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十七
暨齐平
或问暨与及之辨，曰：案定公十年经书“及齐平”，而此年书“暨齐平”。先儒谓“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愚曰不然。“及”固“我及彼”之辞，而“暨”之为言，又有强之。其意何以言之？是时鲁方结婚扵吴，外附强楚，倚吴、楚以为重，是以强齐人而与之平。齐亦不得已而从之，与宋公之弟辰暨石彄出奔义同。至于定公十年“及齐平”，则我及彼之辞也。杜预以此为齐与燕平，误矣。上文书“暨齐平”，下文书“叔孙婼如齐涖盟”，此其验也。亦犹定十一年冬“及郑平”，叔还如郑涖盟尔【定十一年】奈何以为燕齐平乎？
葬陈哀公
或问：“葬陈哀公，我徃防乎？”曰：“黎氏曰：书‘葬陈哀公’，非谓我徃防而书。时陈已灭矣，国为楚师入据鲁，岂于其葬而使人徃防之？葢楚师入陈时，其君在殡，因取而葬之，与庄四年齐侯葬纪伯姬同。彼目‘齐侯’者，葢上文无齐侯灭纪之文，故下必云尔。今已书‘楚师灭陈’，则下云‘执公子招，杀陈孔奂，葬陈哀公’，皆防上文尔。”
楚子防诱蔡侯般杀之于申
或问楚子防何以名曰？诸侯不生名，非失国也，非争国也，则不名；而楚子防卫侯燬名，此学者所以深求其説而不得也。或曰：卫侯使礼至仕邢，既而伐之，礼至从国子廵城，披而杀之于外，是懐诈以灭人也。蔡般弑君父而立，楚灵王不能声其罪而讨，乃包藏祸心，甘言重币以诱而杀之，遂灭其国。此二者皆圣人之所甚恶也，是以特名之。为此説亦近似矣。愚甞思之，窃谓圣人之作《春秋》，不以名字为褒贬也。诸侯不生名，卒则名，失国则名，争国则名，见灭则名，皆所以别也，初非有褒贬于其间也。后世之儒以名字为褒贬，而后圣人之意愈不可见矣。自其以名字为褒贬也，至于质之经而不合，则必曲为之説以通之，故治《春秋》者多失之凿。且如卫侯燬灭邢，汉儒有“灭同姓则名”之説，然以经攷之，则诸侯之灭同姓者多矣，何以皆不名而独名卫侯邪？至于楚子防，则灭同姓之名又不通矣。谓其诱而杀之故名之邪？则楚子之诱戎蛮子亦诱之也，又何以不名？説者又曰：以荆蛮诱戎蛮，犹可也；以荆蛮诱中国，不可也。此言近矣。然观圣人所书，以“诱”称之，固所以着楚子之罪矣，又岂以内外之分而有异乎？然则卫侯燬、楚子防之所以名，皆衍字耳。先儒或谓卫侯燬灭邢之下有“卫侯燬卒”，恐因此而讹，遂以灭邢之上亦加“燬”字，此言是也。愚谓楚子防亦恐后儒于蔡侯般之上见其不应名“般”而不名“防”，故加一“防”字。不知蔡侯般之所以名，非以罪般也，此与胡子髠、沈子逞、徐子章、禹沈子嘉、胡子豹、蔡世子有、潞子婴儿同一例耳。
齐髙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
或问：“纳者不宜纳也，信乎？”曰：“《春秋》书‘纳’者六，皆用师以纳之。庄九年，公伐齐，纳纠，伐而纳之也。僖二十五年，楚人围陈，纳顿子于顿，围而纳之也。文十四年，晋人纳捷菑于邾，则赵盾帅师以纳之也。其书‘晋人’者，以其弗克纳而略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则以楚君之重、楚师之众而纳之也。昭十二年春，齐髙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哀二年，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则以帅师而纳之也。凡言‘纳’者，内弗受而强致之辞。此葢内无有为之助，而自外用势力以纳之耳。”説者曰：“纳者不宜纳也。”此言过矣。以北燕伯观之，书之曰“北燕伯”，则是燕之君也，与入于夷仪同，岂有不宜纳者邪？诸侯之入其国，有书“入”者，有书“归”者，有书“纳”者。“归”易辞也，“入”难辞也，“纳”者，内莫为助之辞也。
有星孛于大辰
或问：“星孛于大辰，亦有应乎？”曰：“胡氏曰：‘大辰，心也。心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后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嫡庶将分争也。’后五年，景王崩，王室乱，刘子、单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
译与齐国讲和
有人问“暨”与“及”的区别，回答说：查考《春秋》定公十年记载“及齐平”，而这一年记载“暨齐平”。先前的儒者说：“及，表示我方主动想要；暨，表示不得已。”我认为不是这样。“及”固然有“我方接近对方”的意思，而“暨”这个字，又有强迫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当时鲁国正与吴国联姻，对外依附强大的楚国，倚仗吴、楚两国作为后盾，因此强迫齐国与它讲和。齐国也是不得已才顺从，这与宋公的弟弟辰和石彄出奔的情况相同。至于定公十年“及齐平”，则是“我方接近对方”的说法。杜预认为这是齐国与燕国讲和，这是错误的。上文记载“暨齐平”，下文记载“叔孙婼到齐国主持盟誓”，这就是证据。这也如同定公十一年冬天“及郑平”，叔还到郑国主持盟誓一样，怎么能认为是燕国与齐国讲和呢？
安葬陈哀公
有人问：“安葬陈哀公，是我们派人去守丧吗？”回答说：“黎氏说：记载‘葬陈哀公’，并不是说我们派人去守丧才记载的。当时陈国已经被灭了，国家被楚国军队攻入占据，鲁国怎么会在安葬时派人去守丧呢？大概楚国军队攻入陈国时，陈国的国君还在停灵，楚国就趁机将他安葬，这与庄公四年齐侯安葬纪伯姬的情况相同。那里称‘齐侯’，大概是因为上文没有齐侯灭纪的记载，所以下文必须这样写。现在既然已经记载了‘楚师灭陈’，那么下文说‘抓获公子招，杀死陈孔奂，安葬陈哀公’，都是承接上文而言的。”
楚子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死他
有人问楚子为什么称名？诸侯在世时不称名，如果不是失国，也不是争国，就不称名；而楚子却称名，这是学者们深入探究却不得其解的原因。有人说：卫侯派礼至出使邢国，随后攻打邢国，礼至跟随国子巡视城墙，被剥皮杀死在外面，这是怀着诈术来灭人。蔡般弑杀君父自立，楚灵王不能声讨他的罪行，却包藏祸心，用甜言蜜语和厚重的礼物诱骗并杀死他，于是灭了他的国家。这两件事都是圣人非常厌恶的，所以特别称名。这种说法也差不多。我曾经思考过，私下认为圣人作《春秋》，不以称名或称字作为褒贬。诸侯在世时不称名，死了就称名，失国就称名，争国就称名，被灭就称名，这都是为了区别，起初并没有褒贬的意思。后世的儒者以称名或称字作为褒贬，于是圣人的意思就越来越看不清楚了。自从他们以称名或称字作为褒贬以来，等到对照经文发现不合，就必定曲解来说通，所以研究《春秋》的人大多穿凿附会。比如卫侯燬灭邢，汉儒有“灭同姓就称名”的说法，但用经文考证，诸侯灭同姓的多着呢，为什么都不称名而唯独称卫侯呢？至于楚子，灭同姓称名的说法又不通了。说是因为他诱骗并杀死蔡侯般所以称名吗？那么楚子诱骗戎蛮子也是诱骗，又为什么不称名呢？解说的人又说：用荆蛮诱骗戎蛮，还可以；用荆蛮诱骗中国，不可以。这话接近了。但看圣人所写的，用“诱”来称呼，本来就是为了彰显楚子的罪过，又怎么会因为内外之分而有区别呢？那么卫侯燬、楚子之所以称名，都是衍文罢了。先儒有人说卫侯燬灭邢的下面有“卫侯燬卒”，恐怕因此出错，于是也在灭邢的上面加了“燬”字，这话是对的。我认为楚子也是后儒在蔡侯般上面看到他不应该称名“般”而不称名“”，所以加了一个“”字。不知道蔡侯般之所以称名，不是因为罪责般，这与胡子髠、沈子逞、徐子章、禹沈子嘉、胡子豹、蔡世子有、潞子婴儿是同一类情况。
齐高偃率领军队在北燕伯到阳地
有人问：“纳”是不应该接纳的意思，是真的吗？回答说：“《春秋》记载‘纳’有六次，都是用军队去接纳。庄公九年，鲁公攻打齐国，接纳纠，是攻打后接纳。僖公二十五年，楚国人包围陈国，接纳顿子到顿国，是包围后接纳。文公十四年，晋国人接纳捷菑到邾国，是赵盾率领军队去接纳。记载‘晋人’，是因为没能接纳而略写。宣公十一年，楚子进入陈国，接纳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是凭借楚君的尊贵、楚军的众多去接纳。昭公十二年春天，齐高偃率领军队在北燕伯到阳地。哀公二年，晋赵鞅率领军队接纳卫世子蒯聩到戚地，是率领军队去接纳。凡是说‘纳’的，都是内部不接受而强行送去的说法。这大概是因为内部没有人帮助，而从外部用势力去接纳罢了。”解说的人说：“纳是不应该接纳的意思。”这话太过分了。以北燕伯来看，记载为“北燕伯”，那么他就是燕国的国君，与进入夷仪的情况相同，怎么会有不应该接纳的呢？诸侯进入他的国家，有记载“入”的，有记载“归”的，有记载“纳”的。“归”是容易的说法，“入”是艰难的说法，“纳”是内部没有人帮助的说法。
有彗星出现在大辰
有人问：“星孛于大辰，也有应验吗？”回答说：“胡氏说：‘大辰，就是心宿。心宿是明堂，是天子的象征。前面的星是太子，后面的星是庶子。彗星加临心宿，象征天子嫡庶将要纷争。’五年后，景王去世，王室混乱，刘子、单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
歴数载而后定。至哀十三年，有星孛于东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当是时，吴人僣乱，凭陵上国，日敝扵兵，暴骨如莽，其戾气所感，固将壅吴而降之罚也。故氛祲所指，在于东方，假手越人，吴国遂灭。天之示人，显矣！史之有占，明矣！”愚案：《左氏》载梓慎、郑禆灶之言，则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而明年其言果验。何休注《公羊》则谓孛彗者埽故置新之象，是后周分为二，天下两主，较之胡氏之言，则又有异。故知説《春秋》而以某事验某应者，皆失之泥也。吕本中曰：“日月星辰之谪见于天，雪霜风雨之不时，以为民害，皆政事之失，当有以取之也。故君观其变以思戒，察其祥以改行，则灾害可息，而无危亡之祸。其漠然不以为意，则祸及之，非不幸也。圣人详书以为世戒，为人君者观《春秋》所书，其可不致惧乎？”斯言当矣。
译经过多年才最终确定。到了鲁哀公十三年，有彗星出现在东方，没有提及所属星宿名称的，是因为它没有靠近特定的星宿。当时，吴国人僭越作乱，欺凌中原大国，每天疲于战争，暴露的尸骨如同草莽，这种乖戾之气所感召的，原本就是要阻塞吴国并降下惩罚。所以天象所示的方向，在于东方，借越人之手，吴国于是灭亡。上天向世人显示的征兆，明显啊！史书中有占验，也清楚啊！”我按：《左传》记载梓慎、郑裨灶的话，就说：“宋、卫、陈、郑将同一天发生火灾。”而第二年他们的预言果然应验。何休注解《公羊传》则认为彗星是扫除旧制、建立新制的象征，这之后周朝分为二，天下有两个君主，与胡氏的说法相比，又有不同。所以知道解说《春秋》而用某件事来验证某种应验的，都失之拘泥。吕本中说：“日月星辰的灾异出现在天上，雪霜风雨不合时宜，成为百姓的祸害，都是政事的失误，应当有所招致。所以君主观察这些变化来思考警戒，考察这些祥瑞来改正行为，那么灾害可以平息，而没有危亡的祸患。如果漠然不放在心上，那么祸患降临，并不是不幸。圣人详细记载作为世人的警戒，作为君主的人观看《春秋》所记载的，难道可以不感到恐惧吗？”这话恰当。
葬许悼公
或问许悼公何以书葬？曰：“石氏曰：《谷梁▯例，弑君而贼不讨者不书葬，其书葬者皆意有所见也。如蔡景公，以为不忍使失民于其子；陈灵公则以为外之讨贼；蔡昭则以为盗，名不见于经；许悼则以为不使止为杀父。此《▯例也，通于经则不可。”黎氏曰：“被弑之君多不书葬者，或彼国方有事变，虽葬，我畏其乱，无使徃防之，岂有贼未讨则不书葬邪？此二《▯妄为之説也。且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何？般未讨，而固亦书葬邪？”予观许悼公弑而书葬者，非他，葢变生于内而不及国，又般止欲没其弑逆之迹，具礼葬其父，我有使徃故书葬焉。欧阳公论“止为弑”，得其防矣。
盗杀卫侯之兄絷
或问：“左氏求名不得之説，信乎？”曰：“为左氏之説者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齐豹为卫司冦，作而不义，其书为盗。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贱而必书，此二物者，所以惩肆而去贪也。夫齐豹书盗，则曰求名而亡；三叛人名，则曰欲葢而彰。一则以书名为欲葢而彰，一则以不书名为求名而亡。如是用法，谁能晓之？余以为此非《春秋》之防也。案《春秋》书盗五：襄十年，盗杀郑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輙；昭二十年秋，盗杀卫侯之兄絷；定八年，盗窃寳玉大弓；哀四年，盗杀蔡侯申；十三年，盗杀陈夏区夫。是也。凡书盗者，微者之名字不着扵经也。陆淳以为《春秋》非上卿不书名，陈傅良云：‘此齐豹也，曷为以贱辞书之？’夺之书寇，则非大夫也。理或然也。”
大搜于昌闲
或问大搜礼乎？曰：胡氏曰：昭公之时，凡三书搜，或以非其时，或以非其地，而大意在权臣専行，公不与焉。三纲军政之本，古者春搜，夏苖，秋狝，冬狩，皆扵农隙以讲事，而所主者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则皆纳民于轨物，而非驰射击刺之末矣。是故观于有莘，少长有礼，知可用也；而文公遂伯。临扵洛阳，袒而发丧，为义帝也；而汉祖遂王。今鲁国其君，则设两观，乗大辂；其臣，则八佾舞扵庭，旅泰山以雍彻；其宰，则据大都，执国命，而军政之本亡矣。何以搜为此？春秋所书，为后戒之意也。
蔡侯东国卒于楚
或问蔡侯朱，谷梁以为蔡侯东何也？曰：前书蔡侯朱出奔楚，而此书蔡侯东国卒于楚。谷梁以朱为东，愚谓谷梁所书疑是又脱一“国”字耳？何者？朱无归、入、卒、葬之文，而东国无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
公孙于齐
或问公孙于齐之义曰：「胡氏曰：昭公以君伐臣，曷为不胜乎？鲁自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政。禄去公室，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公矣。作三军，尽征其一，舍中军，兼有其二。民赋入于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郓，帅师取卞。也不以闻，军政在其手専矣。行父片言而东门氏逐，南蒯一动而公子憖奔。鲁之羣臣亦无敢忠于公室而献谋者，所谓屯难之时也。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虚之理，正身率徳，择任忠贤，待时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谋之，其及也宜矣。」石氏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又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扵大夫，四世矣。自周东迁，天子始失政而诸侯専専，自鲁隠始。自隠至昭，凡十世矣。自东门襄仲杀恶及视，鲁国始失政而大夫専専，自宣公始。由宣至定，凡五世矣。自季文子、武子秉鲁，以至平子，又四世矣。」此宣公之末年，归父欲去三桓，张公室而未能也。自是以来，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史墨所谓「民不知君，何以得国」，而乐祁、子家、驹亦谓「鲁君失民，季氏得众之乆也」。政在季氏已四世矣，鲁君丧政已四公矣，而区区稠父而欲同诸大夫去之，不亦妄乎？此宜其所
译葬许悼公
有人问：许悼公为什么记载了葬礼？回答说：“石氏说：《谷梁传》的条例，弑杀国君而贼人未被讨伐的，不记载葬礼；那些记载葬礼的，都是有所寓意的。比如蔡景公，是因为不忍心让他在位时失去民心这件事由他的儿子承担；陈灵公是因为国外讨伐了贼人；蔡昭公是因为贼人是盗贼，名字没有出现在经文中；许悼公是因为不让止被当作杀父之人。这是《谷梁传》的条例，如果通用于整部《春秋》则行不通。”黎氏说：“被弑杀的国君大多不记载葬礼，有的因为那国家正发生事变，虽然安葬了，但我们畏惧其动乱，没有派人前往吊唁，难道有贼人未讨伐就不记载葬礼的说法吗？这两种《谷梁传》的说法是妄自揣测的。况且蔡世子般弑杀了他的国君，固（蔡侯固）为什么呢？般没有被讨伐，而固也记载了葬礼吗？”我看许悼公被弑杀却记载了葬礼，没有其他原因，大概是因为变乱发生在内部而没有波及国家，而且止只想掩盖他弑逆的痕迹，完备礼仪安葬了他的父亲，我们有使者前往，所以记载了葬礼。欧阳修论断“止是弑君者”，抓住了要害。
盗杀卫侯之兄絷
有人问：“左氏所说的‘求名不得’的说法，可信吗？”回答说：“主张左氏说法的人说：有的求名而不得，有的想掩盖反而名声彰显。齐豹做卫国司寇，作乱而不义，经文把他记载为盗贼。邾国的庶其、莒国的牟夷、邾国的黑肱，带着土地出逃，只是为了谋求食禄，并不求名。地位低贱却必须记载，这两类人，是用来惩戒放肆和去除贪婪的。齐豹被记载为盗贼，说是求名而灭亡；三个叛徒被记载名字，说是想掩盖反而彰显。一个因为记载名字说是想掩盖反而彰显，一个因为不记载名字说是求名而灭亡。如果这样运用法则，谁能明白呢？我认为这不是《春秋》的义例。查考《春秋》记载盗贼有五处：襄公十年，盗贼杀了郑国的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昭公二十年秋天，盗贼杀了卫侯的哥哥絷；定公八年，盗贼偷窃了宝玉和大弓；哀公四年，盗贼杀了蔡侯申；十三年，盗贼杀了陈国的夏区夫。就是这样。凡是记载盗贼的，都是地位低微、名字不显赫于经文的人。陆淳认为《春秋》不是上卿就不记载名字，陈傅良说：‘这是齐豹，为什么用低贱的辞令记载他？’剥夺他记载名字而记为寇贼，说明他不是大夫。道理或许是这样。”
大搜于昌闲
有人问大搜的礼仪吗？回答说：胡氏说：昭公的时候，一共三次记载大搜，有的因为不是时候，有的因为不是地方，而大旨在于权臣专权行事，国君不参与。三纲是军政的根本，古代春天搜、夏天苗、秋天狝、冬天狩，都在农闲时讲习军事，而主要的是明确贵贱，辨别等级，顺应长幼，习练威仪，这都是使百姓纳入法度规范，而不是追逐射击刺击这些末节。所以在有莘观看，长幼有礼，知道可以任用；于是文公称霸。在洛阳临祭，袒露臂膀发丧，是为了义帝；于是汉高祖称王。现在鲁国的国君，却设立两观，乘坐大辂；他的臣子，却在庭院跳八佾舞，在泰山祭祀并用雍歌撤祭；他的家宰，却占据大都，掌握国家命脉，而军政的根本已经丧失了。还用什么大搜呢？《春秋》所记载的，是为了给后人警戒的意思。
蔡侯东国卒于楚
有人问蔡侯朱，谷梁认为蔡侯东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前面记载蔡侯朱出逃到楚国，而这里记载蔡侯东国死在楚国。谷梁认为朱就是东，我认为谷梁所记载的可能是又脱落了一个“国”字吧？为什么呢？朱没有归、入、卒、葬的记载，而东国没有出逃的事情，怀疑只是同一件事。
公孙于齐
有人问公孙于齐的义理说：“胡氏说：昭公以国君的身份讨伐臣子，为什么不能取胜呢？鲁国自从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从此失去了政权。禄位离开了公室，政权在季氏手中。对于这样的国君，已经历了四位了。设立三军，全部征收其中一军的赋税，废除中军，兼并了另外两军。百姓的赋税进入他家，已经有一半了。接受命令救援台地，却趁机进入郓地，率领军队夺取卞地。也不向国君报告，军政完全在他手中专断。行父一句话而东门氏被驱逐，南蒯一动而公子憖出逃。鲁国的群臣也没有敢于忠于公室而献计谋的，这就是所谓的艰难困厄之时。在《易经》屯卦的六五爻说：‘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传说：‘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白消长盈虚的道理，端正自身率行德行，选择任用忠贤，等待时机循序渐进，不忍心一时的愤怒，想要逞遂私欲，而依靠群小谋划，他遭到祸害是适宜的。”石氏说：‘天下有道，那么礼乐征伐由天子发出；天下无道，那么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由诸侯发出，大概十代很少有不失的；由大夫发出，五代很少有不失的。’又说：‘禄位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从周朝东迁，天子开始失去政权而诸侯专权，从鲁隐公开始。从隐公到昭公，一共十代了。从东门襄仲杀恶及视，鲁国开始失去政权而大夫专权，从宣公开始。从宣公到定公，一共五代了。从季文子、武子执掌鲁国，到平子，又四代了。’这是宣公末年，归父想要除去三桓，振兴公室而没有成功。从此以来，鲁君世世代代顺从其失误，季氏世世代代修习其勤勉。史墨所说的‘百姓不知道有国君，怎么能得到国家’，而乐祁、子家、驹也说‘鲁君失去民心，季氏得到民众支持很久了’。政权在季氏手中已经四代了，鲁君丧失政权已经四位国君了，而仅仅依靠稠父想要联合其他大夫除去季氏，不也是妄为吗？这正应验了他所
或问季孙意如防晋荀跞而晋无讨焉，何也？曰：余观意如逐君，昭公在外，始依扵齐，而齐不果纳；再依于晋，而晋不果受；卒之客死于外，未甞不叹世道之薄，而乱臣贼子之无所惧也。夫以臣逐君，意如之罪易见也；昭公奔愬二国，其意亦可矜也。苟有人心者，孰不愤意如之为，而慼昭公？而况齐晋乎？齐，大国也，鄟陵之防，四国同之，伐季氏以纳昭公，何不可之有？而所以不克纳公者，则以梁丘据之受赂也。晋，盟主也，扈之防，六国同之，伐季氏以纳昭公，尤易为力；而所以不克纳者，则以士鞅之取货也。自其为义之心，不胜其贪利之心，而后其为义者始不勇矣。此齐晋纳公之谋，所以姑为之名，而卒之悠缓而卒不克欤？呜呼！世道之薄，有自来矣。鲁桓弑隠者也，以许田赂郑，而防于垂；公子冯弑与夷者也，以郜大鼎赂鲁，而平其乱；宣公弑君自立，则赂齐以济西之田，而安其位；崔杼弑其君光，则赂晋侯以宗器乐器，及其大夫军将皆有赂而退其师。凡若此类，不胜众矣。况夫以齐侯有纳公之志，而又有毋受鲁货之命；盟主为诸侯之防，而宋卫皆有利纳公之心。此岂非其好义之心哉？然自申丰之计一行，而齐君有惑志；季孙之货一至，而小国以难辞。三军在途，诸侯在防，是区区者乃能劫而夺之，衂而止之。此乱臣贼子所以接踵于后世欤？虽然，非徒以其货利之行而已也。观晋侯欲以师纳公，而士鞅使人私扵意如，则其互为唇齿，相为囊槖，乆矣。当是时，晋之六卿犹意如也，晋君亦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诛其臣而纳其君哉？宜晋侯之不得以行其志也。
春秋或问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十九 宋 吕大圭 撰
定公 不书正【元年】
或问定公何以不书正月？曰：定公不书正先儒以为昭不得正其终，定不得正其始，理固如此。然以予观之，正者天子之正朔也。天子颁之诸侯，诸侯受而颁之于其国，故于人君即位之始，皆书王正月，以见其受正于天子也。今定不书正月，似非正终正始之义。葢是年昭公已薨，而定公未立，在礼先君既终，而嗣君继世，不可以一年而二君，故以先君之末年犹系之先君，至明年而后系新君之元年，此书法也。昭以十二月薨，则今年之春不得以系之先君之末年矣。而定公又以六月而后即位，故今年春不得如他君之例，而系以王正月，以比常年书王三月云尔。观圣人所书，六月癸亥，公之丧至自干侯，所谓公者昭公也。戊辰，公即位，所谓公者定公也。则是定公未即位之前，犹是昭公之鲁，定公既即位，然后追书今年春，皆为定公元年耳。此则所谓一年而二君也。至于公即位之例，先儒或以为继弑君不言即位，其或继弑君而言即位，则曰如其意也。此殊不可晓，皆强为之辞耳。观定公六月即位之例，则知诸君之所以书即位者，行即位之礼也。其不书即位者，不行即位之礼尔，尚何疑乎？
防于召陵侵楚
或问召陵之防，卒无成功，何也？曰：余观召陵之防，未甞不叹晋之可以复伯，而失其机也。夫蔡、陈、郑、许、沈、顿、胡，葢服役扵楚者也，而皆与于防，则葢病楚而归晋也。晋自平丘以来，不能合诸侯者二十四年矣。今而上致刘子，下合十七国之君，以为此防。齐桓之师，不如是之盛也。然而齐桓之师，书曰「伐楚，盟于召陵」；晋定之防，书曰「防于召陵，侵楚」。侵浅事也，伐重事也。晋合十七国之君以防于召陵，徒能侵楚而已，是不足与有为也。晋自是无复宗诸侯之望矣。案▯则楚子常以裘马而失二国之君，晋亦以荀寅求货之故，而辞蔡侯。世衰道微，是区区者乃能轩轾列国之诸侯。而致晋、楚之失伯者，皆是物也。呜呼！可胜叹哉！可胜叹哉！故自是以后，前乎此，自齐桓以来，无特相盟者，而盟于咸、于沙，则特相盟矣。无参防者，而安甫之防，则参防矣。前此晋未甞伐与国也，而晋士鞅帅师侵郑、侵卫，又伐卫，则伐与国，无伯主之体矣。及
译有人问：季孙意如防备晋国的荀跞，而晋国却没有讨伐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我观察季孙意如驱逐国君，昭公流亡在外，起初依附齐国，而齐国最终没有接纳他；再次依附晋国，而晋国最终也没有接受他；最终客死他乡，我未曾不感叹世道淡薄，以及乱臣贼子无所畏惧。以臣子驱逐国君，季孙意如的罪过显而易见；昭公流亡到两国申诉，他的心意也值得同情。如果有良知的人，谁不愤恨季孙意如的行为，而怜悯昭公呢？何况是齐国和晋国呢？齐国是大国，鄟陵的会盟，是四国共同参与的，讨伐季氏以迎回昭公，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之所以没能迎回昭公，是因为梁丘据接受了贿赂。晋国是盟主，扈地的会盟，是六国共同参与的，讨伐季氏以迎回昭公，尤其容易出力；之所以没能迎回昭公，是因为士鞅索取了财物。自从他们行义之心，战胜不了贪利之心，那么他们行义的行为就开始不勇敢了。这就是齐国、晋国迎回昭公的谋划，之所以只是姑且做个名义，最终却拖延迟缓而终究没能成功的原因吧？唉！世道淡薄，由来已久了。鲁桓公杀害隐公，用许田贿赂郑国，从而在垂地会盟；公子冯杀害与夷，用郜国的大鼎贿赂鲁国，从而平定了动乱；宣公杀害国君自立，就用济西的土地贿赂齐国，从而安定自己的地位；崔杼杀害国君光，就用宗庙礼器和乐器贿赂晋侯，以及他的大夫、军将都接受了贿赂，从而退兵。像这类事情，数不胜数。况且齐侯有迎回昭公的志向，又有不接受鲁国贿赂的命令；盟主为诸侯主持公道，而宋国、卫国都有利于迎回昭公的心思。这难道不是他们好义之心吗？然而自从申丰的计策一实行，齐君就有了疑惑的念头；季孙的贿赂一到，小国就以困难为借口推辞。三军在途中，诸侯在会盟之地，这点微小的贿赂竟然能够胁迫并夺取他们的意志，挫败并阻止他们的行动。这就是乱臣贼子在后世接踵而至的原因吧？虽然如此，不仅仅是因为贿赂的作用。看晋侯想要用军队迎回昭公，而士鞅派人私下联系季孙意如，那么他们互为唇齿，互相勾结，已经很久了。当时，晋国的六卿就像季孙意如，晋君就像昭公，他们怎么肯同心协力去诛杀自己的臣子而迎回自己的国君呢？晋侯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是理所当然的。
春秋或问卷十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十九 宋 吕大圭 撰
定公 不书正【元年】
有人问：定公为什么不书写“正月”？回答说：定公不书写“正”，先代儒者认为昭公不能以正道结束其统治，定公不能以正道开始其统治，道理确实如此。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天子的正朔。天子颁布给诸侯，诸侯接受后颁布给自己的国家，所以在君主即位之初，都书写“王正月”，以显示他们从天子那里接受正朔。现在定公不书写“正月”，似乎不符合正终正始的意义。大概是因为这一年昭公已经去世，而定公尚未即位，按照礼制，先君既已去世，嗣君继承大统，不可以一年中有两位君主，所以先君的最后一年仍然归属于先君，到了第二年才归属于新君的元年，这是史书的书写法则。昭公在十二月去世，那么今年的春天就不能归属于先君的最后一年了。而定公又在六月之后才即位，所以今年的春天不能像其他君主那样，书写“王正月”，而是像常年那样书写“王三月”罢了。看圣人所记载的，六月癸亥日，国君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所说的“公”是昭公。戊辰日，国君即位，所说的“公”是定公。那么定公即位之前，仍然是昭公的鲁国，定公即位之后，才追记今年的春天，都算作定公元年。这就是所谓的一年中有两位君主。至于国君即位的书写惯例，先代儒者有的认为继承被弑之君不书写“即位”，有的认为继承被弑之君而书写“即位”，则说是顺从他的意愿。这实在难以理解，都是牵强附会的言辞罢了。看定公六月即位的例子，就知道各位君主之所以书写“即位”，是因为举行了即位之礼。不书写“即位”的，是因为没有举行即位之礼，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召陵会盟侵楚
有人问：召陵的会盟，最终没有成功，为什么呢？回答说：我观察召陵的会盟，未曾不感叹晋国本可以恢复霸业，却失去了时机。蔡、陈、郑、许、沈、顿、胡，大概是侍奉楚国的国家，却都参与了会盟，大概是苦于楚国的压迫而归附晋国。晋国自从平丘会盟以来，不能会合诸侯已经二十四年了。现在上至刘子，下至十七国君主，为此会盟。齐桓公的军队，也没有这样盛大。然而齐桓公的军队，史书记载为“伐楚，盟于召陵”；晋定公的会盟，史书记载为“盟于召陵，侵楚”。“侵”是轻微的事，“伐”是重大的事。晋国会合十七国君主在召陵会盟，仅仅能侵犯楚国而已，这是不足以有所作为的。晋国从此不再有尊崇诸侯的期望了。考察一下，楚子常因为裘马而失去了两国的君主，晋国也因为荀寅索取财物的缘故，而辞退了蔡侯。世道衰微，这点微小的东西竟然能够左右列国诸侯的轻重。导致晋、楚失去霸业的，都是这些东西。唉！可叹啊！可叹啊！所以从此以后，在此之前，自从齐桓公以来，没有单独结盟的，而在咸地、沙地结盟，就是单独结盟了。没有三方会盟的，而在安甫地会盟，就是三方会盟了。在此之前晋国未曾讨伐同盟国，而晋国士鞅率领军队侵犯郑国、侵犯卫国，又讨伐卫国，就是讨伐同盟国，没有霸主的体统了。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