大夫
王樵说：“凡是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不能再称公孙，就用祖父的字作为氏。按礼制，诸侯的卿由天子任命，平王东迁后，诸侯不再向天子请命，所以隐公、桓公及庄公时的无骇、侠之类不记载族氏的，是因为未被赐姓。后来则是诸侯自行赐予，如宋国立华氏之类。《左传》也明确说羽父为无骇请求，而隐公命令以字为展氏，只是《谷梁传》没有考证罢了。”
聘问诸侯是不合正道的
范宁注《周礼》：“天子按时聘问，以结诸侯之好；殷頫，以消除邦国之恶；间问，以晓谕诸侯之志；归脤，以分享诸侯之福；贺庆，以祝贺诸侯之喜；致禬，以补济诸侯之灾。”许慎说：“礼制规定，臣下生病，君主亲自问候。”天子有下聘之义，说聘问诸侯是不合正道的，宁氏所未详。
又
胡氏传：“古时候诸侯对天子，每一年进行一次小聘，每三年进行一次大聘，每五年进行一次朝见。”天子对诸侯，不可以如此冷漠。所以《周礼·行人》说：“王者对待诸侯，按时聘问以结好，间或问候以晓谕志意。”隐公即位九年，在此时史官不记载派遣使者去周王室，那就是未曾聘问；也不记载隐公去京师，那就是未曾朝见。不举荐贬爵削地之事，却派遣使者聘问，这大概就是不合正道吧？经书记载“公如京师”一次，“朝于王所”两次，“卿大夫如京师”五次，仅举鲁国一国，就可以知道天下诸侯怠慢不臣了。记载“天王来聘”七次，“锡命”三次，“归脤”一次，“赗葬”四次，那么询问其他邦国以及齐、晋、秦等大国，就可以知道了。其根源，都在于天王失去了威福的权柄。
又
经书记载天王来聘七次，始于隐公七年冬的凡伯。黄氏《日钞》说：“诸儒多认为诸侯不朝见，贬爵削地是常理，现在刑罚不举，反而下聘。王者不像王者如此，礼乐征伐怎能不从诸侯手中发出呢？”然而不考虑时代到了春秋，周室的衰微到了什么地步？这难道不同于父祖垂死，不责备不孝子孙不供养，反而责备长者祈求哀怜吗？赵鹏飞说：“圣人记载天王再次派遣使者，是为了诛讨鲁国再次不朝见的罪过。”按经书记载来聘与求金、求车是同一书法，传文以不合正道责备周王室的，是不对的。
又
罗大经说：“春秋之时，天王的使者往来于列国，而列国之君去京师的极少。孔子谨慎地记载，固然为了纠正列国的罪过，而正本清源的意思，对天王的责备尤其深切。唐代的藩镇，就像春秋的诸侯。杜甫诗‘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大概与《春秋》是同一笔法。”
电霆
《尔雅》说疾雷叫霆，而这里把电当作霆。《易》《诗》《书》都有专门的电字，与霆无关。左思《吴都赋》：“钩爪钜牙，自成锋颖，精若曜星，声若雷霆。”蜀本《易》将“霆”改为“电”，说“电是霆的转声”。引用《谷梁传》文说：“电，就是霆。”又《庄子·外物篇》：“阴阳错行，天地大絯，于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马彪注：“水中有火，就是电。”将电系于霆之下，也像范武子“电霆为一”的解释。
所
侠也
注：侠名也。所，其姓。王伯厚曰：所氏见于史者，汉有所忠，后汉有所辅，《风俗通》：所，宋大夫，华所事之后，云云。然无骇、翚、柔、溺、宛，先儒谓未爵命于天子，不氏，则侠之氏所，未必然也。
译侠，是名字。所，是他的姓氏。王伯厚说：“史书中记载的所氏，汉代有所忠，东汉有所辅，《风俗通》记载：所，是宋国的大夫，华所事的后代，等等。”然而无骇、翚、柔、溺、宛，先前的儒者认为他们未曾受天子封爵，所以没有氏，那么侠的氏为所，未必确实如此。
隠之不忍地也
啖叔佐曰：“凡公薨必书其所，详内事重，凶变也。若遇贼，则不地。《谷梁》云：‘公薨不地，故也。’注：‘隠之谓隠痛也。’赵伯循曰：‘若在外薨，不以有故无故，皆当书地。故桓公在齐被杀，而亦书也。’”
谷梁折诸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谷梁折诸卷二。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桓公。
百姓不能去
卫州吁未能和其民，百姓去之，之故也。齐无知弑襄公，宋子游弑闵公，辄以见杀。莒仆弑纪公而出奔，非人心之所归，难以得国。故鲁桓防于稷，以成宋乱，君子恶之。
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朱子言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记事甚详，于道理上多错；经学于义理上有功。按义理之文，公羊居多。若逾年改元，为人后者为之子，汉以后儒者多尊奉之。谷梁特依傍公羊，徃徃符合。若其自出卓裁，无过桓无王之说，经文了然目前，两传未经道破。杜预注《左传》，反以王朝失不颁厯解之。刘▯规过云：「天王失不颁厯经不书王国之大事，何以传无异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后，王室有子朝之乱，经皆书「王」，岂是时犹能颁厯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闰，杜云「鲁之司厯顿置两闰」。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孙虽闻仲尼之言而不正厯如杜氏桓公之注厯既天王所颁，鲁人何得擅改？况子朝奔楚，昭二十三年秋乃书「天王居于狄泉」，则其春未有王矣，时未有王，厯无所出，何故其年又书「王」也？杜之立说自相矛盾。贾逵云：「弑君易祊田，成宋乱无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终始治桓，在位十八年。四年书「王」，十四年不书「王」，曰「桓无王」，谷梁氏之特笔，诚万世乱臣贼子之斧钺己。
巳正即位之道而即位
元凯云：“嗣位定于初防，改元必俟逾年。桓公簒立而用常礼，欲自同于遭防继位者，与闻乎弑？先儒断其狱，审矣。然犹愈于赵光美之改，开寳九年十二月为太平兴国元年，曽无未寒之念。烛影离席，寪氏致斋。人以为一信而一疑，吾以为此惭而彼喜也。”
其不称名盖为祖讳也
为祖讳不称名，后世有仿其例者。蔚宗《后汉书》郑太傅称公业，郭太《▯称林宗，而司马迁《史记·自叙》称太史公，其不字谈者，谈之字不传矣。杜氏注《左传》，竟以孔父为名，孔仲达引禄父、考父诸名以证之。然孔父嘉之名见于《史记》，父之为字无疑也。孙明复以为天子命大夫称字，若郑祭仲、陈女叔之类，殆强为之说。
又
陆伯循曰：「凡称字，必加子字于上。子美称也，子突、子哀是也。宋孔父，以子是其姓，不可言子孔，故曰孔父。父美称也。古亦有名父者，如孙林父、胥甲父之类，而无以子字为名者，以子者配其字之美称，故避之。父则本非配字之言，故可为名。」
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辞而加之焉。
注：江熈曰，春秋亲尊皆讳，盖患恶之不可掩，岂当取不成事之辞以加君父之恶乎？徐邈曰，宋虽已乱，若诸侯讨之，则有拨乱之功；不讨，则受成乱之责。辞岂虗加也哉？春秋虽为尊亲者讳，然亦不没其实。纳鼎于庙，跻僖逆祀，及王室之乱，昭公之孙，皆指事而书，以义致讥，无所多怪。
即是事而朝之
朱子曰：「滕侯自威公后称子，杞侯自庄公后称伯。又僖二十三年卒而书子，二十七年朝而书子，后又称伯。窃意小国朝防于大国，从爵之大小为纳贡之多少。故平丘之防，子产争承曰：『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黄池之防，子服何曰：『若为子男，则将半邾以入于吴，而如邾以事晋。』盖当时公侯之国，以职贡之不共而自贬其爵者多矣。」纪侯，《左传》作杞侯。
又
谷梁谓经恶杞侯之朝，故谨而月之。胡氏传：「凡于朝聘鲁桓者，皆以为大恶之党。」滕子则贬其爵，谷邓则书其名。杞侯惧齐，故独无贬。按《春秋》之簒而得国者多矣，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玉帛兵戎之事，皆以实书，况重内轻外，邻封之
译隐之是出于不忍心。
啖叔佐说：“凡是国君去世，必定记载地点，这是因为详述内部事务显得庄重，且凶险变故需要明确。如果遇到贼人杀害，则不记载地点。《谷梁传》说：‘国君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因为有缘故。’注解说：‘隐之是指隐忍悲痛。’赵伯循说：‘如果在外面去世，不论是否有缘故，都应当记载地点。所以桓公在齐国被杀，也记载了地点。’”
《谷梁折诸》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谷梁折诸》卷二。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桓公。
百姓不能离去
卫国州吁未能安抚他的百姓，百姓背离他，这就是原因。齐国无知弑杀襄公，宋国子游弑杀闵公，辄因此被杀。莒仆弑杀纪公后出逃，并非人心所向，难以获得国家。所以鲁桓公在稷地会盟，促成宋国的动乱，君子厌恶他。
元年有王是为了治理桓公
朱子说左氏是史学，公羊、谷梁是经学。史学记事非常详细，但在道理上多有错误；经学在义理上有功劳。按照义理的文章，公羊居多。比如逾年改元、为人后者为之子，汉以后的儒者多尊崇奉行。谷梁特别依附公羊，往往符合。如果其独自提出卓越见解，不过就是桓公无王的说法，经文一目了然，两传未曾道破。杜预注《左传》，反而用周王室失政不颁布历法来解释。刘〇规过说：“天王失政不颁布历法，经文不记载王国的大事，为什么传文没有不同的文字？”又昭公二十三年以后，王室有子朝的动乱，经文都记载“王”，难道那时还能颁布历法？又襄公二十七年再次失闰，杜预说“鲁国的司历官顿置两个闰月”。又哀公十三年十二月发生螽灾，杜预说“季孙虽然听到仲尼的话但不纠正历法，如杜氏对桓公的注，历法既然是天王所颁布，鲁国人怎能擅自更改？况且子朝奔楚，昭公二十三年秋才记载‘天王居住在狄泉’，那么那年春天就没有王了，当时没有王，历法无从得出，为什么那年又记载‘王’呢？杜预的说法自相矛盾。贾逵说：‘弑君、交换祊田、促成宋乱，都是无王的表现。’元年治理桓公，二年治理督，十年纠正曹伯，十八年终始治理桓公，在位十八年。四年记载‘王’，十四年不记载‘王’，说‘桓公无王’，这是谷梁氏的独特笔法，确实是万世乱臣贼子的斧钺。”
已经纠正即位之道而即位
元凯说：“嗣位定于初丧，改元必须等到逾年。桓公篡位却使用常礼，想把自己等同于遭遇丧事继位的人，与闻乎弑杀？先儒判定他的罪责，很审慎了。然而这还胜过赵光美的更改，开宝九年十二月改为太平兴国元年，曾没有未寒之念。烛影离席，李氏致斋。人们认为一个可信一个可疑，我认为这是惭愧与欢喜的区别。”
他不称名大概是为了避祖父的讳
为祖父避讳不称名，后世有仿效其例子的。范蔚宗《后汉书》郑太傅称公业，郭太称林宗，而司马迁《史记·自叙》称太史公，他不称字谈，是因为谈的字没有流传下来。杜氏注《左传》，竟然以孔父为名，孔仲达引用禄父、考父等名字来证明。然而孔父嘉的名字见于《史记》，父作为字无疑。孙明复认为天子任命大夫称字，像郑祭仲、陈女叔之类，大概是强为之说。
又
陆伯循说：“凡是称字，必定在上面加子字。子美是美称，子突、子哀就是这样。宋孔父，因为子是他的姓，不能说子孔，所以叫孔父。父是美称。古代也有名父的，如孙林父、胥甲父之类，而没有以子字为名的，因为子是配其字的美称，所以避讳。父则本来不是配字的话，所以可以作为名。”
这成了，取不成事的话而加上去。
注：江熈说，春秋对亲尊都避讳，大概是担心恶行不可掩盖，难道应当取不成事的话来加在君父的恶行上吗？徐邈说，宋国虽然已经动乱，如果诸侯讨伐他，则有拨乱之功；不讨伐，则受成乱之责。言辞难道虚加吗？春秋虽然为尊亲者避讳，然而也不掩盖事实。纳鼎于庙，跻僖逆祀，以及王室之乱，昭公之孙，都是指事而书，以义致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就是因这件事而朝见
朱子说：“滕侯自威公后称子，杞侯自庄公后称伯。又僖公二十三年去世而书子，二十七年朝见而书子，后又称伯。我私下认为小国朝见会盟于大国，根据爵位的大小决定纳贡的多少。所以平丘之会，子产争承说：‘郑伯是男爵，却让他跟随公侯的贡赋。’黄池之会，子服何说：‘如果作为子男，则将一半邾地入于吴，而像邾那样事晋。’大概当时公侯之国，因为职贡不共而自贬其爵位的很多。”纪侯，《左传》作杞侯。
又
谷梁认为经文厌恶杞侯的朝见，所以谨慎而月之。胡氏传：“凡是在朝见鲁桓公的，都认为是大恶之党。”滕子则贬其爵，谷邓则书其名。杞侯畏惧齐国，所以唯独没有贬低。按《春秋》篡位而得国的很多，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玉帛兵戎之事，皆以实书，况且重内轻外，邻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