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十二

译《春秋或问》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十三 宋 吕大圭 撰

文公。春季，周历正月，鲁文公即位【元年】

有人问关于记载即位的说法，说：“查考《春秋》十二位国君，记载即位的有八位。然而隐公在十一月去世，而桓公在正月记载即位；僖公在十二月去世，而文公在正月记载即位；文公在二月去世，而宣公也在次年的正月即位；宣公在十月去世，而成公也在正月即位；成公在八月去世，而襄公也在正月即位；襄公在六月去世，而昭公也在正月即位；定公在五月去世，而哀公也在正月即位。只有定公在六月即位，由此可知，越过一年然后即位是礼制的常规，越过时节就即位是事情的变例。那么，继承君位的儿子在刚丧父时就确定地位，不对吗？”回答说：“国君继承世系，在刚丧父时就确定继承人，但必须越过一年然后改换年号。记载即位，是遵循终始的道义，一年不出现两位国君；是顺应臣民的心意，不能多年没有国君。所谓即位，是指告祭宗庙和临视群臣。”查考《尚书》记载舜、禹接受禅让即位的事情，对于舜则说“正月元旦，到达文祖庙”；对于禹则说“正月初一早晨，在神宗接受天命，率领百官如同帝尧当初一样”。在文祖、神宗，就是告祭宗庙；率领百官，就是临视群臣，这就是即位的礼仪。查考《春秋》，凡是记载在丧期未满一年的国君，都称‘子’。僖公九年记载‘宋子’，二十五年记载‘卫子’，定公四年记载‘陈子’，这也是越过一年然后改元即位的又一证据。查考《汉书》，则文帝在后元七年六月去世，而景帝在六月即位；景帝在后元三年正月去世，而武帝在正月即位；宣帝在黄龙元年十二月去世，元帝也在同年的同月即位。这就是先君刚刚去世，而今君随即即位。唯独改换年号一定要等到越过一年之后才改，也是一年不出现两位国君的道义。然而这种礼制不仅后世如此，大概从康王时就已经这样了。查考《周书》，成王在四月乙丑日去世，就在当天在南门外迎接儿子钊，延请进入翼室，安抚宗庙。丁卯日制作册命，癸酉日接受册命，相距才九天罢了。其中说‘接受同瑁，三次祭祀，三次叹息’，就是告祭宗庙；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就是临视诸侯和群臣。难道古代国君去世，居丧三年，政事听命于冢宰的礼制，到这时才开始改变吗？

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

有人问公孙敖会见晋侯，难道不是以大夫的身份会见诸侯吗？回答说：是的。查考《春秋》初期，大概也有以大夫身份会见诸侯的情况，但没有像公孙敖这样专门会见的。国外的大夫有会见国君的，国内没有国君而称出大夫名字，就是鲁国与齐国高傒在防地结盟的情况。国内没有国君而不称出大夫名字，就是鲁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的情况。有的省略国君，有的不称出大夫名字，都是因为有所避讳。国内的大夫有会见盟会诸侯的，柔会见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那么柔还不称姓氏。公子结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那么还有‘遂’字表示顺带行事，不是专门会见。像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就是专门会见了。由此可以看出礼乐制度出自大夫之手。《春秋》初期，大概也有以大夫身份率领军队的人，但没有像晋国阳处父这样专门征伐的。国内大夫率领军队而不称姓氏的，就是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溺抵御齐军攻打卫国的情况。国内大夫率领军队而称姓氏的，就是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公孙兹率领军队抵御侵犯陈国的情况。而国外的大夫则没有率领军队而称出主将名字的，像晋国处父，就是率领军队而称出主将名字了。由此可以看出征伐之权出自大夫之手。我曾经思考过，私下认为齐桓公称霸之前，大夫偶尔有参与邦交事务的，而齐桓公称霸之后，就没有了。以大夫身份在中国参与政事，从晋文公开始。《春秋》初期，列国的大夫偶尔有窃取用兵权力的，而霸主之国则没有。以大夫身份专掌征伐之权，从晋襄公开始。以大夫身份在中国参与政事，大概始于翟泉之盟吧？晋文公号称霸主，却派大夫王子虎结盟，齐桓公称霸时没有这种做法。大夫从此在中国参与政事了。晋文公迅速称霸，是咎犯、先轸等大臣人才众多的力量。然而在文公之时，祸患尚未显现，到了襄公之时就已经显现了。晋文公进入曹国时，命令不要进入僖负羁的宫室，而魏犫敢于烧毁僖负羁的家，文公爱惜他的才能而不杀他，仅这一件事，就已经酝酿了臣下依仗才能和功劳的端倪了。然而祸患尚未显现。到了殽之战，襄公释放秦国俘虏，先轸不顾礼节而吐唾沫；箕之战，先轸罢黜狼瞫而立续简伯，狼瞫发怒。这时祸患已经逐渐显现了。而襄公又把权力委托给伐楚的战役，阳处父率领军队开始称出主将名字了。从此以后，中国诸侯凡是大举会见盟会、大举征伐，都由大夫主持，其极端情况达到三桓专权鲁国，六卿瓜分晋国，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刘敞说：“《春秋》从文公以来，多改变文辞以显示道义，大概当时，诸侯丧失政令，大夫擅权，盟会侵伐之事，开始专权于臣下。现在查考经文，元年，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这是专门会见的开始。二年，及”

译晋阳处父与鲁国结盟，这是大夫专自主持盟会的开始。文公三年，叔孙得臣会同晋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讨伐沈国，这是大夫专自主持征伐的开始。文公八年，公子遂会同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这是两位大夫专自主持盟会的开始。公子遂会同雒戎在暴地结盟，这是大夫专自主持会同戎族的开始。文公九年，公子遂会同晋、宋、卫、许人救援郑国，这是大夫专自主持救援的开始。文公十一年，叔彭生会同晋国郤缺在承筐相会，这是两位大夫专自主持相会的开始。文公十二年，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的城墙，这是鲁国臣子专自主持修筑城邑的开始。文公十八年，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这是两位大夫一同出使别国的开始。自从隐公以来，鲁国臣子曾经外出会同诸侯，但没有独自会同一国诸侯的，到文公元年敖会同晋侯，所以这是大夫专自主持会同的开始。曾经有过两国结盟的情况，但没有大夫自行与诸侯结盟的，鲁公与阳处父结盟，所以这是大夫专自主持盟会的开始。在此之前，隐公元年与宋人结盟，隐公八年鲁公与莒人结盟，庄公二十二年与高傒结盟，不过偶尔见于经书，没有像文公以后那样兴盛。曾经有大夫会同征伐的情况，但必定率领军队，也没有多国大夫会同征伐的，大概率领军队会同征伐虽然由大夫执行，但命令实际上出自诸侯，到此时叔孙得臣不称率领军队，又会同五国大夫，所以这是大夫专自主持征伐的开始。曾经有大夫与诸侯结盟的情况，但没有两位大夫自行结盟的，这一年公子遂与赵盾结盟，所以这是两位大夫专自主持盟会的开始。曾经有鲁公会同戎族结盟的情况，但没有大夫与戎族结盟的，这一年公子遂与雒戎结盟，所以这是鲁国臣子与戎族结盟的开始。曾经记载大夫救援的情况，也没有不称率领军队的，这次公子遂会同各位大夫救援郑国不称率领军队，所以这是大夫专自主持救援的开始。曾经有大夫与诸侯相会的情况，但没有两位大夫自行相会的，这次叔彭生、郤缺在承筐相会，所以这是两位大夫专自主持相会的开始。曾经有修筑城邑的情况，但没有大夫率领军队自行修筑的，这次季孙行父修筑诸邑和郓邑，所以这是鲁国臣子专自主持修筑城邑的开始。曾经有鲁国臣子出使别国的情况，但没有两位大夫一同出使的，这次公子遂与叔孙得臣出使齐国，所以这是两位大夫一同出使别国的开始。唉！东迁之后，起初是诸侯僭越天子，如今是大夫僭越诸侯，那么名分不正，王道衰微，到了这时就非常严重了！衰败到鸡泽、湨梁之盟时，天下的政令完全归于大夫，不再有诸侯，真是令人感叹啊！

译秦国人攻打晋国。

有人问：“秦国和晋国的争斗，也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吗？”回答说：“查考《春秋》记载秦晋之争，是从殽之战开始的。僖公三十三年，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地打败了秦军。文公二年，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冬天，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秦国，为彭衙之战报仇。三年夏天，秦国人攻打晋国，夺取了王官。四年，晋侯攻打秦国，为失去王官报仇。七年，晋国人与秦人在令狐交战。十年，秦国攻打晋国，夺取了北征。十二年，晋国人与秦人在河曲交战。宣公二年，秦军攻打晋国。八年，晋军、白狄攻打秦国。十五年，秦国人攻打晋国。从僖公三十三年到宣公十五年，三十多年之间，寻找机会复仇，没有一年停歇。襄公已经死去，秦康公不能放下对晋国的仇恨。穆公已经去世，晋灵公不肯消除对秦国的怨恨。结怨连祸，从未停止，劳民伤财，损害国家，没有安宁的日子。《春秋》都详细地记录下来，是用来警示世人的。”

解说的人说：“殽之战，过错在晋国，所以晋国不称‘子’而贬称为‘人’。彭衙之战，罪责在秦国，所以秦国只称‘师’而晋国称‘侯’。秦国既然已经后悔，晋国在二年不该攻打秦国，所以用国卿而贬称为‘人’。晋国不出兵了，秦国在三年不该攻打晋国，所以用秦伯而贬称为‘人’。四年，晋侯攻打秦国，为失去王官报仇，罪责不在晋国，所以称晋侯。十年，秦国攻打晋国，夺取北征，罪责在秦国，所以贬称秦伯。直到令狐之战、河曲之战，仇人已换了一代，而战争没有停止的时候，所以两国用兵，全都贬称为‘人’，其余有的称‘人’，有的称‘师’，都是敌对的意思。大概从令狐之战以后，不再写明将领的名字，是一概痛恨他们。”

我认为晋国称侯，不是褒奖它；称‘人’，也不是贬低它。国君率领军队称国君，大夫率领军队称‘人’，这是《春秋》的常规用语。秦国不称伯，有的称‘师’，有的称‘人’，有的称‘国’，也不是贬低它。《春秋》本来就贬低秦国，不是因为事情的对错而后贬低它。那么宣公十四年，叔孙豹防备晋国的荀偃、齐国人、宋国人、卫国北宫括、郑国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〇国人、小邾国人攻打秦国，为什么记载？大夫率领秦、晋的军队，如果不防备或攻打就不记载大夫。所以大夫率领军队，记载为‘人’，是《春秋》的常规用语；大夫率领军队，记载大夫，是《春秋》的变通写法。那么秦国为什么不称伯？《春秋》记载秦国，本来就曾经记载为‘人’。即使是大夫率领军队，也未曾记载大夫。动用大众就记载为‘师’，称‘秦伯’的只有两次：晋侯与秦伯在韩原交战，秦伯派术来聘问。秦国没有大夫，那么为什么有国君？回答说：秦伯派术来聘问，就是楚子派椒来聘问、吴子派札来聘问的例子。术、椒、札书名，而秦伯、楚子、吴子称使玉帛之事故，是因为他们与我们交往。晋侯与秦伯在韩原交战，俘获晋侯，这是楚子防备盂、吴子防备黄池的例子。这是圣人的不得已。齐桓公称霸，秦国、晋国不参与，但晋国本来就是中原的诸侯，而秦国偏僻地处西戎。秦穆公崛起而俘获晋侯，圣人虽然不想称秦伯，也不可能。如果不是因为俘获晋侯的重大事件，就按照常规用语记载为‘秦人’‘秦师’罢了。记载‘秦’是简略的用语。吴、楚逐渐强盛而记载为‘子’，秦伯崛起而记载为‘伯’，都是表明实际情况罢了。至于对错的辨别，就存在于事情本身罢了。开始记载‘秦人入滑’，表明秦国人侵犯中原。接着记载‘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表明晋国违背丧礼，利用戎人把别人逼入险境。二年记载‘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表明秦国不后悔而攻打晋国，晋国立志作战而对抗秦国。冬天记载‘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表明晋国人两次胜利后仍然用兵。三年记载‘秦人伐晋’，表明秦国人两次失败后不知道后悔。四年记载‘晋侯伐秦’，表明彼此报复，结怨连兵没有尽头。然而从此以后，秦穆公不再报复晋国，大概是知道后悔了。以前殽、函之战，秦伯面向军队哭泣，作《秦誓》来自我警戒，大概他经历丧师之后，深刻惩戒，好恶向背，从此改变。看那以前所诋毁‘墓木拱’的人，固然是现在所谓的‘膂力既愆’的良士，而差不多有了。以前所喜欢‘过周’‘超乗’的人，固然是现在所谓的‘射御不违’的勇夫，而差不多能不欲望了。巧言善辩，能改变别人言辞的人，固然是以前求之惟恐其或少，现在却以其徒实繁而厌恶他。内心既已改变，各种行动都随之改变，充实这颗心。帝王有什么遥远的？只是他能在师徒刚丧之初惩戒，而不能在疮痍刚愈之日坚定，没过几年，又兴起彭衙之师。大概他积怨深愤，务必想要报复而后已。本其偏僻地处西陲，与戎狄杂居，喜好攻战而从事诈力，其风俗如此。读《车辚》《驷鐡小戎》等诗，可以看见了。穆公虽然号称贤君，而习于其俗已乆，

译他的臣子如孟明等人，又不停地冒进作战，这是不是因此完全忘记了往日自己发誓的话呢？彭衙之战，未能得志而退去，这还算是没有违背誓言。到了第三年，渡过黄河烧毁船只，攻取王官和郊地，掩埋殽山的尸体后返回，然后秦人的怨恨才得以发泄。第四年，晋国人包围邧地新城，以报复王官之战，而秦国不再报复，这正是秦穆公的雄略所在。他心中积蓄的怨恨，只在于殽函一战失败的耻辱，所以自从攻取王官、洗雪殽山之耻后，就不再寻求报复晋国，以此来保全他的胜利。这难道也是往日发誓的志向，到这里才稍微应验了吗？至于令狐之战，那时秦晋两国都已经改换君主了。晋襄公去世，晋国人派先蔑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秦国出兵护送他回国。不久晋国人心中后悔，于是与秦军在令狐交战。晋国不向秦国谢罪，秦国护送的人名不正言不顺，这都是罪过。十年，秦国攻打晋国，以报复令狐之战。十二年，晋秦两国在河曲交战，不分主次，一概记载为“人”，说明秦晋两国都热衷于战争。因此，秦穆公与晋襄公的仇怨，从殽山之战开始；秦康公与晋灵公的仇怨，从令狐之战开始。殽山之败，预示了彭衙之战；令狐之战，又预示了河曲之战。从此以后，晋国侵犯崇地导致秦军讨伐；秦国攻打晋国导致晋国和白狄军队出兵；晋国和白狄攻打秦国，又导致秦桓公攻打晋国的战役，互相报复，历经两代也没有停止。圣人详细记载这些以防备祸患，都是为了给世人警示。我曾推究其根源，都出于僖公三十年晋国人和秦国人围攻郑国的那一战。秦晋本是姻亲之国。晋惠公即位，在韩原之战中被秦国俘获。当时，晋国理亏而秦国理直。秦国答应晋国讲和并释放惠公，惠公死后又接纳文公，那么秦国对晋国有恩德了。文公图谋称霸中原，城濮之战、温地的防务、翟泉的盟约、围攻许国的军队，秦国都参与了。只有围攻郑国的那一战，秦伯听从烛之武的游说，与郑国结盟，驻守郑国后离开。晋国本来就对秦国感到怨恨了。文公去世，秦国人听说晋国的丧事，便图谋郑国。晋国人因为秦国先前背离晋国驻守郑国的怨恨，于是拦截并在殽山击败了他们。所以为晋国辩解就说：“我们文公在秦国主持霸业，尤其亲近盟约讨伐的共同使用，本是姻好关系。现在君主虽然去世，话语还在耳边。而秦伯不哀悼我们的丧事，攻打我们的同姓国家，欺凌各国，与晋国争夺霸权，蔑视我们的君主，破坏我们的盟好，那么殽山之战，是秦国招致的。”为秦国辩解就说：“骊姬制造祸难，惠公出逃，我们首先接纳惠公，安定晋国的继承。惠公背弃盟好，在韩地交战，我们念及穆姬的亲情，俘获后释放了他。等到惠公去世，又接纳重耳，因此主持中原霸业，大力兴盛晋国，现在襄公忘记我们的重大恩德，计较我们的小小怨恨，匆忙兴起战伐，覆灭我们的军队。那么殽山之战，确实是晋国的罪过。秦晋两国君主，各自挟带私怨，因此累世的友好，一旦背弃，而累世的仇怨，绵延不断。从前，他们多么相亲；现在，他们多么相仇啊？秦伯听从烛之武的话，背离晋国驻守郑国，本来就挟带恩德来欺骗晋国了。又趁郑国丧事，兴起偷袭郑国的谋略；也趁晋国丧事，敢于越过晋国的边境，这又是挟带恩德来轻视晋国了。以贪利的志向来行动，以有挟制的心态，理应招致失败吗？晋国，我由此看到与人共事的艰难。我由此看到报恩者疲倦了，施恩者却不满足所带来的祸患。我由此看到因贪利而行动的人必定有害处。”

译在齐国迎娶姜氏为夫人。

有人问：“迎接夫人却不记载‘公’，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石氏说：《春秋》记载‘妇姜’的有三处，在‘至’时记载‘妇’的有两处，这是有婆婆的措辞。宣公元年，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成公十四年，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这是在迎接时记载‘妇’的一处，厌恶在齐国完成礼仪。这一年从齐国迎娶妇姜，已经避讳不记载‘公’，又不记载‘至’，以此来讥讽国君。”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

有人问：“杀阳处父称国名，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左氏认为阳处父侵夺官权，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襄公泄露了言语。以我看来，都没有完全理解《春秋》所记载的防范之意。凡是杀人在上的，就称君；在下的，就称氏；在众的，就称人；在微贱者的，就称盗。君与臣一同被杀，就称国。所以称晋，是用杀君臣一同被杀的措辞。晋侯在夷地检阅军队，让狐射姑统领中军，主帅已经确定了。阳处父到了，就改在董地检阅军队，更换中军。这难道只是向国君进言，认为那个人不胜任，然后国君因为他的话而更换将领吗？阳处父的专横已经很久了。盟会鲁侯以对抗国君的主帅，率领大军去讨伐楚国，主帅已经确定，却一定要改检阅军队以更换将领，这都是阳处父的专横。虽然说听从了他的话，更换将领的是襄公，但襄公不能制服阳处父，也可以知道了。更何况泄露言语以招致祸患呢？所以自己招致被杀的，是阳处父的罪过；使阳处父被杀的，是襄公的罪过。左氏说：‘阳处父，是成季的党羽，所以依附赵氏。’这话未必没有根据。看贾季逃奔狄国，宣子派防骈送他的妻子儿女，就可以知道了。宣子派防骈，这是高帝派张耳攻打陈余的智慧。防骈的人想杀尽贾氏来报仇，幸好防骈没有听从他的话。然而宣子之所以派防骈，本来是想把他置于死地。他对待贾季如此，那么他依附阳处父，也可以知道了。后来赵盾更换嗣君，扰乱晋国，放纵楚军，最终弑杀灵公，都是阳处父的缘故。”

闰月不告月。

有人问：“不叫告朔而叫告月，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大概闰月的告祭，不叫朔，而只叫月，因为它没有中气。”有人说：“因为月的亏盈而设置闰月，这是以月为主而有闰月。”所以不记载朔而记载月。“我认为告月就是告朔，叫月的，是以月绕天一周来说的；叫朔的，是以日月合朔来说的。”设置闰月，不是人的私意。“以日月的运行，一合朔就设置一个月，那么闰月的设置，也是根据合朔来设置的。”闰月虽然没有中气，但有朔望，谁说闰月不是朔呢？“公羊传认为天没有这个月，错了。”“谷梁传认为天子不告朔，而丧事不计数，也错了。”丧事不计数，是以年计算，不是以月计算；告朔是以月计算。谁说天子不告朔呢？

晋国人和秦国人战于令狐。

有人问二〇的说法互有异同，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先儒都认为秦、晋自从殽之战后，二年有彭衙之战，八月晋人伐秦，三年秦人伐晋，四年晋侯伐秦，至此又有令狐之战，都是结怨用兵报复不已罢了。怀疑左氏记载先蔑迎接公子雍的事不足信，又怀疑先蔑既然是迎接公子雍，不应该又做下军将去抵御送公子雍的军队，而先蔑奔秦的事，应当从谷梁传辍战奔秦的说法。然而考察杜预注左氏，说先蔑迎接公子雍前回到晋国，晋人才因为迎接公子雍出兵，突然改变计策立灵公以抗拒秦国，这样也就没有厌恶先蔑，既迎接公子雍，又做下军将。总之这事不可知，现在暂且保留左氏的说法。或许秦国人带兵送公子雍到晋国，而晋国人抗拒他，如果先蔑是依附公子雍的人。然而秦晋之争已经很久了，圣人记载这事与河曲之战也不大不同，大概有挟怨报复的意思，在其中间晋国的丧事而来，那么他送公子雍也是借这事作为讨伐丧事的举动罢了。

先蔑奔秦。

有人问：“奔不记载‘出’，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凡是说奔而不说出的，是从外面奔逃。王子朝奔楚，公孙敖到京师，奔莒，归父到笙，奔齐。这是《春秋》严谨的文字，不是褒贬的条例。先蔑奔秦，不记载‘出’，也是这个条例。”

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

有人问扈的防不排列诸侯不称大夫名，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根据左氏则说公后到所以不记载所防。然而经文既然记载了防、记载了盟，怎么能说是后防呢？我考察这一年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十五年诸侯盟于扈，十七年诸侯防于扈，都略去而不排列。曾经搜集事实而考察，然后知道春秋之所以不排列诸侯，大概是没有主持这盟会的措辞。桓公、文公的兴盛，都排列齐、晋在诸侯之上，是主持霸主的措辞。齐桓公未兴盛与晋伯不兴盛时，虽然排列齐、晋在诸侯之上，而一定记载曰同盟的，是不纯粹主持霸主的措辞。这一年的盟会和后来一盟一防，都不排列诸侯的，是没有主持

译这是盟约的措辞。于是将晋国与列国同等对待了。葵丘之盟，周天子没有参加，所以只记载说“诸侯在葵丘结盟”。首止之盟，周天子的世子没有参加，所以只记载说“诸侯在首止结盟”。像这一年的盟会，并不是有谁没有参加。新城之围，曾经按次序排列诸侯；等到再次为救援许国而行动时，却只记载说“诸侯于是救援许国”。夷仪之防，曾经按次序排列诸侯；等到在重丘结盟时，却只记载说“诸侯在重丘共同结盟”。像这一年的盟会，又不是同一场战役中再次有所行动。既然如此，那么只记载“诸侯”而不按次序排列，这显然是表明没有人主持这次盟约的措辞。

译公孙敖前往周王室，没有到达就返回了。丙戌日，他逃奔到莒国。

有人问记载“复”字的含义，回答说：《春秋》的含义，有记载“还”的，有记载“复”的。所谓“还”，是指归父从晋国回到笙地，于是逃奔到齐国。“还”是指从那里到这里，但还没有到达自己国家的说法。公子遂出使齐国，到了黄地才返回，这是返回原来所在之地的说法。公子遂出使齐国，与公孙敖出使周王室，性质是一样的。公子遂的记载说“到了黄地才返回”，说明他已经出使齐国但还没有到达齐国，公子遂的本意是想到达齐国，但因为生病而不能成行。公孙敖的记载说“没有到达就返回”，说明公孙敖本来就没有到达周王室的意图，虽然接受了命令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废弃君王的命令，放纵私欲，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的司城来投奔鲁国。

有人问：“杀大夫时按官职来称呼，是为什么呢？”回答说：“石氏说：《春秋》中记载杀他们的大夫以及外国大夫出奔，没有不按官职来称呼的。这一年宋国杀他们的大夫以及来投奔的人，都按官职来记载。众儒生认为这是讥讽他们僭越，这只是得到其中一层意思，没有得到另一层意思。古时候称君主为元首，称臣子为股肱，是说他们是一个整体，相互依存才能成就，没有股肱亏损而身体还能安适的情况。宋国的动乱，前年想要除掉众公子而没有成功，所以穆公、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国君，众大夫为此而死。记载说‘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大概是指死去的人很多。今年宋襄夫人依靠戴氏的族人发动叛乱，公子卬为此而死，荡意诸逃奔了。记载说‘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的司城来投奔’，大概是指官员几乎死绝了。卿和大夫，是君主所依靠来平定国家的人。司马、司城，是国家所依赖来安定的人。大夫已经被杀，司城又逃奔了，枝叶都落尽了，爪牙都去掉了，君主还能和谁相处呢？最终不免遭受孟诸的祸患，而武公、穆公的族人被驱逐，国人不安定了好几代，国家没有官员了。由此推论，难道仅仅是讥讽他们僭越吗？”

春秋或问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十四 宋 吕大圭 撰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有人问：“夫人出行有十二次，都没有记载‘至’，而这次唯独记载‘至’，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夫人与君主地位对等，出行必须告知，返回也必须告知，到达则在防地记载，告知了就记载，不告知就不记载，这是鲁国史官的措辞。而孔子修订《春秋》，对于君主出行就记载‘至’，对于夫人出行就不记载‘至’，这是降低等级的区别。唯独在这里记载‘至’，大概是有原因的。所以记录纪叔姬的归来，是因为她回到酅地而起；记录夫人姜氏的到达，是因为她回到齐国而起。这是圣人的微妙用意。起初记载说：‘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最后记载说：‘太子死了’，夫人姜氏回到齐国。那么出姜在鲁国不安分，由来已久了。文公私宠敬嬴的罪过也就昭著了。后来襄仲杀死恶和视的征兆，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萌发了。圣人详细记录她的往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记载她告知到达与不告知到达吗？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先都，杀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和箕郑父。

有人问：“杀两个以上大夫，不记载‘及’字，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他们被杀的事情相同，被杀的意图也相同。”成公八年，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赵同、赵括；成公十七年，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郤锜、郤犫、郤至；哀公四年，蔡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孙姓、公孙霍，就是这种情况。记载说‘杀了他们的大夫某及某’，是因为某的缘故而牵连到某。比如僖公三十年，卫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文公九年，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及箕郑父；襄公二十三年，陈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庆虎及庆寅，就是这种情况。胡氏说：“称‘人’来杀的，是国家动乱没有政令，而众人擅自杀人的说法。”怎么知道这不是讨伐贼人的说法呢？记载“杀了他们的大夫”，就知道了。当时，晋灵公刚即位，政令在赵盾手中，这四人的被杀都不是君主的意图。

九月发生地震。

有人问记载地震的含义，回答说：“任氏说：在此之前超过一百年没有记载地震，而从这时到哀公时期，记载地震的有五次。大地的道以静止为体，以顺从为正，安稳地承奉上天。违背常理而不能得其节制，就会震动而不能安稳地承奉上天。在这里足以看出诸侯变化而不承奉天子，大夫变化而不承奉诸侯，外族变化而不承奉中原国家的迹象。”

楚子派椒来聘问。

有人问记载“楚子来聘”的含义，回答说：《春秋》记载“戎蛮派人来聘问”，这四年以及十二年，秦伯派术；襄公二十九年，吴子派札；三十年，楚子派防罢来聘问，都不是赞美他们善于聘问，而是用来彰显他们的强大。盂地的防地，楚国称子，这是《春秋》不得已的做法；从此以后都称人，直到派椒来聘问，就称楚子。韩原之战，秦国称伯，这是《春秋》不得已的做法；从此以后都称人，直到派术来聘问，就称秦伯。钟离的防地、柤地的防地、向地的防地，都记载为“吴”，这是圣人用来排斥他们的做法；直到派札来聘问，就称吴子。大概从此以后更加用文物礼仪来接待中原国家了，这使得中原国家无法将他们区别对待。椒、术、札不称氏，还遵循郑伯派宛的例子。大概以前记载“荆人”，就没有君大夫；接着记载子、记载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