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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三传折诸二十九

谷梁折诸卷五

儒藏 · 春秋 · 已译 · 第 590–602 段

防,独外鲁君。于是鲁晋之交,臣日亲而君日疎。此传当用之于十载之后。《左传》但知记事,若卫、齐他国皆然。孙林父逐君,晋终助孙氏;崔杼弑君,晋犹不能致讨。至意如逐君而又甚焉。前乎此者,臣之求宠旣工,君之觏闵亦多。此二语书之,忿乎有余,怒恫乎有余悲。征君子之用心焉。谓《谷梁》长于论理,差不爽尔。

译防,唯独排斥鲁国国君。于是鲁国与晋国的交往中,臣子日益亲近,而国君日益疏远。这段传文应当用在十年之后。《左传》只知道记录史事,像卫国、齐国等其他国家也都是这样。孙林父驱逐国君,晋国最终帮助孙氏;崔杼弑杀国君,晋国尚且不能兴师问罪。到了意如驱逐国君,情况更加严重。在此之前,臣子谋求宠幸的手段已经十分工巧,国君遭遇的忧患也很多。这两句话写出来,愤慨之情有余,愤怒悲痛之情也有余。由此可以看出君子著书的用心。说《谷梁传》长于议论道理,大概没有差错。

以外及内曰曁

左传》曰暨齐平,齐与燕平,蒙上年,齐侯伐北燕之经。《谷梁》曰以内及外,曰曁,谓鲁与齐平。起下叔孙婼如齐莅盟之书,就经文考之,自襄二十五年齐崔杼伐我北鄙之后,庄弑而景立,歴十有三年,鲁齐无疆场之警,不知何以是年叔孙婼如齐莅盟,而先之曁齐平之书。燕则其君出奔,景公以师纳之,受赂而还。左氏一家之言,凿凿盟于濡上。至异时郑之伯有爲厉,犹曰齐燕平之月,公孙段卒,两两回映。独于叔孙婼莅盟竟不作传。《谷梁》于十三年之内,寥寥无事,止得此数语。而陆氏《微防》、孙氏《发防》、胡氏《传》皆宗谷说。愚之推论及此,亦以其寥寥也,而姑志其异同云尔。

  又

严开止曰:「鲁与齐平也。襄二十七年,齐使庆封来聘,鲁不报。齐庆封奔鲁,鲁受之,齐人来让。比年以来,必有不平之意。今曁齐平,鲁修好也。左氏误以爲燕及齐平,则下使叔孙舍如齐涖盟,何爲也哉!」

  君臣同名也

衞襄公名恶,其臣齐恶不避君名,见之于传。胡氏于陈侯午卒之书,谓孔子不避宗国襄公之讳。若定公亦名宋,而经书「宋公」「宋大夫」之属,亦不一而足。然周人以讳事神,申繻于桓公之世早已言之。独楚康王名昭,阅再传而楚子轸公然諡「昭」,系熊居之子夏父弗忌,祀跻僖公,犹见恶于君子。彼楚之公子结、公子申爲令尹、司马,而不识其先君之讳,视晋废司徒、宋废司空者,彼楚之公子何以蛮夷自待若此哉?

  君子不夺人名

正月爲端月,彻侯爲通侯,陈恒爲陈常,庄助爲严助。讳之,严甚于秦汉至乃贵臣之名亦讳之。禁中爲省中矣。《春秋》固无是也。孔子言「在不称征」,而臧孙纥屡书于经胡氏于襄四年「陈侯午卒」之书详言其体例。合之此传君臣同名之论诚秉礼稽古之君子奉讳之轨范也。

  艾兰以爲防

艾翦伐也,防田之大限。释曰:兰草之贵者,地之希有之物,广泽之内而众同生。艾之爲防,则蓬兰同翦。曹公诛杨修曰:「芳兰当门,不得不鉏。」以修爲袁绍之甥,不得不与之俱翦耳。

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

射之中不中,射宫之射也;田之得禽,不得禽,搜田之射也。则得禽则不得禽,赏与罚也。射义:天子试士于射宫,中多者得与于祭,中少者不得与于祭,全是此义。《论语》「射不主皮」,亦同。

  闵陈而存之也

  胡氏传凡外灾告则书今楚已灭陈夷于属县使穿封戍爲公矣必不遣使告于诸侯何以书于鲁之策乎当是时叔弓与楚子防于陈目击其事使毕而归语陈故鲁史遂书之耳或曰国史所书必承赴告岂有慿使人之言而载之于史者曰周景王崩有尹单猛朝之变固无赴告矣叔鞅至自京师言王室之乱春秋承其言遂书之于策仲尼作经存而勿革者盖兴灭继絶以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异于孤秦罢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谷梁以爲存陈得其防矣

  夷狄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

陈止斋曰:「诸侯之罪,非灭同姓不名。楚防,何以名?以夷狄杀中国,甚矣!蔡般夫人之所得讨也,则曷爲谓之夷狄杀中国?楚子假大义以号于天下,放陈公子杀蔡侯,于是灭陈蔡。其得谓之讨贼欤?」

  季孙氏不使遂乎晋也

赵子常曰:「左氏谓南蒯、公子憗谋季氏,皆惧不克,出奔。季孙觉二子之谋,恐公愬已于晋,私属晋人,使不纳公。」谷梁此说与之合,符可补《春秋》之阙。

  不正其与夷狄交伐中国

鲜虞,白狄也。而中国之晋,中夏盟主也。而狄之,此传最奇。而愤,范注引郑氏语曰:「晋爲厥憗之防,以谋救蔡,合八国之师,而不能救蔡,终爲楚灭。舍而伐姬姓之鲜虞,是楚不如也。」

  弃疾主其事故嫌也

金仁山曰:经当书「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公子弃疾自蔡归于楚,弑其君防于干谿」。弃疾弑其君比,而经书乃云尔者?盖以《春秋》诛心而言,则子干有争国之心,而弃疾无起事之迹;以《春秋》书法而论,则凡爲弑君者所立,则以

译从外到内称为“曁”。《左传》说“曁齐平”,意思是齐国与燕国讲和,承接上年的经文,齐侯讨伐北燕。《谷梁传》说从内到外称为“曁”,指的是鲁国与齐国讲和。从下文中叔孙婼出使齐国参与盟誓的记录来看,对照经文考察,自从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讨伐我国北方边境之后,庄公被杀而景公即位,历经十三年,鲁国与齐国没有边境的警报,不知道为何这一年叔孙婼出使齐国参与盟誓,而在此之前先记载了“曁齐平”。燕国则是其国君出逃,景公带兵护送他回国,接受贿赂后返回。《左传》这一家的说法,明确记载在濡地结盟。至于后来郑国的伯有成为厉鬼,还说是齐国与燕国讲和的那个月,公孙段去世,两者相互呼应。唯独对于叔孙婼参与盟誓一事,竟然没有作传。《谷梁传》在这十三年间,寥寥无几,只得到这几句话。而陆氏的《微防》、孙氏的《发防》、胡氏的《传》都推崇《谷梁》的说法。我推论到这里,也是因为其记载简略,所以暂且记下这些异同罢了。

又

严开止说:“这是鲁国与齐国讲和。襄公二十七年,齐国派庆封来聘问,鲁国没有回报。齐国庆封逃奔到鲁国,鲁国收留了他,齐国人前来责问。近年来,必定有不满的情绪。现在‘曁齐平’,是鲁国修复友好关系。《左传》错误地认为是燕国与齐国讲和,那么下文派遣叔孙舍出使齐国参与盟誓,又是为什么呢?”

君臣名字相同

卫国襄公名叫恶,他的臣子齐恶不避讳君主的名字,这在传文中可见。胡氏在陈侯午去世的记录中,认为孔子不避讳宗国襄公的名讳。如果定公也名叫宋,而经文中书写“宋公”、“宋大夫”之类,也不止一处。然而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申繻在桓公时代早已说过。唯独楚康王名叫昭,经历两代之后,楚子轸公然谥号为“昭”,系熊居的儿子夏父弗忌,祭祀时提升僖公的地位,仍然被君子所厌恶。那些楚国的公子结、公子申担任令尹、司马,却不认识先君的名讳,比起晋国废除司徒、宋国废除司空,那些楚国的公子为何如此以蛮夷自处呢?

君子不剥夺人的名字

正月称为端月,彻侯称为通侯,陈恒称为陈常,庄助称为严助。避讳,在秦汉时期非常严格,以至于贵臣的名字也避讳。禁中称为省中。《春秋》本来没有这种做法。孔子说“在位不称征”,而臧孙纥屡次被记载于经文中。胡氏在襄公四年“陈侯午卒”的记录中详细说明了其体例。结合这篇传文中君臣同名的论述,确实是秉持礼制、考察古事的君子遵循避讳的规范。

剪除兰草作为边界

艾是剪伐的意思,防是田地的界限。解释说:兰草是珍贵的,是地上稀有的物品,在广阔的沼泽中众多地生长。剪除它作为边界,那么蓬草和兰草一同被剪除。曹操诛杀杨修说:“芳兰挡在门前,不得不锄掉。”因为杨修是袁绍的外甥,不得不与他一同剪除罢了。

射箭而命中,田猎得不到禽兽;如果得到禽兽,田猎得到禽兽而射箭不中,那么就得不到禽兽。

射箭的中与不中,是射宫中的射箭;田猎的得到禽兽与不得到禽兽,是搜田中的射箭。那么得到禽兽与不得到禽兽,是赏与罚。《射义》说:天子在射宫测试士人,命中多的可以参与祭祀,命中少的不能参与祭祀,完全是这个意思。《论语》“射不主皮”,也是如此。

怜悯陈国而保存它

胡氏传文说,凡是外国的灾祸来告就记载。现在楚国已经灭了陈国,将其作为属县,让穿封戍担任公了,必定不会派遣使者告知诸侯,为什么记载在鲁国的史册上呢?当时叔弓与楚子在陈地防会,目睹了这件事,让他完成使命后回国报告陈国的事,所以鲁国史官就记载了。有人说,国史所记载的必定是承接赴告,哪有凭借使者的言语而载入史册的呢?回答说,周景王去世,有尹、单、猛朝政的变故,本来没有赴告,叔鞅从京师回来,报告王室的动乱,《春秋》承接他的话就记载在史册上。孔子作经,保存而不改变,大概是怀着兴灭继绝、以三代公天下之心为心,不同于孤秦废除诸侯设置郡守,想要私利一人以自我奉养的人。《谷梁传》认为保存陈国,符合其法度了。

夷狄的君主引诱中原的君主而杀害他

陈止斋说:“诸侯的罪过,如果不是灭掉同姓就不称名。楚防,为什么称名?因为夷狄杀害中原的人,太严重了!蔡般夫人所能够讨伐的,那么为什么说是夷狄杀害中原的人?楚子假借大义向天下号召,放逐陈公子,杀害蔡侯,于是灭了陈国和蔡国。这能称为讨伐贼人吗?”

季孙氏不让公去晋国吗

赵子常说:“《左传》说南蒯、公子憗谋划对付季氏,都害怕不能成功,出逃。季孙察觉了这两个人的阴谋,担心公向晋国控告自己,私下嘱托晋国人,让晋国不接纳公。”《谷梁传》的这个说法与之一致,符合可以补充《春秋》的缺漏。

不认为他与夷狄共同讨伐中原是正确的

鲜虞,是白狄。而中原的晋国,是中夏的盟主。却称之为狄,这篇传文最奇特。而愤慨,范注引用郑氏的话说:“晋国作为厥憗的屏障,谋划救援蔡国,联合八国的军队,却不能救援蔡国,最终被楚国灭掉。舍弃蔡国而讨伐姬姓的鲜虞,这是不如楚国啊。”

弃疾主持这件事所以有嫌疑

金仁山说:经文应当记载“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公子弃疾从蔡国回到楚国,在干谿杀害他们的君主防”。弃疾杀害他们的君主比,而经文却这样说呢?大概从《春秋》诛心的角度来说,子干有争夺国家的心,而弃疾没有起事的迹象;从《春秋》书法的角度来说,凡是作为弑君者所拥立的,就

首恶书之。愚谓主臣骨肉之际,分义固均,而亲雠宜辨。当围弑郏敖,子干奔晋,子晳奔郑,此二公子者,如元魏北海王颢之入梁,梁岳阳王詧之投西魏,嫌舋深重,寄命邻封,旣乃窥瑕抵隙,以爲倾覆宗邦之计耳。弃疾则不然,位爲蔡公,地拥不羮,权莫厚焉,宠莫隆焉,拟之后世宋太宗之尹开封,差足相方。宗社有变,爲灵王死者,宜莫如弃疾。是故应观从之召子干爲之,犹可言也;受朝呉之奉,弃疾爲之,不可言也。弑君之书,归之于此,而不得辞者,以其辄自爲王耳。王凌、令狐愚谋立楚王彪,有司请依汉燕王旦故事按罪,此国典之常,亦史笔之正。弃疾也者,弑故君,旋图新奉之君,唐元吉助建成倾太宗,即隂图建成,奸凶心事,手足相残,度越情表,幸免册书之载,而论事者犹以其无起事之志而恕之,则爲所愚矣。《谷梁子》曰:「比不嫌也,弃疾主其事,故嫌也。」此论之不磨者也。

译首先将首恶者的罪行记载下来。我认为,在君臣与骨肉亲情之间,名分道义固然相当,但亲近与仇敌应当辨别。当围弑杀郏敖时,子干逃往晋国,子皙逃往郑国,这两位公子,就像北魏的北海王颢投奔梁朝、梁朝的岳阳王詧投奔西魏一样,嫌隙深重,寄命于邻国,既然暗中窥探漏洞、抵隙而入,以此作为颠覆宗邦的计谋罢了。弃疾则不然,他身为蔡公,占据不羹之地,权势没有比这更厚重的,恩宠没有比这更隆盛的,拿后世宋太宗镇守开封来比拟,大致可以相提并论。宗庙社稷发生变故,为灵王而死的人,应当没有比弃疾更合适的了。所以,响应观从的召唤拥立子干,还可以说得过去;接受朝吴的拥戴,让弃疾来即位,就不可说了。弑君的罪责,归咎于此,而无法推辞,是因为他擅自自立为王。王凌、令狐愚谋立楚王彪,有关部门请求依照汉朝燕王旦的先例定罪,这是国家法典的常规,也是史笔的正道。弃疾这个人,弑杀了旧君,随即图谋新拥立的君主,就像唐元吉协助李建成倾覆李世民,暗中图谋李建成,奸诈凶狠的心事,手足相残,超越了常情,幸好免于被正式册书所记载,而评论此事的人还因为他没有起事的志向而宽恕他,那就是被迷惑了。《谷梁传》说:“比较起来不嫌恶,弃疾主谋此事,所以嫌恶。”这是不可磨灭的论断。

不与楚灭也

蔡侯复归于蔡,陈侯复归于陈,与桓十五年许叔复归于许,同一圣经书法。左氏以有礼,许楚失之千里矣。公羊曰:「不与诸侯专封也。」楚邱亦如是,縁陵亦如是。楚平之无道,而与齐桓之盛伯爲耦,岂足爲训?惟谷梁子曰:「不与楚灭也。」无围之极暴,则亦无弃疾之假仁,犹存遗憾之意,防哉?传乎。

君在祭乐之中,大夫有变以闻,可乎?

啖叔佐曰:“宗庙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礼言之,应待祭毕。然三传皆以去乐卒事爲礼。谷梁子云:‘大夫,国体也。古之人重死,尤得君臣一体之谊。’《记》曰:‘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衞献公之于柳庄曰:‘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若疾革,虽当祭,必告。昭公之待叔弓如是,盖云厚矣。”

  古之人重死君命无所不通

檀弓》衞太史栁庄寝疾,献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盖祭爲国之大事,当祭不告者,礼也;当祭而告者,君以逾礼贵其臣也。昭与献隆杀小异,而厚臣之谊略同。

  名誉不闻友之罪也

良玉隐璞,和氏泣血以相;明骥服盐车,伯乐解衣而攀哭;许子将平舆月旦,郭有道人伦师表;李元礼世之龙门,乐太叔人之氷鉴。大人君子以名教爲己责,求善若不及;不暇沐与餐,良有爲也。

  许世子不知尝药累及许君也

公羊曰:「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谷梁曰:「累及许君也。」诸儒于不尝药之案,察之精,辨之苦矣。以其不知学问,不就师傅,而取戾防辜之至于此。楚商臣得潘崇以爲之师,适佐其逆,锋蜂目豺声,与嗌不容粒者相较,其凶良立辨。胡氏更推广之,豫教太子之法,是又因传而爲之辞也。

  自梦者专乎梦也

左公皆作鄸。李廉曰:书法与华、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同。左氏无传,已不可考。公羊以爲叛,然经不书叛,且旣叛,不应书公孙。故公羊有爲欣时讳之说。夫叛而以祖父故讳之,是管、蔡不当诛于周也。惟刘质夫云:《春秋》时臣能专其邑,无不叛。国者能使其众无不要君者。公孙防之自鄸奔宋,犹贤于臧武仲。盖本《谷梁》专乎梦之说。

  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庙

晋韩无忌有废疾,则让而立起;齐崔成有疾,则癈而立明。卿大夫之冢嗣,亦且然矣。泰伯欲让王季,则断发文身以示不可用。汉韦▯成欲让爵于▯即阳爲狂病,继体重事。古人之谨之也如此。贾公彦《仪礼疏》云:“适子有癈疾,不堪主宗庙者”,盖据《谷梁》也。

  奔而又奔之

君子违,不适雠国。嵇绍仕晋,论者以爲讥。传责蔡侯,东盖申此义。但失国则名法所应得,不独恶其适雠也。东,《左传》作朱。

  此不卒者也

东汉顺帝诏问北乡侯宜加諡号列昭穆与木主否?周举议北乡侯立未逾歳年,号未改。《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北乡无他功德,以王礼葬,于事已崇,不宜諡。古来未成君之礼如是。」

  立者不宜立者也

李廉曰:「衞晋之立,书衞人众立之辞也;子朝之立,书尹氏簒之之辞也。愚谓传文同辞于卫则暌于王朝;则合,视乎所立者之有心与无心焉耳。」

  鸜鹆穴者而曰巢

罗愿《尔雅翼》云:鸲鹆本亦巢居,不皆穴处。书“来巢者”着其居木,孚乳不卽去也。公谷皆以爲宜穴,反巢,何?范注皆仍之。南北所见不同耳。按:鸲鹆类鵙,鵙卽祝鸠,亦五鸠之一,不自巢而居鹊之成巢者,正季氏臣执君权之应。沛郡山中多鸲鹆,刘瓛居母忧,庐墓三年,鸟不敢来。服释还,应时至。五代史汉隐帝时,鸲鹆食蝗,禁捕鸲鹆,故存斋以爲中国皆有,但不至济东。

  居于郓者公在外也

天子无出,出失天下也。独于襄王居郑,发明之深得《春秋》之指。朱子《纲目》于唐▯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之书,爲人君失国,史臣秉笔者立法。《谷梁》于昭公去国,复援此义爲▯鉴。王文中子作《元经》,晋惠帝爲河间王颙刼迁长安,永兴二年春正月,亦书「帝在长安」。薛氏传曰:「《春秋》之法,虽奔外,

译不赞成楚国灭掉蔡国。

蔡侯回到蔡国,陈侯回到陈国,这与桓公十五年许叔回到许国,是同一种《春秋》的笔法。左氏认为这是合乎礼制的,许氏和楚氏的说法相差千里。公羊传说:“不赞成诸侯擅自分封。”楚邱的情况也是这样,缘陵的情况也是这样。楚平王的无道,与齐桓公的强盛霸业相提并论,难道值得效法吗?只有谷梁传说:“不赞成楚国灭掉蔡国。”无围的极度暴虐,也就没有弃疾那样的假仁假义,还存有遗憾的意思,防备什么呢?这是传文的说法。

国君正在祭祀音乐之中,大夫有变故上报,可以吗?

啖叔佐说:“宗庙祭祀是大事,大夫去世是小事。从礼制来说,应该等待祭祀结束。然而三传都认为离开音乐去处理丧事是合乎礼的。谷梁传云:‘大夫,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古人重视死亡,尤其符合君臣一体的情谊。’《礼记》说:‘国君的卿佐,被称为股肱。’卫献公对柳庄说:‘他不是我的臣子,是社稷的臣子。’如果病情危急,即使正在祭祀,也必须告知。昭公对待叔弓就是这样,可以说是情义深厚了。”

古人重视死亡,君命无所不通。

《檀弓》记载,卫太史柳庄卧病,献公说:“如果病情危急,即使正在祭祀,也必须告知。”大概祭祀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正在祭祀时不告知,是合乎礼的;正在祭祀时告知,是国君超越礼制来尊重他的臣子。昭公与献公的隆重与简小有细微差别,但厚待臣子的情谊大致相同。

名誉不闻,是朋友的罪过。

良玉隐藏璞石,和氏泣血以相;明骥拉盐车,伯乐解衣而攀哭;许子将平舆月旦,郭有道是人伦师表;李元礼是世之龙门,乐太叔是人之冰鉴。大人君子以名教为己任,求善唯恐不及;顾不上沐浴与进餐,是有原因的。

许世子不知道尝药,连累了许君。

公羊传说:“葬许悼公,这是君子的赦止。”谷梁传说:“连累了许君。”诸儒对于不尝药的案件,考察得精细,辩论得艰苦。因为他不知道学问,不请教师傅,而招致罪责以至于此。楚商臣得到潘崇作为老师,恰好辅佐他的叛逆,蜂目豺声,与嗌不容粒者相比,其凶良立辨。胡氏更推广之,预先教育太子的方法,这是又因传而为之辞。

自梦者专乎梦也。

左公都作鄸。李廉说:书法与华、向自宋南里出奔楚同。左氏无传,已不可考。公羊认为叛,然而经不书叛,且既叛,不应书公孙。故公羊有为欣时讳之说。夫叛而以祖父故讳之,是管、蔡不当诛于周也。惟刘质夫云:《春秋》时臣能专其邑,无不叛。国者能使其众无不要君者。公孙防之自鄸奔宋,犹贤于臧武仲。盖本《谷梁》专乎梦之说。

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庙。

晋韩无忌有废疾,则让而立起;齐崔成有疾,则废而立明。卿大夫之冢嗣,亦且然矣。泰伯欲让王季,则断发文身以示不可用。汉韦〇成欲让爵于〇即阳为狂病,继体重事。古人之谨之也如此。贾公彦《仪礼疏》云:“适子有废疾,不堪主宗庙者”,盖据《谷梁》也。

奔而又奔之。

君子违,不适仇国。嵇绍仕晋,论者以为讥。传责蔡侯,东盖申此义。但失国则名法所应得,不独恶其适仇也。东,《左传》作朱。

此不卒者也。

东汉顺帝诏问北乡侯宜加谥号列昭穆与木主否?周举议北乡侯立未逾岁年,号未改。《春秋》王子猛不称崩,鲁子野不书葬。北乡无他功德,以王礼葬,于事已崇,不宜谥。古来未成君之礼如是。

立者不宜立者也。

李廉说:“卫晋之立,书卫人众立之辞也;子朝之立,书尹氏篡之之辞也。愚谓传文同辞于卫则暌于王朝;则合,视乎所立者之有心与无心焉耳。”

鸜鹆穴者而曰巢。

罗愿《尔雅翼》云:鸲鹆本亦巢居,不皆穴处。书“来巢者”着其居木,孚乳不卽去也。公谷皆以为宜穴,反巢,何?范注皆仍之。南北所见不同耳。按:鸲鹆类鵙,鵙卽祝鸠,亦五鸠之一,不自巢而居鹊之成巢者,正季氏臣执君权之应。沛郡山中多鸲鹆,刘瓛居母忧,庐墓三年,鸟不敢来。服释还,应时至。五代史汉隐帝时,鸲鹆食蝗,禁捕鸲鹆,故存斋以为中国皆有,但不至济东。

居于郓者公在外也。

天子无出,出失天下也。独于襄王居郑,发明之深得《春秋》之指。朱子《纲目》于唐〇宗幸蜀、德宗幸奉天之书,为人君失国,史臣秉笔者立法。《谷梁》于昭公去国,复援此义为〇鉴。王文中子作《元经》,晋惠帝为河间王颙劫迁长安,永兴二年春正月,亦书“帝在长安”。薛氏传曰:“《春秋》之法,虽奔外,

亦吾君也,不可易。岁更朔而不书君行幸之地,圣与贤所以维君臣之义者如此。」

译这也是我们的君主,不可改变。每年改换历法而不记载君主巡行的地方,圣人和贤人用来维系君臣大义的方法就是这样的。」

又

范注若但言至自齐而不言郓,则公得归国矣。臣子喜君父得反,故云至自齐,继之以居郓者,明公实在外。《十三州记》:昭公所居爲西郓,在东平;莒鲁所争爲东郓,在沂水县。

  昭公出奔民如释重负

黄若晦云:「或谓昭公居郓,郓人避之,不能抚其民之所致。郓本莒邑,昭元年取郓,叔弓帅师彊郓,田盖以兵威刼郓而有之尔。昭公失国,又借齐之力取郓,使郓人再被兵。其视鲁侯世雠也,虽善抚,亦不足以得其心。盖昭公于郓,于干侯,若袁熙兄弟奔辽东,谋据其地以自广。鲁国之尺地一民,季皆无所漏焉。呜呼伤哉!」

  中国不存公

疏范例云:「在有故言,在非所在也。」襄二十九年书「公在楚」,传曰:「闵公也。」胡传云:「歳首必书公之所在,盖以存君而罪臣子,讥诸侯之意具矣。」唐武氏废中宗而自立,迁帝于均房之间,纲目每岁春正月之下,必书「帝在均州」「帝在房州」,本《春秋》之法。

  不可者意如也

左传》皆归咎于昭公及诸从者之失策矣,独此犹见直笔。

  定公

  不言正月定无正也

叶石林曰:「季孙废公衍而立宋定公,盖受国于季氏,非受于昭公。国不受于先君,而受于权臣,非正也。太子不得位,而弟得位,亦非正也。定公以六月即位,而称元年,年不以月,元可与也。月者,元年之月也,可以其始称元,不可以其始称正。正不可与也。武王伐纣,二月而后克,方其度孟津,言一月而不言正月,未克纣,不可以言正月也。夫正之不可易如此,武王未得国,且犹不敢称,而况定公乎!」

  又

洪容斋曰:司马公修《资治通鉴》,凡年号皆以后来者爲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爲唐髙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以《春秋》定公爲例,于未卽位卽书正月爲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则次年之事不得复系于昭。定位未定,故当追书。《通鉴》则不侔云云。按《谷梁子》曰: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公羊子》曰:定、哀多微词,未知己之有罪焉。尔何等沉痛!嬗代易君,总非操笔者所欣然尔。

  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

则堂曰:「一年不二君者,常也;一年二君者,变也。昭公之丧,以是月税輤;定公卽以是月登阼,是一岁而二君也。故春秋书前公之丧至,与后公之入立,以示其变,着鲁国非常之祸,亦以见定之非所当立而立也。」

  秋大雩非正也

龙见而雩,故夏月爲雩之正。冬大雩,非正。成公七年传讥之矣。襄公五年秋大雩,传未之讥。盖秋敛犹爲望雨之候,此独言非正者,以其爲九月也。然周九月乃夏正七月,《豳风》八月其获,以孟秋之雩爲非,似亦有辨。

  是月不雨则无及矣

东坡《喜雨亭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未必拟句法于传文,而望雨之勤,忧旱之苦,皆于笔端跳跃而出。

  雩者爲旱求者也

荀子天论篇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非以爲得求也,以文之也。」与传文词异,而指则合。

古之神人,有应上公者,通乎隂阳。

韦注祷词曰:「方今大旱,野无生稼,寡人当死,百姓何谤?不敢烦民,请命愿抚万民,以身塞无状,此卽请辞也。」按祷应上公之辞,僖二年勤雨之传,引纬文考异邮见之。《左传·昭十七年》诸侯用币于社,注请上公疏曰:「社爲上公之神,尊于诸侯,故诸侯用币于社,以请上公云云。」按社神之名,《左传·昭三十年》蔡墨语魏舒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龙,爲后土,后土爲社,最爲典据矣。」不知元凯何以有请上公之说,合于《谷梁氏》意。所谓上公者,殆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之义,而《谷梁》偏举其名。▯嗣又知其祷词,先儒博物,必有自来也。

未可以杀而杀,举重;可杀而不杀,举轻。

僖三十三年经书不杀草,传文相同。张匏野曰:「草者,孟叔氏也,势少衰矣。菽者,季氏也。霜,则鲁公

译又

范宁注说:如果只说“从齐国回来”而不提“郓”,那么鲁昭公就已经回国了。臣子欢喜君父得以返回,所以说“从齐国回来”,接着说“住在郓”,是为了表明鲁昭公实际上还在国外。《十三州记》记载:昭公所住的地方叫西郓,在东平;莒国和鲁国争夺的地方叫东郓,在沂水县。

昭公出奔,百姓如释重负

黄若晦说:“有人说昭公住在郓,郓地百姓躲避他,这是因为他不能安抚百姓所导致的。郓本来是莒国的城邑,鲁昭公元年夺取了郓,叔弓率领军队强行控制郓地,大概是用武力胁迫郓地而占有的。昭公失去国家,又借助齐国的力量夺取郓地,让郓地百姓再次遭受兵祸。他们把鲁侯视为世代的仇敌,即使善于安抚,也不足以赢得他们的真心。大概昭公在郓地、在干侯,就像袁熙兄弟投奔辽东,图谋占据那里的土地来壮大自己。鲁国的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季氏都没有遗漏。唉,真是令人悲伤啊!”

中国不存公

疏引范宁例说:“在鲁国有事时记载,在不在鲁国时就不记载。”《春秋》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公在楚”,《左传》说:“这是闵公。”胡安国传说:“每年岁首必定记载国君所在的地方,大概是为了保存国君的地位而谴责臣子,讥讽诸侯的意思就完备了。”唐武则天废中宗而自立,将皇帝迁到均州和房州之间,《资治通鉴纲目》每年春正月之下,必定记载“帝在均州”“帝在房州”,这是遵循《春秋》的笔法。

不可者意如也

《左传》都将罪责归咎于昭公及跟随他的人策略失误,唯独这里还能见到直笔。

定公

不言正月,定无正也

叶石林说:“季孙废黜公衍而立宋定公,定公大概是受国于季氏,而不是受于昭公。国家不继承自先君,而继承自权臣,这不是正统。太子不得位,而弟弟得位,也不是正统。定公在六月即位,而称元年,年不以月计算,元是可以给的。月,是元年的月份,可以因其开始称元,不可以因其开始称正。正是不可以给的。武王伐纣,二月之后才攻克,当他渡孟津时,说一月而不说正月,没有攻克纣,不可以说正月。正统的不可改变就像这样,武王还没有得到天下,尚且不敢称正月,何况定公呢!”

又

洪容斋说: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凡是年号都以后来者为准。比如武德元年,就从正月开始称为唐高祖,不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就不再称唐天祐四年。以《春秋》定公为例,在尚未即位时就书写正月作为其元年。然而昭公在去年十二月去世,那么次年的事情就不能再系于昭公。定公之位尚未确定,所以应当追记。《通鉴》则不这样处理等等。按《谷梁传》说:昭公没有正统的终结,所以定公没有正统的开始。《公羊传》说:定公、哀公时期多有隐晦的言辞,不知道自己是否有罪。这是何等沉痛!朝代更替、君主易位,总不是执笔人所欣然记录的。

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

则堂说:“一年不有两个君主,这是常理;一年有两个君主,这是变故。昭公的丧事,在这个月撤去灵柩;定公就在这个月登位,这是一年有两个君主。所以《春秋》记载前一位国君的丧礼到来,与后一位国君的入位立国,以显示其变故,彰显鲁国非常之祸,也以此表明定公是不应当立而立的。”

秋大雩,非正也

龙星出现而求雨,所以夏季是求雨的正时。冬季大雩,不是正时。成公七年《左传》已经讥讽过了。襄公五年秋大雩,《左传》没有讥讽。大概秋季收获时还是望雨的时节,这里唯独说非正,是因为它是九月。然而周历九月相当于夏历七月,《豳风》说八月收获,以孟秋的求雨为非正,似乎也有可辨析之处。

是月不雨,则无及矣

苏轼《喜雨亭记》:五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没有麦子;十天不下雨,可以吗?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没有禾苗。未必是模仿传文的句法,而望雨的殷切,忧旱的痛苦,都从笔端跳跃而出。

雩者,为旱求者也

《荀子·天论篇》: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求雨,不是为了认为这样就能求得,而是为了文饰它。”与传文词句不同,但旨意相合。

古代的神人,有应上公者,通乎阴阳。

韦昭注祷词说:“现在大旱,田野没有生长的庄稼,寡人应当死,百姓有什么可抱怨的?不敢烦扰百姓,请命愿安抚万民,用身体弥补无状,这就是请辞。”按祷应上公的言辞,僖公二年求雨的传文,引用纬书《考异邮》可见。《左传·昭公十七年》诸侯用币于社,注请上公疏说:“社是上公的神,尊于诸侯,所以诸侯用币于社,以请上公等等。”按社神之名,《左传·昭公三十年》蔡墨对魏舒说:“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最为典据。”不知杜预为什么有请上公的说法,符合《谷梁氏》的意思。所谓上公,大概是五岳视同三公,四渎视同诸侯的意思,而《谷梁》偏举其名。〇嗣后又知道其祷词,先儒博学多识,必有来源。

未可以杀而杀,举重;可杀而不杀,举轻。

僖公三十三年经书不杀草,传文相同。张匏野说:“草者,孟叔氏也,势少衰矣。菽者,季氏也。霜,则鲁公”

之政教号令也。自僖之终而不行于国矣,安能杀之?岂定之世顾能杀之乎?曰:君不能杀,而天将杀之也。」

译(这是)政教号令啊。自从僖公去世之后,(这些政令)就不再在国内施行了,怎么能杀他呢?难道在定公的时代反而能杀他吗?回答说:君主不能杀他,而上天将要杀他。」

其曰菽举重也

刘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隂气未至,君位而杀,诛罚不由君出也。是时季氏逐昭公,死于外,故天见灾。僖公三十二年十月,陨霜不杀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一曰菽草之难杀者也。言杀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杀草,知菽亦不死也。

  天王崩爲诸侯主也

其礼见于《尹氏》《卒公》《谷》两传,皆同指,而此传更详。盖吊者与受吊者皆当以宾主之礼相接。天子尊无二上,于其崩也,以寰内诸侯爲之主,而接外藩之诸侯。天子降女于诸侯,使同姓诸侯爲之主,亦同此义。《曾子问》篇,衞灵公适鲁,遭季桓子之丧,衞君请吊,哀公辞,不得命,公爲主。此以尊接尊也。《尹氏》《刘卷》以卑接卑。《通鉴》:韩王往吊信陵君,其子荣之以告子顺,子顺曰:「邻国君吊君,爲之主。今君不命子,则子无所受韩君也。」其子辞之。今呉俗设护丧,盖援此义。

  又

景王崩,王室大乱,非刘单、二公不能定。敬王之位,迄于城成周,迁下都,延春秋以后三百余年,一线之绪,曰爲诸侯主者,狄泉之役,臯鼬之盟,皆刘文公一人爲之。列国于此归心,襄王居汜,王子虎执重守国,其功亦大,故经文特书此二人之卒与葬,以表其贤。隐二年,先书尹氏卒矣。尹氏者,左传以爲君氏,隐公之母,外夫人之说。二传虽同,而圣人所贤者,实王、刘两文公。公羊特言其“新使乎我,与我主之主鲁爲言”,不若谷梁之论,有关于王室之重且大。胡氏传曰:“王卿士不卒,有关于天下之故,则卒之于襄王之难有王子虎焉,于敬王之难有刘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几,乎是故特卒之也。”司马迁于诸国世家,独卒孔子,盖知此者也。

  日入易无楚也

王方麓曰:「左氏作『呉入郢』,误入人之国都,当称国。楚之郢,犹晋之绛也。当曰入晋,不曰入绛也。」

  挞平王之墓

呉伟业曰:子胥之爲人,深沉好谋,固非负其勇气,逞于一决不顾其后者。伍参食采于椒,贵显于楚者四世。费无极以同官之忮,倾世臣而覆其宗。子胥之雠,宜首无极,不专在平王也。太子建废非其罪,竟死于郑。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盖欲借兵于呉,扶建之子胜立之楚,废昭王诛其防佞,存楚之社稷,则子胥之忠孝可白,而呉之霸业可成。彼肯以其名让之申包胥哉?乃呉师骤胜而骄,废毁宗庙,渎乱男女。而秦人起于外,夫槩叛于内,不能定楚而归,大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称仁智者也。彼迟之十七年之乆,以待其必克。纵不能复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阖闾,亦宜按兵休甲,持楚人之心,无故僇辱先君之尸,以怒楚。楚之宿将旧臣将圜视而起,且子胥之先四世皆葬于楚,独不虑先人一坏土乎?设令呉兵去楚昭复国,尽发伍氏之邱陇污潴之,以告诸侯,子胥何以自立于天下?乃纪载不闻其事,是岂子胥能复奢尚之雠,而楚昭不能复平王之雠?虽呉强而楚弱,必不得之数也。当呉君臣以班处宫,欲妻王之母,蹈于不义,料子胥力谏而不从也。呉师未入,则楚吾雠也;呉师旣入,则楚又吾君也。《公羊传》曰:「复雠不除害,其道以爲,虽遇昭王犹将爲之请也。」夫不忍得生王之头,祭死父之垅,而谓雠死君之骨,以快生臣之忿哉?

  又

呉其琰曰:「宋武微时,与王愉有郤。及得志,合门见诛。其孙慧龙奔魏,每请効力南讨。临卒,谓功曹曰:『吾羁旅南人,恩非旧结。蒙圣朝殊特之慈,得在疆场効命。誓愿鞭尸呉市,戮坟江隂。不谓婴此重疾,有心莫遂其志,与伍员相类。』」

  又

其琰又曰:「挞墓之事,又见于王颁传中。颁父僧辨爲陈霸先所杀,时颁在关中,不预其难。及隋伐陈,颁常力战,志雪仇雠。陈灭,颁发霸先陵,剖棺见其须皆不落,其本皆自骨中出。遂焚骨取灰,投水饮之。此本非君臣,故得祸尤惨。宜曹瞒爲疑塜七十二,以爲身后计也。」

  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

观此,阖

译所谓“菽举重”,是说豆类难以被霜杀。

刘向认为,周历的十月相当于夏历的八月。此时阴气尚未到达极点,君位应当肃杀,但诛罚却不由君主发出。当时季氏驱逐了鲁昭公,昭公死在国外,所以天降灾异示警。鲁僖公三十二年十月,降霜却没有杀死草木,这是预示嗣君势微、失去执政之权的象征。另一种说法是,豆类是难以被霜杀的草。说霜杀了豆类,就知道其他草都死了;说霜没有杀死草,就知道豆类也没有死。

“天王崩为诸侯主”,是说天子去世时由诸侯担任主人。

这一礼仪在《尹氏》《卒公》《谷梁传》两传中都有记载,指向相同,而此传更为详细。大概吊唁者与接受吊唁者都应当以宾主之礼相待。天子尊贵,没有第二个上位者,在他去世时,由境内的诸侯担任主人,来接待外藩的诸侯。天子将女儿嫁给诸侯,让同姓诸侯担任主人,也是同样的道理。《曾子问》篇中,卫灵公到鲁国,遭遇季桓子之丧,卫君请求吊唁,鲁哀公推辞,没有得到允许,于是由鲁哀公担任主人。这是以尊贵接待尊贵。《尹氏》《刘卷》则是以卑贱接待卑贱。《资治通鉴》记载:韩王前往吊唁信陵君,信陵君的儿子魏荣把这事告诉子顺,子顺说:“邻国君主吊唁本国君主,应由本国君主担任主人。现在君主没有命令儿子,那么儿子就没有理由接受韩君的吊唁。”魏荣于是推辞了。现在吴地风俗设立护丧,大概是援引这个义理。

又

周景王去世,王室大乱,如果不是刘单和两位周公,就不能平定。周敬王的地位,直到建成成周城,迁都下都,延续春秋以后三百多年,这一线血脉,所谓“为诸侯主”的人,狄泉之战、臯鼬之盟,都是刘文公一人办理的。各国因此归心,周襄王住在汜地,王子虎执掌重权守卫国家,他的功劳也很大,所以经文特别记载这两人的去世和安葬,以表彰他们的贤能。隐公二年,先记载了尹氏去世。尹氏,左传认为是君氏,即隐公的母亲,是外夫人的说法。两传虽然相同,但圣人真正认为贤能的,实际上是王、刘两位文公。公羊传特别说他们“新使乎我,与我主之主鲁为言”,不如谷梁传的论述,关系到王室的重要且重大。胡氏传曰:“王卿士不记载去世,关系到天下的缘故,那么在襄王的危难中有王子虎,在敬王的危难中有刘卷。”君子说:“王室大概可以复兴了吧,所以特别记载他们的去世。”司马迁在各国世家中,唯独记载孔子的去世,大概也是知道这个道理。

“日入易无楚也”,是说日入时更换旗帜,没有楚国。

王方麓说:“左氏写成‘吴入郢’,误将进入人的国都,应当称国。楚国的郢,就像晋国的绛一样。应当说进入晋国,而不说进入绛。”

“挞平王之墓”,是说鞭打楚平王的坟墓。

吴伟业说:伍子胥这个人,深沉好谋略,本来就不是凭借勇气,逞一时之快而不顾后患的人。伍参在椒地受封食邑,在楚国显贵了四代。费无极因为同官的嫉妒,倾覆世臣而灭了他的宗族。伍子胥的仇人,应该首先是费无极,并不专在楚平王身上。太子建被废不是他的罪过,最终死在郑国。伍子胥痛心疾首的,不仅仅是奢、尚的死,更在于建不能立。大概是想借吴国的兵,扶立建的儿子胜在楚国即位,废黜昭王,诛杀那些防碍忠良的奸佞,保全楚国的社稷,那么伍子胥的忠孝就可以昭雪,而吴国的霸业也可以成就。他肯把名声让给申包胥吗?于是吴军骤胜而骄傲,毁坏宗庙,淫乱男女。而秦人在外起兵,夫概在内叛变,不能平定楚国就回国,这大大违背了伍子胥的心意。伍子胥本来就是他的哥哥伍尚所称道的仁智者。他等待了十七年之久,以等待必定攻克。即使不能复立故太子的儿子,以得到阖闾的支持,也应当按兵休甲,安抚楚人的心,无故侮辱先君的尸体,以激怒楚人。楚国的宿将旧臣将环视而起,况且伍子胥的先人四代都葬在楚国,难道不考虑先人的一抔土吗?假设吴兵离开后,楚昭王复国,尽发伍氏的坟墓,用污水灌注,以此告知诸侯,伍子胥何以自立于天下?于是记载中没有听说此事,这难道是伍子胥能复奢、尚的仇,而楚昭王不能复平王的仇?虽然吴强而楚弱,这一定是不会发生的。当吴君臣以班处宫,想要娶楚王的母亲,陷入不义,料想伍子胥极力劝谏而不被听从。吴师未入,则楚是我的仇敌;吴师既入,则楚又是我的君主。《公羊传》说:“复仇不除害,其道以为,虽遇昭王犹将为之请也。”不忍心得到生王的头,祭死父的墓,而说仇视死君的骨,以快生臣的忿怒吗?

又

吴其琰说:“宋武帝微贱时,与王愉有怨隙。等到得志,王愉全家被诛杀。他的孙子慧龙逃奔魏国,每次请求效力南讨。临死时,对功曹说:‘我是羁旅南人,恩情不是旧结。蒙受圣朝特殊的慈爱,得以在疆场效命。誓愿鞭尸吴市,戮坟江阴。没想到得了这重疾,有心莫遂其志,与伍员相类似。’”

又

其琰又说:“鞭墓之事,又见于王颁传中。王颁的父亲王僧辩被陈霸先所杀,当时王颁在关中,不参与其难。等到隋伐陈,王颁常力战,志在雪仇。陈灭,王颁发掘霸先陵,剖棺见其须皆不落,其本皆自骨中出。于是焚骨取灰,投水饮之。这本非君臣,故得祸尤惨。宜曹瞒为疑冢七十二,以为身后计也。”

“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是说大概有想要娶楚王母亲的人。

观此,阖

庐之无道甚矣。夫槩王与子山争宫而叛,归堂谿君臣兄弟之间,凶德叅防,其不亡者幸耳。夫差之许越成,夏侯太初以此取乐毅,而论世者遽以成败臧否其父子。谷梁一则狄之,一则大之,见君子之用心焉。

译庐之无道太严重了。槩王与子山争夺宫室而叛乱,归堂谿君臣兄弟之间,凶恶的德行相互防备,他们不灭亡是侥幸罢了。夫差答应与越国讲和,夏侯太初因此取笑乐毅,而评论世事的人却立刻以成败来褒贬他们的父子。《谷梁传》一方面称其为狄人,一方面又推崇他们,从中可以看出君子的用心所在。

又

列女传》曰:楚平伯嬴者,昭王之母也。呉入郢,呉王阖庐尽妻其后宫,次至伯嬴,伯嬴持刀以死自誓。呉王慙,遂退舍。伯嬴与其保阿闭永巷之门,不释兵。秦救至,昭王乃复。

  又

方▯静曰:呉入楚,君居君室,大夫居大夫室。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此未行之事。说者因言子胥妻楚王之母。句践入官于呉,夫人从,道产女,养于就李乡。后胜呉更爲语儿乡而讹者,因诬范蠡进西施而道产。此蠡与子胥皆必不爲也。

  诸侯相归粟正也

终春秋无归粟之书,惟臧孙辰曾告籴于齐。襄三十年,澶渊之防,诸侯谋归宋财而不果。盖义举之难觏于三代之季久矣。臯鼬之防,同谋伐楚,荀寅求货于蔡侯,以辞诸侯。越歳而乃有归粟之事,岂蔡侯鼓呉破楚,义声振于同盟而乃获邀众惠乎?嗣是晋失诸侯,蔡频受楚伐,不闻一矢以援之者,终迄于亡。以呉伐楚,归粟于蔡,大之甚,义之甚,而书之也。

  非其所取而取之谓之盗

仲车语録曰:「称盗贱之也。如汉言盗髙庙玉环,唐言盗杀武元衡,皆其意也。然此讥有司慢藏也。有司慢藏,则时政可知也。」

  阳虎以解众也

黄东发曰:「谓虎窃之,无所用,故复归之,此岂知巨猾之深奸耶?」以鲁宝之失,必追之;以与之,必释。已西方有狗国,中华人误入之,窃其筯而逃,狗追啮之,以筯投之,辄衔而返。数返则追无及矣。阳货盖欲狗国鲁也。晋明帝觇王敦逃归湖隂,以七宝鞭获逸,盖祖虎之故智。

  使司马行法焉

方定之曰:「莱人鼓噪,盖犂鉏之徒爲之也。」景公怍而麾之矣。优施舞于幕下,请止之可也。有司加法,手足异处,窃以爲疑。夫曰:「宫中则齐君所常好防,而鲁之有司可专诛乎?是鲁以天子自处矣。」意犂所指授鼓噪者不遽已,且有所挑舋而侮犯。鲁旣有备,左右司马陈列,声色不动,而齐人无辞,是以惧而慙,慙而谢也。按:秦赵渑池之防,秦终不能有加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蔺相如盖得孔子「文事必有武备」之意。

  堕犹取也

汶水经注,无盐县之郈乡,叔孙昭伯之故邑也。定公十二年,叔孙氏堕郈,今其城无南面。按野井之祸,成于鬷戾;堕成之功,阻于公敛陪臣之恶,甚矣。范武子以治陪臣爲解,深得圣人之意。

  石尚欲书春秋

刘原父曰:“不知石尚欲书孔子之春秋乎?鲁国之春秋乎?若孔子之春秋,孔子是时未作《春秋》,石尚安从而知?若鲁国之春秋也,王人至则书之矣,何足以爲荣?凡人之欲登《春秋》者,以有殊功异德,冀后世见也。石尚何有而欲书之?”愚按:史家一字之褒诛,逾于衮钺。桓温欲讳枋头之败,读孙盛《晋阳秋》,怒其直笔,召盛子语之曰:“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遽请删改之。呉兢撰《天后实録》,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颇言说已然可赖,宋璟激励苦切,然后转祸爲忠。说屡以情祈改,兢执不许。谷梁子误传五世相承,至于汉初,颇涉后代好名之习矣。石尚之说,不觉自吐其衷云。

  髙寝非正也

说范诸侯正寝三:一曰髙寝,二曰左路寝,三曰右路寝。髙寝者,始封君之寝也;二路寝者,继体君之寝也。其二何?子不居父之寝,故二寝继体之君世世不敢居髙祖之寝,故曰髙也。按鲁之始封君者伯禽也,子政旣以髙寝爲三正寝之一,复言继体之君不敢居,定公居之,传所以云非正矣。向又因言天子之寝亦三:一曰承明,承乎明堂之后者也,与诸侯髙寝同义。后世承明之庐,取诸此。

  哀公

  郊三卜礼也四卜非礼也

劭公注《公羊》言:“已卜春三月,不吉,转卜夏三月。春夏皆可郊,三卜爲渎。”告武子谓:“以十二月卜正月,下辛如不从,则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又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则郊止宜于春。”周天子有二郊,冬至祀天于圜丘,与启蛰而郊以祈谷是也。鲁惟祈谷一郊,故二传所记卜郊皆在春夏。汉魏以下,祈谷别爲一祭,而以冬至之郊配

译又,《列女传》说:楚平王的夫人伯嬴,是楚昭王的母亲。吴国军队攻入郢都,吴王阖闾将楚国王宫的后妃全部占为己有,轮到伯嬴时,伯嬴手持利刀,以死明志。吴王感到羞愧,于是退兵。伯嬴和她的保姆关闭了永巷的大门,不肯放下兵器。秦国援军到来,楚昭王才得以复位。

又,方以智说:吴国攻入楚国,吴君住在楚君的宫室,吴国大夫住在楚国大夫的宫室。大概有想娶楚王母亲的人,这是未曾实行的事。于是有人传言伍子胥娶了楚王的母亲。越王勾践入吴国为奴,夫人跟随,在路上生下一个女儿,抚养在就李乡。后来越国战胜吴国,改称为语儿乡,这是讹传,于是诬陷范蠡进献西施并在路上生子。这范蠡与伍子胥必定不会做这种事。

诸侯互相赠送粮食是合乎正道的。整个春秋时期没有赠送粮食的记载,只有臧孙辰曾向齐国请求买粮。鲁襄公三十年,澶渊之会,诸侯谋划归还宋国的财物但没有成功。大概合乎道义的行为在夏商周三代末期就很难见到了。皋鼬之会,共同谋划讨伐楚国,荀寅向蔡侯索取财物,以此推辞诸侯的请求。过了一年才有赠送粮食的事情,难道是因为蔡侯鼓动吴国攻破楚国,道义之声震动同盟,从而获得众人的恩惠吗?此后晋国失去诸侯的支持,蔡国频繁遭受楚国的讨伐,没听说有一支箭去援助它的,最终导致灭亡。因为吴国讨伐楚国,向蔡国赠送粮食,事情重大,道义显著,所以史书予以记载。

不是自己应得的却去获取,叫做盗窃。《仲车语录》说:“称盗是轻视他。比如汉朝说盗窃高庙玉环,唐朝说盗窃杀害武元衡,都是这个意思。然而这是讥讽主管官员保管松懈。主管官员保管松懈,那么当时的政治状况就可以知道了。”

阳虎是为了化解众人的愤怒。黄震说:“说阳虎偷了宝物,无处使用,所以又归还,这哪里知道大奸之徒的深谋远虑呢?”因为鲁国宝物的丢失,必定会追查;因为归还宝物,必定会停止追查。西方有个狗国,中原人误入其中,偷了他们的筷子逃跑,狗追咬他,他把筷子扔给狗,狗就衔着返回。几次返回,狗就追不上了。阳虎大概是想让鲁国像狗国一样。晋明帝窥探王敦逃回湖阴,凭借七宝鞭得以逃脱,大概是沿袭了阳虎的旧计谋。

让司马执行法律。方以智说:“齐国人鼓噪喧哗,大概是犁锄之类的人做的。”景公感到惭愧而挥手制止了。优施在帐幕下跳舞,请求停止是可以的。主管官员施加刑罚,手脚分离,我私下认为可疑。有人说:“宫中是齐君常常喜欢的地方,而鲁国的主管官员可以擅自诛杀吗?这是鲁国把自己当作天子了。”大概犁锄所指使鼓噪的人没有立即停止,而且有挑衅侮辱的举动。鲁国既然已有防备,左右司马陈列军队,声色不动,齐国人无言以对,因此恐惧而惭愧,惭愧而谢罪。按:秦赵渑池之会,秦国最终不能凌驾于赵国之上,赵国也盛设军队以等待秦国。蔺相如大概懂得了孔子“文事必有武备”的意思。

堕,就是取的意思。《水经注》说,无盐县的郈乡,是叔孙昭伯的旧邑。鲁定公十二年,叔孙氏拆毁郈邑,现在它的城墙没有南面。按:野井的祸患,成于鬷戾;拆毁郈邑的功劳,受阻于公敛等陪臣的恶行,太严重了。范武子以治理陪臣为解释,深得圣人的心意。

石尚想要被记载在《春秋》中。刘敞说:“不知道石尚想要被记载在孔子的《春秋》中呢?还是鲁国的《春秋》中?如果是孔子的《春秋》,孔子那时还没有作《春秋》,石尚从哪里知道?如果是鲁国的《春秋》,王人到来就记载了,有什么值得荣耀的?大凡想要登上《春秋》的人,是因为有特殊的功绩和异样的德行,希望后世看见。石尚有什么而想要被记载呢?”我按:史家一个字的褒贬,胜过斧钺。桓温想要隐瞒枋头的失败,读孙盛的《晋阳秋》,愤怒于他的直笔,召见孙盛的儿子对他说:“如果这部史书就这样流传下去,关系到你家的祸福。”他的儿子立刻请求删改。吴兢撰写《天后实录》,叙述张昌宗引诱张说,诬陷魏元忠,颇言张说已然可以信赖,宋璟激励苦切,然后转祸为忠。张说屡次请求更改,吴兢坚持不允许。《谷梁传》误传五世相承,到了汉朝初期,颇涉及后代好名的习气。石尚的说法,不知不觉吐露了他的内心。

高寝不是正寝。《说苑》说诸侯的正寝有三种:一是高寝,二是左路寝,三是右路寝。高寝,是始封君的正寝;二路寝,是继位君主的正寝。为什么有两个?儿子不住在父亲的寝宫,所以两个寝宫,继位的君主世世代代不敢住在高祖的寝宫,所以叫高。按:鲁国的始封君是伯禽,刘向既然把高寝作为三正寝之一,又说继位的君主不敢住,定公住了,传文所以说不是正寝。刘向又说天子的寝宫也有三种:一是承明,在明堂之后,与诸侯的高寝同义。后世的承明庐,取义于此。

哀公。

郊祭占卜三次是合乎礼的,占卜四次是不合礼的。邵公注释《公羊传》说:“已经占卜了春三月,不吉利,转而占卜夏三月。春夏都可以郊祭,占卜三次就是亵渎。”告武子说:“用十二月占卜正月,下辛如果不吉,就用正月下辛占卜,二月上辛;又用二月下辛占卜,三月上辛,那么郊祭只适宜在春天。”周天子有两次郊祭,冬至在圜丘祭祀天,与启蛰时郊祭以祈求谷物丰收是。鲁国只有祈求谷物丰收的一次郊祭,所以两传所记载的占卜郊祭都在春夏。汉魏以后,祈求谷物丰收另为一祭,而以冬至的郊祭配

以始受命之祖,又有感生帝之郊配以有功德之祖,或有五郊五帝之名,南北郊分祀合祀之说,更制聚讼,均非古也。

译将最初受命的祖先,以及感应天意而生的帝神,与郊祀中配享的有功德的祖先混为一谈,或者采用五郊五帝的名称,或者有关于南北郊分祀与合祀的争论,这些制度上的纷扰和争议,都不符合古制。

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胡康侯曰:「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强乎季孙,何独无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孙救之,而昭公出。阳虎囚桓子,孟孙救之,而阳虎奔。今得邾田,盖季氏以归二家而不取也。」

  受之王父也

毛西河曰:「辄未尝受王父命也。蒯瞆奔后,灵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辞之。及卒,夫人又假以公命立郢,郢又辞。乃曰:『有亡人之子辄在』,乃立辄。则是公命者郢也,非辄也。辄所受命者夫人也,非公也。非公,则所云受之王父者有间矣。」

有临天下之言焉,有临一国之言焉,有临一家之言焉。

杨士勋疏:「此三者皆以外内辞别之。王者以海内之辞言,即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传曰:『全天王之行』,也是也。王者微弱,则以外辞言之,即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传曰:『失天下』,也是也。诸侯临国,亦据内外言之。若宣九年辛酉,晋侯卒于扈,传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逾竟也』。旣以内外显地及日,是以一国言之。若文元年,毛伯来锡公命;定四年,刘卷卒。毛、刘皆采邑名,大夫氏采爲家,是以一家言之也。」

  又

文中子诗有天下之作,有一国之作。又推读《春秋》之法,以论「诗亡,然后《春秋》作」,实一道也。

  呉子进乎哉

刘原父曰:「天下无王久矣,夷狄皆僭号叛命,莫能尊周室。呉独自卑贬其号,率诸侯以奉天子,不得不引而进之。」叶石林曰:「呉、楚皆习夷者也。呉晚见《春秋》,抑之常甚于楚。自季札之聘,柏举之战,仅得以爵见,然与中国防盟,未尝不殊。戚之役,下与鄫人齿而已。今黄池,胡爲遽以伯许之哉?盖楚之共、灵欲以强夺诸侯而陵晋,夫差欲以礼尊天子而责晋。从楚之义,则蛮夷必至;有中国从夫差之义,则必能尊中国。此所以异也。」

  又

清之战,冉有、樊迟御齐,孔子嘉其义。莱门之盟,有若亦偕。微虎欲宵攻呉军,孔子平日曷反有取乎呉者?独黄池进之,以志尊王室耳。《越絶书》乃谓子贡存鲁,乱齐,破呉,霸越。《越絶》出于汉人之手,文、景、武帝、天汉、建武之年号皆列焉。最其譌谬之尤甚者,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呉亡在二十二年,而曰勾践从琅邪起观台以望东海,孔子从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往奏。夫越之灭呉,距孔子之没已六年矣,而犹爲是说,则所谓致贡于周,周王使人赐之命者,未知其有与否也。《史记》世家亦载其言,故不置辨。

  呉王夫差曰好冠来

韩诗外传》越王勾践使廉稽献民于荆王。使者出,见廉稽曰:「冠则得以俗见,不冠不得见。」廉稽曰:「夫越,周室之列封也,处江海之陂,与魭鳣鱼鳖爲伍,文身翦髪而处。今来上国,必曰冠得见,不冠不得见。如此,则上国使适越,亦将劓墨文身翦髪,而后得以俗见乎?」观呉王欲请冠端,而袭以周旋于鲁、晋,其景跂华风,与锢蔽夷俗。两国之相去,奚啻薰莸霄壤?

  大矣哉夫差

夫差之慕义,宋襄、徐偃之徒也。句践之隂忍,郑庄、厉、楚武、文之亚也。故越成而呉败。孔子殁于哀公十六年,其时呉之亡征决矣,而黄池书法犹少进之,可知圣人不以成败论人。犹之赵鞅爲赵氏得国之祖,而孔子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兴废之理,不必其尽验,故谓书终《秦誓》,预知秦有天下,真妄诞也。

  大获麟故大其适也

河马出,而八卦成;洛▯呈,而九畴衍。后天奉若也,春秋作,而麒麟至;先天弗违也。道出乎天,而文以载道;圣人,文以明道,而天应之。故知麟之必爲圣人出也。《春秋纬》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司马子长《史记》讫乎麟止,未免援天物以爲已瑞。然以其纪传续编年,自此史家之体相嬗于穷矣。

  又

鹖冠子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麒麟者,▯枵之兽,隂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毕至。」

  又

元命苞》《干凿度》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

译三人攻打而两人结盟,为什么呢?是各自结盟以确认自己所得到的利益。

胡康侯说:“结盟的人,是各自结盟以确认自己所得到的利益。没有比季孙氏更强大的了,为什么唯独他没有得到利益?季氏将公室分为四份,占有了两份。昭公攻打季孙意如,叔孙氏救援他,于是昭公出逃。阳虎囚禁了孟孙桓子,孟孙氏救援他,于是阳虎出逃。如今得到了邾国的田地,大概是季氏把它归还给另外两家而自己不要吧。”

说是接受了祖父的命令

毛西河说:“辄从未接受过祖父的命令。蒯瞆出逃后,卫灵公想立公子郢,而郢推辞了。等到灵公去世,夫人又假借国君的命令立郢,郢又推辞。于是说:‘有个流亡者的儿子辄在’,于是立了辄。那么接受国君命令的是郢,不是辄。辄所接受的命令是夫人的,不是国君的。不是国君,那么所说的接受祖父命令就有所隔阂了。”

有面对天下的言论,有面对一国的言论,有面对一家的言论。

杨士勋疏解:“这三者都是从内外言辞来区别的。王者用海内的言辞来说,就是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巡狩于河阳,传文说:‘保全天王的行动’,就是这种情况。王者微弱,就用外辞来说,就是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在郑国,传文说:‘失去天下’,就是这种情况。诸侯面对国家,也根据内外来说。比如宣公九年辛酉日,晋侯死在扈地,传文说:‘其地在外,其日未越过国境’。既然用内外来显示地点和日期,所以是一国的言论。比如文公元年,毛伯来赐予公命;定公四年,刘卷去世。毛、刘都是采邑名,大夫的采邑称为家,所以是一家的言论。”

又

《文中子》的诗有天下的作品,有一国的作品。又推演阅读《春秋》的方法,来论述‘诗亡,然后《春秋》作’,实际上道理是一样的。

吴子进乎哉

刘原父说:“天下没有天子很久了,夷狄都僭越名号背叛命令,没有人能尊崇周王室。吴国独自谦卑贬低自己的名号,率领诸侯来奉事天子,不得不引导并推崇他。”叶石林说:“吴、楚都习惯于夷狄的风俗。吴国晚出现在《春秋》中,被压抑的程度通常比楚国更甚。自从季札出访,柏举之战,仅能以爵位出现,然而与中国结盟,从未不区别对待。戚地的战役,下等与鄫人并列而已。如今在黄池,为什么突然以霸主许给他呢?大概楚国的共王、灵王想凭借强力夺取诸侯而凌驾于晋国之上,夫差想凭借礼仪尊崇天子而责备晋国。遵循楚国的道义,那么蛮夷必定到来;有中国遵循夫差的道义,那么必定能尊崇中国。这就是不同的原因。”

又

清地的战役,冉有、樊迟抵御齐国,孔子嘉许他们的道义。莱门的盟会,有若也一同参与。微虎想要夜间攻打吴军,孔子平日怎么反而有取信于吴国的呢?唯独在黄池推崇他,是为了记录尊崇王室罢了。《越绝书》却说子贡保全鲁国,扰乱齐国,攻破吴国,使越国称霸。《越绝》出自汉人之手,文、景、武帝、天汉、建武的年号都列在其中。这是讹误最严重的,孔子在哀公十六年去世,吴国灭亡在二十二年,却说勾践从琅邪起建观台来眺望东海,孔子带着七十名弟子捧着先王的雅琴前往演奏。越国灭吴,距离孔子去世已经六年了,还说这样的话,那么所谓向周朝进贡,周王派人赐予命令,不知道是否有这回事。《史记》世家也记载了这些话,所以不加辩驳。

吴王夫差说好冠来

《韩诗外传》记载越王勾践派廉稽向楚王进献人民。使者出来后,对廉稽说:“戴帽子得以按习俗相见,不戴帽子不得相见。”廉稽说:“越国,是周室的列封,处在江海的岸边,与魭鳣鱼鳖为伍,纹身剪发而居住。如今来到上国,必定说戴帽子得见,不戴帽子不得见。像这样,那么上国派使者到越国,也将割鼻刺字纹身剪发,然后才能按习俗相见吗?”看吴王想要请求戴端正的帽子,而穿着周朝的礼服在鲁、晋之间周旋,他仰慕中华的风尚,与禁锢闭塞的夷狄风俗。两国相差,何止是薰莸霄壤之别?

大矣哉夫差

夫差仰慕道义,是宋襄公、徐偃王之类的人。勾践阴险隐忍,是郑庄公、厉公、楚武王、文王的次一等的人。所以越国成功而吴国失败。孔子死于哀公十六年,那时吴国灭亡的征兆已经决定了,而黄池的书法还稍微推崇他,可知圣人不以成败论人。就像赵鞅是赵氏得到国家的祖先,而孔子说‘赵氏大概世代有祸乱吧’。兴废的道理,不一定完全应验,所以说书写终结于《秦誓》,预知秦国有天下,真是荒诞的。

大获麟故大其适也

河马出现,而八卦形成;洛书呈现,而九类衍生。后天遵循天道,春秋作,而麒麟到来;先天不违背天道。道出于天,而文章承载道;圣人,文章阐明道,而天回应他。所以知道麒麟必定为圣人而出现。《春秋纬》说:“麒麟出现,周朝灭亡。所以确立《春秋》制度,素王授予当兴之人。”司马子长《史记》截止到麒麟出现而停止,未免援引天物作为自己的祥瑞。然而用纪传体续编年体,从此史家的体裁相承于穷尽了。

又

《鹖冠子》说凤凰是鹑火的禽鸟,阳的精气;麒麟是虚枵的野兽,阴的精气。德行能招致它们,它们的精气全部到来。”

又

《元命苞》《干凿度》说开辟到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

冯光、陈晃以爲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二说不同。

译冯光、陈晃认为(这个数字)是二百七十五万九千八百八十六岁,两种说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