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一　　　　　宋　吕大圭　撰

译那些人是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公、秦穆公一类的人，是管仲、舅犯、先轸一类的人。看他们记载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乱世的事呢？叙述治世的事，哪一件不值得褒扬呢？叙述乱世的事，哪一件不值得贬斥呢？那么《春秋》这本书，从记载的事情来说，都是值得贬斥的，难道一定要从孔子作《春秋》的时候起，就一律贬斥吗？回答说：那么《公羊传》《谷梁传》以日月为例来定褒贬，又怎么解释呢？回答说：记事的人用事件来系于日，用日来系于月，这本来就是作史的方法罢了。拘泥于日月的体例来定褒贬，那就更加不通了。至于事情的是非，固然有通过日月来体现的，但书中蕴含的意思并不是为日月而设的。回答说：你不以褒贬来论述《春秋》可以，难道不说是天子的事吗？回答说：把《春秋》当作天子的事，这是孟子说的罢了，并不是说圣人作《春秋》本来是想窃取天子的权力来施行赏罚。况且叙述常理，确立人的准则，定位天地，养育万物，这才是天子的事，难道仅仅是说赏罚吗？周朝的道统衰微，皇纲解体，乱臣贼子接连出现在世上，常理恐怕无法叙述，人的准则恐怕无法确立，天地恐怕无法定位，万物恐怕无法养育了。孔子虽然贤圣，但没有得到位分，但文化所在，自然不可歪曲。他退下来依据鲁国史书修订《春秋》，使是非邪正的道理，在天下人面前明白无误，在人们心中产生恻隐之情，那么人欲还可以遏制，天理还可以扶持，常理还可以叙述，人的准则还可以确立，天地可以定位，万物可以养育。这功劳大概与大禹抑制洪水、周公驱除猛兽相等。变乱为治，这就是关键。这难道不说是天子的事吗？而解说的人只从赏罚方面来说，这不仅是不懂《春秋》，也是不懂天子的事啊。所以我才说：《春秋》是记录事实的书，不是施行赏罚的书。回答说：那么圣人的笔法是怎样的呢？回答说：旧史的原文已经无法看到了。现在考察《左传》，卫国宁殖将要死时，对他的儿子说：“我得罪了国君，名字被记载在诸侯的史策上，说‘孙林父、宁殖驱逐了他们的国君’。那么记载在诸侯史策上，本来就有‘孙林父、宁殖驱逐了他们的国君’的文字。而现在《春秋》的文字却说‘卫侯出逃到齐国’。大概写‘孙林父、宁殖驱逐了他们的国君’的是旧史的文字；写‘卫侯出逃到齐国’的是孔子修订《春秋》的文字。”又考察杜预记载的《汲冢竹书纪年》，它著书的文意，很像《春秋》经文，称鲁隐公与邾庄公在姑蔑结盟，就是《春秋》“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又称晋献公联合虞国军队讨伐虢国灭了下阳，就是《春秋》“虞师、晋师灭下阳”；又称周襄王在河阳会见诸侯，就是《春秋》所写的“天王狩于河阳”。推究这类例子来说，那么圣人删削笔削的用意，本来就可以看到了。回答说：“那么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回答说：“它的文字是修订，它的义理是创作。”孔子忧虑天下的是非、邪正混乱而不明。天下的是非、邪正混乱而不明，那么人心中的恻隐、羞恶之心就不再存在了。人心中的恻隐、羞恶之心不再存在，那么天下就不再有人道了。天下不再有人道，那么造化生生不息的道理就会熄灭而不再运行。孔子是天理所在，难道敢让自己心安吗？《春秋》虽然想不作，怎么能不作呢！

译春秋

有人问：《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诸侯各国也有史书吗？回答说：查考《周礼》，小史掌管各邦国的志书，解说的人说，就像《春秋》一样。所谓周志、《国语》所说的郑书之类，就是这种。外史掌管四方各国的志书，解说的人说，过去鲁国的《春秋》、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就是这种。这也不过是借用后世的事情来阐明先王的典制罢了。我私下认为，邦国的志书由小史掌管，四方各国的志书由外史掌管，这不过就像太师采集诗歌以观察民风，于是随之掌管它们一样，并不是说列国各自设立史官。像《左传》所说的郑志、所谓诸侯的典籍，大抵都是东迁以后的事情。陈傅良说：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鲁国的《春秋》，都是东迁以后的史书。古代诸侯没有私人的史官，有邦国的志书，就由小史掌管并收藏在周王室。鲁国人所说的周人御书，晋国人所说的辛有之二子董之，晋国于是有了董史。因此，《费誓》附在《周书》之后，《汉汝江沱》直到谭大夫下国之诗，都编入《南雅》。自从三史设立，各国才各自设立史官。问：既然这样，那么孔子修订史书，为什么以鲁国为主？回答说：孔子是鲁国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以鲁国人修订鲁国的史书，本来就很适宜，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况且孔子曾经说：“我想观察夏代的道，所以去杞国，但不足以验证；我想观察商代的道，所以去宋国，但不足以验证；我观察周代的道，幽王、厉王损害了它，我除了鲁国还能去哪里呢？”这就是孔子修订《春秋》的用意。

隐公

有人问：《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回答说：隐公的元年，是周平王的四十九年。周朝东迁，不是平王做的吗？这是同一个时代，本来就是世道升降的关键。从此往上，一步步上升，其极致就是成王、康王、文王、武王；从此往下，一步步下降，其极致就是战国、暴秦。世道升降的关键，就决定在这个时候。因此圣人远望，远望而不能符合我的期望，就深深悲叹。回想当初天命初创基业，文王、武王、成王、康王，艰难积累以建立国家，恻隐忠厚以养育百姓，恩德润泽普及，法度详细明确。大概到了王道逐渐衰微的时候，那些能够深入民心、维持国家命脉的东西，还有所依靠。厉王虽然动荡，但宣王随即中兴；幽王虽然暴虐，但朝廷没有废弃。朝廷不幸遭遇犬戎作乱，国家衰败以至于东迁，到了极点。然而如果当时有兴衰拨乱的君主，励精图治以恢复古道、中兴周室，那么涧水、洛水一带的周朝，还可以退守成为丰京、镐京那样的周朝。现在平王即位已久，到了四十九年还不能自立，也就没有什么可期望的了。这是圣人深深悲叹，而修订《春秋》所开始的原因吧？所以曾经说：“《尚书》的末尾，就是《春秋》的开始。”圣人审定《尚书》，到《文侯之命》就停止了。圣人大概是悲伤啊。为什么呢？父仇不报，天理就灭绝了。幽王被犬戎所杀，平王东迁之初，正当立志厉行以求报仇的时候。现在他的策命之辞，却说：“回去视察你的军队，安定你的邦国事务，已经完成了。用来赏赐你圭瓒和秬鬯一卣，功劳已经报答了。简省体恤你的都城，用来成就你的显赫德行。四方再也没有战事了。”庆幸一时的苟且安宁，而忘记百世的大祸，这难道还有人道吗？圣人记录在审定《尚书》的末尾，不是称赞他还能策命诸侯，正是悲伤他不能复兴王业。因此《尚书》到这里就停止了。《尚书》止于《文侯之命》，是平王的初年。《春秋》始于隐公的元年，是平王的末年。那么平王的一生，本来就是《尚书》和《春秋》的终始吗？问：鲁侯是伯爵，为什么称公？回答说：这是臣子的辞令。

元年

有人问：“《春秋》写‘元’字有意义吗？”回答说：“君主即位的第一年，就称为元年，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根据终始的意义，不能一年有两个君主；根据臣民的心意，不能空过年而没有君主。所以君主去世，继位的儿子过了一年才即位，改换年号，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那么写‘元年’，是鲁国史书的文字，而孔子沿用它罢了。”有人说：“‘元’是气的开始。君主即位，一定要效法气的开始，真的吗？”回答说：“‘元’是开始。从乾坤来说，就称为‘乾元’‘坤元’；从君主即位的第一年来说，就称为‘元年’。《舜典》记载‘元日’，《商训》称‘元祀’，由来已久，不是孔子特意以此示训。”

春王正月

有人问“王正月”的说法，是建子之月吗？是建寅之月吗？回答说：这是千百年未决的争论。以我看，用《春秋》考证《春秋》就够了。大概主张建子之说，就与《诗经》《尚书》不合；主张建寅之说，就与《周礼》《春秋》《孟子》不合。世俗儒者想主张建子之说，就必然违背《诗经》《尚书》所载，以强行附会于建子；想主张建寅之说，就必然牵强《周礼》《春秋》《孟子》所载，以强行列入建寅。这都是不通的说法。为什么呢？《诗经》说“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说的是建巳、建未月；《尚书》说“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说的是建丑月。而郑康成、孔安国等儒者都主张周正之说，恐怕也不恰当。《周礼》有“正月”“正岁”的区别，《春秋》记载“春无冰”的文字，《孟子》叙述“九月十月”的说法，都要用周

译这是正确的。然而近世的儒家学者却想要强行加以解说，将其归结为夏历的正月，那么我也不能认为这是对的。请允许我论述一下：《周礼》中所说的“正月”，是指建子之月；所说的“正岁”，是指建寅之月。而近世的儒者却说“正月”是建寅之月，“正岁”是建子之月，这就错了。考察《周礼》太宰的职责，是在正月向邦国都鄙颁布政令；小宰的职责，是在正岁率领治官的属吏，来观察治理的法则。大司徒的职责，是在正月向邦国都鄙颁布教化；正岁则命令教官说：“各自履行你们的职责。”小司徒的职责，是在正岁率领他的属吏来观察教化的法则。乡大夫的职责，在正月的吉日，从司徒那里接受教法；年终则六乡的官吏要考核政教之事。正岁则命令群吏向司徒考核法令。州长的职责，在正月的吉日，各自召集其州的百姓而宣读法令；年终则考核其州的政令；正岁宣读教法如同正月一样。综合来看，太宰、大司徒在建子之月颁布政教，小宰、小司徒则在建寅之月命令百官。太宰、大司徒是主管政教的，所以体现天道之始而颁布；小宰、小司徒是奉行执行的，所以体现人事之始而颁布，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说小宰先率领他的属吏来观察治理的法则，然后太宰才开始颁布法令，恐怕在情理上是颠倒的。更何况大司徒的职责，先记载“正月”颁布教化，再记载“正岁”命令教官；乡大夫的职责，先记载“正月”接受教化，再记载“正岁”命令群吏；州长的职责，先记载“正月”召集百姓宣读法令，再记载“正岁”宣读教法如初。那么先子后寅，也是自然的次序。所以《周礼》所说的年终，是建丑之月；正岁，是建寅之月；正月，是建子之月。如果有重大的政令，就先在建子之月；如果是其他事务，则大都在建寅之月。至于凌人的职责，郑司农解释说：“掌冰正”，意思是掌管冰的政令。下文说：“岁十二月，令斩冰。”这与孟子“岁十二月舆梁成”的文义相似，而有人读作“正岁十二月”，那就错了。他们把正岁当作十一月，却又把正岁当作十二月，可以吗？这是不通的言论。孟子说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朱文公引用《国语》“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那么孟子所说的十一月，就是现在的九月；十二月，就是现在的十月。况且九月徒杠成，十月舆梁成，然后百姓不苦于涉水；如果等到十一月、十二月才建成，那么百姓苦于溺水的就多了，怎么能说百姓不苦于涉水呢？孟子又说：“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所说的七八月，正是现在的五六月。如果说夏历的七八月，那么禾苗已经结实了，怎么能称为苗呢？所以用《周礼》来考证，就知道它使用周历；用孟子来考证，也知道它使用周历；何况用《春秋》来考证《春秋》，更加确信无疑呢？考察僖公三十三年经书记载：“冬十有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所说的十二月，就是现在的十月。十月降霜，是常事；降霜必定会冻死草木，只有降霜而不冻死草木，才成为异常现象。难道一定要在建丑之月才算是异常吗？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所说的十月，就是现在的八月。降霜而冻死菽，那是建酉之月无疑；如果说在建亥之月，那么不应该还有菽了。刘向也认为是八月冻死菽，这是刘向把十月当作八月了。《春秋》记载无冰的有三处：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公元年春二月无冰，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所说的春正月、二月，都是指建子、建丑之月。在建子、建丑之月而没有冰，就无法储藏于凌室，圣人因此记载下来。有人说仲春开冰而没有冰，然后才记载无冰，那么桓公十四年正月记载无冰，难道在建寅之月就立刻开冰吗？《春秋》所记载的如蝝螽、李梅实、陨霜、无冰之类，都是根据眼前的灾异来记载的，难道一定要等到开冰，而没有冰，然后才记载无冰吗？有人想援引大无麦禾之类，来证明说年终考核计簿后才记载大无麦禾，就像开冰后才记载无冰一样？不知道大无麦禾的记载与记载大有年是一类，大概是将一整年的事在年终总记。开冰之事，也可以与年终考核的事相比吗？那么无冰是在建子、建丑之月，又很明显了。桓公八年经书记载“冬十月雨雪”，是说建酉之月不应该下雪。如果认为在建亥之月，那么又怎么算是异常呢？隐公九年经书记载“春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正是说建寅之月不应该大震电而又大雨雪。有人说建辰之月不应该大雨雪，不知道大震电而又大雨雪，正是它成为异常的原因。大概大雨震电，是阳气的大发散；大雨雪，是阴气的大凝结。雨与雪不是两样东西，用阳气发散它就是雨，用阴气凝结它就是雪。圣人所记载的，正是说阴阳错行罢了，何必拘泥

译在建辰之月下大雪，这难道算是异常吗？僖公十年冬天下了大雪，之所以记载下来，也是因为八九月不应该下大雪罢了。如果认为建亥、建子、建丑之月（即冬季）下大雪，又怎么会认为这是异常呢？有人说桓公四年经文书载“春正月公狩于郎”，狩猎是冬天的事，不应该记载却记载了，由此可知春天狩猎是不合礼制的。殊不知狩猎虽然合乎时令，但狩猎的地点不对，怎么能不记载呢？这也如同西狩获麟，是因为获得麒麟而记载，并不是因为不合时令才记载的。有人说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日举行了烝祭，烝祭是冬天的事，不应该记载，记载了就知道春天举行烝祭是不合礼制的。不考虑记载春正月己卯日烝祭，大概是为了下文夏五月丁丑日烝祭作铺垫。一年举行两次烝祭，怎么能不认为是不合礼制呢？通过考察《春秋》一书，就知道《春秋》所记载的正月，大概是周历的正月。所谓“春”，就是周历正月的春天，这已经很明白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有人又依据《左传》的文字，来证明使用夏历的说法。比如庄公十六年《左传》记载“公父定叔出逃到卫国，三年后回来，让他以十月入境，说这是良月，为了凑足盈数”，以十月为盈数，就知道这是夏历的十月。隐公三年《左传》记载“夏四月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稼”，麦子夏天成熟，禾稼秋天成熟，与现在的时节没有不同，就知道这是夏历的四月。其他引证非常详细，大体都明确说明《左传》所载，与现在的月数没有不同，起初并没有使用周历。然而我考察《左传》所载，与经书不合的地方很多，难以尽数。僖公八年经书记载天王去世，而《左传》记载在七年说闰月天王去世，襄王厌恶太叔之难，不举行丧礼，直到八年十二月，襄王确定位置后才举行丧礼，哪有天王去世可以隐瞒丧事超过一年的呢？大概是经书记载在八年的十二月，而《左传》误以为是七年的十二月。由此看来，那么《左传》与经书，其不合之处既有如此，又何止在月日之间呢？

然而曾经观察《左传》所载，如僖公五年正月朔日冬至，与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发生日食，时辰在申位，这是历官的过错之类，固然是使用周历记事。然而到了僖公五年经书记载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左传》说去年十二月太子缢死于新城；僖公二十四年经书记载冬，天王出居在郑，《左传》说秋天王到郑国住在汜；经书记载春而《左传》认为是去年的冬，经书记载冬而《左传》认为是秋，由此看出《左传》所依据的史书，是使用夏历纪时的，所以应当记载在春的误记在冬，应当记载在冬的误记在秋罢了。孔子所确定的《春秋》，自是一部史书；《左传》所依据用来作传的，又是另一部史书。孔子以周历纪时，而《左传》所依据的史书以夏历纪时，这也明白了。如果其中使用周历的，也是参差错杂而不纯粹，由此看出《左传》所依据的史书，大概是杂以诸国的史书，而不是一部统一的史书。有如僖公五年记载卜偃的话，认为九月十月之交，正指夏历的九月十月；庄公六年记载十月的入境，即指夏历的十月；夏四月取麦，秋取禾，正指夏历的四月。大概《左传》所依据的国史不统一，有用周历的，有用夏历的，其杂乱不纯粹也可以看见了。杜预记载汲冢书，记晋曲沃庄伯的十一年十一月，是鲁隐公的元年正月，其纪年篇都用夏历建寅之月为岁首，难道《左传》所传的也是这类书吗？它不是鲁国史书，也很明白了。而有人一定要援引《左传》作为证据，那就大错特错了。

况且如《左传》所载昭公十七年冬，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梓慎说：“今年火星出现而明亮，火星隐没而伏藏，它停留在火星的位置很久了。”火星在夏历为三月出现，在商历为四月，在周历为五月，夏历符合天道。如果火星作乱，四个国家应当承受灾祸。如此等处分明，记载夏商周正朔的不同，与《孔子家语》相合。《孔子家语》记载季康子问孔子说：“现在周历的十二月，是夏历的十月，却还有蝗虫，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我听说，火星隐没后冬眠的昆虫才全部蛰伏。现在火星还在西流，这是历官的过错。在夏历十月，火星已经隐没了，现在火星出现，是再次失闰了。”假使说《孔子家语》的书不足信，孟子的书也不足信吗？由此说来，那么说王正月是建子之月，也是可信而有证据的。

问：“那么所谓春是什么意思呢？”答：“先儒的论述是正确的，很多而没有定论。”对于胡安国的说法，就说：“周人以建子为岁首，那么冬十一月就是岁首。建子不是春，也很明白了。却用夏历的时令冠在周历的月份上，为什么呢？”圣人告诉颜回说：“实行夏历，作《春秋》以经世。”又说：“春王正月。”这是体现在行事中的验证。用夏历的时令冠在周历的月份上，垂范后世；用周历记事，表示不敢自专。对于吕本中的说法，就说：“春是天时，王正月是当今天子的正月。人君应当上谨慎天时，下奉行王正，所以为君之道完备。”“春王正月，周以建子之月为正，那么春就是开始于建子之月罢了。”有人说：“王正月就是周的正月，

译而春季是夏季的春季，所以用春季来冠于王正月之上。”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是对的。”这可信吗？回答说：“圣人用王制来纠正诸侯的过失，明确他们背叛的罪责，却先自己改变王制，更改时月，凭什么来纠正他们的罪责呢？况且他们会有借口了。”所谓“实行夏朝的历法”，本来是说颜回得志行道、改革天命时，应当如此罢了。如果颜回得志行道，却未能改革天命，那么也将顺从当时天子的制度，不能擅自使用夏朝的历法。何况《春秋》尊崇并采用王制，对圣人的尊崇已经过分了。两种说法不同，不知道应该遵从哪一种。所以说：“这是千百年未能决断的论题，暂且空缺下来，等待有见识的人来定夺。”

译王正月

有人问：“记载‘王正月’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以前的儒者论述得很详细了。‘元年春王正月’，大概是旧有的文字。孔子修订《春秋》时，对于春季三个月中刚开始有大事的，特意写上‘王’字，想要表明天下的事情必然系于周王，以此约束当时的混乱，并给后世留下法则。所以事情发生在正月，就写‘王正月’；二月即使有大事，也不再写‘王’了。比如《文公元年》记载‘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发生日食’之类就是这样。事情发生在二月，就写‘王二月’；三月即使有大事，也不再写‘王’了。比如《庄公四年》‘王二月，夫人宴请齐侯于祝丘；三月，纪伯姬去世’之类就是这样。如果正月、二月已经有大事，而按例只写季节，那么三月即使有大事，也不再写‘王’了。比如《隐公九年》‘春王派南季来聘问；三月癸酉，大雨伴有雷电’之类就是这样。只有孟春、仲春没有大事，到了季春才开始有大事，才写‘王三月’，比如《隐公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嫁到纪国’之类就是这样。如果是国君的元年，那么正月不论有没有大事都写‘王’，只有定公不是这样。

公即位

有人问《春秋》十二位国君，隐公、庄公、闵公、僖公不记载即位，其余都记载即位，只有定公春季不记载即位，六月才记载即位，这是为什么呢？以前儒者的论述是正确的，而且很多，然而往往自相矛盾。有人说记载即位表示继承正统，用来说明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五位国君可以，桓公、宣公、定公也可以说是继承正统吗？有人说不记载即位表示继承弑君者之位，用来说明庄公、闵公、僖公三位国君可以，隐公也可以说是继承弑君者之位吗？至于不通情理的说法就说：隐公不记载即位，桓公记载即位，是顺从他们的意愿。隐公有让位给孙子桓公的意愿，桓公有篡位弑君的野心，所以都顺从他们的意愿而记载。如果认为记载即位是正统，那么不记载的都是不正统；如果认为不记载即位是正统，那么记载的都是不正统，怎么能自相矛盾呢？胡安国的说法是：国君即位，这是重大的事情，作为儿子接受父亲的位置，作为诸侯接受周王的位置，这是根本的大义。两者都没有的话就不记载即位，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位国君就是这样。在《春秋》时代，诸侯都不请求周王的任命了，然而继承先君的国家就可以记载即位，以区别于国内没有继承依据的人，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五位国君就是这样。至于桓公参与了弑君之事而记载即位，就认为是揭露他弑君立位的罪过。宣公是被弑君者拥立的，接受位置却不讨伐贼人，就认为是顺从他的心意而记载。定公也认为是被季氏拥立的，这其中的义理又很精微了。然而认为隐公、庄公、闵公、僖公上面没有继承依据、国内没有接受任命是可以的，桓公、宣公、定公上面也有继承依据、国内也有接受任命吗？认为文公、成公、襄公、昭公、哀公五位国君区别于国内没有继承依据的人是可以的，又怎么把自己与桓公、宣公、定公区别开来呢？有人替他们解释说：《春秋》平常的事情不记载，记载即位是不正统的，为什么说不正统？回答说：不禀告天子获得任命。怎么知道他们不禀告天子获得任命？回答说：桓公记载即位，庄公元年，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任命，这说明桓公曾经请求任命。文公记载即位，文公元年，夏天周王派毛伯来赐给国君任命，这说明文公曾经请求任命。所以记载即位来贬斥他们。根据桓公、文公的事情考察，就可以知道其他记载即位的都不曾禀告天子获得任命。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即位是国君开始执政的事情，是《春秋》应当记载的。怎么知道是《春秋》应当记载的呢？回答说：根据定公的事情考察就可以知道了。定公元年春季不记载即位，而在夏季六月记载，大概是因为这时才开始能够正式举行朝拜宗庙、面对群臣的礼仪罢了，庄公、闵公、僖公都是继承弑君者之位的。隐公自己不能正位，所以都不记载。那么桓公、宣公为什么记载？回答说：“桓公、宣公获得国家不靠正道，然而推测他们获得国家之初，一定有正式举行朝拜宗庙、面对群臣的礼仪，所以记载。”记载他们的即位，而不抹杀他们获得国家是否正统的问题。《春秋》是记录事实的书，后世根据事实来考察，褒贬就显现出来了。又哪里是因为记载即位就是褒扬，不记载即位就是贬斥；不记载即位就是褒扬，记载即位就是贬斥呢？王应麟的话说得好：“不记载即位，是礼仪没有举行。新君过了一年才即位，从东阶三次作揖然后登位，叫做践阼。礼仪没有举行，所以不能记载。”那么隐公不是摄政吗？回答说：“活着称公，去世称薨，有什么摄政呢？”回答说：“那么隐公有让位给孙子桓公的意愿。”说得好啊：“三代继承的原则，立嫡子以年长为标准，不以贤能为标准；立庶子以地位尊贵为标准，不以年长为标准。没有嫡子就立庶子，庶子地位相同就立年长的。”隐公是声子的儿子；桓公是仲子的儿子。隐公虽然是庶子，桓公也是庶子。怎么知道桓公是庶子呢？古代诸侯不再娶，再娶也是妾。怎么知道再娶的是妾呢？晋少姜去世，晋君去晋国，到达黄河，晋侯派士文伯来辞谢说：“不是正妻，请国君不要屈尊。”由此知道再娶的是妾。惠公为隐公从宋国娶妻，宋国女子美丽，隐公自己娶了她，生下桓公，那么开始

译娶仲子的人，并不是要把她立为夫人。仲子不能成为夫人，那么桓公也就不能成为嫡子了。两人都是庶子，而隐公却揣度父亲那不正当的心意，产生了推让君位给孙子（桓公）的念头。所以说：“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轻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但在践行正道方面却还没有做到。”《公羊传》的作者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于是有了“母亲因儿子显贵而尊贵”的说法。何休甚至认为妾母可以被称为夫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