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或问卷十七 宋 吕大圭 撰
陈，非吾事也，无之而后可。”吁，此晋之所以不能争陈欤？观子展之谋曰：“吾与宋为恶，诸侯必至，吾从之盟，楚师至，吾又从之，则晋怒甚矣。晋能骤来，楚将不能，吾乃固与晋。”吁，此楚之所以不能争郑欤？夫惟陈近于楚而民朝夕急也，故其望于晋也缓；夫惟晋能骤来而楚将不能也，故其从于晋也急。自鄬之防，陈侯逃归，而中国之防盟不复有陈；自萧鱼之防，郑伯实与，而楚之威令不能行于郑者二十年，由此故也。夫以悼公再伯之烈，其所可称道者不过萧鱼之防而止。以盟则不能如屈完之来以服其心，以战则不能如城濮之师以詟其气。然以荆楚方强，子囊为政，而凛然有惮晋之心，虽或时帅师徒以示不怯，而卒不敢以陵驾中国者，岂无故哉？观子囊之言曰：“今吾不能与晋争，晋君类能而使之举不失，选官不易，方其卿孙。”于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皁▯不知迁业。君明臣忠，上孙下竞。当是时也，晋不可敌。然则晋悼之所以能服楚者，固有道矣。然甞评悼公之伯，而独扵防吴之事深不满焉。悼公之所以急于防吴者，固将以挠楚也。然吴犹楚也，急于为挠楚之谋，而不知适以啓吴人之衅。楚患虽微，吴忧方大。异时骎骎强盛，以至于黄池之防，俨然为两伯以临诸侯，而春秋终矣。是悼公之为，也不亦可惜也哉！抑悼公之所以为大失者，尤在于大夫之専也。鸡泽之防，诸侯实在，而使大夫盟；甚至邢丘之防，大夫得以防诸侯；而向之防则直以大夫而已。以悼公之贤，而不能抑大夫之専，又从而张之，是将谁咎哉！至于鄫甞预防，而聼苢人之灭鄫；莒鲁同盟，而不恤莒人之雠；鲁进世子光于诸侯之上，而不知班序之乱。要皆未纯乎王道者，无他，急于得陈，则不暇恤大夫之専；盟幸莒已服，则不暇恤鄫鲁之怨；喜齐世子之先至，则虽跻之诸侯之上，不顾也。葢其设心措虑，全在制楚，而其他皆未之及，此所以不能如桓文之盛欤？
译“陈国的事，不是我们该管的，不干预它才行。”唉，这就是晋国之所以不能争夺陈国的原因吗？看子展的计谋说：“我们与宋国结怨，诸侯必定会来，我们跟随他们结盟，楚军到了，我们又跟随他们，那么晋国的愤怒就会非常强烈了。晋国能够频繁出兵，楚国将不能做到，我们于是坚定地依附晋国。”唉，这就是楚国之所以不能争夺郑国的原因吗？正因为陈国靠近楚国而百姓朝夕处于危急之中，所以他们对晋国的期望比较迟缓；正因为晋国能够频繁出兵而楚国将不能做到，所以他们依附晋国比较急切。自从鄬地的盟会，陈侯逃归，中原的盟会中不再有陈国；自从萧鱼的盟会，郑伯实际参与，而楚国的威令在郑国不能施行二十年，都是因为这个缘故。凭借悼公两次称霸的功业，他所值得称道的不过萧鱼的盟会罢了。论结盟，不能像屈完那样来使人心服；论作战，不能像城濮之战那样使人气慑。然而因为荆楚正强盛，子囊执政，却凛然有畏惧晋国之心，虽然有时率领军队以示不胆怯，但最终不敢凌驾于中原诸侯之上，难道没有原因吗？看子囊的话说：“现在我不能与晋国争胜，晋君善于用人而让他做事没有失误，选拔官员不随意更换，正任用卿大夫的后代。”对于善任大夫不失职守，士人致力于教化，百姓努力从事农业，商人、工匠、皂隶不知道改换职业。君主英明臣子忠诚，上级顺从下级竞争。在这个时候，晋国不可匹敌。那么晋悼公之所以能制服楚国，本来是有道理的。然而曾经评论悼公的霸业，而对防备吴国的事深感不满。悼公之所以急于防备吴国，本来是为了牵制楚国。然而吴国也像楚国一样，急于谋划牵制楚国，却不知道正好开启了吴人的祸端。楚国的祸患虽然微小，吴国的忧患正大。后来逐渐强盛，以至于黄池的盟会，俨然作为两个霸主来面对诸侯，而春秋时代就结束了。这是悼公的做法，不也很可惜吗！况且悼公之所以犯下大错，尤其在于大夫专权。鸡泽的盟会，诸侯都在场，却让大夫结盟；甚至邢丘的盟会，大夫得以召集诸侯；而向地的盟会则直接由大夫主持。凭借悼公的贤能，却不能抑制大夫的专权，反而助长它，这能怪谁呢！至于鄫国曾经预防，却听任莒人灭掉鄫国；莒鲁同盟，却不顾莒国的仇怨；鲁国进世子光于诸侯之上，却不知道班序的混乱。总之都是不纯粹符合王道的，没有其他原因，急于得到陈国，就不暇顾及大夫的专权；盟会侥幸莒国已服，就不暇顾及鄫鲁的怨恨；喜欢齐世子先到，就即使把他排在诸侯之上，也不顾了。大概他的用心考虑，全在制服楚国，而其他都来不及顾及，这就是不能像桓公、文公那样兴盛的原因吗？
刘夏逆王后于齐
或问：“刘夏何以名曰任氏？”曰：“天子之公，当书公，如宰周公是也。卿，当书伯，如召伯、毛伯是也。大夫，当书字，如宰渠伯纠是也。惟士，则书名，如宰咺之类是也。刘夏书名，士也。”
大夫盟
或问：“书大夫盟，何也？”曰：“胡氏曰：‘牡丘之防，诸侯既次于匡，则书曰“公孙敖帅师及诸侯之大夫救徐”。鸡泽之防，诸侯既盟，而陈侯使袁侨如防，则书曰“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今湨梁之防，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则宜书“鲁卿及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独书大夫，何也？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防于向，十有四国之大夫也；夏四月防伐秦，十有三国之大夫也；冬防于戚，七国之大夫也。此三防皆国之大事也，而使大夫専之，诸侯皆不与焉。是列国之君不自为政，礼乐征伐己自大夫出矣。况悼公既没，晋平初立，无先公之明也。君若赘旒，而大夫张，亦宜矣。夫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恶积于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于未兆而不预图。荀偃怒大夫盟，而晋靖公废赵籍、韩防、魏斯为诸侯之势见矣。有国者谨于礼而不敢忽，此《春秋》所以待后世之意也。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
或问：“左氏三叛人名之説信乎？”曰：“《春秋》书以地来奔者三：今年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邾黒肱，是也。人臣之奔，必适雠国。栾盈之奔也，必楚；秦鍼之奔也，必晋；而庶其之奔也，必鲁。岂非以南鄙之怨欤？鲁之于邾也，既执其君，取其田，又伐其国，而又纳其叛人。甚矣！学《左氏》者曰：‘求名而亡，欲葢而彰。’齐豹书‘盗’，求名而不得也。三叛人名，欲葢而彰者也。有此二物，足以惩肆而去贪也。为此言者，以为学《左氏》则可以，为学《春秋》则不可。”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或问：“九月食，而十月又食，何也？”曰：“石氏曰：此年九月日食，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食之变起于交也。有虽交而不食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食才三十六也。有频文而日食者，此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内连月而食者再。也诸儒以为厯无此法，或▯写之误。然汉髙之时亦有频食者，二年十月、十一月。天道至逺，不可得而知。后世执推歩之术，案交防之度而求之，亦己难矣。”
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
或问：“宋之盟，非弭兵乎？”曰：“否。宋之盟，是天下之大变也。晋楚之争，诸侯也，乆矣。诸侯之从晋者，楚伐；从楚者，晋伐。天下亦多故矣。虽然，晋之为中国盟主，则自若也。宋之防，名曰弭兵，而以晋楚之从交相见。自是，晋楚夷矣。鲁自僖公以来，虽贰于楚，而未甞一迹其国。自盟宋之后，明年如楚，逾年乃至。春秋备书之，以见中国诸侯之事楚，犹事晋矣。向也不过陈、郑、蔡从楚耳，无他，近楚之国也。今也鲁、卫、宋均扵事楚矣。自是再防于虢，至申之防，而蛮荆之君大合十一国之众，而楚専主诸侯矣。故曰：是天下之大变也。据左氏所载，则宋之盟，楚实先晋；而春秋书晋于楚之上者，所以存中国之体也。或问：“湨梁之盟，书曰‘大夫盟’，言大夫之无诸侯也。宋之盟，书曰‘诸侯之大夫’，不与大夫之无诸侯也。此其説失之凿矣。”案湨梁之盟，中间无他事，先序诸侯于其上矣，故但曰“大夫盟”。宋之盟，中间有卫侯杀▯喜，弟鱄奔晋之事，故再举诸侯之大夫，此书法也。鸡泽之盟，亦中间无他事，而书“诸侯之大夫及袁侨盟”，何也？曰：“鸡泽之盟，诸侯不与盟。若但曰‘叔孙豹及大夫及袁侨盟’，则不辞矣。故书曰‘诸侯之大夫’，此自书法云尔，何必过为之説哉。”
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或问：“左氏再失闰之説，信乎？”曰：“刘氏权衡曰：‘左氏云：“于是辰在申，司厯过也，再失闰矣。”明年春无冰。杜氏曰：“顿置两闰，以应大正，故正月建子，得以无
译刘夏在齐国迎接王后。
有人问：“刘夏为什么直呼其名，称为任氏？”回答说：“天子的三公，应当称公，如宰周公就是如此。卿，应当称伯，如召伯、毛伯就是如此。大夫，应当称字，如宰渠伯纠就是如此。只有士，才称名，如宰咺之类就是如此。刘夏称名，说明他是士。”
大夫结盟。
有人问：“记载大夫结盟，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胡氏说：‘牡丘之盟，诸侯既然驻扎在匡地，就记载为“公孙敖率领军队及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鸡泽之盟，诸侯既然已经结盟，而陈侯派袁侨到盟会，就记载为“叔孙豹及诸侯的大夫及陈国的袁侨结盟”。如今湨梁之盟，诸侯都在那里，如果打算让大夫结盟，那么应当记载为“鲁国卿大夫及诸侯的大夫结盟”才合适，却只记载大夫，为什么呢？因为诸侯丧失政令，大夫都不再像臣子那样了。’上一年春季正月在向地结盟，有十四国的大夫；夏季四月在防地讨伐秦国，有十三国的大夫；冬季在戚地结盟，有七国的大夫。这三次盟会都是国家的大事，却让大夫专断，诸侯都不参与。这是各国君主不亲自处理政事，礼乐征伐已经由大夫发出了。况且晋悼公已经去世，晋平公刚刚即位，没有先君的英明。国君如同帽带上的装饰，而大夫势力张扬，也是理所当然的。这难道是一朝一夕造成的吗？善恶积累于极其细微之处而不可掩盖，常情在祸患未显露时忽视而不预先谋划。荀偃对大夫结盟感到愤怒，而晋靖公废黜赵籍、韩虔、魏斯，让他们成为诸侯的形势就显现出来了。拥有国家的人要谨慎于礼制而不敢忽视，这就是《春秋》对待后世的意思。”
邾国的庶其带着漆地和闾丘地来投奔鲁国。
有人问：“《左传》关于三个叛徒称名的说法可信吗？”回答说：“《春秋》记载带着土地来投奔的有三例：今年的庶其，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三十一年邾国的黑肱，就是这些。臣子叛逃，必定投奔敌国。栾盈叛逃，必定去楚国；秦鍼叛逃，必定去晋国；而庶其叛逃，必定去鲁国。难道不是因为鲁国对南鄙的怨恨吗？鲁国对于邾国，既逮捕了它的国君，夺取了它的田地，又攻打它的国家，还接纳它的叛臣。太过分了！学习《左传》的人说：‘追求名声而灭亡，想要掩盖反而更加彰显。’齐豹被记载为‘盗’，是追求名声而不得。三个叛徒称名，是想要掩盖反而更加彰显。有这两类人，足以惩戒放肆和去除贪婪。说这话的人，认为学习《左传》可以这样说，但学习《春秋》则不可以。”九月庚戌初一，发生日食。十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
有人问：“九月发生日食，十月又发生日食，为什么呢？”回答说：“石氏说：这一年九月日食，十月日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食。日食的变异起于日月交点。有虽然交点相遇却不发生日食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日食才三十六次。有连续几个月发生日食的，这一年及二十四年，三年之内连续几个月发生日食两次。各位儒者认为历法没有这种规律，或者是抄写错误。然而汉高祖时也有连续日食的，二年十月、十一月。天道极其深远，无法得知。后世执着于推算的方法，依据交点的度数来探求，也已经很难了。”
叔孙豹及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
有人问：“宋国的盟会，不是弭兵之盟吗？”回答说：“不是。宋国的盟会，是天下的重大变故。晋楚之争，针对诸侯，已经很久了。诸侯跟随晋国的，楚国就攻打；跟随楚国的，晋国就攻打。天下也多事端了。虽然如此，晋国作为中原的盟主，依然如故。宋国的盟会，名义上叫弭兵，却让晋楚的追随者互相见面。从此，晋楚地位平等。鲁国自僖公以来，虽然对楚国有二心，但从未侵犯过它的国家。自从宋国结盟之后，第二年去楚国，过了一年才到。《春秋》详细记载，以显示中原诸侯侍奉楚国，如同侍奉晋国一样。以前不过是陈、郑、蔡跟随楚国罢了，没有其他原因，只是靠近楚国的国家。现在鲁、卫、宋都同等地侍奉楚国了。从此再次在虢地结盟，到申地的盟会，蛮荆的君主大规模集合十一国的军队，而楚国专断诸侯的事务。所以说：这是天下的重大变故。根据《左传》所载，宋国的盟会，楚国实际上在晋国之上；而《春秋》将晋国写在楚国之上，是为了保存中原的体面。有人问：‘湨梁之盟，记载为“大夫盟”，是说大夫没有诸侯。宋国的盟会，记载为“诸侯的大夫”，是不认可大夫没有诸侯。这种说法过于牵强附会。’考察湨梁之盟，中间没有其他事情，前面已经列举了诸侯，所以只说“大夫盟”。宋国的盟会，中间有卫侯杀死州吁，弟弟鱄逃奔晋国的事，所以再次列举诸侯的大夫，这是书法。鸡泽之盟，也是中间没有其他事情，而记载“诸侯的大夫及袁侨结盟”，为什么呢？回答说：“鸡泽之盟，诸侯不参与结盟。如果只说‘叔孙豹及大夫及袁侨结盟’，则语句不通顺。所以记载为“诸侯的大夫”，这只是书法而已，何必过度解释呢。”
十二月乙亥初一，发生日食。
有人问：“《左传》关于两次失闰的说法，可信吗？”回答说：“刘氏《权衡》说：‘《左传》说：“这时辰在申位，掌管历法的人有过失，两次失闰了。”第二年春天没有冰。杜氏说：“连续设置两个闰月，以顺应大正，所以正月建子，得以没有
冰为灾。”皆不然也。厯家之术，求闰余易，求交朔难。今司厯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闰乎？此非人情也。闰有常准，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所言再失闰者，则司厯废闰殆七十月，弥五年矣，亦非人情也。顿置两闰，诡聼骇俗，亦非人情也。且必若所云，其乱天时多矣，《春秋》何以不讥乎？故曰未然。”
译冰灾。”这些说法都不对。历法家的技术，推算闰余容易，推算交朔困难。现在掌管历法的人能够校正交朔，反而不能设置闰月吗？这不符合常理。闰月有固定的标准，大约每三十二个月必定会遇到一次。像〇所说的再次漏置闰月，那么掌管历法的人废弃闰月将近七十个朔望月，长达五年了，这也不符合常理。一下子设置两个闰月，怪异听闻，惊骇世俗，这也不符合常理。况且如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扰乱天时的情况就太多了，《春秋》为什么不讥讽呢？所以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或问杜预谓十二月无乙未，信乎？曰：“吕本中曰：甲寅乙未相距四十二日，明闰月之验。然不书闰月者，承前月而受其余日，故书闰月之日系前月之下，史防常体，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发▯。此范▯之説也。然杜预以十二月无乙未日误矣。葢预専据左氏説经，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以为辰在申，司歴过也，再失闰矣。二十八年春无冰，杜预以为前年再失闰，顿置两闰，故此年正月得以无冰为灾而书。而孔颖达正义又以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闰月之日系于前月之下，史防常体之法也。”
天王杀其弟佞夫
或问：“天王亦不得専杀乎？”曰：“吕本中曰：‘言杀其弟，无亲亲之恩也。’孙明复曰：‘春秋之义，天子得専杀，故二百四十二年无天子杀大夫之文。此年杀其弟佞夫，以为天王不能容一母弟，不可不见也。’某窃以为明复此言未为知春秋者也。夫所谓诸侯无専杀大夫者，必禀命于天子也。天子无所禀命，有罪则与众杀之，非谓杀生自恣，悉由己出而谓之専杀也。春秋偶无天王杀大夫之事耳，或史官脱略，孔子无从取书也。如使实杀无罪，见之简册，圣人岂肯不书，以为世戒之理，而以为天子可以専杀大夫而遂不书也？使后世暴君有作，杀生自恣，无所忌惮，由明复此言也。予故以为明复此言未为知春秋。”
葬蔡景公
或问：“君弑而贼不讨，则不书葬。蔡景公书葬，何也？”曰：“吕本中已言之矣。”吕曰：“许止、蔡般，皆以子弑父、臣弑君，罪恶之极也。而二君皆书葬，则是‘君弑而贼不讨，不书葬’者，本无是説也。而为之説者，又必曲为之义，以信其説，使圣人之意不明，亦圣门之罪人也。”
春秋或问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十八 宋 吕大圭 撰
昭公莒去疾自齐入于莒，莒展舆出奔吴【元年】或问：“经书‘小白’系齐，则纠不书；‘子忽’系之郑，则突不称国。明无二君也。而莒之去疾、展舆皆系之莒，或谓贵贱钧，而后得以争，信乎？”曰：“此説非也。假使其贵贱钧，亦当有当立者，不可以贵贱钧为辞。意者，去疾系莒，则是去疾长而展舆少也。去疾当立，明矣。然自密州既弑之后，去疾即奔齐，而莒人固已立展舆矣。则其系展舆以莒也，亦宜入于莒，难辞也。展舆虽已立为君，而未逾年，则犹未成乎君，故不称君，而但曰‘莒展舆’耳。然则圣人所书莒事，葢两下争国之辞也。”
楚子麇卒
或问楚子麇卒，非弑乎？曰：吕本中曰：“经书楚子麇卒，而左氏以为公子围弑之。至诛庆封，则左氏、谷梁又载庆封称‘围弑君’之语。后世縁楚王汰侈，遂以为实，甚矣三▯之为经害也。”赵盾弑其君，曰“非盾也”；穿也许止弑其君，曰“不甞药也”；郑伯髠顽如防，未见诸侯而卒，而曰“子驷弑之也”。凡若此类，皆诬伪失实，重为经害，使圣人之防不明，害之大者也。陆淳以为谷梁所称季孙行父秃，晋郤克眇，卫孙良夫跛，曹公子首偻，同时而聘于齐，齐侯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偻者御偻者，以此语为街谈巷议之説。又以垂陇之防，郑公子赋诗，左氏委曲诬辞为多，此类是也。淳之论葢有未尽，大抵公谷之论多街谈巷议之説，而左氏之説多委曲诬辞也。其可信葢鲜矣，学者欲由是而求圣人之意，则惑之甚也。
公如晋至河乃复
或问：“公如晋，乃复何也？”曰：“经书‘公如晋至河乃复’者六，此年及十二年，公如晋至河乃复；十三年，公如晋至河乃复；二十一年，公如晋至河乃复；二十三年，公如晋至河有疾乃复；定三年，公如晋至河乃复。惟二十三年书‘有疾’，则其余‘乃复’者，皆晋人辞之也。春秋之世，以小国事大国，无嵗不聘，无役不从，靡敢宁居。如此，然经书‘如晋而复’者六，而昭公居其五，则亦足以见昭公之举动不以礼，而自取困辱，可知
译十二月，甲寅日，周天子驾崩。乙未日，楚昭王去世。
有人问：杜预说十二月没有乙未日，可信吗？回答说：“吕本中说：甲寅日和乙未日相隔四十二天，这显然是闰月的证据。之所以不记载闰月，是因为闰月承接前一个月的剩余天数，所以记载闰月的日期时附在前一个月之下，这是史官的常规体例，又有固定规则，所以不必每个月都特别注明。这是范宁的说法。然而杜预认为十二月没有乙未日，这是错误的。大概杜预专门依据《左传》来解说经义，（《左传》记载）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日初一，发生日食，《左传》认为日辰在申位，是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误，导致再次漏置闰月。二十八年春天没有结冰，杜预认为前年两次漏置闰月，于是连续设置两个闰月，所以这一年正月得以因无冰作为灾异而记载。而孔颖达的《正义》又认为甲寅日和乙未日不可能同在一个月份，这都是不知道闰月的日期附在前一个月之下，是史官常规体例的缘故。”
周天子杀了他的弟弟佞夫。
有人问：“周天子也不能擅自杀人吗？”回答说：“吕本中说：‘说杀他的弟弟，是没有亲爱兄弟的恩情。’孙明复说：‘《春秋》的大义，天子可以擅自杀人，所以二百四十二年间没有天子杀大夫的记载。这一年杀他的弟弟佞夫，是因为认为周天子不能容忍一个同母的弟弟，不可不记载。’我私下认为明复这话不算懂得《春秋》。所谓诸侯不能擅自杀大夫，是因为必须禀承天子的命令。天子没有需要禀承的对象，如果有罪就与众人一起处死他，并不是说杀生随意，完全由自己决定而称之为擅自杀人。《春秋》恰好没有周天子杀大夫的事情罢了，或者是史官遗漏简略，孔子无从选取记载。如果确实杀了无罪的人，记载在简册上，圣人难道肯不记载，作为世人的警戒，而认为天子可以擅自杀大夫就不记载吗？假使后世暴君兴起，杀生随意，无所忌惮，就是由于明复这话造成的。所以我认为明复这话不算懂得《春秋》。”
安葬蔡景公。
有人问：“国君被杀而凶手不讨伐，就不记载安葬。蔡景公记载了安葬，为什么呢？”回答说：“吕本中已经说过了。”吕本中说：“许止、蔡般，都是以子杀父、臣杀君，是罪恶的极致。而这两位国君都记载了安葬，那么‘国君被杀而凶手不讨伐，不记载安葬’的说法，本来就没有这种说法。而为这种说法辩解的人，又必定曲折地解释以取信于自己的说法，使圣人的意图不明朗，也是圣人门下的罪人。”
《春秋或问》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或问》卷十八 宋 吕大圭 撰
昭公年间，莒国去疾从齐国进入莒国，莒国展舆出逃到吴国【元年】有人问：“经文中‘小白’系属齐国，那么纠就不记载；‘子忽’系属郑国，那么突就不称国名。明显是没有两个国君。而莒国的去疾、展舆都系属莒国，有人说贵贱相等，然后才能争夺，可信吗？”回答说：“这种说法不对。假使他们的贵贱相等，也应当有应当即位的人，不可以用贵贱相等作为借口。推测，去疾系属莒国，那么就是去疾年长而展舆年幼。去疾应当即位，很明显。然而自从密州被杀之后，去疾就逃奔齐国，而莒国人已经拥立展舆了。那么将展舆系属莒国，也是进入莒国难以推辞的缘故。展舆虽然已经即位为国君，但未满一年，那么还未能成为正式的国君，所以不称君，只说‘莒展舆’罢了。那么圣人所记载的莒国事情，大概是用两国争夺国家的言辞。”
楚灵王麇去世。
有人问楚灵王麇去世，不是被杀吗？回答说：吕本中说：“经文记载楚灵王麇去世，而《左传》认为是公子围杀了他。到了诛杀庆封时，那么《左传》、《谷梁传》又记载庆封说‘围杀了国君’的话。后世因为楚王奢侈，就认为是事实，三部传书对经文的危害太大了。”赵盾杀了他的国君，说“不是赵盾杀的”；穿和许止杀了他的国君，说“没有尝药”；郑伯髡顽到防地，没见到诸侯就去世了，却说“是子驷杀了他”。凡是这类情况，都是歪曲虚伪失实，严重危害经文，使圣人的意图不明朗，危害很大。陆淳认为《谷梁传》所说的季孙行父秃头，晋国郤克独眼，卫国孙良夫跛脚，曹国公子首驼背，同时出使齐国，齐侯让秃头的人驾驭秃头的人，独眼的人驾驭独眼的人，跛脚的人驾驭跛脚的人，驼背的人驾驭驼背的人，把这种话当作街谈巷议的说法。又把垂陇的盟会，郑国公子赋诗，《左传》曲折诬蔑的言辞很多，这类情况也是如此。陆淳的议论大概有未尽之处，大体上《公羊传》《谷梁传》的议论多属街谈巷议的说法，而《左传》的说法多属曲折诬蔑的言辞。它们可信的大概很少，学者想由此探求圣人的意图，那就迷惑得太厉害了。
鲁昭公前往晋国，到了黄河边就返回了。
有人问：“鲁昭公前往晋国，就返回了，为什么呢？”回答说：“经文记载‘鲁昭公前往晋国，到了黄河边就返回’共有六次，这一年和十二年，鲁昭公前往晋国，到了黄河边就返回；十三年，鲁昭公前往晋国，到了黄河边就返回；二十一年，鲁昭公前往晋国，到了黄河边就返回；二十三年，鲁昭公前往晋国，到了黄河边因为有病就返回；定公三年，鲁昭公前往晋国，到了黄河边就返回。只有二十三年记载‘有病’，那么其余‘就返回’的，都是晋国人推辞不见的缘故。春秋时代，小国侍奉大国，没有一年不聘问，没有一次征役不跟随，不敢安居。像这样，然而经文记载‘前往晋国就返回’的有六次，而昭公占了五次，那么也足以看出昭公的举动不合礼制，从而自取困辱，可以知道了。”