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九

译《春秋或问》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十 宋 吕大圭 撰

庄公时期，楚国攻打郑国，齐桓公在防地救援郑国【二十八年】

有人问：“楚国自从攻入蔡国之后，史书记载楚国攻打郑国，而齐国必定会去救援，从此以后，齐楚两国每每为了争夺郑国而争斗，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一个郑国的背叛或归服，本来就是天下兴衰的关键所在。春秋初期，郑国本来就是中原诸侯中的强国。从庄公十年开始，楚国的名字才首次出现在经书中。十六年，楚国开始攻打郑国。齐桓公因此事，在幽地会盟以谋划对策。二十八年，楚国再次攻打郑国。齐桓公因此事，在防地联合鲁国、宋国以救援郑国。僖公元年，楚国又攻打郑国。齐桓公因此事，在柽地会盟以谋划对策。接着，二年楚国侵犯郑国，三年楚国攻打郑国，楚国对郑国的欺压更加蛮横了。齐桓公因此事，大举发动召陵的军队，以促成屈完的盟约。楚国虽然屈服于齐国，但其正强的势头并未稍微减弱。五年，首止会盟，郑伯逃归，这是畏惧楚国而背离齐国的表现。齐桓公因此事，一次围攻新城，再次发动攻打郑国的战役，于是杀了申侯以求取和解。甯母会盟，郑国的子华到了。洮地会盟，郑伯乞求结盟。葵丘会盟，咸地的防务，缘陵的筑城，牡丘会盟，淮地的防务，没有一次战役郑国不跟随齐国的。中原有力量安抚郑国，而楚国不能与之争夺。齐桓公死后，局势就不同了，郑国于是转而顺从楚国。僖公十九年，郑国与楚国在齐地结盟。二十一年，在盂地会合，在薄地结盟。二十七年，在宋地结盟，其低头听命，甘心内附于楚国并为其服役，难道是郑国自愿的吗？是因为畏惧楚国啊。宋襄公曾经联合中原的军队去攻打郑国，而楚国也发动了泓水之战来报复。中原军队不能振作，而楚国人更加蛮横了。所以自从小白死后，郑国又顺从楚国的原因，是郑国本来就畏惧楚国的强大，而中原不能与之争夺。二十八年，晋文公图谋霸业，城濮一战，楚军大败，于是践土会盟，温地会合，由晋文公主持，陈国、郑国都在其中。过了明年，翟泉会盟，只有郑国不到，于是围攻郑国的军队出发了。虽然重耳已经去世，但三十三年郑国跟随晋国攻打许国，文公二年跟随晋国攻打秦国，三年跟随晋国攻打沈国，七年与晋国在扈地结盟，郑国未曾敢背叛晋国。九年，楚国开始在狼渊驻军以攻打郑国，晋国联合五国大夫去救援，还足以抵抗楚国，而没有导致失去郑国。所以十三年在棐地会合，十四年在新城共同结盟，十五年在扈地结盟，十七年跟随晋国攻打宋国，又在扈地会合，郑国也不敢背叛晋国。所以自从践土会盟直到扈地会合，郑国都跟随晋国，是因为有城濮之战的威势震慑在先，有救援郑国的军队挟制在后。然而自从狼渊之战后，楚国的范山对楚子说：‘晋君年轻，不在诸侯之中，北方可以图谋。’那么楚国人本来就已经有轻视中原之心了。而晋灵公不像君主，政治荒废，气势分裂。救援郑国的战役，只记载了人名。新城会盟，晋侯没有出席。扈地会盟说：‘讨伐齐国的动乱而接受贿赂返回。’扈地会合说：‘平定宋国的动乱而没有功劳返回。’郑国认为晋国不值得与之交往，而接受楚国的盟约。从此以后，晋国攻打就跟随晋国，楚国攻打就跟随楚国。宣公元年，郑国跟随楚国侵犯陈国、宋国，这是郑国跟随楚国。晋国因此在棐林会合宋国、陈国、卫国、曹国，以攻打郑国。冬天，晋国、宋国攻打郑国。二年，晋国、宋国、卫国、陈国侵犯郑国。楚国正在攻打陆浑的戎人，而不能救援郑国。郑国于是开始跟随晋国了。楚国因为郑国跟随晋国，于是三年，楚国侵犯郑国。四年，楚子攻打郑国。五年，楚国人攻打郑国。九年，楚子攻打郑国。晋国的郤缺虽然率领军队救援郑国，但不能制服楚国。郑国于是又跟随楚国了。十年，晋国、宋国、卫国、曹国攻打郑国，那么郑国又跟随晋国。这年冬天，楚子攻打郑国，那么郑国又跟随楚国。时而向时而背，大概也是为了免除祸患的计策罢了。然而十年之间，叛服不常的原因，大概是中原没有力量安抚郑国，郑国不能不背离楚国而依附楚国。等到十一年，楚国举行辰陵会盟，以巩固郑国，这是楚庄王的做法。郑国正背离楚国，而楚国围攻郑国的军队大举进攻，郑国的君臣恐惧覆亡。荀林父率领军队去救援，这是正确的。如果一战打败楚国，那么郑国将欣然乐于依附，永远坚定侍奉晋国的心意。奈何荀林父未能执行命令，先縠违抗命令渡河出兵，邲地不再听从指挥，成为中原的耻辱。楚国的势力更加张扬，那么即使晋国为郑国考虑，也应当低头顺从楚国，以缓解一时的危难。所以终郑襄公之世，一心依附楚国。成公二年，跟随楚国侵犯卫国，又在蜀地共同结盟，同好弃仇，不再叛离。晋国虽然在宣公十四年、成公三年两次对郑国用兵，但最终不能使郑国跟随晋国，大概是中原没有力量安抚郑国，而让郑国安心依附楚国。晋景公鉴于邲地战败的教训，恢复旧业，诸侯渐渐归附晋国。于是虫牢会盟，郑国又参与其中。成公六年，楚国攻打郑国，而栾书救援。七年，楚国攻打郑国，而晋国联合七国去救援。接着在马陵结盟，在蒲地结盟，都是为了巩固郑国。楚子仍然志在得到郑国，用重金贿赂求取郑国。晋国于是拘禁郑伯，栾书因此攻打郑国，又联合五国去攻打。郑国不堪忍受屡次被攻打，于是开始背离楚国。十三年，会合晋国攻打秦国。十五年，在戚地共同结盟，又在钟离会合吴国。’这都是为了跟随

译晋国虽然强大，但楚国始终怀有夺取郑国的志向。楚国用汝阴的土地请求与郑国讲和，郑国便顺从了楚国，进而侵犯了宋国。晋景公十六年，鄢陵之战中，楚军和郑军大败，按理说这足以使郑国屈服，但郑国并不屈服。秋天，晋国又讨伐郑国。晋景公十七年，柯陵之盟时，周王室使者也在场，按理说这足以使郑国屈服，但郑国最终仍不屈服。冬天，晋国又讨伐郑国。晋景公能在虫牢得到郑国的归附，却不能保证郑国不跟随楚国。晋厉公能在鄢陵战胜楚国，却不能使郑国必定跟随晋国。这是因为晋景公的威势不足以压制楚国，郑国人畏惧晋国的心意不足以胜过他们畏惧楚国的心意；晋厉公的政治不足以安抚郑国，郑国人跟随晋国的意愿不足以改变他们依附楚国的意愿，所以如此。直到晋悼公继承霸业，郑国才开始改变策略。然而晋悼公刚即位之初，郑国仍然安心依附楚国。晋悼公霸业即将兴盛之际，郑国才折服而跟随晋国。晋悼公霸业即将完成之初，郑国仍然对楚国怀有二心。晋悼公霸业完成之后，郑国才一心一意地跟随晋国。成公十八年，郑国防备楚国讨伐宋国，而襄公元年，韩厥率领军队讨伐郑国。二年，郑国又讨伐宋国，而晋国联合宋国、卫国侵犯郑国，又修筑虎牢城。这是晋悼公刚即位之初的情况。三年，晋悼公召集九国在鸡泽会盟，郑国到了。五年，晋悼公召集十四国在戚地会盟，郑国到了。这年冬天，晋悼公召集七国救援陈国，郑国到了。七年，在鄬地会盟，郑国到了。八年，在邢丘会盟，郑国到了。这是晋悼公霸业即将兴盛之际的情况。郑国虽然服从晋国，但楚国也受到威胁，因此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讨伐郑国，郑国就跟随楚国了。九年，晋悼公召集各国讨伐郑国，在戏地会盟，郑国才开始服从晋国。楚灵王愤恨郑国的背叛，接着讨伐郑国，郑国又跟随楚国了。十年，晋悼公召集各国讨伐郑国，在虎牢驻军以威胁郑国。十一年，晋悼公又率领诸侯讨伐郑国，在亳城北会盟，郑国再次服从晋国。这是晋悼公霸业正兴盛的时候。不久郑国又跟随楚国讨伐宋国，晋国于是大规模召集十一国讨伐郑国，在萧鱼会盟，郑国最终服从晋国。从此以后，楚国不能再与晋国争夺，郑国也不敢面向楚国了。大概自从晋景公以来，使郑国屈服的功效，到这里最为兴盛。这是晋悼公霸业已经兴盛的日子。十四年春天，在向北会盟。夏天，共同讨伐秦国。冬天，在戚地会盟。十六年，在湨梁会盟。十八年，共同包围齐国。二十年，在澶渊会盟。二十一年，在商任会盟。二十二年，在沙随会盟。二十四年，在夷仪会盟。二十五年，又在夷仪会盟。夏天，进入陈国。秋天，在重丘会盟。二十六年，在澶渊会盟。在这十五年间，晋国的会盟、征伐郑国，郑国没有不参加的，所以虽然十一年楚国人俘虏了良霄，十八年讨伐郑国，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两次讨伐郑国，军队屡次加害，但郑国最终不敢跟随楚国，是因为晋国霸主的威势足以压制楚国，而郑国可以依靠它而没有恐惧。大概自从襄公二十七年宋国的会盟，晋楚并列，不同于以前虢国的会盟，晋楚并列，再读旧书，中原诸侯开始同时隶属于晋楚，而没有区别。即使是圣人，仍然把晋国排在楚国之上。城杞、澶渊会盟，晋国还足以召集诸侯，而楚国的强大也已经很厉害了。到了昭公四年，楚灵王开始在申地召集诸侯会盟，实际采用了齐桓公召陵的典故，郑国人奔走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晋国的事？宋国、虢国的会盟，还说是两属，到了申地会盟，就一心跟随楚国了。那么郑国之所以开始两属，继而一心跟随楚国，是因为晋平公不足以主持中原会盟，而权力被楚国夺取。晋昭公即位，起初召集诸侯大夫在厥憖会盟，接着召集刘子和诸侯在重丘会盟，晋顷公在黄父会盟，晋定公在成周筑城，都是主持中原会盟。但是这时，晋国虽然得到郑国，却不能压制楚国，楚国也逐渐衰落，却不能争夺郑国。到了定公四年，晋定公在召陵大规模召集刘子和十八国的军队，侵犯楚国，这是振兴中原、遏制狂妄楚国的一个契机。有个叫苟寅的人，向蔡国求取财物，没有得到，于是辞别蔡国人，晋国因此失去诸侯，无功而返，只做了臯鼬之盟就停止了。大概从此以后，霸主不再主持会盟，而诸侯离散。定公七年，齐国和郑国在咸地会盟，郑国就与齐国结交。八年，卫国和郑国在曲濮会盟，郑国就与卫国结交。十一年，鲁国叔还到郑国主持会盟，郑国又与鲁国结交。哀公二年，郑国罕达与晋国赵鞅在铁地交战，不再顾及盟主了。那么定公、昭公之际，郑国之所以舍弃霸主而结交齐、鲁、卫，是因为霸主不能执掌安定中原、禁止强暴的权力，而中原诸侯没有合适的主宰。所以说：观察一个郑国的叛服，天下的盛衰之机就判明了。综合来看，中原能够得到郑国的有三种情况：召陵使楚国屈服，新城使郑国服从，这是齐桓公的威势得以得到郑国，第一；城濮之战，践土会盟，这是晋文公的威势得以得到郑国，第二；虎牢城戍，萧鱼同防，这是晋悼公的威势得以得到郑国，第三。楚国人能够得到郑国的，也有三种情况：〇之战，中原不振作而郑国跟随楚国，第一；邲之战，荀伯不再跟随而郑国跟随楚国，第二。申地会盟，晋国霸主不主持会盟，而郑国跟随楚国，第三。而中原可以得到郑国的契机，也有三种。辰陵之盟，郑国已经背弃了。假如在楚子围郑的时候，能够一战退却他，那么郑国将欣喜地依附，来不及。奈何三帅

译图谋不轨，最终自取败亡，而郑国便决意追随楚国了。鄢陵之战，晋国已经战胜了楚国。假使在晋厉公战胜楚国的时候，能够修明国政以招抚郑国，那么郑国将会低头顺从。为何三郤专权，国内多难，而郑国无意依附晋国呢？召陵之会，十八国的大军会集，这更是战胜楚国的一大良机。为何国君衰弱而无政令，臣下贪财而无厌足，一旦失去诸侯，便不可再聚合，而郑国于是向东结交齐国、鲁国，再也没有侍奉晋国的心意了。研读《春秋》的人，考察其世道的变迁，能不为此扼腕叹息吗！

译冬天在郿地修筑工事。

有人问记载“筑”字的含义，回答说：“《春秋》记载‘筑’字共有八次：庄公元年，为王姬修筑馆舍；二十八年，在郿地；三十一年，三次修筑台；成公十八年，在鹿囿；昭公九年，在郎囿；定公十三年，在蛇渊囿，就是这些。凡是土木工程，大的称为‘城’，小的称为‘筑’，所以馆舍说‘筑’，台说‘筑’，苑囿说‘筑’。郿是城邑，却说‘筑’，那就是新建城邑。这一年记载‘大无麦禾’，又记载‘臧孙辰向齐国借粮’，而在冬天却在郿地修筑工事。第二年新建延廏，冬天又修筑两座城邑，将这几件事并列记载，鲁庄公的罪过就显现了。三十一年，又记载‘三次修筑台’；三十二年，又修筑小谷城，鲁庄公的罪过更加显著了。鲁国十二位国君中，修建台池苑囿的工程，没有比庄公更严重的，不修筑一座城邑，不修建一个苑囿，爱惜民力而重视农事的，只有僖公一人罢了。观察《春秋》所记载的，就可以知道了。”

新建延廏。

有人问新建延廏为什么记载？回答说刘敞说：所谓“新”，是什么意思？是修缮旧有的。修缮旧有的不记载，那么这为什么记载？是不致力于公室事务。天子有十二个马厩，马有六种；诸侯有六个马厩，马有四种；大夫有四个马厩，马有两种。又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兴修和修缮旧有的很多，不必全部记载。而延廏的南门大概只是细微之处，为什么唯独记载呢？如果新宫发生火灾，那是宣公的宗庙；太室房屋倒塌，那是鲁公的宗庙。火灾和倒塌不能不修缮，但经文中没有修缮的记载。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记载重新建造。我用这几件事参证，修缮旧有的不值得记载，那些记载的都是不合礼制的制度，不致力于公室事务。天子僭越天道，然后才有诸侯僭越天子；诸侯僭越天子，然后才有大夫僭越诸侯；大夫僭越诸侯，然后才有陪臣僭越大夫。上面做了，下面就有更严重的。所以想要拨乱反正，没有比端正自己更好的。端正自己，万物就端正了。又说：如果僖公修缮泮宫，诗人歌颂他，而《春秋》不记载，为什么呢？泮宫是诸侯的学校。僖公修缮它符合当时的制度，那是诸侯分内的事，所以《春秋》不记载。《春秋》以制度辅佐上级为古制，而诗人以恩厚爱戴君主为事。《诗经》有过分厚爱的地方，而《春秋》没有虚美的言辞。那么记载延廏南门为什么呢？延廏是天子的马厩，不是诸侯的马厩。南门是天子的门，不是诸侯的门。所谓的库门，是天子的皋门；雉门，是天子的应门。延廏的僭越，不是庄公开始的。过错在于可以革除而不革除，所以说“新”。南门的僭越，从僖公开始。罪过在于不可为而为之，所以说“新作”。《春秋》略记常事，简略小事，谨慎大事，用来作为后世的经典，这不是史官的职责。

郑国人侵犯许国。

有人问桓公修习霸业，打算安定中原各国，而郑国还侵犯许国，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显示桓公的霸业还不兴盛，而诸侯中还有侵犯小国的事。大概到了桓公霸业兴盛的时候，那些预先结盟防备的诸侯，才开始没有侵犯疆界的事了。

有蜚虫。

有人问“有蜚”为什么记载？回答说刘敞说：“蜚的形状，像牛而头是白色的，两只眼睛，蛇尾巴。走到水里水就枯竭，走到草上草就枯死。出现则该国发生大瘟疫。这不是中原地区的禽兽，所以说‘有’，用来表明它原本没有。”鸜鹆不越过济水，而蜚不是中原地区的物产，暂时出现一次，所以不能说多，而说“有”。麋鹿，是中原地区所有的，有它不足为奇，而多则成为怪异，所以不说“有”而说“多”。螽斯和螟蛉，是中原地区众多的，多不足怪，而成为灾害则有害，所以不能说多而说“灾”。这是制定言辞的体例，没有苟且之处。

驻扎在成地。

有人问记载“次”字的含义，回答说：“《春秋》记载‘次’字的含义有三种：讨伐而记载‘次’的，有整顿军队谨慎作战的含义，这是赞许他的，于是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地，就是这样。救援而记载‘次’的，有延缓军队畏惧敌人的意思，这是讥讽他的，驻扎在匡地、聂北、雍榆，就是这样。等待而记载‘次’的，有无名妄动的意思，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蔡，就是这样。然而前面记载驻扎在郎地，接着记载包围郕国，那么驻扎在郎地，是为了包围郕国。这里记载驻扎在成地，接着记载齐国人使鄣投降，那么驻扎在成地，大概是为了救援鄣吧？前面记载郕国向齐军投降，那么不能使郕国臣服的是鲁国；这里说齐国人使鄣投降，那么想要使鄣臣服的一定是齐国。随着文辞观察含义，是非就显现了。”胡氏说：“《春秋》的法度，抑制强权扶持弱小，阐明道义。霸者的政治，以强凌弱，急于事功，所以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孔子的门徒，没有谈论桓公、文公事迹的。”

齐国人讨伐山戎。

有人问讨伐山戎称“人”为什么呢？回答说：根据下文记载齐侯来献山戎的捷报，所以讨伐山戎这两处都认为是齐侯，而谷梁传则说“爱护齐侯平定山戎”，而诸儒又都认为是贬低而称“人”。刘敞认为齐国僭越天子，从讨伐山戎开始，所以贬低他。胡氏认为不致力于文德而勤于用兵远伐，所以贬低他。石氏认为二十四年戎侵犯曹国，应当立即讨伐，到这里六年后才讨伐，那么讥讽他迟缓，所以贬低他。王氏认为楚国在内地，祸患近而不可迟缓；戎在外部，势力远而不足忧虑。近处的以养寇自重来封疆，远处的讨伐它来制造劳役。大概楚国祸患未已，那么诸侯可以要求讨伐戎有功，那么诸侯

译都臣服了，这是桓公的志向，所以贬低他。以上几种说法，都是探求其义理却未能得解的。有人又认为征伐山戎应当记载为“齐侯”，献捷应当记载为“齐人”，是因为交互致误，于是又修改《易经》经文，这就难以作为依据了。我认为，《春秋》凡是称“人”的，都是略辞；动用武力而没有大规模战役的，都称“人”。如今征伐山戎这一役，是齐侯亲自前往呢？还是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呢？我无法知道。从僖公十年齐侯、许男征伐北戎的措辞来看，那么征伐北戎是齐侯亲自前往，征伐山戎是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在义理上是讲得通的。如果不这样，同一个齐侯，先前征伐山戎就称“人”，后来征伐北戎就称“侯”，前后自相矛盾，谁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呢？有人说楚国尚未臣服而征伐戎狄就称“人”，楚国已经臣服而征伐戎狄就称爵位。有人说征伐山戎记载为“人”，是讥讽其救援中原诸侯迟缓；征伐北戎称爵位，是赞许其抵御外侮得当。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有难免矛盾之处。那么，征伐山戎是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前来献捷是齐侯亲自前往，又有什么妨害呢？称“人”的措辞轻，称爵位的措辞重。将领地位低微、军队人数少则措辞轻，齐侯亲自前往则措辞重，这本来就是制定言辞的体例罢了，何必多作解释呢？

译冬天没有下雨。

有人问：“记载不下雨的经文，共有七处。”僖公二年冬十月不下雨，三年春正月不下雨，夏四月不下雨，历经三个时节，都只记载一次。二年从十二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十年从正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十三年从正月不下雨直到秋七月。有的历经三个时节才记载，有的历经四个时节才记载。大概是因为历时久长不下雨，所以重视而记载。这一年冬天不下雨，才一个时节不下雨罢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一个时节不下雨的，难道只有这一年吗？这为什么记载呢？回答说：“不记载的，是因为灾害轻微而省略了。”唯独这一年一个时节不下雨却记载，大概是因为前年麦禾大歉收，去年有飞蝗，今冬又不下雨，而筑城的有一处，筑台的有三处，新建马厩的有一处，明年春天又修筑小谷的城墙，记载在经文中，以显示其不顾惜百姓的心意竟到了如此地步。

公子牙去世。

有人问公子牙记载“卒”是什么意思？回答说：“石氏说：兄弟的亲情不可废弃，君臣的道义不可遗忘。只偏重于爱，那么道义就无法确立；只偏重于义，那么亲情就无法施行。在这种境地，不是圣贤不能处理。”武王去世，管叔、蔡叔引导武庚叛乱，周公如果顾念兄弟之爱，那么国家必定败坏，君主必定危险。天下不一定需要周朝有周公，但不以天下顺从一人的私情，不以私爱废弃君臣的道义，秉持大义而诛杀他们。后世不认为他不仁。鲁庄公向叔牙询问继承人，叔牙说：“庆父有才能。”向季友询问，季友说：“臣以死效忠般，般立为国君，是正统。庆父不是应该立的。”季友如果顾念兄弟之爱，那么庆父必定被立，般必定死，鲁国必定混乱。季友不以私恩损害天下的公义，不以一人交换一国的利益，振奋大公而毒杀他。后世必定有明察此事的人。这是季友的道义吗？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就揭露他们的罪状；季友毒杀叔牙，就隐晦其文辞。二叔的罪状已经明显而无法掩盖，僖叔的罪状尚且隐晦而无法知晓。对已经明显的揭露，是义；对尚且隐晦的隐晦，是仁。仁义之道，不是圣贤不能穷尽。所以记载说“公子牙卒”，而以“自卒”为文辞。公羊传认为这符合君臣的道义、亲爱亲人的原则，是对的。

子般去世。

有人问记载“子”的意义，回答说：“陈君举已经说过了。君主在丧期，应当称‘子’【如宋子、陈子之类】，去世也称‘子’【如文公十八年，子卒】。如果尚未安葬，那么去世称‘子某’【如子般、子野】。天子在丧期称‘王某’【如王猛】，去世称‘王子某’【如王子猛】。不是君主在丧期而称‘子’的，必定是当国执政的人，于是记载‘卫子’。不是天子在丧期而去世称‘王子某’的，也必定是当国执政的人，于是记载‘王子虎’。《谷梁传》说：‘因为他曾经执掌重器以守卫国家。’”

庆父前往齐国。

有人问：“公子庆父不是有罪的人吗？记载他‘如齐’，没有不同的措辞，为什么呢？”回答说：“查考桓公十八年记载‘公薨于齐’，庄公元年记载‘夫人孙于齐’，那么文姜的罪状就明显了。闵公二年记载‘八月公薨’，九月记载‘夫人姜氏孙于邾’，公子庆父出奔莒国，那么庆父的罪状就明显了。唯独这一年子般去世之下记载‘公子庆父如齐’，文辞没有不同，那么又怎么知道庆父是贼呢？大概连缀文辞、比较史事，是《春秋》的法则。先记载‘公子牙卒’，接着记载‘公薨’，记载‘子般卒’，下面记载‘公子庆父如齐’，不到两年又记载‘公薨’，‘公子庆父奔莒’，那么庆父的罪状也就无法掩盖了。然而记载说‘孙’，说‘奔’，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罪状已经明显，在国内不被国人容许，而畏惧罪责而出逃，这是鲁国还有臣子。直接记载说‘如齐’的，大概是因为他恣意横行，出入自如，而没有人制约他，这是鲁国没有讨伐贼人的。那么这就含蓄而显明了。公子牙有当今将帅的志向，季友有力气毒杀他，季子的忠诚值得崇尚。庆父的罪大恶极，而季子唯独不诛杀他，为什么呢？不是不诛杀他，是力量不能。庆父这时大概主持兵权，庄公幼年即位，专门把兵权授予庆父，岁月既久，威势行于内外，所以在余丘按法则不应当记载，而圣人特意记载‘庆父帅师’，以记录他获得兵权的开始，而最终记载‘公薨’，‘子般卒’，‘庆父如齐’，以显示他出入自如，没有敢讨伐他的人，他垂戒后世的意图，明显而深远。”

闵公元年，齐国人救援邢国。

有人问记载“救”的意义，回答说：“胡氏说：凡是记载‘救’的，没有不认为不善的。救援在京师，就罪责列国；子突救援卫国，就是这样。救援在外国，就罪责诸侯；狄人救援齐国，吴国救援陈国，就是这样。救援在远国，就罪责四邻；晋国阳处父伐楚以救援江国，就是这样。救援而不迅速救援的，就记载所驻扎的地方，以罪责其怠慢；叔孙豹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就是这样。救援而不敢救援的，就记载所到达的地方，以彰显其怯懦；齐侯攻打我国北边边境，包围成地，公救援成地到达遇地，就是这样。战争，是《春秋》所非常看重的，对于救援的军队书法如此，圣人的心意就显现了。”

齐仲孙来。

有人问：“《春秋》以名字作为褒贬，先儒的说法尚且

译了，而您说《春秋》不通过名字来褒贬，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史书中没有记载的，圣人不能强行添加；史书中记载的，圣人也不更改。圣人因循或变革的，是其义理，而不是指名字。况且认为写名就是贬低吗？孔父、仇牧、荀息，都写了名，却没见到他们有可被贬低的实际行为。况且认为写字就是褒扬吗？南季、荣叔、原仲、蔡叔，都写了字，却没见到他们有可被褒扬的实际行动。所以，不一定写了名才算是贬低，不一定写了字才算是褒扬。不记载来会盟，不记载来聘问，却直接记载说‘仲孙来’，那么他无名而来就显而易见了。难道一定要写了名才算是贬低吗？那么《春秋》就是在为齐桓公感到遗憾了。桓公身为霸主，鲁国有难，挺身而出匡正它，这确实是霸主该做的事。庄公去世，子般被杀，闵公年幼，庆父和夫人在内作乱，鲁国不至于断绝就像一根细线一样。假使齐国去匡正鲁国，就像反手一样容易。落姑之盟，仅仅能恢复季子的地位而已，而夫人和庆父的野心还不可知。仲孙的到来，既不是会盟也不是聘问，那么就没有什么能使鲁国安宁。没有什么能使鲁国安宁，那么来的人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鲁国人的期望落空了。最终再次杀害闵公的，是庆父。那么，纵容庆父的恶行，使其发展到极点的，是齐桓公。直接记载说‘来’，其中的义理就显现出来了。”

译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

有人询问关于禘祭的学说，说：“我考察‘禘’和‘祫’的名称，说法不一。有人说天子诸侯都有禘祭，禘是审定昭穆次序的祭祀，天子举行大禘，《诗经·长发》所说的就是大禘。诸侯只举行禘祭，《春秋》所说的‘禘于太庙’就是指这个。礼制规定，三年丧期结束后，将新死者的神主安放到宗庙，然后举行禘祭，以审定昭穆。这种说法只是看到鲁国有禘祭才这样说的。像杜预的论述，则认为禘就是祫，因为合祭群祖所以叫祫，因为审定昭穆所以叫禘，禘和祫其实是一回事。这种说法只是看到鲁国史书只记载禘而不记载祫才这样说的。有人说天子诸侯三年丧期不同，将毁弃的宗庙神主陈列在太祖庙，升上未毁弃宗庙的神主合祭，这叫祫。祫的意思是合。五年再次举行殷祭，借此审定昭穆，这叫禘。禘的意思是谛（审谛）。三年一次祫祭，是效法天道的小成；五年一次禘祭，是效法天道的大备。祫是将群庙神主合食于太祖庙；禘则是将太王、王季以上迁出的神主祭于后稷庙，文武以下迁出的神主祭于文武庙，这是合祭叫祫，在各自宗庙祭祀叫禘。提出这种说法的人，将禘祫分为两种，这是对的；然而他说禘是将太王、王季以上迁出的神主祭于后稷，文武以下迁出的神主祭于文武庙，这就不对了。只有程子认为天子行禘祭，诸侯行祫祭，大夫行荐祭，庶人行享祭，这是等级递减的礼制，胡安国跟随他的说法。大概天子叫禘，诸侯叫祫，都是合祭的意思。禘是以祖先所出自的帝为东向尊位，其余都合食于前，所以叫禘。诸侯没有所出自的帝，就只在太祖庙，合群庙神主进食，这叫祫。礼制规定不是王者不行禘祭，禘是王者的礼制，这很明白。这阐明‘不王不禘’的礼制，是恰当的；然而他说以所出自的帝为东向尊位，其余都合食于前，这也不恰当。只有赵氏引用《大传》的话说：‘礼制规定不是王者不行禘祭，王者禘祭其所出自的帝，用其祖先配享。’《祭法》说：‘有虞氏禘祭黄帝而郊祭喾，祖祭颛顼而宗祭尧；夏后氏禘祭黄帝而郊祭鲧，祖祭颛顼而宗祭禹；殷人禘祭喾而郊祭冥，祖祭契而宗祭汤；周人禘祭喾而郊祭稷，祖祭文王而宗祭武王。’禘祭，是帝王建立始祖的宗庙，还觉得未能尽到追远尊先的意义，所以又推寻始祖所出自的帝而追祀他。所谓‘以其祖配之’，是指在始祖庙祭祀，便用始祖配享。这种祭祀不兼用群庙神主，因为关系疏远，不敢轻慢狎昵。这种说法是理所当然的，那么鲁国的禘祭是什么呢？虞氏所出自的是黄帝，而祖祭颛顼；夏氏所出自的是黄帝，而祖祭禹；商氏所出自的是喾，而祖祭契；周氏所出自的是喾，而祖祭文王。现在鲁国既然使用天子的礼乐，而祖祭周公，所以它的禘祭，就是文王。禘，就是帝。帝，是天子的称号。诸侯不得祖祭天子，所以禘祭不涉及诸侯。《春秋》中不曾提到祫祭，只提到禘祭。说‘大事’的，就是祫祭。说‘大事于太庙，跻僖公’，就是合食闵公、僖公两位国君的意思。如果是时祭，就应当说‘有事’。然而鲁国的禘祭也有两种：有常禘，有三年丧期结束后举行的禘祭。如说‘寡君之未禘祀’，就是三年丧期结束后，然后禘祭，所谓吉禘。经文记载‘禘于太庙’，就是常禘。鲁人的禘祭，只用于周公庙，所谓‘禘于太庙’就是这个。如果禘祭群公的宗庙，就不对了。‘禘于庄公’，就不是宫庙了。这些都是失礼的。然而圣人本来认为鲁国的郊禘就是非礼，《春秋》记载这些事，就写不完。在失礼之中，又失礼，就记载。所以这一年‘吉禘于庄公’，就是三年丧期未结束，还不能举行吉祭。僖公八年‘禘于太庙’，用来致祭夫人，就是说夫人不可致祭。其余就不记载，不能全部记载。陈君举说：禘祭，是什么？是王者享祭其祖先所出自的帝，而用其祖先配享。《雍》的颂歌说：禘祭太祖。周有两个祖，太祖是文王，始祖是稷【文字见于《仪礼》】。祖先所出自的是喾。文王配帝于明堂，稷配天于郊，而喾禘于太庙。东迁之后，诸侯祖祭天子了，于是开始有太庙，也就有禘祭。根据《左传》，吴子寿梦去世，在周庙临祭，指的是文王。卫蒯聩祈祷说：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这叫三祖。晋亳城北的盟会，也说先王先公，那么鲁、卫、晋都祖祭文武，郑祖祭厉王了。鲁国的郊禘，是惠公请求的，是东周僭越的礼制。孔子说：鲁国的郊禘非礼，周公的衰微啊。又说：禘祭从既灌以后，我不愿看了。进入太庙，每件事都问，大概是哀伤这件事。那么《春秋》为什么从闵公开始记载？闵公未除丧就急忙在庄公庙举行禘祭，从此用在群公的宗庙。根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公八年禘于僖公’之类，所以特别记载，因为不胜讥讽，讥讽其甚者罢了。”

春秋或问卷十

<经部,春秋类,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