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折诸卷二十六

译“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写”哀公篇

楚子包围蔡国，是为了报复柏举之战。

《春秋》经文记载楚子、随侯、许男包围蔡国，《史通》对此提出驳议，说：“许国既然已经灭亡，国君被俘，国家覆亡，怎么还能重新位列诸侯，发兵围困他国呢？”其中间的事迹，必定有合理的解释。然而经文没有记载，传文也缺失，疏漏到了这种地步，推究寻思难以知晓。杜预注解说：“《春秋》定公六年，郑国灭亡许国，这里再次出现许国，大概是楚国重新封立了它。”杜预所说的，乃是推测性的说法。《左传》像灭亡鄫国之类的事件，必定推究其原委，没有像这样含糊不清的。遵循经文确立体例，依据经文终结义理，在这里确实无法应对，可见杜预已经知晓其难处了。查考楚平王即位后便封立陈、蔡两国，那些被楚灵王灭亡的国家，许国因为畏惧郑国，只依附楚国，楚昭王复国后封立许国，这确实是事情必然的发展。孔颖达的疏解与杜预的注解相符合，只是没有明确依据经文和传文罢了。《公羊传》对于陈、蔡的复国说：“不赞成楚国擅自封立”，对于许国的擅自封立，也曾以此责备楚昭王。

译在夫椒击败越国。

注：吴郡吴县西南的太湖中有椒山。后来越国击败吴国，也是在笠泽。两国都是水军作战，所以知道是在太湖中。

又

《媿庵录》说：吴国最初讨伐越国时，岁星在牵牛宿，史墨占卜，认为越国得岁星之利，吴国讨伐它，必定会遭受祸患。越人迎击，阖闾被歼灭。这是吴国违背天意，因此有了檇李的败绩。夫差蓄积愤恨，希望必定报复，人的谋划已经确定了。但越国得天时，还不能逞强。勾践不采纳范蠡的劝谏而先发动袭击，最终大败，这是越国违背人事，因此有了会稽的耻辱。

越王率领五千甲士和盾牌手退守会稽。

《绍兴志》：会稽山上，勾践与吴国交战，大败，栖身其中，山下是牧鱼池，那里的利益不征收租税。旧经记载越王城在县东南一十里。《十道志》说：那是城天门。天门应当关闭开启，必定招致虎患。曾经观察吴国战胜越国，越国虽然大败，仍然凭借五千甲士盾牌手据险抵抗，所以得以不灭亡。这与汉朝讨伐宛城没有不同，宛城得以保存，也是因为中城没有攻下。难道仅仅是因为进献贿赂请求结盟而得以保存吗？吴国的灭亡，是因为束手就擒，请求用侍奉吴国的方式侍奉越国，必定不能成功。

逃奔到有虞氏。

皇甫谧说：“《尚书》记载舜嫁女到有虞氏，因此以虞为氏。现在河东大阳县西山有虞城，周朝封仲雍的后代为虞国，就是那个地方。”

虞思于是把两个姚姓女子嫁给他。

朱子《漫记》：“上虞、余姚两个县都以舜命名，而上虞的村落又有号称百官的，俗传是百官牛羊的地方，有人说四周多有舜的事迹，怀疑是其子孙所封，然而不可考证。上虞旁边的嵊县，有戈、过两个姓氏，就是少康所灭的羿、浞的党羽，他们的子孙聚集在一个县，又靠近禹埋葬的地方，不知是什么缘故。”

而越国在少康时强大起来。

不共戴天的仇敌，不是进献贿赂所能化解的。而吴国与越国，不能并存，怎么能不为日后考虑呢？伍员劝谏君主，只应当举出大义和大势来争辩，才合乎正道。如果说出自少康，那么禹的明德，正应当百世祭祀，抚恤其后裔。臧文仲感叹六蓼的灭亡，说：“皋陶、庭坚不再祭祀，忽然就断绝了”，这是有道的言语，而伍员正与之相反。大概是图谋兼并，渐渐已陷入战国的恶习，人心的厚薄，世道的险夷，令人再三叹息。

吴国侵犯陈国，是为了重修旧怨。

这就是《檀弓》中斩祀、杀厉、陈国行人仪使在军中说话的话。

吴军与齐军、卫国孔圉、鲜虞人讨伐晋国。

止斋说：“讨伐夷仪不记载，记载驻扎在五氏；讨伐河内不记载，记载驻扎在垂葭。鲁公在牵地防备齐国、卫国，率领狄军袭击晋国，在绛中交战，仍然不记载。诸夏没有君主，《春秋》实在不忍心记载。必定在这个时候才记载，《春秋》大概将要终结了。”

想与楚国结盟的站在左边，想与吴国结盟的站在右边。

绳武说：周勃进入北军，在军中发布命令说：“为吕氏的袒露右臂，为刘氏的袒露左臂，用左右来卜测众人的心意。”古人已经先这样做了。

郢不足以辱没社稷。

无咎说：“郢贤良且智慧，是子臧、季札一类的人。”有人说：“是畏惧祸患吗？一臂重于天下，容易知道。利益在于眼前，祸患潜伏在事后，难以知道。”孟子说：“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一箪饭一豆羹，脸色就会显露出来。”到了蒯聩与辄父子争国，而郢超然立于无过错之地。郢确实贤良且智慧。

况且亡命之人的儿子辄在。

金仁山说：“人们都认为郢辞让国家导致动乱是贤者的过错。我曾经思考，郢既然是支庶，而外有蒯聩内有辄都必定争夺。卫灵公想要立郢，不在朝廷任命，这是郢辞让的原因。等到灵公去世，夫人立他，又辞让，恐怕立于夫人之手，被其所制，而事情不可为，何况正触犯蒯聩必定争夺的呢？这是郢贤良的原因。”

夏天，卫灵公去世。

《一统志》：在平乡东北二十里，纣王筑沙丘台，卫灵公葬于沙丘宫，挖墓得到石椁，有铭文说：“不依靠他的儿子，灵公夺了我的里。”子韦说：“灵公被称为灵，已经很久了。”

晋国赵鞅把卫太子送入戚地。

唐玄宗幸蜀归来，对左右说：“我做天子五十年，不算尊贵；现在做天子之父，才尊贵。”五代汉刘崇想从河东起兵向南，听说迎立湘阴公，就停止了，说：“我的儿子做皇帝，我还求什么？”大概没有儿子做君主而父亲想要夺取的。蒯聩、辄当时，如果有善人颍考叔、李泌在中间调剂，或许不至于伤残到如此严重。由于赵鞅志在图谋范荀，急切想要安置蒯聩作为奇货，以构成卫国动乱，加上阳虎好乱之人，凶德昭彰，真是卫国的不幸！有人说：“蒯聩想杀母亲，辄自杀其子，枭獍成群，怎么能用人理论？”回答说：“蒯聩曾经采纳浑良夫的话，召辄为太子，那么也不是终于仇视辄的。他的死，仍然由于赵鞅讨伐他，所以赵鞅是千古未有的穷奇。”

在黄河右边向南。

这时，黄河流过元城界。戚在河外，顿丘卫县西戚城。

让太子戴上丧冠。

疏：“《士丧礼》，既小敛，主人括发，袒露；众主人在房中免冠。”康成说

译“括发，就是去掉发笄和束发的帛带，将头发盘成髻。众主人之所以‘免’，是因为齐衰之礼将要袒露左臂，用‘免’来代替冠，因为冠服是最尊贵的，不能用于袒露。”又说：“奔丧的礼仪，到了家，进门哭尽哀痛，括发，袒露左臂；从齐衰以下才用‘免’。”这里太子戴‘絻’，是因为礼制规定不到丧所就不括发，所以用‘絻’来代替。灵公在四月去世，现在六月太子戴‘絻’，所以说‘絻’是开始丧服的标志。因为路途遥远而没有亲临丧所的人，不能括发，所以开始丧服时戴‘絻’。

译告于门，哭着进入。

《礼记》中奔丧的礼节，经过他国到达国境时，哭尽哀痛而后停止，望着国境哭泣。《汉书》记载，汉昭帝去世，没有子嗣，征召昌邑王刘贺主持丧事，车驾到达广明东都门时，郎中令龚遂说：“按照礼节，奔丧望见国都就要哭，这里是长安东郭门。”刘贺说：“我喉咙痛，哭不到城门。”龚遂再次进言，刘贺说：“城门和郭门是一样的。”刘贺不听，最终被废黜。望见国门而哭，奔丧的礼节应当如此。蒯聩假借这个礼节，是为了占据戚邑争夺卫国罢了。唯独戚邑作为城邑，孙林父占据它前往晋国，晋国执政赵武全部归还卫国被侵占的城邑，唯独戚邑没有归还。到了这时，赵鞅又帮助蒯聩占据城邑争夺国家。戚邑成为卫国的祸害，难道是地形造成的吗？还是人为的因素呢？

占卜战争〇焦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占卜时蓍草烧焦。唐太宗谋划对付李建成，占卜时蓍草烧焦。加上蒯聩这场战争，总共得到三次。这都是人伦关系极度变化的情况。说以极度的仁爱讨伐极度的不仁，也是后世功业成就后归美颂扬的言辞。总之不能用顺逆来论断。乐丁谋划协调的话，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这三件事了。

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

《周书》作《雒》篇说：“千里之内有一百个县，每个县有四个郡，县的宽度只有十里，将十里分成四份作为郡，就像后世的小村落一样。下面说‘士田十万’，十万亩田地也差不多等于二三里，与郡相当。大概周代的亩比后世狭小。”《秦纪》记载：“惠文王十五年，魏国献出上郡十五个县，那么县就隶属于郡了。”

志父无罪

服子慎认为赵鞅凭借晋阳背叛诸侯，史册都记载了这件事。既然又改名为志父，楚国公子围改名叫防，公子弃疾改名叫居，都是因为弑君夺取国家的原因。然而看蒯聩祈祷的言辞，仍然说让赵鞅讨伐他，并没有称志父。志父似乎是赵鞅的字，赵武灵王晚年自称主父，志父这个称呼，或许也是他妄自尊大的表现吧？

又

《正义》说：“《牧誓》中，周武王尚且自称名字，何况以人臣身份向众人宣誓？知道志父是赵简子的名字。楚国公子围弑君夺取国家，改名叫防，经文就记载‘防’。弃疾弑君夺取国家，改名叫居，经文就记载‘居’。现在赵鞅改名叫志父，经文为什么还记载‘赵鞅’呢？楚子既然成为国君，臣下用他改后的名字告知邻国，所以能够记载改后的名字。人臣的国家不替他避讳，仍然用赵鞅的名字告知，所以记载‘鞅’。”

桐棺三寸，不进入墓地

《丧大记》说：“国君的大棺八寸，属棺六寸，椑棺四寸；上大夫的大棺八寸，属棺六寸；下大夫的大棺六寸，属棺四寸；士的棺六寸。”孟子说：“古代的棺椁没有固定的尺度。”中古时期大棺七寸，椁与之相称。《家语》说：“孔子担任中都宰时，制定生养送死的节制，规定四寸的棺，五寸的椁。”墨子制定埋葬的方法，说：“棺三寸足以让骨头腐朽，衣服三领足以让肉腐朽。”大概孔子是为了训导风俗，禁止厚葬；孟子是为了送终，所以从厚。只有墨翟主张节葬，孟子厌恶他。赵鞅的话，恰好符合墨子的制度，想要严厉惩罚作战没有勇气的人，所以以此自律。然而当时正值宋文公、桓司马厚葬的时代，况且是为卿大夫制定法则罢了。《荀子》说：“受过刑余罪人的丧事，用三寸的桐棺。”赵鞅大概与此论相同。

不进入墓地

《日知录》说：“冢人规定，凡是死于兵事的人不进入墓地。”注解说：“战败没有勇气，投弃在墓园外面，用来惩罚他们。”赵简子所说的“桐棺三寸，不进入墓地”，而《檀弓》说“死而不吊的有三种”，其中一种叫“畏”，也是这类情况。《庄子》说：“战死的人，他们的葬礼，不用翣资。”崔本作“翣锨”，“锨音坎”，意思是先入坟墓。如果像敝无存那样，死后齐侯三次赠送丧服，给他犀轩和直盖，并且亲自推挽三次。汪锜死后，孔子说：“能够拿起武器保卫国家，可以不算未成年而死。”怎么能一概而论呢？隋文帝仁寿元年下诏说：“舍生殉节，自古以来称为艰难，为国事牺牲，礼仪加二等。而世俗之人不懂大义，为国事战死，不进入墓地，损害孝子的心意，伤害人臣的心情。想到这些，常常深深怜悯叹息。而且进入宗庙祭祀，并不废缺，为什么唯独坟墓在外面？从今以后，战死的人应当进入墓地，这可以说通达古人的心意。”

登上铁丘

《水经》说，河水向东经过铁丘。南京相璠说：“铁丘是名字。”在戚邑南面，河的北岸有聂城，是戚邑。有子路的坟墓，河的西岸有竿城，河南有龙渊宫。

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

赵子常说：“《鲁颂》说‘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说周公‘皇祖’，看蒯聩祈祷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那么《鲁颂》中的‘皇祖’指文王就明确了。当时诸侯以天子为祖，称始祖所出的王为‘皇祖’，鲁国有周庙，郑国有厉王庙，晋国盟誓称‘先王’、‘先公’，既僭越重祭，又涉及所出的祖先，不只是鲁国如此。”

获得他的蜂旗

《拾遗记》记载，武王向东讨伐商纣王，夜间渡河，有大蜂形状像丹鸟，飞集到王的船上，因此用鸟

译画在旗帜上。第二天就斩了纣王，把他的船命名为“蜂舟”。郑国人攻打赵简子，缴获了他的蜂旗，就是这类情况。

译虽然攻取了郑国，但知氏依然存在。

傅傁必定是赵氏的心腹，属于董安于那一类人。赵鞅逃往晋阳的时候，荀跞与韩、魏向晋君进言，使赵鞅得以返回。如今刚刚战胜范氏、中行氏，就立刻忌惮知氏，像这样因为梁婴父杀害董安于的缘故，赵氏与知氏之间四十年来无法化解的嫌隙，才酿成决水淹没晋阳的祸患。《春秋》传文末尾记载的桔柣之战，不过是添柴助火罢了。

齐国、卫国围攻戚地

媿庵记录说：“晋国是君臣之间动武，而齐国却是臣子讨伐君主；卫国是父子争夺国家，而齐国帮助儿子围攻父亲。齐国以此号令诸侯，君子因此知道齐国不能称霸，而且将要自取祸乱。”

命令周人取出御书

媿庵说：“《左传》记载这几个人救火的事情，比如敬叔命令取出御书，景伯命令取出礼书，桓子命令收藏象魏。这也显示出鲁国是一个崇尚儒学的国家。”

在济水中浸湿帷幕，火气随之而来

注：郁攸，指火气。愚庵说：“把帷幕浸湿在济水中，拿出来用来渡河；顺着火气所向的方向做准备。”这两句都使用了倒装的字法。

命令收藏象魏，说：“旧日的典章不可忘记。”

晋朝太康年间，武库发生火灾，张华怀疑有叛乱的命令，先固守，然后救火，因此历代奇珍异宝，孔子的木屐，高祖斩蛇的剑，一时之间荡然无存，张茂先的博学，竟然落在季桓子、敬叔、景伯等人之下。

大概是桓公和僖公吧

疏解说诸侯的亲庙有四座，高祖的父亲就应当毁弃，亲尽而庙不毁，应当是上天降灾的原因。服防说：“季氏出自桓公，又为僖公所立，所以不毁弃他们的庙。”汉朝建元六年二月，辽东高庙发生火灾，四月，高园便殿起火。董仲舒说：“《春秋》的道理，是举过往来阐明未来。定公二年，两观发生火灾；哀公三年，桓公厘宫发生火灾。上天都焚毁了不应当建立的东西。现在高庙不应当设在辽东，高园殿不应当设在陵旁，按礼不应当建立，与鲁国所受灾祸相同。”晋朝太庙鸱尾发生火灾，臧焘对徐广说：“从前孔子在齐国，听说鲁国宗庙火灾就知道是桓公、僖公。现在征西京兆四位府君应当在毁弃之列，却仍然列在庙中受祭，这就是征兆吧？”

又

媿庵记录说：“桓公、僖公的庙早就应当迁走了，却不迁走，这是三家的意思。三家尊崇桓公而恩德僖公，应当毁弃却不毁弃，上天降灾不是谴责桓公、僖公，而是谴责三家。”

刘氏与范氏世代通婚

范匄自认为刘累是帝尧的后代，刘氏与范氏就通婚了吗？大概这个刘氏是周朝的宗室姬姓的缘故吧。然而汉朝所依托并尊崇的，只是寻求帝王的苗裔。这个刘氏既然是周朝的后代，周朝也是火德，灭掉秦朝而再次兴起，名正言顺。两汉之争，设立博士的人为什么不举出这个理由，却琐碎地增润传文呢？

周人杀死了苌弘

孙林父背叛卫国而晋国支持他，华登背叛宋国而楚国帮助他，宋国和卫国都不敢怎么样？栾盈背叛晋国而灵王放纵他，范匄也没有丝毫芥蒂。直到敬王一与范吉射，赵鞅就认为是讨伐了。我尤其厌恶女叔宽预先说苌叔违背天意的话。董安于得罪荀跞而死，在赵氏的庙中祭祀，以表彰他的忠诚。苌弘忤逆叛逆的赵鞅，他的碧血甚至不能与陪臣并列，而士人的议论反而轻易改变。这与令狐潮说张巡、许远不懂天道有什么不同呢？苌叔的违背天意，子师的殉汉，以及崖山的沉宋，都是如此。

又

《庄子·外物篇》：“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韩非子》：“叔向防备苌弘诈作书信，对叔向说：‘你替我对晋君说，所约定的时候到了，赶快带兵来。’于是假装把信遗落在周君的朝廷。周国认为苌弘出卖周国，杀了他。”《淮南子》说：“苌弘，是周室掌管历数的人，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历律之数，无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被车裂而死。”

南孺子的儿子是男子，就报告并立他为君。

金主璟没有儿子，以宗室卫王永济继承皇位。遗诏说：“宫内怀孕的人，如果生男孩，就立为储君。”仆散端秉承永济的意思，上奏章宗承御贾氏应当在十一月分娩，现在已经逾期。范氏产期合在正月，医生说胎形已失，愿意削发为尼。金主于是以范氏损害遗腹告谕中外，而杀死承御贾氏，任命仆散端为右丞相。

正常载以如朝

媿庵记录说：“正常不能立他，又不能以死力争他的告发，恰好以死辜负他吗？托付孤儿了。”

将通于少习以听命

杜注少习是商县武关，将大开东道以伐晋。《郡县志》：武关在商州商雒县东九十里，就是少习。秦昭王给怀王写信，愿意在武关相会，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到后就抓住他带回去。汉元年八月，沛公攻下武关进入秦国。七国反叛，周亚夫攻打他们。赵涉劝说：“从此向右走蓝田，出武关抵达洛阳，不过相差一两天，直接闯入武库击鼓，人们会说将军从天而降。”王氏说：“临晋用来限制东方诸侯，武关用来限制南方诸侯，函关用来限制河北。”沛公向南出轘辕，略取南阳，然后引兵向西，那么他攻破武关进入秦国，都是南境。

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

楚国谋划北

译赵方说：“怎么能厌恶楚国。”后来越国包围吴国，他又说：“这不是晋国所能顾及的。”将邻国的存亡强弱置之度外，只谋求私家的胜负。春秋时代演变为战国时代，赵鞅父子实在是祸首。康侯说：“晋国主持华夏盟会，已经很久了，竟衰弱到这种地步。”《春秋》所厌恶的，就是赵氏。

译把三户交给楚军。

《水经注》记载：漳水又向东流经三户峡，形成三户津。张晏说：“三户是地名，在梁期西南。”孟康说：“在邺城以西四十里。”又向东，污水注入漳水。污水向东南流，经过邺城北面，项羽和蒲将军英布从三户在此水击败章邯。污水向东注入漳水。漳水又向东流经武城南面，世人称之为梁期城。司马彪《郡国志》记载：邺县有武城，武城就是期城。

荀寅、士吉射逃奔齐国。

《韩非子》记载：荀寅逃亡，经过他的封邑。随从说：“这里的县官，是您的老朋友。您为什么不休息住宿，暂且等待后面的车辆？”荀寅说：“我曾经喜好音乐，这个人送给我鸣琴；我喜好佩戴玉饰，这个人送给我玉环。这是迎合我的过错，以求取悦我的人，我担心他也是因为我想取悦于人而这样做。”于是离开。果然，县官没收了荀寅后面的两辆车，献给了赵氏。

范氏的家臣王生对张柳朔说。

《吕氏春秋·范吉射》记载：范吉射受王生影响，余寅说：“王生忠于所侍奉的人，为什么说受其影响？”

难道不是这样吗？

《媿庵録》说：“王生因为仇恨而推荐柳朔，柳朔因为为范氏而死来报答王生。这种豪爽的风气，千载令人敬仰。后世门客互相报复，误害国家百姓，而贤人君子却与草木一同消亡，真是可悲啊。”

于是包围中牟。

《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离开卫国，佛肸担任中牟的长官。赵简子攻打范氏、中行氏，讨伐中牟。佛肸派人召见孔子，大概佛肸本是晋国的邑宰，却帮助范氏、中行氏，鲁国也援助范氏、中行氏，所以佛肸来召见孔子。公山不狃背叛季氏，是为了张扬公室；佛肸背叛赵氏，也是为了断绝将来瓜分晋国的局面。孔子都想要前往，他的召见充满了世道衰微的悲哀。

又

《说苑》记载：佛肸凭借中牟叛乱，在庭院放置大鼎，不听从自己的人就烹煮他。田英提起衣裳跳入鼎中，佛肸才放过他。

诸子中鬻姒的儿子荼受宠幸。

《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想要废黜公子阳生而立荼。晏子说：“以卑贱匹配尊贵，是国家的祸害；立长立少，是动乱的根源。”阳生年长，国人喜爱他。您不要改变，臣担心后人会利用您的过错来助长他们的邪念，废黜年幼而立年长，以成就他们的利益。”景公不听。景公死后，田氏杀了荼，立阳生。阳生死后，立简公。杀了简公，夺取了齐国。

您的年纪大了。

张元德说：“景公在位五十八年了。孔子用君臣父子的道理告诫他，晏子用命令恭敬的道理告诫他。孝公也高兴接受，但最终不能整顿家庭治理国家。死后不到十年，陈氏就转移了国家政权。”范祖禹所说：“治理越久政事越败坏，年纪越大德行越衰退。”难道不是对享国长久却不作长远考虑者的警戒吗？

也姑且谋求快乐，何必忧虑没有君主。

众心都归附太子，将把我置于何地？这是君主说的话。君主老了，不要侍奉太子；这是臣子的话。权力这东西，掌握它则战栗，舍弃它则悲伤。向揽权的主君劝谏建立储君，想要他们相容，很难啊。

让国惠子、高昭子立荼，把众公子安置在莱地。

张西铭说：“景公的时候，政令出自陈氏。景公在位日久，陈氏得民心日深。即使景公早立太子，还能离间众公子制造祸难。何况阳生是次长子，荼年幼，母亲卑贱，把国家交给他，能不发生变故吗？”国夏、高张受命立荼，陈乞攻打他们，于是一同出逃。比作晋国，荼就是奚齐、卓子；阳生就是夷吾、重耳；陈乞、鲍牧就是里克、丕郑。而国、高不守信用，且不如荀息，那么对于荼来说更加危险了。

他们都傲慢。

绳武说：“杜注说偃蹇是骄傲，《梁鸿传》中妻子跪在床下请求说：‘私下听说夫子高义，简慢斥责了几位妇人，妾也傲慢地数落了几个丈夫。’又唐代苏良嗣在朝堂遇到僧怀义，怀义傲慢无礼。”偃蹇这个词出自这里。

死在城父。

《水经注》记载：沮水向南流经楚昭王墓，王仲宣《登楼赋》说：西边连接昭丘，因为昭王死葬在那里，所以以此命名。盛弘之《荆州记》：当阳东南七十里有昭王墓。韩愈诗：“犹有国人怀旧德，半杯麦饭祭昭王。”

子期谋划秘密行军关闭道路，迎接越女之子章，立他为君然后返回。

冯时可说：“楚昭王时救援陈国，在城父，三军跟随。鄀都只是一个空国罢了。越女之子章，只是一个卑微的人。继承人未定，众公子在一旁窥伺。章保不会成为鲁国的公子班、齐国的孺子荼吗？所以让给子西，让给子期，又让给子闾，都是为了安定章。楚王知道子闾的贤能足以安定章，所以让给他。唯独多次不让，都是庶兄，为什么到了子闾才五次推让呢？子闾答应后才可以，确定立章的谋划了。秘密行军关闭道路，在军中立子章，而敌人不知道。楚国安居，他的推辞不是矫情，他的答应不是贪婪。昭王的明智超过宋宣公，而子闾的顺从超过宋穆公远矣。”

迎接越女之子章。

《列女传》记载：楚昭王的姬妾，是越王勾践的女儿。昭王外出游玩，越姬跟随，对姬说：“快乐吗？愿与你生死如此。”后来王生病，有赤云夹日，像飞鸟，问太史，回答说：“这是

译会祸害大王的身家性命。”姬回答说：“我愿意先一步到地下为大王驱除狐狸。”过去虽然嘴上没有说，心里却已经答应了。后汉《邓太后传》引用此事说：“越姬内心立誓，抱定必死的决心。”

译如果禜祭的灾祸可以转移到令尹和司马身上，

汉成帝因为荧惑星守心，想要把灾祸转移给大臣，下诏赐丞相翟方进死。不久，皇帝驾崩。司马光评论这件事，说这与宋景公的做法相反。查考宋景公并不是贤明的君主，《史记·宋世家》记载这件事，恐怕并不真实。因为《左传》原文中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况且宋景公没有儿子，因此能与公子启争夺君位，导致国家动乱。不如亲自承担荧惑星的灾祸，早早确定继承人，这样国家和百姓都能共同蒙受福泽。楚昭王懂得大道，得到了子西、子期两位贤臣，子章越远在途中，而太子之位得以安定。与宋景公相比，贤与不贤相差甚远。推测宋景公说了三句话而妖星退去，可能是受楚昭王事迹的影响而产生了讹误，也未可知。

楚昭王生病，占卜说：“是河神在作祟。”

《韩诗外传》记载的是楚庄王。

祭祀不超越所望之山川。

晋国祭祀夏郊，秦国设立鄜畤，地位本是藩臣，却列于郊祀之中，君子对此感到担忧。所以楚昭王祭祀不超越所望之山川，是懂得大道。

又

《媿庵録》说：“这足以证明诸侯不应当举行三望之祭的道理。”

江汉沮漳是楚国所望之山川。

《山海经》记载：荆山，漳水发源于此，向东南流入睢水。《汉书·地理志》说：“汉山，即房陵东山，是沮水的发源地，最终流入长江。”王粲《登楼赋》说：“挟清潭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注引此句。

楚昭王懂得大道啊。

楚昭王失国后又复国，并且能以贤德终老。后世只有明朝英宗类似他。卫出公两次失国，唐德宗一次幸奉天，一次幸梁州。唐昭宗的德王李裕被刘季述拥立，宋高宗的皇子赵旉也被苗傅、刘正彦拥戴，而两位皇帝复辟，都是千古不常有的变故。卫蒯聩驱逐儿子辄，代替父亲继承儿子之后的君位，春秋时期也有这样的先例。《公羊传》说：“《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到哀公结束？回答说：完备了。通过《春秋》阅览万世的时代变迁，可以了解大概。”

君主不同于器物，不可以有两个。

唐吉顼问武则天说：“把水和土混合成泥，有争执吗？”回答说：“没有。”又问：“分一半做佛像，一半做天尊像，有争执吗？”回答说：“有争执了。”这与上述道理指向相同。

僖子不回答而哭泣。

杜预说：楚国接连发生胁迫立君之事，陈乞流泪，子家害怕年老，都怀疑是为了免除罪责，所以《春秋》明确记载，认为是弑君。查考高贵乡公去世时，司马昭也自己投地，逆贼欺世的手段大多相同。

国君之道长远，大夫不出门。

这虽然是强大者凌辱弱者的言辞，但切中时弊。总体可见季氏专权，无君无父，上下颠倒。郑国游吉回答晋国士弥牟的责问说：“如果按丰盛的礼节，那么寡君年幼体弱，因此不能供给；如果按简省的礼节，那么游吉我在这里。”这是正确的道理。郑国七穆多良臣，而鲁国三桓多逆臣，由此可以辨别。

太伯穿着端委礼服来治理周礼，仲雍继承了他。剪断头发，身上刺花纹，裸露身体作为装饰。

《文选》左思《吴都赋》有“吴开国造自太伯，宣于延陵。盖端委之所彰，高节之所兴。”吕延济认为“太伯延陵，端正其志操，委弃其位，以存让体，以兴高节。”不遵从杜预注的原因，是太伯初去时，还未成为那里的君主，所以穿着本国的服饰，自己治理《周礼》以及仲雍。百姓归附既多，既然成为那里的君主，应当顺从那里的风俗。《曲礼》说：“君子行礼，不求改变风俗。”就是这样。《汉书·地理志》说：“越人，文身断发，以躲避蛟龙的伤害。”应劭说：

经常在水中，所以剪断头发，在身上刺花纹以像龙子，所以不被伤害。

又

看这个，那么断发文身的是仲雍。太伯本来穿着端委礼服来治理周礼，而《史记·世家》说太伯文身断发，表示不可用，这是错误的。苏轼的史论也依据传文驳斥《史记》。他说：《论语》论泰伯，则是至德；仲雍则说废中权，也可见断发文身是仲雍的事。

又

朱熹说：“逃避父亲不是正事，必须如此，必定要用权变然后才能得中，虽然变化但不失其正。”《左传》说：“泰伯未曾断发文身，即使断发文身，又有什么害处？”

拿着玉帛的万国。

涂山拿着玉帛的万国，孔颖达疏证《尚书》“州十有二师”的注，所谓州千二百，国八，州九千六百，国其余四百国在畿内。汉代贾山极言周朝大概有一千八百个国家，则祖述《王制》九州一千七百七十三国的文字。战国时颜斶又有商汤时诸侯三千的说法。《帝王世纪》说：“诸侯互相兼并，等到商汤受命，能存活的有三千多个国家。”《晋书·地理志》融合几家说法而统括说：“从前黄帝遍行天下，方圆万里，得到百里之国一万区。”《周易》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帝尧协和万邦，夏后氏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南浮于江，而北至朔方，声教穷尽，竖亥所步，无不顺从。在涂山会集群臣，拿着玉帛的万国。九州之内，设立五服，直到五千。自孔甲之后直到夏桀，诸侯互相兼并，能存活的有三千多个国家，与涂山时相比，损失了十分之七。成汤在焦打败夏桀，还鼎于亳，制定爵禄，公侯伯子男。

译周武王鉴于夏、商两代的经验，设立爵位只有五等，划分土地只有三等，分封同姓诸侯五十多个国家。周公、康叔分别建国于鲁、卫，各自拥有方圆数百里的土地。太公被封于齐国，以东海为边界，总共有一千八百个诸侯国，分布在这方圆五千里的疆域内。而太昊、黄帝的后裔，以及唐尧、虞舜时期的侯、伯等爵位依然存在。到了周朝衰微时，诸侯国中强大的吞并弱小的，人多的欺侮人少的。春秋初期，还有一千二百个国家，而在经传中有所记载的有一百七十国。其中一百三十九国知道其所在地，三十一国完全失传其所在，蛮夷戎狄不在这些国家之中。苏东坡的《列国图》则称有一百二十四国，大概是引用《晋书》的内容，将夏、商时期的斟寻、过戈、豕韦等国并列其中，苏东坡只是就现存的国家来论述罢了。《税与权》所著的《春秋指掌图》，得到一百零七个国家，其数量又不及苏东坡的记载。

译从永和中开始，江都的水流被截断，其水源承接淮阳，引江水进入埭道六十里到达广陵城。在楚汉相争时期，这里属于东阳郡，汉高祖六年改为荆国，十一年改为吴城，也就是吴王刘濞所修筑的城池。汉景帝四年改名为江都，汉武帝元狩三年改名为广陵。

译又

《东坡指掌图》记载：晋国王濬讨伐吴国，杜预写信给他，说：“从长江进入淮河，越过泗水、汴水，逆流黄河而上，整顿军队返回都城，那么就可以从汴水进入泗水。吴王夫差开凿沟渠连通淮水，与晋国在黄池会盟，那么就可以从长江到达淮河。”

又

《玉海》说：吴国在邗地筑城，开凿沟渠连通长江和淮河于邗地。在长江边筑城，开凿沟渠，向东北通向射阳湖，向西北到末口流入淮河，以畅通粮道。查考《史记·平准书》：从山东地区漕运粟米，供给京师官员，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山东地区，是吴、楚出产粟米的地方。漕运制度始于西汉。《春秋》时期，诸侯各自统治自己的国家，各自享用本国的租赋，没有将东南的物资转运到西北的事情。而用船装载粮食，则是从秦穆公泛舟渡河那次军事行动开始的。开凿沟渠连通长江和淮河，是吴王夫差首先做的。所以厚斋在论述漕运时，以秦国和吴国的这两件事作为开端。

又

《笔麈》说：吴王夫差开凿沟渠连通长江和淮河，以窥伺中原。后人因为淮水水位低，沟渠水位高，所以建立堰坝来防止水患。船只经过堰坝进入淮河，称为北神堰，位于楚州城北五里，这就是今天土坝的起源。周世宗南征，率领水军从淮河进入长江，被这个堰坝阻挡，于是开凿楚州西北的老鹳河水，以打通道路，这样淮河的船只都能到达长江了。长江和淮河的连通，古代大概就已经有了。那条沟渠不知在何处，应当就是高宝河吧。

遇水适火

服子慎说：“占卜时，兆象向南延伸，是适火；卜法中，横着的是土，竖着的是木；斜向经线的是金，背向经线的是火；顺着兆象而细微曲折的是水。”

吴子三天在军门外哭泣

楚国在许地筑城，对许男、郑伯则依礼相待；宋国在鄫地会合楚灵王，对鄫子、蔡侯则加以杀害。夫差的这一举动，还存有不为丧事征伐的道义，难怪他答应与勾践讲和。考察他的行事，大多羡慕虚名而不顾实际祸患，以至于灭亡。后世以成败论人的人，一概将暴虐的罪名加在他身上，如果没有《公羊传》《谷梁传》为他平反，卑犹死了也不能瞑目。

毁坏高唐的外城

齐威王派盼子镇守高唐，赵国人不敢在黄河捕鱼。鲁仲连对田巴说：“现在楚军驻扎在南阳，赵国攻打高唐，都是这个地方。”大概指的是齐国东部边境的高唐。

吴国延州来的季子救援陈国

刘原父说：“延州来的季子推算验证他的年龄接近一百岁了，似乎不是同一时代的事情，传记附会了他的说法罢了。”《皇览》说：“延陵季子的坟墓在毗陵县暨阳乡，至今官吏百姓都祭祀他。”

又

王弇州说：“我每次读到宋人的话，说季札的操守接近伯夷，没有不为此失笑的。季札像伯夷，谁不知道呢？季札大概是智者，得到了老子的精髓并加以运用。凭借诸樊是长兄的身份而让位，余祭、夷昧是二弟、三弟的身份而让位，即使是普通人也勉强能做到。夷昧死后仍然让位，那就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了。他看到吴国的风俗狠戾而好战，天天寻找与楚国的战争，而僚以贪婪固执、急躁勇猛的性格，光以狡猾强悍、忍辱负重的资质，在左右辅佐，大概没有一天忘记王位。季札想用礼制平息争斗，而不能以道义割舍恩情而不忍心，连自身都不顾惜，何况国家呢？所以深思熟虑后舍弃王位，是不得已的。那两个人，感激季札给予王位而不嫉妒，安心于季札没有欲望而不怀疑，因为季札尊贵而不逼迫他，季札这才得以成为季札。吴国屡次动乱又屡次平定，屡次战败又屡次战胜，如果没有季札，会怎样呢。直到百岁高龄还能率领军队救援陈国，仍然用老子的道来对待楚国，即使是夫差好胜也不责备他。夫差将要灭亡吴国，天下人都知道，季札听乐能辨别六国的兴衰，唯独不知道吴国将要灭亡而沉默，是没有心去救吗？他不想用自己的生命殉葬于鸱夷（指夫差）。伯夷就不是这样，他作为夫差的叔父，必定会像比干那样。所以我说是：季札是智者，得到老子的精髓并加以运用的人。”

《左传折诸》卷二十七

<经部,春秋类,三传折诸__左传折诸。>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折诸》卷二十八“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哀公

齐国书、高无平率领军队攻打我国，到达清地

《越绝书》记载：陈成恒做齐简公的相国，想要作乱，忌惮鲍氏、晏氏，转移他们的兵力去攻打鲁国。子贡到齐国，见到陈成恒说：“您攻破鲁国来扩大齐国，但您的功劳却不被承认。这是您对上骄纵君主的心意，对下放纵群臣，而想成就大事就难了。您不如攻打吴国，倾尽四境之内的力量，派出大臣去包围他们。百姓在外战死，大臣在内空虚，您在上没有强臣的敌对，在下没有百姓的士人，孤立无援能控制齐国的，只有您。”查考齐国自从桓公开始称霸，国子率领五乡，高子率领五乡，与君主的五乡分国而治。而这两位卿大夫，世代忠诚坚贞，崔氏、庆氏、栾氏、高氏的叛乱相继兴起，这两家都帮助君主讨伐平定。虽然国佐、高厚犯罪被杀，但卿的职位世代掌管，真可以说是故国的老树了。陈氏施予厚恩得到民心，长久积蓄异心，想要倾覆磐石般的宗室，必定先使其枝叶脱落。清地之战、艾陵之战，带兵的是国书、高无平，而指挥将领的是陈氏。子贡一出，保全了鲁国，扰乱了齐国，破灭了吴国。君子认为这是伪书，但他的计谋却切合时势。篇中称鲍氏、晏氏不是足以忌惮的家族，陈恒的名字也错了，实际上是陈乞所为，而削弱宗室以削弱齐国，奸

译谋划窃取国家情报，这是最真实的情况和形势，所以引用它作为深入评论的开端。

公叔务人看到被保全的人而哭泣。

译公子公为是昭公的儿子，出生较晚却身为兄长，跟随昭公出逃流亡。季孙意如拥立定公，并废黜了公为，公为因此被废，但到了此时他仍能亲身为国难殉死，这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魏武帝想要立东阿王曹植为继承人，但没有成功。明帝时期，曹植上表请求自我效命，气势足以吞并东吴，君子们为他的志向感到悲叹。梁昭明太子早逝，武帝即位后，简文帝萧统的儿子萧誉与萧詧叛变，投靠西魏，背离亲人侍奉仇敌，人的善恶相差竟如此之大啊！

徐步而死

吴国的张悌、诸葛靓在牛渚抵抗晋军，战败后，诸葛靓想与张悌一同离去，张悌不同意。诸葛靓走了几步，回头看见张悌已被晋兵杀死，便不再拘泥于生死，与他同义赴死。

师获甲首八十

周代的制度，一辆战车配备步兵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二十五人组成一个甲队，甲首八十，意味着缴获的战利品相当于两千人的军队。诸葛亮出兵祁山，司马懿在上邽以东抵抗作战，魏军大败，蜀军缴获甲首三千，被杀者达七万五千人之多。《国渊传》中又有将破敌文书以一当十记载的例子，不知道武侯军队制度上报的首级究竟是实数，还是也夸大战果以炫耀军威呢？

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

翟公防应当制作童贯的告词说：“你的祖先汪锜，当时怀疑他误认的人说：‘只是戏弄罢了。’”然而《礼记·檀弓》写作“童汪锜”，《左传》中并没有“童”字，怎么会错到这种地步？这是翟公防直接用嬖僮来斥责童贯，讽刺隐晦而深刻。

又

李东阳《汪氏家乘》序言说：“成公黑肱的儿子，名叫汪，食邑在平阳，孙子诵以祖父的名字为姓氏，后来有汪锜死于郎之战，谥号烈侯。”

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

二泉说：“格子说：童汪锜战死，孔子允许他不按未成年殇礼对待。所以有功绩的不按殇礼，有德行的不按殇礼，有封爵的不按殇礼，这也是可以的。”

陈辕颇出奔郑

《韩诗外传》记载：郭君出逃流亡，口渴想喝水，驾车的人献上清酒；饥饿想吃东西，驾车的人献上干肉和粱糗。郭君问：“为什么准备得这么周全？”驾车的人说：“我预先储备的。”“为什么预先储备？”回答说：“为了您出逃流亡时路上饥渴。”郭君问：“你知道我将要逃亡吗？”驾车的人说：“是的。”“为什么不劝谏？”回答说：“君主喜欢听谄媚的话而厌恶直言，我想进谏，恐怕先于郭君灭亡，所以不劝谏。”

胥门巢将上军

《越绝书》记载胥门有九曲路，阖闾建造它以便游览姑苏台。胥门巢，是守门的官吏，以官职连缀名字，或者居住在那地方而以地名为名，于是因此作为姓氏。

公孙夏命其徒歌虞殡

《庄子》记载绋讴，所生的必定在斥苦之中。司马注说：绋，是牵引灵柩的绳索；斥，是疏缓；苦，是用力。牵引绋绳之所以有歌声，是因为人力缓慢，不齐促急迫。

又

《酉阳杂俎》说：世人说挽歌起于田横，田横死后，随从不敢大哭，作歌来寄托哀思。挚虞《初礼议》说挽歌出于汉武帝时期，役人劳苦，歌声哀切，于是用来送终。严厚本说：挽歌由来已久。

人寻约吴发短

注：约，是绳索。吴发短，想要用绳索贯穿他们的头颅。按艾陵之战，吴军强盛而齐军弱小，公孙夏、东郭书等人自己都认定必死，为什么公孙挥独自说出这样壮烈的话呢？八尺叫做寻，是大约的度量。度量头发达到寻尺长度的，都是为国战死的殇鬼。如果是吴国人头发短，那么死者容易辨认，语意与“语人”一类相同。况且首功的律法起于战国，鲁颂《在泮》献馘，春秋时还实行古道，没听说割取首级的。如果志在斩获，朱荣征讨葛荣，每人给一个袖棒，恐怕割取首级不能快速作战，怎么会有用绳索贯穿头颅这样迂腐错误的做法呢？

为之一宫如二妻

晋《贾充传》记载：贾充的妻子李氏，美好且有才德。父亲中书令李丰，因为夏侯、何、邓的党羽被诛杀。李氏因此被流放迁徙，后来娶了城阳太守郭配的女儿。武帝登基，李氏被赦免得以返回，特别下诏让贾充设置左右夫人。当时沛国刘含的母亲以及皇帝舅舅羽林监王防的前妻，都是毋邱俭的孙女。因为毋邱俭失败，姻亲另娶，不遣散前妻却分居私通。晋室的礼俗，衰败到这种地步，与《春秋》中卫国孔氏淫乱一门，几乎可以相比。

胡簋之事

注《夏》曰“胡”，周曰“簋”。疏《明堂位》：“有虞氏的两敦，夏后氏的四琏，殷代的六瑚，周代的八簋。”如果按照记文，那么夏代器物名叫“琏”，殷代器物名叫“瑚”，而包咸、郑氏等注释《论语》，贾逵、服虔等注释此传，都说“夏曰瑚”，杜预也与他们相同。

鲁人以币召之乃归

《孔子世家》记载：季桓子去世，留下遗言让康子召请孔子，他的臣子阻止了。康子于是召请冉有。这一年，冉有与齐国作战有功，于是召请孔子。孔子回到鲁国，时年六十八岁。然而鲁国最终不能任用孔子，孔子也不求做官。于是叙述历史，传授礼记，删定诗经，校正音乐，编排易经，弟子大概有三千人。

又

金仁山说：按《世家》称孔子从楚国返回卫国，在哀公六年。之后从卫国返回鲁国，前后又六年，为什么在卫国这么久呢？等到考证《陈世家》，那么楚昭王去世的那年，孔子在陈国，并非返回卫国。考证《卫世家》，

译那么齐国弑杀悼公的那一年，孔子才从陈国到达卫国，第二年返回鲁国，可见他在卫国并没有停留很久。然而他为什么还要到卫国去呢？孔子在陈国时，思念鲁国，狂士说：“何不回来呢？”于是他从陈国到卫国，大概只是路过卫国罢了，心意主要是想回到鲁国。因为孔子的门人如子夏、子贡、子羔等人，也有很多是卫国人，而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邦。他当初离开鲁国，是因为担任司寇而离开故国，那么他返回时也不能没有缘故就复国，所以第二年鲁国召他，他就立即回去了。

译季孙打算按田亩征收赋税。

叶石林说：赋税不应当以田亩来征发，在按邱征赋的基础上又按田亩加征，这不是正道。陈止斋说：认为按邱征赋一辆兵车不够，又要按田亩来征赋，所以说赋税应当从轻，按邱征赋也就足够了。许氏说：先王的制度，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井和邑没有赋税。四邑为一邱，一邱十六井，才有牛马的赋税。现在认为按邱征赋不够，于是改用按田亩征赋，登记井田来收取，不等到邱的层级，这不符合礼制。大概税收和赋税不同，税收以田亩多少为等级，赋税以人口为等级。使用按田亩征赋，是计算田亩的多少来征收民财，用来充作军赋的费用。这是商人应当出的赋税，却让农民来出；这是里区应当出的劳役，却让田亩来出。哀公改变法度而加重赋税，比税亩更严重，这就是邱甲的做法。

这是季孙的罪过。

又

吴草庐说：“宣公实行税亩，首先破坏了井田制和什一税的法度，那么征收民财，已经不是古法了。成公实行邱甲，征发民力，也不是古法了。到了哀公，”

实行按田亩征赋，民财和民力都枯竭了。

又

愚庵说：“三代兵车的赋税，都出自民间。如果像征收财物那样，那就是向朝廷缴纳钱币，而车甲马牛由官府自行办理。恐怕当时变法未必到这种程度。像汉代的赋算口钱，贡禹说始于武帝。魏鹤山深入辩驳《周礼》注的错误，不应当引为证据。”

昭公夫人孟子去世。

《左传》在前面加上“昭公夫人”，在昭公当时，已经把她当作夫人了，但《春秋》只记载孟子，不称夫人。《左传》又解释说：“因为死讯没有上报，所以不称夫人。”大概夫人去世，应当记载为“我小君”，去世应当记载为“薨”，但《春秋》都不是这样。《杂记》说：“夫人不由天子册命，从鲁昭公开始。”郑氏疏解：“昭公娶吴女，因为是同姓，不敢报告天子，天子也没有册命她，后来就沿袭成为常例。”刘原父说：“桓公不接受册命，终身没有王号；孟子也不接受册命，死后不能称夫人，道理是一样的。”

这是抛弃亲信而尊崇仇敌。

绳武说：“朱浮给彭宠的信中说，凡是做事，不要做让亲厚的人痛心、让仇敌高兴的事，语意本于此。”

火气潜藏之后，冬眠的昆虫才全部蛰伏。

《中论》说：“火气没有潜藏，说明不是立冬的日子。”《周礼》太史的职掌，校正岁年以安排事务，颁布给官府和边远地区，颁布告朔给各国。冬至夏至、开门闭户的日子，君主亲自登上观台，观察云气并记录云物，作为防备。周德衰微，历法失序，导致这种错误。

于是在嵒地俘获了宋国的军队。

《列国论》说：“齐僖公、郑庄公在石门结盟，是诸侯的联合。齐景公、郑献公在咸地结盟，是诸侯的分裂。不该联合而联合，天下开始有霸主；不该分裂而分裂，天下将没有霸主了。东门之战，《春秋》开始；嵒地之战，《春秋》结束。”

分为两条通道。

朱愚庵说：《吴语》记载，勾践命令范蠡、舌庸率领军队沿海北上淮河，以切断吴国的退路。勾践于是率领中军溯江而上，袭击吴国，进入其外城。大概一条截断淮河，一条溯江而上，这就是所谓的两条通道。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淮南子》都写作“干隧”，“干隧”无法考证，怀疑是“二隧”的讹误。按《吕览》说：在干隧得到宝剑，有人用干将命名此地。现在苏州有干将坊。

于是让晋国人先行。

稍作等待，是说吴国无道，可以等待其灭亡，这次结盟暂且让晋国先行。让晋国人先行，是吴国让晋国先行。看景伯把吴国当作霸主的言论，仍然是吴国居长。《左传》与《国语》本来没有不同。《春秋》先记载晋侯，是因为鲁国与晋国友好，沿用了旧史的记载。宋地结盟，楚国人让晋国先行，也记载赵武在屈建之上。《史记·吴世家》却说赵鞅愤怒想要讨伐吴国，于是让晋定公居长，这就与外传的记载完全违背了。孙明复、胡康侯都认为吴国让晋国先行歃血。

又

黄池会盟，夫差想要争先歃血，勉强听从董褐的建议，降低王号称伯。而《谷梁传》认为是孔子进言所致，为什么呢？皋鼬之后，晋国失去诸侯的信任很久了，政令由逆臣赵鞅把持，君主如同缀在旗杆上的飘带。齐、宋、郑、卫，天天寻找干戈，只是因为范氏的缘故，竟然与周室为仇。夫差崛起，想要主持中原的盟会，他讨伐鲁国，是为了救邾国；他讨伐齐国，是为了援助鲁国。至此又沿江溯淮，出现在商鲁之间，认为这次盟会是吴国主持，晋国不是晋国，吴国不是吴国。而且又向周天子告劳，天子有“明绍享”、“余一人”的褒奖。说他不度德量力，可以说是他不尊王仗义；说不可，在获麟绝笔的时候，得到这难道不是盛事吗？胡氏认为这是贬斥绝笔，特意借以申明其严内外而扶持世教的意思，不是论事的正理。

吴国人将带着鲁君去见晋侯。

王孙雄说：“会盟而让晋国先行。晋国已经执掌诸侯的权柄来威临我们，将要实现其志向去见天子。吴国君臣日夜所忧虑的，必定不能退让。晋国先行，是害怕它率领诸侯去见天子。现在吴国想要率领鲁君去见晋侯，这不是吴国主持盟会又是什么？”《左传》在“乃先晋人”之下申述此句，就是解释吴国让晋国先行歃血的含义。

杀了他们的男子而囚禁他们的女子。

越王勾践的

译行成说，男子为臣，女子为妾，所以也想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宋国。这是吴地的说法，恐怕宋国对自己有害，便焚烧了宋国北面的城墙然后离开。《左传》记载册命文书主要由大国主持，这应当属于宋国人听闻后的传闻，是出于惶恐畏惧的心理。项籍屠戮咸阳，掠夺财宝和妇女，竟然真有这种事实。

译在西方的大野打猎，叔孙氏的车夫鉏商捕获了麒麟。

《尔雅》记载的十大沼泽中，鲁国有大野。郭璞注解说：“就是现在高平钜野县东北的大泽。”《春秋左传》杜预的注释与此相同。

又

《括地志》记载：获麟堆在郓州钜野县东十二里。《都城记》说：“钜野故城东十里，沼泽中有土台，周长四十五步，俗称为获麟堆。距离鲁城大约三百多里。”

又

《孔丛子》记载孔子歌唱道：“唐尧虞舜的时代啊，麒麟凤凰遨游啊，现在不是那个时代，我何必寻求麒麟啊？麒麟啊，我心中忧愁。”

又

晋代《文苑传》记载袁宏作《北征赋》，在桓温座前朗诵，说道：“听传闻于前人，说在此荒野捕获麒麟。诞育灵物以祥瑞德行，为何赋予形体于虞代？痛惜孔子如雨泣。这确实是悲痛而非假装，岂止是一人之性足以悲伤，竟导致天下都悲伤。”王珣在座说：“若能增添韵脚，一句便会有小胜。”袁宏于是续写道：“感伤不绝于我心，追溯流风而独自抒写。”

认为是不祥之兆

韩愈《获麟解》说：只有麒麟是不可知的，不可知那么称它不祥，也是适宜的。如果麒麟出现不等待圣人，那么称它不祥，也是适宜的。呜咽深痛，古今作者的情意由此可见。

让子路要我，我就没有盟誓了

黄金不如一诺，信义感人如此。东汉建武初年，贼人徐异卿占据富平，攻打不下，说：“愿意投降司徒伏公。”光武帝派遣湛到平原，当天就归降。更始帝时，舞阴大姓李氏拥城不降，派遣柱天将军李宝去招降，不肯，说：“听说宛城的赵憙信义著名，愿意投降他。”于是征召赵憙为郎中，派他前往舞阴，李氏于是投降。

这是义所不能的，由弗能

齐国攻打鲁国，索要岑鼎。鲁君假装献出其他鼎，并请求结盟。齐侯不信，派栁季去说，如果是真的，就接受。鲁国派栁季去，栁季说：“您把鼎当作国家的信物，这也是臣子的国家。现在想破坏臣子的国家，保全您的国家，这是臣子难以做到的。”刘彦和《新论》引用此事，来比附子路的话。季孙说：“栁季、季路，是鲁国的平民，在衡门立下信义，名声传遍天下。信义作为德行，难道不伟大吗！”

陈阚不可兼并

东莱说：“阚止起初并非深谋远虑之人，不过是左右亲近之人罢了。所以谋划对付陈氏很疏浅而无术。所谓的陈豹，是陈氏宗族的人，当时要谋划，百年深根固蒂的家族，深谋远虑，还恐怕不能成功。现在见那人略有可喜之处，就把本谋告诉他，轻浅无谋，这就是杀身的原因，陈氏因此兴盛，齐国因此灭亡。然而以事势论，陈氏当时尚有可图，与鲁昭公驱逐季氏不同。季氏已尽收一国之权，人谁能干预他？若陈氏则不然。唐文宗时，宦官日益兴盛，当时用训注宦官，尚且稽首迎拜，知道畏惧宰相，在正缘注浅而无谋，所以导致甘露之祸。陈氏尚有可图，因为用阚止，所以导致舒州之弑。用人之所系，如此。”

子行住在公宫

愚庵说：“陈逆初逃，陈氏后，为何忽然在公宫呢？陈豹之事，阚止；陈逆之隐公宫，都是陈恒的谋划。自古奸臣窃国，必密置私人为内间，而后其计得成。”

听说公还愤怒将出，说何所无君

贞庵说：“陈恒之力于弑逆，若拨防矣。听说公怒而将出，岂其情哉？姑以觇国人之心，激私党之怒而已。意如之被伐也，请以五乘亡。弥牟之拒辄也，欲自北门出，奸人饰诈，大抵然耳。”

需事之贼也

此等全入短长书蹊径矣。人之心术变，而词气亦殊。

谁非陈宗

《史记》作“田宗”，黄山谷答胡逸老书所问“田宗印”，盖出《齐世家》。子行曰：“谁非田宗，所不杀子者，有如田宗。”又曰：“子我盟诸田于陈宗，陈宗由田宗也。”胡氏出于舜后，胡公满有陈国者也。用“田宗印”义，亦叶矣。此必胡逸老之族谱有此印文，而源本出于田、陈，故告之以此。

丰丘人执之以告，杀诸郭关

《史记》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恒作乱，夷其族。颍滨曰：“宰我之贤，列于四科，其师友渊源所从来远。虽为不善，不至于从畔逆弑君也。”盖阚止字子我，既杀阚止而宰我蒙其恶名。且使宰我信与田常之乱？既杀阚止，弑简公，则尚谁族宰我者？事必不然矣。

魋先谋公

置酒伏甲之事，史传甚多。乃臣以此图君者，吴光之外，又见之于桓魋、阳虎，皆春秋末造也。事既不成，宜即伏诛。若北周赵王招谋杀杨坚，不克诛夷，旋及而季桓子、宋景公者，方惴惴焉惧不免于魋虎。逐一乱臣，如山村之撼扉击竹以驱虎。又其甚者，宋昭公为防夫人使田孟诸，俛首受

译人死了，就像羊和猪被驱赶到屠宰场一样，命运完全由别人主宰，尊卑颠倒，真是可悲啊。

有个叫迹的人来报告说

译《周礼》地官的属官中有迹人，掌管国家田猎的土地政令。凡是进行田猎的人，都要从他那里接受命令。

司马向国君请求符瑞以发兵

孔颖达疏解《周礼》典瑞篇说：“牙璋用来征发军队，用来治理军队和守卫。”郑众说：“牙璋，雕琢成牙齿形状，牙齿象征兵象，所以用牙璋来发兵，就像现在用铜虎符来发兵一样。”按司马向国君请求符瑞以发兵，可见宋国的兵权还在君主手中，所以华向屡次叛乱，最终也不能占据国家；鲁国则兵权完全在季孙等三家手中，昭公讨伐季氏，所能驱遣的，只有公室的军队罢了。孔子请求哀公讨伐陈恒，回答说：“您告诉季孙，这与景公讨伐桓魋是同一年发生的事。”这不仅是因为鲁君畏惧退缩，也是因为兵权不属于君主。宋、卫两国得以列在战国七雄之后，其原因由此可知。

如果臣下就不可以进入了

王敦叛乱晋朝，王导前往台省待罪，说：“乱臣贼子，哪个朝代没有？没想到今天近在臣的族内，情势正与向巢相类似。作为君主应当体谅他平素的节操而宽恕他。宋公对于向巢的出奔，本来可以阻止他。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而自己辅佐王室，大义灭亲，古人正是这样。祁奚举荐他，以释放叔向的囚禁，引用的例子并不恰当。叔向、叔虎，只应当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罢了。宇文化及弑杀隋炀帝，他的弟弟宇士及因为娶了公主，没有参与谋反。窦建德起兵诛杀宇文化及，南阳公主请求窦建德杀掉自己的亲生儿子，禅师终身不肯与宇士及相见。这又是对于不幸成为逆党的人，处罚轻重权衡的例子。”

寻求夏后氏的玉璜

臯鼬之盟，祝佗告诉苌弘说：“周分封鲁公时，给了夏后氏的玉璜。”孔颖达疏引此条，认为不是同一块玉璜。然而古代器物中的重宝，诸侯之间的贿赂赠送多用它。宋国曾经用郜鼎贿赂鲁国，怎么知道鲁国的玉璜没有流入宋国，而桓魋作为宠臣从国君那里得到它呢？公文氏攻打桓魋而寻求玉璜，它作为重宝更加显著了。

又

《淮南子》说：拥有夏后氏的玉璜，装在匣子里收藏起来，是极度的珍视。精神的可贵，不仅仅是夏后氏的玉璜。

死在鲁国郭门外的亢氏

向魋叛宋，牛父因忧虑而死；糜芳叛蜀，竺生因愤恨而死。比较王敦举兵犯阙，而王茂向皇帝说：“没想到逆乱近在臣的族内”，他们的诚意与虚伪就有差别了。赵、田两个逆臣，召见牛父而都不去，真是孔门的弟子啊。

孔子斋戒三天而请求讨伐齐国

伯厚说：“请求讨伐陈恒的那一年，是《春秋》结束的一年。夫子请求讨伐，是想要把它付诸行动。请求讨伐不被听从，然后才寄托于空泛的言论。”

凭借鲁国的军队加上齐国的一半

《史记·鲁世家》：缪公二十年，鲁国讨伐齐国，在平陆打败齐军。这时，齐国的田和把国君康公迁到海上，鲁国因此有了讨伐的借口。孔子讨伐田氏谋反的计划，在田和的时代收到了成效。穆公时的鲁国，比哀公时的鲁国更弱。哀公失败了，而穆公成功了，是因为哀公不能用孔子，穆公能用子思。

又

《媿庵録》说：“齐国虽然强大，新近被吴国打败，加上陈恒的弑君逆乱，百姓有一半不服从。孔子请求讨伐之后，诸侯仰慕道义而聚集，即使有一百个陈恒，又能支撑得住吗？”

武伯讨伐成邑没有成功

十五年春，王正月，成邑叛乱。这是续写《春秋》的特殊笔法。过去，堕毁三都的战役中，公敛处父说：“没有成邑，就没有孟孙氏了。”怎么知道季氏不也退而思考说：“没有费邑，就没有季孙氏了。”叔孙氏不也说：“没有郈邑，就没有叔孙氏了。”设立三军，毁掉三军。季孙宿能够恣意行事以专制鲁国，而堕毁郈邑，堕毁费邑，接着就堕毁成邑。孔子于是不能委婉地转授权力给鲁君。他起初还能开导两家的原因，是南蒯叛季孙，以费邑侵犯他；叛叔孙，以郈邑。两大家族没有君主，而陪臣也就没有君主。两大家族扼住老虎却得到了狼，这两者不知道哪个更有利。只有孟孙氏有成邑，认为这是不侵犯不叛乱的臣子。自从谢息加上桃邑以附益成一个成邑，而实际上有两个成邑。国中真拿孟氏没办法吗？为什么鲁国容易更换两位国君？将近二十年，公孙宿带着成邑叛逃到齐国了。孟武伯讨伐他，没有成功。孔子当时正经历各国聘问，回师获得麒麟，停笔之日，才相信堕毁城邑的举动，不仅仅是尊崇君主，也是为了保全三家。公敛处父这个小人的行为，实际上助长了公孙宿叛乱的阶梯，又能责备谁呢？所以说：“记载成邑叛乱，续经者三次表达心意。”

公孙贞子来吊唁

李梧冈说：“《春秋》列国的大夫只有鲁、卫、齐、晋称谥号，其余则不称。而哀公八年的传中有郑国的桓子思，林注说：‘是子产的儿子国参’，桓是谥号，那么郑国的大夫也有谥号了。七年的传中邾国有茅成子，那么邾国的大夫也有谥号了。十五年的传中陈国有公孙贞子，那么陈国的大夫也有谥号了。然而这三个国家只有这三个人有谥号，其余没有再见到。”

有朝聘而最终以尸体办理事务的礼仪

《聘礼》篇：如果宾客死了，还没有传达使命，那么就收敛入棺，送到朝廷，由副使传达使命。古人不因生死改变心意，期望完成事务。后汉任末在路上奔赴老师的丧事，去世，嘱咐哥哥的儿子说：“一定要把我的尸体送到老师门前，使死后如果有知，灵魂不惭愧。”

又

《宋史·章频传》：章频担任刑部郎中，出使契丹，

译（他）在紫蒙馆去世。契丹派遣内侍到馆中祭奠，命令接伴副使吴充负责护送他的灵柩，用锦车牵引骆驼，将灵柩运送到中京，用银饰棺具收殓，并有鼓吹乐和羽葆仪仗，官吏士兵护卫着灵柩到达白沟。

译上天或许将陈氏当作斧斤，在砍伐毁灭公室之后，政权便落入他人之手。

桓温、桓玄的叛乱，晋朝的国运最终归于刘宋；尔朱荣、尔朱兆的叛乱，北魏政权于是分裂为高氏与宇文氏，这就是砍伐毁灭公室而政权落入他人之手的例子。曹操铲除汉朝大臣，曹丕于是接受禅让；司马师、司马昭颠覆魏朝国运，司马炎最终正式即位。这就是所谓“上天让（他们）能够最终成功”的意思。在《春秋》中，有齐桓公、晋鞅、仲由（子路）审时度势而说出这样的话，竟然能成为后世千年验证的符验。

子贡作为使者

这是因为齐国接受陈成子的叛乱，已经答应鲁国讲和，以归还汶阳之地，而外交辞令得体，这是子贡的功劳。他之所以能促成和平，是因为在卫国任职的子路和陈瓘进言而得以实现。这大概是孔子门下两位贤人的力量共同促成的。十一年前的清之战，冉求率领左军，樊迟率领右军，三次跨越壕沟，持矛攻入敌军。两位贤人能以军事谋略取胜。这年平定齐国，两位贤人又凭借文辞促成和好。无论是在鲁国还是不在鲁国，都对宗国有所贡献。谁说贤人对国家没有益处呢？

人人都侍奉君主却怀有背叛之心

子贡这次游说齐国，是从孔子沐浴斋戒请求讨伐陈成子之处找出破绽。虽然身为臣子，却没有二心，这就是所谓“百姓有一半不赞同他”的意思。圣人器量宏大，竟然想要诛杀逆贼讨伐叛乱，以伸张王道；贤人机智敏捷，姑且挑开缝隙引导和解，以扶持宗国。陈恒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归还土地修好，这是子贡的功劳。

陈恒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归还土地修好

金去疾说：“那天的讲和，是背叛了仲孙氏。子贡为什么不与子服景伯一起向季孙、孟孙报告，从而破坏讲和，以成全孔子的志向呢？”

召获驾车，在车上饮酒吃肉

《天宝遗事》记载，长安的贵族子弟多在曲江，用车载酒，召来获，让他坐在安车上饮酒。春秋末期，士大夫大概多有贵族游历了。如今江浙繁华，船窗游乐，只知道水上嬉戏，却不知道陆上游历的乐趣了。

子羔于是逃出

子羔治理卫国政事，砍断了人的脚。卫国君臣作乱，子羔逃跑。城门关闭，被砍脚的人守门说：“那边有个缺口。”子羔说：“君子不翻越城墙。”那边有个洞，子羔说：“君子不钻洞。”守门人说：“这里有间屋子。”子羔于是进去，追兵停止了。子羔将要离开，对那个被砍脚的人说：“我不能损害主上的法令，却亲自砍断了你的脚。我处在危难之中，正是你报仇的时候，为什么救我？”被砍脚的人说：“断脚本来是我的罪过，您哪里是偏袒我呢？上天赋予仁人之心，本来就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救您的原因。”

又

班固《幽通赋》：“蒯聩作乱，子羔灭迹，剃去眉毛胡须，穿着妇女的衣服，得以逃脱。”这与《家语》中“不钻洞不翻墙”的说法相违背。查考孔子称“柴也愚”，应当以《家语》的说法为正确。

太子哪里用得着孔悝？即使杀了他，一定会有人接替。

苏辙说：“季路志向刚烈但见识昏暗，当他攻打台下的庄公时，假如侥幸庄公放了孔悝，季路和孔悝一起出来，还可以说得过去。庄公正用孔悝作为人质来夺取卫国，他不会释放孔悝，是显而易见的。孔悝不出来，于是攻打并战胜了他，那就是臣子弑君。季路即使存活，将到哪里安身呢？唉！师从孔子，他考虑祸害竟然还不如召获，可悲啊！”

又

何孟春说：“勇敢的人不怕死，而勇于行义的人能从容面对死亡。子路遭遇卫国祸难，系好帽缨而死。孔子曾说：‘由不得好死’。然而子路的节操如此，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由此两者都做到了。唉！由的勇敢，是天资；他勇于行义，是学问功夫达到的境界。而议论的人还贬低他死于过于勇敢，为什么呢？”

系好帽缨而死

绳武说：“杜预注说不让帽子落在地上，温序作为隗嚣的别将，被苟宇拘禁，贼众想要杀他，温序接受剑，把胡须含在嘴里，环顾左右说：‘不要让胡须沾污泥土’，也是这个意思。”

我在外面生病很久了，你也请尝尝吧。

宋明帝赐药给王景文说：“我不认为你有罪，但不能独自死去，请你先死。”这与这里的语气极其相似，不是完全没有良心、喜欢灾祸和疯狂的人说不出这样的话。

夏四月己丑日，孔丘去世

杜预注说定公二十二年出生，至此七十三岁。四月十八日是乙丑日，没有己丑日。己丑日是五月十二日，日期必定有误。宋景濂说：“从壬戌年上溯到己酉年，孔子生年应该是七十四岁，说七十三岁是不对的。大概温公《稽古录》、仁山《通鉴前编》用长历校勘，灵王二十二年即定公二十二年，应在庚戌年，而景濂认为是己酉年，详细记载在《公羊孔子生传》中。”

又

马贵与说：“杜预注说《春秋》本来终于获麟之后，怎么能保证没有在获麟之前增益内容，比如《公羊》《谷梁》所记载的孔子出生之类呢？”苏洵说：“夫子已经告老退休了，大夫告老去世都不记载，而孔子独自被记载。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难道会私心偏爱一个孔丘吗！”

又

许白云仿照史家年经国纬的方法，起于太皞氏，止于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去世。认为司马光去世，那么宋朝的治世就不可复兴，确实是一个时代治乱的关键，所以附在续经之后，而书写孔子去世的意义，以表达他的心意。

生不能

译用死而诔之

康成注解《礼记》说：“诔，就是累积。累积，即罗列生前的事迹。诵读诔文以制定谥号，诔就是谥。天子称天来诔述。”《公羊传》认为在南郊诵读诔文以制定谥号，所以郑玄遵循这种说法。礼制规定地位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年幼者不为年长者作诔。公叔文子去世，他的儿子戍向国君请求谥号。大夫的谥号，是由诸侯赐予的。楚国令尹子囊议论共王的谥号。孔颖达疏解认为这是乱世不能遵循礼制的缘故。鲁庄公为县贲父作诔，也是君主赐予臣子谥号的证明。鲁哀公为孔子作诔，而孔颖达疏解却说：“没有给他谥号。”经传中没有称诔与谥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查考周文王以太公望为尚父，齐桓公以管仲为仲父。尼父的称呼，也与尚父、仲父含有同样的尊崇礼遇之意。但仲尼确实是孔子的字，就像管仲字仲，太公名尚，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而加上“父”字。康成就说因为眼睛的字义而制定谥号，在义理上难以讲通。子贡说“生前不能任用”，是讥讽鲁哀公不能像文王、桓公那样得到太公、管仲。柳下惠的妻子诔述她的丈夫说：“先生的谥号适宜为惠啊。”这明确证明古人诔就是谥，但由妻子诔述丈夫，也不符合“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的意义。等到扬雄诔述元后，臣子议论君主父亲的谥号，于是成为两汉以下沿袭的体制。

译派遣两辆车将宗庙神主送回西圃。

杜预的注解补正说，西圃是孔氏宗庙所在、神主收藏之处，主石圅。戴侗说：“《左传》庄公十四年，先君桓公命令我的祖先掌管宗庙神主。”注解：“宗庙中的神主石室。”昭公十八年，郑国发生火灾，派遣祝史将神主迁往周庙。注解：“庙中的神主石函。”此处的注解相同。查考《说文解字》说：“祏，宗庙神主。”《周礼》中有郊宫石室，一说大夫以石为神主。如今许慎认为祏是在囊袋中得到的，不是石室，也不是石函了。

他的儿子叫胜。

白公胜曾与伍子胥一起逃往吴国，《史记》将其事迹附在伍子胥传之后。

让他在吴国边境担任白公。

《吕氏春秋·精谕篇》记载，白公向孔子问道：“人可以谈论隐秘的话吗？”孔子不回答。白公说：“那么人不可以谈论隐秘的话吗？”孔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只有懂得言语含义的人才可以。”白公没有领悟。高诱注解：“微言，指阴谋密事。孔子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回答。”

又

《括地志》记载：白亭在豫州褒南四十二里，又有白公故城。又在许州扶沟县北四十五里，北面又有白亭。

市南有个叫熊宜僚的人。

《庄子》记载，仲尼到楚国，楚王设酒宴招待他。市南宜僚接过酒祭地，说：“古时候的人啊！说到这里就止住了。”又说：“我也听说过不言而言的道理。”又说：“市南宜僚玩弄弹丸，从而化解了两家的危难。”又说：“孔子到楚国，住在蚁丘的浆店。子路说：‘那个忙碌的人是谁？’仲尼说：‘那是沉沦于世俗的人，大概是市南宜僚吧？’子路请求去召见他。孔子说：‘算了吧，他以为我必定会让楚王召见他。他会认为我是巧言令色的人，还怎么保全自己？’子路前去查看，那里已经空无一人了。”

可以抵挡五百人的兵力。

绳武说：“《游侠传》记载，剧孟以侠义闻名。吴楚反叛时，大将军得到他，隐隐然如同一个敌国。得到宜僚可以抵挡五百人，大概也是剧孟一流的人物。”

焚烧府库，不留积聚。

《淮南子》记载，白公胜夺取楚国，不能将府库财物分给众人。石乞说：“不义地得到它，又不能施舍，祸患必然到来。不能给予别人，不如烧掉它，不要让别人害我们。”白公不听。叶公进入后，于是打开大府的货物分给众人。十九天后擒获白公。国家不是他的，却想占有它，可以说是贪婪到了极点。不能为他人着想，又没有办法保全自己，可以说是愚蠢到了极点。

叶公在蔡地，方城之外。

屈完对齐桓公说，楚国以方城为城墙。杜预注解：方城，山名。在叶城南，楚惠王将此地封给沈诸梁，号称叶公。城就是子高的旧邑。汝水经过澧水，又向东流经叶公庙北。庙前有子高碑。

沈诸梁兼任两件事。

自古以来大盗篡夺国家，宗庙社稷气氛阴森，大臣奋起正义勤王，扫清宫阙。有时一时身兼百官之长，不辞辛劳憔悴。等到国家基业已经奠定，必定辞去权力谢绝世事，听任君主举贤择能而自己去做。周厉王流亡彘地，共和行政，太子靖即位后，随即效法旧例交还官职，这是成功的典范。陶侃平定苏峻，拜为侍中太尉，不久返回江陵。李晟诛杀朱泚，拜为司徒兼中书令，仍然镇守凤翔。这两位大臣都没有觊觎之心，事迹与古人相同。曹操将献帝迁到许都，于是自任司空录尚书事，百官各自听从他。刘裕以安帝反正，起初虽然推让录尚书事，归镇丹徒，不久暗示朝廷征召自己入朝辅政，于是禅代的局面形成，而天下归于他的掌握。

卫侯占卜梦境，宠臣。

真西山说：“汉武帝时，邱子明之流，以卜筮射蛊，借公事行诛杀，导致破灭，听闻的人不可胜数。近代也有郭信天之类的人，接受贿赂推荐人，以至于做到卿相，大概是依托卜筮。如果出于无心，而不知道其实是有目的的。”

越王设置左右句卒。

董汉防说：“句卒怀疑是隅落钩连的阵型。”

吴国分兵抵御他们。

李靖说：“越国攻打吴国，以左右两军鸣鼓前进，越国分兵潜行渡河，袭击击败吴军，这是变客为主之验。姬澹远来攻打石勒，石勒派遣孔苌迎击，孔苌退兵，姬澹来追，石勒以伏兵夹击，大败姬澹，这是变劳为佚之验。古人如此取胜的很多。”

观丁父是鄀国的俘虏。

三国《吴书·潘濬传》注引《江表传》记载，孙权攻克荆州，派人致潘濬慰劳他说：“观丁父，是鄀国的俘虏，武王任用他为军帅；彭仲爽，是申国的俘虏，文王任用他为令尹。这两个人，是楚国的先贤。起初虽然被囚禁，后来都被提拔任用，成为楚国的名臣。您难道认为我不同于古人的度量吗？”

君王与叶公用蓍草占卜，选择子良担任令尹。

用蓍草占卜始于《虞书》，这里再次实行。

王子而相国，过将何为？

公子围担任令尹，是他的前事。所以叶公担忧，周公辅佐成王，千古一人而已。东晋赵王伦自任相国、侍中，齐王冏为大司马，加九锡，如同宣帝、景帝辅佐魏国的旧例。成都王颖同时录尚书事，东海王越守尚书令，颖又以丞相为皇太弟，这是八王乱晋的局面。北齐孝文帝洋先授尚书令、

译中书监、京畿大都督，总揽各项政务。孝昭帝萧演以司空、大司马、录尚书事的身份，武成帝萧湛被任命为尚书令，兼任司徒、太尉，这就是所谓的“一母三天”了。叶公在国家多事之秋，刚正不阿地坚守正道，从而确定了国家的根本方针。后来历经战国二百二十多年，楚国的强大，实际上是他开创基业的首要功劳。

译看见有人登上昆吾的台观。

《括地志》记载：濮阳是古昆吾国，故城县西三十里处，昆吾台在县西南颛顼帝城内，周长五十步，高二丈，就是昆吾墟。宋忠说：昆吾，是国名，己氏由此分出。

就像鱼摆动尾巴，横着水流游荡，放纵自得，大国就会灭掉它，将要灭亡。

方羊，郑司农认为是游戏，杜预认为是不自安，郑司农的说法更优。大概这里说鱼劳累时应该安静，现在反而横流自恣，比喻卫侯多难却最终不知警戒。所以下面就直说：“放纵自得，大国灭掉它，将要灭亡。”把“裔焉”二字与“大国”连成一句，刘敞这样读，顾炎武也跟随他。他们的解释，刘敞认为是“土地遥远”的大国，顾炎武认为是“靠近大国”，顾炎武在辞理上更恰当。孔颖达因杜预把“裔焉”属上句，而解释为助句之辞，难道不知道“裔”是实字，不符合助辞的例子吗？

救活我，我把璧给你。

梁武陵王纪在西陵战败，樊猛追击，围困他。纪先前积攒了黄金百箱，这时用金囊掷向樊猛，说：“送我一见七官。”樊猛说：“天子怎么能看见？杀了你，黄金将去哪里？”于是斩了纪。唐杜孺休奉朝廷命令任苏州刺史，钱镠的将领沈粲攻打他。杜孺休说：“不要杀我，我会给你黄金。”沈粲说：“杀了你，黄金去哪里？”于是遇害。

吴公子庆忌屡次进谏。

《吴越春秋》中阖闾派要离刺杀庆忌的事与传文不合。宋《史文苑传》贺铸推究其本源，出自王子庆忌，以庆为姓。所谓的镜湖，就是庆湖。避汉安帝父亲清河王的讳，改为贺氏。贺铸自号庆湖遗老。庆忌大概有后代了。

不是晋国所能赶上的。

晋国先前与吴国交好，意在削弱楚国。越国既是吴国的仇敌，于是远远与楚国呼应。于是成周防地以后，齐国、吴国常与晋国联合，而秦国、越国常与楚国相通，分党对立。晋国失去诸侯，吴国打败齐国而晋国不能解纷，且正用兵于齐国。越国灭吴，晋国又不能救援，听任其自亡，没有防备不敢惮劳，不是晋国所能赶上的。虽然地势阻隔，但桓公南越方城，北伐山戎，何尝不越境用兵呢？获麟以后，范氏、中行氏内难正盛，赵氏、魏氏阴谋分篡，固无力图此。吴国入郢，楚国已亡，秦国却奋然救之，不要结而固，如左右手。看哀公赋《无衣》，知道他能成为七雄之首，而修政自强，有所由来。

又

仁山说：“无恤居丧，为吴国所围而降，食为代国的利而诈击之，都是为了成全简子的志向。然而救吴，是善事，却以力不及推辞；灭代，是恶事，必尽心力而图之。成全其恶，不成全其善，怎么能算是继志的孝呢？”

鲁人的号哭。

服子慎说：皐，读如噑，与号同，是呼号的意思。《礼记》：“升屋而号，告曰皐某复。”

让我高蹈。

古人致敬，刖足、蹜足、躩、高蹈，是因为鲁人不足敬。《吕氏春秋》子胥高，蹶而出于廷。高诱注引此语证之。斗伯比说：“莫敖举趾高。”孟尝君说：“公孙戍足之高。”都同此意。

只有他的儒书。

这是后世儒学分名所自始。《周礼·天官》四曰儒，以道得民，与师并列，非专一家。哀公问儒行，孔子之为儒，盖自汉初记《戴礼》尊为之名。《汉书·艺文志》、刘向《七录》儒凡五十三家，而列于道、法、阴阳家之前。定哀之间，七十二子各以学友教士大夫，而管、晏、杨、墨之徒诸家争鸣，故齐、邾外鲁，而独以儒书归之。〇子或问：“鲁用儒而削，何也？”曰：“鲁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无敌于天下，安得削？”

吴国无道，执父立子。

父子争国之风叠见于此时，卫辄据国而拒蒯聩，国仍为父所得。蒯聩之子疾又起而防父，般师也起也，祖孙碁置。至蒯瞆被弑于己氏，辄既孙越自杀，其偕逃之子而祸始艾。天下有是人理乎？邾益失国，子革为诸大夫奉以为政，苟安宗社十四载矣。益又搆越人以争之，革奔而益复不旋踵，仍为越逐。计益之身，始囚于鲁，再逐于吴，又再逐于越。衅起己身而竞心，必不容其子，与蒯瞆不少低昂。其子曰革曰：“何一如般师与起之废置迁流于邻敌之手？”悲夫。

因为肥得备是弥甥。

疏：宋元夫人，季平子之妻母，于桓子为外祖母。《释亲》说：“我舅者，吾谓之甥”。凡遇母党自称，皆曰甥。宗族自孙而下，有曾、仍、来、晜、仍云之等级，婚姻则否。一甥之外，无余称。今谓之“弥甥”，杜注：“弥远也”。凡与曾、仍行列者，皆一弥概之矣。“弥甥”之名，爰始

译在此。

在犂邱作战。

吕氏说：智瑶有五点胜过常人，在犂邱之战中，就显现出其中三点。马匹受惊时他亲自驱赶，亲手擒获颜庚，这是驾车射箭的技艺和体力充足；拒绝陈文子的言辞，这是善于言辞、辩才聪慧；决定作战而不占卜，这是刚强坚毅、果断勇敢。向天子报告，占卜由守臣进行。春秋末期，还像这样。

译知伯亲自擒获了颜庚。

《得隽》说：“战胜是兵家所崇尚的。张苍的获得，陈余、庞德的斩杀郭援，以及知瑶擒获颜庚，都是如此，这都是趁着胜利之势乘胜追击的结果。至于如果强敌正坚固，却摧毁并俘获了敌方首领，从而成就了奇功，那么关羽刺杀颜良，薛安都割下鲁爽的耳朵，史书尤其对此大加称赞。鲁庄公射中南宫长万并俘获他，他的英武哪里比得上唐太宗用大羽箭射死宋金刚的骁将呢？”

这是虚妄不实的话。

注：指言语不可信。《管子·形势篇》：“毁谤贤者、吹捧不肖之人，不要让他们承担重任。”《形势解》：“诋毁贤者叫做訾，推崇不肖之人叫做讏。”

假使通过太宰嚭来行贿。

《越绝书》记载，子贡与孔子坐着，告诉孔子说：“太宰嚭死了。”孔子说：“他不会死。”像这样说了两次，子贡再次拜问其中的缘故。孔子说：“上天生出太宰嚭，是想让他灭亡吴国。吴国现在还没有灭亡，太宰嚭怎么会生病呢？”后来有人来报告说太宰嚭没有死，从现在看来，上天不只是让太宰嚭灭亡吴国，还将让他祸害越国。越国任用太宰嚭而对鲁、卫肆意施暴，扶持臣下压制君主，难道不是吴国灭亡而太宰嚭独自幸存的效果吗？

又

《史记·吴越世家》都说越王灭吴后诛杀了太宰嚭，《吴越春秋》也说诛杀太宰嚭并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处死。观察传文的记载，太宰嚭反而被越国任用了。吴琯说：太宰嚭使国家灭亡、君主丧命，死有余辜。勾践既然让他活下来，又进而信任他，难道是因为他曾经私下里帮助过越国，而不把他不忠作为罪过吗？丁公被处死，是为了教导天下做臣子的人，越国在这里失去了刑罚的正道了。

季康子、孟武伯在五梧迎接（鲁哀公）。

《唐书》记载，武平一对崔日用说：“鲁国的三桓，孟孙到彘，共传了九世；叔孙舒、季孙肥，共传了八世。”这就是这里的康子、武伯。只是依据《左传》的文字，考究其起止。《檀弓》记载，悼公去世，季昭子问孟敬子。郑玄注：“昭子，是康子的曾孙，名叫强；敬子，是武伯的儿子，名叫捷。”这也是承接《左传》的说法。

“唉！”郭重说：“怎么这么胖呢？”季孙说：“请喝猪血酒。”

后人多有以名字互相嘲笑的，甚至斥责对方家讳的。钟毓在司马景王座前时，陈群的儿子陈伯、武周的儿子元夏一同嘲笑钟毓。景王说：“皋繇是什么样的人？”钟毓立即回答说：“古代的美士。”回头对陈武说：“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合群而不结党。”孙盛的儿子孙放与庾翼的儿子庾园客同为太学生，庾园客嘲笑孙放说：“各位孙氏如今很兴盛。”孙放说：“不如各位庾氏有翅膀。”庾翼

得以在大行（天子新崩未定谥号时的称呼）中免于灾祸。

《风俗通》记载，天子新近去世，还没有谥号，称为大行皇帝。《礼记》说“大行受大名”，“行”字读去声。《汉书》注：韦昭说，“大行”是不再返回的辞令，“行”字读平声。古人凡是使用“大”字，都是表示断绝、不再回来的词。出使强邻，前往异域，不抱活着回来的希望。大归、大行，都是同一不返回的意思。

把他养在公宫，还没有确立继承人。

《史记·宋世家》说：“景公有做君主的言论三条，能够感动荧惑星移动三次，大概是贤君，但史书没有记载，反而记载他因为储君未定，导致身后的动乱。”《世家》说“特意攻打太子而自立”，“特”与“得”字形相似。大尹又见于《短长书》，是宋国的官名，从此开始六卿三族掌握权力，相比晋、鲁、卫要轻一些，虽然大乱，但罪恶在上层而不在下层。这两个国家在七雄时代得以维系一线生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梦见美好的人，必定会立他为君。

梦见龙成为天子，梦见蝴蝶成为隐士，秦缪公梦见熊成为霸主，宋公子梦见乌鸦只成为平庸的君主罢了。

甯武子、孔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主入城。

刻本都作《孙庄子》，考察孙氏从良父伐齐的新筑之战开始见于经传，在鲁成公元年，卫国则是穆公。卫国的成公孙陈归卫，宛濮之盟，传文只称甯武子。然而孔庄子达，那时已经共同侍奉成公。《祭统》篇记载孔悝鼎铭文，有“你的祖先庄叔跟随难逃到汉阳，在宗周居住，奔走不息”的话。那么盟于宛濮的，甯俞为首，孔达次之。孔达后来因伐陈跟随楚国，害怕晋国讨伐而死。卫国人因为他以劳绩安定国家，世代为卿，孙氏则是良父、林父驱逐君主占据城邑的逆臣，有什么世德可以称颂？子贡回答出公，断定他是孔庄子，表彰他以纠正俗见，刻本流传的错误。

现在我三个都不知道就进入了。

钱福说：“世俗把急遽称为三不知，大概源自这里。即开始、中间、结束三者都不能知道。”可以补入《释常谈》。

公想要利用越国攻打鲁国而去掉三桓。

《史记·鲁世家》记载，悼公时，三桓得势，鲁国如同小诸侯，地位低于三桓之家。此后进入战国，鲁国八世到顷公，被楚国灭亡，没有说三桓的结局。孟子提到费惠公，怀疑是季氏的僭越。称《檀弓》记载悼公之丧，有季昭子问孟敬子。郑玄注：昭子，康子的曾孙，名叫强；敬子，武伯的儿子，名叫捷。

最终死在越国，于是前往越国。

春秋时期臣子驱逐君主的风气，没有比鲁国更盛行的。卫献公回国，而昭伯死在野外。意如的罪恶，超过林父。至于弥牟对于出公，肥对于哀公，又更加严重。元魏

译孝武帝离开洛阳，逃往长安。高欢多次上奏，请求皇帝返回国都。最终高欢上表说：“陛下答应返回京城，臣应当统率文武百官，整顿清理宫廷。如果回朝没有日期，那么宗庙不能没有君主，天下各国必须有所归属。臣宁愿辜负陛下，也不能辜负国家。”如今读他的言辞，仍然令人胆寒、咬牙切齿。弥牟与肥，实际上是为此开辟了先路。

译凭借能够忍受耻辱，或许对赵氏宗族没有危害吧？

《赵世家》记载：赵简子生病，派太子毋卹率军包围郑国。智伯喝醉了酒，用酒浇在毋卹身上并殴打他。毋卹的臣子请求为此赴死。毋卹说：“君主之所以任用我，是因为我能忍受羞辱，但我内心也怨恨智伯。”智伯回去后，对赵简子说让毋卹退位。赵简子没有听从。

赵毋卹因此怨恨智伯。

赵、魏、韩三家灭掉智伯，是在周贞定王十六年戊子年，距离这件事共十二年，传记在篇末对此作了总结。这样做，是仿效《洛诰》中“周公大力保持文武受命的基业共七年”的体例。大概是因为三家如果不兴盛，晋国就不会分裂；如果春秋时代不终结，就不会沦为战国时代。《晋语》也终结于智氏的灭亡。战国时期，赵、魏、韩三家都凭借晋阳起兵反叛，被列在史书的首篇。此后五十年，周威烈王初次册封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过了十五年，齐国的田和请求成为诸侯，周安王准许了他。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承接《左传》，就以此作为开端。所以知道三家诛杀智伯，是春秋与战国时代交替的重大起止点。而左丘明的著作，成书于周贞定王时期是毫无疑问的。

《左传折诸》卷二十八

<经部，春秋类，三传折诸__公羊折诸>

钦定四库全书

《公羊折诸》卷首。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写。先正评说。

班固说：“李育用《公羊》的义理诘难贾逵，往返辩难都有理有据。何休擅长历数，和他的老师羊弼追述李育的意图，来诘难贾逵，撰写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后汉书·儒林传》】

张华说：“何休注释《公羊传》说：‘何氏的学问，不能解释的地方，何休谦逊地表示，这是从老师那里接受的学说，才宣扬这个义理，并非出于我自己。’”【《博物志》】

王祖游说：“《左氏传》文辞义理丰富，足以自成一家之书，并不专为主解经而作。《公羊传》依附经文而立说，经文没有记载的，它也不随意生发。在文字上力求简约，在通晓经义上擅长。任城人何休训释非常详细，但贬黜周朝、尊奉鲁国，大体上违背了正道。而且他志在通晓《公羊传》，却往往反而成了《公羊传》的弊病。”

刘敞说：“《公羊传》不同于《左氏》《谷梁》二传的地方，主要观点有三：一是依据百二十国的宝书而作，二是张大三世说，三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作新王。这三点都是不对的。认为孔子作《春秋》，祖述尧舜，下包文武，又为汉朝所用以训诫世人，所以不专门依据鲁国的史书。然而齐国高偃率军把北燕伯送入阳地，《公羊传》认为是公子阳生，经文应当说‘高偃率军把北燕公子阳生送入北燕’，有所错误，有所缺失，所以这样说。难道百二十国的宝书全都这样记载错误吗？如果全都记载错误，相信《公羊传》的说法也可以。如果百二十国的史书有一两处不同，孔子为什么不舍弃那些而选取这个呢？由此可知所依据的只是鲁国的史书罢了。况且《公羊传》见到晋国较晚，进入春秋时期就说‘后治同姓’，同姓中先被治理的，又不可立即数清，都拘泥于百二十国的宝书，而不知道根本是依据鲁国史书而作。鲁国史书所记载的有详有略，孔子只是考察其中的是非，加以褒贬罢了，不一定依据百二十国的史书。”【《春秋权衡》】

又说所谓张大三世说，本来对《春秋》没有益处。《春秋》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是说孔子作《春秋》寄托于传闻而已。解说的人却分割年份，参差不齐，想要用这种说法来蒙混，务必便利私学。假使推演日月的例子，记载详细而符合义理，就说“应当像这样”；恰好不符合义理，就随意说“这是传闻、所闻、所见，所以略写或详写”，以此来扶持它，无往而不胜。总之对《春秋》没有益处，只是便利私学罢了。又说：“隐公也远矣，为什么为隐公？因为隐公贤而桓公贱。”那么本来解说三世，想要辨别远近，近的避讳而远的避讳。现在却不是这样，贤者避讳，不肖者不避讳，通观《春秋》之内，无不如此，又何用分三世呢？《公羊传》认为国君以体统为重，所以先君的耻辱犹如今君的耻辱，即使百世还可以复仇。而说《春秋》之义深远，难道不是横生枝节？三世说反而违背了它的话。”【同上】

又说所谓新周故宋，以《春秋》当作新王，也是不对的。圣人作《春秋》，本来想要显示褒贬是非，通达王义而已。王义如果通达，即使不新周，即使不故宋，即使不当新王，仍然是《春秋》。圣人说：“不怨天，不尤人，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现在不任命他承担王天下的重任，而圣人因此愤恨而自立王天下的文章，不可训诫。况且周朝天命没有改变，有什么新说的道理？既然以百二十国的宝书为依据，又见到记载成周宣榭火灾，就说外灾不记载，现在忽然记载，是新周。既然不足以辅助经义，而厚诬圣人，不也太过分了吗？解说的人又说作《春秋》是为汉朝制定制度，迷惑伪书，以伪为真，其端出于想要迎合当时君主，排斥二传，让有识之士观看，不禁掩口而笑。太荒谬了。又说：“改变周朝的文饰，遵从殷朝的质朴。”《春秋》褒贬是根本，文质是末节。车服器用，封建制度，都是《春秋》以后的言论。处于周朝的时代，吃周朝的粮食，擅自更改其爵位【伯子男】，擅自改变其时节【田猎用夏时孟】，难道所谓“非天子不

译“讨论礼仪，不制定法度，不考究文献”吗？这是最不可通晓的地方，而儒者世代坚守的观点，却是想要尊崇显扬孔子，却不知防范不合道义之处。

译郑渔仲在《或问三子传》中说：“《春秋》三传各有得失，究竟谁优谁劣？”回答说：“《公羊传》和《谷梁传》是口耳相传的解说，而《左传》则是笔录记载；《公羊》《谷梁》重在阐释义理，而《左传》重在记录史实。体制不同，详略也有差异，不能简单地评判优劣。”【《通志略》】

章俊卿说：“《春秋》记载事件，有时只记季节而不记月份，有记月份而不记日期，也有季节、月份、日期都具备的。所以《公羊》《谷梁》都以此设立条例，用以显示褒贬。致使后世儒者议论纷纷，是非交错，旁征博引，穿凿附会，流派众多。于是有人说‘某事应当记日却没记日，是略写’；‘某事不应当记日却记了日，是慎重’。他们不知道朝见、盟会、侵伐这些事，确实不能预定日期开始，预定日期结束，所以多只记季节。天子诸侯的丧葬，礼制上有七月、五月的差别，不能预定日期完成，所以多只记月份。太子出生以及君臣去世，时间确定不变，所以多记日期。这是自然的道理。至于凡是灾异，都在日期上注明。历日（记日），是因为月份太多无法遍举其日；历月（记月），是因为季节太多无法遍举其月；历时（记季），必定加上‘自’字以示不同。比如文公十二年记日‘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之类，也都是根据事情的远近大小来记载的。哪里有什么固定的条例来褒贬呢？又如僖公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这甲戌日之下本来应当有其他事，也是旧史缺文。两天乃是甲戌日病危，己丑日死亡。君子对此有疑问，所以用两天来记载去世。像这类迂腐怪诞的说法，往往被人盲从。总之，史官秉笔撰文，并不以日月来作为褒贬的依据。这又是先儒的共识。”【《山堂考索》】

又说：“《公羊传》的失误，在于认为求金、求车是不合礼的，却不知道责备诸侯不纳贡；认为大阅、大搜是罕见才记载的，却不知道议论列国僭越天子之礼；认为筑馆是合礼的，却不知道仇敌之间不可互通。《谷梁传》的失误，在于认为正月己卯举行烝祭是不合时宜的，这是不知道周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在建子之月，冬季祭祀不算不合时宜；认为秋天在红地搜猎是正当的，这是不知道搜猎本应在春天进行，用于秋天是不正当的；认为不接纳子纠是内乱之恶，这是仇敌也可以容纳了。《左传》的失误，在于认为在郎地狩猎是合礼的，这是不知道废弃国务而远出田猎；认为为王姬筑馆是正当的，这是不知道仇敌之间不可交往。四国伐郑却说是围郑，狄人入卫却说是灭卫，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围’与‘灭’呢？”

家则堂说：“圣人作《春秋》，其大义大法用来垂示千载，门人高弟很难完全领会，在疑问解答之际，退下后各自陈述所闻，等到晚年，又传授给门弟子，《公羊》《谷梁》是其中显著的代表。认为它们出自子夏门下，经过战国、暴秦，直到汉朝兴起，其门人后裔才开始汇集所闻写成传。前史追溯其传授，由汉向上直达洙泗（孔子讲学处），具有本末。其中固然有选择不精的地方，比如认为祭仲驱逐国君是行权变，卫辄抗拒父亲是尊崇祖先，妾因儿子尊贵而僭越夫人之位等，这些都是流传中的错误。然而使后人得知《春秋》大一统的意义，内重京师而外轻诸夏，内重中国而外轻四裔，尊王抑霸，讨伐贼臣扶持善人，以保存天理而遏制乱源，都来自《公羊》《谷梁》。而何休治《公羊传》，外面多生出枝节，失去了《公羊》的本意。范甯治《谷梁传》，知道《谷梁》的不足，比何休强，这就是何、范的优劣。从此以后，众说蜂起，每当看到诸儒议论中符合二传的是处，就置而不谈，或者掠美说是出自自己之口；对于二传的不是处，就诋毁无遗，极力说《春秋》可以废弃。唉！《春秋》与传本来就是并行不悖的。圣人作《春秋》最初并不期望后世儒者为之作传，然而《春秋》必有传，由来已久了。《春秋》传始于圣门高弟，直到汉代，其事迹由《左传》记载，其宏纲奥义由《公羊》《谷梁》传述。不看《左传》，无法知道当时的事；不读《公羊》《谷梁》，无法知道圣人垂示法度的意图。那些说三传可以束之高阁的人，是夸夸其谈，不是确切的论断。”【《详说》】

共和周召二公考

周厉王逃到彘地，召公、周公摄行政事，号称共和。《史记·周本纪》是这样记载的。《庄子》和《竹书纪年》说是共伯和。司马光的《稽古录》沿用了这个说法。所谓共和，是周、召二公摄位以暂代王政，和衷共事的意思罢了。哪里还有共伯和这个人？如果有这个人，那就是篡位了。携王违抗天命，正值申、缯、犬戎交相攻杀，平王的地位确定，子余不久就被诛杀。共伯和是什么人？宣王中兴即位，难道能容许他逍遥在共山之首，像鲁连子那样妄说吗？郑渔仲也说：“关于共和的说法不可信。”东莱《通鉴前编》依据司马迁的记载，定论不易，不能不辨明的，在于周、召二公。二公是开国元勋，康公的后裔，众人都知道是这样。《史记·鲁世家》说周公留下来辅佐成王，后来住在洛邑，死在丰邑，长子伯禽就封于鲁，事情非常清楚明白。唯独《燕世家》特别说从召公以下九世到惠侯，当厉王逃到彘地时，厘侯即位，而宣王也已经即位，那么统治燕国的就不是召公了。郑氏笺注《江汉》

译《诗》说穆公是康公的十六世孙，但到了厉王监视言论的时候，已经有召公了。韦昭解释认为是召穆公，厉王在位五十一年，而穆公又用儿子代替太子去死。《吕览》说厉王流放到彘地，防止召公虎断绝后代没有继承人，于是仔细核对司马贞《索隐》和《燕世家》，康公也是由长子去受封，而次子留在周室代为召公，穆公虎是他的后代，三种说法都符合节理，才知道辅佐王室、平定南方，都属于穆公，实际上是穆公在两朝竭尽忠烈。成王命令君陈治理东郊，孔安国认为是周公的儿子，更加豁然开朗。康公留在王室辅佐，诗中有《泂酌》《卷阿》，书中有《顾命》《康王之诰》，言语昭示垂范，没有再值得怀疑的地方。《公羊传》说：“那么周公去鲁国了吗？不去鲁国。”我也说：“召公去燕国了吗？不去燕国。”古代大臣义理不忘君主，活着就为王室效劳，死后就陪葬陵寝。周公之所以有葬在丰邑的遗命，太公也五代返回周地。看丁公伋参与成王的顾命，也未曾不在宗周。与芮、彤、毕、毛以及东迁以后的虢、郑，没有不是以诸侯身份入朝担任卿士的，只是周、召二公在分封的诸侯国之外世袭其名，尤其礼数特殊。后来进入春秋时期，有周桓公黑肩、宰周公、孔周公、阅周公、忌父、周公、楚召武公、召昭公、召戴公、召庄公、奂召桓公、召简公、盈，有的记载在经文中，有的见于传文。历经隐公、桓公直到闵公、昭公，与王室始终相伴，都是元公、康公的恩泽深远且长久。班固《白虎通》说召公是文王的庶子，谯周又认为是周公的庶兄。只有富辰说：“文王有十六个昭穆子孙，未曾提到燕。”《左氏传》是先儒所尊崇的，不敢支离其说【尚瑗】

译三十、地名的同异

《春秋》中的地名，有的见于经文，有的见于传文，有的经文和传文都见到。其中文字有把“昧”写成“蔑”的，把“杞”写成“纪”的，把“卽”写成“滑”的，把“柯”写成“柽”的，把“缨”写成“偃”的，把“栁”写成“崇”的，把“粟”写成“铁”的，把“贲浑”写成“陆浑”的，把“屈银”写成“厥憗”的，把“浩油”写成“皐鼬”的，把“侵羊”写成“祲祥”的。像这样的情况，不能一一列举。邾国也叫邾娄，贯地也叫贯泽，訾娄也叫丛，安甫也叫鞌，沙地也叫沙泽。同一个郕地，有的认为是成，有的认为是盛。同一个郦地，有的认为是犂，有的认为是丽。同一个盂地，有的认为是霍，有的认为是雩。同一个虢地，有的认为是郭，有的认为是漷。同一个艾地，有的认为是鄗，有的认为是蒿。貍脤也叫貍轸，有的又说叫蜃。蚡泉也叫濆泉，有的又说叫贲。郪邱也叫犀邱，有的又说叫菑邱，有的又说叫师邱。在当时，传述者就已经使得异同繁杂，省减不一。百代之后，土地的离合，名号的废置升降，想要通晓熟悉并考证清楚，难道不困难吗【朱彛尊论地名考书】

钦定四库全书

《公羊折诸》卷一，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隐公

元年是什么意思？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

孔仲达疏说：“如果按照《左传》的意思，不分天子诸侯，都可以称元年；如果按照《公羊传》的意思，元年只有天子可以称，诸侯不敢与此相同。鲁隐公是诸侯，却可以称元年了。”苏明允说：“孔子作《春秋》，不是说这是孔氏的书，也不是说这是我作的。怎么知道的呢？说：孔子为《易》作传，叫做《系辞》；讲孝道，叫做《孝经》；都是他自己命名的，那么这是孔子私人的著作。《春秋》是鲁国史官用来命名史书的，而孔子依托它，那么这是孔子公有的著作。用鲁国史书的名义来公开它，好像说要有周公的心，然后才可以行桓公、文公那样的事。凡是推崇公羊学的人，都持这种说法。”

又

止斋陈氏说：“只有王者然后改元，诸侯改元，在汾王以前是没有的。”《史记·世家》记载：鲁真公十四年，齐武公九年，宋厘公、晋靖侯同十七年，陈幽公十三年，周厉王逃到彘地，这是列国纪年的开始。我认为：殷纣王二十一年丁卯年，是周侯姬发的元年。等到己卯年攻克殷商成为天子，已经是第十三年了。《竹书纪年》记载：“商汤讨伐夏朝，在夏帝癸十八年癸亥年。”那商侯的元年，是夏帝癸的十五年。商汤、周武王在夏、殷时期，都是诸侯继承王位改元，当时都已经实行了。《史记》诸侯世家有世系而没有年份的，共和以前或许缺略，没有可考证的。胡康侯传中说：“即位的第一年必定称元年，是为了彰显人君的作用。”胡明仲说：“人君继承王位，过了一年必定改元。”止斋唯独说周朝兴盛时诸侯继承王位不改元，这不是确切的论断。董仲舒说：“一，是万物所由开始的。元，是言辞中所说的大。把一称为元，是看重大始而想要正本清源。”

又

《五代史·汉隐帝论》说：“人君即位称元年，是常事，古人并不看重。孔子未曾作《春秋》，以前本来就是这样。把一称为元，也未曾有这样的法则，大概是古人的说法罢了。后世曲解学问的人，说孔子书写元年是《春秋》的大法，于是把改元当作重事。自汉朝以后，又用建元来命名年号，正统与伪杂纷乱混杂，称号于是增多，不胜记载。”徐无党注说：“古人说一年的第一个月，也不说一，而说正月。《国语》说六吕叫‘元’。《间大吕周易》列六爻说‘初九’。大概古人说数字，多不说一，不独把年称为元。”

春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

朱熹说：“凡是记载月份都不注明季节，怀疑古代史书记载事例只这样。到孔子作《春秋》，然后用天时加上王月，以表明上奉天时，下正王朔的意义。而在建子之月加上春，则行夏时的意思，也包含在其中。”

又

吴其琰说：“后汉陈宠说：‘冬至阳气开始萌发，所以十一月有射干、芸茘的感应。周朝以十一月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野鸡鸣叫、鸡孵卵，殷朝以十二月为春，十三月阳气已经到达，冬眠的虫子都震动，夏朝以十三月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这也可以作为改月、改时的证据。”

王者指谁？指文王。

《大诰》《君奭》都屡次称宁王。孔传认为是文王，而蔡氏归属武王。下面又有宁考的文字，那就是武王。《何彼秾矣》篇平王之孙，郑笺也说文王。朱熹说平王就是平王，齐侯是襄公诸儿，因为《春秋》有王姬筑馆的事，这种说法更合理。天子的史书，适宜称其开始受命的祖先以临天下，所以文王、武王都可以称。诸侯的史书，适宜尊奉天子以临天下，那么不必是开始受命的祖先，而当时的天子都适宜所禀承。《春秋》作于平王四十九年，王正书法宜归平王，尤其符合大居正的体例。正次王，王次春，所谓王道的开端。有人说平王不是好君主，不适宜承奉。说：臣子尊奉君主，难道应该比较其贤愚吗？宋祖帝乙，郑祖厉王，夫有

译所接受的。

又

《家语》中孔子说：“文王像元年，武王像春王，周公像正月。”《说苑》也相同。割裂分配，实在无法理解。

译又说：

黄东发说：“说它是岁首是对的，说王是文王则不对。文王未曾称王，也未曾向天下颁布正朔。这里的‘王’，是指当时的周王。”

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汉武帝宠幸歌女卫子夫，生下儿子刘据，于是立卫子夫为皇后。汉元帝立刘骜为太子，因为母亲王婕妤的缘故立她为皇后，这就是所谓的“母以子贵”。光武帝立阴贵人为皇后，后来阴贵人的儿子东海王刘阳被立为皇太子，改名为刘庄，这就是所谓的“子以母贵”。光武帝的诏书中引用《春秋》的道理说：“立太子以母亲的尊贵为依据。”汉代尊崇公羊学派，所以朝廷制定重大礼仪，没有不尊崇它的。殷帝乙不听箕子的劝谏而立纣为太子，晋武帝不采纳卫瓘等大臣的意见而立惠帝为太子，当时他们秉持的是以尊贵而非以贤能作为标准，不能因为后来的成败来议论当时的做法。至于庶出或地位低微的人继承大统，追尊其生母，从薄姬、钩弋夫人以下，历代沿袭成为定规。唯独汉章帝不敢让贾贵人登上皇后的位置，其盛德冠绝千古。所以，“子以母贵”，是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原则；“母以子贵”，则在于能够抑制私情、体悟大道的贤明君主自行裁断。

又说：

明神宗时期，关于建立太子的议论中，王锡爵说：“汉明帝选取宫人贾氏的儿子，命令马皇后抚养他；唐玄宗选取杨良媛的儿子，命令王皇后抚养他；宋真宗的刘皇后选取李宸妃的儿子作为自己的儿子，这都是因为无嫡子而立长子，是权宜之计。”顾宪成则说：“王皇后与皇上共同继承宗庙，目的是让宗庙得到合适的人选而已。皇上的长子，就是皇后的长子，难道一定要让长子拜皇后为母亲后才称他为儿子吗！”

至于“及”字表示“我欲之”与“不得已”的区别

刘敞在《权衡》中说：“鲁庄公与齐侯在柯地会盟，当时曹沫手持剑劫持齐侯，以收回汶阳的田地，这可以说是‘我欲之’（主动意愿），但《春秋》反而记载为‘防’（会盟），那么‘及’字就不是表示‘我欲之’了。《春秋》中有相互约定而‘及’的情况，这就是；有依次相‘及’的情况，如‘及其大夫孔父’，这就是；有追赶而‘及’的情况，如‘公追齐师弗及’，这就是。文辞因事而设，不仅仅急切于表达而已。”

当国也

所谓“当国”，是指君主治理国家，视百姓如子女，直接以国家为己任。晋国封桓叔于曲沃，也是同样的情势。共叔段建立与国都相当的封国，如果庄公不在前头及时剪除他，必定会导致尾大不掉。古代称弟弟为叔，两晋以后设立太弟制度，实行兄终弟及，而假使武姜贪得无厌，而被冠以这样的名号。怎么知道不像杜昭宪在金匮中那样的邪念呢？郑庄公在春秋时期，固然以强横著称首推第一，唯独他战胜共叔段的举动，断不能归咎于他。

为什么用官职称呼宰士呢

应劭在《风俗通》中说：《春秋》尊称公为宰，他的官吏为士，意思是说四海之内没有不被统辖的。

丧事有赗

《荀子·大略篇》说：赙和赗是用来帮助生者的，赠和襚是用来送死者的。《白虎通》说：赠的意思是称颂，襚的意思是遗留。用来帮助生者、送别死者，知道恩情重在终结，以符合至诚的心意。赠，就是帮助，用来互相资助供给不足。

车马叫赗，货物钱财叫赙，衣服被褥叫襚

《仪礼》记载，士人死后傍晚，国君赠送赗礼，有赤黄色的丝束和两匹马。士人治丧时，国君派人送襚礼。撤去帷帐，主人哭拜、叩头至地并跳跃。送襚礼的人左手拿着衣领，右手拿着衣腰，进入升堂传达命令。主人像起初一样拜谢。送襚礼的人进入，给尸体穿衣，出来后主人像起初一样拜送。孔子解下骖马用来赠送给旧馆舍主人的丧礼，伯高的丧礼，冉子用束帛和乘马去助丧。这些都是赗赙的事情。卫献公用祭服给太史柳庄送襚礼，这是襚的事情。

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因为时间久远呢

伊川《经说》说：“诸侯的卿必定受命于天子，当时不再请命，所以诸侯的卿都不记载官职，不承认他们是卿。称公子，是因为公子的缘故，让他做卿。只有宋国是王者的后代，得以任命官职，所以唯独宋国的卿记载官职。卿是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人，他们的去世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记载在这里，以显示君臣之义。”有人说，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沿袭旧史。古代的史书记事简略，日期有时不完备。《春秋》沿袭旧史，有可以删减而不能增添的地方。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何休注解说：所见，是指昭公、定公、哀公以及自己父亲时的事情；所闻，是指文公、宣公、成公、襄公祖父时的事情；所传闻，是指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高祖、曾祖时的事情。按杜预所说，诸侯各有国史，大事写在简册上，小事写在简牍上。只有上古时代，文辞荒疏简略，所以删书断自唐虞。如果沿袭旧史来作《春秋》，十二公都属于近代，不应该有差异。何休持论，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甚至把隐公当作受命的王，所谓异辞，是因为恩情有厚薄，义理有浅深，笔端有寒暑，意为详略，绝非王道降为霸术，救正列国兵争的宗旨。然而他说所见、所闻、所传闻，疾闻、舒察、貌察、形理，自是不可移易的。

又说：

《荀子·非相篇》说，传闻久远则论述简略，近则论述详细，简略则列举大要，详细则列举小事。愚昧的人听到简略的而不知道详细的，听到详细的而不知道大要的。因此文章久而灭绝，宗族久而断绝。五帝没有传人，禹、汤仅有传下的政事，而得不到详察。这大概是作者感叹很久了。

又说：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春秋将十二世分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

译亲眼所见的是三世，亲耳所闻的是四世，传闻得知的是五世。哀公、定公、昭公，是君子亲眼所见的时代；成公、宣公、文公，是君子亲耳所闻的时代；僖公、闵公、庄公、桓公、隐公，是君子传闻得知的时代。亲眼所见的时期共六十一年，亲耳所闻的时期共八十五年，传闻得知的时期共九十六年。对于亲眼所见的时代，谨慎地修饰其言辞；对于亲耳所闻的时代，痛惜其灾祸；对于传闻得知的时代，删减其谨慎与情感，使其与情感相一致。因此，在记载驱逐季氏时，又记载了求雨之事，这是谨慎修饰言辞的表现；子赤被杀，不忍心直说，这是痛惜灾祸的表现；子般被弑而只记载日期乙未，这是删减谨慎之辞的表现。这种屈伸的意志，详略的文辞，都与上述原则相应合。

译又

张茂先（张华）博学多识，没有不知道的事情，曾经自己说，三十年内的事，有很多还不清楚。世间确实有传闻详尽完备，而亲眼所见却恰好有所遗漏的情况。高君（高诱）通晓古代，齐君（齐万年）通晓当代，人各有擅长，也有不擅长的。所以说：“站在定公、哀公的时代去指点隐公、桓公的时代，隐公、桓公的时代已经太遥远了。”所见、所闻、所传闻，是考证古史者不可改变的解释。

那么它称“主人”，（传文）为何言辞穷尽呢

这是记载履緰来迎接新娘的经文。履緰本来是纪国的大夫，为他国君迎亲，而传文则通过类比引用成公八年的事例，〇记载“宋公派公孙寿来送聘礼”，事情相同但形势不同，用来相互推究考察。当时宋共公即位已经七年，在他父亲宋文公在世时未曾为他聘娶，而这次才开始自己作为主人。婚礼中，宗子如果没有父母命令亲自迎娶，都是父母去世后自己亲自迎娶。春秋时期也有与此类似的情况，文公二年公子遂到齐国送聘礼，是合乎礼制的。宣公元年公子遂聘问齐国，是讥讽他弑君。庄公二十二年鲁君亲自到齐国送聘礼，不派卿大夫而国君亲自前往，失礼非常严重。公羊学家深究于“父母都去世后自己亲自迎娶”的礼制，宋共公派公孙寿，恰好符合这个界限。只是纪履緰迎亲，处境形势特殊，所以援引这个例子。让读者去推究。《左传》《公羊传》都喜欢在篇首详细阐述，这是用笔方式造成的。

女子在娘家称女，在途中称妇

女子已经出嫁称为妇。妇的意思是服侍，服侍丈夫。曾子问：“嫁女的人家三夜不熄灭蜡烛，娶妇的人家三日不奏乐。”从陪嫁者的角度说称为女，从娶妇者的角度说称为妇。《左传》君子说宋共姬“像女而不像妇”，“女”和“妇”的字义历来分明。这里说“在途中称妇”，反而显得支离破碎。

尹氏是什么人？是天子的太夫。

王应麟《困学纪闻》说：“记载‘尹氏立王子朝’的开始，记载‘齐崔氏出奔卫国，崔杼弑杀其君’的开始。比较这些事件来看，履霜坚冰的警戒，就明白了。”

世卿不符合礼制

《王制》规定乡里举荐选拔，评定后才能做官，任命官职后才给俸禄。世卿确实不是好的政治。《春秋》列国中，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国氏高氏，宋国的桓氏戴氏，如果不是世卿就不能执政，所以《公羊传》贬斥他们。尹氏始于东迁之前，《诗经》中《节南山》是讽刺尹氏而作，就是这里的尹氏。《左传》认为尹氏是君母，《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尹氏是世卿。立论如此，关系到世道人心，也不细微。汉儒大多推崇这种说法，刘向上书成帝说：“尹氏是世卿而专权”，正是说的这个。

又

黄若晦说：“《节南山》这首诗，尹氏是太师，是周朝的世族。《常武》这首诗说：‘王对尹氏说，命令程伯休父。’到这里应当是一两代，又告诫防止于鲁国，所以这一年记载尹氏去世。其后昭公二十三年，又记载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又记载尹氏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这是尹氏世代执掌东周政权。执政大臣，寄托着国家命运，不能公开选拔天下的贤才，却让尹氏世代占据。大概其中一定有不能效法贤人的人，来败坏法度扰乱政治。这是东周衰败的原因。”

又

吴伟业说：“隐公从狐壤的囚禁中脱身，于是把尹氏归还，并拥立他的君主。注：尹氏，郑国大夫。身为郑国臣子，保护邻国的公子，越境在鲁国境内，耻于邀天之功，而接受鲁国的爵位。他去世时，鲁公亲临他的墓穴，史官记载日期以加重它。它的体例，如果是内大夫就不是内大夫，如果是外大夫就不记载去世，而且不在郑国去世。记载郑国，不是用来训诫的，所以去掉爵位只书姓氏，表示不臣服，明确报答功劳罢了。”

又

毛奇龄说：“狐壤之战，鲁公被郑人囚禁在尹氏那里，贿赂他后返回，拥立主君钟巫。其后鲁公因为祭祀钟巫遭遇弑杀，这是同一个尹氏而鲁公的患难存亡都系于他。鲁公感激尹氏，必定仍然以大夫对待他，以大夫的礼仪亲临他的墓穴，不可以不记载。大概鲁公因为尹氏而停止，因为尹氏而返回，到他被弑杀，又与尹氏的死有关联，所以特别记载尹氏去世，这是《春秋》的深意。”按：钟巫的尹氏，金仁山曾经说过，梅村、西河都推崇他的说法。

君子推崇居位端正

朱鹤龄《读左日钞》说：“宣公舍弃自己的儿子而立穆公，穆公又不偏爱自己的儿子而立殇公，虽然不是传位的常规，都是盛德之事。凶终的，是后人造成的。”《公羊传》归罪于宣公，恐怕不符合忠恕之道。

牟娄是什么地方？是杞国的城邑。

严启隆传注说：“这是杞纪的误写。牟娄在今青州府安邱县南。昭公四年，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来投奔，那么与鲁国接壤，可知杞国到僖公四年才开始迁到缘陵，现在还在陈留雍邱作为河南的杞县。莒是山东的莒州，杞莒尚远，哪里会取其边界城邑？况且庄公元年，齐国军队迁移纪国的郱、鄑、郚，郱就是青州府的临胊县，鄑就是莱州府的昌邑县，在牟娄的北边，郚就是临朐县界，在牟娄的东南。郱、鄑、郚是纪国的城邑，为什么唯独牟娄是杞国的城邑呢？”

又

《路史》说古有巢氏治理在楼山，就是牟娄。本是牟夷国，密州的诸城有娄乡。隋朝设置牟山县，后来讹传作朦胧。《齐乘》于钦说：“字书‘牟娄’是审视的意思，意义或许由此而来。”

译宋国的祸患是宣公造成的。

成蜀的李雄立他哥哥李荡的儿子李班为太子，群臣都想要立李雄自己的儿子。王达说：“先王确立嫡长继承人的原因，是为了防止篡夺之心的萌发，不可不慎重。”李班作为侄子，难道能算是君子吗？李雄没有听从。后来李雄去世，李班继位，李雄的儿子李越奔丧，与他的弟弟李期趁着夜间哭丧，在殡宫杀死了李班。这与宋国公子冯的事情相似，其余舍弃儿子而立弟弟的情况，则引证于寿梦各条。

译我替你把隐晦的话说出来了。

《史记·刺客列传》中，豫让的朋友说：“凭您的才能，委身臣服于赵襄子，必定会接近他并得到宠幸。您活着时称谥号，与此例相同。”《左传》昭公二十年，卫灵公赐给北宫喜谥号叫“贞子”，赐给析朱锄谥号叫“成子”。大概有在人未死时就预先赐予谥号的情况。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有关部门请求尊皇帝为烈祖，与太祖、世祖并列为三祖。在位时就预先拟定庙号，这更是千古罕见的特例。

又

《穆天子传》记载，天子授予河宗璧，河宗伯夭面向西方将璧沉入河中，号称“穆满，你应当永远得到任用”。郭璞注解说这是谥号，大概是后来记事者的说法。唐代刘贶认为《竹书纪年》中诸侯的排列，都举出谥号，是后人追修的结果，并非如此。

当时正史

又

吴其琰说：“《史记》记载商汤讨伐夏桀，自己说‘我很威武’，号称武王；而《诗经》也说‘武王举起旗帜’，于是就用‘武’作为谥号。楚国的熊通向周天子请求封号，周天子不答应，他也自立为武王。所有这些都是在生前拟定谥号的例子。”

众人虽然想拥立他，但拥立他是不对的。

家〇翁详细解说：春秋时期，大夫拥立国君，比如仲遂拥立接，宋督拥立冯，晋国赵盾拥立黑臀，齐国陈乞拥立阳生，都不向周王禀命，不继承父辈的国家。《春秋》为什么不记载他们的拥立，却唯独记载这次呢？〇在记载“四国攻打郑国”之后，接着记载“卫人在濮地杀了州吁”，又接着记载“卫人拥立晋”，多次记载“卫人褒奖”，卫人能不把篡位贼子当作国君，共同秉持大义诛杀他，所以不记载“入”，不记载“归”，而是改变文体记载“立”，以表示特殊。当时，四国联合出兵，为篡位贼子培植党羽，州吁的势力已经形成。石碏以告老大夫的身份，没有权位可以倚仗，毅然以讨伐贼子为己任，不动声色，首恶就被诛杀，四国的军队犹豫退兵，于是迎接晋到邢地拥立他，这可以说是处于臣子地位所面临的最艰难的情况。因此改变书写方式特别记载，以示区别。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尹氏拥立子朝”，王位已经确定，而尹氏凭一己之私拥立子朝，所以受到谴责。看尹氏拥立子朝受到谴责，那么卫人拥立晋受到褒奖，就可以明白了。

价值百金的鱼，公张登来的。

注：百金，相当于百万。王伯厚说古代以金重一斤，如果金值万钱。按此极言鱼之大，鱼之多。杜甫诗《打鱼行》数十言长篇，淋漓摹写，传记只用四个字就概括了，古简到了极点，未免失之于拙劣。左氏必然不是这样。注：登读作“言得来”，“得来”者，是齐地人的语言。齐人把求得叫做“得来”，“登来”的意思，是说大而急。按现在俗语也有“登时”“登即”的词，古语本来可以意会。

天子用八佾，诸公用六佾，诸侯用四佾。

傅逊引用伏生的说法，认为六是六八四十八，四是四八三十二，二是二八十六。何氏认为舞势适宜方形行列，既然减少，那么每行人数也适宜减少，而杜氏跟随他。然而舞蹈是用来节制八音而运行八风的，所以自八以下，舞蹈必定以八人为列。自天子以下，递减两行，减少两行。如果按照何、杜的说法，那么诸侯以下，士只剩下四人，难道还能成乐吗？按昭公二十五年在闵宫举行禘祭，舞万人只有两人。如果按照傅的说法，人数常常很多，即使众人都舞于季氏，怎么先君的庙里只剩下两人呢？节制八风的，天子表示没有外边。如果宫悬四面，轩悬去掉一面，判悬又去掉一面，辟雍水环绕周泮宫，减半备物与不备物的区别。何、杜大概有所本，士凯只是凭空臆说罢了。

从陕向东的，由周公主持；从陕向西的，由召公主持。

《孔丛子》中，羊客问子思说：“周自从后稷被封为王者之后，子孙据国直到太王、王季、文王，这本来就是世袭诸侯了，怎么能称为西伯呢？”子思说：“我听子夏说：古代的帝王将天下中分，让两位公治理，称为二伯。殷王帝乙的时候，王季因功劳九命作伯，接受圭瓒秬鬯的赏赐，所以文王继承他得以专征伐。这是以诸侯为伯，就像周、召之君为伯一样。”

又

《书正义》：《公羊传》是汉代的书，陕县，是汉代〇农郡的治所，其地位于两京之中，所以作为二伯分掌的界限。《史记正义》：《括地志》：陕原在陕县西南二十五里，分陕不依据其城，从原为界限。《后汉书·郡国志》：〇农郡有陕陌，注：《博物志》二伯所分。《集古录》：陕州有石柱，相传是周召分陕时所立，以区别地理，唐人作铭。

又

朱子给何叔京的信中说：“公羊分陕的说法可疑。大概陕东地广，陕西只有关中雍州之地，不应该如此不均。”《诗疏》“周南”“召南”谱：“召是周内的别名。文王受命在丰建邑，于是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的采地，在应当治理的国家施行先公的教化。”《乐记》：“五成而分，周公在左，召公在右。”明知周召二公都在文王时受采。据此，周

译召公与周公分别治理陕地东西两侧，这都是周文王时期的事情。况且《周南》《召南》都是歌颂文王德行的诗篇。自从《公羊传》认为陕地东西分治，而《史记·燕召公世家》便沿袭了这一说法。朱熹又认为“少南创立岐山东西分治的说法，穿凿附会而没有依据。召公所分得的土地越来越狭小，仅仅得到如今陇西、天水等几个郡的地方。”我按：周朝称陕东，就像秦朝称山东一样，大概是因为古代地势辽阔，燕、晋、齐、楚等地的疆域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理。召公主持陕西政务，却被分封在燕国，燕国却在陕东，那么两位公辅佐文王时左右分治的说法更为恰当。成王命令太公说：“五侯九伯，你有权征伐他们。”《春秋》初期，齐国和鲁国都是东方诸侯的领袖，只有周厉王被流放到彘地时，有周、召二公辅佐太子，实行共和行政的事情，这并非燕国和鲁国所能比拟。宰周公、召伯都出现在《春秋》中，他们是周、召二公的后裔。《尚书·康王之诰》说：“毕公率领西方的诸侯。”《文侯之命》中，周平王又让晋国得以专断征伐，根据德行和功劳来晋升爵位，从未专门由一家主导，这与齐桓公、晋文公赐肉赐酒的典礼相同，那么《公羊传》关于陕地分治的说法果真是凭空臆造，而《诗经注疏》中关于《周南》《召南》的谱系说法则合乎情理且可以验证。一位相国在内部防范，也牵涉到三公的说法，只有周公留下来辅佐成王这一点是一致的，周、召共和则是另一回事。整个《春秋》时代，都有周公、召公的后代相继担任王室的卿士。

译又

查考周公去世时，召康公留在王室担任宰相的时间最长，我在《分陕考》中已经详细论述过了。唐代有人对仗说：“远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辅”，那么召公辅佐政事的起始年份，直到他去世，生卒年份都有据可查，只是《史记》遗漏了而已。《世家》又把甘棠听讼的事说成是代替周公独自执政之后的事，尤其与《诗序》相悖谬。

讳获也

《左传》把臧之战当作隐公公子时事，而《公羊传》认为就是鲁隐公六年的事，用“输平”来避讳。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像晋惠公被秦国俘获，宋公被楚国拘捕，即使后来返回，一国之人也会哗然。怎么能钟虡完好无损，边境不惊动？没过多久，夏五月，又与齐君结盟，进行艾之战呢？

输平犹堕成也

朱子说：“大概是鲁国先与宋国交好，郑国人却来破坏和平，‘渝’是改变旧盟的意思。《公羊》《谷梁》作‘输平’，胡文定认为‘输’是用财物来求和平，恐怕不对。但只要说‘输’，那么‘渝’的意思就在其中了。比如秦诅楚文说‘变输盟’，推究‘输’字的含义就是这样，其文意只是‘渝’字罢了。”

春秋编年

编年体的名称始于这里，三传都是编年体的史书。《竹书纪年》也是如此。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另创了史家的体例。

四时具然后为年

也有四季不全的，桓公四年、七年都缺秋冬，文公十五年缺夏，昭公十年缺冬，定公十四年缺冬，哀公六年缺夏，十四年只到春天，获麟绝笔。

何以不名防国也

《左传》不写名字，是因为没有结盟。凡是诸侯结盟，在这里称名。所以国君去世就通报名字。赵氏伯循说：“哪有臣子在创巨痛深的时候，却忍心称君主的名字？”《礼》篇所录，也说“寡君去世罢了”。查考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卒哭之后才避讳，国君去世通报名字，这种说法违背礼制，特别严重。子蒲死，哭的人喊灭。夫子野说：“未结盟不写名字，那么卫人立晋突，归于郑忽，出奔卫，小白入齐，难道曾经结盟吗？”孙莘老说：“伍举为楚公子围，更改通报郑国的辞令说‘共王的儿子围为长’，这是当国君去世通报诸侯时，已经说了嗣君的名字了。”《谷梁传》因为避讳而不写名字，也不恰当。这大概是旧史缺文罢了。

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注：比如齐称侯，滕也称侯，继位的君主称即位，继弑君也称即位。《春秋》文辞浑融简质，有借助传文的疏释，常用“曷为”“何以”字样，这是二传的长处。然而简册可查，典故宜核，《左传》之前，《春秋》经依，错经于是为重，好古的学者不能舍彼而取此。

城中丘何以书以重书也

吕圭叔说：“《春秋》对于土木工程的事，一定谨慎地记载。记载的意义有二：有记载不合时令的，有记载不合制度的。周制五等诸侯，宫室都有规定的数量，城郭高低大小都有限制。凡是土木工程，龙星出现而戒事，火星出现而致用，水星昏正而栽，日至而毕。《春秋》记载城事二十九次，而主要在内地的有二十二次。内地的土地，无大小必记；外地没有缘故就不记。”

母弟称弟

传文很正确。《左传》对于叔肹卒，也说：凡是称弟，都是母弟。而何休附会其说，认为母弟不同于群公子。郭氏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异母兄弟不称为兄弟吗？程子说：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的说法，其说同母弟，大概是说嫡子，不是以同母弟为更亲。如果以同母为更亲，那么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兽了。

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诗序》“瞻仰”凡伯刺幽王大坏也。郑笺“凡伯，天子大夫也。”大概是康成用传文来解诗，即引隐七年“凡伯来聘”。正义“侯伯入王朝为卿士大夫，卿的总名也。”后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诗序》云“汉，仍叔美宣王也。”正义云“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五年，若其初则百二十矣。”《春秋》“晋之赵氏世称孟仍氏，或亦世称叔也。”后八年“天王使家父来聘”，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节”，《南山》《诗序》“家父刺幽王也。”仲达又云“桓十五年上距幽王之终七十六年，不知作诗早晚，若幽王之初则八十五年矣。”韦昭以为平王时作，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为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孔父，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父”或父子同字，父未必是一人也。隐桓世次正与平王、桓王相接，故王朝卿大夫犹多风雅之诗人，其详于《左传》者，诗序往往同之。

何以不氏

《左传》杜注：“无骇不书氏，未赐族。”程子说：“古者卿皆受命于天子。春秋之时，诸侯自命，已赐族者则书族，不书族者未赐也。赐族者皆命之世为卿，也许氏。凡大夫未爵命”

译对于天子，大夫不称氏。春秋初期，还谨慎地遵守这一礼制。无骇、翚、挟、柔、溺以及宛在《隐公》《桓公》《庄公》篇中被记载，就是例证。自从齐桓公以后，各国都自行任命大夫，除了夷狄之外，没有不称氏的了。这是因为不再向周天子请求任命了。

译这是依靠宋人、蔡人和卫人的力量（才做到的）。

胡氏传解释说：“记载‘伐’，又记载‘取’，是两者兼有的意思。”有人怀疑郑国的兵力不足以攻取戴国，必须联合三国军队才能做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十人包围五人进攻，是常规战法；以少胜多，是奇袭战法。庄公曾经战胜叔段，击败周王室的军队，趁着州吁的混乱进入许国，能够运用奇袭取胜，这是可以知道的。所以他在郊外驻扎军队，用多种方法来迷惑敌人。等四国军队已经交战，便趁机攻击他们的疲敝之处，一举攻取两地，这正是卞庄子杀虎的策略。

子沈子说：

注：沈子被称为“子”并冠在姓氏之上，是为了表明他是老师。不仅仅说“子曰”，是为了避开与孔子混淆。那些不冠以“子”的，是其他的老师。据查，公羊高从子夏那里受学，那么子夏的门人，这里就称“子”。沈子，古代人好学没有固定的老师，或许像子夏的门人向子张请教那样。注又引用宣公五年称“子”，公羊子则是他的传承，又是由公羊子的门徒所作。公羊高传给儿子公羊平，平传给儿子公羊地，地传给儿子公羊敢，敢传给儿子公羊寿，五世相传。对于平与地来说，又可以称他们的祖父和父亲为“子”，即公羊子。“子沈子”这种称呼，就像朱熹称“子程子”一样。“子公羊子”这种称呼，就像子思称“夫子”一样。

又：

《避暑录话》提到《列子》书中称“子列子”，这是弟子记录老师的话，不是列子自己说的。刘禹锡《自传》中称“子刘子”，意思可能是误读了《列子》。我认为叶梦得（石林）引用《列子》而不引用《春秋传》，或许是因为不熟悉《春秋传》。

国君被杀，凶手不讨伐，不记载〇，认为这是没有臣子。

朱熹说：“国君被杀，凶手不讨伐，不记载〇。这是因为把复仇的大义看得重，而把〇的常礼看得轻，以此昭示万世。臣子遭遇非常变故，一定要能讨伐凶手、为君亲报仇，这才算是有所以〇君亲；否则，即使棺椁衣衾极其隆重丰厚，也与抛弃给〇狸吞食、苍蝇蚊虫叮咬没有区别。其旨意深刻明确。”南宋的儒者都援引这个义理来指责绍兴年间的君臣，朱熹的集子里屡次引用它。

桓公

快步跑去救他，都死了。

孔父担任大司马，督担任太宰，都是大臣。大臣攻打国君，必定要征讨，快步跑去救他，好像奋不顾身奔赴危难的人，为什么如此轻率？只有春秋末期，卫国的辄、鲁国的蒋，大概接近这种情况。隐公、桓公时期，宋国的法纪还没有到颠倒的地步。后来闵公遇害，戴、武等家族就率领国人讨伐灭掉了凶手。唯独殇公死后，公子冯安然无事，而确定了君位，那么就可以知道夷平时失去民心，而孔父不能以正道辅佐君主，事先防范奸邪了。

因为用不义的手段取得的，所以叫它郜鼎。

器物跟随名称，土地跟随主人，人解释郜鼎已经很详细了。接着说：“用不义的手段取得的。”那么，密须的鼓，为什么不命名为文王的鼓？难道文王讨伐密须，也不是正义的吗？传文自相矛盾。

不久就可以成为它的拥有者了。

土地是从先君那里继承的，世代守护不废弃。即使是文王讨伐崇国，成王灭掉虞国，也是臣子颂扬他们的功德而不加以指责。如果像传中所说：“郑国夺取制邑，晋国灭掉夏阳”，都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强大的〇弱小的，大的吞并小的，上天的惩罚不加，这与春秋的道义，是多么违背啊？

就像楚王的妻子媦。

齐桓公有不嫁的姊妹，何况楚国是荆蛮之地，大概春秋时期各国淫乱废礼的人很多。

胥命是什么？是互相命令。

关于胥命的记载，谷梁认为接近古制，公羊认为接近正道。荀子说：“春秋称赞胥命。”胡氏传也没有异议。唯独朱熹认为两位诸侯不经过王命，互相推戴任命为方伯，所以春秋改变文字来讥讽他们。那春秋时期诸侯在中国交往，虽然说不结盟，也没见有什么可取的，何必改变文字来深深赞许呢？查战国时期，齐宣王与魏惠王在徐州会盟而互相称王，齐湣王、秦昭王立为两个皇帝，犀首又立燕、赵、中山与齐、秦共同作为五王。唐朝的藩镇，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自称冀、魏、赵、齐四王。凡是王室〇夷、藩国僭越占据，多有私下互相推戴的事情。起初固然曾读诸儒称赞胥命的说法，而对此怀疑，得到朱熹的论述，才确定不变。《周书》说：“只有天子有命”，《毕命》就是如此。诸侯互相命令，其僭越上级就可以知道了。

这里说“有年”是什么意思？是仅有年成。

王樵说：“诸公不记载有年，是因为不胜枚举。唯独桓公有年，宣公大有年，记载在〇中，是因为春秋不记载祥瑞，把丰年当作祥瑞，那么正好显示出年成不常丰。如果常丰，那么常事不记载，又有什么祥瑞可记载的呢？”

春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

《周礼》大司马：仲春搜田，仲夏苗田，仲秋狝田，仲冬狩田。《谷梁传》“公狩于郎”，传称：“春天叫田，夏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也称四季的田猎。唯独《公羊传》只列出三种田猎。何休注：“不把夏天算作田猎，是因为飞鸟还没有离开巢穴，走兽还没有离开洞穴，恐怕伤害幼小，所以在苑囿中取之。”《王制》说：“天子诸侯无事则每年三次田猎”，与传文相符。郑玄驳斥说：“四季都田猎，是夏、殷的礼制。”《诗经》说：“之子于苗，选徒嚻嚻。”夏天有田猎，很明显。《公羊传》

译“三时田”的说法，取自《运斗枢》中的文字。

又《说苑》说：“苗，是拔取（幼兽）；搜，是搜索（猎物）；狩，是守候留取（猎物）。夏天不狩猎，为什么呢？回答说：夏天是天地阴阳旺盛生长的时节，猛兽不扑抓，猛禽不搏击，毒蛇不叮咬。鸟兽虫蛇，尚且知道顺应天时，何况人呢！”

译讥讽父亲年老，儿子代替从政。

宋国的公孙寿辞去司城的职务，让他的儿子荡意诸担任。郑国的公孙舍之去世，罕虎主持国政。这些都是诸侯国中儿子代替父亲从政的事情。从此以后，鲁国季氏的意如和斯齐，陈氏的乞和桓，都凭借权奸的身份世代掌握国家大权。而《春秋》也就在此终结了。汉代的曹丕、魏国的司马师、司马昭、北魏的高洋、宇文觉这些篡夺皇位的臣子，没有不是由儿子代替父亲的。《春秋》记载“仍叔之子”这件事，为后世考虑得极其深远。

遵从周王的正道。

陈氏说：“《春秋》上下二百四十多年间，不曾书写‘征’字，因为诸侯的侵伐，都不是奉行周王的命令，去讨伐所怨恨的对象，没有敌人能抵挡我们的军队。然而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这是上级讨伐下级，不称为‘征’，为什么呢？回答说：‘征’的意思是‘正’，讨伐郑国这件事只是出于互相憎恶罢了，哪里称得上是‘正’呢？”

大雩是什么？是求雨的祭祀。

经文记载“大雩”的有二十次，记载“雩”的有一次，都在秋季的三月。那么是因为干旱而求雨，并不是讥讽不及时或怠慢的意思。按照礼制，天子使用盛大的音乐向天帝举行大雩祭，诸侯则只是歌舞罢了。鲁国有舞雩的台，也就是歌舞罢了。但也称为“大雩”，是因为当时正逢旱灾，全国都在呼救，说“大雩”是为了记录全国人的呼救，也不是僭越天子礼乐的意思。那些有时说“大旱”，有时说“不雨”的，如果不涉及岁事就不说旱，旱了而不求雨就不说雩，旱了而举行大雩就记载下来以记录灾异，没有其他含义。

又

杨升庵说：“雩祭的僭越始于桓公，禘祭的僭越始于闵公，郊祭的僭越始于僖公。”

提到雩祭就显示出干旱，提到干旱就不一定显示雩祭。

《周礼》规定，司巫在国中大旱时，就率领巫师跳舞求雨。《荀子》说：“日月食就施救，天旱就求雨，不是认为这样就能求得什么，而是为了文饰。”君子认为这是文饰，百姓却认为是神灵。凡是灾异时修省的方法，不过如此。

化我也

注：化我，是说过失无礼的话。哀公六年，陈乞说：“希望各位大夫能像对待我一样对待他。”各位大夫都同意了。陈乞家中也是做了过失无礼的事。叶少蕴说：“孟子说：‘恶是何言也？’‘恶’，大概是齐鲁方言中表示否定的词。《汉书》记载故人见到陈涉说‘伙涉之为王’，‘伙’是吴楚方言中表示惊大的词。《公羊传》记载州公到曹国，用齐人语‘过我为化我’，现在齐人都把‘过’读作‘夬’音。”

淫乎蔡蔡人杀之

刘原父说：“‘蔡人’是讨伐贼寇的说法。佗本是篡位者，所以用讨伐贼寇的说法来叙述。就像卫人杀州吁，楚人杀陈夏征舒等一样。佗虽然自称国君，在国内不被国人依附，在国外不被天子任命，因此不同于商人，不能用逾年称王的惯例来论说。”

樵之者何以火攻也

平阴之战，晋军焚烧申池，焚烧东郭、北郭，所以《公羊传》认为焚烧咸邱是火攻的开始。但既然在邾国用兵，却不记载“伐邾”，这种书法似乎前所未见。杜预注《左传》确实指出咸亭在巨野，这就确切无疑了。鲁国的沼泽叫大野，哀公十四年在大野狩猎而获得麒麟，在咸邱用火攻田猎，定为确切的解释。

此其称王后何 犹曰吾季姜

女子在本国称为“女”，从周王国的角度称为“后”，互相作为文义参看。继承女子的是莘，长子出行，在夫家仍然使用父母的称呼。为韩姞选择配偶，没有比韩地更快乐的，在母家而跟随所嫁之地的称号。齐侯的儿子，卫侯的妻子，就一并叙述了。

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

蔡邕《独断》：“天子所居的都城叫京师，京，是水。地下的众者莫过于水，地上的众者莫过于人。京，是大师众，所以叫京师。”按《易经·师卦》象辞说：“地中有水，师；君子以此容纳民众，蓄积众人。”中郎蔡邕也是根据《易经》来立论的。

又

李竹湖说：“以前没有说过效法天王，而效法天的称号从《春秋》开始；以前没有说过京师，而众大的名称从《春秋》设立。这是圣人确定尊卑地位，君臣关系重新建立人伦根本的表现。”

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

冯衍劝说廉丹背叛王莽投降汉朝时说：“祭仲立突而驱逐忽，最终得以复位，被《春秋》赞美。以死换生，以存换亡，是君子之道。”汉代研究《公羊传》的学者，都认为祭仲贤明，我认为祭仲畏惧而驱逐忽，立突，与梁王僧辩畏惧高齐而废黜晋安王方智，迎立贞阳侯渊明，事情极其相似。大臣掌握国家大权，不能守死以侍奉所事奉的人，只是扰乱国家罢了。

又

黄若晦说：《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混杂褒贬来扰乱经义，而《公羊传》最为严重。《公羊传》荒谬的地方，认为孔父是死义，认为祭仲是行权，认为齐桓公灭纪是尽到祭祀祖先的心，认为宋襄公丧师是比拟文王的战争。祭仲贪生怕死，视更换国君如脱帽弃巾，却允许这是权变。卖国卖君的人，都以权变自我辩解。吕后想封吕氏为王，王陵坚决争辩，而陈平不争辩。王陵因为急切而获罪，陈平因为缓和而收功。先儒还赞许王陵而轻视陈平。以荣存、丑亡，君主逃亡而仇恨，这是不可作为训诫的。如果有陈平的功劳，尚且不免获罪，何况不能像陈平那样的人呢？

又

宋高宗苗刘之变，谓朱胜非

译关于调理保卫皇帝身体的事，胡安国说：“权宜之计的废黜安置，不应施加于君主父亲。《春秋》的大法，对此尤其谨慎。”康侯的《春秋传》没有记载此事，此事记载于《宋史·本传》中。

译如果做不到，就会生病，然后才有郑国。

王源说：“‘是’字指代上文，所以‘出’和‘反’都说‘病’，‘病’是指公子忽。意思是：如果公子忽不能借故出奔，忽然间又不能借故返回，那么公子忽就会陷入困境。然而必须像这样，然后才有郑国，后来他自己贬损身份以行权变，正与此相应。这大概是曲折地传述他行权变以保全郑国的苦心。”王济上说：“‘病’字是指宋国而言，意思是：如果公子忽不能借故出奔，忽然间又不能借故返回，那么一定要等到宋国陷入困境然后才图谋他，然后才能保有郑国。大概行权变以立国，不过是仅仅免于灭亡罢了。一定要等到公子忽借故返回，国家才开始安定，拖延久了公子忽不能返回，那么一定要等到宋国陷入困境然后才能返回。”李栋说：“‘是不可得’是说公子忽借故返回，所以出奔宋国，公子忽不能掌握权柄。不能掌握权柄就会陷入困境，然后才能保有郑国。”我按语说：“《练要》这一编，对于《公羊》《谷梁》的解说越发猥琐鄙陋，没有一句话值得采纳。只有文字拗僻、字义晦涩的地方，依靠它的疏解剔抉，才值得观看。”

嫌与郑人交战

人将要搏斗却先自断右手，这是王修用来告诫袁氏兄弟的。与别国交往也是如此，晋文公在泛南躲避秦军，不妨碍霸业。韩、魏在晋阳瓜分智伯，赵氏因此强大。吕布逃到下邳，依附刘备，忽然袭击并夺取了刘备的地盘。李宝臣与朱滔共同讨伐田承嗣，相信虚假的防备而互相攻击。朱温在上源驿图谋李克用，在刘桥击败朱瑾、朱瑄，这些都是反戈内讧，君子厌恶这种行为。

御廪发生火灾，为什么记载？因为发生了灾祸。

《汉书·五行志》：刘向认为御廪是夫人和八妾所舂的一米之藏，用来供奉宗庙的。当时夫人有淫乱的行为，违背了本心，上天警戒说：夫人不可以供奉宗庙。

称他为世子，是为了再次纠正名分。

左无经文杜注说：“称他为世子，是因为公子忽身为太子，有母亲的宠爱，宗卿的援助，对诸侯有功，这是太子中最显赫的。但他坚守小节而失去大国的援助，知道三位公子势力强大，不听从祭仲的话，修习小善，洁身小行，顺从匹夫之仁，忘记了社稷的大计，所以君子说他善于为自己谋划，意思是不能为国家谋划。父亲去世而不能自立为君，郑国人也不把他当君主看待。出奔就降低名分去赴告，入国就用太子的礼仪迎接，开始被驱逐，最终被杀害。三位公子轮流即位，扰乱郑国的，实在是公子忽造成的。”

又

常山刘氏说：“公子忽在郑国时，嫡子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以至于灭亡。考察《诗经》，有《女同车》则是讽刺没有大国的援助；《山有扶苏》则是所赞美的人并非真正值得赞美；《萚兮》则是讽刺君主弱而臣子强；《不唱而和》、《狡童》则是讽刺不能与贤人谋划国事，权臣专断命令。”

“复归”的人，出奔时是恶的，回归时没有恶；“入”的人，出入都是恶的，“归”的人，出入都没有恶。

公子突进入栎地，是恶的。小白进入齐国，也是恶的。比这更严重的还有孙林父进入戚地，赵鞅进入晋阳，恶得更厉害。然而许叔进入许国，能说是恶吗？不能。公子忽复归郑国，衎复归卫国，都没有恶。元咺复归卫国，能说是没有恶吗？不能。蔡侯庐回归蔡国，陈侯吴回归陈国，出入都没有恶。楚公子比回归楚国，能说是没有恶吗？不能。

栎是什么？是郑国的邑。

蘓氏说：春秋有一国而二君的情况，郑国的公子忽与公子仪，卫国的衎与剽就是如此。忽、衎始终为君，仪在郑国为君十四年，剽在卫国为君十一年，都是已经成其为君的人。所以春秋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而称他们为君。天无二日，圣人垂训，也是为了救世。大概目睹世变急迫，蒯辄以父子争国，正名的理论又另有一例。元咺不也曾立公子瑕以与成公对抗吗？从僖公二十八年冬到三十年秋，瑕在卫国为君，将近两年。周王室则有东王西王，掠夺相寻，笔削之作，岂能不得已呢？

为什么不说是“入于郑”？最后说“尔”。

赵企明说：诸侯再次入国而没有到达国都的，只有郑公子忽进入栎地与僖公二十五年卫侯进入夷仪而已。郑伯忽被称名，而卫侯衎不被称名。衎记载为“复归于卫”，而忽不记载为“复归于郑”，这正是正与不正的辨别。卫侯衎出奔，本来是他的国家，孙林父驱逐他而立剽，是不正的。衎进入夷仪，等待剽的死，不是篡位，所以圣人不称他的名字以区别他。忽出奔，地位本来不是他的地位，是篡位。忽进入栎地，将要逼迫兄长而出奔，图谋再次篡位，所以圣人称他的名字以彰显他的恶。后来卫侯衎从夷仪重新得到卫国，春秋记载他称名，衎应当拥有卫国。郑公子忽居住在栎地，最终也进入郑国，春秋不记载，表明忽不应当拥有郑国。

仇敌在外，为什么记载葬礼？这是君子的措辞。

刘原父说：“君主被杀，臣子不讨伐，贼人不是臣子；不讨伐贼人，不是儿子。复仇者以死败为荣。齐襄公复九世之仇，《公羊传》认为他贤德。怎么能说仇敌在外就不复仇呢？如果说要量力而行，难道不符合共戴天之义吗？伍子胥借吴国的力量以覆灭楚国，《公羊传》所取，就是以量力不责者，如子胥乃可。有凭借千乘之势而隐忍仇怨不报的吗？”

《公羊折诸》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公羊折诸》卷二 兴国县知县张尚瑗撰《庄公》

孰隐隐子也

王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