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一

译春秋或问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二 宋 吕大圭 撰

隐公。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元年】

有人问：“结盟为什么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回答说：“结盟必定要记载日期和月份，那些不记载日期的，是史官遗漏了。”苏氏说：“《春秋》以事件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季，以季系于年。事件在日完成的，就记日；在月完成的，就记月；在季完成的，就记季。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都是史官遗漏了。所以，崩、薨、卒、弑、葬、郊祭、宗庙祭祀、结盟、战争、战败、入城、灭国、俘获、日食、星象变异、山崩、地震、火灾，凡是这类事件，都是以日完成的。朝见、会盟、搜狩、筑城、兴建或毁坏，凡是这类事件，都是以季完成的。防、遇、平、如、来、至、侵、伐、围、取、救、次、迁、戍、追、袭、奔、叛、执、放、水灾、旱灾、雨、雹、冰、雪、彗星、孛星、螽虫、螟虫，凡是这类事件，有的以月完成，有的以季完成。只有国君即位不记载日期，因为有固定的日期。国外杀大夫不记载月份和日期，是因为地位卑下，不向鲁国报告。这个说法是对的。比如定公六月即位，也记载了日期。如果按照谷梁氏的说法，就说：‘蔑地结盟不记日，是因为盟约被违背了。’指的是七年攻打邾国的那场战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所记载记日的盟约，就都没有被违背吗？况且《春秋》是依据鲁国史书成文的，结盟必定要记载日期和月份，这是书写法则。假如史书没有记载，圣人怎么能强行加上呢？这不能用来作为解释是显而易见的。”又问：“那么仪父为什么称字？”回答说：“邾国是附庸小国，附庸国的君主未能列入诸侯之列，所以书写他的字来加以区别。”桓公十七年，隐公与邾仪父在趡地会盟；庄公二十三年，萧叔朝见隐公，这就是例子。如果一定要像〇氏所说的，认为是尊重他、褒奖他，那么仪父本来就没有值得尊重、褒奖的实质。更何况结盟并不是《春秋》所尊重的呢？质疑的人说：“您说结盟不是《春秋》所尊重的，固然正确。《周礼》中司盟的职掌，掌管盟约的法规，凡是邦国之间有疑惑或会同，就掌管盟约的记载。这说明周朝时已经有盟约了，而《春秋》为什么不尊重它呢？”回答说：“盟约产生于信用不足，失去信用后才结盟，更何况《春秋》时代的诸侯，盟约的牲血还没干，边境的干戈已经挥舞，还值得尊重吗？”刘氏的话说得好：“司盟掌管盟约的法规，凡是邦国之间有疑惑或会同，就掌管盟约的记载。起初我对《周官》有疑惑。在成王、周公全盛的时期，圣王在上，各方诸侯同心协力，作为王室的屏障，朝见会同，各自按时到来，九伐之法虽然设立但没有施行，怎么会有疑惑会同呢？盟约是乱世的事情，大概出于周朝衰微之际，王德不兴盛，信义不足以怀柔远方，威刑不足以制服强权，诸侯离心离德，不能协调一致。”因此借助展示牲血歃血的事情，来求得一时的信用，而背信弃义产生动乱，实际上就起源于此。《诗经》说：‘君子屡次结盟，动乱因此滋长。’这话不出自成康盛世，而是讽刺变雅。假如让周公辅佐成王，建立百世的基业，而虞人却不信任，仅仅依靠盟约来约束，那也是很危险的。那么司盟的职掌，记载在礼典中，确实值得怀疑。唉！东迁之后，各国互相结盟，纷纷兴起，有的会合诸侯而同盟，有的联合一国而交盟，更严重的是出于大夫，再严重的是出于蛮荒之地。离古代越来越远，盟约越来越多，颓势横溢，不可禁止。虽然有时用鬼神来质证，用祸福来钳制，用载书来充实，然而口血未干，兵刃已接，那么回头看以前的盟约，正好成为狡诈的计谋罢了。那么根据《春秋》所记载的，来想象观察先王的盛世，那么司盟的职掌记载在典礼中，又值得怀疑了。圣人哀伤信义不再出现，而诸侯改变古制、违背常道以滋长后世的动乱，所以从隐公到哀公，凡是盟约诅咒的事情，都记载在《春秋》中，用来痛恨当时并规范万世。”又问：“那么盟约是一样的，为什么有的说防，有的说及，有的说暨呢？”回答说：“三者都是‘与’的意思。‘与’，是彼此相同的意思。说防、说及、说暨而不说与，是为了区别内外而分清彼此。所以说：‘防，是主彼而言；及，是主我而言；暨，是说不得已。’这蔑地的盟约，根据《左传》说：‘隐公想与邾国交好，所以进行了蔑地的盟约。’那么是我方想要的，所以用‘及’来记载。

郑伯克段于鄢

有人问：“克，就是杀的意思，为什么有的说克，有的说杀？”回答说：“杀，是杀他一个人；克则是战胜了他的部众。”根据《春秋》，诸侯杀大夫称人，称国杀世子母弟称君，称人，那么“陈人杀其公子御寇”之类就是；称国，那么“郑杀其大夫申侯”之类就是；称君，那么“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之类就是。段也是母弟，而不称“杀其弟”，那么他的部众就很多了，为什么不说“伐”？因为不是敌国。“书上说：‘克’，就像对待敌国一样罢了。”又问：“段以弟弟篡夺哥哥，以臣子攻打君主，是必须诛杀的重罪。庄公只是不能胜过他的母亲罢了，

译如果认为（共叔段）没有罪过，或许也可以。那么为什么要称他为“郑伯”呢？回答说：“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礼节，不值得多说了；郑庄公不遵守做哥哥的礼节，他的罪过难道不比共叔段更多吗？”公子吕两次进言，而郑庄公两次不听。起初郑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怎么能够避免祸害呢？”这本来就已经有了愤恨之心了。等到他说：“你暂且等着吧”，这是什么意思呢？等到共叔段将要袭击国都时，郑庄公才说：“可以了”，这难道不是存心蓄谋，纵容他作恶直到杀他吗？用后世的事情来类比，李建成、李元吉谋划发动政变，与共叔段谋划袭击郑国，他们的愚蠢是一样的；唐太宗谋杀他的兄长，与郑庄公谋杀他的弟弟，他们的诡诈是一样的。郑庄公的罪过难道不比共叔段更大吗？那么共叔段没有罪过吗？回答说：“共叔段不能享有‘弟’这一称呼，那么共叔段就有罪过了。”问：“《诗经·大叔于田》这首诗，当时的人竟然有赞美共叔段的言辞，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诗歌是顺应人情世故的，《春秋》是阐明大义的。人情所喜欢的，本来就有大义所抛弃的；大义所认可的，本来也有人情所不喜欢的。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

译周天子派宰咺前来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

有人问：“以前的儒者都认为‘宰’是冢宰的官职，‘咺’是名字，用名字称呼冢宰，是讥讽他赠送妾母的助丧财物，而你不采纳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我也是根据《春秋》来考证的。查考《春秋》：周朝大夫不称爵位，跟随其爵位称呼，像单伯、刘子之类就是这样；没有爵位的称字，像家父、荣叔之类就是这样；一定是地位卑微的才称名，像宰咺之类就是这样；死后称名，像王子虎、刘卷之类就是这样。舍弃这些就没有命名的道理了。所以经文中写‘宰’有三种情况：‘这一年宰咺’写名而不写氏，是士；‘桓公四年宰渠伯纠’写氏和字，是命大夫；‘僖公九年宰周公’写官职而不写名和氏，是三公。起初派士，接着派大夫，最后派三公，天子一天天衰微，诸侯一天天强大了。这其中的防微杜渐，不是很明白吗？凭借天子的尊贵，向下赠送诸侯妾母的助丧财物，那么这件事本来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自然显现了，何必一定要称出使者的名字才算是贬斥呢？”问：“你怎么知道仲子是孝公的妾，而不是惠公的妾呢？”回答说：“根据僖公和成风的例子就知道。妾母不能称为夫人，称为夫人的，是不合礼的。惠公的仲子与僖公的成风是一样的情况。这是妾母依附于儿子的原则。而且如果一定要认为是惠公的妾，桓公的母亲，那么《左传》本来就有‘子氏未薨’的话了。如果《左传》的话可信，那就是天子给活着的母亲送助丧财物，这也太不合人情了。”

在宿地与宋人结盟。

有人问及“及”字的含义，回答说：“‘及’字，是以我方为主语的说法。”那么与宋人结盟的是谁呢？回答说：“《春秋》记载结盟而写‘及’字的很多。这一年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庄公二十二年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文公二年与晋国处父结盟，十年与苏子在女栗结盟，成公三年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十一年与郤犨结盟，襄公七年与孙林父结盟。所有这些，都不写出主事者的名字，只写‘及’字。既然说了‘及’，就一定有与之结盟的人了。写‘及’，就像写‘会’一样。有写公会同的，有只写会同的，有写公参与的，有只写参与的。国内不写出主事者的名字，那么都是公。《春秋》的法度，为尊贵者避讳，为亲者避讳，这是礼。所以与宋人在宿地结盟，与齐国高傒结盟，与晋国处父在防地结盟，与楚人在齐地结盟，在幽地会同齐侯，在翟泉会同王人，都不说公，都是避讳。大概也有写公的，这是《春秋》的变文。有人解释说：‘地位低微者的结盟不记日期，与宋人在宿地结盟，与苏子在女栗结盟，就是这样。记日期的，是公。丙申日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乙巳日与晋国处父结盟，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己丑日与郤犨结盟，壬戌日与孙林父结盟，就是这样。’这种说法也很巧妙。虽然如此，我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祭伯前来。

有人问祭伯为什么是天子的上大夫？回答说：石氏说：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公卿大夫都在其中拥有封邑，他们受地则都参照公侯伯子男直到禄位，如果不世袭就不能与外诸侯并列。所以说：天子王畿内的诸侯是禄位，外诸侯是世袭。现在祭伯是天子的在王畿内立国的大夫，他来到鲁国不是奉王命，所以记载他。《谷梁传》说：王畿内的诸侯如果没有天子的命令，不得外出会同诸侯，不认为他进行外交是正当的。聘问用的弓矢不出国境，一捆干肉不经过国境，中间有至尊者不使其有二心。这就是知道所讥讽的地方。《礼记》记载县子的话说：古代大夫的干肉聘问不出国境，现在的大夫在中国进行政治交往。那么这一年祭伯前来，庄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到陈国安葬原仲，莒庆来迎接叔姬，他们都是臣子是可以知道的。

三年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有人问《春秋》记载日食，有的说日期，有的不说日期；有的说朔日，有的不说朔日，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隐公元年一次，桓公、文公、成公各两次，僖公、宣公、定公各三次，庄公四次，襄公九次，昭公七次，而写“既”的有三次：桓公三年七月壬辰，宣公八年七月甲子，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就是这样。然而有说日期、说朔日的，日期和朔日都正确；有说日期而不说朔日的，失去了朔日；有说朔日而不说日期的，失去了日期；不说日期和朔日的，日期和朔日都失去了。都是因为历法混乱，太史的职掌废弛，而无法纠正的缘故。

二年春。

有人问《春秋》：有的写“王正月”，有的写“王二月”，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的法度，有事无事都写“王正月”。其余年份的事在正月的，就写“王正月”，像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杀其君与夷之类就是这样。事在二月的，就写“王二月”，像隐公四年春王二月，莒人攻打取牟娄之类就是这样。事在三月的，就写“王三月”，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庄公十二年春王三月，纪叔姬归于酅之类就是这样。一时无事，就写首月，庄公五年春王正月，十一年春王正月之类就是这样。如果事在月末，就写月而不写“王”，像隐公八年春，宋卫在垂地相遇，

译三月，郑伯派宛归还祊地，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事情只与季节相关而不与具体月份相关，就只记载“春”而不记载月份，例如二年春，鲁隐公在潜地防备戎人；五年春，鲁隐公在棠地射鱼；庄公九年春，齐国人杀了无知；庄公十七年春，齐国人拘捕了郑詹，这类情况都是如此。而《谷梁传》却认为隐公十年没有“正”字，是因为隐公自身不正；元年有“正”字，是为了纠正隐公。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译鲁桓公在潜地防备戎人。

有人询问防备的礼仪，说：“《周礼》大宗伯的职掌说：‘按时相见叫做防’，大行人的职掌说：‘按时防备以宣布四方禁令’，这是说天子有事务时聚合诸侯并命令事务叫做防。”《曲礼》说诸侯在边境之地相见叫做防，这是说诸侯将要朝见天子，则必须先在与天子交接的闲隙之地练习礼仪。曹刿说：“防用来训导上下准则，制定财用节度；朝用来端正班列爵位的意义，遵循长幼尊卑的顺序。”诸侯有天子，天子有巡守，借此大规模练习礼仪。由此看来，诸侯没有私下的防，必定有天子的事务然后才防。凡是史书记载防，都不是正当的。以诸侯的身份去防诸侯，尚且不可以，何况去防外族呢？防而不停止，必定会盟；盟而不守信，必定会放纵暴行。有了潜地的防，然后才有唐地的盟；有了唐地的盟，然后才有讨伐凡伯的事件。因此《春秋》厌恶它。胡氏说：“四裔举出称号，是将其视为外族。”天无所不覆盖，地无所不承载，天子与天地一同覆盖承载万物。《春秋》是天子的事业，为何唯独将四裔视为外族呢？回答说：“中原地区有四方边远民族，就像白天有黑夜，阴有阳一样。它们的势力交替消长，白天短则黑夜长，阴盛则阳衰，这是常理。”然而必定不容许它们颠倒错乱，也就是让它们各自安守本分。无所不覆盖承载的，是王德的本质；内重中原而外轻四裔的，是王道的运用。因此，以中原华夏亲近四裔，导致每年进献金帛的供奉，用来引诱敌人，这种策略不可施行；让内属的边族朝见中原，地位在侯王之上，扰乱常规失去秩序，这种礼仪不可实行；让降服的人居住在塞内，没有出入的防备，不是同族，其心必定不同，萌发窥伺的苗头，这种祸患不可滋长。提出这种说法的人，难道懂得内外防备的道理而明白驾驭外族的方法吗？

莒国人进入向地。

有人问《左传》说莒子娶向地女子，向姜在莒国不安而返回，莒国人进入向地把姜氏接回，而儿子不跟随她，为什么呢？回答说：我用经文考证经文。查考经文，桓公十六年冬天，修筑向地；宣公四年，讨伐莒国，夺取向地。那么向地是我的城邑就很明白了。何况《谷梁传》有这种说法呢？所以我曾经说读《春秋》的方法，经文所有的就遵从经文，经文没有的就遵从传文。说：“入”的含义，杜预说：“不占有土地。”《公羊传》说：“得到但不居住。”《谷梁传》说：“入，是内部不接受。”三种说法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所谓“入”，只是说进入他的国都而已，其含义不在于不占有土地或得到而不居住。况且攻打别人的国家而能战胜，进入其中，这就是入了，不必以内部不接受为借口。然而所谓“入”，也用来显示我方无所畏惧，而对方无法抵御我。经文记载“入国”、“入邑”、“入郛”的，共有二十六次，这是第一次。没有占有土地，所以不叫“侵”；没有讨伐其人，所以不叫“伐”；没有包围以守卫其城，所以不叫“围”；没有紧密出其不意，所以不叫“袭”；不是凭借势力得到它，所以不叫“取”。圣人记载，随事情而定。那么称“人”为什么呢？回答说：称“人”是常例。称君、称将，都是特例。小国称“人”，是正当的。“人”这个词，未确定是君、大夫还是微贱者的称呼。《春秋》初期，列国的大夫都称“人”，内部大夫则不书“人”，无骇率领军队就是例子；外部大夫必定有缘故，然后书“大夫来迎女”就书，“大夫盟”就书，“大夫至于侵伐”都书“人”。讨伐书“大夫主名”的，从晋阳处父开始；“入”书“大夫主名”从郤缺开始；“侵”书“大夫主名”从赵穿开始。因此《春秋》自文公以后，大夫的名字才开始纷纷出现在经文中。

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地。

有人问无骇为什么不称氏？回答说：石氏。回答说：还没有以氏出现。《春秋》初期，大夫都不以氏出现。纪国的裂繻，郑国的宛詹，鲁国的翚、柔、溺，都不以氏出现。回答说：记载“帅师”的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将领尊贵，军队众多，就称“某帅师”，以将领的尊贵，军队的众多，这都是大夫专掌兵权的。翚率领军队讨伐郑国而最终有寪氏之变，庆父率领军队讨伐于余丘而最终有子般之祸，这是掌握兵权的验证。然而自僖公以前，记载“帅师”的有九次；自文公以后，记载“帅师”的有一百零八次。世道相隔大致相同，而帅师的多少如此不同。大概起初，大夫专权还少；后来，则视为常事了。那么无骇是开始吗？东周以来，王政不行，对外则莒人进入向地，对内则无骇进入极地，没有王命而进入别人的国家城邑，逞其私智，以显示诸侯的不臣；擅自兴师征讨，不加制止，以显示天王的不君。据事直书，其意义就显现了。

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有人问：“戎的族类不一，而这里只书‘戎’，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以来，戎杂居四方的人多了。现在见于经文的，有叫山戎，叫北戎，叫姜戎，叫雒戎，叫茅戎，叫陆浑之戎，而戎蛮子赤则又……”

译这是各个戎族的同类。虽然都是戎人，但只有山戎最为强盛，所以齐桓公讨伐它，以安定诸侯各国。齐桓公的功绩，在这里显得尤为重大。这里所说的‘戎’，指的是徐州的戎人。”查考《尚书·费誓》记载：“淮夷和徐戎同时兴起，东郊无法开通。”那么这大概是徐戎长期居住在中国境内，位于鲁国东郊的缘故。伯禽开创鲁国之初，就征讨徐戎，这是鲁国的家法传统。然而隐公即位后的第二年，春天防备戎人，秋天与他们结盟，隐公在这里就违背了鲁国的家法了。胡氏评论说：“与徐戎歃血立约结盟，是不符合道义的。”在唐地结盟，《尚书》对此记载得十分谨慎。后世却出现了通过缔结和亲来许诺婚姻，致使骨肉亲人被遗弃在远方，如西汉对待匈奴；请求外族出兵以求援助，致使京畿地区遭受逼迫，如唐肃宗对待回纥；相信甜言蜜语而与之结盟，致使君臣蒙受耻辱，如唐德宗对待尚结赞。虽然在最终感到后悔，但又能有什么补救呢？

译纪裂繻来迎娶女子。

有人问：“鲁国女子出嫁，经文中从未记载‘来迎娶’，这里为什么记载？”回答说：“《春秋》记事，有缘故才记载，因事情重大而记载，因礼制变异而记载。鲁国女子出嫁，从未记载过‘送纳聘礼’，而宋公派公孙夀来送纳聘礼，就记载了，是因为事情重大而记载。鲁国女子出嫁，从未记载过‘来迎娶’，而纪裂繻来迎娶女子，就记载了，是因为礼制变异而记载。男女夫妇，是人伦大道，所以圣人对此非常谨慎。因此，鲁国女子出现在经文中情况不一，但都是有缘故才记载。齐国的子叔姬、郯国的伯姬、〇国的叔姬不记载‘归’，而记载‘来归’，是为了记述我国女子遭遇人伦变故。鲁国女子成为夫人的有八位，出现在经文中，不是这种情况的不记载，而莒庆来迎娶叔姬，齐高固来迎娶子叔姬，就记载了，是为了记述大夫越境迎娶女子而国君为之做主。至于纪伯姬、纪叔姬、宋共姬，记载得尤其详细，由此可以看出《春秋》的笔法了。它记载纪伯姬，好像在说：‘这是我的女儿丧事尚未下葬而纪侯就离开国家的。’它记载纪叔姬，好像在说：‘这是我的女儿作为陪嫁嫁给纪国而最终回到酅地的。’它记载宋共姬，好像在说：‘这是我的女儿遭遇灾祸而能谨慎守礼的。’所以她们的归嫁、去世、安葬都记载得很详细，这就是我所说的因变异而记载、因重大而记载。有人问：‘伯姬去世，子叔姬去世，都是未出嫁的女子，却记载‘卒’，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是因重大而记载。鄫季姬去世，是因为鲁君听任她在外私通而记载她去世。宋伯姬去世，是因为她遭遇灾祸而记载她去世。纪伯姬去世、纪叔姬去世，是因为她们遭遇外患而记载她们去世。〇叔姬去世，是因为〇伯来迎娶叔姬的灵柩而记载她去世。那么伯姬、子叔姬，大概是因她们的情义重大而记载她们去世吧？如果一定要为她们寻找理由，那就过于穿凿了。’

伯姬嫁到纪国。

有人问：“诸侯一定要亲自迎娶吗？”回答说：“亲自迎娶，是礼制。男子不亲自迎娶就不能拥有家室，女子不亲自迎娶就不能拥有家庭。不亲自迎娶，是不合礼制的。”有人问：“诸侯有社稷，有人民，如果一定要到别的国家去迎娶，而所娶的国家路途遥远，那么将耗费时日，荒废国家治理，恐怕在情理上不是这样。况且文王迎娶太姒，只说‘在渭水’，不说‘在莘国’，造船的地方，大概离周国不远。况且文王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是否是诸侯。至于《诗经》说：‘韩侯迎娶，在蹶之里’，那么蹶是王的卿士。如果韩侯因朝见天子到周而迎娶，不也合适吗？那么迎娶夫人派遣卿大夫，不算不重视，这是先儒的说法。”有人问：“胡氏说：‘从封地大小来说，有小有大；从爵位次序来说，有尊有卑；从路途来说，有近有远。有的在其国内迎娶，有的在边境迎娶，有的在馆舍迎娶，这是礼制的节制。’纪侯对于鲁国，从大小来说，是亲近的，却派履渝来；鲁侯对于齐国，从远近来说，是亲近的，却派公子翚去，这是不重视大婚之礼。”

纪子伯与莒子在宻地结盟。

有人问：“纪国与莒国的结盟，怎么知道是因为鲁国的缘故呢？”回答说：“从前年莒人入侵向地，四年莒人攻打〇国，夺取牟娄，八年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那么莒国的强大就可以知道了。纪国正与鲁国联姻，那么它与莒国结盟，怀疑是因为鲁国的缘故。”有人问：“那么纪子伯，是什么人呢？”回答说：“《春秋》有缺漏的文字，本来有依据原本史书沿袭而不能增补的，有先儒〇接受传承错误而不敢增改的，对存疑之处谨慎言论，其余就可以这样了。一定要曲折地为之解说，那就穿凿了。”

夫人子氏去世。

有人问：“夫人子氏，杜氏说：‘是桓公的母亲。’《公羊传》说：‘是隐公的母亲。’《谷梁传》说：‘是隐公的妻子。’应该遵从哪一种？回答说：隐公、桓公的母亲，都不能称为夫人，那么她是隐公的妻子比较接近事实。那些为《公羊传》做学问的人，大概被‘母以子贵’的说法所迷惑，而不知道妾母不能称为夫人。隐公、桓公的母亲，都不能以夫人称呼，隐公的妻子不得不以夫人称呼。隐公、桓公的母亲都不能称为夫人，那么嫡庶的道理就明白了。隐公的妻子能称为夫人，那么君臣的名分就确定了。有人说：‘《春秋》大概有以妾母称为夫人的。’回答说：‘这是礼制尚未败坏的时候。’开创这种风气的人，大概是僖公吧？《春秋》记载‘天王归赗’，就说‘恵公仲子’；记载‘秦人归襚’，就说‘僖公成风’。这是说妾母依附于儿子的道理。然而恵公虽然尊崇他的母亲，没听说以夫人称呼。仲子的宫室另外立庙，只是用来表示厚待罢了。然而不附祭于姑母，还有辨别。这是《春秋》初期，尚且认为可疑，而礼制尚未严重改变。到了僖公厚待妾母，而去世称为夫人，那么嫡庶就混乱了。〇称小君，于是有两个夫人附祭于庙，那么乱伦易理，没有再辨别的了。从此以后，习以为常。宣公八年经书记载‘夫人嬴氏去世’，冬十月安葬‘我小君敬嬴’，而敬嬴则是文公的妾，宣公的母亲。襄公四年经书记载‘夫人姒氏去世’，八月安葬‘我小君定姒’，而定姒则是成公的妾，襄公的母亲。昭公十一年经书记载‘夫人归氏去世’，九月安葬‘我小君齐归’，而齐

译回到鲁国，她是襄公的妾室，却是昭公的母亲。因此成风、敬嬴、齐归都被称为夫人，这大概是如实记录罢了。只有定公十五年秋七月“姒氏去世”，史书不写“夫人”，也不称“薨”；九月安葬“定姒”，不称“小君”，那么她的礼仪还是有所降低的。当时，昭公虽然已经即位但未满一年，所以不用夫人去世的礼仪来治丧，也不用小君的礼仪来安葬。那么，妾母被称为夫人，难道是僖公开创这种坏先例的罪过吗？有人说：“正妻夫人去世，那么（妾母）就得以成为夫人。哀姜去世而成风成为正位，出姜去世而敬嬴成为正位，齐姜去世而定姒成为正位。”大概是因为国君在世时，公子为自己的母亲服丧，戴练冠、系红色边缘的绖带，安葬后就除去了丧服。国君去世后，母亲本来就处于正位了。然而，必须等到正妻夫人去世后，才能彰显她们的尊贵。持这种说法的人，不也是可以的吗？回答说：不对。诸侯的妻子，本国的人称她为“君夫人”，在其他国家称她为“寡小君”，这是地位对等的称呼。至于妾和媵，就不是对等的了。她们活着时就用夫人的名称来称呼她们，去世后也用夫人的礼仪来治丧安葬，这并不是用来端正名分的。把妾和媵当作夫人，只是想要尊崇宠爱自己所爱的人，而不考虑这会降低自己的身份；把妾母当作夫人，只是想要尊贵自己所生的儿子，而不考虑这会轻贱自己的父亲。降低自己的身份就会失去名位，轻贱自己的父亲就会忘记根本，违背礼仪到了这种地步，不也是荒谬的吗？礼制规定，庶子成为国君，对于自己的母亲不穿丧服，是不敢有两个至尊的缘故。从胡氏那里听到的是这样的说法。

译郑国攻打卫国。

有人问：“《春秋》记载‘侵’、‘伐’、‘围’、‘入’、‘灭’、‘取’等用兵行为的区别，也有深意吗？”回答说：“圣人根据事实如实记载，轻重程度自然显现。”泰山的孙先生说：“天下政治清明，礼乐征伐由天子发起；天下政治混乱，礼乐征伐由诸侯发起。由诸侯发起，大概十代很少有不败亡的；由大夫发起，五代很少有不败亡的。礼乐征伐，是天下国家的大法度。由天子主持，不是诸侯可以专断的。诸侯专断，尚且说不通，何况大夫呢？”隐公、桓公时期，诸侯无论大小，都专断行事；宣公、成公以后，大夫无论内外，都专断行事。无视王权的状况严重极了。所以孔子据此记录，凡是侵、伐、围、入、取、灭，都加以记载，正是为了匡正王法。我认为《春秋》初年，记载“杀弟”从郑庄公开始；记载“伐国”也从郑庄公开始。郑庄公对待共叔段，纵容他养成恶习然后杀了他。共叔段的儿子逃往他国，靠糊口为生，郑庄公又出兵攻打卫国，以此责问。郑庄公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当时，周王室的政令不行，霸业尚未兴起，而郑庄公实际上凭借奸诈诡谲的雄才，肆意横行其间。这一战，专擅伐国，足以显示无视王权的罪过；讨伐公孙滑，足以显示杀弟不悔的愤怒。一条记载而两种罪过都具备了。

《春秋或问》卷二

<经部,春秋类,吕氏春秋或问》>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三 宋 吕大圭 撰

宋公和去世。

有人问：诸侯去世，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为什么呢？回答说：诸侯生前不称名，附庸国则称字，邾仪父、萧叔就是这样。外国的附庸国则称名，郳黎来、介葛卢就是这样。未正式即位为君则称名，郑忽、曹羁就是这样。失国则称名，郑伯突、卫侯朔就是这样。曾经失国，即使复国也称名，卫侯郑、曹伯襄就是这样。除此之外都没有称名的道理。只有去世时才称名，这是《春秋》的书写法则。《左传》说：凡是诸侯参加同盟，因此称名，所以去世时以名字报告，告知继位者，以延续友好、安抚百姓，这叫做礼。经学家杜氏认为，盟会时以名字告神，所以去世也以名字告知同盟。又说孔子修《春秋》，都遵循《左传》作为经文，丘明广泛采录各种记载，所以开始设立凡例，这是不对的。如果去世就以名字报告，那就是臣子可以直呼君父的名字了，不合礼制。大概诸侯参与盟会，名字写在盟书上；聘问时，名字写在简牍上，所以等到他们去世时，史官谨慎记录而称名。如果一定要拘泥于“参加同盟就称名”的条例，那么鲁公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宿国也参与了盟会，为什么宿君去世却不称名呢？程子曰：小国之君去世，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因为他们微弱，礼制不足，被略去。按：诸侯去世不称名的，这不过是滕、薛、宿这些小国而已。至于秦国，地处偏远，兴起较晚，怀疑“微弱”的说法比较接近。问：那么襄公六年邾伯姑容去世称名，昭公三年滕子原去世称名，为什么呢？回答说：诸侯与我国交往，礼仪完备就称名，礼仪不完备就不称名，这是史册的常规，孔子沿用了它。问：那么诸侯去世一定记载吗？回答说：诸侯去世，有邻国的，有同盟的，有朝会的，有聘问的，有婚姻关系的，有共同征伐的，凡是相互往来，名字写在盟书上，记录在简牍上，他们去世时必定派人报告，并且告知继位者。报告者的辞令说：“我国国君不幸去世，敢向执事报告”，因此谨慎地记录下来。

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

有人问：石门的盟会，您认为是霸业的开端，为什么呢？回答说：当时，天下还没有霸主，但世道趋向霸业，已不可遏制。所以曾说，读隐公、桓公时期的《春秋》，就知道霸业未兴，诸侯没有统一；读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时期的《春秋》，就知道霸业相继兴起，诸侯尚且有所统摄；读襄公、昭公、定公、哀公时期的《春秋》，就知道霸业逐渐衰落，中原诸侯没有主心骨。虽然如此，隐公、桓公时期，霸业未兴，而齐侯、郑伯特别在其中称雄，称为东周的小霸主。自从石门之盟，齐、郑开始联合，互为党羽以求霸业，诸侯于是分为齐郑一党，鲁宋卫陈蔡一党，两党分立，天下开始多事。所以鲁、邾的盟会不值得说，莒、纪的盟会也不值得说。他们结盟，只是想通好求安，没有称雄诸侯的心思。石门之盟，齐侯、郑伯的心思，难道还是鲁、邾、莒、纪的心思吗？大概北杏、鄄、幽之盟的征兆，从此开始了。虽然如此，齐、郑智谋勇力互不相让，所以霸权不能专断；鲁、宋、卫、陈、蔡也不肯屈服，所以霸权不能掌控。齐桓公出现后，才专断掌控了霸权。所以说，这是霸业的开端。陈氏说：记载齐、郑在石门结盟，以标志诸侯的联合；记载齐、郑在咸地结盟，以标志诸侯的离散。这是《春秋》的始终。

宋穆公。

有人问：外国诸侯的去世，为什么有的记载葬礼，有的不记载葬礼？回答说：诸侯去世，记载葬礼的有九十三次，不记载葬礼的有四十一例。凡是记载葬礼的，是从我国的角度而言，记录恩惠。所以有记载去世又记载葬礼的，他们报告，我国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