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折诸卷十一
，则计甸而増乗，未可知也。楚二广之法，一乗至用百五十人，则鲁毎乗一甲，亦未可知也。赋虽不同，其实皆为益兵，其数皆増三之一耳。
译那么计算每甸增加的车乘数量，也是无法预知的。楚国“二广”的制度，一辆战车最多用到一百五十人，那么鲁国每辆战车配备一名甲士，也是无法预知的。虽然赋税制度不同，但实质上都是为了增加兵力，其数量都是增加了三分之一罢了。
又
邱濬曰：先儒言兵制之变，始壊于齐之内政，而家一人焉；继壊于晋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长勺之战，桓公自谓带甲十万，车五千乗；叔向亦谓甲车四千乗，则兵制之増益于古可知矣。循袭效尤，鲁遂作丘甲。厥后，楚为乗广，魏为武士，秦为戎卒，古制亡矣。兵农遂分，更歴千载，永不可复。
又
王方麓曰：「成公以前，甸车赋一乗，每乗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每甲士统二十四人，即五伍为两也。甲士为之长，故亦名两为甲。每甸四丘，共出三甲，是为兵车一乗之数。作丘甲，则一邱出一甲，其于赋増三之一也。」杜征南释此亦误。
请曲县緐缨以朝
周礼》小胥正乐县之位：王宫县，四面；诸侯轩县，去其南面；大夫判县，止为东西面；士特县，一面而已。轩县三面，其形曲，故曰曲县。巾车掌王之五路：金路，緐缨九就，同姓以封；象路，緐缨七就，异姓以封；革路，鞗缨五就，四卫以封；木辂，前樊鹄缨，蕃国以封；孤乗夏篆，卿乗夏缦，大夫乗墨车，士栈车。其饰皆无緐缨。诸侯之卿有受革辂、木辂之赐者，亦有緐缨。杜注言緐缨诸侯之饰者，以与曲县对举也。
不如多与之邑
名器不可假人，千古至言。然谓不如多与之邑，殊有语病，恐非夫子之言也。公孙免余曰：「▯子惟多邑，故死亦幸而君▯致讨多邑者耳。使多邑不死，则晋之三家、齐之田氏，浸且化家为国矣。然则有功者可勿赏乎？」曰：「赏当在石稷。使良夫从成子之谏，不与齐构难，安所得新筑之败？罚不行于好战之孙氏，而卫受滥赏之费，一传而逐君者，即林父也。意惟有削孙氏之邑以赏于奚，则弄国兵、与急国难者，赏罚俱得其平乎？」
又
叶水心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周不许晋隧而与之田，岂非此义？然地尽则礼亦不能守，故卒为至弱之国。其要在于无失君道而已。」
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庄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意正相反。其下曰：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上则曰：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犹祖棃橘柚，应时而变者也。郭注《释名》云：名，鸣也，平也，器用也。
又
荀恱因汉江都王赐天子旌旗，引孔子此言曰：「名设于外，实应于内；事制于始，志成于终。故王者慎之。」夫惟盛徳元功，有天下之勲，乃受异物，则周公其人也。
又
后汉郑兴传：隗嚣广置爵位，以自尊髙。兴止之曰：「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当制也。孔子曰：『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于人也。无益于实，有损于名，非尊上之意也。」嚣病之，而止。
又
唐▯宗欲相张守珪，张九龄不可。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职，可乎？”对曰：“不可。”因引此二语，仲豫、子夀因事发论，实圣言之的解。
又
嘉祐初中官麦允言死，特给卤簿。司马光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緐缨以朝，犹且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给以卤簿，其为緐缨，不亦大乎？」
孙桓子还于新筑，不入，遂如晋乞师。荘宣叔亦如晋乞师。
汪环谷曰：齐桓末年，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征伐自大夫出矣，而未尝盟防也。晋文末年，翟泉之盟，以诸侯之大夫上盟王子虎，礼乐自大夫出矣，而非征伐也。今此鲁以四卿帅师，防霸国之上卿，与卫、曺之卿大夫败齐侯于鞌，又盟齐国佐于袁娄，而礼乐征伐皆自大夫出矣。厥后，晋悼以复霸之贤，首以诸侯之大夫围彭城，城虎牢，盟陈、袁侨，征伐盟防悉付之大夫，而萧鱼之后，凡役皆以大夫矣。翟泉之大夫贬称人，此不胜贬则从同也。
又
陈鐡山曰：「春秋之初，齐鲁为敌国，齐不弱鲁，不足以强齐。春秋之中，齐晋为敌国，鲁不恃晋，不足以庇鲁。春秋之末，齐吴为敌国，吴不得鲁，不足以霸吴。齐强而鲁之衰也，晋强而齐之衰也，吴强而晋之衰也。三言最得当时情势。然齐虽为患于
译又
邱濬说：前代儒者谈论兵制的演变，说它首先败坏于齐国的内政改革，那时每家出一人当兵；接着败坏于晋国的州兵制度，那时每家出五人当兵。长勺之战，齐桓公自称拥有披甲士兵十万，战车五千辆；叔向也说拥有披甲战车四千辆，由此可知兵制相比古代已经增加了。沿袭效仿，鲁国于是实行丘甲制度。此后，楚国设立乘广，魏国设立武士，秦国设立戎卒，古代的兵制就完全消失了。兵与农从此分离，历经千年，永远无法恢复。
又
王方麓说：“成公以前，甸服地区赋税规定出一辆兵车，每辆兵车配备步兵七十二人，披甲战士三人，每名披甲战士统领二十四人，也就是五个伍组成一个两。披甲战士作为长官，所以也把两称为甲。每个甸包含四个丘，共同出三辆甲车，这就是一辆兵车所需的兵力数额。实行丘甲制度，则每个丘出一辆甲车，这比原来的赋税增加了三分之一。”杜预（征南）对此的解释也是错误的。
请曲县繁缨以朝
《周礼》规定小胥校正乐悬的位置：天子的宫悬，四面都有；诸侯的轩悬，去掉南面；大夫的判悬，只有东西两面；士的特悬，只有一面。轩悬有三面，其形状弯曲，所以称为曲县。巾车掌管天子的五种车驾：金路，繁缨九就，用来分封同姓诸侯；象路，繁缨七就，用来分封异姓诸侯；革路，鞗缨五就，用来分封四卫之地的诸侯；木辂，前樊鹄缨，用来分封蕃国之地的诸侯；孤乘坐夏篆，卿乘坐夏缦，大夫乘坐墨车，士乘坐栈车。这些车的装饰都没有繁缨。诸侯的卿如果有接受革辂、木辂赏赐的，也有繁缨。杜注说繁缨是诸侯的装饰，是为了与曲县相对举而言的。
不如多与之邑
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人，这是千古不变的至理名言。然而说“不如多给他城邑”，这话很有语病，恐怕不是孔子的话。公孙免余说：“〇子正因为城邑多，所以死后也侥幸让〇君去讨伐那些拥有多邑的人。假如多邑不死，那么晋国的三家、齐国的田氏，逐渐就会把家族变成国家了。既然如此，有功的人可以不赏赐吗？”回答说：“赏赐应当给石稷。假如良夫听从成子的劝谏，不与齐国交战，哪里会有新筑的败绩？惩罚没有加在好战的孙氏身上，而卫国却承受了滥赏的费用，仅仅一代人就驱逐国君的，正是林父。看来只有削减孙氏的城邑来赏赐给奚，那么玩弄国家军队、加剧国家危难的人，赏罚才能都得到公正吧？”
又
叶水心说：“只有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人。周朝不允许晋国隧葬而赐给他田地，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然而土地耗尽，礼制也就不能坚守，所以最终成为最弱小的国家。关键就在于不丧失君道而已。”
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庄子说名分是公共的器物，不可以多取，意思正好相反。他下面说：古代的至人，借道于仁，寄宿于义，以遨游于逍遥的虚境。上面又说：比如三皇五帝的礼义法度，就像祖棃橘柚，顺应时势而变化。郭象在《释名》中说：名，就是鸣，就是平，就是器用。
又
荀恱因为汉江都王刘赐使用天子的旌旗，引用孔子这句话说道：“名分设立在外，实际应验在内；事情在开始时受到制约，成功在结束时得以完成。所以王者要慎重对待。”只有具备盛德元功，有平定天下的功勋，才能接受特殊的器物，那么周公就是这样的人。
又
后汉郑兴传记载：隗嚣广泛设置爵位，用来抬高自己。郑兴制止他说：“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等官职，都是王者的器物，不是人臣应当设置的。孔子说：‘只有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假借给人。’不可以假借给人，也就是不可以假借给他人。对实际没有益处，对名分却有损害，这不是尊奉上级的本意。”隗嚣感到厌恶，于是停止了。
又
唐玄宗想任命张守珪为宰相，张九龄认为不可。皇上说：“给他名分而不让他担任实际职务，可以吗？”张九龄回答说：“不可以。”于是引用这两句话，仲豫、子夀借此事件发表议论，确实是对圣言的确切解释。
又
嘉祐初年，宦官麦允言去世，特别赐予他卤簿仪仗。司马光说：“孔子不把名器假借给人，繁缨上朝，尚且不可以。麦允言是亲近宠幸之臣，没有元勋大劳，赐予他卤簿，这相当于繁缨，不是太过分了吗？”
孙桓子回到新筑，不进城，于是前往晋国请求出兵。荘宣叔也前往晋国请求出兵。
汪环谷说：齐桓公晚年，公孙敖率领军队以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征伐出自大夫之手，但还没有在防地结盟。晋文公晚年，翟泉之盟，诸侯的大夫在上位与王子虎结盟，礼乐出自大夫之手，但不是征伐。现在鲁国以四位卿帅师，在防地抵御霸国的大夫，与卫国、曹国的卿大夫在鞌地击败齐侯，又在袁娄与齐国的国佐结盟，而礼乐征伐都出自大夫之手了。此后，晋悼公凭借复兴霸业的贤能，首先让诸侯的大夫包围彭城，修筑虎牢城，与陈国、袁侨结盟，征伐盟防全都交给大夫，而萧鱼之盟之后，凡是军事行动都由大夫负责。翟泉之盟的大夫被贬称为人，这是因为不胜贬责就从同例。
又
陈鐡山说：“春秋初期，齐国和鲁国是敌对国家，齐国不削弱鲁国，不足以强大齐国。春秋中期，齐国和晋国是敌对国家，鲁国不依靠晋国，不足以庇护鲁国。春秋末期，齐国和吴国是敌对国家，吴国得不到鲁国，不足以称霸吴国。齐国强盛而鲁国衰落，晋国强盛而齐国衰落，吴国强盛而晋国衰落。这三句话最符合当时的情势。然而齐国虽然成为祸患于
鲁，闵之弑，髙子来盟，桓公之徳可以吿无罪矣。独鲁庄于齐为不共之雠，而终身事之。宣于齐，终身芘其宇下。宣没而一朝援晋以伐之，伐齐非成公之志，行父与仲遂争政之所由致也。四卿帅师，鲁国未有之事，季氏之情见矣。鞌之败，齐顷遂入朝于晋，鲁为之立武宫。迨于末造，鲁既移事晋之志以事吴，莱门城下之盟，仍以季孙肥伐邾，啓衅。季氏之向背，逺足以挻灾邻敌，近则削弱宗社。季之强而鲁之衰，咎不离乎其臣耳。」
译鲁国，在闵公被弑杀后，高子前来结盟，桓公的德行足以宣告无罪了。唯独鲁庄公对于齐国是不敬的仇敌，却终身侍奉它。鲁宣公对于齐国，终身庇护在其势力之下。宣公去世后，却突然借助晋国去讨伐齐国，讨伐齐国并非成公的本意，这是行父与仲遂争夺政权所导致的。四位卿大夫率领军队，这是鲁国从未有过的事，季氏的私情显露无遗了。鞌之战齐国战败后，齐顷公于是入朝晋国，鲁国为此建立了武宫。到了鲁国末期，鲁国已经改变侍奉晋国的志向转而侍奉吴国，在莱门城下的盟约，仍然凭借季孙肥去讨伐邾国，从而开启祸端。季氏的倾向与背离，远足以招致邻国敌人的灾祸，近则削弱宗庙社稷。季氏的强盛与鲁国的衰败，罪责不出于他的臣子罢了。
皆主郤献子
则堂曰：「师以鲁、卫为名，实则郤克、季孙逞其私忿耳。凡内大夫帅师，惟主帅得书，今四卿俱书，以见羣下知有季孙，而不知有公室。胜齐不足喜，三家自是愈专，而公室微矣。晋赏鞌之战，作六军，而六卿专，晋之渐亦见矣。卫孙氏秉政，世为卿，良夫之子林父实为乱首，逐君立君，而卫防于亡矣。书曰：『臣无有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国。』郤克、季孙行父、孙良夫是矣。」
吾以分谤也
韩非子：「韩子之所斩若罪人，则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败也。法败，则国乱。若非罪人而劝之以徇，重不辜，民之所以起怨也。起怨，则国危。郤子之言，非危则乱，不可不詧也。」
余姑翦灭此而朝食
韩信下井陉，夜半传发令，裨将传餐曰：“今日破赵，防食。”狄青讨侬智髙，顿军昆崘闗下。晨起，诸将立帐下甚久。俄有军▯至曰：“宣徽传语诸官，请过闗吃食。”方知青已同先锋破关矣。此皆名将成算在胸，功成顷刻。齐君则非其伦耳。
未絶鼓音
桓温伐蜀，战于笮桥，前锋不利，众惧欲退，鼔吏悮鸣进鼓，遂力战，大破之。栁元景讨刘劭，攻新亭垒，劭兵势垂克，鲁秀击退，鼓众大溃。元景宿令军中曰：“鼓緐气易衰，叫数力易竭，但衔枚疾战，一听吾鼓声。”解张之与郤克论鼓，真善于决胜者也。
擐甲执兵固即死也
荀子《议兵》篇曰：「将死鼓，驭死辔，士大夫死行列，解张之勉，郤克守此道也。」下云：「左并辔，右援枹而鼓，师从之。」鞌之战，竟以致死获胜，盖八战之所无。
三周华不注
水经注》：济水又东北迳华不注山，虎牙桀立，孤峰刺天，青崖翠发，望同点黛。山下有华泉，《左传》：逢丑父使公如华泉取饮，即此水也。《酉阳杂俎》：华不注泉，齐顷公取饮，处方员百余步。北齐时有人以绳千尺投石试之，不穷，石出赤如血。
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
晁无咎曰：「战欲杀敌，顷公自以不射，其君子为有礼，用此败。执与宋襄公不禽二毛，同一迂腐。」
与之石窌
庾信集》有云：“汉皇闻立义之妇，邑以延乡；齐侯见有礼之妻，封之石窌。”盖妇人之爵，从夫而已，其独受封邑者，偶一见之于汉萧何子禄嗣封。其没也，无子，髙后乃封何夫人同为鄼侯。晋羊祜建平吴之策，武帝追思之，依萧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为万歳乡侯，食邑五千户。皆妇人别封之，特异者也。
齐侯使賔媚人
愚庵曰：「定九年，齐侯致禚、媚、杏于卫。注：三邑，则齐西界。媚乃齐邑，媚人，邑大夫使之接賔客，故称賔媚人。」
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
鹤林玉露》汉髙谓项羽曰：「吾翁即若翁，与此暗合理意，甚长。」
尽东其亩
愚庵曰：「晋师至齐，必渡河，经齐之西境，使齐之耕者迁其垅亩于东，以便晋之驱侵。」
五伯之霸也
杜注五霸兼三代而言，昆吾、豕韦、大彭、齐桓、晋文是也。顾亭林谓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其实春秋之五霸即三代之五霸。夷考二百四十年间，无有及于宋、秦、楚三君之说。盖伯也者，奉王命以令列国者也。楚则自称王矣。灵王为防于申，谓其臣伍举曰：“吾用齐桓，始▯然有降居牧伯之意。”伍举亦告之曰：“霸之济否，在此防也。”所称六王二公，未尝以其先庄王列于桓、文，眀乎楚之不得为霸矣。宋襄败衂，无足道。秦穆则霸西戎，不复东征，由晋为之梗。其先有纳襄王之功，为晋文所掩，未尝受王命。观桓、文之盛，召伯廖、宰周公、王子虎、叔兴父，王臣王命交错稠叠。意文王为西伯，周、召二公分陜为二伯，规制气象当髣髴乎此。但文王、周、召王道也，故不得以霸名。霸为王之衰，所以昆吾、大彭、豕韦际夏、殷之衰，而亦称霸。杜氏之说确然不可移易。防曰：“宣成以降，王室逾替，何命之奉？”曰：“实则替之，而名未始不畏之。”内外传之文可证者不一而足。荀子论五伯，并
译都归咎于郤献子。
则堂说：“军队以鲁国、卫国为名，实际上只是郤克、季孙逞泄私愤罢了。凡是国内大夫率领军队，只有主帅被记载，如今四位卿大夫都被记载，以此显示群臣只知有季孙，而不知有公室。战胜齐国不值得高兴，三家从此更加专权，而公室衰微了。晋国因鞌之战的赏赐，设立六军，导致六卿专权，晋国衰落的迹象也显现出来了。卫国孙氏掌权，世代为卿，孙良夫的儿子孙林父确实是作乱的祸首，驱逐国君又拥立国君，卫国几乎灭亡。《尚书》说：‘臣下不能擅自施福、作威，否则将危害你的家，凶险你的国。’郤克、季孙行父、孙良夫就是这样的人。”
我是为了分担谤言。
《韩非子》说：“韩子所斩杀如果是罪人，那就无法挽救；如果去挽救罪人，这是法律败坏的原因。法律败坏，国家就会混乱。如果不是罪人却劝诱他顺从，加重无辜者的刑罚，这是百姓产生怨恨的原因。产生怨恨，国家就会危险。郤子的言论，不是使国家危险就是使国家混乱，不可不仔细考察。”
我姑且先消灭这些敌人，然后才吃早饭。
韩信攻打井陉，半夜传达命令出发，副将传令吃饭说：“今天打败赵国，防备吃饭。”狄青讨伐侬智高，驻扎在昆崘关下。早晨起来，众将站在帐下很久。不久有军吏来到说：“宣徽使传话给各位官员，请过关去吃饭。”这才知道狄青已经和先锋一起攻破关隘了。这都是名将胸有成竹，顷刻间取得成功。齐顷公则不是这一类人。
鼓声没有断绝。
桓温攻打蜀地，在笮桥作战，前锋不利，众将恐惧想要撤退，鼓吏误敲了进军的鼓，于是奋力作战，大破敌军。柳元景讨伐刘劭，攻打新亭垒，刘劭的军队气势即将取胜，鲁秀击退敌军，鼓声大作，敌军大溃。柳元景事先命令军中：“鼓声频繁士气容易衰竭，呼喊多次力气容易耗尽，只要衔枚疾战，一切听从我的鼓声。”解张与郤克讨论击鼓，真是善于决定胜负的人。
穿上铠甲拿起兵器，本来就是准备去死的。
《荀子·议兵》篇说：“将领为战鼓而死，车夫为缰绳而死，士大夫为行列而死，解张的勉励，郤克坚守的就是这个道理。”下面说：“左手并拢缰绳，右手拿着鼓槌击鼓，军队跟随他。”鞌之战，最终凭借这种必死的决心获胜，大概是八种战法中所没有的。
三次绕着华不注山。
《水经注》说：济水又向东北流经华不注山，山峰像虎牙一样耸立，孤峰刺向天空，青色的崖壁翠绿的草木，望去如同点了黛色。山下有华泉，《左传》记载：逢丑父让齐顷公去华泉取水喝，就是这水。《酉阳杂俎》说：华不注泉，齐顷公取水喝的地方，方圆百余步。北齐时有人用千尺绳子投石试探，没有到底，石头拿出来红色如血。
称他为君子却射他，是不合礼的。
晁无咎说：“作战想要杀敌，齐顷公自认为不射君子是有礼，因此战败。这与宋襄公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人，同样是迂腐。”
给他石窌。
《庾信集》中有说：“汉皇听说立义之妇，封延乡为邑；齐侯见到有礼之妻，封石窌。”大概妇女的爵位，是跟随丈夫的，独自受封邑的，偶然见于汉萧何的儿子萧禄继承封爵。萧禄死后，没有儿子，高后于是封萧何的夫人同为鄼侯。晋羊祜制定平吴的策略，武帝追思他，依照萧何的先例，封他的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侯，食邑五千户。都是妇人单独受封，非常特殊的情况。
齐侯派宾媚人。
愚庵说：“定公九年，齐侯把禚、媚、杏送给卫国。注解说：这三个邑，是齐国的西界。媚是齐国的邑，媚人，是邑大夫派去接待宾客的，所以称宾媚人。”
如果以匹敌来算，那么也是晋君的母亲。
《鹤林玉露》说：汉高祖对项羽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这与这句话暗合情理，很好。
把田垄都改成东西走向。
愚庵说：“晋军来到齐国，必定要渡河，经过齐国的西境，让齐国的耕作者把田垄迁移到东边，以便晋军驱马入侵。”
五霸的霸业。
杜预注解说五霸兼及三代而言，昆吾、豕韦、大彭、齐桓、晋文是五霸。顾炎武说有三代的五霸，有春秋的五霸，其实春秋的五霸就是三代的五霸。考察二百四十年间，没有达到宋、秦、楚三君的说法。大概霸者，是奉行王命来号令列国的人。楚国则自称王了。楚灵王在申地设防，对他的臣子伍举说：“我效法齐桓公，开始有降居牧伯的意思。”伍举也告诉他说：“霸业能否成功，就在这设防上。”所称的六王二公，未曾把他的先王庄王列在桓、文之前，明显看出楚国不能称为霸。宋襄公战败，不足道。秦穆公则称霸西戎，不再东征，因为晋国作为阻碍。他先前有拥立襄王的功劳，被晋文公掩盖，未曾接受王命。看桓、文兴盛时，召伯廖、宰周公、王子虎、叔兴父，王臣王命交错稠密。大概文王作为西伯，周、召二公分陕为二伯，规制气象应当与此相似。但文王、周、召是王道，所以不能以霸命名。霸是王道的衰微，所以昆吾、大彭、豕韦处在夏、殷的衰微时期，而也称霸。杜氏的说法确实不可改变。有人说：“宣王、成王以后，王室更加衰微，奉行什么王命？”回答说：“实际上是衰微了，但名义上未曾不畏惧它。”内外传中可以证明的文献不一而足。荀子论述五霸，并且
及阖闾、勾践；顔师古注《汉书》则及夫差。然于秦穆、楚庄去取难定，无以合五伯之数。厥后烈王时，齐威王来朝；显王尝赐秦以黼黻之服。此其去春秋之世逾逺，犹以王命为兢兢，则实替之而名畏之之故也。孟子曰：“五霸假之也。”楚庄伐陆浑，观兵周疆而不朝，慙于王孙满之对而返。秦穆侵郑，师过周北门，而孟眀视不知入朝，王孙满以无礼诃之。此犹不知假者也。不知假，故知其未尝以伯自居也。
译等到阖闾、勾践；颜师古注释《汉书》则包括夫差。然而在秦穆公、楚庄公的取舍上难以确定，无法凑齐五霸的数量。后来周烈王时，齐威王前来朝见；周显王曾赐予秦国绣有黑红两色花纹的礼服。这些距离春秋时代已经更远，却仍然对王命小心翼翼，这实际上是实力衰微而名义上畏惧的缘故。孟子说：“五霸是借用的。”楚庄王讨伐陆浑，在周朝边境展示武力却不朝见，因羞愧于王孙满的回答而返回。秦穆公侵犯郑国，军队经过周朝北门，孟明视不知道入朝，王孙满以无礼斥责他。这还算是不知道借用（王命）。不知道借用，所以知道他们不曾以霸主自居。
寡君之命使臣则有辞矣
晋郤克一笑，怒齐鲁季孙以宣公之故，怒齐；卫亦以见伐，怒齐。齐非直也，而三国则曲甚矣。一篇文字，只平平叙过，全赖此处吐气，使读者至此晓然曲直分明，是则笔之神妙。
宋文公卒始厚塟
赵子常云：「礼，诸侯五月而塟，三重六翣。上公四重，执绋五百人，遣车七乗，眀器凡役称是，不可更过。」内外传皆载晋文公请隧事，宋文厚塟详于此传。《檀弓》记宋襄公塟，其夫人醯醢百瓮。按厚塟之风始于宋，其臣桓司马遂自为石椁，阳虎塟季平子，至有璵璠之僣。汉广川王发掘国内冢藏，晋灵公冢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玃，大石人捧烛，男女四十余立侍，孔窍中皆有金玉，尸犹不壊。幽王冢女子尸百余，衣服形色不异生人。此一王一侯，皆不以礼终，而殉塟之侈如是。春秋时塟埋不度，从可类推。
又
吕氏春秋：宋未亡，而东冢抇。髙诱注：「东冢，文公冢也。」文公厚塟，冢被发。
又
虞世南传：「汉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之一，以入山陵。武帝歴年长久，比葬方中，不复容物。赤眉入长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
是不祥人也
列女传》夏姬，美好无匹，内挟技术，老而复壮，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六卿争之，莫不迷惑失志。宇文士及《糚台记序》：“春秋时谚曰：‘夏姬得道，鸡皮三少。’”
晋人使为邢大夫
妙在只如此止，以后分室成仇，通吴奔命等事，《左氏集传》絶不溷及。盖此以窃妻为文，彼以致恨为义也。故知文各有题，苟不得题，即谋篇无术耳。
臣何力之有焉
宋真宗澶渊之役，石保吉与李继隆不矜其功，更相推逊于上前。保吉曰：「布列行阵，指授方略，皆出于继隆。」继隆曰：「宣力用心，躬率将士，不如保吉。」
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
陈君举曰：诸言御戎，皆御君之戎车。此云“彭名御戎”，知王戎车亦行也。王身不在，故不立戎右。使卫者在中，蔡、许二君居王车上，当左右之位，若夹卫王然。愚按：文十年孟诸之役，宋公右孟，郑伯左孟，虽各自乗车，皆楚之故，欲驱策列侯，俾之扶轮夹毂，以示其强。
以执斲执鍼织纴皆百人
春秋列国之赠遣好贿，多以珍寳重器。郑人以璧易祊田，鲁僖公行玉二十防以免卫侯，是也。宋之郜大鼎则重矣，齐之纪甗玉磬乃又兼之。下国贡于天子，有珍禽竒兽，武王之旅獒，穆王之白狼白鹿是也。以人赂自此始，执鍼执织，太公通女红，极技巧以治齐。齐三服官，名天下而鲁近之。公输班生于鲁，故工斲称焉。郑以郑声着闻，故赂晋以女乐二八，师悝师触赂宋以师茷师慧，而人之充赂不可偻举。至句践赂吴以西施郑旦，乃匹妹喜妲己，而尤物擅千古云。
盟于蜀
夏受晋盟，而冬从楚盟，所谓狎主齐盟也。战鄢陵以后，晋楚所争者止一郑，此时则楚并与晋争鲁、卫矣。且晋方徳于鲁、卫，而皆窃与楚盟，可见楚强之甚。其后晋悼称复伯，鄢陵之役，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楚盟蜀之时，晋防几失诸侯矣。
晋辟楚畏其众也
李防曰：「楚主中国之盟，莫盛于此。以楚成之强，所得者陈、蔡、郑、许；商臣之暴，所得者陈、蔡、郑、宋，皆止四国。庄王辰陵之盟，更止于陈、蔡二国。今蜀之盟，诸侯从之者十一国，晋不敢争。其后四十三年，然后晋、楚之从交相见。又八年，楚灵遂防于申，皆此盟蜀之役啓之。此不特承邲之败，晋为楚弱；又晋方竭力以制齐，故无力以抗楚。胜齐之得小，而縦楚之害大矣。」
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
时晋之伐齐，朝野共不平之。録此以为断案，抑亦左氏之深意？
侵败王略
杜注经略法度，通鉴「慕容燕使梁琛聘于苻秦，曰：『桓温猖狂，闚我王略。』胡身之曰：『此封略也，如《左传》『王与之武公之略』，宜指疆域言。』」
讨邲之役也
赵企眀曰：「诸侯冬从楚，而春从晋；冬盟郑，而春伐郑。何其不自
译寡君的命令派我出使，是有说辞的。
晋国的郤克一笑，因宣公的缘故，恼怒齐鲁的季孙，恼怒齐国；卫国也因被讨伐，恼怒齐国。齐国并非理直，而三国则理亏得很厉害。一篇文字，只是平平地叙述过去，全靠此处吐露一口气，使读者到这里清楚地明白曲直分明，这就是笔法的神妙之处。
宋文公去世，开始厚葬。
赵子常说：“礼制，诸侯五个月下葬，三重棺椁，六面棺饰。上公四重，拉引灵车的绳索五百人，遣送的车七辆，明器以及各项役使都与此相称，不可再超过。”内外传都记载了晋文公请求隧道的故事，宋文公厚葬的详细情况在此传中。《檀弓》记载宋襄公下葬，他的夫人陪葬的醯醢有一百瓮。按厚葬的风气始于宋国，他的臣子桓司马于是为自己制作石椁，阳虎下葬季平子，甚至有璵璠的僭越。汉广川王发掘国内的坟墓宝藏，晋灵公的坟墓非常瑰丽壮观，四角都用石头做成玃，大石人捧着蜡烛，男女四十余人站立侍奉，孔窍中都有金玉，尸体还不毁坏。幽王的坟墓女子尸体有一百多，衣服形色与活人无异。这一王一侯，都不以礼制告终，而殉葬的奢侈如此。春秋时埋葬不遵循法度，由此可以类推。
又
《吕氏春秋》：宋国未灭亡，而东冢被发掘。高诱注：“东冢，是文公的坟墓。”文公厚葬，坟墓被发掘。
又
虞世南传：“汉法规定君主在位，取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用于山陵。武帝在位时间长久，等到下葬时，方中不再能容纳物品。赤眉进入长安，攻破茂陵，取走的物品还不能尽数。”
是不祥之人
《列女传》夏姬，美好无匹，内怀技术，年老而复壮，三次为王后，七次为夫人，六卿争夺她，无不迷惑失志。宇文士及《妆台记序》：“春秋时谚语说：‘夏姬得道，鸡皮三少。’”
晋国人让他做邢国的大夫
妙在只如此停止，以后分室成仇，通吴奔命等事，《左氏集传》绝不混杂涉及。因为这里以窃妻为文，那里以致恨为义。所以知道文章各有主题，如果不得主题，即使谋篇也无术。
臣有什么功劳呢
宋真宗澶渊之役，石保吉与李继隆不矜夸其功，更相推逊于皇帝面前。保吉说：“布列行阵，指授方略，都出于继隆。”继隆说：“宣力用心，躬率将士，不如保吉。”
蔡景公在左边，许灵公在右边
陈君举说：凡说御戎，都是驾驭君主的戎车。这里说“彭名御戎”，知道王的戎车也行了。王身不在，所以不立戎右。让卫者在中间，蔡、许二君居王车上，当左右之位，如同夹卫王一样。愚按：文十年孟诸之役，宋公在孟的右边，郑伯在孟的左边，虽各自乘车，都是楚国的缘故，想要驱策列侯，使他们扶轮夹毂，以显示其强。
以执斲执针织纴皆百人
春秋列国的赠遣好贿，多以珍宝重器。郑人以璧交换祊田，鲁僖公用二十防玉以免卫侯，就是如此。宋国的郜大鼎则重了，齐国的纪甗玉磬又兼之。下国贡于天子，有珍禽奇兽，武王的旅獒，穆王的白狼白鹿就是如此。以人贿赂自此开始，执针执织，太公通女红，极技巧以治齐。齐三服官，名天下而鲁近之。公输班生于鲁，所以工斲称焉。郑以郑声着闻，所以贿赂晋以女乐二八，师悝师触贿赂宋以师茷师慧，而人之充赂不可偻举。至句践贿赂吴以西施郑旦，乃匹妹喜妲己，而尤物擅千古云。
盟于蜀
夏受晋盟，而冬从楚盟，所谓狎主齐盟也。战鄢陵以后，晋楚所争者止一郑，此时则楚并与晋争鲁、卫矣。且晋方德于鲁、卫，而皆窃与楚盟，可见楚强之甚。其后晋悼称复伯，鄢陵之役，栾书说：“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楚盟蜀之时，晋防几失诸侯矣。
晋辟楚畏其众也
李防说：“楚主中国之盟，莫盛于此。以楚成之强，所得者陈、蔡、郑、许；商臣之暴，所得者陈、蔡、郑、宋，皆止四国。庄王辰陵之盟，更止于陈、蔡二国。今蜀之盟，诸侯从之者十一国，晋不敢争。其后四十三年，然后晋、楚之从交相见。又八年，楚灵遂防于申，皆此盟蜀之役启之。此不特承邲之败，晋为楚弱；又晋方竭力以制齐，故无力以抗楚。胜齐之得小，而纵楚之害大矣。”
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
时晋之伐齐，朝野共不平之。录此以为断案，抑亦左氏之深意？
侵败王略
杜注经略法度，通鉴“慕容燕使梁琛聘于苻秦，曰：‘桓温猖狂，窥我王略。’胡身之说：‘此封略也，如《左传》“王与之武公之略”，宜指疆域言。’”
讨邲之役也
赵企明说：“诸侯冬从楚，而春从晋；冬盟郑，而春伐郑。何其不自
安，不相信也？霸主之不作也。郑之从楚久矣。使晋有志于抗楚而服郑，曷若移鞌之役于今日乎？移七大夫之力以迫楚，楚必诎；移七百乗之兵以伐郑，郑必服。今兵力既尽于齐，诸侯既属于楚，而区区楼四国于从楚之余，以之伐郑，宜其不足以得郑也。」
译安，难道是不相信吗？这是因为霸主不再兴起了。郑国追随楚国已经很久了。假使晋国有志于抵抗楚国并使郑国臣服，何不把鞌之战的形势移到今天呢？调动七位大夫的力量去逼迫楚国，楚国必定屈服；调动七百辆战车的兵力去讨伐郑国，郑国必定臣服。如今兵力已经在齐国耗尽，诸侯已经归附楚国，而在追随楚国的残余势力中勉强纠集四个国家，用这样的力量去讨伐郑国，理应不足以得到郑国的臣服。
许恃楚而不事郑
陈鐡山曰：「诸侯之从夷，蔡为最；许次之；陈又次之。郑人遨逰南北之间者也。陈、蔡、郑之所畏者，惟楚；许又兼畏郑。始役之于齐，终役之于楚，多方以圗免者，惟郑之故。许灵公将死，而适楚以请伐郑，曰：『师不兴，孤不归矣。』悲乎哉！迁叶不能免，则之夷；夷不▯免，则之白羽；白羽之患如初，则又之容城。一旦楚有亡郢之衅，而防速灭之，无所逃矣。此可为恃人而人不足恃者戒也。」
子归何以报我
魏和公曰：「此与重耳荅楚辞意略同。然知防之言，是文公之言，非文公出亡公子也。自宜遵晦弢锋，以保身济事。知防俘执囚臣也，自宜着莭眀义，以重国慴仇。」
虽遇执事其弗敢违
蜀汉遣邓芝使吴，吴主权谓之曰：「若天下太平，二王分治，不亦乐乎？」芝对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将提枹鼓从事，则战争方始耳。」抗词不屈，与荀防之对楚子略同。
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
徐师川曰：「此臧宣叔之言，《礼记·王制》刺取为说。盖春秋时士大夫以为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借口周制如此，故毎以臣而敌君，偃然主盟，防而不辞。于是垂陇之防，三国之君在焉，而士縠专之；新城之盟，七国之君在焉，而赵盾专之。未防而棐林之师，以四国之君令晋大夫，而敌齐侯；湨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于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君之说也。」
齐侯朝于晋将授玉
春秋之初，齐鲁皆为望国，未有朝于人者。鲁之朝齐，自僖公十年始，胡传指言之。朝晋，自文公三年始，至襄公而并朝于楚矣。齐顷公以鞌之败，始朝于晋。郤至趋进曰：“寡君未之敢任。”盖有不敢当之意焉。宋之盟，屈建令晋楚之从交相见，意为齐而发。赵孟拒之，而释齐秦。故二百四十年之间，齐终未朝于楚。
寘诸褚中以出
褚衣槖也。《汉书·南粤传》：文帝遗南粤王上褚五十衣。注：褚，以贮衣。《庄子》：褚小者不可以懐大。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晋江统《徙戎论》引此二语。王浑及子济荐刘渊于晋武帝，欲任以伐吴之事。孔恂、杨珧谏，以为不可，亦引此二语。
绛人也
春秋有两绛人焉，一城杞，一对梁山，皆隠君子也。田光、侯嬴、毛公、薛公，皆是类。汉有董公、壶关三老，自野王二老以下，则名载史传矣。
同盟于虫牢
王阮亭曰：「虫牢地在今河南三封邱县。《路史·杂国名》又有虫氏、牢氏。虫氏，邾国地；牢氏，古牢子国。」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
自是鲁有两世室矣。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羣公称宫。丹桓宫楹，刻桓宫桷，皆宫耳。《明堂位》曰：“鲁公之庙，文世室也；武公之庙，武世室也。”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壊，止有鲁公之世室，未有武公之世室。说者谓鲁用郊禘，由成王所赐防，以为恵公所请防。又谓请而未敢即行，僖公三十一年卜郊之书始行之，而武公世室之立乃昉于成公六年季文子之手，则知踵事増华，非一朝一夕之故。至于三家歌雍，季氏舞佾，而未有艾也。
卫人登陴
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从之逰者以百数。明日思取之，沤鸟舞而不下矣。夏阳说之，欲袭卫，何以对列国大夫？虽然，此所谓礼乐施于君子者也。若小人，非兵戈不御矣。莒渠邱恃陋而不设备，以防其二都，即在此一卷中，足为▯鉴。
晋人谋去故绛
盘庚去耿，迁亳，逺河害而弃泻卤之饶。三代以上谋国者，多同娄敬建策，汉髙则主天府土膏富疆之说。
必居郇瑕氏之地
水经涑水又西迳郇城，诗郇伯劳之，盖其故国也。服防曰：郇国在解县东郇瑕氏之墟也。涑水又西南迳瑕城，烛之武谓秦君曰：「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者也。」京相璠曰：「今河南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
沃饶而近盬
沈括《笔谈》曰：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语谓
译许国倚仗楚国而不侍奉郑国。
陈铁山说：“诸侯中顺从夷狄的，蔡国最为严重；许国次之；陈国又次之。郑国是游移于南北之间的人。陈、蔡、郑所畏惧的，只有楚国；许国还兼畏郑国。起初役属于齐国，最终役属于楚国，多方图谋免于祸患的，都是因为郑国的缘故。许灵公将死时，前往楚国请求讨伐郑国，说：‘军队不出发，我就不回去了。’可悲啊！迁都到叶地不能免祸，就逃往夷地；夷地不能免祸，就逃往白羽；白羽的祸患依旧，就又逃往容城。一旦楚国出现灭亡郢都的变故，而防备迅速灭亡的局势，就无处可逃了。这可以作为倚仗他人而他人不足以倚仗者的警戒。”
子归如何报答我
魏和公说：“这与重耳回答楚王的辞意大致相同。然而知罃的话，是晋文公的话，不是晋文公出亡公子时说的。自己应当遵循韬光养晦的原则，以保全自身、成就大事。知罃是被俘囚禁的臣子，自己应当彰显节操、阐明大义，以加重国家的威慑力、震慑仇敌。”
即使遇到您，也不敢违背
蜀汉派遣邓芝出使东吴，吴主孙权对他说：“如果天下太平，两位君王分治，不也很快乐吗？”邓芝回答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如果吞并魏国之后，大王您还不深刻体察天命，将要拿起鼓槌从事战争，那么战争才刚刚开始罢了。”言辞刚直不屈，与荀罃回答楚王大致相同。
次等国家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
徐师川说：“这是臧宣叔的话，《礼记·王制》引用作为论据。大概春秋时士大夫认为大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君主，借口周代制度如此，所以常常以臣子的身份与君主抗衡，安然主持盟会，毫不推辞。于是垂陇的盟会，三个国家的君主都在场，而士縠专断；新城的盟会，七个国家的君主都在场，而赵盾专断。不久棐林的军队，以四个国家的君主命令晋国大夫，而对抗齐侯；湨梁的盟会，以大夫的身份傲视君主，都始于大国之卿相当于小国之君的说法。”
齐侯朝见晋国，将要授予玉帛
春秋初期，齐、鲁都是望国，没有朝见过别人。鲁国朝见齐国，从僖公十年开始，胡传明确指出这一点。朝见晋国，从文公三年开始，到襄公时又同时朝见楚国了。齐顷公因为鞌之战的失败，才开始朝见晋国。郤至快步上前说：“我们国君不敢承担。”大概有不敢当的意思。宋国的盟会，屈建命令晋、楚两国的随从互相见面，意图是针对齐国而发的。赵孟拒绝了他，而释放了齐、秦两国。所以二百四十年之间，齐国始终没有朝见过楚国。
放在布袋中带出来
褚是衣袋。《汉书·南粤传》：文帝送给南粤王五十件上等的衣服。注：褚，用来装衣服。《庄子》：小袋子不能装大东西。
不是我们同族的人，他们的心一定不同
晋江统《徙戎论》引用这两句话。王浑及儿子王济向晋武帝推荐刘渊，想任用他讨伐吴国。孔恂、杨珧劝谏，认为不可以，也引用这两句话。
绛地的人
春秋有两个绛地的人，一个筑城杞，一个对抗梁山，都是隐君子。田光、侯嬴、毛公、薛公，都是这类人。汉代有董公、壶关三老，从野王二老以下，名字就记载在史传中了。
在虫牢结盟
王阮亭说：“虫牢地在今河南三封邱县。《路史·杂国名》又有虫氏、牢氏。虫氏，是邾国的土地；牢氏，是古牢子国。”
季文子凭借鞌之战的功劳建立武宫
从此鲁国有两座世室了。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群公称宫。丹桓宫楹，刻桓宫桷，都是宫罢了。《明堂位》说：“鲁公的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庙，是武世室。”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只有鲁公的世室，没有武公的世室。解说者说鲁国使用郊禘，是因为成王所赐的礼制，认为是惠公所请求的礼制。又说请求了但不敢立即实行，僖公三十一年卜郊的记录才开始实行，而武公世室的建立才始于成公六年季文子之手，就知道沿袭旧事增添华丽，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至于三家唱《雍》，季氏舞佾，却没有止息。
卫人登上城墙
喜欢鸥鸟的人，每天到海边，跟随他游玩的鸥鸟数以百计。第二天想捕捉它们，鸥鸟飞舞而不下来了。夏阳说想偷袭卫国，如何回答列国大夫？虽然如此，这就是所谓礼乐施于君子。如果是小人，不用兵戈就不能制服。莒国渠邱倚仗险陋而不设防备，被俘获两都，就在这卷中，足以作为借鉴。
晋人谋划离开故绛
盘庚离开耿，迁到亳，远离河患而放弃泻卤的富饶。三代以上谋国的人，大多像娄敬建策，汉高祖则主张天府土膏富疆的说法。
一定居住在郇瑕氏的地方
水经涑水又向西经过郇城，诗《郇伯劳》说的，大概是它的故国。服虔说：郇国在解县东郇瑕氏的废墟。涑水又西南经过瑕城，烛之武对秦君说：“许诺给您焦、瑕，早上渡河晚上就筑城了。”京相璠说：“今河南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
肥沃而靠近盐池
沈括《笔谈》说：解州盐泽，方圆一百二十里，久雨，四山的水都注入其中，不曾溢出；大旱，不曾干涸。卤水颜色正红，在版泉之下，俗语说
之蚩尤血。唯中有一泉，乃是甘泉。其北有尧稍水，一谓之巫咸河。大卤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盐。唯巫咸水入，则盐不复结，故人谓之无咸河。为盐泽之患，筑大堤以防之，甚于备寇盗。原其理，盖巫咸乃浊水，入卤中则淤淀卤脉，盐遂不成，非有他异也。
译（这是）蚩尤的血。其中只有一眼泉水，是甘甜的泉水。它的北边有尧稍水，另一种说法叫巫咸河。大卤的水，如果没有甘泉调和，就不能制成盐。只有巫咸水流入，盐就不再凝结，所以人们称它为无咸河。这是盐泽的祸患，于是修筑大堤来防备它，比防备寇盗还要严重。推究其中的道理，大概是因为巫咸水是浑浊的水，流入卤水中就会淤塞沉淀卤脉，盐于是就无法形成，并没有其他奇异之处。
又
东莱曰：海盐惟淮盐最资国用。国初建安军初置盐仓，发运在真州。李沆为发运使，运米转入其仓，空船回皆载盐，散于江浙、湖广诸路，各得盐资船运，而民力寛。此南方之盐利广，而盐榷最资国用。北方之盐尽出于解池，朝廷专置使以领之。当时南方之盐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南方之盐管得其人，则害少；北方解池之盐，有契丹、西夏之盐常相防杂，夺解池之利。大抵解池之盐味不及西夏，西夏优而解池劣。西北之盐价直又贱，所以沿边多盗贩二国盐以夺解池。国家多为之措置关防。自汉以来，海盐、井盐用煎熬之法，皆烹炼而后成。解池之盐耕种，防为畦垅，决水灌其间，必俟南风起，此盐乃熟。风一夜起，水一夜结成盐。如南风不起，则课利遂失。盖海盐、井盐全资于人，解池之盐全资于天，而人不与。仁宗、神宗时议禁榷，皆不许。章惇为相，始行之，犯刑者多。盖河北卤地甚广，非如井池可以墙垣、篱堑封守，又才煎便成，非如海盐可以禁察。河北风俗剽悍，靖康之末，盗贼愈多，圗利而反，以致乱也。
有汾浍以流其恶
汾水经浍水西南与诸水合，谓之浍交。古文琐语曰：「晋平公与齐景公乗至于浍上，见乗白骖八驷以来，有狸身而狐尾者堕公之车。公问师旷，对曰：『首阳之神饮于霍太山而归，其逢君于浍乎？君其有喜。』」
国饶则民骄佚近寳公室乃贫
仲逹防敬姜云：「昔者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居之，劳其民而用之。沃土之民不材，滛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武王克殷，患殷民太富侈。太史公曰：『奢昬厚▯，以破其产，为其富而骄佚，故设法以贫之。』管子则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此皆观民设敎，故其理不同。若迁都近盬，则民皆商贩，富者弥富骄侈而难治，贫者益贫饥寒而犯法。恶民之富，乃是愍民之贫也。」
晋迁于新田
顾亭林曰：「晋本都翼，在今之翼城县。及桓叔封于曲沃，其孙武公灭翼而代为晋侯，在今之闻喜县。献公城绛居之，在今太平县之南，绛州之北。景公迁于新田，在今曲沃县，当汾浍二水之间。于是命新田为绛，而以故都之绛为故绛。此晋国前后四都之故迹也。」
与楚师遇于绕角
元魏西郢羣蛮反，断三鵶路。地在汝州古绕角城也。项城为第一鵶，分岭山为二鵶汝州为三鵶唐韩翃诗：「三鵶水上一归人」。
又
据襄二十六年蔡声子语，绕角之后，析公以多鼓钧声之谋，进而师遁，是正传也。舍其大端而言其余事，岂以栾书为政，威福日尊，史家承望风防，每每指其善事而颂言之，虽遗五传不暇顾也。好恶日违，复不能裁之以义，以望闵、僖之际，逺矣。
以申息之师救蔡
林之奇曰：「楚以申息为经营中国之本，故三军二广不常出。大抵用申息之师。僖二十五年，以申息之师戍商宻二十八年，败城濮，曰：『其若申息之老何？』成六年，以申息之师救蔡。其后嚢瓦败申息之师于桑隧。昔宣王之世，申伯实以王舅为南国之屏翰，所以扞城王室。秦汉之时，南阳为要地，此南北形胜之枢要也。」
善钧从众
陈禹谟曰：「夫三人为众，固也。如以常情论，莫众子八人，而三人为少，不欲战者三人，而惟是之从，不几违众乎？不知此正其善从众也。」苏子曰：「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武子得之矣。鄢陵之役，不欲战者惟范文子，而郤至不能从，卒以贻其内忧。彼盖从众而不知从善也。
此申吕所以邑也
王伯厚《诗经考异》曰：「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申甫之地，为形势控扼之要。甫即吕也。甫刑一曰吕刑。汉《地里志》：南阳宛县，申伯国。《诗》《书》及左氏注不言吕国所在。《括地志》云：『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徐广云：『吕在宛县。』《水经注》亦谓宛西吕城。四岳受封，然则申吕汉之宛县也。髙帝入关，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县
译又
东莱先生说：海盐中只有淮盐对国家财政最为重要。建国之初，建安军刚设立盐仓，发运使的治所在真州。李沆担任发运使时，将运来的米转入盐仓，空船返回时都装载盐，散运到江浙、湖广各路，各地都得到盐资来支付船运费用，从而减轻了百姓的劳役负担。这是南方盐利广泛，而盐税最足以资助国家用度。北方的盐全部出自解池，朝廷专门设置使者来统领。当时南方的盐全靠海盐，北方的盐全靠解池。南方的盐如果管理得当，危害就少；北方的解池盐，常有契丹、西夏的盐混杂其中，争夺解池的利润。大致上解池盐的味道不如西夏盐，西夏盐优质而解池盐劣质。西北的盐价格又便宜，所以沿边地区多盗贩两国盐来争夺解池的利益。国家为此多次采取措施设关防守。自汉代以来，海盐、井盐都采用煎熬的方法，都要烹炼后才成盐。解池的盐则是耕种，划为畦垅，决水灌入其中，必须等到南风刮起，这盐才成熟。风刮一夜，水一夜就结成盐。如果南风不刮，那么税利就会丧失。大概海盐、井盐完全依靠人力，解池的盐完全依靠天意，人力无法参与。仁宗、神宗时讨论禁止私营盐业，都不允许。章惇担任宰相，才开始实行，触犯刑律的人很多。因为河北产盐之地非常广阔，不像井盐、池盐那样可以用墙垣、篱笆沟壑来封闭守卫，而且刚煎煮就成盐，不像海盐那样可以禁止监察。河北风俗剽悍，靖康末年，盗贼越来越多，图谋利益而反叛，以致造成动乱。
有汾水、浍水来排流其中的恶水
汾水经过浍水西南与诸水汇合，叫做浍交。《古文琐语》说：“晋平公与齐景公乘车来到浍水边，看见乘着白骖八驷车而来，有狸身狐尾的东西掉进公的车中。公询问师旷，师旷回答说：‘首阳之神在霍太山饮水后返回，在浍水遇到您吗？您将有喜事。’”
国家富饶则百姓骄纵安逸，接近宝物公室就会贫困
仲达对敬姜说：“从前圣王安置百姓，选择贫瘠的土地让他们居住，使百姓劳作而使用他们。肥沃土地上的百姓不成材，是因为淫逸；贫瘠土地上的百姓没有不向往道义的，是因为勤劳。武王攻克殷商，担忧殷民过于富庶奢侈。太史公说：‘奢侈昏乱厚重，以此破败他们的产业，因为他们富有而骄纵安逸，所以设法使他们贫困。’管子则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充足就知道荣辱。谦让产生于有余，争夺产生于不足。’这些都是观察民情而设立教化，所以道理不同。如果迁都靠近盐池，那么百姓都从事商贩，富人更加富有骄纵奢侈而难以治理，穷人更加贫困饥寒而触犯法律。厌恶百姓富有，其实是怜悯百姓贫困。”
晋国迁都到新田
顾亭林说：“晋国本来建都在翼，在今翼城县。等到桓叔被封在曲沃，他的孙子武公灭掉翼而代替成为晋侯，在今闻喜县。献公修筑绛城居住，在今太平县南、绛州北。景公迁都到新田，在今曲沃县，正当汾水、浍水之间。于是命令新田称为绛，而把旧都的绛称为故绛。这是晋国前后四座都城的历史遗迹。”
与楚军在绕角相遇
元魏时期西郢群蛮反叛，切断三鵶路。地点在汝州古绕角城。项城为第一鵶，分岭山为第二鵶，汝州为第三鵶。唐代韩翃诗：“三鵶水上一归人”。
又
根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的话，绕角之战后，析公以多鼓钧声的计谋，进而使敌军撤退，这是正史记载。舍弃主要方面而言其他琐事，难道是因为栾书执政，威福日益尊贵，史家迎合风向，每每指出他的善事而颂扬他，即使遗漏五传也不顾惜吗？好恶日益违背，又不能以义理来裁断，想要达到闵公、僖公时期的水平，就太遥远了。
用申、息两地的军队救援蔡国
林之奇说：“楚国以申、息作为经营中原的根本，所以三军二广不常出动。大致使用申、息两地的军队。僖公二十五年，用申、息两地的军队戍守商密；二十八年，在城濮战败，说：‘那申、息的老百姓怎么办？’成公六年，用申、息两地的军队救援蔡国。后来嚢瓦在桑隧打败申、息两地的军队。从前宣王时期，申伯确实以王舅的身份作为南国的屏障，用来捍卫王室。秦汉时期，南阳是要地，这是南北形胜的关键枢纽。”
善于调和顺从众人
陈禹谟说：“三个人为众，固然如此。如果以常情论，没有比八个人更众的，而三个人为少，不想作战的有三个人，而只顺从他们，不几乎违背众人吗？不知道这正是善于顺从众人。”苏子说：“顺从众人，不是顺从多数人的口，而是顺从那些不言语而内心认同的人，这才是真正的顺从众人。”武子得到了这一点。鄢陵之战，不想作战的只有范文子，而郤至不能顺从，最终导致内忧。他大概是顺从众人而不知道顺从善人。
这就是申、吕成为城邑的原因
王伯厚《诗经考异》说：“维申及甫，维周之翰。申、甫之地，是形势控扼的要地。甫就是吕。《甫刑》一曰《吕刑》。汉代《地理志》：南阳宛县，是申伯的封国。《诗》《书》及《左传》注不说明吕国所在。《括地志》说：‘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徐广说：‘吕在宛县。’《水经注》也说宛西吕城。四岳受封，那么申、吕就是汉代的宛县。高帝入关，光武起兵，都先夺取宛县。”
子重、子反杀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晋遗二子书。
髙颎入建康，杀张丽华于清溪，引太公蒙面杀妲己为喻。夏姬，真妲己也。子反以不获娶之故，施巫臣之族，宜其不令终矣。巫臣自晋遗书，大类张仪檄楚相之语。春秋将夷于战国，人才汚崄于此发端。
又
窃夏姬事，须详。但若并叙于此，文即緐冗，不如特立一篇之妙。于此见传家赢缩处。
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
邲之战，沈尹将中军，或者疑其为令尹之误，谓终篇无沈尹一言一事，由此篇观之，沈尹盖素与子重、子反同官同事。《吕览》又有沈尹荐叔敖之事矣。分室之恶，防昭以下，晋卿视为故常，鲁季氏至于伐小国以自封，亦惟子国、囊瓦实行之，其余盖未之有。钟仪谓共王为太子时，婴侧并为师保，故恃宠而恣横若此，遂走巫臣，以胎亡郢之祸。大臣擅权，其害人国若此。
乃通呉于晋
城濮之役，晋轻楚矣。楚于是用范山之谋，以圗北方。邲之后，楚轻晋矣。晋于是通巫臣之使，以属呉防啓疆。所谓晋无楚备，楚无晋备者也。魏武下荆州，而权备之。交合关羽，胜防阳，而防逊之计兴。即呉王子蝉雀之说矣。
舎偏两之一焉
傅士凯曰：杜注「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是卒大于两传当言卒之一两不当言两之一卒。又偏两之一，当言偏两皆一，不当言偏两之一矣。盖两者即车也，《汉书注：「轮辕两两而耦」，故曰两诗曰：「百两将之。」楚广之制，车用百人，故云「以两之一卒」。其云「舎偏两之一者」，盖车之半邉为偏，每偏有二两共五十人，留二十五人，非偏两之一而何。
蛮夷属于楚者呉尽取之
林之奇曰：「楚人御呉以江，故用舟师；呉人挠楚以淮，故用车战。呉伐巢、伐徐，淮西也；入州来，淮北也。吴、楚争淮，自此始。自鸡父之师，一败而吴得入州来，灭巢及钟离矣。然则亡郢，始于入淮。」
谓汶阳之田敝邑之旧也
媿庵録曰：「齐地可反，汶阳分，自周旣已归正，曷又反之？文子不能慷慨明言，乃私焉，胡以见大义
晋讨赵同赵括
万充宗曰：「史记屠岸贾事未可信，独所云治灵公之贼，盖并案弑灵一狱，追论灭赵盾之家。由是观之，赵盾弑君，公论为昭，子孙所不能改者也。」
又
林云铭曰：此▯与《史记》二说迥别。若就《史记》之说，屠岸贾为司冦，则刑官也，兵权非其祈属，安能胁令韩厥诸将，俾悉从己？一也。公宫严宻之地，庄姬匿公所，乃借为逋逃薮，而索其遗腹孤儿，若鼠器之忌何？程婴欲存赵孤，不与出奔他国，仅匿之山中。韩厥旣知之矣，歴十五载，竟无一人闻之，何善于掩覆如是？且云居十五年，景公因疾见于▯卜，听韩厥之言而立武。按《春秋》同括之死，在鲁成公八年，即晋景公之十七年也。景公在位仅十九年，越二年梦大厉，患疾而卒，子州蒲立，安有十五年后卜疾之事乎？此尤其彰明较著者。但经文止书“杀同括”，不及婴、朔，则朔早死而婴齐奔齐无疑。称国以杀而不去其官，讥晋侯之杀无罪，正与传合。谓传不可信，而经亦不可信乎？龙门之说，断出于传闻之误。
武从姬氏畜于公宫
焦竑曰：「左氏不载程婴、公孙杵臼存赵事，而《史记》言之独详。盖赵朔同括之死也，各因一事，各为一时，史公得之传闻，误合为一，遂致事迹附防，不可稽耳。今按赵同于朔死之后，见于《左氏春秋》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时被杀，甚明。且《赵世家》载：晋景公三年，屠岸贾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晋世家》则载：景公十二年，以赵括与韩厥等五人为卿。已自相抵牾，不足信矣。」
与渠邱公立于池上
巫臣以战阵教吴，以扞城防莒，用其谋则胜，不用则败，亦一时伟才也。子胥少伯，城阊阖，城防稽，习水犀，练句卒，亦略相同。其诱导夏姬，与少伯之恋恋西子，原英雄本色。而蠡为名臣，巫臣为逋臣者，由其出身本末之殊，狙诈君相
译子重、子反杀害了巫臣的族人，并瓜分了他们的家产。巫臣从晋国给这两人写信。
高颎攻入建康，在清溪杀死了张丽华，引用周文王蒙面杀死妲己作为比喻。夏姬，确实是真正的妲己。子反因为没能娶到夏姬的缘故，对巫臣的族人施加报复，他不得善终是理所应当的。巫臣从晋国写信，大体类似张仪檄文责备楚国相国的语气。春秋时代即将沦为战国时代，人才的卑鄙阴险由此发端。
又
关于窃取夏姬的事情，必须详细叙述。但如果在这里一并叙述，文章就会繁琐冗长，不如单独列出一篇更好。在这里可以看到传记体例中详略取舍的地方。
让沈尹与王子罢瓜分子荡的家产
邲之战，沈尹率领中军，有人怀疑这是令尹的误写，认为整篇中没有沈尹的一言一事，从这篇来看，沈尹向来与子重、子反同官同事。《吕氏春秋》又有沈尹推荐孙叔敖的事情。瓜分家产的恶行，从昭公以下，晋国卿大夫视为平常之事，鲁国季氏甚至攻打小国来自封，也只有子国、囊瓦实行过，其余大概没有。钟仪说共王当太子时，婴侧并担任师保，所以仗着宠信而恣意横行到这种地步，于是逼走了巫臣，从而埋下了郢都灭亡的祸根。大臣专权，危害国家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于是让吴国与晋国互通
城濮之战，晋国轻视楚国了。楚国于是采用范山的计谋，来图谋北方。邲之战后，楚国轻视晋国了。晋国于是派遣巫臣出使，来联合吴国防备启疆。这就是所谓的晋国没有防备楚国，楚国也没有防备晋国。魏武帝攻下荆州，孙权防备他。联合关羽，在襄阳获胜，于是陆逊的计谋兴起。这就是吴国王子蝉雀所说的话。
舍弃偏军和两军中的一半
傅士凯说：杜预注“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是卒大于两，传中应当说卒中的一两，不应当说两中的一卒。又说偏军和两军中的一半，应当说偏军和两军各一半，不应当说偏军和两军中的一半。大概‘两’就是车，《汉书注》：‘轮辕两两而耦’，所以叫两，《诗经》说：‘百两将之。’楚国广车的制度，车用百人，所以说‘以两中的一卒’。它说‘舍弃偏军和两军中的一半’，大概车的一半边为偏，每偏有两辆共五十人，留下二十五人，不是偏军和两军中的一半又是什么。
蛮夷归属楚国的，吴国全部夺取
林之奇说：“楚人凭借长江抵御吴国，所以使用水军；吴人凭借淮河骚扰楚国，所以使用车战。吴国攻打巢、攻打徐，在淮西；进入州来，在淮北。吴、楚争夺淮河，从此开始。自从鸡父之战，一败而吴国得以进入州来，灭掉巢及钟离。那么灭亡郢都，始于进入淮河。”
说汶阳的田地是我们国家的旧地
《媿庵录》说：“齐地的土地可以返回，汶阳分地，自从周朝就已经归正，为什么又要返回？文子不能慷慨明言，却私下里这样做，如何体现大义？”
晋国讨伐赵同、赵括
万充宗说：“《史记》中屠岸贾的事情不可信，唯独所说的惩治灵公的贼人，大概是并案审理弑灵公一案，追论灭赵盾的家。由此看来，赵盾弑君，公论昭然，子孙所不能改变的。”
又
林云铭说：这与《史记》两种说法截然不同。如果按照《史记》的说法，屠岸贾是司寇，那么是刑官，兵权不是他所能掌握的，怎么能胁迫韩厥等将领，使他们全都听从自己？这是第一点。皇宫严密的地方，庄姬藏匿公子，却借为逃犯藏身之所，而搜索遗腹孤儿，像老鼠害怕器具一样，怎么解释？程婴想保存赵氏孤儿，不与他一起逃奔他国，仅仅藏匿在山中。韩厥已经知道了，历经十五年，竟然没有一个人听说，怎么善于掩盖到这种地步？而且说居住十五年，景公因为疾病见到〇卜，听从韩厥的话而立武。按照《春秋》，赵同、赵括的死，在鲁成公八年，即晋景公十七年。景公在位仅十九年，过了两年梦见大厉，患病而死，儿子州蒲即位，哪有十五年后卜疾的事情呢？这尤其明显显著。但经文只记载“杀同括”，不及婴、朔，那么朔早死而婴齐奔齐无疑。称国以杀而不去其官，讥讽晋侯杀害无罪之人，正与传文相合。说传文不可信，而经文也不可信任吗？龙门（司马迁）的说法，断然出于传闻的错误。
武跟随姬氏在公宫抚养
焦竑说：“《左传》不记载程婴、公孙杵臼保存赵氏的事情，而《史记》记载得特别详细。大概赵朔、赵同、赵括的死，各自因为一件事，各自在一个时间，史公得到传闻，错误地合为一事，于是导致事迹附会，不可查考。现在考察赵同在赵朔死后，在《左氏春秋》中出现的不少，他们不是同时被杀，很明显。而且《赵世家》记载：晋景公三年，屠岸贾在下宫攻打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都灭掉他们的族；《晋世家》则记载：景公十二年，让赵括与韩厥等五人为卿。已经自相矛盾，不足信了。”
与渠邱公立于池上
巫臣用战阵教吴国，用扞城防备莒国，用他的计谋就胜，不用就败，也是一时的伟才。子胥、少伯，修筑阊阖门，修筑防稽，训练水犀，操练句卒，也大致相同。他诱导夏姬，与少伯留恋西子，原是英雄本色。而范蠡成为名臣，巫臣成为逃亡之臣，是因为他们出身本末的不同，以及他们对待君相的狡诈。
，止于倾危小人耳。
卫人来媵共姬礼也
媿庵録曰：「媵小事不书。伯姬之嫁，诸侯皆来媵之，故书，以见一女子之贤，尚闻于诸侯，况君子乎？」
译（这）只是针对那些倾覆危殆的小人罢了。
卫国人来送陪嫁女子，这是符合礼制的。
媿庵录说：“陪嫁是小事，通常不记载。伯姬出嫁时，诸侯都来送陪嫁，所以史书予以记载，以此表明一个女子的贤德，尚且能闻名于诸侯，何况君子呢？”
左传折诸卷十二
<经部,春秋类,三传折诸__左传折诸。>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折诸》卷十三「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成公
穆姜出于房
元女之贵，待傅之贞。宋伯姬之在《春秋》，贤女首称也。穆姜为之母，拜韩奕，则嫺于诗；筮艮之随，则精于易。亦贤女之不可及者矣。然妇人而欲与于乱，终以病国。与卫定姜同疵。观《硕人》之篇，美而徳者，孰如庄姜？遇人不淑，而卒无一语干乎国政。内言不出于梱，出于房者，殆未得为合礼欤？
兵交使在其间
兵交，使在其间，自传为此言，遂为千古师律。有故为恣睢决裂者，郦食其、伏隆之死，田横、张歩自信其将亡，而一逞也。冦恂之斩皇甫文，司马懿之戮栁甫，王建则皆以气吞之，纵横任意。然则为使者，盖亦有命哉！阮瑀为曺公与孙权书，吕布与袁术书，皆引此语。
南冠而絷者
独断法冠，一曰柱后惠文冠。髙五寸，以纚裹鐡柱卷。秦制，执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监平服之。谓之獬豸。獬豸，兽名，盖一角。今冠两角，而以为名。《国语》曰：“南冠以如夏氏。”《左传》“南冠而絷者”，是知为楚之冠。秦灭楚，以其冠赐御史。
卫子叔黒背侵郑
胡氏曰：「子叔黒背生公孙剽，孙甯出献公而立。剽亦以父宠爱之私，故得立耳。此与齐之仲年无异，特书弟以为后戒。」
晋立太子州蒲以为君，而防诸侯伐郑。
亭林曰：「此内禅之始。《史记·赵世家》：武灵王传国于子惠文王，自称主父，遂相沿矣。」
晋侯梦大厉
宛斯曰：「晋景不明，往往好杀。先縠，先轸之孙也。纵曰违命，罪不至族。赵同、赵括，成季之子也。为乱未形，岂宜骈死？天道不爽，大厉为祟。其言虽不经，要可为诛夷勲裔者戒。」
又
志怪録》頋邵为豫章禁淫祀，歴毁诸庙。至庐山庙，忽有一人开閤迳前，状若方相，自说是庐君。邵要进上牀坐，与邵谈《春秋》，弥夜不能屈。邵谓曰：「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大则有之，厉则不然。」灯火尽，卲不命取，乃随烧《左传》以续之。
居肓之上膏之下
隋秦孝王俊有疾，驰召许智藏。俊梦其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如闻许智藏将至，当必相苦，奈何？」明夜又梦曰：「妾计得矣，当入灵府避之。」及智藏至，诊脉曰：「疾已入心，当发癎，不可救也。」果如其言，数日而薨。
又
宣室志》：天寳中有渤海髙生者，病热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可以及。”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动摇。有顷，吐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长数尺。髙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间。
又
傅士凯曰：考《素问》《刺禁论》：“鬲肓之上，中有父母。”杨上善曰：心下鬲上为肓，心为阳父也，肺为隂母也。愚谓鬲者，隔也。自鬲以上，皆心肺洁清之属；自鬲以下，皆肠胃污浊之属。故晋人言酒有鬲上、鬲下之分。是心在上，鬲在下，固己而心下有微脂为膏，鬲上有薄膜为肓。《素问》《痹论》云：“熏于肓膜。”注云：“肓膜，谓五脏之间鬲中膜也。”此正与心下之防脂相对者。二竖居膏肓之上下，则于腑臓略无所系，为至虚之处，非经络所关，故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也。今韵书释肓，皆云“心上鬲下”，谬矣。
郑伯讨立君者
从古猜嫌莫甚于骨肉，申公之纾晋与瑕，吕饴甥之拒秦，公子目夷之却楚，其智相同，而有幸不幸焉。元咺、叔武，其何以相全？宋燕王徳昭之死，由从征幽州时，军中尝夜惊，不知太宗所在，有谋立徳昭者，遂因以致忌，而于谦之辅郕王，含冤千古也。
又
不更立君，则君安得归？不以为功，而反为辠，千古一揆。甚哉，任事之难矣！左氏断词，祗一忠字可取，余言皆谬。
吾不以妾为姒
唐光禄卿薛耀之子绍尚太平公主，绍兄顗妻
译《左传折诸》卷十二
（经部，春秋类，三传折诸__左传折诸。）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折诸》卷十三「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成公
穆姜走出内室
元女身份尊贵，需等待傅母教导其贞静之德。宋伯姬在《春秋》中被列为贤女之首。穆姜作为她的母亲，拜读《韩奕》一诗，则娴习《诗经》；占筮得艮卦变随卦，则精通《易经》。这也是贤女所不及的。然而妇人若参与祸乱，终究会祸害国家。这与卫定姜的过错相同。看《硕人》这篇诗，美貌而有德行的，谁比得上庄姜？庄姜遇人不淑，却最终没有一句话干预国家政事。妇女的言论不出于门限之内，走出内室的，大概是不符合礼制吧？
两军交战，使者在其间
两军交战，使者在其间，自从《左传》说了这句话，便成为千古的军事法则。有故意肆意决裂的，如郦食其、伏隆之死，田横、张步自信必亡，而借此逞志。寇恂斩杀皇甫文，司马懿诛杀柳甫，王建等人都是气势吞人，纵横任意。然而作为使者，大概也有天命吧！阮瑀替曹操给孙权写信，吕布给袁术写信，都引用了这句话。
戴着南冠被捆绑的人
独断法冠，一种叫柱后惠文冠。高五寸，用丝带包裹铁柱卷曲而成。秦朝制度，执法官穿戴它；现在御史、廷尉、监平穿戴它。称为獬豸冠。獬豸，是兽名，大概只有一个角。现在冠上有两个角，却以此命名。《国语》说：“戴着南冠来到夏氏那里。”《左传》说“戴着南冠被捆绑的人”，由此知道是楚国的帽子。秦灭楚，把这种帽子赐给御史。
卫国的子叔黑背侵犯郑国
胡氏说：「子叔黑背生了公孙剽，孙宁驱逐献公而立剽为君。剽也是凭借父亲宠爱的私情，所以得以立为君。这与齐国的仲年没有不同，特意记载弟弟继位，作为后世的警戒。」
晋国立太子州蒲为君，并防备诸侯攻打郑国。
亭林说：「这是内部禅让的开始。《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传位给儿子惠文王，自称主父，于是沿袭下来。」
晋侯梦见大厉鬼
宛斯说：「晋景公不明，往往喜好杀戮。先縠，是先轸的孙子。纵然说违抗命令，罪也不至于灭族。赵同、赵括，是成季的儿子。作乱的迹象尚未显现，哪里应该一起被杀？天道不会差错，大厉鬼作祟。他的话虽然不合常理，但足以作为诛杀功臣后代的警戒。」
又
《志怪录》记载：顾邵任豫章太守时禁止淫祀，历次毁坏各种庙宇。到了庐山庙，忽然有一个人打开门径直上前，模样像方相氏，自称是庐君。顾邵邀请他上床坐，与他谈论《春秋》，整夜不能辩倒他。顾邵对他说：「《左传》记载晋景公所梦的大厉鬼，古今都有这种东西。」鬼笑着说：「大的确有，厉则不然。」灯火燃尽，顾邵没有命令取灯，于是跟着烧《左传》来继续照明。
在肓之上，膏之下
隋朝秦孝王杨俊有病，快马加鞭召来许智藏。杨俊梦见他死去的妃子崔氏哭泣说：「本来来迎接你，听说许智藏将至，必定会受苦，怎么办？」第二天晚上又梦见她说：「我计策想到了，应当进入灵府躲避他。」等到许智藏到了，诊脉说：「病已入心，应当发作癫痫，不可救药。」果然如他所说，几天后杨俊去世。
又
《宣室志》记载：天宝年间有个渤海人高生，患热病而消瘦，他的胸膺疼痛不可忍受，召医生来看。医生说：「有鬼在胸膺中，药可以到达。」于是煮药让他喝下，忽然觉得动摇。过了一会儿，吐出一斗多涎沫，其中凝固不可解开。用刀剖开，有一人在涎沫中。起初很小，不久长了几尺。高生想折磨他，那人跑出来，下台阶，忽然不见了。从此病好了。
又
傅士凯说：考察《素问·刺禁论》：「鬲肓之上，中有父母。」杨上善说：心下鬲上为肓，心为阳父，肺为阴母。我认为鬲，就是隔。自鬲以上，都是心肺洁净清虚的所属；自鬲以下，都是肠胃污浊的所属。所以晋人说酒有鬲上、鬲下的分别。这是心在上，鬲在下，固然心下有微脂为膏，鬲上有薄膜为肓。《素问·痹论》说：「熏于肓膜。」注解说：「肓膜，是说五脏之间鬲中的膜。」这正是与心下的脂膏相对的东西。两个小鬼居于膏肓的上下，那么在腑脏中略无联系，是最虚之处，不是经络所关涉，所以攻它不可，达它不及，药到不了那里。现在韵书解释肓，都说「心上鬲下」，错了。
郑伯讨伐立君的人
从古以来猜忌嫌恶没有比骨肉更甚的，申公弥解晋与瑕的矛盾，吕饴甥拒绝秦国，公子目夷退却楚国，他们的智慧相同，而有幸与不幸的区别。元咺、叔武，他们如何能保全？宋燕王德昭之死，是因为从征幽州时，军中曾夜间惊乱，不知道太宗所在，有人谋立德昭，于是因此招致猜忌，而于谦辅佐郕王，含冤千古。
又
不另立君主，那么君安能归来？不认为有功，反而认为是罪，千古一律。唉，任事之难啊！左氏的断语，只一个「忠」字可取，其余的话都错了。
我不把妾当作姒
唐光禄卿薛耀的儿子薛绍尚太平公主，薛绍的哥哥薛顗的妻子
萧氏，弟绪妻成氏。天后以其非贵族，欲出之，曰：“我女岂可与田舎女为妯娌邪？”穆姜所见，正与相类。
译萧氏，是萧绪之妻成氏。武则天因为成氏出身非贵族，想将她休弃，说：“我的女儿怎么能和乡下村妇做妯娌呢？”穆姜所见的情况，正与此类似。
郤犨求妇于申伯
泉邱女之奔孟孙玃，庚宗妇之私叔孙豹，与施氏妇之强归郤犨，畏爱不同所詟者，皆位髙多金也。视徐吾妹之薄，子晳而择子南，识界悬殊矣。
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
愚庵曰：「此外弟、外妹，是谓出母之子女，先嫁于管、于奚所生者，与姑之子曰外兄弟者不同。」
宋华元克合晋楚之成
晋楚之同盟者再，皆宋为之合。其成，华元、向戌交善于两国之执政，凡再三往还通达，而后得之。成十二年之初，举甫三载而辄败。防二十七年之继事，约颇坚乆。由初则楚恃邲胜，终有▯中夏之心。继败鄢陵，而郑亦谢絶不往。且始焉，子反、子重皆好反覆，而栾书亦勃不禁其乐战思奋。继则以赵文子之硕徳老成，屈建亦温文尔雅。盛事难遘，洵系乎时与人哉。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司马文正公曰：「昔与范景仁同在贡院，试进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论。塲中皆以为民之始生，无不禀天地中和之气。鄙意谓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为太极，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其徳至矣，大矣。上焉治天下，下焉修一身，舍是莫之能。昔者圣人，从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于身，以垂教天下后世。调六律、五声、八音，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賔军、嘉礼，以轨物其徳。听其乐，则洋洋乎其心和；循其礼，则肃肃然其体正。朝夕出入、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间，以収其放心，简其慢志。此礼乐之所以为用也。乐之用，不过于和；礼之用，不过于顺。二者非徒宜于治民，乃兼以养生。内和则疾疹不生，外顺则灾患不至。志气平防，精神清明，畅乎四支，浃乎百体。无礼则失中，失中则弃命矣。」《记》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成康公盖用此道也。
又
朱子曰：「中是理，理便是仁义礼智。曷常有形象来？凡无形者谓之理，若气则谓之生也。清者是气，浊者是形。气是魂，谓之精；血是魄，谓之质。所谓精气为物，须是此两个相交感，便能成物。防魂为变，所禀之气至此已尽，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阳者气也，魂也，归于天；隂者质也，魄也，降于地，谓之死也。知生则便知死，只是此理。」
能者养之以福
陆伯冲曰：「汉书·律歴志」引此语作「能者养以之福」。顔师古注：「之，往也。往就福也。」孔颖达「左传」正义亦云：「往适于福也。」盖古本如此。姚寛「西溪丛语」曰：「玩注，亦当是「养以之福」，传本误也。今本作「养之以福」，谓养之以致福耳，于义亦通。但杜预注此云：「养威仪以致福」，则恐非是。窃谓「养」是养所受之中，盖敬慎于动作威仪之间，乃所以养此中耳。杨用修引「汉酸枣令刘熊碑」辞：「猗与明哲，秉道之枢，养以之福，惟徳之隅。」
又
媿庵録曰：「左氏専论利害，如天地之中一段，极粹却说向祸福去矣。」
晋侯使吕相絶秦
秦晋婚姻之国，古语流传，止为穆姬、文嬴、防之、穆嬴，此后絶矣。惠、懐、文三君，皆穆公所立，所谓三置晋君者也。韩之战，晋为秦获；殽之战，秦为晋败。衅端皆自晋啓之。就文公之身，纳王攘楚，无处不借秦兵。南阳之地，则独啓侯伯之册；命则独锡秦。虽甚忘形，不能无觖望矣。戍郑、袭郑，秦自悖厥徳，然于晋乎何尤？晋之尤甚，在令狐一战，逆公子雍而复拒之，且殱其军。宋儒僻说，有谓殽之书法经，故狄秦康之纳雍，不无间晋而窥其隙者。夫悠悠渭阳，康之笃念舅氏，如此其挚。若谓送公子雍为包藏祸心，则瑕甥却芮举火公宫，穆于此时何不殄重耳而覆其国乎？彭衙、王官、羁马、河曲，累世构兵。晋方主盟中夏，提挈诸侯，莫敢不从。复于令狐肆怨之后，搂列国以大创秦邦。吕相之文，含沙射工，磨牙肆毒。刘彦和序檄移而引之，与管仲责楚同誉。吾谓鸱鳯各鸣，未可同声听也。自此秦长与楚为伍，迨三家分晋，犹却秦，不与中国齿。遇孝公发愤，下令
译郤犨向申伯求娶女子。
泉邱女私奔孟孙玃，庚宗妇与叔孙豹私通，以及施氏妇强行嫁给郤犨，这些人所畏惧或爱慕的对象之所以不同，都是因为对方地位高且富有。相比之下，徐吾妹轻视子晳而选择子南，见识的界限相差太远了。
声伯让他的外甥担任大夫，并将他的外甥女嫁给施孝叔。
愚庵说：“这里的外甥、外甥女，是指由出母（被休弃的母亲）所生的子女，即先前嫁给管氏、奚氏所生的人，这与姑母的儿子称为外兄弟的情况不同。”
宋国华元促成晋楚两国讲和。
晋楚两国的同盟达成过两次，都是由宋国从中撮合。这次讲和，是华元、向戌与两国的执政者交好，经过多次往返沟通，才最终达成。成公十二年之初，盟约刚订立三年就破裂了。宣公二十七年继任执政后，盟约才比较坚固持久。起初是因为楚国倚仗邲之战的胜利，始终有称霸中原的野心。后来楚国在鄢陵战败，郑国也谢绝不再前往会盟。况且起初，子反、子重都喜好反复无常，而栾书也抑制不住好战思逞的冲动。后来则有赵文子这样德行深厚、老成持重的人，屈建也温文尔雅。盛事难以遇到，确实取决于时势和人物啊。
百姓承受天地间的中和之气而生。
司马文正公说：“从前我与范景仁同在贡院，主持进士考试，题目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论。考场中的人都认为百姓初生时，无不禀受天地中和之气。我的意见认为，‘生’是生存的‘生’，不是初生的‘生’。‘中’是天地赖以确立的根本。在《易经》中称为太极，在《尚书》中称为皇极，在《礼记》中称为中庸，它的德行至高至大。向上治理天下，向下修养自身，离开这个就没有人能做到了。从前圣人，随心所欲而不越出中道，将其施行于自身，以垂范教化天下后世。调和六律、五声、八音，以表现其内心；制定吉凶、宾客、军事、嘉礼，以规范其德行。聆听其音乐，则和谐愉悦，内心平和；遵循其礼仪，则庄重肃穆，体态端正。早晚出入、起居坐卧，未曾不在礼乐之间，以此收敛放纵的心意，简化怠慢的志向。这就是礼乐的作用所在。乐的作用，不过在于和谐；礼的作用，不过在于顺从。这两者不仅适宜于治理百姓，也兼用于养生。内心和谐则疾病不生，外表顺从则灾祸不至。志气平和，精神清明，通畅于四肢，渗透于百体。没有礼就会失去中道，失去中道就会抛弃天命。”《礼记》说：“人有礼则安定，无礼则危险。”成康公大概就是运用这个道理。
又
朱熹说：“‘中’是理，理就是仁义礼智。哪里有什么形象呢？凡是无形的称为理，如果是气则称为生。清的是气，浊的是形。气是魂，称为精；血是魄，称为质。所谓精气构成万物，必须是这两者相互感应，才能形成万物。魂魄变化，所禀受的气到此已尽，魂升于天，魄降于地。阳的是气，是魂，归于天；阴的是质，是魄，降于地，这就称为死。知道生也就知道死，只是这个道理。”
有才能的人用中道来修养自己以招致福分。
陆伯冲说：“《汉书·律历志》引用这句话作‘能者养以之福’。颜师古注：‘之，往也。前往就福。’孔颖达《左传》正义也说：‘前往适于福。’大概古本就是这样。姚宽《西溪丛语》说：‘玩味注释，也应当是‘养以之福’，传本错了。现在本作‘养之以福’，意思是修养自己以招致福分，在义理上也通。但杜预注此说：‘修养威仪以招致福分’，恐怕不对。我私下认为‘养’是修养所禀受的中道，大概是在动作威仪之间保持敬慎，才是用来修养这个中道的方法。杨用修引用《汉酸枣令刘熊碑》文辞：‘猗与明哲，秉道之枢，养以之福，惟德之隅。’”
又
媿庵录说：“《左传》专门论述利害，像‘天地之中’这一段，极其纯粹却转向祸福去说了。”
晋侯派吕相与秦国断绝关系。
秦晋是通婚的国家，古语流传，只限于穆姬、文嬴、怀嬴、穆嬴这几位，此后就断绝了。惠公、怀公、文公三位君主，都是穆公所立，这就是所谓的三次安置晋国君主。韩之战，晋军被秦军俘获；殽之战，秦军被晋军击败。祸端都是从晋国开始的。就在文公身上，尊奉周王、抵御楚国，无处不借助秦国的兵力。南阳之地，则单独开启侯伯的册命；命令则单独赐予秦国。虽然非常忘形，不能没有怨恨。戍守郑国、袭击郑国，秦国自己违背德行，然而对于晋国有什么可指责的呢？晋国最严重的错误，是在令狐一战，迎接公子雍却又拒绝他，并且歼灭了他的军队。宋代儒者的偏颇说法，认为殽之战的书法合乎经义，所以狄人、秦康公接纳公子雍，没有间隙晋国而窥探其空隙。那悠悠渭阳，康公对舅氏的深切怀念，如此真挚。如果说送公子雍是包藏祸心，那么瑕甥、郤芮在公宫放火，穆公此时为什么不消灭重耳而颠覆他的国家呢？彭衙、王官、羁马、河曲，历代构兵。晋国正主持中原盟约，提携诸侯，没有谁敢不服从。又在令狐发泄怨恨之后，联合列国重创秦国。吕相的文章，含沙射影，磨牙肆毒。刘彦和序檄文而引用它，与管仲责备楚国同受赞誉。我认为鸱鸮与凤凰各自鸣叫，不可以同声听取。从此秦国长期与楚国为伍，等到三家分晋，仍然抗拒秦国，不与中原各国并列。遇到孝公发愤，下令
又
文如簇锦，浅人所最喜。然观其防趣，何异贾竖女子争言？读三过则呕吐矣。
称族尊君命也
嬾真子引柴慎微曰：「春秋载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其为简册无几，故多从省文。且如成十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姜氏至自齐。左氏曰：『称族，尊君命也；舎族，尊夫人也。』殊不知乃经之省文也。经中若此者多矣。成十八年，公孙归父如晋，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昭十三年，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归。十四年，意如至自晋。二十三年，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二十四年，婼至自晋。皆省文也。」愚按此说极当。防二十七年，宋之盟，经书「夏，叔孙豹、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曺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亦同此省文。传以穆叔不从季氏，视邾滕之指，而曰「不书其族，言违命也」，其纠纒緫在称族不称族，以为褒贬低昻，得此证之，豁然氷释矣。
其必始于未亡人
鲁哀姜通于庆父，与弑闵公；穆姜通于侨如，谋废成公；宋防夫人欲通公子鲍，遂弑昭公。与晋贾后、魏胡太后、唐韦后，后先一辙，皆国母昵比权奸之贻祸也。定姜虽无淫恶，然孙林父获罪，定公出奔，晋侯强之归国，依外援以胁君父，恶莫大焉。定姜不此之仇，而衘忿嗣君于献公告亡之时，犹呶呶有“舎大臣而与小臣谋之”语。《毛诗》▯风“先君之思，以朂寡人”，荘姜作也。申培《鲁诗》以为定姜所作，“朂”作“畜”。欲献公当思先君，定公以孝于己也。吾谓定姜宜思先君以自朂，毋芘权臣以谋逐嗣君。以定姜视荘姜，其抱媿多矣。
而甚善晋大夫
孔丛子》子贡问孙文子以卫侯哭之不哀，知其将为乱，防称其知何如？孔子曰：「食其禄者，必死其事。孙子知卫君之将不君，不念伏死以争，而夙规去就，尸利携贰，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也。」
又
家▯翁曰：「春秋中世以后，诸侯之大夫多自结于强国。鲁之季氏，卫之孙氏，宋之华氏，皆结于晋者也。不特外交其君，又贿以结其大夫。故君尝见疎于大国，臣反挟大国之援以胁制其君，乱亡所从始也。是故春秋深着人臣外交之戒。」
晋侯执曺伯不及其民也
胡康侯云：「春秋执诸侯者众矣，未有执得其罪如此举者，故独书爵以美晋侯。夫执得其罪，则被执之罪不待言矣。而传以为罪不及民，加恕辞于负刍。然当成十三年弑太子自立之时，子臧将亡，而国人皆从之，民之恶负刍也甚矣。迨于成十七年，晋执负刍不释，而国人又从而请之，又未始不转戴负刍而愿之以为君。其见恶也，负刍之所自为也；其恶之转而为戴也，非负刍之为，而公子欣时贻之也。嗣后负刍得諡曰惠，自归国以至终位，无失道之举，则其率徳改行于子臧之诱化，未可知。则谓之不及其民也，亦宜。」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
王室卑而不能正诸侯，所以▯天子。公室卑而不能正列国大夫，所以▯其君。华元能为此言，可为宋之宗臣矣。六官知其不免于讨，而一则曰：“是无桓氏。”再则曰：“桓氏无祀于宋，其志専在私室矣。”首恶莫如荡泽，诛之而左师、二宰、三司冦皆出奔。平日声势相倚，可知。华元先自出奔，以动国人之心。柄权既归，伪留五大夫以安诸桓，而亟为决澨登陴，以絶其余舋。诚定乱之才，纡徐坚制，殆于兼之。吾独谓公子目夷让国防，公鱼氏世为左师，鱼石、鱼府必当以旧勲复之。今一概拒絶，华元行事不无过刻，致成十八年复乱，反借楚郑之师伐彭城而复入。迨防元年，晋合诸侯以讨叛三族不寕，致动天下之兵。晋以五大夫寘诸瓠丘，而鱼氏终于殄祀。所谓忠为令徳，罪犹及之，其是之谓夫。
敢頼宠乎乃出奔晋
苏颖濵曰：元将讨山，而力不能讨，故出奔。奔而国人许之讨，然后归。故其讨之也，族人莫救。书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讨山也。使元懐禄頋宠，重于出奔，必不能讨
译又
文章如簇锦般华丽，是浅薄之人最喜爱的。然而观察其意趣，与市井小民、妇人争辩言语有何不同？读上三遍便令人作呕了。
称族尊君命也
懒真子引用柴慎微的话说：“《春秋》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事，其简册篇幅有限，所以多用省略的文体。比如成公十四年秋天，叔孙侨如到齐国迎娶夫人，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左传》说：‘称族，是尊重君主的命令；不称族，是尊重夫人。’殊不知这其实是经文的省略写法。经文中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成公十八年，公孙归父到晋国，归父从晋国回来到了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昭公十三年，晋国人抓获季孙意如带回去。十四年，意如从晋国回来。二十三年，晋国人抓获我国使者叔孙婼。二十四年，叔孙婼从晋国回来。这些都是省略写法。”我认为这个说法非常恰当。僖公二十七年，宋国的盟会，经文记载“夏天，叔孙豹、晋赵武、楚屈建、蔡公孙归生、卫石恶、陈孔奂、郑良霄、许人、曹人在宋”，秋天七月辛巳日，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也是同样的省略写法。《左传》因为穆叔不听从季氏，视邾国、滕国为指使，所以说“不书其族，是说违背了命令”，其纠缠之处在于称族还是不称族，以此作为褒贬高低，得到这个证据来验证，就豁然冰释了。
其必始于未亡人
鲁哀姜与庆父私通，参与杀害闵公；穆姜与侨如私通，谋划废黜成公；宋共夫人想与公子鲍私通，于是杀害了昭公。与晋贾后、魏胡太后、唐韦后，前后如出一辙，都是国母亲近权奸带来的祸患。定姜虽然没有淫乱恶行，但孙林父获罪，定公出逃，晋侯强迫他回国，依靠外援来胁迫君父，没有比这更大的恶行了。定姜不以此仇视，却在献公报告逃亡之时，还喋喋不休地说“舍弃大臣而与小人谋划”的话。《毛诗》邶风“先君之思，以勖寡人”，是庄姜所作。申培《鲁诗》认为是定姜所作，“勖”作“畜”。想让献公应当思念先君，定公以孝道对待自己。我认为定姜应当思念先君来自我勉励，不要庇护权臣来谋划驱逐嗣君。拿定姜与庄姜相比，她的愧疚之处太多了。
而甚善晋大夫
《孔丛子》中，子贡问孙文子关于卫侯哭得不悲哀，知道他将作乱，僖公称赞他的见识如何？孔子说：“吃他的俸禄的人，必须为他效死。孙子知道卫君将要不像君主，不念及伏死力争，却早早规划去留，尸位素餐、怀有二心，不是人臣应有的行为。臣子有不像臣子的心，明君是不会赦免的。”
又
家翁说：“春秋中期以后，诸侯的大夫多自行结交强国。鲁国的季氏，卫国的孙氏，宋国的华氏，都是结交晋国的。不仅外交上结交其君主，又贿赂以结交其大夫。所以君主常被大国疏远，臣子反而挟持大国的援助来胁迫控制其君主，动乱灭亡由此开始。因此春秋深刻著录人臣外交的警戒。”
晋侯执曹伯不及其民也
胡康侯说：“春秋时期抓获诸侯的人很多，没有像这次这样抓获得其罪的，所以单独书写爵位以赞美晋侯。抓获得其罪，那么被抓获者的罪过就不待言了。而《左传》认为罪不及民，对负刍加上宽恕之辞。然而在成公十三年弑杀太子自立之时，子臧将要逃亡，而国人都跟随他，民众厌恶负刍非常厉害。等到成公十七年，晋国抓获负刍不释放，而国人又跟随请求，也未尝不转而拥戴负刍而希望他做君主。他被厌恶，是负刍自己所为；他由被厌恶转为被拥戴，不是负刍所为，而是公子欣时造成的。此后负刍得到谥号惠，从回国直到终其位，没有失道的举动，那么他在子臧的诱导教化下率德改行，未可知。那么说罪不及民，也是适宜的。”
今公室卑而不能正
王室卑弱而不能纠正诸侯，所以贬低天子。公室卑弱而不能纠正列国大夫，所以贬低其君。华元能说出这样的话，可以算是宋国的宗臣了。六官知道不免于讨伐，却一再说：“这是没有桓氏。”再则说：“桓氏在宋国没有祭祀，其志向专在私室了。”首恶莫过于荡泽，诛杀他之后，左师、二宰、三司寇都出逃。平日声势相倚，可想而知。华元先自行出逃，以动摇国人的心。权柄既归，假装留下五大夫以安抚诸桓，而急忙决堤登城，以断绝其余的祸患。确实是平定动乱的人才，从容坚定，几乎兼备。我唯独认为公子目夷让出国政，公鱼氏世代为左师，鱼石、鱼府必定应当以旧勋复职。现在一概拒绝，华元行事不无过于苛刻，导致成公十八年再次动乱，反而借楚郑的军队攻打彭城而重新进入。等到僖公元年，晋国联合诸侯讨伐叛乱的三族不安宁，导致动用天下的军队。晋国将五大夫安置在瓠丘，而鱼氏终于断绝祭祀。所谓忠为美德，罪过还是波及，说的就是这个吧。
敢赖宠乎乃出奔晋
苏颖滨说：华元将要讨伐山，而力量不能讨伐，所以出逃。出逃而国人允许他讨伐，然后回来。所以他讨伐的时候，族人没有救援。书法如此，是说其出入的正当，因此能讨伐山。假如华元怀恋禄位顾念宠幸，重于出逃，必定不能讨伐
二华戴族也，司城荘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
有有服之族，有同宗之族。有服之族，别以服者也。服穷则非族矣，故自九而止。同宗之族，别以宗者也。宗迁则非族矣，故无世数之可限。《礼记·文王世子》云：“族之相为也，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罚之。”郑注：“吊谓六世以往，免谓五世。五六世以往，则皆无服矣，而犹谓之族，非同宗称族之明证耶？”故共公上距戴公九世，荘公六世，桓公五世，而二华、司城等皆以族称，盖犹礼家之遗制也。
善人天地之纪也
魏氷叔曰：「凡谋害君子者，皆是与天地为仇敌。纵逃显报，必有鬼诛。纪字妙，所以纲纪天地，不致崩坠者，全靠善人支撑。自开辟以来，若无善人，只是小人庸人挤塞天地，只算得鸟兽草木，狉狉榛榛耳，成得世界否？余尝爱古人『人者天地之心，民神之主；善人天地之纪，善众之主』等语，一句包蓄千万道理，即圣人之经，何以加此！」
楚子自武城
合成之事，子重主之，子反力欲败成，侵郑卫以致晋，不意晋不报，楚计无所出，遂用汝隂之田。子驷始终奉楚，必隂受楚赂而与子反为比，其后卒以弑君，盖始之此。
晋侯将伐郑
鄢陵一战，其败在楚；而厉公所以遇弑，晋之祸实萌于此。二卿相恶，楚之所以致败；而栾郤致衅，晋卿之祸亦萌于此。读者须细心详其端倪。
司马将中军
楚法令尹将中军，今子反为司马而将中军者，楚之叛盟，子反主之。子重知其必败，故以中军让子反。所谓二卿相恶。
外寕必有内忧
范文子外寕内忧之论，晋山涛一引之，宋李沆再引之。于是吴平而八王之难作，契丹盟而泰山、汾隂之祀緐騐，若左劵然。非特此也，王氏簒汉，在呼韩来服之时；武后乱唐，在突厥、髙丽破灭之后。以暨秦逐匈奴，隋臣颉利穷兵啓衅，厉阶有由。大抵文子之论，其解有二：一则时势宜乗，不容退诿者，桓温、刘裕不能定关中，宗泽、岳飞不能定河北，南朝终为北并，所谓不尽力，子孙将弱者也。一则徳力宜度，不可贪功者，童贯倚女真以灭辽，贾似道仗防古以灭金，神州反致陆沈，所谓盍释楚以为外惧者也。滋▯寻柯，除狼得虎。古今天下之变，尽于此数言矣。
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
窦建徳攻罗艺于幽州，为艺所败。乗胜薄其营，建徳陈营中填堑而出，奋击大破之。古之善用兵者，有陈于军中之法。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
徐度却扫编《汉书·陈胜▯胜攻陈，与守丞战谯门中。”师古曰：“谯门，门上为髙楼以望，楼一名谯，故谓楼为丽谯。谯亦呼为巢。所谓巢者，于兵车之上为巢以望敌也。”杜注：“巢车，车上为橹。”正义：“说文云：轈，兵车如巢以望敌也。”轈□俱楼之别名。解▯登诸楼车，亦同此义。”
甚嚣且尘上矣
孙子尘髙而广者，车来也；尘卑而锐者，骑来也。」
又
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知马歩多少，嗅地知军度逺近。魏太武袭柔然，望贼营尘盛，意其众必多。太子晃曰：“尘之盛者，由军士惊怖扰乱故也，何得营上而有此尘乎？”伯州犁论晋军亦望尘之法。
骋而左右何也
绳武曰：「左传三大战文字，凡晋人胜负情形，俱于楚人目中看出，口中说出；楚人胜负情形，俱于晋人目中看出，口中说出。如此长篇，无一句正叙直叙，极整极暇，错综变化，神乎技矣。至此处骋而左右一叚，尤是奇外无奇，更出奇也。史汉以下，便多一气直叙，不复能如左传之处处错综，处处变化矣。昔人论杜诗长律，逐句转折；元白长律，便多一直冩去。此即左氏与史汉之辨。」
战乎曰未可知也
州犂不识兵势，既云塞井夷灶而为行，则晋师已动，势在必战，乃曰「战乎？未可知。」所谓迫人者浅，迫于人者深。楚既压晋军，尚意晋未出战，中军王族安其故处，不图晋忽开壁，直捣中军，手不及措，而矢已集于王目矣。楚师之误，误于「战未可知」之一语。
楚之良在其
译二华是戴公的后代，司城是荘公的后代，六位官员都是桓公的后代。
有按丧服关系区分的宗族，有按同宗关系区分的宗族。按丧服关系区分的宗族，是以丧服等级来区别的。丧服关系尽了就不再是宗族了，所以从九代就停止了。按同宗关系区分的宗族，是以宗法来区别的。宗法迁移了就不再是宗族了，所以没有世数的限制。《礼记·文王世子》说：“同宗族的人互相对待，应当吊唁而不吊唁，应当免丧而不免丧，主管官员要处罚他。”郑玄注解说：“吊唁是指六代以后，免丧是指五代。五代六代以后，都没有丧服关系了，却还称他们为同宗族，这难道不是同宗称族的明显证据吗？”所以共公上距戴公九代，距荘公六代，距桓公五代，而二华、司城等都称为同宗族，大概是还保留着礼家的旧制。
善人是天地的纲纪
魏氷叔说：“凡是谋害君子的人，都是与天地为仇敌。纵然逃避了明显的报应，也一定有鬼神的诛杀。‘纪’字妙极了，所以能纲纪天地，不致崩坠，全靠善人支撑。自开天辟地以来，如果没有善人，只是小人和庸人挤塞天地，只算得上是鸟兽草木，杂乱无章罢了，能成什么世界呢？我常喜爱古人‘人是天地的心，民神的主；善人是天地的纲纪，善人的主宰’等语，一句话包蓄了千万道理，即使是圣人的经典，又怎么能超过这个呢！”
楚子从武城出发
讲和这件事，子重主持，子反极力想要破坏讲和，侵犯郑国、卫国以招致晋国，没想到晋国没有报复，楚国计策无所出，于是使用了汝阴的田地。子驷始终侍奉楚国，必定暗中接受了楚国的贿赂而与子反结为朋党，他后来终于弑杀国君，大概起始于此。
晋侯将要讨伐郑国
鄢陵一战，失败在楚国；而厉公之所以遭遇弑杀，晋国的祸患实际上萌发于此。两位卿大夫互相厌恶，是楚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而栾氏、郤氏结下怨仇，晋国卿大夫的祸患也萌发于此。读者必须细心详察其端倪。
司马率领中军
楚国的法令规定令尹率领中军，现在子反作为司马却率领中军，是因为楚国背叛盟约，是子反主张的。子重知道子反必定失败，所以把中军让给子反。这就是所谓的两位卿大夫互相厌恶。
外安宁必定有内忧患
范文子关于外安宁内忧患的论述，晋代山涛引用过一次，宋代李沆引用了两次。于是吴国平定而八王之乱兴起，与契丹盟约而泰山、汾阴的祭祀频繁应验，如同左券一样确凿。不仅仅是这样，王氏篡夺汉朝，是在呼韩邪单于来归服的时候；武后扰乱唐朝，是在突厥、高丽破灭之后。以及秦国驱逐匈奴，隋朝臣服颉利，穷兵黩武开启祸端，祸根都有缘由。大抵范文子的论述，其解释有两层：一是时势适宜乘势而上，不容退缩推诿的，桓温、刘裕不能平定关中，宗泽、岳飞不能平定河北，南朝最终被北方兼并，所谓不尽力，子孙将衰弱。二是德行力量应当估量，不可贪图功名的，童贯倚仗女真灭辽，贾似道倚仗蒙古灭金，神州反而导致沉沦，所谓何不释放楚国作为外部的畏惧。滋长祸根，除去狼却得到虎。古今天下的变局，尽在这几句话中了。
填塞水井，铲平灶台，在军中布阵，并疏通行列的前锋
窦建德在幽州攻打罗艺，被罗艺打败。罗艺乘胜逼近他的营垒，窦建德在军营中填平壕沟而出击，奋力攻击大破罗艺。古代善于用兵的人，有在军中布阵的方法。
楚子登上巢车以观望晋军
徐度《却扫编》：“《汉书·陈胜传》：‘陈胜攻打陈县，与守丞在谯门中交战。’师古说：‘谯门，门上建有高楼以观望，楼一名谯，所以称楼为丽谯。谯也叫做巢。所谓的巢，是在兵车上搭建巢台以观望敌人。’杜注：‘巢车，车上建有橹。’正义：‘《说文》说：轈，兵车如巢以观望敌人。’轈和橹都是楼的别名。解释登上各种楼车，也是同样的意思。”
喧哗而且尘土飞扬了
《孙子兵法》：“尘土高而广的，是战车来了；尘土低而尖的，是骑兵来了。”
又
斛律金行军用匈奴的方法，看尘土就知道马步多少，嗅地面就知道军队远近。魏太武帝袭击柔然，看到贼营尘土旺盛，以为敌人必定众多。太子晃说：“尘土旺盛，是因为军士惊恐扰乱的缘故，怎么能在营垒上有这样的尘土呢？”伯州犁评论晋军也是望尘的方法。
奔驰而左右移动是为什么呢
绳武说：“《左传》三大战的文字，凡是晋人胜负的情形，都从楚人的眼中看出，口中说出；楚人胜负的情形，都从晋人的眼中看出，口中说出。如此长篇，没有一句正面叙述、直接叙述，极其整齐从容，错综变化，神乎其技了。到了此处‘骋而左右’这一段，更是奇外无奇，更出奇了。《史记》《汉书》以下，就多一气呵成直接叙述，不再能像《左传》那样处处错综，处处变化了。前人论杜诗的长律，逐句转折；元白的长律，就多一直写下去。这就是《左氏》与《史汉》的区别。”
作战吗？还不知道
伯州犁不懂兵势，既然说填塞水井、铲平灶台而布阵，那么晋军已经行动，势在必战，却说‘作战吗？还不知道。’所谓逼迫别人的人浅，被逼迫的人深。楚国已经压迫晋军，还认为晋军没有出战，中军王族安于原来的位置，没想到晋军忽然打开壁垒，直捣中军，手来不及动作，而箭已经射中王的眼睛了。楚军的错误，错误在‘战未可知’这一句话。
楚国的精锐在中军
中军
晋知楚登巢车，悉我动静，故用栾、范易行以诱之。盖栾、范中军不离晋侯一步，调置公卒，不令居其故处，恐楚亦捣我中军，所谓多方以误之耳。后云“有淖于前”，此卑湿之途，本非公卒所当出，以欲误楚，故寕出此卑途。《国语》云：“若易中下，楚必歆之。”则是中、下二军互相易处，使楚见下军以为中军，并力攻之，我则己捣其王族也。登巢车一段，极碍文势，以是兵机故不可去。晋之胜楚，全在栾、范易行一着。前既发其成谋，此当详其事迹，竟不能冩出。读至“及战中”目处，生趣索然，此《左氏》文败笔，读者须以意融防得之。
译中军：晋国得知楚国登上巢车，完全掌握了晋军的动静，所以采用栾书、范匄变换行阵的方法来引诱楚军。因为栾书、范匄的中军始终不离开晋侯一步，调动部署公室的士兵，不让他们停留在原来的位置，是担心楚国也会袭击晋国的中军，这就是所说的用多种方法来迷惑对方。后文说“前面有泥沼”，这是低洼潮湿的道路，本来不是公室士兵应当行走的路，因为想要迷惑楚军，所以宁愿走这条低洼的路。《国语》说：“如果中军和下军互换位置，楚国一定会贪图这个便宜。”这就是中军和下军互相交换位置，让楚国把下军误认为是中军，集中兵力攻打它，而我方则去袭击楚国的王族。关于“登巢车”这一段，非常阻碍文势的流畅，但因为这是军事机密，所以不能删去。晋国战胜楚国，完全在于栾书、范匄变换行阵这一着棋。前面既然已经揭开了他们的既定计谋，这里就应当详细叙述他们的具体事迹，结果却没有写出来。读到“及战中”这一处，文章的生趣就消失了，这是《左传》的败笔，读者必须用心意去融会贯通才能体会其中的深意。
鍼曰书退
康成云：「对至尊，无大小，皆相名。故子名其父，曲礼：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弇州史料屡引此事。公羊：「赵盾弑夷臯。▯：祁弥明自堂下呼之曰：『盾！食饱则出。』栾鍼之呼，书『弥明之呼』，盾皆如闻其声。」
彻七札焉
薛仁贵为鐡勒道副捴管将，行宴内殿。帝曰：“古善射者有穿七札，卿试以五札射焉。”仁贵一发，洞贯。
好以众整好以暇
毛子晋谓「整暇」二字，治兵之道，无逾此。《春秋》毎有交战，戎马从容，词令无非示整、示暇，正是威敌之意。愚按《魏书·太祖纪》：「行军用师，与卤对阵，意思安闲，如不欲战；及至决机乗胜，气势盈溢，故毎战必克，军无幸胜。」此最得「整暇」之精而妙用之者。
苗贲皇徇曰
楚将遁而虑晋蹑之，故申复战之令，然宣言以闻于晋。其机浅，贲皇即用其法，而宻令于军中，假泄楚囚之口，机智转深。
谷阳竖献饮于子反
吕氏春秋》荆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荆师败，共王伤。临战，司马子反渇而求饮，竖阳谷操酒进之。子反曰：“却酒也。”竖阳谷曰：“非酒也。”子反之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絶于口。战既罢，共王欲复战，使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王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若此，不谷无与战矣。”遂罢师去，斩司马以为戮。
侧亡君师敢忘其死
髙闶曰：凡楚师之败，必行兵法于主将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实强于天下，其所以能强者，兵强也。兵所以能强者，将帅之力也。将帅之所以力者，赏罚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败绩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败，杀得臣；鄢陵之败，杀公子侧；柏举之败，囊瓦逃刑而奔郑。至于中国之败绩，凡十有三，不闻加兵法于一主将者，国势浸弱，遂成姑息。汉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为鉴。
曺人请于晋曰
曺岂真爱负刍哉？爱子臧耳。爱子臧而假讨我寡君为名，使晋人复有归君之举。事至此，不忍言矣。
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
服防谓叔孙豹先在齐矣，此时从国佐在师，声伯令人就齐师命豹，豹不忘宗国，白国佐为鲁请于事理为当。杜注以为侨如于是作乱，豹因奔齐。孔疏引之，以豹之宿庚宗娶国氏，皆一时之事。下文传遂言召叔孙豹于齐而立之，则孟丙、仲壬二子之生于齐者，当属何时？元凯以为因言其终，诚强说也。盖侨如为逆，季、孟为忠，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者，将以废侨如；旋请复行父于晋者，専以任季氏也。
声伯四日不食以待之
申包胥酌饮不入口七日，子叔婴齐亦四日不食。申胥请于秦君，国存亡之关；声伯请于晋，亦君相安危之系。故皆苦身危行，积诚以感动之。
出叔孙侨如而盟之
汉书》左将军彭宣等劾朱博、赵▯、傅晏倾政乱治，附下罔上，大不敬。于是谏大夫龚胜等以为《春秋》之义，奸以事君，常刑不赦。鲁大夫叔孙侨如欲颛公室，乱鲁国，《春秋》重而书之。晏等罪皆不道。云云。汉世引经防狱，此类冣彰彰者。
亦间于卿
羁旅入人国而能得政延嗣者，莫盛于陈完毕万。盖由时主好贤，主权独揽故也。侨如、宰嚭，奸人，不可为训。然成防以降，此风盖鲜。苗贲皇有功于晋，而不闻立族。其时六卿强据，不容有防之者矣。乃世裔着勲如叔向、晏子、孔子，其君倚毗有加，而位不加进。若伯宗者，反因以得譛，覆宗。权之下移，可畏哉。
使其祝宗祈死
古人预尅死日者有矣，祈死之说独见于《左传》。然不敢防其必无死，既可祈龄，亦可锡文。王、武王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也。宋有代渊者，有疾，召术士择死日，云“丙申吉”，颔之。至日沐浴而逝，颇与范文子、叔孙昭子相近。
又
杨无咎曰：「终春秋之世，祈死者二人，一范文子，一叔孙昭子。文子之祈死，以晋政多门，内患将作，不忍见厉公之弑，而莫之救也。昭子之祈死，以季氏逐君
译鍼说：“书退。”
康成说：“面对至尊，无论长幼，都直呼其名。所以儿子在父亲面前称名，《曲礼》说：‘在父亲面前，儿子称名；在君主面前，臣子称名。’”弇州在史料中屡次引用这件事。《公羊传》说：“赵盾弑杀夷皋。〇：祁弥明从堂下呼喊他说：‘盾！吃饱了就出来。’栾鍼的呼喊，记载为‘弥明的呼喊’，赵盾都好像听到了他的声音。”
射穿了七层铠甲。
薛仁贵担任铁勒道副总管将领，在内殿参加宴会。皇帝说：“古代善于射箭的人能射穿七层铠甲，你试着射五层铠甲。”仁贵一箭射出，贯穿而过。
善于用兵在于严整，善于用兵在于从容。
毛子晋说“整暇”二字，治军的道理，没有超过这两字的。《春秋》每次记载交战，戎马从容，言辞命令无非是显示严整、显示从容，这正是威慑敌人的意思。我认为《魏书·太祖纪》说：“行军用兵，与敌军对阵，神情安闲，好像不想作战；等到决断战机、乘胜追击时，气势充盈，所以每次作战必定取胜，军队没有侥幸的胜利。”这最得“整暇”的精髓而巧妙运用。
苗贲皇宣告说：
楚军将要撤退而担心晋军追击，所以申复战之令，但公开宣告让晋军听到。其计谋浅显，贲皇就采用他的方法，而在军中秘密下令，假借泄露楚囚的话，机智反而更深。
谷阳竖向子反进献酒。
《吕氏春秋》说：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楚军战败，共王受伤。临战时，司马子反口渴求饮，竖阳谷拿着酒进献给他。子反说：“退下酒。”竖阳谷说：“不是酒。”子反为人，嗜酒贪杯而不能断绝于口。战斗结束后，共王想再战，派人召子反，子反以心疾推辞。王去探望他，进入帐中，闻到酒臭而返回，说：“今天的战斗，我亲自受伤，所依靠的是司马，而司马如此，我不再与人作战了。”于是撤军离去，斩杀司马作为惩罚。
子反说：“我失去了君主和军队，怎敢忘记死？”
高闶说：凡是楚军战败，必定对主将执行军法而处死。春秋时期，楚国实在强于天下，它之所以能强，是因为军队强大。军队之所以能强，是因为将帅得力。将帅之所以得力，是因为赏罚分明。二百四十二年间，战败的共有十六次，而楚国占了三次。城濮之战的失败，杀了得臣；鄢陵之战的失败，杀了公子侧；柏举之战的失败，囊瓦逃避刑罚而逃往郑国。至于中原国家的战败，共有十三次，没听说对主将施加军法的，国势逐渐衰弱，于是形成姑息养奸的局面。汉魏以后，都沿袭这种做法，确实可以作为鉴戒。
曹国人向晋国请求说：
曹国难道真的爱护负刍吗？是爱护子臧罢了。爱护子臧而假借讨伐我国国君的名义，使晋国人再次有迎回国君的举动。事情到了这一步，不忍心再说了。
子叔声伯派叔孙豹向晋军请求迎回国君。
服防说叔孙豹先前在齐国了，此时跟随国佐在军中，声伯派人到齐军命令豹，豹不忘宗国，向国佐为鲁国请求，在事理上是恰当的。杜注认为侨如于是作乱，豹因此逃往齐国。孔疏引用它，认为豹在庚宗娶国氏，都是一时的事。下文传文就说召叔孙豹于齐而立之，那么孟丙、仲壬二子生于齐国的，应当属于什么时候？元凯认为是因为叙述其结局，确实是强词夺理。大概侨如叛逆，季、孟忠诚，声伯派叔孙豹向晋国请求迎回国君，是要废黜侨如；随即请求恢复行父于晋国，是专门为了任用季氏。
声伯四天不吃饭以等待他。
申包胥饮酒不入口七天，子叔婴齐也四天不吃饭。申胥向秦君请求，关系到国家存亡；声伯向晋国请求，也关系到君相安危。所以都苦身危行，积累诚意以感动他们。
驱逐叔孙侨如并和他结盟。
《汉书》说：左将军彭宣等弹劾朱博、赵〇、傅晏倾覆政治、扰乱治理，依附下属、欺骗上级，大不敬。于是谏大夫龚胜等认为《春秋》的道义，奸邪侍奉君主，常刑不赦。鲁国大夫叔孙侨如想专擅公室，扰乱鲁国，《春秋》郑重地记载它。晏等罪行都不道。等等。汉代引用经义断案，这类最明显的。
也介于卿之间。
寄居他国而能得政延嗣的，没有比陈完、毕万更盛大的了。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君主好贤，主权独揽的缘故。侨如、宰嚭，是奸人，不可作为典范。然而成公以后，这种风气大概很少。苗贲皇对晋国有功，却没听说立族。那时六卿强据，不容有防备的人了。于是世裔著勋如叔向、晏子、孔子，他们的君主倚重有加，而地位不增加。像伯宗那样，反而因此得谗，覆灭宗族。权力下移，可畏啊。
让他的祝宗祈求死。
古人预先确定死日的有了，祈死之说唯独见于《左传》。但不敢断定一定没有死，既然可以祈求寿命，也可以赐予文采。王、武王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宋国有代渊者，有病，召术士选择死日，说“丙申吉”，点头同意。到日子沐浴而死，颇与范文子、叔孙昭子相近。
又
杨无咎说：“终春秋之世，祈死的有二人，一范文子，一叔孙昭子。文子祈死，因为晋政多门，内患将作，不忍见厉公被弑，而无人救援。昭子祈死，因为季氏驱逐君主。”
，已又见卖，不忍见昭公之出，而不能复也。靖难有心，讨贼无力，不得已而祈一死以自全，亦见其忧国爱君，计无复之之意而已。」
译后来昭公又被驱逐，他因不忍心看到昭公出逃且无法返回，靖难之心虽存，讨贼之力却不足，不得已祈求一死以保全自身，这也只是表现出他忧国爱君、计无所出的心意罢了。」
又
风俗通》云：「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忧难与处，乐其亟决为安。」皇甫规上言：「自居党人，以此喻之。」愚谓威明好名之过，故不畏死也。若范文子，真可谓畏舟而投水者矣。
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
李竹湖曰：「灵公政堕，柄分，无抗霸业之志；成公、景公力弱，事浅，无制诸侯之略；厉公外强中干，无服人心之道。四公虽执夏盟，非复文防之旧矣。」灵公以少主纵强卿，上骄下肆。楚范山曰：「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夷狄谋取其伯，方且沈溺晏安，厚敛雕墙，轻杀而愎谏，虽欲不亡，得乎？」成公内难甫靖，履国未长，四年而后始出，偏师以侵陈、黒壤与扈二防，仅能合列国而已。外而楚人三歳三伐郑，晋无摈却之师；内而郑家弑穆公，晋无讨乱之刑。诸侯何所观焉？景公规模失序，徒勤诸侯，不能首合与国，大修同盟以治，即异之党，使楚人得号令乎辰陵，而乃亟防攅函，求山后诸狄。是孰缓孰急也？不能谋少西氏之逆，诛陈国之恶，使楚遂行方伯之事，乃且修帷房一笑之憾，兴大师以伐齐。是孰重孰轻也？不能统一六师，搜缮卒乗，以一矢遗楚，而使邲不复从为中国羞，乃且伐咎如，灭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独厉公赫然励精，有其志矣，兼有其略矣。徳薄而多大功，虑浅而数得志。厉公自交刚败狄，则狄服；防京师伐秦，则秦惧；战鄢陵胜楚，则楚弱；防钟离通吴，则吴成。四邻无衅，而诸侯反贰，是以沙随辱鲁，犹未快也；而求多季孙、柯陵伐郑，犹未息也；而再勤单子。诸侯无患，而萧墙反危，是以三郤之诛成，而匠丽萌矣。欲以文防自命，而反与灵同祸，非其无服人之道以至此哉？
齐庆克通于声孟子
后，庆封助崔杼祸齐。于此，知其积殃有自。
鲍国去鲍氏而来
自此以后，陈鲍専齐，故特详其词。本为鲍牵，而忽揷▯国闲情逸致，使人可望而不可攀。
鲍荘子之智不如葵
陆贞庵曰：「蒙衣乗辇之事，路人耻之；卿大夫知而弗言，则奚以正国矣？」鲍子虽亡，足不为病；而仲尼頋笑之欤？泄冶死曰：「无自立辟。」鲍牵刖曰：「智不如葵。」立论若此，为善者惧矣。盖周之衰，士不闻义，而苟容为贤，又借口于当时之大人君子，以防饰其短，皆是类也。
防与已琼瑰食之
琼瑰玊佩，秦康公送晋文公者也。声子得之于梦，惧而不敢占，言之而遂卒。《周礼》天子含用玊，服防云。声伯恶赠死之物，梦见食之，与赠生者异耳。正义曰：琼玊之美者，瑰珠也。《吕靖集韵》：玫瑰，火齐珠。
惧不敢占也
魏文之殿瓦鸳鸯，太史之三梦刍狗，皆以诈而得騐。周宣以为梦者意耳，神灵动之，使言与真梦无异。夫诈梦而言之无异于真，则真梦而故不言，乃一旦言之，皆神灵动之使言也。记云：「至诚前知，动乎四体。」亶其然乎？
言之之暮而卒
杜畿尝见童子，谓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请之。」童子曰：「今将为君求相代者，君其无言。」忽然不见。后二十年，年六十二，畿乃言之。是日卒。金罍子因以俪声伯之事。
晋厉公侈
五代史郭威簒汉一案与此节情事极相类。杨邠、王章、史▯肇之擅政，三郤之専也。后匡賛郭允明、聂文进之谄媚，长鱼矫、胥童之嬖也。隠帝平三叛而骄，厉公之胜鄢陵而侈也。苏逄吉、禹珪与▯肇诸人水火，栾书之与郤氏相恶也。广政殿入朝而骈戮，无异三郤之陈尸于朝。诏令澶攻邺州，诸镇就杀郭威、王殷，无异胥童之刼栾书、中行偃。隠帝赵村遇弑，即厉公、匠丽氏之被执。所特异者，栾书迎周子于京师而立之，晋犹得成其为晋。郭威迎武寕节度赟于徐州，旋拒而弑之，刘汉遂移为郭氏矣。春秋时，防盟征伐，人畏公议，加以文公霸业，国本难摇。五代则天子之位，兵强马壮者得为之。而刘暠乗乱窃国，曽无以善其后也。
栾书怨郤至
王昆绳曰：「三郤之诛，始于书；厉公之执，成于书。但书既
译又《风俗通》说：“从前有人害怕乘船的危险而自投水中，因为忧虑难以相处，喜欢迅速决断以求安宁。”皇甫规上书说：“自从身为党人，就用这个来比喻。”我认为威明喜好名声的过错，所以不怕死。至于范文子，真可以说是害怕乘船而投水的人了。
君主骄横奢侈而能战胜敌人，这是上天增加他的疾病。
李竹湖说：“灵公政治衰败，权力分散，没有抗衡霸业的志向；成公、景公力量薄弱，见识浅陋，没有控制诸侯的策略；厉公外强中干，没有使人心服的方法。四位国君虽然主持夏盟，但已不是文公、襄公时的旧貌了。”灵公年少，放纵强卿，上面骄横下面放肆。楚国的范山说：“晋君年少，不在诸侯之中，北方可以图谋。夷狄谋取霸主地位，正沉溺于安逸，厚敛赋税，雕饰宫墙，轻率杀人而刚愎拒谏，即使想不灭亡，能办到吗？”成公国内祸乱刚平定，治理国家不久，四年后才开始出兵，只率领偏师侵犯陈国、黑壤和扈两个防地，仅仅能会合各国而已。对外，楚人三年三次攻打郑国，晋国没有抵御的军队；对内，郑国弑杀穆公，晋国没有讨伐叛乱的刑罚。诸侯能观察什么呢？景公规模失序，只是劳烦诸侯，不能首先会合盟国，大修同盟来治理，反而疏远异己的党派，让楚人在辰陵号令诸侯，却急忙防备攒函，谋求山后的各狄族。这是哪样缓哪样急呢？不能谋划少西氏的叛逆，诛讨陈国的罪恶，让楚国遂行方伯之事，却去修治帷房一笑的怨恨，兴动大军去讨伐齐国。这是哪样重哪样轻呢？不能统一六军，搜罗修缮兵车，用一支箭遗留给楚国，让邲之战不再成为中国的耻辱，却去讨伐咎如，灭掉赤狄，大大地夸耀功劳。这是哪样有害哪样有利呢？唯独厉公赫然振奋精神，有他的志向，兼有他的策略。德行浅薄而多有大的功劳，思虑浅薄而屡次得志。厉公自从在交刚打败狄人，狄人就顺服；在防京师讨伐秦国，秦国就恐惧；在鄢陵战胜楚国，楚国就衰弱；在钟离联络吴国，吴国就成功。四邻没有祸患，而诸侯反而有二心，因此在沙随侮辱鲁国，还觉得不痛快；又请求多季孙、柯陵讨伐郑国，还觉得不满足；又再次劳烦单子。诸侯没有祸患，而内部反而危险，因此诛杀三郤，匠丽氏的祸乱就萌生了。想以文公、襄公自命，却反而与灵公同祸，难道是他没有使人心服的方法才导致这样吗？
齐国庆克与声孟子私通
后来，庆封帮助崔杼祸乱齐国。由此，知道积祸有根源。
鲍国离开鲍氏而来
从此以后，陈氏、鲍氏专权齐国，所以特别详细地叙述。本来是鲍牵，却忽然插入鲍国闲情逸致，使人可望而不可攀。
鲍庄子的智慧不如葵花
陆贞庵说：“蒙衣乘辇的事，路人感到羞耻；卿大夫知道却不说话，那凭什么来端正国家呢？”鲍子虽然灭亡，足以不成为弊病；而孔子顾念嘲笑他吗？泄冶死时说：“不要自立法度。”鲍牵被断足说：“智慧不如葵花。”立论像这样，行善的人就害怕了。大概周朝衰微，士人不闻义理，而苟且容身作为贤能，又借口当时的权贵君子，来掩饰自己的短处，都是这类人。
梦见与已琼瑰食之
琼瑰是玉佩，是秦康公送给晋文公的。声子在梦中得到它，害怕而不敢占卜，说出来就死了。《周礼》天子含玉，服玉云。声伯厌恶赠送死者的东西，梦见吃它，与赠送生者不同罢了。正义说：琼玉的美好者，是瑰珠。《吕靖集韵》：玫瑰，火齐珠。
害怕不敢占卜
魏文帝的殿瓦鸳鸯，太史的三个梦刍狗，都因为欺诈而得到验证。周宣王认为梦是心意罢了，神灵感动它，使言语与真梦无异。如果诈梦而言语无异于真，那么真梦而故意不说，一旦说出来，都是神灵感动它使言语。《记》说：“至诚前知，动乎四体。”确实如此吗？
说出来当晚就死了
杜畿曾经见到童子，对他说：“司命派我召你，杜畿坚决请求。”童子说：“现在将为你求替代者，你不要说话。”忽然不见。二十年后，六十二岁，杜畿才说出来。当天死了。金罍子因此用来比拟声伯的事。
晋厉公奢侈
五代史郭威篡汉一案与此节情事极相类似。杨邠、王章、史肇的擅政，就是三郤的专权。后匡赞郭允明、聂文进的谄媚，就是长鱼矫、胥童的宠幸。隐帝平定三叛而骄横，就是厉公战胜鄢陵而奢侈。苏逢吉、禹珪与史肇诸人水火不容，就是栾书与郤氏相恶。广政殿入朝而并杀，无异于三郤的尸体陈列在朝。诏令澶州攻打邺州，诸镇就杀郭威、王殷，无异于胥童胁迫栾书、中行偃。隐帝在赵村遇弑，就是厉公、匠丽氏的被执。所不同的是，栾书迎接周子于京师而立之，晋国还能成为晋国。郭威迎接武宁节度赟于徐州，随即拒绝而弑之，刘汉就移为郭氏了。春秋时，会盟征伐，人畏公议，加上文公霸业，国本难摇。五代则天子之位，兵强马壮者得为之。而刘暠乘乱窃国，曾无以善其后也。
栾书怨恨郤至
王昆绳说：“三郤的诛杀，始于栾书；厉公的被执，成于栾书。但栾书既
怨郤氏，是亦羣嬖之党；而羣嬖又欲杀书。书既构郤氏于公，是亦公之徒；而公又为书所执。人非始终无二之人事非彼此如一之事乃以为通篇线索。且序书隂谲已甚，心术人品毕见。」
译怨恨郤氏，这同样是群小宠臣一党的行为；而群小宠臣又想杀死郤书。郤书既然在国君面前构陷郤氏，这也就是国君一党的人；而国君又被郤书所控制。人并非始终如一的人，事并非前后一致的事，却把它作为全篇的线索。况且序文中对郤书的阴险狡诈描写得已经非常严重，其心术和人品完全显露无遗。
人所以立信智勇也
李梧冈曰：「三郤锜、犨无足言，独郤至才实有用，聘楚骋辞，见専对之能，决胜鄢陵，有折冲之略。乃其悻悻自喜，矜已▯人，足以取祸。至于临死之言，犹为可念。寕骈首就戮，不与君较，可谓守义而死者，悲夫。」
栾书中行偃遂执公焉
黄楚望曰：「赵盾之罪与栾书、中行偃不同。书偃亲为弑逆，然经却只书「晋弑其君」，是书偃为政而别不曽讨贼。此等处虽欲不信《左传》，亦不可也。若欧公只据经文，则书偃得免于弑君之罪，却出脱了许多恶逆之人。」
又
严开止曰：「春秋以来，乱贼之人，未知禁告，告者得以实闻，故州吁以下，直书其名，告词实也。自赵盾以弑君，非美名，苦为致辨，而公子宋遂委其事于归生，天下始欲避其名。其告防以实者，贼非当国也。今栾书、中行偃弑其君，而栾书正当国，其威福与赵盾同，其狙诈之性，不啻与公子宋同。欲避弑君之名，时史承望而为之讳，必不敢以栾书之名氏布于诸侯。书曰：『晋弑其君州蒲』，鲁史之旧吿者之词，非圣人之笔削，明甚。圣人作经，诛乱讨贼，苟书其事，即为刑书，不能有所増加于其际，故栾书之名氏终不见经。要其罪状，万万无赦。胡氏说经，动辄归诸笔削，而于栾书之不名，则无辞，于是强为之说，迹其传义，一若蒲有可弑之道，书可免于弑君之名。何图说经至于此极！少读胡传奋然以为必不可从者，莫甚于弑君诸条，而于弑君诸条尤莫甚于晋弑州蒲之一传，以其犯教害义，庇乱贼而忍君亲，其为邪说之诬民，乃更甚也。」
弑厉公
栾书、荀偃，一赵盾也；程滑，一赵穿也。盾犹知出亡以解免，荀偃与书之子黡，公然于新君初政，受命为卿。董狐则书曰：「赵盾弑其君」，而州蒲之死，书法竟以国弑同括之灭。《史记·赵世家》犹云「治灵公之贼」，迨栾盈夷族，则曰：「黡之汰虐足贻之」，又曰：「武子之徳在人」，竟若无与于弑逆之贼者。盖《春秋》至此，卿族之势愈张，而视君为蔑如，又世局之一大变也。
生十四年矣
朱子曰：「晋悼公甚次第，才甚髙，只十四歳，说话便有操有纵，才归晋做得便别。当时晋室大段费力，及悼公归来，不知如何便做得恁地好。如乆雨积隂，忽遇天晴，光景为之一新。问胜桓文否？曰：尽胜。但桓文是白地起来，悼公是现成基址。某尝谓晋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之才一般，做得事都是一做便成。」
大夫逆于清原
废君立君，非常大变。君弑而贼不讨者，不可以为国。连称、管至父、邴歜、阎职、邾之阍，细人无立君之权者也。郑厉、晋惠之诛傅瑕、里克，虽食言背徳，犹得讨贼之义焉。鲁桓、宣、愸而翚遂，皆未尝传世耳。郑防、齐景则归父、崔杼死后乃伏其辜。晋成之讨赵氏亦然。独悼公者，当栾、荀恣逆，六卿强炽之时，清原对诸大夫之语，凛凛乎有不自保之虑焉。所以稍克振者，厥绛、匄、武之徒，犹然頋名义，且角立分持，权不归一，而孙周以慎成、端正之资应之，上下协龢，号为复霸。不然则己为齐之骜、鲁之寕矣。然不三载而鸡泽之盟，大夫自为盟，君若缀旒矣。盖政逮大夫，时势使然，不可复挽。下观千载，宋文帝能诛徐傅，而晋简文不能诛桓温，主权之强弱，岂不霄壤哉？
逐不臣者七人
朱子曰：「悼公逐不臣者七人而不诛，书偃二臣，非里克、▯喜之比也。」愚谓所谓不臣者，助厉公之虐者耳，非预于书偃之逆者也。偃与书之子黡方防迎立之功，而有敢曰「试言其下者乎」？外传《晋语》：「阳毕对平公曰：『栾书实覆宗，杀厉公以厚其家。』代逺时变，公论乃明耳。」
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
庆克之内嬖，元魏、徐纥、郑俨之徒耳。国佐发愤以清君侧，是张华之所不敢为，而桓彦范诸忠之所力奋者也。君同中宗之昏，而臣嫌尔朱之迹，求以善后，不亦难哉。
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
杜注：厉公弑絶，故悼公
译人之所以能够树立信、智、勇，
李梧冈说：“三郤中的锜、犨不值一提，只有郤至确实有才能，出使楚国时言辞敏捷，展现了独当一面的辩才；在鄢陵之战中决定胜负，具有挫败敌军的谋略。然而他傲慢自喜，自夸而轻视他人，足以招致灾祸。至于他临死前的言论，还值得怀念。宁愿并头受戮，也不与国君计较，可以说是坚守道义而死的人，可悲啊。”
栾书、中行偃于是拘捕了国君。
黄楚望说：“赵盾的罪过与栾书、中行偃不同。栾书、中行偃亲自参与了弑君逆乱，然而《春秋》经文只记载‘晋弑其君’，这是因为栾书、中行偃执政，却没有另外讨伐弑君贼人。这类地方即使想不相信《左传》，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欧阳修只依据经文，那么栾书、中行偃就能免除弑君之罪，却开脱了许多凶恶悖逆之人。”
又
严开止说：“自《春秋》以来，作乱作贼的人，不知道禁止告发，告发的人能够如实上报，所以州吁以下，直接书写他们的名字，告发的言辞是真实的。自从赵盾因弑君之名，并非美名，极力为之辩解，而公子宋于是将此事推给归生，天下开始想要逃避弑君的名声。那些以实情告发的，是因为贼人没有当权。如今栾书、中行偃弑杀国君，而栾书正当权，他的威势福泽与赵盾相同，他狡诈的本性，不亚于公子宋。想要逃避弑君的名声，当时的史官迎合这种风气而为之避讳，必定不敢将栾书的名字散布于诸侯。经文说：‘晋弑其君州蒲’，这是鲁国史官旧日告发的言辞，并非圣人的笔削，非常明显。圣人作经，诛讨乱贼，如果书写其事，就是刑法之书，不能在细节上有所增减，所以栾书的名字始终不见于经文。究其罪状，万万没有赦免的道理。胡安国解说经文，动不动就归因于笔削，而对于栾书不书其名，则无言以对，于是强行解释，追溯其传义，仿佛州蒲有被弑杀的道理，栾书可以免除弑君之名。哪里想到解说经文到了这种地步！少读胡传就愤然认为绝对不能遵从的，没有比弑君各条更甚的，而在弑君各条中又莫甚于‘晋弑州蒲’这一条，因为它违背教化损害道义，庇护乱贼而忍心对待君亲，其作为邪说欺骗百姓，更加严重。”
弑杀厉公
栾书、荀偃，就是一个赵盾；程滑，就是一个赵穿。赵盾尚且知道出逃以解脱罪责，荀偃与栾书的儿子栾黡，公然在新君刚执政时，受命为卿。董狐则记载说：“赵盾弑其君”，而州蒲的死，书法竟然与括之灭国相同。《史记·赵世家》还说“惩治灵公的贼人”，等到栾盈被灭族，则说：“栾黡的暴虐足以招致灾祸”，又说：“武子的德行在人心中”，竟然好像没有参与弑逆之贼一样。大概《春秋》到此时，卿族势力愈发嚣张，而视国君如草芥，这又是世局的一大变化。
出生十四年了
朱熹说：“晋悼公很有条理，才能很高，才十四岁，说话就有张有弛，刚回到晋国做事就与众不同。当时晋国朝廷非常费力，等到悼公归来，不知怎么就做得这么好。如同久雨积阴，忽然遇到天晴，景象焕然一新。问胜过齐桓公、晋文公吗？回答说：完全胜过。但桓公、文公是从无到有建立基业，悼公是有了现成的基础。我曾经说晋悼公、宇文周武帝、周世宗三人的才能一般，做事都是一做就成。”
大夫在清原迎接
废黜国君、拥立新君，是非常大的变故。国君被弑而贼人不被讨伐，不能称为国家。连称、管至父、邴歜、阎职、邾国的守门人，都是小人，没有拥立国君的权力。郑厉公、晋惠公诛杀傅瑕、里克，虽然食言背德，还算是符合讨伐贼人的道义。鲁桓公、鲁宣公、鲁愍公以及公子翚、公子遂，都没有传承下去。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景公，则是在归父、崔杼死后才伏法。晋成公讨伐赵氏也是如此。唯独悼公，在栾、荀恣意逆乱，六卿强盛炽烈之时，在清原对诸大夫说的话，凛凛然有不能自保的忧虑。之所以能够稍微振兴，是因为厥、绛、匄、武等人，仍然顾及名义，而且各自角立分持，权力不归于一家，而孙周以谨慎成功、端正的资质应对，上下协调和谐，号称复兴霸业。不然的话，自己就会成为齐国的骜、鲁国的寕了。然而不到三年，鸡泽之盟，大夫自行结盟，国君如同悬挂的旗穗一样。大概政令下达到大夫手中，是时势使然，不可再挽回。向下观察千载，宋文帝能够诛杀徐羡之、傅亮，而晋简文帝不能诛杀桓温，主权的强弱，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
驱逐不臣服的人七人
朱熹说：“悼公驱逐不臣服的人七人而不诛杀，栾书、中行偃这两个臣子，不是里克、先克之比。”我认为所谓不臣服的人，是帮助厉公暴虐的人，而不是参与栾书、中行偃逆乱的人。中行偃与栾书的儿子栾黡正防备迎立之功，哪有敢说“试着说说下面的人吗”？外传《晋语》：“阳毕对平公说：‘栾书确实覆灭宗族，杀厉公以厚待其家。’时代久远时势变化，公论才明了。”
用戈在内宫之朝杀死国佐
庆克的宫内宠幸，不过是元魏、徐纥、郑俨之类的人。国佐发愤以清除君侧奸邪，这是张华所不敢做的，而桓彦范等忠臣所极力奋发的。国君如同中宗一样昏庸，而臣子忌讳尔朱荣的踪迹，想要善后，不也很难吗。
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在朝廷即位
杜预注：厉公被弑绝，所以悼公
不以嗣子居丧。防防服小记：与诸侯为兄弟者服斩。康成云：不敢以轻服服之，明虽在异国犹来为三年也。悼之父祖去晋适周，无往来恩义。厉见杀而悼被迎，迎之以为君，即与悼公敌体。且葬厉公以车一乗，国内不以为君。《晋语》：公即位，从本国之文，比于鲁桓之书“公即位”。遇变而用常礼。东晋元帝太兴元年，愍帝凶问至建康，晋王斩缞居庐，不可以此盛徳之事望之矣。
译不因为他是嗣子就让他居丧。《丧服小记》说：与诸侯结为兄弟关系的，要服斩衰之服。郑康成说：不敢用较轻的丧服来对待他，这说明即使身处异国，也应当前来服三年的丧。悼公的父亲和祖父离开晋国前往周王室，彼此之间没有往来的恩义。厉公被杀而悼公被迎立，迎立他作为国君，这就使悼公与厉公处于对等的地位。况且用一辆车安葬厉公，国内不把他当作国君。《晋语》记载：悼公即位，遵循本国的礼制，这与《春秋》记载鲁桓公“公即位”相类似。遇到变故却使用平常的礼仪。东晋元帝太兴元年，愍帝驾崩的消息传到建康，晋王穿着斩衰丧服住在庐舍中，不能用这种盛德之事来要求他。
夫膏粱之性难正也
唐时缀姓系録，栁芳曰：「元魏孝文帝迁洛，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防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意非以膏粱为美称，魏晋及唐重氏族，乃别自如此。
程郑为乗马御六驺属焉
注六：闲之驺，《周礼》诸侯有六闲。正义《周礼》掌马之官无名驺者，防三十三年，丰点为孟氏之御驺，则驺亦御之类。按《月令》季秋颁马政，命仆及七驺咸驾，驺之名盖沿于秦矣。
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
王梅谿轮对劄子曰：「用人之要，莫先乎人望。晋悼以民誉而用六卿，兴复霸之业；东晋以人心而起谢安，成破苻之计。寳元、庆歴间，西夏叛命，仁宗以经略付韩、范，军中有「西贼破胆」之謡。元祐初，相司马光，辽、夏人相戒曰：『中国相司马矣，谨无生事。』人望之能服人如此。」
所以复霸也
晋自文公以后，歴防、灵、成、景、世为盟主，何云复霸？复之云者，必其先有失霸，可知。盖邲、鄢两大战，晋楚更迭胜负，阳桥之役，鲁、卫列国皆从于楚，不可谓非晋之大衂。绕角以后，稍稍克振，至鄢陵而大得志。然则复霸之勲，当属之厉公矣。厉以无道遇弑，实栾、荀之所深恶，没其美而归之于悼。晋乗赴告，册书即六卿之徒为之，丘明亦仍其掌故耳。未防鸡泽之役，大夫自为盟，君如赘旒。防、公、谷以合观时变，晋之强于外者强在摈楚，弱于内者弱在授政六卿。不然，赫赫复霸之主，而仅諡之曰悼，其髙于平、顷者，一间何欤？
又
家则堂曰：晋悼得国权奸之手，假之以权，渐至不制。复以媚恱其臣者，媚恱诸侯之大夫。郑人弑君于卫，明知而不敢问；卫人逐君立君，不惟不讨，又从而奨宠之。甚至诸侯在防，而与大夫为朋。霸国纪纲，自兹始壊。徒以袭鄢胜之余威，侥幸少安，何霸之足云？《左传》备载晋国谄史，后儒穷经，鲜有具眼，雷同称誉。甚者谓悼优于文，愚毎为愤叹。
郑伯防楚子伐宋同伐彭城
王方麓曰：「楚之为是举，非直纳宋之叛臣，其意犹在隔吴晋之道也。楚庄之世，尝盟吴越，直役属之晋。用申公巫臣教吴叛楚，吴楚争强，中国之利也。晋既以吴敝楚，楚乃复以越敝吴。迨吴越相幷，楚复兼并之，而益强大。春秋之楚，遂为战国之楚矣。」
同伐彭城
水经》获水又东至彭城县北，东入于泗。注：彭城即殷大夫老彭之国也。于春秋为宋地，楚伐宋以封鱼石。崔季珪述初赋，想黄公于邳地，勒鱼石于彭城。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陈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文颍曰：彭城故东楚也。项羽都之，谓之西楚。城之东北起层楼，其上号曰彭祖楼。
以塞夷庚
朱愚庵曰：「文选补亡诗：荡荡夷庚。李善注：夷，常也。辨亡论：旋皇舆于夷庚。注引繁钦辨惑：吴人以巨海为夷庚者非。」
书顺也
愚庵曰：「十二公中，薨葬皆得其正者，惟成公。愚谓合之元年，公即位，正其终，正其始，亦惟成公。」
左传折诸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折诸》卷十四「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防公
谓之宋志
南史》于禅代之际，故君遇弑而殂，有国志书法曰：“宋志也，齐志也，梁志也。”皆本《左传》。《左传》之文，一曰谓之郑志，一曰谓之宋志，而用意不同。郑志之书同于《南史》，宋志之书则异矣。曰：“郑志者，讥其处心积虑，成乎杀，所以诛庄公之心；曰宋志者，不许其窃邑叛君以徼大利，所以讨鱼石之罪。”
晋韩厥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
则堂曰：「齐桓纠合诸侯，不以兵车，次于召陵，问楚之罪，不战而楚服矣。晋文自城濮一战之后，未尝轻用诸侯之师。霸者岂以屡战为功？圣人亦不以屡战而许人以霸。晋厉既胜于鄢，用师不戢，以逮于亡。悼之立，自当息民，安诸侯，先为自治之计。今彭城之师始班，而伐郑之役继起，
译那些出身富贵、生活优渥的人，其本性是难以端正的。
唐代编撰姓氏谱录时，柳芳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凡是祖孙三代中有三公的人，称为‘膏粱’；有尚书令、仆射的人，称为‘华腴’；尚书、领护军以上的人，列为甲姓；九卿、方伯（州牧）的人，列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的人，列为丙姓；正员郎的人，列为丁姓。凡是能列入这四等的人，就称为‘四姓’。”〇意思并不是把“膏粱”当作美称，因为魏晋及唐代重视门第氏族，所以才有这样的区别。
程郑作为驾驭六匹马拉的车子的御者，隶属于他。
注六：闲之驺，《周礼》规定诸侯有六闲（养马之所）。《周礼》正义说：掌管马匹的官员中没有名为“驺”的，但《左传》襄公三十三年，丰点担任孟氏的御驺，那么“驺”也是御者一类的人。查考《礼记·月令》，季秋颁布马政，命令仆人和七驺都驾车，“驺”这个名称大概沿袭自秦代。
凡是六官的长官，都是百姓所赞誉的人。
王梅溪在轮对时上奏说：“用人的关键，没有比看重人望更重要的了。晋悼公因为百姓的赞誉而任用六卿，从而复兴了霸业；东晋因为人心所向而起用谢安，从而成就了击败苻坚的计划。宝元、庆历年间，西夏反叛，宋仁宗将经略之任托付给韩琦、范仲淹，军中流传着‘西贼破胆’的歌谣。元祐初年，任命司马光为宰相，辽、夏人互相告诫说：‘中原任命了司马光为宰相，务必不要生事。’人望能够使人信服，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所以能够恢复霸业。
晋国自晋文公以后，历经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晋景公、晋厉公均为盟主，为什么说“恢复”霸业呢？说“恢复”，必定是之前失去了霸业，由此可知。大概在邲之战、鄢陵之战这两大战役中，晋国和楚国交替胜负，阳桥之战时，鲁、卫等诸侯国都跟随楚国，这不能不说是晋国的大挫败。绕角之战以后，晋国逐渐振作，到鄢陵之战时大获全胜。那么恢复霸业的功勋，应当归属于晋厉公了。晋厉公因为无道被弑杀，这确实是栾氏、荀氏所深深厌恶的，他们抹去了晋厉公的美德而将其归于晋悼公。晋国派使者赴告诸侯，册书就是由六卿这类人写的，左丘明也就沿用了这些旧例罢了。不久鸡泽之战，大夫们自行结盟，国君如同缀在旗杆上的飘带一样毫无实权。《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结合时局变化来看，晋国对外强大在于排斥楚国，对内衰弱在于将政权授予六卿。不然的话，赫赫有名的恢复霸业的君主，却仅仅被谥号为“悼”，他高于晋平公、晋顷公的地方，究竟在哪里呢？
又
家则堂说：晋悼公从权奸手中取得国家大权，假借权力给他们，逐渐导致无法控制。又用谄媚取悦臣下的方式，去谄媚取悦诸侯的大夫。郑国人弑杀国君在卫国，晋国明知却不敢过问；卫国人驱逐国君又立国君，晋国不仅不讨伐，反而加以奖赏宠信。甚至诸侯在会盟时，晋国却与大夫结为朋党。霸国的纲纪法度，从此开始败坏。仅仅凭借鄢陵战胜的余威，侥幸获得短暂的安定，哪里谈得上什么霸业呢？《左传》详细记载了晋国谄媚的历史，后世研究经学的儒生，很少有独具慧眼的，都随声附和加以称誉。更有人说晋悼公优于晋文公，我每每为此感到愤慨叹息。
郑伯联合楚子攻打宋国，共同攻打彭城。
王方麓说：“楚国采取这一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接纳宋国的叛臣，其意图还在于隔绝吴国和晋国的道路。楚庄王时期，曾经与吴、越结盟，直接役使它们归附晋国。后来采用申公巫臣的计策，教唆吴国背叛楚国，吴国和楚国争强，这对中原诸侯是有利的。晋国既然利用吴国来削弱楚国，楚国就反过来利用越国来削弱吴国。等到吴国和越国互相兼并，楚国又兼并了它们，从而变得更加强大。春秋时期的楚国，于是就成了战国时期的楚国。”
共同攻打彭城。
《水经》记载：获水又向东流到彭城县北，向东流入泗水。注：彭城就是殷商大夫老彭的封国。在春秋时期属于宋国地界，楚国攻打宋国是为了封立鱼石。崔季珪在《述初赋》中，在邳地思念黄公，在彭城勒石纪念鱼石。孟康说：旧时称江陵为南楚，陈地为东楚，彭城为西楚。文颖说：彭城本来是东楚。项羽定都于此，称之为西楚。城的东北角建有层楼，上面号称彭祖楼。
用来堵塞夷庚。
朱愚庵说：“《文选》补亡诗：荡荡夷庚。李善注：夷，平坦的意思。《辨亡论》：旋皇舆于夷庚。注引繁钦《辨惑》：吴人把大海称为夷庚，这是不对的。”
记载这是顺理成章的。
愚庵说：“十二公中，薨逝和安葬都符合正道的，只有成公。我认为，综合来看，成公即位时端正了开端，去世时端正了结局，也只有成公。”
《左传折诸》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折诸》卷十四“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宣公
称之为宋志。
《南史》在禅让交替之际，对于被弑杀而死的故君，有国史的书法说：“宋志也，齐志也，梁志也。”这些都本于《左传》。《左传》的文字，一处说“谓之郑志”，一处说“谓之宋志”，但用意不同。说“郑志”的记载与《南史》相同，说“宋志”的记载则不同。说：“郑志，是讥讽他们处心积虑，导致杀机，所以诛杀庄公的心意；说宋志，是不允许他们窃取城邑背叛君主以谋求大利，所以讨伐鱼石的罪行。”
晋国的韩厥、荀偃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
则堂说：“齐桓公纠合诸侯，不轻易动用武力，在召陵驻扎，质问楚国的罪过，不战而楚国就臣服了。晋文公自从城濮一战之后，未曾轻易动用诸侯的军队。霸主难道是以频繁作战为功绩吗？圣人也不因为频繁作战就赞许别人为霸主。晋厉公在鄢陵战胜之后，用兵不知节制，以至于导致灭亡。晋悼公即位，本应当让百姓休养生息，安抚诸侯，先做自我治理的打算。现在彭城的军队刚刚撤回，攻打郑国的战役又紧接着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