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三　　　　　宋　吕大圭　撰

译这是为了防备僭越。有记载诸侯去世而不记载其葬礼的，是因为对方通报了丧事而我方没有前往吊唁，这是为了防备僭越。有这件事，记载的文字就完备；没有这件事，记载的文字就缺失，这是史册的常规。这正是圣人顺应而不加以改变的原因。至于吴、楚的君主，记载去世的有十个，而都不记载葬礼的，《公羊传》说：是为了避开他们的王号。《礼记》说：诸侯不称楚、越的王丧，是担心百姓产生疑惑。这就是圣人删削的原因。然而那些称“葬某公”的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列国中只有宋国可以称公，其余都是侯、伯、子、男。至于在葬礼上统称公，大概是因为推测他们不是由天子赐谥，而是私自定谥。礼制规定：天子去世，称天命来赐谥；诸侯去世，向天子请求赐谥；大夫去世，由其君主赐谥。这是为了惩戒恶行而鼓励善行。自《春秋》以来，这种礼制就废弛了。诸侯下葬时，不向天子请求赐谥，都自己定谥，又僭越称公，这太不合礼制了。圣人依据事实直书其事，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问：那么诸侯下葬，是诸侯亲自前往呢？还是派遣大夫前往呢？回答说：是派遣大夫。怎么知道的呢？从“滕子来吊唁葬礼”这一记载可以知道。诸侯中没有说“来吊唁葬礼”的，记载“滕子来吊唁葬礼”，是因为这不合常规而特别记载。下葬小国未曾派遣卿的，记载“叔弓前往滕国参加滕成公的葬礼”，这是报答恩惠的礼节。经文中记载卿吊唁诸侯葬礼的有六次，吊唁天王葬礼的有两次。那些记载葬礼而不记载卿去吊唁的，是我方前往吊唁但去的不是卿。那些记载卿去吊唁葬礼的，是我方前往并派遣了卿。派遣卿的，都是不合常规的礼制。吊唁晋国的有四次，吊唁齐、滕的有一次，这都是重视这件事罢了。虽然如此，比较这些事来观察，就会发现下葬诸侯时鲁君不亲自前往，下葬天王时鲁君也不亲自前往，由此可以看出鲁国不尊奉周天子。下葬诸侯时派遣卿，下葬天王时也派遣卿，由此可以看出鲁国把周天子等同于诸侯了。

译鲁隐公四年，莒国人攻打牟娄，夺取了牟娄。

有人问：“莒国人攻打牟娄，夺取了牟娄，为什么既说‘伐’，又说‘取’？”回答说：“有只说‘伐’而不说‘取’的情况，那是攻打而没有夺取，比如郑国人攻打卫国之类就是如此。有只说‘取’而不说‘伐’的情况，那是夺取并非因为攻打，比如夺取济西田、汶阳田就是如此。有先记载‘伐’、记载‘围’，而后记载‘取’的情况，那是攻打、包围，而后才夺取，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而后记载‘宋国人夺取长葛’就是如此。然而《春秋》初期，对外国夺取城邑，如夺取牟娄、夺取长葛，就记载下来；从鲁隐公以后，外国夺取城邑就不记载了。大概《春秋》初期，还认为夺取城邑是重要的事，后来就多得写不下了。子产说：‘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诸侯国方圆百里，现在大国已经有方圆几千里的土地了。如果不是侵吞小国，怎么能达到这样呢？’由此说来，那么《春秋》时期，夺取别人城邑的事情很多。圣人怎么能全部记载下来呢？大概也有记载下来的，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就不记载。”

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完。

有人问：“杀害国君的体例，也有不同吗？”回答说：“圣人所记载的体例，有的称‘人’，有的称‘国’，有的称‘世子’，有的称‘名氏’，有的称‘盗’，有的称‘阍’。阍，是受过刑的人；盗，是疏远的人；称名氏，是大夫杀害国君的用辞；称世子，是记录其尊亲关系尽绝；称‘人’来杀害，是众人杀害他；称‘国’来杀害，是大臣杀害他。在吴国国君身上见到称‘阍’，在蔡侯身上见到称‘盗’，在宋督、卫州吁、晋赵盾身上见到称名氏，在楚商臣、许止身上见到称世子，在齐商人、宋杵臼身上见到称‘人’，在莒庶其、薛比、吴僚身上见到称‘国’。它们的含义各自有所侧重。既然都是大夫，为什么有的称名有的称氏？”回答说：“《春秋》初期，凡是弑君之贼都称名，卫州吁、宋督、齐无知、宋万，都不以氏出现。从晋里克开始，大夫就以氏出现了。凡是弑君之贼都称名，这是正例；记载氏，是时势变化的结果。所以曾经说《春秋》初期，国内大夫都称名，只有去世才称公子；后来就都称公子了。国外大夫也称名，后来国外大夫都称公子及氏了。弑君之贼都称名，后来就都以氏出现了。这是《春秋》体例的变化。况且难道没看见《春秋》记载吴、楚的情况吗？起初记载‘荆’，接着记载‘楚’；后来就记载‘楚子’。起初记载‘吴’，后来就记载‘吴子’。这不是时势的变化吗？如果不是时势的变化，那就是《春秋》自己故意制造不同了。”

鲁隐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有人问“遇”的含义，回答说：“遇有两种含义。《周礼》宗伯说：诸侯冬天朝见天子叫‘遇’；《礼记》说：诸侯没到定期相见叫‘遇’。大概是协调不同的考虑，而其礼仪像偶然相遇而不期而会，这是冬天朝见天子的‘遇’。诸侯因为朝觐，或者遵从王命，那么没有定期而突然相遇，这是未到定期的‘遇’。至于《春秋》记载的‘遇’，本来不是因为朝觐遵从王命而相遇，只是诸侯各自想逞其欲望，简化事务，像道路上相遇而没有国君聚会防备的礼仪罢了。经书记载鲁公与诸侯相遇，就记载为‘及’。这一年相遇在清，庄公二十三年，鲁公与齐侯在谷地相遇；三十年，鲁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这是以内及外，以我及彼的用辞。国外诸侯相遇，就按爵位排序：隐公八年，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庄公四年，齐侯、陈侯、郑伯在垂地相遇；三十二年，宋公、齐侯在梁丘相遇。这是尊卑的顺序。”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秋天，翚率领军队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有人问：“攻打郑国的军队，为什么把宋国排在首位？”回答说：“《春秋》的法度，用兵就先写主兵者，盟会就按爵位排序。用兵就先写主兵者，比如宋、齐、邾人攻打郳之类就是如此。盟会就按爵位排序，比如宋、齐、卫在瓦屋结盟，宋、陈、蔡在折地结盟就是如此。只有霸主则盟会先写霸主，这是《春秋》的通例。”问：“请求出兵的是卫州吁，为什么把宋国排在前面？”回答说：“州吁是弑君之贼，没能安定他的地位，却向诸侯献媚，使宋公有夫子沐浴的意思，那么率领诸侯讨伐罪人是可以的。如果他不能这样做，那么暂且不顺从他一时的邪说，听任天下有能治理的人，也是可以的。现在却顺从逆贼的谋划，报一己之怨，而联合四国攻打郑国，放纵人欲灭绝天理，不是人应该做的了。四国的军队刚刚会合，而翚又率领军队会合他们，乱臣贼子的势力更加嚣张了。《春秋》的法度，厌恶结党作恶，所以记载‘翚率领军队’而再次列举四国，反复记载，圣人的笔法严厉啊。”问：“怎么知道他是专断用兵呢？”回答说：“从‘单伯会合攻打宋国’可以知道。单伯会合，不记载‘率领军队’，那么单伯不是专断用兵。不再次列举各国，就没有特别的美恶。用那个比照这个，就可以知道了。”

卫国人杀州吁于濮地。卫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有人问：“杀贼称‘人’，立君也称‘人’，为什么呢？”回答说：“杀贼称‘人’，是可以的；立君称‘人’，是不可以的。弑君，是天下共同厌恶的，人人都可以讨伐他。蔡国人杀陈佗

译那么异邦就可以讨伐他；楚国人杀了夏徵舒，即使是蛮荆之地也可以讨伐他。讨伐贼人而称“人”，是讨伐罪人的措辞。至于拥立国君，则必须在内部有所继承，在上有所接受，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拥立的。晋被拥立，如果不是先君的遗命，那么在内部就没有所继承的；如果不向天子请示，那么在上就没有所接受的。只是出于众人想要拥立他于是就拥立了他罢了。所以从情理上说，卫国没有国君三个月，国人迎接晋并拥立他，这是情理所认可的；从道义上说，不向天子请示，不继承先君的命令，这是道义所缺失的。《春秋》的法度，不以情理胜过道义。有人说：“国家有变故，社稷没有主人，顺从众人的愿望拥立他，不也可以吗？”回答说：“这里有道义和权变，权变是用来合乎道义的。”继承人有常规，有嫡子就立嫡子，没有嫡子就立长子，年龄相同就立贤能，这是大的道义。道义认为可以拥立的，就拥立他，怎么能因为众人想要拥立他就拥立他呢？当时上面有天子，作为卫国臣子的，应当以道义上应当拥立的人向天王请示，这是可以的。现在不是这样，在道义上就缺失了。”有人说：“尹氏拥立王子朝，就记载‘尹氏’，这里拥立晋的是石碏，却不记载石碏，为什么呢？”回答说：“拥立王子朝，是尹氏一个人的私意；拥立公子晋，是卫国众人的共同愿望，这也是不同的。记载说：‘卫人立晋’，是为了区别于石碏的私意。”

译葬卫桓公

有人问：“国君被弑杀而弑君之贼被讨伐，就记载‘葬’；国君被弑杀而弑君之贼未被讨伐，就不记载‘葬’，这说法可信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春秋》经文写的是：“葬某国某公”，并不写“某国葬某君”。那么，“葬”这个字，是从鲁国前往参加葬礼的角度来说的，并不是从那个国家是否举行葬礼的角度来说的。被弑杀的国君不记载“葬”，是因为鲁国自己不去参加葬礼；记载“葬”的，是因为鲁国自己前往参加葬礼，这与弑君之贼是否被讨伐有什么关系呢？〇既然持这种说法，遇到讲不通的地方，比如蔡景公、陈灵公、蔡昭公、许悼公，就强行找借口。对于蔡景公，就说是因为不忍心让他的儿子失去民心；对于陈灵公，就说是因为国外讨伐了弑君之贼；对于蔡昭公，就说是因为他是被强盗所杀，名字没有出现在经文中；对于许悼公，就说是因为不让许止被认为是弑父。陈灵公记载“葬”，还可以说是弑君之贼已经被讨伐了；蔡昭公记载“葬”，还可以说是强盗也被杀了。至于蔡景公、许悼公，这种说法就讲不通了。有人又强行找借口，说：“这是为了惩罚蔡景公，许止自己去讨伐了弑君之贼。”况且《春秋》中弑君之贼，难道一定是因为国君有罪才弑君的吗？为什么唯独对蔡景公赦免他的弑君之贼？如果班可以赦免，那么班就不能算是弑君；如果班是弑君，那么班也不应该被赦免。既诛杀了他又赦免他，圣人用法不像这样自相矛盾。至于许止，直接因为没尝药就认为他没有弑父，这又是错误的。弑君，是最大的罪行，是不可赎罪的，难道仅仅因为没尝药的原因就直接加上弑父的名声吗？许悼公患疟疾，喝了世子的药而死，那么弑父是明显的，何必替他隐瞒，而且认为许止没有弑父呢？那么蔡景公、许悼公的葬礼，大概都是他们的儿子想要掩盖弑逆的痕迹，而备办礼仪来安葬他们的父亲，所以鲁国前往参加葬礼。其他被弑杀的国君，不记载“葬”的，或者是那个国家多事不能备办礼仪来安葬，或者是虽然安葬了但鲁国没有前往参加葬礼。然而从《春秋》开始，国君被弑杀而弑君之贼未被讨伐，鲁国都不前往参加葬礼，这说明鲁国还有羞耻厌恶之心。《春秋》之后，国君被弑杀而弑君之贼未被讨伐，鲁国也有前往参加葬礼的了，这难道不值得对世道的变迁而再三叹息吗？

卫师入郕

有人问：“记载战、围、侵、伐、入、灭，有时称‘人’，有时称‘师’，有时称‘某帅师’，有时称‘君’，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称‘人’，是简略的措辞；称‘师’、称‘将’、称‘某帅师’、称‘君’，是详细的措辞。所以称‘师’的，是用军队来说的，像‘卫师入郕’、‘齐师救邢’之类就是这样。称‘将’的，是用将领来说，而不用军队来说，像‘晋赵盾侵陈’、‘卫孙良夫伐廧咎如’之类就是这样。称‘某帅师’的，是因为将领尊贵而使用的军队众多，像‘公子翚帅师防伐郑’、‘无骇帅师入极’之类就是这样。所以《公羊传》解释说：‘将领低微军队众多，称‘师’；将领尊贵军队少，称‘将’；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帅师’。国君亲自率领军队不说‘帅师’，是记载重要的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只是记载‘人’的体例，《公羊传》认为是将领低微军队少，这就不足以完全表达《春秋》的含义。大概《春秋》的法则，小国称‘人’，像莒人、邾人、介人就是这样。贯通《春秋》中邾、莒的体例，称‘人’有原因后才记载大夫，像‘莒庆来逆子叔姬’、‘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就是这样。所以小国记载‘人’，是正常的。《春秋》初期，虽然大国的大夫也记载‘人’，不只是小国如此。只是鲁国的大夫不记载‘人’而记载名字，外国大夫没有玉帛之事就不记载名字，没有记载姓氏的。鲁国大夫去世就记载姓氏，有好事在诸侯间发生而记载姓氏的，从公子翚开始；有战争之事而记载姓氏的，从公子庆父开始；外国大夫因征伐之事而记载姓氏的，从晋阳处父开始。大概《春秋》初期，还没有专权的大夫，所以征伐称大夫的都是专权。记载将领的，是专权的大夫；记载‘某帅师’的，是专权的大夫而且使用大量军队。这些都是特别记载的。所以大国的大夫称‘人’，也是正常的。蛮荒之国有好事在诸侯间发生，也记载‘人’，像荆人就是这样。直到楚子派椒来聘问，吴子派札来聘问，然后吴、楚的大夫在经文中显著，所以荆蛮的大夫称‘人’，也是正常的。至于排列几个国家而有时记载爵位有时记载‘人’，那么记载爵位的是国君，记载‘人’的是大夫。排列几个国家的大夫而有时记载大夫名氏有时记载‘人’，那么记载名氏的是大夫，记载‘人’的是地位微贱的人。用专权的大夫与未专权的大夫相对比，那么记载专权的大夫是详细的措辞，而记载‘人’是简略的措辞；用小国的大夫有原因后才记载其名，那么记载名是详细的措辞，而记载‘人’是简略的措辞；用蛮荆的大夫逐渐与中国交往而后记载大夫，那么记载大夫是详细的措辞，而记载‘人’是简略的。用诸侯有大征伐，而后详细记载大夫的名氏，那么有原因而详细记载，是详细的措辞，而记载‘人’是简略的。所以有因为是小国而简略的，有因为是蛮荆而简略的。用国君与大夫相对比，就简略大夫；用大夫与地位微贱的人相对比，就简略地位微贱的人。用关系到盛衰的事详细记载，那么不足以作为轻重的事就简略记载。这些都是记载‘人’的含义。至于记载‘师’的含义，也有不同的地方。使用军队的含义则是一样的，而根据文辞确立含义，自然有不同。比如‘师入某国’、‘某师灭某’，就可以看出其暴虐。比如‘齐师、宋师、曹师城邢’，

译这就足以看出其声势盛大。如果说“军队驻扎在某地救援某国”，这就足以看出其虽然兵力众多却有所畏惧。如果说“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国和蔡国的军队”，这就足以看出其出兵没有正当理由且不义。随着具体事件的不同，其蕴含的意义也就不同了。卫国军队进入郕国，是残暴的行为。

译考察仲子之宫

有人问：“考察仲子之宫，符合礼制吗？”回答说：“不符合礼制。”又问：“怎么知道它不符合礼制呢？”回答说：“从圣人所记载的史书可以知道它不符合礼制。凡是宫庙之事，如果不是记载灾祸或失礼的情况，就不会被记录。比如成公六年建立武宫，定公元年建立〇官，这一年考察仲子之宫，都是因为失礼才被记载的。如果是新宫发生火灾，僖宫发生火灾，那是因为发生了灾祸才被记载的。丹桓宫楹，刻桓宫桷，也是因为失礼才被记载的。如果说：‘仲子是妾母，不附祭于宗庙，而另立别庙来祭祀她，这是合乎礼制的变通。’那么圣人就不会记载这件事了。既然记载了，就知道它不符合礼制了。庶子在父母的居室中，为母亲不举行禫祭，这是因为要压抑于尊长。慈母与妾母不世代祭祀，这是因为要降等嫡母，这是礼制的节制。难道可以立庙来祭祀她们吗？”有人又说：“古时候妾附祭于妾祖姑，如果没有妾祖姑，就改姓附祭于女君，另立别庙是不符合礼制的。”

初献六羽

有人问：“初次献舞六羽，有人讥讽它僭越，有人称赞它恢复旧制，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查考《左传》，记载考察仲子之宫将要举行万舞，鲁公向众仲询问羽舞的人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鲁公听从了他的话，于是初次献舞六羽。观察《左传》的说法，那么鲁国应当使用六佾，这是称赞它恢复旧制。《公羊传》说：‘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僭越诸公还可以说，僭越天子就不可以说了。’考察仲子之宫，那么鲁国适宜使用四佾，这是讥讽它僭越。然而从季氏舞八佾的事情来看，那么鲁国在群公的庙堂使用八佾已经是旧例了。自从鲁国僭越使用天子的礼乐以来，沿袭已久，后来季氏才得以僭越使用。如果说鲁国起初僭越使用诸公的六佾，后来才僭越使用天子的八佾，或许担心沿袭时间不长，还没有达到季氏那样严重的程度，就知道它僭越已经是旧例了。那么初次献舞六羽，《左传》的说法是可以采纳的。然而隐公虽然听从了众仲的话，开始在仲子之宫使用六佾，但群公的庙堂却没有改变，这大概就是最终导致季氏僭越的原因吧？”

春秋或问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四 宋 吕大圭 撰

隐公。宋人伐郑围长葛。取长葛【五年】

有人问：“攻打国家不记载包围城邑，《公羊传》的说法是这样的。这里既说伐又说围，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所记载的，有只说伐的，公子庆父伐于余丘就是。有只说围的，叔孙侨如围棘就是。说伐、说围而又接着说取，这一年伐郑围长葛，第二年取长葛就是。伐，是声讨罪过进行征讨；围，是环绕包围城邑；取，是夺取土地。这些意义本身互不冲突。比如莒人伐杞取牟娄，那么夺取容易，所以不说围；宋人伐郑围长葛，那么夺取困难，所以先说围而后说取。记载围，又可以看出郑国有城防守卫；记载围而后说取，又可以看出宋国志在必得。”

郑人来输平

有人问：“《春秋》记载‘平’字有六次，而唯独这一年记载‘来输’，为什么呢？”回答说：“‘平’，是解除仇怨的辞令。‘平’的意义虽然一致，但情况不同。宋人及楚人平，是宋国想要和平；及齐平，是双方互相谦让。宋及楚平，大概是出于不得已；鲁及齐平，则是齐国知道尊敬鲁国，而鲁国也不愿凌驾于齐国之上。至于‘来输平’，则完全是出于郑伯的意思罢了。说‘来输’，就有自我屈辱减损的意思。郑国难道真的尊敬鲁国吗？难道真的畏惧鲁国吗？难道真的想要与鲁国消除旧怨而建立玉帛之好吗？只是因为宋、鲁刚刚联合，而庆幸其中有可以离间的缝隙，于是自我屈辱减损以求和解罢了。观察后一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而鲁国进入那片土地；防地郑人伐宋，得到郜及防，而鲁国又夺取那两个城邑。由此可知‘输平’，大概是以利益相互勾结。《春秋》厌恶这种行为。”

公防齐侯盟于艾

有人问《春秋》记载盟约有说“防”、说“及”、说“来”、说“涖”、说“同”、说“防”。盟约是什么？它们的辞令为什么不同？回答说：“及”，是从我方角度说的；“防”，是从彼方角度说的；“涖”盟，是我方想要而前往彼方；“来”盟，是彼方想要而来我方；“同”盟，是双方意愿相同；“防”盟，是召请而后才到。召请盟约而后才到，称为“防盟”，鄫子防盟于邾就是；召请征伐而后才到，称为“防伐”，单伯防伐宋之类就是。那么称为“防”的，是从彼方角度说而我方等待他。

叔姬归于纪

有人问叔姬是媵妾为什么记载？回答说：石氏说，媵的意思是送。郯伯姬出嫁不记载“归”，因为她是媵妾。这叔姬也是伯姬的媵妾。记载她“归于酅”，是为了引起重视。《春秋》记录纪国事迹非常详细啊。圣人难道没有微妙的用意吗？隐公二年记载纪裂繻来迎娶女子，又记载伯姬归于纪；七年又记载叔姬归于纪；桓公五年记载齐侯、郑伯到纪国；六年记载公在成地与纪侯相会，冬天又记载纪侯来朝见；八年记载祭公来，于是迎娶王后于纪；九年记载纪季姜归于京师；十七年公在黄地与纪侯相会；庄公元年齐国军队迁移纪国三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