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十二　　　　宋　吕大圭　撰

译（齐桓公）也的确期望能成就方伯连率那样的功业。然而大规模会合诸侯，统率各国，同盟之中有主盟者，共同防御中有主防者，这种事在此前是没有的。而齐桓公首创此举，因此当时的诸侯也对此心存疑虑，没有完全前来。北杏的会盟，是齐桓公谋求霸业的开始，而宋、陈、蔡、邾仅派大夫参加，说明他们并未完全顺从齐国。等到柯地会盟之事，齐国能结好鲁国，而后诚信才传遍诸侯；讨伐宋国的战役，单伯实际参与防御，而后威势才行于列国。于是鄄地的会盟，郑、卫两国前来；再次在鄄地会盟，陈侯前来；又在幽地会盟，鲁国也来了。鲁国来了，那么诸侯就都来了。然而史书仍隐去鲁公之名而不记载，这是因为鲁国仍以此为讳。为什么呢？因为让天下听命于一个国家，以前从未有过。鲁国因此心存疑虑，迟迟不来，即使来了仍以此为讳。到了庄公二十七年，再次在幽地会盟，才开始授予齐桓公诸侯的盟主地位，而鲁国也不再以此为讳了。从此以后，在柽地会盟，在贯地结盟，在阳谷会盟，在首止结盟，在〇母、在洮、在葵丘、在咸、在牡丘、在淮地会盟，诸侯没有一次不跟从的。召陵的战役，诸侯的大夫一句话不合，就自身被俘、国家被伐；首止的盟约，郑伯逃归，就围攻新城，讨伐郑国的军队连年不停，直到郑国乞求结盟才罢休。葵丘的盟约，几乎改变了旧有的礼制；淮地的会盟，是齐桓公霸业已经衰微的时候。鲁国还因为灭项的缘故而被制止。这就是说，让天下听命于一个国家，没有比齐桓公更兴盛的了。所以北杏的会盟，诸侯迟迟不来；葵丘的会盟，诸侯奔走而全部跟从。迟迟不来的，是因为诸侯还不敢用侍奉周天子的方式来侍奉齐国；奔走而全部跟从的，是因为诸侯不敢不拿出侍奉王者的态度来侍奉霸主。霸业的兴盛，难道不是王道的衰微吗？那么诸侯之所以跟从齐桓公，其原因是什么呢？回答说：春秋初期，王室的纲纪逐渐松弛，天下没有人知道尊崇周室。齐桓公兴起，倡导尊崇周室的大义。春秋初期，各国纷争，诸侯没有安宁的时候。齐桓公兴起，掌握了安定中原的权柄。春秋初期，荆楚恣意横行，庄公、闵公时期，更加强盛，当时没有人能抵御他们。齐桓公兴起，振作了声罪致讨的功业。郑伯抗拒周王却不体恤周王使者，救援卫国却没有功劳，这是什么道理呢？讨伐宋国的战役，实际上向周王请示，而单伯在首止会盟时担任主防，世子在场，而王室得以安宁。洮地的盟会，周王使者虽然地位卑微，却排在诸侯之上。葵丘的会盟，周公的后代在场，却不参与诸侯的盟誓。这一大义一旦明确，诸侯就没有敢不服从的了。鲁、齐、郑三国在时来会盟，进入许国；齐、陈、郑三国在垂地相遇，以图谋纪国。这是什么景象呢？会盟、会防、会同而诸侯没有私心，会盟、征伐共同进行而各国不再互相攻伐。卫国灭亡后又复存，杞国几乎危亡后又稳固。邢国被狄人攻伐，就为它筑城；邢、郑被楚国攻伐，就为郑国救援。这一权柄一旦掌握，诸侯就没有敢不听从的了。凡伯会盟征伐，戎人在北方强盛，蔡国军队战败；荆人在南方强盛，狄人猖獗，淮夷侵扰侮辱。这是什么时候呢？在召陵陈列功绩，而荆人帖服；在聂北陈兵，而狄人退却；向鲁国献戎捷，而戎人的祸难平息；在淮地陈兵车，而淮夷畏惧。这一功业一旦振作，诸侯有所依靠而感到安宁。所以凡是诸侯之所以奔走而全部跟从齐桓公的，是因为齐桓公有这三方面的功业。所以读隐公、桓公时期的《春秋》，就看见天下没有王，而纷乱的局面没有人能安定；读庄公、闵公、僖公时期的《春秋》，就看见天下有霸主，而扰攘的局面有所依靠。这就是说，霸业的兴起，固然是天下最大的幸运。然而隐公、桓公之间，天下虽然不知道有王，但王的实际地位尚存，为什么呢？因为王的威令虽然不行，但其权柄尚未有所转移。闵公、僖公之间，天下既然知道有霸主，而王的实际地位已经衰微，为什么呢？因为转移了侍奉王者的态度来侍奉霸主。这就是说，霸业的兴盛，又难道不是天下最大的不幸吗？所以曾经说：齐桓公未兴起之时，是一个时期；齐桓公既兴起之后，是一个时期；齐桓公既去世之后，是一个时期。王纲逐渐松弛，没有人提挈；诸侯的礼度没有统属，没有人纠集统率；荆楚恣意横行，没有人抵御。这是齐桓公未兴起之时。五禁明确，而周王臣子不下聘六十年；会盟、会防、会同，而诸侯没有私争三十年；帖服荆人，退却狄人，平息戎人，威慑淮夷。这是齐桓公既兴起之时。周王出居外邑，而官职职守无人过问；卫国灭掉懿亲，而义师没有讨伐；楚国称子而主盟，狄人称人而参盟。这是齐桓公既去世之时。然而齐桓公一身，也有三次变化：讨伐郳国，侵扰宋国，诸侯的礼度尚未统一；蔡国侵郑，戎人的祸患尚未灭绝，于是降鄣、履事不久，措施多有错乱；在谷地相遇、在扈地会盟，道理尚未熟稔，检束防备容易放纵。这是齐桓公谋求霸业的初期。从贯泽以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歃血，兵车无大战。孔子称赞他“一匡天下”，孟子肯定他的霸业兴盛，就在这几年。这是齐桓公确立霸业的时期。九国叛乱而萌生骄矜之心，管仲死后废弃法度，在城〇贬低城邢，救援徐国怠慢于救援许国。这是齐桓公成就霸业之后。验证春秋大势的三次变化，那么齐桓公是有功的；观察齐桓公一身的三次变化，那么他的功业并不长远。详细考察始末，那么齐桓公的事迹就可以知道了。

译宋国、曹国、卫国、邾国攻打齐国。

有人问：“齐桓公刚去世，宋国就攻打齐国，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阅读这一编的经文，从齐桓公去世到安葬齐桓公，应当看作一类事件。防备的是齐桓公在十二月去世，而宋国率领诸侯在正月攻打齐国，大概是因为齐桓公没有嫡长子，太子的位置没有确定。齐桓公有六个儿子，都不是正妻所生的嫡子。如果按长幼顺序，那么公子无亏应当即位。齐桓公舍弃了应当即位的公子，而把太子之位托付给宋国（的公子昭），这不能说是正当的。又被雍巫（易牙）的话蒙蔽，答应立公子无亏，这不能说是明智的。齐桓公死后，竖刁、易牙专权，五位公子争夺君位，国内大乱。竖刁、易牙凭借内宠杀害群臣，立公子无亏，名义上是立长子。宋襄公又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齐国，迎立公子昭，名义上是遵循齐桓公的托付。这两者的名义夹杂在似是而非之间，没有定论，这就是引起国内动乱，而四周邻国的诸侯都图谋动摇齐国，却没有人去体恤它的原因吗？所以宋、曹、卫、邾攻打齐国，是为了迎立公子昭。军队救援齐国，就是救援公子无亏。宋军与齐军交战，是为了迎立公子昭。狄人救援齐国，就是救援公子无亏。一旦太子的位置没有确定，宋国就借此名义攻打丧主，鲁国就借此名义对抗宋国，齐国就借此名义对抗宋军，狄人就借此名义欺凌中原国家。齐桓公死后，直到九月才安葬，这都是齐桓公造成的。将事情并列记载，也可以作为万世的永久警戒了。《春秋》在这一编不记载公子昭是否应当即位，只记载攻打、交战、失败、救援的事情，以显示齐桓公刚死国内动乱如此，其意义深远。那么公子昭与公子无亏的事情，谁更正当呢？回答说：按道义来说公子无亏正当，然而齐桓公、管仲曾经把太子之位托付给宋襄公，这是齐桓公的罪过。胡氏说：“不能控制命运，即使是天王想要安抚郑伯以顺从楚国，《春秋》仍然以大义裁断，而不赞同【见僖五年郑伯逃归不盟之事】。齐桓公君臣竟然想用私爱扰乱长幼尊卑的节度，这可以吗？”

狄人攻打卫国。

有人问：“狄人为什么称‘人’？”回答说：“狄人开始称‘人’。荆人来聘问，就称荆人；徐人夺取舒国，就称徐人；江国、黄国在贯地结盟，就称江人、黄人。都是彰显他们与中原国家交往。”

晋国人及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军。

有人问关于书序的说法：“秦穆公攻打郑国，晋襄公率领军队在殽地打败他们，而经文记载‘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先儒认为晋襄公不称爵位而称‘人’，是用来贬低晋国；秦穆公不称爵位而称国名，是用来疏远秦国。是这样吗？”回答说：“《春秋》有记载灭亡他国而称爵位的，如‘楚子灭萧’就是。如果认为称爵位是褒扬，灭亡别人的国家，有什么善行可以褒扬？有记载救援而称‘人’称‘国’的，如‘齐人救邢’‘吴救陈’就是。如果认为称‘人’称‘国’是贬低，体恤别人的祸患，有什么恶行可以贬低？大概《春秋》根据事实作为褒贬的实质，不是以称‘人’称爵位作为褒贬的条例。晋襄公父亲丧事还在殡宫，却联合戎军攻打姻亲，并且在险要之地拦截别人，晋国的恶行可知。秦穆公在客馆接待别人，却谋害他的主人，利用别人的危难，偷袭他的国家，越过别人的边境，而不哀悼他的丧事，不预料他丢弃军队，秦国的恶行可知。‘经文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那么晋人的罪过就显明了。先记载‘秦人入滑’，接着记载‘败秦师于殽’，那么秦人的罪过就显明了。又记载在晋侯去世之后，那么秦国人趁晋国丧事，晋国人违背殡礼出兵之罪，又显明了。所以子夏说‘晋称‘人’的’，就是先轸，不必认为晋襄公打败秦军应当遵从《左传》，不必认为是疏远秦国。如果说书序的话与《左传》相合，那么偷袭郑国的战役，《左传》本来就认为是孟明而不是秦穆公，书序也可以凭信吗？如果说打败秦军于殽地应当遵从《公羊传》，那么《谷梁传》本来也记载‘秦师’，不只是《左传》这样，况且‘经文说：“秦师”’，不是更显示他丢弃军队吗？大概后来‘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经文说：“晋侯”’，那么‘晋人及姜戎败秦师’，只应当是先轸就可以了。况且‘经文说：“晋人”’，不是更显示他违背殡礼用兵吗？所以说：‘记载“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而秦晋的罪过两方都无法逃脱。不必贬低晋国、疏远秦国，然后才显示他们的恶行。’”

宋公兹父去世。

有人问：“宋襄公是假装仁义的人吗？”回答说：“宋襄公不是能假装仁义的人。宋襄公的志向急于求得诸侯的拥戴，而不估量自己的德行；急于威慑列国，而不估量自己的力量。抓住滕子以期望诸侯畏惧，在曹国南部结盟以要挟诸侯顺从。稍微不如意，就包围曹国以迫使诸侯服从。陈、蔡、楚、郑在齐国结盟，就举行鹿上之盟，以求取齐、楚的支持。于是就在盂地会盟，以聚合诸侯，却不预料楚国人会抓住自己。自从被释放之后，仍然不自我反省，急于发动攻打郑国的战役，以致楚国人前来。急切地进行泓水之战，以洗雪盂地之耻，不知道自己不足以抵挡楚国。我私下认为盂地会盟的颠倒错乱特别严重，大概追逐猎物、攫取黄金的见识，有遮蔽他明眼的地方。泓水之战不自量力，大概困兽犹斗的愤恨，有夺去他智慧的地方。至于他所谓的‘不攻击没有排好阵势的军队’的说法，大概也是轻率之心所引发的。难道认为窃取小小的名声可以欺骗世人吗？人们说宋襄公

译凭借仁义而灭亡，我不敢认为这是确实的。

译周天子出居在郑国。

有人问：“史书‘天王出居’，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起初，叔带受到惠后的宠幸，惠后想立他为君。齐桓公在首止会合诸侯，以安定太子的地位，于是太子得以安稳。惠王去世，齐桓公又率领诸侯谋划王室事务，于是襄王即位。僖公十一年，子带召来戎人攻打京师，襄王因为戎人的祸难，所以讨伐子带。十二年，子带逃奔到齐国。十年后襄王又召他回来。到了这时，襄王又召来狄人军队攻打王子带，子带的罪过是不可推卸的了。然而襄王在即位之前，本来就不是他自己所能必然确定的。襄王即位之后，天下难道不是襄王的天下吗？他对待子带的方式，就失掉了正道。舜对待象，封他在有庳，天子派遣官吏治理他的国家，而象不能在他的国家有所作为，只是让他富贵罢了，只是让他亲爱罢了，这是对待他的用意。看仲孙湫的话说：‘王子的怒气还没有平息，不到十年，王是不会召他回来的。’那么既然不是没有宿怨、没有藏怒之心。等到召他回来后，一定要用正道安置他，然后才可以让他得以通行。隗氏起用狄人军队，那么又是不让他有所作为的意思。安置他的人既失掉了正道。郑伯不尊奉周王，而周王却用狄人攻打郑国，富辰进谏，周王不听；又感激狄人，把他的女儿立为后，富辰进谏又不听。子带用狄人军队攻打周王，周王的卿士将要抵御，周王又不听。于是周王就到了郑国。由此说来，这也是周王自己出居罢了。史书说：‘天王出居于郑’，意思是说不是叔带所能赶出他的，而周王不能以正道对待叔带的过错就显现出来了。

晋侯夷吾去世。

有人问：“《左传》去年九月，晋惠公去世，怀公即位，怀公是太子圉。今年春天，秦伯护送重耳回国，在高梁杀了怀公。而《春秋》在今年冬天才开始记载‘晋侯夷吾卒’，为什么呢？”回答说：“《春秋》所依据的是鲁国史书；《左传》所依据的是其他书籍。它们的年月本来就不相同。如果真的有怀公即位，然后秦伯护送文公回国的事，那么史书不记载，圣人也不能记载它。”

在城濮作战，楚军大败。

有人问《春秋》记载齐桓公的事，北杏的会盟，首先出现齐国的爵位，本来是把霸主的地位给予齐国了。然而自从北杏之后，凡是有征伐，都记载为“人”，不曾记载他的爵位。到了召陵的战役，然后才记载爵位，晋文公才开始出现在经文中。一有征伐，就记载他的爵位，为什么呢？回答说：齐桓公的功业显现在三十多年之后，晋文公的功业显现在一旦之间。齐桓公攻打楚国，虽然说是扰乱华夏，打败蔡国军队，俘虏蔡侯，又一次攻打蔡国，三次攻打郑国。然而蔡、郑只是靠近楚国的国家，还没有到公然与中原各国并驾齐驱争先的地步，所以齐桓公还可以慢慢谋划。晋文公攻打楚国，则是抓住中原盟主，而在会盟者不敢与他争战于〇，而宋国作为先代后裔，不能与他抗衡。鲁国甚至到楚国乞求军队并驻守谷地，逼迫齐国四国合兵包围宋国，而曹、卫也受其节制，这是荆楚极盛的时候。所以晋文公不得不迅速与他作战。召陵的会盟，一旦得到屈完的盟约就退兵，城濮的战役不到楚军大败不止。大概齐桓公所做的，是要使强楚的心屈服；而晋文公的举动，是要挫败强楚的气势。两位霸主所面对的敌人不同，所以他们的用计也不同，建立功业的缓急也是如此。他们对中原有功，则是一样的。然而曾经思考过，由此可以看出齐桓公的正直，而晋文公的诡诈。为什么呢？召陵的军队，规模已经确定，安排已经妥当，那么堂堂的阵势，正正的旗帜，声讨他的罪过而讨伐他，楚国也屈服而不敢较量，这是正直。晋文公想救宋国而侵犯曹国、攻打卫国，这本来是兵计所应当的。等到宋国的包围解除，而又害怕楚国迅速退兵，于是为他抓住曹伯交给宋人。楚国正爱护曹国而恼怒宋国，他肯迅速退兵吗？等到子玉派宛春告诉晋国释放曹、卫，却又私下答应恢复曹、卫而抓住他的使者。楚国恼怒使者被抓住，能不请求作战吗？等到将要作战，却又退避楚军三舍，名义上说是报答恩惠，而实际上是显示怯懦来引诱子玉。子玉刚愎而无礼，恼怒晋国的顽固，喜欢晋国的怯懦，能不进军作战吗？一次出兵之间，而他的诡计如此。孔子用一句话断定他并称之为诡诈，难道不确实吗？那么城濮之战，《春秋》本来给予他的功业，而不取他的方法。齐桓公、晋文公都是霸主的盛举。然而齐桓公图谋楚国的功业，三十年之后才有召陵的军队，会合诸侯的事，也三十多年，屡次会盟，然后才有葵丘的盛况。如果文公则是侵犯曹国、攻打卫国。战胜楚国，包围许国，在践土会盟，在温地会合，两次迎接周天子，抓住曹伯，恢复曹伯，抓住卫侯，恢复卫侯，凡是霸主的事，做得几乎尽全，而都在一年之内，所以齐桓公还有接近正直的意思，如果晋文公则太诡诈了，齐桓公还有接近厚道的心，如果晋文公则太逼迫了。

卫侯郑从楚国返回卫国。

有人问《谷梁传》说：“从楚国，楚国有奉送的意思，可信吗？”回答说：“考察这时，楚国经过城濮之战，胆丧气沮，又杀了他的大夫得臣，这是晋国两次胜利而楚国两次失败，又怎么能奉送卫侯而让他回国呢？大概是因为叔武接受盟约而向晋国请求，以恢复卫侯，无可怀疑了。考察《春秋》记载‘自’的例子如：季孙意如到，自

译晋国方面：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曹伯从京师回到曹国。这大概是同样的体例。因为季孙意如过去在晋国，现在回到鲁国；蔡季过去在陈国，现在回到蔡国；卫侯郑过去在楚国，现在回到卫国；曹伯过去在京师，现在回到曹国，其中的含义非常明白，何必浪费言辞呢？然而史书对于“归”字的记载，有的写明其出发地，有的不写明其出发地。写明出发地的，是为了突出强调；不写明出发地的，是为了简略省略。卫侯从楚国回到卫国，突出强调他来自楚国，是说“归自楚”，那么他背离华夏、依附楚国的罪过就显而易见了。曹伯从京师回到曹国，突出强调他来自京师，是说“归自京师”，那么晋侯拘捕曹伯并将他带回京师的意义就得以体现了。卫侯郑第二次被拘捕后，也是从京师回来，却没有写“归自京师”，这是因为晋文公拘捕卫侯与晋厉公拘捕卫侯的情况有所不同。

译卫国杀了大夫元咺和公子瑕。

有人问：“《左传》记载，元咺回到卫国，立公子瑕为君，那么公子瑕曾经做过国君，为什么《春秋》不记载他做过国君呢？”回答说：“《春秋》记载公子瑕，既不用已经成君的例子来记载，也不用未成君的例子来记载，这说明他不是国君。假如元咺立瑕为君，那么应当记载‘卫国杀了公子瑕和大夫元咺’才合适。现在这里先写元咺后写公子瑕，这就是重在杀元咺而轻在杀公子瑕。卫侯出奔楚国时，盟书上写‘卫子’，这说明武叔曾经在位，所以他回国时记载说‘卫侯郑复归于卫’。卫侯被俘时，记载‘公子瑕’没有不同的说法，这说明公子瑕未曾即位，所以他回国时只记载说‘卫侯郑归于卫’。记载‘复’就是失位，记载‘归’就是未曾失位。由此看来，公子瑕未曾即位，他被杀而记载‘及’，是因为元咺的缘故而牵连到公子瑕罢了。”

周天子派宰周公来聘问。

有人问：“周天子派臣子来聘问的记载，在僖公、文公之前屡次出现，僖公、文公以后则偶尔出现，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周天子派臣子来聘问的有八次：隐公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公四年宰渠伯纠，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庄公二十三年祭叔，僖公三十年宰周公，宣公十年王季子来聘，共八次。桓王聘问鲁国的有五次：从隐公七年到桓公八年家父的聘问就是。在惠王、襄王、定王的时代各一次，从定王以后就没有周天子臣子下聘的了。大概桓王在位时不能自强，屡次派遣周天子臣子下聘各国，这就是周王室衰微的原因。定王以后周王室更加微弱，周天子臣子的聘问不足以成为各国的轻重，所以周天子臣子下聘的记载也不再见于经书，这是周王室极度衰微的表现。起初，派遣凡伯、宰渠伯纠等人，都是以畿内诸侯或大夫的身份到来；到僖公三十年的聘问记载宰周公，就已经很尊贵了；到宣公十年的聘问记载王季子，就更尊贵了。王室一天比一天衰微，诸侯一天比一天骄横，竟然如此！然而从庄公二十三年祭叔来聘之后，四十多年不记载周天子臣子下聘，大概是因为齐桓公称霸，尊重周天子，对待世子与众不同，不与他结盟，宰周公尊重周王室的意思很明显，所以没有周天子臣子下聘的记载。到僖公三十年派遣宰周公来聘问，大概是因为晋文公称霸，两次迎请周天子，与王子结盟，他对抗周王室的迹象显著，所以周天子臣子实行下聘之事于鲁国。这样看来，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优劣就可以知道了。又直到宣公十年才记载王季子的聘问，难道这期间完全没有周天子臣子下聘的事情吗？恐怕像南季、家父之类的人，都不见于经书罢了，一定要像王季子这样尊贵的人才见于经书。观察这些，桓公、文公的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

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又前往晋国。

有人问：“大夫出国境，如果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事情，专断是可以的。”公子结送陈国女子为媵，接着与齐侯、宋公结盟，与其与齐、宋结盟，不如不结盟。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前往晋国，与其前往晋国，不如不前往。有人说记载‘遂’都是讥讽他们专断，这两种说法应当遵从哪一种？回答说：“不是这样。大概《春秋》记载‘遂’都是承接前事的词语。至于事情的得失，则存在于事情本身。比如祭公来，接着在纪国迎接王后，记载‘来’，就不是受命而来；其‘接着在纪国迎接王后’，就是起初以私礼来，最终迎接王后回去。比如公子结送陈国女子为媵，就是起初受命送媵女，最终凭自己的意思与齐、宋结盟。公子遂前往京师，接着前往晋国，都记载‘如’，是因为两件事一起出使，不能一概认为是专断。”

夺取济水西边的田地。

有人问：“查《左传》《公羊传》都认为这是曹国的田地，而经书不把它归属于曹国，为什么呢？”回答说：“前代儒者认为这是鲁国原有的田地，这是对的。”有人说：“这是曹国的田地，但是从晋国得到的，所以不能归属于晋国，也不能归属于曹国，所以只说‘济西田’罢了。”这种说法不对。郜国的大鼎，是微小的物品，圣人必定记载它的来源，说‘从宋国夺取郜国大鼎’，为什么不能说‘从晋国夺取曹国济西田’呢？所以僖公三十一年夺取济西田，不归属于曹国，那么济西田就是鲁国原有的田地；成公二年夺取汶阳田，不归属于齐国，那么汶阳田也是我国原有的田地。汶水、济水都是靠近鲁国的地方，然而汶阳、济西的田地说‘取’，郓、讙、龟、阴的田地说‘归’。说‘取’，不是对方愿意的；不是对方愿意而我夺取它。说‘取’，说‘归’，是对方愿意的；不是我强迫他，而是他自己归还。说‘归’。

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于是杀牲，仍然进行三望之祭。

有人问记载郊祀的意义说：查《春秋》记载郊祀共九次。僖公三十一年【云云】宣公三年春季正月郊祀，牛的嘴受伤，改卜牛，牛死了，于是不再郊祀，仍然进行三望之祭。成公七年正月鼷鼠咬了郊祀牛的角，改卜牛，鼷鼠又咬了它的角，于是杀牛。夏季五月不郊祀，仍然进行三望之祭。十年夏季四月五次占卜郊祀不吉，于是不再郊祀。十七年九月辛丑日用郊祀。襄公七年夏季四月三次占卜郊祀不吉，于是杀牲。十一年夏季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于是不再郊祀。定公十五年春季鼷鼠咬了郊祀牛的角，牛死了，改卜牛。夏季五月辛亥日郊祀。哀公元年春季鼷鼠咬了郊祀牛的角，

译重新占卜郊祭用的牛。夏季四月辛巳日，举行郊祭。历史上举行郊祭的有三次，不举行郊祭的有六次。大概郊祭是天子的祭祀礼仪，不是鲁国所应当使用的。鲁国自从僖公向周平王请求郊祭的礼仪后，鲁国的子孙便沿袭这一僭越礼制的行为，这已经不是一代的事了。孔子对言偃说：“鲁国的郊祭和禘祭不合礼制，周公的教化大概衰微了。”这是讥讽鲁国僭越礼制。然而，从僖公以前史书不记载郊祭，到僖公时才开始记载郊祭，可见僖公虽然请求了郊祭的礼仪，但鲁国还没有把它作为常例。到了僖公之后想要使用它，记载郊祭的有九次，只有成公十七年直接记载为“用郊”，可见僖公虽然想使用郊祭但没有成功，直到成公十七年才直接使用它。僖公虽然请求了郊祭，而鲁国还没有把它作为常例，这是因为人心还有疑虑。占卜而不听从，那么僖公也可以停止了，然而还举行了三次望祭，这是意在采用僖公的请求而不顾其不合礼制。僖公想使用郊祭而没有成功，宣公想使用郊祭而没有成功，成公开始想使用郊祭而没有成功的情况有三次，这说明鲁国的礼制还没有完全丧失。至于直接说“用郊”，就不再提占卜了，这是意在采用僭越的郊祭礼仪而不审察其是否可行。从此以后，襄公虽然不使用郊祭，但定公、哀公都使用了。开始时有所疑虑，中间未能实行，最终都实行了。圣人详细记载这些事，以显示失礼的僭越行为，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有人说：史克的颂辞说：“伟大的后帝，伟大的祖先后稷。”这是说僖公曾经举行郊祭了，而您认为僖公没有举行郊祭，为什么呢？回答说：我根据《春秋》考证，才知道是这样。诗人的言语不过是夸耀后帝和后稷的歆享罢了，不一定真的有这件事。况且自从僖公以来已经有请求郊祭的说法，那么诗人因此夸耀它，本来不足为怪。《春秋》本来就是实录，诗人多夸谈，难道互相矛盾吗？郊祭和禘祭都是鲁国的失礼行为。然而禘祭经常使用，而郊祭很少使用。大概禘祭主要祭祀文王，而郊祭则主要祭祀后稷。以诸侯的身份祭祀天子，这是东周以来的失礼行为。宋国以帝乙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不只是鲁国这样，当时本来不认为这是奇怪的事。至于郊祭天的事，鲁国还是遵守礼制的国家，所以常常迟疑而不敢立即使用。由此看来，那么禘祭经常使用，而郊祭很少使用，也就可知了。那么所谓卜郊是什么呢？王者在冬至日在圆丘祭天，大概有固定的时间。鲁国不敢完全同王者一样，所以占卜，所谓卜郊，是占卜日期。所谓卜牛，是占卜牺牲。牺牲也是牛，有的称为免牲，有的称为免牛。占卜后饲养的叫牛，饲养好将要使用的叫牲。说免牲，就是不举行郊祭。牺牲已经可以使用而免除它，所以不说“不郊”，而只说“免牲”。说免牛，而又说“不郊”的，是牛还没有可以使用而免除它，所以既说“免牛”，而又说“不郊”。左氏说：“惊蛰时举行郊祭”，指的是建寅之月。然而考察经文：宣公三年正月郊祭用的牛口受伤，成公七年正月鼷鼠吃了郊祭用的牛角，于是免牛，这说明鲁国也使用建子之月了。僖公三十一年、成公十年、襄公七年、哀公元年，都记载在四月，这是建卯之月。成公七年、定公十五年，都记载在五月，这是建辰之月。这就是先儒所以有历次占卜三正而后使用的说法。赵子说：“鲁国郊祭不在冬至那天，是为了避开王室，占卜使用夏正，在耕种开始时进行。”或许鲁国常规的郊祭都使用夏正的孟春，大概符合惊蛰时举行郊祭的说法。而使用在建子、建卯、建辰之月，都是不合时宜的。如果成公十七年九月举行郊祭，那就更是严重的不合时宜了。然而圣人所记载的，不只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而是因为事情的变化而记载。不是因为占卜郊祭不听从而记载，就是因为郊祭用的牛受伤或被吃而记载。只有成公十七年直接记载为“用郊”，这还是以前所未见的。“用”字，是不应该使用。在郊祭时说“用郊”，是不应该郊祭而郊祭。在禘祭时说“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是不应该致祭而致祭。至于占卜郊祭不听从而记载，郊祭用的牛受伤或被吃而记载，这是圣人显示鲁国郊祭的不合礼制，而天道果然不僭越。一次占卜再占卜而不听从，还可以说是时日不协调。至于三次占卜四次占卜五次占卜而不听从，那就不是时日不协调了。鼷鼠吃一次牛角，还可以说是官吏不谨慎。至于重新占卜牛，而鼠又吃了牛角，那就不是官吏不谨慎了。记载“免牲”，记载“不郊”了。而说“犹三望”的，圣人的意思，好像是说：“不举行郊祭可以，免除牺牲可以，而还举行三次望祭，为什么呢？”《春秋》记载“犹”字的意思有二：“犹朝于庙”，是庆幸他还朝于庙；“犹三望”，是说可以停止而不停止。那么圣人所记载的防微杜渐之意，也就可见了。刘氏说：“我认为让鲁国举行郊祭的，一定不是成王，大概是平王以下吧？”陈君举说：“诸侯有郊祭和禘祭，是东迁后的僭越礼制。所以说：秦襄公开始列入诸侯，建立西畤祭祀白帝，僭越的端倪就出现了。地位在藩臣，而排列在郊祀中，君子对此感到恐惧。那么平王以前没有这种情况。鲁国的郊祭和禘祭，是僖公请求的。齐桓公想封禅，而晋国想郊祭鲧，都是僭越礼制。那么《春秋》为什么从僖公开始记载？从前庄公观看齐国的社祭，曹刿

译进谏说：“天子祭祀上帝，诸侯在旁边侍奉并接受命令；诸侯祭祀先代君主，卿大夫在旁边辅助并接受命令。”由此可以看出，惠公虽然请求过，但鲁国郊祭仍然没有将其作为常规制度。僖公开始作颂歌，以郊祭为夸耀，于是四次占卜都不吉利，仍然举行三望之祭，所以特别记载此事，因为这种行为不堪讥讽，讥讽的是其中最为过分的行为罢了。

又说：“记载礼制的人认为鲁国的礼制都是成王赐予的，用来慰劳周公。”考察卫国祝鮀的话说：“周公辅佐成王治理天下，与周王室和睦，分给鲁国大路、大旂、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繁弱弓、殷民六族，用来彰显周公的德行，给予土地、陪敦、祝宗、卜史、完备的物品、典籍册命、官职和常备器物。”那么成王命令鲁国也不过如此。

隐公为仲子建庙，向众仲询问羽舞的行列数目。周公阅来鲁国聘问，宴享中有昌歜、黑白醢、形盐，周公认为这是完备的物品，推辞不敢接受。卫国甯武子来鲁国聘问，鲁国设宴招待，吟诵《湛露》和《彤弓》，武子不回答，吟诵说：“诸侯朝见天子以正礼仪。”于是吟诵《湛露》，诸侯对抗天子所愤恨的敌人并献上报功，于是才赐予彤弓。陪臣怎敢冒犯大礼而自取罪责。

假如《明堂位》的话能够适用，郊祭和禘祭兼用四代礼制，服饰器物完备，祝鮀不应该不提及，何况鲁国僭用天子之礼已经很久了？那么羽舞的行列数目为什么直到隐公时才去询问？昌歜、形盐用来享祭天子之上的公侯，为什么还要坚决推辞？《湛露》、《彤弓》，甯武子为什么不回答？并且受到讥讽？

由此可以看出，鲁国僭越礼制不久，上自天子的宰相，下到兄弟之国的卿大夫，只要有见识的人，都感到疑惑怪异并谦逊推辞，而鲁国人没有一句话提到成王的赐予来自我辩解，所以郊祭和禘祭的礼制应当遵从刘恕的说法。司马迁博览群书，断定僭用郊祭之礼始于秦襄公，而刘恕也学识广博，倘若除了史角的事情之外，有记载与《明堂位》相符，那么《外纪》难道唯独遗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