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公羊折诸》卷六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昭公
太原。”《小雅》：“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也。总之，皆以髙广平原取义，而一晋一秦，不可不辨。
译太原。”《小雅》中说：“征伐玁狁，到达太原。”就是这种情况。总之，都是取高敞广平的原野之意，但一个是晋地，一个是秦地，不可不加以分辨。
舍中军者何复古也
作三军，舍中军。《左传》以为田赋之法，而《公羊》则直言官制。其曰：“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盖谓中军为中卿也。汉儒皆习《公羊》，故杨终上书曰：“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章懐太子注曰：“舍之与留，量时置官。”荀悦曰：“《春秋》之义，舍中军则善之，亦祖《公羊》。”
又
唐庚曰：「季氏讽鲁作三军，合周礼矣。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夺之权。曹操讽复九州，合《禹贡》矣。其志乃欲广冀州而益其地。晋曲沃庄伯用夏正，合人统矣。其心乃欲自立。凡奸人欲济其邪谋，未尝不引经术也。」
濆泉者何直泉也
左传》曰：“蚡泉。”《谷梁》曰：“贲泉。”独《公羊》以为“濆泉”。传文曰：“直泉者，涌泉也。”有合于《尔雅》“槛泉，涌出”之义。兖州之地，济水洑流，泉多濆涌。若泺源、趵突，名胜着闻。何休以为“战而涌出，百姓怨叹，气逆所致”。非惟傅防好竒，抑昧于《尔雅》涌泉之解。
其言陈火何存陈也
汉建安二十五年，通鉴已纪，黄初之元，朱子以为夺汉太速，予魏太亟，非《春秋》存陈之意。凡所云“▯狐未献，厓门未覆”之説，皆祖《经》文“陈火”之书以立教也。
齐栾施来奔
李鳯雏曰：经昭公十年夏，齐栾施来奔，髙彊同来而不书，非卿也。施，公子栾之孙，以王父字为氏。公羊但知晋有栾氏，而不知齐亦有栾氏，改经文齐字为晋字。夫传春秋，而于春秋事茫然不晓如此！况此一出奔，正齐陈兴废一大闗键。夫子书此，系春秋节目，而可不晓耶？况晋灭栾氏在襄二十三年，齐栾施奔鲁在昭十年，晋栾氏已灭三十三年矣，安得犹有晋栾氏在耶？折诸题皆传文无经文，此句乃二传之误，非经也。与襄二十一年庚子孔子生一例。
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
疏若足其文宜云齐髙偃帅师纳公子阳生于北燕。今阳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阳生之上有北燕字，因而从之，不及改尔。按《左传》齐髙偃纳北燕伯欵于唐，杜注阳即唐燕别邑，中山有唐县，又指名为欵。《公羊》所谓公子阳生，全是疑似之辞，固当舍此取彼。子曰云云者，疏又云即《春秋》説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而书成，游夏之不能改一字者是也。
如尔所不知何
经书齐髙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以欵为北燕伯之名，而训阳为唐，并无繁复记载。只因六七两年，燕君出奔，齐景兴师讨罪，受赂而还，终于无成。至此乃纳之于阳。一如郑厉公入栎，卫献公入夷仪，后此昭公亦有居郓、居干侯之事。公羊氏矢口乃曰：「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公子阳生，哀六年齐陈乞弑其君之所奉，而混之于此。继之曰：「子曰我乃知之矣。」如尔所不知，何归之于简册？传闻之误，何休作注，谬戾相仍。但见其白日魇魅，伸毫呵欠已耳。
其言归何不与诸侯专封也
楚庄县陈，听申叔时之谏而复封之。其复封也，仅解免于县之之罪已耳。公羊曰：“不与专封，作意以进。”楚庄以夏徴舒弑君之贼，列国得讨而楚讨之，是故书“不与专封”，者逾显其褒美。若陈、蔡之见灭于楚，灵灵之罪大矣。盖自熊通、熊赀恣行于桓、庄之世，赖召陵、城濮遏其凶威。至此晋伯不竞，而恤小存弱之风不讲，叔向、子产盖屡叹之。弃疾者，借力陈、蔡以弑君，于是陈、蔡之世子各返其国。就灵之无道言之，则如祖龙死而六王竞起；就平之篡位言之，又如靖难入而周、齐皆复耳。亦曰“不与专封”，以齐桓之事拟之，其为不伦不已甚乎？
其言去乐卒事何礼也
与宣八年仲遂卒于垂书法不同而礼同。盖闻丧有先后耳。曰犹绎，则卒事不待言矣。曰万入与籥入相方矣。但去其有声者，存其无声者。乐之重在声，而君之恻怛其臣，其心则一。君臣之分悬殊，故大夫闻君之丧，摄主以往，所谓不与祭如不祭也。大夫闻大夫
译舍弃中军是什么意思？这是复古的做法。
设立三军，舍弃中军。《左传》认为这是田赋的制度，而《公羊传》则直接说是官制。其中说：“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大概是说中军对应中卿。汉代儒者都熟悉《公羊传》，所以杨终上书说：“襄公设立三军，昭公舍弃了它。君子推崇他复古，认为如果不舍弃就会对百姓有害。”章怀太子注解说：“舍弃或保留，要根据时势来设置官职。”荀悦说：“《春秋》的道义，舍弃中军就认为是好事，也是效法《公羊传》。”
又
唐庚说：“季氏暗示鲁国设立三军，符合《周礼》。但他的本意是想贬低公室并夺取其权力。曹操暗示恢复九州，符合《禹贡》。但他的本意是想扩大冀州来增加自己的地盘。晋国曲沃庄伯使用夏历，符合人类统绪。但他的本心是想自立为王。凡是奸邪之人想要实现他们的阴谋，没有不引用经学道理的。”
濆泉是什么意思？就是直泉。
《左传》说：“蚡泉。”《谷梁传》说：“贲泉。”只有《公羊传》认为是“濆泉”。传文说：“直泉，就是涌出的泉水。”这与《尔雅》中“槛泉，涌出”的意思相合。兖州一带，济水潜流，泉水多喷涌而出。像泺源、趵突，都是著名的胜地。何休认为“是因为战争而涌出，百姓怨叹，气逆所致”。这不仅是因为傅防喜好猎奇，更是因为他不明白《尔雅》中关于涌泉的解释。
书中提到陈国发生火灾是什么意思？是为了保存陈国。
汉建安二十五年，《资治通鉴》已经记载，黄初元年，朱熹认为夺取汉朝政权太快，拥立魏国太急，不符合《春秋》保存陈国的用意。凡是所说的“〇狐未献，厓门未覆”的说法，都是依据经文“陈火”的记载来确立教化的。
齐国的栾施来投奔
李鳯雏说：经文昭公十年夏，齐国栾施来投奔，高彊一同来却没有记载，因为高彊不是卿。栾施，是公子栾的孙子，以祖父的字为氏。《公羊传》只知道晋国有栾氏，却不知道齐国也有栾氏，把经文中的“齐”字改成了“晋”字。解说《春秋》，却对《春秋》的事情如此茫然无知！况且这次出奔，正是齐国陈氏兴衰的一大关键。孔子记载此事，关乎《春秋》的大纲节目，难道可以不明白吗？况且晋国灭栾氏在襄公二十三年，齐国栾施奔鲁在昭公十年，晋国栾氏已经被灭三十三年了，怎么还会有晋国栾氏存在呢？其他题目都是传文没有经文，这句是两个传文的错误，不是经文。与襄公二十一年庚子孔子出生一例相同。
伯于阳是什么意思？是公子阳生。孔子说：“我才知道这件事了。”
疏文说如果补足它的文字，应该说是齐国高偃率领军队把公子阳生送到北燕。现在阳生下面不说北燕，正是因为史书的原文，阳生上面有北燕二字，所以沿用了它，来不及修改罢了。查《左传》齐国高偃把北燕伯欵送到唐，杜预注阳就是唐燕的别邑，中山有唐县，又指名为欵。《公羊传》所说的公子阳生，完全是疑似之辞，固然应该舍弃这个而取那个。孔子说云云，疏文又说即《春秋》说孔子作《春秋》一万八千字，九月写成，子游、子夏不能改动一字的意思。
像你所不知道的是什么
经文记载齐国高偃率领军队把北燕伯送到阳。《左传》以欵为北燕伯的名字，而解释阳为唐，并没有繁杂重复的记载。只是因为前六七年，燕君出奔，齐景公兴师讨罪，接受贿赂而返回，最终没有成功。到这里才把他送到阳。就像郑厉公进入栎，卫献公进入夷仪，后来昭公也有居住在郓、居住在干侯的事情。《公羊传》却脱口而出说：“伯于阳是什么意思？是公子阳生。”公子阳生，是哀公六年齐国陈乞杀其君时所拥立的，却混同于此。接着说：“孔子说我才知道这件事了。”像你所不知道的，为什么要归于简册？传闻的错误，何休作注，谬误相承。只看见他白日做梦，伸笔打呵欠罢了。
书中提到归还是什么意思？是不赞同诸侯擅自分封。
楚庄王把陈国改为县，听从申叔时的劝谏而重新分封它。他的重新分封，仅仅算是免于把陈国改为县的罪过罢了。《公羊传》说：“不赞同擅自分封，特意以此进谏。”楚庄王因为夏徵舒是弑君的贼人，列国可以讨伐而楚国讨伐了他，所以记载“不赞同擅自分封”，更加显出对他的褒扬。如果陈、蔡被楚国所灭，灵公的罪过大了。大概自从熊通、熊赀在桓公、庄公时代恣意横行，依靠召陵、城濮遏制他们的凶威。到这里晋国霸业不兴，而体恤小国、保存弱国的风气不再讲究，叔向、子产大概屡次叹息。弃疾，是借助陈、蔡来弑君，于是陈、蔡的世子各自返回他们的国家。就灵公的无道来说，就像秦始皇死后六国竞相兴起；就平公的篡位来说，又像靖难之役进入后周、齐都恢复。也说“不赞同擅自分封”，用齐桓公的事情来比拟，那是不伦类到极点了。
书中提到去掉音乐完成事务是什么意思？是合乎礼制。
与宣公八年仲遂死在垂的书法不同但礼制相同。大概听说丧事有先后罢了。说还进行绎祭，那么完成事务就不必再说了。说万舞进入与籥舞进入相对称。只是去掉有声的，保留无声的。音乐重在声音，而君主哀怜他的臣子，心意是一样的。君臣的分别悬殊，所以大夫听到君主的丧事，代理主祭前往，所谓不参与祭祀就像没有祭祀一样。大夫听到大夫
之丧，尸事毕而往，尸事者绎也。经据事而书，絶无褒贬。学者熟复传文，可以知礼焉。
译在服丧期间，等到祭奠尸柩的仪式结束后才前往，所谓“尸事”指的是绎祭。《春秋》是依据事实来记载的，完全没有褒扬或贬斥。治学之人反复研读传文的文字，就可以懂得礼制了。
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
尔雅·释天》：“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谓之大辰，此“大火”为大辰之解也。北极谓之大辰，此“北辰”亦为大辰之解也。邢昺疏引《左传》“咮为鹑火星为大火”，以证“大火”为大辰；引《论语》“譬如北辰，众星共之”，以证“北辰”为大辰。经传互为注脚，更无疑义。
又
吴其琰曰：大火，心也。《尔雅》曰：房、心、尾为大辰，是苍龙七宿之一，在中最明，故时候主焉。于冬当晨见于东方。伐，即参伐，其三星在参星之中，主斩刈之事，属白虎。冬则昏见。北辰，即北极，居天之中，以正四时，故亦曰大辰。后汉郎顗上灾异疏，引此以为孛一宿，而连三宿。凡中宫无节，政教乱逆，威武衰微，则此三星以应之。按孛者，恶气所生，或谓之彗，其象若竹彗，长短无常，或苍或白或黒或赤，各随色以示咎。宋钧《钩命决注》所谓五彗是也。参与心，一东一西，一晨一夕，而孛乃一时连及之，其变诚为大矣。
讥子道之不尽也
程子外书曰：「病卧于牀，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事亲者不可不知医。」此足以定许止之罪矣。明世之论红丸案曰：「李可灼之事与栁泌少异，以和御药不如法之律当之可也。当国大臣则有穆宗贬皇甫鏄之法在。若以鏄当鸩质帝之梁冀，以泌当鸩许后之淳于衍，不嫌失入乎？」故后人有为而发之论，未可以为考古之正则也。
为公子喜时之后讳也
汉安帝时，清河叔孙光坐▯抵罪，増锢二世。居延都尉范邠复犯罪，三公廷尉议依光比。刘恺以为《春秋》之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引公孙防不言叛书法。诏是之。
若曰因诸者然
何休注以因诸为齐故刑人之地，疏遂引《博物志》周曰囹圄，齐曰因诸。”夫华氏举宗叛国，岂有据囹圄以为巢穴者？盖如卫孙林父之戚，晋栾盈之曲沃，赵鞅之晋阳，世卿采地之名耳。《谷梁》以为宋之南鄙，杜注《左传》亦曰：“宋城内里名”，皆未尝合前后诸叛臣以统计之耳。
其称王猛何当国也
杜注以子朝为长庶，王猛为次正。盖敬王终正大位，诸侯奉之，春秋书为天王，其顺正无疑。而猛实匄兄，同为单刘之所欲立，故知其必以母贵。或即太子夀之母弟。至子朝告诸侯之词，谓单刘赞私立少，则朝之长于猛，又信而可徴。且观子朝能使使布告诸侯，其举动必非幼弱者。而公羊以经书子猛卒为不当兄终弟及之词，何休注遂云邪庶并篡，且谓子朝未满十嵗，未知欲富贵，皆臆度失真。夫植党争国，各有拥戴之臣。尹氏之立朝，与单刘之先立悼王、再立敬王，其各专定防之功，正自相等。经书尹氏立王子朝，固以着尹氏之罪，而何所见子朝之遂为冲幼也？经书一曰「王猛」，再曰「王猛」，固以王归之，特未逾年而称天王耳，何得槩目为邪庶乎？单子初立，王猛即告急于晋，晋籍谈、荀跞帅师以十月纳猛于王城。迨敬王嗣立，至来春而二师围郊。盖子朝初作乱，即帅郊要饯三邑之甲以起事，围郊者，围子朝也。晋之勤王也，而公羊以为伐天子，愈失之矣。
又
刘原父曰：「殷人作书，以君名篇，明都不讳也。周人以讳事神，死则讳之，生亦不讳也。逾年之后，臣子可称之。天王未逾年，则以王系名通谓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之，明尊未成也。今此『王猛』是生名之也，后曰『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公羊》不逹此文，见经称『王猛』，谓与小白、突等，甚矣其陋也。」
又
赵子常曰：诸侯嗣子未葬称名，既葬称子。在丧之称，天子与诸侯不异，国史定法也。此年冬书“王子猛卒”，其居于皇，入王城，王下皆当称子。今但称名，不称子，与下文异者，乃夫子深意也。景王宠子朝而欲立之，单旗、刘狄迎立悼王。鲁史书曰：“王室乱而已，诸侯未知其孰为正也。”晋人使士景伯涖周问故，勤王之师亦未能辨其曲直。子朝在王城，谓之西王；敬王居狄泉，谓之东王。虽周人未
译大火是大辰，伐是大辰，北辰也是大辰。
《尔雅·释天》说：“大辰，指房、心、尾三宿。”大火被称为大辰，这是对“大火”作为大辰的解释。北极被称为大辰，这是对“北辰”作为大辰的解释。邢昺的疏引《左传》“咮为鹑火，火星为大火”，来证明“大火”是大辰；引《论语》“譬如北辰，众星共之”，来证明“北辰”是大辰。经书和传注互为注脚，更没有疑义了。
又
吴其琰说：大火，就是心宿。《尔雅》说：房、心、尾为大辰，是苍龙七宿之一，其中最为明亮，所以主宰时节。在冬天早晨出现在东方。伐，就是参伐，那三颗星在参星之中，主管斩刈之事，属于白虎。冬天则在黄昏时出现。北辰，就是北极，居于天的中央，用来端正四时，所以也叫大辰。后汉郎顗上灾异疏，引用此条认为孛星出现于一宿，却牵连三宿。凡是中宫没有节制，政教混乱逆乱，威武衰微，那么这三颗星就会相应地出现。按说孛星，是恶气所生，或者叫彗星，它的形状像竹扫帚，长短没有定规，有的青有的白有的黑有的红，各自随颜色来显示灾祸。宋钧《钩命决注》所说的五彗就是如此。参宿和心宿，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在早晨出现一个在傍晚出现，而孛星却一时牵连到它们，这种变故确实很大了。
讥讽许止未能尽到作为儿子的道义
程颐《外书》说：“病卧在床，托付给庸医，比作不慈不孝，侍奉父母的人不可不知道医术。”这足以判定许止的罪行了。明代人议论红丸案说：“李可灼的事与柳泌稍有不同，用和御药不合法规的律条来定罪是可以的。当国的大臣则有穆宗贬皇甫鏄的法例在。如果把皇甫鏄比作鸩杀质帝的梁冀，把柳泌比作鸩杀许后的淳于衍，不嫌量刑过重吗？”所以后人有所感慨而发的议论，不可以作为考证古事的准则。
为公子喜时的后代避讳
汉安帝时，清河人叔孙光因罪抵罪，连坐禁锢两代。居延都尉范邠又犯罪，三公和廷尉商议依照叔孙光的先例处理。刘恺认为《春秋》的道义，善行惠及子孙，恶行只止其身，引用公孙敖不写叛书的笔法。皇帝下诏认为他是对的。
如果说“因诸”是这样
何休注认为因诸是齐国旧时刑人的地方，疏于是引用《博物志》“周朝叫囹圄，齐国叫因诸。”华氏举族叛国，难道有占据囹圄作为巢穴的吗？大概就像卫国的孙林父占据戚地，晋国的栾盈占据曲沃，赵鞅占据晋阳，是世卿采地的名称罢了。《谷梁传》认为是宋国的南鄙，杜预注《左传》也说：“是宋城内的里名”，都没有将前后各位叛臣综合统计考量罢了。
称王猛是因为他当国
杜预注认为子朝是长庶，王猛是次正。大概敬王最终正大位，诸侯奉承他，《春秋》书为天王，其顺应正统无疑。而王猛确实是丐的哥哥，同为单旗、刘狄想要拥立的人，所以知道他必定因为母亲尊贵。或者就是太子寿的同母弟。至于子朝告诸侯的话，说单旗、刘狄赞成立少子，那么子朝比王猛年长，又确实可以证明。而且看子朝能派使者布告诸侯，他的举动必定不是幼弱者。而《公羊传》认为经书子猛死是不当兄终弟及的话，何休注于是说邪庶并篡，且说子朝未满十岁，不知道想要富贵，都是臆测失真。树立党羽争夺国家，各有拥戴的大臣。尹氏拥立子朝，与单旗、刘狄先立悼王、再立敬王，他们各自专断定策的功劳，正自相等。经书写尹氏立王子朝，固然用来彰显尹氏的罪过，而哪里看出子朝于是就是冲幼呢？经书第一次写“王猛”，第二次写“王猛”，固然把王位归给他，只是没有逾年而称天王罢了，怎么能一概视为邪庶呢？单旗初立王猛，王猛就向晋国告急，晋国籍谈、荀跞率师在十月接纳王猛进入王城。等到敬王嗣位，到第二年春天两军围攻郊地。大概子朝初作乱，就率领郊、要、饯三邑的甲士起事，围攻郊地，就是围攻子朝。晋国勤王，而《公羊传》认为是讨伐天子，更加失实了。
又
刘敞说：“殷人作书，以君主名字篇名，说明都不避讳。周人用避讳事奉神灵，死了才避讳，活着也不避讳。逾年之后，臣子可以称呼他。天王没有逾年，就用王系名字通称为‘小子’。王活着称名，死了也称名，说明尊位未成。现在这‘王猛’是活着称名，后来说‘王子猛’，是死了也称名。《公羊传》不通晓此文，见经书称‘王猛’，认为与小白、突等人一样，太浅陋了。”
又
赵子常说：诸侯嗣子未葬称名，已葬称子。在丧期间的称呼，天子与诸侯没有不同，这是国史定下的法则。这一年冬天书“王子猛卒”，他居于皇，进入王城，王以下都应当称子。现在只称名，不称子，与下文不同的，是孔夫子的深意。景王宠爱子朝而想立他，单旗、刘狄迎立悼王。鲁史书曰：“王室乱而已，诸侯不知道谁为正统。”晋人派士景伯到周询问缘故，勤王的军队也不能辨别其曲直。子朝在王城，称为西王；敬王居狄泉，称为东王。虽然周人未
知所适从。夫子以王猛分所宜立，在丧之称，疑于羣王子与后书“王子朝”无异，乃于二简去子，特称王。则猛之为王，朝之为逆，不待加一辞矣。
译明白该听从谁。夫子认为王猛应当确立的名分，在丧礼的称谓上，与群王子以及后书“王子朝”没有区别，于是他在两枚简上去掉“子”字，特意只称“王”。那么王猛是王、王子朝是叛逆，就不需要再加一个字来说明了。
非中国之禽也
邵尧夫曰：「天下将治，则天地之气自北而南；天下将乱，则天地之气自南而北。」禽鸟得气之先者也。鸜鹆不逾济而至鲁，岂非气自南而北之验哉？自此之后，晋伯不竞，吴、楚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诸侯敛袵事之。驯至大乱，则知鸜鹆来巢，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聚众以逐季氏也
朱子集云：「昭公失民已乆，安得聚众？公羊特传闻想料之言，何足为据？或者乃信其说，引之以解《论语》『樊迟从游舞雩』，以为昭公逐季氏而▯，又误之甚矣。」
设两观
何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故设两观，为鲁之僣礼。」荀子《大畧篇》：「天子外屏，诸侯内屏。外屏不欲见外也，内屏不欲见内也。」杨倞注：「不欲见内者，不察渊鱼之义。」
季氏得民众乆矣君无多辱焉
魏主髦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自出讨司马昭。王经曰：「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乆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且宿卫寡弱，陛下何所资用？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此两事一辙，旷百世而相感。读之每为废书叹息。
昭公不从其言终弑而败焉
家则堂曰：宋之华，向鲁之意，如皆世大夫，盘错而不可治者，宋元讨之而克，宋以无事；鲁昭讨之而不克，坐是失国，出奔，终于不复。盖有幸不幸存焉。二君中才庸主，初无大相逺也。髙贵乡公之讨司马昭，元魏敬宗之戮尔朱荣，与后周髙祖之诛宇文防，皆奋自独断，不谋之臣下。彼非不知其事甚难，勿论济与否，而迫于宗社之存亡，死有不避。后周讨之而克，天也。元曹以是殒厥身，盖亦有幸不幸存焉。故君子不以成败论事。
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
左谷皆无传，独《公羊》有此何注？二年之间，亟取二邑，合滥为言，似皆属季氏所取。杜注经文“阚鲁地”，在东平须昌县东南，则昭公取之于鲁，非季氏取之于邾。愚庵谓定元年将葬昭公，使役如阚，阚者鲁羣公墓所在，援下篇以释上篇，最为得解。
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东周也。
自成王始营洛邑，命名东都。平王东迁，实居其地，改名镐京为西周。后汉光武建都雒阳，更名髙祖之长安为西京，两京并建，实仿成王之遗意。唐都长安，亦以洛为东京。宋都汴，分立四京，以汴为东京，洛为西京，宋为南京，魏为北京。明始都金陵，成祖迁燕，更以金陵为南京，燕为北京。一统盛王规制相沿，顾周公、召公初佐成王营洛之时，有王城、下都，见于《周书·洛诰》。平王居王城，而下都统乎其内，总名东周。子朝之难，偪处王城，敬王避居下都。至是，晋合诸侯以城之，命名成周。昭二十三年，南宫极震，苌▯谓刘文公西王之大臣：“天弃之矣，东王必大克。”一东都之内，而东西之名又于是焉分。吴正传注：“国防河南，何以称西周？自洛阳下都视王城则在西也。洛阳何以称东周？自河南王城视下都则在东也。”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曰西周桓公。桓公之孙，又别封少子于巩，曰东周惠公。东西两周君复判然分治。今世俗刻本阙此传二语，上下文俱不可见。吴注“国防”引之。再考《玉海·地理》亦载此语，并何休注曰：“周道始成王之所都也。”表之以与研经者共。
成周者何东周也
丹铅续録：邵泉斋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为不遂入王城？子朝之余党在焉，故也。故苌▯之建议城成周也，谓之迁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诰》曰：“我卜涧水东，瀍水西，是谓王城。我又卜瀍水东，是谓成周。”《诗説》曰：“小东，大东，大东平王东迁也。小东，敬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营，一则借平王之迁，一则借敬王之入。东而又东西，方之人逺矣，悲夫！
邾娄之大夫也
徐邈曰：「小国无大夫，故书名而畧其氏。前此邾畀我、庶其并来奔，今快又至，三叛俱以鲁为主，逋逃聚焉。书之以罪季氏也。」
叔术为之
译这不是中原地区的禽鸟。
邵尧夫说：“天下将要安定，天地之气便从北向南流动；天下将要动乱，天地之气便从南向北流动。”禽鸟是感应天地之气先兆的动物。鸜鹆（八哥）没有越过济水却来到了鲁国，这难道不是气从南向北流动的验证吗？从此以后，晋国的霸业不再兴盛，吴、楚都作为南方蛮夷轮流主持中原诸侯的盟会，诸侯们收敛衣襟侍奉他们。逐渐发展到天下大乱，由此可知鸜鹆来筑巢，不仅仅是昭公出逃的征兆而已。
聚集民众来驱逐季氏。
朱子《集注》说：“昭公失去民心已经很久了，怎么能聚集民众？《公羊传》只是传闻推测之辞，哪里足以作为依据？有人竟然相信这种说法，引用它来解释《论语》中‘樊迟跟随孔子在舞雩台游玩’，认为昭公驱逐季氏而失败，这就错误得更严重了。”
设置两座观台。
何休注：“天子在外设阙，有两座观台；诸侯在内设阙，只有一座观台。所以设置两座观台，是鲁国僭越礼制。”荀子《大略篇》：“天子设外屏，诸侯设内屏。外屏是不想被外面看见，内屏是不想被里面看见。”杨倞注：“不想被里面看见，是不明察渊鱼（深藏不露）的道理。”
季氏得到民众支持已经很久了，国君不要多受耻辱。
魏主曹髦看到威权日益丧失，无法抑制愤怒，亲自出兵讨伐司马昭。王经说：“鲁昭公不忍心对待季氏，结果失败流亡，失去国家，被天下人嘲笑。如今权柄在司马氏手中，日子已经很久了，朝廷和四方都为他们效死，不顾逆顺的道理。况且宿卫兵力寡弱，陛下依靠什么？这难道不是想除去疾病却让病情更严重吗？”这两件事如出一辙，相隔百世而相互感应。读到这里常常让人放下书本叹息。
昭公不听从劝谏，最终被弑杀而失败。
家则堂说：宋国的华氏、向氏，鲁国的意氏，如果都是世代担任大夫、盘根错节难以整治的家族，宋元公讨伐他们而成功，宋国因此无事；鲁昭公讨伐他们而失败，因此失去国家，出逃，最终没有回来。大概是有幸与不幸的区别。这两位国君都是中等才能的平庸君主，起初并没有很大的差别。高贵乡公讨伐司马昭，元魏敬宗诛杀尔朱荣，与后周高祖诛杀宇文防，都是独自决断，不谋臣下。他们并非不知道事情很难，不论成功与否，而是迫于宗庙社稷的存亡，死也不避。后周讨伐成功，是天的意志。元魏、曹魏因此丧命，大概也是有幸与不幸的区别。所以君子不以成败来论断事情。
为什么不系于邾娄，是为了避讳“亟”字吗？
《左传》和《谷梁传》都没有传文，唯独《公羊传》有这条何休注？两年之间，屡次夺取两座城邑，合称“滥”，似乎都属于季氏所夺取。杜预注经文“阚是鲁地”，在东平须昌县东南，那么是昭公从鲁国夺取，而不是季氏从邾国夺取。愚庵说定公元年将安葬昭公，派役夫去阚地，阚是鲁国群公墓所在，引用下篇来解释上篇，最为恰当。
王城是什么？是西周。成周是什么？是东周。
从成王开始营建洛邑，命名为东都。平王东迁，实际居住在那里，改镐京为西周。后汉光武帝建都洛阳，改高祖的长安为西京，两京并立，实际上是仿效成王的遗意。唐朝建都长安，也以洛阳为东京。宋朝建都汴京，分立四京，以汴为东京，洛阳为西京，宋为南京，魏为北京。明朝开始建都金陵，成祖迁都燕京，改金陵为南京，燕京为北京。统一盛世的帝王规制沿袭下来，然而周公、召公最初辅佐成王营建洛邑时，有王城、下都，见于《周书·洛诰》。平王居住在王城，而下都统辖在其中，总称为东周。子朝之乱时，被逼迫居住在王城，敬王避居下都。到了这时，晋国联合诸侯修筑城墙，命名为成周。昭公二十三年，南宫极发生地震，苌弘对刘文公西王的大臣说：“天抛弃他了，东王必定大获全胜。”一个东都之内，东西的名称又在这里分开了。吴正传注：“国防河南，为什么称西周？从洛阳下都看王城，王城在西边。洛阳为什么称东周？从河南王城看下都，下都在东边。”等到考王封他的弟弟在河南，称为西周桓公。桓公的孙子，又另外封小儿子在巩，称为东周惠公。东西两周的君主又明确分开治理。现在世俗刻本缺少这两句传文，上下文都看不见了。吴注“国防”引用了它。再考证《玉海·地理》也记载了这句话，并有何休注说：“周道是成王所建都的地方。”标出它来与研读经书的人共同参考。
成周是什么？是东周。
《丹铅续录》：邵泉斋说，成周是下都。王已经进入成周了，为什么不随即进入王城？因为子朝的余党在那里，所以。所以苌弘建议修筑成周城墙，称为迁都，他承担了很大的怨恨。《洛诰》说：“我在涧水东、瀍水西占卜，这叫王城。我又在瀍水东占卜，这叫成周。”《诗说》说：“小东，大东，大东是平王东迁。小东，是敬王进入成周。”王城和下都，都是周公所营建，一个借平王的迁徙，一个借敬王的进入。东而又东西，相比人远多了，可悲啊！
邾娄的大夫。
徐邈说：“小国没有大夫，所以只写名而省略氏。此前邾国的畀我、庶其都来投奔，现在快又到了，三个叛臣都以鲁国为主，逃亡者聚集在这里。记载这是为了罪责季氏。”
叔术为他做这件事。
杀杀顔者而以为妻
臧氏之母之忠，千古所难。愚尝取以方召康公，但其为幼君复仇，请命天子，首恶当有所归。天子明法致辟，亦当得首恶诛之。邾娄顔淫九公子于宫中，罚所难逭。较诸手刃幼君者，犹宜末减。然顔既伏诛矣，君命不可讐。计鲁懿孝公之时，为周天子者，非宣王则幽王。其为天子议法用师者，贤则樊尹，奸则畨棸。何忧盗不可得者？何注即以为鲍广父、梁买子。夫鲍梁逹下国之幽隠，使人伏辜，将酬恩之不暇，而反为戮乎？且邾娄顔者，亦国之公族也。妪盈女既为之夫人矣。许穆夫人之善懐，固所急；而卫共姜之节，亦不可缓。腼然蘸叔术而归之。叔术贪国色而不为鄙，何足称贤？公羊此传悖理伤教，殆圣经之罪人。邵公注更为昏愦。邾娄人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典训煌煌犹存。西周盛时气象，一语足以垂矣。
译杀死颜氏并将其立为妻子。
臧氏母亲的忠诚，是千古以来难以做到的。我曾将她与召康公相提并论，但她为年幼的君主复仇，向天子请示命令，首要的罪魁祸首应当有所归责。天子严明法度，执行刑罚，也应当诛杀首要的罪魁祸首。邾娄颜在宫中淫乱九位公子，罪责难以逃避。与亲手杀害年幼君主的人相比，他的罪行还略轻一些。然而颜氏既然已经被处死，君主的命令就不应再被仇视。推想鲁懿公、鲁孝公的时代，担任周天子的，不是宣王就是幽王。当时为天子商议法度、使用军队的人，贤能的是樊侯、尹氏，奸邪的是番侯、棸氏。何必担心盗贼抓不到呢？何必就认定是鲍广父、梁买子呢？鲍氏、梁氏能够洞察小国的隐秘，让人认罪伏法，将要报答恩情还来不及，反而会被杀戮吗？况且邾娄颜也是国家的公族。妪盈女既然已经做了他的夫人。许穆夫人善于怀念故国，固然急切；而卫共姜坚守节操，也不容迟缓。却厚颜无耻地嫁给叔术并归附于他。叔术贪图国家美色而不以为鄙陋，哪里值得称赞为贤人？《公羊传》这一篇违背事理、伤害教化，简直是圣贤经典的罪人。邵公的注解更加昏庸糊涂。邾娄人在周朝遭受兵祸，说：“为什么让我们死去，而我们的天子却活着？”经典的训诫光明正大，依然留存。西周兴盛时期的气象，一句话就足以彰显出来了。
定公
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
马骕曰：「定公元年不书正月，盖正月公尚未立，嵗首未得朝正，正月无事可见，是以不书。迨六月而后即位，既非即位之常月，记事之宜，又须详而日之，故书戊辰即位，而后改元。未改之前，必承前君之年，而史官载防，又不得一嵗两年，故于是嵗即称元，史法然也。」此出于马氏《左传事纬辨例》，而适合《公羊传》是题。按司马公《通鉴》：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即更始三年，帝以六月即位，而书法冠于春正月；晋武帝泰始元年，实魏咸熙二年，晋以十二月受禅，而亦冠泰始于是年之春。《公羊》云：「即位后者，正以六月之故。」国君逾年改元，昭公薨于三十二年之十二月，定公若于柩前即位，则当以是年为元年；六月即位，则是年犹书为昭公之三十三年。今意如斥逐旧君，无正终，亦无正始，经文止书正月，凡以是故尔。
定哀多微辞
定、哀多微词，则成、襄以前皆直笔矣。此真不讳之世。若汉崔骃、孔僖论武帝时事，而梁郁上书以为诽谤，先帝王允谓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所指如髙帝善家令之言之类，古今人不相及如是夫。
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
赵子常云「主人谓鲁君也」。春秋本鲁史，成书孔子作经，亦必禀君命而后得行笔削，是非有所是正，皆从史氏旧文。永嘉陈氏曰「辞从主人，盖本孟子，其文则史」。谷梁传亦有「从史文之」云，实经之逸义也。公羊则曰「其辞则丘有罪焉尔」。司马迁言「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文，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抑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按唐太宗问禇遂良「卿记起居，得观之否」？对曰「未闻人君自观史也」。刘洎进曰「使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亦记之矣」。朱子奢亦曰「以此开后世史官之祸，可惧也」。故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一义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一义也。观栁子厚与韩退之及文公与刘秀才论史两书，千秋珥笔之苦心，岂易易哉？
不蓑城也
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董江都以为宋仲几无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顔注云：「衰城，谓以差次受功赋也。」王伯厚曰：「按《左传》云：『迟速衰序，于是焉在。』宋仲几不受功，『蓑』字当从『衰』，汉书志作『衰』，与左氏合。」
正棺于两楹之间
国不亡，君死于外，逆臣擅政，国内旷年无君，不特二百四十年所仅有，乃开辟至于后世所絶无之事。公衍既立为太子矣，昭公薨，内则叔孟，外则从亡，诸臣皆遥慑于季氏，且党附焉，而莫敢持正。公子宋从公于外，必待意如之命，而后敢即位。十二月至于六月，何其乆也？沈子曰：「正棺乎两楹之间，然后即位。太子柩前即位，即于行在所。」行之太康崩于阳夏，仲康以弟嗣立，其必待穷羿迎之归于安邑，而后践阼乎？古者君出疆，正室守太庙，所以备非常。赵王与秦防渑池，廉颇居守，约三十日不还，请立太子为王，臣子之心不可一日无君。未有生则逐其身，死则擅其国，同列不言伯主，不问公子宋者，方且感其拥戴，畏其威力。逆臣意如，▯然受桓温之赏，而逃徐羡之、傅亮之诛。千古之大变，仅见此一时，故有元年春王而无正月，《春秋》之特笔也。
立▯宫非礼也
韩昌黎曰：「去庙为祧，去祧为坛，去坛为墠，去墠为鬼，渐而之逺，其祭益稀。」鲁立▯宫，取已毁之庙，既藏之主，而复筑宫以祭，故《春秋》非之。
此灾菽也曷为以异书
五行志》刘向以为周十月，今八月，消卦为观，隂气未至君位而杀，诛罚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时季氏逐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见灾以视公也。董仲舒以为菽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诛于强臣，言菽以微见季氏之罚也。
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
刘原父曰：「天子诸侯皆三门而名不同。以诗书礼春秋考之，天子有臯、应、毕；诸侯有库、雉、路。天子外朝在臯门之外
译定公
所谓定公没有正月，是因为他是即位之后才改元的。
马骕说：“定公元年不记载‘正月’，大概是因为正月时国君尚未确立，岁首未能举行朝正之礼，正月里没有值得记载的大事，所以不书。等到六月才即位，既然不是即位通常的月份，按照记事的原则，又必须详细地记载日期，所以记载‘戊辰日即位’，然后才改元。在未改元之前，必定沿用前任国君的年号，而史官记录史事，又不能一年里出现两个年号，所以这一年就称为元年，这是史书的法则。”这段论述出自马氏《左传事纬辨例》，与《公羊传》对此题的解释相契合。查考司马光《资治通鉴》：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实际上是更始三年，光武帝在六月即位，但史书书法将年号冠于春正月；晋武帝泰始元年，实际上是魏咸熙二年，晋武帝在十二月受禅，但也把泰始年号冠于这一年的春季。《公羊传》说：“即位较晚的，是因为六月的缘故。”国君通常要过了年才改元，昭公死于三十二年的十二月，定公如果在灵柩前即位，那么当年就应当称为元年；六月才即位，那么这一年就仍然记载为昭公三十三年。现在季孙意如驱逐了旧君，没有正当的结束，也没有正当的开始，经文只记载“正月”，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定哀多微辞
定公、哀公时期多含蓄隐晦的言辞，那么成公、襄公以前就都是直笔记录了。这真是无所忌讳的时代。如果像汉代崔骃、孔僖议论汉武帝时期的时事，而梁郁上书认为这是诽谤，先帝王允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致使谤书流传于后世，所指的就像高帝赞赏家令的话之类，古人与今人的境界相差如此之大啊。
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
赵子常说：“主人指的是鲁君。”《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成书后孔子作经，也必定禀承君命然后才能进行笔削，是非曲直有所肯定或纠正，都依据史官的旧文。永嘉陈氏说：“言辞顺从主人，大概是本于孟子，其文字则来自史官。”《谷梁传》也有“顺从史官文字”的说法，这实际上是经文中隐含的意义。《公羊传》则说：“那些言辞，是我孔丘有罪的地方。”司马迁说：“孔子向西考察周王室，论定史记旧文，兴起于鲁国而编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出其中有刺讥、褒扬、隐讳、贬损的文辞，不可以直接写在书上。”查考唐太宗问褚遂良：“你记录起居注，能观看吗？”回答说：“没听说人君自己观看史书的。”刘洎进言说：“假如褚遂良不记录，天下人也会记录的。”朱子奢也说：“以此开启后世史官的祸患，令人畏惧。”所以说“说话的人没有罪，听的人足以警戒”，这是一个道理。“怪罪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这是另一个道理。观看柳宗元与韩愈以及朱熹与刘秀才论史的两封信，千秋史官执笔的苦心，难道容易吗？
不蓑城也
注解说：“就像现在用草衣覆盖城墙一样。”董仲舒认为宋仲几没有尊奉天子之心，所以不“衰”城。颜师古注解说：“衰城，意思是按次序接受功赋。”王应麟说：“查考《左传》说：‘快慢次序，就在这里。’宋仲几不接受功赋，‘蓑’字应当从‘衰’，《汉书·五行志》作‘衰’，与《左传》相合。”
正棺于两楹之间
国家没有灭亡，国君死在外面，逆臣专权，国内多年没有国君，这不仅是二百四十年间仅有的，乃是自古至今绝无仅有的事。公衍已经被立为太子了，昭公去世，国内有叔孙孟孙，国外有跟随逃亡的人，各位大臣都远远畏惧季氏，并且依附他，没有人敢主持正义。公子宋跟随昭公在外面，必定等待季孙意如的命令，才敢即位。从十二月到六月，为什么这么久？沈子说：“将灵柩停放在两楹之间，然后才即位。太子在灵柩前即位，就是在行在所即位。”夏朝太康死在阳夏，仲康以弟弟的身份继承，他必定等待穷羿迎接他回到安邑，然后才登基吗？古代国君出国境，正室留守太庙，用来防备非常之事。赵王与秦王在渑池会盟，廉颇留守，约定三十天不回来，就请求立太子为王，臣子之心不可一日没有国君。没有活着时驱逐他的身体，死后就独占他的国家，同僚不议论霸主，不询问公子宋的，反而感激他的拥戴，畏惧他的威力。逆臣季孙意如，安然接受桓温那样的赏赐，而逃避徐羡之、傅亮那样的诛杀。千古之大变，仅见于此时，所以有元年春王而没有正月，这是《春秋》特有的笔法。
立〇宫非礼也
韩愈说：“离开宗庙称为祧，离开祧称为坛，离开坛称为墠，离开墠称为鬼，逐渐远离，祭祀越来越稀少。”鲁国设立〇宫，取已经毁坏的宗庙，既藏了神主，又再建宫室来祭祀，所以《春秋》批评它。
此灾菽也曷为以异书
《五行志》刘向认为周朝以十月为岁首，现在是八月，消卦为观，阴气未到君位就杀伐，诛罚不由国君发出，是臣下专权的象征。这时季氏驱逐昭公，昭公死在外面，定公得以即位，所以天降灾异来警示国君。董仲舒认为菽是草中强劲者，这是天的警戒，好像在说加诛于强臣，用菽来隐约表示季氏的惩罚。
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
刘敞说：“天子和诸侯都有三门但名称不同。根据《诗》《书》《礼》《春秋》考证，天子有皋、应、毕；诸侯有库、雉、路。天子外朝在皋门之外
，诸侯外朝在库门之内。天子内朝在应门之内，诸侯内朝在路门之内。何谓毕门？毕者，防也。王出至于此，则防也。师氏掌焉。何谓应门？应者，应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正，四海之内，莫不敬应也。何谓臯门？臯者，告也。王居外朝，布告万民也。」《明堂位》：「库门，天子；臯门，雉门，天子；应门，鲁之制也。」方氏曰：「五门自内而出，一曰路，路大也，正寝之门；二曰应，应和也，路门倡之，应门和之；三曰雉门，观阙筑于此；四曰库门，器械藏于此；五曰臯门，臯缓也，近则迫，逺则缓，臯门为五门之逺者。」
译诸侯的外朝设在库门之内。天子的内朝设在应门之内，诸侯的内朝设在路门之内。什么叫毕门？毕，就是防备的意思。君王出行到达这里，就加以防备。由师氏掌管。什么叫应门？应，就是应和的意思。君王在治朝处理政务，端正天下的法度，四海之内，没有不恭敬应和的。什么叫臯门？臯，就是宣告的意思。君王在外朝，向万民发布政令。」《明堂位》说：“库门，是天子的制度；臯门、雉门，也是天子的制度；应门，是鲁国的制度。”方氏说：“五门从内向外排列，第一叫路门，路意为大，是正寝的门；第二叫应门，应意为应和，路门发起，应门应和；第三叫雉门，观阙建筑在这里；第四叫库门，器械收藏在这里；第五叫臯门，臯意为舒缓，近了就会紧迫，远了就会舒缓，臯门是五门中最远的。”
两观微也
崔豹《古今注》：阙，观也。古每树两观于其前，所以标表宫门也。登之则可逺观，故谓之观。人臣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春秋》防代汉者，当涂髙。杜琼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髙，圣人取类而言耳。
又
顾亭林曰：「礼运，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两观阙也。阙门之下，其里即名阙里，夫子之宅在焉。《水经注》：『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故名阙里。』」
又
三辅旧事》未央宫东有苍龙阙，北有▯武阙。魏文帝时歌曰：「长安城西有双圆阙，上有一双铜爵，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丹阳记》：「晋大兴中，议者皆言汉司徒义兴许彧墓双阙髙壮，可徙施之。」王导弗欲，后陪乗出宣阳门，南望牛头山，西峰曰：「此天阙也，岂烦改作？」元帝从之。《宋书》：「孝武帝大明七年，于博望梁山立双阙。」梁《典》：「天监七年，诏曰：「昔晋氏青盖南迁，日不暇给，两观莫筑，悬法无所。今礼盛化光，役务简，便可营建象阙，以表旧。」吴郡陆倕作《石阙铭》，冠絶当时，赐以束帛。
亏君之义复父之讐臣不为也
阖闾将为子胥兴师，子胥辞之，以待蔡侯之舋，含忍以观变，非游谈以逞志。传文语气深许子胥，且以楚平无道，信防僇忠，奢之死，岂得谓之受诛者？公与左抵牾甚多，独此事最为水乳。贾逵条具左氏二传异同，举祭仲、纪季、叔术、子胥之属。章懐太子注以为公羊不许子胥复讐，反以推刃加于子胥，以辞害义矣。愚作《伍员论》引父不受诛，子复讐可也，以为公羊深悲臣子之心，窃谓得解。
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时可矣。
新序》云：「楚人兴师伐蔡，蔡请救于吴。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无道也。君若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此时可矣。』于是兴师伐楚，遂败楚人于栢举，而成伯道，子胥之谋也。」
父不受诛子复讐可也
唐书·孝友传》报父讐者七人：王君操、赵师举获贷，余安常抵死，张瑝、琇皆杖杀，智夀兄弟独杀智爽，徐元庆受诛而旌闾，以陈子昂议也。梁悦流循州，以韩愈状也。栁子厚之驳子昂，宋胡明仲之非裴耀卿，皆主于伸孝子之情。明丘仲深引为士师，则可以杀之，谓不控有司，渐不可长，亦以严专杀之戒。然孟子乃为“今有杀人者”设法，而非为“今有杀人之父者”设也。《周礼》调人和难父之讐，辟诸海外，即孔子“不共戴天”之旨。大约列国分疆，讐易于避，复绳以申寃诣控之説，则人子之情郁而为恶者，肆无所忌。后世天下一家，则有司之法易伸，复讐者亦可审量而行矣。后儒之论，所以与三代以前不同也。
又
自敌以下，乃有讐君，命天也。君讨臣，谁敢讐之？然伍员、宰嚭之为吴谋楚，论世者不以为非，以父之不受诛也。且深着楚平之恶，以明君人之大戒。后世忠臣死非其罪，追防其子孙，即以为朝廷之盛典。唐袁恕己之孙髙事代宗，宋岳飞之孙珂事寜宗，皆为名臣，由其所讐者武三思、秦桧，而非中宗、髙宗也。明王世贞父忬死世宗时，穆宗即位，世贞兄弟诣阙讼寃，言杀臣父者严嵩非先帝，竟以等于无极之诛矣。独嵇绍忠晋，君子非之，叔夜未尝臣司马昭，绍之视王裒为有忝焉。
又
北梦琐言》五代唐明宗时，襄邑人周威，父为人所杀，不雪父寃，有状和解，降勅赐死。
推刃之道也
栁子厚驳徐元庆复讐议引此
又
朱谦之所生母亡，假葬田侧，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齐永明中，谦之手刃幼方，诣狱自繋。武帝虑其报复，遣谦之随曹武西行。幼方子怿于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兄防之又刺杀怿。梁武帝曰：“此皆义事，不可问，悉赦之。”怿与防之皆所谓不除害者也。沈顗有弟死于孝，兄殉于义，孝友之节萃此一门之叹。昌黎谓“父子相杀无已时”，正谓此等耳。
又
荀悦《申鉴》复讐古义也，曰：“纵复讐可乎？”曰：“不可。”然则如之何？曰：“依古复讐之科，使父讐
译两观是微小的建筑。
崔豹《古今注》说：阙，就是观。古代常在宫门前树立两座观，用来标志宫门。登上它可以远望，所以叫作观。人臣到了这里，就想到自己有所缺失，所以叫作阙。《春秋》说取代汉朝的人，是当涂高。杜琼说：魏阙是名字，当涂而高，圣人只是取类比象而言罢了。
又
顾炎武说：“《礼运》篇记载，从前孔子参加蜡祭的宾客，事情结束后在观上游玩，两观就是阙。阙门之下，那个里巷就名叫阙里，孔子的住宅就在那里。《水经注》说：‘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所以名叫阙里。’”
又
《三辅旧事》记载：未央宫东面有苍龙阙，北面有玄武阙。魏文帝时的歌谣说：‘长安城西有双圆阙，上面有一对铜爵鸟，鸣叫一次五谷生长，再鸣叫一次五谷成熟。’《丹阳记》记载：‘晋大兴年间，议论的人都认为汉司徒义兴许彧墓前的双阙高大壮观，可以迁移安装到别处。’王导不愿意，后来陪同皇帝出宣阳门，向南望牛头山，指着西峰说：‘这就是天阙，哪里需要劳烦改建呢？’元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宋书》记载：‘孝武帝大明七年，在博望梁山建立双阙。’梁代《典》记载：‘天监七年，下诏说：‘从前晋朝皇室南迁，日不暇给，两观没有修筑，悬挂法令没有地方。如今礼制兴盛教化光大，劳役事务简省，就可以营建象阙，来标志旧制。’吴郡陆倕作《石阙铭》，冠绝当时，皇帝赐给他束帛。
亏损君主的道义，报复父亲的仇人，臣子是不做的。
阖闾将要为伍子胥发兵，伍子胥推辞了，以等待蔡侯的过失，含忍以观察变化，不是游谈以逞快心意。传文的语气深深赞许伍子胥，况且因为楚平王无道，听信谗言杀害忠良，费无忌的死，怎么能叫作受诛杀呢？《公羊传》与《左传》抵牾很多，唯独这件事最为契合。贾逵条列《左氏》二传异同，举出祭仲、纪季、叔术、伍子胥之类。章怀太子注认为《公羊传》不允许伍子胥复仇，反而用推刃加于伍子胥，是以言辞害义了。我作《伍员论》引用“父亲不受诛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认为《公羊传》深深悲悯臣子之心，私下认为得到了正确的解释。
君主如果有忧虑中原的心，那么这时候就可以行动了。
《新序》说：“楚人发兵讨伐蔡国，蔡国向吴国请求救援。伍子胥说：‘蔡国没有罪过，是楚人无道。君主如果有忧虑中原的心，那么这时候就可以行动了。’于是发兵讨伐楚国，终于在柏举打败楚人，成就了伯道，这是伍子胥的谋略。”
父亲不受诛杀，儿子复仇是可以的。
《唐书·孝友传》记载报父仇的七人：王君操、赵师举获得宽贷，其余安常抵死，张瑝、张琇都被杖杀，智寿兄弟只杀了智爽，徐元庆受诛杀而旌表闾里，因为陈子昂的议论。梁悦流放循州，因为韩愈的状文。柳子厚驳斥陈子昂，宋代胡明仲非议裴耀卿，都主张伸张孝子的情理。明代丘仲深引为士师，就可以杀他，说不控告官府，风气不可长，也是以严明专杀的禁令。然而孟子是为“现在有杀人者”设法，而不是为“现在有杀人之父者”设的。《周礼》调和人和难父之仇，放逐到海外，就是孔子“不共戴天”的宗旨。大概列国分疆，仇敌容易躲避，再用申诉冤屈控告的说法来约束，那么人子的情理郁结而变为恶行的，就会肆无忌惮。后世天下一家，那么官府的法令容易伸张，复仇的人也可以审量而行。后儒的议论，所以与三代以前不同。
又
自敌以下，才有仇君，是命定的。君主讨伐臣子，谁敢仇视他？然而伍员、宰嚭为吴国谋划讨伐楚国，论世的人不认为不对，因为父亲没有受诛杀。而且深深记载楚平王的恶行，以明示君主的大戒。后世忠臣死非其罪，追防其子孙，就认为是朝廷的盛典。唐代袁恕己的孙子袁高侍奉代宗，宋代岳飞的孙子岳珂侍奉宁宗，都成为名臣，因为他们所仇视的是武三思、秦桧，而不是中宗、高宗。明代王世贞的父亲王忬死在世宗时，穆宗即位，王世贞兄弟到阙下讼冤，说杀臣父的是严嵩而不是先帝，最终等同于无极之诛杀了。唯独嵇绍忠于晋朝，君子非议他，嵇康不曾臣事司马昭，嵇绍看待王裒是有愧的。
又
《北梦琐言》记载：五代唐明宗时，襄邑人周威，父亲被人所杀，不雪父冤，有状和解，降敕赐死。
推刃之道也
柳子厚驳徐元庆复仇议引用此
又
朱谦之的生母去世，假葬田侧，被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齐永明中，谦之手刃幼方，诣狱自系。武帝顾虑其报复，派遣谦之跟随曹武西行。幼方之子朱怿在津阳门伺杀谦之，谦之之兄朱防之又刺杀朱怿。梁武帝说：“这都是义事，不可问罪，全部赦免。”朱怿与朱防之都是所谓不除害的人。沈顗有弟弟死于孝，哥哥殉于义，孝友之节萃集于此一门之叹。韩愈说“父子相杀无已时”，正是指这类情况。
又
荀悦《申鉴》说复仇是古义，说：“放纵复仇可以吗？”说：“不可以。”那么怎么办？说：“依据古复仇的科条，使父仇
避诸异州千里，兄弟之讐避诸异郡五百里，从父从兄弟之讐避诸异县百里，弗避而报者无罪，避而报之者杀。犯王禁者罪也，复讐者义也。以义报罪，从王制顺也；犯制逆也。”
译躲避仇人到其他州，距离千里；躲避兄弟的仇人到其他郡，距离五百里；躲避堂兄弟的仇人到其他县，距离百里。不躲避而报仇的无罪，躲避了却去报仇的处死。触犯君王禁令的是罪，为亲复仇的是义。用义来抵偿罪，是顺从君王制度；触犯制度则是悖逆。
二名非礼也
礼，二名不偏讳。固许命名者以二名也。古人二名不可枚举，何注既已详之。就鲁臣则如无骇帅师入极，公子庆父伐余丘，叔孙得臣如京师，书于经而未尝讥，亦不可枚举。乃曰定哀之间无所复为讥，惟有二名故讥之。则定五年，季孙意如卒，叔孙不敢卒，并书而不讥。而三年，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何忌之名亦先见于经矣。其围郓与哀十三年，晋魏多侵卫，盖经文偶脱简耳。自公羊刱为支离之説，而西汉率祖之，王莽遂禁天下二名。匈奴单于囊知牙斯，亦令止称知。笑破中外。
弑千乗之主而不克
阳虎车数十乗，是百乗之陪臣也。称季氏为千乗之主，是千乗之大夫也。
璋判白 ▯青纯
何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诸侯。鲁得郊天，故锡以白。不言璋，言玉者，珪、璧、琮、璜、璋五玉尽亡之也。传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礼。珪以朝，璧以聘，琮以▯兵，璜以▯众，璋以徴召。纯縁也，谓縁甲▯也。千嵗之▯，青髯，明于吉凶。《周礼》大宗伯以赤璋礼南方。玉人之事：大璋，中璋九寸；邉璋七寸，射四寸，厚寸；牙璋中璧七寸，射二寸，厚寸。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
水经注》汶水东南流迳▯隂之▯田山，在博县北，孔子所作▯山操也。又西南迳阳闗故城，本钜平县之阳闗亭，阳虎据之以叛，焚莱门而奔齐者也。蛇水西南迳夏晖城，齐侯送姜氏于卞讙是也。沂水东南流迳东苑故城，左传莒鲁争郓，为日乆矣，今城北郓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员亭，故鲁郓邑。」按诸地，皆所谓汶阳之田，鲁与齐错壤，去来不常。阳虎以讙阳闗叛入于齐，至是齐景公心折孔子之知礼，从晏子之説，谢过以质而来归田。孔子从此与闻国政，所谓见行可之仕也。后篇遂有堕郈、堕费以治陪臣之事。
齐人为是来归之
何注：齐侯自夹谷归，谓晏子曰：“寡人获过于鲁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谢过以质，小人谢过以文。齐尝侵鲁四邑，请皆还之。”胡氏又引《法言》曰：“仲尼用于鲁，齐人章章归其侵疆；桓公以义责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礼责齐，而齐人归地。皆书曰‘来’，序绩也。”
曷为帅师堕郈
孔子闻鲁政未乆，堕三都而公敛处父龁之。然鲁之不为季氏篡者，其功全在堕费。自季孙宿继行父而专政，即于襄七年城费。自是仍世跋扈，公然逐君，由恃费以无恐。自以为勇夫重闭，若董卓之郿坞矣。赵鞅使尹铎保障晋阳，传其子无防。田文擅齐，营三窟于薛。季之不遂其篡鲁者，幸南蒯、阳虎皆据费以叛之。物腐先蠧，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乗机利导其説得入耳。郈亦有侯犯之叛，成则尝受齐围，又为晋所取以畀杞。金革流移，民心未固。三桓私邑皆不至大都耦国。孔子有见行可之仕，帅师堕费者，拔本塞源之要务也。
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
东坡语林：「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曹操疑其论，建渐广，遂杀融。晏子曰：田氏之僭，惟礼可以已之。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収公利，婴能知之而不能为也。孔子以羁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举治世之礼，以律耦国之臣，堕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己。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
五堵而雉
毛诗传》一丈为板，合之五板之堵，五堵之雉，是一雉为二十五丈也。《左传》杜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堵止得三丈矣。《诗》郑笺以为板广六尺，《周礼》以为板广二尺，何休注则曰八尺为板。诸家説既悬絶，参合总无以相通。正义依左氏説，郑伯之城方五里，积千五百步，大都三国之一，则五百步。五百步为百雉，则知雉五步。五步于度长三尺，则雉长三丈也。雉之度量于是定。
君侧之恶人也
国列六卿，而范、中行未尝得君，何云君侧？若君侧，荀跞足以当之，乃左袒赵氏者也。盖寅与吉射欲图雄霸，而才不足以济，有类乎叛曹操之杨奉、韩遂。赵鞅叛服不
译两个字的名称不符合礼制。
礼制规定，对于双字名不必避讳其中一字。这本来就已经允许命名者使用双字名了。古人使用双字名的情况不可胜数，何休的注疏已经详细列举过了。仅就鲁国的大臣而言，比如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公子庆父攻打余丘，叔孙得臣前往京师，都记载在经文中而没有受到讥讽，也是不可胜数的。于是有人说，定公、哀公年间不再有其他讥讽，只有因为双字名才加以讥讽。那么定公五年，季孙意如去世，叔孙不敢记载其卒，两者都记载了却没有讥讽。而哀公三年，仲孙何忌与邾子在拔地结盟，何忌这个名字也早已出现在经文里了。至于围郓和哀公十三年晋国魏多侵犯卫国，大概是经文偶尔脱漏了简册罢了。自从《公羊传》创立了支离破碎的说法，西汉学者大多效法它，王莽于是禁止天下使用双字名。匈奴单于囊知牙斯，也被命令只称“知”。这真是让中外人士都笑破了肚皮。
杀害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却没有成功。
阳虎拥有几十辆兵车，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的陪臣。称季氏为拥有千辆兵车的君主，这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
璋是剖开的白色玉片。〇青纯。
何休注解说“判”就是“半”，半个圭叫做璋。白色的藏于天子，青色的藏于诸侯。鲁国得以举行郊祀祭天，所以赐给它白色的玉。不直接说“璋”而说“玉”，是因为圭、璧、琮、璜、璋这五种玉都失传了。传文中提到“璋”，是因为郊祀祭天，尤其重视礼制。圭用于朝见，璧用于聘问，琮用于〇兵，璜用于〇众，璋用于征召。纯是边缘，指的是铠甲的边缘。千年的〇，长着青色的胡须，能明辨吉凶。《周礼》大宗伯用赤璋祭祀南方。玉人的职事：大璋，中璋长九寸；边璋长七寸，射长四寸，厚一寸；牙璋中璧长七寸，射长二寸，厚一寸。
孔子在季孙手下任职，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
《水经注》记载：汶水向东南流，经过〇隂的〇田山，在博县北面，是孔子创作〇山操的地方。又向西南经过阳关故城，本来是钜平县的阳关亭，阳虎占据这里叛乱，焚烧莱门后逃往齐国。蛇水向西南经过夏晖城，就是齐侯送姜氏到卞讙的地方。沂水向东南流，经过东苑故城，《左传》记载莒国和鲁国争夺郓地，很久了，现在城北的郓亭就是。京相璠说：“琅邪姑幕县南四十里的员亭，是原来的鲁国郓邑。”考察各地，都是所谓的汶阳之田，鲁国和齐国交错接壤，归属经常变化。阳虎凭借讙和阳关叛逃到齐国，到了这时，齐景公被孔子的知礼所折服，听从晏子的建议，谢罪并送出质子来归还田地。孔子从此参与国家政事，这就是所谓的“见行可之仕”。后篇于是有了堕毁郈邑、费邑以整治陪臣的事情。
齐国人因此来归还田地。
何休注解说：齐侯从夹谷回来，对晏子说：“我得罪了鲁侯，该怎么办？”晏子说：“君子用实质来谢罪，小人用言辞来谢罪。齐国曾经侵犯鲁国四个城邑，请全部归还。”胡氏又引用《法言》说：“仲尼在鲁国被任用，齐国人纷纷归还他们侵占的疆土；桓公用道义责备楚国，而楚国人请求结盟；夫子用礼制责备齐国，而齐国人归还土地。都记载为‘来’，这是记录功绩。”
为什么率领军队堕毁郈邑？
孔子听闻鲁国政事不久，堕毁三座城邑，而公敛处父却咬他。然而鲁国没有让季氏篡位，功劳全在于堕毁费邑。自从季孙宿继承行父专权，就在襄公七年修筑费邑。从此世代跋扈，公然驱逐君主，因为倚仗费邑而无所畏惧。自认为勇夫重门紧闭，就像董卓的郿坞一样。赵鞅派尹铎保卫晋阳，传给儿子无防。田文专权齐国，在薛地经营三个窟穴。季氏没有成功篡夺鲁国，幸好南蒯、阳虎都凭借费邑叛乱。事物腐烂先从内部开始，孔子在季孙手下任职，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乘机引导，他的建议得以被采纳。郈邑也有侯犯的叛乱，成公时曾经遭受齐国围攻，又被晋国夺取后给了杞国。战乱流离，民心未定。三桓的私邑都没有达到大都耦国的程度。孔子有见行可之仕，率领军队堕毁费邑，是拔本塞源的重要任务。
大夫家中不收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高的城墙。
《东坡语林》记载：“孔融说：古代王畿千里，寰内不封建诸侯。曹操怀疑他的言论，逐渐扩大势力，于是杀了孔融。晏子说：田氏的僭越，只有礼制可以制止。礼制规定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取公利，我能知道却不能做到。孔子以羁旅之臣的身份，执政一个月，就能举用治世的礼制，来约束耦国的臣子，堕毁名都，取出藏甲，而三桓不怀疑他害自己。这一定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的地方。”
五堵为一雉。
《毛诗传》说：一丈为一板，合起来五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即一雉为二十五丈。《左传》杜预注：“一平方丈叫堵，三堵叫雉。”一堵只有三丈了。《诗》郑玄笺认为板宽六尺，《周礼》认为板宽二尺，何休注则说八尺为一板。各家说法相差悬殊，参合起来总无法相通。《正义》依据左氏的说法，郑伯的城方圆五里，积累一千五百步，大都是三国的三分之一，即五百步。五百步为一百雉，则知道一雉为五步。五步在长度上等于三尺，则一雉长三丈。雉的度量于是确定。
君主身边的恶人。
国家列出六卿，而范氏、中行氏不曾得到君主的信任，为什么说在君主身边？如果在君主身边，荀跞足以当之，却是袒护赵氏的人。大概寅与吉射想要图谋称霸，而才能不足以成就，类似于背叛曹操的杨奉、韩遂。赵鞅叛服不
又
李梧冈曰：晋之六卿，弁髦其君，瓜分其国，皆不臣之徒也。而赵氏地尤大，势尤横。即以卫贡一事言之，午非叛臣，罪不至死。鞅以私怒，不请于晋君，而擅杀之，残暴已甚。寅以甥故而党午，吉射以姻故而袒寅，遂至连兵相攻，矢及君屋。君子平情定罪，犹当首鞅而从范、中行。特赵氏有韩、魏之助，终以归国，而范、中行遂至灭亡。公羊以成败论人，重与鞅而深诛寅、吉射。春秋书曰：「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续书「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均之叛人也，则均之君侧之恶人也。若一与而一夺，是犹退虎而进狼，爱蛇而恶虺，亦异于春秋之旨矣。
又
后世人臣举兵相攻，动以清君侧为词。王敦举兵武昌，托名于诛刘隗、刁协；蘓峻举兵歴阳，托名于诛庾亮，皆事不成而被戮。然当江东立国之初，震惊王室，其为祸已不细矣。司马懿讨曹爽兄弟，事成而遂移魏祚。殷仲堪、王恭请诛王国寳、司马道子，所谓再举晋阳之甲者也。始得志而继以灭亡，晋祚乃倾于伪楚，终归刘宋矣。嗣后之托此名者，不可偻指。赵鞅者，懿裕之先路也。公羊指荀、范为君侧之恶人，闇于时事而悖经指甚矣。
于越败吴于醉里
左谷皆作檇李。《汉书》地志注云：「就李古名如是。」好事者谓檇李以果得名，食之味美。《水经注》则云：「辟塞，秦汉总属防稽。」三国孙吴黄龙三年，由拳野谷自生，名曰吴兴，又改为嘉兴。晋初分防稽、吴郡为两治，嘉兴隶吴郡。《唐书》名臣陆防等传称：「苏州嘉兴人。」石晋天福三年，始以嘉兴县为秀州，不复隶苏。吴《公羊》于吴越之战无传，其经曰：「醉里。」一説云：「吴王醉西施于此。」等诸朝歌之命名，则阖闾时不应先有此称。今《嘉兴志》亦载之。
何以不称夫人哀未君也
严开止曰：“经自君氏卒而外，未有书其终事而不以夫人称、不以小君葬者。盖子为继体，则虽妾母而未尝不尊以夫人。自成风以来，已为故事矣。今言姒氏，不言夫人；言卒而不言薨；书葬而不言我小君。岂哀实其子而未成为君，未敢尊以夫人之礼欤？以斯知妾母为夫人，子尊之也。然僖元年，既书夫人姜氏薨于齐；文四年，又书夫人风氏薨。则僖有二母矣。文十八年，既书夫人姜氏归于齐；宣八年，又书夫人嬴氏薨。明宣有二母矣。襄二年，既书夫人姜氏薨；四年，又书夫人姒氏薨。明襄有二母矣。哀公姒氏之子，定何以无适妻欤？定之入为鲁侯也，当已有妻。公子娶妻，宜不书于防，而其薨与葬又在春秋后，以故终不见经。假令姒氏而卒于定公未薨之前，则并不见经；假令姒氏而卒于哀公即位之后，则史仍以夫人称矣。此皆防书之大体。”
哀公
灵公逐蒯瞆而立辄
从左传之文，则立辄之议出自子郢。公谷两传皆曰受之王父。朱子注论语，原只曰“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故名不正”。答方伯谟书乃曰：“▯山以为有灵公之命，《左传》《史记》皆无此説，忘却公谷两传矣。即使南子听郢之言而立辄，亦必以灵公遗命临之。汉魏以下，母后专政，防立称遗诏者多矣，岂能辩其非先君之命乎？”且曰：“冉有、子贡疑嫡孙承重，似有可立之理。太子现在，何有于孙？髙齐之长广夺位，盖以文襄既死耳。辄与蒯瞆争国之由，当从公谷为是。”
不以父命辞王父命
汉昭帝时，有男子自称卫太子，诣北阙。京兆尹隽不疑径叱吏収缚之，曰：“昔蒯瞆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注：顔师古曰：“石防姑受命于灵公，立辄，防姑之义，固可以距蒯瞆者也。汉世重《公羊》，常引决朝廷事，如此类。”
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
祭法：王为羣姓立社，曰大社；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自为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矣。又《郊特牲》篇于天子大社之下曰：「丧国之社，屋之孔疏。」因言又各有胜国之社，是为三社。此特天子有之耳。《左传》间于两社为公
译又
李梧冈说：晋国的六卿，把国君当作帽带和发饰那样轻贱，瓜分了晋国，都是不忠的大臣。其中赵氏的地盘最大，势力最霸道。仅以卫国进贡这件事来说，卫侯午并非叛臣，罪不至死。赵鞅因私怨，不向晋君请示，就擅自杀了他，残暴到了极点。荀寅因为外甥的缘故偏袒卫侯午，士吉射因为姻亲的缘故袒护荀寅，于是导致双方联合军队互相攻打，箭射到了国君的屋上。君子平心静气地定罪，还应当首先惩罚赵鞅而顺从范氏、中行氏。只是赵氏有韩氏、魏氏的援助，最终得以回归晋国，而范氏、中行氏却因此灭亡。《公羊传》以成败论人，看重赵鞅而深责荀寅、士吉射。《春秋》记载说：“秋天，晋国赵鞅进入晋阳叛变。”接着记载“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叛变。”既然都是叛臣，那么都是国君身边的恶人。如果一方面顺从一方面剥夺，这就好比赶走老虎却放进狼，喜爱蛇却厌恶毒蛇，这也违背了《春秋》的宗旨了。
又
后世臣子起兵互相攻打，动不动就以清除国君身边的奸邪为借口。王敦在武昌起兵，借口诛杀刘隗、刁协；苏峻在历阳起兵，借口诛杀庾亮，都是事情没成功而被杀。然而在江东建立国家之初，震惊王室，其造成的祸患已经不小了。司马懿讨伐曹爽兄弟，事情成功后就转移了魏国的国运。殷仲堪、王恭请求诛杀王国宝、司马道子，这就是所谓再次举起晋阳的军队。起初得志接着就灭亡，晋国的国运于是倾覆于伪楚，最终归于刘宋。此后借这个名义起兵的人，多得数不清。赵鞅是司马懿的先驱。《公羊传》指斥荀寅、范氏为国君身边的恶人，对时事昏暗不明，违背经义太严重了。
于越在醉里打败吴国
《左传》《谷梁传》都写作檇李。《汉书·地理志》注说：“就李古名就是这样。”好事的人说檇李因果实得名，吃起来味道鲜美。《水经注》却说：“辟塞，秦汉时统属防稽。”三国孙吴黄龙三年，由拳野谷自然生长，名叫吴兴，又改为嘉兴。晋初分防稽、吴郡为两个治所，嘉兴隶属吴郡。《唐书》名臣陆防等传称：“苏州嘉兴人。”石晋天福三年，才把嘉兴县设为秀州，不再隶属苏州。吴《公羊》对吴越之战没有传文，其经文说：“醉里。”一种说法是：“吴王在这里让西施醉酒。”这如同朝歌的命名，那么阖闾时不应先有这个称呼。现在《嘉兴志》也记载了这件事。
为什么不称夫人，因为哀公还没有成为国君
严开止说：“经文除了‘君氏卒’之外，没有记载其终事而不称夫人、不以小君安葬的。因为儿子继承君位，那么即使是妾母也未曾不尊称为夫人。自从成风以来，这已经成为惯例了。现在说姒氏，不说夫人；说卒而说不说薨；记载安葬而说不说我小君。难道是因为哀公实际上是她的儿子但还没有成为国君，不敢用夫人的礼仪尊崇她吗？由此可知妾母被称为夫人，是儿子尊崇她的。然而僖公元年，已经记载夫人姜氏在齐国去世；文公四年，又记载夫人风氏去世。那么僖公有两位母亲了。文公十八年，已经记载夫人姜氏回到齐国；宣公八年，又记载夫人嬴氏去世。显然宣公有两位母亲了。襄公二年，已经记载夫人姜氏去世；四年，又记载夫人姒氏去世。显然襄公有两位母亲了。哀公姒氏的儿子，定公为什么没有嫡妻呢？定公入主成为鲁侯时，应当已经有妻子。公子娶妻，适宜不记载在防地，而他的去世与安葬又在《春秋》之后，所以最终不见于经文。假如姒氏在定公去世之前去世，那么经文也不会记载；假如姒氏在哀公即位之后去世，那么史官仍然会称她为夫人。这些都是防书记载的大体原则。”
哀公
灵公驱逐蒯瞆而立辄
根据《左传》的文字，立辄的提议出自子郢。《公羊传》《谷梁传》都说受命于祖父。朱子注《论语》，原本只说“出公不以其父为父而以其祖为父，所以名不正”。回复方伯谟的信却说：“〇山认为有灵公的命令，《左传》《史记》都没有这种说法，忘记了《公羊传》《谷梁传》了。即使南子听从子郢的话而立辄，也必定以灵公的遗命来压制。汉魏以后，母后专政，防立称遗诏的多了，怎么能辩白那不是先君的命令呢？”并且说：“冉有、子贡怀疑嫡孙承重，似乎有可以立他的道理。太子还在，哪里轮得到孙子？高齐的长广夺位，大概是因为文襄已经死了。辄与蒯瞆争夺国家的原因，应当以《公羊传》《谷梁传》为是。”
不以父命辞王父命
汉昭帝时，有男子自称卫太子，到北阙。京兆尹隽不疑直接喝令吏人逮捕捆绑他，说：“从前蒯瞆违命出奔，辄拒绝而不接纳，《春秋》肯定这种做法。”注：颜师古说：“石防姑受命于灵公，立辄，防姑的道义，本来就可以拒绝蒯瞆。汉代重视《公羊》，常引用它来决断朝廷事务，就像这类情况。”
蒲社是什么？是亡国的社稷
《祭法》：国君为百姓立社，叫大社；为自己立社，叫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叫国社；为自己立社，叫侯社。这样各有两个社了。又《郊特牲》篇在天子大社之下说：“亡国的社稷，屋顶开孔。”接着说又有战胜国的社稷，这是三个社。这只有天子才有。《左传》在两社之间为公
室辅，鲁盖止二社。」哀四年亳社灾，《谷梁传》曰：「亳亡国也。」是谓亡国之社，诸侯亦有之。《公羊》则曰：「蒲社何？」注因云：「先世之亡国在鲁境。」愚谓侯国而有亡国之社，则如成王灭唐而封叔虞，晋应以唐为亡国之社；齐之先为爽鸠、逢伯，齐应以爽鸠、逢伯为亡国之社。乃如襄三十年鸟鸣于亳社，亳社之在宋，方且以为先王之故址，拟诸晋之唐、齐之爽鸠、逢伯，有间忍视为亡国乎？故亳社之为亡国之社，惟周有之。然厥后哀七年鲁伐邾，执邾子益献于亳社，则鲁诚有亳社矣。或如《明堂位》备四代之服器官，而亳社之制与王室同欤？
译“室辅，鲁大概只有两个社。”哀公四年亳社发生火灾，《谷梁传》说：“亳是亡国。”这就是说亡国之社，诸侯也有。《公羊传》则说：“蒲社是什么？”注释因此说：“先世的亡国在鲁国境内。”我认为侯国如果有亡国之社，那么就像成王灭唐而封叔虞，晋国应该以唐为亡国之社；齐国的先人是爽鸠、逢伯，齐国应该以爽鸠、逢伯为亡国之社。然而像襄公三十年鸟在亳社鸣叫，亳社在宋国，当时还把它当作先王的旧地，与晋国的唐、齐国的爽鸠、逢伯相比，怎么忍心把它视为亡国之社呢？所以亳社作为亡国之社，只有周王室才有。然而后来哀公七年鲁国攻打邾国，俘虏邾子益献给亳社，那么鲁国确实有亳社了。或者像《明堂位》那样具备四代的服饰器物，而亳社的制度与王室相同吗？
又
宋髙宗时，临安大火。魏矼言：「春秋间数火灾，説者谓孔子有徳不能用，季孙有恶不能去，故天降之咎。」
丧以闰数也
仪礼》中月而禫，郑氏注与大祥间一月，凡二十七月。朱子《家礼》云：“自丧至此，不计闰，二十七月。”此三年之丧不计闰之明文。至谓大功以下丧以闰数，自《公羊子》而外，罕有及此者。惟《戴记》《三年问》篇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孔疏：“天地之气，三年一闰。三年者，取象于一闰；期者，取象于一周。九月者，以象阳数，又象三时而物成也。五月以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时而气变。”五服之节，皆取法于天地。愚窃以天道三嵗一闰，五嵗再闰，是每闰恰当二十七个月之数。三年之丧不用三十六月而用二十七月，正以一闰为三年，一周为一期，期与周之不计闰，无疑义矣。至九月以象阳数，若加以一闰十月，即非阳数。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时，若加以闰月六月、四月，皆非五行与一时之数。《丧服小记》：“九月、七月之丧，三时也；三月之丧，一时也。”郑注：“丧之节应嵗时之气。”故《公羊》谓“丧以闰数”，者有本有原，乃象天地之谓也。《谷梁》云：“丧事不数”，亦止论三年丧不计闰之意，未及大功以下。郑志答赵商之问，可为定着。
又
隋献皇后崩，牛▯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于是下诏除期练之礼。
所乐乎为君者欲立则立之
孔子所谓一言丧邦也。李勣阿髙宗之私意，以乱唐；陈乞狙景公之乱命，以窃齐。
闯然公子阳生也
此与胥午伏栾盈而觞曲沃人，乐作，盈出，徧拜坐人，刼众举事，智术一辙。
所以赂齐也
愚庵曰：「左氏以季姬未归，故齐人来讨；公谷以齐为邾，故取讙阐。叶石林辨之云：『邾子益，齐出也。鲁以邾子来，则齐人取讙阐；归邾子，则齐人归讙阐。』左氏説非人情，公谷近实。」
讥始用田赋也
注田谓一井之田赋者，敛取其财物也。若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孔疏《家语·政论篇》：“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赋法焉。”又《鲁语》孔子谓冉求曰：“田一井，出稯禾、秉刍、正米，不是过也。”二文皆论此经用田赋之事。
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
刘氏意林》曰：吴战天下，威强诸侯，动不以徳义，春秋所恶也。何縁而以两伯之辞言之？曰：天下无王乆矣，夷狄皆僭号叛命，莫能尊周，吴独自卑贬其号，率诸侯以奉天子。其事虽浅近，不得不引而进之。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者，此之谓也。虽有恶人，齐戒沐浴，可以祀上帝。吴子之霸也，不亦宜乎？
又
既言吴主防矣，又咏叹以足之。其词若有憾焉，实是推许之至。据吴语为事实，合之《公谷》两传之评。夫差于此，齐晋前驱，鲁卫骖乗，滕薛侠毂而趋，告劳周室，实有方驾桓文，挥斥庄缪之意，而蹶于中道之一跌，易所谓智小而谋大，覆公餗其刑剭者也。悲夫！
其言于东方何见于旦也
王伯厚曰：「星孛东，在于越入吴之后，彗见西方，在卫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着矣。」
反袂拭面涕沾袍
琴操》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获麟，击之，伤其左足，以示孔子。孔子道与相逢，俯而泣，抱麟曰：“尔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仰视其人，龙顔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须臾吐三卷图，一为赤伏，刘季兴为王；二为周灭，夫子将终；三为汉制造作《孝经》。夫子还，谓子夏曰：“新主将起，其人如得麟者。”
孰为来哉孰为来哉
王仲任曰：「儒者説以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圣也。夫麟为圣王来，孔子不王，而时王鲁君，无感麟之徳，怪其来而不知所为，故曰：『孰为来哉？』知其不为治平而至，为已道穷而来，望絶心感，故涕泣沾襟。」
孔子曰吾道穷矣
杜元凯曰：「麟鳯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所归，此圣人所为感也。絶笔于获麟之一
译又
宋高宗时，临安发生大火。魏矼说：“春秋时期多次发生火灾，解说者认为这是因为孔子有德行而不能被任用，季孙有恶行而不能被去除，所以天降下灾祸。”
丧期以闰月计算
《仪礼》规定在闰月举行禫祭，郑玄注解说与大祥之间相隔一个月，总共二十七月。朱熹《家礼》说：“从丧事开始到这里，不计算闰月，共二十七月。”这是三年之丧不计算闰月的明确记载。至于说大功以下的丧期要计算闰月，除了《公羊传》之外，很少提及这一点。只有《礼记·三年问》篇，向上取象于天，向下取法于地。孔颖达疏解说：“天地之气，三年出现一次闰月。三年之丧，取象于一次闰月；一年之丧，取象于一个周年；九月之丧，取象于阳数，又取象于三个季节万物成熟；五月之丧，取象于五行；三月之丧，取象于天地一个季节而气候变迁。”五服丧期的节制，都取法于天地。我私下认为，天道三年一闰，五年两闰，每次闰月恰当对应二十七个月之数。三年之丧不用三十六个月而用二十七月，正是以一次闰月为三年，一个周年为一年，一年与周年不计算闰月，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九月取象于阳数，如果加上一个闰月变成十月，就不再是阳数了。五月取象于五行，三月取象于一个季节，如果加上闰月变成六月、四月，都不符合五行与一个季节的数目。《丧服小记》说：“九月、七月的丧期，对应三个季节；三月的丧期，对应一个季节。”郑玄注解说：“丧期的节制应合岁时的气候。”所以《公羊传》说“丧期以闰月计算”，是有根据有源头的，乃是取象于天地的意思。《谷梁传》说：“丧事不计算（闰月）”，也只是论述三年之丧不计算闰月的意思，没有涉及大功以下的丧期。郑玄《郑志》回答赵商的提问，可以作为定论。
又
隋献皇后去世，牛〇认为三年之丧，祥祭和禫祭都有降等减杀的规定，为期一年的丧服在十一月举行练祭，没有可效法的象数，于是下诏废除为期一年丧服的练祭礼仪。
所乐于做君主的是想立谁就立谁
这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导致国家灭亡”。李勣迎合高宗的私意，扰乱了唐朝；陈乞窥测齐景公的乱命，窃取了齐国政权。
闯然是公子阳生
这与胥午埋伏栾盈而宴请曲沃人，音乐响起，栾盈出来，向在座的人遍拜，胁迫众人起事，智谋手段如出一辙。
用来贿赂齐国
愚庵说：“《左传》认为因为季姬没有归国，所以齐人来讨伐；《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齐国为邾国出兵，所以夺取讙阐两地。叶石林辩解说：‘邾子益，是齐国送出的。鲁国把邾子送来，齐人就夺取讙阐；鲁国归还邾子，齐人就归还讙阐。’《左传》的说法不符合人情，《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接近事实。”
讥讽开始实行田赋
注解说田指一井之田，赋指征收财物。就像汉朝征收民钱，以田地作为比率。孔颖达疏解《家语·政论篇》：“季康子想以一井田出赋税的方法。”又《鲁语》孔子对冉求说：“一井田，出稯禾、秉刍、正米，不超过这个限度。”这两段文字都论述此经实行田赋之事。
吴国在此，那么天下诸侯没有敢不来的。
刘氏《意林》说：吴国征战天下，威势强盛于诸侯，行动不依德行道义，是《春秋》所厌恶的。为什么用两位霸主的言辞来说它呢？回答说：天下没有天子很久了，夷狄都僭越名号背叛命令，没有人能尊崇周室，吴国独自降低自己的名号，率领诸侯来奉事天子。这件事虽然浅近，不得不引导并推进它。一旦克制自己回归礼制，天下归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有恶人，斋戒沐浴，也可以祭祀上帝。吴子称霸，不也是适宜的吗？
又
既然已经说了吴主会盟，又咏叹来补足它。其言辞好像有遗憾，实际上是推崇到了极点。依据《吴语》作为事实，结合《公羊传》《谷梁传》两传的评论。夫差在此，齐国晋国作为前驱，鲁国卫国作为骖乘，滕国薛国夹着车毂而奔走，向周室报告辛劳，实在有比肩齐桓公晋文公，挥斥秦穆公楚庄王的意思，而在中途跌倒，这就是《易经》所说的智小而谋大，颠覆公家的美食，其刑罚是车裂。可悲啊！
其在东方为何见于旦呢
王伯厚说：“星孛出现在东方，在越国进入吴国之后；彗星出现在西方，在卫鞅进入秦国之前，上天示警于人，明显了。”
反袖擦脸泪水沾湿袍子
《琴操》记载鲁哀公十四年，西狩，砍柴的人捕获麒麟，击打它，伤了它的左足，把它给孔子看。孔子在路上与它相逢，俯身哭泣，抱着麒麟说：“你是为谁而来？为谁而来！”反袖擦脸，仰视那人，龙颜日角。夫子捧着麒麟的嘴，不一会儿吐出三卷图，一是赤伏，刘季兴起为王；二是周朝灭亡，夫子将终；三是汉朝制造《孝经》。夫子回来，对子夏说：“新主将兴起，那人就像得到麒麟的人。”
为谁而来为谁而来
王仲任说：“儒者解说认为上天以麒麟任命孔子，孔子没有称王的圣德。麒麟是为圣王而来，孔子没有称王，而当时的君王鲁君，没有感动麒麟的德行，奇怪它的到来而不知道它为何而来，所以说：‘为谁而来？’知道它不是因为天下太平而至，而是因为自己的道穷尽而来，希望断绝心中感慨，所以泪水沾湿衣襟。”
孔子说我的道穷尽了
杜元凯说：“麟凤五灵，是王者的吉祥征兆。现在麒麟出现不合时宜，空有其应验而失去其所归，这是圣人所感慨的。绝笔于获麟之一
沈存中笔谈，史记年表，周平王东迁二年，鲁惠公方即位，则春秋当始惠公，而始于隠，故诸儒之论纷然。啖赵纂例于隠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东迁。”若茧，则春秋自合始隠，然与史记不同。不知啖赵得于何书？友人石端集一记年书，考论诸家年统，极为详密，其叙平王东迁，亦在惠公二年。予亟问石君，云出一史传中，遽检未得，终未见的据。
曰备矣
何邵公注人道浃王道备。太史公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愚作折诸随笔，采获见闻寡陋，就所得于二十一史诸子之书，至钜至细，比类相从，往往类化工之肖物。史公谓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吾谓论世者不可不读三传也。
又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于是乎，天人备矣。」
公羊折诸卷六
公羊附録
魏刘兰明《左氏春秋》而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见讥于世。后为国子助敎，静坐读书。有人叩门，兰命引入，▯巾单衣与兰坐，谓曰：「吾自是学士，何为每见毁辱？理义长短竟在谁而过？无礼见凌也。今欲相召，当与君正之。」言终而出。兰少时病死。
公羊折诸卷六
<经部,春秋类,三传折诸__谷梁折诸」。>
钦定四库全书
谷梁折诸卷首。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先正评说。
宣帝闻卫太子好谷梁，问韦贤、夏侯胜、史髙，皆鲁人，言谷梁本鲁学，公羊乃齐学也，宜兴谷梁。自元康中始讲授，郎十人。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嵗，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谷同异，公羊严、彭祖、申挽伊推，宋显、许庆谷梁尹更始，刘向、周庆、丁姓、玉亥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
晋元帝践阼时，《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公羊、谷梁省不置。太常荀菘上疏曰：“《春秋》公羊，其书精隠，明于断狱；谷梁简约，隠要。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丘明撰所闻为传，其书善礼，多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信多竒伟。儒者称公羊髙亲受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董仲舒之所善也。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时，刘向父子犹执一家，莫肯相从。其书文清义约，诸所发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载，亦足订正。是以三传并行，博士宜各置一人，以传其学。”
谷梁先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段肃、张靖等十余家注解。晋范甯以为肤浅，乃商略名例，为集解十二卷，例一卷。沈思积年，其义精审，为世所重。甯子泰、雍凯、从弟邵及其父汪门生、故吏、诸子之言，各记姓名。既而徐邈复为之注。
宋子京曰：「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髙、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囘舛，然犹悉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谬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讪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着，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
晁说之曰：「谷梁晚出于汉，因得监省左氏、公羊之违畔而正之。至其情深逺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也。范甯又因诸儒而博辨之，申谷梁之志也。其于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传，汲汲然不敢异同也。」
朱子语类曰：「或问公谷传大槩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尔。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着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已意，所以多乖舛。其有合道理者，是圣人之旧。」
王伯厚《困学纪闻》文中子谓范甯有志于《春秋》，徴圣经而诘众传。盖杜预屈经以申传，何休引纬以汨经，唯甯之学最善。”
赵木讷曰：「谷梁子之传，实頼范甯为多。如经书『干时之战』，我师败绩，赤曰：『不讳
译沈括《笔谈》中记载，《史记·年表》说周平王东迁的第二年，鲁惠公刚刚即位，那么《春秋》应当从惠公开始，却从隐公开始，所以诸儒的议论纷纷。啖助、赵匡在隐公下编纂条例，注了八个字说：“惠公二年，平王东迁。”如果像这样，那么《春秋》自然应当从隐公开始，但这与《史记》不同。不知道啖助、赵匡是从哪本书得到的？友人石端编纂了一部纪年书，考论各家的年代系统，极为详密，他叙述平王东迁，也在惠公二年。我急忙问石君，他说出自一部史传中，我立刻查找却没有找到，终究没有看到确切的依据。
完备了。
何邵公注解《人道》说“王道完备”。太史公说：“《春秋》文字达数万，其旨意数以千万计。事物的聚散，都在《春秋》中。”我作《折诸随笔》，采获见闻，虽然寡陋，就从我在二十一史及诸子书籍中所得到的，无论极大极小，分类相从，往往像自然造化那样肖似万物。太史公说有国家的人不可不知道《春秋》，我说论世的人不可不读三传。
又
《文中子》说：“《春秋》大概是以天道终结的吧？所以止于获麟。在这里，天人之道完备了。”
《公羊折诸》卷六
《公羊附录》
魏人刘兰阐明《左氏春秋》而排斥诋毁《公羊》，又非议董仲舒，因此被世人讥笑。后来他担任国子助教，静坐读书。有人敲门，刘兰命人引入，那人戴着巾、穿着单衣与刘兰同坐，对他说：“我本是学士，为什么每次见到你都遭受诋毁侮辱？理义的长短究竟在谁那里？是你无礼凌辱我。现在我想召你，应当与你辩明是非。”说完就出去了。刘兰不久病死。
《公羊折诸》卷六
<经部,春秋类,三传折诸__谷梁折诸」。>
钦定四库全书
《谷梁折诸》卷首。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先正评说。
汉宣帝听说卫太子喜好《谷梁》，询问韦贤、夏侯胜、史高，他们都是鲁国人，说《谷梁》本是鲁学，《公羊》是齐学，应当振兴《谷梁》。从元康年间开始讲授，郎官十人。到甘露元年，积累十多年，都明习，于是召集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在殿中大会，评定《公羊》《谷梁》的同异，《公羊》有严彭祖、申挽、伊推、宋显、许庆，《谷梁》有尹更始、刘向、周庆、丁姓、玉亥，议论三十多件事。萧望之等十一人，各自根据经义回答，多遵从《谷梁》。
晋元帝即位时，《左传》杜氏、服氏各置博士，《公羊》《谷梁》省去不置。太常荀崧上疏说：“《春秋》《公羊》，其书精微隐奥，明于断狱；《谷梁》简约，隐奥精要。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亲受，无不精究。左丘明撰写所闻为传，其书善于礼，多有膏腴美辞，张本继末，以发明经意，确实多有奇伟之处。儒者称《公羊》高亲自受业于子夏，立于汉朝，辞义清俊，断决明审，多可采用，是董仲舒所赞赏的。《谷梁》赤师徒相传，暂立于汉时，刘向父子尚且执守一家，不肯相从。其书文辞清简义理简约，诸多所发明，有的《左氏》《公羊》所不记载，也足以订正。因此三传并行，博士应当各置一人，以传承其学。”
《谷梁》先前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段肃、张靖等十多家注解。晋人范甯认为肤浅，于是商榷名例，作集解十二卷，例一卷。深思积年，其义精审，为世人所重视。范甯之子范泰、范雍、范凯，堂弟范邵及其父范汪的门生、故吏、诸子之言，各记姓名。不久徐邈又为之作注。
宋祁说：“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都出自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舛误，然而都本于圣人。其得与失，大概十五义或谬误。先儒敬畏圣人，不敢擅自更改。啖助在唐代，以治《春秋》闻名，摭拾讥讪三家，不本其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匡、陆质从而唱和，于是显于当时。呜呼！孔子去世，已经数千年。啖助所推究的，果真是孔子的意思吗？这未必一定。以未必一定而一定之，则是固执一己之见，而在世上倡导，则是诬妄。诬妄与固执，君子所不取。”
晁说之说：“《谷梁》晚出于汉，因而得以监省《左氏》《公羊》的违畔而正之。至于其情深远大者，真得子夏之所传。范甯又因诸儒而博辨之，申《谷梁》之志。其对是非也稍微公允了，不像征南（杜预）一切申传，汲汲然不敢异同。”
《朱子语类》说：“有人问《公羊》《谷梁》传大概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后门人弟子始笔之于书。回答说：想都是齐鲁间的儒者，其所著之书，恐怕有所传授，但都杂以己意，所以多乖舛。其有合道理者，是圣人之旧。”
王应麟《困学纪闻》引《文中子》说范甯有志于《春秋》，征圣经而诘众传。大概杜预屈经以申传，何休引纬以汨经，只有范甯之学最善。
赵木讷说：“《谷梁》子之传，实赖范甯为多。如经书‘干时之战’，我师败绩，赤曰：‘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