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或问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或问》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宋吕大圭撰。大圭字圭叔，号朴卿，南安人，淳祐七年进士，官至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子编修实録检讨官，崇政殿説书，出知兴化军。尝撰《春秋集▯》，今己散佚。此《或问》二十卷，即申明集▯之意也。大防于三▯之中，多主左氏、谷梁，而深排公羊。于何休解诂斥之尤力。考三▯之中，事迹莫备于左氏，义理莫精于谷梁，惟公羊襍出众师，时多偏驳。何休解诂牵合防纬，穿凿尤多。大圭所论于三家得失，实属不诬。视诸家之弃▯从经，固逈然有别。所着五论：一曰《论夫子作春秋》，二曰《辨日月褒贬之例》，三曰《特笔》，四曰《论三▯所长所短》，五曰《世变》。程端学尝称五论明白正大，而所引《春秋》事时与经意不合。今考《或问》之中，与经意亦颇有出入。大防长于持论，而短于考实。然大圭后于徳祐初，由兴化迁知漳州，未行而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夀庚举城降，大圭抗节遇害。其立身本末，皎然千古，可谓深知《春秋》之义。其书所谓明分义、正名实，着几防为圣人之特笔者，侃侃推论大义，凛然足以维纲常而卫明教，又不能以章句之学锱铢绳之矣。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一 宋 吕大圭 撰
春秋褒贬论
或问：“春秋以一字为褒贬，信乎？”曰：“春秋因鲁史而成文者也。史之所有，圣人因之；其所无者，不能以意度也。史之所述，圣人定之；其所阙者，不敢以强补也。圣人作经以示万世，固未尝有一毫私意参于其间，而顾欲窃褒贬之权以自尊乎？且鲁一国也，夫子匹夫也。夫子因一国之史，而欲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则是私鲁也；以匹夫之微，而欲以窃天子之刑赏，则是私己也。圣人宜不为是也。故夫春秋者，纪实之书也。然则夫子之于春秋也，固一切因鲁史之旧文乎？”曰：“史之所有，圣人因之；其情理失实者，圣人固不尽因也。史之所述，圣人定之；其猥冗不纲者，圣人固不尽从也。是故有史官之笔，有夫子之笔。史官之笔，谓其事也；夫子之笔，谓其义也。因其事以着其义，而事实矣；明其义以録其事，而义着矣。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圣人者，谓其去烦剔芜，得事之实，而是非邪正为不诬也；罪圣人者，谓其不纯用鲁史之文，而或出于夫子之笔削，则太严矣。史之所书如彼，夫子之所书如此。史之所书，文或揜其实；夫子之所书，则实着于文矣。后世因其所録之实，而得其可以褒可以贬之义，可也。谓其借褒贬以代赏罚，某为善，吾字之；某为恶，吾名之；某有功，吾爵之；某有过，吾夺之，则圣人决不如是也。圣人之笔，如化工，洪纎高下，要亦使之各得其所而已，岂曰容私意于其间哉？”春秋非圣人所自作，亦非圣人不能作。学者诚知春秋非圣人所自作也，则夫名称爵号予夺纷纷，譬若法家用法刻覈，▯细者，其説不可用也。诚知春秋非圣人不能作也，则夫归之赴告策书，诿之鲁史旧文，而圣人精微之意或未之讲者，其説不可尽从也。曰：“先儒以褒贬为例，而或谓春秋无褒。词皆贬尔，其説何若？曰：吾方不敢以褒贬论《春秋》矣，况敢尽以为贬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此自后之观《春秋》者言之也，非自孔子之作《春秋》者言之也。圣人之述史也，始自《尧典》，终于获麟。书则记言之史，而其时则唐虞三代也；其人则尧、舜、禹、汤、文、武、成、康、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也。观其所记，孰非治世之事乎？《春秋》则记事之史，而其时则春秋也；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或问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或问》二十卷，附《春秋五论》一卷，是宋代吕大圭所撰。吕大圭字圭叔，号朴卿，南安人，淳祐七年考中进士，官至朝散大夫，担任尚书吏部员外郎，兼任国子监编修实录检讨官、崇政殿说书，后出任兴化军知军。他曾撰写《春秋集传》，如今已经散佚。这二十卷的《或问》，正是阐发《集传》宗旨的著作。其大体观点是在《春秋》三传之中，多推崇《左氏传》和《谷梁传》，而极力排斥《公羊传》。对于何休的《解诂》，他尤其严厉地加以指责。考察三传之中，记载事迹最完备的是《左氏传》，阐明义理最精微的是《谷梁传》，只有《公羊传》杂糅众多师说，时常多有偏颇驳杂之处。何休的《解诂》牵强附会谶纬之说，穿凿附会尤其严重。吕大圭对三家得失的论述，确实符合事实。与那些各家舍弃传文而只遵从经文的做法相比，固然截然不同。他所著的《五论》：一是《论夫子作春秋》，二是《辨日月褒贬之例》，三是《特笔》，四是《论三传所长所短》，五是《世变》。程端学曾经称赞《五论》明白正大，但其中引用的《春秋》事例有时与经文原意不合。如今考察《或问》之中，与经文原意也颇有出入。吕大圭大体上擅长持论，而短于考证事实。然而吕大圭在德祐初年，由兴化军调任漳州知州，还未上任元兵就到达了。沿海都制置使蒲寿庚举城投降，吕大圭坚守节操遇害。他立身的始末，千古皎然，可以说真正深谙《春秋》大义。他的书中所谓明辨分义、端正名实，揭示圣人特笔所蕴含的几微之意，侃侃推论大义，凛然足以维系纲常、捍卫正道，这又不能用章句之学去斤斤计较地苛求他了。乾隆四十四年八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一 宋 吕大圭 撰
春秋褒贬论
有人问：“《春秋》用一字来褒扬或贬斥，是真的吗？”回答说：“《春秋》是依据鲁国史书而写成的。史书中所记载的，圣人就沿用它；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圣人不能凭主观臆测去推断。史书中所叙述的，圣人予以确定；史书中缺失的部分，圣人不敢强行补充。圣人作经以昭示万世，固然不曾有一毫私意掺杂其中，难道想要窃取褒贬的权力来自尊吗？况且鲁国只是一个国家，孔子只是一个平民。孔子依据一个国家的史书，却想要用来规范天下君臣大夫，那就是偏私于鲁国；以平民的微贱身份，却想要窃取天子的刑赏大权，那就是偏私于自己。圣人应当不会这样做。所以，《春秋》是一部记录事实的书。那么，孔子对于《春秋》，难道完全沿用了鲁国史书的旧文吗？”回答说：“史书中所记载的，圣人沿用它；那些情理失实的，圣人固然不会完全沿用。史书中所叙述的，圣人予以确定；那些琐碎冗杂不合纲常的，圣人固然不会完全听从。因此，有史官的笔法，也有孔子的笔法。史官的笔法，说的是记录事实；孔子的笔法，说的是阐明义理。依据事实来彰显义理，那么事实就清楚了；阐明义理来记录事实，那么义理就显扬了。所以说：‘记载的事迹是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文字是史官的记录，其中的义理则是我私自取用的。’又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怪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了解圣人的人，认为他去除烦冗剔除芜杂，得到了事实的真实，从而使是非邪正不致歪曲；怪罪圣人的人，认为他不纯粹使用鲁国史书的文字，而是有时出于孔子的笔削，那就太过严苛了。史官所记载的是那样，孔子所记载的是这样。史官所记载的，文字或许掩盖了事实；孔子所记载的，则事实显现在文字之中了。后人根据他所记录的事实，从而得出可以褒扬可以贬斥的义理，是可以的。如果说他借褒贬来代替赏罚，某人做善事，我就用字称呼他；某人做恶事，我就用名称呼他；某人有功，我就授予他爵位；某人有罪，我就剥夺他的爵位，那么圣人绝对不是这样的。圣人的笔法，如同自然造化，宏大细微高低不同，总之是让它们各得其所罢了，哪里是说容许私意掺杂其中呢？”《春秋》并非圣人凭空创作，也并非圣人不能创作。学者如果真正知道《春秋》并非圣人凭空创作，那么那些关于名称爵位予夺纷纷的议论，好比法家用法苛刻细密，这种说法是不可采用的。如果真正知道《春秋》并非圣人不能创作，那么那些将其归结为赴告策书，推诿给鲁国史书旧文，而圣人精微之意或许未曾阐发的说法，也是不可完全听从的。有人说：“先儒以褒贬为例，而有人却说《春秋》没有褒扬，言辞都是贬斥，这种说法怎么样？”回答说：“我正不敢用褒贬来论断《春秋》，何况敢完全认为是贬斥呢？孟子说：《春秋》中没有正义的战争，只是彼善于此罢了。这是从后世观看《春秋》的人角度说的，不是从孔子创作《春秋》的角度说的。圣人叙述历史，始于《尧典》，终于获麟。《尚书》是记录言论的史书，而那个时代是唐虞三代；那些人是尧、舜、禹、汤、文、武、成、康、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看他们所记载的，哪一件不是治世的事情呢？《春秋》是记录事迹的史书，而那个时代是春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