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梁折诸卷六
谷梁折诸卷六
公羊谷梁后论
朱子语类：或以爲公羊、谷梁出一人之手，旣而断其各有师承。夫二传之师承，治公羊者起于胡母子都，宗之以董仲舒、公孙▯故其学大显。于是立博士者爲严彭祖、顔安乐。治谷梁者起于瑕邱江公，而仅宗之以蔡千秋，显之之人盖少逊矣。宣帝以衞太子好之之故，有意兴之。于是立博士者爲周庆、丁姓。源流载于《汉书·儒林传》。就传文核之：隐公不书即位，公以隐贱不应立；谷以隐长不应让。矢口便尔，悬殊。即此一节事，脉连贯于宰咺归赙也。公以爲隐之让桓，谷以王室赗妾失礼，特甚于考仲子宫也。公以爲成公之意，谷以爲隐之非。且如尹氏卒之书，公以爲隐母，谷以爲隐妻。重则书，轻则不书，意固各有属矣。惟隐弑而不书葬，罪在不讨贼，薨之不地，以爲不忍言，盖处不得不同之理。推之外事，首书克段，一以爲大郑伯之恶，一以爲见段之强。杀州吁于濮，一以爲讨贼，一以爲责不讨贼。授国与夷，一以爲祸始，宣公一以爲缪公之卒。正齐襄灭纪，一以爲纪侯贤而齐灭之，一以爲复九世之雠。郑、衞、齐、宋相率以乱东迁之天下，《春秋》爲此而作。而二传之褒贬善恶不同如此。又其甚者，齐桓霸诸侯，一匡天下，谷梁之美之不一而足，独公羊予之之词偏少。葵邱之防，以爲震而惊之，叛者九国，非其各有师承，何以异同一至于此？虽然，此特于大同之中而析其微有不同，其不同盖不可胜举。若夫阐圣教以立言，诛恶赏善以正告万世，非是则无以宗经而称传，而又何不同之有？特是二传之于二百四十年行事，盖有考而不详者。送王姬者，周单伯也，而以爲吾大夫来奔者，齐栾施也，而以爲晋栾氏。宋三世内娶，何以处襄夫人之爲王姬？成公在位十七年矣，而曰公幼，王子朝能布告诸侯矣，而亦以爲幼。其缪戾之显著，公羊居多，而谷梁特。鲜若夫事迹同则记载亦同，犹之有《史记》不得尤《汉书》，有东晋、六朝、北魏四朝之史，不能废《南北史》，并行不悖。何得以相类者而遽议其出一人之手乎？要之，二传之疏经释诂之体也。曰何？曰曷爲？自爲问答。《尔雅》爲之于前，以疏《诗》、《若礼》；《公》、《谷》爲之于后，以疏《春秋》。朱子祖之于《易》、《诗》，四子之书，无不皆然。未可以议二子也。
谷梁折诸卷六
译谷梁折诸卷六
公羊谷梁后论
《朱子语类》记载：有人认为是公羊、谷梁出自同一人之手，后来又断定它们各有师承。这两部传注的师承关系，研究《公羊传》的起于胡母子都，推崇它的是董仲舒、公孙弘，所以它的学问大显于世。于是设立博士的是严彭祖、颜安乐。研究《谷梁传》的起于瑕丘江公，而推崇它的只有蔡千秋，使其显扬的人大概稍逊一筹。宣帝因为卫太子喜好《谷梁传》的缘故，有意振兴它。于是设立博士的是周庆、丁姓。其源流记载在《汉书·儒林传》中。就传文来核实：隐公不记载即位，《公羊传》认为隐公身份低贱不应即位；《谷梁传》认为隐公年长不应让位。开口便如此，差异悬殊。仅这一节事，脉络连贯于宰咺归赙一事。《公羊传》认为是隐公让位给桓公，《谷梁传》认为王室赠送妾室失礼，比考仲子宫的事更为严重。《公羊传》认为是成公的意思，《谷梁传》认为是隐公的不是。又如尹氏卒的记载，《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谷梁传》认为是隐公的妻子。重要的就记载，不重要的就不记载，意图本来各有归属。只有隐公被弑而不记载安葬，罪责在于不讨伐贼人，记载“薨”而不记载地点，认为是不忍心说，这大概是处理不得不相同的道理。推及外部事件，首先记载克段一事，一个认为是要彰显郑伯的恶行，一个认为是要显示段的强大。在濮地杀州吁，一个认为是讨伐贼人，一个认为是责备不讨伐贼人。将国家授予夷，一个认为是祸乱的开始，宣公一个认为是缪公的卒年。纠正齐襄公灭纪，一个认为是纪侯贤明而齐国灭了他，一个认为是报复九世的仇敌。郑、卫、齐、宋相继扰乱东迁后的天下，《春秋》因此而作。而两部传注褒贬善恶不同竟如此。更甚者，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谷梁传》赞美他的话不一而足，唯独《公羊传》给予他的评价偏少。葵丘之盟的防备，认为是震惊而惊动他，叛变的有九国，如果不是它们各有师承，怎么会异同达到这种地步？虽然如此，这只是在大同之中分析其细微的不同，其不同之处大概不可胜举。至于阐发圣人教化以立言，诛恶赏善以正告万世，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尊崇经典而称为传注，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这两部传注对于二百四十年的行事，有考证而不详尽的地方。送王姬的，是周单伯，却认为是我国大夫来奔的，是齐栾施，却认为是晋栾氏。宋国三代内娶，如何处理襄夫人是王姬的问题？成公在位十七年了，却说公年幼，王子朝能布告诸侯了，却也认为他年幼。其谬误乖戾的显著之处，《公羊传》居多，而《谷梁传》特别少。如果事迹相同则记载也相同，就像有《史记》不能因此贬低《汉书》，有东晋、六朝、北魏四朝的史书，不能废除《南北史》，并行不悖。怎么能因为相似就遽然议论它们出自同一人之手呢？总之，两部传注是疏解经典、解释诂训的体例。问“何”，问“曷为”，自为问答。《尔雅》在前疏解《诗经》、《礼记》；《公羊》、《谷梁》在后疏解《春秋》。朱熹在《易经》、《诗经》中祖述这种体例，四子之书无不如此。不可以因此议论这两部传注的作者。
谷梁折诸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